《清末四公子》 第1章 《清末四公子》 作者：高阳 声明:本书由奇书网()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 第一章名宦丁日昌清末，广东有非以科第起家的两名宦，一为张荫桓；一为丁日昌。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出身廪生。秀才的正式名称叫“生员”。生员有诸般名目，故称“诸生”。分为四等，廪生、增生、附生，及初“入学”，亦即新秀才之称为附学生员。廪生定额甚严，因为可自公家领取津贴，而这份津贴是要本事挣来的。秀才有岁试，分为六等，起码要考列三等，才能保持食廪的资格。此外廪生还有好些特权，譬如童生考中秀才，报到时须廪生作保，证明他并非冒名。这一来自须致送谢礼。至于地方有事须求助于读书人，亦往往委由廪生策动，因为廪生的资格较深，无形中成了秀才之中的首脑。 洪杨乱起，潮州府办团练，丁日昌就是负责人之一，以军功得授江西万安知县，参曾国藩幕。丁日昌年轻时在上海住过，见过洋人及西洋来的“奇技淫巧”，在那个时候，就算很难得的人才了。因此当李鸿章奉命援沪时，特地檄调丁日昌主管军火，以上海道创办江南制造局，为李鸿章“用沪平吴”极重要的助手。 由于李鸿章的提携，丁日昌由上海道升调两淮盐运使，转江苏藩司，旋升巡抚。抚辑流亡，诸废皆举，颇有政绩。但江苏人，特别是苏州一府的京官，对李鸿章及其一系，怀有极深的成见，所以李鸿章动则发牢骚：“吴儿无良”。丁日昌在吴虽有惠政，仍不免遭受嫉视。如叶昌炽著《藏书纪事诗》，于两宋以来藏书家，稍稍知名者，无不搜罗，而独缺丁日昌，其为有意摒斥，不言可知。 丁日昌的藏书是很有名的，藏书楼名持静斋。贵州独山莫子，曾为辑《持静斋书目》四卷。不过，丁日昌的收藏，不免巧取豪夺。他之开始藏书，始于上海道任内。当时上海最有名的藏书家，为以营运沙船起家的郁氏。同治上海县志：“郁松年字万枝，号泰丰，恩贡生；好读书，购藏数十万卷，手自校对，以元明旧本，世不多见，刊《宜稼堂丛书》。接记载，郁氏藏书间接得自‘百宋一廛’。百宋一廛者，黄丕烈的藏书楼名。黄丕烈苏州人，字绍武，别号荛圃，乾隆戊申举人，不知缘何致富，故好宋本书成癖而终能成为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所谓‘百宋一廛’，意谓一廛之中藏宋版书百种。又有一室名，谓之‘陶陶居’，以藏有北宋南宋两部陶诗而得名。” 但黄丕烈的藏书，身前即已流出，由长洲汪家所购藏。潘祖荫《藏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吾郡嘉庆时黄荛圃、周香严、袁寿阶、顾抱冲，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荫之姑母归观察之子珠林比部德英，荫少时至汪氏山塘所居，其堂宇轩敞，树石萧森，堂中悬楹联：“种树似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阮文达隶书，阮与汪故有连，三十年如在目前也。咸丰庚申以前，其书已散失，经史佳本，往往为杨致堂丈所得。兵燹以后，遂一本不存，今从其家得宋元书目钞本，富矣精矣，真不减东涧、沧苇，盖皆荛圃、涧诸老为之评定，故绝无伪刻。 汪家的藏书楼名“藏芸书舍”。汪闱原名士钟，其父名文琛，开一家益美布号而致巨富。文琛风雅好藏书，自号“民部尚书”。其子士钟由富而贵，故得与潘祖荫姑母家联姻。据叶昌炽说：汪氏之书散出，“长编巨册皆归菰里瞿氏，归杨氏者畸零”。瞿氏为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杨氏”即潘祖荫文中所说的“杨致堂丈”。致堂名以增，山东聊城人，大挑出身，道光二十八年继潘祖荫的祖父锡恩为南河总督，以其世谊，故潘祖荫称之为丈。 南河岁修费四百万银子，所以南河总督为有名的肥缺。杨以增复于咸丰三年兼署漕督，以迄六年下世。前后在任九年，宦囊极丰，乃于聊城筑海源阁藏书。洪杨以后，各地藏书家大都遭劫，惟杨氏得免。瞿氏亦赖子孙善于守藏，巍然与海源阁并称为“南瞿北杨”。 洪杨以后，故家零落，雄于资者以贱值得收精椠，所以崛起好些后来居上的大藏书家，其尤著者，为湖州陆心源。其人极伧俗，李莼客记云：有湖州举人陆心源。入赀为广东督粮道，贪秽者闻，被劾开缺。闽都李鹤年奏调福建，委署粮道，遂尊闽事。招摇纳贿，屡与巡抚王凯泰竞，去年凯泰乞病，亦以此也。及潘入觐，颇为当路者言之，心源复被劾开缺。鹤年怒，逐亦因事劾，有诏查办。告病还苏，而心源亦归湖州矣。心源好为诗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书画以为声誉，其乡人言其险薄鄙诈，劣迹甚众，一郡皆不齿之。然四库所著录及存目者，闻仅少三种云。 翁同日记中，对陆心源，亦有精到的批评：“陆存齐观察送字画皆未受；著书甚伙，貌则其俗。”又：“陆潜园书来，历叙宦迹，官兴甚浓。”大致此人是贪官兼市侩，但本事是有的，鉴赏的眼力甚高，除版本外，收藏的字画甚多，著有《穰梨馆过眼录》。据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江兆申兄说，此书虽述而不作，但所收录，殊少赝鼎，所以参考价值极高。现由学海出版社精印发行，附带介绍。 陆心源自道心仪顾炎武，所以文集名为《仪顾堂文集》，又有《仪顾堂题跋》等，共计著书九百四十余卷，总名《潜园总集》。只是若非门客所撰，即有蓝本可供剽窃，真是盗名欺世之士。 陆心源购书，有如趁火打劫。日人岛田翰著《宋楼藏书源流考》云：捆载书于郁氏，当时所购去，今案其目，总四万八千余册，三千二百元。况丧乱之余，世家巨室之藏，星散云飞，等于废纸，而心源举群有廉获之：若元本玉海值五十元，汴刻唐书值三十二元，天水蒙古且然，余可知矣。 当陆心源购郁氏藏书时，丁日昌正为江苏的显宦，论势自不相敌，所以购郁氏之书，虽已大捡便宜，犹觉不能称心如意，因而撰文丑诋丁日昌，其言如此：禹生介绍应敏斋廉访至郁氏阅书，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余种，令材官骑士担负而趋。时泰峰已故，诸孙尚幼，率其孀妇追及于门，禹生不能夺取，其卷帙少者自置舆中，其卷帙多者，仅携首帙而去。后经应敏斋调停，以宋刊世彩堂韩文、程大昌禹贡论、九朝编年、毛诗要义、仪礼要义、金刊地理新书等十种为赠，余仍返璧。 应敏斋名宝时，官至江苏臬司，有能吏之名，人品则至少要比陆心源高明。丁、陆因购书成隙这一重公案，岛田翰有公平的论断：心源时在闽，其自闽归，毛诗要义等精椠既为禹生所得，故大之。予闻禹生开府江苏，精明慈惠，御吏严而爱民如子，吴民至今德之；盖强夺则或有之，未如是之大甚也！而心源狺狺曲成之，岂知其源流将因宋元本数种而起，既伤友好，又欺后世，适成其为市道之薄，何有于讲学也！ 第一章案中有案（1） 丁日昌官至福建巡抚，光绪初年即乞体归隐。光绪八年三月，以因受李鸿章委托，办理捐赈，为人侵冒，愤而致死。翁同与他有金兰之契，以兄事之，丁死后，翁作联相挽，联云，“政绩张乖崖，学术陈龙川”之语，足定其平生。 乖崖为宋朝张咏的别号，《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出知益州，时李顺乱，王继恩、上官正总兵攻讨，缓师不进，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帐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汝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继恩帐下卒缒城夜遁，吏执以告咏，不欲与继恩失欢；即命絷投眢井，人无知者；时寇略之余，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朝廷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 丁日昌在江苏的政绩，与此相仿，“化贼为民”其事至难，但来至易，惟在曲体人情，务期温恤。至于奇*书*电&子^书处骄兵悍将，而欲其能激发天良，克敌致果，此则必须有高明的手腕，丁日昌之最可佩者在此。 陈龙川为陈亮，入《宋史儒林传》，类书撮叙其生平云：宋永康人，字同甫，工文词，才气超迈，喜谈兵，周蔡以为上客，得交一时豪杰。隆兴初，上中兴王论不报。尝以豪侠屡遭大狱，几濒危殆，乃益力学著书。其学自孟子后，独推王通，自立其文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淳熙中，更名同，请阙上书，极言时事。孝宗将官之，亟渡以归。感帝知遇，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欲激孝宗恢复，仍不报。光宗策进士，问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光宗大悦，擢为第一，授签书健康府判官，未赴卒。著有《三国纪年》、《欧阳文粹》、《龙州文集》、《龙川词》。 按：王通即文中子，为学以经世实用为主。清朝学术，在乾隆以前，以文网甚密，故识时论政之著作，相率视为禁忌。龚定庵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虽不免牢骚，多少也是实情。 及至嘉道以后，谈实用之学者逐渐兴起。士大夫之有识者，不复以为四海之内，即是“天下”，九洲万国，茫无涯际，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始，一方面希望吸收新知；一方面正视现实，经世之文，粲然可观。 由道光中叶起，谈漕运，谈盐法，谈水利，类皆能针对时弊，稽古通今，风气为之一变。 第2章 洪杨之变，竟能戡平大乱，一时中兴名臣曾、胡、左、李，讲学问，讲文采，皆为一时之冠，但不论用兵施政，绝无丝毫书呆子的味道，这亦正就是嘉道以来，讲究经世致用之学的效验。 丁日昌的遗文，只不过“抚吴公牍”一部。所谓“学术陈龙川”，自不免溢美。但在公牍中讲学问，亦自有其从平淡中见深刻的一面，如严禁“琐语淫词”的札文：淫词小说，最易坏人心术，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版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共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害，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 这些见解，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自不免迂腐之讥。但在当时，确有一部分是真知灼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此则太史公所谓“侠以武犯禁”，至今犹然。但所禁之书，诚如《谭瀛室笔记》所论：其中颇有并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阅淫艳小说，奈未知其名，亦无从遍觅，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举矣！ 所评可谓中肯。所刊禁书名目确有颇不合理者，如《红楼梦》不在其列，而续书如《红楼重梦》等七种，一律查禁，自难餍服人心。甚至袁子才的笔记《子不语》亦在禁书之中。此书中固有冶艳的笔墨，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何尝不然？ 丁日昌的查禁“淫书”是出了名的，可能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恶痛绝。丁日昌有五子，长名惠衡，是捐班的知府，曾为丁日昌带来很大的麻烦。《清史列传》卷五十五本传：（同治八年）九月出省查勘水灾，有族人都司丁炳，同日昌家丁冶游，与水勇徐有得忿争，游击薛荫榜巡夜，棍毙有得，日昌奏请褫治薛荫榜，丁炳因自请议处。上以日昌虽事前公出，究属疏于防范，下部议处，案交总督马新贻提讯。 不久，马新贻又接到第二道上谕，显示案中有案：兹据该抚奏称：续查案内有伊侄监生丁继祖同住，开闹先回，并风闻伊子分发知府丁惠衡，一并在内，经署臬司杜文澜督审，均称伊子并未在场，请将丁惠衡、丁继祖分别斥革，彻底根究，并自请革职治罪各等语。此案营弁人等，滋事酿命，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既经同往，着即斥革，交马新贻归案审讯，伊子丁惠衡，是否同往？着于到案时一并交马新贻审明虚实，分别办理。丁日昌咎只失察，前已交部议处，所有自请治罪之处，着毋庸议。该部知道。新疆回乱有关，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第一章案中有案（2） 原来此案还牵涉丁日昌的子侄在内。因此，一桩寻常命案，马新贻特派地方大僚会审，计有江宁藩司梅启照、江安粮道王大经、署盐道凌焕、候补道孙衣言，复调江苏臬司应宝时与审。丁继祖自行投到，丁惠衡却未到案。五堂会审之后，马新贻亲自提审，直到第二年六月间，方始复奏，审出的案情是：缘薛荫榜籍隶安徽全椒县，由军营保举两江补用游击，在苏州亲兵营当差，委派巡夜。已死徐有得即徐洪才，系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彼此素不认识。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徐有得与同哨勇丁刘步标，因哨官王有明患病请假，随同驾船赴苏就医。王有明移住客寓，令徐有得、刘步标与舵工尚邦发看船，适刘步标叔侄刘崇豹至苏探亲，刘步标留其暂住船内，九月初一日二更后，徐有得、刘步标、刘崇豹探知善长巷胡二家，系属妓馆，同去玩耍，正在楼上闲坐，已革都司丁炳，已革监生丁继祖，同家丁范贵、周兴亦赴胡二家闲游。范贵先行进，上楼窥探，徐有得喝阻，致相争闹，经周兴、胡二劝解。丁炳、丁继祖随后走至，因见徐有得嚷骂，恐致闹事，喊同范贵等回归。彼时正值薛荫榜带同亲兵胡永岳、丁玉林巡夜，闻闹进内查拿。询知徐有得等系勇丁滋事，各责军棍四十，徐有得倔强不服，又令丁玉林重责，未记其数，薛荫榜斥逐走散，徐有得受伤较重，行走不便，舵工尚邦发在船闻信，着人背回，当用黄纸烧酒敷贴。次日刘步标、刘崇豹伤俱渐愈，徐有得伤痕较重，饮食少进，延医陶鹤鸣医治，服药无效，至初四夜身死。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 以下叙接办本案的经过：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奉旨交臣审办，一面发交臬司讯供看管，听候提究。旋据太湖营副将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业已病故，将徐有得尸棺送县候验，刘步标等解司讯办，督饬府县开棺查看，徐有得尸已腐烂，无凭相验。复经抚臣丁日昌续查丁属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据署臬司杜文澜审讯，只有丁继祖在内。丁惠衡并未在场。奏奉谕旨，将丁继祖斥革归案审讯等因，遵经饬提人证，据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查明，丁惠衡远出未归，一时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证又未便久稽，当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提集众证，会同严审，均并是夜丁惠衡实未同往，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分别议拟，详解勘讯。臣查薛荫榜带勇巡夜，适遇勇丁在妓馆滋事，各予棍责，本系分内之事。勇丁徐有得于被责四日后殒命，当时臀腿受伤，他处并无伤痕，质之同被棍责之刘步标、刘崇豹，及船工尚邦发，医生陶鹤鸣，供俱相同，其为棍责臀伤毫无疑义，自可毋庸检验，以免尸遭蒸刷之惨。惟薛荫榜以惩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责未能详慎，实属咎有应得。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节，查抚臣丁日昌平素治家过严，嫉恶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不肯含糊了结，是以奏请审办。现经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出时，嘱臣子丁惠衡约束亲丁，乃敢任听闲游滋事，迨臣访闻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疑伊亦在场，当时忿怒所逼，欲以家法处死。丁惠衡畏死潜逃，至今半年之久，犹复惧责不归，致臣九旬老母寝食难安。请旨将盐运使衔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辜恩溺职者戒。 应讯人证，当堂驳诘，反复参观，不特丁炳等坚称并无丁惠衡在内，即被责之刘步标、刘崇豹等，亦未能于丁炳、丁继祖、周兴、范贵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属可信。 此奏反复强调的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令人兴起“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再看丁日昌的奏折，更知别有缘由。 两奏参看，实情昭然若揭，当时确有丁惠衡在场，纵未指使，巡夜的薛荫榜为了趋奉“抚台大少爷”，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日昌初无袒护之意，无奈祖母心疼孙子，纵容潜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说丁日昌孝友过人，抚吴之日，迎养九十岁老母黄氏于署中，慕如儿时，又亲为其兄煎药，所以对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极大的难题，行法则伤亲友，孝母则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应宝时至马新贻，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动机，似有可原之处。此中是非，无法深论。但我有一点发现，自信不虚，即马新贻的被刺，实以此案为导火线。 马新贻被刺，在此案定谳之后一个多月。清朝有所谓“四大疑案”，马新贻被刺即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剧，即名“张汶祥刺马”，说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又有一说，马新贻与新疆的回乱有关，实皆谰言。殉公而又蒙谤，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写《慈禧全传》，曾细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补充，为读者一谈马新贻被刺的近因。 先总括一句：马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换句话说，马新贻是湘军与淮军全面明争暗斗下的牺牲者。曾国藩本来是“诸葛一生惟谨慎”的人物，不但熟读史书，时时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虚消长之理，所以别署“求阙斋”。凡事忌满，处处谦抑。在他当穷翰林时，做梦亦不曾想到过，居然有一天会封侯拜相，节制五省，征兵筹饷，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诏示，不为遥制。这样的权柄，是清朝开国以来，除了康熙末年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以外，谁也不曾得过的。当然，吴三挂、年羹尧也曾有过，但由僭越而来，非朝廷授权。而吴三挂、年羹尧的下场，对曾国藩则是两面再也清楚不过的镜子。 可是曾九帅——曾国荃之独成大功，则曾国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强致。以他求缺的本心来说，是过分了一些，所以内心特感不安。金陵未下，便已决定了裁抑湘军的基本宗旨。他说过，“办大事以觅替手”为第一，因而扶植李鸿章与淮军来代替他与湘军。金陵一下，立即着手裁撤湘军。同时对曾国荃的前程，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绝不鼓励他往上爬。 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真是飞黄腾达了。但他所苦者，“班底”中缺乏全面的人才，部下只有一个刘秉坤是翰林，在资格上可望成为督抚。此外就是一个丁日昌，才具有余，资格又不足。因此，李鸿章必须在平辈中去找助手，条件有三：第一，至少两榜出身；第二，具方面之才；第三，能听他的话。 第3章 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的翰林，他这一科得人甚盛。而清朝的士大夫又最重师门与年谊，是故李鸿章要找助手，当然是从他的同年中去物色。 照我的看法，李鸿章最初心目中有三个人，丁宝桢、沈葆桢、郭嵩焘。但丁、沈都是有个性而不甘居人之下的，李鸿章只可用手段结为奥援，却不能指挥如意。郭嵩焘先为李鸿章所罗致，后来由于亲戚关系，转入左宗棠的系统，去当广东巡抚。左郭搞得凶终隙末，交谊不终，那是后话，在当时，显然亦不能为李鸿章所用了。 最后，李鸿章看中了马新贻。马新贻字山，丁未进士，一直在安徽做官。他是回教，先世在明朝初年以军功拨在山东卫所，落籍山东曹州府菏泽县，已四百余年之久，除了宗教以外，一切的一切都与西北的马家不同。以后张汶祥诬以与第一章“刺马”一出（1） 由浙江巡抚升闽浙总督，改调两江，马新贻一贯以裁抑骄兵悍将为首要任务。而所谓骄兵悍将，大部分是曾氏兄弟一系的湘军。为薛荫榜棍责殒命的勇丁徐有得，属于太湖水师营，而为曾国藩所一手设立。《清史稿李朝斌传》：曾国藩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燕子矶敌屯，战九洲，功最，赐黄马褂。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敌垒，下之进破澹台湖敌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敌垒。