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第1章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作者：郑浪平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isuu.)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前言 每次看到有如秋海棠叶般的中国地图，心里就不自觉的感到阵阵的刺痛，久久不能释怀。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这幅地图已经不能代表真实的现状，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领土，早已经离中国而去，这就是中国完成抗日战争胜利的代价之一。事实上，没有向日本索赔或要日本认错道歉，与国共内战及台海分裂，都是源自中日战争后遗症的历史伤痛。 1.政治干预导致的历史失忆症 当然中日战争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在政治烟幕影响之下的历史真相扭曲与变造，因而给中国人民带来集体历史失忆症的危机。虽然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一切的力量，忍受过所有的煎熬，做出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目前多数的中日战争历史叙述，实在是离真相仍然有着极大的差距。所以目前中国人与世界都不清楚，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所担任的角色与所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中国人曾经在这场人类历史决定性的战争中，所有的贡献与牺牲，大都遭到政治力的抹杀、扭曲与淡化。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兴其国，先兴其史。历史的形成与演变，就决定了国家民族共同的个性与命运，既然目前两岸的中国人，多数不知自己光荣奋战与血泪交织的过去身世，当然也就很难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历史是民族集体人格的记忆，但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最为重大的抗日战争史，直到目前仍然遭到政治力量严重的压抑与扭曲。 第二次中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存亡的历史之战，也是世界能够战胜法西斯暴政的关键因素，但是，从战争结束到现在的半世纪，中国人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仍然有着太多的问题与挑战存在：真相在哪里？ 答案又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假装的回避问题，或是拿经过政治变造的历史来加以搪塞，但是这就会造成整个中国人集体性的重大「历史失忆症」，假如历史中，有着太多的疑问、虚假的答案以及扭曲的掩饰，那么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症，就会造成社会性的精神问题，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集体人格心理状态的正常。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达半个世纪以上了，目前全球主流的历史，甚至包括中国人的历史在内，仍然无法公正的记录中国人曾经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与伟大的战争中所有的表现。三千五百万中国人的牺牲，一亿多人民妻离子散、九死流离的悲剧，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战火摧残的浩劫，中国以最大的牺牲，消耗了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道，同时击败了法西斯国家会师合流的战略企图；中国力战不懈的焦土战略，与绝不屈服的抵抗意志，导至了日本战略布局的一错再错，最终能够让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 根据历史的事实，中国在对抗法西斯战争中，打得最早，打得最长，牺牲最多，获得援助最少，贡献却是最大，中国这些惊天动地的历史表现，是促成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能够胜利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的这些牺牲与贡献，竟然只换得国土的沦丧与主权的遭到出卖，最后连这些光荣与血泪的事实，都还要遭到历史的扭曲与遗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是赢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却失去了领土、主权、统一与尊严；最后，连中国在抗日历史光荣的记录，还要被扭曲与抹杀。中国为什么会遭到这个样子的结果？ 难道所有的中国人就不会质疑遭到扭曲的历史真相，并渴望有一个事实真相的答案吗？ 2.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 翻开近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奋斗挣扎、忍受屈辱与付出代价、企图追求国家富强与进步的血泪记录，而当时中国所遭到的失败挫折是如此之多，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太受限于封闭与内斗的传统历史架构影响，导至各种片面救亡图存的改革，不但无法出现立竿见影的正面效果，反而产生不断矛盾与内战的历史悲剧，中国面对先要付出极大破坏的代价，然后才能获得有限进步的历史发展定律。 但是，国际强权为了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对于中国采取各种的欺凌与侵略，设法破坏中国的改革，介入中国的分裂与内战，当然更是加重了中国改革失败的危机。而爆发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更是近代中国命运发展到历史危机的顶点，在这场人类历史旷古未有的大战争中，中国真正面临百年历史落后危机的总清算，这是整个中华民族近乎生死存亡的严酷考验。 从历史全面的角度而言，这场战争不只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决战而已，它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主要战场，也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历史的总清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兴起的历史起点，因此这场战争的复杂性与影响力，都是超越时代与地区，而成为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 在中日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中国可以说是背腹受敌而且险状万分，不过由于中国以其长远历史所累积的民族主义力量，加上中国拥有广大的战略空间，以及中国人民付出无比牺牲的代价，中国终于通过了这场最为严酷的历史存亡考验，不但为中国争取到在历史继续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也为二十世纪全球结束殖民主义历史，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原本中国是应该有权利，与所有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家一样，于战后分享历史光辉一页的新开始。但因为国际强权防止中国兴起阴谋的运作，使得中国参与世界大战的光荣与贡献受到打压与扭曲，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事实，也遭到有意的遗忘与曲解，甚至连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国有过这个历史性的、不朽的光荣与伟大胜利。更不知包括盟国在内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出卖与算计，其凶险的程度，其实并不下于日本的侵略。 3.历史真相遭到扭曲 许多人非常奇怪日本不能以史为鉴，直到如今，日本人还不肯真正的对侵略中国的罪行，以行动与诚意的对中国表达认错与道歉。其实，这个背后有着国际强权的谋略支持，与日本人缺乏正确历史真相认识的问题存在。但假如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了解这个历史的真相，那么日本人又怎么会面对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呢？假如中国人继续要叫日本人以史为鉴，日本人可以反问，中国人自己知道历史的真相吗？ 事实上，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中国是参战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是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国家，中国更是得到最少帮助的国家，最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果实，反而遭到出卖的屈辱。 扭曲与淡化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贡献，原是世界强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的手段之一，因为唯有淡化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牺牲与贡献，才能「合理化」的遮盖国际强权对中国所有的出卖权谋。当然中国人自己也同样的在国共战争的政治禁忌之下，以政治立场扭曲历史的真相，因此使得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直到战争结束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无法正确的了解这个史实的真正原委，所以至今中国仍然成为这个大历史真相蓄意扭曲的牺牲者。中国人患了民族集体人格的历史失忆症，这会造成扭曲的民族人格与压抑的民族心理，都会给中国的继续发展，产生更多的历史问题。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历史就是这个种族集体人格的记忆主体，假如重大的历史事实受到严重的扭曲与压抑，就会产生可怕的民族整体历史失忆症，这种历史的失忆症当然会造成整个民族集体人格的变形，甚至会产生集体人格的变态，这样的民族，很可能在刺激与误导之下，会出现极其恐怖与卑贱的异常行为，最终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历史悲剧。 例如中国与日本两个民族，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过不可言喻的历史灾难（原因则刚好完全的相反），但是中日这两个民族，至今都没有实在的面对自己历史的真相与关键，这种对于历史真相的逃避与压抑，当然会造成严重的民族集体人格缺陷，及其所导致的心理问题，在面对激烈的竞争与快速变迁的新世纪挑战之下，文化会严重的失调，共识会轻易的破裂，整个国家民族与社会，很可能会出现极大的不稳定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中日两个国家的人民，要迫切了解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真相的原因。中国人要知道自己历史的光荣与牺牲，以建立民族应有的自信与共识，日本人需要知道自己历史的错误与暴行，以建立悔过的良心与历史的鉴戒。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时中国所面对的历史危机，并非只有日本的侵略而已，就连所谓的盟国，竟然也在一面依赖中国抵抗日本，一面就在计算如何的出卖中国。此外，中国自己内部，也没有停止过内哄与战争。因此这场中日之间的历史大决战，之所以有其历史上空前重大的地位与意义，是说明中国在这段时间之内，面临了下列三方面的严厉考验： 一、中国以一个在军备、科技、经济、政治乃至于社会文化都在历史中落后的架构，竟然能够抵抗日本绝对优势的侵略，实在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人，以无法想象的毅力与牺牲，所得到的成果。 第2章 二、中国在与盟国合作中，一直遭到相当程度的出卖与欺凌，中国所得到的援助是杯水车薪，但是她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比的重大，中国帮助盟国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最后中国还是被盟国的阴谋出卖。 三、即使中国在面对这场事关中国的生死存亡的外患考验时，中国内部仍然出现严重分裂与斗争，因此一直让外力有机可乘，让抗日的力量经常出现的分散与消耗。 虽然中国面对这样三重的斗争，但仍然能够支撑到底，赢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因为中国人拥有的民族毅力实在是强韧无比。 4.中国四面受敌的处境 中国在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前，苏联早在一九二一年，就首先侵略中国的外蒙古，之后在一九三九年派军染指新疆，在新疆制造一系列的暴动，最后连东土耳其斯坦的分离名号，都在苏联的策画之下出现了。同时，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在西藏的分裂活动，以及继续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从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想尽办法，以各种不平等的方式与借口，侵害中国领土、主权与利益，最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成为国际强权共享对中国侵略与压榨的利益方程式，只是日本基于战略安全发展的需要，率先打破了这个游戏的规则，企图「独占」中国利益，以获得对抗美苏的资源与战略空间，因此破坏了国际强权的利益平衡，最终引爆了人类历史中最大决战，所以就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事实而言，盟国与敌国的概念非常的复杂，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面对的又岂只是日本的侵略而已？ 因此，中国在所谓的「盟国」与「敌人」之间，有着既联合又斗争的历史矛盾，全都来自一个历史结构性的问题，世界无法接纳一个迅速富强发展的中国，因为中国以其土广民众与优秀文明的基础，一旦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势必成为亚洲甚至世界历史的重心，亚洲各国多数都要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家。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强权既要「抗日」又要「防中」，而中国则是既要与日本进行决战，最后又要给日本留下复兴的余地，中国既要与苏联与英国合作抗日，但是中国又不能不提防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阴谋，就连美国，也差点让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最后关头面临失败的危机。 总之，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日本是公然的侵略中国，苏联是幕后的要宰制中国，英国设法弱化中国，美国则是陷在左右为难之中，与中国既合作又发生摩擦和矛盾，最后也加入了出卖中国的阴谋。当时的中国是个弱国又有着严重的内斗，因此盟国也好，敌国也好，都没有在这场历史的战争中，放弃削弱与分裂中国的设计。 历史绝非单纯的「过去」事件而已，而是决定现在的事实现况，以及影响未来发展走向的「过去」，由于世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真相与责任处理的扭曲与不公，就造成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一直徘徊在历史的暗角，甚至正在以一种变体的方式，快速的发展滋生，这对于日本、东亚甚至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日本至今仍然设法否认侵华战争责任与罪行，是日本恢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建设基础。 而海峡两岸的政府，竟然各自因为自己的政治利益与立场，不敢正视抗日战争的史实，当然更无法要求国际社会拿出应有的正义，共同声讨日本的野心动机。日本人扭曲甚至抹杀历史的这种政治手法，实在令人感到不安与反感，而中国人对于自己抗日历史的光荣事迹与不朽的贡献，同样的缺乏了解，岂不是更为可悲吗？ 许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不断的要对其二战的责任而赔偿道歉？但是日本却可以含混的推脱其罪行？」其中之一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以英美苏法为首的西方国际强权集团，共同击败德国法西斯的挑战，这些国家为了制止德国的再起，当然设计了一系列的方法，要德国永远的记得过去错误的历史。 但是在对于日本战争罪行而言，由于这中间包括了盟国出卖中国的权谋，以及冷战时代的战略对抗安排，所以在国际社会的历史中，严重的扭曲了中国在抗日历史上的真相与贡献（单是比较日本东京审判与德国纽伦堡大审，就可以知道盟国对日本有多宽大了）。这样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真实情况既然不明，就使得日本在战争责任的问题上，也就同样难以清楚的追究，既然连盟国都尽量避谈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那么日本更是有理由推卸自己战争的责任了。 5.列强惊恐中国的复兴 中、美、苏、英并列创建联合国的四强，是源于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重大贡献的结果，中国在通过这场历史严酷的考验后，已经出现复兴与统一的历史发展方向，结果造成中国在战争中与战后，必须被国际强权打压与出卖的原因，当然也是导至日本必须被原谅与扶植动机。西方强权对于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竟然只以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能挑战西方强权数百年的基业，大感震惊，它们对于中国能在抗战时期，有着超越西方国家作战记录的孤军奋战表现，更为忧心忡忡。围堵与分裂中国的国际强权策略，不是出在后冷战时代，而是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在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西方强权对于中国能够独力对抗日本长达十年之久（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可以说是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会有如此强韧的内在民族生命力，因此造成国际强权非常的担心，假如中国能够通过战争的考验，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与极大的领土，一旦完成现代化的复兴之后，这不正是西方国家千年以来的「黄祸」恶梦成真[1]？这些短视的西方强权谋略家，却没有考虑到，假如中国走上衰败与分裂，或中国被逼到要全力反抗，对于亚洲与世界会产生多大的损失与危机？站在这些强权狭窄的国家利益观点而言，他们会认为，假如在战后，中国真的兴起，中国会成为比日本更为难以控制的东方国家，甚至会进而影响整个亚洲民族脱离西方殖民主义而独立。这样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支配全球的三百年时代，就此将要完全的结束。而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新兴全球势力，更要借着中国历史巨变的机会而发展。所以国际强权一面在与日本作战，一面就在开始设法，如何削弱与防范中国的国力发展，这就是盟国两手策略的运用。 说来相当的讽刺，在中日全面的战争正式开始之时，侵略中国最早与最为凶狠的苏联，竟然是首先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国家，这是因为苏联知道，只有支持中国以战争拖住日本，苏联才能最后坐收中日决战的最高利益。在中日战争扩大为全球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先是支持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的军力，让美国有时机布署反攻，同时减少美军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但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后，这些强权就开始了压制中国兴起的战略布置，如何击败日本与如何分裂与弱化中国，就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盟国对付亚洲战场的最高政略指导原则。 因此，最先利用中国削弱日本力量的就是苏联，苏联不但在中日战争的重要关头，承认满洲国，中断了对中国的援助，而且还不准美国援华的物资借道苏联，同时实际控制中国的新疆，最后更设计了雅尔塔密约，分裂中国的外蒙古，以及深入控制中国东北的战略利益，鼓动中国的内战。另外一个「盟国」英国则是誓死不将香港九龙归还中国，同时不肯提前反攻缅甸而打开援华的命脉信道，美国则是对于中国最为友好以及帮助最多的「盟国」，但是美国竟然也曾经有将满洲与台湾交给国际共管的战略规划，以及强迫中国接受雅尔塔密约的做法。 而这些盟国这样可怕的出卖中国，要想有一个合理化的交待，就是设法抹杀或是扭曲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西方国家的历史，捏造一个历史上极其荒谬的谎言，设法暗示或是抹黑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本没有、或是仅仅少有贡献，这样西方国家就可以比较合理化的辩解，既然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并没有真正的贡献，因此中国没有权利得到战胜国应有的待遇，同时为了顾全大局的战略安排，中国被牺牲「一些」权利，也是可以接受的处置。正如盟国牺牲了所谓没有「贡献」的东欧国家人民权益一样，根本没有考虑东欧人民的意愿，就把它们关进铁幕达半世纪。 6.国共内战导致历史失真 而国共战争所造成的两岸分裂，则是抗日历史事实被遗忘与扭曲的国内因素，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在政治与经济上需要依赖美国与日本才能生存，因此不愿大量公开与深入的发表抗日历史真相，而影响到台日美的关系，目前台湾的主政者，更是有着极强的亲日情结，公开反对日本为侵华的暴行而道歉，这样台湾如何会重视中日战争的史实？ 而国共战争所造成的两岸分裂，则是抗日历史事实被遗忘与扭曲的国内因素，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在政治与经济上需要依赖美国与日本才能生存，因此不愿大量公开与深入的发表抗日历史真相，而影响到台日美的关系，目前台湾的主政者，更是有着极强的亲日情结，主动反对日本为侵华的暴行而道歉，这样台湾如何会重视中日战争的史实？ 第3章 在中国大陆，共产党因为是抗日战争最大的受益人[2]，因此不太愿对于抗日历史真象，做太多的报导，与深入教育，以免让国民党领走抗日历史的光荣。当然，最近中国大陆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观点，也开始有了调整，在「不动声色」的状况下，已经可以在历史就是历史的观点下，开始撰写一些立场超然的抗日战争历史，但是整个的努力，仍然相当的不足，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与人民宣扬与教育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还是有着政治的禁忌。 所以无论中外，对于中日抗战的史实，都有着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因此对于中日战争史的真相，都有扭曲与淡化的做法，造成整个历史事件缺乏深度与广度的记录与报导，一个失真的历史记录，是无法解答历史的问题，而且会产生历史失忆的远因。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胜利了，但是中国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权益，甚至连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历史真相，也被出卖与遗忘了。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失忆症，成为现代中国问题并发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7.中国人是英勇的战士而非人质 近年来，部分的中国人，特别是海外的华人，特别热衷「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宣扬，喜欢将中国人与犹太人的遭遇做对照，这种做法当然是有事实的支持与其特别的观点。但是过度的强调南京大屠杀单一事件，又没有全面抗日历史的掌握，反而会出现一种偏差，把中日战争的英勇抗敌历史，仅仅浓缩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面貌，因此会造成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另外一种被扭曲的形象，好象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只是无助受害的「人质」，而非英勇迎战的「战士」，这点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而言，是极其不公的印象。 历史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绝对不是东方犹太人的单纯「受难者」，只能完全无助的受欺等死，只有等待盟国的大军来拯救。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真正的从事一场无比牺牲的英勇战斗，中国成为争取作战胜利，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能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唯一原因，不是国际强权对于中国人质性牺牲的一个安慰或是补偿，而实实在在是因为中国血战不屈的贡献，没有中国的奋战到底，世界就没有战胜法西斯的历史，所以，中国成为战胜法西斯不可或缺的主要盟国，中国才会得到这个国际社会崇高的地位。（想想看有多少国家想要这个极其重要的国际地位，中国若是没有重大的历史贡献，谁会把这个崇高的地位送给中国？） 8.国民政府主导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另外一个在华人团体中，也非常普遍的问题是：抗日战争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打的？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问题，也是抗日战争历史至今无法显出真相的主要理由之一。根据历史的事实是，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体的中国人民，都有参加这场中日的战争，但是以战场的表现而言，国民党是当时领导政府的政党，当然是负起领导全局战争的主要历史责任，而共产党则是以游击战方式与日军作战。 中日战争是那个党打的？并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事实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党派与全体的军民，都参加了这场历史中日历史的决战。与其归功是哪个政党的功劳，不如回归历史真相的记录，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从真相记录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改朝换代历史的结论，可能是由成王败寇的逻辑所支配，但是千万中国人民的血泪历史记录真相，却不能因这样的逻辑，而予以扭曲与抹杀。中国人绝对不能认为许多国民党的领袖们，有着留日背景与日本关系，就认为国民党媚日或是惧日，事实上，多数国民党领袖是很传统的中国人，中国民族主义成为支配他们的主要力量。只要看蒋介石最后会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政策，就可以知道，为了准备抗日，蒋介石甚至放弃了自己所一向坚持的政治信念与原则，而寻求苏联的援助与允许共产党参加抗日。更别提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国民政府承担了多少的责任与压力，而终于将中国从次殖民地的卑微地位，提升到联合国的四强。 中国共产党当然有参加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路线，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终极革命目标，是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日本右翼军阀政府，是这个革命要推翻的重要阶级敌人之一，所以中国共产党会抗日。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非把抗日当成必须全力出击的首要目标，因为它的历史使命，是要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势力，壮大自己的革命队伍，所以中国共产党只是把抗日当做达成革命成功的一个环节而已，当然不会主动尽全力去与日本拼战[3]。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无法举出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所真正缔造光荣战役的重大历史记录原因之一，平型关作战只是太原会战中的一个战役，共军也在这场战役中，只担任敌后游击五分之一的责任，成功的伏击一个日本的补给运输队而已，百团大战也是一系列游击战的统计总数，个别的作战规模，连战斗[4]都算不上。假如中国抗日的真相，只有平型关与百团大战（两场作战加起来，日军的死亡人数只有三千人不到），再加上一些游击战，那么中国就真的对于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贡献可言了（幸而这不是抗日战争事实的全部）。假如中国真的是这样的抗日，中国根本就别想成为联合国的四强，恐怕连台湾、东北都要被国际共管了。 虽然如此，共军仍然在黄河南北，长江两岸，各种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中，与日军进行非常艰苦的对抗，八路军抗日的牺牲，也是非常的惨烈，共军有自己一套非常难缠的游击作战能耐，让日军与伪军遭到非常严重的牵制与可观的损失。但是这些抗日的行动，究竟是战略的牵制，而非战略正面的对抗[5]。 9.抗日史实需要肯定 历史必须还原它的本来事实真相，否则历史将会继续出现严重的不公，也会导至历史悲剧的继续发展，中国人曾经为维护人类历史，免遭法西斯的蹂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当时中国人的血泪与牺牲，到如今还是遭到近乎完全的被遗忘与抹杀命运，难怪中国人会有如此重大的自我认同的困难。 当全世界在探寻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意义之时，中国人竟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重大历史的定位？也不知道中国做了那些重要的贡献？中国人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反而会丧失领土，中国会陷入内战？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不能知道自己光荣的历史。这些历史严肃的问题，当然中国人要负起自己民族不争气的责任，但是国际强权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上下其手的破坏与出卖的做法，也要负起同样的责任。 因此作者写这本书，其目的只有一个，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日的历史真相何在？依照历史事实的记录而言，中国是战士，而不是人质，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全世界的人类，共同追求历史的正义与和平，有着极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应有的光荣与权利，全都被强权的政略所出卖了。 本书不是一本抗日战争全史，没有巨细靡遗的记载抗日战争中所有的重大战役与事件，它只是设法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中，挑选一些重大的事件，找到中国在这场历史大决战中的贡献，以及点出历史曲折与变化原委的所在，本书更是不讳言的指出中国在国际强权运作下，在历史中遭到出卖的挣扎。本书绝对无意丑化日本的恶劣与暴虐的意图，也不想挑拨盟国对中国出卖的是非争议，更不想要为哪一个政党的形象而辩护，本书只想设法记录一些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告诉全世界与所有的中国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做出了多少的贡献，以及最后遭到多少的出卖与陷害。 这本书比较着重历史事件原因的探讨，与历史教训反思的探讨，因为作者认为，目前离开中日战争历史发生的时间，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了，有了如此时间的长度，历史就不能只满足于事实的考证与收集而已，更要能从事实的资料，发掘其意义的思索，才能发挥历史教训真正的价值。作者认为，历史的因要比历史的果更为值得思考，而设法分析历史当时的状况，设法找出相同状况之下的不同布局与选择，也是提供了解历史教训意义的重要思考方式。 因此在写作历史之时，难免会对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有事实的发现与价值的褒贬，而对于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物，作者并无任何的个人恩怨与利害可言，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一样必须抱着历史就是历史的态度，无法讨好某些政治利益的观点，否则就会再度扭曲了历史。作者全书的立论观点是，在人类最为关键的一场历史决战之中，中国人身为战士，为全人类的正义与自由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是中国人不朽的荣耀，历史的真相不能永远的被扭曲。 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超脱自己的环境、身世与观点的历史叙述，由于涉及到历史人物与党派的批评，或者作者应该透露一点自己家世的政治背景，由于先父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抗日的军事训练活动（当然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了解共产党的抗战策略，虽然先父很快的脱离共产党团体，而积极的参与国民政府的抗战工作，最后成为国军的陆军上校军官。 第4章 但是在退到台湾之后，只因为过去这点的「红色」记录，成为台湾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后半生都活在政治的监视之下，失意潦倒。先父的基本立场是，看清共产党，也看轻蒋介石（典型的粤派军人观念）。先父当初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在抗日战争中，想要多出一分力量的结果，导至了后半生失去自我发展与贡献国家的机会。 这也许是作者内心之中，永远感到不平与遗憾的地方。 10.日本对华的全面侵略迫使中国抗战御侮 作者对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历史的看法，大略可以简单归纳如下：假如单就中日之间的关系而言，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原来是可以不必一定发生的，或是可以避免发生的，因为在中日长达二千年的历史关系之中，中日亲善与互不侵犯的时间，远比矛盾与冲突的时间，长得太多。就算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日关系出现冲突的发展，中日之间也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绝对必要。但是由于中国成为日本与国际强权决战的战略筹码，因此在日本错估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前题之下，冒险的发动这场战争。其实日本也曾经一直挣扎着，希望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决战，也多次希望能够早些停止与中国全面的战争，因为日本知道，当时日本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与美国，与中国进行决战，绝对是日本的历史悲剧。 根据当时历史的事实而言，中国没有能力挑起这场战争，日本没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中日战争对于参战的两个国家，注定是没有赢家只有输家，而真正获利的超级大赢家，反倒是苏联。不过日本是在恐惧日苏历史大决战，以及未来美日之间会爆发历史冲突的战略思考下，决定要设法在中国扩大日本的战略空间，与增加决战筹码，而侵略中国，日本以为很快就会结束中日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竟然成为中日的历史决战，虽然中国付出近乎无法承担的代价，但是中国也走上浴火重生的最大突破与发展，假如不是苏联、英国联手发动另外一种对付中国的「侵略」，中国现在的历史会有不同的发展与结局。 本书将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时间，上溯自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与一般的抗日战争历史，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开始，有所不同，因为依据历史的事实，日本从九一八开始第二次正式的侵略中国，假如抗日战争是从七七算起，那么如何能够解释，在中日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沦陷，五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事实，历史大事件应该注意其发生之因，所以作者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变化，用了不少篇幅加以论述。 当然，中日双方是从七七之后，才进入全面战争的阶段，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人，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估计，超过六千亿美元，另外中国无数的文物与古迹，都遭到日军大量的摧毁与劫掠。最后日本在中国战区共有一百二十万部队向中国投降，六十万的关东军向苏联投降，日军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限制在中国的战场。这就是中国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与伦比的贡献，这些资料就是一个驳不倒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联合国四强的根本原因，历史的叙述可以受到观点的扭曲，但是数字仍然会说话。 11.孤军抗日牺牲最大 整个中日战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是中国孤军奋战的时期，在这个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先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是想尽办法步步蚕食中国的东北、内蒙与华北，中国是忍辱负重的设法争取时间，完成统一与建设，以凝聚国力来面对中国民族生死存亡之历史决战。 在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准备完成，但是被迫全面的应战，日本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中国的抗战意志，不过中国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作战，在重大的军民伤亡中，让日本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而在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企图改用以战养战的战略，扶植汉奸政权，来搜刮中国作战资源，并且迫使国民政府最后因为力竭而放弃抵抗。此时国民政府采取长期战略相持的方式，消耗日军的作战能力，迫使日本在面临战争资源面临耗竭之前，悍然的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夺取南洋的战争资源。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与全球反法西斯国家联合，共同对日本作战，中国在形式上结束了孤军的态势，但是由于盟国对于中国战区，是采取极端歧视的战略资源分配次序，苏联又切断中国的对外联络信道，因此造成中国在一九四五年之前，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援助，反而还要分出已经不足的军力与资源，维护缅甸的战略地带安全。更糟的是，由于企图分裂与弱化中国的国际势力，借着机会渗入中国战区之中，造成中国战区的外援有如望梅止渴，引爆内部的纷争不断扩大，结果使得中国在一九四四年，遭到一连串的作战失利，近乎亡国，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战区的局势才出现好转，但是已经伏下中国将遭到出卖的历史悲剧命运了。 12.盟国「抗日防中」的策略 检讨中日战争的历史，日本是在中日爆发全面的战争之后，日本才知道错估中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反抗力量，因而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而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一方面只想利用中国来困住日本的军力，一方面设法防止中国利用抗日胜利而进入现代化，因此以最低勉强可以维持中国战力的数量，来援助中国，同时还要设法分化中国内部的斗争，其中以苏联最为狠毒，英国最为阴险，美国则是徘徊在正义与权谋之间。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为世界而战，但是世界却出卖中国，当然中国人自己的内斗，也是造成中国无法保障自己权利的主要原因。 若是分析中日战争的成败因素，我们可以说日本是应胜未胜，中国是应败未败，以两国整体的国力，或是直接交战的军力而言，日本都是居于绝对的优势，因此以力而言，日本应该可以击败中国。但是在政略与战略的运用而言，中国却能以民族主义的热血，充分的运用对抗的智能，使得日本无法运用其力的绝对优势而击败中国。日本竟然陷入欲战不能尽其全力，欲和又不能拿出决心的困境，因此日本的「力」优于中国，但是「智」却输给了中国，在「理」上面，日本更是站不住脚，因此最终日本还是失败了。 而在中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的民族近乎永无止境的内斗劣根性，是整个中国现代史危机不断发生的问题所在。但是源自中国民族主义认同的力量，却在战争爆发之后，够克服一切的问题，在中国在绝对的作战条件劣势之下，仍然能够全始全终的完成对日抗战，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近乎战争历史前所未有的奇迹。 日军拥有火力与战技的优势，以及现代化的工业与社会组织，中国在这些方面，是全面的的落后，中国人只有以比钢铁还要强韧的意志，以血肉之躯抵挡枪林弹雨，在中国壮丽的河山之中，不惜一切的牺牲，筑成一条又一条的血肉长城，最终能够挡住日本的攻势，赢得最后的胜利。最为遗憾的是，在列强的阴谋支配下，这个重大的胜利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反而引爆了更大的内战，这样中国就在战后，失去了建设与发展的机会，中国不能富强，又陷入了分裂，所有中国抗日的英勇事迹，也就被扭曲与忽略了。 本书既然把这次的抗日战争，称做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当然有其特别的用心，本书将明确的指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抗日战争，事实上，是可以上溯清朝时代的甲午战争的「未完成之战」。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在对日本示警，由于日本至今仍然不能面对自己的战争责任，同时继续的推展军国主义政策，企图控制钓鱼台与幕后支持台湾独立，那么中日或者会有接近「第三次」中日战争的冲突。而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经唤醒，中国的国力已经增强，中日双方若是再有第三次的军事冲突，恐怕日本会受到更大的打击，这刚好与第一次中日战争之时的情形与状况相反。 总之，作者希望借着这本书，来回答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问题：『当全人类参予二次世界大战之时，中国人在那里？』 答案是，中国人率先挺立在反抗法西斯暴政的战场中，成为贡献最多、牺牲最大的战士，人类在二次大战之所以会有战胜法西斯的成果，中国人的贡献最多，历史不应忘记中国人的光荣与贡献，中国人所有的牺牲不能被扭曲与遗忘。而对于列强出卖中国光荣的历史，中国人应当有所警戒与提防，而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发展上，中国也要出更多的力量。否则中日之间的冲突历史，可能又要重演了。 13.中国团结乃自强世界之福 作者对于历史反省后的想法是，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地位都极其重要的国家，因此中国无可避免的必须负起强大与团结的大国责任，东亚与世界才能得到稳定与发展。 第5章 假如中国发生历史性的衰弱或是内乱，必然会造成全球战略与经济的不稳与失衡，甚至造成全球性的冲突与灾难。也就是说，人类要想在现在与未来过好日子，就要希望中国能够稳定、统一与富强。 而中国的地理与结构，是如此庞大与复杂，绝对不能采取封闭的政策，否则容易会造成内部严重的斗争与分裂，也就会产生中国与国际的历史危机。现代的国际社会，一直不能妥善的面对中国复兴之后的世界局势，因此中国总是容易遭到孤立与误解。从历史的事实中，全世界都应该清楚的了解这点，尊重中国应有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力，让中国成为富强与稳定的大国，这样亚洲与世界才能安全与繁荣。而中国人也要从历史的苦难中，记得中国必须团结上进，并且永远不要成为霸权国家，而把侵略的痛苦带给别的民族，这样才能记住历史的教训，任何曲解中国与孤立中国的做法，都可能会造成世界新的危机与问题。 而作者认为，中国严重的内哄与分裂，也是中国会遭到日本侵略与盟国出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近代史内的中国人，几乎永远不会停止自己内部的恶斗与分裂，因此才给外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有了更多侵略中国的机会与借口，中国人甚至在抗日战争的时刻，仍然进行各种的内战与内斗，坐视日军消灭不同政治观点的军队，或是自己军队互相的进行火并，而放过日本人，至今中国人能否从历史的血泪中，学到团结合作的教训呢？ 有一点必须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在抗日战争之中的战场表现，中国是居于失败的局面居多，但是这绝对不能说，中国军人不善于作战，事实上，是中国军人的训练、装备、后勤都太过于落后，所以无法赢得战场的胜利。在中日战争之中，假如换成日军拥有中国的装备状况，华军拥有日本的装备，恐怕日军根本就不堪一击了，在接受美援的华军作战表现，就可以发现，当中国军队的装备与训练，接近日军水准之后，日军就被华军打得无力反击了。 而作者对于日本一点简单的看法是，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危机感很深，相当崇拜「力」的民族，同时有着很强的集体群性，对于细节非常的认真与讲究，但是却缺乏真正的远略与心胸。日本人对于能够打败他的超级「强者」，有着无限自卑感式的尊敬，反过来，日本人对于弱者就有近乎残暴的凌虐的反常表现，日本人是一个「知耻」但「不知错」的民族，对于挫败的反应非常的极端与敏感，但是对于是非善恶却没有深刻分辨的勇气与智能。而日本只要输得彻底，日本就会百依百顺，日本只要赢得意外，就会盛气凌人的忘了原则。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更是展现对于强者崇拜，对于弱者暴虐的心理，甚至在日军侵略中国之时，也有这样的表现，日军对于誓死反抗造成日军重大伤亡的中国英雄，日军甚至会表达出敬意与爱慕，但是对于不战而逃的对手，日军是没有任何的怜悯与好感，甚至会以残酷的手法来发泄心中的鄙视。中国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近邻，当然要有更多的了解与对策，但是基本的原则是，中国不能示弱，是避免中日历史再出现决战的基本原则。 作者非常的感谢多位历史学者前辈，在中日战争史上所做的重大贡献，他们尽其毕生之力，为搜集与保留抗日战争史实，留下非常珍贵的资料。作者要特别感谢梁敬教授、蒋永敬教授、吴相湘教授、李恩涵教授、刘凤瀚教授、黄仁宇教授、郭廷以教授、张玉法教授、王辅先生，从他们的著作中，建立了可敬的抗日历史资料与论述，这些史料对于作者写作这部历史给予极大的帮助与影响。这是一本为社会大众所撰写的历史，因此避免学术的论证与众多的注解，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读者对于中日战争的历史，有着更多的了解兴趣，进一步的去阅读更为专门与普及的著作。（请参看作者的参考资料书目） 为了忠于历史的资料，本书一些人物与事实的描述，有可能会与一般人现有的历史印象，有些出入，不过这是忠于事实而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历史很清楚的表明，每个伟人都有弱点，每个英雄都有畏惧，每个领袖的能力都有其限制，好人有其缺点，坏人也有其特点，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当时许多历史性的决定，不能仅以现在的常理来做评断。 因此作者对于中日美苏英等主要的历史人物，没有刻板的成见，对于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日本的军政决策人士，英美苏的领袖，不同政治派系的抗日部队，都尽量的以事实与是非加以评论，有时给予正面的肯定，有时则给予负面的评价，看过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更能感觉得到，历史的人物功过，不一定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当然也不能以国籍党派来分善恶。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清算，既是英雄人物辈出的时代，也是枭雄纵横的时代，更是无名小卒不朽的时代，写完这本书，对照现今的政局，真有一种「后英雄时代」的寂寞感慨。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常不自觉的追念先父，曾在抗日时代，为了爱国牺牲一切，一介文人投身戎马，成为所有抗日无名英雄中的一位，最终半生坎坷，也是为了这场战争，他所付出的血汗泪，其实就是这部不朽中国历史的一个小缩影。当然家慈亦复如此，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在那个被遗忘的时代，她是历史巨变过程的见证人之一。因此作者与兄弟们，从小也就从父母的言谈中，建立了最初对于抗日战争的印象。 推而广之，作者的三叔郑永平（现居澳门办报）也曾在广东参加抗日的游击队，大舅李承恩是东北军的骑兵团长（为国牺牲），二舅李北光是国民党东北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在被日军逮捕后遭到严刑烤打。单是作者这个小小的家族中，就与抗日战争，有着如此众多的关系，那些曾经历过中日战争时代的五亿多的中国人，以及三千五百万牺牲的同胞的事实，更是让这个抗日战争的历史，成为与每个中国人都有切身关系的事件，他们都应该是历史上不朽的英雄。单是为了这些无名英雄的血泪牺牲，我们就不能让这个历史被有意的遗忘与扭曲。（哪个中国人有这种权力呢？） 这本书能够写作出版，当然要感谢舍弟纪伦与纪阳的帮忙与鼓励，纪伦在中央研究院任职，得以方便的提供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且耐心的阅读我的初稿，给与个人许多非常重要的指正与建议，他丰富的历史资料记忆，常令我感到佩服。纪阳在内容与编排方面，给我极多的帮助，作战地图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更是一位非常有价值的原稿读者。事实上，这本书中一些的内容与见解，有着他们的贡献与影响，当然书中若有错误与偏见，则是属于作者本人的才学有限。另外，立法委员谢启大女士，优秀作家严曼丽女士，对于本书也有热诚的帮助，在此特别致谢。 最后，谨以本书献给先父、家慈与曾经历抗日战争所有的中国人，是你们的奋斗与牺牲，才让中国摆脱历史的挫败与羞辱，才让全世界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类战胜法西斯，我们以你们的贡献为荣，世界与中国绝对不能忘记你们。我也可以很自豪的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在人类历史决定性的最大战争中，中国人是最为英勇的战士，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对这场战争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贡献。中国人如此重大的血泪与牺牲，应该永远留在历史鲜明的记录中，成为人心世世代代的一个感恩与警惕。 附注： [1]．典型的种族歧视观点，就是把中国强大与黄祸画上等号。 [2]．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议员佐佐木更三代等人的名言：中国共产党『感谢日军侵华，能让中共提前执政』。 [3]．本书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是专门探讨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其它许多章节亦有作相关之论述。 [4]．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十万人以下的一场作战。 [5]．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即是共军部队一样是日军极欲消灭的敌人，因此八路军若要生存下去，就不可避免的会与日军对抗，这和主动的抗日作战（尤其是在关键性会战中的表现），有非常重要的分野。 第一章、九一八事变 追溯导至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牺牲最惨烈，影响最深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远因，是来自中国东北一条铁路上的破坏阴谋。这个在当时仅仅只能称做破坏未遂的微小事件，竟然在人类的历史上，开启了全球最大战争浩劫的序幕，实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在这个微小事件的背后，其实有着国际强权历史大决战的战略布局，而中国的东北，成为这场国际强权世纪战略对抗中，兵家必争之地的战争导火线。 1.1日本关东军的阴谋行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十时，日本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队队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着六位全副武装的部属，出外进行夜间的巡察。巡察的地点，正在中国东北军政中心沈阳市的最大驻军地点－北大营附近的铁路沿线。在他们的背包之中，还夹带着炸药、引信以及野战电话机。在中国东北的九月夜间，已经是有着秋凉的寒意，但是对于这些出巡的关东军而言，心里则是充满了膨胀的杀机，他们知道他们准备要「破坏」中国的铁路，假如中国的部队要想阻止他们的行动，他们将格杀勿论。 第6章 事实上，他们主要的任务，不是要破坏铁路，而是要藉此造成冲突，以造成关东军攻击中国军队的「借口」。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所准备进行的铁路小小破坏行动，竟然是引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浩劫的最初导火线，最后也给日本带来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的悲剧。 对于河本中尉而言，已非常清楚当天晚上自己的任务，因为早在半年前，关东军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中佐，已动员属下的参谋人员们，拟出一个由关东军发动军事攻击，以占领整个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而这个军事攻击行动，需要一个引爆行动的「借口」，以方便日军有对个外宣示其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经过石原的规划，这个借口就是选择「破坏」在北大营附近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铁轨。 其实这是一个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的地方，附近的地名叫做柳条湖，铁路是在平地上铺设的，但是在日本记者发出事件的新闻号外时，擅自命名称为「柳条沟」，也有名为「柳条桥」。而将这个无名地方，硬加上「沟」或「桥」的原因，是暗示被破坏的地方是一座铁路桥梁，因此这个破坏铁路的行动，对于日本所管理的南满铁路运输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所以关东军不得不为护路而战，因为有谁会在离兵营极近的平地上破坏铁路呢？ 而这个引爆中日历史大战前因的事件发生地点，就被无中生有的被误传为「柳条沟」了，从此所谓「柳条沟」就这样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起源地，其实原本就是没有这个地名的。同时关东军的特务机关八五八书房，也预备了两个穿著军装的中国人尸体，当成现场被日军击毙的人证。 由于爆炸地点，离中国东北军的主要防卫据点北大营是如此的近，难道不怕受到中国军队的发现与阻止吗？ 事实上，这正是关东军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关东军认为，只要有爆炸声响，中国军队必然会出营察看（这就是为什么爆炸地点要选在北大营附近的原因），这样关东军理所当然的将铁路被破坏的责任，推给出来察看的中国军队，奇-_-書--*--网-qisuu.然后在混乱的黑夜现场，设法安排与制造造中、日军队相互射击的冲突。只要有了枪战的现场与死伤的记录，这样关东军立刻就能够以自卫与护路为名，发兵攻占中国东北南部的所有军政中心。最后再取得日本军部的支持，全面夺取中国的东北，建立「满蒙」，以做为日本未来的日苏决战的战略基地所在。 而出身工兵懂得爆破的河本中尉，被参与石原计划的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特别被选为执行这个任务的领导者。河本率领爆破小组的成员出外夜巡，在当时而言，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自从年中以来，整个驻防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部队，由于万宝山与中村事件所产生的高度紧绷情势，早已进入一级备战的状态，高密度的实兵实弹军事演习，几乎不断的在持续进行。而河本的上级长官川岛正队长，早已与石原等人互通声气，完全知道今天晚上排演的戏码。 关东军经过完整的参谋作业与多次的全盘.演，早已经完成全面进攻中国东北的所有作战细部计划，而且关东军进行日以继夜的反复实兵.演，使得不断的枪炮声，已经的成为东北军民日夜都最为熟悉的噪音。(奇.书.网--整.理.提.供)就像九一八当天夜间，在沈阳北大营附近的日军南满铁路守备中队，已经由川岛队长下令，进行夜间出击演习，地点正在离北大营不远的文官屯附近，而川岛也非常的清楚，部队的演习只是一个军事活动的借口，而日军真正的目的是，等待爆炸的讯号出现，就开始对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攻击。 河本在离中国驻军的北大营不到八百公尺的地方，下令部属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上，开始布置炸药，河本知道，炸药的设计是，只要造成重大的声光效果，但是不能实际的产生破坏铁路运输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不能选择铁路桥梁的原因，怕爆炸造成交通的中断与抢修的困难），因此他特别用心的计算过，用药的份量与埋藏炸药的方式，这个爆炸的声响既要能引起北大营中国守军的出外察看，以制造与日军武装冲突的机会，但是又不能真的破坏了铁路运输的功能，因为随后关东军的整个攻占南满的军事调动，还要使用这条铁路做为运兵的主要工具。 炸药很快就装置妥当，河本看表，等着从长春开到沈阳的夜快车经过，十点二十分，火车声音远远的传来，当火车通过埋置炸药的地点时，河本压下引爆的电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响了夜空，而铁轨的一边只受到约略一·五公尺的破坏，并未影响到南下夜快车的行进，整列火车通过爆炸的现场时，只是摇晃几下，仍然安全的通过爆炸现场，而准时的在十时三十分，驶达沈阳车站，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也没有其它运输设备的损坏。 但是令河本中尉感到意外的是，爆炸声虽然震动了北大营，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中国军人出外察看，虽然在附近演习的日军，在听到爆炸声之后，立刻向爆炸地点集合，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的中国军人或是平民出现，因此关东军根本不能乘机开枪制造冲突现场，只有推出两具身穿军服的中国人尸体。不过河本仍然下令部属，径自朝向北大营开枪射击，一方面以军用电话向在沈阳城内的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报告状况。这时候，等在北大营四围的演习的日本部队，在听到爆炸声与枪声之后，立刻按照演习的计划，开始向北大营进行正式的武装攻击，这时枪炮声开始响彻沈阳城的夜空。 而在花谷正身边的，正是执行这次「满洲事变」的灵魂人物，关东军高级参谋垣征四郎大佐，当垣听到河本的报告，中国军队并未因为听到爆炸声音而出外查看，因此无法制造日军与中国军队冲突的现场时，仍然断然决定，按照计划对中国东北各地发动攻击。同时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名义，对在东北所有的关东军部队，发出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四项作战指令，要求关东军立刻依照最近的演习计划，全面攻击沈阳、长春、营口等在南满地区的中国军政中心。 1.2没有敕令的军事叛变行动 垣的这项作法，可以说是近乎一种军事的「叛变」，因为根据日本军队的作战规定，日军任何正式的对外作战行动，一定要奉到日皇的敕令许可，但是垣不但没有得到日皇的正式命令，甚至也没有征求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竟然以一个高级参谋的地位，就以司令官的名义，对关东军发出全面作战的命令，这种目无军纪与长官的做法，正是日本当时政治上最为可怕与失控的「病态」。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的军人，根本不把国家的法律，军队的军纪，人民的意愿当成一回事。这群军人根据自己的「理念」，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之后，他们就会铤而走险的独断专行，遇到任何的阻碍，就动用刺杀或是政变的手法拔除障碍，假如真的失败，就来个震动人心的切腹自杀。日本少壮派军官的断然行为，往往能够以鲜血刺激日本狂热的民气，在民气反应热烈的状况下，一种民粹主义的「类民主」热诚，就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独裁的背后动力，日本少壮派军官认为，日本人民会坚决的支持他们，他们可以至死不悟的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大业。 垣在发出作战命令，各地的日军开始展开作战攻击行动之后，才向关东军在旅顺的司令部报告，声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且与护路的日军发生战斗，日军不得不发动反击』。这时候已经是夜间十一时半之后了。 当时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内，绝大多数的参谋军官，都是这次事变计划的知情者，特别是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更是整个计划的倡议者与制订者， 垣、石原与花谷三人，是发动这个夺取满蒙事变计划的核心铁三角。因此当天夜晚，石原早就在司令部内，等待着垣的报告，在接到报告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举行紧急军事会议，所有的与会参谋军官们，根本不去查证事件的真相，立刻异口同声的表示，关东军必须立刻进行对中国军队的攻击，占领中国东北所有的军政中心，以「膺惩暴支」[1]。当时刚刚到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中将，虽然事先没有「直接」的介入这个事变计划详情，但是本庄在八月一日正式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就已耳闻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们，正在推动攻击中国军队的各种军事准备。本庄也明知，当时中国东北当局，根本无意也不敢惹关东军在满洲的任何行动（当时东北军主力早已入关一年了，因此东北的中国军力空虚，自顾尚且不足，那里有能力去招惹关东军？），但是本庄中将却郑重其事到处视察关东军的战备演习，并且一再发表严厉的指令，要求关东军的部队，随时做好反击中国军队制造事端的准备，同时故意的不去追查各种有关关东军正在准备发动满洲事变的「谣言」，而这个谣言的中心，就是在关东军司令部之内。 因此，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军官，在接到垣的报告之后，几乎立刻做出对中国发动攻击的作战建议，而且在午夜晋见司令官本庄繁，报告这个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出现的军事「事变」，但是本庄却立刻毫无疑义的接受了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的建议，同时追认了垣先前以他名义发出的作战命令，并且签署了由石原所事先拟好的另外八项全面作战的命令，下令关东军进入全面的作战反击行动。 第7章 更为严重的是，本庄竟然还以私人的名义，通知当时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要他立刻派兵越过鸭绿江支持关东军作战，本庄繁并且断然决定，当晚立刻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以就近指挥全局[2]。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没有请示东京军部，就直接下达全面军事作战命令，同样是一种军事上的「叛变」，因为关东军是在没有奉到敕令的情形下，自行发动国外的战争。而通知朝鲜军的越界助战，更是违背了日本的军事指挥结构系统，因为任何日军的调动，若是逾越自己防区，同样要奉到日皇敕令，何况是进行一场国际战争。 但是这些驻防在日本本土之外的日军，同样根本不把军法、军令，以及东京军部的约束，放在眼里，可以说是爱怎样做就怎样做，最多来个阵前请罪，而他们在军部内的「同志们」，自然会设法替他们解脱责任。于是在柳条湖爆炸不到两个小时之后，整个关东军都已经进入全面动员作战的局面，关东军按照早就详细规划以及充分演练的方式，分别在中国东北进行攻城掠地的侵略战争。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的守军，属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主力，早已在一年前（非常凑巧的是同样是九月十八日）离开东北防地，跟着张学良进入山海关之内，进行中止中国内战与稳定华北政局的任务。而留守在东北的少数部队，又早就奉到命令，对于日军的任何挑衅与攻击，都采取不抵抗主义，有些部队甚至把所有武器都集中保管，因此事发当时，许多东北留守部队手边根本没有武器，在遭到日军开始进攻的时刻，更没有统一的指挥与作战，因此东北军在遭到日军有计划的全面攻击之下，只有设法自己应变，进行有限的自卫反击，然后突围退却。 1.3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的开始 虽然九一八事变的本身，并未引爆一场全面与激烈的战争冲突，但却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全面军事占领行动，是日军一场大规模的国外军事行动，但是关东军司令部却没有在军事行动之前，请示日本的军部，以等候敕令，就连一个正式的报告，也没有送回军部。当时是由日本在沈阳的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其长官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当时土肥原正在东京述职），向日本东京军部，发出两项简单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因此关东军开始进行惩罚性的反击。在东京军部震惊追问之下，关东军才把预先准备的行动剧本，向东京军部报告了事，这时候，关东军早已经在没有奉到敕令，以及没有遭到攻击的情形下，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了。 而日本军部、政府与社会，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可以说是万分的震惊，不单是因为关东军先斩后奏的军事行动，更是因为日本军部才刚在前两天，在受到日皇与内阁的关切与压力之下，决定派遣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中国东北，准备了解并压制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一时之间，日本社会面对着一长串的问题：例如怎么会在建川刚到沈阳的当天夜里，就爆发了关东军全面作战的军事行动呢？ 难道建川遭到关东军的绑架或是刺杀？关东军的行动，在当时追求和平与裁军的国际社会中，将会给日本带来多少的压力？苏联又会采取怎么样的反应态度？ 萧条的日本经济能够承担战争的高昂成本吗？但这许多重要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当时日本上下出现了莫衷一是的紊乱反应，东京股市与汇市立刻陷入一团混乱。但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却了解，这个军事行动是一个历史性的冒险，假如能够获得成功，那么他们将可以主宰日本的命运。 总之，这个揭开全球人类历史最大战争之序幕的「九一八事变」（manchurianincident），竟然是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都没有正式同意的状况下，由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自行设计与发动的军事作战，对于日本而言，可以说是一场导至日本政府体制失控与毁灭的「兵变」，而对中国而言，则是第二次遭受日本正式侵略战争的历史开端。所以九一八事变对于日本的打击，远比对中国的为大，这个事变开启了日本帝国亡国历史的祸端，日本从此逐步沦为一个被军阀支配的国家，最终成为侵略亚洲与世界的人类之公敌。 1.4参考资料 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蒋永敬的《抗战史论》，都有深入的记录、考证与分析。 附注： [1]．典型的种族歧视观点，就是把中国强大与黄祸画上等号。 [2]．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议员佐佐木更三代等人的名言：中国共产党『感谢日军侵华，能让中共提前执政』。 [3]．本书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是专门探讨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其他许多章节亦有作相关之论述。 [4]．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十万人以下的一场作战。 [5]．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 第二章、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奇特的历史结构与内幕。因为在事变的引爆原点，只是一个没有造成伤亡，没有产生严重破坏，甚至没有引起冲突的“破坏未遂”事件而已。因此，这个连冲突现场都没有引爆成功的事件，之所以会造成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起点，应该是百分之百源自关东军的阴谋与安排，主导了日本野心毕露的“大陆政策”。 2.1离奇的阴谋事件 但是说它是阴谋事件，又有些离奇，至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并不“直接”知情，同时，连日本的军部也不同意关东军的做法，日本政府更是不赞同，甚至在事件爆发的前夕，政府与军部还惊动日皇，企图设法化解这场危机的发生。 但是，这个事变却最终还是爆发了！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一系列中、日以及世界历史危机的开端，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资源丰富、白山黑水领土的沦陷，三千三百万的东北同胞成为亡国奴，日本迅速取得在整个东北亚战略地缘的绝对优势，因而加速日、苏、美之间矛盾的恶化，种下中日全面战争的祸因，所以九一八事变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浩劫的正式开端。 因此，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当时不但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日本，更震惊了世界，因为这是日本对中国不折不扣的正式侵略，这也是日本军方不敢想象的“兵变”事件。所以在九一八爆发之后，整个中国立刻陷在受到侵略屈辱的愤怒与挣扎之中，日本的军方与朝野，则是惊疑地看着日本历史大局的变化，开始由一群狂热的军人胁迫，走向一个全面失控的未来。 如同人类历史的其它重大事件一样，九一八事变同时包含着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重大历史事变的悲剧，在当时也并非完全不能加以预防与阻止的。但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最终一切的反应都太迟了，九一八事变终于演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与灾难大战的第一枪，中国东北的军民也成为这场人类历史浩劫最先的受害者。 从历史事件发生的角度观察，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以说是事件急转直下的“偶然”，因为关东军少壮派军人原先的满洲事变计划，是准备在当年的九月二十八日，设法制造柳条湖事件，引爆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然后再发动战争攻掠中国东北。不过由于事前部署走漏了风声，引起了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关切，因此日本军部正式派遣特使建川美次前往关东军驻地，进行了解、调解以及压制。板垣等人事先得到建川即将阻止行动的情报后，为了怕整个军事行动计划遭到正式命令的制止，因此决定提前在九月十八日发难。 若是更进一步的了解日本当时的政治状况，就会发现九一八事变，原本只是日本内部，一系列军人夺权的行动方案之一而已，因为当时日本在国内的少壮派的军人，原来准备在一九三一年的三月，先在日本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如果那次军事政变成功的话，也许日本关东军就不会发动“九一八”的满洲事变来刺激日本国内，推动右派集团的“昭和维新”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主方向不变，但是很可能不是采取由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自行设计与发动的军事攻击）。因此就日本政局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可以说是日本政局畸形发展的一个国外激变因素。 2.2明治维新的历史变局 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以及包括中日两国近代史所有的冲突，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关连。明治维新之前的两千六百年历史，中日的关系是以和平与交流的状态为多，明治维新之后，中日的关系就成为冲突与战争了，因此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历史全面转变的关键，也是中日关系全面改变的历史开端。 日本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被日本所钦慕、畏惧、模仿甚至崇拜的对象，日本传统文化与典章制度，主要都是来自中国的“变体”。 第8章 而中国纵使在最为强盛之时，也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自己政治或是军事势力范围的企图，但是日本却有一种假如有朝一日，能够逐鹿中原称霸华夏的致命吸引力幻想，以补偿日本民族集体性的对中国自卑与自制的历史情结。日本自知以人口、面积、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国力而言，它是无法也不可能与中国正面对抗，更别提要取代中国而称霸东亚了。所以日本一直不敢采取对外发展的国家策略，最多只有入侵一下朝鲜半岛或是任由日本海盗掠夺中国沿海地区而已。 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历史转变的契机，假如日本能够比中国先完成现代化，它可以利用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优势，去支配与宰割当时仍然处在封闭与落后的中国。这样日本就能超脱二千年来，一直不可能超越中国之自卑心理的历史格局。它将以现代化的船坚炮利做为工具，来建设一个威震华夏、万邦来朝的“太阳帝国”。 在美国以舰炮打开日本的锁国政策之后[1]，日本朝野都受到极强的刺激，于是同心推动明治维新，对内结束了近七百年的军人专政与割据的局面，对外开始大量吸收欧美的现代化科技与制度，当时日本秉政的幕府大将军德川庆喜，在内外巨大的历史性压力下，决心奉还大政。 一八六八年，日本正式开始进入推动明治维新的历史新页，这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制度与工艺的一个全面性历史改革，这种历史性的大变革，对日本而言，并非完全陌生，而是有历史前例可循的。因为过去日本的全面汉化，一样经历过全盘性仿效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做法，所以在历史发展中，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与模仿外国文化制度的国家，他对于全面西化的抗拒也就不是很强，何况在全面的西化之后，日本可以迅速成为富国强兵的国家，而称霸东亚，是日本立国以来，想都不敢想的历史大业，如今竟然有实现的机会，对于日本人而言，当然更是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明治维新的重点，主要在于尊君立宪、引进科学、发展产业，建立富国强兵的国家发展战略。日皇制度维持了日本在改革之时所需的政治稳定，立宪造成新的人才体系运作，封建阶级转化成为大大小小的财团，武士阶级转化成为皇军的骨干，因此日本的明治维新付出不是很高的代价，就建立起一个类似近代西方强国的新基础。可是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国，缺乏与强权直接对抗的本钱，日本若想摆脱这个资源短浅的梦魇，而寻求霸权的发展，它就必须设法取得支配中国广大市场与资源的地位。当时的中国正值清末最衰弱的时期，因此，日本在推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同时，也急于掌握这个历史的机会，设法掌控中国，这样才能建立“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政治结构，可以说是一种变体的封建与民主制混合后所产生的新威权体制。日皇拥有神圣的地位以及绝对的权威，因此他不亲理庶政，政府分成内阁、国会与军部三大部分。国会当然不能监督日皇，只能在预算与法律上，对内阁产生制衡作用，内阁的首相负责总理政务，而由日皇咨询政治元老的意见而任命，但是内阁对日皇而不是向国会负责。最为特别的是军令运作，在日皇单独拥有“统帅权”的前提下，所有军令都由军方领袖直接奏告日皇，然后奉赦令行动，政府的首长不得参与军令决策会议，这种运作特称“帷幄上奏”（因此有时候甚至连内阁的首相，都是看到报纸才知道日军已经发动军事作战行动）。 另外在军政方面，也是由军方独断的运作，军方杯葛政府的最大手段，就是退出内阁或是拒绝推荐军方将领入阁，因而造成政府倒阁（当然后来又加上干脆由少壮派军官直接刺杀不接受军方立场的政府首长）。更令政府感到为难的是，海军与陆军又是各有独立不同的立场与系统，有时政府接受陆军的要求，又会引发海军的杯葛，反之若是顺从海军的要求，又会引来陆军的反弹。每一任的日本政府内阁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与军方的意见达成协一八七年，日本明治维新首脑人物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决定模仿普鲁士的强兵政策，建立直属日皇指挥的“皇军”制度，接着一八七八年日本又成立了独立的军令最高机构参谋本部，日本的军部就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太上政府，有些重现日本过去的幕府大将军，以日皇名义秉政的局面，只不过是以军部的形式出现而已。当时日本军臣与人民，其实都很习惯于“军人干政”，因为七百年来，日本幕府大将军秉政的制度，就是军人干政的制度。明治维新之后，幕府大将军是交出了干政的大权，但是新的军部，其实又在遥控甚至是主导着政局，加上强国必先强兵，争取海外资源与市场是引进工业革命、建立产业资本制度的成败关键，因此明治维新基本上展开了日本的新军国主义的发展。 2.3主导日本政略发展的大陆政策 在过去的历史中，日本对于自己“资源有限”无法发展成为一等强国，而且必须步步为营，避免与大国直接冲突，以防自己国家遭到倾覆，可以说是有着无限的恐惧情结。日本深知中国的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因此日本错误的认为，只有主宰中国，日本才能走出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意识。而如何经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就成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一致的对外目标。所谓的大陆政策，当然就是如何侵略中国的日式说法而已。于是如何能够操控与主宰中国，以得到日本发展与竞争的所需资源与市场、确保它能拥有富国强兵，威震东亚与世界的基础，即所谓建立一个“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国，成为当时日本朝野一致的国家政略共识。 只是日本对于如何完成这个政略目标，政府与军方有着方法与路线的争议，其中强硬派主张模仿普鲁士的方法，以军事力量为主，直接对中国进行侵略与统治。温和派则主张，由于中国实在太大，因此难以直接用武力征服，不如模仿英国式的策略，运用经济、政治与外交的手段，加上军事的威慑，而将中国的市场与资源，设法纳入日本支配的范围。 甲午战争是日本这个征服中国梦想的初试锋芒，结果明治维新之下的日本，以工业化的基础以及举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击败了中国虚有其表的北洋派系。日本完成两千年以来对中国作战的首次“大胜”后，它是竭尽所能要屈辱中国与劫掠中国。因此在马关条约（treatyofshimoneseki,1895）中，日本以极其高傲的姿态，穷极贪婪的野心，不但取得所有帝国主义剥削与压榨中国的特权，同时要求中国赔偿二亿两的白银2，以用来建设“富强的日本”，并且要求中国割让对朝鲜的宗主权以及辽东半岛与台湾的领土，这是日本千年逐鹿中原梦想的开始。不料因为日本的占领辽东半岛，与帝俄在远东南下，撺取中国不冻港的战略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日本在俄国联合德、法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由中国增加赔偿三千万两白银给日本，以“赎回”自己的领土），但是辽东半岛仍是日本准备侵略中国大陆的地缘桥头堡，日本当然不会真正甘心放弃它所觊觎已久的大饼。一八九八年，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之下，将东北权益交给俄国，以联俄制日，结果是种下日、俄在辽东半岛历史大决战（1903-1904）的主因。日、俄之战，是日本以倾国之力，进行孤注一掷的战争（英、美都站在支持日本的立场），结果虽然是日本战胜俄罗斯，但在国际强权都要瓜分中国市场与资源的压力之下，日本无法如愿以偿的独占辽东半岛，它只能取得经营中国东北南满铁路的特权，及大连、旅顺的租界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与帝俄开战，但是在战胜国的主要战利品中，竟然是取得一系列占领与剥削中国领土和利益的特权（中国根本没有参与这场战争），可见日本谋中国之深，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手段之狠毒。 对于日本而言，侵略中国既然已经成为明治维新的对外一致国策，因此日本会设法利用一切的机会，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九年日本利用义和团事件，与国际强权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取得在中国天津到北京的驻屯军权力，以及又一大笔的“赔款”。一九一二年日本企图利用满清政府瓦解的机会，策动满蒙独立，准备占领中国的东北，但是在俄国强烈的牵制下作罢3。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推翻满清王朝，一九一二年中国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同年，日皇明治逝世，大正即位，此时日本面对另一次历史发展的机遇，就是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机会。虽然中国的革命军推翻了封建王朝，成立民国，但中国的民主政治，一时根本无法在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下生根发展，中国顿时沦为军阀支配与割据的国家，军阀的内战更将造成中国进一步的支离破碎，正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更好的机遇，日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2.4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爆发，日本看到西方国家受到欧战的严重牵制，无法顾到日本在亚洲势力的发展，因此借口参加对德国作战为名，入侵当时德国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同时也看准了袁世凯要想当皇帝，中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因此日本在一九一五年，正式向袁世凯提出等于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内容涵盖了日本要求在山东、东北、长江流域，以及全国各地的特权，以及监督中国政府的政治运作的条款，除了极少数条款仍待保留商量之外，袁世凯在压力下屈服，签字接受二十一条中绝大部份的内容，但是在密约曝光之后，中国人民激起的强烈反弹，迫使得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密约。 第9章 同时西方国家在欧战结束后，发现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并由于日本接收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使得日本开始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安全，所以它们又再度关切中国市场利益开放的问题，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所提二十一条的亡国勒索，使得日本企图鲸吞中国计划的失败。日本只有把侵略中国的目标，先集中在中国的东北，这是一个在东北亚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以及拥有非常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 日本经过两次战争，仍然无法实地的占据中国的东北，同时日本企图利用欧战机会来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也受挫，因此日本只有准备利用在辽东半岛的租界地与经营南满铁路特权的机会，逐步经略中国东北的全境。日本初步的目标是推动“满蒙分离”，因为日本实在想不出侵略中国东北的漂亮借口，所以自己先发明了新的名词，将中国东北称作“满洲”，同时开始炮制“满洲主权未定论”，因此所谓“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自古并非中国领土”的论调，成为日本当时舆论的显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与浪人，更与部分满清贵族后裔与失意的野心政客联合，积极的制造舆论与事端，鼓吹满蒙独立，以推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大业[4]。 当时组成日本经营中国东北南部特权的机构，分成四大部份，日本将辽东半岛南部，包含旅顺、大连地区的租界地，设立了关东厅，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展殖民地的总部，大量的吸引日本的移民与浪人前往开发，也收留、培养汉奸政客与军阀。而负责关东厅以及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南满铁路沿线防卫需要的部队，称作关东军（kwantungarmy）。日本又模仿英国当年以“东印度公司”经略印度的方式，组成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管理从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铁路的营运及其沿线的土地、矿产以及市镇。 另外，日本在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设立“奉天总领事馆”（在当时，辽宁省称作奉天省，是东北的军政与经济中心），直接与中国东北地区政府，进行各种侵占中国国家利益的交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南部与南满铁路的沿线，以开发与移民的方式，大量进行掠夺资源与土地，逐渐构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非法窃占的“海外领土”。在日本经略中国东北的四大机构之中，又以关东军最为骄悍与胡作非为。 2.5日本军方逐渐失控 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一度出现弭兵的潮流，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国内外都开始受到压力与排挤，由于多数的日本人民，希望能够建立更为民主与和平的政府，国会也出现不满日本军方强悍与恐怖的高压做法，设法削减日本军部的扩军预算。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也出现希望能够建立以外交与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利益争端的方法，因此积极的提倡裁军。特别是中国的利益必须由国际均分，不许日本独占。苏联更是虎视眈眈的等待机会与日本再作决战，以报日俄战争的失败之耻，并要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各种资源与利益。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确实受到一些制约与压力。同时大正日皇缺少明治日皇那种“八竑一宇”的雄心与胆识，因此日本政府在一次大战后，顺应潮流，先后的减少军费支出，加入国联组织，签订九国公约，裁减陆海空的兵力，对于“大陆政策”的推动，也采取温和派的立场。但日本政府的这些和平转变，造成日本强硬派军方的不满，因此刺激军中所谓少壮派军方势力的发展，这些充满日本战国时代武士意识的军人，一心的希望能够继续明治大帝的功业，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轻视民主与自由的普遍原则，恐惧共产主义的蔓延，更是不能忘情入主中国的利益。这些怀有野心与决断的军方少壮派军官，开始盛行秘密结社，这种进行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竟然成为日本政局不稳与失控的最大原因之一。 一九二五年，年轻的裕仁日皇即位，裕仁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与才干，来处理日本内外巨大变化的政局，一九二九年，全球局势发生逆转，经济大恐慌的爆发，造成全球各国对于民主政治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都失去了信心，日本政府同样无法拿出有效的政策处理这些问题，造成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陷入了失控的危机之中，而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也让日本封建意识极强的保守派政客、大型的财团与军方少壮派，感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 2.6少壮派军官把持日本决策核心 因此这些保守派的人士与军方的将校，开始提倡日本对内应该推动强硬的军国主义政策，压制共产主义的颠覆，对外推动疆域的拓展与资源市场的掠夺，日本才能走出发展的危机。而日本军方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这种理念的实际推动者，军方出现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少壮派军官又成立各种的秘密团体，其中又以“樱会”与“一夕会”最为著名。 参与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事实上，主导着日本军部的决策。因为日本的社会运作体制中，领导者很少会主动地展现自己的决心与企图，以免卷进直接的决策选择、冲突之中，日本社会集体心理最怕的，就是内部意见的分裂，所以日本社会中，有着极强的从众行为压力。因此它的领导者多半是以暗示与诱导的方式，被动的等待部属达成一致的共识之后，然后接纳这种共识成为正式的决策。（当时日皇与政府和军部的关系如此，现在日本的企业运作也是如此。） 所以当时日本的军部，表面上好象是由高级将领在指挥，实际上他们经常听任部属参谋自行独立运作，而会接受参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虽然这种意见不一定符合事实或是他们的想法，但这些高级将领不愿也不会公开的反对属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以免破坏和谐的共识。 更糟的是，日本军方系统的结构，是典型的外重内轻，通常在内阁中的陆军省长官，只要有师团长的资历就可以出任，海军省首长的地位也与舰队司令平行，就算是参谋本部的总参谋长地位高些，也不过是相当于战区的司令官地位而已。皇军直接隶属日皇，军部也只是日皇的军事参谋，不能直接对军队发号施令，因此，日本在外统兵的将校，并不会把中央军部的意见，真正的放在眼里。 而中央军部唯一能够节制统兵将校的法宝是，请求日皇发出赦令，这种赦令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经由帷幄上奏之后决定的日皇命令，一种是经由日皇授权参谋本部，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内，以日皇名义代行的“临参命”。无论是那种形式，都是以日皇名义发出，在形式上，对于日军的行动，有着最高的控制权威。 但是因为日皇对于日军而言，其地位有如神明一样的极其崇高，军部不到真的不得已，绝对不敢也不愿在日皇面前，展现不同立场的争执，而让日皇陷入裁决的苦恼之中。因此中央军部对于在外统兵的将校，多半是用“交情”来牵制其行动，所以在军令运作的过程中，经常是由次官、参谋与部队中的长官进行意见沟通，等到大家建立共识之后，才正式帷幄上奏的请旨行动，而军部的参谋与部队的长官，当然都是同属希望能够以战争来建功立业的少壮派军人，因此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就决定了军部的意见。 而日皇对于军部一致的意见，通常很少会提出质疑，更别说是反对了。这就出现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可以实际把持军部决策的现象，这些在军部与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们，自己组成的小团体运作，戏称“秘密参谋本部”，他们与海外驻军以及右翼激进的团体，都有直接联系的管道，而右翼团体的看法，又主导着日本的舆论媒体，造成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对内可以普遍的以下克上，对外随时都有支持他们各种做为的“民意基础”。因此在当时，真正领导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不是日本人民民意选择的国会，不是神圣崇高的日皇，或是政治元老重臣以及高级将领，而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当然这不能说日皇、元老、将领在日本的战争罪行上，没有责任，因为他们至少是“诱导”、“认可”、“知情”与“伙同”等的共犯，他们对于所有的战争罪行，至少是犯了“应注意而未注意”，“应阻止而未阻止”的责任。 虽然日皇、军部与政府发现少壮派军官秘密结社的危机，曾经在一九三年正式颁布法律与军令，不准日本军人参加秘密结社组织，但是这个法令对于少壮派军人而言，根本是形同具文，他们照样半公开地进行各种秘密结社，公然地在政治与民间团体中，发表他们的立场与主张，甚至公然地批判与反对政府的政策。少壮派军官的言行，往往诱导着日本民意产生强烈的反应与支持，造成少壮派军官认为，自己代表着日本人民的主流意志。因此，日军少壮派军官，不在乎作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只要能够获得“民气”支持，他们并不把法律与制度放在眼里，而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大不了切腹自杀[5]。 事实上，军部与政府也拿这些少壮派军官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果断言行，会激起人民的民意支持，平常他们互相照应、敷衍应付上级的名令，假如真的逼急了，不是有人切腹自杀以示警抗议，就是干脆对他们所不满意的政府首长与上级军官，进行刺杀行动，甚至发动真正的军事政变。 第10章 这种制造成民气可用假像的民粹主义，逾越一切法律制度与制衡力量的体制，表面上，一切的决策都有所谓的“民意基础”，但是，实际上不过是独裁集团操纵民意的手法，在当时的日本，有谁敢向这种铁血的民粹主义挑战？但是这正是造成日本最后亡国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大政方针，竟然任由这些没有能力考虑国家全盘利益与责任的少壮派军官们，强迫政府事后追认与接纳他们偏狭的看法与血气冲动的决定，终于误导国家步入灭亡的绝境，当然也给其它国家，带来无法承受的战争浩劫。 总之，在当时的日本政局，可以说是政府控制不了军部，军部控制不了驻军部队，驻军部队控制不了少壮派军官，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已经逐渐的成为国家步向军国主义命运发展的主控者。日本又是一个群体性极强的民族，大家只要一参加组织，很容易显出完全盲目服从的本能，而缺乏个人独排众议的能力与胆识。日本的社会意识是最怕破坏和谐，因而许多怪异行为都是在群体的压力下，出现的过渡反射动作。 因此，日本有着过多的群体服从压力，以及强烈的模仿能力，却是极其严重的缺乏领导与创新领袖，当时的日本，走不出明治维新时代军国主义的发展格局，在国家发展一旦遭到困境，日本上下就希望政府能够模仿明治维新时代的整军经武，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解决或是转移日本的问题。所以少壮派的军官，就是一群敢以行动作出决定的小团体，他们缺乏深谋远虑却是敢违法乱纪，一旦他们以行动开创出方向，而且获得重大的胜利，就会在一夜之间，赢得日本社会上下一致盲目支持与跟从。 附注： [1]后来石原因为反对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而遭到提早退伍的冷冻，战后逃过了审判，而列为甲级战犯的垣征四郎（itagakiseishiro），则在东京大审之中被判处死刑。 [2]日本在战败后，本庄繁因为担心为此受审，而畏罪自杀。 第三章、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 从历史的事实分析，无论是汉、唐、明、清（尚未汉化的元朝是唯一的例外）时代，虽然中国处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时代，她不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征服与统治日本，而且只会给这个岛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在日本的历史中，由于中国国力富强、文明昌盛，日本只需模仿中国的文化，分享中国的资源与利益，就可以受益无穷。 但是长久以来，日本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它若想追求亚洲的霸权，却必须要先弱化与分裂中国不可。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它的任何企图称霸东亚的战略地位发展，都无法避免的受到中国地缘的威胁，因此“只有”中国的分裂与衰弱，日本才会有“出头”的一天。日本之所以会举国一致的推动明治维新，除了是受到西方强权的刺激之外，也是同时看到中国正处在衰弱的历史困境之中，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日本只要比中国抢先达成现代化，那么它就有机会压制落后的中国而称霸东亚。 因此，日本整个明治维新的改换制度与整军经武，主要目的在以西方的现代化力量，追求日本的富国强兵，日本一旦要准备称霸东亚，侵略中国就是必然的政策。所以明治时代，日本前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在这两次的战争中，对象虽然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就是侵略中国。特别是能够控制中国东北的资源与战略位置，已成为日本帝国维持霸权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 3.1日本在东亚扩张与美、俄的冲突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两战两胜，使得日本跻身成为东方的一等强国，这对于在两千多年历史之中，从来没有建立过国际崇高地位的日本人而言，简直是无法忘怀的胜利与荣耀。（不像中国，身为天朝大国的历史太久，已经习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与中心。）所以日本想要利用现有的优势地位，设法继续的割裂中国与入主中原，这样才能确保日本的霸权地位。 日本最为担心的是，当然就是假如当时的中国一旦觉醒，团结起来，追求现代化，那么日本的霸权地位，就犹如樱花盛开又凋谢般的，成为过眼云烟而已，因此当它看到中国正在挣扎着追求统一与现代化之时，就产生着极强的时间压迫感。是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互助，以分享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利益呢？还是要加速侵略中国，以支配宰割中国的市场资源？ 当然，日本称霸之后，举国上下还有另外的一层恐惧，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策略，已经在国际上造成孤立与敌对的压力，日本既在日俄战争上，与俄国结下历史的民族仇怨，也妨碍了美国开放中国门户利益的立场。日本知道，以俄国那种凶狠的发展野心，是绝对不会放过它的，俄国要成为太平洋强权，取得不冻港，以及夺取中国东北与塞北的富源，都会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当时日本的军政领导阶层几乎都相信：日、俄第二回合的战争冲突只是迟早的问题，以及日本必须抢先在中国取得优势战略地位的先机，才能增加击败俄国的筹码。而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特权与在太平洋迅速发展，也开始危及到美国的利益，因而日、美间的摩擦也开始快速的增高。当时全球有远略的政治与战略专家，就已清楚的警告，日、俄与日、美的战争冲突，已经势难避免[1]；日本的参谋本部早已长程计划未来与俄国进行决战的准备，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就任之后的一九三三年，也曾经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美日可能爆发战争的各种状况。 日本政府在面对这些危机的压力之下，一直抱着必须“先发制人”的观念，其政府领导人认为，日本（一个资源贫乏与战略弱势的国家）一定要先得到中国广大的资源与支持，才能在未来与美俄的决战中，取得不败的地位。因为日本立国二千六百年，从来没有被外国直接的击败或占领过，因此更为恐惧万一面临战败命运的可能性。这些背景都促使日本以抢先侵略中国与控制其广大的资源，为继续称霸东亚的优先战略选择。 此时日本内部对于如何经略中国，分成两个派系，其中一派认为，除非日本采取武力侵略中国的方式，才能控制中国的市场与资源，同时取得中国领土的优势战略纵深，未来在与美俄决战中，胜算才高。另外一派则认为，中日两国不妨以亲善合作的方法，结合彼此的利益与资源，这样日本可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又可得到中国的支持，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看法与孙中山先生提倡之“大亚细亚主义”有些接近。不过，日本当时陶醉于对外战争的连番胜利，认为侵略中国比友好中国，更能满足日本渴望强大的需要。 一九二〇年代中叶（裕仁日皇即位初期），中国内部的局势逐渐出现了一种改变，那就是来自南方的国民政府，一方面联俄容共，一方面整军经武，开始展现统一中国、结束中国之分裂与衰弱的历史企图心。同时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也以日本的军阀与财团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假想敌；斯大林全力推动的苏联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在在国防工业上的发展，已有飞跃的进步。日本参谋本部估计，苏联的现代化军力，开始威胁到日本的安全。因此无论是中国之统一与复兴，或是苏联的强大与扩张，都会影响到日本称霸东亚的计划，所以日本政府需要迅速采取反制中、苏发展的策略。此外，日本政府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会与苏联全面的合作，对日本造成致命的威胁。 3.2田中义一与两次东方会议 当时对于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最为狂热的人物就是日本预备役将领田中义一（tanakagiichi）。田中是日本当时“出将入相”的军政强人，他曾经大量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的所有相关情报，以及深入的调查中国的资源分布与市场发展潜力。当田中出任日本首相之后，正式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于东京召开会议，决定日本政府今后如何推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纲领”，历史称之为“东方会议”，这个会议总结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所有策略得失，并且进一步拟定了日本今后应该如何侵略中国的步骤。 这个日本决心完成侵略中国的历史性东方会议，前后召开了十一天，田中首相邀请所有日本重要与相关的军政、外交、情报与经贸人员，都参与这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动员所有的日本军政经贸历史与社会精英，经过完整与深入的讨论之后，日本终于完成了具体侵略中国的策略与步骤，而正式建立了指导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本纲领。 不过日本政府于东方会议闭幕之后，对外发表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八条，只是约略地公布东方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而东方会议更为重要的结论，则是表现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首相密折上奏给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田中奏折”之谜[2]。 这两份一明一暗的历史文件，成为了主导日本日后整个大陆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日本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其实日本政府已经非常露骨的提出，当中国的政局发展，若是出现“日本权益受到损害”、“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以及“动乱波及满蒙”之时，日本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直接的反制行动，包括了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以及在中国境内出兵。 第11章 而在秘密的田中奏折之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具体政策步骤，根据这个具体的政策，才能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帝国”，这个日本的大陆政策，更前瞻到日本的扩张，终必可能与“米国”以及“赤俄”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日本征服满蒙，进而侵略中国，是日本东亚争霸，必须克敌制胜的关键战略所在。此外田中奏折更是在如何征服满蒙上，大作文章，从炮制满蒙的主权并不属中国的理论，一直到日本最后如何以实力介入来分离满蒙，都有政策性的指导方向。 因此，依照东方会议的结论，日本未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就是以侵略中国作为前提，而分离满蒙，则是这个侵略中国政策成败基石。所以日本政府接着又在同年的八月份，在中国的大连（或称第二次东方会议），把策略集中在如何制造满蒙分离上。从东方会议到大连会议所得的结论，已经使得日本在基本国策上，确立了由满蒙分离作为基础的侵略中国政策，而无论是日本政府、军部还是关东军，都在设法等待时机以采取实际的行动，将这个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正式地加以实现。 虽然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依照条约只有一个师团以及数个独立守备队，驻军总数最多只有两万人左右，但它却是日本的大陆政策中，以军事行动分离满蒙的先锋军。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少壮派军官，更是把前往关东军服役，当成实践帝国扩张，完成个人志业的最佳场所，因此在关东军中服役的少壮派军官，全都是日本军官团中，最为狂热的份子以及最有野心的人士，他们毫不讳言他们的决心与企图，就是要以武力完成日本的大陆政策。 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不但在中国的东北尽其所能地制造事端与惹是生非，同时更是不断地与日本中央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建立秘密结社的特殊管道，而且这些少壮派军官，更是经常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浪人，右翼的社会团体，有着非常直接与密切的关系。他们经常地出席各种相关的集会，发表煽动的策略演说，发行各种鼓吹日本必须占领满蒙的宣传刊物，因此造成日本社会中多数的舆论，对于分离满蒙、侵略中国，产生了一种近乎“天职”的错误意识：好象日本政府与军部一天不能决定入侵满蒙，就让日本多一天陷在危机之中似的。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正是依照东方会议所设立的侵略满蒙方针，竞相开始设计与推动自己的分离满蒙计划。 3.3坂垣与石原的历史密谋 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少壮派军官中，以执行手段强硬著称的中国通坂垣征四郎大佐，出任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同年十月，素有谋略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佐，调任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主任，这两位同属日本士官学校前后期毕业的少壮派军官，本来就在同一个秘密组织中活动，现在又在关东军司令部中共事，更可以进一步合作无间的推动侵略满蒙的政策，而他们的计划与行动，最终决定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悲剧历史。 石原本人并非一个眼光短浅的黩武军人，他策划攻占中国东北的密谋，不是因为他对于侵略中国有着特别的野心，他是从历史与全球的角度，考虑日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石原明了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危机与矛盾，正在朝向全面决战的方向发展，他也进一步的了解到，日本会因为太平洋与东亚的战略、经济利益而与美国起冲突。因此石原决定策划关东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是为了在日后，若是日本与美苏两国决战之时，可以增加日本的战略防御纵深与作战空间，和充实其作战资源的必要先制行动。 所以石原就着手拟定“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文件，除了设计出类似闪电战般的果断作战计划之外，石原更提出了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政治规划，与进一步对苏作战，以及最后必然会与美国爆发冲突的作战准备。石原计划的基本构想是准备以关东军的两万部队，与中国东北奉系二十万以上的部队进行作战，所以整个作战需要果决、集中与快速的行动，才能顺利地完成（至少在先期行动时，是绝对的需要以寡击众）。同时石原更清楚的规划，一旦能够顺利的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应该如何治理所占领的地方、如何开发东北的资源的务实方案。石原主张日本直接设立关东督护府，在中国东北“废省设县”，由日本实施直接的统治。虽然石原有如此全盘周密的计划，但是他却不支持日本与中国进行全面作战的构想。因为石原策划日军突袭占领中国的东北前提是，扩大日本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空间，与增加日本战争资源的腹地，因为只有日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才能威胁到苏联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同时阻止中国取得在东北的国防重工业资源。 在石原开始拟定满洲事变秘密计划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关东军其它的将校，也在分别地进行夺取中国控制权的策略。一九二八年正是国民政府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以护侨名义出兵山东，爆发极其凶残的济南惨案，虽然给予山东人民造成极大地损害，对于国民政府更是带来极大的威望打击，但是日本仍然无法阻止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因此田中决定利用军事支持与外交恫吓的手段，说服将当时东北军政负责人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退回东北，然后与日本人合作，搞一个完全亲日的东北“独立王国”，日本已经公开的警告国民政府的北伐军，绝对不得进入东北地区，而影响到日本在南满的权益。 3.4刺杀张作霖，皇姑屯事件 同时，日本政府也已经取得张作霖的口头同意，允许日本在东北全境有更多的筑路权力，以做为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的交换条件（在当时的东北，任何一条铁路只要有日本的资本，整个铁路以及沿线的各种资源、市场都将被日本人优先控制，日本还可以派军护路，移进侨民，因而形成日本的准殖民地，因此所谓日本的筑路权，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特许权）。但是当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却自作主张，决定刺杀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然后乘机由关东军发兵，直接的占领中国的东北。 在河本指挥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布置下，设计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皇姑屯车站爆炸案，虽然成功的刺杀了张作霖，却因东北军政首长的巧妙应变，一方面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一方面内部又迅速与成功的推举张学良，出任东北军政的最高负责人。关东军的军力不足，计划又不够周延，没有攻占中国东北的作战相关安排，东北当局也没有因为张作霖的遇刺，而爆发东北的内战动乱，因此关东军占领东北的计划告失败。 而张作霖既是被日本暗杀的，张学良当然与日本人有着“杀父”之仇，也就拒绝承认张作霖与日本的口头密约，允许日本在东北进一步筑路与发展的权利。虽然在日本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学良却断然决定，与国民政府合作，使得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号令，张学良在此非常清楚地表明，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关东军的鲁莽暗杀张作霖的行动，破坏了田中首相的控制中国东北利益的政治安排，也导致日本政府、中央军部与关东军之间高度的紧张，田中义一原本坚持要严惩关东军这种“叛变”与破坏国策的做法，连日皇裕仁都关切这场暗杀阴谋的调查，但是最后竟然是在军部少壮派军官的坚持下，请出陆军位阶极高的白川义则大将出面关说，田中只有让步，以大事化小的方式，给予河本行政处分而已。这个事件给了关东军一个教训，就是任何的夺取东北计划，一定要有充分与周密的准备，不能鲁莽行事。但是也给关东军很大的鼓励，那就是关东军在事实上，已经可以不必接受日本政府的节制，而可以自行决定行动。 此时关东军内部，在石原与板恒的合作之下，如何占领满蒙，已逐渐凝聚出共识。石原发现，并吞中国东北的计划，需要拉拢与利用一批中国的政客汉奸作为内应，因此特别延揽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加入“满洲事变”计划，形成侵略中国东北的“铁三角”，由花谷负责联络汉奸，培养内应以及制造事端。而石原与板恒更是经常来往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之间，交结同志，并且发表公开的言论，以煽动日本的民情，当时日本的强硬派军人与激进的民间团体，都把这两人视为改变日本历史命运发展的明日之星，他们的计划主张，都受到这些团体热烈的拥护与支持。 一九二九年，这些有志于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少壮派军官，决定收编各个分散的团体，组织一个体制更大的同志会，以设法推动“昭和维新”的历史大业，这个日本少壮派军官的秘密组织正式名称为“一夕会”，组织成员包括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十七期的东条英机、二十一期的石原莞尔。这个少壮派军官结合的一夕会，在历史上实际主导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发展，而在当年，在裕仁日皇要求陆军省惩处主导暗杀张作霖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之时，就是一夕会成员软硬兼施地抵制，而让陆军省长官无计可施，最后河本只落得一个调职与不得晋升的“处分”而已，因此一夕会实际上已经控制军部的决策，在内神通外鬼的情况下，关东军更是这个组织的“计划执行单位”。 第12章 3.5流产的日本国内军事政变行动 在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发动满洲事变计划的同时，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在着手进行，如何在日本推动彻底地军国主义，如何以武力完成对满蒙的占领。一九三〇年日本军部在参谋本部作战主任建川美次的主导下，组成所谓“五课长会议”，包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协正隆，欧美课长度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共商拟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是日本中央军部研拟的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不过存在于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少壮派之间的立场差异是，军部的少壮派主张先在日本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完成改造日本成为完全军国主义体制的运动，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推动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样才不致于重蹈日本文人政府，在遭到英美法苏等国的压力而退缩，让日本无法完成独占中国利益的历史覆辙。所以军部少壮派认为，关东军应该设法隐忍，等待国内的改造成功之后，才能在中国东北进行武力侵略，这就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当时的“国内改造”派立场。 但是关东军少壮派则是认为，日本人民对于军国主义支持的狂热，仍嫌不足，同时军部高级将领以及元老重臣们，也不敢轻易地认可或是支持少壮派所发动的军事政变，最为难以拿捏的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此不如由关东军先在中国东北发动“发扬皇威”的军事行动，如此可以刺激日本朝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使高级将领与元老重臣们，在“民气可用”的民粹主义压力之下，会因对外用武的成功，而改变其审慎的立场，转为支持国内建立完整的军国主义体制，这就是当时的“国外举事”派立场。虽然双方的行动方针顺序不同，但是最终的目标则是一致的，对外侵略中国与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决定，准备先以军事政变方式，推动他们的改造日本的政变计划。但是不出石原莞尔所料，日本高级将领在“师出无名”、民气支持不足、以及担心日皇不同意的多重考虑下，在最后一刻不肯支持政变的行动，因此造成三月政变的流产。当然也引起日皇与日本政府对于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企图，发生了戒心，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不得不暂时的有所收敛。 日本国内的政变既然胎死腹中，当然就轮到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来推动他们的“满洲事变”计划了。不过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认为三月流产政变之后，日本国内政局对于少壮派军官的强硬做法，仍然无法完全的认同；同时他们担心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在军力上以寡击众作战，风险较高，万一战事进展的不顺利，军部没有把握能够在必要时，要求政府同意出兵海外，以支持关东军的武装侵略。因为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当时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极其严重，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沉重的战费，以及应付国际强权的外交压力。 所以日本军部的长官，企图设法说服关东军少壮派，延后一年发动“满洲事变”。而军部特别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将原先驻防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军力骨干，十六师团调回日本，改派第二师团（多门二郎）接替任务，并且在同年的八月一日，派遣“中国通”（曾任张作霖政治顾问）的本庄繁中将，出任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日本军部希望这样的调动，将会减低关东军兵、将之间的默契，而可以压制住关东军少壮派箭在弦上的立即行动。 3.6关东军开始密谋行动 当时日本政府一直在设法透过外交与政治手段，来扩张它在中国东北的控制力量，外相币原同时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政当局，进行谈判，以取得日本人在东北兴建五条铁路的特权。但关东军却认为，日本惟有直接的以军事行动攻占中国东北，才能把中国东北建设成为日本国防与发展的生命线。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水源冲突，关东军利用机会强行介入，攻击中国农民，造成“万宝山事件”，日本军方要求中国退让，否则将会派兵维护其权益；几乎在同时，又爆发关东军间谍中村震太郎上尉，在东北境内违法进行军事侦察工作，被东北驻屯军逮捕并处决的“中村事件”。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为此感到万分的震怒，日本军方一再地扬言，假如中国东北当局，不能在中村事件上，给日本一个满意的交代，日本将会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日本的舆论更是来势汹汹的煽动民意，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力的行动，惩罚中国的“暴虐行径”。 而在本庄繁在八月一日，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在八月三日，日本陆军省特别邀请关东军、朝鲜军（林铳十郎）与台湾军（真崎甚三郎）司令官，举行海外司令官会议，共商日本海外驻军的任务，及彼此之间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陆军省竟然又同意在九月调派日本的十九与二十师团，进驻朝鲜半岛，以提高日军在海外应变的军力。而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更利用机会，与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大佐，进行了军事支持的联系。这种安排，就使得满洲事变发生之时，朝鲜军以充裕的兵力，可以就近出动支持，关东军就不必担心自己兵力不足的问题了。 这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石原、板垣与花谷共谋下，已经正式决定，当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制柳条湖事件，正式发动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军部时，已经把准备发动事变的计划，秘密告知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而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仍然认为直接发动满洲事变的军事作战，计划过于鲁莽，同时也担心苏联以及国际强权的干预，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也经不起战争的消耗，所以仍然表示强烈的不赞同。一九三一年七月，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进行特别的会商之后，拟定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八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关东军暂时等待与加强准备，假如外交方式无法在一年内，做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关东军才能设法配合指令采取行动。为此，军部特别召回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告知他必须以此大纲，来约束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 3.7日本政府企图阻止关东军行动 但是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仍然决定不顾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的意见，而准备在中国东北断然行动，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及关东厅都在九月初向日本政府密报告急，指出关东军可能不顾国内的指示，在九月底以军事攻占满洲的行动。因此日本政府一方面电告林久治郎，设法约束与监视关东军与浪人的活动，同时决定请出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来调解。西园寺曾是日皇明治的同学，在日本政坛的威望极高，同时日皇裕仁对他相当的尊敬。 日皇裕仁对于日军少壮派军官的飞扬跋扈，早已有着不满与忧虑，因此在西园寺的建议，以及他的叔父闲院恭亲王戴仁的要求下，于九月十一日，裕仁在熊本校场演习时，召见陆相南次郎，叫他注意约束关东军，南次郎又晋见西园寺，西园寺相当露骨的批评关东军军纪不彰的问题，让南次郎感到非常的惶恐。 而在内阁会议中，外相币原也公开质询陆军省，是否对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知情；在九月十四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密电军部，表示他无法掌控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因此要求军部派员前来协调有关满洲问题的具体政策。在这些反应与压力下，南次郎只有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协商，决定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设法约束关东军，好暂缓发动满洲事变计划。 由于事机紧急，建川立刻在九月十五日由东京出发，但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桥本欣五郎中佐，就在建川的办公室中，立刻拍发三封密电，通知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告知建川即将到达中国东北，执行阻止关东军行动的任务。桥本并且催促板垣等人应该把握时机，在中国的东北，立刻采取先斩后奏的断然行动。 板垣、石原与花谷接到桥本的密电之后，立刻连夜密商大计，经过几度的犹豫与讨论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提前发难，先把“生米煮成熟饭”，迫使军部、政府甚至日皇接受继承的事实。好在建川本来就是一夕会的同志，军部方面更有少壮派的同志进行打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与责难。就算是发生了重大的问题，他们也准备扛下所有的责任，因为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是已经彻底地奉行“诸法皆空，自由自在”的最高原则，只坚持自己的“理念”，根本不把军纪、法制、甚至日皇放在眼里。 因此，三人最后决定，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提前在建川到达的前一天，九月十七日发动。但是由于临时更改时间，各方面配合还是有些困难，所以又决定延后一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建川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发难。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造成历史巨变的九一八事件，最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巧合的是，这天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歼灭中国北洋舰队的后一日；也是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发表“巧电”，决定率领东北军部队入关平息中原内战的一周年。 第13章 附注： [1]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j.toynbee）在一九三四年就著书提出这种警告。 [2]日本政府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设法否认这份密摺的存在，也有许多历史的学者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对中国的策略，以及最后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步，都是准确地照着这个奏摺的方略进行。当然日人也找不出事实来否定爱国的台湾志士蔡智堪先生，抄录这份奏摺的直接证据。 第四章、不扩大方针下的扩大侵略 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叛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地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无论是日本的政府与东京的军部，都反复的重申“不扩大方针”，并一再地表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没有任何的领土野心“，只要中国答应与日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日本当自会撤兵。但是关东军以及“地下”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则是想尽办法利用机会，不断的扩大攻击范围、杀害中国的军民、占领中国的东北全境；不但不把日本政府的立场以及军部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反而利用政府的“不扩大方针”，为下阶段继续扩大侵略的时机做好准备。这种根本不管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宣告，而径行不断扩大事变的做法，造成关东军的系列侵略行动，终于拖垮了当时的日本内阁、改组了军部，当然也同时强占了中国的东北。 在表面上，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与军方以及军部与关东军之间，是曾出现“不扩大”与“不断扩大”的立场严重对立，而在军方本身，也有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立场与做法的冲突与竞争：在事变刚开始时，陆军省比较接近内阁的意见，希望能够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参谋本部则是倾向让关东军有些表现之后，再看情形定夺。而在事变后期，关东军开始进攻北满之后，陆军省则比较支持关东军的扩大战果立场，但是参谋本部则开始有意施展统帅权来控制关东军。本来关东军就已经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强悍态度，在发现政府与军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立场与做法又不能一致的状况下，关东军的脱轨与抗命，更是可以预期的了。因此实质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总方针不变，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宰制中国，这是日本政府、军部共同的立场，分歧的只是时间与方式而已[1]。 4.1表里矛盾的日本政府与军部 事实上，当时日本已经陷入发展的困境：在军国主义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主政治无法生根落实；财团垄断的资本主义，又不能解决全球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共产主义的发展又成为日皇封建威权制度的最大威胁。日本当时没有眼光远大与魄力十足的政治家，也没有真正能够威震群雄的军人领袖，在此关头，一群敢于独断专行、违法抗命、胡作非为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了决定日本国家方向的领航者。而这些日本的少壮派军官，除了知道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对外进行侵略之外，根本没有其它的能耐来解决一个国家所遭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在中国东北驻防的日本关东军，奉到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命令，开始依照演练的计划，分头在中国的东北进行血腥的攻击行动之际，位在东京的军部，亦陷入既兴奋、又迷惘的状况。因为根据东京军部的计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表，是设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如今在军部尚未准备完成整套入侵的配合措施，内阁又可能会有反对意见的状况下，一旦关东军的行动遭到坚强抵抗或是受到重大伤亡，那么是能否派兵支持，以及庞大的军费是否能够得到国会的批准，都是极大的问题（这就是军部决定派建川美次前往了解与疏导的原因之一）。何况军部最为担心的还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为关东军的这次行动，不但可以说是“违法”的，同时[2]日本政府部门比较倾向以武力威慑的外交折冲来取得中国东北的市场与资源；东京的中央军部，则是希望以比较稳健的军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蚕食中国的北；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则是希望采取闪电战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以及国际社会自顾不暇的时机，一举攻占中国的东北全境。 也事先的受到日皇的警告，假如裕仁真的追究起来，关东军的责任还真不小。上次为了关东军刺杀张作霖的问题，军部就已经受到日皇的责难，这次更不知将如何收场。 不过，日本军部高级将领的顾虑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影响力，因为东京军部的决策运作，实际上是由少壮派的军官把持，他们与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同属于一个秘密组织的，他们当然会全力为关东军的做法护航，因此在十九日早上七时，军部先召开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联席会议，在少壮派军官的把持下，军部一面倒的决议支持关东军“膺惩暴支”的行动，并且要求陆相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积极援助关东军的提案。 而日本内阁方面，当然更是为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感到震惊，虽然军部企图封锁事变真相，但是内阁仍然从驻奉天总领事馆林久治郎，以及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相关人员那里，得到事件真相的报告。因为这些单位先前就曾事先密报日本政府，关于关东军即将“胡作非为”的情报。 反倒是日本的关东军是早有预谋，连占领东北的“保境安民”布告，都已事先准备妥当了，日本人出任东北的地方行政首长，也公开派任，日军整个占领东北全境的攻击作战，更全都是依事前精密的计划行事的，而且根本拒绝日本领事馆的调停。 十九日上午十时，日本内阁为九一八事变，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虽然陆相南次郎企图为关东军的“兵变”与“侵略”开脱，但是在内阁拿出来自东北现场的报告之后，铁路交通没有中断，中国部队没有出现，日本军人与侨民没有伤亡，只是有一声爆炸声音而已，而关东军的行动，是从南到北的全面攻击，根本远远地超出护路与护侨的自卫说法。 面对这些证据，陆相南次郎实在无法为关东军的行动辩护，不过既然关东军已经出兵“自卫”作战，日本政府总不能打击关东军的士气，因此内阁通过了不扩大方针的政府立场，表示日本“绝对没有夺取中国领土的野心“[3]，同时责成军部约束关东军进一步的行动，只限在自卫与护路的范围之中，并且希望能够循外交方式，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善后问题。 