时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师合击，血战挫之，敌始退。破援敌于叶泽湖，截窜敌于觅渡桥，会克五龙桥敌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余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会陆师剿敌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敌九里桥，署江南提督。 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敌，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窥湖州，由夹浦逼长兴，敌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水师登陆袭敌后，次击之，益毁西北沿岸敌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赉。五年，推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巨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 裁兵必然引起治安问题，千古一辙。曾国藩的裁湘军，更有在无形中形成的一项特殊规定，即不准回湖南置产。曾国荃从克复安庆，打到金陵，部下发财的不计其数。曾国荃本人亦颇成问题，每经一战役，必回湖南一次，求田问舍。有一次在老家造一大宅，规制拟于王府。曾国藩得报大惊，勒令拆除。凡此皆见于曾国藩的“满小姐”崇德老人曾纪芬的年谱。 及至金陵克复，“天王府”的积聚，化为乌有，若非匿藏伪玺，可能惹起不测之祸，连“天王”的金印，恐亦不会呈缴。我曾考查过这一段史实，所谓“先登十将”，首登者确为黔将朱洪章，而奏报为李臣典，膺五等爵之封，即以李臣典入城后，首先占领天王府，置于严密控制之下，自午至翌晨，然后一火而焚之。或者即以此一段功劳，为“九帅”所赏识，故列以为首功。李臣典则以纵欲过度，大热天饮食不节，恣意而为，结果得病不治。判断他的病是所谓“夹阴阳寒”。 及至湘军被裁，不发生遣散费的问题，因无不腰缠累累，不在乎区区几“关”的饷银。但一年半载以后，问题丛生，有的坐吃山空，流而为盗；有的在金陵置产营生，而不免有强买强卖情事。马新贻在李鸿章支持及曾国藩默许之下，用军法整饬，毫不容情。如《李朝斌》传所叙，巨盗卜小二，实即散兵游勇所奉的首领。 自湘军被裁，淮军兴起，双方即颇不睦。薛荫榜安徽全椒人，自为淮军，故对属于湘军系统的太湖水师营哨丁，假借军法，毙于杖下，彼此间的感情可想而知。薛荫榜为祸首，而马新贻奏报定识的处分是：已革游击薛荫榜委派巡夜，因太湖水师营勇徐有得等，在开设妓馆之胡二家滋闹，拿获棍责，尚无不合。惟因徐有得倔强不服，任意迭责，以致伤重殒命，实属决不如法，未便照邂逅致死律，勿论。已革游击薛荫榜应请依“官司决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律，拟杖一百。业已革职，应毋庸议。惟该员年轻喜事，性情浮躁，应即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观此，袒护之迹，殊为明显。而所谓“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实乃是保护薛荫榜。否则，薛必死于湘军之手。 在湘军的想法，他们之为淮军所扼，都由于两江总督不是“自己人”。同时亦认定金陵既由湘军所克服，两江总督理应由湘军统帅担任。当时的湖南人，一提到“老帅”，总说：“两江总督太细啦！”言下应该分茅列士，封王就藩才足以酬庸。如果“老帅”不在两江，自然是由“九帅”接任总督。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督两江，都自然而然地会被湘军视作眼中钉。尤其是马新贻，升迁调动的过程，看起来恰如天生是曾国荃的对头，以致结怨更深。 在仕途中，马新贻、曾国荃的荣枯，确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同治二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擢升闽督，以曾国荃继任，是遥领的一个虚衔，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复，曾国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应可到任了，不意却于九月间，因病免职，而由马新贻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复起，授为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向来相克。曾国荃与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参劾，官文于是年十一月内召，去当他的本职文华殿大学士，暂署直督。但曾国荃亦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职。这是两败俱伤，却为李鸿章弟兄及马新贻制造了机会。其时曾国藩回任两江，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剿捻。官文缺出，李鸿章实授鄂督。鸿章之兄瀚章为湖南巡抚，依回避之例，必得改调，而一时无缺，只好留在湖北为其老弟“看家”。 到了这年冬天，四川总督骆秉章出缺，以闽督吴棠继任。马新贻如左宗棠之例，由浙抚擢闽督，李瀚意继马而[奇書網整理提供]为浙抚。此正曾国荃黯然卸任之时。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调直督，两江竟由马新贻接替，闽督则以英桂实授。曾国荃不独未能到两江，连闽督亦轮不到。而中兴名将李鸿章开府武昌，左宗棠雄镇西陲，十月间且加衔太子太保，惟独曾国荃寂寞江乡，此情自所难堪。 马新贻原籍山东曹州菏泽，其地即水浒的梁山泊，民风强悍，铤而走险，视为常事。马新贻的个性，亦为刚直一流，对捕盗一事，格外致力，《清史稿本传》：绍兴东塘，浚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于待土。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贻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赈核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动辄群聚械斗，新贻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多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余，上以新贻未能预防，下吏议。嘉兴湖州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于船，谓之枪船，久之聚搏行劫，为民害。新贻会江苏巡抚郭柏荫督兵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于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贻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今淮关监督申明旧例，严禁需索；宿迁旱关非旧例，征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幅匪高归等在山东江苏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贻捕诛其渠。 第一章“刺马”一出（2） 传中语多含蓄，其实马新贻，简练亲军的主要目的，即在对付散兵游勇，及骄恣不法的营伍。湘军久欲得之而后快。徐有得一案既发，恰好资以号召为借口。刺马的张汶祥，身世迄今成谜，但为湘军以重金募来的死士，则确凿无疑。刺马是否出于李朝斌的主谋，虽不可知，但为湘军一致决定的制裁行动，亦确凿无疑。此只看江宁将军魁玉，于案发后飞奏入朝，立即决定由直督曾国藩回任，即可想见情势之严重，非“老帅”坐镇，不足以了残局。 此外还有证据，可以说明刺马为湘军询谋佥同的一致决定。当凶手既逮，先发交首府及江宁、上元两县审问，张汶祥以预先想好的诬蔑马新贻贪色卖友的一套说词作供。两县令及首府相顾惊愕，竟不敢录供。 明知所供不实，但要取具实供，却很困难。因为“三木之下”，固然“无求不得”。但藩司梅启照及江宁府、江宁、上元两县心里无不雪亮，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巴望能杀张汶祥灭口，如果一动了刑，正好授人以隙，狱卒动了手脚，报个“刑伤过重，瘐毙狱中”，不但责任甚重，而且也对不起马新贻。因此曾受马新贻知遇的臬司孙衣言，一力坚主刑讯，而始终未为梅启照所接受。 其时疆臣如安徽巡抚英翰，京官如给事中王书瑞，都为马新贻不平，纷纷上奏，或则曰：“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或则曰：“请添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否则“疆臣且人人自危”。 第4章 意在言外，都认为此案别有内幕。 于是朝旨指派漕连总督张之万查办。上谕是一道严命：着该督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 紧接着另有一道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张之万虽为状元，素无作为，而且胆子极小，他是漕督，自然知道“漕帮”，与太湖水师营中的哨官、勇丁，关系密切。倘或遵旨办理，颇有成为马新贻第二的可能。为此，一直拖延着不肯启程，无奈朝旨督催，江宁将军魁玉又来护驾，拖无可拖，只好硬着头皮动身。 张之万在路上还出了个笑话。他是漕标水陆两兵的营勇保护了去的，终朝闷在船舱中，不敢露面。有天傍晚，船泊瓜洲，红蓼白，风景绝佳。张之万闷了好几天，忽然想上岸走走。闲眺了一会，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又怕此时恰恰遇到刺客，便由漕标参将，带领两百亲兵，提刀持枪，团团将茅厕围住。田野中，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不知出了何事，奔走相告，惊惶万分。细一打听，才知道是“保护漕帅张大人出恭”。笑话就此传了开去，而风鹤之惊为何如，亦就不难想像了。 到得江宁，张之万才知道自魁玉以下，地方大员分成两派，除了孙衣言之外，马新贻的营务处总办候补道袁保庆，亦主严办。袁保庆为袁甲三的胞侄，袁世凯的叔父，对马新贻不仅有知遇之感，事实上平日抓散兵游勇，都由袁保庆下令执行，因而对马新贻的被刺，别有一份歉疚，亟盼能够审出真相，为马新贻报了仇，也略减他的内疚。 除此以外，都主张息事宁人。这一派的主张，最后终于占了上风。 魁玉与梅启照出的主意是，为张汶祥编造一套假口供，说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捕治浙东海盗，伏法者多为张汶祥的好友，以张汶祥到宁波开小押当为生，适逢马新贻出告示严禁重利盘剥，查禁小押当，生计顿绝。再则张汶祥之妻背夫潜逃，人虽追回，衣物已为奸夫带走，具呈控告，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以此种种结怨，乃下手行刺。 这套假口供如此编造，一方面是要隐瞒真相，以免在风声鹤唳、十户九闭的江宁城中，激出大乱；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刷马新贻的名誉，用心不为不苦，无奈不易为人置信。所以钦差张之万与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京，清议大哗，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于是两宫皇太后召见军机以后，下了一道“明发上谕”：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汶祥所供挟报各节，即龙启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南，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侦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指派郑敦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他是刑部尚书，正好管着这件案子；第二，他是湖南长沙人，由他来主审，湘军不会不服；第三，他跟曾国藩是乡试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济；第四，也是最要紧的，郑敦谨的刑部尚书，做得响当当名声极好，此案由他手里定谳，必能压服人心。 上谕是十二月初下的，郑敦谨在部里秋审处挑了两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驰驿南下，到江宁的那天，正逢除夕。其时曾国藩已经接任，把老同年请到总督衙门度岁，开门见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认真。因为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倘或再激出变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孙衣言、袁保庆则力主严办。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佑，则在年初二那天，带着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披麻戴孝，跪在钦差行辕大门前，放声痛哭，求钦差伸冤。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郑敦谨听从司员的建议，札委孙衣言、袁保庆会审，用意当然是要他们分担定谳以后的后果。 其时公堂上尚未开审，而舞台上却已作了判决。原来上海丹桂茶园，已排了一出新戏，即名“刺马”，情节完全根据张汶祥初次所供，马新贻如何贪色卖友，再加上许多渲染，绘声绘影，大致后来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侠传》中的描写，即系根据此戏而来。 这就奇怪了！张汶祥的初供，江宁府及上、江两县竟不敢笔录。即或录供，亦是附卷的密件，何能流传在外，资为戏剧材料？同时，两江总督等于主宰东南半壁，起居八座，威势赫赫，即或丹桂茶园主事者及演此新剧的伶人，能以租界暂作庇护，但岂能不顾虑到，一出租界，落入逻卒手中，两江总督杀几个人算不了一回事，而敢冒此大不韪？ 于此不难想像，丹桂园排演“刺马”，必然有人在撑腰，大背景是湘军，小背景是漕帮。漕帮即是所谓“清帮”，依照帮中“家法”，只有“扫清码子”——理发匠不能“进门槛”，即被摒于“山门”以外。因为在理论上说，漕帮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理发匠当清兵入关剃发令下时，为虎作伥，不剃发者，即时可以斩首示众。旧时的剃头挑子，一面是一张凳子形的小柜，上面坐顾客，柜中置放“吃饭家伙”；一头是一座小行灶，上架面盆，烧着热水，面盆之上是一具小小的旗杆，即为当时斩首示众的遗迹。由于立场的敌对，所以漕帮不纳理发匠。 第一章“刺马”一出（3） 实际上这是门面话。漕帮当初订立帮规、家法时，颇有高人参预。有许多“秘诀”隐藏不露，漕帮摒拒理发匠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持秘密。因为理发匠执业时，必与顾主谈论新闻，没话找话，罔识忌讳，倘入“门槛”，则将无机密可言。所以找个很正大的理由，彻底排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创立漕帮者对此原则的运用，有些地方真是到了化境。 但漕帮不拒伶人，尤其是江南的“水路班子”，沿一条运河卖艺，与漕帮有密切关系。太湖水师营与漕帮亦同是“靠水吃水”，所以水师营官兵入帮者极多，这样，间接策动“水路班子”，打一出“刺马”的新戏出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刺马”一出，轰动一时，张汶祥顿时变成侠义之士，而马新贻则被描绘得形同禽兽，这是马新贻的家属及其故交旧部最痛心的一件事。 “刺马”这出戏歆动不明内幕的百姓，自无足奇，可怪的是曾经当过安徽巡抚、做过马新贻顶头上司的乔松年，亦竟赋诗，道是“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实不可恕。 此外，以刺马为题材的诗，还多得很。有一首“教场歌”，完全根据湘军借漕帮往来南北所散播的流言写成。诗是不坏，但惟其诗不坏，对马新贻的损害更甚。诗云：“钟山七载无烽火，仪凤城高宵不锁，丝竹东山话谢公，风流自昔惟江左。尚书辛苦选材良，阅武亲临内校场，细柳营门刚下令，华林马射正分行。材官技勇群相角，金鼓声声相闲作。帐下俄惊恶客来，天边瞥见寒星落。千金匕首血花斑，此际恩仇岂等闲，聂政从来无识面，荆轲原自不须还，满城僚属争相讯，刺客从容承鞫问，三尺爰书尚未成，又传阃内红儿殒。岂有琼花璧月吟，门前何苦说韩擒。无情怨杀燕支井，女伴凄凉泪满襟。当日烽烟连皖豫，江头记得潜行处，良人同日窜荆榛，贱妾何羞齐相御。转眼升沉事渺茫，使君玉节耀钱塘，飘零萍梗无家客，也向西湖泛小航。相逢话旧情难遣，蘼芜山下惊重见，恩怨循环一晌间，罗敷枉用多留恋。鸟不高飞亦可哀，浑忘万苦贼中来，谁怜婀娜天涯树，强向侯门苑里栽。侯门深锁春光好，一夜西风吹树倒，歌舞文酣祸变生，呼天一哭天应老。浩荡长干鼓浪声，愁心重叠恨难平，春蚕已死丝仍缚，粉蝶成孤梦未醒。转眼豪华经晓露，六卅一错凭谁铸？北渚新添渺渺愁，西陵误认亭亭树。星使明年日下来，优扬典礼逮泉台；不知年少三河客，底甚沧溟作巨魁？ 这首歌行，四句一转韵，为正规的梅村体。全篇重点在“又传阃内红儿殒”，因为谣言中说：马新贻与捻匪投诚的曹二虎结盟，诱曹妻私通，复杀曹二虎。马新贻“死后数日，署中一妾自缢，并未棺殓，密埋于后园中，即曹妻也。”此“红儿”即指所谓“曹妻”。以下即叙马纳“曹妻”为妾的“经过”，直至结尾，“优扬典礼逮泉台”，指次年朝廷准江督及各地士绅请在立功省分建专祠一事，而隐然有惋惜张汶祥之意，诬之甚矣！ 郭则《十朝诗乘》载一诗，一韵到底，颇可一读：柳子厚龙城录载：龙城在柳州罗池市，有石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士氓，制九丑。”凡十八字。同治初年，金陵砥定，儿童竞歌是语，以为兵燹甫平，诵之以驱厉祈福也。迨马端敏遇刺，周彦升谓其应识，因作龙城谣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匕首出，日无光，柳星正对连天张。两江制府坐堂皇，材官骑将纷趋跄，京口健儿束急装，一手偃抑纛中央，绿营员弁走且僵，兵必露刃剑耀，是日校士门关防，飞鸟不到舆盖旁，戟辕令下如秋霜，铃下肃静旗飘，但闻擂鼓声琅琅，白日照案风动裳，忽然定卒来，濡缕仿佛背有芒，贼刃大府如羊，众手搏贼如虎狼，贼顾而笑神扬扬，诘贼何名张汶祥，朝命严讯贼主张，贼对不对无惧惶。 第5章 吁嗟乎，世间怪事无不有，龙城柳，出匕首。” 《十朝诗乘》又记：凶犯就获，讯之无确供。或谓马本回族，既贵而叛之，故彼族挟憾以逞；或疑穷交蓄怨，相伺已久，迫而出此，又或谓马掳其妻，遇害某姬亦自缢死。究皆臆测之论。周荇农阁学，初闻流言为赋诗云：“一昔狼星殒石城，扶风恶耗使心惊；虎牙未听呼来歙，犊鼻翻令误马卿；磨刃廿年胎祸水，饮章万口溢冤声。诸公莫作元衡例，斟酌崇祠与易名。”嗣晤勒少仲河督（方），知其说全诬；又赋一诗云：“人事百年真出世，谁知定论死犹无，重臣已被元衡祸，谤语几罹永叔诬，泣到遗民知惠政，荐从贤相识通儒。流言惑听惭非智，况是千秋被史愚。”其时少仲同在江南，所言自堪传信。 周荇农名寿昌，湖南长沙人，久负文名。第一诗惑于流言，故结尾有“斟酌崇祠与易名”的主张，竟欲撤马新贻的祠堂及褫夺“端愍”的谥号。及至由勒方口中得悉真相，自陈“流言惑听惭非智”，为马新贻辩白，以欧阳修与甥女有暧味之诬相比，而感慨盖棺论定之不易。这种勇于改过的修养，很可佩服。李慈铭先与周寿昌交好，后来颇有讥刺，中间又弃旧嫌，而在周死后十余年，忽又批评他的诗不好。三翻四覆，其人品实不如周。 如上所述，勒方能为马新贻辩诬，且足以令周寿昌信服，可知马新贻行事，原本无暧昧之处。乔松年与马新贻在安徽巡抚与藩司，关系甚为密切，可说无三日不见之时，对马新贻的公私生活，应该相当了解，而竟有“歌场写真”之语，倘非挟私嫌故为诬蔑，则此人之浅薄无知识，亦就可想而知了。 与乔松年相反的是，当时的安徽巡抚英翰，他对马新贻之被剌、被诬，表现得很够义气，曾经函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刺马”一剧，又奏请为马新贻在安徽建专祠，凡能安慰死者及其家属者，无不悉力以赴。可是，最要紧的一事，也就是找出“主使人”来，始终未能有结果。郑敦谨终于在顾全大局这一万分无奈的苦衷之下，屈服于现实之下。定谳后有一道上谕：兹据郑敦谨、曾国藩奏：复审凶犯行刺缘由，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各等语。此案凶犯张汶祥，以漏网发逆，复通浙江南田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其在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心怀忿根，竟敢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实属罪大恶极。既据郑敦谨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着即将张汶祥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其子张长幅着照所拟，按例惩办。该故督公忠体国，历次剿办海盗，歼除积年匪首，地方赖以安靖，讵以盗匪遗孽，挟仇逞凶，仓猝殒命，实堪悼惜！前已有旨，将马新贻照总督例赐恤入祀贤良祠，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1） 案子是定了。事前事后，有好些插曲可谈。第一是张汶祥始终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受到的优遇，可能亦是从无一名这样的要犯所享受过的。在狱中睡卧则高铺，食则盛馔。据说还经常有钓鱼巷的土娼，入狱侍寝。过堂时，百姓夹道围观。养得白白胖胖的张汶祥，洋洋得意，旁若无人。这种情形，对马新贻家属的刺激，真可说是椎心泣血，因此，对于张汶祥的报复，亦极惨酷。 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毕竟不是真的谋反叛逆，即令真是此罪名，至多亦不过由臬司或特派道员监斩，而这天监斩的，竟是“钦命两江总督部堂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曾”。很显然的，若非“老帅”坐镇，李逵闹江州的故事，就可能在江宁重演。 一说监斩的是浙江候补知县，马新贻的四弟马新佑。此是必无之事，不过因为有“摘心致祭”之旨，所以马新佑特为打造了一把铜钩，以备摘心之用。又通过首府、首县的关系，要刽子手就拿这把钩子作为凌迟的工具。凌迟俗称“剐”，苏州妇女好以“杀千刀”骂人，又谓之“千刀万剐”。传说中有所谓“鱼鳞剐”，即以一张渔网紧包半裸的犯人，使其肌肉突出，即就突出之处脔割，这是没有的事。凌迟大致亦是象征性的，但据说手法极难，首先下手之处是眉上额头，割皮两片勿使断，下垂覆住眼睛，然后在两乳之处片皮。如果犯属花了钱的，刽子手不知用何手法，在心脏部位下刀致命，即可免除痛苦。如是共为八刀，方始枭首，故凌迟谓之“扎八刀”。 马新佑要求用钩子钩起张汶祥的肌肉，然后下刀。行刑那天，自辰至未，也就是从上午八点割到下午两点，方始毕事。据说张汶祥始终未哼一声。事实上是早就不知用何手法结束张文祥了，刽子手所凌迟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 第二个插曲是主审此案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事竣应该回京复命，哪知一出江宁，上折乞休，不待朝命便即挂冠归里。所为何来，值得一谈。 原来清朝的刑部，在咸丰年间由肃顺重新建立了权威，戊午科场案，肃顺力主杀大学士俊。当勾决时，文宗提笔踌躇，大臣震栗失次，但在御案前肃顺坚持非杀不可。文宗乃含泪下笔，刑部汉尚书赵光，捧着“驾帖”，哭到菜市口，以为必有恩命，泰然不以为意的俊一见，顿足长叹，知道老命真个不保了。 戊午科场案多少是场冤狱，但却能予人以刑部执法不阿的印象。以后辛酉政变杀肃顺，洪杨事定杀弃地失律、擅杀百姓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及下安徽巡抚翁同于狱，这一连串的大案，巩固了刑部的地位，也建立了刑部堂官及司堂，不畏权势，守正不阿的风格。郑敦谨就是很想保持这种风格的一个人。 当郑敦谨由江宁启程回京复命时，曾国藩曾致赠程仪二百两，声明出自廉俸，为老同年赆行。而郑敦谨仍然坚辞。到得清江浦，乃托漕督张兆栋代为出奏告病，辞却官船，另行买舟，遄返长沙，高卧不起，表示歉疚，亦表示抗议。 漕督本来是张之万，何以换了张兆栋？原来张之万已调署江苏巡抚。然则丁日昌，何以去职？这就要说到第三个插曲了。 当郑敦谨奉旨赴江宁查办马案时，曾有一道上谕：前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马新贻被刺一案，颇有传闻，当经谕令据实具奏，兹据奏称，所得之传闻者，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请饬将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办等语。该京卿所奏一节，仅系得自传闻，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约束家丁范贵，闲游妓馆，先经丁日昌奏明，交马新贻审办奏结，自毋庸再行提讯。惟既据该京卿陈奏，亦不可不令曾国藩等知悉，着国藩、郑敦谨即将张汶祥悉心推鞫，有无另有主使之人，务得确供，以成信谳。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翁同说他为人“近迂”，但性情是刚正一路。此奏措词甚妙，明明是马新贻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护丁惠衡，却偏说：“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目的是想将丁惠衡置之于法。因为原案已结，非借个大题目把他扯进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这一手法，自然逃不过军机处的“法眼”。军机大臣也许会忽略，军机章京对这些花样，精通无比。所以上谕中先作开脱，再交曾国藩、郑敦谨在张汶祥身上“悉心推鞫”，完全是敷衍王家璧。 但由王家璧此奏，更可证明，丁惠衡一案，为导致马新贻被刺的直接原因。是则此一震惊海内，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总督被刺奇案，街谈巷语，推原论始，不能不归罪魁祸首于丁惠衡。丁日昌内心的不安，丁氏家属的紧张，亦可想像得知。 但另一祸首，可说是丁惠衡的祖母黄氏，如果不是她袒护孙子，此案不致一面倒得如此历害。太湖水师营及湘军的众怒，亦不致如此难犯。这位“丁母黄太夫人”也是受了马新贻被刺的刺激，以致忧急去世。丁日昌丁忧去职，乃由张之万调署苏抚。 丁日昌丁忧以后，侨居揭阳，开始整理持静斋藏书。此人本质上并非风雅一流，但与他的同乡张荫桓一样，虽非科目出身，却文采斐然，不以诗名，而偶有所作，颇具功力。在苏州时，有名的书家何绍基过访，流连甚久，陈衍《近代诗钞》收其长歌三首，其一题作“子贞先生以诗索和，已十五年不弹此调矣！率尔呈教，乞勿以示人”：苏城三月春风颠，幽鸟破梦呼檐前，文书如丝时煎沸，有花不赏同枯禅。忽闻剥啄来高贤，握手一笑别几年？相传海外坡已仙，形虽疲恭神完全。有时拄杖肩肩，忽如蛱蝶飞翩跹。太息故造同蜗铨，溪涧难胜大愿船。洞庭无风独缘沿，沂湖入江入皖川。浮屠三宿偶作缘，堂前问字无彭宣，对酒不乐愁拘牵，拂衣束下消滞延，官衙客舍床可联，琅环秘笈具评诠，夔蛟蛇风相并怜。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2） 这是叙何绍基的宦迹与两人的交谊，以下称道何绍基的书法：花下贻我青琅编，笔势恍若明堂椽，又如龙虎互钩连，皮骨苍莽色味妍。 “龙虎”、“皮骨”形容何子贞的书法，殊为精妙。不过论本心，丁日昌不以为所谓翰墨怡情是有益之事。 第6章 另一诗从题目到诗，对何绍基的纠缠，已微露规劝之意。 这首诗的题目是：“子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啖荔，作诗张之。谓昌岭外人，应为推波助澜，人事扰扰，无以应命。晨兴骤凉，索枯呈教，并乞赐和。”诗中的第一段是：营营饮食亦何有，人生涉世岂为口？坡仙啖荔亦偶然，胡为日月记某某。五千里外七百年，风流印证无后先。天公颇怜诗料寡，特结翰墨新奇缘。蔡谱白图皆假借，香色太高惹嘲骂；世间无毁哪得誉，玉液琼浆自声价。 此诗明明是说，啖荔而作诗张之，是好事。但又欲何绍基“赐和”，似成矛盾，或者是想知道何绍基是否听他的规劝。何诗未见，但可料定，即能领会此意，亦必不纳。因为丁日昌仍有两首诗“呈教”，诗中并注：“两日三赐诗，催和甚急”。诗中又提到“灌鱼鳞水则荔旺”，佳荔名为“糯米脐”，似皆未经人道过。 丁日昌殁后，藏书陆续散出。比较能读先人之书的，只有一个丁惠康。他早年亦与长次两兄一样，是个纨绔。只是灵性不昧，名心独盛，觉得做个公子哥儿，只是酒食征逐，弄不出什么名堂。于是折节读书，也中了秀才，纳资为郎，捐了个主事，但并未分部，陈石遗为他所撰的传记中说：君于经史、百家九流、训诂、词章、金石之学，皆泛其涯，落笔为文，有魏晋闲人风格；人亦如其文，虽为邑诸生，不屑求科举；虽为部郎，未尝分部学习也。尝北游欲读书南学，长沙张公百熙领学事，置君第一；旋舍去，游日本。 他在日本作诗不少，亦以游日所作，风致独胜。但初抵日本所作，与以后的诗，大异其趣，如：浪悔年年作壮游，客怀无著等虚舟，鸡鸣犬吠犹吾土，海碧天青此倚楼；故国别来无好梦，殊乡何事独悲秋，登高枉说犹能赋，浩荡离愁不可收。暗雨兼疏澹夕阴，高楼含雾远山沉，一春烂熳樱花候，万里羁孤客子心；入洛士龙成独往，过江王导怅登临，回廊徙倚怀乡国，锦瑟华年感到今。 这两首七律，遣词修洁，音节苍凉。工力虽不算深，却看得出颇有天分。同时诗中感事伤时，亦有寄托。及至离日留别之诗，又是别样滋味：（其一） 日暮思君苦未来，飞红狼籍旧亭台，沉沉远梦迷千劫，惨惨新词赋八哀，心比枯桐疑半死，泪如残蜡渐成灰，玉关人老愁何极，窈窕春星望几回？ （其二） 此去风云方百变，侧身天地更何之，行吟芳草无边路，倚偏银瓶系所思；最有温柔馨一握，是它幽怨乱千丝，辘轳永夕烦怀抱，讵独西风黯别离。 （其三） 手残红不忍看，轻寒无赖倚阑干，阴晴未定天如醉，疾迷方泪易弹；旧恨尊前歌昔昔，新愁帘外雨潺潺，伤心思妇辽西梦，冷怯空闺人未还。 （其四） 艰难行路黯魂销，帝遣巫阳赋大招，愁雨愁风才易尽，伤春伤别意无聊；相看镜匣惊消瘦，暗系香囊慰寂寥，独自思量目凝伫，碧城十二总迢迢。 这四首七律，题作“回风辞留别日本诸寓公”，以落花作寄托，确是所谓“哀感顽艳”之作。诗似两当轩而参以定庵笔法，便觉风骨胜于黄仲则。不过，“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二十几岁正当奋发之时，作此万般无奈的苦语，论者谓非佳兆，这话似乎亦有道理。 在日本当然亦有韵事，所作《京桥冶春词》五绝，可以略窥本事：省识尊前旧舞腰，烟花约略忆南朝，庾郎词赋飘零甚，处对东风弄玉箫。 曲曲屏风烛影深，三挑微与托琴心，文君未解相如渴，枉费长门买赋金。 心字罗衣绣两重，小初见意惺忪，一春梦雨无消息，沉醉东风唱奥侬。 相见时难别更难，云英梦冷意阑珊，飞花沾絮空惆怅，输与檀郎画里看。 怅望秋河倚玉箫，红楼雨冷梦迢迢，相看无语空相忆，肠断垂杨上下桥。 衣香鬓影太匆匆，十里莺花最恼公，莫待他年重回首，落红成阵怨东风。 第一章劳劳行客去何之（3） 从日本回国后，曾一至广州。其时李鸿章方与荣禄取得默契，出镇百粤，远避载漪之流的荼毒，俾在缓急之时，得以内外相维。丁惠康以年家于修谒，在李鸿章幕府中参学务，不久舍去。及至庚子之乱，丁惠康颇思有所作为，陈石遗为他所作的小传中说：庚子之乱，大学士粤督李鸿章议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锐欲有为，谒鸿章，陈政策，鸿章不能用。百熙旋荐举经济特科，不应。自是往来京师、上海。居京师数年，一室无尘，旧本图史插架，张壁数古琴，值千金。瓶炉盆盎杯盘之属，多古瓷。下者犹旧青花，然日用常无以自给，友人或赞助之。 陈石遗写的传记中又说：“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则阴喜自负，时以语人，则知其未忘世也。”这两句话，参以前面所叙的生活状况，不难了解丁惠康的性情。大致名心过盛，则多所矜持。不应经济特科，为的自鸣其高（其诗集称《丁征君道集》的征君，即由特科而来）；日用无以自给，而场面不可不摆。他不是不想富贵，但总想一鸣惊人，于是有些想法就不免令人可笑了。 如散原《精舍诗》中，有这样一首五律：丁叔雅户部至白下，颇劝贷钱营濒海垦田，既去上海，寄此调之。 宪也贫非病，干卿风马牛，他年千亩添，余事五湖舟，眇眇吾安放，堂堂富可求，时危征卜式，好作烂羊头。 散原翁甚轻丁惠康，但亦颇有人重之者，如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记：丁叔雅惠康有奉怀石遗老人病状诗云：“苦念空斋老病夫，近来诗思定何如？斜街短屋飞花满，萧寺华年把残虚，与汝安心宁已了，偷闲作计未全疏，凭谁东话温存味，慵卷晶帘对道书。”此见过视病归后作也。余答诗云：“畸人丁野鹤，能访老迦陵，春去愁如海！诗来意似冰，斜街婪尾药，老屋半身藤，君看绳床客，枯眠即是僧。”又有石遗老人答以新诗，觉前意有未尽，重申一首云：“君为秋士悲多病，我久春明意未舒，独夜凄惶窃蚯蚓，盈襟尘泪泣枯鱼，绳床经案原非病，药碗斋糜奈已癯，万事不如麻木好，可能言说亦删除。”招余集江亭云：“精蓝旧事传江总，座上诗人是古灵，半日浮生余觉梦，十年小劫有孤亭，无多名士垂垂老，如此长条故故青，最是道心无住着，落英芳甸眼曾经。” 叔雅为丁禹生抚部少子，家有园林富藏，书多精椠钞本，旁及书画、金石、瓷器，皆是雄视一时，而皆弃不顾，一身流转江湖，若穷士之飘泊无依者。能诗、善书、精鉴别，声名巨甚，当世士大夫无不知有丁叔雅。 在同时三公子中，当兄事伯严，弟畜彦复后，留滞京师，余识之，不数年，踪迹至相密迩，事余如兄长。余时方丧妻，君亦丧其爱妾爱子，支离憔悴，殆不可为怀，然余遇悲从中来，能痛自发泄，极之于其所住，虽根株确不可拔，亦所谓蹂躏其十二三，盖拗怒而少息者。叔雅意既不广，口复不能自宣，其湮郁其不言而自伤者，臣精暗已销亡，竟夭天年，闻者无不悼痛！年来每有所作，辄用旧纸录存，余所若预知其将死者！ 少与其乡曾刚甫参议习经齐名，客邸所需及病中医药，身后棺殓，皆刚甫一人任之，可谓古道可风者矣！ 丁惠康夫妇琴瑟不调，喜一妾，产子而觞，妾亦去世，这双重的打击，使得丁惠康索然无生趣。陈衍在他的小传中说，致死之因是：“隆冬无裘、不炭、积冻伤胃脘、伤肺”，宣统元年四月底不治死于京师。得年四十有一。 丁惠康的交游甚广，但知交多闽粤两省人，严复、陈石遗之外，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程砚秋赖以成名的罗瘿公，广东顺德人；一个是曾习经，字刚甫，号蛰庵，与丁惠康小同乡。 曾习经大丁惠康一岁，光绪十六年的进士，一直在户部当司员。光绪末年改新官制后，当到度支部的左参议，后升右丞，等于户部侍郎。曾习经的收入很不恶，对丁惠康时有接济。丁惠康得病下世，自医药、殡殓、归葬，都由曾习经独力担任。交友如此，丁惠康地下有知，亦当自负。曾习经诗学甚深，古诗出于六朝，近体学晚唐，参以北宋笔法。录其古体、近体三首以为本篇的结束。 花朝同陈庐、郑苏堪、林畏庐、赵尧生、胡唐、林山腴、梁众异、冒鹤亭、温毅夫、罗东、潘若海诣花之寺：空色难强名，欣慨每交并，寻常万花谷，寂寞招提境；余寒淹节序，积阴失朝瞑，近郭少农事，春鸠鸣逾静；探幽果宿诺，耽寂惬微秉，即事难为欢，得途不可骋；嘉遨缅宛洛，良俦类汝颖，偶巾下泽车，稽首华严顶；经迹既如扫，来踪复谁省，寥落愧吾从，花时一延颈。 法源寺丁香花下：车马寻常去殷麟，春光报答果何曾。千年战役空陈迹，满眼芳菲似中兴，忙里偷闲宁惜醉，花闲着语故相矜，沉沉万念旋生灭，婢尔东廊扫地僧。 庵先生招游净业寺：临流台殿参差，碧瓦朱栏自一时，已倦春游花正发，未知哀乐鬓先丝，烹鱼溉釜能生忆，去轸抽琴欲致辞，旧是承平觞咏地，百年寥落到今兹。 题关河行旅图：极目关河欲暮时，劳劳行客去何之。当楼残照霜风紧，如读甘州柳永词。 第二章嗣同的坚毅（1）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好作一种恣肆狂放的绝句，号称“浏阳体”。浏阳指谭嗣同。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云《谭嗣同传》记，谭在狱中有一首题壁诗：掌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第7章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即所谓“浏阳体”。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谈此诗，说日本人曾以诗配谱成歌。大致其时留日学生，无不能诵此诗，亦无不从这首诗中去想谭嗣同的丰采。而“两昆仑”说，则又往往成为谈之不倦的话题。 “昆仑”自是指唐人小说中的昆仑奴，对“保皇党”而言，凡帝党皆为光绪的昆仑奴。所以两昆仑的说法不一：一、梁启超说：指康有为及大刀王五；去者康而留者王。 二、一九五六年有笔名“忘机”者，在香港一刊物撰文说：“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是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据此，则梁启超指“去”之昆仑为康有为，自是出于尊师之义。 三、谭嗣同之孙谭训聪，谓“两昆仑”乃指其家仆人胡理臣及罗升。 四、陶菊隐之说最玄，谓昆仑即武侠小说中的昆仑派，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 但据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考证，此诗实经梁启超窜易。黄引唐恒《戊戌记事八十韵》，证明《绣像康梁演义》中林旭被难前所吟的第二首诗，应为谭嗣同原作。唐恒字照青，河北盐山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为光绪十五年己丑会试同年。其时官刑部主事，当是派在秋审处任职，所以得参预此狱，且为主办司官之一。诗中叙六君子被难后，“吏人返事讫，流涕对我说。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原注：谭杨入狱均有诗）。”则谭虽有诗，非题狱壁。“演义”中所说记林旭两诗的第一首：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慰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千里草”指董福祥，“本初”谓袁世凯。陈石遗断言此诗确为林作无疑。但不一定为入狱所吟。第二首经黄彰健考证为谭嗣同所作者如下：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据黄彰健释此诗如下：谭诗第一句：“望门投趾怜张俭”。后汉书张俭传“室门投趾”作“望门投止”。仪礼士昏礼郑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后汉书张俭传说，张俭“亡命遁走，望门投止重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谭诗第一句用此典故，其意思是说，谭不愿亡命，贻累亲友。 谭诗第二句：“直谏陈书愧杜根”。接后汉书杜根传，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后临朝”，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执根，令盛以缣囊，扑杀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得诈死，逃窜为山中酒保。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未能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有愧杜根。其用一“愧”字，系诗人忠厚之辞。因为照传统道德观念，谭氏处理此事，毕竟应先考虑如何调和光绪母子感情，而谭氏不如此作，此因谭氏认为上书向太后直谏，无济于事。 谭诗第三句：“手掷欧刀向天笑”。《后汉书虞诩传》：“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唐章怀太子注：“欧刀，刑人之刀。”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锋芒利如欧冶剑。”剑亦可称为刀。欧刀之欧，或应释为欧冶之欧。谭这一句诗的意思是：新党既不宜逃，又不宜谏，只有诉诸武力。今所谋既不成功，谭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 谭诗第四句：“留将公罪后人论”。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谭氏认为此系为了保种保教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二字之讹。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谋围颐和园系公罪，其是非得失，留待后人去讨论。 黄说甚精，亦可借此推知梁启超何以窜易谭诗的原因。黄彰健以为：他们（按：指康梁）捏造谭嗣同狱中绝笔，因此将奇書網電子書谭的狱中诗也加以润色改易，以与他们的保皇活动相配合。 此亦一语破的，信而有证。 照原作来看，无论思绪、句法，都是一贯的。所谓“望门投趾怜张俭”的“怜”字，极其精练，此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谭嗣同看张俭，仓皇逃窜，连累了许多亲友，艰难一死，其情可怜。一方面是以容纳张俭者来看张俭，觉得他可怜，方始收容。而不论从主观或客观来看，谭嗣同都不以张俭为然。著一“怜”字而无讥诽卑薄之意，正是诗人温柔敦厚之处。 左舜生《谭嗣同评传》中论其为人：以嗣同的本质来说，他实际是一个天性笃厚、而感情真挚的人。我们看前面所引他追述他母亲如何教育儿女克尽妇德的那篇文字，是何等的悱恻动人。当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逻卒在门，他自己已经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您难道可以不承认他是十足的孝子吗？ 这可以充分证明，谭嗣同绝不肯做张俭，贻果亲友。末句所谓“公罪”，亦是想开脱家人，表示他的作为并非出于拥护皇帝以求富贵的私心。 第二章嗣同的坚毅（2） 梁启超改“怜”为“思”，一字之易，意思完全不同了。若谓谭嗣同自己“望门投趾”，则他在被收以前，根本并无像张俭那样逃窜的过程，无端有此一句，乃成游词。故知此一句的用意，在向同情光绪的人呼吁，保皇党如今亦受东汉党锢之祸，倘或望门投趾，你们要想一想，当时人如何对待张俭，效其所为。 下一句“忍死须臾待社根”，就字面来看，是鼓励某一个人，坚强起来，忍死须臾，等杜根一到，你就得救了。史实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后汉书杜根传》叙其诈死以后说：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谓根已死，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根方归乡里，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与根俱征擢为尚书郎，并见纳用。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 由这个典故看，“忍死须臾待杜根”，加标点则成：“忍死须臾、待，杜根！”