由于关东军的所谓“柳条湖事件”，造假得过分离谱，中国军队连营门都没有出，手上更是没有武器，连铁路也没有真的被炸毁，如何能够归罪于中国？同时中国方面又宣布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中的事实总结是，九一八根本没有“暴虐支那”破坏铁路，攻击日军的这回事。同时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军事行动，会破坏外交部与中国交涉的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谈判，以及引起国际强权的出面干涉。（3这与今天日本国定历史教科书把对华侵略改之为“进出”中国相对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妙不可言”。） 虽然日本政府通过了不扩大的政策方针，同时要求军部约束关东军的行动，但是日本内阁仍然在军部的压力下，认定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是基于自卫与护路而做的“正当”反应，只是要求关东军尽量不要扩大战争，以免问题成为国际性事件而遭受干预。但是军部内部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不把内阁的决议放在眼里，他们尽量在设法拖延发出内阁训令的时间，修改内阁决议的用语，同时“地下”参谋本部的桥本中佐，更抢先直接拍发急电给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叫他们放胆行动，不扩大方针只是应付内阁的官样文章而已，他们会设法在军部替他们护航。更为重要的是，内阁的决定，无法影响参谋本部下令约束关东军的行动。参谋本部认为这是关东军自卫与护路的正当反应，无需报告日皇，来下达正式有约束力的赦令。 4.2少壮派军人企图发动政变 而在沈阳现场的军部特使建川少将，根本就是与板垣、石原同属一夕会的兄弟，对于日本侵占满蒙早就是有志一同的。因此建川不但没有就地对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执行压制的使命，反而鼓励关东军大举的完成满洲事变计划，建川主张关东军应立刻扩大攻击吉林与黑龙江，他愿为关东军的行动，向东京军部提出辩护。有了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现场支持，这样关东军当然更为有恃无恐的扩大侵略行动，在东北各地攻城掠地了。建川又在十九日与二十日，在沈阳日领事馆中，举行会商，不但争取到总领事林久治郎支持军事行动，而且与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达成历史性的规划，以推动满洲国独立的方式，来操控中国的东北。 由于军部的训令一直拖延没有发出，倒是关东军司令部开始连续传来日军告捷的捷报，十九日下午六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东京军部报告，关东军已经完成攻占南满的奉天、奇书-整理-提供下载长春、营口、安东等所有主要大城，而同时几乎没有遭遇到抵抗，本庄繁认为这是不可错失的历史时机，因此他要求军部立刻加派三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以迅速完成占领东北全境的计划，所有的军费，关东军可以就地劫掠，加以供应。 第14章 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对于这个报告，当然是欢声雷动，这才把内阁的不扩大决议，通知关东军，而关东军正陶醉在“完胜”的激情之中，又有建川特使以及东京军部自己人的支持，哪里会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本庄立刻回电军部，重申关东军绝对不能放弃这个攻占满洲的大好机会，并且十万火急的要求东京军部，立刻派兵支持关东军攻占中国的东北。 这时东京的军部，可以说是陷在决策的困难之中，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是一面倒的支持派兵，以完全占领中国的东北，但是内阁却又提出不扩大的政策，要求军部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更令军部感到难以交代的是，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奉日皇的赦令。因此夹在两难之间的军部，只有以“关东军正在进行护路保侨的自卫交战”而无法立刻遵照政策撤回，来应付内阁。陆相南次郎几乎每天拿着中国东北的地图，划出关东军的行动禁制线，以回答若规首相的询问。当参谋本部知道朝鲜军竟然越界派兵支持关东军之后，更是急电表示强烈的反对，但是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决定，不顾军部的警告，继续派兵越界协助关东军作战，这样当然使得关东军的士气大振，更为放胆的扩大侵略了。 关东军在十九日攻占辽宁之后，二十日立刻向吉林省进兵，由于当时的吉林代理省主席熙洽，是满清朝廷的后裔，满脑子复辟思想，早就和关东军搭上关系，因此立刻宣布组织独立政府，向日本全面靠拢，所以吉林省根本没有正式的抵抗，就被关东军顺利的占领。当时哈尔滨的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也是一个典型无耻的投机政客，在九月十八日夜间关东军攻城的时刻，他正在在沈阳与日本关东军代表谈判如何“起义来归”的条件，以配合关东军接收哈尔滨的行动。因此在整个东北的三省一特区中，就剩下黑龙江省是需要关东军真正加以解决了。 这时候，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发现关东军，一再的扩大军事行动，已经不是单纯的“侵略”中国东北而已，关东军事实上已经不听日本的军令，而正式的“叛变”了，因此迫使军部将领只有一再的严令关东军，遵守命令，并且加派特使桥本虎之助大佐前往东北，希望能够控制住军事行动不要再扩大。但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私底下却不断支持关东军的行动，最后终于导至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决定，利用他们在中国东北大胜的威势，联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同志，推动十月政变，建立军人政府，以免日本政府与军部老在扯后腿。 这个政变计划，由板垣征四郎通知参谋本部俄国课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与樱会的少壮派军官共同策划，准备在十月二十四日，由少壮派军官率兵发动奇袭，控制参谋本部，然后出动军队占领警视厅，包围首相官邸，屠杀内阁官员，拘捕陆军省内不肯合作的高级将领，然后推出东乡隆盛元帅出面奏告日皇，组成军事内阁，由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首相，甚至准备假如裕仁不肯接受这个政变要求，将逼裕仁退位，由其弟轶父恭亲王接任。 但是这个行动，因为波及到日皇裕仁的地位，因此受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反对，荒木贞夫大将也不敢予以支持，所以军部在十月十七日调动支持日皇的部队出动，抢先化解了政变的企图，但是当时的政府与军部，却担心假如大举的追究政变责任，会使日本关东军真正的“叛变”，也会造成满洲事变会以失败收场，因此日政府仍然对少壮派军官作了让步，就是只对准备带头政变的桥本中佐进行隔离审讯，其它参加政变的军官仅给与行政处分，并且由日皇派专使到关东军司令部，表达日皇对关东军的关怀，才消弭了关东军与东京之间可能决裂的“战争”。 4.3“临参命”约束不了关东军 日本政府此时简直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应付九一八事变了，当时日本不愿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苏联，害怕与其在东北霸占的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当时苏联控制着所谓“北满”的中东铁路沿线，假如关东军北上进占黑龙江省，苏联是否会进行自卫反击？虽然苏联在十月中旬，对日军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中立的态度，但是日本的参谋本部仍认为，对于苏方真正的军事意图不能不加以防范5。所以日参谋本部决定强制约束关东军，不得进入北满生事，参谋本部决定祭出最后的军令王牌，由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帷幄上奏日皇裕仁，颁发指挥与约束关东军的“临参命”给参谋本部，这是参谋本部决定以“临参命”的最后手段，来控制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这个消息迫使关东军暂时改变进攻北满策略，决定招安一批东北边防军里的失意军阀与部队，在黑龙江充当爪牙，关东军则在幕后提供支持，以减少与东京军部直接的对抗。 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眼看自己在东北的根据地，在不抵抗政策下，在几天之内，就丢掉了辽宁、吉林二省，剩下的黑龙江省，也在投降日本的伪军的进攻下，显得岌岌可危。因此张学良在十月八日，决定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统率部队进行反击。结果在十月十五日的江桥一战中，马占山部大败伪军的进攻。关东军担心东北百姓的抗日义勇军，很可能会因为江桥起义的胜利枪声，而跟着风起云涌的发展，因此断然的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全力歼灭马占山的抗日力量，否则会后患无穷。 关东军既然决定自己亲自出兵，那么也就是公然的挑战参谋本部的要求，当关东军开始集结进攻黑龙江的东北军阵地时，此举当然惊动了东京，于是日参谋本部从十一月五日起，正式发出“临参命”，企图制止关东军进攻的军事行动。但是临参命却没有达到军令如山的断然效果，关东军在朝鲜军加派两个混成旅团的支持下，发动了江桥作战。马占山部再次奋勇迎战，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但最后日军再度发动陆空联合攻势，东北军在后援与兵力不足下后撤。当然关东军更大的胜利是，打败了日本参谋本部，被日军视为最高命令的临参命，以无军令上绝对的权威了。 关东军之所以敢对临参命有所违背，除了抗命成习的跋扈传统之外，当然也是受到陆军省的支持。这时候的陆相南次郎，已经看出若规内阁陷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他自己也被陆军省内部少壮派军官所包围，因此南次郎在内阁中，竟然提案，要求内阁增兵支持关东军进攻黑龙江。这等于宣布陆军省与政府政策不合，陆相随时可以辞职而导致内阁总辞。 同时，这也出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政策冲突问题，既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意见不合，关东军就有看风向、钻漏洞的机会了。而参谋本部对于关东军的抗命，真的有些按捺不住了，于是在十一月二十日，派遣参谋次官二宫前往关东军司令部，监督关东军执行军令，但是二宫在关东军司令部，居然并未严格的执行参谋本部的命令，反而一再为关东军的立场向本部提出申辨。这真是日本军事历史的奇观：九一八事变，一方面是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变，另外一方面则是关东军与日军参谋本部之间的权利战争6。 不过，至少在表面上，关东军的违抗参谋本部的临参命，还是要有所限度的，因此在参谋本部连发九道临参命，严厉限制日军在黑龙江省的军事活动下，关东军只好在击败马占山部后，暂时有所收敛。既然军部暂时不准关东军在北满攻掠，刚好土肥原贤二又在关内的天津，制造事端，因此关东军回师向南，进攻辽西的锦州，以彻底瓦解张学良在东北的军政影响力。但是参谋本部立刻下达四道临参命，强力约束关东军，不得径自采取袭取锦州的攻势，但参谋本部没有想到，这已是自己将要被关东军击败的前兆了。 4.4日本帝国覆灭之路的开端 在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充满困惑，百姓则是人心惶惶，东京金融市场一团混乱，大家都不知道关东军这样抗命蛮干，会把日本推到何种危机的深渊之中？但是基本上，日本是一个崇拜实力与英雄的民族，日本人关心赢、输的结果，远远地超过对错的选择，因此，当关东军接二连三的捷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民开始热烈崇拜神威无敌、又能开疆辟土的关东军，连日皇裕仁都被这种突然的重大胜利冲昏了头，裕仁实在非常惊讶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认为中国军队简直是“有如满清的太监”，至于关东军阴谋叛变与违抗军令的“小问题”，日皇都忘光了。 于是，一种继承明治大帝开疆扩土的胜利情绪，影响到日本上下的意见，日本民意开始转为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包括日皇在内的日本高级将领，开始认同关东军“扬皇威于海外，开疆域于万里”的壮举。关东军是胜利者，因此就是赢家。参谋本部的日皇军令，最后竟然斗争不过关东军的自做主张！若规内阁与金谷范三大将既然站在“抑制”民族英雄的立场，那么只有面临改组下台的命运了。 这时候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热情，已经大大地受到刺激而陷入狂热之中，这些受到操纵的民意舆情都认为，关东军“扬皇威于海外”，替帝国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政府实在不应再扯关东军的后腿。若规内阁在对内无法控制军部与关东军的行动，对外无法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提出总辞。 第15章 十三日犬养毅内阁成立，皇道派的荒木贞夫大将出任陆相，真崎甚三郎出任参谋本部次官（随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也下台，由闲院宫亲王戴仁接任），而新的内阁正式同意，将第四与第八师团调往满洲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并且追认第二十师团从朝鲜移防满洲的事实，内阁通过陆相荒木贞夫的提议，正式划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绥靖区域”。 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政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不过当时力主关东军应该撤兵的外相币原重喜郎，曾经说过一句历史的预言：“关东军的进占满洲，将给日本吃下一颗炸弹“。但是当时陷入胜利狂热的日本君、民，一致认为关东军是为日本吃到了天鹅肉。后来的日本外相重光癸指出，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逐步成为军人专政的国家，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的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附注： [1]日本政府部门比较倾向以武力威慑的外交折冲来取得中国东北的市场与资源；东京的中央军部，则是希望以比较稳健的军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蚕食中国的北；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则是希望采取闪电战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以及国际社会自顾不暇的时机，一举攻占中国的东北全境。 [2]由于关东军的所谓“柳条湖事件”，造假得过分离谱，中国军队连营门都没有出，手上更是没有武器，连铁路也没有真的被炸毁，如何能够归罪于中国？同时中国方面又宣布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中的事实总结是，九一八根本没有“暴虐支那”破坏铁路，攻击日军的这回事。同时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军事行动，会破坏外交部与中国交涉的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谈判，以及引起国际强权的出面干涉。 [3]这与今天日本国定历史教科书把对华侵略改之为“进出”中国相对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妙不可言”。 [4]在日式的观念中，对与错并不重要，赢或是输才是真理，所以有无正当理由侵略中国，根本不是重点，而是能够顺利的占领中国的东北，才是重点。 [5]谁知道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准备将计就计、借力使力，让日本暂时在东北完全得逞，结下中日爆发大战的历史引信。中、日之战，必将是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一石二鸟，一方面来对付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 [6]这再一次的证明，日本人只有赢与输、没有对与错的观念，关东军既然获得连胜，成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就没有抗命与违法的问题存在，反而是约束关东军侵略的参谋本部，成为了需要整肃与改组的机构。 第五章、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在九一八事变之中，日本的关东军竟然能够在百日之内，就以有限的伤亡，大体的完成东北三省的占领，当时的东三省面积为日本本土的三倍，人口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关东军这种军事上的“成就”，似乎可以说是闪电战的经典之作。看起来，“皇军无敌”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若是分析当时的战局，就可以知道，中国在东北的守军，原来就是实力不足，又有“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不是把武器锁在仓库中，就是不战而退，当然更有边防军响应日军的招降，自动地把武器、仓库献出而成为汉奸的。因此关东军的百日大胜，只是在中国军队“礼让”之下的成就，真正可以说是“胜之不武”。 5.1不抵抗主义的原委 为什么当时中国的东北边防军，会无视于东北的领土与主权的受到日军的侵犯，而以近乎拱手资敌方式，采取“不抵抗主义”呢？主要原因可以分成两个，其一是不能战：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与国力，相距实在太悬根本连国家的认同共识都没有，更别提有现代化的政治、财政、工业与军事组织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是直接与正面的对日本作战，结局不是签下正式割地赔款的屈辱和约，就是真的亡国一途。 其二是避免冲突引爆战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首长，在面对日军可能侵占东北的挑战之时，对于日本关东军的企图，以及日政府控制军方行动的能力，都出现严重估计的错误。当时国民政府与东北边防军，都以为关东军所炮制的满洲事变，只不过是关东军违抗政府政策的军事挑衅而已，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占领中国东北的真正意图，日本更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与反应，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关东军是不可能在没有日本政府完全的支持，与面临苏联的反对之下，真正公然的占据中国东北的。 因此，中央与东北军的领袖错误地认为，只要中国采取“不抵抗主义”，可以让关东军失去了继续出兵的借口，同时也可以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与支持，如此一来，好让日本政府有机会来约束关东军的行为。这样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最多在东北再多让一些铁路的修建权益给日本，就可以平息这场事变，因为中国仍需要时间完成统一与凝聚国家共识，更需要时间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结构。 当然国民政府与东北军政首长的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步入一个畸形体制的国家，政府管不了军部，军部约束不了部队，日本举国上下，更是唯力论者，中国的不抵抗，反而让关东军轻易获胜，那么全日本都会对胜利者，给予忘情的支持。而苏联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与谋略，更是超过日本，斯大林正想利用这个机会，玩弄中、日矛盾，以扩大其侵略的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合理的对策，不幸成为丧权辱国的政策。 5.2衰弱与分裂的中国 中国当时内乱与衰弱，是她遭到日本以及全球帝国主义，“有志一同”侵略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积弱问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结构，面临全面崩解前的危机，而其原因可以上溯约两百年间（清代干隆中叶以降，1700s-1900s），中国历史发展的迷失。中国虽然在清朝初期，曾经以传统的农业结构，配合边塞民族骁勇的精神，而缔造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大帝国，威震东亚。但是，面对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却仍完全陷在农业社会与封建体系的传统结构之中。当满清政府游牧民族的开创精神消退之后，中国无论在组织、精神与制度上，不但不能面对西洋工业化社会“船坚炮利”军事优势的挑战，更无法凝聚全民的共识，发出改革与更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率、有组织的现代化社会，当然中国也缺乏开放的、科学化的知识体系，来启蒙中国人的自然观与世界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独步东亚的唯一强国，久而久之就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与体系的终极，中国自己发展与营建了一个非常庞大与复杂的封闭结构，这个体系当然有其稳定的架构，但却有排斥改革的惯性与难以凝聚共识的问题存在。天朝大国做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就特别的强烈，因此中国很难在一连串受创与高压的屈辱下，全盘超越自己的传统而接受西洋的工业文明。 这种自我封闭的大陆文化结构，当她面对历史性的挑战与困境之时，想要推动全盘的改革，会遭到极大的困难与阻力。当然中国几次现代化的失败，也与她当时的国运有关：清末的最高权利支配者，竟然是慈禧太后，一位精明猜忌、手腕强悍的女性，但是她究竟缺乏真正高深的教育与修养，也更没有超越时代和环境的远见与魄力；而当时朝堂的决策者，都是出身农、封建社会研读八股文的科举生，见识也是同样的落伍与封闭。因此中国面对西洋挑战所响应的“自强运动”，在最高领导人没有雄心与远见，上层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共识与决心，中下层社会更是缺乏认知与自觉的格局下，使得这个模仿西洋的运动，主要局限在军事相关的项目，而就算在军事相关的领域之中，也做的根本不够彻底。所以中国在面对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简直是一败涂地；接着中国再遭到八国联军的空前蹂躏，从此中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与全面改革的能力。 虽然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无法因应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全面历史挑战，是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世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全面的欺凌与压榨，也是让中国的改革无法顺利推动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那时的西方国家，全都是参与侵略中国的同路人，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为止，短短的六十年内，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都已让中国的藩篱尽失、民穷财尽、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为之不保。因此，许多中国的官员与人民，连民族的自尊心都早已丧失，投靠帝国主义的强权而卖国求利者是大有人在。 所以中国要想整军经武、发展产业、投资教育，根本不但没有本钱可以运用（几乎被帝国主义国家给剥光了），而内在的分裂与共识的缺乏，就几乎耗尽中国所有的复兴资源，她长期徘徊在接二连三的历史危机风暴之中。 第16章 中国的积弱不振，就使她成为列强侵略与欺凌的“最佳对象”。主权不保、国土丧失、民生困苦、国家分裂、政治腐败、军事落伍，正是当时在亡国边缘之中国的写照。 5.3中国面临解体的危机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 5.4东北军入关支持统一 一九三零年，中国内部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历史称为中原大战，这场动员百万军队的内战，造成中国另外一次生灵涂炭的悲剧，国民政府国库因为军费的超支，而几乎出现周转不灵的财政危机。幸而东北军的张学良在消弭内战的号召下，于当年的九月十八日发表“巧电”，要求政治改革与平息内战，张学良更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因而促成与南京政府对抗之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瓦解，提早结束了这场内战，张学良则以三十岁的年纪，出任国民政府的三军副总司令，同时坐镇华北，遥控东北，负责整编晋军与西北军。 这时候东北军的主力，既然已经大部离开东北入关，也就暴露出东北边防更为空虚的问题。当时东北军，共有二十七个步兵旅2，五个骑兵旅，三个炮兵旅，兵力总数号称在二十五万人左右，而随张学良入关的全是东北军的主力，有十二个直属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以及全部三个炮兵旅。 但是在中原大战平息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三一年中国又再度发生战争而分裂，蒋介石企图利用机会清剿在江西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而此时广州方面又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分裂，因此一场新的内战，又在中国的南部展开。 因此，日本关东军则利用这个分裂与内战的时机，决定在华北放火，以牵制蒋介石，同时吸引更多的东北军入关。因此日军以专机，从大连运送晋军领袖阎锡山回山西，再收买在河北的西北军石友三部，以及策动主控山东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渠，准备联手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 不过，由于阎锡山回到山西之后，并没有依日本的计划再行出兵叛乱，韩复渠也采取观望的态度，只有石友三兴兵作乱，因此东北军得以集中力量，迅速地解决了石友三部队的叛乱。那时张学良本人刚好患上严重的伤寒病住院治疗，只好下令由其得力部属于学忠负责带兵平乱，先后又从东北调进五个旅的兵力入关支持，这样原先已经兵力不足的东北，在九一八前夕，兵力就更为空虚了。留守的直属部队多数是在辽西布防接应，而竟然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再加一些直属部队来防守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沈阳近乎空城的布署，就给予关东军一个前所未有的用兵时机。 早在张学良带兵入关，坐镇北平之时，东北的时局，已开始日趋紧张。关东军正在加强演练各种军事攻击的计划，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与八月之间，又爆发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都显示出日本关东军极有可能会乘机闹事，在东北留守的各级军政长官，先后多次专程到达北平，向张学良面报关东军的威胁与野心，因此张也曾多次的向南京中央请示对策。但当时的蒋介石与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张学良唯一与不变的答复，都是“不抵抗”。 5.5南京国民政府的困境 此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因为大规模天灾的破坏，与南方的军事行动的经费，国家因应所需的支出几乎是毫无着落，又因为蒋介石当时急于解决华南的内战问题，在国民政府自顾尚且不暇的状况下，自然极不愿东北再发生任何事端。同时蒋、张二人也都认为，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在东北扩张发展的交涉，只要中国避免给关东军找到军事冲突的借口，日本政府应该会约束关东军，而没有理由来放任关东军公然并吞中国的东北。 我们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的全盘状况，才不致于误以为不抵抗的政策，是蒋、张二人“亲日”的选择。这个对日军挑衅不抵抗的权宜性政策，其中实在有着太多主、客观不得已的环境与背景。假如蒋张二人要是亲日，张学良随时都可以接受日本人的拥立，早就成为所谓的“东北王”；蒋介石也可以放弃东北主权，而得到日本大量的军经援助，以扫平群雄，成为中国的新领袖，根本不必如此辛苦的面对统一与建国的众多挑战。 而不抵抗政策也是得到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主管的认同，不是蒋张二人私下可以说了就算数的，虽然这个政策是否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抵抗政策也受到很多的批评与极大的压力，甚至几乎成为蒋张二人“不抗日”的历史罪名。但是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清楚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中，蒋介石虽非“反日派”，但是绝对非“亲日派”，日本政府一直把蒋介石当成他们大陆政策最为主要的障碍，张学良与日本人更有国仇与家恨。而在七七事变之后，为抗日尽力最多的，正是蒋介石，而不是批评他们的人。 国民政府对日军挑衅会采取尽量容忍与暂时不抵抗政策的立场，甚至可以远溯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告诫，以及蒋介石自己亲自的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曾经与日本不少政界人士有所接触与合作，他深知当时中日两国的总体国力，相差太远，因此他曾指出：“假如中日两国断交宣战，十日之内中国就会亡国。”而蒋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学校，对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战力，更是有着清楚的了解，当时日本已经跻身为世界级的工业与军事强国，不但拥有全球最为精锐的陆、海军，国家与社会都已现代化，随时可以完成总体战的动员。 而当时的中国处在几十年不息的内战之中，国家意识极为薄弱，工业没有基础，政府财政运作困难，社会仍然处于封建时代的农业结构，军队不但装备落后，训练不当，更没有保卫国家的认识与能力。因此蒋介石认为，假如当时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中国，要想和日本正式的进行作战，其结果要比满清末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悲惨，恐怕不但要割地赔款，甚至还会亡国灭种。所以蒋介石认为首先中国必须设法统一，然后才能集全国之力，推动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如此才能拥有与日本一战的国力与军力。 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时，日本籍口护侨，出兵山东，迨蒋介石下台，日始撤兵；次年，革命军克济南，日本再度出兵山东，在济南惨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五三惨案），就是企图造成中日战争的冲突，以阻挠国民政府的北伐统一中国，蒋介石明知日军恶意的挑衅，但是仍然采取极低的姿态进行退让，就是避免中日提前爆发战争，而阻碍中国统一的大业，这就是中央军在山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对于这个屈辱，不但在其日记中，有着势必雪耻的决心，其后蒋介石所有的政策目标，都在设法寻求如何的统一中国与复兴中华民族，以使中国有力量来击败日本的侵略。之后日本在国际社会反对以及中国抵制日货的压力下，被迫逐步的撤兵，山东的问题才暂时得到解决。这个结果也让国民政府认为，国际社会可以对于日本在中国无理的军事行动（若是妨害到其它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应该是可以产生某种程度的牵制作用。 5.6东北的国防实力空虚 而当时在东北守土有责的东北边防军，其实只是奉系地方军阀所改编的部队，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作战编组、训练与作战能力，同时又不接受国民政府直接的号令与支持，全是“土法炼钢”、自求多福的独立发展与运作，以军事的标准而言，只是改编的民团而已。多年以来，对于日本与苏联在境内拥有现代化装备与训练的驻军部队，一直是采取忍气吞声与息事宁人的做法。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企图配合中央政府的清共政策，准备强行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激怒了苏联，斯大林立刻调动大军反击。 第17章 张学良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遭到红军部队如此强大、迅速的反应，故没有动员足够的兵力。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时间之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而无力支持（其实就是要支持，恐怕也是一样的惨败），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这次的经验，让张学良觉得自己的维护国家的主权行动受到出卖，也让张学良了解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无法有任何的能力支持东北对抗强权，而东北军的实力，真的还只是地方部队而已，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军事强权单独作战，因此张学良清楚的知道，假如东北军与日苏爆发任何的冲突，一切只有由东北军自求多福。 在日本关东军的威胁日盛之时，张学良却将大军主力调入华北，以协助南京国民政府平乱，东北留守的兵力实在不足，部属又不断的发出告急的请示，造成他极度的不安，他原本想要赶回沈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但是张学良在五月底因为伤寒住院，七月底病愈之后，又因为华北的局势，出现日本策划的反南京政府的兵变，造成张学良进一步增派五个旅的兵力入关平乱。虽然华北的兵变很快地就被平息，但是局势仍然紧张，军队无法抽调回防东北。最后，张学良准备九月五日返回沈阳，不过在行前，又得知关东军可能会对他进行刺杀，因此打消回沈阳处理危机的计划，这时候，关东军准备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了。 5.7不抵抗是政策而非个人误事 在这种危机与低迷的局势下，不但张学良滞留北平不归，东北大部分的军政首长，也都纷纷地离开职守，以规避应变事变爆发的决定责任，像身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都不在职责所在地掌控局势。在这种从南京、经北平到沈阳的“不抵抗政策”，阻碍了任何全局与深入的应变计划的拟订，而在事件爆发的紧急时刻，更是没有领导的主管可以指挥与应变，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大部分的东北军都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有组织性抵抗，也就是裕仁日皇所说的：“中国守军有如宫廷太监一样的无能了。” 因此回到九一八事变当晚的现场，日军在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之时，中国守军根本没有因为听到爆炸声音而出营查看，当日军向北大营发动军事攻击之时，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当时根本不在营内（人在沈阳参加水灾募款晚会），下属的六一九、六二与六二一等三个团长，只有六二团长王铁汉于枪声后赶到营内。旅参谋长赵镇藩联络不到旅长王以哲，只有一再的以电话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应该如何应变，所得到的答复居然是放下武器，任由日军进入。 假如东北军执行这个命令，根本就是要叫守军全成战俘，当然是东北军所不能接受的。最后旅参谋长赵振藩决定突围，而王铁汉团长决定下令自卫还击，这样北大营守军才一面突围，一面开枪还击。大体而言，整旅官兵大都能成功撤退到东山嘴子（这是事前第七旅上下唯一商定的共识），最后辗转进入山海关进行整补。 而当时在东北留守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荣臻，在事发之后，虽然设法立刻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取得联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的攻击事件，由于当时无法确定日军攻击的真正意图，因此张学良初步的认为，这只是日军的演习挑衅而已，因此告诫荣臻，叫东北军绝对不可以开枪还击，以免给关东军制造军事冲突的借口。之后当荣臻发现，整个局势发展严重，日军这次的行动既不是挑衅，也不是演习，而是日军真正的军事占领之时，再设法请示张学良，但是电话已经被日军切断。 事变的当晚，张学良连夜在北平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商量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假如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对日作战，东北军自当为前锋，否则目前可行的办法是，一为诉之国联，一为设法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张学良也将状况与结论立刻报告南京。问题是，当时蒋介石刚好离开南京，前往江西的南昌行营，准备督导第四次对中共的围剿作战（其实就算蒋介石当时坐镇南京，也不可能有什么紧急应对的办法），因此当蒋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之后，他除了指示东北军不抵抗之外，在二十日就兼程赶回南京处理这个历史的重大变局。 蒋介石在与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会商之后，以中国的局势危机四伏，日军甚至可能会借机发起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因此只有要求张学良下令东北军，采取维持不抵抗的原则，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要求广州的国民政府，立刻派员与南京共商团结之道，二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九一八事变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强调在中日国力悬殊之下，国民必须逆来顺受，政府将设法在国际联盟中，争取国际正义的支持。因此无论事前与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政策，来应付日本关东军的挑衅，外交上则是诉之国联来主持公道。 总之，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之所以没有进行有组织性的抵抗，真正的原因，绝对不是如同谣言的说法或政客的批评，说因为当时的张学良，正在沉迷欢场女色，所以没有及时处理而误了大局，同时也不是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指示而误事。在基本上是出于国民政府事前的政策选择，同时对日本军政情势判断发生的错误，因而造成历史悲剧的结果。 事实上，由于当时政府保持着消极与被动的不抵抗政策，影响到政府对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毫无应付事变的周延策略与准备，所以没有布署防御的部队，也没有设计应变的作战计划，当事变在仓促之间爆发之时，中国根本无法进行应有的应变。同时国民政府也误以为只要中国部队不抵抗，日本总不至于在连借口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公然地发动侵略3。何况当时日本政府，的确不赞成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甚至连日本军部也要压制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行动。 顺带应该要澄清的事实是，东北军政领袖张学良，的确由于年少得志，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但是比起当时的其它同级的军政人物，甚至党国大老们的表现，张学良并不算声名狼藉的。可是当时流传最广的错误印象，莫过于与汪精卫唱和的文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写的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这类以讹传讹的宣传，只是纯粹为了羞辱张学良的“文斗”而已，毫无历史根据。因为根据所有的查证，名影星蝴蝶女士，事实上根本没有与张学良有过任何交往的记录，事变发生的当天与前后，蝴蝶更是在外地拍片未归，虽然当时朱家几位女子都是知名的美人，但是与张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朱五女士是张学良部属之妻，与张更没有任何的感情牵扯；只有赵一荻女士赵四小姐）是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而张、赵之间不是露水姻缘的男欢女爱，而是携手走过人生富贵与失意的真正情侣，他们最后在台湾完成正式的婚礼。假如说真正影响张学良处理艰巨挑战的，恐怕是他的体能问题，先前张学良染上了严重的毒瘾，在紧要关头身体更难负荷重大决定的压力。但两年后他成功地把毒戒掉了。 5.8东北军民浴血抗日 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东北共有三省、一个特别行政区，事变发生之后，关东军可以说是按照预定的演习计划，在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状况下，一天之内就顺利攻占了辽宁大部分的地区，而接着吉林的代理主席熙洽向日军自动投降，日军在三天之内也就完成了对吉林的占领，至于哈尔滨的东省特区，早有汉奸张景惠作内应，只待苏联方面允许就可以接收，但是在日军企图攻占黑龙江省时，才正式遭到中国军队有组织的抵抗。 由于关东军一击成功占领辽宁，又有汉奸接应“接收”吉林与哈尔滨，面对进一步的控制黑龙江省，则因为关东军的兵力不足，以及参谋本部不同意出兵北满的压力，迫使关东军指使已经投降关东军的伪军张海鹏军阀，率兵进攻黑龙江，不料受到黑龙江的于兆麟部反击，并且联络马占山部队，烧毁了江桥铁路桥，击败了汉奸部队的进攻，关东军唯恐东北军抗日的英勇形象，会积极带动东北百姓的抗日风潮，使得关东军决定直接介入。 这时东北军第三旅的旅长马占山，已经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在击败伪军的进攻之后，决定继续坚守江桥，而关东军则决定出兵江桥，引发了关东军违抗参谋本部“临参命”的重大事故。结果马占山部在江桥奋勇迎战关东军，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一度造成关东军极大地震撼，迫使本庄繁只有动员关东军所有的部队参战，同时紧急向朝鲜军借兵助战，日军在十一月五日，对马占山发动前所未有的陆空联合攻势，日军猛攻了半个月，最后马占山在缺乏后援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后撤，但是却打响了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起义旗号，激动了中国人民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民族主义热情，也暴露出关东军并非无敌的“神话”。 第18章 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变局，张学良当时唯一的军事布署，就是在辽西的锦州，设立了临时的军政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以及辽宁省政府行署，同时把留驻东北突围的部队集中锦州，张学良希望保有辽西，作为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地，以及与关东军交涉的筹码。 这种布署当然立刻激怒了关东军，关东军在十月八日，不顾东京军部的反对，断然先以空军攻击锦州，然后集结军队，准备强行进攻。这些军事行动造成国际社会对于日军强悍侵略的反感，因为攻击锦州的军事行动，日本是既无护侨的借口，也没有确保铁路利益的理由，因而完全显示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十足的侵略行为。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只有为此再度发出四道临参命，以控制关东军企图占领锦州的行动，在临参命的压力之下（这回关东军不易为自己行动找到辩护的借口），关东军只有暂时停止进军，但是设法派遣投降日军的汉奸军阀部队，前后三次攻击锦州，但是都被东北守军所击败，因此关东军对于辽西的张学良据点，是几乎一筹莫展。但是到了十二月七日，日本政府与军部都进行全面的改组，新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决定支持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政方针，因此日本正式从本土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中国东北，同时军部也同意了关东军攻占锦州的计划。 正当日军准备动员大军围攻锦州之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在空前的混乱与斗争之下，进行改组，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反蒋张的粤派人士孙科等人，主导国民政府的政局，并由反蒋、张最力的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虽然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一连发出两道命令，叫张学良死守锦州，但是由于粤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挽回财政混乱的危机，又不能有效地掌控军队，与张学良的关系更是水火不容，因此张学良根本无意听从这个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所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其实当时没有一个地方势力愿意接受这个国民政府的命令，就连上海的银行，也不敢接受它所发行的债卷）。 在关东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对锦州发动攻击之后，东北军只在外围进行局部的抵抗，张学良在确定粤派的南京政府，真的是无法也无力支持东北军抗日之后，于次年元月二日下令，东北军自动弃守辽西，因此日军轻取锦州，直逼山海关的华军防线。 日军既然顺利攻占锦州，又得到苏联方面不干预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立宣示，这时已经得到日本本土大幅增援的关东军，再度挥军北上，以优势的兵力，顺利地攻占了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整个中国的东北，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完全地被日军占领了。只剩下不愿意成为日本奴役的东北军民，自动自发的组织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表现出中国人豪勇的民族气节。他们也开始惊醒全国同胞，中国人需要团结奋斗，以扭转可能亡国的考验。 附注： [3]可惜这个想法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在近代史中，日本与俄罗斯两国对中国的侵略，不但是连藉口都不需要有，而且还会一面侵略，一面否认。 第六章、弱国的奋斗与挣扎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中日两国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分水岭事件，由于日本政府不但无法控制少壮派军人违抗命令，而且还逐步地认同他们为帝国开疆辟土所作的贡献，从此之后，日本演变成为一个由少数军人专政的国家，从此国家失去了民主、和平，最后换得了亡国的历史结局。 而中国却从九一八事变的惨痛打击之下，开始逐步的觉醒。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受到这个危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死里求生的挣扎，从一个近乎完全破碎与衰亡的局面，开始凝聚出一点国家认同的元气，慢慢的独立进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十四年，最后是熬过历史的浩劫，获得了光荣的胜利。虽然中国的复兴立刻又受到英、苏、美强权的联手阴谋出卖的打击，但是经历过抗日战争之后，她已经走出历史的最低点，开始有了国家再生的能力。 6.1中国分裂与衰弱而招来外患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一九三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要不然关东军的这几个少壮派军官，也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侵略中国东北），当时的中国，分为两个国家，三个中央政府，十几个地方独立政府，以及边陲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实际上被外国幕后控制的局面。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够直接掌控的地区不过是长江中下游几省的地区而已，从清朝中叶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这种中国面临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刻，日本军国主义正乘人之危的侵略中国。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蒋介石一贯的主张是，只有先统一内部，才能完成建设与发展，这样才有能力与帝国主义力量争取中国应有的权利。蒋以及绝大多数的国民政府领袖们，虽然都多少的了解到东北局势已经出现危机，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连日本政府与军部，也无法控制住关东军的独断行动，斯大林更是顺水推舟的故意放任局势发展，因此国民政府对与东北所面临的危机，除了再三的交待张学良不抵抗之外，并无进一步的准备与对策。 事实上，当时的蒋介石，甚至没有把握能否解决关内分裂（中共与广州）的危机，哪里还能有力量去对付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与挑衅。基本上，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至少当时的日本政府方面，还没有立刻要以武力公然的侵略中国的东北的准备，同时日本军部也一直担心苏联从背后突袭，因而不在中国东北采取公然的军事行动。所谓不抵抗政策，原是针对杜绝关东军的挑衅借口而发的（并非当日本真正武力侵略东北时，仍不予以抵抗）。 回顾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中国局势，刚刚结束民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内战之后，张学良的“奉系”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内部，仅次于宁系（蒋介石）的军政势力，于是造成粤系极大的不满与反弹。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 在面临这种内战不息，与内斗不断的情形下，南京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分身乏术，只能疲于应付各方的挑战，而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实际上只是地方型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单独面对国际强权的侵略。在这种的危机之下，经过紧急的商讨对策，南京政府只有决定不对日宣战，而采取一面进行对日的交涉，一面诉之国联，要求国联能主持国际正义。同时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立刻释放胡汉民，并且要求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会商团结之道，以组成新的政府来共赴国难。 国民政府决定不对日宣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无论就军力与总体国力而言，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别说正规的战场作战是必败无疑，就是长期的游击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中国一旦正式的对日宣战，结果必然是战败亡国。何况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和关东军存有立场的分歧，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以外交方式与中国政府洽商解决之道，然后可以压制关东军的行动。因此中国与日本原是准备进行交涉，以化解九一八事变的危机。 但是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都有不少军政领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的强出头的争功表现，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侵略政策，因此只要中国能够在交涉的过程中，多让些利益给日本人，日本政府最终会压制关东军，不至于就此直接占领中国东北。 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地就被强大的政治压力所否决了。国内民意强烈的激荡，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任何的妥协与让步，因此”不撤兵、不交涉“成为中国舆论与政界的主流意见，迫使国民政府不敢进行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涉。而日本方面，关东军行动的空前胜利，已逐渐赢得军部、民意甚至日皇的支持，所以日政府也无法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放弃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利益。 当时的东北军之所以采取不抵抗策略，除了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体国策指示之外，也有着实质生死利害的考虑，因为东北军主力在华北，负责处理中原大战之后的善后工作，当时口服心不服的晋军阎锡山部、山东的韩复渠部都与日本有联系，而剩下的西北军又与东北军有过惨烈战斗的私仇，因此张学良就算想要紧急调兵出关应战，在中央方面是兵饷都无法支持，同时谁也不敢保证，其它在华北不同派系的部队，会不会乘人之危的攻击东北的后路，这就是张学良不能不顾忌的地方。 第19章 张学良原先也一样认为，当时日本最终的目的，只是要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指令，何况日本无论如何都要考虑苏联的立场。所以只要部在东北与关东军正式开战，关东军就没有作战的借口，然后经由与日本政府交涉，达成利益的让步，最后关东军还是会退兵的。张学良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既失东北的根据地，前途已经危机四伏了，假如再把手上的一些部队拼光，那么自己以及东北军系，将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6.2外交无法挽回东北失地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是确立不宣战的方针（其实也无兵可战），在外交上立刻兵分二路出击，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进行接触，同时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宋子文与重光葵经过密集谈判之后，已了解日本政府也不赞成关东军的行动，因此决定由中日双方派员组织一个代表团，直接到东北监督停火，然后商议撤军的问题，这个方案已经被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所接受[1]。 但是这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意已经陷入激动与失控的状态，国人一致认为日本若是不先无条件撤兵，中国根本没有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必要，激动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殴打外加部长王正廷；舆论对于政府的不抵抗与对日本的交涉，都当成汉奸般的严厉批判，造成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几乎为之瘫痪。“不撤军、不交涉”便成为民意强迫政府所接受的政策方针，造成当时政府中没有人敢再谈与日本交涉的事，诉之国联变成当时国民政府唯一能做的选择。 但是当时的国联，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超国家的维护和平国际组织，但是实际上确在几个国际强权的操控下，只能做些不切实际的表面文章，九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国联的代表施肇基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二十二日国联就做出要求中日双方停战撤兵的决议[2]，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根本弄不清楚状况，更控制不了关东军的行动，反正日本政府发表了所谓“不扩大”声明来敷衍国联，因此这个决议根本发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 在日本不但不能控制关东军停战撤兵，反而坐视关东军扩大侵略的状况下，国联在中国的要求下，于九月三十日再度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兵，但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加入了“中国需要能够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与南满铁路运”的前题，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辨称，中国无力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侨民与铁路的安全，所以日本不但不能撤兵，还要继续增兵以护侨与护路。最后国联看到日本实在是胡作非为、公然破坏和平进行侵略，才在十月十四日三度决议，要求日本撤兵，这时候日本政府只有设法作出缓兵之计，由日本外相币原在十月十九日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五原则，以解决中国东北的问题。 币原的五原则是：一、中日双方互不侵犯。二、相互尊重对方领土主权完整。三、中国禁止排斥日货。四、中国负责保障日本在华侨民安全。五、中国承认与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义务。表面上看起来这五原则还算合理，但是玄机就在于第五条，日本要想国民政府承认已经被宣告无效之“二十一条”的效益，这是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这时候，国民政府已经陷入重组的过渡状态，没有人能够当家主事，所有的军政负责人，光是要应付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召开，有关宁、沪、粤各派的内部纷争，就已经分身乏术，加上舆论的强烈批评，根本没有人敢去负责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十一月起，激动与绝望的学生不但进行罢课，而且到处冲击国民政府的机关，强占列车开向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与日本宣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高级首长出面对学生解释政府的立场，只得到更为强烈的嘲弄，十二月十五日，全国学生的请愿代表，极度不满党政首长的解释，甚至在南京中央党部，围殴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与教育部长蔡元培。 6.3政府改组危机扩大 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广州的国民政府终于愿意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团结御辱的会谈，加上汪精卫的扩大会议派人马，三各派系在上海，各自分别举行国民党四全代表大会，各自选出自己的人马，所有叛党与割据的份子，又通通和稀泥的成为拼凑的“团结”政府，广州放弃国民政府的名号，却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下，继续保持独立状态。而在胡汉民的强烈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的要求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决定辞去本兼各职，而由广州的国民政府入主南京，负起对日交涉的重责大任。 这时候，日本的若规礼次郎内阁，也因为无法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内外危机而下台，而由犬养毅首相接任。犬养是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对于中国的革命以及孙中山的理想，都相当的同情，与广州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更是有着私人的情谊。因此国民政府在孙科主政，以及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长的情况下，中日双方进行了私下的“直接交涉”。 当时陈友仁还非常乐观地认为，犬养将会尽力化解日本内部争议，最后还是会以外交协议的方式归还中国东北。但就事实的发展而言，这时候日本朝野都已经改变原先的观点，开始支持“胜利者”关东军的夺取中国东北行动了（要记得日本是一个崇拜唯力的民族，谁的力大谁就有理。）因此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的国会正式通过嘉勉关东军的决议，当天日皇也正式核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绥靖行动”。因此就算是犬养毅真的有心想要约束军方，这时候已经是心余力拙了。而日本的军方怀疑犬养毅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更为排斥中日以外交解决东北的构想[3]。 不管家不知家道的艰难，广州派的人马入主南京之后，才发现国库的空虚，与国家的混乱。当时每个割据的派系人马都“高言”抗日，但事实上，每个派系的人马都知道打不过日本，谁若是要当出头鸟，谁就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当时中国财政的困难，更是超过广州派人马想象的程度，他们根本发不出粮饷，弄得公务员罢工，军队要哗变，这时候日本又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国民政府仓皇迁都洛阳办公，粤派的国民政府只有请辞，再度让蒋介石复出，来处理艰巨的国事了。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可以说是陷入中枢无主的状态：要战没有实力、要和没有决心，四分五裂的国家、民穷财尽的政府、加上只知内战相残的军队、激动绝望的学生、兴风作浪的政客、卖国求荣的汉奸，中国真的能够面对进一步即亡国的挑战吗？从蒋介石的观点看来，中国唯一的机会，只能从死里求生，那就是设法忍辱负重、争取时间，统一与建设国家，然后设法组成一支有现代战力的军队，才能再与日本进行决战。但是在当时而言，这种想法却是不会被舆论所接受的，民情激动得现在就要与日本一决生死，“立刻抗日”更是当时所有割据势力，反对蒋介石进行统一与建设的护身符，使得蒋介石在准备抗日的努力上，增加了无数与不必要的困难。 在当时，比较展露出希望的，就是一般国民自动自发出现的民族主义感情，在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日的反击之后，中国各地的民众，都自动自发的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国人在极度的穷困之中，设法慷慨捐输，东北人民在不到半年之内，组成多达四十多个抗日组织，与日本关东军进行浴血抗战，从南到北攻击关东军在东北各处的据点、切断日军的铁路运输、刺杀卖国的汉奸，甚至数次进攻像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迫使日本动用五个师团以上的部队，在东北各地进行屠杀式的镇压。 东北义勇军的奋战成果，一度可以说是震惊中外，但是在苏联协助日本封闭外援，以及日军进一步占领热河，切断关内的支持管道之后，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终于在缺乏外援，没有武器与弹药的补给下，才逐渐地被日军所压制住，但是仍有许多东北的热血青年，设法辗转入关，或是成为流亡学生，或是投身军旅，成为抗日的先锋与烈士。而像“长城谣”等的爱国思乡歌曲，更是激励起同胞爱国的民心士气。一部分的国人开始了解统一与建设的重要，中国于是开始逐步走上团结与准备抗日的道路。但是日本对华的侵略却是没有一刻停止过。 附注： [1]假如中日双方继续的直接交涉下去，是否会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以解决九一八事变？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至少蒋介石在后来的检讨中，有过这样的想法。 [2]当然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是非常的莫名其妙，中国根本没有进军，甚至没有抵抗，完全是日军单方面的侵略，从哪来的双方停战与撤兵？ [3]犬养毅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十五日，被少壮派军人刺杀身亡。 第七章、一二八事变的奋战迎敌 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中国东北悍然抗命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居然能够赢得日本多数民意的支持，因而促成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激变，少壮派军官从此实际上掌控了日本的政局发展方向。而由于关东军极欲无中生有地完成“满洲国”独立大业，不希望国际社会过于集中注意力，观察其粗劣炮制一个傀儡政权的伎俩，因此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联系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设法在上海大都会，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第20章 7.1日本在上海制造冲突事端 这时日本的海军，对于陆军顺利地攻占中国东北，赢得大笔的军费以及全国的民意拥戴，相当羡慕，当然也希望能够借机表现，以扳回一些颜面与益。因此海军对于在上海发扬皇军神威，特别感到兴趣，而日本的犬养毅政府，已经完全受到军方与军国主义的民意牵制，对于上海的紧张局势，只有完全信任与授权海军来处理。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的主要都会地区，在学生与工人阶层，都发动了极强的反日运动，最令日本感到压力的，就是抵制日货的民间活动。在九一八事变的三个月后，日本输往中国的产品，减少了近六成，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对于在中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也都表示愤慨与敌视。此时在中国境内的日侨与日本产品，都成为中国人民排斥与攻击的对象，所以要想在国际的都会上海，制造中日冲突的火苗，是非常容易的安排。 在板垣的指令之下，由日本驻上海的武官田中吉隆与投靠日本的特务川芳子[1]，操纵日本浪人共同设计一个中、日的民间冲突。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门口，发生日本和尚遭暴徒攻击的事件，日方立刻归罪为中国工厂自卫队的暴行。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在上海租界的侨民（有许多是后备军人与浪人），马上组织了自卫队与后援会，擅自攻击与火烧三友实业社，并且要求日军立即动员前往上海，对中国兴师问罪。 而早已等待机会表现的日本海军，当然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大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调派更多的海军与陆战队前往上海，一方面对上海市政府提出极其无理的要求。这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中央政府已经陷入不知谁在当家的状态之下，只有设法委曲求全的答应日本所有的要求。不料日本方面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求中国逞凶、赔偿、道歉，而是要想找个军事攻击中国的借口，希望能够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满洲国粉墨登场进行掩护；另一方面也要给海军机会来扮演“膺惩暴支”的英雄角色，不能老让其陆军专美于前。当时日本海军认为，说不定上海的中国守军，又是来个“不抵抗”，那么海军也就可以拣个大便宜了。 7.2十九路军奋勇抗日 但是日本这次没有这种运气了。当时驻防上海的守军，是经过中央收编广东的十九路军，这支部队并非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对于中央的命令也不会完全言听计从。这时候的十九路军，真是鬼使神差地从江西苏区前线调防上海，进行整休，指挥十九路军的将领是蒋光鼎与蔡廷锴，他们对于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可以说是敌忾同仇的恨之入骨，因此当日本海军又想在上海闹事之时，当然就兴起守土有责的决心。十九路军的高层指挥官们，观察到日军有可能在上海进行挑衅的意图，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又陷在改组的过渡状态，因此便自己决定，假如日军真的在上海进行挑衅，他们绝对会给与反击。这个护卫国土的决心，也得到十九路军部属的衷心支持。 当时的粤派主掌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本身无粮无饷可发，到处借贷又无门，地方割据势力根本不听指挥，帝国主义的压力又难以招架，内部还经常爆发内讧。当时蒋介石仍是在野的身份，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失控状态，日军又想在上海生事以便扩大冲突、威胁京畿，而深感不安，因此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十九路军“打招呼”，希望不要与日军冲突，假如发生任何事端，都交由地方政府处理。 这种低姿态的不抵抗政策，当然无法得到十九路军的支持。何应钦原本干脆下令，准备调宪兵接替十九路军在上海市内的防务，不料日本海军却抢先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半夜，调兵进入上海市区，对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势，十九路军立刻加以还击，“一二八事变”就这样在上海开打。原先日本海军对于自己的战斗优势，有着绝对的信心与把握，他们认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失去指挥部队的能力，蒋介石又不在职务上，中央军大部分仍在江西苏区作战，以及部分支持策应华北的局势，因此根本无法调军救援上海，以日本陆战队的兵力来对付疲弱的十九路军，根本是牛刀小试，绝对会一战功成，而能与关东军的胜利争锋比美。所以日本在上海的海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在日军出动时曾狂妄地表示，日军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踏平上海的闸北。虽然十九路军的装备落后，而其当时的粮饷不济（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钱了，其它的部队也差不多没有领到粮饷），但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热血的精神，激发着这些军人决定与日军进行一场血战。由于十九路军早有迎战的准备，因此当日军还以为“支那兵是太监兵”之时，华军就以陈旧的武器、有限的火力、但是旺盛的士气与无畏的热血，给与入侵闸北的日军，迎头痛击。盐泽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军队会进行浴血抵抗，迫使日军面对逆势的包围，因此他只有下令陆战队在吴淞登陆增援，在中国守军猛烈的反击之下，而无法登陆成功，另外一支日军在江湾竟然遭到围歼的命运。 这种战果，大大振奋了所有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海内外的中国人慷慨捐输，前往前线劳军与看顾伤兵，更有青年人报名参军以支持守军抗敌2。 7.3日军在上海踢到铁板 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立刻惊动国际社会，外国舆论开始对于中国守军的反击，充满了佩服与惊讶。而日军当然是丢不起这个颜面，立刻下令撤换盐泽幸一，改由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继续向上海发动军事攻击。 但是野村仍然低估了十九路军的战力，与中国人民热情支持华军的士气效用，二月十一日，大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与舰炮的掩护下，猛攻蕴藻滨、曹家桥，以包抄据守吴淞口的华军，但是在彻夜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几乎是有死无退，在华军大胆地运用逆袭之后，几处重要的阵地是失而复得得，日军根本无法在上海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这时日军连续在上海作战失利，使得东京的军部为之震动。军部必须要立刻挽回皇军无敌的颜面，因此马上决定由陆军接管上海的作战，以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领陆军精锐，与增援的海、空军到达上海，更增派有名的“久留米”旅团参战。植田到了上海，先设法安抚一下国际社会的不安，表示日军的作战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商业利益，日军的目的只是要中国军队撤退，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利益”，但其实植田只是为日本陆军部队的攻击行动，增加一时准备时间而已。 粤派主掌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更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力运作的地步，当然更无法挑起抗日的责任，最后只有宣布总辞。国民党高层在紧急会商之后决定，重新启用蒋介石指挥军队，汪精卫负责政务，胡汉民返回广州，国民政府先迁洛阳办公，以避免日军从上海沿江而上，长驱直入防务空虚的首都。当日本开始向上海增兵之时，蒋介石也立刻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警卫师，编成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加上中央军校的教导团与特种部队，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将军率领，投入上海的战斗序列，接防左翼防线，以支持十九路军作战。 植田谦吉的任务就是在上海狠狠地“教训”一下中国的军队，因此在布署大军完毕之后，于二月二十日，在海空军强大炮火掩护之下，在江湾与朝行之间，由坦克支持步兵，发动中央突破的猛烈攻击。这场作战对中国军队而言，是前所未见的三军立体攻坚战，但是十九路军的豪气干云，第五军更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两支部队立刻联手反击日军的攻势，多处的阵地是浴血的反复冲杀，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战力，在激烈的争夺战中，日军并没有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而达成任务，特别是在朝行争夺战中，日军被八十八师逆袭，而遭到惨败。此时中、外的舆论兴奋与哗然，中国的人民更是狂喜已极，国人支持军队抗日的情绪，因此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 这下子日本政府可是陷入困境之中了，日本全国陆军只有十七个师团，现在四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两个师团派到朝鲜，一个半师团在上海，再要调兵就要影响到日本整体的防务了，所以日本现在只想赶快在上海做个军事的了结。日军的参谋本部，不顾阵前易帅的兵家大忌，在二月二十四日，日皇特别派遣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恢复现役，出任新组成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增派第十一与十四师团，以及飞行团加入上海战斗序列（这时候几乎多达一半的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执行任务了）。 这时重掌兵权的蒋介石，原本打算在必要时与日本大打一仗，因此立刻开会商定，将全国划分五个防卫区，分别要求割据各路的将帅，团结抗日为国效命。但是各方反应却是非常的复杂，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将帅们，仍在计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因为参加这场战争而有所损失，更不愿自己的军队调离自己的地盘，也担心别股势力的部队会乘机袭击，因此反应冷淡，更无出兵响应的实际行动与计划。 第21章 7.4顾全大局之下中日停战 这种缺乏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迫使蒋介石真实的了解到冷酷的现实，假如中国要想真的进行对日长期抗战，现在只能就要见好就收，以图凝聚共识与发展实力。因为假如真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把上海事变发展成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那么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是既无兵、又无钱与日本作战（当时中国连征兵的制度都没有建立，当然也没有现代化的货币与税制），而没有国家观念的各路诸侯，也可能会见风转舵，加入日本操控的傀儡组织之中，中国最后只有面临亡国一途。 在上海抗敌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大举增援，一再的电请国民政府增加援军，但是蒋介石也到了无兵可调的困境，因为各路诸侯根本拥兵不救，原本由蒋介石所主控的部队不过六十多个师而已，主力则是用在对刚刚在江西建国的共军作战。在与共军对峙的国民政府部队，在奉命抗日而调动之后，就会立刻就受到共军的尾随追击，因此根本很难抽调援军布阵。 何况蒋介石发现日军已经决定准备见好就收，因此决定给日军一个下台阶，而没有必要立刻以大军增援上海守军，只调动江西的蒋鼎文师、在河南的胡宗南师，长途赶赴战场[3]，以及要杭州的上官云相师在纵深阵地集结待命。 蒋介石的战略考虑以及调兵的困难，当然没有得到十九路军的同情。十九路军眼见日军大举增兵，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战力的补充，因此为激动，强烈批评蒋介石拥兵不救。中国军队的将帅失和，增加了上海作战的困难。蒋介石原本指示十九路军注意浏河的侧翼防守，但是十九路军根本已经不把他的命令当成一回事了，十九路军忘了参战的第五军，其火力与兵力都比自己要强，而在第二线的中央军也奉命抽调兵员，秘密补充十九路军的阵亡缺额，一场十九路军与军委会之间的“误会战”，增加了整体协调作战的困难。 日本的白川义则临危受命，负有“不能失败”的任务，白川大将对于迂回作战有着高度的掌握，他的作战名言是，“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因此他决定在表面上，仍然采取中央突破攻击，引诱中国军队投入预备队，然后采取主力大迂回包围的战术，白川下令日军在海空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从二月二十八日起猛攻江湾与朝行，然后在中国守军入预备队反击之时，就展现他迂回作战的本事，下令日军十一师团由崇明岛直接在浏河附近登陆，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背后。结果华军在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火力又远远不及日军的状况下，无法兼顾浏河的侧背防线。十九路军也没有与第五军做好紧密的联系，就抽调走防守浏河的部队，等到日军从浏河进行侧翼登陆，迅速地发动迂回攻击，威胁到上海守军补给线的安全，第五军再想紧急的调动八十七师的预备队袭击登陆的日军，已经迟了一步。因此在三月二日，华军全线被迫进行撤退。 这时候，国际强权国家担心战事扩大会妨碍到他们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因此纷纷地介入调停，日本眼见满洲国已经炮制成功，也不想与国际社会完全的决裂，而在上海的作战又不顺利，因此愿意接受停战。而国民政府知道自己的实力仍然无法进行抗战，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也就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当然日本在这个停战协议中，必须退回原来的阵地，但是日本仍然讨到一个便宜，就是中国的部队不得直接进入上海市近郊[4]。 在上海签订停战协议之前，日本上海派遣军与上海日本的领事、侨民，在四月二十九日，庆祝日皇裕仁生日（日本人叫天长节）的阅兵群众集会中，遭到韩国反日志士尹奉吉的炸弹攻击，白川大将当场重伤致死，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断，植田师团长的一双眼睛炸瞎，多名日本高级将校与官员负伤，使整个日军的骄气为之震慑。 7.5事变的分析与检讨 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浴血抗战，虽然中国方面以低姿态的和局收场，但是中国军队在上海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足以洗刷中国军队在东北不战而退的屈辱，而一般的中国平民百姓，自动自发的热烈支持军队抗日的各种表现，开始凝聚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对于后来中国的政局与历史，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场浴血抵抗，不但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与兴奋，也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决心与能力，出现刮目相看的正面看法。 不过其中也有不利的结果，就是舆论过于同情十九路军的“孤军”抗敌，因此强烈批评蒋介石的“拥兵不救”，更反对就此见好就收，而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这些可以说是见木不见林的看法，最终为十九路军发动“闽变”而背叛国民政府留下伏笔。而广州方面的政府，甚至认为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有意打击与抹杀“粤军”的威信与表现，因此再一次酝酿发动与南京政府分裂的行动。 若从事实的真相来分析，十九路军坚持不待命就自动地奋勇抗敌，当然表现出中国军人守土有责的英勇士气，否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陷入低迷与绝望的中国人心，在中国军队继续不敢抵抗的之后挫折，真的有可能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状况。但是若是跟着当时的舆论，认为国民政府只要学十九路军的“跟日本人拼了”的战法，就可以在上海击败日军，或是进一步收复东北失地，甚至还有可以“远征东瀛”的高调，那就不但是天真，甚至是激情与过于幼稚了。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而初步战绩令人振奋，但这只能够暂时挡住过度自大与“轻敌”的日军攻势而已。真正的要和日军一决高下，以当时中国的军队以及中国的国力，还是相差得太远了[5]。 但是当时政客与所谓舆论的批评下，蒋介石成为不肯支持十九路军“打败”日军的“亲日”份子，只差点没有宣布他就是汉奸。事实上是，当时蒋介石才刚刚在政府陷入危亡震撼之际复出，这时已经支离破碎的国民政府，又在慌乱之中，刚迁到洛阳，蒋介石实在是既无充足的兵力可以调动，更无足够的粮饷可发，一点维持政府运作的经费，以及安抚军队不要哗变的粮饷，还是靠其舅子宋子文的关系，在上海的银行团中，软硬兼施地勉强给凑出来的。假如蒋介石没有派遣精锐的第五军（那时蒋介石当时唯一能立刻调动的中央军看家部队），及时地支持十九路军对抗日本的陆军攻势（第五军兵力为五万，十九路军为三万，装备又以第五军为佳），那么上海的战局，根本不待白川义则增援的大部队到达，十九路军就很可能会以惨败收场。 而日军之所以会无法在上海一击而胜，当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反击的决心与战力，等到日本正式组成兵力强大的上海派遣军之后，情势就不同了。此刻蒋介石颁布了全国防御计划，但中国各地拥兵割据的领袖们，却无人真正的听命派兵响应，那么蒋介石就算是能够再凑出几师的部队支持上海作战，最多也只能再挺几天或是几星期而已，根本也是无济于大局，却徒然给国家增加更多的危机。 既然国际强权出面调停，日本也有意见好就收，蒋介石却仍然尽量的调兵，在纵深阵地布署以防万一，因此从蒋介石的上海战略布局看来，他绝对不是见死不救或是“不抗日”，更非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就拥兵不救（在上海血战的中央嫡系部队，要多于十九路军），而是蒋必须顾全大局，若是在上海继续的再打下去，分裂与落后的中国，必然会吃大亏。但是在当时，由于有心人是不断借着十九路军事件，来攻讦蒋介石，更多的人便误以为蒋介石不敢或是无心抗日，也更为加深了广州与南京之间分裂的心结。 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暂时的稳住了中国的民心士气，也增了国际社会同情中国的舆论，但是在战术上，却给日本增加了在城市作战的经验与准备[6]，同是日军也秘密的加强在上海租界内的防御工事，构建出中国军队火力无法破坏的要塞式据点。而在中国方面，则是误导了日后作战准备的方向，以为中国军队在都会区作战中，可以占到死守的地利，而轻忽了纵深作战的准备与布署，结果在以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1937）中，中国方面派出大军在上海市区与日军进行大规模决战，甚至企图逆袭日军阵地，结果华军部队付出超过预期的死伤代价。 附注： [1]日川岛是满族后裔，由日本人养大，在抗战胜利后，依法被处死。 [2]作者的先父是当时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之一，据先父说，还有当时来自东南亚的华人，不但踊跃的捐助抗日经费，也有华侨青年离开学校与工作，兼程回国共赴国难，投入抗日作战。 可见只要中国决心抗日，所有海内外的华人，都是一心一德、义无反顾，来参与抗日行动。 [3]由于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长江水路又遭到封锁，因此等到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了，这又充分显示中国是全方位的落后，如何能够与日军进行全面的决战？ [4]可是中国负责签订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不但被舆论批评得无法做人，还被群情激动的学生围殴以致重伤住院。 第22章 其实这个协定，已是自清朝以来，与日本军事冲突之后，能够得到的最好条件的协议了，中国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就能让日军退出所占领的长江出海地区。 [5]在后来的对日的长城作战中，就清楚的显示出这个事实。 [6]因为当时日本陆军一直都以对苏联作战为假想敌，日军编制与战术的准备，是为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会战所设计的。 第八章、无中生有的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二天，参与抗命与径自采取军事行动的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就忙着与前来宣达皇命、约束关东军行动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进行如何处理事变之后政治部署的讨论。因为当时的关东均少壮派军官与日本军部，对于经略中国东北，以至吞并整个中国的基本大陆政策，方向虽然一致，但是有关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与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仍然存在着歧见。 8.1临时起意的满洲国 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上，关东军主张是在一九三一年，军部则是希望能在一九三二年，结果，关东军不顾军部的约束，以近乎悍然抗命的方式，在军部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在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上，关东军主张直接治理，废省置县，由日本直辖的满蒙都督府统治中国东北。而军部则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亲日的中国汉奸领袖，在东北出头维持局面，因此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板恒、石原、土肥原与军部特使建川，在沈阳的日本领事馆内，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性策略研商。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就已经迫不及待依照自己的占计划，派遣日本军政的人员，出任所占领地方的行政长官，例如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正式出任奉天（沈阳）市长，一群日侨也接管了市政府，分别出任市政府的各级主管。这已清楚地暴露出九一八事变的本质，就是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动。因为当时日本政府还在搞不扩大方针，它也没有宣布要占领中国的东北，就连关东军本身也不过表示其军事行动，是为了护路安侨而采取自卫措施，因此如何会出现由关东军自己任命一批日本人，出任中国领土的地方行政首长？土肥原出任奉天市长的消息，当然引起日本军部与政府的惊讶，立刻去电要求关东军“自制”，因为日本所有掩饰侵略中国的手法，就快要被关东军“吃相难看”的侵略行动，弄成一场穿帮的闹剧了。 而在建川与关东军少壮派军官长经过彻夜的政策辩论之后，在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压力、东北人民的反抗、关东军兵力不足、需要一批汉奸帮忙等因素下，石原莞尔终于卖建川学长一个面子（因为建川根本没有达成原先压制关东军行动的特使任务），愿意放弃日本直接统治中国东北的计划，而建川也做出妥协，不坚持指派一名汉奸领袖出头维持一个在形式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是亲日的傀儡政权。最后双方各自退让一步，接受由土肥原所提出折衷的建议，决定推出一个由日本政府幕后操纵，但是脱离中华民国的主权架构，而由满清逊帝溥仪所领导的独立政府，并为它取了个名字，叫“满洲国”（manchukuo）。 这个决定日本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性大计，就由这几名日本少壮派军人私下讨论而决定了。根据这个计划的原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立刻[1]召开参谋会议，通过了更为详细的计划细节，然后呈请司令官本庄繁认可。这时候司令官本庄繁，已是整个满洲事变的主导人物了，他立刻与朝鲜总督宇恒一成，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协商，决定了所谓收拾满、蒙问题的三原则：一、满蒙与中国分离。二、扶植中国亲日人士组织傀儡政府。三、日本实际控制中国东北所有的军政与经济大权。 这个计划由宇恒一成等人先带回日本进行沟通，日本新任犬养政府，就遣前陆相南次郎，到中国东北，了解关东军的政治安排。此时在关东军“宣扬皇威”的大胜威势之下，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已经得到多数日本民意的支持，日本军部与政府也就完全照章的接受了关东军的“满洲国”计划，日皇裕仁因此还特别破例召见关东军高级参谋板恒征四郎，听取关东军所导演的满洲国计划；在日皇的指示下，日本政府只有完全支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提的“满、蒙三原则”。因此这个三原则完全主导了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政策立场，也成为建立满洲国这个“子虚乌有”国家的政策根据。 8.2日本全力炮制的傀儡王朝 甚至在日本政府还没有接受建立满洲国的政策之前，关东军就已经自己动手推动这个政策，由土肥原与板恒分头开始行动。土肥原在十月二十七日回到天津，进行“劫持”溥仪的计划。虽然在当时，日本外相币原曾经急电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要求总领事桑岛设法阻止土肥原的计划，以免影响到日本正与国联交涉的立场，但是当时单是以币原外相的力量，是不可能牵制得住关东军的决定了。土肥原在十一月二日与溥仪进行接触，使用所有威胁利诱的手法，以及欺骗耍赖的伎俩，要溥仪离开天津，到东北立国，溥仪在贪恋权位的野心支配下，于十一月十一日，化妆成为日本军人，在日本制造天津动乱的掩护下，与日本特务潜离天津，乘船经营口在转赴旅顺，从此溥仪就失去了一切的自由，沦为日本人操纵的政治傀儡。而板恒则立刻在关东军内设立“自治部”，开始在各方面招纳汉奸，在中国的东北，大搞各种无奇不有的独立自治运动，当然所有的独立与自治，其实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机构，而所有自治的组织机构，都开始大力地推动满洲国立国运动。 虽然溥仪到了旅顺之后，就已经发现日本人的野心所在，根本不是诚心帮助他重建满清王朝，而是把他当成“满奸傀儡”，但是他既然人已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中，要想不答应关东军的条件，也是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因为在当时，别说溥仪无力反抗关东军的意志，就连日皇、日本政府与军部，也都要附和着关东军的意见行事，去无中生有地搞出个满洲国来，而关东军当时甚至准备推出溥仪的弟弟溥伟，当作以防万一的“备胎”。 于是溥仪、汉奸群，以及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在关东军的主导之下，配合历史荒唐闹剧满洲国的上演。在一九三二年的三月一日，满洲国正式成立，三月九日，溥仪先当满洲国的执政，一年后再继任皇帝，定都长春，改名新京，年号康德。当时满洲国的汉奸领袖们，包括国务院总理郑孝胥，臧式毅（原辽宁省长），熙洽（原吉林代省长），张景惠（原哈尔滨特区首长）等。在满洲国成立的同时，溥仪也与关东军签下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这些条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内，控制一切的军政、外交、交通与经济资源开发的特权，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家”，就此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导演，无中生有的“独立”了。满洲国也就成为日本未来占领中国的政治统治模板，日本即将要陆续在中国成立一系列的分裂傀儡国家。关东军绝对没有想到自己这种政治创作的“天才”产品，后来会成为日本无法摆脱中国战略泥沼的致命因素，最后日本除了走上亡国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 8.3日本悍然拒绝李顿报告 号称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的国联，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连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兵无效之后，只有玩弄缓兵之计，自找个下台阶。国联在十二月十日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决定派遣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实际了解事件真相。而当国联的调查团，由英国的李顿（lordlytton）率领，到达中国东北时，满洲国已经由日本炮制下登场，日本政府竟然设法塑造自己“大仁大义”的国际形象，说日本完全是为了支持中国东北人民要求独立自治的意愿，而出兵“义助”溥仪成立满洲国。 但是就在李顿调查团在东北进行活动之时，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仍然在东北的各地，风起云涌般的与日本进行浴血作战；而东北人民也设法告知调查团，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以及人民真正的意愿，因此李顿调查团当然了解日本军阀的野心与血腥的手腕，但是这个调查团也不敢开罪日本（当时日本已经扬言要退出国联），又同时想为西方国家争取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因此在一九三二年的十月，公布了一个自相矛盾、参杂了一部分真相与更多曲解事实的报告。这个报告成为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国际组织（不论其来头有多响亮）无法主持正义的历史文献。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结论是，承认中国对于东北拥有主权，也发现九一八事变是个预谋的军事行动，并且指出整个行动早已超出护路保侨的自卫范围，甚至表示满洲国根本得不到东北人民的支持，全靠日本军队的护持。但是这份报告竟然也包括赞赏日本在东北所作的各种“建设与贡献”（其实是侵占、掠夺中国的资源与领土），以及同意日本在南满所拥有的各种特权，认为中国抵制日本产品，准备收回日本的特权，都是造成日本发动军事行动的起因。 这个报告所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可以说是荒唐之极，它表示承认中国拥有东北的空头主权，但是要求把中国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强权共管让国际强权来共同开发与分享中国东北的所有资源（当然日本拥有较高的比率），真是不知道这种建议是根据何种道理或国际法？ 第23章 国联竟然这样对待中国这个拥有主权的会员国，国联还能成为国际正义与和平的维护者吗？难怪二次世界大战是无法避免了。 里顿的报告，其实根本是反映西方国家对瓜分中国东北利益的兴趣而已。国民政府当然表示不能接受，日本军部更是不可能吐出这个自己独占的禁脔，而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是日本军部的傀儡了。因此在一九三三年，国联的十九国委员会通过李顿报告书、拒绝承认满洲国之后，日本干脆进一步的宣布退出国联，自己张罗未来继续侵略中国的行动。 8.4满洲国对中、日历史决战之影响 满洲国的拼凑建立，是造成中日两国日后关系的发展，除了走向最后决战之外，无法达成任何外交妥协的基本原因。因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承认满洲国的；同时日本自有历史以来，也从来没有得到如此一块资源丰富的江山，所以日本政府是绝对不可能“舍得”放弃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演变到满洲国的出现，就已经注定中日之间最后的全面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了。 由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且制造了一个满洲国，破坏了国际强权在中国的“利益均衡”原则，因此结下了日本在国际社会孤立的危机。当时日本政府与军部最为担心的，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因为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日、俄迟早会在爆发一场决战。事实上，石原等人决定夺取中国东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未来日俄决战的布局先取得优势；而日本参谋本部当时多次动用临参命控制关东军在北满的行动，主要原因也是担心苏联的军事干预。 不料，斯大林的布局更是高人一等，竟然一方面默许日本关东军的占领整个中国东北，一方面又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虽然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会给苏联在远东地区造成战略上的极大压力，但是斯大林宁可牺牲这个局的战略利益，以换取中国与日本为此结下决战的历史情结，当然他也同时设法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方向。在一九三五年，苏联干脆把中东铁路的利益卖给日本、完全放弃在北满的利益与驻军，让日本能够完完全全控制满洲国，并可以放心南下侵略中国的中原，来换取日后日本与中国、美国之间的冲突。斯大林长期战略布局的狠毒，在当时的世界真是无人能及。 而美国一向主张列强各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破坏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均衡，自然感到不满。美国起先寄望日本政府能够压制军部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日本制造满洲国之后，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hoover）的国务卿史丁生（henryl.stimson）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正式发表外交文件，指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且确立“不承认主义”（nonrecognitiondoctrine），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任何东北主权的改变。但是其它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在绥靖主义迷漫的状况下，虽然不愿承认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但是也不敢得罪日本，都不愿公开支持美国的这项立场。这样缺乏国际正义的政治现实，不但造成中国只有单独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进行孤军奋战，最终也给国际社会带来无法避免的世界大战之危机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真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历史上，最大战争悲剧的起源，它是引导全球走向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亚强权的日本，从此逐步地沦为由军人来控制大政方针的国家，日皇与日本政府都逐步成为这些军阀的帮凶与傀儡。同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则开始复苏，逐渐地产生了巨大无比的能量，支撑中国完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近代中国复兴与国家认同发展之基础。西方国家因为没有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做出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失去了防止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先机，最后让全球人类付出无法弥补的历史代价。 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9.1关东军造成日本的亡国之祸 虽然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本身而言，并不是出于日本政府与军部的直接计划与指挥，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早就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看，关东军只不过是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提前掌握最佳的时机，来执行日本的大陆政策而已。 进一步的追溯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更可以清楚地得到结论，这是一个完全由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为，中国方面既没有破坏铁路、没有攻击日军、更没有伤害日侨，因此在整个事件之中，中国是完全的被侵略者。而苏联的袖手旁观，也是让九一八事变，发展成为历史划时代悲剧的主因之一（假如苏联为了保护它在东北亚的利益，而动以军事威慑的手段，那么关东军恐怕就会遭到日本军部的制裁了）。 对于中国来说，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侵略了她的东北，而日本国而言，则是关东军控制了日本的政局。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都对关东军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任其胡作非为，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政府与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的行动（甚至连至高无上的临参命都形同废纸），而由其少壮派军官实际接管军部、控制大政。这个由野心军人支配的政府，最后必然会使整个国家走上覆亡的道路。 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的情报分析的精确周密，以及行动计划的大胆果决，可以说是一个军事行动上的“杰作”，关东军掌握了东北国防近乎真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作战准备与作战意志都缺乏的情报，而对中国东北进行果断的攻击；同使关东军能够利用贪生怕死，爱慕权利富贵之辈的人性弱点，引诱出一大群汉奸，附和一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得关东军在大部分的状况下，能够不战而胜而占领中国东北各地。关东军的快速与细密的军事行动，显示日军的训练良好、士气极佳，是一支现代化、强打击力的部队。 但是这也暴露出关东军的局限性，只知战术的运用，而妨碍了政略的布局，因为占领中国东北这个观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性大事，竟然在没有政府全盘主导、规划下，就贸然的自行发动作战，假如关东军遭到苏联进行军第事干预，或是受到中国军队倾全力的浴血抵抗，那么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由于兵力的严重不足，又没有得到本土军力的支持，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上重大军事冒进的失利。更为重要的是，关东军不了解对中国发动无理的侵略（尤其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刻），会刺激中国长远历史所孕育的民族生命力，因而爆发出团结抵抗的力量，虽然这个强韧的力量需要时间的发展与成长，但是这个中国的血肉长城最终拖垮了日本。 9.2可以不宣战，但是不能不抵抗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我们要问的是，难道这个悲剧不能避免或是改变吗？以日本方面而言，在事变前夕，当时无论是日皇、政府或是军部，都已警觉到关东军的计划与野心，也曾经企图采取抑制的措施，但是由于决心的不够强烈，以及行动的不够果决而告失败。 因为假如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真的决心要想阻止关东军私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且要维持日本是个体制正常的国家，那么就不应该仅是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到关东军进行疏导与压制，而是应由政府与军部上奏日皇，直接下达军令，将关东军少壮派的主事军官撤职或是调职回国，或是直接下令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他必须负起一切控制关东军行动的责任（没有奉到赦令前绝对不能发动军事攻击，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军事基本体制）。那么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件本身而言，应是可以避免爆发的，但是日本政府虽然知道野心的军人，已经布下危机四伏的局势，却仍然以低调处理，以至酿成历史大祸。 就中国方面而言，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假如对于日本的野心以及结构的运作，有着历史的洞见，以及能够采取面对历史危机的勇气与决心，中国仍然可能在九一八事变中，设法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甚至可以避免中日两国最终走上全面战争的危机之中。 虽然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在单纯的军力上，更不可能是日本强权的对手，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单独的军事行动，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领导人物，假如能够摒弃消极的心态，充分的掌握与运用积极抵抗的战略，仍然是有机会可以改变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结果。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当时并无法充分了解到事变的关键所在，是日本内部结构所面临的历史性危机，日本上下都陷入歧路彷徨的失控局面边缘，最后竟然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走上任由少壮派军官决定日本命运的危机深渊（当时连日本政府与军部，甚至日皇在内，也都没有料到这点）。蒋介石与张学良都认为，当时的日本政府还不至于完全的被关东军“绑架”。关东军虽然是有意在东北制造事端，但是若是没有奉到日本政府的命令，应该不至于公然的侵略中国东北，所以严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以避免给日军得到扩大冲突的借口。 第24章 9.3不抵抗主义扩大了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的发展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竟根本约束不了关东军的行为，中国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不但无法避免战祸，反而引爆了日本军国主义更为强烈的侵略凶性[1]，同时中国“和平”的表现，也没有办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历史是一向如此的无情，国际社会虽然会“同情”弱国，但是不愿“支持”无抵抗能力的弱国。 其实，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其原先真正的用意，应该只是约束东北军，在面对关东军的挑衅时，是尽量的采取回避的态度，以避免给关东军找到扩大事端的借口。但是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这个名词不当的演绎与影响，而造成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完全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军事准备。而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行动，根本不是军事挑衅，而是军事侵略与占领，在这种情形下，若还是继续的采取不抵抗主义，当然就会为中国带来了日本后续的侵略灾难，真是一念运作之差，造成无穷的后患。 因此假如在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得知东北危机酝酿与蔓延之前，就主动积极的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而不是一味地重申不抵抗，那么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应该向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守土有责的东北军，清楚地解释不抵抗主义的用意以及适用的范围，只是约束东北军，不要轻易地与关东军挑衅而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仍然必须要应该有万一面临侵略时，各种军事、政治与外交的应变准备。 张学良至少在六月左右，就已经得到事变迫在眼前的情报，因此张学良可以抢先将东北政府重要的财政储备与军事物资，全都调离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势力范围附近，运往黑龙江、辽西甚至是关内（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所有的财政储备与军事建设物资，几乎完全被日本人接收），同时做好必要时的军事反击与游击的作战准备（包括详细参谋作业的各种应战计划，以及游击作战基地的纵深布署），并且动员与组织民众，准备反制日本对于东北可能的侵略占领行动。 而在九月，张学良更可考虑抽调部分的东北军精锐，回防东北，这样就不至于在关东军发动攻击之时，轻易地让敌人大获全胜。国民政府也可以事先与各国磋商，日本对中国东北可能的侵略问题，会严重地妨碍到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各国政府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国民政府也必须主动先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的联系与交涉，这样可以增加日本政府与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约束能力。而在整编晋军与西北军的策略上，更可以以抗日为由，调度一部分素质较优，民族主义较强的部队出关支持东北军对抗关东军。这样公开处理与应变，将会让关东军的阴谋行动完全曝光，也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力与牵制。 9.4历史的后见之明 假如当时的东北军有了积极的预防措施与应变计划，同时军政主管不抱消极的失败主义心理，而都能设法的恪尽职守，一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民，无论上下，早已有了应变与应战的准备，一方面能够集中其一部的主力死守沈阳，进行军民一体合作的肉搏巷战（有如一二八事变的上海作战），同时动员整个东北的军队与民众，依照事先的计划，沿南满铁路进行全线的攻击与破坏，造成兵力单薄的关东军首尾无法兼顾，到处遇到有计划的激烈反抗与破坏，根本无法一击得手。在这种情形下，关东军不但无法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战果，反而到处受到围攻而连连告急，由于日本政府与军部根本没有对中国作战的计划与准备，那么九一八事变就有可能成为关东军失败的“蠢动”，而会遭到东京军部以及政府的严厉制裁。 退一步而言，就算关东军遭到强烈的抵抗，无法一击成功的占领东北，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决定增兵支持关东军，但由于东北的军方与民众，已有长期游击战的准备，所以日本军队，还是要面对有组织与计划的全民作战反制，这个代价之大，会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寻求外交解决。而最糟的状况是最后一切的作战都失败了，但是有计划与有准备的反抗，会给日本带来相当严重的元气消耗，也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民族主义精神振奋，以及更多的团结与抵抗时间的准备。 虽然，以中国当时的国力与局势而言，中国当然不能在九一八事变时，因为维护东北的领土与主权，就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但有规划的局部抵抗，则是必须与应有的做为，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的整体性，因此采取了过度“不抵抗主义”的不当对策，而让日本关东军以最低的代价攻占中国东北，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焰，最后造成中日两国以及后来全球的军事危机，实在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 当然这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对于当时的蒋介石与张学良（包括当时的党国元老以及各个派系与地方领袖在内）而言，或许都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因为当时领导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事实上只是一个中国东南地区的领袖而已，国民政府又经常处在战乱不息与自顾不暇的困境之中，他很难能够深入思考东北的战略布局。而张学良则只是军阀子弟出身，年纪又轻，当时他能够为了国家统一以及政府改革的缘故，带兵进入华北，就已经是非常可佩服的了，要想让张学良负起对抗世界一级强权军力的责任，几乎是太重的责任。当然假如张学良没有率兵入关，协助国民政府完成统一中国，也许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东北局势，而有较佳的反制布局了。 9.5外交交涉需要有抵抗实力为后盾 另外一个历史的疑问是，假如当时的国民政府，不顾民意的反日情绪压力，坚持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是否也能挽回东北的沦陷？当事变爆发之时的日本政府，的确是“不同意”关东军无理的占领中国东北，日本的军部也想约束关东军犯上的军事行动，也许国民政府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在东北的一些利益上，对日本让步，似乎是可以增加日本政府牵制关东军行动的筹码，使得中国东北不至于沦陷。 这在蒋介石后来的重要文献《敌乎？友乎？》当中，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过失，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应该抗拒民气反弹的压力，勇于承担决策责任，而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让日本政府的温和派有力量压抑关东军，或许能够挽回东北之失地。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完全是诉之国联，使得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与后来的首相犬养毅，无法以外交来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危机。 但是就事实的发展而言，恐怕中日双方直接的交涉策略，其成功的机率仍然等于零，一方面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抵挡国内激动民意的压力，以及各种不同政治与军事集团的挑战，这些政治压力的主张是，日本不撤军，国民政府就不能与日本进行交涉（事实上后来的粤派国民政府，是企图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但是还是失败）。 同时，日本政府也无法与国民政府达成任何协议，而压迫关东军退出所占领的土地，根本的原因是，关东军在获得大胜之后，日皇、军部与民意，都已经转向支持获得大胜的关东军，造成日本政府的运作危机。老实说，当时日本政府比南京国民政府还要岌岌可危。除非是关东军在东北遭到军事占领的严重困难（有如一二八事变的日军久战无功），或是关东军遭到重大的伤亡损失，造成日本民意的逆转，日本政府还可能有机会出面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而这个可能性的前题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都有抵抗的准备与反击，以及苏联摆出强硬的军事姿态，才能奏效。而只是单纯的外交直接交涉，是不可能改变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都超过当时日本与中国政府的预估与控制，日本政府无法控制军部，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关东军无法控制少壮派军官。中国政府与东北军，则是混淆了不抵抗政策的范围，在不抵抗、就地抵抗与全面战争之间，无法妥当的拿捏，因此当关东军发起军事行动时，没有完整的军事反击与外交准备。这对于当时处在疲于奔命的蒋介石，以及年少得志、却重则难当的张学良而言，也许都超过他们当时的能力所及（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假如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我们是在此强调，其实当弱国面对强权侵略的时候，并非完全不能采取有利于国家的积极对策。 9.6东北义勇军吹响了民族复兴的号角 马占山率领的东北义勇军，不仅于江桥力挫伪军与关东军的兵锋，其自发性的抗敌英勇行动，更是打响了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发展心声。 虽然在东北风起云涌的各种抗日作战，最后还是暂时的失败了，但是却已经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力量，开始复兴，不再像清朝末年那样，东北人民任由俄国与日本军队的铁蹄，在这块白山黑水的富饶大地上予取予求。当然当时的中国，还是无法以国家整体的力量来对抗敌人的侵略，但是人民却开始自动自发的进行浴血抗战，广大的中国人民则是自动地捐输与参军，展现出改变中国历史分裂与衰亡的新动力。 第25章 这些发展开始影响到中国各个阶层，甚至使得中国内部割据的派系力量，能在六年之后，克服一切的困难，而凝成一致抗日的共识。 接着在一二八事变上，十九路军的自动抗敌、中央军立刻跟进支持，是可以发现国民政府反应的进步。在上海进行局部的浴血抗敌，是当时能够进行的最佳策略，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致的抗日共识与力量，与日本正式全面作战。若率然与日本宣战，只有亡国一途。但是绝对也不能再采取不抵抗主义，任由日本的毫无道理的侵略中国，这不仅会导致民心士气的土崩瓦解，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在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表现，当然永远值得中国人纪念与尊重。但是后来十九路军，却不幸陷入一种“现在就跟日本拼了”的情结之中，而从此长远的影响到中国的政治与民意，许多人不但不了解当时蒋介石回避立刻决战、全力建军备战的努力，反把近乎十恶不赦的“亲日”、“汉奸”等标签贴在蒋的身上。所幸蒋介石仍然能够把持得住中国必须进行全面准备抗战的大政方针，他实在是比同一时期日本的军政领袖，控制不住关东军的冒进（反而被牵着鼻子走），更为高明的多。 9.7苏联幕后的谋略与野心 九一八事变的发展，之所以最终会任由关东军支配中日历史冲突发展的方向，另外有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就是苏联的保持低调，放任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进行占领的军事行动（这是我们已经再三强调的重点）。因为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都认为，苏联绝对不会坐视日本危及到苏联在中国“北满”的利益，与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就是为此原因爆发）。但是斯大林却有更为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他宁可暂时的牺牲苏联在北满的利益给日本，而鼓励日本放手侵略中国，使得中日爆发历史决战，这样必然是造成中日之间的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两面捡便宜，一方面可以大举侵略残破的中国西北与东北，一方面可以乘日本战力疲惫空虚之际给日军一次痛击，好报俄国曾败在日本手下的历史性耻辱。 苏联意外的不干预，造成日军参谋本部的威信大失，关东军成功的以下凌上，使日本政府失去控制军方威信的能耐，也造成中国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惨败。假如当时苏联摆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为此苏联甚至可能不惜一战（日本参谋本部就是为了担心关东军进攻北满，而引起苏联的军事干预，因此才动用临参命不准关东军进攻黑龙江的）。 事实上，只要苏联摆出干预的姿态，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控制中国整个的东北，最多只能拿下南半部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在面对中国在东北不断的反抗之下，最后可能只有接受日本政府的出面交涉，由中国政府以东北的某些利益给日本，以交换关东军放弃对中国东北的全面占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不足，日本政府更是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与能力。 9.8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 总之，从大历史全程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变是造成日本走向危亡，以及中国进入复兴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关东军的抗命“成功”，使得日本军阀终于开始主导了日本的命运；而中国人民却因此觉醒，导致各种分崩离析力量的开始整合，最后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从此走上对抗日本强权侵略的道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十八世纪形态、全方位落后的弱国，却要对抗日本这个二十世纪的先进强国，但中国却以决不屈服、义无反顾的民族气概，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全人类的自由与民主，并作出了最大与最早的牺牲和奋斗，与最不朽的历史贡献2，而这一切都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举国上下，因为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意外大胜，而开始陷入了军国主义新的狂热之中，日本的军部，更是有如鲨鱼闻到血腥一般进入失控状态，这开始影响到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跟着少壮派军方的政策前进，不顾日本人民真正的安危福祉，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把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不惜以战争的代价，开始逐一加以实现。 日本是具有历史性自卑情结的民族，几千年来，它渴望着超越中国而成为世界级的强权。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因为几场战争暂时胜利的刺激，而发展为狂妄自大的集体偏激心态。日本人民一向崇拜强者，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顺利成功后，就成为日本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后造成关东军竟有力量支配到日本政府、军部、甚至日皇，去跟随他们大胆地扩张与侵略，最终不能自拔的酿成历史的大祸。 整个历史的悲剧是，中国方面越是委曲求全、百般迁就，国际社会越是采取绥靖主义，日本侵略的凶焰就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步步进逼，直到迫使中国最终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挺身与日本进行一场强弱悬殊的自卫抗战。中国唯一的力量，是来自民族主义的意志，不畏失败与牺牲，一直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终于赢得了胜利！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日本的大陆政策，一直是把经营满、蒙，视为一体的。因此关东军在导演设立满洲国之后，就把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当时为热河省），当成控制东北的战略必争之地。由于当时的苏联已经在一九二一年，先侵略了中国的外蒙古，因此红军可以由蒙古高原南下，威胁到满洲国的左翼战略安全。因此关东军认为，只有同时控制热河高原，才能为满洲国，增加战略腹地的安全空间：日军一方面可以阻断中国经热河地带，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信道，一方面日军在此地区，居高临下的威胁华北的战略、政治与经济重镇北平与天津，以及为日本进一步制造“蒙古国”与“华北国”，建立发展的桥头堡。 10.1东北义勇军的浴血反抗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由关东军一手导演的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就已经公开地把热河地区划入满洲国的领土之中，这也等于日本公开的昭告全球，它下一步侵略中国的目标，必然就是热河。 而刚好在当年（一九三二年）的七月，在热河东部又爆发了“石本权四郎事件”，石本是替关东军工作的雇员，带有关东军与热河军阀之间的联络任务，他在七月十八日的旅途中，受到热河东部抗日民团的搜捕。此事件当然立刻激怒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立刻兴师问罪，发动部队攻击热河东部的朝阳，并且使用空军飞机轰炸主要的热河城镇，关东军大有立刻准备进军热河的姿态，整个华北局势也随之告急。 不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要想进一步的侵略热河，还是遭到实际的困难考验，首先日本要先能控制住整个东北的局势。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的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民族主义的反抗，自从马占山率部反击日军后，东北人民不愿做日本统治下的汉奸与奴才，开始自动自发的组织各种各式的义勇军，运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方式，反抗日本。满洲国成立之时起，中国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更是风起云涌般的发展，在整个中国东北，从辽东半岛到黑龙江，都有抗日浴血作战。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正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最为强大的时刻，当时接受指挥与支持的义勇军团体就有四十九个之多，总人数约在三十多万人左右。 虽然这些抗日义勇军，多半互不统属，更无现代化作战的装备与训练，但是他们只是凭借一腔爱国的热血，抱持绝对不愿接受异国统治的决心，就这样自动自发的组织起来，反抗当时世界级的强权；他们不但在乡间发动游击作战，更几度围攻沈阳、长春、通化、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东北主要军政中心，也经常切断南满以及其它的主要铁路干线，当时觉醒与愤怒的中国人民，没有袖手旁观而让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他们竭尽所能地慷慨捐输，也同时不断利用机会传播中国民族主义，使得中国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开始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之中发芽生长。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立场比较亲华的首相犬养毅，竟然被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在首相官邸加以刺杀，造成日本统治阶层的震惊。从此以后的日本政府领袖，无人再敢设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外交关系运作，使得日本正式的走上侵略中国的不归路。当时日本的元老重臣感到事态发展严重，因此在协商之后，决定奏请日皇，召日本海军宿将斋藤宾组阁，当时日本元老重臣的构想是，日本已经开始走上侵略中国的军事发展，因此需要由军方将领组阁，以对抗各种内外的压力，而选择海军将领担任首相，也是希望利用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能够牵制逐渐失控的陆军力量。 虽然关东军自己发动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令日本军国主义大为振奋，但是由于关东军一再的抗命自重，已经造成日皇裕仁的不满，以及军部与政府的不安，加上本庄繁虽然统领了大量增援的日军，但是却无法迅速、有效的压制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发展，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面临陷入泥沼战的危机。因此在日皇裕仁的指示下，日本新政府与军部协商，决定改组关东军，一方面要控制关东军那种目无军令的强悍作风，以免政策稍有不合关东军构想的地方，就会遭到关东军断然反抗，不是先斩后奏的准兵变行动，就是发动刺杀与政变的自杀式行动；一方面更是要增加与强化关东军的作战能力，以期迅速的平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反抗，并为可能的日俄军事冲突，进行战略准备。 第26章 10.2关东军改组后武藤信义出任司令官 在日本政府与军方共同协商之后，由日本军部奉日皇之令，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下令改组关东军司令部，加强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直接控制，同时把经略满洲国的所有军事、行政与经济大权，都直接付与关东军司令部掌控，并且撤换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而该派在日军地位崇高，深受日皇信赖的武藤信义大将，出任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司令官。这时关东军所控制的部队，已经多达五个师团与两个旅团，加上各种特种部队以及空军，占日本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日本本土之外的最大军事力量，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国外驻军行动，自然也消耗日本极大的国力。武藤信义不愧是日军的王牌将领，他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开始全力集中运用优势兵力，以强势的火力与新式的战技，加上残忍绝伦的屠杀手法，在满洲国中，实施先南后北，有秩序与方略的扫荡作战，因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产生非常沉重的打击，由于义勇军在没有一致的指挥系统，没有补给的后勤网络，更又没有足以攻坚的火力，以及现代化的作战技能（东北的义勇军也不了解全民总体战的运作方式），当然不是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对手。因此到了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大部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武器枪弹用完，人员死伤惨重的状况下，逐一地被日军击败，而有少部分退到苏联所控制的西伯利亚地区，然后辗转的经由新疆等地回国，继续的参与抗日。 然而武藤信义发现，关东军要想完全肃清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就要封锁中国关内经过热河以及山海关支持东北义勇军后勤的路线。所以在一九三二年的年底，武藤就下令关东军，始把作战目标锁定热河。 10.3中国再度爆发内讧 反观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正在进行统一工作的国民政府而言，不啻是一个超级的政治风暴冲击，当时的国民政府，正苦于内战的分裂，以及财政的耗竭，哪里能够有力量迎战日本这个世界一等强权的侵略？更糟的是，日本的侵略，给予各地割据力量一个反抗中央非常有利的借口，就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统一的作战，而将力量转用于抗日。 不过以事实而言，这个口号非常的动听，但是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假如中国基本的分裂与山头仍然存在，没有一个共同与互信的国家共识，以及统一的军政与军令系统，她是不可能进行全面性作战的，而只是一个混杂拼凑的“乌合之众”而已，经不起现代化作战的严厉考验。因此，要想抗日的前题是加速统一，而非停止统一而接受各山头的拼凑组合。 事实上，当时中国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领导四分五裂的中国，来对抗日本，粤派的国民政府，当家才不到一个半月，又得不到各个派系的支持，差点没把整个国家给搞垮，在一二八事变的危机压力之下，只有紧急把烫手山芋，再度的丢还给蒋介石。蒋介石一面设法勉强与日本达成上海停战协议，一面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仍然有许多派系拒绝参加）以重新组成政府的领导阶层。结果是邀请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由蒋、汪合作，共同设法面对日本的侵略。 由于国际社会无力主持正义与和平，西方强权更是抱持着怯战与畏战的心理，因此根本无法牵制与约束日本对于中国一再的侵略，而连日本政府本身，也都要看东京军部的脸色行事，所以国民政府企图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来维持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根本也行不通。所以当时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是处在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状态，对日本的侵略，只有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式。抵抗无法阻止日本的扩大侵略，交涉也无法达到合理的解决，唯一的作用，只是希望延长中日决战的时间，能够给与中国多一些抗日的准备机会。 10.4张学良面对着危机四伏的处境 而当时直接面对日本侵略热河压力的，还是东北军的负责人张学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政府真的会被关东军控制，而直接占领东北。因为张学良原先一直认为，只要中国能够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在东北的利益上，多做一些让步，日本政府终于能够约束关东军，而把东北的主权还给中国，因此自己所能做的是，设法与日本政府接触，同时尽量地不要刺激关东军，避免给关东军有生事拖延的借口，直到犬养毅首相被刺之后，张学良才清楚地认识到，关东军实际上已经主导日本的大政方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不可能改变的既成事实。 