易言之即是：“杜根，忍死须臾，等待出头。”此是安慰杜根。而杜根为流亡在外的保皇党，非狱中命如游丝的谭嗣同。 由此而论，去追究“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件毫无意义的事。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不过假借已死的谭嗣同，为保皇党作一番宣传而已。 清末四公子，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皆为名父之子。惟独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碌碌无所表现。此所以能与张之洞同城，安于湖北巡抚之位。谭嗣同十二岁那年，家庭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姐，与他的母亲，在五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时在光绪二年，地在京城。谭嗣同自己亦是绝三日而复苏，故继洵字之以“复生”。 谭嗣同一生得力于母教，他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中说：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置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囊操笞不少假贷；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御下整齐有法度，虽当时偶烦苦，积严惮之致，实阴纳之无过之地，以全所事，一旦失庇荫，未尝不成流涕思之。 光禄公起家寒，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鸡鸣兴爨，泛扫浣涤，纫积至夜分不得息；恒面拥一儿，背负一襁，提罂自行汲，筋强力固，十余年不以厌倦。迨光禄公官京朝，禄入日丰，本无俟先夫人之操劳，而先夫人不欲忘弃旧所能力之可及，则勉汲如故。食仅具蔬笋，亦不得逾三四肴，每食以布自卫，云恐衽，衣裳俭陋，补绽重复，有一线蕴衣，缕缕直裂，依稀出蕴，自嗣同知事即见之，卒末一易。家塾去内室一垣，塾师云南杨先生，闻纺车轧轧，夜彻于外，嗣同晨入塾，因问汝家婢媪乃尔劬耶？谨以母对，则大惊叹，且曰：“汝父官郎曾十余年，位四品，汝母犹不自暇逸，汝曹嬉游惰学，独无不安于心乎？”是以嗣同兄弟所遇即益华腆，终不敢弛于滔淫非辟，赖先夫人之身教夙焉。 以下有一段，谭嗣同自叙性情，写得极其生动：方嗣同七岁时，先夫人契伯兄南归就婚，置嗣同京师，戒令毋思念。嗣同坚守是言，拜送车前，目泪盈眶，强抑不令出，人问终不言，然实内念致疾，日羸瘠。逾年，先夫人返，垂察情状，又坚不自承。先夫人顾左右笑曰：“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嗣同初不辨语之轻重，乌知其后之果然耶？哀哉！…… 嗣同的坚毅，自幼即表现得很深刻。但如无坚毅的母亲，以倔强为可喜，务为姑息，则此坚毅即难以培养成为一种可贵的性格。母殁以后，谭家由姨太太当家，嗣同备受荼毒，而能咬紧牙关忍受，力学不懈，即得力于此可贵的性格。 嗣同五岁启蒙，十岁起从同乡欧阳中鹄读书。欧阳中鹄字节吾，平生为学最佩服王船山，船山号斋，所以中鹄取瓣香斋之意，自号瓣。他是同治十二年的举人，当谭继洵在户部当司官时，他考取了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继洵延为西席。嗣同对这位老师，极其尊敬。中鹄另有一个学生唐才常，跟嗣同是至交，师弟三人，至为相得。 第8章 谭唐二人皆是锐意图强的热血男儿，有所谋划，往往先禀师门，今知谭嗣同、唐才常者多，殊不知尚有“幕后英雄”欧阳中鹄。他的孙子就是欧阳予倩。 光绪四年，谭继洵由户部郎中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嗣同随父到任，以后便往来于西北、湖南之间。光绪九年，嗣同十九岁结婚，所娶的是“肃门六子”之一的李篁仙之女。戊戌四月初三，嗣同赴京时，有首《留别内子》的诗：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诗后极以数语：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有人以为这一诗一跋，有如遗嘱，真成语谶。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跋中劝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正指庶母而言。嗣同情感丰富，笃于手足之爱，而两兄、两姐，均先嗣同而卒，次兄嗣襄于光绪十五年殁于台湾，接得噩耗，一恸晕绝。岂知嗣同亦竟于三十四岁的英年，毕命西市，至此他的母亲徐夫人所生二子三女，皆已不存，地下有知，必不瞑目。但生者已矣，死者何堪？清末达官，家庭遭遇之惨者，莫如谭继洵。 第二章忧国愤时（1） 光绪甲午之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深刻无比。谭嗣同忧国愤时，真有椎心泣血之慨，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轰轰烈烈，自然向往，因于乙未年秋冬之间，只身北上。其时康有为虽因“强学会”为旧派所嫉，听人之劝，由京南下，暂避风头，无从晤面以外，但与梁启超一见即成莫逆。此外以贵公子的身份，在京中结识了好些名士，皆为一时俊彦，在现代史上各有一席之地。特据左舜生所列出的名单，作一简介：夏曾佑，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杭州人，光绪十六年庚寅的会元，点翰林，夏元瑜兄的尊人。夏别士极渊博，五十以后，弃书不观，谓天下无可读之书，无可谈之人，牢骚可想，终以酒废，且以酒死。于当世举人，自谓“孙仲容吾敬之，章枚叔（太炎）吾畏之，严几道吾友之”。谭嗣同认识夏别士，是由梁启超所介绍，但夏别士意颇轻之，说“梁卓如作清代学术概论，误处开卷便得”。举数例，信然。 夏别士亦为诗人，中年所作，诡怪无比，如：云龙冉冉帝之旁，洪水茫茫下土方，板板上元有元子，亭亭我主号文王。 晚年则归于淡雅简练，如《己亥与章枚叔夜饮即送其之天津》两律：我居北海君南海，浩荡江湖幸一逢。寒风凄雨秋正苦，疏灯草具酒将空。一望遗恨沉吟老，数着残棋万变中。世界果然无作者，殷勤重为拭青锋。 拔剑高歌望友生，强施枉策助长征。经神孤寄刘荀外，此法兼持老墨衡。四海何年归倦羽，一身自爱尽平生。箜唱遍西风恶，延伫孤云一怆情。 夏别士论诗，以为“清三百年绝句，当推二王。壬秋第一，贻上第二。贻上无我，王翁有我。”以王壬秋、王渔洋并论，其说甚奇亦甚新。夏别士为文论学，不肯轻蹈前人窠臼，于此可见。 文廷式，字芸阁，号道希，江西萍乡人。此人一生的遭遇，极富戏剧性。他教珍妃读过书，又是翁同的得意门生，而翁同又是帝师。这个三角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所谓“帝党”。慈禧太后为了抑制光绪的权力扩张，首先要对付翁同，因而一面加以安抚，一面以驱逐文廷式、幽禁珍妃作为警告。其间后党、帝党势力的消长，以及彼此勾心斗角的脉络痕迹，固甚明显。 文廷式工于韶语、骈文、诗、词，无不清丽秀雅，调尤丽，而体貌魁伟。王壬秋说梁鼎芬为“大盗之貌”，文廷式实亦类似。被逐后抑郁无聊，以终。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又号寐叟。他是光绪六年丙辰科的三甲进士。这一科的会试，由翁同主持，得人甚盛：王懿荣、梁鼎芬、于式枚、李慈铭、徐琪、安维峻、郭曾，还有杨崇伊，都在这一榜，但论人品学问，都不及沈曾植。 沈曾植入仕后，先在刑部当司官，外放后官至安徽藩司，清亡不仕。当时在上海的遗老，瞿鸿科名、官位都最高，自是领袖。瞿殁后，公认沈曾植冠冕群伦。王国维对沈极为推崇，左舜生说他是有清三百年学术史上的殿军。于书无所不读，“综览百家，旁及二氏”，虽无专门著作，但“海日楼”的随笔，嘉惠后学不浅。书法冠绝一时，近时工书者，无不敛手推重。 王鹏运，字幼遐，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功名不过举人，官亦不过给谏，但为同光大名士之一。吾友汪中教授作《清词金荃》，刊之为同光词人之首，其论如此：半塘早年词由碧山、白石入手。甲午之后，国势陵夷，与文廷式唱酬。廷式磊落权奇之士，所作多激壮之音，故半塘此时趋步稼轩。 丙申以后，渐由稼轩梦窗而追清真，蜩知集中，次清真韵者凡十四阕，此盖受疆邸、大鹤之影响。 半塘有功词坛，尤在校刊词集，况周颐、朱强村助之，影刻成四印斋所刻词，共二十五种。强村词学，亦受半塘引导，厥功伟矣。况氏有半塘老人传，强村题半塘定稿曰：“香一瓣，长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较茗柯雄，岭表此宗风。”亦见其倾倒矣。 按：强屯为朱孝臧，大鹤则郑文焯，况周颐是王鹏运的小同乡。论王鹏运词学渊源，乃由南宋王沂孙（碧山）、姜夔（白石）入手，兼取辛弃疾（稼轩），而终由吴文英（梦窗），以追北宋的周邦彦（清真）。词至清真，犹诗至少陵，空前绝后的第一作手。王鹏运追及此境界，自足为同光词坛盟主。况周颐以为王鹏运的词，得力于王沂孙（王有《花外集》），而振衰起敝之功，过于常州词派的创始者张惠言（张有《茗柯词》），而（岭表此宗风）则以创广西词派期诸王鹏运，惜乎（岭表）的后劲不继。 张元济，字菊生，以字行，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的翰林，与蔡元培同年。甲午一役，与一般有志气的士大夫一样，饱受刺激之余，力主改革。当时的所谓“新党”，大致分急进、缓进两派，前者主张政治改革，淘汰老朽，登进新人；后者认为应以启迪民智着手。张菊生是缓进派，在京中办了一所“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有学生四五十人。其时张菊生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总理大臣张荫桓得翁同的支持，权势日上，对通艺学堂赞助甚力，目的亦是为了总署培植人才。 戊戌四月间，他与康有为同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所保荐，四月二十八日与康同被召见，时为翁同被逐的第二天。六七月间曾劝康南下办学，康不听，八月初之政变，张毫无所闻。事后照常入值，静待被捕。至八月二十三革职，永不叙用。回上海不久，参加商务印书馆工作，最后成为此一中国最大出版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张菊生为近代版本目录学专家，鉴别宋椠，更为权威。丁日昌持静斋以后，广东收藏宋版最有名的是潘宗周，以从“皇二子”袁克文购得号称海内孤本的宋刻《礼记正义》，因称其藏书楼为宝礼堂，辑有《宝礼堂宋本书录》。张菊生为作一数千言的序，列举宋版体裁、格式、纸、墨、书法，为研究宋版者必读之文。 江标，字廷霞，号萱圃，一号师（许）。光绪十五年己丑翰林，官至湖南学政。其时陈宝箴当巡抚，力扫积弊，开发山林，谋以一隅之地，立富强之基。江标赞助合作，以新学课士，使守旧的风气，得以逐渐转移。他是苏州人，为叶昌炽的弟子，精于碑版目录之学，刻有灵鹣阁丛书。 第二章忧国愤时（2）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所以熊贵后称之为“熊凤凰”。光绪十八年进士，但至二十年始补应殿试。以妻丧及续弦，请假回籍，佐陈宝箴、三立父子办理新政，深受器重。其时湖南鼓吹新政，培植人才，办有时务学堂、湘学新报、南学会。湖南守旧派奉王祭酒先谦为“祭酒”，手下大将为叶麻子叶德辉，以巡抚袒熊，旧派不敌。叶麻子因用熊、陈二姓，以拆字格作一谐联相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又有一次南学会请湘中名儒皮锡瑞演讲，熊希龄亲自摇铃开会，叶又作一联，以锡瑞字鹿门，乃用姓字首二字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闻者无不大噱。 熊、叶的结怨，在于王先谦等上公呈攻击梁启超及时务学堂，熊希龄乃展开反击，黄彰健记述：湘绅公呈上于五月二十二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湘绅熊希龄、黄膺、戴展诚、吴獬、戴德诚，遂联名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他们认为：通省书院积弊太深是由于书院山长多由回籍绅士担任，“视为养志之资，或假师位以要结官府，招摇纳贿”，熊希龄等人此一呈文很明显的是针对王先谦说的。 他们在呈文中提到，湖南绅士“分畛域，非本地士绅不能当山长。倘聘他省之人，束或重，于是觊觎排挤，无所不至”。这是针对叶德辉谋求时务学堂总教习而说的，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薪俸，在其时湖南学界中最高。他们的呈文提到，近来各书院山长多不住院，而学生太多，乃立斋长等名色领袖之。斋长既与学生地位相等，无人敬畏，以致书院风气甚坏。这又是针对王先谦的岳鹿书院说的。王先谦在复毕永年书中，即已自承，因不放心家庭，未能住院，只好聘斋长，管理学生。 第9章 熊领衔的呈文要求陈宝箴将全省书院山长本年束全行致送，另行延请博通时务之人主讲，这自然是办不到的。熊希龄等人的呈文不过是由于湘绅分呈上后，他们借此向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出气。 书院山长的地位极高，所谓“老师宿儒”，往往为督抚所尊礼，为王湘绮应聘主成都尊经书院，丁宝桢待以上宾之礼。桐城派名家吴汝纶，先在直隶当知州，风尘俗吏，奔走为劳，因称病辞官。李鸿章立即聘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接到聘书，立即去拜总督，李鸿章开中门迎接。按：延宾之礼有所谓“软进硬出”，如门生拜老师，进由便门，出则开中门相送，如“硬进”则必“硬出”，将军拜总督固持此礼，老师拜门生亦然，李鸿章乃是代表通省士子尊师，犹如东主之视西席。知州见总督，要递手版，命坐则坐，否则鹄立以俟，如今分庭抗体，地位过于监司。李鸿章道是“为吴挚甫一吐递手版，坐官厅的肮脏气”。山长地位既如此之尊，则有事直接见督抚，营求请托，督抚亦往往买账。王先谦在湖南实不免有此情事。熊希龄的攻击不虚，而结怨自然更深。 戊戌政变后，熊为新党，受了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辛丑议和，新党的处分无不开复，熊以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召赴关外，继赴日本考察，与革命党及保皇党都有往还。 熊希龄的崭露头角，是为考察党政五大臣充任参赞，自安排旅程到回国提出考察报告，一手包办。五大臣提出的有关宪政的文件，一共三件，是由熊希龄代托梁启超及杨度捉的刀。 入民国后，熊任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部长。民国二年七月组阁，号称“名流内阁”。三年三月辞职，从此与政治绝缘。他在前清的官职，只是一个盐法道。民国元年崛起入阁以至组阁，前后不足三年，即已识透宦海滋味，说来真如黄粱一梦。 民国八九年间，熊希龄在北平创办香山慈幼院，为其毕生事业所寄。二十年丧偶，二十四年与江山毛彦文女士结婚。毛为家叔昂若所资助留美，精神恋爱数年，终以使君有妇，难谐好梦。毛已三十有三，嫔六十六岁的熊希龄，年龄正好相差一倍，益成佳话。两年后，抗战爆发，熊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身份，偕爱妻赴上海办理战地救护工作。秋冬闲转赴西南，道经香港以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张謇，字季直。此公生平，知者甚多，笔者前亦谈过，经历不必赘述。所可得而言者，在光绪亲政后，李鸿章有戒心而翁同有野心，所以各有培植继承人的打算。李鸿章是早就看中了张佩纶的。甲申之前，即有意传以衣钵。及至张遣戍后，李鸿章音问不绝，且为设法赎罪，妻以幼女，更以海军衙门捐例特优之便，捐一道班在北洋幕府养望待时。如果不是甲午一役，张佩纶的前程无限。李之选中张佩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的原因，即是为了对付翁同。因为张佩纶不但才干声望足与翁匹敌，而且有李鸿藻的支持，可望成为北派的领导者。李鸿藻最欣赏者为两张，另一张为张之洞。与翁同至为不协，而与张佩纶则有同门、同乡、同僚——同为“翰林四谏”——的密切关系。两张协力，足制得君甚专的翁同。 第二章死对头（1） 翁同的野心起于甲午以后，他亦属意于两张，一张为张荫桓，一张即其得意门生张謇。 甲午一役，李鸿章一蹶不振，张荫桓乘机而起。及至翁同一得势，张荫桓见风使舵，以同官户部的关系，尽量与翁同接近。其后，翁同奉命入总理衙门，固辞不获，手握度支、洋务两大权。而度支则为偿筹对日赔款，以举洋债为主，因此洋务更显得重要，翁同于此两大要政，皆倚张荫桓以为办。光绪廿二、廿三年间，两人水乳交融，翁同信人未有如此之专者。 李鸿章与翁同是死对头。李之垮在甲午，而甲午一仗则为翁同逼迫而成。以故在李鸿章看，一生英名，晚年勋业，皆毁于翁同一人之手，其痛其恨可知。是故在胶澳事件中，千方百计，破坏成议，用的是北方混混所谓“开搅”的手段。这一点，翁同做梦不晓，张荫桓却看得很清楚，因而极感为难。 张荫桓一生得知于四个人：阎敬铭、丁宝桢、李鸿章、翁同。李鸿章对他的关系最深，亦曾拜过门。是故张之倒向翁同，为李鸿章所深恶。到李鸿章一开搅，破坏中德和局。张荫桓既与翁同同办此事，荣辱得失相关，自不便无所表示。当他熟计利害，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是设法打击李鸿章，让各国知道，李鸿章已不再能管中国的外交。 实现这个决定的方法，是拟一道上谕，由翁同面请光绪明发，胶澳事件责成翁同、张荫桓办理，他人不得胡乱干预。当然，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乃针对李鸿章而发。 哪知翁同上面还有个恭王，本来此事如果翁同了解张荫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够辣，很可能造膝密陈，先将上谕发了再说。可惜翁同是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张荫桓所拟的旨稿，晋谒恭王。恭王衰病侵寻，英气消尽，不愿多事，说一句：“且缓、且缓。”无形中将此事打消了。 这一下张荫桓才知道“竖子不足与谋”。而且更坏的是，此事必为李鸿章所知。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势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张荫桓很见机地，立刻变积极为消极。正当对德交涉吃紧之时，翁同去找他商量正事，张荫桓却大谈其书画掌故，绝口不及正事。而翁同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记中，表示张的态度，令人大惑不解。 从这一次以后，张荫桓的态度有了个基本上的改变。此人确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独张一帜，看翁同得君甚专，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来，铲除李鸿章的势力，得以一舒抱负。及至看出翁同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觉得与他共机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由拥护变为玩弄，暗中仍旧向李鸿章靠拢，搞大借款弄钱。回扣大小、镑价（英汇兑换率）高低，翁同无不茫然，故而有王鹏运的参劾。翁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记：王鹏运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薰犹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入，能无嗟诧。 又五月初八日记：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竭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获严谴，行将出都之时。观翁所记，两人心情如画，张荫桓说这些话，意在安翁同，已派步军统领英年围拿，而居然无事，意谓绝不致连累翁同。翁出以“漫听漫应”的态度，则已知张确曾纳贿。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严谴，仍能当权，用张荫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获谴时，张謇在京。日记中所记，倾倒之意，溢于言表。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记：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办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积谷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确是霸才。 又二十日记：午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一奇才。 张謇此时服阕入都供职，本有一番振兴实业的计划，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鸿图。翁既罢官，照常情论，张的计划，自难实现。但张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定力、毅力，见机而作的识力实皆有过人之处，成功绝非偶然。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举人出身，久在国外充任中级外交官。陈右铭巡抚湖南时，他以盐法道署理臬司，参与新政，首创民治，其言曰：“众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至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仿外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黄遵宪实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辈。 他著有一部《日本国志》，戊戌维新时，光绪曾向翁同索阅，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挡出国，行经江宁时，政变发作，朝廷密谕两江总督将黄遵宪看管。其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先赴京师，转至上海，又至重庆，转武昌，到江宁，为黄遵宪说情，总算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黄遵宪办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传》：（使日参赞）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借口卫生逮捕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及于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但客家人，脾气强项者居多，黄遵宪亦复如此，所以人缘很坏，翁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黄遵宪号公度，举人、道员、新加坡领事。新从江南来，江南官场多不满之，诗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记：英使说黄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其时外交界有一番大调动，以杨儒使俄代许景澄；罗丰禄使英代龚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杨儒；德国新设一使，派黄遵宪。德国拒绝黄遵宪，希望派荫昌。黄遵宪其时道经新加坡，当地不予接待，显然是英国官员对黄不满。因为黄遵宪驻新加坡时如果有勒索侨商的劣迹，亦与英国无关，并不构成拒绝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无非诋毁之词。 第二章死对头（2） 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两卷。他的诗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词入诗，与僻典连看，光怪陆离，不可名状。 第10章 诗多感时记事之作，石遗室诗话说他“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深悉。”录其较易索解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以见一斑。 “肃毅侯”是李鸿章的爵号。黄诗共七律四首，第一首云：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万里封侯由骨相，中书不死到期颐。弧卒挽周衰德，华衮优增汉旧仪。官牒牙牌书不尽，盖棺更拜帝王师。 按：颔联谓李鸿章封侯，不无运气在内。“中书不死到期颐”，意思是李鸿章只要不死，永远是宰相，不会有退归林下之时，亦微讥其恋栈。 颈联上句用国语，“（周）宣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典故，记李鸿章在北洋练兵，而”卒挽周衰德“则以身在清朝，不得不如此说法，不然用此典在雍乾年间一定构成文字狱。下句汉书旧仪下自注：赐方龙补服，历来汉官所未有。他如赏紫缰、三眼花翎，于京师建专祠均异数也。 按：督抚的“导子”、官衔、荣典，都写在“高脚牌”上。以李鸿章头衔之多，恩遇之厚，故谓“官牒牙牌书不尽”。结句则指李殁后赠“太傅”而言。 连珠巨炮后门枪，天假勋臣事业昌。南国旌旗三捷报，北门管钥九边防。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后门枪”不典，疑即后膛枪的另一种叫法。“南国旌旗三捷报”，当指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刘永福曾数获胜仗。“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调侃最妙。石敢当典出《急就篇》，说得最详细的是“姓源珠玑”，石敢当为刘智远的部将：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要冲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氏，以捍民居。 此言淮军诸将皆以李鸿章为石敢当。朝廷倚重，言无不听，倘有过失，亦可得庇护而无事。 至于“平生自诩杨无敌”，不知道李鸿章在什么时候自拟于“杨老令公”？用一“诩”字，则足以杨业为可慕。但杨业一世英名，终于有陈家谷口之败，竟以身殉，然则李鸿章难道不嫌丧气忌讳。如说此在甲午以后，则又不当用“诩”字。兹先引《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叙杨业兵败事：潘美既败于飞狐，副将杨业引兵护云应寰朔吏民内徙，时耶律斜轸已陷寰州，兵势甚盛，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护军王等以为畏惧、欲从雁门北川中而往。业不可，曰：“君侯素号无敌，今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之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欲伺便以立尺寸功，报国家耳。今诸君责业避敌，尚敦自爱乎？”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幸于此张步兵强弩以相援也，业转战当至此，可夹击之，不然，无遗类矣！” 美遂与帅麾下阵于谷口，斜轸闻业且至，遣副部署萧挞览伏兵于路。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业麾帜而进，斜轸佯败，伏兵四起，斜轸还兵前战，业大败，退趋狼牙村。自寅至巳不得业报，使人登托逻台望之，无所见，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而进，行二十里，闻业败，即麾兵却走，贺怀浦败没。 业且战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恸。再率麾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匿深林中，耶律溪底望见袍影，射之，业堕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 李鸿章的境遇，在某些部分来看，与杨业相似，不可战而被逼出战，诸将不能配合这两点，亦正是甲午败绩的基本原因。此外就很难说了。 凡对湘军派系及离合升沉的情形，以及李鸿章御将的方法有了解的，应知“杨无敌”与“石敢当”两典并用，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惟其李鸿章自诩为杨无敌，所以诸将夸他是石敢当；一种是惟其诸将夸他是石敢当，李鸿章就不能不自诩为杨无敌。前者为了固结军心，后者则为了维系军心了。临敌如何不可知，在平时李鸿章一方面必须让朝廷深信，他能绝对控制他的部下，惟言是从，临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须让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挡灾谋福，化险为夷，才不会见异思迁，甚至想取而代之。 结句典用张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黄蜀葵诗“金铜仙人雨中立，铅泪恰如辞汉时”。表明此千行之泪，是在马关议约时所流。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原注：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毕相”指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伊侯”则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连李鸿章在内，为国际上公认最有权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时不独国际上不明中国的政治行情，即使是当时的朝士，亦看不出后帝暗斗日趋严重。李鸿章一面不为帝党所容，另一面后党亦认为李鸿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荣禄有政治头脑，以王文韶去接直督为李鸿章弥缝，只怕他连交卸北洋都会搞得很难堪。 黄遵宪当然是知道的，颔联即颇有讥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轻轻放过。惟其“久比肩”，故有虚声；亦惟其“久比肩”，不甘于就此勇退。奉使环海十万里之行，是李鸿章破釜沉舟之举，而究其实际，不过利用其“虚声”作孤注一掷。说“抚心国有兴亡感”，则前此于国家兴亡，并无责任感。此则匹夫之不逮，何论于与国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则必是引用李鸿章的论调，犹如自诩杨无敌，非自诩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动朝廷及朝士，故所谓“量力”正讥其不量力。 第二章必死之心（1） “老来失计亲豺虎”则犹为恕词。李鸿章一生毁于甲午，而李鸿章的千古，则毁于“亲豺虎”。 何以说“失计”是恕词？因为失计只是失算，本心无他。而李鸿章之“亲豺虎”，动机即不纯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借助外国来打开他的困境，另开一个局面，进而重掌洋务。及至到俄，经俄国对华政策的设计及主要执行人财务大臣微德的设计，俄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宫单独接见李鸿章及李经方父子，据说行贿即在此时有了成议。据国医陈存仁告诉我，张作霖封闭俄国使馆，以后接华俄道胜银行，曾经查到李经方在该行支领巨额的支票，清理官为之讳隐其事。陈先生所言自有根据，但我钩稽故宫博物院购藏的翁同致张荫桓书函百余件，关于胶案如何由已获成议而突然中变，李鸿章如何“开揽”，如何为俄国兵舰来华开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为李鸿章受贿卖国的铁证。最后辛丑议和，态度最强硬的德国，亦已就范，惟独俄国百计侵削，得寸进尺。而得尺犹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对李鸿章多方要挟，以致李在临死以前数月，动辄暴怒，几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缘故，但无记载，讳言其事之故，岂不可思？最后一首是：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原注：光绪丙子余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 起首两句，言李鸿章的“中堂脾气”与总督派头，“满箧诱书疑帝制”，典出《汉书贾谊传》：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是则“满箧谤书”皆言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经多少年观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满箧谤书”自出于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笔。所以李鸿章亦如汉高祖那样，“一床踞坐骂儒冠”。此句描写，相当生动。左宗棠见客必骂曾国藩，李鸿章见客常骂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张之洞，此屡见于当时人的笔记。 颈联深致感慨，骂尽淮军。至于结句是挽诗例应有的写法，否则从头到尾讥弹，成何话说？ 徐仁涛及其父致靖，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至为密切。徐致靖与徐致祥常为人误会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为徐致祥者，大损清誉。按：徐致祥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庚申会元。是科题为“大学之道”，全篇抄套张之洞中解元的那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后以怨报德，竟参劾张之洞，刻画张之洞有名的两句话：“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出于徐折。 近代名人小传记徐致靖、徐仁铸父子云：康有为乙未上书，名满海内，翁同虽举其贤能，而特戾密陈，其露章有为宜大用者，则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进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初不交有为。其子仁铸，以编修督湘学，陈三立方从其父宝箴官湘，黄遵宪陈臬事，梁启超则主时务学堂，皆当时所谓新党也。仁铸为学，素服膺黄梨洲、顾亭林，志在经事，及接诸人，维新益力，乃书告致靖举有为，以其久简帝心，一可邀峻擢，致靖遽论，而附以张元济诸人，半隶保国会，政变竟坐长系，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上书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敌兵入，得出。 第11章 按：此记大致翔实，惟籍贯有误。徐致靖江苏宜兴人。他有两个侄子，谈掌故负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园杂咏》：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皱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下注：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京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语。迨至召袁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当日徐子静以老年伯之意态训余曰：“尔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 子静为徐致靖的号，莹甫为致靖次子仁镜，与其兄仁铸并为翰林。功亭则聂士成；义甫名徐仁录，为彬彬之兄。 所谓“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编修”别称“太史”，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于文字不佳，从未得过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其黑无比的一名穷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凯。袁以直隶臬司的职衔，在小站练“新建陆军”，为荣禄的“武卫五军”之一。翰林身份，至为清贵，竟入监司幕府，未之前闻。但徐世昌竟以此渊源，在清末即已入阁拜相，则其看中袁世凯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处。 至于徐致靖，实为首荐康有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并首荐袁世凯。奏疏中颇为袁世凯委屈，中有一段云：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之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禀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且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 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强敌销萌。 第二章必死之心（2） 此疏实为康有为所代草。奏上，即有“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之谕。戊戌政变由点燃袁世凯这根导线而爆发，点火者康有为借徐致靖之手而为之，所以我说徐致靖是戊戌政变中极有关系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记载，康有为与徐致靖先是想游说聂士成，其后乃看中袁世凯。戊戌政变后，王照与康有为同时亡命日本，由于康自称奉有光绪的“衣带诏”，受密命起兵勤王，借此以筹办大事募饷为名，到处敛财，为王照所卑视。而康有为亦恐王照泄漏内幕，败其骗局，竟指使门下以不客气的手段，监视王照。结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闷气不可。乃于光绪二十五年与日本“木堂翁”（犬养毅）作了一番笔谈，对内幕颇有透露。 关于游说带兵大将，武力夺权的计划，王照述其所参预的经过是：康又托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康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按：《石遗室诗话》：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黄彰健认为：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壁。“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食起居，并不受虐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久拼生命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语气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复如此，就刑时“含笑口微哄”（见《唐恒虞渊集》），如此从容，则根本未存脱罪之想，亦无所谓“将使同党无辞脱罪”。因为此案只论利害，不论是非，脱罪不脱罪，根本不在承认不承认。 二、其时刑部司官，或与“四京卿”有旧，或则敬服其人，所以狱中甚受优遇。即使此诗笺落入狱卒之手，亦绝不致“呈堂”。按：是时刑部提守厅主事为乔茂萱，对系狱的“四京卿”颇为照顾。唐恒诗中“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的“乔公”，即指乔茂萱。 如上所述，此诗确为《狱中示复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诗代简，劝阻以东汉何进、董卓之史事为鉴。而梁启超所以要作此解释，原因很简单，是替他的老师康有为掩饰一大错。这一错就是：早有人说过袁世凯不可靠，主张用董福祥，而康有为不听，出之以鲁莽，派谭嗣同说袁，以致一败涂地。岂非康有为要负最大责任？ 第二章必死之心（3） 至于陈石遗说此诗的技巧，自是专家的见解。但是此诗故典今用的特殊涵义，则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着痒处。 林旭此诗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须确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诗章法，如水就下，流畅无比，固无所谓“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后汉书史丹传》：史丹，字君仲，鲁国人，元帝即位，为侍中。时定陶共王有才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上寝疾，皇后太子皆忧，丹以亲密臣，得侍疾，候上闲独寝时，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适长，立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爱幸，道路流言，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若审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见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达旨？”太子由是为嗣，成帝立，累迁左将军。 此传下注“青蒲”：孟康曰，以青蒲为席，用蔽地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寝四周，则惟皇后可到，但引申为天子燕息之处，则亦为近臣可履之地。由于此处警戒特严，所以造膝独对，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切机密隐私，不虞外泄。