在张学良等待日本局势澄清之时，政治现实的压力，由如排山倒海般的涌到，东北军失去了发展的根据地，立刻就陷入危机四伏的处境，少了东北的资源，张学良就没有足够的粮饷来支持他所统御的部队，这就成为华北军政局势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而东北军正处在晋军与西北军夹击的危局之间，这两支华北在地的部队，不会忘记东北军入关而结束了他们反抗国民政府的“历史大业”，现在轮到他们等机会收拾东北军了。因此张学良需要非常小心的保持华北军政力量的平衡，稍有不慎，整个东北军立刻就会粉身碎骨的葬身在华北。 而同时张学良又不能不增加开支，来照应流亡在华北的东北军、政部属以及青年学生，当时单是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青年，就多达数万人（东北大学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所临时大学），这些经费的主要开支，全靠“少帅”去设法张罗。张学良又幕后主持与支持在北平设立的“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总部”，以支持、照顾在东北旧部的抗日活动（这些工作都必须由张设法拨出经费与人员来维持）。 这时候，与张学良有着新仇与旧恨的汪精卫，开始利用机会对张展开报复。因为汪精卫不会忘记少帅的派兵入关，打破了他一手策划的“扩大会议派”反蒋的大计，汪更不会接纳一个地方军阀的儿子，竟然一夜之间，越过自己等党国大老，而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汪精卫于是企图安排自己的人马，插手支持东北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当然被张学良识破而一口拒绝了，汪又设法要求国民政府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派遣东北军进入热河布防，以对抗日军的可能入侵，而张学良对与汪精卫是早有防范之心，当然认为这是汪精卫的政治陷阱，更不满汪精卫插手华北的军事。 而当时的张学良，的确陷在难以自处的彷徨时刻，假如东北军奋起抗日，即使全部牺牲也是不可能打败日军、收复失地，而只会造成国民政府提早抗日的危机；假如只求自保，又无法面对舆情的压力与历史的责任，因此张学良越发地陷入依赖毒品来逃避现实，也更难打起精神，主动积极面对挑战。当时张学良的体力衰弱，已经到了无法主持一次正规会议的状况，而经常需要中断会议，进行吗啡的注射。此时东北军的缺乏支持与补给，更突显出改组后关东军之精壮，就领导的层面而言，张学良当然更不是武藤信义的对手了。 10.5汪精卫离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暴 虽然在一九三二年年中之时，张学良一度设法振作，准备调兵遣将，对抗日军进逼热河的军事压力。但是这些还没有健全国家民族观念的地方部队，假如要想指挥得动他们，最为重要的是，就是能够拿到足够的粮饷，而当时张学良在财政方面，却最是捉襟见肘，他想安抚东北军都有困难（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一律减俸二成，表面上是纪念国耻的警惕，事实上，也是财政的困难），要想调动其它原本与他有仇的部队，更是谈何容易。因此华北部队中各种不安与不稳的现象，就纷纷地出现了。 这时候，长期负责热河军政大权的是老牌军阀汤玉麟，这个军阀是当年与张作霖称兄道弟的“绿林”人物，长于权利手腕的斗争，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纵容其家族暴虐横行，进行各种的搜刮聚敛，当地人民多有被“汤老虎”逼上梁山的，因此热河的军政状况，非常的复杂多变。 在军阀的辈分关系上，张学良算是其后生晚辈，虽然张学良明知要保热河，就必须除去汤玉麟，但是汤玉麟早就做好政治上的“保险交易”，他与关东军以及满洲国，明的、暗的都有挂勾。汤的一些部属，也早就有投靠关东军，做好内应准备的。因此国民政府与张学良都曾设法要调动汤玉麟，但是又十分顾忌万一弄不好汤会投日，最后在老前辈的张作相的调解下，张学良接受了暂时拉拢汤玉麟的方法，利用他在热河的力量，来作为日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缓冲。 当时张学良还天真地认为，既然中央一再地表示，非常重视热河的防务，会优先支持东北军在热河抗敌的各种需要。因此张学良就在利用调兵遣将的布防之际，在七月底，向国民政府开了一张防守热河，动员作战所需的后勤帐单，希望政府能够增加军费，因为张学良失去东北的资源，要想维持现有的军力，已经明显地遭到困难，假如要想接下热河防务，更是力不从心。 不料这正惹怒了汪精卫一肚子的怒火。汪原本就觉得他管不了张学良，但又看不起他如此快速地升起（国民党的两广系统，对于东北军系统有着极大的成见与反感，认为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破坏了他们反蒋的计划）。 第27章 事实上，当时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根本也是一个责任极重的苦差事，外交与财政的问题可以说是最为严重，几乎天天都要“拉警报”。当时汪正为了剿共的经费张罗不出，而与蒋介石发生摩擦，因此汪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借题发挥的先大闹一番而求去。 同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舆论一度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赖1”的风潮，许多学者文人，个个都成为军事与政治的专家，每天报纸上都有这些人物的高调之论。当时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防守热河，痛击日军，是国防上的唯一选择。他们一直严词批评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懦弱怯战，不能像十九路军一样奋起“打败”日军（国民政府当然不敢明讲十九路军终于是会被日军“打败”的事实）。因此张学良迟迟没有出兵热河，就成为贻误戎机的箭靶，真是到了人人都曰可杀的地步[2]。 因此，汪精卫在八月六日，突然公开发表措辞强烈的电文，痛责张学良不知守土有责，只知借机要钱要粮的聚敛无度，因此要求张学良辞职以谢国人，自己也同时去职，以表示非为权力斗争。这通政治斗争的电报，立刻得到大量舆论的附和，人人都加入痛责张学良的阵营，当然引爆了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政潮，汪精卫离职使得国民政府也跟着总辞。张学良虽然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只更为露出他调度的困难，以及不受谅解的窘境，因此张学良也跟着宣布辞职，这样在大敌当前之际，南京与北平，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之中，军事运作当然形同瘫痪。 这时候，只有靠蒋介石出来收拾残局，汪精卫原本就是干不下去了，因此去意甚坚，蒋介石只有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张学良的辞职，立刻引起华北各个军人派系的强烈反弹，他们既不满汪精卫的干预华北军事，更担心张学良去职会使华北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因此华北各军的将领，由宋哲元领衔发出支持张学良的通电，蒋介石只有改组华北军政组织，由蒋介石自己出任军委会华北军分会主任，但是蒋介石借口无暇分身就任，仍请张学良代理。经过这番的政治波折，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热河的布防，但是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完成大部分的扫荡义勇军作战任务，而开始把军力南移热河与辽西了。 10.6实力悬殊的热河之战 就整个战略与军力的布署而言，热河之战，根本不需正式的接战，就已经可以看出结局了。武藤信义大将所统领的关东军精锐，兵精粮足，士气高昂，对于热河正进行有计划与大胆果决的作战准备，并且更积极进行政治上的策反工作，找到不少的汉奸军阀作为内应，因此日军清楚掌握了热河军、政局势的情报。 而张学良虽然在形式上统领华北各军迎战，但是这些部队之间本有异心，更是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民族共识，加上粮弹不足，训练不够，后勤缺乏，号令不一，参战各军主要的关切焦点，还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存与利益，对于命令，也自然各有自己的立场与打算，这种非现代化又非国家化的杂牌军，根本不是威望不足的张学良所能调动自如的。不过在当时的华北，除了张学良之外，也找不到更好的统帅，而蒋介石以及中央军仍然在陷在华中与华南的几个战场上，根本无法分身。 虽然在军力对比上是如此的悲观，不过在舆论与现实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对于热河的防守，仍然有着期待，由于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先前对于东北与日本的局势发生误判，而在东北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使得东北近乎没有抵抗下就沦陷，因此造成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决策性错误，因此，国民政府必须要在热河，有些奋战的表现才行。而在一二八的上海事变中，中国守军英勇作战的表现，又让当时急切寻找好消息的舆论觉得，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正面作战，并非完全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战果。这些纸上的“军事专家”，以及靠煽动民意为奥援的政客们，制造出的一种错觉，就是只要逼国民政府立刻在热河与日军作战，中国就是不赢，大概也输不到哪去。 因此虽然蒋介石了解，此时的中国仍然不能因为热河的领土保卫战，而与日本进行正式的决战，但是在热河，至少要打一场牺牲惨烈的抵抗战，以减轻民意的压力。所以当日军开始有意部署攻击热河之时，蒋介石就三番两次的急电张学良，要张学良设法调兵遣将，积极的准备进行热河之战，必要时中央决定增援六个师的部队，支持热河保卫战。蒋介石实在希望张学良能在热河有一番浴血抵抗的作为。 由于张学良不战而丢掉东北，不但军政资源大部尽失，且东北军的威望与军心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因此更增加张学良调动在华北的各个山头部队作战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哪里敢再欢迎中央军的加入，而破坏华北各个军系之间的平衡。何况到时候中央军会听谁的命令，才是一个更大问题？假如张学良指挥不动中央军，那么东北军在华北的前途，就更加的岌岌可危了，因此张学良就极力婉谢中央军北调，却希望中央给与热河布防充足的后勤与军费的支持，但这是国民政府无力也不愿办到的。 张学良面对强敌压境与后勤支持不足的困境，一种疑惧与保本的心理，就左右着他迎战的决策。同时张学良对于热河局势未来的发展，也产生错误的判断：由于关东军并未借着石本事件，扩大对热河的进攻，同时关东军也在私下加强游说东北的部分将领，要求他们设法寻求中立或是靠拢，所以张学良认为，日军仍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攻热河的兵力恐怕不足，加上日本也要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目前应有一段观望与缓冲的时间；而且中国方面的部队既没有胜算的把握，日军暂时又无力威胁热河，那么目前的策略最好是不要主动的刺激关东军，因此倒不如暂时留着两面派的汤玉麟，正好可以作为东北军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因为一旦中国的部队进入热河，不但会有严重的后勤问题，也会改变目前的战略平衡，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坐视中国军队在热河布防，这样必然会提早引爆双方的直接冲突。因此张学良一直设法在拖延派兵进入热河的时间。 不过关东军对于夺取热河，根本是有关占领满蒙成败的战略设计，因此这已经是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共同的政策目标，只待适当时机来临，就必然会动手。在关东军开始调兵遣将、准备部署进攻热河之时，其驻扎在山海关外围的部队，却抢先一步行动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晚间，日本榆关铁路守备队队长落合甚太郎少佐，借口关东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攻击，对中国守军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再要求不遂的情况下，于一月二日对中国守军发动军事攻击。 由于当时张学良担心东北军与关东军会在山海关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只布防极少的部队在山海关阵地，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是只有两个营而已。而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中国从山海关经天津到北平的铁路沿线，是不准建筑防线，与增加驻军的。日军的攻击在遭到中国守军的反击之后，关东军立刻就调动第八师团部队，以及日本空军与在渤海的军舰，以强大的联合火网，猛攻戍守山海关阵地的东北军。在兵力与火力悬殊的情形下，东北军惨烈的抵抗日军的攻势，但却无法扭转敌众我寡的劣势，山海关以及附近的战略阵地，就都被日军占领了，这使得中国在热河的防线，出现了侧翼洞开的危急状况。 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武藤信义非常清楚的知道，假如日军不能迅速地夺取热河，而将中国军队逼到长城以南，那么东北的义勇军，就会继续有后援而反抗满洲国与关东军；更为重要的是，当假想敌苏联发动攻击在东北的日本部队时，日军需要有更为广大的战略纵深进行防卫反击。不过在当时，东京的参谋本部仍然认为，关东军进攻热河的时间应该适当的延后，因此特别派遣总务长梅津美治郎大佐前往东北，要求关东军谨慎从事。但是武藤坚持，用兵就是要能大胆的出敌不意，由于武藤在日军中崇高的威望与地位，因此参谋本部也就不再反对武藤的用兵计划，转而支持关东军在一九三三年年初进军热河作战计划。 这时的日皇裕仁，已经沉湎在日本帝国扩大版图，以及皇军神威无敌的热情之中，对于武藤的进军热河计划，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与赞成，因此立刻颁布敕命，允许关东军进兵热河，成为日本正式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作战敕令[3]。武藤大将在奉命之后，在一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连发三道进军命令，派遣第六、第八师团与第十四与三十三混成旅团，加上所招降的满洲国的汉奸部队，总计八万多人，果断的向热河发动三路攻击。不过当时武藤所奉的热河作战敕令，是只准关东军在热河地区之内进行作战，敕令特别规定，关东军不得越过长城防线，进入中国的关内，以免国际社会对于日本造成过多的压力。但是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却把作战重心，放在攻击长城与威胁平、津。 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大体如下，他下令第六师团与满洲国的汉奸部队，一面招安，一面奔袭攻占热河北与东部，在得手之后，然后立刻向南旋转直切中国军队的长城防线。而第八师团与两个混成旅团，则是直接先进攻热河南部的中国守军，然后就地南攻长城防线。 第28章 由于日军的作战训练与装备，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所设定的，因此非常适合在冬季酷寒的关外作战，同时日军又首次使用空军配合作战，充分发挥了日军火力与机动力的专长。而中国的守军，却只是由军阀改编的地方部队，根本没有大战线联合作战的能力、装备或经验，更是根本没有见过飞机的火力攻击了。加上后勤不足与政治斗争的问题，华军没有提早进入热河进行阵地布防，仓促之间进入热河，当然只有挨打的份了。 这时关东军在奉命进入热河之后，却未立刻发动攻势，反而在进行周密的布署，以及准备后勤的支持。这种“缓进急战”的战法，迷惑了中国守军的判断，以为日军兵力不足，不习惯在塞北高原冬季作战，需要集结更多的兵力才能发动真正的攻势[4]，因此国民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发表保卫热河宣言。 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特别热心支持热河作战，在二月十八日，与张学良等人亲自前往热河劳军，声明国民政府一定会在热河与日军打到底，而且慷慨的带去一笔军费，甚至派出自己的亲军税警团前往热河。国民政府摆出一副决心迎战的气势，宣称可以在热河有效防守三个月以上，因此当时中国的舆论大都认为，由一二八上海作战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绩来看，中日之间的战力“其实”相差有限，所以对于热河之战，抱持了很乐观的期待（殊不知中日两军的战力，若在真正的野战战场上对决，还是差得太远了）。 这时在各方面压力之下的张学良也打起精神，经过几番的讨价还价之后，他将华北的各军，编组成八个军团迎战日军。由于张学良认为热河作战只是一种苦肉计，以牺牲来换取同情与时间，根本就不认为华北的军队能够守住热河，因此张学良仍然将各军的主力放在保卫平津：第一军团于学忠与第二军团商震镇守滦东，第三军团宋哲元防卫通州，第四军团万福麟才进入热河南部布防，第五军团就是汤玉麟的部队，第六军团由与汤有关系的东北军老前辈张作相，混编东北军与支持的义勇军，防守热河中部，第七军团傅作义在察哈尔待命，第八军团则是由中央军的杨杰在北平做为预备军力。 整个华军的人数虽多达二十万人，但是战力与火力都严重不足，更是没有统一的指挥与足够的后勤支持。张学良知道反正热河是绝对守不住的，他的作战安排重点是要华军能够打一场还算过得去的防守作战，好对舆论有个交待，因此大军不易深入热河布防，以免受到日军的切断与围歼，而以主力保住平津。就华军的兵力布局而言，是南重北轻，主力都在河北边界而非热河。 10.7长城浴血抗战 在这个时候，关东军已经静悄悄地在热河完成作战准备，兵力迅速的集中到攻击位置，在完成了收买汤玉麟部属的最后交易价码之后，武藤信义下令在热河与辽西的关东军，在二月二十三日发动全面攻势。由于热河人民多年来，不堪汤玉麟的苛政剥削已久，因此在战争开始之后，热河百姓不但不支持华军进入热河布防，反而发动抗暴的民变，造成关内北调的中国部队，受到民团的攻击与破坏，难以在时限内完成布防。而中日两军在刚一接战时，北部战线的汤玉麟部队，就立刻变节投降，跟着东部战线也同样溃退，因此造成日军顺利地在三天之内，席卷热河北部与东部，然后立刻分兵三路，直扑热河省会承德与热河南部的长城防线。 而指挥第五军团的汤玉麟，在接到前线战败消息之后，立刻动员所有运输车队，载运自己的私产与大量的鸦片弃城而逃，造成热河作战中国军队的防线与士气全线崩溃；三月四日，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名轻骑兵长驱直入，就轻取省会承德，至此热河之战已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参战各军只有先求自保。建制比较完整的第四军团的万福麟部担心受到包围，接战之后立刻仓惶的撤退到长城防线附近，而混杂编组的第六军团张作相部，也在压力之下溃散。在一片的混乱的局势下，各个立场不同的部队是否接受日本收买而哗变的谣言，更是有如风声鹤唳般的动摇了军心。 这时候，整个华北已经进入面临日军席卷的危急时刻，华北各军将领以及政治与社会民意领袖，立刻联名急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兼程前往北平坐镇指挥，否则华北局势势将糜烂崩溃，北平与天津都可能会不守了。 而这时蒋介石在南方也是自顾不暇，他在江西剿共的中央军也正遭到败绩，根本无法抽调大军北上，财政更是吃紧到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闹翻。但是在接到华北告急的情报之后，蒋介石只有急调二十五师关麟徽，第二师黄杰，第八十三师刘戡，由徐庭瑶指挥，组成第十七军战斗序列，前往北平与长城防线，支撑面临崩溃的地方山头部队。但是由于中国在热河的杂牌军守军，根本不堪一击的溃败，激起了全国舆论一面倒的声讨，一股政治风暴已经冲击到国民政府的整个军政结构，要求张学良下台负责，成为舆情一致的“共识”。 蒋介石原没有料到热河的战事，会出现如此快速变盘的局面，因此在接到大局出现崩溃的急电之后，于三月九日匆匆的北上抵达保定，他立刻会晤了张学良与华北其它军政领袖。张学良自知自己无力指挥全局作战，更无法对于热河的溃败作出交代，只有请辞本兼各职，准备转到上海进行戒毒复健，然后出洋考察。蒋介石立刻接受张学良的辞职，并且指派何应钦负责指挥华北各军，沿长城防线进行抗日作战（这时东北军各部都能识大体，没有因为张学良的离职而搞出花样，这以中国当时的地方军割据状况而言，是几乎绝无仅有的表现）。 武藤信义灵活地运用兵力，十天内就轻取热河之后，立刻决定依照计划扩大战果，以乘机为华北分裂，创造有利条件；他也想要痛击北上增援的中央军，以为日军在上海作战不利，挽回更多的面子。因此武藤规划的作战目标重点，不只在夺取热河，更是要进袭长城防线，特别是要狠狠的教训一下蒋介石的中央军，以打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开始建立的威望与凝聚力。 蒋介石这时在张学良完全的配合下，果断地改组华北守军的战斗序列，由于援救热河已是不可能了，于是想在长城防线，给与日军攻势有效的遏阻，而东北军即成为争取布防时间的前方“炮灰”了。何应钦下令增援的中央军，于西北军宋哲元部、晋军商震部，跟在东北军之后，进驻地形险要的长城关口，正式迎战日军的攻势。 第四军团东北军的万福麟部，从热河南部退到长城防线之后，奉命坚守喜峰口，以待西北军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增援接防。东北军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伤亡极其严重，但给与了宋哲元部一个缓冲的时间。二十九军在三月七日抵达喜峰口阵地，即刻遭到日军的猛攻，于是宋哲元利用喜峰口复杂的地形，大胆抽调兵力，从侧面夜袭日军，这是刚攻占喜峰口高地的日军，根本没有想到的华军作战方式，竟然敢从侧面发动夜袭，而且是用短兵肉搏作战。在近身的肉搏战中，日军优势火力是无从发挥，反而是西北军的大刀比日军的刺刀管用，所以造成日军震撼性的损失，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接着上阵的西北军刘汝明部，也在喜峰口西边的罗文峪防守战中，对日军发动成功的逆袭，造成日军严重的伤亡，因此西北军一时声名大噪（大刀队也被渲染成为中国抗日的无敌利器）。 另外一只东北军王以哲部，则是奉命在古北口挡住日军的攻击，这是日军攻击的主力所在，目标是直扑北平，而与中央军进行决战。抵挡日军前锋的东北军从来就没有面对过如此正规作战的场面，在日军优势的陆、空联合炮火攻击下，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但是仍支撑到让关麟徽二十五师在三月十一日赶到古北口，占领阵地，而与日本第八师团主力接战。双方血战三昼夜，战事之惨烈，前所未见，日军使用陆空联合攻势，特别是其长程巨炮的火力，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造成华军所有的防御阵地几乎完全毁坏，师长关麟徽负伤，全师的伤亡超过一半以上。 日军几度组织敢死队进攻，才压迫伤亡惨重的华军二十五师，退到南天门布防。这时由黄杰的第二师接替迎战，在南天门防线，与日军展开浴血作战，这场作战维持了五天，由于全师伤亡极大，中央军的防线再度被迫南移到新开岭，由刘戡部接防，日军继续猛攻。就这样中央军轮番接战，日军也一再的增补兵力，双方力拼到五月十三日，由于中央军已经伤亡过重，而失去战力，不得不全线撤退，日军的兵锋前缘，就直逼北平近郊的密云附近了。 而正在此时，日军突然在四月二十日主动地从所攻占的滦东地区后撤，这是因为日皇已经关切到关东军“违命”，擅自越过长城进入关内作战的情况。裕仁在十九日接见参谋次长真崎大将，询问有关关东军为何会出现在关内之后，迫使军部急电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命其撤军。武藤当然不敢公然违抗敕令，所以立刻将关东军从滦东调回关外。但是由于板垣征四郎企图策反汉奸，制造华北自治的计划正在进行到紧要关头，因此急电关东军不能撤回关外，否则整个策反计划将会功败垂成。最后武藤只有派遣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赶回东京，争取军部与日皇的同意与谅解，特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作战，已达成收买华北军阀，瓦解国民政府在华北主权的政略目标。 第29章 由于日皇裕仁对于关东军在热河作战的“伟大”胜利，是万分的高兴与满意，因而亲自传谕，嘉奖日军在这次热河作战的英勇表现。裕仁完全忘记了，这是对中国的公然侵略，日本根本没有对中国宣战，也没有任何的事变籍口，就在中国境内大动干戈。同时他也批准了小矶国昭的长城“沿线”弹性用兵方案，因此关东军很快又回到关内，再度对平、津形成包围。 不过华军在长城防线的浴血作战，的确惊动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连一向袒护日本的英国，都已抗议日军进入关内，已经影响到英国在滦东的煤矿利益；美国更是一再知会日本，日军行动已经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军部更为担心的是，假如战火继续向南延伸，关东军将会受到苏联背后攻击的危机，因此日本参谋本部在五月十八日，下达了“华北行动纲领”，要求关东军要在六月底之前，必须结束在关内的军事行动，以抽调足够兵力，应付苏联的军事压力，并且继续扫荡东北义勇军。 所以关东军在确定板垣制造华北“自治”的工作，迟迟没有具体的果效之后，也就同意与国民政府的代表黄郛协商，最后由交战的前线军队指挥官，签订撤军的“塘沽协议”，日本取得控制滦东，与栽培汉奸政权的利益，中国则是勉强地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第十一章、热河与长城之战的检讨 热河与长城之战，可以说是日本连籍口都懒得制造一个，就明目张胆的占领中国的领土的公然侵略行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明知无力在战场上御敌，但是必须展现抵抗的决心，以维系民心士气，同时希望要日本付出一些侵略的代价。虽然中日双方在热河的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无意与无力，就此展开全面的战争，所以热河的作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局部作战。 11.1中国军队首度联合抗日 热河与长城之战，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继甲午战争之后，一场比较接近正式的决战，这场作战清楚地证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军力的差距，比甲午战争之时还要更大。虽然中国军队的作战表现，相当的英勇，但是却不能改变中国战力严重落后日军的事实。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他正陷在危亡的历史危机之中，根本没有国家化与现代化的军队，可以对内统一国家，当然就更没有力量对外可以抵御外侮。造成中国军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分裂、内战不休、国民缺乏国家的认同，使得中国没有办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工业体制，来支持一支可以捍卫领土与主权的军队，以对抗日本这种现代化国际级强权的侵略。这不是当时任何一个军队或是政治的领导人，单凭其个人的决断与能力，就可以改变的情况。 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部队，包括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以及晋军，在长城进行对日作战，是第一次各路军系的联合军事行动。而这些参战的中国部队，无论从作战训练、编制、装备、指挥系统，都是各自为政的架构，加上彼此之间仍心存猜忌，更难发挥整体作战的效果。虽然参战的中国军队，在日军绝对优势、现代化火力的猛烈攻势之下，个别作战的确是相当的英勇，同时也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却难以产生理想的战果。 因此，长城抗日作战失败之后，中国的各个阶层，开始对于中日的历史决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中国必须要设法尽量的争取时间，结束内部的分裂与消耗，以推动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建设，这样才能建立一支能够保家卫国的军队，否则中国迟早会被日本所鲸吞与蚕食而灭亡的。 11.2中国全方位落后是作战失败的原因 若从战争的现场与过程而言，日军表现的战斗能力是相当的杰出，关东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与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应该是居首功，因为他们指挥日军的热河攻击作战中，表现出决断的胆识与充分谋略。关东军只运用有限的兵力（两个师团加两旅团），却能充分地发挥灵活与集中的战术运用，再配合使用策反中国军阀部队投靠的政略，以及首次使用飞机与强大炮火的第 协同作战，使得日军能够在十天之内，就闪电般的顺利攻占了热河全境。虽然日军在继续攻击长城防线的作战中，遭受到华军猛烈的抵抗，但是日军仍然充分地掌握战场的主动，并给与中国军队相当严重的打击。 而中国方面，张学良之所以无法在事先调动各军迎战，是由于当时他已失东北根据地与大量的军政资源，国民政府里的汪派又只给压力，却没有实质的助力；他所统领的华北各军，原本有着彼此对立的心结问题，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化解，因此对造成各部队对张学良的指挥，处处制肘与防范，也就影响到张学良的战略企图心不足。张学良身体的状况也因为毒瘾的伤害，更无法应付作战沉重的压力。 然而就全盘大局的失利而言，又很难完全怪罪给张学良的失策。因为这是中国自从清朝与外国军队作战以来，第一次的各地方部队协同作战[1]，仅仅在两年多前，这些部队还是彼此相互厮杀的“敌人”。当时面临日军攻势的张学良，既无足够的威望与能力应敌（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只是一个地方军阀的继承人），更缺必须的后勤支持能力，因此他还能够压住华北各军应战，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等到战局大幅的逆转之后，张学良竟然能够因为一句话，就自动地卸下兵权，东北军也没有因此出现哗变或是拒战的情况，更是自从清朝末年以来，拥兵自重者近乎不可能的表现。 不过热河与长城之战事前的中国舆情反应，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国力与军力的情形了解过少，因此对于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表现给与过于严苛的批评，舆论把东北军骂成“不抵抗部队”，“一战就败”，而把西北军的喜峰口之战，捧为国之干城。热河抗日作战的失败，对于浮夸的舆论与不切实际的人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北平的“学者专家们”，这才开始深切的了解到，中、日国力的差异，有着整个民族全方位的历史问题。日本不是由一天而强盛，中国不是因一人而落败。 其实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问题，不敢真正面对失败的原因，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东北军）泄愤，以减少每一个国民其实都应负起的历史责任；而同时对西北军的喜峰口逆袭战果，作出过度的宣扬2，以证明是东北军太差，而非中国军力的不行。事实上，当时东北军一样地在明知无法战胜的状况下，对日军攻势进行浴血作战，只是因为张学良下野，政府与舆论又要找东北军当成替罪羔羊，因此缺少公正的报道，而其实西北军一样有其脆弱的一面[3]。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无法亲自率军北上指挥压阵的原因，是因为国民政府在江西刚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同时汪精卫在热河作战之前，曾经亲访广州，当时广州政府领导人邹鲁就明白表示，假如蒋介石调兵北防热河，广州方面不但不会协助或保持中立，而是会出兵攻击南京。中共在江西、安徽、湖北等各地苏区的部队，更是从中牵制了国民政府军队的移动。当时的国民政府，无论是派晋军、西北军或是东北军的其它将领，都更加难以指挥中国的部队进行热河保卫战，甚至就连蒋介石亲率中央军与日本作战，结果恐怕也是好不到那去。因为实情是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将领与部队，能够抵挡武藤信义所指挥的关东军的攻势。 11.3人心向背是战争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中国军队在一二八事变的上海，可以打得如此轰轰烈烈，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可以困扰无敌的关东军，而华军在热河与长城之战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呢？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关键在于民心士气的支持。因为当时无论是在上海还是东北，人民都是热烈支持华军抗敌作战的，因此中国军队可以在人民的支持下，越战越勇而有超水准的表现。但在热河的状况刚好相反，当地的人民根本是利用机会反抗军阀“汤老虎”部队的虐政，因此华军在没有得到人民主动支持的环境下，张学良无法派遣缺乏国家意识，以及没有足够后勤的地方军队，事先进驻热河。在作战时，缺乏人民支持的部队，其战斗表现，必然会在水准之下。 而日军的训练、编组以及武器装备，在接近三十年来的重点配置，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准备，因此比较不知如何应付城镇的攻坚与巷战，也不知如何面对人民起义的游击作战。日军在上海与东北地区的作战，既有轻敌的问题，又需要时间调整适应，因此日军的作战表现也就在水准之下。但是日军在热河之战，刚好得到日军最为优秀的将领指挥，又可以充分发挥野战的能力，加上策反工作非常的成功，热河民团又有响应日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关东军在热河的作战，当然是得心应手、大有表现。 在热河保卫战之前，当时中国的舆论界，一天到晚地把政客与“报纸军事专家”的谬见，大量地加以渲染与散播这些见解，把一二八事变的中国军队能够暂时的守住阵地，当成日军战力其实不足为惧的证明，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风起云涌反击，当成关东军战力不过尔尔的事实，舆情当然就会期待中国军队在热河再有杰出的表现，事实上，这些舆论可以说是爱国热情有余，但是对于事实了解缺乏，只会影响到整个战略的布局，更造成了引爆政潮的燃料库。 第30章 11.4日军掌握作战的优势 当然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军进兵热河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攻占热河，痛击华军，以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并且扩大华北分裂的局势。但是中国军队的战略目标则并不清楚，张学良先是期望热河能够成为中日两国的一个缓冲，以尽量的拖延双方冲突的时间，减少东北军的伤亡，蒋介石则是把热河的保卫战，当成一场维护政局安定的牺牲打，作战目标不在保住热河（因为根本也保不住），更不是就此进行中日全面的战争，而是要给国人一个抵抗的交代，以安抚民心，同时能让日军多付出一些侵略的代价，而稍知收敛。 而关东军在武藤信义指挥下，犹如脱胎换骨般地发挥高超水准的战力，一扫过去受困于东北义勇军的形象，也是出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武藤信义只以两个师团加两个混成旅团的部队，就敢大胆地发动热河之战，造成中国部队几乎措手不及的应战。中国方面则是由于军力的调度，特别是后勤支持，有着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对于进驻塞北寒荒的热河作战，本来就是有些应付舆论压力的消极作战。当时张学良真正的主力作战部署意图，不在热河而是在长城沿线抗敌，以确保河北平津，热河反而成为陪衬的作战，只要能有抵抗的表现就好。不料热河作战的表现过于差劲，造成华北人心与军心的全面浮动，蒋介石只有在仓促之间北上，张学良负责请辞，蒋临时重新布局，在长城沿线与日军作战。 虽然当时各军在长城的作战，特别是中央军防守古北口到南天门的血战，几乎是以全师牺牲为代价，西北军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甚至出现成功的逆袭，而东北军王以哲部、何柱国部与晋军商震部、傅作义部，在滦东也都有相当英勇的抗敌牺牲，但是当时中国部队，根本对于现代新式的火力所知有限，在长城地区坚硬地形难以临时构建有效的防御工事，而日军使用空军与重炮的优势火力，造成中国守军阵地几乎全毁，也就无法成功地对抗日军的攻势。不过这系列的战斗，证明了中国军队的确敢于牺牲，不再是一支望敌溃散的“太监军”了[4]。 11.5华军作战需要大幅改进 不过就作战指挥而言，当时何应钦与杨杰的长城防御作战战略，实在是过于的被动与呆板，只是强调各军死守险要阵地，而与日军进行浴血作战，来展现中国军队流血与牺牲的精神，却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协同作战的功能，更没有运用主动反击的战术，打击日军极其脆弱的后方与补给线，实在是相当的失算。 事实上，当时在长城防线的中国军队，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动防御，一方面以部分军队，依据地形险要布阵防守，但是应抽调更多的兵力，采取精锐编组，在长城沿线一些日军兵力薄弱的地带，主动地越过长城，利用复杂的地形，深入日军的北侧反击敌军，甚至可以远征日军补给集中的后方据点，进行大胆的敌后攻击与破坏，与包围日军的后方据点，而造成日军首尾受敌的压力（因为当时日军在热河后方的兵力的确不足，军力几乎全都调到长城正面攻击华军了），而不是让各军完全以被动的防御，等待日军强烈火力来逐一击破。 当然要实施这种机动防御，是需要有更好的部队协调，以及更为宽裕、可资调动的兵力，同时也需要指挥官有足够的企图心、决策的胆识与能力。这不但是当时何应钦与杨杰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中国军队直到武汉会战后期，才开始懂得运用这种战术，在三次的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才真正灵活的使用这种战术。 11.6长城作战对日本侵华策略的影响 日军在赢得热河与长城之战的胜利之后，当然成功的截断了中国支持东北义勇军的联结通路，使得义勇军在热河失守之后的短期间之内，因为进一步的失去支持，大部分的部队被日军消灭，一部分则是退到苏联的境内，不过仍然有少部分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以游击战的方式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义勇军自动自发的英勇作战精神，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中，一个唤醒了民族精神的历史事迹。东北义勇军的精神所兴起的一股抗日的共识，开始成为凝聚中国统一与新生的力量，终于成为中国走出几世纪迷失的历史动力。 日军占领热河后，不但完成日本对于拱卫满洲国的战略，同时也为推动“蒙古国”，找到一个理想的桥头堡，这时日本的侵略野心，简直已经到达沸腾的地步。日军既已穿过长城，兵临平津，就进一步的积极制造事端，煽动军阀与汉奸政客，以推动设立“华北国”。日本终极的战略目标，就是分裂中国，然后加以宰割。 不过，中国军队在热河与长城的作战与牺牲，多少让日军觉得，要想再演出类似九一八事变那种近乎无抵抗的占领中国事件，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必须设法策动与扩大中国内部的分裂，然后再加以介入与利用，它才能顺利的“征服”中国。所以日本在热河长城作战后，暂时停止全面的武装侵略，对华开始采用武力压迫之下的政略行动，准备一块块地肢解中国。首先上场的就是“蒙古国”的建立，以及“华北五省的自治”的推动。枪声未息，谈判上的压力就已上阵。 事实上，日本在谈判桌上的强横态度，绝对不减于在战场上的残忍手法，不过中国只有见招拆招，国民政府多数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政策，用尽一切力量与日本周旋，才勉强换到了四年的准备时间（1933-1937）。而当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开始凝聚抗日的共识，以及有了一些建设与军事的成果之后，就决定提前发动对中国全面的侵略。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由于日军迅速地攻占热河，同时击溃华军的长城防线，日本的大军就直接兵临平、津重镇，日军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华北与内蒙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战略威胁。不过日本政府与日军也开始明白，日军任何进一步的军事侵略，是必然会遭到中国的浴血反抗，中国不会像甲午战争的时代，打了败仗就准备割地赔款。纵使中国军民的血肉长城，一时之间仍然无法阻挡日军的侵略，不过却足以让日军付出可观的代价，日本若是要想以继续动武的方式，来侵略与占领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超过当时日本所能负担的。何况日本还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以及国际强权的反弹，所以日军无意恋战，反而希望先见好就收。 12.1中、日在战略对抗上的比较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情绪虽然因为侵略中国而上扬，但是还不足以让人民支持全国立刻成为“全民皆兵”的地步，特别是扩大与中国的战争，日本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更非当时经济低迷的日本所能承受。日本极缺作战的重要物资如石油、钢铁、橡胶等资源，所以日本政府认为，它需要时间来培养更为狂热的军国主义，日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已占领的中国领土，转化中国的资源成为日本的国力。加上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准备独占中国的利益，出现相当的不满与压力，所以日本不愿在长城作战之后，全面的乘胜追击，而是希望将最终征服中国的战略，暂时的从战场移到谈判桌上。 当时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和战交替互用的方式，逐步蚕食中国，最终能全面的屈服她的抗日意志，让一个分裂的中国，接受日本的纵与支配，而使中国的资源，成为支持日帝国称霸世界的基础。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要侵略中国，但它却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认为只有步步进逼，逐渐分割与蚕食她，才是上策。 不过中国在热河长城作战之后，出现另外一波民族主义觉醒的意识，西北军大刀队的搏斗（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拼斗），虽然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抵抗热血，却不能真正的打败日军的攻势。同样的，天险长城加血肉长城，也不能阻挡日本军队对于中国的侵略。但是中国人的这些鲜血与牺牲，并没有白白的浪费，一个凝聚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幼苗，正在中国人抗日的血泪的灌溉之下，迅速地成长，曾是老大陈腐、分裂内讧的中国，开始在日本连串的侵略之下，出现了团结与转变。 当时，中国无法战败日本的基本原因，还不只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足，也不是中国军队不够勇敢拼斗，而是更基本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中国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人民、政府、工业与军队，因此她在总体的国力上，根本就不足以击败日本的强大优势，军队在战场上抗日的失利，只是中国全盘落后、加上内战、分裂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开始逐渐知道危机的所在了。 中、日战争是一场历史性的民族战争，其胜败的关键在于总体国力的强弱，中国若继续陷在分裂与落后的状况之中，她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对抗日本的侵略，中国若是立刻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亡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与其它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古文明民族不同的是，中国不愿接受亡国的欺凌，中国人不肯成为亡国奴！因此中国就必须尽一切的力量争取时间，以完成团结与建设。 任何国家要想现代化，绝对不是一日可以完成的，中国若要复兴与现代化，当然也是如此：她幅员庞大、人口众多，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凝聚共识，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发展。 第31章 现代化的战争要有现代化的人民、社会、组织、经济与工业，才能组成现代化的军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实力来对抗日本的侵略。 而中国要有这些现代化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至少要有几十年的时间培养与发展，才能看到具体的成效。但是在日本疯狂的进逼下，中国被迫即使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也要开始反抗了。所以日本的决策者知道，绝对不能给中国足够的时间来复兴国家与救亡图存，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决战胜负，就决定在时间的竞争上。 12.2日本企图建立汉奸政权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年初，武藤信义率兵进军热河的重点并不只在征服热河而已，而更是直指华北，目的是要给中国人民一个“无法对抗日本”的事实打击[1]。日本特别希望能够击溃国民政府之中央军，以离间华北的各个地方部队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武藤认为让中国遭到前所未有之丧师辱国的惨败、打垮中国的抵抗意志，这样才可以屈服华北，同时进而造成华中与华南的分裂。 因此当武藤信义调动关东军准备进军热河的同时，日本的“中国通”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立刻奉命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坂垣的计划是，利用中国部队作战失利所引起的社会与人心动乱的当头，来利诱军阀与政客，他曾经企图利用段祺瑞、孙传芳与吴佩孚，但是都不得要领。（这真是大大的出乎板垣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怎么会有官不做？）板垣只有跟张敬尧与孙殿英等“三流”军阀联系，并且透过他们与东北军将领张作相，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都有所接触。板垣希望能够离间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然后在华军的战线崩溃之时，由他们趁乱出兵反蒋，造成“华北独立”政府，届时再运动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来响应就更有可能了。但是这次任凭板垣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真正的策反这些原先与蒋介石有仇的军队，来公然的反叛国民政府。而担任居中联络的汉奸张敬尧，又被爱国志士所刺杀，因此板垣所有的策反计划全都落空，使得关东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失去了政略上的作用。 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破坏了各国在华利益的均衡，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反弹。日本既不能一口就并吞中国，政略离间以瓦解中国又没有达成，因此只有设法与中国停战，以集中力量消化所占领的东北四省。日本军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应急方案”，要求关东军在六月底之前，要与中国方面达成停战，然后撤军回到长城以北地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汪精卫在张学良下野之后，重新复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因为热河之战输得太惨，自己无法兑现抵抗到底的宣言，只有请假出国，进行广泛的外交联系活动。蒋、汪二人对于当前的局势，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可以有条件的暂时接受屈辱，而尽量设法保全华北，以图国家的建设与抗战的准备。 12.3黄郛设法收拾残局 不过问题是，国民政府方面当时并不知道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决定在华北停战。国民政府眼见日军突破了长城防线，兵临平、津，而蒋介石却正处在无兵可调与无财可用的窘境。蒋、汪只有设法请出与日本关系良好，也是同盟会时代的革命老同志黄郛，让他设法与日本人谈判折冲。由于黄郛是留日学人，精通日语与了解日本的文化与国情，曾在同盟会时代，热心参与革命，后来在北洋政府任过要职，并且与蒋介石结为金兰，是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要私人顾问，而他与日本当时的军政方面负责人，也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黄郛虽然已经退出政坛多年，但在国家陷入危亡震撼之际，蒋介石又动之以金兰情，恳请他念在苍生而出山，他只好出面收拾华北的局势。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在少壮派军人的主控之下，气焰之狂妄，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会议桌上屈膝受辱而已（其实连日本政府官员，也不敢惹这些少壮派军人）。而当时中国的民气又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的罪行，因此官员在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当时黄郛实在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勉强同意蒋介石的请托而出面收拾华北残局。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国民政府宣布，由黄郛出任北平政务处理委员会主任，统领华北的军政全局，负责与日本进行交涉。 日本策反华北军阀运动失败之后，如今由于黄郛的复出，日方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日本想先给黄郛几个交涉成功的机会，以巩固他的地位与影响力，然后再以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软硬兼施的拉黄郛入伙，使他成为日本分裂华北的汉奸领袖。所以日本就主动透露欢迎与黄郛进行停战交涉的意愿。黄郛是先在上海与日军代表根本博进行接触，得知日军有意在华北停战，他才决定北上，收拾残局。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部队在热河与长城作战的失败，同时动摇了政府脆弱的财政基础，由于银行团担心大局急转直下的全面恶化，因此不肯购买政府债卷，而在宋子文于四月中出国之后，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全靠黄郛利用他与银行团的关系，先设法为国民政府先借到两个月的周转金，否则军队与公教人员又领不到粮饷了。银行团是希望天津海关的关税收入，做为政府还款的担保[2]，因此黄郛的任务，不但是收拾华北残局，更是要保存平津，以稳住国民政府的财政信用。 但是谈判就要开始时，日军却决定利用机会，先给黄郛一个下马威，以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城下之盟，因此日皇裕仁批准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的作战计划，武藤信义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在五月六日，下令原先后撤的日军，再度的越过长城的关口，猛攻在滦东的华军。 华军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退而复返，更没有想到在谈判即将开始时，日军会加强攻击，加上华军已经力竭而不堪再战，因此滦东阵地连续失守，日军席卷滦东各个军事重镇。五月二十一日，日军兵锋前缘突破香河，直逼北平外围的通州，炮声响彻北平全城，溃兵与难民接近失控状态，而在北平坐镇指挥军事的何应钦，已经下令将指挥部撤离北平，准备南下良乡与保定。一时之间，平津的沦陷，几乎是迫在眼前的事实了。 12.4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 黄郛在这种危机关头，冒死匆匆地赶到北平（沿路还有“爱国志士”准备刺杀他），这时北平已经是处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危机状况，黄郛在北平弃城前夕，设法再作最后的努力，与日本军方代表永津佐比重进行私下的接触。其实当时日皇的军令是，不准关东军攻占北平与天津，因此日军兵临城下，只是谈判的手法而已，但是黄郛与国民政府却根本不知道这个状况，只知在日军的包围下，平津已经危在旦夕，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城，必须设法立刻接受日军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否则华北即将沦陷，中国的政局也将面临瓦解的危机。 而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武官永津中佐，早已经奉命要在六月底之前，与中国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因此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突然派人与黄郛进行接触与谈判，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要求黄郛立刻承诺，黄郛在考量挽回大局的情况下，只有急电蒋介石，要求中央决断是否接受。这时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特别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中大家都认为，只要能够暂时保全平津，必须接受日本的条件，因此立刻致电黄郛，表示除了涉及东北四省的主权之外，其它全都可由黄郛全权作主决定，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蒋、汪二人绝对会为协定的内容，共同负起历史责任（这是黄郛最为关切的重点之一，他不愿意成为所谓“外交卖国”的千古罪人）。 这样黄郛设法与日本少壮派军方代表周旋，用尽人际关系的运作，勉强与日军达成了停战协定纲要，而实际的条约内容，则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交由中日双方军队的指定代表，在塘沽签署生效，这就是所谓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要求，将中国领土滦东地区，划为中日停战地区，允许日军掌控长城各个战略关口，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停战区，但是允许日本实际遥控滦东战略地区[3]，与取缔所有的排日组织与行动。为了减少中国舆论的这个地区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宋代“燕云十六州”的东南部，日军有效地控制此一地区，中国在黄河以北，几乎就无险可守了。反弹，中日双方并未完全的公布协议内容，以及进一步退让的口头承诺。日军在谈判桌上，即获大胜，对平津的包围与攻击才告停止。 12.5黄郛力撑大局的困境 在华北局势的兵荒马乱之际，黄郛运用个人关系的运作，与日方谈判而稳住了濒临溃散的华北局势。日本之所以会突然与黄郛达成停战协定，其实是它的两面策略，一方面避免日军全面地陷入中国战场，一方面是设下圈套，先给黄郛交涉成功的机会，然后设法逼他逐渐地接受日本的政治计划而领导华北自治运动。但是黄郛坚决不肯就范，而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日本则是不断地利用机会，制造事端，给黄郛带来没完没了的压力。 第32章 而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渠、阎锡山等军政实力人物，原本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有着旧仇，对于未来也有自己的打算与立场，所以并不是完全的认同与支持国民政府。因此他们在日本的压力与利诱之下，经常有游走中、日之间的政治举动，这对于无兵无财的黄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福建爆发了闽变，十九路军宣布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华北的局势立刻受到了影响。 当时华北的日军，认为闽变造成了蒋介石南北无法兼顾的窘境，所以日军立刻籍机加强压力，推动华北自治；韩复渠等人更是热中“联省自救”，并且与广州的分裂政府进行接触与唱和，他们强力要求黄郛宣布华北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但是被黄郛巧妙的以政治手腕拖延了下来，同时蒋介石以迅速的军事手段，敉平闽变，因此才没有进一步的造成中国再一次的分裂。 但是黄郛以一个文人，本身没有军队支持，又处在这种内外困难交错的状况之下，其个人的名誉与家人的安全，更是经常地受到所谓“爱国志士”的羞辱、威胁与攻击。他在不堪日本人一再的威逼之下，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因为身心俱疲而完全退出政坛。黄郛成功地靠着个人的外交手腕，先将华北政局稳定下来，再设法与日人周旋，完成沦陷的东北与中国的各种民间之交流协定，更为中国抗日的大战略布局，争取到将近两年宝贵的准备时间。。 这里节录几段当时黄郛与蒋介石之间的电报，从电文中就可以知道，当时处理日本侵略华北局势之艰难，而在谈判桌上的折冲，甚至比战场上的火并，还要惨烈[4]。 五月二十二日，黄郛在北平准备弃守前夕，向蒋介石报告的电文： “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昨晚敬之兄（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进行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则前在沪所商定之六百万，事实上又成空话，（此为黄郛出面，与银行团商借国民政府的紧急周转金），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随军事机关转达，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 五月二十三日，黄郛在最后关头与日方代表进行私人接触，经过彻夜的谈判，终于日本达成停战草案之后，向蒋介石报告的另一电文： “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尤不堪闻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黄郛）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精卫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东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定’。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为最后之努力，事机迫切，闲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至为惶恐。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加意审慎，当不致大受指摘。然兄（黄郛）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蒋介石）亦必能想象也。” 就历史而言，签署塘沽协定，是暂时稳住了华北濒于崩溃的局势，使得中央政府有时间进行安内与全面抗日之部署，但这个协定也给与日本公然侵略华北一个法理与地缘的根据。而有心反对蒋介石的各个格局政治势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罪证”。塘沽协定固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有哪个批评者能够站出来，告诉我们，在当时中国有什么实力来拒绝签约？而中国又凭什么能与日本决战？ 由于汪精卫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更是直接负起与日本交涉退让的责任，因此后来从闽变的爆发，到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刺杀汪精卫事件，都是塘沽协定的后遗症。然而处在当时的局势，谁又能为国家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呢？真真是“恨”中国到了这个地步，许多的政客与军阀还不知奋斗与团结[5]。 第十三章、谈判桌上的折冲对抗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当中日两军在长城沿线火并之际，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展开全球外交的政略攻势，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周游欧美各国，寻求列强的支持合作与谅解。这时候的欧美列强，对于日本近乎穷凶恶极的侵略中国，破坏各国在华的门户开放利益，已有所不满，加上中国的浴血抵抗日军侵略，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一些惊讶与敬佩，因此对华开始愿意伸出一些援手。 其实欧美各国已经担心，假如继续放任日本侵略中国，终有一天会使得日本独霸东亚，而妨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对于宋子文的到访，都给与相当礼遇的接待。宋子文成功地取得美国的棉、麦贷款五千万美元，以及英国退回庚子赔款四百七十万镑，协助中国修建粤汉铁路，以连接华南与华中的交通。国联也开始派遣一些经济、科技与农业的专家来到中国，协助中国进行工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复兴与现代化，就此开始露出一线曙光。 13.1日本天羽声明的蛮横立场 不但如此，就连德国、意大利也愿意提供军事顾问、出售飞机以及武器、装备给中国，以协助中国提升战力，甚至连苏联也开始与国民政府进行军事互访。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对于日本对华的不断侵略，都有相当的反感，对于中国的发展也开始有些认识，当时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落后、封闭与濒于瓦解的国家，而是一个极力挣扎奋斗、追求进步与现代化的国家。同时各国对于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浴血作战表现，也从口头的同情，逐步发展到外交的支持与间接的军、经协助。 中国的奋励图强，以及国际社会这种对她认同与友善的态度，使得她在国力与军力上，开始快速的提升，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它意识到这是中国的“以夷制夷”之策，企图引进国际社会的力量，来抵消日本的独霸中国企图。因此日本立刻展现霸权的蛮横嘴脸，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承外相广田弘毅的命令，悍然的发表干涉中国主权的“天羽声明”。 天羽声明中明白的指出，日本对中国有特殊的关系，同时维护东亚的秩序与和平，乃是日本的使命，因此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来往，绝对不能影响日本在中国的支配性利益，否则日本政府有权加以抵制与反击；各国若是给予中国军、经援助与借款，日本政府必定加以反对。日本政府的这个声明，根本就是把中国当成其保护国看待。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法理基础，纯粹显示出日本强横霸道的野心，等于毫无法理原则的宣布“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公然要求国际社会同意，任由日本来宰割中国。 天羽声明可以说是完全地违背国际的外交惯例与立场，展现出日本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强横作风，根本就把中国当成它的保护国看待。国民政府当然对此事件发表严厉的反驳。中国国民政府理直气壮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拥有与世界任何国家平等互惠来往的权利，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干涉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更是在江西前线，对军队发表演说，采取更为有力的回应，蒋介石誓在十年之内，击败日本，不但收复东北，还要包括台湾。 日本的天羽声明，同样的激起国际社会更多的不满与反弹，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既非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当然有权与任何一个国家进行交往，日本绝对无权独占中国的利益。面对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为，开始采取更为明显的对抗态度。 日本在发表天羽声明之后，立刻对于华北的各个军政势力，进行威胁利诱的工作。无论是河北的于学忠，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察哈尔的宋哲元，都先后受到日本极大压力。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季，华北大有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之危机。这时候，黄郛以华北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在各种议题之中，成功的与日本周旋，缓和日本种种的挑衅，并且疏导华北各个地方山头的分离力量。由于黄郛手上并无一兵一卒的直接军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化解矛盾，与为中国争取宝贵的时间。 13.2最后关头的抵抗心声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经过五次的动用兵力，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完成对与江西南部以及长江中游地带共产党苏区的攻战，接着中央军尾随红军的“长征”，而正式进入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这是自从民初袁世凯时代以来，中央政府的军力首次进入大西南的腹地，这也是蒋介石的抗日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基地所在。蒋既然在军事与政治上，有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当然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更为接近一个中央政府的规模，也就更有实力来控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对抗日本侵略的压力了。 因此虽然日本在华北，积极的推动分离运动，但是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非吴下阿盟的衰弱状况了。因此蒋介石在十月中旬，亲自飞往华北各省，主动与华北各个地方势力的领袖会晤，并且特别派遣参谋次长熊斌，携带中央的抗日战略计划，告知华北各军的领袖们，中央绝对有抗日的决心与计划。 第33章 幸而在此时，山西的阎锡山，立场表现得相当坚定，在他强力支持中央的立场下，配合国民政府的实力增加，终于稳住了华北的局势。 接着南京中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于南京召开国民党的五全大会，进一步邀请华北与华南的地方势力领袖参加。国民政府展现了新的军政团结势力，大会相当成功统和了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抗日意见，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大会上，代表国民党的中央，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对日政策演说。 蒋介石在演说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假如中国真的被日本逼到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中国绝对会不惜代价抵抗到底。这是自从清朝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公开与最为正式的表达了中国在必要时，会对日本毫无止境的侵略，进行作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使得中国动摇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开始出现了凝聚的力量。蒋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与欺凌，真的要逼中国忍无可忍，中国人会在最后关头到临之时，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与日本人进行历史决战。 事实上，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作风，在国际社会中已经面临遭到孤立的危机，同时日本更加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步步的侵略，迟早会引起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的先片面废除华盛顿公约的海军造舰限制，以及积极地在东北与内蒙建立战略腹地，都是准备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布署。日本对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华北分离运动，接近功败垂成，感到万分的恼火，于是决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采取怀柔的姿态，减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弹，一方面决定由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出面，以军事力量的恫吓，来推动华北自治方案，先将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与中央分离，在推动华北山头的自治与独立。 这时候，日本人确定黄郛无意接受日本的操纵，因此日本人决定与他摊牌，而黄郛则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以养病为由，离开北平任所，之后就拒绝回任，只留下何应钦在北平，通协华北各个地方的力量，而与日军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对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一系列的和缓外交，使得中日之间，一时出现了罕见的对话与接触，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和战的两面手法运用而已。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广田竟然公开的指出，日本今后将不会再以武力威胁中国了。二月一日，蒋介石则透过属下的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全面的检讨中日之间的问题、歧异，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在最后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相互的谅解与合作，日方相当重视这篇文章所代表的立场，外表的反应是相当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进一步的颁布“敦睦中日邦交”命令，压制中国境内各种民间的排日组织与活动。日本外相广田更在三月一日，发表演说，愿意与国民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决定提升双方的外交来往等级，建立大使级的关系，并且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谈判任务。这些的外交活动，在表面上，给中日之间带来和缓的气氛，事实上，日本并未停止或是减缓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13.3何梅承诺与秦土协定 正当中、日藉着外交管道，开始协商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与危机之时，日本政府同时通过了军部在华北进行军事恫吓的政策，并决定同时在河北与察哈尔动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负责在河北寻衅，关东军则负责在察哈尔制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于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杀事件，对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的通牒，日本称这个事件为“河北事件”[1]。日本驻屯军竟然无理的指出，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日军提出了干涉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要撤换河北生长于学忠以及其它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治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脱离国民政府的军政管辖，而达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驻屯军少壮派军官的这项行动，当然得到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的支持，在交涉期间，不但天津的驻屯军举行军事演习的示威，关东军也动员了三军的部队，在渤海与山海关一带进行演习，一时之间，大有不惜对华北动武的架势，日本好象完全地忘记了日本政府不对中国实施武力威胁的“最新保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在面对如此重大压力之下，既然了解中央无法在此时与日本进行决裂的作战对抗，只有建议国民政府对日方压力进行让步。六月十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何应钦在当天下午通知高桥，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要求，将完全的照办。 不过蒋介石指示何应钦，不能以文字协定而留下记录（这会产生国内更大的政争），只能在口头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在六月十一日以简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华北军政当局同意日本的各项要求，不料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却擅作主张，竟然自己拟定了文件，加上更多的无理要求，称之为“觉书”，由高桥带给何应钦，要求何签字盖章。这个做法当然遭到何应钦的拒绝，何并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同意他拒签的立场。何应钦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继续的施压，于十三日离开北平南下，国民政府则动员部队在河南与陇海线待命。 此时中日在华北的关系，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过由于东京的军部，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于日本只以军事威胁的姿态，就能迫使中国在河北作出如此的让步，感到满意，因此下令见好就收，不得再借题发挥。梅津于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声明，宣称“河北事件”结束。日方称中国对日本要求的让步为“何梅协定”。不过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协定的文件，只有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口头承诺2。 正当日本驻屯军刚在河北“压何”得逞之际，关东军则在六月十一日，借口在察哈尔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守军，检查日军人员证件而发生冲突，又采取军事的高压的恫吓，要求驻扎在察哈尔地区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日军谢罪道歉，同时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察哈尔长城以北地区，日方将此事件称为“张北事件”。此时日本突然“又”决定，此一地区的大部分面积“应是”满洲国的领土，同时日本准备支持蒙古人在这个地区搞独立，所以急于占领这个地区。在日本关东军以军事威胁的高压下，国民政府最后也只有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将察哈尔省长宋哲元调到河北接替东北军，并且由宋哲元的部属秦德纯出面，与关东军旅团长的土肥原贤二，在六月二十七日，签下所谓的“秦土协定”：中国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尔大部分地区的西北军，以及关闭国民政府在当地的党政机构，也就是等于把察哈尔北部让给日本来导演“蒙古国”的发展。 日本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利用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对华北发动军事威胁，一举的得到了“何梅（口头承诺）协定”与“秦土协定”。这样在何梅承诺中，日本强迫中央与东北军的力量退出河北省，以方便河北与国民政府分离。在秦土协定中，日本等于控制了长城以北内蒙地区，以利制造蒙古国的登场。这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把驻在察哈尔的西北军调进河北接防东北军，把晋军的傅作义部，调往绥远地区，在内蒙的军政重镇百灵庙，进行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 接着日本冈田启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利用日本在河北与察哈尔对中国交涉的“成就”，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方针： 一、是由外、海、陆三省联席拟定的“对支政策”，内容包括了外相广田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中日亲善，也就是中国停止排日，不得与其它国家结盟。二、中日满经济合作，要求中国给与日本在中国各种的经济发展特权。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为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的重要借口。这个“广田三原则”，就成为日本对中国外交侵略的方针。 二、就是由陆相川岛义一所提出的“鼓励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驻华的关东军与驻屯军，充分利用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作为基础，全力推动华北五省自治，以彻底消除华北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向心力。 这时日军对于河北的分离，几乎已经是志在必得，在中央军领导人何应钦离北平南下，中央军与东北军也相继的依照何梅承诺撤离河北，河北就出现力量真空状态，日本当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对刚接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施加压力，希望宋哲元能够同意日本人的政治设计，宣布河北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 第34章 宋哲元面对日方的强大压力之下，实在是难以应付（当时土土肥原几乎每天几次的找宋哲元施压），宋只有一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要求南京赶快派出军政大员，北上处理日方的压力，否则他与二十九军将难以独立承担河北的局面。一时之间，宋哲元可能在日本压力下，宣布河北独立自治的谣言，已经成为日本每天预报的政治新闻。 13.4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缓冲组织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感到河北的事态非常的严重，国民政府在几经商量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派遣何应钦再度北上，与日本方面周旋，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撤销军委会北平军分会的组织，以减低日本的压力，同时授权何应钦全权处理与日本的交涉，并且同意由宋哲元出任河北的军政负责人。 何应钦实在是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但是在国民政府无人可派的状况下，只有再度勉强上任。正当此时，日本方面又重施故伎的动员关东军与驻屯军，在长城沿线进行扩大军事演习，摆出一幅逼宫架势，同时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再度出马，对宋哲元等人，一再的进行游说，并且摆出高压，迫使宋哲元不得不发表华北自治的意见，使得华北再一次面临分离的危机。 幸而此时何应钦赶到北平，宋哲元则以生病为由，把与日本交涉的重任，推给了何，土肥原眼见暂时无法逼宋哲元就范，只有拉拢殷汝耕等汉奸政客，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划为停战地区的冀东地区，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河北局部“自治”的第一步。这是日本在关内地区所导演与掌控的第一个汉奸傀儡组织，并作为日本建立华北国的地区试点。 重返北平的何应钦面对这种状况，在与西北军将领和地方军政领袖反复协商之后，终于决定创设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特殊组织，来统领河北与察哈尔的军政事务，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取法国民党两广派与南京分裂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名称与架构，以敷衍日本要求河北分离的压力。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运作上，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由宋哲元出任委员长，政务委员会包括西北军，以及地方军政领导人，当然也有亲日的汉奸。何、宋的这个政治妥协设计，于十二月十一日回报南京，得到国民政府勉强同意。而在日本方面，由于一方面没有真正动员作战的准备与决心，一方面也是受到英美等国的外交强烈压力，因此日政府虽然不满意河北没有正式的独立自治，但是还算可以接受河北与察哈尔已经特殊化的发展。而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从这个政务委员会下手，以推动华北的分离运动。总之，日本的策略，就是非要把河北与察哈尔从中国分裂出来不可。 13.5日本导演的蒙古国登场 日本在企图制造河北、察哈尔与中国分裂的时候，也开始同步推动“蒙古国”的建立。因为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分列满蒙是侵略中国的基础，日本既然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并且于次年建立了由日本操纵的傀儡满洲国，对于如何控制蒙古，也必然会积极的开始行动。 事实上，苏联已经早先几步，在清朝末年就开始在外蒙古地区，大搞亲俄的政治分离运动，造成外蒙古在一九一二年，曾经一度宣布从中国分离，随后又在北京政府软硬兼施的.作下，回归中国。但是到了苏联共产党掌权之后，借口追击白俄政权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接着在一九二一年，苏联乘着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内战状况之下，干脆主导外蒙古傀儡政权宣布独立，当时中国根本就在奄奄一息的状况，那里有能力管到外蒙古的局势变化，只有采取拒绝面对事实的不承认立场。 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本非常担心苏联会从所控制的外蒙古，居高临下包抄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所以日本军部指定关东军应该以满洲国为基地，负责运作、控制内蒙古。而原来在所谓“满洲国”的西部地区，就包含不少的蒙古部族，所以关东军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向西发展，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更是扩大包罗了蒙古的其它各部族，更为日本将设立蒙古国傀儡政权而铺路。 当时在内蒙地区，包含了蒙部五十三旗，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藩部领土，这些蒙古部族，接受中国的号令，与汉人和平相处长达三百年。但是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衰弱与分裂，以及后来外蒙古的被俄国控制，都影响到他们的对于中原的向心力。当时在这些蒙古的部族中，以德王最有政治发展的野心。他眼看外蒙古“独立”，满洲国的分离，处处都证明中国已经处在衰弱与分裂的状态，所以他决定把握机会，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德王一方面与日本关东军接触，以取得奥援，一方面与国民政府谈判，要求建立自治的蒙古政治实体，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安抚德王的要求，给予内蒙部族高度的自治。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在内蒙的军政中心百灵庙，设立了“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由德王出任秘书长，这个机构负责统帅内蒙古各部族，并且实施相当程度的自主与自治。 国民政府的这种做法，满足了相当多的蒙古部族的需要，但是对于想要完全独立为王的德王而言，还是不够。他受到日本威胁利诱的影响，决定依赖日本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继承成吉思汗丰功伟业的“蒙古大元帅国”。德王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之所以支持他建国，其实只是日本执行侵略中国之大陆政策的一个步骤（征服满蒙），蒙古国如同满洲国一样，只是傀儡而已。 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它就经常的越过察哈尔的边界，继续扩张“满洲过”的领土。察哈尔的多伦地区，是内蒙东部的重镇，因此关东军擅自决定在多伦成立了侵略蒙古的据点，好在内蒙积极进行各种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不过由于蒙古大部分的部族，已经与中国建立长达几百年的深厚关系，对于日本的拉拢与胁迫，缺乏热烈的反应，因此日本在推动蒙古分离运动上，得不到太多的效果。于是只有动用关东军与满洲国的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并且拉拢有野心的德王，作为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傀儡人选。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的蒙古相关官员导演下，伙同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尔的嘉卜寺，成立了内蒙军政府，由德王出任总裁，当然这个内蒙军政府实际的军政运作，则是由日本关东军负责控制。但由于德王所控制的领土，局限于内蒙的东部，而内蒙西部的各个蒙古部族，仍然心向中国，因此他们决定摆脱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另行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下可激怒了关东军，因此德王决定派遣军队，在日军的支持下，入侵绥远，并其准备攻占百灵庙，以建立包括了全内蒙的蒙古国。 这样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成绩”是，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分裂了内蒙大部分地区，与特殊化了部分的华北。在这些地方，分别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中国总计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与日本对抗下去吗？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外蒙古早已被苏联控制，新疆也在苏联支配的势力范围，西藏则是由英国在暗中经营。就是在中原地区，也分裂成三个不同政令的政治实体，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与西南政务委员会。另外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半独立状态的省机构，形式上遥奉国民政府的号令，事实上，所有的军政运作，都是由其军事首长掌控，有如唐朝末年时代，各个拥有兵权的节度使，形式上拥有唐朝政府的名号，其实却是独立拥兵的“藩镇”。内部四分五裂、外有强邻侵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要在这种危急的局面之下，设法与时间进行竞赛，对内推动统一以加强建设，对外准备对抗日本穷凶恶极的侵略行动。 第十四章、中国在危机之中挣扎图强 到了一九三五年，全世界都眼睁睁看着日本持续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这种穷凶极恶的侵略做法，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早该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难道国民政府真的就这样永无止境的退让下去，直到日本把中国完全灭绝吗？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就是这样的结局，从北宋到南宋，中国对外敌的侵略，是几次挣扎着变法图强，几次企图出兵反击，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步步地挫败退让，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最终完全的屈服与灭亡。 但是这次中国所面临的侵略，其历史处境，是要比最弱的宋朝时代还要险恶（至少宋朝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强敌又比当时辽、金还要强大太多（至少当时的敌人也使用相近的武器），难道现在的中国还能有比宋朝更好的表现与结局吗？中国以无比的决心，向这个历史性的疑问发出了响彻大地的回应，是的！中国不但在艰苦的环境下挺住了强敌的侵略，还与世界的自由国家，共同创造了世界正义的胜利。 第35章 这要归功于中华民族主义坚韧不拔的力量，让中国人民愿意付出无比牺牲的代价，坚持决不屈服的奋战，终于将中国由死中复生。 14.1奋斗图强走出历史的困境 当时中国的确没有军事力量，能与日本进行战场的较量，因此中国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就是尽可能地以低姿态进行退让，以争取时间进行统一建设。但是假如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一旦来临，中国无论是准备好了没有，她都要与日本进行一场历史的决战，中国一旦与日本开战，就是一场全面与长期的战争，中国建设法把日本卷进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消耗日本所有的作战资源。虽然日本可以设法在战役中接二连三地击败中国，但是日本却无法在整个的战争中，使中国屈服。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持续地对中国进行局部的蚕食性侵略，一步步地将中国分解控制，尽量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与长期的战争，因为这是对日本最有利的方式。但是，假如蚕食不成，中、日之间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日本政府则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打败中国而结束对华的作战。 所以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的一退再退，是基于一个非常远大的政略目标，就是为中国争取时间来统一内部、推动建设、建军备战，以准备抗日。当然国民政府知道，日本不会给中国这个时间，所以国民政府也随时准备“最后关头”时刻的到临，一旦中国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她就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这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 当时中国的衰弱、分裂与落后，是一个数百年历史危机困境的表现，中国无力战胜国力强大、团结一致的日本，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历史事实的问题，绝非是中国可以在三年五载就能解决的。这是因为整个中国民族，在长达两百年来的历史中，积弱不振，停留在一个封建、闭关于农业社会的衰弱状态，所以她根本无法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日本，进行正面的大战。 中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工业架构，才能拥有一支能够带有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的现代化军队，来与日本军国主义架构下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进行生死的搏斗。现代化的国家民族之战，其实是一场国家总体力量的对决，从人民的素质、社会的结构、政治的制度、工业的生产到军事的力量，都在进行竞赛，最后才能决定出一场胜负。 翻开中国现代史，中国在清朝中叶以后，就走向衰弱、封闭、腐化与分裂之中，加上全球的帝国主义利用机会，以其现代化的军力与工业技术，对中国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侵略与掠夺，更让她陷在危亡的关头。虽然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志士，以极大的牺牲，成功地推翻清朝政府，但是建立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却进一步陷入军阀的手中。 这些军阀只知道拥兵扩权，对内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无穷的私欲，对外却卑躬屈膝，任由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剥削掠夺中国。因此在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完整与可以正常运作的国家，她只是一个奄奄待毙的民族而已。由于中国的领土广大、人口又多，帝国主义国家暂时吃不下也摆不平如何瓜分中国的利益，因而改以“门户开放”的方式，来共同压榨中国的利益。但是日本因为拥有地缘与文化接近的优势，企图独占中国，进而推动其大陆政策，准备先将中国支解然后控制她一切的资源，做为日帝国称霸东亚的本钱。 不过，中国这个民族，有着近乎不可思议的重生能力。在她几千年的历史之中，经过无数的历史浩劫与灾难，但是中国仍然能够每次浴火重生，成为东亚的文明与战略大国。虽然当中国面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变迁挑战，出现了极大的彷徨与挣扎，同时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更是濒临民族生死存亡的边缘，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放弃抵抗的一致，她在内外交迫的危机之中，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之下，竟然挺身奋斗，而且越挫越勇，比起在东晋、南宋与清朝，那种越挫越馁终于亡国的历史，这股民族生命力真是展现出奇迹般的光芒。 当时负起中国民族复兴大任的，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蒋介石所面临的，是将整个中国处于灭亡危机之历史性考验，蒋介石所能设法做到的，第一步就是要达到整个中国的统一与团结，才能对内加快建设，也才能对外战胜列强的侵略。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国一下子要克服的历史重担是如此的多，帝国主义对她的侵略与剥削是如此之凶狠（特别是日本灭亡全中国的计划），这些挑战与危机有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到，几乎在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进行时间的竞赛。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国，能否采取迁就各个割据势力的立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统一的“战争”，而保留分裂的现况，以外表的方式联合，推动建设与抗日？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看法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统一军政运作，来推动国家建设，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每次要想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统一的共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是谁也不服谁而不欢而散，而且往往会启动另外一场新的内战。别说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势力，无法建立协商共识了，就连同一主义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都无法摆平。 因此以武力进行国家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国家最高主权的保障与行使，也需要武力的行使。事实上，蒋介石尽量减少使用武力来进行统一，使得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领袖，但实际上，还是无法以现代化制度来运作整个国家，或号令地方山头完全接受中央指挥，进行抗日战争。在许多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妥协与权谋的运作，才能维持统一抗日的格局。这些历史事实，是很难以一个统一、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之观点来想象的。 14.2设法结束分裂与内战 在表面而言，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的北伐成功，好象中国就结束了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分裂，而进入了统一。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伐的成功，只是由南京的国民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而已，而中国的整个分裂与割据形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北伐成功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派系的衰亡与转型，同时国民党的势力，在膨胀之后，立刻出现新的分裂与内斗，也发展出新的割据力量。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长江中下游的几省运作而已，其它地区对于中央命令，有参照办理者，有阳奉阴违者，当然也有公然抗命者。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后，中国仍然每年都有内战与冲突，规模与破坏力还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设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蒋介石抱持着“先安内，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蒋介石尽量地设法以武力与政治手法，来统一国家。当时中国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华北与西南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半独立的势力。其二是共产主义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完全不承认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现状，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蒋介石把统一的主要目标，先放在围剿共产主义的分裂政府。 蒋介石对于境内另外一个“中国”，前后发动五次的军事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政府才终于击破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共军离开江西于长江中游根据地开始“长征”之后，在西南长期与中央分裂的国民党势力，也失去对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蒋介石更藉着追剿共军的机会，首次将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带入川、黔、滇，以及西北与华北的晋、陕、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之后，更是促成了国共合作，结合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这个统一，并不彻底与完全，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较肯有合作的共识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国才终于勉强达成内部初步的统一，但是此时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化、号令统一的国家，各地山头（例如河北、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广西、与中共）仍然仅是对外形式服从，对内实际做主的局面，与中央的关系，也是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状况。因此，国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积极地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果，不会比甲午战争的结局为好。但是国民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财税以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计划，就在内战持续，外患不断的局势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开始运作。 14.3财政、金融与货币的改革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第36章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 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2。 14.4振兴农业与发展工商 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 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劳工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当时中国工业结构的主体，主要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就连多数的民生工业产品，都要依赖进口，连自给自足的条件都不存在，至于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更是只有零星的发展而已。因为要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主要条件是需要安定与统一的政治环境、币值稳定的货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工，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这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刚刚开始具备条件，就是还在形成条件之中。缺乏工业化的生产力，中国就无法在与日本的正面作战中，取得战争与后勤的供应。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设，随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中国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通讯设备，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国际列强也才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中国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才终于达成粗略的交通干道，勉强地完成连接中国主要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基于未来战略设计的需要，因此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拓展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路线，以及连结华南与华东的铁路运输，并且打通中国与苏联以及缅甸的陆路交通，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对外联络生命线。 总之，中国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由国民政府解决了多年内战的问题，中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理财练兵与教育建设，才有全面的规划及复兴的活力，这样的国民政府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架构，中国各地也才逐渐地在实质上与精神上，形成一个国家整体的连系与运作。中国这时才能勉强拼凑出与日本进行民族战争的架式。但是中国这个统一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关系就走到了最后关头。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国根本在还没有完成准备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 第37章 假如再给中国五到八年的时间发展，让中国的农业能够改造，工业能够建立基础，社会能够产生更大的国家共识，现代化的军队能够整编完成，那么中日战争应该就会出现极大不同的发展。当然日本更为了解这一点，因此先发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摧毁中国刚刚开始的凝聚力，也就成为日本在战略上的政策了。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政领导人而言，抗日战争是一件相当逼不得已的选择，由于在满清时代，一些日本军政人员，都曾经支持国民党（当时的同盟会）进行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而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都与日本有着相当深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极力希望日本能够在中国的复兴与发展上，给与助力而非阻力。他们也希望能够给与日本和中国合作的特权，以东方民族的团结，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无奈日本乘人之危的野心太大，竟然扮演比西方帝国主义还要凶残的角色，决心灭亡中国，因此多数的国民党领导人，除了抗日之外，也就别无选择了。 14.5引进德国的军事编组制度 革命军在一九二八年北伐克济南时，日本立刻出兵山东，在济南企图制造中日战争的冲突并残杀中国军民。蒋介石为了中国统一的大业而忍辱退让，但这个极大地羞辱却更促使蒋介石决心统一国家，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中国如何建立一个可御外辱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就成为他念兹在兹的目标。蒋介石知道，假如日本继续的侵略中国，那么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爆发，绝对无法避免，而中国要想在战场上与日军进行决战，那么自己那一套从日本学来的军事本领，当然不够用，因此决定采取学习当时全世界都推崇的德国军事路线，希望藉着取法威震全球之普鲁士军队的组织与运作，来建设一支能够抵御外辱的部队。当时德国正处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军人被限制运作的时代，因此许多有志难伸的德军将才，愿意以顾问方式来华应聘，为国民政府筹划建立现代化的国防。 虽然早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就聘请德国的军事人才，组成军事顾问团，以供军事上的咨商，但是由于当时应聘的德国军方人员位阶较低，蒋介石所需的也只是一些武器与战术上的咨询而已，因此并未进行整体国防的规划。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对于中国的侵略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在进行，加上中央军几次与中共的红军作战，进展都并不顺利，因此蒋介石决定提高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阶级。而在一九三三年德国的名将、前国防部长史特列特将军（generalhansvonseeckt），出任顾问团团长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团，才为蒋介石进行中国全面国防的规划，虽然史特列特在一年后因健康问题回国，顾问之职由其副手福尔肯豪森（generlexandervonfalkenhausen）继任，继续协助蒋介石推动中国的国防建设，福氏即成为影响国民政府建军以及作战决策最深的外国人士。 德国军事顾问团相当肯定中国军人作战的勇气，以及刻苦耐劳的能力，因此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生产力不足，不能消耗有限的资源在大量国防人事方面，当时中国各地的陆军总数，就有一百七十万人，多达一百八十个师的编制，因此德国顾问建议，中国应该采取精兵制度，维持六十个常备师七十万人，就足以应付日本三十八万常备部队的挑战，中国应该把国防经费，重点摆在装备与精训陆军，以及全力发展空军，至于海军，由于经费实在不足，只有暂时的维持沿岸防御。 德国军事顾问团为中国所设计的抗日战略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线作战”，基本上，中国在华北是以防守山西高原和黄河以北的防线，而将河北与山东设为战区，如此可以牵制日本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德国顾问也认为，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日军必然会设法攻击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以占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南京，以加速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因此建议中国准备以上海为战争依托的阵地战，并且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两条现代化的工事防线，利用江南复杂的水道与湖沼地形，阻止日军攻占首都南京，在此牵制日本三个师团以上的兵力。 德国顾问判断，这样日本除了守卫本土、朝鲜与台湾的必须部队之外，所有的常备陆军都已投入中国战区。只要中国坚持下去，日本这个资源有限的国家，很难长期支持下去，到时美苏都有可能与日本爆发利益的冲突，而卷入对日本的冲突，那么中国就可以乘机动员更多的后备部队，反击日本。 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在南京成立仿德编制的“教导师”，在训练成军之后，分批的调训其它各师军士官，来学习教导师的编组运作，然后回去模仿成军。蒋介石考虑中国当时的军政环境，发现无法依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裁撤大量的军队，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所有军政派系领导人的根本权力与利益，何况国民政府也无法处理裁军之后的就业辅导。蒋介石认为六十师的编制实在过于精简理想化，因此仍然决定暂时维持庞大的军队编制，同时受限于财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只能进行有限的部队改编，准备先后成立三十个整理师，三十个整编师，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军队骨干。蒋对于德国顾问建议设立防线的工事投资，以及成立空军则是给与全力的支持。 德国军事顾问也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利用国土的各种资源，建立自给自足的国防军火工业，将现有的各种不同制式与规格的军用武器，加以整理规划，并且引进欧美先进的兵工厂设备，改良与仿制外国部队的各种常用武器弹药，蒋介石委任愈大维等专家负责进行，中国逐步地开始建立自己部队所需的基本军火工业，不过当时中国陆军装备最为缺乏的是火炮支持，以及各特殊技能的兵种装备，例如炮兵、通讯、医护、工兵与化学兵3。 基于长城作战的结果检讨，蒋介石特别重视空军的发展，因此给与空军相当优先的支持，而空军的投资最为需要人才与资金，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列强都不愿意帮忙中国建立空军，以免引起日本的反弹，当时全靠美国的退役空军人才，帮忙国民政府草创中国空军，在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引进一些零星的军用飞机，成为飞机“大拼盘”。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突然表示愿意帮中国建立空军，免费派遣空军顾问到中国。结果这批意国空军顾问，却胡乱地出主意，中国因而购买了许多根本缺乏战力的飞机，又破坏了中国空军训练与发展的制度，不但浪费了中国非常有限的资源，也阻挠了中国建立起一支一流空军的机会（意大利后来还在汪精卫的叛国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穿针引线的角色）。 14.6令日本忧虑的庐山军官训练班 当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高级将领人才的培训。平均一位军长需要二十年以上的军旅生涯，不但要懂得战术战略，也要了解统兵御将，同时也要有政治、历史、地理以及科学的修养。但当时位居这些职务的，都是前清遗老极的人物，对于德国的军事制度与训练，无法完全的了解吸收。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一九三三年开办“庐山军官训练班”，大量调训各个部队中的将校，以提高军官素质，并建立现代化国家与国防的共识。 庐山军官训练班的主要目的，在让调训的高级军官能够对于现代化的战术、战略更为了解，对于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精神，也要有深刻的体认。蒋介石综合日本、德国的现代化军事进阶教育，在引进戚继光、曾国藩等人的古代军事思想，为中国的高层军事将领，讲解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之道。这种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思想与体系的结合，代表了当时国家发展的特殊矛盾状态，中国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设法融合这些矛盾，建立一套适合中国需要的体系。但是强敌日本，绝对不会允许中国有时间完成体系的改革与融合，蒋介石只有自己边学边教，摸索发展，一直在抢时间训练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因为中国即将以落后日本百年的体制架构，准备迎接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在剿共的军事上，取得大幅的胜利，蒋介石立刻指示陈诚，在武昌成立“军事整理委员会”，开始依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分三年依序进行陆军的整编与整理，预期每年先调训、整编二十个师。这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大的军事整理计划，不过由于内外的压力仍在、国防经费不足，这计划只能局部与有条件的实施，原定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初步完成六十个师的整编计划。但是实际上，只完成了二十个师的形式整编，装备与训练都还没有真正的落实，中日之间的历史大战，就在一九三七年全面爆发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的威胁更是迫在眉睫下，蒋介石曾经断然决定，不惜花费巨资，引进全套德式的陆军师装备，以组成三十万精锐的教导师部队，但是由于日本出全力阻挠，又加上意大利（德国的盟国）从中设法破坏这项重大的装备交易，使得德国的军事装备，只有部分运达，总共仅装备了八万人。 第38章 蒋介石又派遣宋子文、孔祥熙为特使，在列强之中进行友好访问，不但洽商投资与经贸合作，同时也设法大量采购各种的军事装备[4]。由于庐山军官训练班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于中国的建军备战，产生了相当显着的成效，原先中国的复杂不齐的军队，开始出现改变的现象，一只拥有现代化国家意识的部队，开始在成形了。 14.7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又开始推动改造社会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以“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为中国建立一个合乎现代化行为规律的社会。这个运动引起日本极度的警觉，日本元老政治家阿部信行，公开地发表意见，要求其朝野注意中国的转变，特别是整编军队，整理财政以及“新生活运动”之三项表现；连日皇裕仁都在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呈递到任国书之时，特别询问中国新生活运动的发展。最后日本人竟然施压，要求蒋介石停办庐山军官训练班，蒋介石只好转往四川，改变形式，举办“峨眉军官训练班”，调训四川与西南的军政领导人。 为了因应中日未来难以避免的全面战争，充实兵员是一个重要的施政目标，自从清朝以来，中国实施了三百年以上的募兵制度。民国初年的军队，大多是农村无力营生的剩余人力来充数，因此素质不佳，训练不足与装备落伍，社会上普遍轻视军人。国民政府为了充实兵员，希望能够减少常备兵力，建立广大的后备兵役制度，因此先后建立国籍法与户政制度，然后在一九三三年公布兵役法，规定在一九三六年正式开始实施征兵制度，以提高兵员的质量与数量，在实施初期，就爆发了全面的抗战，政府只有采取征、募并行的方式，边做边改。结果这套粗糙的征兵制度，虽然在制度与运作上，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与副作用，但是在八年的抗战中，还是征召出一千五百万的补充兵参加战争。 日本对于中国近乎贪得无厌的侵略，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当成日本称霸东亚所必需的战略空间与资源基地。国民政府所有建军备战的准备工作，都是在极度的压力与困难下设法进行，至于国际强权，上焉者是胆小怕事，不敢也不愿主持正义；下焉者像苏联、法国，甚至希望中、日提前爆发全面军事冲突，以减少它自己与日本冲突的压力与威胁。 14.8以抗日为由的内部纷争 当然更为不幸的是，中国内部竟然为了如何抗日，而扩大纷争，“抗日”成为各股势力进行内战与分裂的“旗号”，在中国越是需要团结抗日的情形下，中国越是出现了为“如何抗日”而产生的分歧：这包括了“何时抗日”、“如何抗日”、“与由谁领导抗日”？中国的各个军政团体，不但无法达成团结，甚至为此展开内战，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中华苏维埃政府则主张“抗日必先反蒋”，两广的分离政府，竟然一边引进日本军事援助，但一边却要求国民政府抗日。这样五花八门的抗日大内斗，反而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由于落后的中国，需要长时间来完成这个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大计（其实要是无任何准备，而立刻拼死抵抗日本，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因此国民政府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与欺凌，必须采取近乎百般委屈的退让。但是这种不能挺身抵抗的做法，又实在很难得到国人以及不同军政派系的谅解与支持，然而这些强烈的反弹与来自内部的阻力，却直接影响到整个建国备战的工作，使得许多准备与计划进行的走走停停。 这和日本推动明治维新的过程刚好相反，日本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决定以举国之力，推动建设与改革之时，除了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曾遭到一些局部的叛乱与反对之外，日本可以说是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来进行明治维新的改革大业，使得日本在三十年之内，改革就有了重大的成就。接着能够一战威震华夏，再战击败强俄，日本迅速成为东亚的强国。而中国却为如何团结、如何现代化、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内斗成一团糟。中日两国的发展模式，真是不可等量齐观5。 14.9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 幸而到了一九三五年之后，国民政府终于可以勉强运作了，中央政府推动的各项重大财经改革与军事整编都开始收到初步的成果，中国为准备面临与日本进行民族存亡的历史大决战是向前迈出了第一步。在国民政府的各种措施中，以国民政府的政令，终于可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行（当然在一些地方还是有条件的选择性运作），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的川、滇两省，开始接受中央的影响力，仍最具抗日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因为蒋介石选择未来抗战的“大后方”，就准备设立在这两省之中。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军政领导人的共识是，假如中国在无法完成准备的状况下，一旦和日本进行全面抗战，她只能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大战略。因此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来实施这种战略。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在面临日本节节进逼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力量，迟迟无法进入大西南，而建立抗战所必需的战略后方基地，常让他半夜都无法入睡。在围剿共军成功，共军被迫长征之后，国民政府第一次进入了西南，中国才有了所急需的战略纵深，与对抗日本的战略空间。 14.10抗日准备的检讨 国民政府除了在政治上达成统一之外，在财税改革以及推动法币政策上，更是给予抗日作战，建立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基础（打仗就是要花钱，而且是花大钱）。另外推动全国性的铁路、公路以及电讯建设，使得内陆能够与沿海地区连接，也提升了战略支持的架构。而最后建立征兵制度，以及整编现代化的军队，都是抗日作战所不可少的基本准备。国民政府这股中兴的气势，才刚刚的凝聚出一些抗日的力量，就已经被日本看到中国的发展有成，日本当然不能就此坐视中国完成统一与建设，因此，日本就决定加速的侵略中国，给予中国更为直接与致命的打击。 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之前的战略准备，发生许多重要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全面性的战略规划能力。不过由于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仍然受限于德国本位的军事经验，同时采用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壕防线作战（trenchwarfare）的战略，因而造成一些国防资源的错置与浪费，也影响到后来的全面抗日战争的效果[6]。因此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国民政府以极其有限的资源，在中国的华北的黄河两岸与陇海铁路，以及华东的京沪与江南一带，进行大量的国防工事建设，结果这些耗资数千万元的国防工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绝大多数都没有发挥真正的作战效果。如果将这些可贵的经费，移在内地的兵工厂投资，以及增强部队攻坚火炮的装备与训练，会发生更大作战的效果7。 而中国直接购买德国制式武器的做法，也有些浪费，因为这些德式武器并不十分适合中国兵的体型与战场环境，其实当时中国应该使用更多的经费，在更为深入的西南内陆地区，营建更有效率的兵工厂与相关的工业，提高部队火炮的装备与训练，另外加强部队通讯与医疗的投资，应该会对于抗战实力，会更有实质与重大的帮助。 此外德国顾问也低估了日本一旦与中国作战时，进行全国总动员的总兵力。日本的后备军人，多达四百万人，是常备兵力的十倍，因此德国顾问建议，中国维持六十个师的精兵数量，是不足以因应中日作战之需要的。不过蒋介石编制的华军部队，数量又过于庞大，在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三军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兵员人数实在是过于偏高，因此造成军队质量的大幅下降、财力的严重消耗，以及征兵过多的民怨8。 同时德国顾问建议中国部队的作战编组与方式，都过于德式正统化与正规华，当时中国的军事文化尚未建立，军官与士兵的素质与训练仍然严重不足，装备更是落伍，因此倒不如设计一套军民合作，就地取材的人民战争，以充分利用中国能够进行消耗战的特性。 在中日正式作战之后，日军在华北的战线，大体是在德国顾问的预料之中，中国军队阻日军于陇海线以北，只是日军增加控制了山西高原大部分地区。但是在华中战线上，日军则是一直深入到湖北与四川的交界，同时日军也占领了华南沿海地区，几乎完全阻绝了中国外援的信道。不过日军所控制的地区，最多只有带状区域，其余多数都只有据点与交通线而已。 附注： [2]许多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宋、孔两人，是利用与蒋介石的裙带关系，搜刮聚敛人民的血汗钱财。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宋、孔两人早就是中国金融界中的领袖，而也早就投身国民革命事业，成为国民党中的不可多得的政治与财经要员，他们为中国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金融制度，在预算调度、国际外交上，都对国家有极大的贡献。特别是宋子文，经常与蒋介石进行预算与军费支出的激烈抗争 第十五章、中国的内忧与外患 在满清末年，中国内外可以说是情势汹涌：中国不断受到外来的侵略，造成她一再签下丧权辱国与割地赔款的条约；同时中国的内部，又在封建政权无能与腐败的双重打击下，使得国家面临了空前的历史危机与变局。 第39章 中国一方面出现救亡图存的奋斗，一方面也出现民族自信心的挣扎。经过多次的革命运动，与历史脱节的满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但是中国人对于如何治国与建国，却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民国成立之后，中国只是形式上算是一个国家，事实上根本是个四分五裂的政府，最后权力落到军方实力派系的手中，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当然国际强权也没有放过欺凌中国的机会，在幕后支配各种军政势力，以大量的借款而取得剥削中国利益的机会。 15.1民国初年中国严重分裂的危机 不过，在这些不同的军政势力之中，最有组织与潜力的团体，首推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党来自孙中山先生之革命团体的结合，企图建设一个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则是来自苏联之“第三国际”（thirdinternationalofthemunistparty，简称itern）的推动，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时，在侵略中国的国际强权中，又以苏联与日本，对中国有着直接侵略与占领的野心与计划。这些国际强权不断地利用机会，介入中国的内乱，以争取重大的利益，当时苏联对于中国全面的赤化，有着特殊的急迫性，那就是要让中国成为苏联支配下的抗日炮灰。日本则希望中国全面分裂而永远受其宰割，他当然非常担心苏联赤化中国，因为中苏结合的赤色力量，将会导致日本的覆亡，所以日本更以防共为借口，加速侵略中国。 若以历史的事实而论，抗日战争在整体的作战与外交上，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是在文宣、社运以及游击战方面，却是由共产党影响整个的潮流。由于国际社会，故意地要降低中国对于反法西斯作战的历史贡献，所以当时许多的外国学者与政客，总是想尽办法，诬蔑中国没有抗日、对盟国毫无贡献，所以英、苏、美等强权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以加速战争的结束。他们喜欢引用国民党说的“共产党没有抗日”，以及共产党说“国民党没有抗日”的矛盾，而得到一个简洁的结论：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没有抗日。这当然使得中国的抗日历史事实，受到极大的扭曲。 15.2国民党力图振兴中国 国民党是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政党，但是民国成立之后，中国为军阀割据的北洋政府所控制，在一九二七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才取代了北洋政府，在形式上负起领导中国的政治责任。虽然如此，直到一九三六年之前，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内部的割据势力形成山头与诸侯，外部强权的侵略占领着中国广大的领土，造成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统领长江中下游的共主政府而已。当时国民政府需要面对的历史挑战是不断的内战割据，以及所有的外债赔款，加上苏联、日本等强权的侵略威胁。 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有着无限的无奈与困难。当时中国正处在“国不国”的分裂与落后的状况，国民政府无法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因为一旦正式宣战，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全中国，所以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忍辱负重的与日本的侵略周旋，以争取国家的统一，与建设的推动。但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日作战的部署，却被人民认为国民政府“不敢”对日作战：于是什么亲日、汉奸的帽子，都戴在国民政府的头上。 虽然国民政府许多领导人，都是留日的学人，也与日本政界有着一些个人的关系，但是国民党并非是一个亲日的政党。就以蒋介石而言，他曾经在日本求学，接受军事训练，不过蒋介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拥护者。假如说要论蒋介石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与倾向，应该是比较“亲美与崇德”，日本还没有资格轮到被他崇拜的地位。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曾希望中、日两国基于文化、种族的接近，能够合作互利，共同抗拒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对于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同样感到不能接受。但实际的问题是：假如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历史的决战，中国必须先要有准备。这就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多数领导人的立场。国民党抗日的意志是经过事实验证的，要不然就不会有后来中国孤军坚忍抗日作战的悲壮历史事迹，以及中国跻身成为全球四强历史地位的光荣了。 15.3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而由苏联第三国际指导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根本的主张是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本质上，是与日本右翼反共的军国主义，站在不共戴的地位。何况当时中国共产党还要保卫苏联的利益，因此更是要在抗日的问题上，采取与苏联绝对一致的立场。所以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都是“主张抗日”，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却又有极大的差异，抗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最佳手段与工具。国共两党的合作，固然促成了中国团结抗日的形象，但是国共两党仍然各自留有对付对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时，仍然有着相互斗争的地方，也分散了实力。 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在共产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不是中国选择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因为在苏联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之时，中国只是一个封闭与落后的农业国家，她根本就没有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多数来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产阶级，人数极其的有限。 但是苏联共产党政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若要生存发展，最佳的战略布署，就是设法让中国与印度赤化。以这两国土广民众的国家，作为颠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最佳桥头堡，列宁的名言：“从莫斯科经北京、加尔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这个战略的生动说明。何况苏联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继承了帝俄侵略中国的大东北与大西北的基业，建立了西伯利亚的战略空间，更想进一步的控制中国的蒙古、新疆与东北。苏联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它与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政府有着不共戴天的历史仇恨，以及为争夺东北亚战略地位的利益冲突。 所以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动地对中国示好，列宁居然慷慨地表示，要考虑归还帝俄时代对中国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动撤销帝俄时代，对中国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条约[1]。苏联一方面在当时中国分裂的势力之中，寻找利益代理人，曾经支持过西北军的冯玉祥，也设法与广州的国民政府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是，苏联一方面也决定全力辅导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于上海（这一年正是苏联正式并吞外蒙古，准备建立傀儡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式的党员只有五十三人，参与开会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苏联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代表马林（maring）主控会议，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主要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与苏联共产党共创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社会，而非从复兴中华民族与其历史之观点，进行建设富强之中国的历史大业。 15.4国共的合作与分裂 不过由于中国当时并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严重问，因此中国共产党很难利用劳工的力量，进行发展。因此在苏联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中共主动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多次的接触与协商，希望能够达成国共合作，以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当时的国民党，正处在致力消灭割据军阀，对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剥削的时期，极需外来的帮助，苏联以提供政党组织、运动群众、建立党军、提供经费与武器的条件，在一九二三年与国民党达成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与架构，充实了共产党的党政军功能与力量，建立一个有全国性军政力量的政党。 也就是得到了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力量迅速的得到强化，联俄容共之后的国民政府，组织力量大增，眼见军阀割据的势力，已经面临人心厌倦，力量耗竭的崩溃地步，于是它决定在一九一六年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国民党的军政力量，在北伐之中，出现了势如破竹的凌厉战果，打得军阀势力溃不成军，但是国民党内部，以及与共产党之间，也立刻面临如何共处，以及如何处理所获得战果的大问题。 