切谏者乃得尽其依慕的私情，呜咽难言，出于饮泣，不须顾虑顾瞻，与庙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难，必应顾及体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异。 然则林旭之“青蒲饮泣”是向谁切谏？当然不是光绪。如是光绪，则向用方殷，不必泣谏，所谏必从，岂得谓之为“知何补”？ 既非光绪，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复又过问大政。 第12章 此一太后与其他深宫颐养，不见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适用于其他太后独能适用于慈禧。林旭此时的身份，等于军机大臣。而汉人中的军机大臣、上书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向来为太后、皇帝视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够资格踏上“青蒲”的。 自拟史丹，而以汉元帝拟慈禧太后，则泣谏之事为何，不问可知。意谓即使请见慈禧太后，无论怎么样地痛哭流涕，苦劝两宫母子和好，慈禧亦绝不会谅解光绪，更谈不到放手不问，任光绪独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为显豁，“国士待我，国士报之”。今以格于母子不和，新旧冲突，凡所展布，窒碍难行；徒以国士自许，终无以酬答深恩。慷慨有两义：一是“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一是慷慨轻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赅两义。 因为如此，兵谏乃不可免。此为自然形成的结论，隐在第二句与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则“千里草”指董福祥，断无可疑，此典出《后汉书五行志》：献帝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如照梁启超的解释，以为董指董卓：乃林旭鉴于东汉何进清君侧，导致董卓专政，“遂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则此事所关至大，不容误解，何不径用拿“卓”字拆开来的“十日卜”？如谓“十日卜”代“千里草”的“十”字，在平仄上虽可通融，但诗句不响。这是论到诗法，我亦别有所说。 陈石遗指出，林旭诗学陈后山，则当以宋诗的义法来探究此诗的内蕴。周弃子先生曾向我说：唐诗末流，至为空泛；陈套烂语，摇笔即来，人人可吟，处处可用，空有架子而内无其人，是为“假唐诗”。如画坛某巨匠所作者是。矫唐诗末流之弊，惟有宋诗，宋诗讲究切实，所以不但动词、形容词讲究，副词更不轻下，必千锤百炼，求其至当，此为宋诗的特色，亦为宋诗的精义。准此而论，则“我为君歌千里草”的“歌”字，应该从好的方面去看。“歌”字虽从“童谣”之“谣”而来，但亦有歌颂之意，衍化为称许、推荐，自然是指董福祥。复以末句相参，更为确定。 第三句、第四句，密切相关，但亦可视作倒装句法。依语言的习惯来说，如是“这个人不好，我推荐那个人”，则应作：“本初健者莫轻言，我为君歌千里草”而所以用“我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者，因为重点在“莫轻言”。 兹先研究“健者”一典，《后汉书》一百四袁绍传：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 “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是肯定了董卓为健者，袁绍作此言，虽有以健者自居之意，毕竟未正面说：我亦健者。因此“本初健者”四字，如科举时代考八股所出的“截搭题”，字面固有完整的意义，却非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了解到这一点，本初是本初，健者是健者，须先确定其个别的意义，再看它综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义。 “本初”犹如“千里草”，只是切一个姓氏，故知指袁世凯。“健者”则如奇$%^書*（网！&*$收集整理上所论，指董卓无疑。“袁世凯”加“董卓”，意谓袁世凯是董卓，故“莫轻言”！ “健者”只能作如是解，否则就不通。倘谓“健者”应望文生义，照字面解释为“有力量的人”，则以反对废立的袁本初拟袁世凯，正当极力拉拢，为何“莫轻言”？ 从逻辑上去解释“青蒲”与“健者”在林旭意中的涵义，不但整首诗可以说得通，而且亦可解决传述纷歧的问题，确定了这首诗二十八字的每一个字。为醒豁起见，录正如下：狱中示复生青蒲饮泣知何补（非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我（非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第二章必死之心（4） 第一句缘何是补非用？因为林旭在基本上是想调和两宫，亦即弥缝慈禧与光绪母子间的裂痕，故应用弥补的“补”。此亦正是宋诗练字讲究之处，倘用“用”字，语气较强，与全诗温柔悱恻的风格不合。 第三句是“我”非“欲”，则以“欲”字为文法中的现在进行式，或未来式。“我”字则无文法上时制的限制，可用于过去式。此诗盖事败入狱后，追忆过去，仅谈事实，不加论评。哀而不怨，即怨亦不怒。林旭之温恂敦厚，诗中可见其人。 以上解决了个别的疑难之点，以下就诗意作一综合解释：皇帝发愤图强，推行新政，而太后为旧党所包围，加以小人挑拨，误会推行新政完全是为了与太后作对。成见已深，即使请见太后，剖肝沥胆，涕泣苦谏，料知难回慈意，于事何补？ “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乃至慷慨轻生，既于事无补，则毕竟难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参大政，以国士相待的深恩。看起来除却兵谏，别无善策。 此则非外结大将不可。我曾主张用董福祥。至于袁世凯，此人是董卓之流，如此机密大事，跟他千万不可轻易出口。 以上是平铺直叙的解释，亦是林旭当时跟谭嗣同平心静气的解释。其中自有“吾谋适不用”之憾，而出以蕴藉之词，修养真可倾倒。 兹再谈梁启超改诗的原因及作用，梁著《戊戌政变记》第六篇林旭传：林君子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于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奥深侬，流行京师，名动一时。……皇上既知为康某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新政……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椎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 如梁所言，泣谏何用？主恩难报。但又何进以往事，不主张用兵谏。然则，他究竟要干什么？莫非混一天是一天，坐待后党凌逼？照梁启超的解释，林旭的诗根本不通。 梁启超自言“弟畜暾谷”，但如上立论，抹煞事实，亦即贬低了林旭，殊欠友爱。 按：林旭于八月初二日带出的密诏，大致为命康有为迅速出京，督办官报。原折已经在上谢恩折时附缴，不可得见。现所传者为康有为自己所陈述，而前后已有不符。康有为脱险后，在香港作《奉诏求救文》致各国公使，《日本外交文书》载有全文。今据黄彰健所引转录如下：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但以后康有为在他处提到此密谕，只有“汝可迅速出外”，删掉“国求救”三字。则作伪之迹，已是铁证如山。 至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时所出示的密诏，则为光绪致杨锐密诏的墨笔过录本。黄彰健对事的考证甚为精确。此诏的原件，在杨被害后，由杨锐之子庆昶，及其门人黄尚毅携返四川，在路上为避免搜查，将密诏缝于黄尚毅的衣领内。及至光绪崩后，袁世凯被逐，无所顾忌，乃于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由杨庆昶及黄尚毅上书都察院，请代缴密诏。其时参庆王的赵炳麟掌京畿道，经手其事。所辑《光绪大事汇鉴》载有全文，兹分段引录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套，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孰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所谓十九日之事，指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小航）上折言事，堂官不允代递。光绪一怒将满汉两尚书、四侍郎一律革职。所谓“六堂尽罢”，与光绪十年将恭亲王等全班军机大臣逐出枢廷，同为满清一朝空前绝后的特例。今观光绪密诏，知慈禧已认为过重，则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当然更不会同意。 再看密诏全文，我觉得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与光绪的个性及其对慈禧的态度相合。 第13章 此诏中有数要点须特别指出：一、光绪始终不愿触怒慈禧，则派兵围颐和园之事，可决其必非光绪的本意。 二、光绪虽重用四京卿，但根本上还是尊重军机制度的。同时亦可以看出，光绪命四京卿“妥速筹商”此事，亦并无完全隐瞒慈禧太后的意思，因为封奏虽至御前方能开拆，但既由军机代奏，则原折必仍交由军机会同四京卿拟议。退一步言，交军机代奏，慈禧就必然会知道四京卿有此一奏，慈禧如果索阅，必得呈上。倘以为要瞒住慈禧，则面递亦甚方便，不必叮嘱由军机代奏。 三、此折系交杨锐主办，无形中确认杨为四京卿的领班，康梁不过在“诸同志”之列而已。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谭嗣同往访时，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皇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过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撮叙所见过录的密诏，大意亦与原件相符。但康有为脱险后，据“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假设之词，伪造一通密诏，其词如此：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伪改之迹，最无耻的是自己往脸上贴金，用“汝可与”以自居为受诏之人，而四京卿皆居其下。但最不可恕者，则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的字样，变成嫁祸于光绪。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戊戌政变记》捏造景帝“光绪”口出恨那拉氏之言，因此景帝几遭不测之祸。 第三章荣禄密谋（1） 吴德潇曾寄书责梁氏。 其实梁启超是不能不被他老师牵着鼻子走！如果康有为真是“保皇”而非“祸皇”，则公布第一次密诏（严格而言，密诏是夸张的说法。至于“衣带诏”，更是只有康有为这个大骗子才能说得出口的名堂），除了“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话，稍觉刺耳以外，亦并无足以使得慈禧不悦的地方，尤其是“不致有拂圣意”一语，足以邀得体谅。 光绪实在很不幸，他一生所最敬爱亲信的三个人，对他都是害多利少。首先是翁同，原是太平宰相的底子，偏逢国势陵夷，列强合而谋我的大变局。论到以帝师的地位为天子分忧分劳，则既不能结李鸿章、张之洞以内外相维；亦不能笼络如荣禄一班后党，以调和两宫。才不足以驾驭张荫桓，故善善而不能用；学不足以驳正康有为，故恶恶而不能去。一方面不能觉察荣禄在暗中为保卫慈禧个人利益的活动，一方面又不能觉察张荫桓向内务府挑战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致辱及己身，亦连累了光绪。 第二个是珍妃。慈禧对她，跟对翁同一样，知道她对光绪的影响力，初意笼络，想收为己用。哪知她恃宠而骄，居然敢无视太后及皇后在宫中的权威。同时她御下亦有问题，以致慈禧得以抓住她宫中太监的把柄，作断然处置。如果珍妃有见识，能充分体会到光绪的处境，委屈一时，曲意善侍慈禧，对隆裕亦能尊以后礼，那就不但她自己的一条命不会送掉，光绪的日子亦会好过得多。 第三个就是康有为。慈禧本无废立之意，主要的是所谓“衣带诏”中那句光绪措词，一时失检，用了一句“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的假设之词，为康有为用来大作文章，仿佛光绪眼前就有被幽禁之祸，非立刻领兵勤王，不足以救护不可。在慈禧看，这是为子所诬，而又无法辩白。积怒积郁，无可宣泄，索性想到立大阿哥了。 其次，康有为的丑诋慈禧，亦势必使她痛恨光绪。这不是迁怒，根据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成语，用逻辑推演而得的结论是：有不孝的皇帝，才有敢骂太后的逆臣。如果皇帝孝顺，康有为如此丑诋，岂不伤帝之心？殊不知康有为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皇帝。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曾引中央研究所藏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影中的《谢钦派督办官报局折》，而内容则为致英国公使的照会，丑诋慈禧之言如此：敝国经义，天子于正嫡乃得为母，妃妻不得为母。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时为生母，在大皇帝时，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在。垂帘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 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嬖，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众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事，今已扬暴。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 所谓“有奸生子名晋明”，不知指谁？是否载漪？从未听人说过。甚愿熟于清史稿的陈捷先、金承艺两教授，为我解惑。 贵国政府主持公义，调兵会议，速为救援，除我篡弑之贼，保我大皇帝圣躬，归我大皇帝权力，贵国既施我大德，我大皇帝复辟，必将格外图报。公法仁术，理必宜之。 本督办不能预救，辜负圣恩，万死间关，谨存密诏，游走万国，涕泣陈辞。敬为我大皇帝匍匐求救。 说“游走万国”时，康有为已存下到海外骗华侨敛财的打算。打出的旗号便是“勤王”，而动辄以“办大事”为言，办大事要花大钱，而捐募所得，去路不明，为此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常争辩。 在光绪的心目中，康有为较之翁同更足重视，因此康有为之辜恩卖君，亦就更不可恕。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常忽略一事，即翁同之被逐，与召见康有为，在日期上衔接之密，绝非偶然。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国是”诏，出于翁之手笔，他本定二十四日出京，因见此诏，乃留京师。二十五日徐致靖疏荐康有为，奉旨“着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不意二十七日即有驱逐翁同的懿旨，荣禄出督直隶，明是勤兵观变。而“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召见”，无异再度垂帘。在这种态势之下，竟未能吓阻光绪，决心召见康有为，可见其背城借一的心情。不幸地这一注赌押在康有为身上，是太不值得了！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此次召见情形：二十八日早入朝房……吾入对，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至，覆亡无日。”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吾师称：“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即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个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力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窗门楹朽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庀材鸠工，沉乃可成。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上然之。 吾乃曰：“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上以为然。 吾乃曰：“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第三章荣禄密谋（2） 康有为之大言炎炎，类皆若此，但“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自足歆动积郁已久，复新受刺激的皇帝。以下又记：上曰：“然，汝条理甚详。”吾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上以自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吾知上碍于西后无如何，乃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对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无暇晷，无从读书，实无如何，故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皆无之，实不知所办也。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彼等无从议驳。” 第14章 上曰：“然。”对曰：“昨日闻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何不明下诏书。”上一笑。 “自割台后，民志已离，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受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以下由教育谈起，康有为的建议极多：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上曰：“可。”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上曰：“可。” 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乃言日本纸币银行，印度田税。略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为起行宫，若纵言其详，则未能变法先害民矣。乃略言：“中国铁路，矿务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郡县各种学堂，水师学堂船坞，则一举而大势立矣，但患变法不得其本耳。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开耳。”于是言译书、游学、派游历等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犹不命起，乃重提，遍及用人行政，末及于推广社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并抚各会匪。因谢保国会被劾，上为保全之恩，上皆点头称是。又条陈所著书及教会事，久之，上点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乃起出，上自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时矣，从来所少有也。 康有为的记载，言过其实，以为炫耀，是可想而知的。但决心召见康有为，就其尊礼的情形看，颇有去一师傅（翁同），来一师傅之慨。可惜，翁同翼护光绪，煞费苦心，而康有为全然想不到此。 为了“勤王”，当然要号召义士，激起同仇敌忾之心。同时也要掩饰康有为知人不明所犯下的极大错误。因此，梁启超以其“常带情感”的“笔锋”，改动了林旭那本来不难索解的《狱中示复生》诗。同时说此诗作于袁世凯在京之时，黄彰健乃推断：“林此诗亦应作于八月初三日，在初三日晚上谭访袁以前。”但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并未述及，其八月初三日记事如下：初三日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带来，与复生跪读痛哭。 按：据康有为自叙，八月初三，林旭面交密诏，康有为谢恩折，交林旭“持还缴命”，即缴还密诏，并代递康折，好让光绪安心，知康有为已定初四出京。自此，林旭即未与康再见过。 这应是八月初三午前的事。林辞去后，谭嗣同至，康与其“跪读”七月二十九日交杨锐的密诏，并“痛哭”，然后召梁启超及二徐、康广仁来，“经划救上之策”。说袁起兵勤王，即定于此时。然后谭嗣同进城，入夜方去见袁世凯。由这一段经过看，林旭何时作代简之诗，何时送达何人？