到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刚攻下长江以南的地区，其内部就爆发了宁汉分裂的危机，同时也就引爆了国共间的重大历史冲突，国民党在南京的势力，决定在当年的四月十二日采取清共的政策，接着在武汉的国民党也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就无法避免。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中共人员主控的一些国民党部队，以朱德、贺龙与叶挺为首的军队，在江西南昌发动兵变，与国民政府决裂，建立独立的武装部队。 接着在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清算陈独秀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而由瞿秋白出任中共领导人，宣布全面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进行革命路线。 第40章 之后中共各股的力量，设法在广东、湖南等地进行武装革命，十一月十七日，由澎湃所领导之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海丰与陆丰地区，正式建立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从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内部，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与新的国家。 由毛泽东在湖南首创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转战于湖南、江西后，与朱德的部队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建立了红四军团，井冈山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共最大的军事与政治中心。而中共其它地区的军政力量，也开始在长江中游与华南一带，纷纷成立工农红军的武装力量，最高达到十二个红军组织。这些红军所到之处，都成立了以工农民武装革命为主的苏维埃政权，无论是“红军”还是“苏维埃”政府，当然都是模仿苏联军政架构的泊来品。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运作，更是直接受到苏联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指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国家”，在长江中游以及华南山区的江西、湖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一带，非常迅速的发展，成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最大的威胁。 在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中，一切的资本主义与其所代表的帝国主义，都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消灭的头号敌人。对于受到苏联直接支持与指挥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当时的日本在日皇的封建主义、日本财阀的资本主义与军人的军国主义组合之下，它成为一个极端反共的国家（同时日、俄还有历史的仇恨与战略上利益的冲突），日本的军国主义既然是苏联最大的威胁，当然也就成为中共的首号敌人了。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既然是第三国际中的成员，当然是要把“打倒日本”，“保卫苏联”，视为政党重要的政略目标。因此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以及与苏联共存共荣的关系等特性，必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采取坚决对抗的立场。但是其出发点，主要不是站在保卫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站在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并且是为了支持苏联与日本的历史对决才采取抗日的政策。 15.5中国共产党抗日策略的变化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震惊了整个中国，当时控制苏维埃区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非常清楚的抗日立场。但是当时中共抗日的基本论点是，为了维护全球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捍卫苏联，因此要求中国人民起来抗日，而其具体的行动内容是，要求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样才能进行抗日。其后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更是号召军人与群众，进行反国民政府的斗争，只有推翻国民政府，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府，同时与苏联的力量结合，才能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要推动抗日的时期。 当时多数的中国人民，对于国民政府一再的忍辱负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已经失去了耐心，对于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抗日立场，也给与奇特的反应，因为他们需要有人领导抗日，但是他们不懂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老实说，早期投入积极抗日运动的人士，多数是中产阶级与学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所谓苏维埃政府，更是摸不清真正的意义，所以真正响应中共抗日号召的，人数相当的有限，但是让一般人对于共产党的激进抗日立场，有着较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大政方针，在于“先反蒋，才能抗日”，目标在于保卫无产阶级与苏联的利益。中共非常善于利用日本侵略中国北方的各个机会，只要蒋介石必须抽兵北调，红军绝对尾随攻击中央军与扩大地盘，根本不给国民政府任何机会，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动员兵力，与日军作战。红军这种利用蒋介石抗日来打击蒋介石的做法，当然使得国民政府认为，中共的红军是中国抗日最大的内忧，于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要求“先安内，才能攘外”。安内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肃清红军的力量，如此国民政府才能完成统一与推动建设，以培植中国的国力与日本作战。 中共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十七日，由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抗日宣言，开始有了立场的转变，中共要求中国所有的政治与人民的力量（除了国民党之外）与中共联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抗日不再是为了全球无产阶级以及苏联的利益为前提。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当时中国正遭到日军攻占热河，以及威胁平津的危机之时，中共更进一步的发表宣言，清楚地强调，中共希望中国所有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应团结起来（这时共产党要求的抗日力量，不再限于工农与无产阶级了，也包括了国民党一部分的力量，但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对抗日本的侵略。不过中共仍然没有放弃抗日反蒋的基本立场。蒋介石也没有松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方针，在日军侵略的压力下，国共之间的战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除了政权与意识形态之争外，对于如何抗日，双方的立场也是完全对立的。 15.6中共的长征 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最为担心的，正是中国的全面赤化，因为中国的土广民众，一旦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并与苏联联合成为共同反日的力量，那么日本绝对是无力招架，所以日本政府说什么也不能允许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发展成功。蒋介石若是积极剿共，日本政府还可以给国民政府一些喘息的时间，假如蒋介石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那么日本政府只有对中国提前采取断然的行动。 到了一九三四年，在国共战争中，蒋介石开始明显地居于优势，当年十月十四日，蒋介石的部队迫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依照计划突围撤退，而进行“长征”，红军从江西经过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最后到达陕西北部，蒋介石的部队则一路的追击围堵，顺带对沿路的诸侯，进行招安的工作，红军的实力在长征途中，则是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时长征的红军，常以抗日为名，不断地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而对日本进行抗战。同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解，要继续“抗日必先反蒋”的政策，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事，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实力最大的军政势力领袖，假如中国要抗日，反而非要蒋介石领导不可了，所以中共有必要改变策略。 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利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抗日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要求中国所有党派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后中共又多次发表抗日的政策宣言，都是要求中国内部团结，组成抗日的政府与军队，同时对于国民党政府也不再完全的排斥。但是这些政策宣言，全都是向全中国社会发出的，中共并没有直接与国民党进行联系。 直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终于正式的对国民党发出共同抗日的电函，正式称国民党为贵党，承认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并且表示同意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与国防政策，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这时中共的策略，已经由“反蒋抗日”，大幅的转向，改成“联蒋抗日”与“迫蒋抗日”了。 15.7蒋介石的联苏的抗日策略 由于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在五次围剿红军之后，终于获得重大的成效，不但原先在长江中游与华南发展的几十万红军，在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只剩下几万人而已，同时蒋介石的军政力量也开始进入西南的战略腹地，这时（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开始考虑到抗日的国际战略局势。因为中、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全球列强利益发展的全面冲突之一，要想赢得战争，中国与日本都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特别是需要掌握到战争资源的供应，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 这时日本已经以“反共反苏”的政策，获得了德国与意大利的结盟支持，而国际社会虽然多数同情中国的遭到日本的侵略，以及不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遭到日本的危害，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与日本正面对抗，也不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建军计划。只有苏联因为与日本的矛盾，而会在某种程度之下，“支持”中国抗日，以及德国因为担心中国全面偏向苏联，所以也有限度地支持中国建军。 蒋介石知道，中国只有完成统一与现代化之后，才能推动工业化与社会改革，这个工程涉及到中国整个文化、社会结构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因此中国若是与日本侵略者爆发全面的战争，中国一定要设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既然当时英、美的绥靖政策，不能协助中国抗日，那么存在于苏、日之间的重大历史矛盾，应有中国可以利用的地方。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开始运用不同的管道，希望能够与苏联当局沟通，以建立合作抗日的策略。 而苏联当然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才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结盟抗日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国、共之间，终于开始了秘密的接触，彼此商讨有关团结抗日的条件。 第41章 蒋介石也开始安排放弃必须完全的安内、才能抗日的政策，苏联则在等待国民政府容共之后，再谈支持中国抗日的条件。所以反共的国民政府，最后也走上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道路。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明确地提出团结中国所有不同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抗日本，这种基于民族主义感情的文宣力量，深深吸引着当时多数的爱国青年，造成中共能够迅速地以抗日策略，成功地控制了学运与工运的各种组织。许多爱国的青年，就是因为共产党明确的抗日主张，而投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并非认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2。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以及社会的认知，多数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团体，而国民党则在瞻前顾后推托抗日的行动。因此要痛痛快快的抗日，就要支持共产党。 当时在抗日文宣技巧的模糊下，大家只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没有看到苏联对中国蒙古与新疆的侵略，大家只看到国民党与日本的周旋而不敢一战，而没有看到共产党对苏联侵略中国从来没有反对的批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成了中国必须对抗的强敌，可是苏联对中国领土与主权长期、一贯的侵略，却没有受到中国应有的觉醒与防备，国民政府联苏抗日的政策，反而受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支持。这只能说明中国所遭到的历史困境之险恶，中国无法顾到自己全面的利益，只能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 历史的结果是，在中日爆发全面的大战之后，国民党为了抗日是拼掉血本，共产党则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壮大实力，苏联是白白捡到中国抗日的成果，并成功地使中国赤化，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仍然受到美国特殊的照顾与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最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也成为关系中国命运发展最为深远的巨变。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日本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以蚕食的方式，逐步侵略中国。因此日本先抢占东北、再热河、再内蒙、再河北，一步步扩大对中国的占领。但是这个政策的前提是，中国内部要继续不断地分裂，她才会继续对日本的侵略让步。日本所担心的是，假如中国开始团结与复兴之后，终有一天会对日本的侵略拒绝低头，而采取一场全面抗战的反击。所以日本要拿捏的，是如何继续执行其大陆政策，而不致引起中国的反扑，也就是它将以和战互用的手法来侵略中国。 时至一九三五年，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开始遭到更大的阻力，因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后，陷在分裂与落后的历史危机中的国家了，在这几年当中，国民政府采取军事与政治力量的交相运用，努力使得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了逐步统一的局面，国民政府也凝聚了建设与发展的初步力量。中国有了这样的基础，就开始与日本进行交涉与周旋，对日本的侵略也不再一味的退让了。 为了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决战，日本开始推动对中国和、战两手并进的攻势：在外交部门，是执行广田三原则的政治谋略，企图以外交手段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交涉，目的在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抗日本的政策，而沦为日本独特势力范围支配的保护国；而在军事部门，则直接在华北对地方的军政负责人施压，企图迫使他们放弃与南京的联系，而接受日本的华北自治方案，也就是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的主权脱离出来，而成为日本所控制的殖民地。 不过，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国民政府成功地实施法币政策，并且推动国家的农业改革、工业发展与交通建设，以及有计划的整编军队、大幅的改进教育、开始成立与运作各级的政府行政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表现，假如能够再给中国五年的时间，那么中日之间国力的差距，必能大幅的缩短；假如再给中国十年时间来建设与发展，那么日本还能不能与中国在军事上较量，恐怕都有问题了。这就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与部分有识之士的共同想法：能否再为中国争取五到十年的时间，以完成更多的准备，这样中国就可以有实力与日本进行争回国权的交涉了。 16.1两广的统一 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中游的根据地之后，接着需要着手解决的政治统一问题，就是两广与中央的分裂。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对于两广的分离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低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的歧见，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全与五全大会中，不断的妥协，给足两广代表的面子，但是两广的军政领袖，如胡汉民、邹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直对于蒋介石怀有极深的防范与敌意，两广政府仍然整军经武，同时经常派人与华北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以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 日本对于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够再度引爆中国的分裂与内战，以消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日本多次派出与两广高层军政人士有过往的日本军政领袖，如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人，前往两广进行反蒋游说。此举虽然没有达成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但是也建立了一些可以牵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而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甚至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接受日本的军事武器援助，以强化桂军对抗蒋介石德式装备整编军队的能力。当然两广的政府，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蒋的理由。两广政府领袖痛批蒋介石的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奇-_-書--*--网-qisuu.、到塘沽协定，无一不是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表现。虽然两广政府反蒋的情绪极其强烈，但是它还能守住中华的民族大义，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政府。 到了一九三六年，广东的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五月，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去世，邹鲁又被迫离开广州，广州方面由陈济棠控制大局，而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肃清江西、湖南的红军，并且正在积极地修建粤汉铁路，因此中央的力量已经向南发展，而接近两广的势力范围，因此造成其军政领袖的紧张。于是两广的领袖决定先发制人，以日军在华北增兵、国民政府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为理由，联络华北的山头势力，讨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政府正式出兵北上，进入湖南与江西南部，宣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对日宣战，他们将会进攻南京，同时两广政府派员到华北进行游说，希望再组反蒋的军事同盟。 此时华北的军政领袖，由于经常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深知对日宣战是非同小可的历史决定，他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愿意支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是他们却了解，目前中国若是要对抗日本，必须团结合作，争取更多准备的时间，并且绝对不能再开内战。所以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渠都先后宣布，不参加两广政府的抗日救国军。华北的军政领袖，既然不愿支持两广的军事讨伐行动，两广的抗日救国军也就更为人单势孤了。而此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但已经将军政力量扩大到了西南，同时在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势，单凭实力，两广实在很难挑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由于两广军政领袖师出无名，在广东的空军与陆军先后投向国民政府之后，两广的反蒋势力迅速瓦解。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全的二中全会，会议通过正式撤消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两广直接归并中央直接领导。广东的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之下，只有离职到香港。九月中旬，蒋介石再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于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派的职务，从此与南京分裂长达六年的两广，终于重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中国更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南京的国民政府，当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实力，此时蒋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内政统一问题，就是与红军之间的较力了。 此时日本也了解中国的转变：一个由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国不但在理财练兵上，开始理出头绪，中国甚至在社会、教育、文化、工业与经贸等方面，都出现了真正的进步。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假如再让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时间，日本将难以招架中国复兴的强大实力，因此其内部出现了检讨大陆政策发展的新争议。 但是对于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而言，侵略中国以及建立军国主义的大政方针，是他们愿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动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对于政府部门瞻前顾后的做法，大感不满，终于正式决定，发动流血的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壮派军人所主导的二二六政变，刺杀日本政府的内阁阁员，并且包围日皇皇宫。虽然整个政变最后还是被效忠日皇的军队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权力，从此完全地落到了军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敢违逆军人的意志。因此日本从此正式的步上军国主义的方向，至于何时与如何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第42章 16.2中、日的外交互动接触 在这个时候，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外交接触。国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合则两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这种看法非常具有历史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当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发的时间。 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以及中国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进行双向双线的一系列接触与谈判，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董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的会谈，最为深入与全面性，中、日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围绕着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千方百计想要在谈判桌上，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任何平等与尊重的立场可言。因此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够了解，中、日相争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两败俱伤，而让美国与苏联取得支配亚洲的机会，但日本方面丝毫不为中国的远见所动。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触，只成为了日本压迫中国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共红军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展，是非常的重视，因为日本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要有一场决战，这是日本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而当初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争取抗苏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日本最大的战略恶梦，就是中国全面的赤化，而成为苏联所支配的附属国，那么日本在华将会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国的西南折向西北运动之后，日本对于国民政府的压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军部，包括关东军与驻屯军，都一再地发表声明，假如国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歼灭北上的红军，那么日本只有自己动手来攻击红军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华北日军压迫国民政府的最主要借口，而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就是日本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北上的先制防御行动之一。之后，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改编，以及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没完没了的压迫，也都是着重在“防共”的战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一度表示为了抗日，由陕西进入山西与内蒙古边界，引起了日军极大地警戒，日军借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府通过扩编其华北驻屯军的议案，已准备迎击共军北上的挑战。日本在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职级，提升为日皇亲自任命的中将军官，并且擅自违反了辛丑和约所规定驻屯军的数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军公然表示，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华北，日军随时准备在华北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五月一日，日皇正式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改组之后的驻屯军司令官，并且增派第五师团中（日本的“钢军”）的一个旅团，驻进天津与北平之间的日军基地。 16.3宋哲元的折冲斡旋 日本在华北采取政治与经济的两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宋哲元，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威胁利诱，并且直接与华北其它的军政领袖进行接触，希望华北能够正式的脱离南京的国民政府，而以所谓自治的方式，加入日本与满洲国的政治与军事合作体系之中。宋哲元的确受到日本极大的压力，华北是否脱离国民政府而自主，几度都在危机边缘徘徊，田代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企图胁迫宋哲元接受华北自主的日本要求。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将领，而是拥有冀察两省军政经权力的地方大员，二十九军也从最初的两万多人，扩充到二十多万人的地方性大军实力（包括各种保安队等武力），而日本对于策划华北的自主，更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试想连黄郛与何应钦两位国民政府的重量级人物，都不堪日本军方在华北的压力，如何让政军实力有限、与国民政府关系较浅的宋哲元能够招架得住呢？但是宋哲元本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底线，却仍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因此宋哲元虽然几次在日本的压力下，走向与国民政府分裂的边缘，但是每次在最后关头都能出现转机，而让日本人要华北分裂自治的的计划落空。宋哲元有时利用南京的立场作为挡箭牌（这时的南京政府，已经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构与气势，讲话自然有影响力了），否则干脆以养病请假，让日本找不到交涉的对象。当然二十九军部属的鼎力支持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团结坚定认同国家，都增加宋哲元应付日本压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则上，能够守住底线，不做日本的傀儡，却不得不在经济与行政上，经常要对日本的勒索与压力让步。日本在河北，透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种走私的活动，以破坏华北最为重要的海关税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持有组织的贩毒活动，以此增加颠覆中国的经费，与控制汉奸活动的手段。日军在河北平津一带，更是肆无忌惮地经常举行军事演习，公然挑衅二十九军。 单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军在华北就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丰台事件以及大沽事件，对中国在华北的主权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宋哲元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拱手将战略要地丰台，让给日本驻屯军[1]。八五八书房宋哲元在日本的压力下，也聘请日本顾问参与行政决策，招纳了恶名昭彰的汉奸政客，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一时之间，河北已经有着日本横行的危机了。 宋哲元对于这些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只有闭半只眼、避重就轻加以处理，事实上与当初张学良在东北的对日政策，也所差无几。日本除了对华北进行军事与政治的部署与侵略之外，更是着重经济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对于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内进行各种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矿产工业的开发，也做出许多的让步，日本多家“株式会社”开始出现在华北各地。 日本又公然干涉河北与察哈尔的行政组织与人事任用，宋哲元也只能妥协。日方因而认为，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能让华北完全的脱离中国，但是日本的影响力，已经从各个方向，大幅的提升，华北已经接近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之东北的形势了：日军可以公然的演习、汉奸可以随意在政府中出入任职、日商拥有各种剥削劫掠的特权。此时华北在政治上虽然没有易手，但整个运作已经由日本在幕后遥控了。 从东京与南京之间全面的外交交涉，以及中、日双方在华北为主权问题的直接交手看来，中、日局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两国距离最后关头的全面摊牌，事实上已经不远。一九三六年底的百灵庙之战，以及紧接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更清楚地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分裂、内战不息的乌合之众了，中国开始有了励精图治的中央政府，假如日本还要对她步步进逼，那么中、日双方最后必然要走上决裂的地步。而之后的七七事变所以会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只是反映了日本决定要与中国提前摊牌的一个借口而已。 16.4百灵庙之战 日本的华北自主方案，是准备把长城以北的地方，划给日本操纵的蒙古国，这个计划是由关东军负责推动。自从蒙古部族的德王，甘愿成为日本所操纵的傀儡之后，关东军当然是全力支持与装备德王的部署，帮忙他扩大伪蒙的版图，并计划由察哈尔入侵绥远。德王在得到日本的军事援助之后，开始动用兵力，侵入绥远，目标是先截断平绥铁路，然后指向国民政府在百灵庙所设的内蒙政治中心。一九三六年十月，德王的部队开始进入绥远境内，眼看中国的领土又要进一步受到日本的侵略与占领了。 由于关东军对于自己所训练的德王部队，信心十足，因此以为只需提供日本空军与后勤支持，德王的部队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地攻占绥远。关东军对于德王率部入侵绥远的军事行动，还特别发表日本对于内蒙战事不干涉的立场。 这时候，绥远省政府主席是由晋军的傅作义担任。德王在关东军以飞机、重炮的支持下，进攻绥远地区，引起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其它蒙古部族之不满，而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已经将中央军调进了山西与绥远一带，因此蒋介石下令傅作义，对于入侵的德王部队，主动给与军事反击，中央军将会支持晋军作战。这是中、日之间，中国第一次敢率先对日本支持的侵略行动，采取主动的出击。 傅作义的晋军与支持国民政府的内蒙部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对于德王的入侵部队，进入大胆地攻击作战，傅作义以兵分三路、远程袭击的战术，包抄德王深入绥远的部队，虽然日本出动空军支持，对华军进行炸射，但是德王的部队仍然在百灵庙附近惨败。蒋介石下令陈诚指挥中央军的汤恩伯部，与傅作义的部队配合，乘胜追击，决心要直捣德王在察哈尔的商都以及张北之根据地。 第43章 华军在绥远百灵庙的大胜与反守为攻，使得日本关东军大感震惊，关东军认为假如中国的部队若真打垮了德王的部队，那么日本想要经营的蒙古傀儡政权，也就要烟消云散了，这甚至会影响到满洲国政权的稳定。因此关东军发出严重的警告，假如中国军队威胁到满洲国的安全，日本将绝对不会坐视。 正当中日双方有可能为了内蒙问题，面临军事冲突之时，西安事变却突然爆发，改变了整个中国局势的发展。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表面上看来，“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战争，以全力准备对日抗战的事件），似乎是一个突发的军事政变行动，它改变了蒋介石多年苦心推动的“先安内再抗日”的大政方针，也使得中共红军在最接近危亡的时刻，获得停战整编的机会。国共团结准备抗日的行动，却也刺激了日本决心提前对华展开全面武力侵略。中共的红军自此东山再起，利用抗战的机会全力发展壮大，最终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战争中，获得大胜而统治了中国大陆。而发动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与东北军，却从此淡出中国近代的历史。 但是根据事实的分析整理，西安事变的爆发确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却有其相当明显的前兆。促成蒋、张摊牌的直接主因，则是蒋介石不当的战略部署，有意要藉着剿共作战，同时消弱东北军与共军的实力。这点刚好又被张学良识破，造成张学良与东北军，不甘心成为在内战中被利用与牺牲的棋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机会。因此张学良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安排。 17.1事变之前的局势 而影响张学良最终采取兵谏行动的构想，不是中国共产党背后的策划，而是另外一个要角，西北军杨虎城的点醒。事实上，在整个西安事变从头到尾，张学良就没有要对蒋的个人安全，采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决本来是必然的结果，而蒋介石在面对挟持时，也没有签下任何政治协议文件。最后促成张学良开释蒋介石的，一方面是张学良个人的决断，一方面是国内强烈的压力，当然斯大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也发生一些作用。然而从史料看来，纵使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采取联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进行之中，只是条件与时机也许会有些不同而已。 我们深入分析西安事变的三大要角，在历史中的微妙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毛泽东的红军，在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立场。基本上，三方面都是决心准备抗日的[1]，但是三方面却为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担任的角色，有着极大冲突，因而产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抗日可以说是绝对的前提，因为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有着直接的国仇家恨，而在现实的环境下，他们又不能立刻与日进行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他们承担了来自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压力，也几乎每天都要背负“不抵抗将军”与“误国军”等来自舆论的羞辱。当时蒋介石根本自顾不暇，那里能够与愿意为东北军承担与洗刷这些冤屈。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一直希望政府能够早些进行抗日战争，让他们能够以行动证明自己誓死抗日的爱国热血，就算是身死疆场，也并无所憾。（抗日战争期间，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编后的东北军中任职，因此非常了解东北军官兵真正的心声。） 但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剂与战略准备因素的考量，对于日本的一再侵略与欺凌，采取的是忍辱负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国需要时间进行生聚教训的准备，一方面也难免有一丝侥幸的心理，认为日本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觉醒过来，或是日、俄与日、美间的冲突提早爆发，这样中日之战的威胁就可以完全改观。因此基于战略准备与国际情势的观点，蒋介石被迫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采取了一让再让的策略，使得抗日迟迟无法成为行动，国内的民意因而沸腾，这种抗日时间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张学良与东北军在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压力。 在参与剿共的内战之中，东北军一直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粮饷只有八折，其它的后勤补给更是七折八扣；到后来，更是到阵亡的战士没有抚恤，建制单位被消灭后又不得补充的地步网，但是中央却要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上，付出相当重大的牺牲。这些情况导致张学良与东北军担心，自己只是成为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者，最终无法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记录。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都希望停止内战的牺牲，全国共同抗日，就成为他们决定采取兵谏的共识。 蒋介石曾进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本人是没有强烈的反日情结，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来自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意识，就是希望中、日两国应该可以合作、互助来促进发展，这样两国就可以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创以亚西亚为中心的历史光荣。但是日本却不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眼光，反而对中国展开比西方国家还要凶狠的侵略，非置中国于亡国之境而不罢手，这是深具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蒋介石，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决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大政方针，誓要统一中国，然后与日本进行决战，以扫除国耻，这一点是毫无可疑之处。 但是蒋介石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他必须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准备，才能有机会统一国家，建设中国，而终能培养出能与日本决战的国力。中国抗日战争的困难，绝对不只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已，中国的国民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农业无法自给自足，工业才在刚开始起步，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与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会缺乏动员的活力，要想以这样的国家架构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全面性总体战争，当然是必输无疑的。蒋介石必须要先将国家统一起来，然后再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工业与国防武力，如此才能与日本一战。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已经极其高涨，根本很难接受蒋介石“生聚教训”策略，使得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的大政方针上，可以说是受尽了历史上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难堪与批评。 不过，以日本的精明，岂有不知蒋介石的理财练兵策略，志在复兴国家，然后再与日本进行决战？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会给蒋介石完成统一与建设的机会，日本当然要在中国完成国力凝聚之前，就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此蒋介石必须要有提前应战的准备，中国也就必须设法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支持中国（以保护国际社会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国之长，补中国现代化尚未完成之短。 虽然蒋介石一直公开以剿共作为安内与抗日的前提，但是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要完全肃清共军及消灭其领导人，却是一个必须妥协的战略现实问题。因为以蒋介石本人的意识形态而言，根本不能接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另外成立政府与军队，进行武装叛乱与夺权。但是蒋更清楚地知道，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危机，其实是日本与美国、苏联矛盾与决战的一环，以中国当时之弱，当然根本不可能单独完成对日本的战争，最终必须要有美、苏的外源与介入；正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与美苏的对抗，也要有德、意等法西斯势力的支持，这是一场全人类历史上不同阵营与理念的战争，中国只是首当其冲而已。 17.2安内攘外与苏联容共的矛盾 当时美国采取孤立主义，因此一直回避对中国拥有的支持，甚至还有舆论建议，不妨以中国的利益喂饱日本，以避免美日爆发决战。所以在国际社会的绥靖主义之下。中国若是真的被迫进行全面的抗日，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将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直接的支持。总体战的对抗就是比国力，因此落后的中国是根本没有单独打败先进之日本的机会。由于苏联与日本的冲突一直在酝酿之中，所以联合苏俄成为蒋介石必须认真考虑的抗日战略，然而苏联又与容共是一体的，所以蒋介石在剿共的策略上，是有其苏联抗日战略考虑的难处。 对于领导共军的毛泽东，抗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参与全球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大业。由当时的国际情势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结合了财阀主义与日皇的封建主义，已形成对共产主义威胁最大的反动势力。更为重要的是，日、俄在历史上，早已建立了世仇与战略对抗的宿命，因此更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之间，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敌对。而日本侵华的战略考虑前提之一，就是要防止中国赤化，同时要利用中国成为抗俄的战略腹地。当时受到苏联指挥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会把日本当成必须消灭的仇敌。 由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绝对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政党，也是一个阶级利益重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是为了要执行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使命，这远比为了中华民族对抗日本大和民族的考量为重要。 第44章 同时共产党专政的特性是，当他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是整个国家永远与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其它政党领导，或是与其它政党一起并存、进行轮流执政的和平竞争（这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多党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若共产党不是唯一的执政党，他就是地下的革命党，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一般的舆论认为，蒋介石坚持一定要先剿共才抗日，是勇于内斗、怯于卫国的借口，这在历史上是不公平（也是昧于事实）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也是一样要先内斗夺权、再对日作战。中共早就揭示其抗日基本策略前提是“抗日必先反蒋”，也就是说中共要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后，才能领导中国，参与全球无产阶级共同抗日的行列。 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样的要先进行国内武装革命，以消灭中国国内的阶级敌人，然后再对外消灭全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势力。所以国共两党都是决定要抗日，但是前提并不一致，彼此也都将消灭对方当成抗日的先决条件。国、共先内战后抗日，并非是蒋介石单方面地坚持，也是毛泽东的立场与看法[2]。 因此在中国面对日本大敌当前的侵略时刻，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并非单方面来自与蒋介石近乎顽固的安内政策，也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质上“专政”的特性，他非要先消灭国民政府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并非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政党”而已，他根本就否定中华民国，而另外建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因此每当日本三番几次的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之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力主抗日，但是红军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国民政府军队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的机会，立即尾随调离的中央军，进行攻击，以扩大地盘，中共红军因此成了国民政府抗日最严重的后顾之忧，国民政府的部队因而不敢与日本坚持对抗，就要立刻回师与红军作战。 而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抗日当成中华民族各党派共同的历史责任，以及愿意接纳其它的政治势力，一同合作抗日，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的事。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苏联国际共产党的指令下，中国共产党接受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由在莫斯科的王明，擅自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之后，才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其它所有的军政力量合作，共同抗日。然后在共产国际强力指示下，中共中央才非常勉强的愿意放弃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才能抗日的前提，而要求所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共同团结合作的抗日。 此时，而蒋介石虽然已经在国共战争中，居于胜算的优势，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因此决定完全采取军事手段，来歼灭中共的红军。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主动与国民党接触之下，蒋介石同意在一九三五年秋季，指令国民党的陈立夫与张冲，负责与中共与国际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及潘汉年，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接触与谈判3，只是蒋介石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不肯松口，并且在军事的追缴上，也不肯放松压力。当然中共中央也是同样不对外承认，他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合作的谈判。因此让外界一直以为，蒋介石是个冥顽不灵的人物，非要完全消灭中共，独揽大权不可，而不肯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 在陈立夫、周恩来、潘汉年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多次协商中，蒋介石既然拥有绝对的优势，他当然开出强硬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的立国政纲，服从蒋介石的军委会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为，取消苏维埃政府的国中之国的政治组织，改变红军的编制，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阵营，这种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非常的难以接受的。 因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及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建立自己所主导的专政体制，因此双方谈判的进展，相当的缓慢。不过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节节进逼，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在渡河进攻山西失利，而退回陕西之后，兵力只剩三万多人而已，并完全困在陕西的北部。红军粮弹不济的情形非常的严重，迫使中共最后只有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和谈立场，国共在南京的合作谈判，其实在当年十二月大体完成，由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陕北红军基地进行最后的确认。正在此时，却突然爆发了由东北军主导的西安事变。 17.3东北军受到不平的待遇 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出了蒋介石自己亲手训练栽培的中央军之外，对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忠诚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张学良有着一种强烈爱国的理想主义思想，以及对日本侵略与压迫的反弹精神，因此才使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的历史决定上，完全放弃军阀势力的利益考量，而选择支持蒋介石，因而减少了中国内战的代价。 而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蒋介石（其实是为全中国）背上“不抵抗”的历史罪名，而在热河之战中，郑学良一句话就放弃全国第二大军政势力的领导位子，以减轻蒋介石政治责任，更是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与对大局的顾全。当然蒋介石也为张学良付出不小的政治代价，也就是加深国民党中两广军政势力的误解，反蒋倒张成为一体的两面。 由与东北军的团结力量历久不衰，日本视东北军为威胁满洲国的眼中钉，因此在塘沽协定中，压迫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离华北，蒋介石决定调东北军担任追剿红军的任务，在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召张学良回国，出任华中三省剿匪副司令，随后又任命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与陈诚合作，负责进行中国军队的整编工作，者是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积极的准备抗日军力，而东北军与中央军成为第一批接受整编的部队，因为东北军拥有全国第一流的骑兵与炮兵部队。 这时候是张学良最为认真维护蒋介石的时期，他以游欧的见闻，倡言中国在政治过渡时间，需要采取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制度，才能统一国家加强建设，以准备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张学良特别设立了“四维学会”的组织，奉蒋介石为领导人，鼓吹中国需要蒋介石成为法西斯的领袖，中国才能迅速地完成现代化，凝聚力量，准备抗日。 这种蒋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却好景不长的发生激变，由于国民党中最大势力的派”（陈果夫、立夫兄弟分别掌控党务与教育系统，建立国民党内最大派系），担心张学良即拥有自己的军队，有组织支持蒋介石的派系力量，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派系的利益。因此对于张学良进行全面的打击与抵制，而蒋介石中央军的黄埔子弟兵，以及军同等特务系统的领导人，也担心张少帅真的会成为蒋的接班人，因此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设法加以离间。加上一向反张学良的两广派与中央的恢复合作，也让蒋介石必须对张学良疏远一些，以维持势力的平衡。 一九三五年年初，蒋介石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决定调派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接着又免除张学良在武昌行营的职务，调张学良出任西安的剿匪副司令，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对在陕北的红军，进行追剿的任务。 蒋介石更为错误的做法是，将中央派在东北军中，人和关系极佳的参谋长钱大钧私下调走（甚至没有礼貌的先知会张学良），当时钱大钧与张学良及东北军关系融洽，下情上达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与误会。钱大钧离开之后，中央派出晏道刚出任参谋长，不管晏的做法是对或错，至少他那种盛气凌人的“监军”态度，就让东北军上下都无法接受，东北军与中央政策起了严重的摩擦，也就逐渐形成难以解开的误会了。于是蒋介石在他自己与东北军之间，筑起了危机的雷区，蒋所听到的都是对东北军负面的报道，东北军所得知的，也全是蒋介石义断情疏的消息。陈立夫更是在这个危机发展上，出尽了所有的手段与力量。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变化，东北军不能长期忍受“误国军”的诬蔑，因此全心希望能够与日本一决死战。当时蒋介石对于各个地方部队，都是因地制宜地运用，而只有中央军是随任务而进行全国性的派遣。东北军既非中央军，而且决心抗日，因此将东北军派到其它地方军的地盘，不但受到排挤，也会造成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因此假如蒋介石此时真的有领袖的眼光与心胸，就应该好好地培训东北军，以其戍守黄河防线，成为支持华北战场的总预备队，东北军必然可以在抗日战争的北部战线上，发挥极大的战略阻吓效用。这样中央军可以集中兵力，全力防守长江三角洲以及南京上海的地盘。 17.4蒋介石一连串政策上的错误安排 但是蒋介石却调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对希望与日军死战的东北军，士气上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危机。而且蒋介石应当知道，西北军的杨虎城，早年在冯玉祥手下，就已经接受苏联的影响，是个左倾的军政人物，他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别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待遇，更是非常的不满，因此当时的西安各界经常与上海的左派团体呼应，成为包容极多左倾团体活动与人士的大本营之一。 第45章 蒋介石要叫明显左倾的杨虎城，监督张学良进行剿共，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失算的安排。 由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任务，遭到士气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视的困难，东北军先后与红军主力遭遇，虽然顺利地攻下延安，但是东北军的一九师，在劳山遭到红军围歼，其后一一师在直罗镇，又遭到红军反击的围歼，两位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不屈战死，造成东北军士气的震动。上下都一致认为，要东北军死于内战而非抗日，这将是全军的悲剧与耻辱。 而更糟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作），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阵容壮大的爱国抗日运动，风潮所及，全国披靡。接着整个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团体，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全国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给与热烈的支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名流爱国会，由宋庆龄、沉钧儒、章乃器等人负责，不断发出动人心弦的爱国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识与情绪，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的发展蔓延，中国共产党立刻成为当时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锋”。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得压倒性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利用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功劳？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面，张学良提出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与国共之间谈判的原则，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销红军番号，废除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政党，不再拥有军队，来参与政党竞争。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4]。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力，这就是他与周恩来延安之约的目的。从此红军、东北军加上晋军，都有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默契，造成整个西北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与南京的安内剿共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但是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与苏联与中共进行相当时日的接触，大家对于合作也有了策略性的共识，蒋介石本人还在莫干山接见过周恩来，但是蒋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国共合作的见解，采取近乎绝对排斥的态度。根本让张学良无法向他进言，双方甚至多次爆发言词之上的冲突。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又多次的与阎锡山，讨论过停止内战与抗日的问题。当时的阎锡山，事实上也与红军有所往还，因此他表示支持张学良的立场，更帮着张学良见机游说蒋介石，但是都遭到蒋介石愤怒地拒绝。 这时蒋介石所委派在西北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总是摆出一副监军的高姿态，而经常与东北军将校之间发生摩擦，彼此的关系极其恶劣，也就造成中央与东北军之间更大的误会，在对杨虎城发泄心中抱怨的时候，张学良得到杨必要时大胆实施“兵谏”的建议，张学良当时并未置可否。 17.5张学良的断然行动 这时候，西安方面的政治左倾，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对峙，不但已经形同休战，东北军更拨给红军一些补给，因此各种的情报都已显示，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因此使得蒋介石大为不满。张学良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国共合作谈判，基本上已经要完成协议的同时，蒋介石却仍然决定，要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合围攻击。 由于此时的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分离，军政力量深入到四川、云南，中央的力量已经接近可以号令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地位，蒋介石的权利与威望，更是如日中天，无人敢挑战他的决定。因此蒋介石在当年十月，决定亲自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蒋介石对东北军将校，施加极大的压力与警告，蒋介石暗示假如张学良与杨虎城仍然不愿出力死战，那么蒋介石将要撤换张杨二人，整个西北的剿共行动，将由中央军的蒋鼎文接替，东北军将会遭到进一步收编的命运。 正当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接近摊牌的发展之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爆发了亲日之蒙古的德王部队，进攻绥远的战事。这时中国的民意，可以说是激昂已极，因此蒋介石下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守土有责，率军出击，在百灵庙击溃德王部队，蒋介石并且要求陈诚与汤恩伯的中央军，从山西出击。结果傅作义的晋军，传出了大胜的消息，整个中国为之振奋。 而在陕西的东北军，更是人心激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宁可到绥远去与日军死战，也不愿在陕西与红军作战。张学良基本上是同情与同意东北军的这种想法的，但是蒋介石不肯，一方面是担心这样会直接刺激日本关东军，因为关东军把东北军视为最大的敌手，一方面当然是不能让东北军侵犯到晋军的地盘。 张学良眼见蒋介石不肯停止内战，又不肯派东北军与日军作战，反而准备进一步的整顿东北军，在军心不稳的局势之下，张学良一度想要辞职他去，但是部属不肯，担心张学良离职之后，没有了孚众望的领导者，东北军更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又到洛阳与西安一带视察剿共作战，他更为清楚地表明，假如张、杨再不能全力作战，就准备将张学良与杨虎城调职与整编其部队，所以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已经开始在酝酿之中。 虽然蒋介石对于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交往，早有情报，东北军的士气低落与军心不稳，蒋也有所了解，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还不至于有胆量对他个人采取行动。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威震华夏，没有一个地方的军政势力再敢与蒋挑战了，何况蒋认为杨虎城会替他看着张学良。当时在西安一带的部队，是由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东北军都在远方的前线地区，因此张学良应该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出人意外的行动。但是蒋介石完全错估了局势，也看错了人，其实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捉蒋的点子，而张学良的个性是一旦在必须采取决断行动时，他是可以完全不顾后果的[5]。 17.6发动兵谏、拥蒋抗日 者是张学良已经清楚地知道，纵使抓破脸都无法说服蒋介石调整政策，反而使得东北军面临即将受到调编的危机，与是张学良断然决定，对蒋介石发动兵谏。整个冒险行动中，张学良始终不变的立场仍是“拥蒋抗日”，张的这个决定，时前既没有全盘周密地商量与安排，更没有告知中共的领导人，只有在行动之前一天，十二月十一日午后，才与东北军的将校及杨虎城进行决定兵谏的讨论，东北军的将校，全部支持张学良的决定。 张学良在受到学生请愿抗日，以及国民政府逮捕上海抗日爱国团体名人事件的刺激之下，在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全面准备抗日失败之后，终于断然决定，采用杨虎城的兵谏建议。 第46章 在十一日夜间，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将校，对于兵谏行动作最后一次的确认，大家仍然支持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当天特别临时将一五师第二旅的旅长唐君尧，从甘肃接到西安，负责整个兵谏行动的指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时半，唐君尧指挥张学良的警卫部队，对蒋介石进行武力挟持的兵谏行动，造成蒋介石卫队的严重死伤，但是却平安的将蒋介石软禁。而杨虎城的部队，同步出动，逮捕所有在西安与兰州的中央军政要员，张学良的这个大胆行动，立刻震惊了整个中国以及国际社会。 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成功挟持蒋介石之后，立刻成立抗日联军，并且公开发表了八项主张，这八项的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个党派人士。二、停止内战。三、.立即释放所逮捕的上海抗日领袖。四、释放一切的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七、确实遵守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学良并且致电南京，保证绝无加害蒋介石的意图。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张学良兵变消息之后，立刻乱成一团，主张立刻派兵围歼张学良的强硬派，竟然是以蒋介石的莫逆之交、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蒋纬国既是他托蒋介石收养的儿子）及蒋介石最为亲信的何应钦为首，主张以交涉谈判解决的温和派，以蒋介石的姻亲孔祥熙、宋子文为主。由于张学良既然保证对蒋介石的安全，又主张拥蒋抗日，要与南京举行会商，戴、何等人实在不必急着以武力讨伐张学良，因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有逼张学良在情急之时，对蒋下狠手的用意。在宋美龄的介入之下，中央军虽然展开对关中“叛军”的包围，但是暂时采取等待攻击的策略。 而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在得知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之后，简直是高兴得不敢置信，毛泽东力主要将蒋介石加以公审处决，以报复这些年来，红军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红军将领叶剑英等人，更是认为这是报仇的天赐良机，绝无放过蒋介石的道理。不过周恩来、张闻天却认为，假如蒋介石一旦死亡，中国必定重新陷入内战之中，日本更可以轻易的灭亡中国，而红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两派争议不休。 而在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传来斯大林对中共亲自下达之最为明确的指示，严厉的批判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错误行动，指名要求中共中央，绝对要设法尽一切的力量，协助释放蒋介石，否则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崩溃，而蒋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必然是日本，假如中共违抗这个指令，莫斯科将会断绝与中共一切的关系。 这就是斯大林过人的谋略，因为苏联知道，在当时，只有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对抗日本[6]，假如蒋介石一旦被处死，中国必然出现内战的大乱局面，中共的红军也许会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在相当的时间之内，绝对没有人能够取代蒋介石与日本对抗的能耐，这样日本可能顺利地征服中国，一旦日本征服中国，苏联就要面临日本更大的挑战。 所以斯大林固然恨死蒋介石亲共与围剿红军，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够获得胜利，但是斯大林更清楚地知道，在抗日的历史选择上，苏联现在最需要的是蒋介石，在必要时，苏联宁可牺牲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已经明了蒋介石抗日的决心，以及了解蒋在中国已成为无人可代之的领袖，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斯大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权衡利害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指令，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 而日本的反映，则是显得过渡的自信，日本政府与军部，严令日本不可介入西安事变，因为日本相信，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即将上演，日本若是介入，反而会造成中国内部的警惕而团结对外。日本人相信，无论从南京到各个地方的势力，绝大多数是会赞成张学良杀掉蒋介石，以造成中国天下大乱，而能重新逐鹿中原，这样日本就更有机会浑水摸鱼、扶植汉奸傀儡，要灭亡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是容易太多了。 果然各地的割据势力，在得知西安事变之后，多数都是采取观望的两面立场，例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渠，都出现两面表态的立场，一方面表态支持南京政府慎重处理，一方面也“暗示”张学良，不妨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也会响应，因为只要蒋介石死亡，中央与东北军开打，那么他们逐鹿中原的机会又将出现了。 当时最令张学良注意的，是阎锡山非常暧昧的态度，因为原先张学良认为阎锡山是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这边的，何况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对于华北的各个山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这时阎却摆出更为高明的逆向.作招数，他知道张学良根本无意杀蒋，蒋若一死，中国必然大乱，那么日本必然可以轻易的并吞华北，不如自己做个现成的无本买卖，成为南京与西安的调停人，平白的捡到好处。阎锡山的态度，让张学良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过来，张已发现，大家都在企图利用他手上的人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7.7释放蒋介石以进行抗日准备 不过当时一般的舆情与民意，则是一面倒地反对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任何不利的做法，这些舆情非常担心若是蒋介石发生任何的不测，那么中国不但没有可以对抗日本侵略的领导人，中国可能会重新进入新的内战状况，这是民国成立以来，一次最为明显的民意共识：支持蒋介石继续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完成国家的统一与领导对日本的抗战。 中共中央几经激辨之后，终于接受斯大林的指令，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周恩来奉命在十七日赶到西安，与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会议，张学良进一步的发现，中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直接与南京进行交涉，以提高国共合作的交易筹码，根本没把东北军当成共同的伙伴看待。 这时张学良终于看透了所有的幕后，他原本希望利用这次的行动，能够让东北军扮演一个主导联合抗日的角色，现在因为他手上控制蒋介石的安危，反而成为大家争相利用的棋子。因此张决定，绝对不能让事态恶化下去，自己必须要确保蒋的安全，以及设法迅速释放他，否则中国抗日的准备，就要功亏一篑了。而周恩来在西安，除了与张学良商量大计之外，还必须设法压抑在东北军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说服杨虎城，要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至于何时释放人质，周、杨都认为需要多点时间来进行更多的布置。 在宋美龄与宋子文赶到西安之后，张学良更清楚的发现，假如蒋介石的生命或是权威受到伤害，那么必然会使抗日的准备工作，更为的困难，因为在南京，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抗日派领袖，而亲日派已经开始进行夺权布置了（汪精卫正由欧洲兼程回国），所以他决定平安释放蒋介石的决心更为坚定。 所剩下的问题是，张学良必须要让蒋介石的抗日政策，由所允诺，才能对东北军支持他兵谏行动有所交待。有趣的是，宋家兄妹在与张学良密集的会谈中，开始同情张学良的用心与处境，在宋美龄的调解下，蒋介石同意在改组南京政府议题上，进行会商，以及允许与周恩来加入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些的共识。问题是，蒋介石坚持不肯在共识的文件上签字，因此由宋家兄妹代蒋介石，接受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以及不处分参与兵谏者等共识。蒋介石不肯签署任何正式的文件，造成周、杨等人的不满。但是张学良认为硬要蒋签署文件并无实质的意义，他相信蒋介石会履行他的承诺。 这时张学良对于西安内外环境，随时都会有瞬息万变的高度警觉，因为他不能掌握东北军内有多少中共组织的细胞，也难防范杨虎城的部队发生意外。由于西安的各个派系领导人，对于如何释放蒋介石，仍然有着时间与方式的意见，而中央军已经开始与东北军爆发战火的冲突了，一旦东北军产生重大死伤，那么难保军队发动哗变，而会影响到蒋介石的安全。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加派秦邦宪到达西安，以宣达中产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因为当时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中，多数的人仍然拒绝这个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在秦邦宪软硬兼施，以及周恩来的设法疏通之下，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书记宓古石，终于同意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的决定。周恩来再与张学良一起说服杨虎城，应该释放蒋介石。不过当时仍然有不少的将领，持反对的意见，因此一般的共识是，多扣留蒋介石一段时间，以取得更为充分的保证，再将他释放。 不过张学良个人认为，这样会夜长梦多，因此断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只要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那么抗日大计必然能够实现。因此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张学良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匆匆地亲自护送蒋介石等人，乘坐自己的专机，飞离西安抵达洛阳。 第47章 蒋介石平安获释的消息，可以说是让整个中国都松了一口气，中国不会再陷入一场新的势力争夺的内战之中，张学良则是敢做敢当的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17.8蒋介石声望达到顶点 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亲日派与各地方山头当然失望万分，可是中国各地民众自动自发对于蒋介石，给与国家英雄的盛大欢迎，更使他拥有全国军政最高领导人的威望与民意支持。这时蒋介石当然知道，有心与他角逐权力的各路人马，仍然存有异志，这在他被拘禁期间，这些人物非常露骨的希望张学良能够将他“做掉”的态度，已经显露无疑。但是由于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的必须容纳他们，于是蒋只好把所有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张学良的身上。 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的怂恿下，不顾在西安所达成的放张协议，取消给张代罪立功的机会，而将张学良给与终生软禁的“法外”处分（这样阎锡山等人终于报了中原大战之仇）。依照当时的军法审判结果，张学良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蒋介石还表示宽大，要求特赦张学良并获准，从法律的观点，张学良已经无罪罚的存在了，但是实际上却由军统局负责将张学良无限期的软禁。 原本蒋介石有意考虑让张学良代罪立功，但是后来又打消这个安排，从此张学良得以脱离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一直成为受看管的无期徒刑囚犯。最令张学良与多数东北家乡父老感到难过的是，蒋介石就连抗战胜利的大赦，以及全国团结的政治协商，都不能让张学良回家乡探视。 而记性一向良好的中共领导人，也暂时多次“忘记”了张学良的“千古功劳”，而没有适时伸出援手，在抗日胜利之后的政治协商中，中共除了在非正式的场合，应景式的提到张学良的问题之外，根本没有郑重提出恢复张学良自由的要求，蒋介石答不答应是一回事，连提都不提，就足以表现中共的立场了。由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强烈的个人报复，使得蒋介石失去一个因势利导，创造全新历史的机会。 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立场始终如一，这是历史可以证明的。一九三七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调动东北军，进行移防之时，因为担心军心不服而生叛变，因此还派东北军的将领，晋见少帅。张学良特别交代昔日部属，东北军务必服从领导，听候蒋介石调动的命令。以一个被看管人犯的意见，竟然对于处在生死边缘、几十万东北军的选择，仍然有着“命令”般的影响力，真是叫蒋介石以及其它的军政领导人，感到震惊7。 蒋介石违背诺言、对张学良的长期报复，甚至连宋家兄妹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在过分了。宋子文终生都为此结果感到遗憾。在大陆易帜之后，宋子文赴美长期定居，曾经在一九五年代，设法与蒋介石接触，希望蒋能够让张学良赴美；宋美龄也曾公开对于外界表示过“我们对不起汉卿[8]！” 张学良在蒋介石死后，才获得真正的自由。由于不满李登辉以台独为名目，而实际上出卖台湾的卖国行为，张学良先生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于一九九五年决定移居夏威夷，并且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所有相关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全都委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约定在其死后再公诸于世。张学良为了抗日，成为两岸都不能接纳，流落海外的孤臣。（作者的先父遭遇亦是如此，为了抗日，牺牲自己一生的事业与家庭。但九死一生的抗日奉献，最后结果是落得两岸排斥、终身无法贡献国家与社会的凄凉晚景。当然有这种遭遇的爱国人士，又岂止作者的先父而已？） 杨虎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出国考察的游历机会，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参加抗日。不过，当杨虎城回到国内之后，立刻就遭到军统局的长期监禁，待遇要比张学良差。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才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是保密局（前军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在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之前，杨虎城以及部属全家大小，在重庆遭到保密局灭门式的枪决。 17.9国民政府“联苏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现 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权力之后，知道自己虽然已经得到全国人心支持的国家领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了各方势力在他受制之时的表现，显示出了一个清楚的政治讯号：各路诸侯不愿再接受他将权力继续的集中，以及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让步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大体依照西安事变时，大家所达成的谅解，停止追剿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调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善后工作，并进一步的与红军接洽补给的安排，国民政府从当年二月起，就正式的发给红军粮饷补给（每个月约达二十万到三十万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重新加入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民党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根绝赤祸案”，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接受，于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正式进行合作的谈判，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叶剑英等人，多次到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进行协商改编红军的问题，国、共合作进入了执行阶段。中、苏联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转机，中国修建了由兰州经新疆到苏联的现代化公路，以准备接受俄援。 国民政府的联苏容共政策公开化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焦虑与极大的压力，日军方面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会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盟国，而联手对抗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又开始为了是否要展开进一步侵略中国行动，而起了极大的争辩。日本的海外驻军，更是积极展现武力攻伐中国的准备，在他们串联日本军部扩大派势力的运作之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因为一次在卢沟桥冲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发了。假如中国没有公开联苏容共的政策，日本当局是否会为了卢沟桥事变，就决定对华进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许是有些疑问的。 一场震惊中外、戏剧化的西安事变，就此落幕，中国内部“攘外需先安内”、“抗日必先反蒋”的国共锋相对斗争的时代，暂时告一个段落，国民政府开始“联苏容共”以准备全面抗日，那么日本是坐视中国集结所有的力量，而进行抗日的发展呢？还是要先发制人，给中国致命的一击？这个政策的选择，就成了中日之间和、战历史演变的关键，与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似乎所没有弄清楚的一点，就是蒋介石不但成为全中国所支持的军政领袖，但是蒋也绝对不能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让了。日本任何局部“蚕食”中国、迫使中国让步的举动，都会引爆中国全面抗日的自卫行动。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1两广的统一 当然传统上倾向国民党的历史观点，是强烈批判西安事变所导致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使蒋介石多年企图围歼中共的军事努力，功亏一篑，结果让中共的势力，能够死灰复燃，终于赤化了整个中国。不过，事实是，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一波紧过一波的亡华行动，中国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国际社会又坐视不理的情形下，为了中国能够有更多的筹码以抗日，国民政府已经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治构想与行动。 因此，蒋介石绝对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之后，才被迫接受苏联容共的政策[1]，张学良遽然发动西安事变，只是为了稳住东北军的军心，减少自己子弟兵在内战中不必要的伤亡，而将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稍为提前搬上历史的台面而已。 因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透过亲信，与中共领导人及国际共产党人士，进行合作抗日的协商，而且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假如当时蒋介石真的没有联苏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变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后，仍然放手地动用中央军，继续追剿红军到底。因为在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全中国内部的声望与权力，都已经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中央军并没有因为西安事变造成任何的损失，当时中央军已经对困在陕北的红军，完成多路进兵的合围阵式。 同时红军也没有因西安事变而得到有效与实质的扩充，依然处在人员不足、粮弹不济的危险状况之下，因此假如蒋介石若是要决心继续追剿红军，以六十万以上拥有不错战力的中央军，围攻三万多人战力残破的红军，绝对是没有任何实行上之问题的，最多在时间上延后几个月而已[2]。 甚至蒋介石若真的继续追剿红军，也不会有人能够质疑，蒋没有“遵守”在西安事变受到监控时，口头所答应停止内战的立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要求蒋“必须”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的任何间接承诺。何况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之下，又有哪个政治人物真正遵守过所谓的约定、协议或保证？ 第48章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脱困之后，就此停止追剿红军，其主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履行承诺，或是已经错失围歼红军主力的机会，而是蒋介石决定，不如藉此机会，开始实施其“联苏容共”以准备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蒋介石为什么又推翻在西安的协议，而囚禁张学良呢？ 至于有人指出，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透露出蒋介石在日记里的抗日决心，因此造成日本决定提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说法，也是不尽正确，因为蒋介石早已在多次的重要集会场合中，不但经常公开表明国民政府坚忍建国，建军备战的抗日策略，同时也在设法优先实施理财练兵的抗日准备。一个正在推动现代化国防与工业的中国，逐渐开始崭露头角，日本当然感到如芒在背。 日本对于中国抗日国情的判断，是以中国全面现代化、统一的发展作为指标。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肯向日本的压力屈服，中国的军力与国力也在快速增强当中，所以日本算得出来，中国准备抗日的决心与实力。因此根本不必由西安事变来透露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心事，才让日本决心提早对中国下毒手。当然，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取得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支持，倒是影响到日本是否要采先下手为强的政策。 在西安事变的前、后演变，已经显露出蒋介石缺乏历史上真正伟大领袖那种洞察全局的能耐（当然这是指那种千年罕见的杰出才能），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权力斗争的影响，突然疏远了真心拥蒋的张学良，派遣抗日心切的东北军进行内战，又长期让东北军的补给受到差别待遇，对于因剿共牺牲的东北部队，更是采取令人无法了解的“战死不抚恤，消灭不补充”政策[3]。这些对于东北军处置的做法，都是犯下领袖人物的大忌，何况是处在那种风云急变，互信根本不足的时代。 当时东北军处在军心动摇与士气低落的危机中，加上有冤无处诉的压力，蒋介石却想玩一石二鸟的计策，用东北军与红军互斗来同时消弱对方战力的手法。不料张学良却已经知道，国、共之间正在进行合作的谈判，迫使张认为，蒋介石既然准备联苏容共，为什么还要拿东北人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所以张学良一再地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的立场：何不就此保存实力，共商抗日大计？但是张学良的立场，反遭蒋介石一再强烈的苛责，蒋并且准备将东北军全数调防整编，至少使得东北军因而感到了孤军末路的压力与绝望。 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了选择兵谏之外，可以说是没有其它可行的通的办法。假如蒋介石真的能够洞察军心与大局，那么蒋应该对于东北军采取宽厚的政策。张学良曾在蒋介石的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全而出手助蒋，又为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的政策，而背负历史上“不抵抗”的黑锅，根据这些事实，张学良与东北军对蒋、对国的贡献与忠诚，实在是无可置疑的。现在这支已几乎被迫成为历史孤军的东北军，唯一剩下的是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心愿，而蒋介石却要设法藉内战而消耗这支“抗日忠诚部队”，难怪东北军会支持张学良的犯上行动。 18.2蒋介石错失历史复兴良机 因此假如蒋介石让东北军集结调训，给予平等合理的待遇，激以抗日爱国的训示，那么对这支重情义、无退路的东北军而言，岂有不全军对日死战、誓死支持蒋介石的道理？蒋介石真错过了一张天赐的抗日王牌，而当时以中央军与红军的军力对比看来，也根本不必需东北军参加剿共作战。因此说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逼反了东北军，也许并不完全为过。 即使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有创造历史全新格局的机会，蒋可以清楚知道，张学良绝对的忠诚，与他抗日的钢铁意志[4]，假如蒋介石能够宽赦张学良，让他继续的统帅东北军，进驻陇海线以南，给予精训，单纯的托以抗日重则大任，这样张学良与东北军，绝对会成为抗日战争的决死部队。一旦华北爆发战争，日军必然会遭到东北军拼死命的打击，也必能为中国抗日史留下更为辉煌的一页。 蒋介石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更可延续到抗日胜利后，在苏联侵占东北、引进八路军的历史变局上，产生重大的关键影响力。因为蒋介石若是以张少帅领头对东北进行政治号召，更可以让中共无法在东北取得发展的先机了[5]。当然这一线历史的发展，是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另外的说法是，张学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遵照中共的设计，大胆的实施兵谏与扣蒋行动，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张学良早在东北当权之时，就是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方领袖，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东铁路事件中，张学良与苏联红军与早期的共军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东北进行过激战，张学良曾经对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联苏容共，也有极大的反感与猜疑。 张学良在第一次下野游欧返国后，更醉心德、意两国的右翼法西斯救国方略，所谓“加入共产党一起抗日”，只是口头上对于国民政府牺牲东北军，一再地延后抗日不满的表达而已，张学良此语的重点是在团结抗日，而不是成为共产党党员。而张学良个人独断决定，发动西安事变与扣押蒋介石，中共方面绝对是事前毫不知情的，苏联更是对于张学良鲁莽的行动，给予非常强烈的批判（苏联共产党自始至终对于张学良都给与极低的评价，因为张学良是率先反苏的中国政治人物）。 虽然目前中共官方一再认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对于中共转危为安的发展，有功同再造的历史功劳。其实中共自己应该非常的明白，共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的根本关键，在于日军的侵华，加上苏联支持的战略布局。蒋介石决心要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也只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行动，只是戏剧化的提前落实这个历史变化而已。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协商，与大赦所有的政治犯，中共根本就对“恩人”张学良的长期遭扣押没有具体的行动。目前张学良宁可旅居异国的夏威夷，也不肯回家乡探望一下，就可知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了。 而对比之下，毛泽东就比蒋介石更具有城府了，他明知采取要叫共产党采取“拥蒋抗日”的政策，等于否定共产党过去十年的牺牲奋斗，对国民党提出四大保证，更是等于向国民政府投降，接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更是让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无存。但是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共只有这样忍人所不能忍，中共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红军从长征之中，已经学到更多绝处逢生的本领，只要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共产党与红军党绝对可以发展壮大。蒋介石只以为不杀张学良是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但若能因势利导、从此重用东北军，他会有更大的历史空间可以发展，甚至不至最后失去大陆而于台湾结束一生了。 18.3容共在于引进苏联的支持而非中共的力量 蒋介石之所以会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准备抗日。本质上，蒋介石既无接纳共产主义的想法，也没有对苏联有任何的好感[6]，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追剿红军的实力，事实上蒋也不会在乎是否遵守他在被扣押之时，所作的任何直接、间接的承诺。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之后，放弃追剿红军的策略，进一步的与苏联联合修好，完全都是为了准备抗日。 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弱国，若是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根本无法在短期之内，完成国家复兴的建设。若中国在没有准备下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这可能就是她的亡国之战了。既然苏联有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支持中国对抗日本，那么蒋为了中国能够抗日，也别无选择，只好“联苏”了。当时中国在面对日本那种穷凶极恶的侵略之下，又四顾无援，为了抗日，何止是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恐怕连魔鬼都要打交道了。 在国民政府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之后，自然使得中共所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可以借力使力的机会。不过至少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共可以参加抗日的力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当时两百万的中国军队中，红军不过三万人而已。蒋介石容共的目的，是在于引进苏联参与抗日，单以作战兵力而言，当时共军能够在抗日所发挥的作用极少。但是由于中共的文宣、组织与战力，都有国际共产党所支持的完整体系在运作，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旦有机会发展，其阶级斗争、土改运动到人民战争的策略，都是具有非常爆炸性发展的潜力。在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中共早已全力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团体了。 18.4历史转折的深思 总之，西安事变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历史事件，它为中国暂时停止内战的历史，写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它成为蒋介石到达历史巅峰的开始，也成为毛泽东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张学良从此走出历史，中国也从此进入准备全面抗日的倒数计时。从此蒋介石更可以将心力放在如何准备抗日的工作上了。 第49章 但是这个全面准备的时间才刚刚经过半年，就正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但是就深一层的分析，西安事变的本身，好象又不具备如此重大巨变的历史意义，因为无论有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都将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战略，日本也会继续侵略中国，这样中共也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只是张学良少帅与东北军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吧！追究到此处，张学良究竟是不是改变中共历史命运的“千古功臣”，实在是难以下达定论了。中共能够通过劫难与失败的考验，成为历史斗争的胜利者，主要还是来自日军的侵略与劫掠中国，及苏联的背后协助的关系吧！好象张学良只不过顺势触发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改变而已。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若是持续其分裂、内战频仍的状况，日本当然可以逐步蚕食、继续侵略中国。但是当中国开始统一与团结之时，日本就必须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为中国一旦统一之后，可以集中全力，理财练兵与建设图强，很快的中国就会追上，日本就不再有作战的优势了。 其实中日战争只要晚三年爆发，整个战争就会有极大不同的发展，至少中国会拥有八十万的德式装备部队、一支有战力的空军已经成军，及在西南有更为稳定的国防建设基础[7]。 所以当时的历史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中国若是处于分裂，日本会继续地侵略她；中国若是迈向统一，日本也会加速的侵略她，看来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如何选择，到头来还是必须面对日本的侵略。果然，西安事变的半年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点燃的星星之火，就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起点，其真正的起因在于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团结与复兴，以及国民政府与苏联发展合作的关系。 附注： [7]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八万德式装备的陆军，空军还在组训阶段。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学人胡适就曾经设法努力，希望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能设法忍辱负重，再给中国十年建设的时间，到时候日本恐怕就连与中国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斗正式爆发的时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开始算起，因此七七事变的成因与发展，就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过如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卢沟桥事变在开始的时候，本来并不是一个事前经过设计的冲突事件，但是由于酝酿一场历史巨变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早已存在与滋生之中，一旦出现了这个事出突然的摩擦，在一系列失控因素的影响下，就成为可以引爆全局的导火线。 19.1中、日、苏之间的三角战略关系 根据当时英国外交官对卢沟桥事变的描述，整个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华北永定河上，一座历史悠久的桥上发生的小事件而已。若仅以历史事件本身而论，这种说法不完全不对，但却忽略了在整个“微小事件”的背后，长达六年以上战争危机酝酿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国对于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当时的中国朝野，绝对没有狂热与固执到，只为了小小的卢沟桥冲突，就要扩大事端与日本进行一场民族之间的历史决战。 而更正确的看法应是，卢沟桥事变的本身，虽然只是中日之间多次冲突的一个小火花而已，但最后却点燃了中日全面历史决战的燎原大火，这其中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间冲突的危机，早已经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在中国方面，经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绥远百灵庙之战，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所有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再对日方任何的侵略，进行有损国格的退让。因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灵庙之战，华军重创了由日军背后支持的伪蒙古军队，等于间接打了幕后的主子一记耳光，使得全中国的民气、舆论，及长时期在日本欺压下所积蓄的怒火，又因此沸腾，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足以对抗日本[1]，因此民意强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对日本退让了。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在形式上终于停止内战，所有的军政派系都开始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合作以对抗日本，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内作为准备抗日的借口。蒋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摆出不能退让的抗日姿态，才能成为全国上下所拥护的最高领袖。虽然蒋知道，在当时，抗日的基本结构，在中国内部才刚刚开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够有实力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至少还要有三到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蒋介石却无法违逆不肯再对日本做出任何退让的民意了。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日本与苏联才是注定非要一战不可的世仇，双方从日俄战争的历史上冲突，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势不两立，都是导至日苏必然决战的因素，这都是蒋介石所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当时日本所有的国防与战略政策，都是把防俄当成日本国家安全规划的重点，就连侵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都是为了争取防俄之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的构想。苏联更是把消灭日本的军阀与财阀的共同体，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因此日苏大战的危机，一直在酝酿之中。 反而是，只要日本放弃侵略中国，中、日之间并没有一定要决战的理由，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性的战争，从历史的观点而言，无论是谁赢谁输，最大的获利者必然是苏联。苏联可以用最低的代价，同时侵略中国兼制伏日本。所以蒋介石原本希望，中国能够尽量地对日本采取克制政策，让日本与苏联的冲突能够提前爆发，这样日苏的第二次战争，绝对是世纪性大战，到日苏两败俱伤的时候，中国就可以拥有足够的筹码，同时向苏联与日本讨回中国应有的公道，要知道苏联对中国侵略的程度，绝对不下于日本。 而在日本方面，对于是否要继续侵略中国，而造成中国的反抗，也有着极大的争论。日本一些政坛元老，都对中国的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主张对中国的压力，一定要适可而止。这种意见，在日本的军部中，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是居于少数[2]。石原认为日本真正的世仇大敌是苏联，而中国在西安事变之后，已真正停止了内战，国家开始有了全面的进步，同时抗日的民族共识已经形成，日本实在不易再刺激中国，而引爆中日的历史全面战争，最后让苏联坐享现成的利益。而当前日本应该好好地利用所占领的东北与内蒙，开发资源，建立对苏作战的准备。假如日本真的还不能“知足”，见好就收，一定要继续扩大侵华，终于会引起中国全面的反抗。那么中、日之战将成为一个无法脱身的战略泥沼，会使得日本的国力耗竭，苏联刚好可以捡到个大便宜，而日本几十年的防俄努力，就等于白费了。 但是在军部中，居多数的是主张再给中国致命一击的“扩大派”，首脑为杉山元大将[3]，特别获得日本海外驻军将、校的支持，其基本的观点也是站在防俄的前提之下。扩大派认为，当时苏联红军受到斯大林全面的整肃之后，在相当一段的时间之内并无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才刚刚开始团结建设，实力还没有凝聚好，因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先给中国强烈的一击，完全控制中国的华北，然后再回过头来，以更大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来对付苏联。这派观点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完全低估了中国反抗日本的决心，是远远超过他在形式上作战之实力。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对于日本的任何侵略，是绝对不会再作任何让步了。而且中国一旦开始抵抗，就不会轻易停战，因此日本要想再多占领个华北，以增加抗苏筹码的策略，就成为日本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的错误所在了。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日本军政的领导人，面对这两派的争论，一直无法达成政策的共识，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初，的确是暂时减缓了对中国的侵略速度，直到四月，才通过对华北分离自治继续施加压力的政策，但也仍是旧调重弹而已。但是驻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华北的日军将校，则是觉得假如再不对中国动手，将会失去立功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开始鼓噪不安地出现了“求战”情绪。 而由于日本的经济，受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民生不安，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于日货的抵制（中国是日本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政府也束手无策。因此当时日本舆论的倾向是，再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一方面扩大对于华北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强迫中国政府取缔民间对于日本经贸的抵制。 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是非常稳健掌握住中、日、苏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对于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几乎施尽全力；接着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议，将提供国民政府五千万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应中国所需的军火，这种直接把军火交给反共的蒋介石，以增加其中央军作战能力的做法，也只有斯大林才会做得出来。中国与苏联也在加紧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的结盟与亲近，是蒋介石为了抗日而做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无力单独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国际社会中，又没有国家敢过问中日之间的战争危机。 第50章 蒋介石认为，既然日苏的矛盾已经接近战争边缘，那么中国可以冒险的接受苏联“魔鬼”（应是当之无愧）的援助，在必要时甚至可以拉苏联下水。 19.2剑拔弩张的华北局势 在日本而言，中苏之间的关系改善，已经开始威胁到日本“反共抗苏”的基本对外国策了。于是日本少壮派的军官团体，开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与明确的理清对华政策，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取得中国的华北，军人出身的首相林铣十郎，既无法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又不能协调军方对中国政策的争辨，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请辞，由充满忠君爱国思想的近卫文末公爵出任首相，但近卫对于军人的驾驭能力极低。 正当日本政府的高层在争论，如何对付出现与苏联团结的中国政府之时，日本的关东军、朝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将校们，却早已经等待不耐烦了，他们干脆决定，由自己先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的准备，必要时自己动手。关东军将机械化的部队调往长城关口，并且经常进行以铁路紧急运送部队与重装备的演习，日本的朝鲜军也在进行调动日军部队，进行如何能够越过鸭绿江与渤海，以进入中国作战的演习。 而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自从调升其地位与台湾军平等地位之后，增加了一个混成旅团的部队，驻军总人数比辛丑和约所允许的兵力增加了三倍，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丰台事件中，日军硬抢占了北平南郊的交通战略要地丰台，设立军营（这些都是违反辛丑和约的做法）。这样日军在华北，早已完成了对北平的三面包围，北平对外的联络交通线，只剩下西南的宛平与卢沟桥一线了，就这样，日本在丰台的驻军，还不断的演习如何发动攻击，以一举截断北平对外最后的交通线。 早在两年多前，蒋介石就把华北的冀、察两省，交给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等人，全权的运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设立缓冲区而与以日本周旋；而逐渐地，宋哲元对于南京是采取“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的立场。宋哲元在冀、察的运作，一方面设法敷衍日本人的压力，对日本做出不少的让步，让日军随时可以在河北公然演习，日本商社开始到处投资发展，汉奸团体也就日益增加的发展之中。 宋哲元一方面也为二十九军的自己人扩大势力，到了最后，冀察平津所有的地方首长职务，已经完全地落在二十九军的手里，这种军政不分的结果，是二十九军的作战能力开始降低了。宋哲元明知以日本人节节进逼的做法，至少在华北双方最后难免一战，但是他却没有利用充裕的时间与资源，充实与精训军队，反而让二十九军的上层领导人分心，花更多的时间与精神去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最为不幸的是，宋哲元更没有预先拟定与日军决战的全面战略部署计划。 到了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一致接受的领导人，南京准备抗日的决心与行动，是越来越清楚，宋哲元也知道，自己担任中日之间“白手套”的时日恐怕不多了。在一九三七年年初，日本进一步施压时，宋哲元干脆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国民政府，而把日本人的各种压力，全部推给南京来负责，又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自己决定回到山东老家修养，而把应付日本人的责任交给副手秦德纯担纲。 这时候，虽然东京方面还在考虑如何对中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是驻在东北、朝鲜与华北的日军，早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觉得搞华北特殊化，竟然耗费如此多的时日，最后也只弄到一个若即若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南京国民政府又搞联苏容共的政策，中国军力与国力正在迅速的发展之中，假如日本不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中国狠狠一击，那么蒋介石可能真的会建立出可以对抗日军的力量，那么日本就要错过控制华北的机会了。 何况目前宋哲元长期不在河北，正是日军一个可以生事的机会，因此关东军、朝鲜军与驻屯军的将校，大家都有了互相支持的军事行动默契。日本驻屯军在河北的演习，就更为的活跃了，特别是在丰台的日军，更是针对攻击宛平与卢沟桥，进行实战演习。并且还要求二十九军，同意日军的演习，可以穿过宛平城。宋哲元不在，秦德纯也只有接受了，这时的平津一带，究竟是日本的领土，还是中国境内，已经是分不清楚，人民每天看到的是，日本兵举着日本旗、用着日本的枪、炮在那儿认真的训练着。 而此时，蒋介石则在庐山进行暑期的国事讲习，以团结整个中国的社会力量，同时也与中共的代表进行团结合作计划的细节协商。蒋介石最为关心的是，抗日的国防腹地大西南军政力量整合的问题，因此他特派何应钦前往四川，与当地各路军政领袖，进行军事整编的会议。因为四川才在年初，一度为了军事整编，闹出很严重的动乱，全靠南京强力的介入，才能勉强稳住了局势。蒋介石曾经准备与德国进行可以装备三十万军队的整批武器交易，但是受到日本与意大利的干预，没有成功。 原本局势最为紧张的河北，在七月初，意外出现了和缓的迹象，因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突然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日本正在考虑更换指挥官；而中国方面，因为宋哲元长期的请假离职，副手不便有所坚持与担当。因此中日之间的历史冲突大事，好象不至于在双方前线主帅都不能作主之时爆发，但是却因一个意外而引爆了中日全面的历史决战。 19.3小意外演成全面的冲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平津一带的天候不佳，间歇的阵雨下个不停，这天是河北省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的投票日，选民相当的踊跃，这象征着河北仍然与南京保持着主权的关系。而日军从六月开始，就在在北平到山海关一带，不分昼夜地进行军事演习。七月初，日本驻屯军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由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代理职务，使得驻屯军的各级指挥官拥有了更大的决定权。 当时驻屯军中，握有最大部队指挥权的，是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在七月七日的当天，他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因此当天日军的演习重点，是放在离北平、天津较远的山海关地区，所以日本驻屯军并无立刻要在北平近郊进行挑衅的预谋。 不过，在北平南方交通枢纽的丰台，日军当天也举行一个配合性的小部队演习，当时丰台日军最高指挥官是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担任，他在七日黄昏时，回到北平接洽公务，演习只由清水节郎中队长率领一中队（一个连的兵力）的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夜间实弹演习。演习的假想目标，就是攻占卢沟桥，其实这种.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当天的确只是一个小型的训练演习，而没有事先设计的预谋。 而在城内的守军是华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的金振中营[4]，营中官兵对于日军这种耀武扬威，在中国领土上，任意的演习开枪，早已是恨之入骨。从六月中旬，日军开始在丰台进行密集的实弹演习起，南京军委会已传达给二十九军“加强戒备”的命令，因为整个北平的对外通路，就只剩下这座桥还掌握在中国军队的手中了。 日军在宛平城外的演习，一直持续到晚间十时半，这时候其所派遣的“假想敌”，在黑夜中射击诱敌的空包弹，而据当时的日军报道，突然听到间歇性的实弹射击枪声5，日军指挥官清水中队长立刻宣布，保持警戒与停止演习，清点全队人数，搜寻“敌方”开枪地点。 不料在清点人数时，突然发现少了一位负责传令的新兵志村菊次郎，因此清水决定摆出作战阵式，并且向上级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报告，一木清直则向在北平东交民巷的联队长牟田口大佐报告。当时牟田口要求现场的日军，务必进行强硬的交涉，并要求大队长一木清直立刻调派部队增援现场，他则与日军驻屯军的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朗，立刻赶往宛平的现场。日军当时交涉目标是，要找到失踪的士兵，同时当然也要抓到敢在“中国”的领土（不是日本的领土！）“非法”向皇军（日本丰台驻军是依法无据的）演习开枪的“大胆之徒”（其实有无真的射击枪声，也无法证实）。 不料中日双方正在进行交涉之时，日本所谓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了，但是日军仍然坚持，非要连夜进入宛平城搜查不可。而中国的守军认为夜深雨大，双方军队的情绪又紧张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实在不便让日军进城，以免爆发意外，何况失踪士兵已经归队，枪声问题又查不出个所以然，不如等到天明之后再加以处理。但是这时日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已在山海关得到消息，立刻下令联队长牟田口，要给中国军队一些“教训”，要叫中国军队知道，不能在中国的领土，对演习的日军“开枪”（只有日军可以在中国的领土开枪、炮轰任何他们要想攻击的目标）。既然一木清直的部队已经调出，牟田口大佐就有教训中国部队的打算。 中日双方交涉到七月八日凌晨四时左右，日本人实在也吵不出个结果，眼看天亮后大家就可以平静的解决歧见，但是日军部队已经在野外淋雨受冻了等候了半夜，假如就这样回到兵营，实在“下不了台”，因此日军的联队长牟田口就借口日军又遭到华军射击，下令一木清直的部队，向宛平城的中国驻军所在地进行射击泄愤，中国守军当然加以还击，虽然这只是双方没有作战目标的交火，但是却是在卢沟桥事变中，真正的互相射击“事件”，双方正确的枪战时间，是发生在七月八日的清晨五时左右。 第51章 这时华军没有被吓倒，沉着地还击，日军的射击更完全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 由于局势早已高度的紧绷，因此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冲突一发，双方立刻都以加急电报分别向东京、南京报告请示。日本军部接到电报之后，立刻下令驻屯军司令部指挥丰台驻军，要日军在下列的基础下，就地解决此次的中、日军事冲突，一、日军务必控制永定河左岸阵地，二、设法解除中国军队在永定河左岸的武装。三、驻屯军可以调派部队增援卢沟桥前线。而这个指令正好和旅团长河边的意见相同，于是他立刻调动军队，赶往丰台支持牟田口联队，准备夺下卢沟桥、“踏平”宛平城，以教训中国人的无理。而日本的媒体，则把这个新闻，炒的火药味十足，认为事关日军威望与国体尊严，非要追究到底，给中国军队一个教训不可。 但是日军的确低估了守军的战斗意志，牟田口大佐以为只要日军全面动手，华军必败无疑，结果他没有等驻屯军的援兵到达，就在八日下午，率领丰台日军再攻宛平与附近阵地，但是遭到华军强烈抵抗，华军甚至出兵迂回攻击，造成日军伤亡惨重。日本根本没有办法拿下卢沟桥，当然也没有办法踏平宛平城。事情演变至此，当然造成旅团长河边的震怒，日本方面只有先和中国方面进行谈判，在七月八日的晚上，由张自忠与松井太久朗签订停火协议：一、中国军队撤出宛平。二、日本军队退回丰台。三、宛平改由中国的保安队（石友三部）接防。既然达成协议，整个事件看起来应该可以告一段落。 虽然交火的第一线已达成和解的协定，但是日本的军方却出现了强烈的求战期待，特别是关东军与朝鲜军的少壮派军官，已经演习入关支持作战很多次了，因此早就有意要展现自己的兵力，他们立刻自行发表公开声明，表明日本军队必须要好好地教训华军，并且誓为华北驻屯军的后盾，同时将请战与求战的强烈主张，回报东京。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同样也是兴奋异常，自动停止休假下班，昼夜进行草拟日军在华北军事行动的计划。 而早已期待日本应该以果断的力量，打开华北僵局的日本舆论，在报导卢沟桥事变时，都以极其夸张的手法，报道中国军队竟然敢在“中国”的领土，骚扰日本皇军的“非法”演习，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必须要给中国狠狠的教训一番，叫中国懂得尊重日本。日本内阁立刻煞有介事地对这个事件，进行讨论，不过由于政府与军部内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意见仍然无法妥协，接着又传出驻屯军与二十九军达成解决协议，因此只有暂时作罢。日本内阁在九日宣布“不扩大”方针，只要求华军必须从卢沟桥撤退，不过参谋本部却开始研拟日军对华北的作战计划，以备军情变化的需要。 卢沟桥军事冲突的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交火的冲突，倒是相当严肃看待。虽然以目前的各种情报判断，这只是日军演习所产生的意外事件而已，背后应该没有特别的策划与预谋，但是他仍然认为，要特别小心局势的发展，因为他绝对不能再因判断错误，让北平重演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的悲剧了。 19.4中国全体军民决心绝不退让 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已经留下中日双方可能就此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不祥预感。隔天，虽然传来中日双方已在前线达成和解的协议，但是蒋介石却更为不放心，八日蒋拍发电报给在四川的何应钦，就他立刻设法完成四川整编工作，兼程赶回南京，准备调兵遣将的事宜。接着蒋介石又下令在庐山开会的西北军将领孙连仲，立刻下山，率领四个师的部队，进驻河北保定，以作宋哲元的后应。 蒋介石亲自拍电报给宋哲元指出：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日方将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用全力抗日，宁为玉碎，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以免遭敌各个击破，兄可将司令部移防保定，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不过这次宋哲元根本不把蒋介石的指示，当成一回事办理。 同日在延安的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也立刻发出电报，支持南京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南京，共商抗日的大计。这时中国各地的舆论，也是一片不能退让的抗日情绪。七月十日，蒋介石更进一步的对军令部下达指令，进行各种可能发展的参谋作业准备，以备局势急转直下，迎战日军。蒋介石同时也对各路的军政领袖们，发出“中央决心抗日，希望大家前往南京，准备共商抗日大计”的电文。而这个电文所得到“各路诸侯”的反应，是出奇的热烈。两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这样展现团结一致的对外作战立场。 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接到东京不扩大的交涉方针指示，双方最大的困难是，华军不能同意从卢沟桥撤退。七月九日，河边旅团的部队在卢沟桥附近集结完毕，完全不顾刚刚达成的停火协议，立刻对卢沟桥等阵地发动攻击，日军原希望能够展现一下皇军无敌的军威，但却仍然一样地遭到华军强力的反击，卢沟桥还是没有攻下，日军反而遭到华军的包抄攻击，损失了不少人马。 日本驻屯军只有改用谈判的方式，于七月十一日，中日双方又在会商解决办法，结果中国同意：一、对于事件表示遗憾，并且约束部下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卢沟桥附近阵地改由保安队接防。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在中日达成协议之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已经进入弥留，日本军部急派香月清司中将接任驻屯军司令官，当天启程赴任。同时在山东休假的宋哲元，在接到部署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促之后，也才在同一天，离开山东老家，准备回北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 19.5日本决定出兵华北 但是在东京，事情却有了急转直下的发展，七月十日午夜，东京参谋本部接到日本驻南京副武官大城户的最新情报，指出蒋介石已经开始调动部队北上，支持宋哲元，这个情报造成日本参谋本部担心驻屯军缺乏主帅控制大局，兵力可能不足，而会吃国民政府援军的大亏；而在此时关东军与朝鲜军更是不断发出“请战”的电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甚至派遣少壮派军官返回东京，陈述作战要求，并且表示，关东军已经主动开始集结部队待命，准备随时支持华北的驻屯军。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在面对海外驻军重大的压力，以及对于敌情调军必须有防卫的动作下，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终于被迫同意，在内阁会议中提出华北增兵方案。七月十一日，日本政府先举行五相会议，在陆相杉山元的保证，以及参谋本部的局部防卫前提下，正式决定出兵中国华北，并且下令日本进入动员，以支持日本在中国华北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日内阁接着在下午三时，行礼如仪的通过“华北增兵方案”。 日本的内阁会议结束之后，紧接着在十一日下午四时，参谋本部与陆军省长官正式晋见日皇，请旨出兵华北。日皇裕仁在得到陆相杉山元的“保证”，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最多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中国任何的反抗。同时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戴仁也保证，苏联绝对不会利用中日冲突的机会与袭击日本。这样裕仁就正式批准日本对华北进兵的圣旨，中日之间的历史决战，就这样无法回头而要开始了。 在日皇批准对华北增兵命令的新闻发布之后，原本饱受经济低迷与政治混乱打击的举国上下，全都进入疯狂亢奋的状态，他们认为日本再现帝国神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日本全国都出现热烈募款支持军费的活动，各个征兵站都是大排长龙，各种劳军团体与军眷后援会纷纷组织起来。日本人民普遍的认为，只要日军出击，中国必定屈膝，接下来将是日本可以任意宰割中国所有市场与资源的黄金时代了！ 日本参谋本部接到御旨批准出兵的同日，立刻向关东军与朝鲜军下达临参命五七号、五八号，调动日本关东军的第一旅团，第十旅团，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以及相关的战车、炮兵与飞行团，立刻多头齐发，进军中国华北，接受日本“支那驻屯军”的指挥，准备参与教训中国的作战。日本参谋本部同时对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颁布了日军在华北作战计划，“以打击中国第二十九军为目的，战事局限于平津地区”、“军事行动开始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而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以及其属下的少壮派军官，更是直接与主动地对香月发出讯息，要求他能够把握机会，不负众望地给华军致命的一击，以实现华北分离的计划。他们保证会在战场与军部，全力支持驻屯军的任何强硬行动。因此香月在热烈地请战情绪影响之下，又刚走马上任，自然无法让大家失望，因此他立刻决定，要给华军强烈的教训，以加速推动“华北自治”。 19.6宋哲元处置失当 而宋哲元在七月十一日才迟迟地回到任所，根本不理会蒋介石多封指示机宜的电报，更没有将司令部移防的准备（更为离奇的是，宋哲元根本不向南京报告所有情况，也不请示任何的机宜，完全独断专行，害得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掌握最新状况，所有消息要靠军统局电台的报告）。 第52章 宋哲元当天立刻就直接前往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与香月直接接触。 香月在日本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先与宋哲元进行缓兵之计的交涉，提出严厉的七条件，内容是要宋将任何“反日”的党政军力量，全部撤出河北，宋哲元竟然一口答应香月所有的要求。宋哲元认为只要二十九军让步，日本也就会伸手不打笑脸人，而得以“大事化小”。因此宋哲元在七月十五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卢沟桥问题只是小事一件，目前已经得到合理解决，并婉谢中国境内各方的支持二十九军备战的捐款。 宋哲元的逆来顺受，却引动日军更大的野心，香月清司在十七日派参谋通知宋哲元，要宋哲元一定要在十九日之前，以正式的文字协议，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十八日，宋哲元参加前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的丧礼，与香月见面，正式向日军道歉，并且下令张自忠与日本代表签订接受日方要求的协定。七月十九日夜晚，中、日终于双方达成撤军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将于七月二十二日，各自撤离军事冲突的交战前线，以缓和华北冲突的局面，二十九军并正式道歉。因此在七月十九日，宋哲元为此再一次发表声明，认为整个事件已经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中日双方应该互信互谅、和平相处。 宋哲元回任之后，一再示弱的表现，的确令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吃一惊。蒋介石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所有宋哲元的行动与交涉，一直没有片纸只字的回报南京；对于蒋介石之指示：“对于日本的要求，不可以轻易的让步，同时应将司令部迁移到保定，集结军队以备不测，”也根本不加理会。因为蒋介石已认为，在日本压力之下，任何表现善意的让步，任何没有实力备战为后盾的交涉，都会让日本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终于会诱使日军采取武力行动。 无奈宋哲元担心蒋介石会以抗日为名，将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冀、察发展，因此宁愿向日本低头，以求自己能够继续成为南京与东京之间的缓冲。而宋似乎不了解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崇拜强者、轻视弱者，因此宋哲元一再忍让与低头的表现，正好给香月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抗日英雄宋哲元，不过尔尔，因此香月已经决定，要在援军赶到之后，在河北给二十九军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报日军曾在喜峰口受挫之仇。 这时候，事情的发展逐渐接近失控的状态，宋哲元这一系列的表现，不但让全国人民感到失望与困惑，就连蒋介石也感到事态不妙。全国人心开始浮动不安，日军的行动更为大胆，因此蒋介石在庐山连日与政府军政首长以及社会的名流会商之后，于七月十七日，正式发表庐山谈话，宣布中央政府坚定的立场。 在庐山谈话里，蒋介石代表了所有的中国人，发表了决心迎战的心声： “卢沟桥事件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此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蒋介石在谈话中清楚地指出，假如日军强行占领卢沟桥，必然会进一步进逼北平，而假如北平不保，日本接着当然会进犯南京，因此若是卢沟桥事变不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中国将会面临最后关头的选择。但在和平尚未绝望前的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中日双方能够以外交方式解决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进而提出中央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解决的最低四点原则：一、不能侵犯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政务委员会不能有任何不法的改变。三、政府任命的官员不得撤换。四、二十九军的防区不得变更。蒋介石指出，这是一个弱国最低条件的外交立场，希望日本能够设身处地的考虑，不要逼迫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要造成中日两国的世代仇恨，应该能够适可而止。 蒋介石一方面代表中央政府发表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立场声明，并且清楚指出，假如日本真的还要进一步的侵略中国，那么这就是迫使中国面临全面抗日的最后关头了。蒋介石仍然进一步的电告宋哲元，在进行谈判时，千万不要轻易地相信日本的援兵之计，同时蒋介石已经在南京开始与日本使馆进行直接的外交接触，但是日本使馆却明白表示，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务，将由华北驻屯军与宋哲元进行直接的谈判，日本政府只是藉着外交管道，警告南京国民政府，不要煽动仇日的“爱国活动”。 不过在北平的宋哲元，对于蒋介石维护主权的庐山谈话，根本充耳不闻，还是完全的接受日本无理的要求，宋哲元还以为卢沟桥问题就此告一段落，因此他一方面下令二十九军依照协议撤军，并且拆除在北平备战的防御工事，此时宗哲元才将七月十一日的中日旧协议（不是最新十九日的城下之盟协议），电告南京，并且要求中央停止派孙连仲等部队北上，同时不接受中央提供的备战军火。 蒋介石在七月二十日赶回南京，接到宋哲元过时的报告，为了避免在大敌当前，出现中央与华北当局的不和，只有勉强同意宋的协议报告，但是希望宋哲元能在协议上，为中国争取到更多的人事自主权。蒋介石一方面星夜派遣与宋哲元熟识的戈定远、熊斌北上，亲自向宋解释中央抗日的决心与立场，希望他能够加以配合。 就在宋哲元完全向日本压力屈服的第二天，日本在丰台的皇军，不但不按照协议撤军，反而对宛平的中国守军，发动军事突击，以密集的重炮，猛轰卢沟桥与长辛店的中国守军阵地，华军团长吉星文受伤。同时日本的内阁受到宋哲元示弱的鼓励，以及认为这是南京与华北之间的立场对立，因此计划从日本国内出兵，增派三个师团部队，直接增援华北，以对宋哲元的部队，进行猛烈的打击，并且乘机完成华北自治的计划。 虽然来自南京与东京的消息，都对宋哲元的做法，产生了极大的否定讯息，但是宗哲元仍然坚持自己对日本让步的做法。七月二十二日，宋哲元下令第二十九军各部，仍然要依照协议撤军，但是日军却根本毫无移防的迹象，反而是大军源源不绝的从关外以及朝鲜等地，进入平津地区。局势已经非常的明显，日军在平津一带开始形成合围的优势兵力。对香月而言，这是一个全面重击二十九军，彻底解决华北自治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宋哲元却拒绝面对事实与危机，仍然相信日本人会遵守协议，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 19.7日军决定攻占平津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朝鲜军增援的先遣部队，已经到达北平南郊的廊房，这是平津之间的交通要地，日军不顾一切的进犯廊坊车站，引起守军的反击，双方的部队再次爆发新的战斗，中国守军不敌，因此被迫撤退。宋哲元这才发现大事不好，紧急下令二十九军备战（又是仓皇应战，事前根本没有完整与全套的作战参谋作业）。而当天夜间，日军准备派遣部队混入北平城内，做为接战时的内应，但是被守军发现，于是设下圈套，先让日军进城，然后在半途加以围歼，这就是令日军颜面无光的“广安门事件”。 香月闻讯之后大怒，此时东京军部电报指示，日本援军已到，驻屯军可以掌握战机动用武力。香月于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对宋哲元发出限两天内自动撤离北平驻军的“最后通牒”，宋哲元接到日军最后通牒之后，这时才如梦初醒的发现，华军已经陷入战争的危机当中。于是宋一方面严拒日本的要求，发出自卫抗日的通电，一方面加速调兵布防，并且要求中央紧急军事援助。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六十五号，正式调动日本第五、六、十等三个师团，直接由日本本土增援华北。于是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既然已经重兵在握，当然把握机会，下令日军开始对北平与天津，发动正式攻击。 这时候宋哲元的兵马调动，可以说是已经太迟了。七月二十八日，准备驰援防卫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于行军途中，在北平近郊的南苑，突然遭到日军陆空夹击，二十九军在来不及散开布防之下，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以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同日阵亡。宋哲元这才发现，二十九军这些年来，没有积极的提升总体的战力，只坐享割据一方的利益，而日军战力已经更有进步，因此二十九军在与日军正面作战之时，已经无复当年之勇，因此军心大乱。 虽然南京电令宋哲元应在平津重镇，力战却敌，但是宋哲元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遭到日军多面包围，战力不足，在接到香月敦劝宋退出北平，以免古都遭到兵灾的电报之后，宋哲元只有匆促地进行安排，由张自忠代理其冀察政务委员会职责，于七月二十九日夜晚，率军连夜奔逃。但撤离北平如此重大的决定，宋哲元事前事后，连一封电报都没有报告南京。日军当晚进入北平，蒋介石是收听日本广播，才知道北平沦陷，宋哲元已经不战、不告而走了。 二十九日的当天，驻天津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联合天津的警卫部队，对天津的日本租界与机场车站，发动攻击，进展相当顺利，攻克多处阵地，直逼日本在天津租界中心的海光寺，而此时部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也枪杀日本的警卫队，以及俘虏伪政府汉奸主席殷汝耕，向二十九军起义投诚。 第53章 不料宋哲元已经仓皇逃走，起义的部队找不到接应的华军，结果被日军追击而溃散，殷汝耕才得以脱逃。 而在天津战场，华军居于优势，因此遭到日军空军猛烈的轰炸，南开大学等地因此被毁，而此时日本从本土调动的增援部队，刚好开始到达天津的外港大沽，因此立刻向天津华军发动攻势。由于天津守军听说宋哲元已经逃跑，北平也同时沦陷，当然也就从天津撤退，因此在七月三十日，日军就占领了天津，自此平、津就完全陷入日军的手中了。 宋哲元（昔日的“抗日英雄”）及所率之二十九军，与经营多年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就从此正式的走入历史。日军新集结之重兵，对宛平与卢沟桥发动全面攻击，才也在同一天攻下了这个造成中日双方大战的历史地点。至此日军已经基本完成全面控制永定河以西的作战目标，并且攻占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北平、天津两大城市，日本当然是举国同欢。日军根本在没用多少力气的状况下，就有此战果，也发觉二十九军的战力不过如此而已，“三月亡华”的说法恐怕还是太高估华军的实力了。因此不扩大派的论点，立刻被压制，日本认为在华北的军事胜利既是唾手而得，何不乘胜追击，多强迫中国让步，反正华军是不堪一击，日本仍然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苏联可能的威胁。 19.8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战争 就历史事件的顺序性而言，卢沟桥事变的确是中日之间全面大战的开始时刻，但是检讨卢沟桥事变，却发现这不是日军计划中的一个战略攻击行动，而是一个军事意外，由于中日双方已经在历史决战关头徘徊多时，最终因为前方军事负责人，没有完全掌握状况（一人重病，一人休假），而使得卢沟桥事变由小变大，最终失去控制。 而形成这场历史大决战的起因，当然是日军在华北的野心与企图，已经形成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库。但是假如当时宋哲元不是抗拒南京蒋介石的指示，一味地对日低头示弱，让日本低估中国的抵抗决心，以及认为中央与华北之间有了可以利用的裂痕，造成日本扩大派的主张占到上风，那么卢沟桥事变是否会演变成为中日全面大战的起点，还是一个可能的疑问。 假如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不是正在权力交接的空档，而让部属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多次的企图攻下卢沟桥，好展现自己统帅日军的武力与军威，但是却一再的受挫，因此迫使驻屯军与关东军的求战声浪升高，那么整个的大局，也许可以不至于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小小冲突”，而立刻的急转直下成为华北全面战争。事实上，过去中日双方在平津一带，已经发生过几次比卢沟桥事变还要严重的冲突（两次丰台事件、大沽事件），但是都没有引爆中日双方的决战，但是这次的“微小事件”却造成中日的历史决战，这也许就是历史所安排的命运？ 事实上，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变之后，下令立刻驰援与备战，原是为了展现华军的实力与决心，而能让日本有所自我约束的警觉，了解中国不可能再退让，并非决定就为此事变派兵，而与日本进行决战。因为当时国共合作的谈判，还没有达成结论，整编六十师部队计划，才完成二十师而已，空军也没有达成作战的编组，西南战略基地的整理与建设才刚刚开始进行规划。 因此按照蒋介石的战略设计是，中日之间尽量维持不正面决裂，而让日苏之间的矛盾先行破裂，假如中日之间的决战真的无可避免，最少也要拖到一九三八年底，最好是到一九四年之后再展开。但是蒋介石派军北上的动作，却让宋哲元大大的误会了，（这当然是张学良事件的后遗症之一，蒋介石担心宋哲元误会中央乘机派兵收权，还特别派同是西北军的孙连仲、庞炳勋部队进入河北），造成日本判断，冀察政务委员与南京政策不合，因此大胆的对平津动手。 蒋介石在七月十日，特别要求英国大使许阁森与伦敦联络，希望英国能够调停中日之间的冲突，同时电令正在英访问的特使孔祥熙，进行外交试探，但是英国却在绥靖主义的影响下，有心无力。接着蒋介石又分别向美国、德国、法国大使表白中国希望和平的立场，但是这些国家也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危机的紧迫性，甚至有些西方国家还希望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可以减缓他们在东南亚与太平洋所受到的日军压力。因此，国际社会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发展，完全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看中国究竟能够抵抗日本多久。日本当然是有机会充分了解国民政府之“求和不避战”的立场，但是日本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动手解决华北的时机。 平津既然沦陷，举国震动，蒋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发表全军将士的抗战声明，并且在内部高层会议之中，蒋介石极力为宋哲元违背中央指示，擅自撤离北平的做法辩护，认为目前是团结抗日的时刻，只要宋哲元继续拥护中央抗日，没有必要再追究责任，当天蒋介石下令财政部立刻拨款给二十九军的后勤所需（当时地方军的财务是独立的，宋哲元不战而丢掉平津，财源尽失，军队衣食立刻发生问题），并且在随后发表的华北战斗序列之中，任命宋哲元为第二集团军司令，负责津浦线的防务，并将二十九军扩充为三个军的编制。 事实上，日本方面的不扩大派，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也曾试图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刚开始传回国内之时，首相近卫文末、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外相广田都认为，这可能是陆军所蓄意制造的事端（这次到是冤枉了日本陆军），但是日本政府在发现宋哲元一味退让，以及日本海外驻军一再地请战之后，才认为不妨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国身上多捞一些利益，以转移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的压力。 但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却清楚地看出，中国很可能已经退无可退了，日本若要再进逼一步，中国必然会决死抵抗，而把日本陷入战争泥沼之中，苏联将会渔翁得利，更容易击败日本。因此石原曾经要求广田外相，甚至是近卫首相，亲自前往中国，进行和平访问，此举曾经得到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同意，但是遭到军部强烈的反对。石原甚至直接用无线电与驻屯军的联队长牟田口大佐通话，要求驻屯军撤离丰台，避免与华军在卢沟桥继续产生冲突，当然石原的这个要求，引起驻屯军少壮派军官强烈的抗议。石原把动员国内部队前往华北的命令也搁置了将近十天，但是最后日本受到宋哲元一再退让的刺激，于是举国狂热，民气沸腾，认为中国既然示弱，实在是大好时机（哪有现成的便宜都不捡的道理？），因而终于进行攻占平、津的军事行动，石原接着就被调职了。 其实日军攻占平、津后，日本内阁曾经要想就此逼中国签下城下之盟，将永定河与海河与长城之间的地区，化为中立地区（按照日本的解释，中立者，就是中国不得干预，日本可以操纵）、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国民政府撤出在冀察的所有机关、禁止全中国所有反日的活动、中日签订防共协定、对日本开放中国市场。这些条件，在八月十日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的高宗武提出，但是这种丧权辱国的条件，当然是不可能被国民政府所接受的。 蒋介石终于决定，这是国民政府决心抗日的最后关头，因此下令华军，积极准备在华北与日军决战。但是在上海爆发中日虹桥机场的军事冲突之后，日本海军开始大量在上海集结，因此蒋介石决定将全面抗日战争的主力战，移转到上海。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发动攻势，十四日蒋介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十五日，日本宣布全国动员，成立作战最高司令部大本营，并且下令成立华北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中日的历史决战，就此全面地展开。 19.9七七事变的检讨 我们了解卢沟桥事变所引爆的中日历史决战，与当夜第一枪的历史真相，以及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复返，并无真正或必然的关联。整个卢沟桥事件的真相是，事前既非日军故意设计，而在事后也没有立刻引爆全面的冲突。中日双方最高阶层对于这个事件一开始的反应，其实是比较倾向“不扩大”的立场。这个小小的事变之所以会扩大，主要原因是日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与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硬要藉这个题目，扩大事变以拉高自己的威望，而当时驻屯军的代理长官参谋长桥本群又压不住现场状况，造成中、日虽然达成解决的协议，很快的又被推翻，冲突越来越多，事情越闹越大，日本的舆情更是出现狂热的求战情绪。 这时候，不但是关东军与朝鲜军的将校们，全部主张强硬对付中国，连日本的舆情，也是高喊日本必须拿出行动，惩罚中国的“无礼”，驻屯军的部属更是已经杀机已露，难以约束，人人都想利用这个机会立功，所以新任的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强烈的行动企盼压力下，几乎是别无选择的要籍机立威。而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本海外驻军将校们，更是拉帮结派的对东京进行请战的压力，日本的舆论同样的推波助澜求战，整个问题才急转直下的扩大成为无法控制的战争。 虽然在事件刚刚开始之时，日本的不扩大派还是占到上风，但是在派遣驻屯军司令官新任人选时，竟然让在“二二六事变”中，扮演要角的香月清司出任。 第54章 香月本人原是倾向不扩大派的正统日军将领，但是他又想利用这个复出的机会，大干一场，才能更有前途，这和关东军与朝鲜军将校想要惹事生非才能建立功业的立场是一致的。香月清司在眼看宋哲元一再地示弱求和，中央军的支持无法投入河北，于是决定动手。而宋哲元的犹疑态度与示弱的表现，加上与南京不同步的立场，都使得日军认为，这是打击中国华北的良机。 总之，七七事变之所以最后发展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第一枪，真正的关键时刻，不是七月七日当天晚上的事故，而是在七月十一日所发生的一连串变化。因为在十一日的当天，日皇正式下令派遣大批日军进入河北增援，香月清司也在同日接任驻屯军司令官。也在这一天，中方的宋哲元，抱着一种不完全信任南京，亦不打算与蒋介石指示合作的态度，消假上班，宋并且擅作决定，以逆来顺受的态度向日本压力低头。这三个同在七月十一日所发生的事件，决定了卢沟桥事变最终发展成为华北事变，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中日之间的历史大决战。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不可能悬崖勒马、就地化解中日之间的冲突了。 从卢沟桥事变的小意外事件，而逐步扩大成为平津陷落的华北事变，这些年来，身为华北军政最高领袖的宋哲元要付相当的责任。因为他没有进行全面与周详的作战准备，在日军的攻击下，就让平津重镇轻易的沦陷。有了九一八事变与热河、内蒙沦陷的教训，以及长达三年的准备时间，宋哲元居然没有一套完整的建军备战之抗日方略，也没有周延的防卫平津之参谋作业，以及全面抗日的作战计划，真是令人感到不解。 而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宋哲元擅自违背南京之“要抵抗”命令，以及阻挡支持的军力，最后更是擅自决定不战不告而退，其实在历史的意义上，他才是真正的奉命抵抗，却自行退却的“不抵抗”将军。不过这时中国需要抗日英雄的形象，因此也就没有人追究宋哲元不抵抗的责任了。比起张学良因奉命不抵抗，而让他为之遗憾终生，宋哲元实在是幸运太多了。不过从此宋哲元也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可观的重大战功，两年后就因病去世。幸而其它的二十九军将领，很快就恢复战力，象张自忠的以身殉国，刘汝明的奋战不懈，还有冯治安也是一位很出力作战的将领。 七七事变既演变为华北事变，蒋介石已是退无可退，只有率领中国走上抗战之路。这时的局势是，国际社会袖手旁观，日军侵略凶性大发，中国各路诸侯积极请战，沸腾的民意更是要求抗日，蒋介石于是断然决定，中国已经无法再对日本退让，假如日军一定要继续的侵略中国，她就只有提前与日本决战。但当时的中国，实在是真的没有准备好而能与日本决战，但是历史的命运已经逼得她没有其它的选择。卢沟桥不确定的枪声，以及误以为失踪的日本士兵，就成为引导中、日两国进入了历史大决战的借口。 虽然中日战争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全面地展开，但是中国对日本，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才正式宣战。整个中日战争的政治决定流程如下：国民政府是到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的最高国防会议上，才决定全面对日作战，蒋介石于八月十四日宣布中国自卫抗战声明。日本政府是到了八月十五日，决定设立大本营、进行全国动员、正式组织进攻中国华北与华东的战斗序列，这样中日两国才算是全面的开打。 当时，中日双方都没有正式进行法定的宣战程序，这时双方均认为，若是中日正式宣战，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出售作战物资的法律运作的问题，同时一旦停战，还要签订正式的合约。中国没有打胜的把握，不能签下任何割地赔款的合约，日本也不敢公然的独占中国利益，而引起国际的反弹，所以中日的正式法定交战状态，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四年又五个月，经历过了几千场的战斗之后，才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由中国政府以法定的程序，正式向日本宣战。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中日全面战争正式的引爆点是卢沟桥。虽然在七月七日的当天，中日双方既无正式的交火，也没有人员的死伤，但是整个中日战争，仍然是从七七延伸而来，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应记得为什么这是中国全面抗日开始的纪念日！ 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解析 中日战争可以说是是一场典型“跨越时代”的遭遇战，其主要的关键，不仅在于双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更在于总体国力，举凡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上的差别。当时的日本，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军事强国，无论是社会组织与国民观念，都已能适应现代化的总体作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却仍在落后与农业化生产的社会结构之下，因此难以发挥总体作战的能力。同时日本对外的作战力量是团结一致的，中国则有着国、共对立以及各地山头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讨论中日双方的有形战力对比，虽然可以作出数量化的分析，但是由于其中结构的不同，很难单凭数量化的对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各国的军事专家，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能力的评估，与事实的表现，会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过中国军民所付出的血、泪、牺牲，才能发现真正事实的层面。 20.1中日双方总体国力的比较 当时，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征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复杂的个人关系作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地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地越陷越深，终于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于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1]。为全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2]。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作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占到绝对的优势[3]。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第55章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突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形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持。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 20.2双方军力的对比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十七个师团，三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三十八万，但是拥有四百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部队。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于我国的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八国联军”还要复杂与混乱。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只有二十个师（同时多数的进口武器还没有到手），同时华军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征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征用的兵员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略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持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五七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于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一四四三架战机。属于海军的飞机共有七三架，部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三五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持，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复杂与落后了。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4]。最糟的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军火生产中心，只有点的分布，而且大都在日军第一波攻击距离之内。所以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看来，日军只要在会战的战场上，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占领以及摧毁中国的军火工业生产地，中国实在就无法再打下去了。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轴心协定，至少在外交上，有欧洲强国的呼应。虽然苏联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潜在敌人，日、美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当时，国际社会是以绥靖主义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以无视国联的呼吁与九国公约（nine-powertreaty）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国，而不至于担心自己受到外交与经济的孤立。而在当时，除了苏联要利用国民政府来消耗日本战力，因此决定给与中国一些实质的战争后勤支持之外（还是在国民政府容共之后才开始），德国是考虑到蒋介石剿共的政策，以及防止蒋介石倒向苏联，因此是中国最大武器供应国（但是关键的三十个整编师、全德式武器的交易，并未成功），并且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拟定战略，而美国、英国都只愿意和中国进行一些武器的交易，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 除了这些国家不愿与日本爆发战争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据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中日之战，日本将居于绝对的优势，中日战争的时间单位将是以月来计算，因此任何对华的实质军事援助，在时间上都来不及发挥功效，而只会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5。当时西方国家的评估是，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快一个月，最慢六个月，中国就会失去一切的作战能力，而向日本无条件投降。因此“三月亡华”论，并非日本强硬派军方一厢情愿的夸大说法而已，而是有科学分析、实际数据来支持的专家共识。 20.3中国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潜能 不过，这些“科学”与“数量”的作战能力对比，是没有办法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那种死里求生的牺牲精神。 中国人所承受日本的欺凌与侵略已经够多了，中国人有着宁愿战死，也不愿屈服的共识与决心。虽然中国军队在训练、装备与后勤方面，的确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是中国军民在维护国家民族生存与尊严的自卫作战中，所表现出来优秀的潜能，的确改变了许多战前的预估，中国能够在日军绝对优势火力与战力下，遭受到近乎无法计算的死伤与打击，却竟然能够坚韧不拔、支撑下去，甚至能多次反击而让日军遭到重创，因而的确一而在、再而三地改变日军大本营对于侵华战争预估，以及让西方军事专家感到震惊甚至是尊敬。中国能够孤军与日进行长达四年又五个月的全面战争，让日本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数不尽的牺牲所换来的成果。 事实上，日本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之时，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中日之间历史大决战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参谋本部坚决认为，日本的世仇大敌绝对是苏联，而日苏之间的历史决战随时可能展开；其次是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升高到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因此日本应该尽量减少在华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扩大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纵深，日军最多可以考虑攻占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就可立刻设法结束中国事变，而全力为与美、苏的决战准备。但是来自陆军省的看法是，日军在华北，最多只要经过一场或是几场主力决战，它就可以迫使中国放弃抵抗意志，而任日本予取予求。当时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如下：最好的情况是在日军攻占平津之后，中国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让冀、察特殊化，日本就顺势攻占内蒙，控制华北。不然日军可在黄河以北，捕捉并歼灭华军的主力兵团，顺带攻占内蒙古，中国也必然屈服。最坏的打算是，主力仍在华北决战，但是另外派兵直接攻击长江三角洲，拿下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那么中国绝对会投降的。但是日本绝对没有想到，他就是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又深入攻占通往四川的外围，中国仍然不放弃作战的意志。 20.4战略上由中国主导全局 而在中国方面，若是从战略准备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愿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冲突，而提前展开与日本的历史决战，但是在政治与民心而言，卢沟桥事变一旦被日本扩大为华北事变之后，就已经突破了中国抗日最后关头的底线，迫使中国不得不就此进行全面抗战了。 蒋介石深知中日之战，原本是全球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此时与日本作战，成为日苏与日美之间的战争的序战，所以拟定了非常悲壮的长期抗战方针，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这个空间就是中国人的领土与生命，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中国在作出重大牺牲之后，将会成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 第56章 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战而洗雪百年国耻，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对全球最有贡献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种战而不决，与败而不降的战略运用，必然是经历率战屡败的重大的损失，以及严重的失败与挫折。中国既不能在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又不能以完全牺牲的悲壮方式，在战场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应付不断的失败，仍设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继续在一连串失败中苦撑下去。要想坚持去执行这种屡败屡战的战略，可以说是对中国领袖之领导能力，以及民族决心最大的考验了。 当时在中国的各路诸侯与人民，尚未对蒋介石领导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蒋必须先硬碰硬地与日决战，以重大的牺牲，打出民心士气的支持，然后在不断地回避决战，让日军逐渐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等到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变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后目标，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那么中国就可以与全球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对日本进行反攻了。 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中，在战场上，日本几乎是占到战术的绝对优势，在大多数的战斗之中，日军都能以寡击众、发挥凌厉的攻势，因为日军不但拥有素质佳与火力强的陆军部队，并且有海空军绝对优势武器的支持（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协同多军种与武器的立体作战），日军还随时会使用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武器攻击华军。同时以战场作战的表现而言，日军是相当的勇敢与残忍，不过相对地也呆板与缺乏变化，日军在居于优势与陷入绝望地玉碎表现，经常有超水准的演出。 虽然日本拥有战术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战略的层面，确是中国在主导全局，日本只是不断在被迫跟进。由于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精神，华军可以做到虽然不断失败，但是仍然不屈不挠的抵抗下去。结果造成日本欲进却无法最终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欲退又无法从中国战场的空间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与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因此最终被迫孤注一掷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导致它最后战败亡国的下场。 20.5中、日领导层面的评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帅”的日本最高军政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政府的大政方针，却是由有如“走马灯式”的不同军政势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拥有近乎神格的地位与权威，皇军所有一切的作战意志，都是以效忠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为中心的。 不过裕仁并没有真正指导国家与指挥军队雄才大略的天赋与能力（这和希特勒、斯大林直接指挥与掌控战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动的处理来自军部、政府与元老、皇族之间的妥协意见，虽然裕仁对于军部，特别是少壮派军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为，也感到震惊与不满，但是基本上，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裕仁曾经是相当热心支持日军侵略与扩张的政策。 裕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对于日军不断侵略中国的辉煌战绩，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与关心，他对于日本整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作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纳下属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作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征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作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定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划，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托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蒋介石作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犹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豫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于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杰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调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布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地考虑，因此不能作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综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率的是一只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于几个时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楚，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采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英国又一再的延后打通缅甸的通路，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 加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力的破坏，简直比任何对华作战的日军指挥官还要严重。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恶意中伤，造成盟国低估中国的战略地位，减少对中国战区急需之战力的援助，史氏又积极经营、扩大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后来更造成中日最后决战时（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作战资源之严重误置，结果是中国几乎全面的惨败，盟国也就顺理成章的阴谋出卖了中国应有的权益。 在这场历史决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速战速决，演变为以战养战，最后企图以击败中国作为决战的筹码，当然都有其设想的观点，但是日本自始至终所犯的错误是，过度地低估中国抗日的决心与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项战略实施之时，都没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时还要留一手以防美苏的插手，结果日军每次的战略行动，也就都没有达成其原先的设想。反观中国方面的战略布局，从血战牺牲以建立抗日决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坚忍，从委曲求全争取盟国的合作，前两个掌握得相当适当，只有最后一项是错估了盟国的立场，因此使得中国对日抗战，最后落得一个被盟国出卖的“惨胜”下场。 第57章 平心而论，第二次中日战争在正面的战场作战中，除了少数几场的防御作战的胜利之外（但是有几场胜利对整个中日战争却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几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当然也是屡战屡败），但是中国能够在经历近乎全败的挫折之下，仍然坚持地打下去，这种民族的毅力，可以说是旷古罕见的；而日军虽然多数都能取得战场的胜利，但是却一直拿不出全力结束中国作战的决断，在和、战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将战力消耗殆尽，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没有成为决定历史的大国格局。而就战略的层次而论，则是中国的持久战略取得全盘的优势，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一直被中国拖着而成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是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才会导致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决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第二十一章、没有出现决战的北方战线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以极低的代价，就顺利地攻占了华北的平津重镇，同时日本也发现曾经被视为抗日王牌的华军第二十九军，其战力也不过尔尔，当然更加低估了中国部队抗日的能力，所以日军在攻占平津之后，日本政府立刻向中国发出了签订城下之盟的外交讯息。当时，日本政府的策略考虑是，假如中国就此低头认输，接受停战条件，日本当然就可以顺利进一步宰制华北。否则日军最多在华北再打几场硬仗，歼灭华军的主力部队之后，中国也必然服输。因此日军攻占平津之后，并未立刻进行乘胜追击与扩大战果的行动，而是在等待国民政府对于签订停战条约的反应。另一方面，日军也在华北集结兵力，准备与反攻平津的华军，打一场决战。因此日军攻占卢沟桥之后，一时并无重大的后续军事行动。 21.1华军布阵的零乱 促成日本将卢沟桥事变扩大成为华北事变，这中间出力最大的，就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由于关东军对于半年多前，由自己所支持与培养的伪蒙德王军队，在绥远百灵庙惨败一事，感到耿耿于怀。因此一直希望能够找到机会，亲自出手，击败中国部队以扳回颜面，并且完成对内蒙的控制，这样才能达成关东军的战略任务，就是争取与苏联决战的有利战略布置。 因此在华北驻屯军顺利攻占平津之后，关东军就一再的要求军部批准出兵内蒙，攻占平绥铁路沿线。日军部也认为，无论华北事变如何解决，日本最终都要控制内蒙，如果乘中国军队尚未大举增援华北之前，先行出兵攻战内蒙古，也可以增加防苏的战略空间。因此在关东军的不断请战之下，参谋本部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正式批准日军可以沿平绥铁路进攻内蒙的军事行动。 而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扩大之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电令在内蒙平地泉的十三军汤恩伯部，迅速赶往北平西北的战略要地，南口与居庸关一带布防，以牵制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并且形成对北平的侧后方包围。因为原先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是准备指挥主力兵团，在河北与日军进行决战，因此特别在河北石家庄成立行营，准备调集大部队北上，并且要出动刚刚成军的空军参战。 华军在河北与日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的计划是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拟定。中国已超过一百个师的主力作战部队调往河北地区（当时华军共有一百八十个师），同时还准备出动空军轰炸平津两地，此战若是胜利则收复平津，若是不利，则退守太行山与黄河所形成的防线。国民政府在这条防线上，建筑了不少防御工事，希望能够与日军进行僵持性的战略对抗，以消耗日军的战力。而日本军方也同样的认为，卢沟桥所引起华北事变，主要战场将不脱华北地区，只要日军在华北的决战取得重大胜利，击溃华军的野战军主力，中国势将屈服。因此，从日本国内调来的增援部队，全都在平津一带进行集结，准备迎战，一场中日的大兵团作战，眼看即将在河北中、北部展开。而平绥铁路沿线之战，将是这场决战开始之前的序战。 不过，赶往南口的汤恩伯部在经过张家口时，却遭到二十九军刘汝明部阻挡，刘汝明当时兼任察哈尔省主席，他认为察省境内多年都没有中央军进入，假如汤恩伯部队过境，必然会给日军带来入侵察哈尔的借口。当然刘汝明并不知道，日本参谋本部已经批准关东军组织察哈尔派遣兵团，准备进攻平绥铁路沿线的计划。结果还是靠西北军老长官鹿钟麟的出面解释，刘汝明才放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河北的石家庄，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同样的阻拦中央军北上布阵，要由石家庄行营进行调解。这里就看出二十九军的格局，不但没有利用这两年多主政的时间，厚植准备抗日的战力，反而在中日的矛盾之间坐大，把察哈尔与河北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二十九军战力没有增长，中央军与支持部队又无法立刻进入阵地，负责在石家庄行营指挥的徐永昌，已经担心若是要在河北进行决战，中国中央与地方混杂的部队，恐怕根本无法协同作战。 21.2南口之战 在日本驻屯军等待与中国军队进行华北决战之际，关东军已经奉命开始进攻内蒙境内、长城以南地区，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也决定，先对北平西北方的南口一带战略腹背，发动反击。一方面固然是先解决受到夹击的威协，其实一方面也是要阻止关东军扩大战区的抢功行动。因此，日本第十一混成旅团首先在八月十一日，奉命进攻在居庸关与南口的汤恩伯部，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双方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硬仗。关东军方面，更是迫不及待地由参谋长东条英机组成了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八月二十日由内蒙的多伦，入侵平绥铁路沿线，一方面准备截断汤部的补给线，一方面则是准备控制整个内蒙，因此华北战线的中日之战，首先就在平绥铁路一带展开了。 唐恩伯部是蒋介石中央军中，一支能够打硬仗的部队，又已学到了一些对付空中掩护攻击的战场技巧，此时由于抢先控制了地形险峻的南口一带要地，因此把握了战场优势，并发挥主动灵活的逆袭作战，竟然将日军第十一混成旅团的攻势打成守势，日军不但无法攻下华军阵地，反而成为受困待援的局面。香月接到战报当然大吃一惊，皇军刚刚建立击败二十九军的无敌形象，那里经得起战场不利的挫折，因此立刻下令日本战斗能力最强的第五师团，由板垣征四郎中将率领，于八月十六日驰援第十一混成旅团，准备克日击败汤恩伯部，攻下南口，以与东条英机的察哈尔兵团在平绥线会师。 不料汤恩伯部越战越勇，日军第五师团虽然在火力与战技上，都拥有明显的优势，同时拥有重炮与空军的支持，但是汤恩伯的部队，可以说是将士用命，力战不退，造成日军第五师团的攻势进展得非常缓慢，板垣征四郎甘脆下毒手，施放毒气攻击华军，香月同时又调派日军第二混成旅团支持第五师团，于是中日两军在南口一带，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地浴血奋战，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更调动了飞机、重炮以及坦克等攻坚重兵支持。两军血战八昼夜，直到八月二十四日，汤恩伯的部队伤亡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但是仍然守住居庸关到八达岭等地的战略高地不退。 不过这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顺利突破了察哈尔的长城防线，攻占了平绥铁路的要站张家口等地，而威胁到汤恩伯部补给线的安全。蒋介石立刻电令在河北中部布防的中央军卫立煌部，设法绕道晋、察边界，驰援汤恩伯部，但是援军却进展缓慢，无法如期赶到。在察哈尔与山西边境，沿平绥铁路布防的傅作义与刘汝明部阵地防线，已经被关东军的东条部所突破而崩溃，于是汤恩伯部在损失过重与避免被包围的情况下，八月二十七日，才奉命从南口一带的战略要地撤退。这样日本驻屯军才打通了平绥铁路，而与关东军会师。日军在消除平津的侧翼威胁之后，立刻向河北中部，集结大军，准备与中国进行决战。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所有地方势力，包括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广东的余汉谋、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西的阎锡山、西北军的精神领袖冯玉祥、中共的朱德等，都一致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与行动。在八月七日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国防会议中，通过了对日抗战的最高决策。依照原先华北决战的战略设计，军政部长何应钦正设法将中国的作战部队源源北调之时，原本已经紧张的上海局势，突然在八月九日发生了虹桥机场之冲突事件，日本的海军兵力，开始迅速在上海附近集结，并且对中国提出威胁，因此南京与上海顿时陷入了军事冲突前的危机状态。 21.3蒋介石决定改变决战地点 上海的军事紧张关系，刚好刺激蒋介石对于准备在华北决战的作战计划，开始产生了疑虑。 第58章 而此时蒋介石受到中央军年轻部属陈诚、张治中等人建议的影响，即与其在华北与日军决战，不如将地点改在上海更有利。因此蒋介石决定进行战略大转向，华军决定在上海开辟华东战线，也就是由中国来主导战略的决战地点。 原本中日双方都预期两军会在河北进行一场重要的会战，但是在蒋介石的个人决心改变之下，战略决战的地点就由华北改为华东了。这个考量的主要优点是由中国方面来直接、主动控制战场决战地点，避免日军由华北沿平汉线直扑武汉，而造成中国面临西南与东南被截断的战略劣势，一方面也是减少后勤支持线过长，以及地方部队协调不易的困难。当然德国军事顾问也认为，在长江三角洲与日军进行决战，华军拥有水乡泽国的防御地利，中央更为容易就近统筹战机，与灵活指挥作战。 其实蒋介石决定在华东决战的最大考虑，应该还是国际战略的运用，因为上海是国际的大都会与金融中心，上海一旦开战，必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利益，同时也能够争取到更多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国越早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就能越早取得将战争国际化的制胜机会。当然一二八事变华军在上海的表现，也让蒋介石认为，在上海决战对中国军队是比较有利的。 由于日本发现，蒋介石的德式装备师，开始调往上海停战区集结，部分的中央军也开始由华北转向华东运动，因此中国在华东的军力增加到开始威协日本在上海的利益与安全了。这时候，日本海军早已按捺不住动手的冲动，因为海军认为，绝对不能让日本陆军主导所有的对华侵略成果，否则海军将很难争取到更多的资源，以发展可以与美国竞争的海上实力（美国国会刚在两年前，通过十年的造舰计划，以因应日本退出华盛顿会议所约定海军军力比例的挑战）。 因此，当八月十二日午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在上海集结的情报传回东京之后，日本海军异常的激动，迫使其政府在八月十二日夜间，召开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特别协商会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强烈要求政府支持海军有权保障日本在上海侨民的安全与利益，并且要求派遣陆军到上海，以对中国的政治、金融与工业中心，给予致命的一击。 事实上，当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出之时，正在台湾海峡演习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就立刻回师上海，并且密电日本海军部，要求增加在上海的陆战队兵力，准备护侨，同时进一步的建议，日本应该在上海与南京一带，对中国战略心脏进行攻击，这样可以同时破坏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才能迅速迫使中国屈膝，而达成速战速决最高战略目标。 当时日本陆军省估计，在长江三角洲最多只要使用三个师团的兵力，就可以让国民政府遭到惨败。但是日本参谋本部仍然认为，日本应在华北进行决战，坚持不愿向华东派遣大量的陆军部队，不过由于陆相杉山元过于低估中国的作战能力，认为若在华东同时发动攻击，日军正好双管齐下，迫使中国快速的屈服，所以支持海军的建议，在首相近卫的调节下，终于迫使参谋本部同意，以最低数量的陆军，支持海军在上海的军事行动。 日本海军在得到参谋本部同意陆军出兵之后，立刻在上海采取强硬的立场，大批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舰艇涌向上海，此时蒋介石已经将中央军中，最为精锐的八七与八八两个德式装备师，由张治中指挥，调往上海备战。中日两国同时在上海增兵的举动，当然把上海的冲突气氛提高到临界点，大家都想先发制人。 结果中日两国的军队在八月十三日下午，在上海的八字桥正式引爆了军事冲突，日本驻上海的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在接到冲突消息之后，立刻下令在上海的日军，对华军发动全线攻击，于是中日双方在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战争。由于蒋介石已经决定了在华东决战的部署，因而把中国的军队主力由华北调往华东，因此八一三上海事变，立刻后来居上的发展为中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决战，双方的准备都很仓促，但战事却打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惨烈。 接着在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书，当天中日两国的空军，也全面交战，中国空军竟然旗开得胜大败日本空军，使得日本政府震惊且羞怒，因此决定在上海大动干戈。日本政府在八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中，决定宣布总动员令，以及成立了战时最高的军事机构大本营，负责与政府联系以指挥总体战，大本营奉敕令决定，开始准备组织华北方面军以及上海派遣军。 21.4日军组成华北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 日皇于是下令，改组华北驻屯军，增调四个师团以及加入各种特种部队，组成华北方面军，总兵力达到二十八万人，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司令官。同时指派松井石根大将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统帅包括多艘航空母舰与主力舰的海军部队，加上二个师团的陆军以及特种部队，前往上海。日本决定准备在两条战线上，同时给予中国致命、快速的打击。不过此时的日本参谋本部，仍然认为中日两国主力的决战地点是在华北，可是蒋介石却已经决定，将决战地点改在华东。 八月三十一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正式组成，下辖第一军（香月清司），统帅第六师团（谷寿夫）、第十四师团（土肥原贤二）、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与重炮兵第一、第二旅团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及其它特种部队。第二军（西尾寿造中将），统帅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第一八师团（下元熊弥）与重炮兵第六旅团及特种部队。并且以第五师团、一九师团、原华北驻屯军旅团，加上特种部队以及临时航空兵团，作为方面军的直属部队。而原属关东军支持的第一、二与十一旅团，则视作战地区的运用，亦配属华北方面军。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支海外作战部队战斗序列，非常显然的是日本准备在华北对华军，进行一场迅速能让中国屈膝的历史性决战。不过日本对于蒋介石，已决定把华东战线转为主力决战的战略，并未充分地加以掌握，此时上海方面的作战，已经开始演变成为空前的大兵团作战，最后造成日本大本营不断被迫增加对上海的兵力支持，最后甚至要从华北方面军抽调部队赶往上海，因而造成华北作战战机的延误。 由于日军是将决战的主力摆在华北，但是中国方面却开始明显地抽调主力东调，并且对与华北的日军，采取守势作战，因此日本所准备与预期的华北决战并未发生。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于是被迫决定，由日军主动出击，捕捉华军的主力。九月四日，由日本第一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发动主攻，第二军则沿津浦路南下，然后向西攻击，形成左翼的助攻[1]，而方面军的直属部队第五师团，则由山西迂回，进行右翼的围攻，日军的作战目标是兵分三路，企图在河北保定附近进行合围，以歼灭华军主力。不过，一九三七年中国华北天气反常多大雨，造成日本部队运动困难。 但是华军的主力此时已经转向东线，当时华军在河北中部的布防是，第一战区的中央军卫立煌部与西北军孙连仲的部队，共同防守平汉线，而由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防守津浦路；蒋介石一度派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其旧部西北军，但是遭到其旧部石友三、韩复渠的强烈反对，很快地就被迫撤销，可见当时中国指挥系统的复杂性，特别在华北地区，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还是各有自己的山头，中央在战略指挥上，经常是鞭长莫及而不能完全贯彻军令，这也是河北的决战不能如计划进行之原因。 21.5意外提前引爆太原会战 日本的华北方面军，虽然拥有绝对优势的火力，但是在平汉线与津浦线的进展相当的谨慎与缓慢，不过华军也面临协同作战的困难，程潜与徐永昌解决不了中央军与西北军之间指挥与后勤的问题，蒋介石又将上海作战当成绝对的优先，因此中国在华北的各军，并未建立协同作战的能力，多数都只能各自为战而已。但是二十六路军的孙连仲部队，以及中央军五十二军的关麟徽部，在保定作战中，表现优异，给与日军相当猛烈的抵抗，但是在津浦路的二十九军，却再也没有打出士气与水准。日军在河北缓慢地向南推进，显然是在等待与华军的主力接触，不过日军的战略预期是完全落空了，直到九月二十四日，日本的第一军才攻占保定，华军顺利脱离战场，日军并未获得歼灭华军主力的机会，于是迫使寺内寿一决定，日军继续深入，沿平汉线南下进攻交通与军事重镇石家庄。 这时蒋介石既已将决战的主力东调，于是下令平汉线的中央军主力部队，沿正太铁路向山西高原的战略高地集中，以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防守山西，因此让出了战线侧翼。日军虽然顺利攻占石家庄，但是仍然没有捕捉到华军。不过这时由于日军第五师团与独立旅团，在山西北部作战不力，被阻在忻口，因而诱发华北方面军为了支持第五师团作战，提早发动攻占山西的作战[2]。 因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既然无法在河北的作战行动之中照原计划，围歼中国的主力部队，于是关东军蒙疆兵团（原先的察哈尔派遣兵团改名）在山西北方的右翼，全力抢攻山西北部平绥线的重镇大同，以进逼山西内长城防线。 第59章 而在山西战略要地大同作战的华军，竟然在部队没有及时进入阵地，就被日军快速进军的蒙疆兵团打得七零八落，阵地全线溃散。阎锡山因而无法有效掌控内长城以北防线的状况，气得枪毙了军长李服膺，华军只有不战而退撤离大同，退守内长城防线。（这时只有过内战经验的华军，根本不能了解一支现代化、一流水准的日军之武器、战术运用与其作战速度，因此在刚开始的作战上经常是无法招架日军的攻势。） 这引起在大同东南方作战的日军第五师团，跃跃待试地向山西深入，因为第五师团在南口的平绥铁路作战中，就比不过察哈尔派遣兵团的表现，如今又怎能眼看着察哈尔兵团手到擒来地攻占大同？（事实上，日本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一直在为内长城防线，进行“地盘”的争执，关东军总是想控制察哈尔南部与山西北部，造成华北方面军极其不满）。 21.6平型关大捷的历史真相 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本来就是个野心极强的军人，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就是他“盖世”的功业，如今他那肯低头让人，所以板垣决意深入山西，以抢回被关东军夺去的面子。于是日本第五师团朝向灵邱、平型关以及忻口一线进兵，与蒙疆兵团由大同南下，对太原形成钳形攻势[3]。 同时日本大本营发现华东作战，已经转为新的主力决战地区，日军在上海已经感到兵力分配不足的问题了，因此决定从华北方面军抽调两个半师团（第六师团与第十六师团，以及国崎支队），投入上海作战，这样一来华北方面军就根本不可能在华北发动重大攻势，只有将剩下的部队，改投入山西作战，于是整个华北作战的重心，就“意外”地转向山西，而中国方面最为担心的状况，即日军会以大军越过黄淮平原南下，直扑武汉的作战，日大本营不单是根本就没有认真的设想过，此时也不再有军力加以实施了。 由于蒋介石将固守山西高原，当成华北作战的战略重心，因此调派大量的部队支持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山西更是阎锡山所经营的“独立王国”，长达二十年以上，当然不容日军轻易得逞。大同既失，华军决心全力在内长城防线，进行固守决战。平型关是这个战线的一个防御重点，刚好日军第五师团，由灵邱向平型关进军，与是阎锡山与傅作义、杨爱源商议，指挥包括中央军、晋军以及八路军，在“平型关[4]”一带进行口袋战术布阵，准备包围与反击日军长驱直入的攻势，以巩固太原的外围防线。 而所谓八路军的林彪一一五师所创下的平型关“大捷”，只是这场作战中的一个小型伏击战而已（单独地伏击到日军一支补给车队）。当时真正防卫平型关的是刘奉滨师，属于孙楚指挥，在他的右翼是刘茂恩军团，高桂滋军，左翼则是傅作义军、陈长捷军，日军的第五师团与第二混成旅团，猛攻平型关阵地，展开血战，日军部队于九月二十一日发动侧翼攻击，越过平型关战线，而深入华军所布置的战线口袋之中，两军陷入激战。 因此当时第六集团军司令官杨爱源，下令所指挥的华军，分成五支部队，开始渗入日军后方，进行搅乱日军在平型关后方的战线，对于日军补给线进行游击战。而其中林彪师共有一万多人，奉命在平型关的东南方，属于右翼助攻部队，进行敌后游击。 九月二十五日凌晨，林彪师以秘密灵活的游击运动方式，在小寨附近的土沟，逼近日军一支营级（大队）的运输补给部队，然后发动近距离的突击，在半天的战斗中，全歼了这支总数在五百人以内，以后勤支持为主的日军部队，仅抓到俘虏一人（后来还是让他逃脱了），俘获步枪两百支而已。只是当时八路军的战报夸张战果，说成林彪一一五师与日军万余人作战，击毙日军四千余人，是与实情有极大的出入。整个平型关作战，是一场硬仗，日军伤亡了四千多人，可是林彪部队并未参与正面的作战，只是在平型关战役中，奉命负责敌后游击任务而打了一场胜仗，但是称之为“大捷”，就太过夸张了，同时也扭曲了平型关作战的整个情势真相。 由于日军第五师团的前锋部队，在平型关附近，竟遭到华军口袋战术的合围，而陷入苦战之中，当然引起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震动，因此方面军要求由山西正北方南下的蒙疆兵团，兵分二路，一路直接参与平型关作战，以解日军第五师团前锋之围，一路则是绕道越茹口，包抄华军平型关阵地的侧背。在日军支持火力以及生力军的赶到之下，华军为了避免受到日军的包抄，奉命后撤到忻口阵地布防。林彪的部队就此脱离战场与指挥，转进太行山北部，开始建立游击基地，去全力发展共军的实力了。 21.7激战空前的忻口作战 忻口与雁门关是太原北方的门户险要所在，华军既然从平型关退到忻口，阎锡山就决定在忻口进行保卫太原的决战，他的部署如下，以中央军的卫立煌为主组成中央集团军，以中共的朱德部队为主组成左翼集团军，以杨爱源指挥右翼集团军，以傅作义部队为主组成预备集团军。日军则由板垣率领第五师团以及第二、第十一旅团，直扑忻口。 阎锡山仍然在忻口部署口袋战术，日本第五师团板垣，负责主攻忻口华军阵地，板垣是准备以日军优势的火力与机动力，在空军的支持下，采取中央突破的攻击方式，直扑华军中央集团军的阵地。十月一日起，中日两军在忻口阵地，展开了非常激烈的遭遇战，华军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琪以及多位旅长，都在忻口阵地壮烈成仁，多处阵地是反复易手；而华军在战力悬殊之下，仍然力战不退，继续据险守住阵地的防线，一直苦战到十一月二日。而进攻忻口的日军第五师团，虽然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但是仍然无法越雷池一步。 此时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又接到日军在忻口作战，再度受阻的情报之后，寺内寿一大将，只有立刻命沿平汉路南下的日本第一军，派遣部队由石家庄西进，越过娘子关，包围太原，以攻击忻口华军的侧翼，这是日军一个大包抄作战。日本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决定，第十四师团沿平汉路继续南进，但是第二十师团则由石家庄西转，仰攻山西高原，准备闯过娘子关而直接攻击太原，以包抄忻口华军的侧后防线。 而这时华军的孙连仲部，已经转守正太路与娘子关一带防线，因此与日军二十师团发生激战。孙连仲部在十月二十二日，成功地包围在沟关的日军第七十七联队，造成几乎全歼日军的辉煌战果，日军第二十师团也受阻于娘子关一带。于是香月清司只有再下令，抽调日军的一九师团的部队，由北方的侧翼攻击华军阵地，以支持第二十师团，这使得华军在娘子关的作战，受到日军两路的包围，阵地接着被突破，由正太铁路西进的日本第一军部队，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攻陷娘子关，华军在太原的西方门户因而洞开，日军准备跟着攻下太原，以包抄在忻口防线的华军。 这时阎锡山知道情势险恶，因此在十一月二日，下令在忻口防御的华军，向南转进，以进行太原城的保卫战，并下令傅作义出任太原卫戍司令。但由于华军从忻口阵地撤退得太迟，通往太原的交通路线又是狭长的山谷地形，在日机猛烈的炸射之下，华军的撤退乱成了一团，完全失去部队建制的完整控制。华军部队在仓皇与混乱中退向太原，日军第五师团卯足全力一路追击，同时日军的第二十师团与一九师团，已在太原东方形成拦腰截击的攻势，华军根本无法按照命令退入防守太原的预定阵地，使得傅作义成为无兵可调的光杆卫戍司令。幸好日华北方面军，为了让第五师团保留攻占太原的颜面，因此下令第二十与第一九师团，暂时勒兵不动，而使得华军有机会越过包围而继续南退，傅作义在空城计下，只防守太原一天，就只有突围而去。十一月七日，日军攻占太原。 这时日军虽然攻占太原，但是仍然没有达成歼灭华军主力的作战任务，因此香月清司下令第二十师团与第一九师团，继续沿着汾河与同蒲铁路，向南追击华军，日军最后一路攻到山西、河南与陕西交界，黄河边的风陵渡。日军经过长距离的战场追击，并没有消灭到华军主力，而此时日军的补给线已经拉得太长，兵力不足的问题也十分严重，而一度四散的华军，开始在日军补给线后方出没攻击，迫使在山西南部的日军收缩战线，以保持战果。 而在平汉路的日军第十四师团，此时也深入到河南北部的漳河，同样的受到补给困难与兵力不足的问题，无法再往南进攻，而华军同样的开始渗入日军阵地的后方，对日军的补给线进行游击战。这正是八路军的作战特长与发展的机会，八路军就在开始山西高原、太行山山麓以及河北、河南丘陵地，迅速地扩大势力，对日军构成游击战的威胁；共军也开始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控制了独立自主的根据地。 而在内蒙的日军，则由新成立的二十六师团（这是因为华北方面军与关东军，强烈争执对于山西北部与长城以南战区主权的争夺，最后迫使东京军部裁示，直接由参谋本部控制二十六师团）以及关东军第一独立旅团，由大同沿平绥铁路西进，由于华军部队多数已经调往山西进行太原会战，因此日军没有受到强烈的抵抗，在十月十七日，一路顺利攻占了平绥铁路的终点包头，日军终于完成对于内蒙大体的控制。 第60章 21.8华北作战的检讨 虽然日军在华北作战的行动中，除了在山西作战的局部地区之外，一直保持主动攻击的优势，迫使华军一再退出防守的阵地与城市，但是日军却没有办法在黄河以北，歼灭华军的主力，一方面华军主力根本不在华北，剩下的华军，不但抵抗意志出奇的坚强，而且部队败而不散，都能有效脱离日军的包围，再度的集结作战。 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接近三分之一的部队，被抽调支持华东战场决战，以及日本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在中国东北的冬季冰封期间，必须减少作战任务，保持兵力运用的弹性，作为关东军防苏作战的预备兵力[5]，因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只能就地整补，以等待新的作战命令。 华军在华北采取败而不降的战术，同时颠倒战线作战，在日军控制战线的后方，发展游击战，威胁日军战线的补给线，使得日军在深入华北之后，派在维持后方补给线的兵力，还要多于前线作战的部队。这种作战方式，已经使得日军陷入大量消耗战略资源的困境之中，主要的兵力不能用在继续的战略攻击，反而用在维持补给线上。 就战略上而言，日军的攻占山西，是有着控制华北平原战略侧翼的作用，但原先日军之所以进攻山西高原，则是为了挽回担任侧翼掩护的第五师团作战失利的面子，同时为了追击华军转向山西高原集结的部队，华北方面军将作战部队主力，转向山西调动，没有沿铁路快速的南侵。最后日军虽然攻占山西，不但没有歼灭到华军主力，反而是困守在山西各个战略重镇之中，必须用大量的兵力来维持日军的补给线。 21.9日军大本营缺乏战略远见 其实日军攻占山西、陕西与河南交界的风陵渡，实在是取得极大的地缘战略优势，假如当时日本政府能够全面地动员兵力，以达到真正亡华的战略目标，那么日军可以在攻占山西之后，运用征服整个中国的大战略眼光，大量增兵投入中国战场，以十个师团的兵力，由山西渡河，其中三个师团，进攻陕西的关中与延安，然后西进截断甘肃与苏联的交通路线，另外一路则由五个师团越过秦岭，直捣四川，深入云南，两个师团沿汉水进逼河南、湖北与陕西的边界，对武汉形成侧背牵制的战略包围。 这时日本同时以海军支持机动兵力优势，封锁东南沿海，随时准备对东南的重镇发动攻势，这样中国就根本没有力量分兵向西南大后方增援，以抵抗日军这样深入的攻势，而蒋介石的大西南抗日基地的战略布局，也就发挥不了作用。此时日军再各以五个师团分兵两路，一路沿平汉线南下，一路沿长江西进，会师武汉之后，再攻华南；日本的陆海军再在华南沿岸以三个师团登陆夹击，那么中国很可能就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到两年之内战败投降。若是日本依照这个战略的进行部署，日军用在中国的陆军部队，最多只要三十到三十五个师团，加上海空军的支持投入，总数八十万日军，真的就有机会在两年内灭亡中国。 但是日本从开始就一直低估中国的抵抗意志，多数的日本军方人士都普遍的认为[6]，日本只要动用局部与有限武力的打击，给中国几次致命的打击，中国就会屈膝投降，但是当中国总是败而不降，反而不断地凝聚再生战力，迫使日本一再增兵，最后日本在华的总兵力，已经提高到百万以上，仍然无法击败中国，这就是日本缺乏战略远见，与其历史眼光错误的结果。 从各种作战的形式条件而言，分析中日之战，日本是应该赢却没有赢，中国是应该输而没有输。原本日军预期极高的华北之战，由于华军主力东调上海而落空，日军对此状况的整个应变不但迟缓，而且对于华军所发动的攻击，也一直没有发挥优势包围歼灭对方主力的效果。日军更没有沿着平汉铁路疾进，越过黄淮平原兼程南下，而对华中的重镇武汉造成战略威胁，反而误打误撞的先仰攻山西高原，而将作战兵力量分散，使得日军在华北平原最后只落得一个防御的态势，根本就不符合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原则了。 第二十二章、惊天动地的淞沪大决战 中日的历史决战之中，再也没有一场的会战，能像淞沪会战这样打得惊天动地与扣人心弦，中日双方所动员的部队总数，最后超过了一百万人，所有现代的武器，如空军飞机、海军舰炮、坦克、毒气都大量的出笼。但是同时，以及最为原始的作战方式，面对面的以刺刀格斗、甚至石块投掷，也有或是最为壮烈的人肉炸弹，也全都派上了战场。而且战斗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都会区的租界边缘进行，新闻记者可以一方面在大饭店的阳台上喝咖啡，一方面远眺中日两军的浴血作战，这种大会战的规模与型态，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当时参加淞沪会战的绝大多数中国的军人，根本就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将面对一场最现代的三军联合立体作战，以及在毒气与八英寸炮弹攻击下的可怖景象。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中国绝对不能再让日军为所欲为地蹂躏下去，华军决定，假如没有武器可以抵挡日军的攻势，他们的身体就是拒敌的唯一长城。 在卢沟桥事变开始恶化，迅速的扩大成为华北事变的时候，中日双方的领袖们，已经多少有些知道，中日之间恐怕无法避免一场历史的大决战。但是，中日两国的军政决策者，在刚开始考虑决战的地点与方式之时，都没有要把上海当成中日两军大决战的地点。当时中日双方都曾经准备企图在华北地区，进行军事决战的较量，但是战局突然出现戏剧性的大变化，预期华北的决战没有打热，反而是上海的冲突，演变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中，最大规模的会战。 22.1中国决定在上海应战 在一九三一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军事冲突，都受到国际社会强烈的干预，要求中日两国不要在上海地区进行战斗，以免影响到国际社会的重大利益。因为上海不单是中国的金融与经贸中心，也是一个国际经贸金融的大都市，世界各国在上海有着极大的商业利益，上海的精华商业区，是属于国际强权拥有主权的租界地，因此在国际社会的要求下，上海划出非武装的中立地区，以减少中日之间的军事摩擦。中国正规军不能在上海市区附近布防，但是日军却可以在其租界地内，建筑防御工事，日本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处在这里设立司令部，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则在附近的水域巡弋。（列强与日本的海军船只依照不平等条约，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内河水道）。 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开始扩大之后，上海的紧张情势也跟着快速的升高，因为日本在上海拥有租界虹口，同时派驻了海军的重兵防守，而中国抗日风潮民气最盛的地方，也在上海，华北的中日冲突，立刻引爆上海强烈的反日民气，上海人民自动自发的抵制日本人所有的活动，甚至开始威胁日本人的生活安全。 而日本的海军一直想在大陆政策上，强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增加争夺建军资源的筹码，因此日本海军不甘心由陆军一再的主导侵略中国的政策。根据日本海军的观点来看，假如中日两国在河北与内蒙进行决战，那么日本海军仍然只是一个支持的角色而已，何况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于上海的攻防，就有着极大的军事兴趣，因此日本在上海的日租界中，秘密的建设了有如要塞般的防御工事。当中国人民反日的风潮开始在上海出现之时，上海的日本侨民与工商业都受到影响，日本海军当然立刻展现强势的做为，增加部队，进行护侨的工作，同时也强烈的建议日本参谋本部，应该在上海展现军力，以打击中国的政治与金融中心，来增加速战速决战略的威力。 不过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部署，一直是以防苏做为国防的重点，因此实在不希望再将军力分散到华中，所以并不同意海军的要求，在上海增兵。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也发生了中日之间的冲突事件，八月九日，中国的保安队在虹桥机场，因为穿着便衣的日军大山勇夫中尉，闯越机场封锁线而被射杀问题，立刻成为中日双方在上海最为严重的交涉事件。 依照过去中日冲突的惯例，这种日军有人死亡的事件，是可以扩大成为正式的战争冲突（卢沟桥事件，既无人死伤，也无实物破坏，尚且都能扩大为攻占北平、天津的华北事变，何况虹桥机场日本死了军官），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与经贸中心，距离首都南京更是十分的接近，虹桥机场事件爆发，给日本海军在上海增兵得到了借口，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首先在八月十一日，增援上海。日本驻上海的军政首长，向上海当局，提出强硬无理的要求，于是上海局势的发展，立刻蕴含着爆炸性的危机因子。 因此上海出现了极度爆炸性的危机发展，迫使蒋介石在衡量各种因素的考虑之后，决定将精锐的中央军，开始调往上海布防，以防局势急转直下，而危及到首都的安全，当然蒋介石同时已经有改变决战地点的大战略考虑。而日本方面同样的重视上海的紧张局势，在海军强烈的要求之下，日本政府与参谋本部终于通过，派遣陆军增兵支持上海，于是中日双方的军队，开始迅速的在上海市内与近郊集结。 第61章 京沪警备区司令张治中积极请战，在八月十一日晚上，蒋介石同意派遣负责中央警卫部队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前往上海，同时开始调集更多的部队向上海外围地区移动，也有化装的保安队与便衣队，在八月十二日清晨，大量的华军开始驻进上海市区。 中央军的在上海市区出现，立刻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大幅报导，上海市民更是民气高昂的欢迎中央军的保家卫国行动，但是对于日本在上海的军队，就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中日双方都在设法争取先发制人的机会。日本海军将蒋介石调派大军驻进上海的情报，回报日本之后，日本海军大为震动，日本政府当天晚上就举行四相会议，决定日本陆军要在上海增兵，以保护皇军与侨民在上海的利益。 日本在上海的驻军更是在接到增兵的消息之后，挑衅的动作更为的加大，于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起，上海已是接近风云急变之前的紧绷状态，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爆不可测的冲突，华军与日军都在争取抢先布防战斗据点的时机，便衣的部队更是夹杂在人群之中，互相的刺探军情与寻找有利的地形。一时之间，中日双方出现大军云集，以及设阵布防的动作，上海局势紧张到随时可以爆发冲突。 22.2八一三上海事变 究竟是谁先在上海开出第一枪，现在已经无法清楚的查证，但是可以比较清楚知道的是，在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时过后不久，于上海的北站与宝山路一带，爆发了日军便衣队与中国保安队射击事件，接着事件持续扩大，上海各处都开始传出枪声。十三日下午，在八字桥的持志大学附近，中日双方爆发了更为直接的射击事件，中日两军当然立刻进入阵地待命，而在当天的下午四时左右，日本陆战队司令部，挂出了全军作战的战旗，停在黄埔江与长江水域的日本舰队，立刻万炮齐发的射击中国军队阵地与上海市区，于是中日在上海的冲突，就在八月十三日的上海街头正式开战。 虽然上海之战，原是在卢沟桥事件牵引之下，藉着虹桥机场意外而引爆的。但是在中国方面，蒋介石已有将战略重心，从华北转移到华东的计划，在虹桥机场事件之后，蒋介石更开始下令进行战略方向大转弯，抽调大军赶赴上海，准备改变与日本的决战地点与战略方向。不过日本参谋本部，仍然希望中日能在华北决战，所以设法控制上海军事冲突的规模，但是也绝对不能让华军占到上风，因此日军在上海的军事反应，是属于战略上的被动方式。因此在危机开始恶化之时，日本的参谋本部，还尽量想控制上海的战事规模，以避免战局的扩大与恶化。 但是对于在上海的中日双方的前线指挥官，都记得一二八事变的前车之鉴与历史的教训，因此，谁都想先发制人的抢先发动攻势，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日本海军希望能够立刻扩大攻占据点，以利援军部队登陆，而华军的挥官与参战部队，正是当年参加一二八事变的原班人马主力之一，中日双方都在誓为当年作战报仇的心态下，也决定针锋相对，设法抢夺有利的作战时机与位置。中日双方的战线主轴是在黄埔江的东西向作战，华军由西往东进攻，企图将日军赶下黄埔江，日军是由东往西打，企图扩大日本援军登陆的桥头堡。 不过，提早的爆发上海战事，对华军比较不利，因为当时华军兵力集结的部署速度，根本比不上日军的增援速度（日军从本土的海岛出发，只要五到十天，就可赶到上海，华军则要三到五星期，才能由华中、华南到达上海），八一三爆发战事之时，在上海的华军，并未完成优势的部队集结，但是指挥官张治中复仇心切，中日双方的部队又不断的爆发部署的摩擦交火，因此中国方面就决定不惜冒然的全面开打。 而虽然上海的日本租界与军事基地，在中国的领土之内，但是华军显然的缺乏正确的情报，并不知这些年来，日本军队早已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内，秘密兴建了比要塞还要坚固的军事据点。因此日军在刚开始冲突时，虽然在人数上只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的劣势，但是日军一方面可以据险顽抗，一方面则有日本优势的海空军火力支持，所以中国的部队作战虽然勇猛，几度的近距离攻入日军阵地，但是却无法攻克日军的要塞据点，华军缺乏事前情报掌握，以及没有攻坚火力的严重缺点，在此次功败垂成的战斗中暴露无遗。 华军能够在上海争取到主动与猛烈攻击，的确是让日军大吃一惊，假如日军没有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内，秘密的建设了比要塞还要更为坚固的军事据点，以及日军若是没有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火力掩护，中日双方真的凭战场上实力，在上海进行较量，日军还真有可能被华军赶下黄埔江，这就是蒋介石最为精心培养的全德式装备的八七师（师长王敬久）与八八师（师长孙元良）的勇猛表现。但是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仍然无法取得优势，特别是没有足以攻坚的重型武器，单靠部队英勇的攻击表现，仍然无法攻破日军在上海有如要塞般坚固的据点。 当中日两军在上海正式开火之后，国际强权此时才感觉到，他们在上海的利益受到影响，这才装模作样的提出停战的调停要求，蒋介石基于中国的战略原则，就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不得不对国际强权的要求，有所敷衍，日本则是利用机会喘息，以困守待援，因此增加了华军在早期攻势的国际困扰因素，上海之战一开始，华军虽然取得攻击的先机，但是却终于没有达成赶日军下黄埔江的目的。 22.3中国空军英勇御敌 而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空军兵力，先对中国的空军，进行歼灭的打击作战，因为日本对于中国加强的部署空军战力，早就觉得如芒在背，所以作战的优先目标，就是要歼灭中国刚刚在培训养成的空军，日本空军根本就不相信中国空军能够有任何真正的战力。同时日军飞机也对中国的军事与平民目标，也进行大量的炸射，以造成中国平民大量的伤亡，以制造中国人民惧战的恐慌心理。但是中国空军却展现了超水准的反击，使得日军的空军，伤亡惨重。 按照中国原先的作战计画是，在华北决战，因此中国新编的空军也奉命北调，准备轰炸平津，但是在蒋介石决定将中日的决战，改在淞沪之后，空军奉命紧急南飞，刚驻进基地，就爆发八一三上海作战，日本的第三舰队以绝对优势的火力，猛轰中国守军的阵地，造成中国军队极大的伤亡。因此中国空军决定在八月十四日清晨，主动对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中国空军第一波的攻击目标，就是停在长江水面上的日本舰队，中国空军对日本舰队成功的突击，立刻激怒日军，因此日军立刻下令，动员日本空军，优先猛烈的歼灭中国空军。 日军立刻调动从台湾新竹机场为基地的日军木更津与鹿屋联队战机，企图一举攻击京沪地区的所有中国空军的基地，以歼灭中国空军挑衅日军的战力，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空军机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高志航队长所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是首开中日空战全胜记录，中国空军以六比零的战绩大胜，日本空军简直不肯相信这个结果，而全体中国人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可以说是欣喜若狂，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的空军节，以记念中国空军这种超乎水准战绩的历史表现。 日军更是无法接受这个「皇军无敌」之神话竟遭到打击的事实，所以日本空军立刻在第二天（八月十五日），全面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国空军，发动歼灭性的攻击，以讨回日本空军失去的军威，结果是日本飞机遭到更大的损失。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之中，日本的空军竟然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台湾皇民心目中的「飞天战神」木更津与鹿屋联队，更可以说是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兴奋的中国人民，竟然不畏日本飞机到来的空袭警报，纷纷的跑到屋外与制高点，观看中日飞机的空战缠斗，为中国空军纳喊助威，各地纷纷举行火炬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于中国空军的支持。 日本空军之「惨败」可以说是造成日本的举国震惊，也许日本至今仍然不能了解，为什么日本优势的空军，竟然会被中国弱小的空军，打成这种难看的败相。当然中国的空军才刚刚勉强成军，因此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与日本空军相比，但是由于日机的轻敌与华军奋不顾身的力战，确实发挥了令日本空军受到重创的效果。 其中以沈崇诲烈士以人机一体的方式，撞上日本军舰，阎海文烈士跳伞，但是拒绝向日军投降而举枪自尽，不但赢得中国人民的热泪与尊敬，就连日本都觉得可以拿这些中国空军烈士的英勇表现，做为激厉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榜样。「支那空军勇士」让日本军民真正感到中国民族主义的热血精神，日本要想打败中国，恐怕要付出比三个月还要长许多倍的时间，当然历史最后的结果是，日本不但没有打败中国，还向中国无条件投降！ 而面对日军在上海困守待援，日本大本营在八月十五日决议，立刻派出增援上海的部队，由松井石根大将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日本的第十一师团与第三师团的部队为先锋，加派航空母舰战斗群，支持第三舰队，前往上海地区作战。 第62章 在八月二十二日，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援军抵达了上海，立刻分兵在黄埔江码头登陆，以驰援被困的日军，并且将主力从长江沿岸的浏河、川沙口到吴淞口，在华军阵地的侧背登陆，企图包围攻击上海日军基地的华军。 22.4中日在上海形成主力决战 于是中日双方的上海之战主轴，开始由东西向，转为南北向，日军从长江沿岸登陆，作战轴线由北向南延伸，企图切断华军与南京方向的补给线。因此中日之间淞沪会战的主战场，就在上海西北的郊区展开，整个战场的方圆半径，不过几十公里左右，但是中日两军在此血战长达两个多月，死伤的人数超过五十万人以上，几乎是达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地步，而战斗最为激烈的罗店与大场，由于中日两军争夺激烈，更是成为名符其实的血肉磨坊。 华军先发制人的攻击，没有击溃日军的防御阵地据点，反而引来日军援军的侧翼包围，这时蒋介石已经决定将主力决战的地点，放在上海地区了。于是立刻重新部署在上海作战的兵力，成立第三战区，派出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防守浦东到杭州湾阵地，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防守上海市区，而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负责上海市郊到长江的防线。而此时日军攻击的重点，正是上海西北方的市郊地带，日军希望能够切断华军与南京相连的补给线，以包围在上海参战的华军。这时候，日军还没有看出，蒋介石已经决定将华军的主力部队，在上海孤注一掷的与日军决战，由于华军主力源源涌到，造成日军一再的被迫增兵，日军只是希望能够解上海之围。 这次日军记住一二八事变的教训，在上海派遣军中，大量的抽调各个师团的工兵单位，特别增加各种桥梁设施的装备，以增加日军在河道之间的运动能力，并且避免在上海的市区作战。松井石根先将主力放在攻占上海西北郊区的宝山到罗店一线，以扩大日军登陆的滩头阵地，而陈诚的主要作战任务，则是「反登陆作战」，于是中日两军的主力，就在这个地区进行非常惨烈的阵地争夺战。 由于日军拥有绝对的海空军优势，特别是日军的海军炮舰的火力，更是全球第一的，对于华军阵地，进行近乎摧毁性的密集射击，弹幕的威力可以说是打得天摇地动，华军是血肉横飞。华军那点轻炮兵，根本没有还手的力道，于是华军在长江沿岸阵地，可以说是死伤无数，其中以守宝山的姚子菁营，是全营战死无一生还，最为壮烈，其实在罗店争夺战中，华军牺牲的程度，几乎也是到了全部队牺牲的有死无回的程度，罗店成为名符其实的血肉磨坊。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才打不到半个月，就已经少了一半以上的兵员，到了九月十日，华军才放弃反登陆的滩头决战，退到河道密布的内陆，防守马路河到蕴藻滨，以及潘泾到杨泾的地区。 此时松井石根虽然攻占罗店，但是无法有足够的兵力，继续的向南攻击，以切断华军的上海与南京交通线，而完成对上海华军的大包围。因为在上海市区以及东区的华军，仍然在对受到围困的日军阵地，进行猛烈的攻击，松井石根必须要抽调兵力，支持这些地区的战斗。 此时的上海之战，已经成为全球新闻关注的焦点，没有一个国际军事专家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华军竟然能在上海力战日军，以为最多防守一个星期的战斗，竟然打了一个月以上，华军猛攻张华滨车站，攻势之猛烈，令中外记者看得目瞪口呆，日军只有全力投入部队稳住战线，在黄埔江中的日本舰队，更是不断进行弹幕射击的火力掩护，整个上海租界可以说是全被炮声与火光所笼罩，日军拚死反击的结果，也只能勉强守住阵地而已，北站、八字桥等阵地，仍然不动如山的守在第九集团军的手中。 这时日本的大本营才意识到上海战事，正在发展成为一场超级大会战[1]，日军原先规划的上海派遣军兵力，根本不足以击败华军，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在九月十一日决定，对上海派遣军进行大量的增兵，而正式组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调动日本第九、十三、一○一师团，台湾旅团、炮兵第五旅团，以及抽调大量的工兵特种作战部队，与海空军支持作战部队，增援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这样，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已经是拥有五个师团，两个旅团，以及陆海空的特种与支持部队，总兵力人数超过十六万人，日本决心要在上海地区的会战中，与华军一争高下，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华北决战已经不可能发展，华东会战才是中日之间的真正决战。 蒋介石也在九月二十一日，下令改组第三战区，自己亲自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将上海的作战部队分成左翼作战军（陈诚），中央作战军（朱绍良），右翼作战军（张发奎），同时将所掌控的中央军，几乎全数的投入战场。而此时从华南、华中，甚至西南的各路诸侯部队，也毫无保留的陆续赶往上海战场增援，中国几百年没有出现这样的勤王之师（拥护中央）四集，而共同抵御外侮的作战情景，上海的战事，已经融合了中国所有军民的血泪、力量与注意力。 松井石根得到增援之后，还是将主力放在上海西北部的郊区，以进行对华军的侧翼包围作战，不过此时日军深入内陆，已经没有威力强大的海军舰炮的火力支持了。日军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二十日的四十天之内，在这个地区的作战进展是，从潘泾打到杨泾而已，东西的距离是五公里，多处阵地的争夺，可以说是几度相互易手，华军的每个据点大都是拚到弹尽援绝，血肉成河，才不能不退。松井石根用尽各种作战的王牌，最后才终于在十月七日，突破蕴藻滨河道的华军防线，攻到上海西方郊区的交通枢纽大场。日军只要攻陷大场，华军在上海市区以及浦东的部队，也只有退出阵地，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为了守住大场，夺回蕴藻滨防线，蒋介石也把手边可以调动的兵力，全都耗尽了，而军政部长何应钦表示，在战事最为激烈的时间中，一个师的部队调到火线，只能维持半天，就已经报销了。迫使蒋介石最后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其舅子宋子文所掌握的税警团，都调出应战，以防堵蕴藻滨战线的崩溃。而税警团是以总队的编制[2]，下辖两个支队共有六个团，其中留学美国军校的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在防线争夺战中，可以说是奋不顾身的反复冲杀，几度夺回阵地，自己身负重伤，因而使得税警团的声名大噪，孙立人也就成为华军的新星。 虽然中国空军一再的以寡击众，但是究竟是实力有限，两个月内，中国的空军终于消耗殆尽了，日军从此几乎掌握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绝对空优。华军要想前往战线已经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许多的华军部队是还没有到达前线，就已经一路遭到日机攻击而受到损失，后勤支持与伤患后送更是非常的困难，经常是处在时断时续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竟然还冒险亲自前往上海慰问伤患官兵，结果在路上遭到日机炸射，车毁人伤，被迫出国疗伤，这在现代战史而言，是几乎绝无仅有的实例。而蒋介石以最高统帅之尊，更是四度亲身冒险，前往上海前线指挥，而其中一次，更在苏州附近遭到日机追击炸射，个人生命几乎遭到不测。这种上自最高统帅夫妇，下到非正规军的武装力量，全都义无反顾的投入战线决战，表现出中国是要把这半世纪所遭到日本欺凌的屈辱与愤怒，全都化为与日军决一死战的行动，全中国上下的目标只有一个，要打出中国作战的士气与信心，要叫国际社会肯定中国的表现。 而在十月十七日，李宗仁的桂军王牌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增援到前线，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军在上海的战斗，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因此决定将二十一集团军，当成决战的预备队，立刻的投入战场，企图反击日军攻势，以争回蕴藻滨防线。但是由于这次的出击，时间上过于仓促，计划的配合又不够周延，而在战线上配合攻击的部队，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以发挥运用，因此造成攻势受挫。 日军立刻运用这个华军攻势受挫时机，发动反击，华军的阵地陷入支离破碎的状态，日军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攻陷战略重镇的大场，直逼苏州河，因此华军在上海作战防线，有被日军切断的危机，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因为大场的战线被突破，全师阵地溃散而拔枪自杀。因此在大场阵地被日军攻克之后，蒋介石只有下令华军的部队，全都后撤过苏州河，重新布防，事实上，在奉命撤退之时，华军还一直坚守闸北、江湾到庙行的市区阵地，日军根本无法越雷池一步，因而日军把坚守闸北阵地，不曾后退半步的八十八师，称做「可恨之师」。 为了营造国际舆论的报导与支持，蒋介石亲自下令，八八师留下一个营的兵力，据守四行仓库，与日军周旋到底，这就是被人传颂一时的「八百壮士」事迹，最后在租界各国的请求之下，这支孤军才退到租界之内。虽然这种作战无补于全局，但是却有极强的宣传效果。让中国人民兴奋，令日军脸上无光。 22.5日军决定从金山卫登陆 此时，日本的大本营，对于日军在上海一直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可以说是已经陷入困惑与激怒的状态，国际社会开始怀疑日军的战力，日本人民也开始从狂热中体会到挫败与死亡的忧虑。 第63章 日本大本营再度权衡整个的中日战事发展，认为既然华军已将主力放在上海，因此日本要想速战速决，也只有在上海击溃蒋介石的主力，而松井石根经过三度增兵，还是无法取得决战的胜利，日本大本营除了再度增兵之外，也别无其它的选择。 于是日本大本营在十月二十六日，以临参命一二○号，做出最新的战斗序列的调整，下令由华北方面军抽调第十六师团，加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给松井石根增加决战的预备队兵力。同时另外以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以及国崎支队等特战与支持部队，组成第十军的战斗序列，由柳川平助中将率领，前往上海地区参战。这样日本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的部队，总计为九个师团两个旅团，人数达到二十七万人。 蒋介石眼看九国公约会员国，将在十一月三日于比利时召开会议，主题是讨论中日之战，蒋介石希望华军能够在上海地区继续作战，以利于中国提出国际仲裁，因此没有将已经面临作战力量衰竭的华军部队，向京沪线后方的纵深预定阵地调动，反而要求华军继续设法固守已经残破的阵地，而松井石根的部队，在得到大本营的支持与压力之下，只有拼命的设法强渡苏州河，继续的攻击华军阵地，于是中日两军又在苏州河南岸，陷入浴血的苦战之中。 正在此时，日本增援的第十军，突然在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抄包华军防线南方的背后。虽然蒋介石在上海作战初期，曾经设想过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抄包华军战线的背后可能，因此在沿岸建有简单的防御工事，以及留有部队监视。但是由于华军在上海的决战过于激烈，因此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抽调，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都认为，日军也已经全力的投入上海正面作战，不会有兵力再投入杭州湾的登陆。 蒋介石没有想到，日本大本营也是把所有的赌本，都投进了上海决战，竟然由华北方面军抽调兵力，组成第十军战斗序列，而由杭州湾登陆，迂回进攻华军防线的背后。蒋介石闻讯之后，立刻火速的调兵阻挡，但是华军事实上也没有兵力可调了，六十二师的回防阵地已经太迟，第六十七军刚从河南赶到，根本还没有完成集结，立刻就被日本第十军的主力所击溃。事实上就算是华军在杭州湾阵地待命，也根本没有可以阻挡日军第十军三个半师团登陆的军力。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的战略企图，非常的明显，就是要从背后抄包在上海决战的华军，准备围歼华军主力，但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蒋介石此时已经乱了方寸，没有对于这个情势的变化，做出即时与果断的退兵决定。蒋介石虽然设法抽调一切可能的部队去杭州湾沿岸，企图阻挡日本第十军的登陆与推进，但是却迟迟没有下令在上海地区参战的华军，立刻进行有计划的撤退。因此造成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有如势如破竹的直扑松江，准备切断沪杭路的交通，因而对在上海的华军，展开全面包围的态势。 日本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加入上海外围战斗之后，日本大本营为了统一日军在上海地区的作战指挥，在十一月七日，日本大本营下令，组成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由松井石根大将出任方面军司令官，统帅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部队，对上海方面的华军，进行致命的合围。而在华军方面，可以说是陷入全面受到包围的危机与混乱之中。 而直到十一月八日，华军在上海的战线，已经面临全线崩溃的动摇，蒋介石才下令在上海作战的华军部队，进行全面的撤退，这样撤退的时机，迟了将近三天，造成华军几乎是以溃散的方式，脱离战场。一路上，华军各个单位，完全乱了章法，各自寻求突围与逃命的方式，先前退却的部队，担心日军的追击，因此大量的破坏桥梁与道路，使得后续撤退的华军，根本无路与桥可走，所有的重装备，几乎完全损失殆尽。 十一月十三日，日军完成对上海地区阵地的合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退出上海的声明，淞沪会战进行长达三个月，华军寸土必争的浴血抵抗，的确造成全世界媒体的注意与震惊，使得日本企图三月亡华的作战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但是，由于华军在上海的作战，缺乏弹性的运用，因此发生军力超额透支的危机，几乎将蒋介石所累积的一些抗日战力的储备，完全消耗殆尽。蒋总共调集七十八个师投入战场，后续仍有十几个师没有赶上作战。所幸是，日军虽然击溃华军，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歼灭华军，更无法屈服华军继续作战的意志，所以日军在攻占上海之后，立刻就面临下一步将如何结束战争的战略争论，至于是否需要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就先在日本的参谋本部中，掀起一场论战。 22.6改变中日战略轴线的会战 检讨中日的淞沪大会战，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同时也改变了中日决战的事前安排，以及事后的战争发展方向。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战略历史上的大问题，当时蒋介石决定将主力东调，寻求上海决战的策略，是否适当？ 因为一般的解释，特别是陈诚的意见是，担心日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平原会获得战场优势，一旦日军沿平汉线大举南下，那么中国就会无险可守的迅速被日军分成东西两块，中国的军政中心既无法西迁四川，日本又可以运用海空军支持的绝对优势，将华军主力在东南歼灭，历史上中国南方政府，都是遭到这样战略所击败的。 这种战略分析，当然有其极强的说服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参谋本部却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样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方面却不知道），因为日本认为若要这样攻击中国，必然是旷日持久，并且动员太大，日本认为只要攻击中国刚刚建立的工业地带与军政中心，最多再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就绝对会屈服的，中国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后地区，还能与日本对抗。所以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由北而南的攻势，却是日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但是中国却不能不加以防范。 不过假如就此认为，蒋介石决定移转决战地区的构想，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又不全然有理，因为中国部队的机动性极差，假如完全采取守势作战，将会无法取得战略的主动，日军若是可以掌握战略的主动，一旦日军在华北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迟早会对长江三角洲的政治、金融重心，发动攻击的，这样蒋介石根本无法两面兼顾，因此不如由中国主动地在上海发动攻势，强迫日军改变战略决战的地点，对于中国更为的有利。 当然蒋介石在选择上海的考虑重点之一，恐怕还是希望在上海决战，容易引动国际社会的干预，中国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其真正的意义就是在此，只有设法将中日之战，引动国际社会的支持，最终能提早扩大为全球的为自由之战，中国才能有机会死中求生。 所以中国放弃在华北的决战，以及在华东果断的形成决战，是掌握战略主动的正当决策，一旦由日军控制战略主动，华军将更会首尾难以兼顾。从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的组成，即可显示日本对于在华北决战的准备，是多么迅速与完整，假如华军真的以主力反攻华北，蒋介石更是鞭长莫及无法有效指挥，而延长的补给线也将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因此日军将会在华北更为轻易的大获全胜。日军仍是可以以海空优势，随时的威胁上海地区，中国无法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布防。 而以当时中国的国情，也不可能允许蒋介石在上海按兵不动，看着日军在上海进进出出的部署，否则舆论与诸侯们，会真的怀疑蒋介石与日本有默契，或是认为蒋介石的抗日决定，是别有用心的借刀杀人，不敢也不愿在自己的地盘与日本作战，专门挑诸侯们的地盘与军队抗日。这在宋哲元与韩复渠的身上都可以看出来，因此他们不肯施出全力与日军拚搏，而在蒋介石表达中央决心抗日，要求各路诸侯前往南京共商大计之时，西南的龙云、刘湘等人，也曾经担心这是蒋介石的政治圈套，因此蒋介石必须要在自己的地盘，用自己的中央军，与日本进行殊死战，才能清楚的证明，抗日并非消耗诸侯部队的借口。 不过由上海决战所展开的松沪会战，是中日历史，甚至是人类战争史上少有的大会战格局，虽然日军得到海空军优势支持下，造成了中国军队过度惨烈的牺牲，但是这是战场战术指挥上的问题，而非战略决策的问题。假如蒋介石能够控制住军力，不要全部的投入在上海近郊，而能适时的全力拉长防线的纵深，把松沪会战打成长江三角洲会战，而不只在上海四周进行决战，及早的让部队进入预先设好的防线，灵活的运用轻装部队在水乡泽国之中进行逆袭，那么中国军队在战场的牺牲并不会如此之大。这场会战几乎把蒋介石中央军的大部分主力，给全部地消耗掉，当然也造成多数的诸侯近乎毫无保留的派兵支持抗日作战，这是中国两百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体团结作战。 当然蒋介石在上海指挥的这场决战，可以说是超越过他的能力与经验范围之外，也超过华军的武器、训练与能力之上的。但是中日之战，本来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国无论在那里决战，都得要面对日军绝对的优势，中国不可能不战而弃守上海，因为这不但是中国税收、工业与国防的重镇，更是民心士气与国际形象的象征所在，蒋介石要先不惜代价的打出几场硬仗，才能稳住民情军心，争取到国际的同情与支持，否则中日抗战根本就支持不了八年！ 第64章 不过华军在相对弱势条件下，假如能够进行一些调整，仍然可以在上海打得更好，那就是事先的情报若是做得更为完整，在争取先制攻击时，就能集结更为优势的兵力，特别是集中使用可以攻坚的火力，应该可以取胜。而在发现日军据点防御过于坚固之时，能够灵活的转政日军较为脆弱的防线，而分割日军的防线。而虽然中国的海军实力，连与日本海军正面接战的能力都没有，但是若能大幅地加强水雷的运用，可以发挥高度阻敌作用，这比华军在江防浴血的反登陆作战，还要更能够有效果。 而在上海郊区的主力决战时，华军过于着重维持战线与争夺一些据点，造成过于重大的伤亡，也属于不智，华军应该进行更为纵深的防御，留下更为充足与弹性的预备队，而与日军进行对抗，会比一再死守战线据点，也许会更为有表现。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华军在全盘的战局中，太过于集中上海市的决战，事实上，应该把纵深拉到长江三角洲，才能充分的疏散日军优势火力，发挥河道水乡的阻敌效果，以及运用预设的国防工事防线。 蒋介石指挥华军在上海作战的重大疏失是，在作战双方对抗长达三个月之久，蒋介石竟然没有派少量部队，或是参谋督导人员，认真实际的检视长江三角洲的国防工事，进行作战之前的必要整理与准备，以及整体防御的规划。结果等到中国军队，从上海地区溃退到防线之后，才发现无法顺利的进入阵地应战，也没有任何的支持与接应，华军根本无法使用这些战线作战，结果几百万元投资的防线，就在几乎没有发生效果的状态下，被日军轻易的突破。 假如蒋介石能够在十月中旬，开始有计划的将参战部队，逐步的退出上海市区，把阵地的纵深拉开到苏州河南岸，并且将增援的桂军主力部队，负责接应前线有计画退出战线的部队，这样中国的部队能够带着完好的装备，开始部署在事先建好的国防线上，并且动员地方政府与民众，开始打扫整理防御工事，补充粮食、饮水以及燃料，后续增援的部队也尽量的留在京沪与京杭地区，成为防御作战的预备队，这样将淞沪会战拉开成为京沪会战，那么日军恐怕就会遭到更大的麻烦与更多的损失了。 当然，基本上，中国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国家，连军队的指挥与后勤系统，都存在极多的矛盾与不兼容的问题，全靠蒋介石个人居中协调指挥，而前往上海作战的部队，根本不能有准确的事前规划与掌握，各路诸侯是在讨价还价之后，自己要保留实力之后，才派出部队投入战场，运输工具落伍与不足，因此蒋介石经常处在无法掌控部队应战的状况。许多的军队不能适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作战，对于日本的海空军，以及坦克、重炮与毒气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攻击，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 华军长期作战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接战之后，部队出现人员的死伤与装备的损坏，就无法迅速的得到补充而恢复战力，因为中国没有完整与统一的后勤系统，更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军人，征兵制才在试办阶段，因此勉强由各地强征而来的补充兵员，根本就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各军的武器系统又分为十几种，要补充的武器不是缺货，就是补充上了，部队还不一定会用。 而日军最大的优点就是完备的兵力补充系统，以及高效率的后勤支持系统，作战部队本身就有后备兵的建制，而受过军事训练的后备军人，更是很容易的在部队中发挥战力，因此中日两军在接战之后，第二回合整补之后再战，中国部队的战力会大幅的减少，但是日军仍然可以保持相当的水准。 而日军虽然最后取得淞沪会战的胜利，但是日军一直迟了两个月以后，才真正掌握到蒋介石华东决战的作战意图，因此，日本在逐次增兵的状况下，无法速战速决的在上海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假如日军能够早些在上海一次地集结重兵，同时在开战的时候，就以重兵指向太仓以西的战略据点登陆，然后大胆的深入，直接切断华军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华军在上海早就被日军所包围，会更早失去缠斗的力量。同时日军也不应过于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华军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反而应该设法进行机动迂回的攻击，才能增加获胜的机会。 日军能够将第十军用在金山卫的登陆作战，可以算是作战的杰作，这样从华军阵地的后方，进行大迂回包围的作战，是瓦解华军在上海作战的高招，造成华军出现失控性的退出战场，装备与人员的损失，更是非常的巨大，不过日军竟然无法包抄与围歼到中国的主力部队，这也显示出，日军作战规划上的疏失。 日军在上海浴血缠斗三个月，才勉强攻下华军的阵地，已经使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日实力与决心，产生刮目相看的态度，而日军久战未胜，日本的民心士气，则出现了怀疑与困惑，日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与中国的战争，那么日本就将面临其战略最大的致命弱点，日本缺乏战争与民生的资源，根本经不起长期的消耗，一旦日本无法在中国战场上达成速战速决，那么日本面临最后的溃败，也就成为无法避免的命运了。 而松沪会战改变了中日作战发展的态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日军拥有优势与攻势，却无法决定战略发展的方向与决战的地点。此外这场血战真正的打出中国人民的信心与热情，推翻了国际社会公认的「日本三月亡华」看法，虽然无法「感动」国际社会对日立刻进行制裁，却也让国际社会开始更为同情与支持中国的抗日作战。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只要中国不屈服，中日两军的东线作战绝对是不可能避免的，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日本陷入被动。虽然日军并没有沿平汉线长趋武汉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却不可不防这步，蒋介石主动改变东线成为主力战场，有着后勤与指挥的实际需要，因为华军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当时的陆路运输能力，在日军空军压力下，无法支持大军的北部作战，但是若在上海作战，不但地理较近而且长江即是运输的动脉，而上海作战，是蒋介石的地盘所在，就近指挥，灵活方便，因为在华北战线就会出现严重的鞭长莫及的指挥脱线问题，石家庄行营就是在各军不听指挥的情形下，在混战中沦陷的。 当时国民政府发表的撤退声明，可以说是对于这场会战的过程与意义，做出最好的历史见证与结论：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蒋介石与全体军民的共同结论是，虽然上海作战失败了，但是中国决心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22.7参考资料 蒋纬国编「抗战御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王辅「日军侵华战争」，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附注： [1]这场会战的规模，可以说是自一次大战德、法之凡尔登会战（thebattleofverdun，1916）以来，世界所发生之最惨烈的一场恶战。 [2]总队编制的兵力接近一个军，由於上海财政的经费充裕，以及规避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允许税警团总队拥有德式正规军的装备，黄杰任总队长。 第二十三章、阴错阳差的南京保卫战 日军攻占了南京，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日本侵略者屈服与投降。对于蒋介石而言，抗日的战略已非常的明显，中国可以丢掉首都，但是中国不会停止抗日，中国将继续引诱日军深入其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即使这代表着更多的中国军民要牺牲，更多的领土遭到摧残与占领，但是中国决心抗日到底。 在淞沪会战尚未完全结束之时，有关是否要进行南京攻防战，就已分别在中日双方统帅部之内，掀起了重大争论的“意见战争”。日本大本营方面是考虑是否有必要进攻南京，中国军委会方面则是考虑是否有必要防御南京。这种奇怪的争论，看起来是有些荒谬，因为中日两国既已全面交战，日本理所当然要攻下中国的首都南京，以达到政治与战略上“屈服”中国的目标。而中国当然要防卫自己的首都，以掌握本国政治与战略的中心，指挥全国继续的对抗日本。但是，当时之交战双方，却有着非常特别的状况，造成日本犹疑着是否要进攻南京，而中国则是考虑是否要防卫南京。 在法理的形式而言，中日双方尚未经过正式宣战的法定程序，日本当时对中国用兵的最高战略目标，是希望保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尽量以局部性的“事变”方式，采取分割的原则，来处理与中国的各种战争冲突，日本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以免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日本想要的是逐步蚕食中国。 第65章 七七事变之后所引发的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其实都已超过日本的预期了。所谓日本可以在“三个月”内亡华的构想，并非日本军部单纯、轻率与狂妄的设想，而是有着相当科学、实际数据支持的估计。在卢沟桥事变扩大，日本决定派兵进攻中国之时，日政府并无完全占领中国的策略。日本确信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作战的失利后，就会向日本屈服，接受让日本控制华北与内蒙古的条件。同时日本可以进一步操纵中国的市场与资源，以支持与配合日本准备与苏联和美国之“终极作战”。 23.1日军为应否进攻南京而激烈争论 日本与中国进行的全面作战，主因只是由于日本政府对七七事变处理失控，将局部战事演变成为全面大战，使他觉得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在华北给予中国重击，然后迫使中国让步，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的掌控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地区，而不是日本预先设计与谋划的结果。 日本没想到因为海军在上海的介入，给了蒋介石一个借势转换决战地点的机会，因而引爆了八一三上海事变。日本军部基于国家颜面以及军方的形象，不肯也不愿在上海这个国际都会作出任何让步，因此才在上海与中国开辟第二战场。日本原先在上海的作战目标，也不过想要在上海痛击中国军队，攻战中国的金融、工业与经贸中心，造成对长江三角洲精华地区，以及首都南京安全的威胁，以增加其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的筹码而已，因此日本的战略规划，还是进行华北决战。日本当然知道中国的持久作战战略，是企图“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所以日本政府与军部中，有不少负责的官员，包括首相近卫，外相广田，大本营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都认为对华的战争，必须要能够适可而止，之要能够在局部的冲突上取得胜利，并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日军就没有必要继续在中国深入的作战，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同时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到对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最后决战。所以在淞沪会战中，日本大本营早就划下日军在上海作战范围的“制令线”，所有部队不得越过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作战，日本大本营就是担心日军会在中国的战场上，越陷越深。 因此日本政府认为，他已占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与天津，以及控制了山西的战略高原与黄河以北地区，加上在淞沪会战中，几乎击溃了中国的主力作战部队（特别是蒋介石培训之德式装备的中央军），因此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曾考虑，是否无需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进一步地对中国首都南京发动攻击；中国在遭到如此重大的作战损失之后，“应该”会接受日本的和谈要求。而日本若是进一步进攻中国首都南京，将会使得中国政府陷入决心抗战到底的心理反弹之中。而日本大本营也同时认为，在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中，日军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过了在日俄战争中伤亡的总数，日本人民开始会对战争感到恐惧与厌倦。同时日本政府也根据情报判断，蒋介石正与苏进行军事联系，苏联有可能会投入战场，以对日军造成背后的攻击。所以日军最好能够及时见好就收，集中足够的实力，来防范苏联的偷袭。何况日本一直认为能以分期的方式，蚕食中国，比较有利。 当时，苏联是唯一以武器公开支持中国作战的国家（当然还是要中国出钱买），而苏联准备随时对日本作战的传闻又很多，为此，日本大本营曾经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紧急电令关东军进行戒备，同时下令华北方面军停止延津浦路南下渡过黄河的攻击行动，以保留兵力，在必要时支持关东军与苏联军队作战。所以日军并不希望与中国继续战下去。这时候日本眼见上海的战事，日军已获得胜利，九国公约的会议又正在召开，各国有意介入调停，因此日本主动进行外交出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十一月二日，辗转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dr.trautmann），提出中日议和的七点条件，条件内容出奇的“宽松”：一、内蒙古自治。二、华北中立区扩大过平津铁路以南，华北地方的主权仍属中国。三、上海停战区扩大，由国际共管。四、中国停止排日。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在华权利。日本外务省请求德国居间调停，所以大本营起初并不同意华中方面军向南京追击的要求。不过为了加强外交运作的压力，日本大本营在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任命松井石根大将统领上海派遣军、第十军，与所有海空支持作战部队，以九个师团，超过二十五万的兵力，展示日本有可能乘胜追击，而会进一步地将战争推向整个华中地区，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在政府的请求与参谋次长多田骏的同意下，发出第六百号的临参命，明确地限制华中方面军，不得越过苏嘉铁路以西的制令线，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以等待国民政府对于和谈的答复。 23.2日军前线部队抗命决定进攻南京 但是来自淞沪会战前线的日本军队，却力主必须立刻乘胜追击，直到攻陷中国首都南京，才能进一步歼灭中国陷入溃散的作战主力、屈服中国政府的作战意志、争取更有利于日本的和谈条件。特别是来自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的意见最强烈。此时日本第十军形成华中方面军的左翼，在太湖以南，沿着杭州通往南京的方向，进行战场扫荡，追击溃退的华军。由于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以大迂回作战的方式，从背侧攻击中国在淞沪地区的守军，造成已疲惫不堪的中国在上海作战的部队，出现溃败，一路曳甲弃兵、仓皇逃命，日本第十军并未遭到猛烈的抵抗。因此，第十军根本不了解在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激战的代价，因而认为他们才投入战场，根本还没有真正展露身手的机会，就已攻到大本营的制令线了，所以第十军军长柳川根本就漠视大本营的规定，而独断地直接下令第十军的部队，以强行军的方式，从太湖以南地区，沿着京杭公路，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朝向南京方向，深入追击撤退的华军。 同时上海派遣军也同样力主乘胜追击，因为他们在上海激战三个月，才能勉强击退中国守军，“皇军无敌”的神话因而为之动摇，所以他们急欲进一步攻击中国首都南京，以挽回他们的声誉，更不能让第十军捡到战果。所以上海派遣军也同样的以追击华军以及扫荡战场为名，在太湖以北，沿着京沪路朝向南京追击。华中方面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同意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的进攻南京立场，因此设法动员一切的关系与方法，向东京进行游说，要求大本营立刻发布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日本华中方面军下辖的第十军与上海派遣军，以独断的军事行动，越过制令线，在太湖的南北两岸形成钳形攻势，朝向中国首都南京方向进军，造成了日军大本营极大的震惊与困惑，因此参谋本部特派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前往华中方面军视察，以实际了解日军作战状况，并且控制日军不得超越制令线作战。日本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前线的军队与大本营中的少壮派军人，事实上已经互通声气。许多作战行动，都是由前线部队发动，再由军部内的少壮派响应追认，最后政府不得不接受继承的事实，而这次的进攻中国首都南京作战行动，整个过程也是同出一辙。果然河边大佐在前线被第十军的将校所说服，带着支持日军立刻攻击南京的立场，回到东京进行游说。日本大本营在前线部队的压力及内部少壮派军官响应之下，日参谋本部的最高部门，开始改变立场，最后连日皇都被说服。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御前会议中，先追认事实，撤销对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区的制令线，同意日军已经越过苏嘉线作战的现状。日本军部认为，如此可以增加对国民政府和谈的压力。但是随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经过军方帷幄上奏，大本营终于发出允许日军进攻南京的正式作战命令，而日本政府方面当时竟然不知道这个命令，首相近卫是看到报纸之后，才知道日军已经开始扩大战争，进攻南京了。 日军认为进攻南京是志在必得的“完胜”出击，一站功成之后，中国必定会屈服投降。日军为了郑重其事，特别由日皇发布正式进攻南京的作战诏书，由大本营参谋次官多田骏亲自携带命令，到达上海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宣达进攻南京的诏书。攻击南京正式的作战日期，定为十二月一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统帅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指挥六个半师团的军队，沿着太湖的南北两岸，以左右包抄的方式，直扑中国首都南京；并且派遣部队渡过长江，对南京进行远程的包围攻击。 23.3蒋介石力主防守南京 在中国方面，松沪会战的规模与进展，根本超出了军委会的掌控，蒋介石几乎是动用所有可以开到前线的作战力量，投入淞沪会战，虽然在战场上，中国军队凭籍热血与牺牲，创造出奇迹般的持久作战成果，但是由于过度的投入这场大战，而不可能有多余的力量，做好纵深防御的准备。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华军已无法阻挡更多的敌军增援部队，日军登陆之后以秋风扫落叶的速度，快速的合围在上海作战的中国部队。蒋介石没有果断作出立刻撤退的决定，反而要求在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设法继续坚守几天，是由于九国公约会议已于十一月三日在布鲁塞尔正式召开，中国期望会议的结论，能让国际强权介入仲裁日本与中国的战争。 第66章 但是各国在会议中先进行各种外交折冲，要到十日才发表结论。为了等待九国公约会议在十一月十日的结论，华军继续苦撑到了十一月八日，此时后方退却路线已经面临将被日军截断的危机，蒋介石才下令华军撤退。但是这三天的延误，造成中国上海的守军，几乎要遭到日军全面包抄的钳形攻势围歼，而有全军覆没的可能，幸好中国军队发挥绝地求生的本领，在千钧一发中，以化整为零的方式，仓皇地撤出了部分的部队，右翼军沿沪杭线撤向苏嘉线，然后再转吴兴与杭州地区整编；而中央与左翼集团军，则沿京沪线，先退向苏州与无锡。华军主力虽然幸而没有被日军围歼，但是已经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重要的军事装备，几乎都损失殆尽了，军心与士气更是全面的溃散。当日军在进行是否要进攻南京的战略争论之时，蒋介石这才开始考虑南京保卫战的规划与准备。虽然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曾在一九三五年之前，在南京与上海之间，秘密的设立了两条防线，其一是吴福线，其二是锡澄线，以做为日军从上海进攻南京的国防屏障。德国军事顾问认为上海与南京之间，是江南特殊的湖泽河汊地形，日军的现代化机械与重装备，难以在此一地区发挥运动的优势，因此中国部队可以在这个地区，以坚强的防御工事，有效的防御日军的攻势，而让日军付出高昂的作战代价。但是淞沪会战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这个准备多年的作战计划。因为蒋介石将所有的作战力量全都投入了上海，以求重挫日军的气焰，提高中国的民心士气以及增加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造成蒋介石根本没有时间与力量，去顾到原有的南京保卫战计划。等到淞沪会战中国部队以近乎溃散的方式结束，所有参战部队几乎只有逃命的选择，大部分的军队都失去了作战的能力，蒋介石才开始考虑南京保卫战的问题。从上海后退的中国军队，在失去重武器装备及部队建制连系之下，日本空军一路猛烈炸射，日军又尾随追击，部分华军虽然是退到吴福国防线，但是根本没有防线接应的守军，又没有后勤装备支持，甚至没有防线的配置地图，因此无法进入防线阵地布防，就遭到尾随的日军攻击，只有再度的溃散后退。十一月十七日吴福防线就被日军突破，接着锡澄防线也几乎是遭到同样的状况，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日军攻占，这两条耗资几百万元的中国“兴登堡”防线，就在混乱中，完全失去了阻挡日军攻击的能力。日军既已顺利突破这两条防线，在进攻南京的道路上，就不再有主要的防线需要面对了。而当时在理论上来说，日本大本营还没有同意华中方面军进攻南京呢。 而蒋介石在下令军队退出上海的同一天，他在南京会见了四川省主席刘湘，商议将首都迁往重庆的事宜，接着在十一月十六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的宣布，将重庆定为陪都，准备将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作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政治中心。所有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机关，从二十日开始进行全面的撤退工作，军委会则先迁到武汉办公，中国在面对日军的威胁，是决心放弃南京，但是却决心要在中国的每一寸领土上，继续的作战下去。 也就在十一月十六日，蒋介石才正式与部属讨论南京防卫战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多数的将领，在淞沪会战溃退之后，对于南京的防守，就已经失去信心与把握了。当时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公开的反对守卫南京，白崇禧的主要论点是，在淞沪会战之后，第三战区所有的华军，几乎已经失去战力，因此根本无法在南京进行有效的防守，与其在南京进行无效与不可能的作战，不如公开宣布南京不设防，或是对于南京只进行象征性的防卫，以减少南京受到炮火的破坏，也避免需要整编的华军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以及多数将领，包括陈诚、李宗仁等人，也都认为，中国在上海作战新败之余，华军实在已无防卫南京的兵力，假如国民政府认为不能完全将南京拱手让给日军，最多只能作有限性的抵抗，进行所谓“短期固守”的作战。这点结论蒋介石大体接受，只是蒋介石认为南京的防卫，有着重大的心理与政治意义，假如南京不战而退的拱手让敌，会被误解为中央已经无心抗战，百姓会对于整个抗战更加失去信心，同时也很难要求各地山头的部队坚守阵地。所以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一场不可能、却是必须要的保卫战。但要知道当时的蒋介石，只是各路诸侯的领袖而已，并不是可以直接发号施令的指挥官，蒋介石需要表现自己是不惜代价用自己嫡系的部队，进行抗战，才能得到各路诸侯衷心与全力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在与日军作战，在战场上，必然是屡战屡败，只有全国上下都相信蒋介石是真心的抗战，中国才能进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因此南京不能不守就拱手资敌，而且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支持继续抗战。 当然蒋介石的南京保卫战，也考虑着时间的因素，因为德国大使已经传来日本和谈的条件，内容还算合理，因此蒋介石认为，假如能够先守着南京，中日之间的交涉会比较容易进行。另外他也等待着苏联是否对日参战的答复，因为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开打之后，苏联知道这将是中日之间的大决战，因此立刻同意在八月二十一日，迅速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正式开始以三亿五千万元贷款来军援中国，并且组织“正义之剑”援华空军自愿军，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在中苏签约之时，斯大林也在口头上允诺蒋介石，苏联准备在三到六个月内，对日宣战。蒋介石希望能够防守南京，苦撑到苏联参战，那么中国就可以移转压力，从容反击了。 23.4唐生智临危受命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之后，发现自己编练的中央军，几乎已经完全打光了，部属的意志也出现了疲惫，因此他在南京保卫战的决策过程中，采取非常低的姿态，他没有直接调兵遣将，下令部属防守南京，只有在军事会议中，提出自己的愿望，希望有人能够自告奋勇地守卫南京，在将领们观望的反应之下，蒋介石甚至表示，假如没有人负责防卫南京，他将自己兼任南京的卫戍司令。这时候，体弱多病的唐生智，突然大义凛然地表示，他愿意担下防卫南京的重则大任，必要时他将与南京共存亡。就这样，蒋介石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委派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共识是，进行短期的固守，而非是死守南京。 过去，唐生智虽然曾经有过公开兵变反蒋的记录，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统军作战，当时身体健康的状况又不佳，但是此时的唐生智，已是蒋介石身边多年的重要部属，而在一九三五年秋季的南京保卫战演习中，唐生智是这场演习的参谋长，因此他对于南京的防务，应是最为熟悉的将领了。由于在决定保卫南京之时，蒋介石已经是无兵可遣无将可派了，唐生智既然愿意自告奋勇，就委派他出任卫戍司令了。蒋介石能够派出防卫南京的军队，也只有一些从上海退下的等待整编的十三个师军队，加上军校的教导总队，甚至连宪兵部队都算上，在编制上约有十五万人，实际上的兵力也许略为少些。此时，从上海退出战场的主力部队，改变撤退方向，而从宜兴转向南下，经过广德地区，进入浙江与安徽，而没有向西方的南京集结。在白崇禧的影响下，广西新的增援部队也开始减缓原先向南京集结的运动。显然是大家都已认为，南京背对大江，决战非常的不利，大家要对自己的部队留一手，以免在南京被歼灭。只有由四川刚刚赶到的第二十三集团军（原先是准备参加淞沪会战的），由南京调往广德，扼守京杭公路，与日军第十军发生激战，才掩护华军主力安全的退到浙皖地区。而川军的师长饶国华则在战线被日军突破时，自杀成仁。 这支由唐生智统帅，临时编成的南京卫戍部队，原本的作战任务，只是进行短期固守的防御作战，并非要进行全军牺牲，死守不退的决战。但是唐生智在自愿接任卫戍司令之后，却一再的对外与对内表示，他决心与南京共存亡，要求部属也要准备如此的牺牲。事实上，当时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部队，是临时编组的待整编部队，兵、将相互缺乏了解，装备与人员严重不足（补充的新兵太多，大部分连基本军训都没有受过的平民，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后备军人，新兵都是临时征集的平民），又没有坚固的阵地防线可守。 不过口口声声决定要殉城的唐生智，其南京的防卫计划，真是过于草率，只有简单地将兵力分成外围与城墙的守备作战，完全没有防守作战的阵地纵深编组，也没有预备队可以运用，更别提后勤支持与主动出击了。 面对日军势如猛虎出柙的攻击，唐生智一再发表“悲壮”的共存亡演说，他的表现，不象是卫戍司令，反而象是要慷慨就义的烈士。唐生智根本不去设法解决守军所面对的各种作战问题，只想反正大家一起死，造成守军只有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烈士信念，进行呆板死守的作战任务，而没有战士迎敌的准备与应变措施。而最为危险的，就是唐生智与卫戍司令部，根本没有进行在必要时，任何有关撤退的参谋作业，部队指挥官与所有参战的军人，也没有进行万一奉命撤退之时，必要的安排与准备。 第67章 很奇怪的是，当年南京防卫演习，是以南京外围的国防线作为战斗重点，但是在淞沪会战之时，竟然没有人想到去视察一下这些防线，也没有进行军事作战部署的准备，以致造成原的南京外围作战构想，完全的落空。 