疑问重重。 第一，林旭去见康交密诏时，显然未谈到说袁勤王之事，否则，林旭即时可以表示反对的意见。 第二，林旭在这天下午，应该也没有见到谭嗣同，否则何不当面讨论，而须以诗代简？ 第三，说袁系谭一人独往，则林旭欲阻其此行，只要写诗给谭一个人就是了。而梁启超在林旭传中说：“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这“等”字中包括些什么人？照情理推测，必然包括康有为，但康只对杨锐的持重，表示不满。如林旭亦有此意，在年谱中何以不提？ 我更须指出者，当时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密谋是，劝袁世凯举兵包围颐和园，这一点康有为不肯承认，只说，嘱谭嗣同至袁世凯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荣禄此时远在天津，扶光绪登午门，何能取荣禄首级于数百里外？这一点黄彰健已经指出，明明是假话。不过依宫廷兵变的往例来看，计划——亦即康、谭的如意算盘中，应有“扶上登午门”一个节目，但应在包围颐和园、控制慈禧太后以后。 此话怎讲？只看明朝的“夺门之变”，可以想见康、谭的计划，因为用兵包围颐和园，必然引起震动，荣禄亦会派兵救驾。此时必须澄清事实，是对付慈禧太后，而非有什么人想造反篡位，故必须光绪出面，来祛除疑虑。扶登午门，则皇城以内，紫禁城以外的外廷臣工，共见共闻，足以安定人心。 如果此一计划能为袁世凯接受，则举事之期，必在一两日内，因为这是一次突击性的行动，真所谓“兵贵神速”，才能“攻其不备”，否则荣禄已经开始部署，只要迟过三天，必无成功之望。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又记八月初三下午至晚间的情形：复生入城后，卓如至金顶庙客纯斋处，候消息，吾稍发书料行李……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处，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行。 这明明道出，康有为准备着一两日内便有巨变，他自然要做明英宗的徐有贞，亲自扶光绪登午门。如照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所说：君（指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第三章荣禄密谋（3） 果如所言，则其事亦甚从容，康有为根本不必作改变行程的准备。质之黄彰健先生，想以为然？ 照我想，谭袁密晤之夕，袁世凯一定有一番让谭嗣同如服定心丸的话，目的是要把康党安静下来，不必轻举妄动，他才好从中取巧。政变之发，康党被捕，都在全无警惕戒备的情况之中，即是中了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之故。 关于袁世凯告密的内幕，有一段极重要的资料，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多未注意。此段资料，出自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乃陈得自荣禄亲口所述者：袁君遵旨来京，预备召见，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 按：如上所言，则戊戌政变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光绪于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赐有密诏，确有其事。即袁世凯“袖中片纸”；而观荣禄所答，密诏的内容，即陈记：“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四围颐和园”云云。 《梦蕉亭杂记》又言：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因夤夜乘火车入京晤庆邸，请见慈圣，均各愕然。越日奉朱谕以朕躬多病，恭请太后训政，时局为之一变。 关于荣禄入京日期，官文书皆载，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据张一《古红梅阁笔记》载，荣禄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与陈记“夤夜乘火车入京”之说相合。就情理而论，遇到这样的紧急大事，非亲自进京不可。再看当时慈禧太后的行踪，八月初四自颐和园回宫。至初六忽又临幸颐和园，当然是为了召见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认为荣禄于八月初五连夜进京晤庆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复幸颐和园，发号司令，展开政变，这一点已无争论的余地。 要研究的光绪有无密诏赐袁，及袁世凯的态度。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谋者也，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首鼠两端”之语，又见黄遵宪的诗句。至于荣禄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则既收袁为己用，当然要如此回护。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为自编年谱：闻五日袁召见，上另有密诏与袁，则不知云何矣？ 这也好像证实了袁获有密诏。但“不知云何”一语，深为可怪。因为光绪如有密诏付袁，亦必经过四京卿的手，康有为岂能不知？故知康自叙所谓“上另有密诏与袁”，仍是他事后卸责之手法，意谓偾事乃光绪自己授人以柄，所以袁世凯得据此告密。 第15章 事实上是绝不会有此密诏的。光绪固不致鲁莽如此，尤其不会赞成围颐和园。同时，如有此密诏，光绪绝不会不告诉四京卿，否则即与白痴无异。而四京卿获知有此密诏，预期旦夕之内，必有巨变，则：第一，要留康有为在京；第二，需要有所部署；第三，必有焦急盼望之情；第四，必然密切注意天津的动态，而荣禄专车到京，亦一定瞒不过去。 第五，必然顾虑到事或不成，便有大祸，预筹逋逃之道。 就以上五点来看，无丝毫迹象，可资佐证。因此，赐袁密诏一说，应不成立。 然则袁世凯“袖中片纸”非出于伪造，即根本无此“片纸”。就情理来说，伪造诏谕，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以袁世凯的脑筋之清楚，岂肯落此足以自速其死的把柄在他人手中？ 就荣禄这方面来说，如果察知此一诏谕出于伪造，认为光绪并无不利于太后的企图，正可借袁世凯的告密，牵出谭嗣同夤夜游说的阴谋，打击四京卿，阻遏新政的推行。而况，包围颐和园的计划，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实上已不存在，易言之，眼前并无危机，无须作任何紧急处置。 由此可知，荣禄对外宣称有密诏杀他及派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完全是一种借口。由此可以产生下列的效果：一、坐新党以大逆的罪名，逮捕处死。 二、坐光绪以不孝的罪名，为慈禧训政的根据，并为废立作张本。 《梦蕉亭杂记》又记：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来，荣禄制造此一借口，竟是连慈禧太后也瞒过了。所以如说有此赐袁密诏，应该是出于荣禄的伪造。 第三章袁世凯告密（1） 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意谓政变是预定的计划。其主要的论据，基于荣禄在八月初五并未进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时尚未得悉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否则，八月初六不会仅捉拿康有为一个人。他认为袁世凯告密的详情，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八方始获悉，于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张荫桓。我以为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说法。 从光绪亲政开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内禅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绪如接位后的嘉庆。一方面光绪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违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颐和园中优游自在，好好享几年福。是故，只要光绪能如嘉庆，她是绝不愿放弃排云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来召见军机的。 至于对光绪，她一手抚养长大，对于光绪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绪绝不会做出什么悖逆的行为，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她料准了光绪不敢。至于后来常指责光绪不孝，是她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说法。 但是，慈禧对光绪，有一防范极严的顾虑，就是怕有人“教坏”了他。第一个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发下来时交代名次：“第一不动，其余皆可动。”此为光绪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对，而还是要做的明证，亦即明知珍妃的话不能听，而还是要听的明证。这就不仅“教坏”，直是蛊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坏”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并永不录用不可。 第二个是翁同。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临死以前，光绪奉慈禧临视时，恭王一定对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如挟帝而有所作为，恐无人可以压得住他，故太后必须慎防”的谏劝。此为慈禧恶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寿，而始终之典之优渥，几可与雍正之待怡亲王允祥相比拟的原因。 在恭王死后不到半个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亲自草拟的“定国是诏”，接着有四月二十五日，着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的上谕。其间翁是否保荐过康有为，或至少不反对召见康有为，话很难说，因为翁同日记是经过他自己改过的，痕迹已泯。但一通“定国是诏”，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极大警惕。于是在荣禄与刚毅合力相倾之下，慈禧断然决然地驱逐了帝师。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八月初六之诏，只捉拿康有为兄弟。即因为慈禧认为康有为教坏了皇帝，是罪魁祸首。及至发觉康有为已经逃脱，复于八月初七电寄荣禄等，于津沪等处严密查拿康有为。如果康有为被捕，当然不能活命。但六君子的下场，不致如是之惨。 对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应不会忽{奇机电子书}略，她有应变的天才，即到情况十分紧急时，亦不会乱了方寸与步骤。当时的情势，如我前面所说过的，危机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紧张。但为了要为训政找根据，不能不故意张皇，制造严重的气氛。须知此时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夺权，因而特行临朝训政的典礼。要到了八月初八，行过此礼，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权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碍达成此一目的之举动，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鲁莽举动，皆应避免。 这也就说明了，六君子何以迟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缘故。同时，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势还不十分明朗：第一，会不会引起外来力量的干预；第二，不知康党除了袁世凯以外，可曾勾结过其他将官？关于后者，自然是由荣禄去作检查与部署，这需要一段期间。关于前者，降旨捉拿康有为兄弟，亦等于放了一个探测气球，看看国际上有何反应？经过两天，并无动静。同时荣禄亦已作了周密的部署，乃于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谓“罪甚八司马”——六君子加张荫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为保荐康有为。张荫桓之被捕，亦是因为他“教坏”了光绪。对于光绪之所以致此，责任谁属，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贯的，与我国刑法上对“教唆”犯罚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于八月十三日的突变，《梦蕉亭杂记》所记，亦颇可采信。原来派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严于审讯。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会审，而次日未待庆王所派之员主持审问，即因贻谷一奏，由刚毅亲自至刑部传谕，毋庸审讯，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还在外间流言太盛，“有谓各公使出面干涉，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之故。 《梦蕉亭杂记》所说“某京堂”指国子监祭酒贻谷。当时确有外力干预的迹象。但此外力干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英日两国营救张荫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谕，指出张荫桓非康党，故此外力干预，乃别为一事，与六君子的安危无关。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网而引起，梁启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馆，康有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钧接到逮捕康有为的密令，与英国领事接洽，未能如愿的情况，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国闻报》的公然昌言，西人将作干涉。因此，在贻谷以前有高燮曾、黄桂两奏，皆主速作断然处置。平心而论，高、黄、贻三人都是为了保护光绪，安定大局着眼，其中黄桂八月十二日一奏，最为简明扼要。 外间传说纷纷，皆谓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团结，党羽遍布……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事。而康有为来京，果借变法为名，包藏祸心，诡计百出，阳托为忠愤之举，阴售其奸诈之谋。摇惑人心，混匿国是，真有出人思议之外者。今闻朝廷察其罪状，凡属臣民，莫不同声称快。及闻该员逃匿，未能缉获，则又私忧窃虑，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且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 至案内牵连人员，应拿者拿，应黜者黜，应宥者宥，一经办理定夺，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为首者不能漏网，为从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矣。臣素知康有为、张荫桓居心诡谲，故望朝廷先发制人，庶免奸党煽乱。 此奏又有一附注，专为张荫桓而发，基本上仍旧是客观的：再：臣正缮折间，适接邸钞，知康有为一案，已奉谕旨将徐致靖等分别审讯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张荫桓平日声名甚劣，虽非康有为之党，亦应按照屡次被参款迹，从重处罪。 第三章袁世凯告密（2） 黄桂为笔者长亲，贵州人，时由翰林院编修改福建道御史。他当然是旧派，但却是真正的道学先生，幼时闻长辈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仆入室，即避至门后，古板如此。 大致历代党争，辄令人有薰莸同器之恨。不过虽“阉党未必尽小人，东林未必尽君子”，但代表正义一方的主事者，须是君子，则虽失败一时，于世道人心，仍大有帮助，如明末东林阉党之争，东林败得很惨，但“东林孤儿”所发生的影响，促成了康熙朝的盛运。摆脱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自是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变，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伪君子康有为苟且偷生，并以作伪的方法，利用光绪的被幽，六君子的惨死，沽名钓誉，营私牟利。 第16章 贤如梁启超，亦不免助师为恶。代表正义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无怪乎民初北方政坛的丑态百出了。 当然戊戌政变绝不能与明末天启年间的政潮相提并论。保皇党不同于东林，守旧派更非阉党。天启并不值得同情，值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的是光绪。但光绪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惨的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荣禄，而是康有为。 大家都知道，光绪最痛恨的是袁世凯。常常在纸上画一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将纸撕碎。又以写有袁世凯字样的纸悬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种近乎童的举动，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我以为光绪之恨袁世凯，不在他告密，而在诬赖他有“密诏”付袁世凯要包围颐和园。而此“密诏”，可能出于荣禄伪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则袁世凯亦为替人受过，只是受过的代价很不小，袁世凯应无所憾。 其次，光绪恨的是荣禄。两宫一起召见大臣时，光绪几乎从不理荣禄。但荣禄却常存补过之心。废立一事，论者多归功于张季直为刘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笔力足以回天。其实若无荣禄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内外相维的默契，刘坤一不敢贸然上折，即上亦未见得能发生有力的效果。主张废立者，实以“蒙古状元”崇绮为首，而徐桐力赞。崇绮自其女嘉顺皇后殉帝，闲废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复起；徐桐则以不通的翰林，自以为卫道的重任，实在是两为帝师，声光权势先不逮李鸿藻，后不及翁同，此心不甘，想将大阿哥溥仪炮制成一个如同治之亲李、光绪之昵翁，可以由他摆布的皇帝。说起来都是私心。 光绪之倒楣，在于荣禄、袁世凯、崇绮、徐桐，还有康有为，都拿他当作反面的政治资本，好比一张“人头支票”，可借以诈欺搪债。所不同者，荣、袁、崇、徐，人尽皆知其为后党。而康有为则打着保皇的鲜明旗帜。而最讽刺者，则后党与保皇党，都诬赖光绪想以武装夺母之权。北方谓某人害惨了某人，辄谓之“送了他的忤逆”。荣禄与康有为都送了光绪的忤逆，而光绪实非忤逆。康有为不特不为之辩，且推波助澜，证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为拿光绪这张“人头支票”行骗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钱，故必须号召忠义之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梁启超改谭嗣同的诗、改林旭的诗，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梁启超改林旭之诗，不如改谭嗣同之诗之甚。但小动手脚，意思却大有出入。先说第一句：青蒲饮泣知何补（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陈。今以林旭受光绪特达之知，凡有谏奏，只要办得到，无不嘉纳，根本无须泣谏，更不会无补于事。