23.5日军对南京进行全面攻势 当时日本的华中方面军，除了派一〇一师团在上海警戒，抽调第十一师团与台湾旅团到台湾集结，准备攻打广州，其余的部队，全都参与对南京的作战，松井石根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是，在正面是采取三路进攻，另外在南北进行大迂回包抄的作战，由上海派遣军的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担任对南京东北与正东的攻击，第三、十一师团担任助攻的预备队；而第十军的一一四师团与第六师团，担任对南京的南面攻击。这两只日军从太湖的南北两岸，同步对南京发动攻击，空军与海军加入助攻，日军的十八师团与国崎支队，更先期进行迂回攻击。日军部队沿着长江北岸包抄浦口，以及直扑安徽的芜湖，先对南京外围，已经形成包围的态势。正当华中方面军完成对南京的攻击布阵之时，日本大本营突然发表人事命令，免除松井石根大将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职务，而由朝香宫亲王鸠彦王中将出任，这样就架空了松井石根直接控制军队行动的权利，鸠彦王匆促的走马上任，对于部队更是缺乏管制的能力，为了表现出十足的“亲王官威”，他对于日军下达相当放纵的作战命令。松井石根此时又因为肺病复发，是在病床上指挥作战的，更增加了日军的将校，各自为政彼此竞争而不受约束的态势。而奉命攻击南京的日本军队，早已绕过太湖两岸，逼近到南京城外围的攻击发起线了。这些拥有绝对优势战力的日军，在五天之内，就势如破竹的攻到南京城的外围，南京已经始遭到三面包围攻击之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一步的由南京外围防线，攻到南京城边，松井石根明知南京守军已无战力，因此他决定给与南京守军一个投降的机会，要求唐生智在十日与日军接洽弃城的投降计划，表面上是不希望南京受到炮火的摧毁，其实是希望公开展示中国军队在南京不战而降的耻辱，以动摇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 但是唐生智既然决心准备死守，当然拒绝日军的招降，为了表现自己的决心，唐生智下令守军集中控制所有的渡江船只，准备进行全军殉城的背水一战。于是松井石根下令日军，以最猛烈的炮火，进行全面攻击，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攻下南京。 23.6南京守卫布置失当 勉强拼凑而成的南京卫戍部队，既缺后勤支持，又没有充裕的作战兵力，面对日军的绝对优势攻击，仍然尽全力死守反击，在紫金山、雨花台、汤山与中山陵一带的奋勇作战，使得日军遭到相当程度的伤亡。不过这种武器与工事都不足的死守作战，只能激怒志在必得的日军、迟滞日军攻击得手的时间而已。唐生智既不准守军主动出击，又没有纵深阵地的部署，更没有掌握预备队以进行逆袭作战，只让部队死守阵地，而寻求壮烈的牺牲。激烈的战事进行到十二日，劣势的守军阵地就多处遭日军突破，由于没有预备队的逆袭支持，阵地出现了混乱残破的现象，大量的伤患根本无人后送医疗，通讯与后勤系统更是乱成一团。这时候蒋介石也知道南京的防卫作战已经非常的危急，于是在十二月十一日，先通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电话命令唐生智从南京撤退，接着蒋介石还不放心，亲自连下两道手令，要求唐生智相机率军撤出南京，以免守军全遭覆灭。但是原本表态要决心死守的唐生智，在接到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重大撤退命令之后，却没有即时地进行撤军参谋作业，一直拖到十二日下午五时，才匆促召开卫戍军事会议，军情被延误了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个重大的错误，是造成南京的撤退行动出现严重混乱的主因之一。在这场临时的卫戍军事首长会议中，有些部队的指挥官，未能出席会议，唐生智突然宣布奉命撤退，真是令大部分的将领都感到事出突然，在仓促的状况之下，根本难以掌握局面与行动的变化。唐生智还要求所有与会将领共同副署撤退命令，以分担责任。而撤退令原本规划只有司令部直属部队与三十六师直接渡江撤退，其它负责城防的部队，则各自掌握突围的方式后撤；至于撤退之前，如何破坏重要军政设施，更是缺乏完整的计划。但是在会议最后下达结论时，唐生智突然又作出表示，假如突围撤退有困难的部队，也可以设法渡江撤退，但他完全没有计算过渡江船只的运输能力。其实撤退的参谋作业要比进攻更为精细，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因此唐生智如此拖延与草率地下令撤军，自己又率先仓皇地离开司令部，无法掌握与各个部队继续的通讯，结果造成了南京守军陷入撤退的混乱之中。在宣布撤退命令之后，司令部的守军匆促与草率地破坏南京城内主要的建筑物，但是由于根本缺乏完整的计划，象全国最大的金陵兵工厂，中央政府的各个部会建筑，就完整的留给日军接收。十二日入夜之后，南京城内火光冲天、浓烟密布，这时候已经流言四起，南京就已经出现撤退前人心涣散的乱象。此时唐生智的意志已经动摇，并没有监督设备的破坏与管制部队的撤退，就慌忙逃往下关渡江。守卫南京的部队在主帅提前失去联系的状况下，只有各自为政，有些部队还不知道已经下令撤退，有些部队则出现溃散的情况，这是撤退时最大的禁忌，没有统一、完整的计划与步骤，会造成部队退却的全面失控。因此除了六六军（军长叶肇）仍在保持掌控下，突围而走之外，大部分的守军与逃难的人民，开始大量盲目地涌向下关。但是先前大部分的渡江船只已被集中管理，唐生智“忘了”解除这道命令，而且在对岸的中国守军，还奉命对于渡江的船只是“格杀勿论”，唐生智撤退时又没有下令解禁。因此江边涌到了太多撤退的部队，渡江的船只当然严重不足，造成现场是一团混乱，在日军的追击炸射之下，中国部队自相践踏而死伤狼藉。 23.7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十二日夜间，日军已经发现华军的阵地动摇，南京城内起火，以及抵抗力量的涣散，因此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决定弃城撤退。日军一方面准备大军进城的攻击，一方面则是飞报东京日皇，表示华中方面军随时将会攻占南京。这消息传出之后，日本举国欢腾，台湾的皇民更是被迫彻夜不眠，要为皇军时刻，举行提灯游行发表忘我的效忠。 从十三日凌晨开始，日军就正式攻入南京城的街道，一面扫荡“残败军”，一面就开始不分对象的烧杀掳掠，其景象之残忍恐怖，有如世界末日的临到。但是在日本东京的皇宫之前，却出现了八十万日本人聚集的庆祝大会，日本人民载歌载舞的热烈庆祝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这是日本国两千六百年来，想都不敢想的“伟大”时刻，日本政府认为，既然攻占南京，这回中国除了投降屈服之外，已经不可能再有作战与抵抗的意志了。事实上，在日军正式进入南京之前，中国军队已经奉命撤退，而停止有组织的军事抵抗，更没有展开全面浴血的巷战，照理说南京应该不会遭到战火严重的破坏，军民的死伤也应该有限。但是日军进入南京城时，所展现的空前残暴行为，几乎是到了完全没有人性、匪夷所思地步，许多外国外交与慈善机构，都震惊于日军可怕的暴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现场记录。当时华中方面军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竟然无力管束部属；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鸠王彦中将，根本就故意放手让部属“大干一番”；第十军的柳川平助中将，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日军在南京的十几万部队，竟然只配属一百多人负责军纪的宪兵部队。因此从指挥官，师团长，一直到所有的士官兵，或是以命令指示，或是放纵的方式，让日军尽情表达他们对于南京中国人民的残忍与践踏，好象只有表现这种禽兽般的超级暴虐行径，才能展现日本军力的优越性，与能够震慑住中国人的反抗意志，发泄与扭转日本二千多年来对于中国的自卑心理。审视日军对于整个南京烧杀掳掠的事实记录，就清楚知道，并非只在刚刚入城之时的那几天，因为军队交战而出现失控与误杀的局面。事实上，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华中方面军招待记者，举行日军正式征服南京的盛大仪式之后，日军照理已经完全控制了南京，军纪与秩序应该可以恢复了。但是日军在南京这种对于平民毫无人性与军纪的烧杀，仍有如瘟疫继续的蔓延，并主要由担任南京警备部队的日军十六师团进行。十六师团对于南京平民继续的残杀施暴，竟然一直延长了三个月左右！直到松井石根等将领被调回日本，日军大本营干脆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之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才稍微有所收敛。因此，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既非是浴血巷战所产生的伤亡（因为根本没有组织性的巷战），也不是少数军纪失控日本军人的个别放纵行为（是遍及整个南京城内外，以及延长达三个月），根本就是日军从上到下、绝对是故意放纵的禽兽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日军的这些禽兽行为进行辩护。面对日军在南京军纪完全失控的危机，日军大本营最后被迫彻底撤除整个华中方面军所有的战斗序列之后，才得以控制住。 第68章 根据事后的统计，总共超过三十万以上的中国军民（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在南京被屠杀，八万妇女遭到强暴，所有南京的文物与财产，完全被日军劫掠一空，其中以日本第十军的第六师团（谷寿夫）、上海派遣军的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在师团长的鼓励与纵容之下，在南京留下人类（3这是日军大本营最为离奇的做法，竟然将这支拥有攻占南京之特殊历史光荣的日军战斗序列部队，完全加以撤除。这一点就充分的暗示，日军大本营其实清楚知道，这支部队，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历史罪行。）历史上，最为恐怖以及无法原谅的屠杀记录。虽然日军这些将领，都在战后的东京与南京战犯审判中，遭到公正的法律制裁（包括松井石根、武藤章、谷寿夫全都被判死刑），但是当时负有重大指挥责任的鸠彦王却被美国因政治理由，故意地被放过。因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恐怖历史事件，有无数的人证与事证，经过国际社会的“东京大审”与中国政府的“南京审判”所确定，绝对是铁证如山，也绝对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与辩护的借口。它是日本对于中国侵略暴行的一个巅峰的浓缩记录，也是人类历史中，不能忘记的暴行记录。在中国的首都南京，日本军人曾经从上到下地犯下集体屠杀、强暴与劫掠的暴行，日本至今不愿面对这个历史，日本就没有资格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因为否认这种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暴行，就是否定了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是绝对毫无人性认同的做法。 23.8日军战术成功但政略彻底失败 在南京保卫战之中，日军进攻战术的运用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前线作战部队不待继续进军的命令，就已经掌握战场的先机，以独断的方式，抢先尾随追击中国部队，空军飞机更是不断炸射，让中国的部队无法进入防御阵地，也无法整编与恢复有组织的作战。接着在发动全面攻击时，更是多路齐进，海空进行协同作战，日军以强大的军力进行中央突破，同时派遣快速部队对南京外围进行迂回的包抄。日军攻击南京的前线部队，无论是战场反应，以及战术的应用，都可说是达到一流的水准，也就造成在日军正式发动攻击的十三天之内，就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南京。 但是在政略的层面而言，日本进攻南京，却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这场作战是由前线的部队引导整个战争的发展，大本营只能跟着追认而已。事实上，原先日本的战略设计，是希望能够籍着战争的打击，来逼中国让步与屈服，成为支持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保护国”，而非要全面占领与灭亡中国。因为日本真正要准备决战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所以日军大本营原来并无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但是在前线军队的请战压力之下，大本营却被迫放弃原则，支持进攻南京的行动。而在日军攻占南京之后，统帅更无法阻止部队纵兵大掠南京，这种不给中国留下和谈余地，硬要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并且展开空前残酷的屠杀与掳掠的做法，当然是让国民政府，绝对不可能与日本以和谈来解决两国的战争了。日本进攻南京之“失控作战”，犯了日本想要迅速结束战争的政略与战略的大忌。原本日本政府所提的和谈条件，在十二月二日由蒋介石所召开的高级军事首长会议之中，几乎得到与会所有人的同意，认为可以一试，以疏解中国所受到的战场挫败。因为中国当时急需进口武器、训练新兵，与重新布阵的时间，因此国民政府转告负责和谈调停的德国大使陶德曼，中国愿意在这个原则下，与日本进行和谈。但是由于日军快速地攻占南京之后，日本军部的立场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军部认为中国首都已被攻克，中国已无和谈的筹码，因此立刻推翻了原先和谈的条件，增加了中国无法接受的条款。而日军在南京的空前暴行，更是造成中国政府方面，无法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压力。如此一来，中国政府根本不能与日军停战，中国人民也不可能支持和谈。所以日本攻战中国首都，以及对中国人民所施行的残暴行为，不但不能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反而使得中日战争无限的延长，这是日本侵略中国之整个战略的危机所在。日本开始不知如何结束中日战争，只有将有限的战力逐渐地消耗在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因而它就越发感到自己在对美、苏大决战之准备上的不足，最后日本只能以先发制人的方式突袭美国，铤而走险的掀起太平洋战争，而最终战败亡国。这种由前线部队主导整个战争决策的方式，终于成为日本整个战略布局的致命伤了。 23.9中国决心继续作战到底 而蒋介石坚持防守南京的主张，原来也是政略的考虑优于作战的考量。唐生智已在蒋介石身边多年，参与诸多重要的军政决策，而临危出任没有人愿意接的重任，当然是由其个人的勇气与决心。但是唐生智过度强调“牺牲殉国”的作战指导原则，根本就不符合国家之持久抗日的战略指导原则，也不符合当时战场作战的需要。当是抗日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设法在激烈的抵抗中，仍要保全战力，以达到维持长期作战的目标。唐生智叫疲弱的华军，在临时的防御工事内，采取极为僵化与呆板的死守，即不准主动出击以扰乱日军的攻势部署，又没有掌控预备队进行防御决战，兵力原本已经不足，防守的正面又太广，当然容易让日军攻破防线。唐生智这种没有战略考量的战场部署，实在是军事才能极差的表现。而部队撤退没有事先详细的安排，全城撤退与破坏重要设施的规划又不周密，更显出他军事指挥能力不足的问题。而唐生智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后，还犹豫观望，坐失安排撤退的良机，等到局势已乱，自己却草率慌乱的先行逃走，完全与部队失去联系的管道，这些都是造成南京撤退混乱的原因。至于唐生智本人狼狈地丢弃部队而离去的责任，蒋介石在事后并没有特别追究。南京的背水阵式，并非完全不宜防守，只要兵精粮足，是可以一战的，当年太平天国就苦守南京达五年之久。而在淞沪会战之后，残破的华军极待整补，因此很难再打出精采的保卫战。唐生智肯临危受命，固然是心志可嘉，但是其能力与体力都不足以担当这个责任，虽然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是要以失败收场的，不过唐生智过于偏重“殉城”的战法，没有想到适当保持全军的战力才是中国抗日战略的根本指导原则。当时南京的防卫计划，应该先有灵活的部署，提前以小部队出击，让日军过早展开攻击阵式，以减轻攻击集中的力道，然后部署纵深防卫的部队，更要有足够的预备队可以进行逆袭。特别是对于撤退的方式与路线，以及必须破坏的重要建筑与装备，都要事先详细规划，这样南京保卫战就不致于落到最后慌乱失控的地步。日军攻占了南京，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的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侵略者屈服与投降。虽然首都被日军攻占了，但是中国仍然决定继续作战下去，日军内部则必须立刻面对下一步要如何走的事实，最后日本还是一步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对于蒋介石而言，抗日的战略已非常的明显，中国可以丢掉首都，但是中国不会停止抗日，中国将继续引诱日军深入其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即使这代表着更多的中国军民要牺牲，更多的领土遭到摧残与占领，但是中国决心抗日到底。 附注： [1]当时日本是采取军令系统独立运作，所谓的“帷幄上奏”，是军方单独与日皇的会议，首相以及政府首长，甚至不得出席。 [2]很奇怪的是，当年南京防卫演习，是以南京外围的国防线作为战斗重点，但是在淞沪会战之时，竟然没有人想到去视察一下这些防线，也没有进行军事作战部署的准备，以致造成原先的南京外围作战构想，完全的落空。 [3]这是日军大本营最为离奇的做法，竟然将这支拥有攻占南京之特殊历史光荣的日军战斗序列部队，完全加以撤除。这一点就充分的暗示，日军大本营其实清楚知道，这支部队，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历史罪行。 第二十四章、千鈞一发的台兒庄大捷 时间：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到同年五月底 从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进攻到台儿庄阵地，进行到四月七日，日军整个溃败退出台儿庄，总共是十三天十二夜。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附近的阵地之中，进行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在台儿庄内，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战斗，日军几度增援，曾经控制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并且一度准备渡过运河，冲向徐州，但是华军拼死不退，孙连仲将军亲自下令守城的部队，即使全员战死，也绝对不能撤退。同时他也将司令部移往前线，表示必要时自己与司令部也将投入战场作战。 徐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缘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从黄海进入中原地区的孔道。当时的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在此交会，大运河也在附近穿过。之前，蒋介石在德国顾问建议之下，曾在附近构筑国防工事，但是在中日全面的大战之后，日本却犹豫着，是否要进攻徐州。 第69章 日本军部在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华北的各个重镇之后，国内正在面临新的政治动荡，日本也在等待一个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件，中国政府会接受日本的投降要求，时间对中国的恢复战力极其重要，而日军却因非非之想而坐失良机。 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军部还没有计划进攻徐州的具体计画，并不是日本认为徐州的战略地位不够重要，而是日军大本营当时还不想陷入中国宽阔战略空间的泥淖中。可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却有强烈进一步深入中国作战的企图心，希望军部能够批准它全力出击的愿望。华北方面军的希望是，最好是大本营能增加其兵力，让它能出动大军，沿平汉线从北而南一直攻到武汉，以切断中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否则至少要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以联络华北与华中的日军占领区。因为华北方面军，对于中日全面大战之后的战局发展，有着极强的企图心与极大的失落感。 原先华北方面军以为，中日的决战，将在河北爆发，华北方面军有充足的准备，可以围歼华军，一举迫使中国屈服。但是蒋介石却把决战地点，移到华东，让华中方面军拣到决战的机会，并且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而华北方面军不但连助攻的机会都没有，还要抽调两个半师团去支持华中方面军作战。本来华北方面军还想有些战场的表现，不料一个防苏作战的待命指令，更让华北方面军毫无发挥的余地。寺内寿一大将白白看着华中方面军取得攻占南京的重大胜利荣誉，因此是越发按捺不住，于是向大本营力陈华北方面军准备深入中国的作战构想。 24.1会战前日本军方的战略构想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没有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侧目相待，但中国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当时在日本的大本营中，仍然有着中日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已经攻占了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控制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区与战略重镇，都在日军的手中，但是日军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同时将九○％以上的军力，都投入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若要继续深入中国，开辟新的作战目标，那么日本真的已经有些难以为继的压力。 假如日本还要保持军力对付美苏的话，日本必须要适可而止，至少要暂时的按兵不动，等待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然后再进行协商，设法解决与中国战争的问题。因此徐州是绝对不宜再派兵攻击，此外不扩大派认为，就算是日军能够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让北平与南京铁路相连，不但对于日军对于中国的控制力量，所增有限，反而要派出大兵驻守铁路沿线，造成日军战力进一步掉入中国的泥淖之中。日军若是真的要南北相连，还不如使用海运，又安全，又低廉。 但是在日军扩大派的意见是，经过华东与华北一系列的战争，中国的军力与工业能力均已残破，所以日本最多只要再派出「几个联队」的的兵力，追击扫荡中国战场，那么中国只有投降一途。因此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是必要的战场巩固与扫荡，何况攻占徐州，也有利于日军沿陇海铁路与淮河流域，深入威胁中国的战略中心武汉。当然照例的是，两派的争论仍没有结论。 由于日本华中方面军的上海之战，的确打得伤痕累累，而攻占南京，又发生狂暴失控的屠杀军纪问题，因此华中方面军，对于进一步的进攻中国，暂时已经有些气馁。何况日本大本营正在调查华中方面军，在南京屠杀的军纪责任与问题，所以华中方面军对于进攻徐州，甚至是武汉等目标，暂时都缺乏积极的兴趣。 军部中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方面军对于继续深入中国作战不同的立场与看法，使得日本大本营感到问题严重与无所适从。于是在一月十一日特别召开御前会议，在军事上，决定暂时停止扩大在中国的作战规模，日军大本营指示华北方面军攻克济南、青岛之后，只能往南建立安全防线即可。华中方面军则攻克南京、芜湖之后，只能扩大江北的防卫圈，日军在中国战场，没有奉到新的敕令之前，不得再做战线的扩张。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是期待中国内部因为战力与国力的受创，会导至中国的内斗，甚至会将蒋介石逼倒，因此日本政府最好暂时的等待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因为在华北与华东双线的作战，中国是以血战力拼的方式，勉强的得到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仍然坚决的抵抗下去。中国没有在三个月内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刮目相待，同时日本付出了十几万伤亡的代价，以及几十亿元的战费支出。中日之战对于日本的人员与财物的耗损，已经超过了日俄战争。 但是同样的是，在中国方面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中国北起内蒙的包头，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南到上海、南京、杭州等重镇，都被日军所占领了。中国政府主要的工业基地与对外经贸的口岸，都被日军攻占，影响到中国主要的财政收入关税与盐税，失去了主要的来源。在军事方面，大部分拥有较为现代化装备的中央军以及地方精锐部队，也都受到非常严重的耗损，需要进行大量的整补。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余，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因此，根据熟悉中国军事最高机密与内情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假如中国军队装备能够得到补充，那么他认为中国勉强可以再支持六个月，他建议蒋介石应该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而陶德曼大使对中国战力的估计，比福尔肯豪森还要悲观，美国的情报估计认为，中国的后勤支持，最多只有四个月而已。当时外国驻华的情报与军事人员，也都认为，国民政府即将承认失败事实，而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余，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日本政府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就是假如中国要想与日本谈和，那么中国内部必须先将蒋介石推翻，日本为了坐待这个时机的蕴酿与来到，因此日本举行大本营的御前会议，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看中国方面将由谁出面来收拾残局。 但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可沉不住气了，特别是西尾寿造所统帅的第二军，更是觉得不满，因为原先华北方面军认为与华军决战的重点，应该是在第一军主攻的平汉铁路沿线，因此在津浦铁路作战的日本第二军，是负责右翼的助攻与合围。不过由于华军主力没有在平汉铁路集结，日本第二军就没有机会展现战力，而更为意外的是，由于山西的战局扩大发展，造成日本第一军的主力进入山西，协助第五师团作战，第二军就成为方面军的掌控的预备队兵力，因此不能沿津浦路深入的攻击华军，只能停留在黄河以北地区待命战备，以防苏联对日军的进攻。 直到华中方面军顺利的攻占南京，冰雪又封住西伯利亚的交通，苏联军队并未出现集结的威胁，这样日本的第二军才解除预备队的待命状态，因此西尾寿造要求方面军允许第二军，进攻山东半岛。而在日本原先的对华作战计划中，攻占山东半岛，也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因为山东半岛离日本九州只是一水之隔，又与满州国的辽东半岛遥遥相望，是防苏的战略纵深要地，事实上，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就一直想要接收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利益，这次日本绝对不能放过对山东的占领。 24.2韩复渠不战而弃守山东 所以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寺内寿一，要求大本营准许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大本营看到华中作战目标已经接近达成，苏联军队又没有集结的活动，于是准许寺内寿一派遣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于是寺内寿一下令日本的第二军西尾寿造，指挥日本的两支钢军，第五、与十师团越过黄河，进攻山东，当时指挥第五师团的是板垣征四郎，指挥第十师团的是矶谷廉介，两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交情深厚，又爱互争锋芒。这两支日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渡过黄河，顺利的进入山东，更不战而攻克济南之后，立刻分兵二路，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第五师团向胶济铁路东进，形成一个钳形攻势。 当时中国方面在山东最高的军政长官，是前西北军中首席战将韩复渠，他在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背叛西北军而投效中央，由于韩拥有强大的兵力，因此国民政府就地招安，让韩出任山东的最高军政首长，由于韩拥兵自重，日本又把山东视为国民政府不得直接干预的地区，韩复渠在山东，可以说是处在半独立的状态，政策立场经常游走在日本与国民政府之间，经过多年的经营，韩复渠已经累积了可观的实力，这时韩复渠出任第五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以及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统率三个军的兵力，待命防守山东。 第70章 韩复渠本来对于国民政府的号令，就是经常采取应付与利用的立场，他一直不脱军阀割据的心态，他认为无论中日之战的结果，是由谁当政，自己拥有实力才是最为重要，因此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尽量的设法保持实力，以坐山观虎斗的心态，避免卷入战端，只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地区，对日军进行过侧击，得手之后立刻又退兵。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 在韩看来，蒋介石在华北失去了河北与山西，在华中失去京沪地区，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几乎耗尽，这正是自己保存实力，在关键的变局，发挥权力制衡的重要时刻，因此韩并不积极的在山东进行布防备战，反而是在山东进行大量的搜括，将可以带走的各种资产，全都先运往河南的南阳，然后自己指挥部队，一路退却待机而动。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西尾下令日军第五师团沿胶济铁路，急攻烟台与青岛，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也在青岛登陆夹击，而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追击韩复渠撤退的主力部队，因而指向鲁南，逐渐逼进徐州北部。 虽然韩复渠一再的接到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令，甚至军委会蒋介石的急电，要求韩务必在津浦路沿线的战略要地，进行防御作战，绝对不可不战而退。但是韩复渠竟然完全置之不理，一路的不战而退，让日军喜出望外的一路追赶，因此在山东作战的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蒋介石失去了号令部队作战的权威。 韩复渠的公然违抗军令，大摇大摆的率军大撤退，造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震怒与恐慌，因为韩完全不予扺抗，就让日军轻易的就穿过山东全境，直逼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徐州，如果不能制止韩复渠的这种公然抗命的行为，李宗仁如何还能指挥第五战区的其它部队作战？ 而蒋介石也看到韩复渠的这种作法，会造成整个中国军队的抗日意志瓦解，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紧急的战区军事首长会议，决定以军法审判韩复渠，由军统局干员在会场逮捕韩复渠，送到武昌进行军事审判，结果以抗命与率军逃亡罪枪决韩复渠，蒋介石的这个果决的行动，重振了低迷的军心与士气。（韩复渠在法庭上大胆抗辩，丢掉济南有什么罪？蒋介石不也丢掉南京，幸好蒋介石在极端不利的状况下，仍然在南京布阵迎敌，否则假如蒋介石不战而弃守南京，别说韩不服，其它各路诸侯都有样学样，蒋介石何以号召军民，继续抗日？） 虽然韩复渠连续的不战而退，使得日军顺利的深入鲁南，兵锋直接威胁徐州，日军的大本营却严令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临城、枣庄与临沂的禁制线（刚好在台儿庄北面），但是一路势如破竹的第五与第十师团，却恨不得一举直捣徐州，攻占第五战区指挥部，日军根本就不相信华军会认真的反抗，更别提是否会发生孤军深入，而受到华军包围的问题。不过他们也不敢公然的违背大本营的军令，只有在鲁南暂时勒兵观望。 24.3第五战区的战略部署 这时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确有其胆识过人之处，因为华军在南京撤守之后，战力与士气都处于低潮时刻，战区内受李宗仁指挥的，只是一些装备与战力都低的地方部队而已。不过在蒋介石接受李宗仁等将领的建议，以军法处决韩复渠，将山东的部队交给孙桐萱指挥之后，李决定运用战区内的军队，采取主动反击、南守北打的战略指导方针，这样才能诱使日军陷入战略被动的状态，而让中国部队能够恢复作战意志。 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特别的是，中国再生战力恢复之快，也超乎所有军事专家的估计。孔祥熙在欧洲的活动，大有成效，他成功的争取到欧美民生用品与军火供应合约，并且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也买到大量的装备，令千方百计要想切断中国外援的日本政府，为之气结，加上苏联适时地提供了飞机与军火给中国，这些支持作战与民生的物资，源源不绝的大量运到香港，湛江、河内、新疆，然后转运到中国的各个战区，开始补充中国部队的作战所需的装备。而中国内部也开始搬迁一部分的军火与民生工厂等设备，到大西南的抗战基地，进行生产，此时购自欧洲以及来自苏联的作战飞机，也很快的成军作战。 而从京沪战场退到安徽与江西的华军部队，虽然重装备全失，人员死伤的数目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队仍然保持着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且誓为战死的战友复仇，在得到人员与装备得到部分的补充之后，以克难的精神，又开始重新的恢复战力。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并且为了增加日军维护补给线的沉重负担，各种的敌后游击战，更是开始有系统的展开。 这时蒋介石不愿日军就此盘据华北与华东的精华区，而要准备继续的诱敌深入，以进一步的消耗与分散日军的战力，蒋介石看到，若是能先将日军的主力，朝向津浦铁路方向吸引移动，是可分散日军的兵力，并且增加武汉地区部队的整编时间，因此蒋介石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对于在山东的日军，进行一系列的反击战，同时设法守住淮河以南的防线，以南守北攻的战略，来因应一九三八年年初的战局。 由于日本华中派遣军在京沪会战中的战力消耗极大，同时又因军纪问题，正在面临改组的命运，因此对于继续深入攻击中国军队的意愿不高，不过在攻占南京之后，基于守江必须先守淮的战略观点，派出第十三师团，渡江沿津浦路北上，扫荡淮河以南的华军，北上的日军在渡过明光河之后，就遭到李宗仁指挥的广西与东北军队的逐次伏击，与后退包围的作战。 日军第十三师团一路上遭到相当严重的损失，虽然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攻占蚌埠，但是日军已经无力渡过淮河而继续的北上。而日军十三师团遭到华军顽强抵抗以及灵活反击的情报，竟然没有受到日军指挥系统的重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指针，代表华军的作战意志仍然旺盛，同时作战方法也大有改进。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撤消华中方面军所有的战斗序列，包括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组织，另外改设华中派遣军，由俊六大将出任司令官。这代表大本营对于松井石根无法控制部队的烧杀掳掠，严重败坏日本军纪的集体严惩，松井石根虽然立下击溃上海华军，以及攻克中国首都的大战功，但是不但并未获得高升与重用，反而从此退出现役，显见日军对于南京大屠杀是相当的知情的，甚至参与连战斗序列的番号，都予以撤销，但是日军大本营对于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将领，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眼看日本的华中部队，正在遭到改组与整肃，因此判断华中方面军在短期内不可能会有重大的作战任务，因此下令李宗仁，放胆的在北线的鲁南地区，对日军进行各种的反击战，以诱使华北方面军大胆的轻进南下。而日本的第二军对于自己在华北战场，一直没有机会充分地发挥战功，加上它在进攻山东之后，华军根本就不战而退，因此日本第二军显出相当的焦躁与轻敌。 在山东的日军部队，一再的受到华军反击之下，又遭到不少的损失，自然怒不可遏的要对华军进行报复。因此第二军旗下的第五与第十师团，要求华北方面军允许他们向南攻击华军在鲁南的基地。华北方面军同意第二军进攻扫荡的建议，也认为日军不能画地自限遭到华军一再的反击，因此向大本营争取到给予第五与第十师团攻击鲁南的许可。不过大本营仍然划出日军南下的禁制线，不得超过临城到临沂的前线，因此第五与第十师团在奉命出击之后，立刻朝向徐州北部，形成左右两翼的钳形攻势。 特别是日本第五师团在中国的战场，可以说是闷了一肚子的气，从在华北的南口开始，经过平型关、忻口作战，不但非常不顺利，而且损失很大。就连进攻青岛的任务，也落在海军陆战队之后，造成日本的海陆两军，差点没有在青岛爆发枪口相向的冲突，最后还是惊动了大本营，才摆平这场自家人的海、陆阋墙之争。加上第五师团还不断地受到华军的反击而遭损失，因此在接到可以南进还击的命令之后，立刻率军往南猛攻，完全没有考虑可能孤军深入的危险。 24.4临沂序战 李宗仁抓到日军南攻的战争时机之后，立即派遣庞炳勋部，先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先挡住日军第五师团的正面攻击，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临沂。 第71章 张自忠治军一向刚烈严明，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期间，与日本人进行各种的周旋，曾受到不少的怀疑、批评与委屈，因此张在从北平脱困，重掌握兵权之后，对日作战就特别的勇猛。 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是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刻最快的速度，兼程向临沂方向增援，由火车将五十九军运到距离临沂还有一百八十公里的峄县。此时日军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估计，五十九军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才能从峄县赶到临沂，所以日军认为可以抢先击溃在临沂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然后再以逸待劳地反击张自忠部，因此日军估算张自忠部不但不能及时赶到临沂成为救援军，反而成为送上门来的「找死军」。 但是张自忠却率领五十九军进行日夜并进的急行军，这是吃苦耐劳与豪气干云的西北军特质，在军长的一声令下，竟然能够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因此五十九军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五师团背侧，庞炳勋部更是将士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华军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拼命打法，因此在三月十四日到十八日的临沂决战中，日军第五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师团长板垣仅以身免，其私人对象都被华军掳获），造成日军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只有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当时日军虽以超过一百多辆的卡车，满载阵亡的日军尸首匆促地奔逃，但战场上仍然遗留了不少的死尸。日军一向非常重视同袍尸首的处理，不是危急到没有办法，通常都会设法带回焚化，将骨灰带回日本。） 张自忠的援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五师团背侧，庞炳勋部更是将士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华军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打法，日军第五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正当日军第五师团因为大胆轻进，而在临沂遭到华军围攻之时，日本的第十师团，也同时在左翼沿着津浦铁路南下，形成对徐州的左翼攻势，并牵制攻击第五师团右翼的华军。三月十四日，日军第十师团先进攻滕县。面对日军左右呼应的钳形攻势，李宗仁所指挥的兵力有限，他优先将部队东调救援临沂，左翼西线只有先调川军一二二师王铭章部在滕县进行抵抗。李宗仁一方面急电蒋介石，请求派出驻在河南东部的中央军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驰援华军左翼，蒋介石立刻答应。 但是由于华军的运动速度太慢，又被日军阻挡在临城，使得救援滕县的时间还是迟了，王铭章部的川军，无论在人数、装备与火力，都与日军相差过于悬殊，在遭到日本第十师团强大火力猛攻，以及空军的协同攻击之下，川军奋勇血战，但是整个被日军优势炮火猛轰，整个阵地化为灰烬，三月十七日，阵地被日军突破，师长王铭章力战身亡。但是滕县之战，为李宗仁的调兵遣将，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这时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已经赶到徐州，立刻在徐州北部的台儿庄阵地，进行布防，而汤恩伯的部队，也渡过大运河，开始与南下的日本第十师团，进行接战。 日军第十师团的指挥官矶谷廉介中将，根本就不把华军的兵力放在眼里，他所率领的第十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又拥有空军协同支持作战的能力，他在攻占滕县之后，又攻克临城，这是日军大本营给华北方面军的南下禁制线。 但是矶谷判断李宗仁手边的部队不足，可以调动的部队，已经先在右翼与板垣的第五师团缠上了，所以他决心大胆深入，越过临城与枣庄前线，准备直捣徐州，一举攻占华军第五战区司令部，好为自己建立一个显吓无敌的战功，所以他命令第十师团继续全速南下，根本不接受大本营设给日军在鲁南作战的禁制线。 这时候，鲁南战局的重心，移到左翼的津浦铁路，矶谷的部队原本可以沿着津浦铁路，由济宁南下，直接冲向徐州，但是矶谷在得知右翼的板垣部受到围攻的重创，以及孙连仲部又在东边的铁路支线，向日军发动诱敌攻击，因此造成矶谷的部队，先向东旋转，再向南沿着铁路支线顺势攻击。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已经进攻到台儿庄的华军阵地。矶谷认为日军只要攻占台儿庄，渡过运河，就可以直指中国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徐州，同时也可以减轻左翼第五师团所受到的压力。 在攻击上，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是一支战力旺盛的队伍，在阵地防守上，更是会进行决死抵抗的部队。 但是矶谷低估了孙连仲部作战的韧性。第二集团军从卢沟桥事变之后奉命驰援华北战场，在与日军几次的大型接战之中，都表现得可圈可点，在攻击上，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是一支战力旺盛的队伍，在阵地防守上，更是会进行决死抵抗的部队。因此李宗仁要求孙连仲部在台儿庄附近布下袋形的防御阵地，以吸引日军的攻势，然后下令装备与火力较佳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在外围进行运动战，当日军的攻势在台儿庄受到阻挡之后，立即设法由外线进行包围，攻击日军的背侧，形成以内外夹攻的方式围歼日军。 24.5台儿庄血战十三天重挫日军 当时孙连仲在台儿庄的口袋阵地的部署，是以三十一师池峰城部，防守台儿庄主阵地，三十师与一一○师在台儿庄以西，二七师与独立四十四旅在台儿庄以东，分别建立阵地。这样日军一旦攻入台儿庄，就会陷入华军的口袋阵地之中。此时，蒋介石也充分地掌握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于三月二十七日，亲自率领军委会的高级参谋白崇禧与林蔚等将领，前往徐州视察战局，并且设法调动所有能够动用的部队，前往徐州的第五战区增援，准备给予孤军深入的日军重大的一击。 这时日军却对于华军在台儿庄的布阵，缺乏真正的情报掌握，还以为只要日军运用优势火力狠打，华军就会溃败。蒋介石特别将将刚刚到手的一五五公厘巨炮以及反坦克炮，运到台儿庄前线作战，甚至出动空军，炸射日军（数量当然极其有限，巨炮只有九门而已，飞机也只出动了几个架次），但是这对于华军而言，帮助实在极大，因为华军面对日军优势的火力与坦克的打击，几乎是束手无策的挨打，现在有了可以让日军遭到压制的火力，士气大振，华军先后击毁日军几十辆攻坚的坦克，因此得以守住台儿庄的阵地。 台儿庄的血战，从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进攻到台儿庄阵地，进行到四月七日，日军整个溃败退出台儿庄，总共是十三天十二夜的血战。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附近的阵地之中，进行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在台儿庄内，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战斗，日军几度增援，曾经控制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并且一度准备渡过运河，冲向徐州，但是华军拼死不退，孙连仲将军亲自下令守城的部队，即使全员战死，也绝对不能撤退。同时他也将司令部移往前线，表示必要时自己与司令部也将投入战场作战。 正当中日两军在台儿庄进行阵地争夺的殊死战之时，在台儿庄北部外围的战线上，正是汤恩伯部伺机而动的机会，他眼见矶谷把日军一波波的投入台儿庄战场，正是李宗仁所期待的口袋战术运作。汤恩伯的部队就是负责收紧口袋，切断日军补给线的主力，只要日军补给线一旦遭到切断，所有在台儿庄作战的华军，立刻就会蜂涌而出的进行里外合击，准备把日军予以围歼。三月二十八日，汤恩伯下令部队开始对深入台儿庄的日军，进行合围。直到这时候，矶谷廉介才大惊失色地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深陷华军的包围之中，在台儿庄附近的阵地，华军攻势异常的勇猛，日军部队已遭华军的分割攻击，情况对于日方非常的不妙。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下，矶谷只有向华北方面军发出求救的电文，华北方面军是绝对没有想到南侵的日军，在大胆的越过禁制线之后，无论是左右两翼的部队，竟然双双的都遭到败仗的打击。而日军大本营更是对于华北方面军不听号令，深入华军阵地，遭到包围而感到震怒，但是却不得不追认事实，要设法支持深入华军阵地的日军。 先前在右翼板垣的第五师团部队，败退到莒县，在得到酒井旅团的支持，正准备向临沂进行反攻，同时由于李宗仁低估日军在右翼的威胁，突在三月二十日，抽调张自忠部向东支持台儿庄战斗。 当张自忠部队刚刚向东调走，日军的板垣师团就立刻反扑临沂，差点击溃华军阵地，张自忠只有发挥在战场的独断指挥判断，直接向军委会请示，而又将部队紧急回防临沂。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临沂打成难解难分之际，日本另外的援军本支队由青岛赶到，板垣认为这是报仇良机，准备非在临沂大破张自忠部不可。但是这时在左翼矶谷第十师团已经面临被围歼的危机，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越级直接指挥本支队，命其不得投入临沂作战，立刻要以全速向西转进，以解救矶谷的部队，板垣力争无效，三月二十九日，本支队奉令以急行军方式脱离临沂向西转，经向城朝台儿庄阵地急攻，日军一下子就冲到汤恩伯部的侧背，这下子差点把汤恩伯部给反包围起来。因此汤恩伯当机立断地重新打开口袋，命令五十二军向东移动，让本支队进入台儿庄战场。 第72章 由于 本支队奉十万火急的军命救援矶谷，没有注意到汤恩伯部的移动，以为自己已经打通矶谷部受困的危机。受困的日军在得到支持之后，立刻发动逆袭，台儿庄各处阵地都遭到日军强烈的反攻，孙连仲部陷入苦战之中。 李宗仁在四月七日下令所有参战的华军，掌握日军溃退的战机，全力反击扫荡。一时之间在鲁南地区，华军是四面合击，日军是拼命地奔逃，日军死亡的人数超过一万六千人，是日本皇军自明治维新成军以来，在战场上最大的一场败仗。 24.6徐州会战 日军在台儿庄与临沂所遭到的挫败，不但震动了华北方面军，更让日本的大本营感到震惊。日军大本营根本没有料到华军竟然能在战局最为低迷的时刻，会如此快速的凝聚战力，对日军展开诱敌深入的包围作战，而且获得如此优异的战果。毫无疑问的，日本皇军终于遭到建军以来的第一场重大的败仗。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华军，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 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华军，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同时日军大本营掌握到中国正在将超过六十个师的部队，源源投入徐州战场的情报。这是蒋介石是希望李宗仁能够掌握胜利的战机，扩大战果。因此日军大本营匆促的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决定，下令在中国的所有日军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徐州会战，一定要在徐州捕捉到华军主力，予以围歼。 日大本营以八十号大陆命，发出徐州会战的作战命令，动员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投入这场战斗。同时还下令关东军派军支持，由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与华中派遣军俊六大将的位阶平行，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指挥，因此只有紧急派遣大本营的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率领参谋本部的参谋军官，在济南成立大本营派遣班，组织包括华北与华中日军的参谋军官，进行徐州会战的作战协调工作。 当然负责徐州会战的日军，是由华北方面军担任主力攻击，由于蒋介石同时在山西南部发动华军的牵制作战，使得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的部队一再地告急，无法抽调更多的部队参战，因此由关东军抽调的部队，直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徐州会战。华北方面军立即整补第五与第十师团部队，在台儿庄北方附近的阵地，进行诱敌拘束的作战，以吸引华军的继续攻击。 然后日军以主力第十八师团，配合关东军的第三、十三两个混成旅团的精锐，沿津浦路的济宁南下，进攻徐州西部。并以第一军的第十四师团，由荷泽渡过黄河，准备在远方截断陇海铁路向西的交通，在一一四师团抵达战场之后，立刻接防第十师团，由第十师团参加第十八师团围堵华军西方撤退的通路。大本营认为徐州是华北方面军的战区，因此规划由华北方面军的部队攻占徐州。 李宗仁此时缺乏旺盛的企图心，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优势的兵力，对日军残部，进行加强的猛烈打击而华中派遣军则负责由南向北进攻，第十三与第九师团强渡淮河，北攻徐州，主力是指向经由宿县，而扑向徐州西方的陇海铁路要站砀山，准备和华北方面军的主力在此会师，以达成切断华军西撤通路、在徐州附近围歼大量华军的战略目标，而华中派遣军为了争功，特别又增派第三师团以及两个支队北上，直逼徐州，此外，日军又出动陆战队在登陆连云港，日军对于徐州，进行了三面包围，并且急攻徐州的西部，日军的作战计划是非常的明显，就是要以南北夹击的作战方式，将作战的重点放在截断华军与西方连络的交通补给线，然后在徐州西方，成功的围歼蒋介石刚刚完成整补的华军。 蒋介石对于华军在徐州的作战，几乎是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放手给李宗仁运作指挥。在华军不负众望的取得台儿庄作战胜利之时，蒋介石认为这正是掌握战机，扩大痛击日军的机会，因此将手边能够用上的部队，都调到徐州战场，在最高峰时达到三十四个军，八十九个师，总兵力超过五十五万人。蒋介石并且一再的去电，要求李宗仁，大胆用兵，彻底扫荡战场，并且攻击受困待援的日军，打击前来援救的日军先头部队。 但是此时李宗仁却一味的敷衍蒋介石，将五十万大军在徐州附近像排兵棋般的安顿起来，既无强烈攻击的企图，也无认真扫荡的动作，李宗仁此时缺乏旺盛的企图心[1]，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优势的兵力，对日军残部，进行加强的猛烈打击，一直等到日本的大军源源到达徐州外围，对华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李宗仁在五月十七日才一声令下，整个司令部与所有华军全部西撤。此时掩护撤退的是由张自忠与刘汝明部担负重任，刘汝明部在萧县一带伏击日军第九师团的北上，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由于华军掩护得法，撤退的决断又十分的清楚，所以大军能够顺利的退出日军的包围。五月十九日，日军的华中派遣军的十三师团部队，首先攻入徐州空城，又令一心想争功的华北方面军大感挫折。 李宗仁是独断决定由徐州撤退之后，才告知蒋介石这个决定的，而蒋介石仍要求李宗仁，至少能够率军从徐州由东向西攻击日军，蒋则亲自到郑州指挥部队，由河南向东攻击日军。但是李宗仁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只下令全速的撤军，日军虽然布下天罗地网，要想在徐州西方的附近，捕捉华军主力，但日军判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只能经陇海铁路向西退却，因此南北进兵的日军主力会师计划，都是以截断陇海铁路，防止华军向西方撤退为首要目标。但是当时的华军多数是由西南方向，绕过日军的背后，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退出战场，日军虽然攻击到一些分散的队伍，但是却没有包围到华军的主力部队，日军的整个徐州会战攻击，可以说是扑了个空。 虽然日军没有在徐州附近完全合围华军的作战，但是日军却没有放弃这个企图，日军的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的目的，就是在陇海铁路的更西段，对逃出徐州包围圈的华军，进行再攻击。 但是蒋介石在接应李宗仁部队西撤的作战中，也有准备，当时蒋介石特别把中国唯一的一支德式装甲机械化二○○师，以及二七军桂永清部，都调到开封以东，交给第一兵团指挥官薛岳掌控[2]。蒋介石原本希望李宗仁能够动用充裕的兵力，由东向西，攻击日军包围圈的侧后方，而由薛岳指挥大军由西往东攻击，两军能够成功的会师。 附注： [1]李宗仁的坐失良机，据说令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急的几乎要「扯断了头发」。 [2]薛岳的能力此时已被看好与器重，正成为华军在战场上指挥大部队作战的一颗新星。 [3]薛岳亦要求蒋介石惩处失职将领，黄杰因此遭到撤职处分。 第二十五章、战略泥沼的武汉会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的心脏武汉三镇。此时日本的全国上下，对于日军能够攻克武汉，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人民连续几天几夜地狂欢，来祝贺皇军无敌与中国落败，因为他们误以为，日军在攻克武汉之后，中国即将向大和民族完全的屈服。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两千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 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已经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抗日作战的意志极强，中国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 25.1日军和战举棋不定 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其政府既没有谋取“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在军部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日本国内，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 第73章 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大正日皇时代，日本的裁军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在内，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因此他就职之后，立刻透过外交的管道1，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1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利）的师团长，高升陆相的职务，可以说是相当的位高势孤，所以他必须要讨好军方，以争取军部与前线高级将校的支持，因此必须让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够有更多作战建功的机会，就成为他的政策基调。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25.2中国决心保卫武汉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新败的华军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华军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都得到德国的协助，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军因而乐观的估计，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随时都有枯竭的可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武汉会战的规划与参谋作业时，则立刻要面对战士缺乏、后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断绝的严厉挑战。华军真能够自己面对指挥百万部队，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进行这场大会战的考验吗？ 不过，日军大本营的汉口攻略作战计划中，对于攻克武汉，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同时日军仍希望在汉口攻略的作战中，进行一次大战略的包抄与围歼，彻底歼灭掉蒋介石的野战军，以增加日军逼和的筹码。 虽然日本大本营对于汉口攻略，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但此时日本对于整个战略演变的控制能力，在徐州会战之后，已经接近崩溃了。日军能够很确定它一定能够攻克武汉，但是日本根本无法知道，在攻克武汉之后，华军的主力能否被歼灭，以及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抵抗日本当然更没有想清楚，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日本一旦深入武汉，它从此就要面临全面的战略被动了。日军攻掠武汉的作战行动，早就是中国统帅部最为注意的战情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战争开始后，集结主力由河北沿平汉铁路直冲武汉，以破坏、阻止中国军政中心迁往大西南，进行长期抗战的战略。还好日军在开战将近一年之后，才开始计划进攻武汉。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断中国东西联系的战略。 当时对于如何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与前线的部队，也有着不同的争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建议由华北方面军主控作战，以主力部队，大体上沿平汉铁路，由北向南的进攻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将以九十度的方向，颠倒中国战线的正面，又能迂回包抄中国防线的布置，应该是一个较佳的作战方案，但是作战的路途较远，所需兵力较大，同时后勤补给运输的困难更为复杂。而日本的华中派遣军要求，由华中派遣军负责主攻，作战路线是沿长江由东向西进逼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平庸，但是沿途是中国的精华地区，同时后勤支持作业可以利用长江水道，日军可以“节省”不少兵力投入与物力支持。这时日军大本营照例无法作出果断的裁决，不但因为日军大本营没有一个拥有远见威望与魄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大本营的参谋军官们，对于前线拥兵将帅们的意见，也不敢太唱反调。因此参谋本部提出了折衷方案，进攻武汉的日军部队，先沿淮河由东向西进攻平汉铁路的武胜关之后，然后再沿平汉铁路向南旋转，攻略武汉。 这样让华北与华中的日军指挥官们都可以满意，同时日军因为刚发动了不成功的徐州会战，其主力多在淮河一带，可以就近集结与整补。但是这个方案，却受到淮河严重泛滥的影响，日军无法顺利沿淮河进行攻击的行动，加上日军对于这支远征军的后勤支持，发生交通、运输不足之困难。更令大本营头疼的，是由谁指挥这支部队作战。这时在东北中苏交界的图们江附近，突然爆发了日苏间的“张鼓峰事件”，虽然没有扩大成为日俄之间全面的战争，但是却给日本极大的压力。日本大本营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向苏联让步，仍然发动武汉攻略，但是调整了作战序列，进攻武汉的作战，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负责指挥，华北方面军则留控一些部队，作为防苏作战的左翼战略预备队。 25.3日军对武汉发动钳形攻势 日本大本营修改作战计划后，在七月四日发布日军攻略中国武汉的战斗序列，日军共分兵两路，准备以钳形攻势进攻武汉。南路由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一军冈村宁次中将负责，统帅日军第六、九、二七、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以及四个支队和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五万人，在九江集结，然后沿长江南北两岸进攻武汉，北岸的军队直攻武汉，南岸军队负责包抄粤汉铁路的贺胜桥与咸宁，以截断武汉华军的南下退路，最后再合围在武汉的中国野战军。 北路军由原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东久迩宫亲王稔彦王中将负责，第二军改由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统帅日军第三、十、十三、十六师团，以及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二万人，在合肥集结。 第74章 由于淮河泛滥，不方便军事作战，因此进攻路线向南修正，沿着大别山由东向西进攻，在攻克平汉铁路之后，再向南旋转切入武汉，与南路日军会师，以对武汉的华军进行合围。另外华中派遣军控制四个师团作为预备队，以及三个飞行团的支持兵力、一个海军舰队，兵力为十四万人。两支日军以南北平行运动的钳形攻势，直扑武汉，但是以兵力与支持而言，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放在南路的长江作战上。 这时蒋介石为了在武汉迎击日军，特别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出任司令，在长江南岸再设立第九战区，司令官也由陈诚出任，统帅了薛岳的第一兵团，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主力集结在鄱阳湖以西地区的长江南岸，在侧翼迎击日本第十一军的攻势，而对抗沿大别山与长江北岸进攻的日军之责任，蒋介石仍然交给第五战区的李宗仁负责（李因病而由白崇禧代理前半段的指挥）统帅孙连仲的第三兵团负责在大别山御敌，李品仙统帅的第四兵团则在长江北岸抵抗日军的攻势。 蒋介石这次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就是设法在日军进攻的沿途，不断地进行抵抗，并且进行后退包围以及侧翼的伏击，但是不到必要时，不进行主力、正面的决战。因此武汉会战的主战场不在武汉城市的保卫战，而在武汉外围的消耗战，华军作战的目的在争取消耗日军，而非击败日军或是真正的保卫武汉。就战略指导的层次而言，中国方面的表现真是进步神速。而日军大本营知道这次深入武汉作战，主要是扩大日军在中国的控制空间，将国民政府逼到地方边陲地区，同时摧毁蒋介石的再生战力补充路线，如此可以方便建立汉奸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由于负责南路进攻的日军，需要从徐州附近调回作战部队，同时要在九江集结之后，才开始进攻武汉，因此需要在一个月以前，现在长江南北两岸进行序战准备。至于在北路担任攻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参战的各个部队，本来就在淮河与黄河之间，在合肥集结是非常方便的，因此就先进行整训，等待攻击发起的时机。负责在南路进攻的日本第十一军，在大本营还没有下达汉口攻略的作战指令之前，就已先在六月十二日，抢先登陆安庆发动了序战攻势，然后十一军兵分两路，具有两栖作战装备的波田支队领军，沿着长江水道西上，在华军部队换防与接应不当的情形下，轻易地一举击破江防重镇马当要塞，接着迅速穿过彭泽，准备直逼九江；另外一支在江北的日军第六师团（稻叶四郎），则在长江北岸的陆路，不断地向东突进，沿着潜山、太湖、直攻黄梅。由于日军在汉口攻略开始的江南序战之时，作战意外地顺利，因此日方甚至认为，只要一个月，就可以攻下武汉。这个轻敌的想法，又要让日军付出极大的代价。南路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知道指挥这场会战，对于自己前途的关系非常重大，他不但希望能够首先攻克武汉，更想能够漂亮的在攻克武汉之时，歼灭华军大部分的主力。因此冈村宁次把攻克武汉的决战目标，放在长江南岸，因为他知道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兵团，就在九江与南昌之间布防。假如自己能够在此歼灭华军部队，就可以大胆地迂回攻击粤汉铁路上的贺胜桥一带，截断华军从武汉南撤的通路，从侧后方包抄武汉。事实上，冈村宁次也是有些担心，假如自己的部队沿着长江一路的深入武汉，会给留在江西的华军部队，有机会侧击自己的补给线。这正是陈诚与薛岳的作战计划，逼日军必须分散兵力，防范在江西集结之华军的企图。 25.4庐山的死亡阵地 七月二十二日，冈村宁次的部队，突击登陆长江南岸的九江附近据点姑塘，与华军爆发激烈的战斗，华军的第四军、五十二军、六十四军、六十六军早有反击的准备，中日双方在星子到德安地区爆发空前的激战。日军第一○六师团，被钉在金官桥阵地，日军无论如何的猛攻，都无法突破华军阵地。华军在造成日军大量的伤亡之后，仍然坚守不退，这时冈村宁次大感震惊，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日军，毫无限制地大量使用毒气进攻华军，但是纵然如此，日军仍然无法攻克德安，也无法顺利沿着长江南岸，朝向武昌进攻。冈村宁次因此再调日军一○一师团，在星子登陆，企图侧击华军阵地，但是华军的七十军军长李觉，率部固守庐山的险峻地形，发挥血战不退的作战意志，在长达四十一天的作战中，不管日军用尽一切的手段，当然包括毒气、飞机轰炸与炮舰的火力支持，就是无法突破华军阵地，反而造成进攻日军近乎歼灭性的损伤。冈村被迫再调第九师团支持作战，但是仍然无法打开战事的僵局。日军在江西北部的长江沿岸，已经陷入死亡阵地的僵持局面：日军三个参战的师团，都打到近乎失去继续作战能力的状态，这三个师团需要补充的兵员，甚至超过了原有的建制。 在中日两军队阵之时，长江地区正好发生严重的瘟疫，不但日军受到感染，华军更是因为普遍的缺乏医药，病死的战士极多。不过南路日军在长江北岸的战事却进展较大，日军第六师团一路进攻，终于在八月三日攻克黄梅。这时白崇禧眼见长江北岸的日军过于深入，于是出动华军攻击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准备包抄第六师团。白崇禧指挥华军第七军（张淦）、第十军（徐源泉），在八月二十七日攻克日军后方的潜山与太湖，然后下令江北的华军，围攻在黄梅集结的日军第六师团，准备造成另外一次的台儿庄大捷。这次白崇禧的战略布局虽然高明，但是华军兵力的运用，却没有充裕与足够的筹码（当初李宗仁得到了蒋介石倾全国军力的支持，现在白崇禧却面对华军在全线激战，已经没有重兵可以投入的情况）；更为不利的是，长江对于华军是障碍，对于拥有绝对优势海军的日本而言，却是救命的动脉。白崇禧虽然成功地切断日军第六师团的后路，但是日军却由长江支持、补给第六师团。冈村宁次更非等闲之辈，他立刻调动三个支队，加入第六师团，以进行反击战，因此华军被迫后撤。日军于是乘胜追击，对于江北的战略要地广济发动攻击。广济之战进行了八天八夜，整个阵地在中日两军之间，也是几度易手，最后才在九月六日，被日军攻占。这时攻占广济的日军与沿江西上的日军，开始两面合围田家镇。华军在此设有江防的要塞阵地，但是这个要塞在设计的时候，发生严重的错误， 只考虑到迎击由长江一面的作战需要，而在侧后的防御上，几乎没有任何坚固的防御设计。华军在江防要塞上，对于正面进攻的日军，产生极大的杀伤力，但是当日军从广济迂回攻击田家镇之时，整个要塞就无法发挥应有的防御功能。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此时又先攻克了田家镇南岸的对应阵地，因此田家镇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守军在弹尽援绝之下，被日军所攻陷，于是沿长江进攻武汉的南路日军已经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大门，不过日军的攻击力量，也到了暂时无法继续作战的地步。 25.5万家岭大捷 由于冈村宁次对于在鄱阳湖口的作战，一直无法击败薛岳与张发奎的部队，仍然感到不安，于是决定要在江西北部捕捉与歼灭华军薛岳的主力。冈村宁次一面继续对德安战线，施加正面的压力，一面出动军队，先猛攻右翼的瑞昌，然后向南旋转，迂回深入地突进，企图包抄华军德安战线的后方，以围歼在此力战不退的守军。但是负责迂回攻坚任务的日军第一○六师团，却在九月三十日，在瑞昌西南方的万家岭迷路，因而立刻受到薛岳部队主力的包围。这次薛岳决心完歼这支单独深入的日军，因此立刻调动华军部队，由吴奇伟指挥第四军（欧震）、二九军（李汉魂）、六十六军（叶肇）、七十四军（俞济时）发动联合攻势，设法围歼第一○六师团。中日双方在万家岭血战十四日，其中以七十四军（俞济时） 担纲，牺牲最大，特别是五十八师（冯圣法），更是打到全员上阵的地步，最后连军长俞济时都亲率警卫营支持作战，而受困的日军一○六师团，一直无法打开战线缺口；外围的日本援军受阻，也无法打破包围圈驰援。因此日军一○六师团逐渐感到弹尽援绝地威胁，被华军围在几公里方圆的阵地之中，几乎已经遭到华军的围歼了。万家岭战局的发展，不但受到中外媒体的广泛注意，甚至引起日皇裕仁直接地关切，因为日本自从建军以来，还没有遭到整个师团被围歼的败绩。在日皇、军部以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高度关切之下，冈村宁次当然更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设法救援一○六师团，但是仍然无法达成任务。这时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只有亲自介入指挥，他不但把所有能出动的空军，都派到万家岭上空，支持与掩护受困的一○六师团，并且紧急出动所有华中派遣军所控制的预备队，组成三个支队，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战场，以救援被困的日军。 事实上，被华军包围的日军一○六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几度已经到了准备焚烧军旗，并且要切腹自杀的最后关头。中日两军在万家岭决战的最后两天当中，都分别组织了上百组的敢死队，进行最后的短兵相接的战斗。日军华中派遣军甚至组织了两百人的军官团，空降到日军一○六师团的阵地给予支持。 第75章 最后一方面是淞浦个人命大，几次华军突击队都在其阵地前擦身而过，一方面是华军已经没有更多的预备队兵力来投入作战，因此他才在最后的千钧一发之际，被日本的援军救出。总计冈村宁次为了要消灭在江西集结的华军部队，让日军的第九、一○一、一○六师团，都打到了失去作战能力的地步，必须进行全师团的整补。华军的抵抗意志竟是如此坚强，更是让日军为之震惊与困惑。 25.6富金山的恶战 而负责从北路进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在日军攻略汉口的战略规划中，原先只是助攻的任务，但是司令官稔彦王中将却有国人的企图心，他准备采取后发先至与攻难于易的高明战略。北路日军按兵不动，就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集结与准备。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南路日军已经打得昏天黑地之时，日本第二军才开始沿大别山向西进攻。虽然这里的地形险阻，并不适合大兵团的运动与作战，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华军在此的兵力，也就最为薄弱，这点是被日军料中了。由于第五战区代理长官白崇禧认为日军进攻武汉的主力，是沿长江两岸发动攻击，同时他又想围歼深入的日军第六师团，因此华军的重兵南调长江北岸，在大别山的孙连仲，实在没有多少部队布防。一旦日军发动攻势，白崇禧才发现日军之大胆企图心，竟然要走地形复杂的地区进攻，于是急调大军支持孙连仲。幸而镇守前线的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在富金山凭险设置阵地，面对装备极其精良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的进攻，仍然血战不退。尤其是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的陈瑞河部，根本就在十天十夜的富金山血战之中，几乎打光了所有的弹药，造成进攻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死伤高达一万多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实在无法想象华军是如此地顽强，只有急派第十师团加入战斗，但是仍然无法突破华军的富金山阵地。连日本的报纸都奇怪，究竟镇守这个阵地的华军是何方神圣，日军两个师团合力围攻，都无法打开战局。日军死伤累累，造成全军需要大量的补充兵员，才能继续地发动作战。最后华军终于退出阵地，因为华军仍是血肉之躯，在日军持续猛攻下，弹药枪炮也都有用完的时刻。但是华军富金山阵地之战，却给孙连仲调度兵马迎战，争取到准备的时间，日军在攻占华军富金山阵地之后，同样的分兵两路，北路进攻固始、潢川、罗山，南路进攻商城与沙窝。日军仍是没有想到华军的作战是如此英勇，日军每攻一处阵地，都要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其中以宋希濂部坚守固始、张自忠部血战潢川，孙震部力战罗山，都令日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不过由于华军在此区的兵力究竟是最弱的，同时作战的战线也最短，因此日军第二军，终于朝切断平汉铁路的作战目标接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空军，又在此一阶段的战役中，有着不少杰出的表现，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支持的飞机与志愿队到达，虽然在数量与质量上，中国空军仍然处于极大的劣势（当时苏联的e型战机功能，远低于日军的零式战机），但是由于华军的战志极高，因此还能屡次对日军发动攻击，沿长江炸毁几十艘以上的军舰，击落数百架的日本飞机，其中单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日皇生日的当天，武汉上空爆发空前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一举击落日机二十九架，自己只损失了五架。因此武汉地区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中日空军在上空决战的镜头，全球的新闻媒体，也为中国空军以寡击众的表现而喝彩。苏联援华的“正义之剑“飞行志愿军，在中国的领空上，总共也有近百人的牺牲，这算是苏联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另外苏联也先后卖给中国价值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可以说是苏联利用中国军民的生命，拖住日军的“回报“。至于苏联原本有意出兵与日军作战的口头成诺，在立法院长孙科两次亲访莫斯科之后，仍然是毫无下文。斯大林是何等的精明，他要的是中国拖住日本，而不是要支持中国以击败日本。斯大林要日本战力弱化到无法与苏联一战，他更要利用中国因战争而残破不堪的时机，继续地侵略中国。 25.7日军攻陷武汉空城 不过居于优势的日军，终于步步进逼到武汉决战的外围阵地，原本陈诚在武汉四周，投入相当的兵力，一直在赶工，准备建筑相当复杂的防御工事，若是有足够的兵力与战力投入，应该可以进行一场激烈的都市保卫战。但是由于华军已在武汉外围的战斗被过度地消耗，因此没有有效的力量防卫武汉（否则又要重演以急需整补的残兵防卫南京的故事）。蒋介石这次并不坚持要力守武汉。加上日军在几天前，在广东登陆，切断了中国主要的战略物资进口基地，武汉无法继续成为战略物资进口的转运中心，战略地位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由于在北路的日军，在十月十二日顺利的进占信阳，而守军胡宗南部溃败，向西退向南阳，而没有向南的武汉方向退守，造成武汉北方的防线出现兵力的空虚，这时日本第二军既然切断了平汉铁路，日军若是迅速地向南旋转，可以沿着平汉铁路南下发动攻击，对武汉华军的北方防线，形成了明显的侧后威胁。这时，在武汉坐镇指挥的蒋介石，也感到武汉面临日军攻占与包围的危机，在陈诚等人的极力建议之下，蒋介石同意，在华军兵力已经面临耗竭的状况下，不宜在武汉本身进行决战，以避免防守武汉的华军遭到日军的围歼攻击。而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日本第二军已经攻到武汉北方的消息，简直比李宗仁还要震惊，因为冈村宁次一直将主力放在围歼长江南岸的华军，而与华军发生激烈的缠斗，死伤惨重，所有进军武汉的攻势受阻，现在在眼见北路的第二军，已经攻占信阳，可以快速沿着铁路南下汉口，很可能会比第十一军先攻占武汉。 此时，冈村宁次为了自己能够赢得首先攻占武汉的历史威名，就顾不得从南方包抄武汉的作战计划了，他立刻调整第十一军的作战方针，不再以主力对武汉南部进行迂回攻击，以截断华军退却的路线，而直接由长江北岸直扑武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也希望是由自己的嫡系部队攻占武汉，因此冈村命令在长江北岸的日军第六师团，立刻兼程急进、进攻武汉空城。这次田俊六当然是严令第六师团，必须完全遵守军纪，不能在武汉重演南京的烧杀掳掠。为了要争功，冈村宁次要自己统帅第十一军部队，抢先拿下武汉，而没有对华军，进行分进合击的长距离包围作战，结果使得防守武汉周围阵地的华军，得以顺利地由平汉、粤汉铁路以东地区撤出。在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入长江北岸的汉口，同日，台湾旅团攻入长江南岸的武昌，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心脏武汉三镇。但是日军并未照原计划形成包围作战、切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因此华军主力仍然可以保持完整建制退出武汉地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溃散的局面。同时这次华军撤退之时，对于武汉的重工业与军火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才不至于将在武汉的建设大量地“资敌“。此时由于日本自己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中国势将屈服，因为日军估计，日本攻占武汉与广东之后，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国防工业生产、百分之八十的关税与盐税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粮食生产，都被日军接收，无论怎样计算，国民政府都不会再有力量，能够继续抵抗日军了。 就是在这个“合理“的推测之下，日本的全国上下，都一致认为，日军一旦攻克武汉，中国的最后抵抗力量，势将瓦解，“支那“失败与投降，将是必然的结论，日本终于可以等待中国屈辱地投降。所以日本政府与人民，在攻占武汉后，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下令台湾全岛鸣放汽笛庆祝，许多台湾人民更是伤心地认为，中国在武汉会战的失败，将使他们永无脱离日本统治的一天。因此日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日本各个地区，人民出现前所未有的慷慨捐输与踊跃从军之热潮，连慰安妇的组织，都名额爆满；单是寄往战争英雄冈村宁次的情书，就多达十几万份，因为日本政府人民“肯定“地认为，日军既然攻克武汉，同时封锁了中国对外主要的交通路线，国民政府被迫迁到西南边陲地区，已经不复再有中央政府的版图与实力了，加上中国没有工业生产、又无法输入武器与军火，如何还能够与日军继续地对抗下去呢？所以中国除了向日本投降之外，已无其它的选择。 为此，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已经成为一个边区地方政权，日本将与有意求和的中国政治势力，完成中、日、满亲善的和平条约。日本政府与人民，就等着中国的使节，再度屈辱地出现在日本境内，诚惶诚恐地任日本予取予求，这种发自日本千年对中国自卑情结的内心情感，把日本人民推向了忘情与兴奋的历史高峰。这是二千六百年以来，日本历史上无法想象的伟大时刻。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并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二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摧毁与切断，使得中国将要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此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 第76章 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华军自从武汉撤退之后，有计划地将大量军队，留在武汉以东地带，继续进行游击作战，这就造成在武汉日军的后方极大之战略威胁。日军在武汉成为孤军深入的态势，要部署大量的兵力，来维护日军漫长的补给线，从此中日之间的作战，日军只能控制主要据点与交通联络线，最多再加上一些重兵把守的带状地区而已。 在日本上下热烈庆祝日军攻占武汉之时，大本营却陷入了完全无力感的状态，因为到了这时候，日军大本营才开始明白，自己已经掉入了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日本难以片面与迅速地结束中国事变，日本所有的国力与战力，就要这样逐渐消耗在中国战场之中，进不得、也退不得。最糟的是，日本还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个错误，所有日本为了寻求支持战争的资源，终于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25.8武汉会战的检讨 日军发动武汉会战，虽然在战场的作战上，大体仍然表现优异，但是日军在战略上，却仍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日军始终低估华军的作战意志，因此没有集结更为优势的兵力，以围歼华军的野战军作为日本作战的主要目标。事实上，若是日军能够将原先准备攻略广东的二十三军，也调到武汉会战中，这支部队或是沿大别山快速进攻华军阵地，提早切断平汉线，由北向南包抄武汉；或是先进攻南昌，再穿过萍乡进攻湖南长沙，包围武汉南方，都会对华军造成更为震撼性的打击，并达成围歼华军野战军的作战目标。当然陈诚若是能够把镇守武汉，一直在拼命赶做防御工事的四个军兵力（这些工事，最后根本就一点功用都没有发挥），大胆调出交给薛岳灵活运用，也许华军能够在江西北部成功围歼日军的整个师团；或是给白崇禧使用，也可能给日军一度困在江北的第六师团更大之打击。当然若是第三战区能够发挥更为旺盛的攻击企图，多威胁长江的航运，日军在武汉会战中，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日军的作战优势，来自现代化的工业与社会的结构，无论在兵员补充与装备更新上，都有非常先进的运作系统，因此日军的战力不但能在几次战役后，继续保持、甚至能提高。华军最大的困难，则是中国落后的工业与社会体系，别说作战装备坏一件、就少一件，就连兵员的补充，也因役政系统的落后，根本无法跟上军队的需要，补充的人员数量既不足，质量也低落，新兵更是没有经验与训练，如何能用半兵半民的部队，去抵抗拥有现代化组织与强大火力的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华军在战略的运用上，却充分地掌握了主导的上风，但是在战场的层次，仍是败多胜少的局面。以战力与国力而言，中国落后日本两个世纪之久，但是以谋略而言，日本却无法运用战力与国力的优势，击败中国。中国所凭藉的，全是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主义精神，以血肉之躯去抵挡侵略者的现代化武器（在大别山与庐山的山麓，留下了无数的英雄血迹），这种悲壮的牺牲，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人的光荣。 25.9中国决定牺牲到底也不屈服 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是日本没有办法迫使中国放弃继续作战的意志，这时的华军，已经是更为独立地作战。德国的军事顾问撤离了，外国购买的军火减少了，主要国防工业的基础全遭到摧毁，中国迁移到西南的工厂，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总数只有四百五十家左右，勉强可以维持西南军民的日常所需，但是根本不能支持激烈战争的消耗。当时中国所能生产的步枪子弹，每个月为一千五百万发，平均每个士兵只有四发子弹，更别说其它的重武器装备与支持，更是少之又少了；士官兵们的军服破烂、缺乏医药与保健照顾，甚至严重的营养不良等问题。中国的部队拖着瘦弱的病体，拿着有限与落后的武器，在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中国还能、还要打下去吗？日本人不相信中国还能坚持下去，欧美国家不相信中国还能打下去，中国人却以血汗与牺牲，坚忍的写下了历史光辉记录。中国人决定牺牲到底打下去的钢铁意志[10]，让日军是完全不知所措。在日本人民庆祝完武汉攻略之后，才发现高兴得太早了，中国的政府与军民，仍然继续抗日战争，反而变成日本政府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战争了。 日军攻占了武汉，不但没有让中国屈服，自己反而陷入了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日军为了维持从东京到华中之间漫长的补给线，所必须耗费的资源，就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经无力再深入中国发动更重大攻势了。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战略延伸，因此大体就维持着到武汉会战为止的战线。这个两军战略僵持的局面，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攻势，才被打破。在这段时间之内，日军比较具有重大的战略攻势成就，只有攻克南昌与宜昌而已。同时，在武汉会战之后，中国原有的各路诸侯部队，也因为原有的兵员消耗过剧，必须接受由国民政府统一的征兵补充，同时大量扩充的军校学生毕业之后，也开始在个个部队任职。因此中国大部分的军队，从此都开始国家化（除了中共的部队以外），虽然在部队的最高层，也许还看到这些地方诸侯担任领导职务，但是部队的结构与人员，都已经不再是传统地方派系所主导的了。 附注： [1]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 [2]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3]试想当时日本政府的陆相板垣征四郎，只有师团长经历而已，如何敢压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或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大将的建议？ [4]冈村宁次指挥之“南路”日军（沿长江而上）又分为南岸、北岸两股，宜稍注意而不要与“北路”（沿大别山攻击）的日军混为一谈。 [5]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国军队，十之八九的作战装备只有步枪与手榴弹等轻武器，根本没有任何对付化学战的防护装备。面对毒气攻击，唯一的办法是以毛巾泡水，掩住口鼻，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抵挡日军的化武攻击，因此每当日军以毒气攻击华军之时，战场状况是极其悲惨的，常常整个阵地就成为了尸骨堆积场。 [6]当时中国所有的本钱，都已放在购置军火上，枪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强有饭吃而已，根本谈不上营养，在野战部队中，医药几乎等于没有（除了“红药水“以外），在这种几乎无法想像之艰苦状况下，中国的守军，生病、发烧、呻吟，却又没有医药的照顾，但他们仍然在每场战斗中，尽力地保卫自己的国土。 [7]以侵略中国之“成果“与野心而论，苏联（继承帝俄）是最在行了，尚无能出其右者。 [8]胡宗南所留下的战线缺口，造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愤怒与震惊，因为这样会立刻危及武汉的安全，但是胡宗南有蒋介石做为“后台“，李宗仁也拿他无可奈何。 [9]此时已经没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而是中国的军方领袖，首次单独指挥与调派大军，在如此宽广的战线上作战。 [10]当时世界各国若是领土与军力已经损失至此，照例都是投降，而到海外再组织流亡政府，只有中国是打到底。 第二十六章、切断中国对外通路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联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同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的拖延，中国就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华军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的继续抗战，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也耗尽了国家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在武汉会战之后，中日两国的作战，陷进了战略僵持的局势，双方既然无法在战场上分出输赢，那么两国最后决定性胜负的关键，就转移到战略资源运输通路的争夺上了。谁要是能先截断对方供应战略资源的通路，谁就是战争最后的赢家。因此日本决定要尽一切的力量，来切断中国的对外通路，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因此日本的战略目标，一是深入中南半岛与印度洋，切断中国西南方的对外通路；二是与苏俄（日本原来的世仇）完成了一个利益交换的协定，让斯大林（所谓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一员）自动配合日本切断中国经新疆通中亚的西北通路。 26.1对外通路决定战争的胜负关键 在抗日战争的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弱国，特别是在中国西南的抗战后方基地，根本没有作战所必需的工业结构与能源供应。 第77章 因此，中国需要从外国输入维持作战的必要资源，最主要的是石油、军火原料与各种零件的进口，这是支撑中国继续武力抗日的基本条件。若这个供应线一旦被完全的切断，中国就无法继续抵抗日本了。 同样的，日本本国的战争资源也非常有限，其作战成败关键，亦在于维持物资供应路线的通畅，以输送石油、钢铁、橡胶，与各种金属等战略物资回到本土。根据史料的分析，当西方国家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决定停止对日出售这些原料之后，日本除了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外，已别无选择。后来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开始有效的威胁到日本从南洋到本土间战略资源的海上通路之后，日本只有再孤注一掷地发动“一号作战计划”（operationichi-go），企图消灭中国华南的空军基地，以确保日本通往南阳航道的安全[1]。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岂只中、日如此，德国、英国、苏联，也全都一样：作战国若无法维持战争资源进口路线的畅通，战争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当德国被迫放弃所占领的东欧油田之后，纳粹武力的失败，就是必然之结果。英国与苏联全是靠美国提供的作战资源才能打下去，因此盟国维护大西洋与北冰洋航运畅通的防潜作战，实际上是同盟国在欧洲作战胜负的关键所在。 26.2日本进攻广东 日军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六月间的徐州会战扑空之后，日本大本营在惊怒交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匆促决定改变日军对华之速战速决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一反过去日本对华战争中，尽可能将事变控制为局部性作战之战略布局。在六月十五日，日大本营会议断然决定，发动日军的汉口攻略计划，准备深入中国的武汉地区作战。 日军汉口攻略的主要战略目的，是要攻占中国在武汉的作战指挥中心（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心，军委会设在武汉，而当时举国一致的口号是发挥武汉抗日精神），并大量歼灭中国的野战军，以迫使国民政府最后退守西部边区，因而退化成为一个失去战力的地方性政权。日方估计，武汉作战完成之后，一方面国民政府很可能向日本政府乞和，二方面就是日本可以更方便在中国的精华区，另外扶植与操纵傀儡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新战略。日本政府亦认为，要想迫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至少还要实际上切断中国所有外源输入的信道，特别是截断来自西方国家的军备进口才行。因此日本大本营在决定日军进攻武汉的同时，也计划在适当的时机，攻略华南的广东，以切断中国当时最急需的国外军火与民生必需品之进口。因为在上海沦陷之后，中国最为重要的军火与民生必需品，多数是从香港与广州的港口转运到内地与前线。日军在徐州会战之时，已经发现，中国军队战力复原的速度超过日方预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买进了大量的装备。 事实上，日军大本营早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决定进攻南京之时，就有进攻广东、切断中国华南海港对外联络的作战计划。当时日军大本营已经抽调了三个师团的兵力，组成第五军的战斗序列，在台湾集结，准备进攻广东的对外口岸。但是日本也知道，一旦正式进攻广东，切断广东与香港的交通，将会严重影响到英法两国的利益，而会遭到它们强烈的反对，因此日本也有在可能的范围内仍以低姿态来减少国际强权的反弹的考虑。不料在一九三七十二月十二日，日军飞机误袭美国与英国在长江巡航护侨的船舰，因而造成美国与英国政府的联合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不愿引爆英美集团更为强烈的反对，因此临时撤销第五军战斗序列之广东攻略计划，因而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从香港与广东，源源运进了几千万元的军事装备。 因此，日军大本营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中，由裕仁日皇亲自裁示大本营，再攻掠武汉的同时，应该策划攻掠广东。这对于兵力有限的日军而言，造成了另外一次战略布局的错误。日军为了同时准备进攻广东的兵力，特别设立第二十一军的战斗序列，抽调日军第五、十八、一〇四师团，参加广东作战。因此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少掉了多达三个师团的兵力，使得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几个主要战场上，缺乏更为优势的兵力，而无法进行包围或是歼灭华军的决战。日军最后只是攻克了一座武汉的空城，赔上的却是整个日军在中国战场战略主动的地位。在日军开始集结准备进行广东攻略的时候，蒋介石却低估了日军进军华南的决心，因此当相关的情报显示，日军可能在华南发动攻势的集结之时（这是美英法等国才有些紧张，将日军在华南海域的活动情报，主动地告知国民政府），蒋介石仍误认为，日军当时正在全力进行武汉作战，因此不可能分兵进攻广东。由于华军在武汉会战需要更多的支持部队，蒋甚至还进一步从广东抽调部队，以支持武汉，因此国民政府在广东的防务，只剩下了三个军，可以说是兵力已经不充足；而广东的军政最高负责人余汉谋，也没有设法运用有限的兵力，设计对抗日军入侵的作战策略，所以广东的防务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日本第二十一军战斗序列，由大本营调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统帅第五师团（安藤利吉）、十八师团（久纳诚一）、一〇四师团（三老俊雄），以及第四飞行团及海军舰队，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从香港附近的大亚湾登陆。日军登陆后几乎没有遭到华军坚强的抵抗，就一路直逼省会广州，余汉谋除了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的电报之外，并没有充分灵活的运用其有限的兵力来御敌。由于余汉谋本人并没有经过真正的大阵仗，作战计划上缺乏了主动的精神，加上粤军的主力，早已多数北调支持华中战场，余汉谋却还将手边有限的兵力做分散与被动的防御部署，使得华军在广东的防线被拉得既长又薄弱，根本无法形成有力的防御态势。可是当时广东民众在抗日的问题上，一向自视极高，粤军在华东与华中的作战也非常出色，因此百姓民气高扬，认为假如日军胆敢进犯，广东人绝对要使日军“死得最为难看”，当年十月在广州举行的保卫广东之十万群众火炬游行，气象真是豪气干云。 但情绪激昂的民意必须有缜密的计划配合方能成事，否则只能集结一群乌合之众。不幸余汉谋根本没有把这些抗日心切的百姓，组成有效的军事力量，反而白费心力去应付各种民众的集会，到处高呼口号，在真正能够发挥抗日力量的重要作战组织上，却是缺兵、缺粮，也没有结实的设立好防御阵地，甚至连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规划都没有。广东的防务既是这样的不切实际，如何能在抗日作战中真正有所表现。因此，在广东登陆的日军，以集中的兵力对华军的阵地，进行快速的进攻后，很轻易地就突穿与割裂了华军的防线，几天之内，日军就攻到了广州附近，对它形成了战略的包围。余汉谋眼看大事已不可为，只有不战而退出广州（后来余汉谋为此败笔而受革职留任的处分）。日军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轻松地攻克了广州，也一并切断了华南主要对外口岸的交通。 日军陷广州之后，就等于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主要对外的交通联络动脉，因此造成了国际社会相当的震惊。各国普遍的认为，广东一失守，中国已经失去进口的直接通路，因此未来很难得到其所需的作战资源了，又因为中国大后方西南地区的工业非常落后，根本无法生产足够的作战资源来支持对日作战，因此中国将会很快的对日屈服。 广东的失陷，对于中国抗日的社会人心，以及国际社会的观点影响也很大，甚至影响到美国考虑暂停协商对华的桐油贷款。这时候，德国与意大利因为与日本结盟反共的关系，已经先后停止出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承认了满洲国、撤回军事顾问与终止外交关系。因此中国只能从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弄到一些武器与作战、民生必须的医药产品，从越南的河内或是缅甸的仰光，经云南进口到大西南。日本眼见攻占广东之后，中国还能从海南岛、越南等地，以分散作业方式，进口支持其作战的必要物资，因此日决心攻占海南岛，甚至威胁越南。于是日军频仍出现在南中国海，而开始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法国在中南半岛及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利益了。此时这些国家才开始认真考虑，日本侵华战争的扩散已经严重破坏了亚洲的战略结构，以及影响各国在亚洲之利益，所以这些国家开始考虑是否要停止出售战略物资给日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军完成武汉攻略与广东攻略之后，中日的全面战争的态势，就从中国采取战略防御的初期，演变成为中、日战略僵持的局面。大体上双方的战线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没有重大的变动，这种对峙的僵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时才被打破。 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全国共有三十四个师团，其中只有近卫师团留守日本本土，一个师团驻守朝鲜半岛，其余的部队，全都在中国战场，其中有（3一九四〇年，日军利用法国在欧战的惨败，乘机进军越南，切断了中国经越南北部的对外通路，这就成为后来美、日两国交涉的重点所在。 第78章 ）八个师团属于关东军，战略任务是防苏，其余的二十四个师团，则在中国的关内进行作战任务，这种兵力极端不平衡的配置，严重消耗了日本的国力与战力。日本将自己陷在泥沼之中，迟迟无法结束中国事变，但又要面对美、苏的压力，这自然迫使日本迟早会设法作出更大的军事冒险。 日本动员了所有可用的兵力，深入中国进行武汉作战，仅勉强地达到了下列的结果：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同时也控制了中国主要的大都会与工业地带，但是日军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之中，只能控制点与线，以及少数的带状地区，日军在补给路沿线必须配置之部队（以维持运输线之安全）的总数，甚至接近日军在前线作战兵力的数目。华军最为特别的战略，是在中、日的战线之后，仍然留置了大量的兵力，对日军的补给线以及汉奸政府，都造成重大的威胁。在日军战线后方的游击战，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发展，比国民政府更为灵活且有弹性，日军为了清剿这些华军游击队的活动，经常是劳师动众、颇有伤亡，但是收效却非常的有限。由于中国的海岸线此时已被日本完全封锁，于是打开后方国际通路的努力，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后期的成败关键所在。日本固然是要设法全力切断中国的对外通路，以逼迫中国屈服，但是令人感到寒心的是，英、苏两个盟国一刻也没有放过中国，在打通中国对外通路的计划上，大玩其政略阴谋，使得援助中国的通路，迟迟不通，中国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作战资源，最后甚至连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实力都不存在了。 26.3英、苏两国的战略阴谋 虽然，在中日战争初期，国际社会中曾经比较公开支持中国抗日的是苏联，它甚至多次传出将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讯息，而在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在前后三年内，总共提供中国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火信用贷款（当然是中国要连本金带利息来偿还的）、售与中国可以装备三十个陆军师的火力以及一千架的战机，都是从新疆经甘肃进口；另外苏联派有军事顾问与飞机志愿大队，到达中国参战，目的是收集日军作战的战术与装备的情报。而当时中国最为希望的，是苏联能够与日本正式作战，以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压力，但是苏俄则设法不断拖延与欺哄中国，所谓俄国将对日作战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是空话。 因为斯大林支持中国抗日的战略目标，是绝对不希望全力武装中国以致于打败日本的侵略，苏联只是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让中、日的国力都受到大量的消耗，这样苏联才能轻易地从中日战争中，获得最高的利益，一方面日本的战力被中国严重的消耗，而无力威胁苏联，一方面中国受到日军严重的打击，使得中国民穷财尽、再起内战，苏联可以轻易地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要知道几百年来，对中国最有侵略野心与部署的就是俄国，继承帝俄的苏联怎会让中国发展强大，又怎能放过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斯大林先利用中国抗日以消耗日军的战略，然后再回手介入分裂与弱化中国的手法，真可以算是及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策略精华之大成，更是标准的一石二鸟的谋略。 精明强悍的丘吉尔，他认为自己对英国的历史使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全力使不列颠仍维持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规模，特别是必须保留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并且要继续操控英方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基于这个大政略的前提，实力已大不如前的英国，不但要设法阻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更要加速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与内战，以防止中国将来成为亚洲各民族国家抗拒西方殖民主义的领袖。邱吉尔当然非常注意苏联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因此他很快地就活学到了斯大林侵略中国的诀窍，并以青出于蓝的手法，加以翻新应用。英国在战争期间一再对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只能给与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支持与援助，目标就是让中国还能有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将日军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但却绝对不能给与中国充裕的援助，以免中国能击败日本的主力而于战后得到复兴；在美援华的同时，还要设法制造中国内部的矛盾，并培养中国内部的分裂势力，这样纵使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是分裂的中国仍然无法成为亚洲的强国。一九四二年初，英国先是轻率地放弃了对其缅甸殖民地的防守，中国的西南对外信道因而被切断。随后这个中国的“盟友”，又想尽所有千奇百怪、反复无常的借口，在盟国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行动计划中一再的玩弄策略，以离间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英国的亚洲战略，就是设法让中国在精疲力竭的边缘中挣扎，而不肯真正出力帮助中国（但却要求中国尽力帮助它来防守缅甸），早日打通滇缅公路。因而中国在抗战最艰苦的关键时段里，一直无法从对外通路中，获得充裕的作战资源供应，中国的国力因而加倍的消耗殆尽，自然就“确定”了战后的中国不可能强大复兴起来，于是英国就可以放心，继续在亚洲维持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因此苏俄与英国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立场，一直是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战略手法，当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会给中国一点最低的援助，以防止中国放弃抗日的意志；但是一旦中国要有所振作，他们就会立刻卡住中国的命脉。故此中国当时真正要面对的历史挑战，不只是日本正面的侵略而已，同时在背后，还要面对英苏这两个各怀鬼胎、继续进行侵略中国的“盟友”。 美国的立场则是处在“夹缝”之中，一方面美国是希望每个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都能在国际社会正义的支持下，有力反抗侵略者的迫害。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极看重其在亚洲的商业与战略利益。在中国艰苦抗战的初期，美国仍然依照美日通商条约，大量的供应日本生产军备与弹药的原料，以及提供日军飞机、坦克在中国战场上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石油。结果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能够在中国领土全速运作，当然日本的军国主义最后也把美国当成其攻击的目标。 26.4苏联切断中国的作战生命线 中国抗日战争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就是以中国人民与国土的损失，换取等待国际社会加入并肩对日作战的时间。这个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一旦获得世界其它国家参与共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之后，她就可以结束孤军抗日的不利状况，并可获得盟国的作战资源协助，而将华军战力彻底地提升，以有效地全面打击日军，成为盟国当中的主力部队。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中国对外的通路，被日本与苏联所分别切断，盟国又一再地玩弄打通国际通路的策略，迟迟没有将作战资源，运到华军的手上，结果虽然是中国与盟国共同参加反法西斯作战，但是她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盟国所应许要供应的援助，因此中国军队也就无法展现应有的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切断了中国通往海岸的所有通路，但是由苏联经中国西北进入关中与四川的通路，仍足以输入中国抗日所需的物资，但是此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中国民族的坚忍毅力，因此史氏已知道中国绝对会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奋战到底。一九四○年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作战成功之后，斯大林估计纳粹德国随时可能会对苏发动攻击，所以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利用机会，与德国合作，联手东西夹攻苏联。斯大林于是与日本进行交涉，愿意以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为条件，换取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于是中国能够获得外来石油与军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云南通缅甸的公路而已了。 当然站在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攻，以停止援助中国来换取减轻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可以勉强理解的做法。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事实已经没有多余的战力可以对苏联进行作战。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又攻克缅甸北部，完全切断了中国对外的通路，中国战区可以说是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此时的苏联，实际已经没有日本威胁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个“盟国“，却坐视中国面临作战力量全面耗竭之危机，不但自己不肯援助中国，更不准盟国借道苏联援华，造成中国最后只能靠极其有限的驼峰（thehump）空运，来支持六百万抗日部队的需要，苏联存心要置中国于死地的企图就非常明显了[4]。斯大林的作法很简单，只要中国失去力量，那么就非常方便苏联对华的继续侵略。日本有了苏联这个红色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当然就可以说是助益太大了。 苏联切断盟国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对于中国整个作战能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日军对华军在所有会战中之打击。因为就算是中国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其历史的结局，也不会比苏联切断中国对外交通路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深远。苏联切断了中国的对外通路，使得中国必须完全依赖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丘吉尔因而可以上下其手玩弄中国，也引爆了中国与英国甚至美国的摩擦与冲突，因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战后的历史命运。 第79章 而多达六百万的中国军队，就在近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足够的作战装备、没有医疗后勤，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供应都常有问题（中国的处境虽）。 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联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联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是这样恶劣，但她仍然继续苦撑了四年，坚决不肯向日本屈服，反把日本拖垮，最后赢得了胜利）。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联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地拖延，中国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华军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地继续抗战[5]，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中国也耗尽了国家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虽然中国处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危机状况之中，但是国民政府仍然以团结共抗法西斯的战略为重，中国不但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坚忍到底，拖住了日军百万以上军力，而且还设法冒着自己后方基地遭到日军攻击的危险，将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物资的百分之八十，都用来支持在华的盟国空军，以空中轰炸来重创日本的运输船队，形同截断了日本通南洋的战略物资航路，造成日本总体战力滨临崩溃，但却也为中国惹来了日军最后孤注一掷反扑的沉重打击。中国为世界的反法西斯作战，用尽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能付出的一切力量，但盟国却几乎没有实质地帮助中国建立起反攻日军的军力，也丝毫没有放过对中国的暗算，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如何残酷对待中国的历史真相。但蒋介石一直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附注： [1]以战争的观点而言，假如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就立刻终止向日本大量出售石油、钢铁、橡胶等战争原料，日军很快地就会在中国战场失去了战力。日军不但在中国必须付出更大的伤亡代价，恐怕也无法攻占武汉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它更是没有力量发动太平洋战争。 [2]以此时作者的先父正在广东，眼见这种“打高空”的抗日表现，非常之着急与失望，最后断然决定北上延安，报名中共的“抗日军政大学”，参加有组织、训练的抗日作战。 [3]一九四〇年，日军利用法国在欧战的惨败，乘机进军越南，切断了中国经越南北部的对外通路，这就成为后来美、日两国交涉的重点所在。 [4]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援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联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联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 [5]蒋介石并且完全不接受日本屡次向中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尤其到了后期，日本事实上给中国之条件是越来越有利。但蒋介石一直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第二十七章、从和平运动到叛国结局的汪精卫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日本政府眼见无法以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中国屈服投降，只有改变战略方针，使用“以战养战”的策略，也就是要设法将中国人当成日军作战的炮灰，同时搜刮中国所有的资源，来维持日本侵略的开支。为了达成以战养战的策略，日本就必须设法培养以华制华的汉奸政权。 27.1皇民与汉奸 事实上，日本对于侵略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认知前题，那就是日本有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确信”，就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缺乏团结与共识之待毙的民族，中国人最多的心力，都会摆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讧之中，内斗里非要拚得你死我活不可。同时日本人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贫穷又落后，定会有许多的人，禁不起威胁利诱，而会成为与日本进行合作、出卖民族的打手。所以日本的军政领袖均认为，只要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的败仗之后，中国人就会放弃团结一致长期抗日的暂时共识，而会争相的投靠日本；中国人最多会有短期激情的反抗，绝对没有长期抗战的能耐。这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族劣根性， “一盘散沙”与“五分钟热度”，所以并不担心中国会以长期抗战，让日本陷入战略泥沼的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通”，的确已找到不少忘却国家民族大义，设法投靠日本权势与利益的汉奸，这些汉奸们在日本的武力、压力与利益的引诱之下，争先恐后的出现，甘心为日本效力并奴役中国。而满洲国、蒙古国与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汉奸们的投靠，也都是很令日本相信，中国已经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了。这个全面落后的中国，又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共识，哪里还能与先进的日本国，进行历史的决战呢？日本已经建立将中国大分八块的“构想”，以利其操控宰割。一个分裂的中国，正是日本能够强盛的历史机遇。 的确，由于当时的中国，即缺乏自我认同的国家共识，也更无对抗日本侵略的国力，在尚未做好准备之前，中国就要孤独地面对世界级强权的全力打击，其中的困难与考验，实为人类史上一个民族国家所面临之最为严重的难关与考验了。因此这不是每一个的中国人，都能熬过这种比地狱还要艰难的过程，有人撑不下去，有人半路变节，也有人承受不了荣华富贵的引诱，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与民族。因此在无数中国人以鲜血与泪水支持的抗日史实中，也有部分人背弃了国家民族的大义，成为投靠日本的汉奸。 但是日本人还是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民族性。因为一旦中国退到忍无可忍的阶段，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发出无可想象的历史能量，支持全体的中国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来面对历史的危机。这个力量之巨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无法抗衡的力量。邱吉尔曾说过：“日本永无止境的侵略中国，终于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国的苏醒，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27.2汪精卫的背景 在所有变节的中国人之中，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惊与可惜的，就是国民政府中高层领导人汪精卫的叛国。汪精卫早年是一位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曾经参与刺杀清朝执政官员的行动，被捕下狱1，之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为孙先生重要的左右手。孙中山先生简洁流畅的政治遗嘱，即是汪所代拟的。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之中，几度进出，都是领导级的人物，但是汪精卫却逐渐的表现出极强的权力欲望，以及采取远离原则的政治取向，因此同为粤派领袖的胡汉民，甚至耻于与汪精卫谈话。而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合，更是当时国民政府运作中，最为主要的政治权力斗争。当然蒋、汪之争，也涉及到国民党宁派与粤派势力的倾轧。汪精卫留学日本，鼓吹中国的革命，也得到一些日本政商界的朋友支持，但是汪精卫在早期，是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来对付日本的欺压。从九一八事变到长城口的对日军作战，汪精卫一直以蒋介石、张学良不抗日，作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借口。汪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以军事反击的准备，面对日本的步步蚕食中国。 但是华军在长城之战中，遭到日本全面现代化武力与战技的打击，牺牲极为惨烈，汪精卫才真正了解到，中日两国在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差距太大，从此他转而认为，中国绝对不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在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中日之战的结果，绝对是中国亡国一途。 第80章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汪精卫眼见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外援不济、国家财政枯竭，加上工业地带遭到日军的占领与摧毁，这都使人怀疑“这仗怎么打下去？”（汪精卫本人当时经常使用的评语）。同是汪也认为，中日之战会给苏联带来最高的渔利，中国必然遭到苏联更狠毒的侵略，所以他的心里并不赞成抗战到底的政策主张。 27.3坚守立场的和谈是斗争而非投降 事实上，中日之间，所以会因七七事变爆发全面的战争，原先并非是中日最高决策当局，有计划的要打全面战争，而是日本政府在面对各种冲突与意外时，没有作出正确的决断，因而引爆了中日之间历史决战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日本亦无法打败中国；中日都同时有个共同的最大敌人，苏联，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因有苏联在等着捡便宜，所以战争最后根本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此在中日双方，各有不同的派系与政治人物，分别希望能够“化解”这场战争，假如双方能够在一些彼此还能接受的条件下，达成结束全面战争的协议，对于中日两国，都会有很大的利益。 由于国民政府知道，当时自己没有能力打败日本，日本政府也没设法结束作战的意图，同时在国际社会，虽然少有人真心帮助中国抗战，但是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中日战争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会有目的的介入调停。由于中国政府迫切的需要外援，当然不能一概拒绝外国的调停。 所以国民政府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必须同时保有作战与谈判的两手策略，只要和谈结果不会损及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和谈的接触并非错误。日本曾经多次向中国提出和谈条件，但是蒋介石所持守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任何和谈条件的底线，都不能让中国从七七事变当时之状况，再做任何的退让。但是日政府却无法做到这点，所以中日双方时常有着接触的管道，但是却始终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谈判。 27.4高宗武的穿针引线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就是长期在中日之间，设法进行和平谈判的接触者，蒋介石并不完全反对他的穿梭活动，也经常地从他那里，设法了解日本政府对于结束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因为当时日本政府人事变化之快，犹如五日京兆的起伏，其中的确是有日本的政治人士，有心结束中日战争，以利日本抽身，来面对更大强权的挑战。但是日军方面的强硬派，眼看中日战争根本无法速战速决，因此决定不妨利用高宗武这个管道，利诱国民政府内部的领导人，建立以华制华战略的傀儡政府。 事实上，日本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于建立汉奸政权，有着非常明确的系统计划，日本手上早有非常清楚与广泛的名单，掌握了这些人士的背景与弱点，每当日本在中国攻占一处地方，就会设法建立各种协助日本镇压华人反抗的汉奸政权，虽然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有一些缺乏国家意识的人物（多半是北洋政府的旧官僚，或是失去权力与地盘的军阀），出来与日本合作，谋取一官半职或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其中以梁鸿志与王克敏是日本傀儡政府中的主要台面人物，但是日本却无法真正找到他们所要的人选，即是有全国性知名度及影响力的人士，出来为日本服务，以取代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在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取代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之后，寻求能够协助日本控制占领区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就更为急迫。日本先后看中的政治人物有唐绍仪（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与吴佩孚（曾经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强人），虽然唐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吴佩孚则是一直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结果死因离奇。 这时候，汪精卫身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物，也是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民参政议会议长，同时与粤系和西南的军政人物，交情颇深。汪精卫虽然没有直接领导的实权，但是仍然预闻军政之大政方针，并且可以左右一些决策，也有些党政派系的人物追随他。由于汪精卫长期负责外交决策的指导，因此高宗武与汪精卫关系也就相当的密切。 27.5对日和谈的幻想 高宗武眼见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家失地日广，但另一方面，日军深入中国却也无法获胜，日本政府又在军方的压力之下，发表不与国民政府交涉的声明。可是高宗武认为，日本政府内部是有寻求和解的打算，但是这些人为了要找个台阶好下、让面子好看，故希望能够在蒋介石之外，找到另外的高层政治人士出面，来与日本进行和谈。这样中日双方都有一个以谈判（3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解决冲突的转圜，而汪精卫应是一个可以出面的人物，这样一旦进行中日的和谈，蒋介石可以将部分责任推给汪精卫，日本政府也可以有借口对日本军方做个交待。 因此高宗武积极地与部分的日本军政领袖，进行各种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协商，而汪精卫眼看华军一系列的作战失利，国民政府已经退到中国的内陆，军事与经济状况都极其不利，外国的援助又逐渐中断，长久下来，中国军队的后勤不济，国家经济运作发生困难，都会影响到继续作战的意志。因此汪精卫逐渐认为，中国要想继续再战的希望，已经非常的渺茫；加上几个国际强权，也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之中，找到蒋介石之外的政治领袖，这样可以藉着谈判，结束中日战争。所以汪精卫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与其坐看中国抗日战争走上最后全面的失败，不如由他早些出面收拾残局。 事实上，华军从武汉撤退前，德国与意大利已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拒绝再将军火卖给中国。虽然苏联此时对中国仍提供有限的军售，但已经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与日本宣战了，而英美等国也只仅止于道义支持而已，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多少已经接近弹尽援绝的地步了。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就曾做出“中国最多只能再支撑六个月”的报告。国民政府的高层决策人士，对于继续作战下去的前景，多半都抱持着相当悲观的看法，因此大家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能和则和的态度。此时只有蒋介石坚持继续抗战的立场，以待国际环境的变化（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抗日了）。 27.6第三势力斡旋的构想 此时意大利政府进行巧妙的穿针引线工作，接触汪精卫以及主和派里“低调俱乐部”成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轴心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与日本达成和谈，以建立联合反共的国际同盟。他们担保日本政府会接受一个既非亲日又不反日的“第三势力”出现，这样日本政府会有和谈的台阶可以下，中国也能有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机会。 而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了解，日本无法击败中国的抵抗意志，因此无论是采取以战养战的战略（陆军省的看法），还是设法退出中国的战略消耗泥沼（参谋本部的主张），它都要找到可以与中国进行协商的对手。在唐绍仪遇刺、吴佩孚不肯就范而猝死的情形下，高宗武穿梭在日本政府之间进行游说，他推荐汪精卫不失为一适当的人选。当时高宗武的计划是，由汪精卫设法运动粤系的将领与西南地方（云南与四川）的山头，在日本军方的掩护支持之下，在西南成立一个不同于蒋介石的第三政治势力，然后由这个政治势力设法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在中日双方达成共同合作与反共的协议之后，再由这个第三势力，来与蒋介石的反日势力进行内部的协商，最终结束中日的全面战争，建立一个中日合作反共的东亚政治结构。这样中国可以免除战祸，而获得重新发展建设的机会，日本也可以留下实力面对苏联挑战的压力。虽然高宗武的设计，得到了日本元老重臣以及一些军方非主流将领的支持，但是日本陆军省的主事者，以及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却只想利用这所谓和平的方法，设法建立起傀儡政权，以方便以华制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重光堂，与日本军政领袖代表影佐祯昭达成了秘密协定，日本应允将支持汪精卫筹组第三势力的发展，以促进中日之间和平解决战争。梅思平将这个协定通知汪精卫以及其它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由于汪精卫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抗日意志极强，除非日本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局势，否则将不可能接受任何与日本的和平协议，因此汪精卫决定与其部属，分别离开西南地区。汪精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设法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准备开始发表响应日本和平提议的言论。以汪在国民政府内的地位，当然会造成对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严重冲击。因此蒋介石为了设法减轻汪精卫的影响，一方面透过各种管道，希望汪既然脱离了重庆，最好是先到欧美游历，以免他的言行影响到抗日的意志；一方面则是与西南的地方山头，进行软硬兼施的工作，防止他们响应汪精卫的行动。 第81章 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与疏通，反而进一步地与日本政府加强接触。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则依照事先的约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度发表有关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场，而汪精卫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政府的立场，汪并且表示，他代表国民政府高层多数首长，发表希望能够停止抗战的意见，只是因为蒋介石握有兵权，大家无法公开的反抗蒋的决定。蒋介石既以个人的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而继续与日本作战，他只有离开重庆，才能推展和平运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领袖，对于汪精卫发表的“艳电”，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弹，并且立刻召开特别会议，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决定免除汪精卫党内外一切的职务。国民政府特别的声明，汪精卫响应日本的立场，纯粹只是汪个人卖国的言行，国民政府仍然要继续抗战到底。此时汪精卫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了，不过大家仍然保留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汪精卫不断在河内发表各种打击抗日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到抗日的人心士气，同时他也在设法影响西南的军政领袖，必要时响应他的立场，推翻蒋介石的领导，组成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残酷伤害，已经让中国人根本无法相信，日本会给与中国一个合理而且公平的和平条件。中国人当时的选择，不是反日到底，就是成为日本的汉奸傀儡，因此根本不可能会有所谓第三势力的存在空间。最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遣军统的特务，前往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失手，造成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死亡，汪看到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日本政府也要求他设法离开河内，结果汪精卫就离开了河内，而投入日本的掌握之中。 27.7汪精卫逐步成为汉奸傀儡 于是汪精卫先后到了上海以及日本，进行各种的拜访活动，同时发表各种附和日本政府立场的谈话。表面上，汪精卫好象是为了和平而牺牲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他根本就是为了权位，而逐渐地成为被日本操控的汉奸。日本人逐渐开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他们不是要与汪精卫的第三势力达成和平协定，而是要汪成为他们的政治傀儡，好方便推动以华制华的政策。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直无法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原先与汪关系不错的西南军政领袖，以及粤系的军事将领，也没有响应这个和平运动，因此汪精卫所希望筹组的第三势力宣告失败。此时汪精卫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成为日本人所支配的汉奸，就是要断然地终止政治活动，出国另谋发展。对崇拜力量的日本人而言，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与价值，汪精卫既然（4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无法建立第三势力，只能沦为日本所支配的汉奸傀儡，日本人因此更加看不起汪精卫了。 原先推动汪精卫领导中国第三势力的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在上海的日本租界梅花堂（对外称作梅机关），这时候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与第三势力政府的组成，他们在协商中，经常与日本人发生立场的争执，而逐渐看穿了日本政府的真正面目，日本军方所谓支持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只不过是寻找汉奸，以筹建日本操纵的傀儡政府而已。到了最后，当他们发现日本人真正的目的与野心之后，曾经力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的合作。但是周佛海与梅思平等人，则醉心于权力的诱惑，他们认为，不妨与日本人合作，组成听命于日本的政府，如此可以获得个人的权位，也可以减少日本人直接对中国人民统治所造成的伤害。 汪精卫本人夹在这两种争论之中，几次的摇摆，最后汪却在其夫人陈璧君的影响下（汪一向惧内，他非常听从夫人的意见），终于向日本的压力低头，决定依照日本方面的意见，签订各种卖国的协议，组织由日本人所操控的傀儡政府。但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则在看穿日本的真相之后，决定不能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因此断然地退出汪精卫阵营，潜逃到香港，公开汪精卫假和平运动为名，实际上已经甘为汉奸的卖国真相。不过汪精卫等人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否认成立的政府是个汉奸政权，反而名之为“曲线救国”的策略，为不少服从其下的汉奸们，找到一个出卖国家的响亮借口。 汪精卫就从推动和平运动开始，而最终成为了汉奸傀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纲领”的卖国协定，等于允许日本实际上控制整个由汪主持的南京政府。蒋介石曾经企图以秘密外交的策略，设法阻止这个政府的产生。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一旦日本支持汪精卫组成政府，那么日本要想与重庆政府达成结束中日战争的希望，就更加的不可能了。