然则近臣密陈，“青蒲饮泣”的对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为“伏蒲泣血”，不过大廷苦谏，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为，并不能表现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显示泣谏的对象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评丁卯的诗：“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论”而来，以“泣血”之泣来强调“烈士”之烈。 这句诗中，梁启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隐瞒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谏之意。因为这表现了林旭调和两宫的本心，变成妥协主义。而梁启超要表现势不两立的战斗精神，当然要隐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补”为“用”，亦所以表现并无商酌的余地。 再谈第二句：慷慨难酬国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报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报深恩的对象，虽皆为光绪，但报恩的原因大不相同。这一点于林旭的原意，颇有出入。就诗论诗，是点金成铁；就事论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迹。仅就前者而言，梁启超已经愧对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报恩是因为光绪以国士相待，并非由于光绪是皇帝的缘故。作诗讲究贴切，切人切时切地切事，不独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时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诗精髓。 照梁启超一改，则是一般化了，凡为臣子，无不可用。化特殊为一般，恰就是梁启超改诗的用意，以君臣大义立论，则人人当奋起勤王，黄彰健：《戊戌政变记》记林旭此诗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梁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所谓“酬圣主”之语见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八月）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君不听，再三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第三章狱中壁诗（1） 以下即记谭嗣同狱中壁诗。六君子在狱中情形，只有间接传闻，如唐恒的八十韵长诗所记，今参以汪精卫所言，足证唐恒所记为实录。汪虽亦为间接传闻，但身在狱中，所得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卫银锭桥刺摄政王载沣事败，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与立宪派暗中有往还，汪得不死，系刑部狱。凡入刑部狱者，均为钦命要犯，软称“诏狱”，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锦衣卫改建，其下有镇抚司，原掌本卫刑名。永乐时增置北镇抚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镇抚司任意处理，为明朝暗无天日的特务组织之滥觞。 记狱南北两监，北监即北镇抚司旧地，有参天老槐，乃杨椒山手植。狱屋阴森凄黯，墙上每多黑紫晕迹，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狱卒谈往事，虽前明佚史，历历可证。汪在狱中，与一老狱卒刘一鸣相善，会作一文记其人，题目甚隽雅，名为“故人故事”。刘一鸣尝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卫所言与梁启超所作为宣传用的传记，颇有异词，黄秋岳的《花随人圣摭忆》，谓之为“字字实录”。今据黄秋岳所记，条录如下：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 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门牵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 谭嗣同题壁之诗，取煤屑书于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没，墨迹不存，无可印证，所以梁启超得以大改特改。观其“终日绕行室中”，苦吟不已，则知谭以自分必死，欲于此极有限的余生中，表明心迹，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后世论定其真面。是故梁启超改他的诗，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谭嗣同地下应有余憾。 至于康广仁，据梁启超为他所作的传说：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钱惟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 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 据此，则康广仁则是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兼而有之。汪精卫所闻，却又是如此茸窝囊，直如两人。平心而论，汪精卫述谭、林的态度，既已可以证明真实不误，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 第17章 而杨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语，遂致京朝谣言满听，吾及漪川之祸，皆出于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与吴可读、安维峻并列一传，许之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尔佳氏，虽为笔帖式出身，颇有文采。康有为本来是想跟他结纳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传，载其于王照一案，礼部六堂尽罢后，上折云：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以下叙他与康有为相晤，劝他改过。不意又私聚数百人立保国会，接着又说：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朱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 于此可知，康有为本想结纳文悌，而文悌反过来告了康有为一状。这一状没有告准，斥回原衙门行走。这是对言官合法的最严厉处置。文悌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门即仍回户部候缺。 及至政变既作，文悌走李莲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内知府。此人人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恶之者丑诋万端；但亦有人说他颇能持正，郭则《庚子诗鉴》云：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诽，其抗章谏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罢，寻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见长吏皆屈膝为礼，仲恭独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载也！”庚子之乱，感愤时事，榜所居曰此处停灵，人目为怪，步啸梧司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风先过北邙山。”当即指此。 文悌的诗，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诗不成诗；一种则诗笔清奇，诋之者亦录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跸路》题壁四首云：插足尘中客乘虚，独寻僻地暂闲居，到门尚有衣冠客，薰穴微闻征辟书。岛国累人追窜鼠，泥涂笑我驾疲驴，归来倦倚楼窗看，绕屋风芦绝倒如。 为看青山一卷帘，楼中景物望中添，槐柯众蚁才梦醉，灯火飞蛾枉附炎。置兔都因贪捷跃，网鱼应悔不深潜，举头明月群星淡，皎洁清辈爱素蟾。 第三章狱中壁诗（2） 第一首“岛国累人追窜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逃在日的康有为等：“薰穴微闻征辟书”，可能指开“经济特科”。凡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称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举，一为康熙己未，一为乾隆丙辰，皆为博学鸿词，故称“词科”。举词科之意，在笼络高级知识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禄位羁縻。实际上即是瓦解前明遗民志士的反清组织。此意在己未更为明显。 “经济特科”亦为制科之一。当变法之际，贵州学政严修，请举此科，下总理衙门及礼部议奏。奏未上而变法失败，经济特科自然不必谈了。辛丑议和，赔款商定，回銮有期，乃下诏复开经济特科，但至光绪二十九年方始举行，由张之洞主持。梁士诒因姓名“梁头康尾”（康有为榜名广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张一第二；俞曲园之孙，平伯之父陛云第八。二等十八人，诗人陈曾寿为殿。此科实敷衍舆论，草草了事。而张之洞谓其门生：“你们这一榜阔极了！”意思是物以稀为贵。三年出一个状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举制科。 “薰穴”之典出《庄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凿之患。”以开经济特科诱使岩穴之士入彀，犹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处穴中，此是应经济特科者为鼠辈。翁同日记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诗骂余。”文悌喜作诗骂人，而观乎“薰穴”之语，可知其人为刻薄一流。 第二首两联，骂四种人：一、“槐柯众蚁才梦醒”，指大阿哥溥俊被逐。 二、“灯火飞蛾枉附炎”，骂赵舒翘等一班明知义和团为非，但趋附载漪、刚毅，以致被祸。 三、“置兔都因贪捷跃”，捷跃犹言躁进，此骂四京卿，兔贪捷跃而入置。 四、“网鱼应悔不深潜”，这也是骂康有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党，布置不周，行动不速，以致康有为漏网。自然也兼骂戊戌政变幸得无事诸人。 相形之下，倒是三、四两首，悱恻温柔，后胜于前：乱树丛中昼闭关，药卢茗碗任萧闲，眼前光景随缘法，耳畔秋风任往还。酒国尽堪容盛世，书城何必住名山，乡鸡午唱惊浓睡，心在巢由沮溺间。 我思无极独哀吟，旷野人稀草树森，世事如云殊变化，禅机指水悟深沉。衔泥燕又营新垒，避网鸿宜有去心，凭个书楼石城下，未妨拥鼻日登临。 现在回头再来谈“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设置军机处后，大学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王以亲藩掌枢，军机大臣进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亲贵为军机领班。第二，军机大臣为四人，连领班共五人。相传枢廷忌满六人，否则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两满两汉，两汉则一北一南，如先为李鸿藻、沈桂芬。光绪十年以后为孙毓汶与笔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后稍有变化，但大致亦须论地域、讲资格。总之，军机大臣的进退，牵涉甚多。所以光绪决定在军机章京方面稍作更张，而且只添新、不废旧，以期阻力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绪召见陈宝箴荐举，可任新政的官员，不下十员之多，最后选定四名，于七月二十日降旨：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光绪用这四个人，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园（端芬）尚书所荐，皆吾从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从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初（旭）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曰，皆借谭林通之。时李园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显然用，故用谭林杨刘代之，上之意极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装点。其实光绪所最欣赏的是杨锐，而杨锐与谭、林并不甚洽。据杨锐致其弟肖岩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 此函作于七月二十八日。所谓“新进喜事之徒”，由措词可见其轻视与不以为然之意。而对“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引以为忧，则心目中亦认定康梁无非猎官而已。 同函又云：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按：军机章京例分头班、二班，四京卿轮值，亦即与康有为的主张不合。谓“林则随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签时，将康有为的意见，夹带在内，而杨锐不以为然，“强令改换三四次”，则其持重亦可想见。 “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两语，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务及所能发生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一直被夸张而致失实。如刘光第家书所言：同……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 第三章狱中壁诗（3） 可知所谓“参与新政”的真相，职权其实有限。而康有为则务为夸大，意中若谓，用其门徒参与新政，实为便于其主持新政的一种手段。此则仿佛以甲申以后的醇亲王自居了——光绪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领枢，以盛是一疏，全班被逐。军机用礼王世铎及孙毓汶，实皆听命于醇王。醇王以光绪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义，康有为则以为慈禧所恶，此时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义，故而隐居幕后以待时。他希望时人有此错觉，就必得夸大招摇，而益为旧党所嫉。袁世凯谓赞成帝制者，置其于炉火之上。我则谓康有为之于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于绝岭断崖，而己蹑其后，成则自居首功，败则犹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绪嘱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是他自己筹好的一条退路。这不是我故意探求，实在是康有为鬼蜮为心，奸诈百出，不能不令人随处皆疑之故。 兹由前引杨锐、刘光第两家书，参以光绪的两次朱谕，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第一，光绪推行新政，虽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但在做法上却是缓进的，一方面诏求直言，广采舆论，作全盘改新的准备；一方面择可行者先行。此所谓“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为原则。至于彻底改革的时机，要等到筹得能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善策，才谈得到。 第18章 此看光绪所赐杨锐的密诏，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军机章京，不过指定了专看“时务条陈”的任务。赐杨锐密诏中指示，有所陈奏，仍由“军机大臣代递”，可知光绪并无意推翻原有体制，以四京卿代替军机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绪亦无凡行新政，必从康有为意见的想法。相反地，杨锐对林旭的签，常“强令改换三四次”，而光绪向用杨锐，此可见宸衷总以持重为主，不取盲目急进。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时务条陈加签的机会，实现康有为的主张。而谭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值尚称安静”。不知“最党康有为”的谭嗣同，别有不“安静”者在！ 总之，武装夺权为康有为、谭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张。四京卿中，林旭曾与闻其事，但并不十分热心，更反对谋诸于袁世凯，杨锐、刘光第则根本不知。所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的“衣带诏”，断为伪造，亦更明白。因为果有此诏，杨锐一定会声明“不奉诏”。对拟时务条陈之签，“所答有甚不妥当者”，杨锐尚且强令之三四改而后上，谓其能奉措词如此不妥当的密诏，其谁信之？杨锐的一条命，实在是送在康有为手里的。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对杨锐犹深致不满。只好说是前世冤孽，命该如此。至于谭嗣同，我不知道他看了林旭的诗，是不是悔悟听信康有为武装夺权的计划为失策，但死无怨言，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而与康有为并论，其贤愚不肖，亦彰彰明甚。 关于武装夺权，康有为有一把如意算盘，倘能成功，扶光绪登午门宣诏，是一次新的夺门之变，他就是另一个徐有贞。及至见事不谐，款段出都，先期避祸。至于谭嗣同，则早就存着成与不成皆牺牲的决心，此亦有诗为证。他的《莽苍苍斋诗》有一首《儿缆船并叙》，其叙如下：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 诗为乐府，应分三段：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我相信，这“十龄儿”对谭嗣同人格的影响，远过于“康圣人”。谭嗣同十二岁失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中国旧时大家庭中，如谭嗣同所遭遇的少年极多，若能成长，性格往往偏激狭隘。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如谭嗣同，由于秉赋特厚，这些“孤孽苦”反而成为鞭策的力量，能激发其宏愿伟力，一心一意思建大功德、大功业以普救世人。以性向差异，机缘不同，或为高僧，或为大英雄。而谭嗣同志向极大，思兼赅此两者，其自叙“仁学”的目的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为一不成熟的见解。但立志既高，成就必大。只是需要穷思冥搜，面壁数十年，或许才能完成“仁学”的理论体系。而基本上谭嗣同只能成为大英雄，或者如张献忠入蜀时所遇到的，大英雄式的高僧破山大师。但成就英雄事业，亦须际遇条件配合。戊戌夏秋之交，谭嗣同所遭遇的局势，堪与“儿缆船”一诗所叙情形作比：濒覆之船——将被瓜分的中国。 惶惶船中人——光绪及通国之人。 曳入港——行新政以自救。 逆风——慈禧一系的旧派。 于是谭嗣同慨然以“十龄儿”自命，其志可嘉，其情可敬，而其事可哀。最不幸的是，这个“十龄儿”旁边有个混账的大人在鼓励他“持缆愈力”，切勿松手。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戊戌六君子，最窝囊的是康广仁；不甘死但不怕死的是刘光第；认命的是杨锐、杨深秀；死生皆无所谓的是林旭；而存必死之心，自觉求仁得仁的是谭嗣同。 清末四公子，谭嗣同的行谊仿佛战国四公子一流，而陈散原则为明末四公子陈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综合，丁惠康已浪得虚名；吴保初更不足道了——撮叙其生平，以完《清末四公子》的篇名。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奇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