特别是日本军部的领导阶层，曾经热烈期望能在一九四〇年年底之前，结束大部分在中国战区的战斗，以大幅撤回在华的日军。所以由日本参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直接介入中日之间的交涉，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桐工作”，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派出的今井武夫大佐，负责与重庆的代表接触。 而重庆方面则煞有介事地派出所谓“宋子良”（伪称是宋子文之弟）为代表，与日本周旋，希望日本能够放弃支持汪精卫政府的组成，结果拖延了近半年。这个接触，曾经一度设计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与汪精卫三人，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举行中日高峰会议，其实这是重庆方面诱捕汪精卫的计划，最后才被日本拆穿了底细。而在当年，由于德国席卷欧陆，日本判断欧、美将无暇他顾，因此日军将可以轻易的南进，而完全截断中国与外国最后的一条通路。于是这个情报判断促使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政府，而与蒋介石打到底。 汪精卫以其政治手腕，能够让日本人将维新政府与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地方政府，统统加入他的政府统辖，的确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华北是名义归南京控制，其实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地位，是直接受到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操纵），汪还真会在政治上玩偷天换日的手腕，竟然宣布这个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是由重庆还都的国民政府，林森还是这个政府的主席（当时林森是重庆国民政府的主席），只不过“一时”不能到南京上班，其它政府机构所有的名称，都与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模一样。 27.8“和平反共”的伪政府 汪精卫所主导的国民政府“还都记”，就这样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正式在南京荒唐演出。汪精卫表示，因为林森受到蒋介石的控制，不能回南京上班，因此由他暂代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保证实现和平宪政，日本还装模作样地率先宣布，将放弃所有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殊地位与权力。这个实质上完全由日本所操纵的傀儡政府，同样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三民主义的国歌。这样中国就有了两国国民政府，使用同样的国旗、国歌与国号，只是汉奸政权的旗号加注“和平反共”四个字，以示区别。 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是一个以日本意志为依归的傀儡政权，帮着日本推动剥削与残害中国人民，以供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所需，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的国格与主权可言，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暴政欺凌的中国同胞，都受到汪精卫政府残酷的迫害。在汪精卫的政权中，最令反日志士（5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感到发指的，便是由李士群与丁默屯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费德路七十六号，一般对外的代号就是“七十六号”，其对待抗日人士手段之凶残，简直是比活地狱更恐怖，令人闻之色变。此外汪精卫政府，形式上，还拥有一支由日军训练控制，人数超过六十万人以上的伪军。主要任务是保障伪政府的运作，以及协助日本追缴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日军对华的重大攻击作战中，也曾直接参与对华军的重要作战，在宜昌、常德与长沙会战中，扮演了相当程度的作战支持角色，但是伪军始终无法离开日军，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作战。由汪精卫领导的这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总共维持了五年又五个月（汪精卫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于日本，遗缺由陈公博代理），虽然伪政府自称是“中华民国政府”，使用同样的政府结构体制，同样的国旗、国歌，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伪政府组织，这个政府不但得不到民意真正的支持，还经常遭到抗日志士的反抗。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正式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个政府虽然拥有六十万的伪军，以及一定的程度政府架构，但是并未准备进行任何的顽抗，就在当天自动宣布解散，但伪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来仍然接受重庆政府依法问罪与审判。当然平心而论，汪精卫政权的运作，在某些状况与地方，的确是发挥了一些减少日军直接荼毒、残酷镇压与迫害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作用，同时在汪精卫的伪政府中，也有一些暗助重庆抗日的事实。 第82章 当时重庆方面的各个情治系统，特别是军统局，设法利用各种的关系，渗入汪政府之中，也取得其内部一些军政要员的合作，进行掩护抗日的任务。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汪精卫政府之中，也有人受不了日本的欺压，也有人是为了两边买保险（特别是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互通关系），因此在后期南京伪政府内部，有相当多的管道，将不少机密暗通重庆方面，并且设法掩护部分的抗日地下组织，成为日本控制中国最大的间谍斗智对抗。当时军统局曾经允了不少的伪军，可以戴罪立功。 不过，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如何处理这些伪政府的军政组织与领导人，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歧见。最后主张依法惩处者，压倒以政治解决的看法，因此使得大批的伪军认为，重庆方面失信于“戴罪立功”的承诺，所有有相当数量的伪军，干脆接受中共八路军的收编，成为反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在形式上，虽然国民党的汪派就此完全得到肃清，但是不少的力量却成为八路军的生力军了。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附注： [1]当时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豪侠之言。 [2]在这里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对敌和谈的接触，因为能够坚持中国国家民族立场的谈判，也等于是一场为中国争取最高利益的斗争（只有放弃国家利益的和谈，才是卖国的可耻行为）。 [3]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 [4]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 [5]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 第二十八章、勇挫日军锋焰的三次长沙大捷 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四四年之间，侵华日军总共四次出兵企图攻略湖南省会长沙，其中三次都被中国军队击败，这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之中，最为值得纪念的三次长沙大捷。长沙与湖南的军民，以完全的牺牲与无数的血泪，与守军配合，写下这三个可歌可泣的历史大战役记录。 日军自从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攻占武汉之后，就把兵力沿着长江水道向前推进到岳阳一带，与中国军队沿着新墙河对峙。日本驻武汉的第十一军，拥有七个师团与数个独立旅团的兵力，扮演着插入华中心脏地区的战略机动部队的角色，中国则以第五、六、九等三个战区包围日本的第十一军，双方形成一种战略平衡的对峙状态。 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深为陷入中国战场的战略泥沼所苦，日军已经无法再增加兵力，继续深入中国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很难在战场上击败中国。因此，日本的两个选择，其一是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设法长期搜挂占领区内的资源，以维持日军在中国境内的开支，其二就是设法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减少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数量。结果日本两者都同时进行，但是两者都不成功。 日本大本营原先是有意从一九三九年起，逐年减少在中国的驻军，希望能够将在华日军的总兵力，从八十万人，调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十万人，以减少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损耗。日军大本营甚至决定，纵使日本无法与中国完成和议，日军也要撤退到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地区，大幅减少在中国战区的消耗，以保持日军应付苏联的战力。 但是在华的日军，强烈反对大本营的减缩计划，特别是第十一军的中将司令官冈村宁次，曾经多次的以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上报日军大本营，要求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应该设法大幅地增加在中国的驻军。只要日军增加兵力，他有信心可以深入中国作战、击败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由于苏联所支持的外蒙古“独立”政府部队，在与日本支持的另外一个傀儡政府满洲国部队，在诺蒙罕发生冲突，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也就“当仁不让”地由幕后支持走到台前开火，双方的部队在诺蒙罕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相当激烈的局部战争。苏联红军相当成功地击败了日本关东军的第二十三师团，以及支持作战的关东军第七师团的一部，造成日本全国的震动。日军大本营最怕的就是，这场战争会扩大成为日苏的全面冲突，因为日本超过三分之二的部队，已经陷在中国战区，假如此时日本与苏联爆发战事，那么日本实在难以双线作战。 日本特别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民族，日本在诺蒙罕之战受了“教训”，关东军服气了。日军大本营立刻撤换整个关东军的指挥阶层：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都遭到免职的严重处分。这时纳粹德国为了进攻波兰，竟然不顾日本这个“反共”的伙伴，而与苏联签订了户不侵犯条约，日政府因而觉得，轴心国的“反共钢约”根本不可靠；由于日军主力全都陷在中国战场，因此现在不是日苏发生冲突的时机。因此日本设法以低姿态的方式，与苏联达成了停战协议。日本关东军这种丢人现眼的丑像，造成日军更不敢在中国战区进行裁军而示弱，反而要拿中国军队开刀，以继续支撑皇军无敌的神话。 28.1第一次长沙会战 于是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立刻呈报了一个进攻江南的作战计划，准备将关东军在东北所受到的气，在中国军队身上发泄一下。日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一直怀恨在心，因为薛岳过去在武汉会战的第九战区作战，让日本十一军吃了不少的亏。所有冈村宁次一有机会，就想找薛岳的部队比划几下，希望能够痛击薛岳的部队，好能咽下这口气。 所有冈村宁次这次进攻的作战计划，是摆明了要找薛岳的麻烦，希望能够吃掉薛岳第九战区的几个主力部队（此时陈诚仍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却由薛岳全权代理），因此日军这个江南作战，并没有一定的攻略目标，只是希望打击与消灭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给中国一次严重的教训。但是第十一军在报给日本华中派遣军的作战计划中，居然是用“消灭华军作战企图”的大题目作文章。 当时日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知道自己准备晋升为（即将组成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职务，因此也希望能够有个战功衬托一下自己的高升，所有就批准了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由于这个作战计划，只是以打击薛岳指挥的部队为目标，所有选择了江西与湖南北部的第九战区战线重点地区，发动攻击，希望能够摸到薛岳的主力，然后打出一些成绩。 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是将日军分兵三路，进攻鄱阳湖到洞庭湖之间（江西与湖南）的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东路日军在在江西北部的修水一带，发动侧攻，然后转向向西南方向切入湖南东北部；中路军则是由湖北南部发动攻势，与江西的日军会师，在湖南东北部占领战略位置，以等待围歼中国军队的机会；西路军则是日军主攻的作战部队，由岳阳南下，对中国军队的主力造成压迫，迫使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退向湖南的东北角，这样日军就可以能够在湖南平江，或是江西修水一带的地区，围歼到中国军队主力。原先日军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将攻占长沙设定为作战的主要攻击目标。 而蒋介石对于日军的这次攻击，反应相当地谨慎，在刚开始之时，他不清楚日军的作战企图与投入的兵力，因此在白崇禧的建议下，决定给薛岳非常具有弹性的作战空间指令，以保全中国部队的作战主力为最高的原则，甚至必要时可以放弃长沙，在衡阳进行决战，以求中国军队主力避免被日军盯牢，而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薛岳却看出日军军力不足，决心确保长沙，给日军一个重大的打击。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日军的一○一师团的一○二旅团，与一○六师团主力，组成东路军开始出兵攻击在江西北部的中国军队的阵地。第九战区代理司令官薛岳下令，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指挥所部，进行逐步抵抗、相机转进，因此日军在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并未遭到中国军队强烈的抵抗，所以日军就越发大胆深入进兵。日军没有料到中国军是以有计划的转进方式后退，就等日军深入与兵力分散之后，再设法进行决战。在表面上，日军在江西北部一带的进展相当顺利，但就是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只有依照原先的作战计划，朝西南方向切入湖南，准备与在湖南北部作战的日军会师，合围中国的野战部队。 第83章 不过，江西、湖南在这一带的地形结构非常复杂，幕阜山的山岳绵延，日军的重装备在这种复杂地形运动迟缓，主要道路又遭到了中国军队有计划的破坏，因此日军后续的进展并不顺利，同时中国军队虽然一路后退，但是并未遭到日军严重的打击。所以当日军深入复杂的山地之后，罗卓英即指挥部队，开始将抵抗开始逐步地增强，甚至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企图截断日军的补给线，日军这时才发现，自己在复杂的山区中，很难顺利的进军，更难以越过江西西北的山岳地带，进入湖南而与南下的日军会师。 由于在开始的时候，冈村宁次看到在江西发动攻势的东路日军，进展顺利，同时发现重庆方面，有意放弃防守长沙的布阵，于是大胆下令在湖南北部的日军第六师团，在九月二十二日，开始强渡新墙河，对中国第十五集团军的关麟徽部发动攻击，同时也出动助攻的上村支队，从洞庭湖登陆，组成包抄我中国军队左翼的西路军，以压迫中国军队向东撤退；并且下令日军三十三师团与奈良支队，从湖北南部的中国军队阵地之间，组成中路军，进行大胆穿透作战，一举越过通城与麦市，直驱湖南平江，企图包围中国第十五集团军，迫使后退的中国军队的主力与日军进行决战。 原本蒋介石担心日军来势汹汹，因此指令部队的作战，可以保持弹性，若是日军主力强攻长沙，可以向东撤退，而保持对日军侧翼压力，避免进行决战。但是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却已正确地看出日军兵力分散，冈村宁次又低估了作战地区的复杂地形，而严重影响到日军分进合击的计划，因此大胆地决定，将在长沙外围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 日军在湖南沿粤汉铁路南下主攻的部队，虽然一路进展顺利，但是却在中国军队机动迎战，灵活与迅速脱离战场的战术下，并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分散在各路的部队又无法顺利的对中国军队进行合围。在江西北部作战的日军一○六师团，在幕阜山复杂的山地遭到中国军队有力的抵抗与包围下，日军补给线竟遭切断，差点就要受到围歼的打击，只好全力突围，那里还会有力量敢到湖南进行会师。加上这时精锐的中国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开始在江西北部出击，使得日军遭到极大的压力，在江西北部的日军被迫全面放弃进入湖南会师的计划。 从湖北南下的日军奈良支队，向东旋转，虽然与由湖北南部南下的日军三十三师团，在湖南东北部完成会师，但却根本没有包围到华军的十五集团军。同时，日军第六师团与上村支队会师之后，原先也有机会强攻长沙，但却受到薛岳部队的诱导，转向湖南东部追击华军，并企图与江西的日军会师。不过由于在江西作战的东路日军，因为耗损过大，为了安全起见，已经开始退回原先的阵地，因此日军也失去了在湖南东北部合围中国军队的机会。 这时日军既会师不成，在湖南的兵力就越发显得单薄，再遭到薛岳部的强力反击，使得日军已经开始有些孤军深入的危机感了。由于冈村已错过进攻长沙的机会，于是不待中国军队之反击合围形成态势，就下令在湖南的日军，分头撤军，并沿途对经过的地区大肆进行破坏。最后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所有参战的日军，都撤回原来的战线。 这回日军的大规模三路进兵的迂回作战，既没有攻到长沙，也没有对中国军队的野战军，造成严重的打击，冈村宁次在发现兵力分散，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以及中国军队开始反击之时，立刻就在长沙外围调军回头进行有秩序的撤军，由于日军进行密接支持的撤军行动，中国军队也无法进行有力的追击，无论是在江西还是湖南的日军，都撤回原来的战线，而日军的这次作战，可以说是白忙了一场。 当然要说这场作战是长沙大捷，是稍为有些勉强，因为日军原始的作战方案，的确没有以攻略长沙做为作战目标，但是日军却错过了攻下长沙的机会。当时蒋介石下令薛岳可以在长沙进行机动防卫，假如日军在开始的时候，就要强攻长沙，恐怕应该可以如愿，但是它却分散兵力，企图捕捉中国军队主力不成，长沙也没有拿下，结果可以说是两头落空。 而薛岳能够识破战机，决心坚守长沙外围阵地，而在江西的罗卓英部，也善用地形，成功地阻击日军的运动，造成冈村认为日军会师无望，反而将要遭到中国军队的围攻，因此才立刻下令日军迅速的抽身撤退。中日两军这回算是打个平手，但是日军的作战目标可以说是完全的落空，既没有吃掉薛岳的主力，也没有打下主要的战略目标，在江西还差点被中国军队吃掉一个师团。这还是日军第一次打这种无厘头的仗。当然冈村宁次也不可能料到，后来日军又两度企图进攻长沙，但竟然两次都败下阵来。 28.2第二次长沙会战 日本人一向吃硬不吃软，冈村宁次在第九战区碰到铁板，使得日本十一军不敢再动第九战区的主意。接任的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于一九四○年转向攻击第五战区，造成中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在汉水沿岸的番瓜店壮烈成仁。日军接着攻占了第六战区的战略要地宜昌之后，才逐渐地恢复了信心，日本十一军又再想试探性攻击中国第九战区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十一军在江西发动上高会战，因为纵兵轻进，日军三十四师团遭到中国军队巧妙的战术合击，损失惨重；日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急调三十三师团救援，但是同样遭到重创，特别是王耀武的七十四军，更是一战成名。日军检讨作战失利原因，认为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应该负起主要的指挥责任，因此加以撤换。日军大本营改派阿南惟几中将出任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是一名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特别受到日皇以及宫内女眷的欣赏，因此他带兵打仗特别凶狠卖力，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战功，以赢得皇室特别的看待。阿南上任之后，立刻研究武汉四周的战略情势，他决定要在长沙，打出一场胜仗，以挫中国第九战区薛岳的锐气。 阿南因此不动声色的开始调兵遣将，将十一军的六成以上的部队，都秘密地抽调到湖南北部，他想仗恃着日军强大的火力与攻坚的兵力，决定采取中央突破的强攻战术，准备一路攻下长沙，并且狠狠地修理薛岳的部队。阿南调集了四个师团与四个支队，在新墙河以北地区秘密集结，并且将司令部移到岳阳，以就近指挥作战。 当时中国军队方面，对于日本十一军的秘密集结，可以说是缺乏预警的情报，因此在第九战区的部队，布防得相当分散，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开始先攻击大云山的中国军队，接着就强渡新墙河，开始以强大的兵力，结成锐不可当的攻击正面，一路扑向长沙。阿南特别征调了伪军与农夫，以保持日军补给线道路的畅通。 薛岳对于阿南大军的突然攻击，可以说是相当意外，但是薛岳临危不乱，他一面紧急将部队调往湖南北部集中，一面下令部队采取灵活的迟滞作战，减少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日军尽量朝向湖南东部的山地诱开。日军采取中央突破的正面打法，当然是来势汹汹，但中国军队四两拨千斤的战术，却让日军感到非常不快，因为这样日军便无法造成围歼对方主力的战果。而这些被日军追赶的中国军队，并未出现溃散，反而一有机会，就尾随日军的后方，进行扰乱的攻击。 这时中国军队陆续向长沙外围集结，日军也对中国军队一个接一个地狠命猛打，其中以中国第十军遭到最为严重的打击。由于日军急于追逐并重创中国军队，因此在长沙的外围，花了较多的时间，攻击中国军队。特别是当阿南发现中国第七十四军赶到湘东，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决定要为日军在江西上高之战报仇，所以立刻决定调整作战方向，调日军主力掉头去捕捉七十四军，但是第七十四军保持灵活的应战方式，迅速地脱离日军包围。 阿南于是决定将日军主力，分成两组，第六与四十师团，向左翼迂回，进攻长沙外围的中国第二十六军，第三与第四师团向右牵制中国第三十七军，而中国王牌第七十四军，赶到战场之后，立刻发挥猛烈的作战攻势，在春华山狠击日军第三师团，阿南只有立刻调派六师团以及重炮旅团，前往围攻七十四军，不过七十四军巧妙地吸引日军的兵力东移后，又顺利地退出战场。 薛岳以第七十九军防守长沙市，由于日军的主力部队，一直分散在外围，进行追逐与围歼中国军队的作战，因此没有集结更足够的优势兵力，一举攻下长沙省城。虽然日军的第四师团，一度攻入长沙市区，同时日军的第三师团，更冲到南方的株州，但是守卫长沙的中国第七九军猛烈反击，日军因为兵力不够集中，无法完全地把长沙攻下。阿南此时还认为，先扩大日军在长沙外围的战线，可以多捉到一些中国的援军，而攻下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这时已经面临可能丢掉长沙的威胁了。 但是中国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却改变了整个战局。当薛岳的第九战区，遭到日军优势兵力打击的时候，蒋介石判断这是阿南的大胆之作，日本十一军的兵力已被过度地抽调，因此十一军其它的防区，就一定会出现兵力不足的问题。 第84章 所以蒋介石下令其它相关的战区，尽量地发动牵制性攻击，以找到日军的弱点，来牵制十一军对长沙的攻势。陈诚很快地就发现阿南竟然把镇守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抽走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于是陈诚决定在宜昌发动强攻。 九月二十六日，陈诚以最快速度调集兵力，乘虚进攻宜昌的日军。当时宜昌是日军威胁重庆的前进战略重镇，同时切断了两湖与四川的水运联络（使得两湖生产的粮食无法由长江输入四川），其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陈诚对宜昌发动大兵团反攻作战，的确是出乎阿南的意料。由于中国军队在宜昌的攻势，异常的猛烈，绝非寻常的牵制作战，这时在宜昌的日军指挥官，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陷入了中国军队四面围攻的险境，只有急电阿南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求援。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知道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因为攻占宜昌是日皇裕仁亲自下的作战指示，假如宜昌有失、十三师团被歼灭，那么日军的士气将会受到极大的打击，所以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都下令阿南，无论如何也要设法保住宜昌。阿南当然知道宜昌地位的重要，更不能让十三师团被围歼，否则自己这个十一军司令官也就做不下去了，虽然长沙已是快要到手的目标，但若拿长沙换宜昌，恐怕还是失算。于是阿南只有下令，停止攻击长沙，撤回全部在湖南的兵力，优先转往投入解围宜昌的作战。薛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修理日军的机会，仓皇撤退的日军在湖南吃足了苦头。 陈诚在宜昌的反击战，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地漂亮，日本十三师团的防线，逐一被中国军队突破，最后日军司令部已在中国军队直接的攻击范围之内，日军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亲自督战，最后连司令部的参谋都拿枪参加保卫战，在最危险的时刻，内山下令准备焚烧军旗，以及切腹自杀。 在十月十日宜昌决战的最后关头，内山事实上已签署十三师团向日皇与大本营告别的电报，开始准备在司令部内率领参谋集体自杀，却在最后一刻，出现空前大雨，迟滞了中国军队的攻势，由阿南指挥回防的日军，终于赶到，才迫使陈诚退兵，让日十三师团在最后一刻守住了宜昌。但是日军不但失去攻占长沙的机会，反而因为紧急撤退，遭到中国军队追击而颇有损失。长沙第二次大捷的声威，可以说是举国知名。 第二次长沙大捷，多少要归功陈诚在第六战区指挥的牵制攻击，日军的指挥官阿南惟几则是过于大胆与冒险，因而没有掌握到全局战略均衡的要诀，也没有盯紧作战目标，一味的以日军优势战力强渡关山，而且不断追逐新出现的作战目标，因此造成日军战力的分散，而错过攻占长沙的作战时机。从这次作战的经验，中国开始了解日军对于攻占长沙的心结，所以薛岳特别检讨日军的攻势作战，而设计出一套可以诱敌深入，加以围歼的“天炉战法”，就等着日军的来犯。 28.3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大捷，乃是中国军队最为货真价实的一场大胜仗，日军在此役再一次遭到重大的挫败与损失。这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仅隔两个月，主要原因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威夷时间的十二月七日，日军成功地偷袭了美军的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华南方面军的第二十三军，负责进攻香港，但是担心中国军队会支持驻港的英军，于是要求日第十一军，在湖南北部，发动牵制性的攻击作战。主要的目的，是牵制中国第九战区的兵力，以防中国军队南调打击日本二十三军的香港作战。 但是第十一军的司令官阿南惟几，不肯轻易放过这个进攻第九战区的机会，他至少要为上次进攻长沙作战的失利，讨回一些颜面。因此虽然原先在作战计划上，这只是一场牵制作战，但是他却有着旺盛的企图心，希望能够有更为杰出的战果表现。阿南以日军第三、六、四十师团以及第九混成旅团组成战斗序列，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再度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 但日军这次在湖南出兵，可以说是在天时上，就极端不利，因为当年的冬季，湖南出现了罕见的大雨与低温，造成所以的江河水量大增，必须要有渡河的装备、在适当的渡河地点，才能越过河流；同时农田积水泥泞又深，造成军队重装备运动不易，天候的严寒更是增加日军部队补给与攻击上的困难。不过根据日军的情报显示，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的确有大量南下调动的布防行动，因此阿南判断，这给日军一个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既然第十一军，早有准备深入湖南，进攻长沙的腹案，只要等待作战时机的来到，现在日军不妨来个先斩后奏，从牵制作战，转换成为攻占长沙的会战。 日本十一军在不到三个月，就再度兴兵进攻长沙，是给薛岳抓到一个有利的反击机会，因为日军是采取攻势作战，军队的疲劳较大，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完成整补，有着疲兵再战的不利。而薛岳已经检讨了两次日军进攻长沙的得失，研拟出一套专门对付日军深入攻击的“天炉战法”，将在长沙附近，对深入的日军加以围堵与歼灭的打击。 最为重要的是，日军的牵制攻击发起时间，实在太迟，这也是因为日军才刚刚打完上一场的长沙会战，兵力尚未完全恢复过来，同时在华南的日军，也高估英军的作战能力，因此认为攻占香港的时间，应该在一个月以上，所以参与牵制作战的日军，不必太早的出动。结果日军攻击的部队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才正式渡过新墙河进攻，但是防守香港的英军，毫无斗志，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就向日本二十三军投降，因此原本奉命南下支持香港的中国军队，这时已经没有作战任务在身，因此当蒋介石听到日军企图乘虚进袭长沙的情报，立刻就下令调离湖南的中国部队，迅速地回防第九战区，以围攻深入的日军。 在薛岳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在面对日十一军南下的攻击中，只是诱敌深入、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就转进后撤，等待侧击合围的机会。日军在顺利渡过汨水之后，就已经接到香港英国军队投降的消息，基本上而言，日本十一军的牵制作战任务，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日军应该可以返回阵地了。 但是，这时阿南惟几却认为，日军既然已经顺利地攻到长沙的半途，只要日军坚持挺进，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的主战已被抽调而显得空虚，南调的部队回防速度比较慢（中国军队的运动在抗战期间几乎全靠徒步行军），中国军队是挡不住日军之攻势的，那么日军如果攻下长沙，当然是中国战区的大功一件。事实上，由于英、美、荷的部队，在太平洋各区被日本南方军打得一路败逃，相当地刺激到在中国战区日军的心理。假如中国派遣军不能有所表现，那么所有的光彩都要被日本南方军拿走了。何况阿南对于上次没有顺利攻占长沙，更有着强烈要报仇的心理。 刚好日军第三师团长丰岛房三郎中将，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刚刚接到命令，准备调任近卫师团长，因此也想要立下个可以吹嘘的战功，他眼见中国军队抵抗的战力不强，自己的军队已攻到长沙外围，因此特别要求阿南允许日军继续南下，攻占长沙。于是阿南决定以战场指挥官独断的命令，改变日军的作战任务，下令第十一军继续深入湖南，直下长沙。 这时薛岳对于长沙会战所有的军力部署，早已是了若指掌，因此下令第十军李玉堂坚守长沙市区，特别在市区的东南高地，布下巷战的阵势，并且将重炮兵旅放在岳麓山，设立了俯视全城的炮兵阵地。蒋介石已下令第四、七十三、七十四、九十九军，兼程回防第九战区，交由薛岳指挥，准备迎头痛击日军的攻势。 此时刚好湖南遭到数十年罕见的酷寒气温与雨雪，日军必须冒着空前的严寒气温强袭长沙。日本第三与第六师团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攻到了长沙市区，中日两军在市区爆发激烈的巷战，这时中国军队在岳麓山的重炮发生了决定性的打击力量。进入长沙的日军遭到非常猛烈炮火的压制，中国守军又拼命抵抗，原先日军认为自己乘虚强袭长沙，已是十拿九稳的战局；阿南惟几眼见先锋部队已经进入到长沙城内，所以就抢先回报日军总部，宣布第十一军已经攻克长沙，这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做为对日本国的新年献礼，这个消息对于两次没有攻下长沙的日本而言，当然是喜上加喜，立刻发布新闻号外，日本上下立刻组织庆祝，以歌颂日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 不料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军在长沙陷在巷战与肉搏战之中，由于日军所携带的补给并不充足，攻势一旦陷入缠斗的阶段，日军的战力就迅速地下降，岳麓山中国军队的炮兵阵地，更是发挥极大的杀伤效果，这时攻到长沙的日军，补给线被切断，只有靠空投补给品支持。日本新闻发布日军已经攻陷长沙的快报，竟然成为全球的最大笑话，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无敌的完胜新闻中，留下一个刺眼的负面消息。 这时候，蒋介石下令回防与支持第九战区的各军，星夜赶到长沙外围。薛岳立即让七十三军的一个师，先渡江进入长沙市区增援守军，以提高第十军的士气，然后下令进入包围位置的部队，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对日军发动全线的反击。 第85章 这下日十一军既无法攻下长沙，腹背又同时受到中国军队的打击，一时之间，日军的阵势大乱。 但是阿南惟几没有立刻下令日军撤出战线，反而要求日军再进行猛攻，以占领长沙，突破中国军队的包围。这时十一军的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以及全体的参谋，都发现日军在长沙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了，日军若是再不迅速地脱离战场，恐怕就要遭到无法收拾的下场。木下勇率领日本第十一军的全体参谋，向阿南提出反对意见，才迫使阿南在最后一刻，同意参谋长的要求，下令日军设法尽速退出阵地。这时中国军队已经从各个战线合拢过来，日军的补给不足，又没有足够的第二线预备队兵力的支持，于是日军一路退，一路被打，跌跌撞撞地到处找渡河口，却到处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情形既危急又狼狈。 不过由于赶到参与围歼日军的中国部队，并没有完全到齐，也没有整备完成，就直接投入战场，因此兵力运用不够完整集中，同时中国军队对于渡河据点的掌握不够确实，以致在歼灭日军补给据点上，没有发挥决定性的攻击力，使得日军仍然可以找到渡河口，以及接上补给。一路往北夺命而逃的日军部队之中，日本的第六师团，一度被中国军队围住，几乎弹尽援绝，阿南下令日空军动员一切力量支持，加上第九混成旅团的舍命奔袭，才救出了第六师团。 从汨水到新墙河，只有短短的八十公里，败退的日军在遭到中国军队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下，全靠着日本空军不断的紧急支持，足足走了八天才得脱困，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中，遭到比在台儿庄还要凄惨的败仗。假如不是中国军队为了要策应缅甸作战，调走了更多的精锐部队，或是木下勇没有发动参谋强迫阿南及时下达撤退命令，只要日军的撤退晚上四十八小时，那么日军绝对会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发生全师团被完歼的惨败下场。 当然，假如薛岳能够沉得住气，将增援长沙的部队，在长沙外围做纵深布防，同时通知李玉堂的第十军从长沙部分地区，有计划地进行诱敌的撤退，同时加强岳麓山阵地兵力，让围攻长沙的日军认为，中国部队的战线动摇，这样日军必然更不肯放弃即将到手的长沙，而延后撤退的时间，此时薛岳再督促赶到参加合围日军的中国部队，多二十四小时的准备时间，改在元月五日发动全面围攻，这样日军恐怕会在长沙，遭到更为惨重的挫败，日本十一军根本就会溃不成军了。 中国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获得大胜，的确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这时候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以的据点与要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军在香港向日军投降；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国马来亚最高司令珀西瓦尔，率领十万部队，在新加坡向日军山下奉文投降；三月五日，荷兰在印尼守军司令载帕尔，向日军今村均中将投降；五月七日美军司令官温立特中将（麦克阿瑟仅以身免）在菲律宾向日军的本间雅晴中将投降。整个亚洲战局中，只有中国在长沙，痛击日军，造成日军成军以来，另外一次大规模会战的惨败记录。 第三次长沙大捷，立刻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中国军队的表现确实不凡！现在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被日军击败之后，才真正知道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落后的中国能够单独地对抗日本如此之久，实在是有着过人的能耐。因此美国政府以最快速度，通过法案拨给中国五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政府也立刻通过给中国五千万英镑，作为法币的平准基金。中国艰苦抗战多年后，总算是真正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了，中国也立即跻身成为抵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 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无论就兵力动员的规模以及日军死伤来看，中国军队在长沙大捷的表现，比在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上高会战所得的胜利，还更为出色。而薛岳将军更是因此得到日军的“长沙之虎”的封号，日本的十一军在几年之内，都不敢再对长沙，进行任何重大的攻击。 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 若是以作战的观点来看，百团大战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因为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但是却违背了共军“优先发展“的最高战略原则，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绝对“下不为例“。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之中，究竟中国共产党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一直是非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在历史的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最先旗帜鲜明地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的热情支持，成功地打响了抗日的文宣战，唤起了抗日的民气。但是也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提前抗日的不利局面。 但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能够主动以宣传出击，并且在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制造了大量的抗日文宣，配合国际社会削弱、扭曲中国抗日真相的立场，塑造成为一个印象，渲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抗日主力“，也就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归纳为不过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所以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贡献，也仅能是无足轻重的游击骚扰作战（即“麻雀战争“）。 29.1抛开政治的包袱、面对抗日历史的真相 这个错误的印象，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面的作战，中国的军队仍然守住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土，中国军队甚至可以在大型会战之中，与日军的主力进行硬碰硬的作战，多次使得日军主力的进攻遭到严重的挫败。 无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宣传，八路军在抗日时的表现是多么英勇（当然有不少的战斗是真实而且惨烈的），但是中共所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当时中共的军力实在有限，在全力“发展“的最高政策指导下，对于日军只是采取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更不能抹杀共军当中一些个别的抗日行动（写作本书的动机就是要完全忠于历史的事实），共军游击战的牺牲也是一样的惨烈，同时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游击战也有战略牵制作用存在，不过究竟与正规的、硬碰硬的大兵团作战相比起来，还只是配合的因素。中国战区从头到尾真正的硬仗，是由蒋介石所指挥的国军所负责，盟国是与国民政府组成四强为首的联合国，日军是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 问题是，在后来的国共战争中，中共取得胜利，为了消除人民对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记忆“，当然要在抗日战争的史实上，有些“调整“，而不愿让中国人民记得，蒋介石是如何坚苦卓绝的领导抗日，与国民政府是如何以实力成为全球的四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奋斗中，如何把列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撤销。这样强调共产党为抗日中心的政治化“抗战历史“，就使得许多的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失去了史实的焦点，中国人民英勇的历史贡献便沦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宣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最大的问题，除了是基本的武器装备以及军队训练素质落后日本很多之外，中国总体国力与财力，更是无法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比较。此外，中国对内无法团结一致，对外难以争取到友邦鼎力的支持，都是造成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特别严重的原因。 在日本侵略凶焰不断进逼，非要彻底灭亡中国的压力之下，国际社会可以说是表现出一幅爱莫能助、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时只有与日本有世仇与利害直接冲突的苏联，还能对中国提供一些有限的援助，因此蒋介石明知苏联侵略中国的野心，其实超过于日本，但是除了采取联苏抗日的政策之外，也别无他法。当时中国的处境是如此的危机四伏，唯一能够暂时帮忙中国的，竟然是另外一个企图侵略中国的“敌人“。为了准备抗日竟需要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可见中国面对的国际社会是多么地现实与冷酷。 29.2共军抗日独树一帜 但苏联的条件就是要容共，在全面抗战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充分掌握抗日的文宣，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中国人民与所有的团体，不分党派共同抗日。中共的这个口号与政策，获得广大人民与舆情的支持，因此就算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再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得不在寻求苏联援助的压力，以及广大民意的要求下，将中共纳入抗日的阵营之中。 因此在中日正式爆发全面的战争之后，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与苏联终于达成军援中国的协议；两天后，国民政府正式授予中共部队八路军（后来又增加了新四军）的抗日部队番号。中国共产党与共军在过去多年来，一直在设法鼓动抗日风潮，发起各种的抗日运动，成为中国要求抗日的舆论领导者，但是却没有机会真正的与日军作战，直到接受收编之后，才加入正面抗日的战斗序列之中，和日军真正地进行作战。 当时八路军的战斗序列番号是十八集团军，配属在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作战。 第86章 八路军的一一五师，首先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参加过平型关作战，负责在战线后的游击战，伏击到日军的一支运输中队，获得了奇袭的战果。但是之后中共的部队，就自行独立发展与运作，对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是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最多只是采取参考的立场，并不一定遵照命令行事，多半也不和国民政府其它部队一起协同作战，而是自己独立作战，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发展与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八路军之所以会独树一帜，进行自己的抗日战争，主要原因是，国、共两党基本互信不足，以及共产党列宁专政教条的影响。共产党绝不会与其它政治团体平起平坐地进行政治竞争，以争取民意支持而交替执政。共产党进行的是“革命“，目的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共产党只有两种可能的政治地位：一个是在未执政时的“地下党“。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建党与建军的革命过程，当时共产党抗日终极的意义，并非保卫中华民族利益，而是反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敌人，中国共产党只是藉着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为手段，来达成最终之无产阶级专政目标。 从抗日战争的历史来看，八路军几乎没有在抗日战争重大的战役中出现过，更别说担任主要作战的角色了。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共的军队，完全没有参与抗日的战争，但这却代表中共的部队，没有主动参与对抗日军的“战略性作战“。八路军的组织力强、运动能力高，擅长控制与发展的策略，有着绝处逢生、无孔不入的超强本领，到处都可以建立游击基地与收编部队。 八路军前身是从井岗山起家的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炼，打游击己成了八路军的专长绝技，共军的游击战可以说是发展到“超微化“，甚至一个班、一个排的兵力，都可以进行游击与破坏战。但是，除非是遭到日本军队的扫荡攻击，八路军很少对日进行营级以上部队的攻坚作战，共军以发展与扩张实力，做为抗日战争期间的优先策略，而不是针对日军主动进行猛攻猛打的作战，在国民政府对日军正面攻击的会战中，共军几乎是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 因为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其历史使命是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而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一，所有八路军会与日军作战；但是打击日军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目标，如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以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共军的历史任务，所以共军的抗日方针，是以发展为优先的。 当时八路军既打日本人，也整合收编其它的武力，当然在必要时，也会消灭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队伍，因为“他们“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当然国民政府的部队，也对八路军采取反击，后来在许多地区，造成国共部队之间的对立，比对日军还要严重[1]。 要论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战略性攻击的作战，应该就是相当有争议的“百团大战“了，这是发生在一九四○年八月到十二月间，八路军在没有得到延安总部正式批准下，自行主动地在山西与河北铁路沿线一带，对日军进行主动、多点多线的攻击作战。 基本上，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来形容共军在正式参加抗日作战的八年表现，颇有深刻的见解，因为在整个全面抗日战争的八年期间共军从一九三七年的两万八千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十九万人；从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在中日全面的战争历史中，总共进行二十二次的会战中（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根本没有在一次的会战中，扮演过担纲的角色；在一千一百十七次的重要战役中（双方参战兵力在一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也很难拿出平型关作战之外的实例，可以列入对日重要战役的历史之中，当然共军在平型关作战中，也只是参与其中一次助攻性质的伏击战而已，并非担任作战的主力[2]。 29.3日军的“治安肃正“及“三光政策“ 那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军真正在那里？根据历史史实所提供的答案是，共军在抗日的游击战中，是扮演了一个相当份量的角色，八路军的游击战给予日本华北方面军，带来相当严重的牵制与消耗，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多次的“治安肃正“作战，最后甚至采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来对付以八路军为主的华北抗日游击队。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上，共军多半只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或是属于被动的“被扫荡“反击，而非主动的战略出击。只有共军的百团大战，可以说是唯一例外。 日军在攻占武汉之后，发现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中国西南边区，但是仍然拒绝向日本投降，因此日本决定扶植汉奸政权，进行以战养战以及以华制华的战略。问题是日本人可以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找到一些愿意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但是这些汉奸所组成的政府，却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因此效率极低。更大的问题是，由于各种游击队与敌人地下组织的兴起，有效牵制了汉奸政权的运作，这些汉奸政权一旦离开日军的火力支持范围，几乎就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游击队与敌后的地下组织，对于汉奸政权人员与家属的威胁，也是造成伪政权无法展开运作的重大原因。 因此日本以华制华的策略推行得非常不顺利，也就影响到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所有日军决定要针对中国的抗日游击队，进行彻底的扫荡，而中国敌后地区的游击队，又以中共的组织，发展得最为快速，中共游击队的作战能力与生存韧性也最为强劲。所以日军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在游击队活动最多的地区，特别制定了“治安肃正“作战方案，以彻底扫荡中国游击队的活动，以为日本所扶植的汉奸政权，设立一个可以运作的环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作战方案，总共分为三期进行，先后由三个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多田骏、冈村宁次来执行。日本整个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全体动员，北起内蒙的长城线，西到山西高原，南到淮河流域，总共包括了内蒙、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对于游击队进行全面扫荡。 这时，日军才真正领教到八路军游击队的作战能力，灵活变化、出没无常、攻势凌厉、韧性极强。日军追击时，还会随时遭到游击队的反包围与反突击，造成治安肃正作战的成功相当有限，日军的伤亡与损失，则是相对的增加。特别是在冈村宁次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对于如何扫荡八路军的游击队，有着极其凶狠与残酷的手法，以杀光、烧光与抢光的三光政策，一度让华北八路军游击队活跃地区的人口，大幅下降，平民的死伤与损失，远远超过日军与游击队总和的几千倍。 29.4游击战付出的人民成本极大 日军与共军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多是游击与扫荡战，双方主力对阵的机会很少，但是长途跋涉的运动战，却造成了颇多的伤亡，特别是老百姓的损失更大。因为游击战的一个特征，是“军民一体“的分进合击作战，所以日军反击起来，也就军民不分的“一体消灭“。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为了支持中共的游击战，所付出生命与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支持国民党的正规作战。游击战能够以小搏大，除了它灵活的战斗特性之外，另外的原因是，人民也成为作战的主要贡献者与牺牲者。 日军在与八路军的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军阶军官，是日军的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少将（阶级相当于中国的师长）。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该部日军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执行治安肃正的作战计划，在晋、察边区一带，追击八路军游击队。十月中，旅团长阿部亲率部队，深入山区追击。结果日军第二混成旅团的一支五百人的部队，被八路军杨成武部，在雁宿崖设下埋伏而歼灭。 阿部规秀在接到日军遭到围歼的惨败报告之后，急于报仇以挽回军威，于是不顾一切地孤军继续追击共军；十一月六日，阿部所率领的日军，在黄土岭再度遭到八路军杨成武的包围，阿部在混乱中下令突围，在七日下午，阿部规秀中弹阵亡。阿部规秀少将（被追赠中将军阶）的战死，曾经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震动。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所击毙的最高军阶日军将领。国民政府军队所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是十一军军长冢田攻中将（日军追赠大将军阶）。 共军在抗日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是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左权。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动员三个师团的兵力，由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亲自指挥，进攻山西东南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日军经过一系列的激战之后，攻占了八路军的总部郭家峪，八路军下令全面撤退转进；六月二日，日军在后续的追击战中，造成八路军的参谋长左权，在麻田被日军射杀。这是共军在抗日战争中，战死的最高将领。 第87章 国民政府抗日作战牺牲的最高军阶将领是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上将，与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上将。 29.5共军发动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年中，在日军大举扫荡游击队的作战之下，属于八路军游击部队的活动区域，也遭到日军严重的压迫，因此八路军决定适时反击，以突破日军的扩大封锁线。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太行山运作的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由军长朱德、副军长彭德怀、参谋长左权等人，在面对日军不断的扫荡与收缩游击队战线的压力之下，决定运用实力已经发展多时的共军，主动在正太铁路沿线，发动一次反击攻势，以突破日军的包围，并且检验共军扩编的战力。 这个主动攻击的命令，要求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二○师师长贺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率军参战。这次大规模的出击作战，事先没有正式呈报中共的中央军委会核准，但是毛泽东等军委会负责人也知道这个作战行动，不过并未加以阻止或是进入审查，当然也就没有正式的同意命令，毛泽东的意见是同意对日军进行反击，但是兵力尽量压缩在十五个团左右3。 这个命令指示如下： 由于“国际情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因此，我军应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着的战绩。““为打破敌之囚笼政策，决定乘目前青纱帐和雨季时节，利于隐蔽及不利于日军机械化作战，争取晋冀察、晋西北、晋东南扫荡比较缓和，正太路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 因此这次战役最初的目的，原先只是准备调动共军一二九、一二○师与晋察冀军区的部队，破坏正太铁路，截断交通线，打破日军封锁所做的主动攻击行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部队，在接到命令之后，一二九师出动八个团，一二○师出动四个团，晋察冀军区出动十个团，总计二十二个团，参与破坏正太铁路的作战。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八路军的二十二个团，秘密地集结，在毫无消息走漏的情形下，突然对日军所控制的正太铁路，发动了全线与同步的攻击。而其它的八路军部队，也纷纷加入请战抗日的行列，最后所有参与作战的八路军，番号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共计十五万的兵力。 由于日军事前低估八路军的作战实力，也没有掌握到任何预警的情报，正太铁路线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因此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击之后，可以说是有些不知所措。因此八路军初步攻击进行的相当顺利，整条正太铁路的交通，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之内，多达十几处地方，都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破坏而中断。八路军在正太路初期攻势的顺利，引起更多的共军要求加入作战，因此动员的兵力，就远超过原先的计划。 八路军在八月二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军委会的电报表示：“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团，于二十日晚已经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 百团大战就这样成为八路军一次空前绝后的抗日文宣战题材。当时国民政府（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正在节节败退之时，面对困坐愁城的低迷压力，对于任何有利于人心士气的战报，都会加以扩大的宣传，所有八路军发生百团大战的消息，当然成为全国性的宣传重点。 29.6共军突击成功与日军的反击 而战事一旦展开，在华北的日军，突然遭到八路军的多处伏击，受到不少的损失与死伤。在惊魂甫定之后，日军的反应当然是惊怒交加，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下令，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就地展开强烈的反击，而受到共军攻击的日本的第一军，以及统筹全局的华北方面军也立刻设法稳住战局与调动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扑。分散在此一地区的八路军各个部队，也就开始主动或是被动地参加全线的战斗。作战时间从一九四○年的八月二十日晚上八时开始，分成三个阶段展开，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八路军设法化整为零、退出战线为止。共军陆续参与这场作战的部队总数，前后加起来，达到了一百零五个团。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十日，主要的作战地点是正太铁路沿线。由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前后总共出动四十六个团的兵力参战，分成三路纵队，破坏正太铁路东段。另外出动三十一个团，分头破坏北平与冀北所有的铁路交通路线，包括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及津浦铁路，以牵制日军的部队调动，扰乱敌方对于战局的情报判断。在聂荣臻的指挥之下，日军在石家庄以北地区的全线铁路交通，都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与骚扰，而聂荣臻部的攻击重心，则是放在正太铁路的娘子关与井陉煤矿。 当时聂荣臻的战报指出，八路军曾经在八月二十一日占领娘子关与井陉煤矿，与日军的第四与八独立混成旅团作战，并且先后攻克或是包围日军的大小据点数十个。当然八路军主要的目的是运动战与破坏战，因此攻克之据点多半在破坏之后，将可以运用的器材物资带走，在几个小时、最多一两天后，立刻加以放弃。事实上，八路军并未完全地攻克娘子关，只是攻进娘子关，占领部分地区，由于与日军休假的部队遭遇，因此高估了日军的兵力，不敢全力深入，日本的援军也优先赶往支持，造成八路军迅速退却。 而由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总共出动四十七个团，主要目标是正太铁路中段，阳泉到榆次的交通线，另外同步攻击平汉铁路、同蒲铁路与德石铁路，在主攻作战中，刘伯承主力攻占正太铁路狮瑙山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以攻击阳泉；日军则是奉命全力反击，结果八路军与日军在此爆发了九昼夜的激战，日军动用飞机轰炸以及炮兵支持攻击，八路军也以程度不等的攻势，袭击阳泉附近的日军交通据点。由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部队，成功地摧毁了德彰机场的日本飞机三架，由陈庚指挥的部队在山西的双峰伏击日军，造成日军三十六师团的永野支队的支队长永野中佐阵亡。这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最为激烈的几场战斗事件。 由贺龙指挥的共军晋绥军区部队，其出动二十二个团兵力，在山西境内，攻击与破坏同蒲铁路以及牵制太原日军。这些军事行动，多是属于破坏作战与牵制作战，八路军打了就跑，与日军并无直接激烈的攻坚作战。 日军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如其来的攻击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组成反击兵力，一方面设法收复所有遭到八路军攻占的据点，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公路、桥梁与电话线，一方面更是要找出八路军的主力，给予反制与打击。但是日军发现，八路军的地区控制极其成功，人民与军队配合程度极高，日军根本难以得到情报与后勤支持，因此参与扫荡作战的日军，多半是扑空而返。同时八路军的运动与组织，都非常的灵活与具有弹性，所以日军无法在短期内，对八路军进行有力的打击。 当日军的扫荡作战才刚刚的结束，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攻势，又在九月二十日展开，这回八路军减少攻坚作战，增加运动战与破坏战，并且将作战地区扩散。其中爆发激战的主要作战地区，在山西东南的榆社县、辽县一带，以及在山西到察哈尔的蔚县与涿鹿一带。日军阵地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八路军杨成武部，在插箭岭的攻击，与日军作战七昼夜，日军遭到相当程度的伤亡。 于是日军只有再度组成扫荡作战的兵力，对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控制的地区，进行追击与扫荡作战，这次日军的攻势，虽然没有捕捉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但是对于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了相当彻底的破坏。 而后在日军结束扫荡作战之后，八路军再度对回防的日军进行破坏与骚扰作战，由于这次的作战，属于尾声的攻势，因此八路军并无主要的攻击目标，而只要是给予日军更多的牵制与骚扰而已。不过从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就开始详细研究八路军的组织与战术，进行长期、主动的扫荡作战，加强日军的“治安肃正“方案；日军也把八路军的游击战，当成一个相当困扰与具有威胁的敌对目标看待。 29.7百团作战的检讨 综观一九四○年下半年，整个八路军的百团作战，前后历时三个半月，总共动员了十五万人的兵力，参战部队的番号，最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在华北的四个省区，进行同步攻击的游击战、破坏战与攻坚战，由于事先保密的成功，因此收到了奇袭的效果，日军的反击也遭到牵制，一度使日军陷入了困惑与被动的状态，算是八路军相当成功的一次主动出击作战，不过作战的性质，仍然是多场的游击战所串连而成的作战。 若是以作战的观点来看，百团大战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因为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但是却违背了共军优先发展的最高战略原则，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绝对“下不为例“。 第88章 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特别是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共的“老大哥“苏联主动与日本签下互不侵犯的日苏中立条约，共军就更缺少主动抗日的动机了。既然老大哥都决定与阶级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和平共存“，共享瓜分中国蒙古与东北的利益，那么中共更没有必要主动地抗日，而破坏老大哥与日本的蜜月。此时日军正需要大量抽调在华的部队前往南洋作战，在共军停止主动出击的态势之下，日军自然从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中抽调走作战部队，共军也乐得压力减少，而且发展更方便，但这样共同抗日的阵线就出现了更大的缺口。 29.8国共之间的冲突 在整个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中，国共之间，很快的就失去了互信，彼此不但不能进行协同的抗日作战，反而坐视日军消灭友军，甚至双方进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地盘争夺战。蒋介石最多曾经将二十师的部队，交给胡宗南，负责监视与包围陕北的共军延安总部，当然也在防止日军由山西渡黄河进攻陕西4。在黄河以北地区，八路军的发展更是迅速，不但与日军发生冲突，也利用机会消灭国民政府的部队，逐渐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这类国共的军事冲突，也蔓延到共军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活动的地区。 根据重庆军委会所接到的报告显示，国民政府的部队曾经遭到共军近千次的攻击，其中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共军在河北大破张荫梧、乔明礼部，造成在河北敌后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与民军力量，完全被共军收编与压制。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东地区的国民政府敌后作战部队，也遭到共军大规模的收编与围剿，造成国民政府在山东的军政力量完全瘫痪。一九四○年三月，共军的活动力量大增，迫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完全失去河北的运作空间，而退到山西。一九四○年共军再度围攻山东的孙良诚、高树勋部。一九四○年十月，共军又在江苏北部攻击国民政府部队，造成黄桥事件，国民政府江苏省副主席韩德勤受到共军围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殉职。 29.9新四军事件 在国共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之后，共军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兵力，逐渐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发展回合，由于每次的国共部队发生冲突，双方都自认有理，重庆很难做出让冲突两边都能接受的判断，因此经过多次交涉之后，重庆方面，干脆准备把黄河以北的敌后游击区，全部交给共军经营，以避免国、共部队继续发生冲突。因此在一九四○年十月，重庆下令在江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全部渡江北上，但是新四军一再抗命与拖延。同时由于新四军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早已发生多次的严重冲突，彼此结下了极大的新仇旧恨，使得这个调动的安排，结果竟造成了皖南的“新四军事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部分新四军（属于军直属部队）在皖南准备渡江之时，突然与国民政府的第三战区其它部队，发生全面的军事冲突，延安方面认为，新四军是遭到国民政府部队设下圈套的伏击，新四军军长叶挺与五（4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千人被俘，国民政府以新四军经常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且多次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爆发过冲突为理由，决定就此解散新四军。但是延安激烈反对，于是自己重新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继续在长江两岸发展运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因而更加严重。 我们很难去判断国共之间许多冲突真正的是与非，不过国共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对立，是造成在抗日战争期间，爆发国共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不希望共军藉着抗日而发展壮大，共军当然也不能接受国民党限制它发展的约束，所以双方冲突不断。 就多数冲突事件而论，应该是共军采取主动的成分居多：因为国民政府的部队，一样是共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与日军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别。共军要发展，当然就要扩张地盘与收编军力，故不会放过实力落单的重庆部队；另一方面，与共军冲突的国民政府部队，大多数并非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之嫡系部队，它们并没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就算蒋介石下命令要它们消灭异己，这些部队也不太会忠实地执行这种命令，因此多数的冲突应该是共军主动动手。当然也会有国民政府部队反击共军的个案，这也是因为彼此利害冲突之宿怨所累积造成的互相残杀。 事实上，国共之间的冲突，是从敌后游击区，扩大到中国外交的战线上，苏联当然是共军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国际共产党的支持与同情者，在中国战区成立后，进一步地渗入中国战区，在中国与盟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中，制造与扩大彼此间矛盾的文宣、报导。尤其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身边的政治顾问，都是与延安来往密切，思想左倾的美国外交人员。在他们大力的影响下，造成美国政府经常以国共之间的各种问题，来胁迫蒋介石退让，使得国家强权延后援助中国，有了更多的借口。 甚至连日军也很快地发现到，国、共的抗日战线，已经出现了可以利用的强烈矛盾。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中，日军就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对立与矛盾，放胆猛攻国民政府的战线，造成了中国战区几乎崩溃的危机，也就使得盟国共谋出卖中国的雅而达密约，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 共军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挑战与压力而发展壮大，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军同时在占领区推动土改与党政建设，从社会与经济的基本架构着手，建立一个可以彻底动员与运作的总体作战体系（或叫做“人民战争体系“）。这个军民一体的架构，能将所有力量都发挥到作战上面。这种总体作战的结构使得共军储备了极强的战争潜力。但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部队一直负担抵抗日军的正面打击，在国内政治分解、经济枯竭、社会动摇以及军力再遭到日军最后孤注一掷打击的耗损之下，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机，也就给国际强权一个合作出卖中国的机会。 29.10苏联红军全力支持共军在东北发展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八路军更是利用接收与复员的机会，全面地扩张，迅速将不少伪军部队与武器装备也纳入扩张的部队之中；此外，八路军更利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机会，迅速尾随红军，大举进入了内蒙与东北，抢先建立起共军在东北的武力；苏联红军也陆续移交大批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给八路军（并且断然拒绝中国政府使用旅顺、大连的港口，使得国军无法及时运送部队进入东北与进行接收工作），于是八路军很快地拥有了东北、华北与内蒙的广大地盘，以及经由收编伪军、游击队来扩张的军力，在抗战胜利之后，就有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武装实力了。 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历史，初步的归纳是，在准备抗日时期，中共以灵活的文宣与组织，深入中国的群众基层，加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识，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也促使中国无法在卢沟桥事件上退让，而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提前与日军进行全面作战。而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把握了历史的机遇，极力地扩张武力，虽然在过程中，的确是与日军进行了不少的浴血作战，也有着牵制与消耗日军的真实贡献，但是中共与日军爆发的各种游击战争，主要是因为共军扩张与求生存而引发的冲突，其目的并非在战略上主动打击与消灭日军；仅有的例外是发生在一九四○年下半部的“百团大战“，却也是一次下不为例的绝响。 也许这样的历史事实陈述，恐怕会令一些政治立场不同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但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就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面对所有为抗日而牺牲的中国军民，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 附注： [1]作者先父就是因为发现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远重于抗日的策略，因而退出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转投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2]关于平型关作战的历史真相，请参考第二十一章。 [3]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 [4]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 第三十章、滇缅作战 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滇缅作战是华军唯一在中国领土之外，所打的主要会战。滇缅作战主要的战略任务，是要维持与打通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使中国能够输入作战的资源，继续进行反法西斯的圣战。 而为了打通这条维持中国战力的国际通路，中国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高的代价。 第89章 令人非常感慨的是，其实这个作战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因为“盟国”苏联主动切断了中国的西北通路，才迫使中国付出了超过其国力所及的代价，在缅甸的热带丛林对日军作战。由于英国一再地设下战略圈套，美国又经常搞错作战目标，因此滇缅作战，不单几乎耗竭了中国本来就不足的战力，甚至还造成中国差点亡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历史悲剧。中国军队在滇缅地区的作战行动，依时间可以分成两次作战，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当时日本大军开始横扫南洋，中国派军企图协助英军防守缅甸。由于盟国之间的猜忌以及政治的斗争运作，华军成为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最大牺牲品。第二次是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开始，英、美盟国更是违反协议，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美援装备的部队，投入缅甸北部作战，完全消耗浪费在缅北的野人山区，造成中国自身缺乏兵力，无法在中国战区迎击日军发动的全面攻击。在缅甸的华军虽然大胜，但在中国自己的战场，华军却遭到日军最猛烈的打击，战线一度几乎全面崩溃。自从全球对抗法西斯的作战合流以来，中国与盟国之间，为了“如何”与“何时”在缅甸作战，双方发生了极大的歧见与战略的争论，这些摩擦严重破坏了中国与盟国间的合作关系，更影响到华军对中国战区本身的防卫。综观两次滇缅作战所得之历史结论，就是国际强权从头到尾，都理所当然的把中国当成一个牺牲品，任意出卖以遂其政治的阴谋与野心。 30.1英国事前不愿中国出兵协防缅甸 日本在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之后，中国对外的国际联络通路，只剩下了由云南经缅甸出印度洋的滇缅路，以及经由新疆进入苏联中亚的西北通路。这两条公路可以说是维系中国抗战所需资源与人心士气的“生命线”。但是当时身为中国抗日“盟国”的苏联，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与日本签下“中立条约”，以及公然承认满洲国；苏联不但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军售，同时还切断新疆对外的交通路线，禁止中国借道通过苏联与国际联系。因此中国就只剩下滇缅公路来维系中国取得抗日战争需要物资的唯一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提供中国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石油与军火原料、零件等的供应。蒋介石在日军一九四一年年底开始横扫南洋之时，就已经主动关切这条国际通路的安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盟国军事会议，向英军提出华军进入缅甸协防的建议，但是遭到英军冷淡地拒绝。当时英国仍然摆出一个“日不落帝国”自恃的姿态，认为自己在南洋的军力，多少可以与远道出击的日军对抗；何况缅甸已经是在印度洋地区，就算日军有意进攻缅甸，至少要等到先攻占东南亚之后，才能对缅造成威胁。同时英国对于中国要派兵进入缅甸协防，更有着政治上很大的顾虑。因为当时英国统治缅甸的政策相当失败，造成缅甸人民经常反抗英国政府，甚至进行武装独立的对抗。而当时的日本，已提出驱逐欧洲人离开亚洲，以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口号，更让英国政府担心，假如允许中国部队进入缅甸，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1]，所以英国对于蒋介石主动的提议，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协防之事，完全加以拒绝。 但是英军统帅魏菲尔（varchibaldwavell），知道英国在缅甸几乎没有空军，却竟然要求蒋介石，将在缅甸受训成军的美国空军志愿军（americanvolunteergroup）的战机，全部拨给英军调度使用。但这对于中国战区急需空军支持作战的华军而言，简直是无法接受的要求2，因此双方在协商之后，中国只有设法同意调拨部分的美国空军志愿军，在缅甸协助英军作战。 这支志愿军在缅甸发挥极其优异的空中战力，创造一比十四的空战战绩，使得美国空军志愿军“飞虎队”的威名，立刻扬声国际。 30.2最后一刻才向中国求援 不料盟国在南洋的战局，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出现急转直下的恶化。英、美、荷三国的军队，在南洋对日作战的表现，根本不堪一击（比起中国军队在战场的作战表现，可以说是差得太远了），这些殖民大国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仅仅在三个月内，就让日军就以席卷之势，攻下整个南洋地区，日军的兵锋前缘，就直接指向缅甸，这时英国政府才感到不知所措。由于英国驻缅甸的兵力根本不足，假如英国要想在缅甸抵抗日军的攻势，只有求助于中国军队的协防。因此英国在日军开始进攻缅甸的前一天，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才要求中国部队，分批南下，进入缅甸协防。当时中国自身的军力，只能勉强维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均势，要想分兵参加缅甸的防卫战，实在已经超过中国能力负担之外。但是蒋介石知道，滇缅交通不能中断，同时中国也必须负起盟国相互协防的责任，这样才能争取到盟国平等的看待，以及美国的援助。所以，蒋介石决定派遣中国仅有的两个战略预备队，最为精锐的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由史迪威指挥，进入缅甸与英缅军共同防御日本的进攻。 当然这个作战的战略前提是，英国能够控制东印度洋的航运，中国战区特别是缅甸曾经长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军力在缅甸出现，可能更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在盟国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调动与作战资源分配，从来就没对有中国战区的安危作优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准。）这个极其偏颇的情况，一直到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矫正过来。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军领袖只为自己一时利益设想，完全不顾盟友死活的心态（不仅中国受害至深，美国也屡次被英国牵着走而无法作最有效的战略决策）。所需的补给，能够继续流入缅甸的港口，以转运云南及大后方。这样中国防守缅甸，才有战略上的意义。问题是，当时中、英的联合兵力还是不足以防守缅甸全境，特别是英国的海、空军由于完全敌不过日军，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就退出了东印度洋，因此日军已经可以切断盟国经由印度洋进入缅甸港口的海上补给线。在此情况下，还要求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南部作战，事实上已经没有战略的意义，何况中国本身已长期面临兵力不足与补给困难的危险。但是英国仍然希望华军进入缅甸南部作战，以为印度的防卫，提供一些时间。最让人纳闷的是史迪威的心态，他自己从来没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这时候却展现一种强烈的个人企图心，认为若是由他指挥盟军，就可以击败入侵缅甸的日军。 但是当时英国在整个南亚的战略，根本已有放弃缅甸，保全印度的构想，因为英国在缅甸只有三个师的英缅混合部队，也没有空军掩护，更缺乏当地人民的支持（这点非常的致命）。中国军队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都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进入复杂的热带雨林地区作战，早已有着未战先败的隐忧了。 但事实上，就全盘的战略格局而言，英国保卫东印度洋与缅甸，就算要多花一些代价，也是值得与必要的。因为如此可以让中国得到维持作战能力的援助，而得到装备支持的中国军队，不但可以成功地牵制、甚至可以主动打击日军，这在整个反轴心国的战争上，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但是英国却始终认为，盟国绝对不能给中国多一点的援助，以防中国军队强大到可以打击日军；因为中国一旦得到复兴，欧洲的帝国殖民主义就不能在战后的亚洲东山再起了。因此英国在缅甸的作战计划，根本就是准备敷衍一下，并且存心拖中国下水，以牵制日军进攻印度，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力拼保全的对外交通生命线，所以中、英双方在战略认知上，差异极大。同时究竟如何在缅甸建立整体作战的架构，以及后勤支持的分配，中英之间也有争议：中国方面认为，自己进入缅甸作战的部队是英军的四倍，因此不适合由英国将领指挥，英国则认为自己是地主国，盟军应该由英国统一指挥作战，但问题是英国在缅甸根本没有全盘作战的战略布局。因此这场作战指挥与部署，就显得既混乱，又权责不明。同时华军进入缅甸部署的时间太晚，当地人民不愿和盟军合作，因此不但当地的热带环境难以适应，所有的交通运输更是困难重重；英国甚至连清楚的地图都没有交给中国军队，造成华军在缅甸作战极端不利的因素。 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原是日军在中国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因此对于日军由南洋攻占缅甸，以切断支持中国抗日力量之生命线的大战略，有着极高的企图心。所以当日军在攻克南洋之后，立刻转向缅甸作战。寺内寿一把日军精锐的兵力，编成第十五军战斗序列，由饭田祥二郎中将统帅，下辖一八、三三、五五与五六等四个师团的兵力，及配属战车与机械化部队支持[3]，进攻缅甸、进窥印度，并且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 30.3中国军队力挡日军攻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军在优势空军的支持下，大举进攻缅甸，同时日军设法与缅甸人民的反英地下游击团体联络，进行内外夹击。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军优势的兵力，非常顺利地攻占缅甸首府仰光，切断了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港口。 第90章 当时缅甸的英军在事前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准备计划与能力，到了英国在南洋惨败，缅甸局势陷入危机之后，才又催促中国派兵挽救危局。 但这时盟国已经错过了在缅甸南部布防的时机了，日军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英军退守仰光西北的普罗美（prome），而将普罗美以东，从同古（toungoo）直到景东（kentung）的长达一千公里的地区，交给华军接防。华军又在英国错误的情报之下，将第六军分散与虚掷在泰、缅边界的防线上，布置阵地以防范日军与泰国军队的进攻（英军在缅甸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乱得不成章法）；而仰光北部的重镇同古地区，则由华军第五军布防。缅甸的铁路系统在日军鼓动缅甸人民游击队的破坏下，已经陷入瘫痪，在运输困难的状况下，当第五军先遣的二百师刚到达防线，就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 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原先防守缅甸的战略是，华军应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pyinmana）地区，设置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若是决战失败之后，将转进到缅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y），再对日发动会战，最后则是防守（3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缅甸北部的战略重镇密支那（myitkyina），作为控制经由印度进入中国最后通路的防线。但蒋介石这时候发现华军在缅甸的防线已拉得太长，兵力明显不足，因此又抽调六六军，进入缅甸，在曼德勒与腊戍布防。蒋介石特别告诉史迪威，华军最快要到当年五月，才能完成兵力的集结，同时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争锋，要巧妙的运用地形依托来灵活应战。 但是一向严格批评华军不堪一战的史迪威，竟然提出指挥华军，反攻仰光的攻势作战，这真是勇气可嘉的“自杀”作战计划。试想四个日军精锐的师团（日军的一个师团相当中国一个军的建制，拥有战车与机械化部队），又在优势空军的掩护之下，而中英联军的兵力只有两个军与两个师（还尚未集结完成），以这样悬殊的兵力，事实上连据险防守都还力有未逮，遑论如何能进攻日军。但是史迪威却一意孤行，强迫居于劣势的华军，准备反攻仰光。华军将领当然急电蒋介石，告知重庆这种执行就等于自杀的命令。蒋介石也了解，史迪威这样不能知己知彼来指挥作战，中国军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设法另外成立参谋团来对付于史迪威的荒唐的命令。因此缅甸的战场，可以说是出现分裂的指挥系统了。 事实上，以当时的兵力而言，华军在缅甸的作战，只能据险防守，进行后退包围作战，才能做到消耗与打击日军；最为关键的是，能守住滇缅路的战略据点腊戍shio），一旦腊戍失守，在缅甸的华军就与中国战区失去了联系的通路，华军就成为一只孤军而面临全面溃败。但是史迪威在整个滇缅作战计划之中，却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胜负的关键所在，他不但没放置重兵把守腊戍，反而语出惊人、一再的要求兵力与火力不足的华军，要直接攻击日军的主力。华军将领不肯冒险出战，史迪威就大怒请辞。蒋介石只有敷衍史迪威，加派罗卓英成为副指挥官，来指挥华军，这时日军已经展开了攻势。 而日军攻陷仰光之后，立刻分兵两路挥师北上，东路沿缅甸纵贯铁路直攻华军守备的重镇同古，与二百师爆发激烈的战斗，西路则沿着依洛瓦底江（irrawaddyriver）进攻英军在普罗美的阵地。二百师在同古的防守作战，可以说是表现的可圈可点。日军以优势的火力，以及战车的掩护，猛攻同古，二百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一直进行沉着的防御，从三月十六日打到三月二十九日，在日军以优势兵力，由侧翼对同古进行包围之后，二百师才奉命向平满纳决战阵地作有秩序的转进。接着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廖耀湘），又在雅达西（yedashe）与日军进行遭遇战，同样展现了坚强的战力，从三月三十日打到四月十五日，才依计划退到平满纳准备决战。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四个多月以来，在太平洋战区中，盟军打得最有表现的作战（其它英、美、荷的部队都是还没进入激战阶段，就以溃散的方式被日军击败）。日军发现中国机械化的第五军战力极高，因此预期继续沿铁路北上，进攻平满纳的华军预定阵地，日军将会产生重大的伤亡，因此日军改成由两个侧翼突破的战法。左翼的日军进攻英缅军防守的普罗美，由于英缅军队根本无心作战，在日军的攻击下，立刻就在四月一日撤出阵地，向阿蓝庙（amyo）后退，这就造成了平满纳阵地西侧翼的突出；蒋介石希望英军至少能够坚守阿蓝庙，但是英军的战志已经动摇，在日军三十三师团的压迫之下，继续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却。因此史迪威所部署的平满纳决战之构想，就因为英军的后撤，突出了平满纳侧翼阵地的危险缺口，因此不得不加以放弃。于是中国第五军主力退向曼德勒，日军于四月二十日攻占平满纳。 30.4史迪威错误的作战布署 而日军在左翼的攻势，仍然保持极锐利的打击力，沿着依洛瓦底江向北猛进，继续全速追击英军后退的部队。四月十七日，日本的第三十三师团，在仁安羌追上后撤的英军，以及大批的外侨平民。英军被困在日军围攻的危急状况之下，只有向史迪威指挥的华军求救，这时华军指挥官罗卓英，立刻派遣在曼德勒布防的六十六军新三八师孙立人部，驰援被困的英军，孙立人三八师展现出快速与勇敢的战技，率领华军赶到仁安羌，立即击溃日军的攻势，救出已经准备投降的英军。这个华军英雄的表现，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当然也让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罗卓英而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华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而东部战线却是华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若日军一旦发现华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而全力发动东线右翼的侧袭，切断华军东部战线与中国云南的联系，那么华军在缅甸就只有溃败的结局。 这时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军指挥官斯立姆（w.j.slim）竟然因为华军的表现出色，在仁安羌击败追击的日军，因此要求史迪威“再”调出一支中国部队给他，以教训不断尾随攻击后撤之英军的日本三三师团。更妙的是，史迪威竟然慷慨答应了英军的要求，在没有知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情形下，就直接下令调动二百师西进，准备再“露一手”，表演给英军看。但是史迪威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关系缅甸作战胜败的关键是守住东部战线与云南的防线。此时东线已经出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当时兵力分散与不足的华军，在东部战线上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围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因此史迪威正确的战略部署应该是急调第五军与第六军东进驰援华军防线，而不是将部队大举西调去掩护不战而逃走的英国败兵的撤退。 这时日军知道，中国的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到曼德勒布防，战力充沛的准备迎战日军，因此日军不愿以主力直接进攻这个决战阵地，而是掌握华军东线空虚的战机，全力从右翼的东线突进，打击华军兵力最为脆弱的东部防线。这里是属于甘丽初第六军暂编五五师所防守的阵地。由于第六军的兵力分配在缅甸东边漫长的防线，一直延长到泰国边界，因此兵力分散而且脆弱，日军右翼攻击华军东线的部队，是由机械化的重装备五六师团与十八师团负责，这两个师团在日本空军的支持之下左右包抄，猛攻暂编五五师防守的毛奇与劳依考（loikaw）阵地，由于中国守军的战力不足，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支持，因此华军东部防线在四月二十一日被突破。 30.5中国军队在缅甸残遭重创 这时日军已经看出决定缅甸战局的胜负关键所在，就是华军的主力西调，东线的战力空虚，所以日军决定捕捉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机，以长驱直入的奔袭作战方式，由东线的缺口沿着萨尔温江（salweenriver）纵谷直接强攻腊戍。这是日军在战场上表现最佳的一次长距离战术攻击，有如德军在欧洲所采用的闪电作战，就是在战线侧翼上突破一个脆弱的裂口，然后大胆深入，直接攻占敌军背后的战略中枢。此时日军在缅甸东线作战，发挥了极强作战企图心与野战攻击能量，日军在突破华军的左翼阵地之后，二十四日攻占雷列姆（loilem），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立刻下令东线日军，全力沿萨尔温江的纵谷，进行超越攻击，战略目标直指腊戍。日军对腊戍的抢攻强袭，甚至不顾华军在背后追击的行动，因为日军情报已经发现华军在缅甸作战的致命弱点，腊戍竟然没有重兵防守，日军只要乘虚攻克腊戍，切断华军与中国后方的连结，那么缅甸之战就不必再进行任何的决战了。 这其间，史迪威与罗卓英，竟然完全没有看出日军东线攻击的企图，以及华军若是不能坚守东线后方的战略据点腊戍，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第91章 虽然在日军攻占棠吉（yi）与雷列姆时之后，史迪威下令二百师回防，与第五军的直属部队，由平满纳出击，在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成攻的收复棠吉，威胁到日军右翼的战线突进作战，史迪威当然又是美国媒体报道下的战胜英雄。事实上，这时正是中日两军在缅甸胜负的决胜关键所在，日军东线主力五六师团，已经开始掉头北上，沿萨尔温江河谷，直攻华军的战略命脉腊戍，而华军第五军也同时已经开始威胁到东线日军的侧背补给线，假如史迪威知道利用这个战机，将第五军主力全部放在对日军侧背的打击，由雷列姆对日军进行全面地追击；同时一方面设法调派在曼德勒的部队与偏向西线的六六军（张轸）所有部队，全力回防腊戍，这样华军就可以在萨尔温江河谷，南北包抄孤军深入的日军，而赢得缅甸作战的大胜。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了战局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从来没有任何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做出了完全错误与致命的判断：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在东线战局的决定，反而下令第五军直属的机动部队回防曼德勒，准备与日军进行曼德勒决战。这样虽然留下二百师继续沿萨尔温江河谷追击日军第五十六机械化师团，但却因速度不足以致攻击冲力大减，在日军拥有空优的状况下，二百师既尾随不上日军，还要付出很高的运动代价。这样日军在东线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在四月二十九日，顺利地攻占近乎不设防的腊戍与西保，切断了华军与云南的交通，从侧后方包围了在缅甸的华军，然后兵力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这时史迪威竟然还不知已经大祸临头，仍在曼德勒调动华军主力，准备布置决战阵地。负责腊戍防务的六六军军长张轸，才晚一步发现腊戍告急，而紧急派遣新二八师的一部，从曼德勒回防腊戍，同时也下令留在云南的新二九师驰援，但是都已为时太晚。零星回防腊戍的华军，被先到的日军据险迎击，打得溃不成军。日军攻占华军的战略中枢腊戍之后，整个在缅甸作战的华军部队，补给线就被切断，立刻陷入了崩溃的状态。直到这个时候，史迪威才恍然大悟，整个缅甸的战局已经惨败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有在缅甸的华军，可以说是退路已断。本来他还有一个最后绝处逢生的机会，就是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速度，撤向缅北重镇密支那与八莫（bhamo），还可以在此区设法据险设防，保住华军在缅北的最后据点，以掩护云南的安全，及驼峰航线的终点。但是，此时史迪威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崩溃，他只想退向印度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华军向印度退却而不回中国，这是个重大的战略与外交决定，史迪威却连向蒋介石通知一声的打算都没有。此时在曼德勒集结的华军主力部队，根本就陷入混乱的状态，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腊戍，又不能果断地退向密支那，造成了一部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一部分部队向北走到野人山，有的向印度雷多走、有的设法翻山越岭回到中国。而在东线追击日军的二百师，也在八莫附近受到日军的围攻，被迫回转云南，师长戴安澜战死殉国。当盟军在缅甸出现溃败之时，缅甸人民与游击队蜂拥而出，到处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整个缅甸陷入一幅被战火蹂躏的悲惨景象。华军当然是四面受敌，一路且战且走。日军乘胜追击，由缅甸进入云南，攻占腾冲等地，直到怒江（萨尔温江上游）岸边，从此日军盘踞这些地形险要的地区，切断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通路。 30.6史迪威弃军逃命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军的半途，擅自个别地离开部队主力，连一个电报也没有告知蒋介石，自己带着身边极其少数的随从人员，以三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穿越罕见人迹热带丛林，与极其恶劣不可测的大自然环境搏斗，然后奇迹式进入印度的雷多（ledo）。他以五十九岁的高龄，作出这样的“冒险”，可见其个人的毅力与固执。（4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自己前途的赌博行为。） 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蒋介石还是经过其它的管道，最后才辗转知道中国远征军与史迪威的下落。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竟然把史迪威的这种战场惨败、主帅甩掉大军，独自逃命的行为，当成“作战传奇”的英雄来报道，竟然“忘了”他是缅甸华军的最高统帅，不但因为战略决断严重错误，导致了作战空前的惨败，遗弃十万华军于缅甸的杀戮战场（简单说，就是一个指挥失误与丢掉大军的统帅），也拒绝与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报告部队的撤军决定与行踪，这种行径，像极了表演个人历险传奇的探险者，而非十万大军的指挥官。军人讲究的是绝对服从，因为一个大军统帅的任何判断与决定，都事关所有部下的生死，以及整个战局的演变！（假如史迪威是个步兵连长，率领残兵退到印度，应可以得到奖章，但是作为不顾大军安危的统帅，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许可，就任意让所属部队自生自灭的一连串行为，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而在事后，由于中国急需美国援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与史迪威的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蒋介石不愿与美国发生重大的争论，以出乎意料与极其宽厚的态度对待史迪威，蒋没有检讨史迪威在缅甸作战指挥严重失误的责任，更没有追究他单独离弃军队于不顾的私逃行为。这是蒋介石为日后“史迪威事件”的历史悲剧，所种下大错的祸根。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要求盟国撤换史迪威的职务。从此之后，史迪威留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连串的危机根源之所在。史迪威一行毫无愧色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热烈歌颂，竟然成为了英雄。而史迪威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的致命失误，反而先列出一大张的华军将领的名单，要求“从严惩处”。他并且提出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从此，史迪威一心一意要做的两件事情，其一就是要在缅甸击败日军，以扳回他失败的颜面。其二就是设法从蒋介石手上，夺到中国战区军队的指挥权，以好好地修理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军官。 30.7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检讨 日军在缅甸以侧翼突破，远程深入切断华军补给线，造成华军整个战线的崩溃，而大获全胜。原先史迪威所预定的决战地点，根本没有重大的战斗，就因为华军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出现溃败。假如华军不是为了抢救在仁安羌的英军，而调空了后方的战略预备队，或是抢救英军之后，所有军队立刻回防，那么缅甸战局还不至于这样快速的恶化到难以挽救的地步。更不能让人了解的是，史迪威根本没有觉察到日军突破雷列姆之后，就已经可以由东线河谷突进，而威胁到华军的战略据点腊戍的安危，他竟然只派没有快速机动能力的二百师尾随追击，而将华军主力部队屯聚在曼德勒等待“会战”，也没有全力增援后方的腊戍防务，结果造成华军无法挽回的惨败。华军出征缅甸的三个军的部队，都是当时中国装备与兵员最佳的战略机动部队，在缅甸遭到这样不明不白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值得与令人可惜，入缅的华军总数达到十万人，能够归国与进入印度的，只剩八万多人，重装备尽失，大多数的华军是死于疾病、饥饿、迷路，而非战死。从此中国战区的战略预备队不足，就成为中国难以在迎击日军攻势时，展开有力的反击作战。中国在缅甸的惨败，不但对于中国的人心士气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让日军打到云南的西南部，攻下龙陵、腾冲，威胁到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安危，这时中国援军及时赶到，进行猛烈的反击，拆毁了怒江上所有的交通桥梁，这才阻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隔着怒江与中国部队对峙，霎时之间，云南从大后方的基地，成为西南方的前线，严重影响到盟国对于中国的补给支持。这时盟国只能利用飞航极其困难的驼峰航线，带给中国杯水车薪的援助，因此中国严重缺乏作战资源的问题，更是犹如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支撑下去，换成其它的国家，早就向日本人谈判投降了。 平心而论，在南缅甸作战的失败，就整个战略的观点而言，应属必然的。因为英国在东印度洋的陆海空三军军力布局，都无力招架日军的攻势，中国派兵支持，也只是能作有限度的协助而已，无法改变日军军力、士气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战局会败成这个样子的难看，以及造成中国部队如此重大的损失，的确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缅甸作战的失败，首先是指挥系统的混乱，英军与华军之间的缺乏合作与联系，史迪威与华军部队长之间，严重地缺乏了解、互信与尊重，都是造成作战失败的基本因素。华军指挥官史迪威个人的战略布局的缺失与指挥才能的低劣，的确是令人感到无法接受。 第92章 首先他要兵力有限的华军，在缅甸面临日军攻击的最后时刻，又没有空军的掩护之下，仓促的行军千里深入南缅甸布防，就是一个基本的错误。事实上，以当时日军的战力而言，其在缅甸的四个师团兵力，足可以击败中国十个军的部队。而华军只有三个军布防，因此最多只能在缅甸的北部，据险防守反击，引诱日军长途深入，也许还可能有类似长沙大捷的机会。 缅甸中部作战的关键，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攻克棠吉，这时日军正在不顾一切的远程奔袭腊戍，整个后方近乎完全不设防。假如这时候史迪威能够把华军主力分成两支，第五军的一部支持二百师沿河谷追击日军，另外将六六军的新三八师、新二八师以及第五军的二二师等部队，以最快速度调回腊戍，同时设法要求蒋介石动用一切的可能，派遣空军与陆军支持，以围歼日军于萨尔温江河谷，那么滇缅作战可能是日军在腊戍的惨败。 在中日战争中，滇缅作战可以说是打得最“乌龙”，牺牲也最不值得的作战。几万最为精锐的中华子弟兵，就在无能、更无耻的将军。 史迪威的瞎指挥之下，不明不白地成为孤军，更有上万华军为此在异域断送了生命。中国战区失去了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其重装备，使得抗战后期的作战更难有效抵抗日军的攻势了。 30.8反攻缅甸计划，盟国打击中国的阴谋 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滇缅作战失败的恶梦，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中国为了“如何”与“何时”反攻缅甸，与英美盟国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桌上的折冲战，中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盟国的暗算；蒋介石与史迪威更是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战区一次接一次的危机，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调解争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资作为诱饵与武器，引发了暗潮汹涌的中国内部权力斗争，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的战局。基本上，蒋介石认为，缅甸作战只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一个环节，因此反攻缅甸的重要性是在于打通滇缅路，这将是美国大量军援中国的唯一通路，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作战的生命线所在5。此外，任何中国派军往缅甸作战的前题，绝对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国战区的安危，因为中国战区是决定亚（5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洲反轴心国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点罗斯福与丘吉尔其实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表面上，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无力在亚洲大陆主动的反攻日军，而让一般的评估都贬低了中国在这场历史大战的战略关键价值。设想假如中国放弃与日本的对抗，而让日军能够抽调出将近百万军队，执行日军的战略作战计划，那么英国根本休想守住印度与中东，美国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军的抵抗。所以蒋介石认为，反攻缅甸必须要盟国全力参与，并且要海陆两面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以击溃日本在此地区的部队，开放东印度洋的航线，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国的命脉。中国一旦得到足够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击败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国作战力量。但斯大林、邱吉尔与马歇尔最惧怕的“恶梦”，就是中国得到援助而军力壮大。他们需要中国在牵制日军作战的同时，耗竭一切国力，却绝对要防止中国壮大的军力参与对日反攻。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缅甸的作战当成事关他“个人荣辱”的战争了。史迪威要求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他在缅甸进行反攻日军的作战，至于是否会因为大量抽调中国战区的兵力，而造成中国战区本身的危机，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如华军在中国被日本击溃、中国战区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国也就不必担心反攻缅甸与打通滇缅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英国而言，反攻缅甸的战略安排，最多只限于在缅北的局部作战，其作用是在于牵制日军的侧背，阻止其顺利地向西进攻印度，邱吉尔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欧战取得决定性战胜之前，派兵光复亚洲战场的失地（光复亚洲战场失地，那自然是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当然更不愿意打通援助中国的生命线，而让她得到足够的援助，这样华军就能够在亚洲战场上纵横驰骋，中国在战后自然拥有真正强国的地位，到时候，英国就很难找到漂亮的借口来继续控制香港，连要保有其它亚洲的殖民地也必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休养完毕，毫无愧色地回到重庆，这时华军退到印度的两个师，已经成为史迪威“个人”掌控的部队。史氏向蒋介石提出他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划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6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二年年底，出动陆海空三军，反攻缅甸。中国由云南出动二十个师，向缅甸北部出击；英国出动三师部队，美国出动一个师部队，配合中国两个驻印师由印度向缅甸西部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再南下进攻仰光。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观的西南太平洋总反攻计划，规划中美英三国，各自出动陆海空大军，分成五路，分别进攻缅甸、越南与新几内亚，然后击毁日本在菲律宾与台湾的海军。在华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装华军进行全面反攻。史迪威这两个近乎天马行空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根本不符合当时战场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军仍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最后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还在未知之数。美军部队还在征召训练之中，全部力量赶赴欧洲应战与防守太平洋都还不足。英军更是自身难保，印度的独立运动又风起云涌，英军那里有力量出兵作战。而中国的军队亦缺乏优势火力的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化的训练，所以要想从中国战区出动大兵团作战，实在也有困难。因此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的评语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美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应该而且做得到的，是对中国战区提供作战飞机，以及空运兵工生产器材、军火原料与汽油，以维持中国战区的作战自卫能力。但是史迪威显然是把自己的缅甸之战，当成唯一与优先的战略布局，要设法把盟国所有的作战力量，都优先拿到缅甸来，让他能在缅甸击败日军。但这样的构想，哪里能够得到盟国真正的支持？果然史迪威的计划拿到英国驻印度司令官魏菲尔那里，立刻就遭到被拒绝的命运。英国提出自己的缅甸作战方案，是由中英两国的军队，进攻缅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后沿着更的皖江（chindwinriver）南下，逐步收复缅甸，英国的这个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其目的只在缅北形成战略牵制，以防止日军发动进攻印度，而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而已。不过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压力下（史迪威是马歇尔用来压制中国战区的红人），英国最后与史迪威达成一个折衷协议，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军出动七个师由西面进攻缅甸，中国出动大军由云南进攻腊戍与曼德勒，另外中国驻印军则由缅北加入作战，最后盟国的大军会师仰光。史迪威将这个计划，回报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准备配合。 蒋介石对于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一直给与优先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国作战力量复苏的唯一机会。但是蒋介石却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盟国必须要在缅甸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以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溃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认为，假如盟国不能出动海空军，切断东印度洋的日军补给线、掌握缅甸战场的制空权，那么中国与盟国的陆军部队，绝对没有能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之中，击败顽强的日军，只会徒然对中国有限的作战能力，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由于史迪威无法取得英国出动海空军在缅甸作战的保证，但是英国反过来叫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攻缅甸北部，以牵制日军对印度的威胁。这时史迪威急于复仇，因此任何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行动，他都热心支持。而此时日军已经加强在缅甸的军力，设立了缅甸方面军，军力扩充为三个军。日军特别在缅北与云南西南部，地形复杂的地带，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与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长期驻守，以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并威胁与扰乱驼峰航线的运补能力。 30.9邱吉尔决心出卖中国 由于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缅甸计划，有着极大的分歧，因此蒋介石直接要求罗斯福出面统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7。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决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奇.书.网--整.理.提.供)，与丘吉尔在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加（简称卡港）会面时，再制定盟国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会中美国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首长金恩（ernestj.king）上将指出，美国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与亚洲战区所需的军力，尤其必须挪出更多的资源给蒋介石的中国部队，以防止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反攻缅甸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加强提供中国援助物资输送路线的保障，事关中国战区作战能力之维系，中国获得足够与必要的支持，华军才能牵制与打击日军，这样盟国才可以从容的在欧洲进行对德作战因此英、美必须确定投入反攻缅甸作战，更要提供海空军的强力支持。 第93章 狡猾的丘吉尔对这个看法并无反对的表示，同意英国会考虑提供海军攻击东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不过，盟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延伸盟军在北非的战果，把握德国非洲兵团败北的战况，乘胜追击，所以目前的优先战略是继续（7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在地中海区作战，等地中海航线的安全确保之后，英军就可以方便经由苏伊士运河调兵进入印度洋作战。邱吉尔及英军高层代表当然不断提醒美国，不要忘了盟国对“欧洲第一”（“europefirst“）的共识。于是，反攻缅甸的日期调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缅甸的雨季之后）。卡港会议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就讨论与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议案，反攻缅甸计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邱吉尔与马歇尔阴谋忽略中国战区的心态了[8]。卡港会议所决定盟国反攻缅甸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对付中国的战略。因为这纯粹是纸上谈兵，而无实际帮助的烟幕弹而已，目的在欺瞒罗斯福的判断，以及吊住中国战区的希望而已。因为整个反攻战略决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国担任，中国却连参加开会的代表都没有。同时当时中国急需的，是盟国实质作战资源的援助，特别是空军飞机与作战物资的运送，但是在盟国的援助的优先顺序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后考虑，这个安排不变，中国就没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战能力与士气，只靠盟国会全力反攻缅甸的空头支票，来继续苦撑下去。卡港会议之后，美国的陆军航空队司令（chiefofarmyairforce）安诺德（henryarnold）与魏德迈（albertwedemeyer），特别前往重庆，报告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在路经印度之时，与魏菲尔、史迪威先见面，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大纲，大家会商决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国对缅甸采三面夹攻，华军主力由云南攻腊戍，英军由印度进入缅北，中国驻印军由雷多出兵；盟军则提供空军支持，海军攻占安德曼岛后，封锁东印度洋，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军登陆仰光。反攻缅甸完成之后，大量的盟国援助与军事装备就可到达中国，华军就可以主动反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历史，势将完全改写。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诺德向蒋介石报告这种最新的反攻缅甸计划。蒋介石当然对反攻的时间感到失望，中国还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时蒋介石已经发现，假如要叫中国的部队担任反攻的主力，美国就要能够设法提供更多的战机，以支持中国部队的作战，防止日军在中国战区的牵制攻击，同时驼峰空运吨位应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供应中国陆军组成远征所需的装[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备。但是负责驼峰空运的美军驻印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塞尔[9]（ytonbissell）却表示，假如每月空运五千吨的物资，就需要机场二十五处，以及三百架运输机，因此除非大量兴建机场与增加飞机数量，美国无法提高驼峰运送的吨位。（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谎言，因为在陈纳德接手之后，仅以十五处的机场，一百二十架的飞机，每个月就可以运输一万吨的物资。）中国当然对于卡港会议的结论，仍有很深的期望，专程派出宋子文、何应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与美英的军事将领，包括安诺德、史迪威与英方的魏菲尔、狄尔（johndill）等人，进行作战计划的细节磋商，以便得到更为清楚与具体的作战计划。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中，中美英的军事将领，对于如何以水路合击的方式，全面反攻缅甸，以为中国战区打开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战计划的共识。所以一时之间，全面反攻缅甸以打开援助中国的战争规划，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中国开始抽调部队，准备进行这场重要的决战。 但这原来是英美将领的缓兵之计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抚中国，使她继续坚定的抗日，以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美英的压力。英美的军事领袖，随后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改为依照英国原来的方案：只以陆军作战为主，反攻地区限于缅甸北部，目的只在牵制日军进攻印度的战略侧翼。这种作战目标的变化，当然令蒋介石觉得中国遭到出卖，何况美国所答应的空运援助，数量上一再地被缩减，中国方面作战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的在中国战区经常发生水火不兼容的重大争议，让罗斯福觉得，有必要召见他们当面谈清楚问题的真相，及顺便要他们参加英、美军事领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举行的“三叉会议”（tridentconference），会中准备对于进攻缅甸的军事方案，进行全面的检讨。 30.10史迪威的窝里反 由于蒋介石已经感到事态不妙，因此先后特别派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游说，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参加美国的参谋首长会议（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为中国反攻缅甸的立场（9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辩解。宋子文表示，中国抗日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阶段，目前急需盟国有力的支持，中国所需的五百架战机与每月五千吨的空运物资，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国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架战机，每月的作战物资高达四百万吨，中国的要求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而反攻缅甸，事关中国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脉，而由中国担负更多对日的作战责任。反攻缅甸是盟国在卡港以及加尔各答会议的具体结论，盟国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失信。 但是在三叉会议之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开始公开唱反调，猛烈的批评蒋介石指挥的中国部队“毫无作战意愿”，因此扩大援助中国并无必要；蒋介石只会把援助加以囤积，作为打中国内战的本钱。有这样一个窝里反，专门提供相反情报与立场的战区参谋长，当然是令与会人员“大开眼界”，于是支持中国者的立场，也就更为分歧。英国代表是大叹苦水，表示英国缺乏两栖登陆舰艇，在缅甸作战的当地部队又未必肯用心参战，何况全力先击败德国是盟国的优先共识，因此很难将作战资源分配给反攻缅甸的作战，目前英国的立场是，不是不反攻缅甸，而是减缩反攻的范围。 这时史迪威又提出一个表面上有助于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要在印度、缅甸北部无人地带的崇山峻岭，修筑一条雷多公路，连接云南与印度的雷多，这样盟军可以利用这条公路援助中国，不必要英国出兵从印度洋攻克仰光。这个说法乍听下觉得不错，事实上却完全低估了当地高山纵谷几乎无法通行的复杂地形，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不但缺少运输的车队与汽油，而就算是能够排除万难成功修成这条路，其最大的运输量，也不过只能每月五千吨而已，而要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结果史迪威把美国援助中国极其有限的资金，拿去修筑一条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误了发展空运与援助中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争论，罗斯福最为关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尔的意见减缩缅甸作战的规模，那么盟国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后，美国才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他不知道这样迟迟让中国得不到援助，中国是否能够撑得下去。所以罗斯福主动决定，先设法增加驼峰的空运，达到每月一万吨，以及提供中国战区所需的五百战机，希望能够让中国战区能够维持下去，至于全面反攻缅甸，罗斯福仍然保留实施的意图。当然罗斯福的决定，到了马歇尔的手中，又以执行困难的理由，七折八扣地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强达到罗斯福指令的要求。中国的战力，几乎已经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在当时有哪一个战区能够靠每月才几千吨的物资支撑下去的？）三叉会议在邱吉尔与史迪威的里应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国最后无法达成全面反攻缅甸的战略协议，所以卡港会议中关于反攻缅甸的结论，就等于作废了。中国只争取到美国增加空运吨位与空军战机的数量（都只是维持中国作战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虽然罗斯福原先的亚洲战略构想，一直是希望设法大量武装华军，由中国进行反击日军、最后切断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部署。所以罗斯福考虑动员美军进入印度洋，以攻占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但是这时退到澳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急着要为其菲律宾作战的惨败复仇，因此强力要求参谋首长会议，优先将美军调往南太平洋，以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因此对于美军准备进驻印度洋的缅甸作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盟国迟迟不能决定打通滇缅路的这种局势，对于战力即将枯竭的中国战区极其不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开罗会议中，为优先反攻缅甸的战略，进行全力的争取。 第94章 虽然丘吉尔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挠，但是蒋介石仍然成功的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盟国开罗会议的正式结论是，决定采用中国建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很快地又在接下来的德黑兰会议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将罗斯福说服，放弃了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计划，改由苏联答应出兵攻击日军当然军火、装备是美援供应）。中国终于在丘吉尔的运作、马歇尔与史迪威的联手、斯大林求之不得的情况之下，被盟国出卖了，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换成了苏联对中国百姓与领土最为粗暴地蹂躏与侵略。而无论是斯大林、邱吉尔、马歇尔或史迪威，不论通俗历史怎么为他们掩饰或狡辩，在最后都无法涂改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任何人，只要心中还有良知与正义，不论其种族、国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无法否认他们对中国不义的阴谋与残忍的手段，在程度上远超过猛兽与洪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由于盟国准备在欧洲发动全面攻击，英国无法调派海空军到印度洋作战，因此建议将开罗会议所决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延后。这个事后“毁约”的通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战略打击，中国被迫在极少量作战资源的支持下，（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苦撑到底。此时蒋介石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出尔反尔的决定。由于日军此时已开始在中国战区大量集结部队，蒋介石预测到日军很可能会大举发动新的攻势，中国的战局必定会更为吃紧，因此他把在云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国远征军，当成未来这场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预备队。 30.11致命错误的反攻作战 不料此时，突然发生一个离奇的“阴谋”，造成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出现几乎全面决裂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已经面临甘地（gandhi）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的挑战。所以英国在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mountbatten）特别担心，如果日军对印度发动攻势，由于英国的主力部队都在欧洲战场，根本不可能同时掌控印度与抵抗日军的进攻，那么英国必然在印度遭到惨败的命运。 但蒙巴顿知道史迪威的“复仇心切”，如今盟国中止了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必定受挫极深，因此蒙马顿想利用史迪威来指挥华军，在缅北发动攻击，以发挥牵制作用，减轻日军进攻印度的压力。虽然这个调动中国军力的方案，不但会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安危，更没有得到盟国战略会议的批准，但是蒙巴顿与史迪威决定，自己独断实施作战，再拉中国下水（几乎和关东军九一八当年的行动一个样，自己先干，再拖统帅部追认）。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官，直接指挥在印度接受训练与美国装备的华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布防，以掩护修筑雷多公路。这时蒙巴顿要求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配合，在缅甸北部径自发动攻势。事实上，蒙巴顿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呈交盟国统帅部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复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应蒙巴顿的要求，同时回报马歇尔。要求马歇尔设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中国抽调在云南集结的远征军，也进入缅甸作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支得到盟国（美国）援助的远征军，原本是从中国各个战区之中，抽调精锐所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认为，除非盟国齐心协力发动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他是不能冒险动用这支部队的。因为蒋介石能够堵住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攻势，就全靠这支王牌部队了。既然罗斯福建议中国，延缓进攻缅甸，蒋介石也就放心让这支部队保持战略机动。所以当史迪威转来蒙巴顿要局部反攻缅北部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当然加以否决！但是此事件却突然遭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介入（当然是马歇尔、史迪威的功劳），坚持要蒋介石调派中国的远征军，执行蒙巴顿自己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的急电与马歇尔的催促，把蒋介石打入五里雾中，因为蒙巴顿的缅北局部作战方案，根本没有得到盟军的批准，怎么会变成中国必须派出大军支持的战略规划呢[11]？当然蒋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缅甸，但他知道，中国战区的状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后挣扎之阶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个中国的远征军，是蒋在中国战区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战略预备队。蒋介石已预期日军在中国战区，将会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对华作战的僵局，所以蒋介石不愿将这支可以决定中国战区胜败安危的战略预备队，投在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缅北作战上。假如盟国要海陆联手全面反攻缅甸，中国为了打通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与基于盟国责任，当然愿意冒险搏命一试；但是假如盟国只是为了减少印度承受日军“可能”攻击的压力，就要中国不顾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战，实在是逾越常理。当时中国处在日军即将发动决战攻势的压力之下，当然就无法答应出兵。 最奇怪的是，罗斯福与马歇尔竟然亲自将这个蒙巴顿擅自作主的作战计划，当成盟国已经达成共识的联合战略行动来处理，美国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叫中国必须立刻动用远征军参战，完全不理会蒋介石的申辩。罗斯福每天看着缅甸的作战地图，听幕僚愤怒的批评蒋介石拿了美援、却“拥兵不战”。罗斯福已经分不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认为既然蒋介石曾经如此热衷的争取反攻缅甸，如今为何又不愿支持英军的计划[12]？此时史迪威与马歇尔更不断的丑化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拿了美国的装备”，竟然不愿出力在缅北与日军作战，显然是另有图谋！所以罗斯福、马歇尔与史迪威，对蒋介石轮番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出兵。罗斯福似乎忘记了华军主要的（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12] 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作战目标，是在中国战区，而不是缅甸战区。也忘记了中国战区正在面临与日军摊牌的最后决战。美国到后来竟然采取威胁中断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蒋介石屈服。 日军为了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事，大本营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亚洲大陆发动最后决战的攻势：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与在缅甸发动对印度的攻击（目的是彻底捣毁在印度的援华运输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上将）出动三个师团，在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挥下发动了进攻印度战略要地英发而（imphal）的攻势，蒙巴顿当然是手忙脚乱的调军应战，同时毫不客气地就把美国援助中国的装备，就地扣留使用，并且更急着要求中国军队出战，以牵制日军。英发尔之战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血战，也是在亚洲大陆动用盟国最多支持的一场作战。日军仅以三个师团攻击（兵力比在中国战区的一场会战是用五到七个师团，少得太多），就让英军几乎崩溃。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区的集结，不敢将远征军轻易调出，因此提议空运更多的中国部队到印度，协助英军防卫日军的攻击。中国驻印军，从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即是新一军（孙立人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其实只要这支华军部队参与协助英国防守英发尔，盟军是可以有击败日军的余力的。中国军队由云南出击，沿途地形险阻、天然障碍太多、距离又远，在作战上实在是缓不济急的。 30.12得不偿失的胜利 在缅北的原始森林与崇山峻岭作战，实在是一个特别的困难的冒险，“人与天争”甚至比“人与人争”还要可怕。日军在地形与自然环境极其复杂的胡康河谷据险布防，这个地区原是有名的“死亡地带”，大军的运动极其困难。所以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在这个地区作战，纯粹是一场放着当务之急不干（迎击日在中国本土的攻势），而在原始的野人山消耗战力的运动。中国驻印军都是从华军之中挑选过的精锐，又得到美国的装备，因此作战能力极强，但是放在胡康河谷的蛮荒地区作战，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浪（13如果丢掉了中国战区，盟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美军至少要加好几倍的军力才有可能反攻，盟军有没有控制缅甸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问题了。）费。可是史迪威却急于复仇[14]，竟然全力在这个地区督战，单论其个人的勇气与毅力，固然值得钦佩，但整个中国战区正面临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日军正开始对中国发动决定胜负的一号作战计划，中国战区却将最为优秀的部队，放在最为艰苦的地区，进行不必要的耗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国驻印军一方面开始在胡康河谷，沿途排除地形与环境的困难，与据险作战的日军进行艰困的正面遭遇战，另一方面为新建的雷多公路清除军事障碍。 第95章 虽然中国驻印军在胡康河谷一直保持进展，但是速度非常迟缓，特别是热带的雨季，使得军队的运动与作战，在原本就复杂艰险的山地丛林中变得难上加难，大自然的力量对造成了军队无法想象的负担。中国的精锐部队，就这样被强迫进行无谓的浪费，而留下员额、装备均不足的华军，在中国战区遭到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全面攻击。虽然中国驻印军已经投入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但是马歇尔仍然不肯放松对中国的压力。在罗斯福五度施压与马歇尔三次威胁之下，最后马歇尔由“自己”给蒋介石最后通牒，假如中国再不出兵缅甸，美国将中止对中国的援助。在这种压力之下，蒋介石最后只有被迫同意，将美援改装的六个中国军，组成第十一与二十集团军，由卫立煌指挥，在一九四四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渡过怒江，从东北部攻入缅甸，进攻缅甸北部的日军据点，以期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此时正是日军在中国战区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对河南进行全面攻势的时刻，但华军的战略预备队，不能优先防卫自己的国家，却必须参加蒙巴顿与史迪威的“私人”作战，在无法迅速取得胜利的次要战场上打一场无关大局的恶仗。结果当然是史迪威所指挥的缅北战场一再传出捷报，但是中国的主战场，却一再出现全面崩溃的战况。这样史迪威成为对日作战的“胜利英雄”，蒋介石成为失利的败军之将。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史迪威“亲自”组织一支丛林远征突击队，在胡康河谷人迹罕见的热带丛林中，长途跋涉了四百公里，五月十六日，突然出现在缅北重镇密支那的外围，一举攻占了密支那机场，当然这个突击作战的成功，又造成史迪威个人的英雄传奇故事的另一章。 但是，占领密支那机场的史迪威英雄突击部队，接下来不但无法真正攻（14其实难道中国军队就不想报仇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乃关系千百万生灵安危，以及正义自由对抗强权暴力的殊死拼斗，岂有置个人的特殊境遇需要于全盘计划之上的道理？15难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个“最优秀的四星上将步兵营营长”（“thebestgoddamander“），虽然有些刻薄，不过倒很传神。）克密支那市区，反而受到日军四面的包围；盟国为了支持史迪威这个传奇英雄，造成盟军在缅甸地区整个作战规划的全盘大乱，迫使蒙巴顿必须抽调与动员一切的军力与后勤（包括属于援助中国战区的后勤资源），以防史迪威成功突击密支那机场的“梦幻队伍”突然变成恶梦里的一群落汤鸡。在密支那外围的盟国部队虽拥有几倍于日本守军的优势兵力与火力，却由于史迪威差劲的指挥能力，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当然这里必须承认，日本的三十三军（本多政材）与五十六师团（松山佑三），无论是指挥官在内线作战上的优异指挥能力，以及日本守军血战至死都不轻易退却的精神，更让史迪威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 而为了攻克密支那这个据点，史迪威总共耗尽四万吨的军援物资（足够中国战区四个月的使用数量），先后撤换了四名不同国籍的战场指挥官，前后鏖战接近三个月，仍然无法攻下密支那。最后还是等到中国军队打通胡康河谷之后，在密支那会师，才在八月三日，由中国部队负责，攻克了密支那市，日军五十六师团旗下的五六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自杀。史迪威当然成为打败日军的传奇英雄。其实整个缅甸乃至中国的战局，都因为密支那突击战所惹出来的问题，而产生了极严重与不利的影响，而最后还是要靠中国军队才攻下了密支那。 这时候，正是中国战区的衡阳会战进行到最后的关键时刻，但是蒋介石手边已经调不出任何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生力军去解衡阳之围，同时史迪威也将美国对中国的一点点补给，全数浪费在缅甸战场。因此日军终于攻克衡阳。中国战区在衡阳会战失败之后，整个战力与士气受到最惨重的打击，中国抗日的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时在怒江河谷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共有六个军，由卫立煌指挥，分成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与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远征军发挥了优势装备与训练的作战能力，沿着怒江河谷，交叉掩护，逐一攻克日军所控制的险峻据点。但是由于当地地形的特别困难，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密林与无法穿越的河谷，因此任何军队都无法在这个地区，得到迅速与重大的战果。当然日本的守军（第二、十八、与五六等三个师团），深知在这个地区的防守作战，事关控制中国对外通路的关键所在，日军上下可以说是发挥最高的决死抵抗之决心，不战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停止反抗。所以中国军队两个装备最为充足的集团军，在怒江河谷战场虽然发挥极其优异的攻势作战能力，但是仍然受制于地形与日军战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必须不断的消耗人力与时间，逐一歼灭顽敌，结果中国的远征军足足花了八个月的时间，一直打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才终于的打通怒江河谷，与驻印的中国部队，于一月二十七日，在芒友会师。同时雷多公路（蒋介石将它定名为“史迪威公路”）也完成了接通的工程。这时日军在缅甸的战力，才趋于瓦解，但是中国战区，却因为不当的军力抽调与美援的不足，而遭到日军全面地蹂躏。 虽然说中国部队缅北作战，攻克日军的阵地，是有助于空运的加强与陆运的联系，但是若是与中国战区的全面惨败相比，实在是一个完全得不偿失的选择，特别是所谓打通史迪威公路，根本就是一个成本与效益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作战，从雷多到云南的史迪威公路，花费了一亿四千万美元，与四万三千中国民工修建，但是这一段公路，经过了人类不适生存的蛮荒地区，地形之险峻复杂，以及气候、环境对于正常运输的影响，困难简直是难以想象，其维护费用之高昂，更是使得公路根本无法发挥运输的功能。车队单程行驶的时间是十二天，运输数量实在是非常有限。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即使在正常状况下，平均每月的公路运输量只有五千吨而已；在雨季时间，整条公路则近乎完全停摆。但是同时间的空运每月已经高达五万吨，所以这条公路的宣传效益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假如建筑费用可以用来增购飞机与空运设备，盟国早就可以解决援助中国战力不足的重大问题了。第二次滇缅作战，可以说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消耗与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是中国战区遭到出卖的策略。盟国先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一再的失信于中国，其实根本的用心就是不肯派兵协助中国，进行全面反攻缅甸之战、打通援助中国的公路。盟国虽然有兵力分配上的困难，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不允许中国提早打开通路而拿到足够的援助，否则中国会建立强大的战力，英国就没有机会恢复其殖民大国的“伟大计划”了。盟国的军政领袖，竟然在中国战区面临最为危机的时刻，还要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不顾中国战区根本的安危，全力投入缅北的原始丛林之战，实在是对中国人最残忍的压迫手段，好象在亚洲大陆的作战，只有白种人参战的缅甸，才是值得支持的战场，至于是否会牵动中国战区的安危，根本不在盟国考虑的范围之内。 马歇尔一直拿这一点还没送出手的盟国援助作为恐吓的工具，一再威胁中国必须出兵缅甸，中国战区兵力被抽一空，最后面临近乎全面崩溃的危机。当然整个中国，北起河南，南到贵州，全面遭到日军地蹂躏，河山残破，人民九死流离，中国人的血泪染红了悲痛的神州大地。中国在战场上的失利，也导致元气尽失的中国在雅尔达密约中，遭到英、苏、美联手的出卖，而这些历史的悲剧，全只为了满足史迪威在缅甸原始森林的一点小小的胜利。这就是滇缅之战对于整个中国在抗日战争后期，遭到日军空前之蹂躏与挫败，以及受到盟国联手出卖的真正“贡献”。打通滇缅的国际通路，固然是事关中国能够得到抗日战争资源的生死大事，但是基本上，假如苏联这个盟国能够对中国“网开一面”，在一九四三年允许中国的西北通路运作，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同了，事实上，当时苏联早已无对日本安全与战略的顾虑，更应负起盟国的基本责任，苏联无需自己援助中国，只需要允许美援路过苏联而已，这种苏联断绝援助中国通路，欲陷中国于死地的立场与做法，还配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吗？假如西北通路能够正常运作，中国与盟国根本就不会发生由滇缅作战引发的众多问题与危机，中国早就能够获得援助、武装而壮大。只要中国军队得到足够的援助，就可以在中国战场之中，扮演主动反攻日军的角色，及早收复华南沿海，迫使日军遭到更重大损失。这样也许美国根本无需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更不要雇佣苏联当“佣兵”来劫掠亚洲，就可以结束亚洲的战事了。一个有实力与军力的中国，更不会被迫放弃外蒙古的领土，甚至可以对琉球等战略要地，作出更为有利的历史选择。中国必然早五十年，就已成为被世界尊重的大国，她也会给与亚洲各新兴国家适当的帮助，不但华夏儿女无需遭到如此众多的苦难，亚洲与人类的二十世纪历史，也势将全面地改写。（16请参看第三十三章开罗会议中有关中国对战后亚洲民族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的贡献。 第96章 附注： [1]特别是缅甸曾经长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军力在缅甸出现，可能更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 [2]事实上，在盟国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调动与作战资源分配，从来就没对有中国战区的安危作优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准。这个极其偏颇的情况，一直到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矫正过来。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军领袖只为自己一时利益设想，完全不顾盟友死活的心态（不仅中国受害至深，美国也屡次被英国牵着走而无法作最有效的战略决策）。 [3]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 [4]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己前途的赌博行为。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 [5]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 [6]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 [7]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 [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 [9]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 [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 [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 [12]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 [13]如果丢掉了中国战区，盟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美军至少要加好几倍的军力才有可能反攻，盟军有没有控制缅甸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问题了。 [14]其实难道中国军队就不想报仇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乃关系千百万生灵安危，以及正义自由对抗强权暴力的殊死拼斗，岂有置个人的特殊境遇需要于全盘计划之上的道理？ [15]难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个“最优秀的四星上将步兵营营长”（“thebestgoddamander“），虽然有些刻薄，不过倒很传神。 [16]请参看第三十三章开罗会议中有关中国对战后亚洲民族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的贡献。 第三十一章、中国战区与史迪威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的光荣胜利，最后会演变成为一个悲剧，“史迪威事件”具有历史性的关键影响。日皇裕仁实在应该颁发一枚“大和”奖章给史迪威，表彰他在中国战区进行的全面分化，使得日军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展现锐不可当的攻势。而没有能够及时撤换史迪威，更是成为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个最为严重的错误决定。 在同盟国与中国并肩抗日的战争历史中，也许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中国战区，并由美军的史迪威（josephstilwell）将军出任第一任战区参谋长。基本上，中国战区一直无法参与盟国决定战略的重要会议，也被拒在制定后勤分配优先顺序的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assignmentsboard）之门外；更加上史迪威与蒋介石完全的对立与冲突，不但在中国战区内部形成严重的将帅失和、引爆中国内部派系的斗争，甚至使得中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全面交恶的困境。 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作战需要，在盟国欧洲优先的决策之下（受英国强烈的影响），总是被排在最后，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连答应给中国的援助，还都要被七折八扣的减量供应；中国虽然得到的帮助最少，但是他的军民却以最大牺牲，使得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赢同时还要应付来自盟国“歧视性意见”的重大压力、各种挑拨离间的分化手法，闹得战区的内斗愈趋激烈，中国反而失去了原来一致团结抗日的决心与共识，因此战力大受影响。特别是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gorgemarshall）与史迪威故意安排之下，制造出“中国战区麻烦最多，贡献最少”的刻板与错误的印象。最后，这个“麻烦多、贡献少”的中国，也就成为被盟国联手牺牲与出卖的对象，造成中国至今还要为这个历史的扭曲付上代价。为了要隐瞒与掩盖盟国出卖中国的劣迹恶行，在今天世界“主流认知”与一般先入为主的通俗历史观里，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贡献，仍被有意的扭曲与淡化。 而这个历史悲剧的核心，都与史迪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在史迪威的背后，藏着斯大林、马歇尔、丘吉尔，与他们想支配历史局势的大谋略。但是假如当时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不是史迪威，而是陈纳德或魏德迈，那么中日战争的历史绝对会出现极大的改观，中国在战后也绝对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历史伤害。 31.1日军在太平洋横扫美、英、荷的部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基地，美国于是对日宣战，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凝成一个世界性的盟国结构。 对于中国而言，这才正式结束了对日本长达四年半的孤军奋战。等待国际社会伸出的援手，原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所期待之决定性时刻的来临。 但是谁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全球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盟国阵营，仍然不能摆脱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本色，不但在所谓并肩作战的期间，强权玩尽各种牺牲中国，成全自己的手法，对于战后的国际发展，更是完全基于强权的私利的盘算，盟国甚至决定出卖在整个战争中，付出最大、获得支持最少的中国。 在日本刚开始攻掠英、美、荷、法等国在东南亚与西太平洋的殖民地与军事基地时，这些国家全无招架之力，以至于接连惨败。日本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攻克了东南亚与西太平洋所有的战略目标，造成西方盟国内部的震动。 这时西方盟国才深刻了解到，日军作战的能力果然是非同凡响。而国力落后的中国，竟然能够独立抗日四年半的表现，实在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当时盟国最为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国真因为国力完全的耗竭，而停止对日本作战，那么整个亚太战区就会完全改观。德、日两轴心国一旦在中东会师成功，控制了丰富的能源与天然资源，盟国所面临的战争危机将是不敢想象的。 一九四二年年中，日军在攻占南洋与西太平洋的目标之后，想要进一步为轴心国取得全面的胜利，所以日军大本营拟定了规模更大的战略，企图将日军兵分三路：一路向东突进，准备攻占中途岛、进窥夏威夷，将美军的力量阻在东太平洋；另一路准备朝向东南，攻占澳洲，以稳固日军对东南亚战略资源地区的控制；第三路则是向西方攻入缅甸，策动印度来反抗英国，这样同时可以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国际通路，迫使中国屈服或是求和，然后日军就可以深入中东石油产地与德国会师。 可是日本若要执行这大战略，最大的问题就是所需要的兵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国力与军力所能负担的极限。因为在一九四二年，日军的陆军兵力，已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七个师团，扩增到五十八个师团，兵力虽然扩张了三倍以上，但是日本仍然连最初的”中国事变“都无法解决。一半以上的日军都陷在中国战场之中，这便是日军无法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其全面战略的主要原因。 由于中国不计牺牲的抗日到底，使得日军无法结束中国事变，造成了日本作战资源逐渐面临枯竭（主要是石油与铁），因而促使日本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原来是日本一个高战略风险的选择，如今日军既然在西太平洋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日本应该能够利用盟国无力集结反攻的空档，全力解决中国问题，而不再盲目地扩大战线，以致超过日本国力的负担。 第97章 但是当时日本的上下已经被轻易而得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所膨胀了；事实上，日本军部已经发现，打中国所耗费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击败西方国家所需的总和。 于是日本政府在民气可用的狂热之中，采用了好高骛远的战略计划，好容易取得民意狂热的支持，因此日本继续延伸南方的战线，而逐渐超过了其国力能负担的限度。 31.2西方为挽救亚洲战局而成立中国战区 日本一直希望能够设法结束中国事变，以便抽出三十个师团（总兵力八十万）以上的部队，来执行轴心国的全面制胜战略，但这正是西方盟国所不敢想象的恶梦。因此支持中国继续抗战，是盟国唯一能够阻止日军席卷攻势的王牌。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刻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致电蒋介石，在重庆立刻召开盟国的亚洲大陆战略会议，设法拟定共同作战的计划。 虽然当时盟国在东亚的战局，已经出现一面倒的惨败，自顾不暇，并无法提出任何有效的合作与反击的战略，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已经证明中国在亚洲反法西斯战略中的关键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国的罗斯福建议，盟国应成立联合作战的战区，以统筹盟国作战的力量与策略，但是斯大林非常技巧的婉拒，因为苏联只要西方国家的援助，但是不要西方盟国的干预。而蒋介石则是非常坦荡地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中国战区，下辖中国、与中南半岛及泰国的对日作战，蒋介石并建议由美国派遣将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以便利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但是蒋介石万万也没有想到，马歇尔巧妙利用这个参谋长的人选，执行他一心打击、压制中国的策略，从此中国战区的人事安排与战略拟定所造成的风风雨雨，竟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大危机的根源。一个充满明争暗斗，无法团结御敌的中国战区统帅部，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抗日的力量，更是让中国在最后关头，差点输掉抗日战争，与亡国的命运几乎是擦身而过。中国战区的问题，最终更成了中国被盟国出卖的直接原因之一。 31.3史迪威散播的中国战区无望论 纵观自从盟军成立中国战区之后的历史资料，中国战区所面对最为危险的敌人，并非是正面战线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也不是侧背战线的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而是美国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三年六个月艰苦作战中，马歇尔自始至终都是设法压制中国战区作战战力的头号大敌，而史迪威则是误导中国战区作战资源运作的最佳执行者2。 所有的史料都明显地指出，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马歇尔几乎从来没有把中国战区真实的情报与状况，告诉罗斯福总统。马歇尔一直引用史迪威的“第一手”报告，作为中国战区战略决策的情报依据。而史迪威的报告，多半是引述日军的战报、“东京玫瑰”的广播内容、苏联与共产国际组织的宣传，掺进史迪威个人主观的“辱华”成见，加以调整润色而做成（甚至经常与眼前的战况完全不符）。史迪威所有的报告，全是坚持蒋介石即不肯、又不敢作战的“政治文宣”，依照他的评估，中国战区随时都会崩溃；假如中国战区的存在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就是中国所剩的作战力量，都要帮英国守住印度，以及为史迪威完成反攻缅甸的任务。这种睁眼瞎说的报告是根本不能反映中国一直苦战待援的实情。 假如中国抗日历史的真相，真如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情报所说的，是进行“假战”，日本皇军既然能在中国战区，如入无人之地，能让蒋介石部队望风溃散，为什么日军不能迅速打垮蒋介石，而结束中国事变，以抽出八十万的日军，与盟国进行决战？日本小矶国昭内阁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与蒋介石接洽，一再提出各种“退让”的和谈条件，希望能够优先解决中国事变？ 原因就是日本无法在战场上，解决中国事变，因为中国纵使在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拼命抵抗日军。 所有史迪威提供给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战报，，只是一个内容格式，就是中国与日军没有打，“假如有”的话，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在打。更为离奇的是，当美国与国际的新闻记者前往重要的中、日会战地区，如宜昌、常德、长沙、衡阳，实地采访中日部队作战的情形，报道了华军不怕牺牲、拼到全城或整条战线成为废墟焦土的惨况，都影响不了史迪威与马歇尔在同一时候、对同一会战的报告内容（只能想象他们所描述的地方不在中国），他们报告的说法永远是一样的（除了日期不同外），“蒋介石的重庆部队没有对日作战”的文字继续被“填入空格”，就好象低年级小学生写填空的练习题一样的工整。 31.4盟国设法阴谋压制、打击中国的策略 因此“中国战区无望论”，以及“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抗日论”，就是马歇尔所有中国战区报告的基本内容，这些来自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经年累月的“第一手报告”，最终瓦解了罗斯福对于中国抗日的支持与信心。马歇尔更为厉害的一招，就是在执行对中国战区支持的政策上，尽量夸大困难、阻碍而设法打折，同时在时间上尽量拖延。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二年，亲自下令指示马歇尔，在中国的空军战机应该到达五百架，驼峰空运的吨位应该超过每月五千吨（当时美军一个师的消耗物资数量，就已经每月超过三万吨），但马歇尔设法以执行困难作为推托的理由，每件指令都设法拖延一年以上才执行，令中国战区根本无法依照计划的时间表进行作战的配合。 由于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身为国家元首，兼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因此不能直接受到盟军联合参谋团会议指挥，马歇尔就以这个“尊重”蒋介石作为口实，否决了中国战区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团的建议。（因为一般的盟国战区，理论上是要接受联合参谋团的节制与指挥的，既然蒋介石地位崇高，不受直接的指挥，那么中国战区就不能参与联合参谋团的会议。） 这样在表面上，蒋介石的地位好象高过其它的盟国战区司令官，事实上，中国战区就根本不能预闻盟国的战略决定，自己的作战角色的变化，也不能直接申述自己作战所需的后勤。许多需要中国参加的战略计划决定，都一改再改，而且多半是作成决定之后才知会中国战区。马歇尔自己更是经常使用威胁中断对中国援助的方式，对蒋介石下达“命令”般的最后通牒， 这就是马歇尔“尊重”蒋介石的方式。 马歇尔同样的不让中国代表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这样中国战区所有需要的装备与后勤需要，都不能直接申请与争取，有时军火分配委员会勉强把剩余的军火拨给中国，还不一定有运输工具。由于马歇尔坚定支持史迪威所有的“辱华”与“乱华”政策，让史氏全权掌控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作为控制中国战区的手段，并且介入中国权力斗争的分化工程。马歇尔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毫无理由地配合英国的立场，一再反复变化，已彻底打击中国战区的士气。最后马歇尔更坚持美国必须执行雅尔达密约（虽然连出卖中国以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的借口已经消失了），公然应允苏联侵略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战区上有马歇尔有计划地打击与出卖，内有史迪威的掺沙子、挖墙角，中国还能支撑得住日军的攻势，其中的艰难真是难以想象。虽然没有任何其它的证据，显示蒋介石与马歇尔有任何的个人恩怨，但我们可以就事论事，他的确大有不搞垮蒋介石，绝不甘心的“坚韧意志”。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马歇尔几乎没有一次放过蒋介石，最后虽然中国战区成功地通过抗日战争的考验，马氏还专程到中国负责“调停”国、共内战（交给别人做还是不放心），结果终于达成心愿，把蒋介石逼到台湾，当然最后也让美国付出参加韩战与越战的重大代价。 当时反法西斯阵营的结构，可以说存在着极其矛盾的分歧，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在盟国的四强中，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也是一个弱国，曾经也正是强权殖民主义欺凌与压迫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在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中，参战最久、牺牲最大，同时牵制了日本一半以上的军力，因此中国理所当然的成为反法西斯盟国的四强之一。虽说中国只求恢复自己国家应有的权益，并无任何对外侵略与扩张的野心，中国甚至还乐意帮助其它亚洲国家，追求合理的民族自决，但是中国的复兴，却会影响到苏、英、法等强权在亚洲利益的维持与发展，因此她就成为这些盟国必须打压与算计的对象。 美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自身经历过反殖民主义战争而获得独立与发展。无论是在十九世纪所提出的“门罗主义”，以保卫西半球国家的独立利益，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都有结束西方帝国主义支配全球利益的理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同样有着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当然美国的民族平等主张，仍然受制于文化与利益的结构，多少仍然以西方社会的观点出发，特别是美国的军政部门执行的官员，并未充分的了解与体认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之观点。 第98章 不过美国究竟是一个仅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对于长远的战略与政略，缺乏历史的远见，虽然它的本土并未遭到战火的攻击，但是它却是最急于结束战争的国家。美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提早结束大战，以减低美军的伤亡，无论是发展及使用核子武器，或是把中国当成“战利品”来引诱（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都是源于美国政府与人民对历史意识的缺乏。 当时的苏联，则是一方面打着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口号，对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一方面却推动大斯拉夫主义的扩展，以老大哥自居，压制与欺凌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与民族。苏联把侵略中国，当成推动全球革命的第一个前进战略要点，列宁之“经由北京、加尔各答，是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道路”的战略布局，促成了共产第三国际（itern）在中国的发展。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就已攻占了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府（比满洲国的成立，足足早了十一年）。为了引爆中日两国全面的冲突，以坐收渔利，俄国甚至出售其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与利益给日本，以让日本安心地侵略中国；又同时放出消息，表示苏联在必要时会与日本作战，来鼓舞中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 一九三八年中日战争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刻，苏联进一步派兵驻进新疆，实质控制了新疆的军政运作；一九四一年斯大林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甚至不准美国援华的物资，经苏进入中国。此后苏联就全面杯葛盟国与中国的各种合作。更不能忽略的，是苏联善运用其在全球渗透的外围组织力量，进行不实却迷惑人心的文宣，全力破坏中国对日作战的事实。这种高度组织化、灵活与泼辣的负面宣传，配合上马歇尔、史迪威的阴谋，终于使得美国决策阶层错误地认为，中国无力也无心抗日，美国若是要想提早击败日本，不能靠武装中国，而是要给斯大林利益，让苏联出兵参战。于是在雅尔达会议中，美、英两国秘密应允俄国正式控制外蒙古与进军中国东北的“权利”，作为斯大林“将”对日作战的条件。 英国虽然实力已经不如往昔，但仍企图在战后维持其殖民帝国的架构，尤其是它在亚洲的属地。英国多年来一直企图染指西藏（英军曾经在清光绪三十年短暂的占领西藏首府拉萨），以破解中国在亚洲拥有战略制高点的优势。不过，英国也担心假如中国获得大量的美援，得以在对日作战中，转守为攻，那么中国势必能在战后成为强国，中国不但会要求收回香港，也会影响到亚洲其它国家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因此英国希望中国能在大战中，耗竭掉所有的国力，最好还能爆发新的内战，所以丘吉尔一直设法离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利用它对美国的影响力，尽量的丑化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使得中国始终被排在盟国决策圈之外。丘吉尔甚至认为，假如英国无法防止苏联的扩展，那么不妨利用苏联扩张的压力，以加强英、美的关系。 就形势而言，可以看出中、美、英、苏四强的反法西斯盟国阵营内部，有着非常重大的矛盾与差异。在反轴心国战争的初期，由于盟国处在失败不利的局面，到还能同心协力，以最低限度勉强支持中国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当战局开始好转之后，盟国之间的明争暗斗，特别是分化与打击中国的招式，其做法之凶残，甚至胜于战场上敌人。苏联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新的赤色第408页帝国，因此要趁机占领整个东欧，以及控制中国，英国则是要维持大英帝国的残存结构。 31.5出力最多、获得最少支持的中国战区 虽然罗斯福主张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目的是要更肯定中国的贡献、给与他更多地支持，因为罗斯福一方面真正的了解与感谢中国过去五年中，单独抗日的成绩，一方面更是认为，假如美国要想击败日本，最快与牺牲最少的方法，就是充分武装中国，利用中国使它成为攻击日本的力量与基地。 但是多数的美国军方将领，却有着欧美本位的想法，认为战争优先顺序，一定要先欧后亚，这样欧美国家才能在战后，维持支配世界利益的传统霸权地位。这种想法特别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忠诚支持，他认为设置中国战区，不是要武装与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而是要方便美国直接插手掌控中国对日战争的策略。 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有意低估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他认为，中国的抗日作战只是整个战争的辅助而已；中国战区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消耗日军，而美国绝对不能也不必全面武装中国的军力。盟国要想真正打败日军，还是要出动美英苏的“白人国家”军队不可，否则一旦中国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那么美国就要面对虽然少了一个日本，却多了一个复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争取主导亚洲与太平洋发展之历史新格局。 所以马歇尔坚决主张，盟国对于中国战区的任何支持，都一定排在最后的顺位，就算有多余的作战资源，也是能够不给中国战区、就尽量不给，对中国的援助，只维持蒋介石还能牵制日军的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马歇尔甚至对于罗斯福总统援助中国战区的直接指示，都是尽量设法阳奉阴违，要不然就是拿出官僚系统“能拖就拖”的绝招，虚报执行上困难重重，最后最好能够不了了之。马歇尔与史迪威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最后要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拿到美国人的手中，否则就让中国战区保持不死不活的状态。 当然不能说马歇尔这种“应付”中国战区的态度，完全是出于个人偏见，他也有一些作战后勤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因为当时美国要想援助中国，必须经过一万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补给线，从印度的港口，以火车转运到印度东部，然后沿驼峰棱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这条运输线，经过半个地球与跨越几个历史时代的地区，因此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平均美国每供应中国一吨的物资，在运输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吨的物资。 这是作战历史上，后勤补给线最不经济的记录，因此马歇尔认为，这种方式将补给品来武装中国作战，实在划不来，不如将物资另作他用。同时马歇尔是一位传统的陆军将领，对于空权与空运的能力，所知有限，对于中国军队的多个世纪混合的作战方式，更是闻所未闻，所以总是认为中国军队内幕重重，不堪闻问。由于马歇尔认为空军只是作战与后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国军队无法以有限的空军支持与空运后勤，就能发挥战略上击败日军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在盟国没有完成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国的计划，都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做法。 31.6悲剧的诞生，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原先华府属意由一次世界大战的猛将段澜（hughdrum）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是段澜发现马歇尔的“敷衍”中国战区的政策，与自己希望大量援助与武装中国，并且在中国战区建立强大打击军力的政策不符，当然就不肯出任这个搞权谋多于战略规划的工作。这时马歇尔推荐自己的亲信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其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史迪威是一个意志与成见都极其强的“中国通”，他绝对不会改变的特点，是对于蒋介石的反感以及对中国人的轻蔑，这正是马歇尔的人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史迪威把蒋介石缠住，不让中国战区的实情传达到盟国的决策阶层，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最后”的战略方针，得到最佳情报的支持。 史迪威本身并无统兵作战的经历与能力，只在中国担任过长期的军事外交工作。他对于中国的内战与派系斗争，有着政客般的高度个人兴趣，他对于蒋介石能够击败群雄，取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有着极大的成见与负面的评价。当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国抗日“无望论”的西方军事专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权威的预测，中国早就该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国却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单独抵抗日军五年，因而让史迪威的中国军事权威专家之名誉扫地。此次他能够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有机会让蒋介石背腹受敌，并且运用影响力，扶植自己看好的军方将领如冯玉祥、李宗仁与白崇禧等人，希望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国当权。 原先史迪威在中国多年来，就与左倾的美国人物史诺（edgarsnow）等人相熟，对中国的赤化与左倾的势力，有着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身边的主要政治顾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戴维思（johndavies）与谢伟志（john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倾的政治狂热人物，积极企图协助中国全面赤化，他们与延安的八路军代表，有经常的接触，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战区的民情与政局的报告，全都采用延安观点，主要的目的，在于丑化、分化与弱化中国战区与国民政府的抗日事实，并且极力创造与加深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报告，对于中国战区极端的不利，他们对于史迪威的影响极深，其中谢伟志还因为向延安泄漏美国的机密文件，最后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审讯。 第99章 在马歇尔与美国陆军部（departmentofwar）部长史丁生（henrystimson）的支持下，史迪威是抱着开始时先“监督”蒋介石，最终掌控中国战区指挥权运作的使命而来。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注定了紧接的将帅严重失和，以及中、美争议不断的悲剧。当时史迪威具有“双重身份”的安排，在形式上，史迪威是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需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史氏又指挥所有在中国的美军，掌控了所有美援装备的申请与分配，以及负责在缅甸的作战指挥。因此它可以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与蒋介石较量、周旋。 因此史迪威一直自认他实际上是美国派在中国的“监军”，随时向美国政府秘密报告蒋介石与中国内部的所有情报，动辄使用美援物资的申请与分配权，来挟制蒋介石，并且离间中国战区的将领，以及设法培养美国在中国军方的“代理人”。因此自从中国战区设立，史迪威成为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独立自主的作战决策就每况愈下，同时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就快速增加了。从此中国不但要对付日本从外面的军事攻击，还要应付史迪威在内部的挑拨离间，逐渐使得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出现新的矛盾与彼此的猜忌，最后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下，中国付出了惨败的代价。 平心而论，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造成之指挥系统的危机，一部分的确是来自中、美国情的差异，特别是当时中国的军政结构，仍然属于人治统属的方式。同时中国所有的作战资源，已经消耗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除了以上下欺瞒的方式，暂时的回避问题之外，也别无其它的良策。军委会无法提供军队足够的兵员与补给，部队也从来没有真正按照实在的编制运作，因此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军队，根本就是上下交相欺骗的体制。华军不同系统的部队又有不同的待遇，更加让他觉得，中国政府仍然利用抗战在搞山头利益。 31.7史迪威真正的任务 而史迪威个人的个性孤傲，对于一切都有一种莫名的自大狂与刻薄、挑剔的心态3，给予他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他根本鄙视蒋介石的为人与一切的作为（其实史迪威对于任何人物都带有极强极强的成见，这很可能是来自史氏内心的自卑感），蒋介石越是胜利与成功，史迪威就越加的愤恨与不满。他从来不肯踏实地履行战区参谋长的职责，要受蒋介石指挥，更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事[4]。史迪威称蒋介石是“花生米”、罗斯福是“橡皮腿”，它也无法与英国的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蒙巴顿以及英军将领相处，与陈纳德更是几乎是势同水火。 史迪威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军情，全都是负面与挑剔的报告，从来不会主动为自己所代表的战区利益而力争，倒更像日本“中国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专门来中国战区卧底，以离间中国战区内部的合作、阻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以及抽调中国战区兵力到缅甸作战。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战区搞成不堪一击，这样盟国才能把蒋介石免职，史迪威就可以统帅六百万华军。虽然史迪威本人指挥作战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他却非常懂得玩弄政治手段、耍小点子，以及操纵舆论媒体的报道。 最不堪的是，史迪威对于参与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更有着极大的兴趣。从蒋介石的亲戚到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经常喜欢听取谣言、散播谣言，并且设法介入权力斗争，以帮助自己所欣赏的人物夺取权力，但这却是盟国合作中，最要不得的举动。史迪威以一位精通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救世主姿态，干预中国内部决策的斗争，以及直接涉入各组势力间的权利倾轧。史迪威平时多半时间，不是在印度，就是躲在中、印、缅的森林中，策划他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只要它出现在中国战区的境内，就会立刻爆发严重的政治斗争。 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中国开始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日作战的支持，就是提供中国空军战机五百架，以及三十个陆军师的武器（当然全部的装备都是中国要出钱买的，只是可以先记帐周转）。这些军事物资，在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就直接卖给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就由中国自己依作战的需要进行调配。 但是自从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新的援助，就连美国政府原先已经答应卖给中国的装备，也经常要支持其它战区的“紧急”需要而被抽调5。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中国战区所需的军事装备，反而不能由中国政府自己向美国申请，而是要经由史迪威亲自同意之后，才能够申请；而已经运到中国的美援装备，更要经由史迪威个人指定分发，而非由中国战区自行运用。史迪威于是动辄以冻结美援作为在中国战区兴风作浪的工具，更以分配美援物资的优先顺序，作为自己在中国内部拉帮结派的筹码。 这就是中国战区不能发挥战力的基本原因所在。试想，假如美国对英国（是中国的四十倍）或是苏联（是中国的二十倍）的援助，全都排在最后，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在作战需要时运到，而且少量的军援运到之后，还要由美国军官单独负责控制分配的运作，加上战区统帅与参谋长的立场与意见完全势同水火，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英、苏还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战力发挥？ 由于史迪威根本就不愿成为蒋介石的副手，总是自以为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中国抗战。蒋介石为了应付这样一位监军，只好投其所好，让他独当一面，负责指挥在缅甸与印度的中国军队，好让他有事分散注意力，免得呆在重庆，每天大搞兴风作浪与挑拨离间的活动，但是史迪威还是设法给中国战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从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整个中国战区就成为双头马车的领导，中国战区内部的“斗争”比对日军的作战，还要热闹。而原本团结一致对日作战的各个派系，因听闻到内斗的讯号，而又开始私下运作了。各派系一方面设法保存实力，一方面不断大“告洋状”，闹的中国抗日阵营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使得罗斯福感到非常烦恼与困惑。史迪威这样的做法，正是体察到马歇尔的心意所在，有了史迪威第一手的“辱华”报告，马歇尔就非常容易说服罗斯福，中国是无用的盟国，只要口头敷衍蒋介石就好，根本不必实际支持中国战区作战，更别提装备中国的作战能力了。 31.8中国战区内部的“陆、空大战” 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观点上，当时分成陆战与空战两派，史迪威是陆战派，这派的支持者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陆战派人士主张建筑中国通印度的雷多公路，进一步反攻缅甸，建立中国对外的陆上交通线；同时训练与装备中国陆军，在战场上反攻日军的战线。而陈纳德是空战派，霍普金斯（harryhopkins）与居里uchlincurrie）是这派的支持者。这派的观点是全力提高对中国的驼峰空运量、加强在中国战区的空军战机，以及在中国境内建立更多的空军基地，利用战机切断日本由南洋到日本本土的运输生命线，同时攻击其本土的国防重工业，并对于中国战场提供空中阻绝的空优支持，以对日陆军造成重大的战略打击。由于罗斯福看到陈纳德空军的优异表现，因此倾向支持空战派；蒋介石与陈纳德的友谊又非常深厚，所以造成了史迪威极大的不满，竟然设法尽量制肘陈纳德，造成中国战区指挥部门里，随时都有可能上演一场陆军与空军的“大战”。 陆战与空战两派的观点，当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立场，但是若以时效与成本而言，则应是空战派可行性更高。因为要想打通中国西南的陆上交通网，要涉及到英国的全面支持，以及冒着大量抽调中国战区前线兵力的风险，同时要有效的装备与训练中国陆军，所需要的时间较长。更何况斯大林与丘吉尔都不会在决策上愿意支持中国打通国际通路，所以陆战派的计划更是难以实行。 但是若是设法大量增加在中国的空军数量（若能有一千架以上的战斗机）、提高驼峰空运数量（每月两万吨的物资），以及纳入印度北部的空军基地以扩充中国战区的空军战力，这样中国战区空军，就可以充分发挥战力，一方面截断日本的战略运输线，一方面阻绝日本部队在中国战区的后勤补给线，这将会在中国战区发生决定性的战果。问题是，当时没有人看出空军在战略上，可以担任如此重大的角色。陈纳德将军是少数的空军战略的先知，但是他的权威既低，又受到史迪威、马歇尔全力的打压，根本没有让他发挥空权力量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擅自把华军两个精锐的师留在印度，名为训练，实为控制做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当年六月，史迪威返回重庆之后，对于筹组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毫无兴趣，却一心只想调用中国战区的部队，为他反攻缅甸的日军而复仇。史迪威出身传统的陆军，对于空权的发展与潜力，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对于开辟空中运输走廊，是非常的悲观。 第100章 他醉心于建筑一条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到云南的公路，希望这条公路能够打通美援的补给，以支持他建立新式华军的梦想。但他完全忽略了建设雷多公路所需费用的高昂、自然环境上的艰巨、时间上的缓慢；更实际的困难是这条建筑在深山蛮荒无人地带的公路，其运输能力既低，但修护与保养的工程费极大，因此以实际效益的观点而言，是极端的浪费。假如同样的资源、经费改为投资在增加空运能力与战机数量。结果会完全的不同。 而蒋介石原先也是殷切希望盟国能够优先反攻缅甸，以打通援助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就可以力转战局了。但是这个看法与史迪威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蒋介石认为盟国必须全面控制东印度洋海域，然后与中国以水路两面、南北夹击缅甸的日军，以重新开放缅甸的海港与纵贯铁路，才能达成打通援助中国的通路的任务（史迪威认为局部收复缅北、开辟雷多公路即可）。但是丘吉尔知道，如果蒋介石能说服美国这样做，将对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丘氏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用尽一切力量、绞尽所有脑汁，反复进行各种破坏的策略，罗斯福终于拗不过丘吉尔的死缠烂打，加上斯大林在旁的助阵，使得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一拖再拖，盟国原先答应对中国大量的武装援助，也就一延再延，至终都没有让中国拿到手。 当时中国对外获得援助的唯一管道，就是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线。这条高危险、高难度的航线，乃是维系中国抗日力量与心理的援助生命线，但是在英美相关官员的存心杯葛之下，起初的运输量极其有限。美军负责中国战区空运的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赛尔，更是一位坚决执行马歇尔与史迪威政策的美国空军将领。在他认为，驼峰空运支持中国的行动，不过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此认定空运的数量既无必要，也很难实质的提高。 由于空运吨位极为珍贵，因此蒋介石希望进行最为有效的利用，所以将运补的重点，摆在空军的支持上，以发挥以小博大的作用。而史迪威是一个没有统兵经验与能力的军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太长，已经错过在美军部队里能立功、发展的机会了。因此史迪威转而产生强烈的“戈登情结”，希望能够自己像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chinese“gordon），在中国训练与统领一只打败太平天国的“常胜军”。所以史迪威是有心在训练与掌握中国的军队上投资，建立一支由自己训练与统帅的中国部队，然后为自己留下一个在异国立下显赫战功的“传奇历史”，同时洗血他在缅甸战败的耻辱。 因此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其中已经退到印度的华军部队，由中国加派兵员补充，在印度就地接受改装、训练，成为全部美式装备的部队；另外在云南设法调训中国三十个师的部队，以进行反攻缅甸的夹击作战。这个计划符合蒋介石认为中国部队战力必须要先提升，才能反攻缅甸，打开对外通路的重要战略布局。这是中国抗日的主要战略规划之一，因此蒋介石指派陈诚在云南，成立远征军总部。史迪威自己却希望能够乘机掌握中国的军队，在他率领下先反攻缅甸报仇，功成之后，再回师中国战区，拿下蒋介石的军队指挥权，以成为在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因此史迪威计划的前提是，盟国必须打通缅甸的陆上交通网，才能提供他组训中国陆军部队所需的装备。但史氏的这个观点，又与丘吉尔、马歇尔发生了冲突。 31.9罗斯福总统遭到马歇尔的蒙蔽 蒋介石眼见英国根本就在反攻缅甸的战略上，大唱反调，因此他要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挽救中国战区急需的要求，一、提供中国战区五百架飞机，以增加中国战区打击日军与切断日军南北海运的空军作战能力。二、驼峰空运设法提高到每月五千吨。三、设法提供三个美军作战师部队，进入印度，以参加盟国的反攻缅甸作战。但是史迪威竟然拒绝将申请飞机的要求，转交华盛顿，而又不向蒋介石提出反对理由的报告，因而严重延误了中国战区的战力部署。 加上马歇尔在没有知会蒋介石的情况下，擅自以北非战局紧急，而将原先隶属中国战区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全都调走，引起蒋介石的愤怒反弹。蒋介石眼见盟国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一直都在设法占中国的便宜，中国根本没有拿到实质的援助，反而要承受来自盟国的压力。而在一九四二年五、六、七等三个月，驼峰空运的援助物资，分别只有八十、一百零六、七十三吨。如此少的数量，简直形同儿戏，而中国战区几乎已经到了飞机不能动、汽车不能走、工厂不能开的危急地步了。 因此蒋介石设法要宋子文紧急求见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作出合理的交代。由于史迪威与马歇尔不断提出相反的情报，造成罗斯福在判断上严重困扰，因此他决定了解中国战区的真相，并且调解中国战区将帅不和的问题，特派其行政助理居里，前往中国，与蒋介石进行全面的沟通，并且设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误会。 居里到达重庆之后，与蒋介石进行十多次的会谈，他告知蒋介石，史迪威是马歇尔最为信任的部属，而罗斯福又非常倚重马歇尔，所以史迪威的立场与问题，背后实在是代表马歇尔的看法；蒋介石若是打击史迪威，就等于在华盛顿得罪了马歇尔，以后会产生更大的困扰。 蒋介石在了解这层关系之后，又得到罗斯福许多亲切的问候与保证，特别是盟国反攻缅甸的承诺，需要史迪威这种有缅甸作战经验与报仇心切的人来执行，所以蒋介石也就接受了居里的调解。在这接触中，居里甚至揭露了美国军政决策人士的亚洲战略底牌， 他们规划中国东北与台湾的主权，在战后将交由盟国托管，而不是直接归还中国，以作为西方国家削弱中国的手段。这当然引起蒋介石极大的震惊，也伏下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力争中国领土与主权完全的决心。 但是史迪威却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他对居里大量揭发蒋介石与日本人接触谈判的谣言[6]，以及夸张中国内部分裂的政治内幕，并且要居里建议罗斯福，采用两个可以制服蒋介石的绝招：一个是控制美援的数量，一个是要叫蒋介石接受与延安组织联合政府，这样保管美国政府可以把蒋介石当成傀儡一样来操纵。 不料史迪威的建议与态度，却造成罗斯福的不满，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写信给马歇尔，特别提到史迪威采取控制美援，以威胁控制蒋介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希望马歇尔能够告知史迪威，要尊重蒋介石代表中国的事实。但是史迪威在马歇尔的撑腰之下，仍然肆无忌惮地玩弄这种“胁迫”中国听命的手法，继续把中国战区搞的是乌烟瘴气。 盟国在二次大战对于后勤支持的指导原则，就是一定把中国战区放在任何排列顺序的末尾。驼峰空运的量本来就相当有限，再加上毕塞尔的暗中作梗，更是造成补给的严重不足。因此以这样有限的援助物资，假如要装备史迪威所训练的陆军师，就无法同时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作战。 当时陈纳德在中国战区，正负责新组成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任务是支持中国战区的华军作战，与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洋战略物资的海上补给线。日本国内一切的军火、工业生产，都仰赖这条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因此这是一条决定日本作战能力与成败的生命线所在。空军在支持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上，为力量已经耗竭的中国军民，维系了抗日的士气，因为中国战区的六百万部队，实在需要更多的援助，才能继续撑下去。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德对使用有限空运物资的优先权起了严重的争执，陈纳德认为，在有限的空运量下，与其分散着装备陆军，不如集中提供空军使用。但是史迪威则坚持要将补给品交给陆军，以协助训练一支“史家军”，好早些让他能率军反攻缅甸。因此史迪威全心都放在训练美援的“史家军”身上，但是由于当时长达六年的全面战争，中国的兵员已近枯竭，同时中国的役政，又在制度落伍与人谋不臧的状况下，运作失当；战时人民的生活困难，营养不良的情形相当普遍，身体合格的兵员更是极其有限7，因此当时华军中缺员极多，为了满足史迪威的需要，中国甚至需要从前线抽调部队的兵员，以充当“史家军”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无形中造成了中国战区前线防守的兵力更为不足的问题。 由于中国作战部队的员额不足与装备奇缺，华军就更为需要空军的支持，才能挡住火力、兵力均占优势的日军攻势。但是史迪威却又要将有限的空运物资，优先支持反攻缅甸的陆军装备，毕塞尔则是不断地推脱自己的责任，认为在现阶段的情形下，驼峰空运的数量“无法改善”。因此在中国战区内的美国陆军与空军，为了美援物资的分配，与战略的重点选择，争得难分难解。 一九四三年五月，蒋介石眼见史迪威与马歇尔的一再阻挠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援助，因此决定向罗斯福建议，直接召见陈纳德，以提供中国战区第一手的资料，让罗斯福能够彻底掌握中国战区的实情。马歇尔非常的惊恐，担心陈纳德会把实情告之罗斯福，因此立刻下令史迪威也赶回华盛顿，在总统面前设法为自己扭曲中国战区的情报圆谎。 第101章 史迪威在面见罗斯福时，竟然口不择言地表示，蒋介石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的老无赖。” 当罗斯福首次从陈纳德那里得知中国战区的真实状况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才是事实，美国不但只是近乎象征性的援助中国，而且马歇尔所呈报的中国战区情报，与陈纳德的描述完全不符。因此罗斯福立刻与宋子文见面，直接与主动地告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决定将空运数量，先提高到每月七千吨，再设法增加为每月一万吨，并且将给中国战区五百架战机，及同意召回不断制肘中国空运的毕塞尔回国。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斯福已经觉察到自己在中国战区的问题上，受到了蒙蔽，所以他竟然亲自要求陈纳德，有事不妨亲自写信给他报告。罗斯福特别指出，信不得经过参谋长马歇尔的正常军方管道。这在美国的政府体制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因为陈纳德只是一个中国战区的少将阶军官，竟然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可见罗斯福已意识到他严重缺乏中国战区真相的情报。马歇尔当然更把陈纳德拥有直通白宫的特权，当成必须要扑灭的危机处理，造成了美国陆军部上下，对陈纳德都采全面封杀的态度。 31.10史迪威出卖中国战区利益 此时，丘吉尔赴美以商讨盟国的战略，这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会仪”（一九四三年五月），在会中决定了盟军继续在地中海的对意大利半岛攻势[8]，以及决定了亚洲战场的战略。罗斯福允许中国的宋子文参与部分会议的讨论，史迪威与陈纳德也参与此会。丘吉尔当然率领英国代表团，不断杯葛任何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英国甚至提出毫无实行可能的反攻印尼苏门答腊的作战计划，真是把美国搞的啼笑皆非，当时英、美连东印度洋的孟加拉湾都无法掌控，那里有力量去攻苏门答腊？ 总之，丘吉尔的心态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会支持提前反攻缅甸，而让中国打通援助的大道。因为丘吉尔清楚地知道，罗斯福一直有大量武装中国军队，以成为反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构想。英国了解中国人是能够作战的民族，目前之所以无法发挥战力，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装备与训练而已。 一旦得到适当的援助，有了可以击败日本的军力，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受英国的摆布了。 所以丘吉尔在会议中，一再地东拉西扯，最后在美国与中国的压力之下，才勉强对反攻缅甸达成一个含混的立场看法。英国同意盟军在缅甸北部，进行反攻，以牵制日军。这是由于英国担心日军进攻印度，同时这个作战方案，对于打通补给中国的通路，也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更大的“好处”是，这可以抽调中国战区的军力到缅甸边区，让本土受到日军正面的打击，这样中国就可能要为了缅甸作战，而牺牲自己。这当然是蒋介石所最为担心的战略陷阱。 三叉会议中，罗斯福对于史迪威的表现与态度，相当的不满，因此罗斯福就直接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拥有优先使用驼峰物资供应，以及独立作战指挥的权力，而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也真的创下二次大战的空战历史记录。在极其有限的装备与后勤状况下，十四航空队平均每月击沉日本十五万吨船舶（途径南海与台湾海峡）的记录，日本的南北战略运输航线因此近乎瘫痪，竟造成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面临中断的危机。这就是日军会动用最后的战力发动一号作战，以扫除美军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会议上，与宋子文大唱反调，演出中国战区内斗的全场“铁公鸡”，而且不断以违背实情的言论（比方“中国不抗日”）诬蔑中国，因此宋子文认为，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职务，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华盛顿争取到盟国的支持。中国战区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恶意中伤的立场下，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决定进行全方位的布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换史迪威，以为中国战区的内部消除这个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蒋介石长期的不满，以及宋子文一再地努力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对于史迪威的许多言行与做法，也并不能认同，加上英国负责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也经常与史迪威发生冲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组中国战区基本结构的建议，以彻底解决问题，以及改进战区运作效率不彰的危机。 宋子文建议，为了让中国战区代表，可以出席盟国的联合参谋团，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可以改由蒋介石任命一位中国将领出任，副长官由美国将领出任，参谋长由中国将领出任，副参谋长由美国将领出任，其余参谋职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这样中国战区就可以参加盟国联合参谋团会议，为中国战区争取资源。同时史迪威也就可以因为中国战区全面改组的名目，毫无痕迹地加以调职。 罗斯福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交马歇尔与宋子文商议。马歇尔知道战区结构改组事关重大，若是中国今后可以出席联合参谋团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而撤换史迪威的提议，则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协商后达成妥协的下限。马歇尔在权衡利害之后，同意牺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国战区的改组，宋子文也同意先换史迪威，在相机改组战区的计划。于是改组之事最后无定论，但当时中美的共识是，美国已经准备由索摩维尔（brehonsomervell）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调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军第四军军长。 31.11抗日战争史上最错误的决定 不料这个事关重大的历史安排，因为史迪威设法牵动中国内部的政潮，而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各种有关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组中国战区来扩大自己派系权利的谣言，开始大量地出现。特别是将由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更是热门的权力斗争焦点。由于宋子文代表当时所谓“政学系”的力量，开始批判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何应钦等“旧派”团体，因此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当时由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出面，整合宋美龄与”派，开始与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触。史迪威当然拿他的靠山作为威胁，假如他去职，马歇尔将会全面的报复中国，杯葛所有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考虑这些问题之后，竟然动摇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最糟糕的是，此时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蒋介石，表示她们负责说服史迪威“悔改认错”，就不要撤换他，以免遭到马歇尔对中国战区的全面报复。何况当时开罗会议召开在即，史迪威已经熟悉缅甸的战况，假如中国热切希望盟国反攻缅甸，那么很难找到比史迪威更为熟悉缅甸的“人才”[9]。 当然这也可以压制宋子文的政学系的“夺权”，而蒋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将中国战区的司令官职务交给其部属[10]。 在这个历史重大的转折时刻，蒋介石突然转变立场，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头认错，那么就不必撤换他，也不改组中国战区。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从原先已经得到通知，将要被调职的前夕，由于获得宋家姊妹以及国民政府守旧派系的支持，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这一场绝地大反攻的胜利，当然导致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近乎摊牌的冲突。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于是决裂，宋与政学系相关的人马遭到冷冻，蒋与爱将陈诚等人一并保持距离，以防他们的权利串联与扩张；而何应钦则得到特别的重用，白崇禧却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由于上层权力的变化，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都暗中受到特别的“待遇”，兵员补充与后勤补给都遭到严重的影响[11]。 在最后一刻变卦让史迪威留任，可以说是蒋介石在领导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错误，影响到开罗、德黑兰会议对华所造成的历史命运；种下日后华军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之危机的原因，也使得盟国在雅尔达会议出卖中国，及日后整个中国抗日历史受到故意扭曲的命运。因为蒋介石续任中国战区司令官，无法在盟国联合参谋团中占到一席之地，就不能参与战略决策和争取后勤支持。而史迪威本性难移，继续在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工作，造成中国战区的指挥系统的人心涣散。一九四四年，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猛烈打击下，中国战区全线溃败，罗斯福无法为支持中国找到理由，最后决定出卖中国，以换取苏联对日参战的承诺。 史迪威以卑躬屈膝的态度，用发动中国内部政潮的手段，从被撤换边缘争取到留任之后，当然更是要存心报复“花生米”给他的威胁。他一心盘算自己最后如何能够统帅所有的华军作战。他的计划是先设法在缅甸打场胜仗，以洗刷失败的耻辱；然后扶植自己的人马，再从蒋介石手上取得军事大权，这样就可以彻底的羞辱蒋介石，并全面掌握中国的军政大权。 史迪威被留任的一个月后，就代表中国战区的军方，参加开罗会议（原本多年来代表中国战区的，都是由宋子文担任这个角色）。史迪威在会中最后的关键时刻，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已经无力与日本再战，蒋介石随时会垮台。因此最后造成丘吉尔观点的胜利，让罗斯福撤销对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计划的支持。 第102章 接着史迪威又部署私下反攻缅甸北部计划，然后由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出动的远征军，投入这个效益极差的作战，罔顾中国战区面对日军决战时军力配置的优先顺序，而在准备的布局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接着，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发起以后，史迪威更是想尽办法破坏中国的防御作战计划，继续强迫蒋介石调派接受美援的中国军队，参加缅北原始森林作战，造成中国战区战略预备队全被抽空。而所有宝贵的援华作战物资，也都被挪到缅甸战场使用；陈纳德所指挥的空军支持华军作战方案，更是被史迪威一再干扰，根本无法全力出击日军，造成中国军队在从南到北，在所有战线上都面临溃败。 在这个关头，罗斯福终于对中国战区失去了信心与耐心。一九四四年七月，罗斯福干脆直接要求蒋介石交出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以解救中国战区的危机。史迪威得意洋洋地到处拉帮结派，准备要接掌中国军事的指挥大权，并且扬言他将要给八路军美式装备，已威胁蒋介石政府。面对中国战区的全面崩溃，蒋介石为了挽救战局，只有认真考虑接受这个安排，以争取盟国的援助，来阻挡日军的攻势。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派赫尔利（patrickhurley）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节整个指挥权移交的过程。 31.12史迪威得意忘形遭到革职 此时，史迪威已经以“即将就任”之中国战区总指挥官的身份自居，每天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造成中国战区全面上下动荡不安。许多军政领袖，担心蒋介石成为虚位傀儡后，自己的下场又将如何？中国内部已是人心惶惶不安，又有谁能集中心力去面对日军的攻势呢？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史迪威更以极其粗鲁的态度，拒绝蒋介石调动远征军进攻缅甸八莫作战的要求。因为在史迪威认为，中国的驻印军与远征军，都是他个人的“私军”，因此中国政府无权过问。史迪威的动作，进一步让蒋介石觉得，史迪威若一旦拿到中国军队指挥权，甚至可能会成为美籍的中国“军阀”，可能完全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 而史迪威立刻将蒋介石的调军要求，渲染成为蒋介石要保全实力，不愿抗日的阴谋罪证，回报马歇尔。这是丘吉尔找到狠狠地给中国临门一脚的机会，那就是配合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夺权计划，也插上一腿。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美、英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战略会议，丘吉尔见罗斯福为中国战区的战局严重失利正苦恼不已，立刻施出绝招，一反其原来的立场，竟然主动地“口头”答应美国的要求，表示愿意派遣英国部队，从海路、空降进攻缅甸首府仰光，以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击在缅的日军。但是这个方案根本没有知会中国，而完全是丘吉尔信手拈来的备案之一。 这原是中美两国多年来，一直争取英国参加反攻缅甸作战的陈年老案，罗斯福当然相当高兴。但是此时马歇尔却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有意将在缅北作战的华军，抽调回中国作战。马歇尔这种混淆视听的讲法，立刻激怒了罗斯福。他立刻愤怒地表示，盟国好不容易终于决定准备联合反攻缅甸，怎么蒋介石却又要临时抽腿[12]，他在愤怒与不满下，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再发电报给蒋介石，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电文以极端率直与粗鲁的语气，要求蒋迅速交出华军指挥权给史迪威，以免影响整个战局[13]。 事实上，丘吉尔表示英军将以海空军反攻缅甸，根本只是英国政府整中国的花招而已。丘氏看到罗斯福已经发怒，，认为“是蒋介石不肯配合”盟国方案，而向蒋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其破坏中美关系目的已经达成，所以立刻又通知美国，英国实在无法调派部队进攻仰光，所以必须取消联合反攻缅甸方案。这种阴谋出尔反尔的做法[14]，当然不可能是英国政策决定的“错误事件”，丘吉尔根本就是以此手段，来破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影响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 但是罗斯福措词严峻的电报，已在九月十八日传到重庆的美军总部。 史迪威看了，简直是得意忘形，立刻要求晋见蒋介石，要当面给蒋“好看”。而此时蒋介石正召集主要部属，拟定正式派任史迪威指挥华军命令的文件内容。史迪威不顾赫尔利的劝阻，坚持要当面交电文给蒋介石，他要亲自看到蒋介石阅读电报而受辱的表情反应。此举果然产生了惊人的“反效果”，蒋介石无法接受这种羞辱，因此他突然下定决心，甚者不惜与美国完全决裂，也要驱逐史迪威离开中国。（可惜是太迟了！） 蒋介石立刻停止将指挥权移交史迪威的文件起草工作，而召见已被冷冻多时的宋子文，草拟回复罗斯福的电文。蒋介石在电文中，很清楚地表示，他对于原先答应罗斯福，由美军将领指挥华军的立场与原则不变，但是史迪威已经失去全体中国军民的信任，因此必须立刻解除其一切的职务离开中国，否则中国不惜承担任何结果。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此面临全面破裂的危机。 此时，赫尔利对于史迪威这种鲁莽与不敬的行动，也大感不满，他看出中国战区正面临崩溃的边缘，他认为假如中美真地就此决裂，对于美国绝对是有害无益。因此他直接向罗斯福发出电文，指出史迪威已经成为中美盟国之间的真正问题所在，因此撤换史迪威，是唯一可以挽回中美关系的必要条件。罗斯福这才发现，自己的鲁莽而把问题给弄僵了，事实上美国绝对不能失掉与中国合作抗日的关系，于是开始力排众议，思考撤换史迪威。 史迪威这时才知道自己的粗鲁无礼，已极长期打击、分化中国战区，已经伏下了大祸，而由自己统率华军，而建立一支“史家军”的美梦，就此破碎。虽然史迪威想要设法挽回，马歇尔也一再为史迪威说项，罗斯福一度提出，希望将史迪威调离参谋长职位，但是仍然可以在中国战区中负责训练军队的安排。但是三年多以来，史迪威种种恶劣以及的表现，是让蒋介石彻底地绝望与清醒了，因此他是铁了心，不惜玉石俱焚，非要史迪威离开中国战区不可[15]。 31.13撤换史迪威以挽救中国战区 这时候，罗斯福才了解到史迪威的问题严重性。因为美国知道，盟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来牵制日本的主力军团。于是原先趾高气扬，要求蒋介石解除兵权交给史迪威的罗斯福总统，终于在十月十七日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解除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有的职务，并建议由蒋介石提名三位美军将领继任。 罗斯福最后圈选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中将成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而自从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战区就不再发生任何中美之间战略与意见的冲突。罗斯福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开始怀疑到马歇尔的阴谋。但是此时罗斯福已经衰弱到无法去追踪这个怀疑了。魏德迈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同时将缅甸的职务交给美军将领苏尔登负责。在中国战区，蒋介石与魏德迈立刻着手合作，设法稳住日军凌厉的攻势。 当史迪威被调离中国战区之时，立刻引起外国媒体竞相报道内幕，纷纷指责蒋介石运用权谋，打击一位“了解中国国情”、勇敢善战与正直批评中国腐败的美国军人，好象中国战区调离不适任的美军将领，是对美国的大不敬。（试问，当时中国战区的溃败，时谁该负主要的责任？）这些媒体多半是思想左倾的记者，与呼应西方分裂、弱化中国之谋略的撰稿人。 史迪威事件至此才终于告一个段落，他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三年半的时间，根本就没与组织中国战区参谋部的运作作业，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参谋作业，他多半时间躲在缅甸的原始森林策划“罗宾汉式”的传奇作战，他对于中国战区，除了不断扭曲中国抗日实情的“战报”之外，就是设法运用美援物资的分配，引爆中国战区的内争。他在外打击中国战区争取援助的申请，在内训练自己的“私人”军队，为了个人的声誉而非为中国战区作战；他挑拨中美之间的关系，制肘陈纳德空军的作战，在最后还想以权谋夺取中国的军事指挥大权，因而让中国在整个战线上溃败，这就是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对中国的“贡献”。 纵观中国战区的设立与史迪威事件之发展，固然英美军政决策层所表现的狠毒与设计，令人感到心寒，但是蒋介石也同样要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失当，而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宋子文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以及撤换史迪威的安排，可以说是一个重要与关键性的历史性政略，可惜蒋介石无法掌握时机与方向，因而造成历史的大错。 假如在一九四三年，中国战区得以改组、史迪威被撤换，那么无论是开罗会议还是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虽然丘吉尔与马歇尔仍然会加以破坏，但是由于没有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内应，他们就少了关键的支持。特别是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的时候，假如当时的中国战区，能够上下一心、全面合作，在缅的远征军可以回防、盟国的空军可以增援，那么抗日战争的最后结果，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改变，也许就不会有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以及原子弹的投掷了。 第103章 31.14魏德迈力挽狂澜 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16]，可以说是出任艰巨，因为当时的中国战区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日军正长驱直入地攻入华南地区、中国的政情出现分裂与斗争、经济危机几乎已经发展到失控的状态、华军在华南战线失去战力、美国驻华的空军基地已损失了一半以上。而马歇尔更是要看魏德迈如何处理他的职责，假如他与蒋介石能够合作成功，马歇尔当然会另外想办法，以挽回他的计谋；美国新闻媒体也希望魏德迈失败，已证明中国战区的问题，是在蒋介石而非史迪威。 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的关头，魏德迈匆促地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在接任之后，简直不敢相信，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国战区参谋部，只是一个空架构，没有参谋部的组织与运作、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及后勤作业体系，史迪威事实上是丢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这时魏德迈才明白，为什么中国战区的问题，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史迪威在中国战区近四年的时间，只全力在搞扩张自己权位的斗争，根本没有为中国战区的抗日作战，进行任何的规划与参谋作业。魏德迈虽然曾是马歇尔拔擢的将领，但是他仍然发挥军人本色的品德，优先解决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接着在一个月内，就组成了中国战区的中美联合参谋部，让中美的军事首长能够在每周举行的会议中，共同商讨军事与作战的问题，已取得军事合作的默契（这是中国战区成立四年以来，第一次的中美高层军事合作）。 魏德迈也从来不玩以美援作为勒索蒋介石与收买人心的监军动作。他发现整个中国战区的美援数量，竟是只够一个美军师的消耗量（每月二万一千吨，而中国战区当时有六百个师部队），单是这种稀少的后勤供应,若是换成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部队，早就战败投降了。他亲自深入中国部队，实事求是地了解问题所在，向蒋介石提出全面改善军事训练、后勤补给军人待遇等的可行之建议，建议中国必须设法缩减军事单位的数量，及充实军中的员额。由于魏德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诚恳待人的态度，蒋、魏之间几乎是立刻就建立起彼此尊重、互相赏识的合作关系。蒋介石也同意参考美军的编制，改革中国的部队组织与训练，特命何应钦成为陆军总司令，负责调训改编现代化的中国部队。 附注： [1]中国虽然得到的帮助最少，但是他的军民却以最大牺牲，使得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赢得胜利，这个贡献和中国得到的帮助完全不成比例。从另一边来看，英国与苏联所得到美国大量的援助，实际上远超过维持战力之所需，所以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不够分”的结果，而是英、苏有计划地要用机会在背后压制与打击中国，以防止中国在战后兴起。这个观点也可以从《魏德迈报告！》书中看到。由于魏氏对二次大战时美国总体战略资源有最清楚的了解，他的分析值得重视。 [2]马歇尔与史迪威之间的交情非常深厚，所以两人的合作更容易如此密切无间。 [3]史迪威的个性自大、刻薄，他最常被叫的绰号之一就是“vinegarjoe”. [4]不过蒋介石与其它外国军事将领的相处记录，却都非常愉快，象他与多位德国军事顾问，几乎到了可以推心置腹、直接商量作战决策的地步，与几位苏联军事顾问也能相敬如宾。他与美军的陈纳德与魏德迈，也能合作愉快，唯独与史迪威是个例外。 [5]例如英国就曾在一九四二年，直接“抢夺”中国藉道缅甸的美援军事装备，而闹出轩然大波。 [6]史迪威以及他身边的政治顾问如戴维斯、谢伟志等人，不断在他们向华盛顿的报告中，言之凿凿地宣称蒋介石已经秘密与日本达成停火协议，所以国民政府的军队根本是不抗日、假抗日，蒋介石只是个想骗取美援军火、物资来储备内战本钱的狡猾机会主义者。这些指控已经被独立客观地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在战后（1951）对日本“中国派遣军”高阶军官与资深参谋的审问结果，证实了蒋介石与日军从来连正式的谈判都没有，秘密停火的默契更属无稽。事实归事实，直到现在还是有历史著作采信史迪威、戴维斯等所宣传的谎言。 [7]当时能被征召的中国兵员，够通过美国制定之体检标准的比率，，只有二二％。虽然中国的人多，但抗战的消耗的确太大，可用的兵源，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 [8]丘吉尔如愿以偿地得到罗斯福的同意，把盟国的军力浪费在进攻意大利（与战胜德国没重要的关联），而牺牲了提早渡过英法海峡直捣德国心脏的战略计划（bolero-roundupn），使得收复欧陆的时间更被推后。丘吉尔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时间，由苏联来将日耳曼民族的德国揉成碎片，英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少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 [9]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理由非常正确，要找到像史迪威一样，先乱指挥大军而遭惨败，随后又为了自己容易逃命而甩掉部队的将领，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10]宋家姊妹与长兄宋子文严重不合已久，一九四三年，宋美龄前往美国进行游说活动，多少有牵制宋子文势力的谋略在内。蒋介石曾经被迫指示，在与美国政府的交涉中，宋子文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与立场。 [11]为了防止个别战区司令官发动兵变，何应钦祭出严格控制兵员与补给的制度，结果在后来的日军全面攻势中，甚至连在最为危急的时刻，没有何应钦的命令，连战区司令官，包括汤恩伯、薛岳、孙元良在内，都不能拿到作战物资。尤其在日军进攻广西的当头，华军眼看着后勤补给站中军火充足，自己的部队虽然面临弹尽援绝的紧急关头，但是没有何应钦亲口的命令，仍然拿不到军火作战。 [12]由于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罗斯福总统的思考这时候已经出现混乱的情况，常把问题的因果关系颠倒。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去世。 [13]事后检讨，当时罗斯福并未详细地斟酌电报的内容与语气，原来马歇尔发出的电文是未经修饰的底稿，罗斯福就草率地在一大批文件之中签发了。 [14]丘吉尔“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信口说慌的记录实在不胜枚举，他的脸皮之厚，足以抵挡原子弹的轰炸。 [15]当然也因此伏下马歇尔在杜鲁门任内，对付国民政府，以全面报仇的历史大祸。 [16]魏德迈（generlbertcoadywedemeyer）出身西点军校，在二次大战前又从德国陆军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毕业，并为美国陆军部主持了反攻欧陆之作战计划（thevictoryprogram）的设计，他可以被称为盟国的首席“大战略家”。但由于魏德迈对中国在二次大战的贡献与受到盟国不平之待遇有清楚的了解，而坚决反对马歇尔、杜鲁门不合理的中国政策（不仅没有正义，亦根本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却因此牺牲了他个人的整个军旅前途。他于一九八九年去世。 第三十二章、保卫重庆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重庆就代表了中国人抗日的中心所在，日本对于重庆是恨之入骨，日军曾经企图以各种方法，来消灭或是摧毁重庆，其中包括一九三九年五月，对于重庆进行日以继夜的大轰炸，造成平民高达上万人的死伤，但是所有的中国军民仍然不肯屈服，重庆仍然是抗日的中心。 日军在一九四年夏季，再度对重庆发动长期的战略轰炸，特别是在八月份，日本飞机的炸射简直没有一天停止过。当时中国的空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无法阻止日机的袭击，重庆几乎被炸成废墟，而中国的军民，每天都生活在日机攻击的危险下，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岗位，抵抗日本的侵略。 “重庆精神”成为日本皇军无法抹除的抵抗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当日本南方军顺利攻略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战略目标之后，回报日军大本营：“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日本是绝对没有想到，先进西方国家的军队，是这样不堪一击，而对照之下，中国军队竟然是如此顽强不屈。日军大本营在狂喜之余，开始筹划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对日本来说，冷酷的现实是中国的顽抗，假如中国事变没有结束，日本就别想执行其它任何的战略构想，因为日本的兵力根本不够分配。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全盘检讨整个战局之后，开始倾向接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建议，就是日本对外作战问题，是从中国战场开始，就要尽量设法先结束在华作战的观点。因为只要“中国事变”不能告一个段落，日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完成其控制东亚，与德国会师中东的战略计划。中国在抗日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无限韧性，真是叫当时“无敌的皇军”不知如何是好。 32.1日军曾经研拟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 日本的大本营考虑到，既然重庆的国民政府绝对不肯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汪精卫的伪政府又是扶不起的阿斗，除了日军准备对于重庆政府，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直接进攻四川与席卷云南，以击溃中国的抗日意志之外，也就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了。 第104章 何况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军力最为低迷的时刻，在西北与西南通路都完全中断的情形下，中国的实际外援已被掐断，正是日军一劳永逸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时机。 日军直接攻占四川，以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构想，特别受到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支持。中国派遣军与日大本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之后，决定将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并且准备在日本国内，再动员二十三万的后备军人，以支持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所需的兵力；又把日军名将冢田攻中将，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为在武汉的十一军司令官，日军正是准备将当时的第一战将，担任进攻四川的先锋指挥官。 当时日军拟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准备由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指挥，分成南北两路向西进攻。日军准备特别组成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一军、第七军与第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是为北路军，先由山西、河南交界处，分道渡过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之后，主力向南旋转，越过秦岭，与由汉水进攻汉中盆地的另股日军会师，由北方的侧背进攻四川的成都平原。另外由在武汉十一军的五个师团组成南路的日军，则由长江的宜昌附近逆流西上，突破华军在三峡山区的防线，直接攻入四川的东部，然后将兵力直指重庆。攻入四川的两路日军，最后在重庆会师，攻占整个四川，在乘胜扫荡华军对外联络的基地云南。这样可迫使抗日的国民政府，再向西南的西藏败退，或是向日军屈服求和，或是沦为地方游击政府。日本希望这样就可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以调出部队准备与盟国进行决战。在日军准备攻势的压力之下，当时的蒋介石甚至考虑过，假如四川遭到日军攻陷，他将准备将国民政府迁到西康，继续进行抵抗。 但是当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所需之后勤准备与兵力集结，都在旷日费时的筹备时，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线，因为开始受到美军的反攻，而出现逆转的状况。一九四二年八月，美军开始以强大的兵力，反击日军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新几内亚的前进基地，迫使日本大本营决定，抽调在中国战区的部队与后勤支持，优先到南太平洋地区，设法顶住南方军不利的战局。 此时，日军大本营不但缺少充裕的兵力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五号作战计划，甚至还要从中国境内抽调兵力支持南太平洋。所以日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底，被迫决定终止五号作战计划，并以正式命令通知中国派遣军，设法维持在中国战区现有的战略局势，而放弃执行进攻四川的构想。日大本营的决定，令中国派遣军非常失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虽然准备采取独立的西攻计划，但是他的坐机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炮火击落身亡。日本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的行动，也就完全的停顿下来。 放弃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日军在基本战略上极大的失策。因为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到此时虽然已看出，能否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是日本整个大东亚战争胜败的关键所在，但是它却没有断然执行的决心。日本一则就要不惜代价的全力执行五号作战计划，以将中国的国民政府打成流亡的游击政府，要不然就要设法提出中国能够接受的和谈条件，好将日军从中国的战略陷阱中抽出，否则日本主要的军力都陷在中国战区，最后只有面临惨败的结局。 因为以日本这样一个作战资源有限的国家，绝对不能同时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还能有能耐与国际强权在另外的战线作战。日军大本营竟然为了西南太平洋的战局出现了初期的逆转，就放弃在中国战区的决定性攻势，足见日本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掌握到日本战略胜负的关键所在，又如何能够赢得这场历史大战的全面胜利？ 32.2惊动国际瞻观的鄂西会战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大本营调出王牌，指派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出任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是日本陆军中，一员战功赫赫的虎将，他出任十一军司令官，就是要重新掌握中国战区的日本战略机动部队，虽然日军大本营放弃了五号作战计划，仍然设法运用现有的日军兵力，增加对中国作战力量的打击。 横山勇在接任司令官之后，彻底地研究过日本的十一军的战略状况。他发现十一军，在经过三次长沙会战之后，对与挑战薛岳所指挥的华军第九战区，以及向南进攻长沙，都已有些怯战的心态，所以在没有增加兵力的状况下，日十一军不宜再攻长沙；而由宜昌直接西攻四川，原是日本五号作战计划中，十一军的作战任务，因此横山决定要测试一下，日军能否通过这个复杂地形的阻碍，以及考验一下中国第六战区的防卫力量，以备日军未来若是进攻四川，增加实战的经验。 此外横山也在考虑，日军若是进攻位于宜昌与长沙连线之间的常德，不失为一个可以迫使华军两个战区发生难以兼顾的打击点。同时日军若是控制常德，就可以由湘西威胁贵州与四川。当然横山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日军的补给已经开始受到压力，日军需要设法从中国掠夺粮食的供应，常德地区是洞庭湖以西的粮食中心，所以横山决定率领十一军，转攻宜昌与常德。 横山所策划的作战计划，事先是经过非常细密的安排，他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逐步增加十一军的作战力量，并且开始经略长江以南与洞庭湖以北的地区，先后增兵控制了长江两岸的沙市与石首，然后准备对第六战区发动攻势，掠夺中国在宜昌的长江船队，以及湖南北部的粮食，以增加日军水运船队的能力，同时顺便测试一下中国第六战区防卫四川的作战实力。由于日本十一军在这个地区的加强活动，使得中国的第六战区也将部队调到洞庭湖北部增防。 横山勇极其擅长多路兵马同步出击，以及迅速改变进攻战线布局。一九四三年五月，横山勇指挥十一军的部队分头出击，一路日军从沙市渡过长江，开始进攻公安一带的长江南岸地区，另一支部队由石首与华容向洞庭湖一带的地区深入，并且到处劫掠粮食。接着横山勇又从宜昌派出部队，向南渡过枝江，摆出夹击洞庭湖北部华军主力的阵势，因此造成中国的第六战区判断，日军在洞庭湖北岸的攻势，目标可能是常德，因此增派大军防御常德外围阵地。 32.3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不料横山勇却突然在五月二十三日，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向西转北疾进，同时命令宜昌的日军向西出击，沿江逆流进攻石牌要塞，并且渡江攻占战略据点渔洋关，掩护主力部队向石牌要塞，进行多面围攻。横山勇的这项作战布局，甚至引起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的关切，亲自前往汉口，视察作战布署。横山更是将十一军司令部移到宜昌，以亲自就近指挥日军进攻石牌要塞。日军的企图是，假如能够突穿华军在三峡的防线，就可以威胁重庆的安危，进而造成国民政府全局的混乱。 这时中国的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正在云南与史迪威筹组远征军，因此要求代司令官孙连仲，务必要派遣重兵把守长江往四川的通路，绝对不能轻易地调动江防军去支持长江南岸的作战。因为陈诚认为，第六战区的最主要责任，就是守住四川东部，以屏障重庆的安全，这个地区的安危，牵动整个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因此不可以有所闪失。当陈诚接到日军转变进攻方向，石牌要塞告急的消息，就立刻赶回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部，亲自指挥自己的嫡系十八军，死守石牌要塞与外围阵地。 果然日军的攻势，原有引诱华军出击护粮，甚至防卫常德的策略，然后再乘虚袭击石牌要塞，以威胁重庆的安全。但是陈诚下令江防部队，绝对要坚守长江通往重庆的阵地。结果日军的主力作战，虽突然改成从宜昌向四川进行的突袭，却仍在石牌要塞，硬被守军阻挡下来，没有成功地突穿华军防线。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在长江水道中，劫掠了两万吨的各型船只，以及不少的粮食补给，日军藉此进行大肆的宣传，希望能够动摇中国部队的战略布署。但是陈诚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将在云南集结待训的部分远征军，抽调到石牌作战，五月二十九日，华军收复渔洋关，威胁到日军攻击石牌要塞的侧背。 而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感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因此宣布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绝对要死守不退！在战况进入危急之时，蒋介石甚至一度准备亲自前往前线指挥作战，并且动用卫戍重庆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决战。而华军的各路兵马，更是奉到蒋介石的命令，在中美空军的支持之下，也开始汇集围攻日军。这时进攻的日军，在渔洋关既已失陷，石牌要塞在血战八个昼夜候仍无法攻破，因此横山不愿恋战，以免遭到损失。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横山下令日军退回长江北岸，但后撤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宜都遭到华军的夹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这场称作鄂西会战的作战，相当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正在为如何援助中国而进行决策上的争辩（当时宋子文与宋美龄都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其中又以中国能否有能力协同美国作战，早日击败日本，最事关重要。 第105章 因为美国政府参战的基本立场，是如何能以最少代价与最短时间击败日本，列为他最优先的战略考虑。假如中国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么美国政府就只能依赖苏联的参战，来减轻美国对日本作战的压力。因此华军宜昌的作战成果，就成为中国展现战力的指标。 32.4史迪威的谎言 虽然中国军队成功地击退日军的猛烈攻击，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史迪威究竟是“哪一边”的参谋长？），他本人既不前往战场实际的察看，又不察核华军所呈报的战况，却基本上引用日军的宣传资料，就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鄂西会战，中国方面是虚报战功。史迪威声称，日军的出击，只是为了劫掠粮食与船舶而已，根本无意进攻宜昌外围而进入四川防区的阵地；他严厉指责华军竟然不敢出战护粮，反而虚报日军猛攻石牌要塞，其实日军并无进攻四川的攻势作战，日方更没有遭到重大的损失。马歇尔当然把这个战报，作为游说罗斯福总统不要援助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 事实上，这场作战中，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还为此亲自到达汉口，实地关切日军对于宜昌的攻击，因此这次作战绝对不是日军的劫粮行动而已，而是企图进攻四川的测试攻击。史迪威的说法，根本就是记录抄袭“东京玫瑰”的广播词，却成为他给华盛顿的一手机密报告。由于他对中国战区的报导极其不利，因而严重影响到美国军事决策阶层，对于中国战区的印象与支持1。 因此在鄂西会战的战场上，日军是付出很高的伤亡代价，同时并未获得攻击的胜利。但是不幸在国际社会的宣传上，日军却因有史迪威与美国媒体报道的支持，而大获全胜，那就是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只会进行龟缩的自保。这场作战的不实报告，事关重大，因为它开始影响到罗斯福对于援助中国的基本信心。罗斯福从此开始有些认为，中国无力协助美军击败日本，若是要打垮日本，恐怕必须要找苏联出兵；至于援助中国，则只要稍为应付一下，无需给与大量的援助。后来史迪威在开罗，向罗斯福又保证，“只要日军再打一次鄂西会战级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绝对溃败，”以增加罗斯福决定缩减支持中国作战的决心。 横山勇发动的这场鄂西之战，已经测试出中国部队据守四川东部的实力与决心。横山看得出来，除非日本投入全部的力量进攻四川，日军很难有突破第六战区的胜算把握。因此他决定，十一军既不易进攻长沙，最好也不要打宜昌以西的主意。这样一来，适合日军进攻的目标，就是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了。 32.5片瓦无存的常德会战 横山勇希望能够在常德一战，能够同时迫使中国的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主力出动决战，假如横山能够在常德大破两个战区的华军，将可奠定十一军压制华军战力的基础。此时日军大本营对于中国军队准备与盟国，在缅甸北部发动攻势，也感到不安，因此希望日本十一军进攻常德，可以牵制中国军队，无法放手在缅甸作战。因此日军大本营在核定十一军进攻常德方案时，要求延后一个月，到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再展开攻势。 横山对于鄂西会战中国军队的表现，其实是相当的震惊，因此在准备进攻常德之时，横山决定要求加强兵力，因此特别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申请，希望能够从驻守京沪地区的第十三军中，抽调战力最强的一一六师团（岩永汪），纳入十一军常德会战之战斗序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同意，但是遭到第十三军反对，彼此还差点为这事件而翻脸。但是在十一军的常德作战为优先的考虑之下，最后由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决定，一一六师团还是拨给十一军，另外还设法从华北方面军中，也调拨部队支持。可见日军已经认为，单凭十一军本身的兵力，是不能对第六战区的中国部队，进行有效的打击（横山勇幸好有这个先见之明，否则常德会战，日军就难以全身而退了）。 横山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相当的着重欺敌的变化，横山准备进行多组进攻路线，交叉配合使用，形成一个钳形攻势。同时日军更为大胆的决定是，横山下令进攻常德的日军部队，少带粮食而多带弹药，日军所需的粮食，将从洞庭湖地区，直接劫掠中国农民的储粮，参战的日军高达五个师团以上，都以秘密运动的方式，前往攻击发起线。 正当日军全力集结兵力，准备进攻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之际，中国战区最高的权力机构，正为史迪威事件，而爆发另外一波全面的内斗。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成功的运用他在宋家姊妹之间的关系，以及马歇尔的支持，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而留任。宋子文与陈诚的权力因而遭到架空，以及孔祥熙、何应钦等人的得势，这直接的影响到第六、第九战区指挥官陈诚与薛岳的权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日军正式发动常德会战，东路的日军由第三与第十三师团组成，由正面渡过长江，由东向西攻击安乡，而北路的日军由六八与一一六师团组成，由常德的侧背，由北向南进攻瑗水与王家场。东路日军在突破华军防线之后，沿着洞庭湖的北岸，向东进攻津市与沣县，与北路日军会师。日军完成对沣水以北地区的控制后，立刻分兵两路向南旋转，渡过沣水，分别攻击位于常德西北方的两个据点，慈利与漆家河。 此时另外一支日军部队，第六八师团则渡过洞庭湖，沿着沅江的正面，直扑常德的外围重镇德山。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对常德迅速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这天刚好是蒋介石率领代表团，飞往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领袖会议的日子，因此蒋介石特别指示，第九战区的部队，也要动员支持常德会战。 常德是处在第六与第九战区交界，属于第六战区管辖，这时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陈诚，因为史迪威事件而遭到排挤，因此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大权在握的气势与决断，而将指挥权交给孙连仲代行。 32.6悲壮卓绝之守卫战 当时负责防守常德的是华军七十四军的第五七师余程万。七十四军这支部队，一直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也是第六战区的战略机动部队。中国的第六战区，原本担心日军在扫荡洞庭湖北部之后，再攻宜昌外围的战略重镇，有如第二次鄂西会战，因此重兵镇守宜昌外围，没有分出大军来守常德。直到日军六八师团进攻沅江，以及日军攻势全面向南旋转之后，才确定这次日军进攻的主力，是攻击常德，而非向西进攻四川。因此第六战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发动十八、七三、七四与一百军，尾随日军的后方，由北向南跟进，企图在常德外围包围日军。而当时由陈纳德所指挥的中美空军机群，也在这场作战之中，担任一个主动出击与支持地面战斗的角色。 这时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同样受到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被贴上被排挤的标签，因此在作战上，也不敢有太大的独断作为，在奉命支持常德会战之后，才派遣第十、五八、七二与暂编第二军，越过沅江支持第六战区作战。这时华军第十军表现出最为勇猛的攻势决心，全军以最快速度，驰援常德，猛攻日军在常德外围的战略制高点德山。 日军早就排出围点打援的作战布局，开始沉着地四面接战，只有在德山的作战，遭到华军第十军的猛冲，十一月三十日，日军的战线竟然被第十军突破。日军大为震动，再度使用毒气的手段，防止第十军的扩大突破。这时第十军已经攻到常德对岸的汽车站，但是却无法找到渡江的船只，也没有办法与守军联络。横山勇眼见战局的变化对围攻常德的日军不利，因此立刻调派日军作战的主力，围攻德山的第十军，并且使用空军猛烈炸射华军，造成第十军重大伤亡。预二师师长孙明瑾力战阵亡，日军在十二月三日，又以优势的兵力夺回德山，迫使粮弹与兵力不济的第十军退却。 而负责守卫常德的第五七师，在经过十五天的血战之后，整个常德城几乎被日军炮火打成废墟，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巷战与逐屋作战，双方的拼斗进入肉搏阶段。但是由于援军一直被阻在外围，日军甚至以开放通路撤退，以及劝降的方式，来动摇守军的抵抗意志，但是都被五七师拒绝。因此全师官兵八千五百人中，战到只剩三百二十一人，最后才跟着师长余程万突围，日军终于在十二月三日攻占了已成废墟的常德。 日军原来的作战计划，只想在常德痛击第六与九战区的华军，并未打算长期占领常德，因此横山勇在攻占常德之后，发现华军援军是越围越多，因此就准备依原定的计划撤退。此时第九战区的其它支持部队，也在十二月四日陆续赶到常德，五八军与七二军猛攻德山，开始威胁到日军在常德的阵地，日军担心遭到华军的包围，因此更无意恋战，于是横山下令攻占常德的日军部队依梯次撤退。 但是这时日大本营却突然的改变作战计划，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军若是占领常德，会有助于未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侧翼掩护，因此急电横山勇的部队留驻常德。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并无占领常德的兵力准备，目前的战线已在华军的围攻之下，所以断然拒绝日军大本营的命令，造成十一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大本营之间的激烈电报战。 第106章 日军大本营特派作战部长真田少将到南京，前往了解实情，最后才依照横山的意见，日军放弃常德。这时华军已经在常德四周，建立了可观的围堵兵力，十二月九日，华军收复常德。日军在十日开始全线撤退，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它又撤回到作战之前的战线。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方面因为史迪威事件，对指挥系统所产生之冲突与影响，已经开始充分发酵。陈诚与薛岳一直是华军驻守第六与第九战区的主要战将，但是由于受到权利倾扎与排挤，不仅作战指挥难以发挥，后勤不足的问题，也已逐渐出现，虽然在常德会战中，奇-_-書--*--网-qisuu.华军仍然是英勇抵抗日军的攻势，但是开始失去精诚团结抗日的内在精神。 这时躲在缅甸原始森林的史迪威，当然又向华盛顿报告，中国军队在常德并没有认真的作战，而让日军能够“来去自如”2。罗斯福总统因此非常恼火蒋介石，认为蒋介石“要钱第一，作战却不肯尽力”。蒋介石最受不了外人的批评，原本准备法办从常德血战突围的余程万师长，正好当时军政部邀约外国记者，到常德实地考察，结果当各国记者到达常德，发现整个城市，已打到片瓦无存的废墟状态，中日双方军队死伤之惨烈，已经超过西方国家军队所有作战的标准，五七师的官兵已经是尽力而为了，这样余程万师长才得以死里逃生。在整个常德会战中，中国牺牲了三位师长；日军损失了两名联队长、与高达一个师团的兵力3。但是史迪威的战报是，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与日军力战。至今还有中国人呼应这种谎言，真是叫忠魂蒙冤，青史成灰。 综论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的鄂西会战与常德会战，是美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区之后的主要对日作战，中国方面除了得到少量的空军援助之外，可以说战力并未得到美国的援助而实质的增进，却必须要要不断地应付来自美国关切的压力，以及澄清史迪威的“战报”疑点，对于中国而言，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史迪威的言行，造成盟国对于中国战区地位的轻视，以及影响到中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抗日精神，为明年的日军最后攻势，伏下了全面溃败危机的根源。 此时，史迪威又一直设法抽走华军部队，控制美国援助华军的装备，以支持他在缅甸北部原始森林作战的计划，更让中国战区面临内部空虚，与内讧再起的危机考验。常德会战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只能得到极少的装备与兵员补充，所以一直无法从这场作战的损失中复原，但是却即将面临日军历史性的全面攻势作战。 附注： [1]不但国际社会开始炮制中国战区“无战论”，就连延安也附和史迪威的这个说法，说蒋介石自从武汉会战之后，就不再与日军进行“硬战”。那么三次长沙大捷、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以及后来的衡阳会战，所创造的血泪斑斑的英勇战绩，令日军为之震动，都是谁在打的？ [2]这真是怪事，史迪威根本没有离开野人山，如何能够知道常德会战的实情？ [3]日军常德会战的前线总指挥岩永汪中将，在攻克常德之后的战报是，“常德已经自地球上消失，”可见这场作战的激烈程度。 第三十三章、历史分水岭的开罗会议 时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 中国在开罗的「盟国」高峰会议中，虽然得到形式的礼遇与盟国支持的承诺，但是却引发后续的全面翻案，最终让中国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伏击，结果是确定了盟国利用与出卖中国的阴谋。若从历史发展结果的角度来衡量开罗会议，它可以说是比中日之间的任何一场会战，对于中国的影响还要深远，中国唯一的成就就是确定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失地，但是从此她也被盟国送上孤立与分裂的历史悲剧之中。 中国的对日抗战，当然没有打到非洲的开罗，但是开罗却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这是一场有关中国命运的历史性政略会议，也是划分战后亚洲历史发展的重要决策枢纽：在这场会议中，中国为亚洲争取到未来发展的机会，却因此为自己带来了危机。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盟国地位的历史分水岭，在会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步步高升，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直到中国的领导人终于能够与英美两国领袖，在开罗平起平坐的讨论战争与战后的安排。但是，却也因为中国展现出大国的风范与复兴的斗志，因而造成国际强权的领袖，担忧中国在战后的兴起，将会影响到帝国与殖民主义的利益，所以丘吉尔与斯大林决定，设法设计说服美国，好一起联手打击与出卖中国。 若从历史结果的角度来衡量开罗会议，它的后果可以说是极端的严重，因为中国在开罗会议所有得到盟国的允诺，立即在会后遭到近乎全面的翻案，在开罗会议之后，美、英、苏强权修订了的它们对亚洲政略的目标，就是在击败日本之后，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复兴与强大。 盟国于是以各种的政策花招，设法延迟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这样中国就得不到极其重要的作战资源，她的国力自然无法成长与强大；同时还设法分散中国最后保存的一点战力，这样她必然遭到战场上严重的挫败。因而中国只有拖住日军的能力，却无反攻日本的力量，然后苏联的红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的侵略中国，英国也可以稳住它在亚洲殖民地的利益。战后的中国则因为实力耗尽，只能拥有战胜国的虚名，不但无法为自己在国际间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在国家重建上，更是百废待举而无法施展。 33.1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的珍珠港，造成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正式凝成一个新的盟国结构，这对于中国而言，正式结束了长达四年对日本的孤军奋战。中国与盟国并肩作战，正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她以空间换取时间，用无数的牺牲所支撑到的决定性时刻之来临。但是中国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正要开始面对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历史命运考验。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英美等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最后当在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他们之后，他们才想到，中国是对日战争中，作战最久与牺牲最大的伙伴。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真正能有实力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盟国，只有中美苏英的四强而已，但是英、美、苏三国都曾参与了一九○○年的八国联军阵营，对于中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并取得剥削中国的各种特权。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英美等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这些国家都没有依据国际社会的公理，主持应有的正义，也没给与中国有效的援助。原因只是担心自己会卷入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之中。但是最后当在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他们之后，他们才想到，中国是对日战争中，作战最久与牺牲最大的伙伴（没有中国撑住半边天，整个反法西斯战局必然要重新排列过）。 事实上，西方盟国在中国开始独力进行抗日战争，展现不屈不挠的作战意志之后，就对中国开始有些刮目相看，部分国家开始研议，将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考虑废除与中国所订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做为对中国努力自卫成果的尊重与回报。 到了珍珠港事变爆发，西方国家在东亚才真正面对日本军力的打击，这些世界级的强国，在太平洋地区遭到日军攻击后，几乎全面溃败，这时他们才真正地亲身体验到日本皇军的威力，因此对于中国的独力抗战，更是加增了尊敬。当然立刻把中国纳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之中，在一九四二年元月所发表之二十六国的联合国宣言中，中国名列发起国家之中的四强。 当时美国与英国政府，更是愿意优先考虑对中国的援助，因为他们在东亚与太平洋的作战，可以说是一败再败，所以急切需要中国替他们先顶住日军的攻势，并吸收日军的压力，以分散日军的兵力，他们不敢想象，假如中国放弃对日军作战，超过八十万的日军可以转攻印度、中东，或是南太平洋，盟国就可能无法挡住法西斯的攻势了。 因此美国政府首先同意，在二月七日正式由国会批准，以五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给中国周转（信用贷款不同于援助，将来要归还的），以协助中国稳住战时日益匮乏的经济。另外英国也几经谈判，在一九四三年同意以五千万英镑的信用贷款，支持中国的战时经济。（不过事实上，由于英美两国政府的官僚体系阻挠，这两笔贷款一直没有爽快与及时的拨给中国使用，而是催一下，给一点，弄得中国政府在调度上，非常的痛苦。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虽然穷，但是宋子文管理财政，从不要外国施舍，也极不肯发行外债，假如中国若不是因为对日本作战，国民政府的财政健全，根本可以自力更生而不借外债，同时中国的外债偿还信用极高，过去有关各种的桐油借款、棉麦借款，都是依照规定还款，绝无拖欠。） 单就美国能够肯定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极其重要的战略角色，坚持要中国参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强地位，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有其特别的历史眼光与领袖胸襟同时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觉得中国已经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若是仍然对中国保有帝国主义侵略时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说不过去，何况日本政府也装模作样的宣布，要放弃对汪精卫伪政府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也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 第107章 首先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十日，由英美等国家带头宣布，废止过去所有对中国各地的租界权（除了九龙租界之外）、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中国境内驻军权，以及赔偿的款项，接着又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与中国政府完成平等互惠的新约，从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与国格平等的国家。 这是中国自从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所签下南京条约之后一百年，也是中华民国建立了三十二年之后，中国才真正的「暂时」得到国际地位的平等[1]，这全靠中国全体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才换得这样的成就。事实上，由于美国本身是从殖民地独立建国的历史，使得美国有着反殖民主义的背景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曾经提倡民族自决，而引起与英法荷等欧洲殖民帝国的严重摩擦。但是在抗日战争之前，美国本身也没有以身作则的完全放弃在中国所拥有的帝国主义特权利益，不过单就美国能够肯定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极其重要的战略角色，坚持要中国参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强地位，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有其特别的历史眼光与领袖胸襟，但是也就因为美国如此公开肯定中国的贡献与影响，也就种下中国要在盟国的政略中，遭到出卖的命运。 当时的大英帝国，在遭到德国凌厉攻势之下，几乎已经无法招架下去，幸好美国给予英国极大的军经援助，英国才勉强的撑住局势，而在美国正式的参战之后，英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确定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秩序，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担心，美国会急于先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仇，而进行「先亚后欧」的战略安排。这样若是亚洲殖民地会先光复，而宗主国却还在苦战之中，那么殖民帝国将会无法维持下去。 同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帝国苏联，一样的被德国法西斯打到几乎亡国，也是靠着美国大量的军援，才转危为安，苏联最希望的是，美国全力援助苏联，但是绝对不能优先援助中国，因为假如中国获得足够的援助，而展现战力，那么苏联就失去侵略中国的机会了。 在美国的许多军政领导人中，也很清楚这个决策的历史性影响，因为假设美国优先在太平洋反攻与优先援助中国，这样亚洲会先得到和平与解救，而欧洲却仍然在战火中挣扎，那么西方国家，将面临从自新航路世纪之后，主导全球历史主流的龙头退位的挑战，丘吉尔全心全意要挽救大英帝国最后的国势，因此立刻赶到华盛顿，设法让美国政府接受「先欧后亚」的战略优先秩序。丘吉尔同时已经开始在盘算着，如何在战胜后继续维持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他的亚洲策略是，击败日本，扶植法、荷，压制苏联，与孤立中国。这样英国才能在战后继续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利益。斯大林更是盘算着要扩大侵略中国的策略，哪里肯让中国获得援助？因此苏联主动切断了中国西北的国际援助通路。 33.2盟国争取私利而出卖中国 说起对日本作战，英美两国可以说是心情矛盾，在历史上，美国开启与协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美国的舆论与政策，都是倾向日本这边的国家。而英国更是在一九○四年与日本结盟二十年，大幅拉高日本的国际战略地位，因此在亚洲各国之中，日本是受到英美最多友谊与支持的国家。不料日本因为要想称霸东亚，仍然与英美产生了利益竞争，最后恶化成为战争冲突。日本想要东南亚的战略与经济资源，就不得不与英美的利益发生冲突，日本在政略上，喊出亚洲人团结，推翻欧洲人殖民统治的口号，更是让英国感到危机四伏。 罗斯福却错估了丘吉尔挽救大英帝国的谋略，以及斯大林赤化世界的阴谋，会对战后世界的正义与和平，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 有了这个历史的过节，更让英国感到警惕，不能再支持与扶植亚洲国家兴起，否则大英帝国就要退出亚洲与历史的舞台了。特别是蒋介石强调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为了巩固亚洲地区抗日的合作，竟然企图介入印度与英国的政治争议，中国主张朝鲜与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更是威胁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战后复辟。因此丘吉尔的亚洲战略，就有为了英国的利益，而要出卖中国前途的构想。 而苏联完全继承帝俄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大业」，要在中国寻找可以进出太平洋的不冻港，同时要瓦解中国土广民众的大国架构与格局，而苏联同时面对与日本竞争与对立的挑战与威胁，因此斯大林棋高数招的将计就计，让中日之间先爆发战争的冲突，然后有限度的支持中国对抗日本，这样日本与中国互相消耗国力，苏联就可以更为容易的侵略中国，苏联也就不必担心与日本的决战军力。 斯大林很快就看出，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苏联，虽然是一个历史危机，但是更是一个历史扩张的重要转机，因为西方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伤痕累累的代价，为了战胜轴心国，还要不顾意识形态的对立，拉拢与支持苏联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这样苏联可以用美国提供的力量，击败德国，扩大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地盘，再利用对日本作战的机会，掠夺在中国的利益以及奠定在亚洲发展的基础。 而在反法西斯的盟国中，只有美国想要给战后的全球，一个更为公平与自由的世界，因此美国除了全力支持英国与苏联在欧洲击败德国之外，也想给中国一个复兴与发展的机会，以反法西斯的中美英苏四强，构建战后的国际新秩序结构。罗斯福总统四强架构，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历史远见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排斥苏联于国际社会之外，也不能低估中国的潜力与意志。 但是罗斯福却错估了丘吉尔挽救大英帝国的谋略，以及斯大林构建赤化世界的阴谋，会对世界在战后的正义与和平，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苏联对于中国加入四强的反对最深，英国也有极大的意见，但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终于在莫斯科发表了四强宣言，从此中国跻身在这个全球最高身价「俱乐部」的斗争之中，但是当时中国的国力仍然有待发展，中国也没有多少外交折冲的能力，因此在国际强权的斗争之下，中国就面对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政略战争，在这个战场上策略的得失，往往要比与日军几场大会战的胜负，对于中国利益的影响还要深远。 英美两国以血浓于水的历史关连，建立了紧密的对抗法西斯盟国关系，英美两国成立了联合参谋会议，共同决定两国的战略合作发展关系，但是英国最终的目的，不在构建战后的和平与历史的正义，而是企图挽救大英帝国的历史衰颓。丘吉尔看出斯大林的谋略，志在利用这个历史的机会，以赤化而称霸全球，同时，丘吉尔也看出蒋介石复兴中国的决心，因此丘吉尔认为，打败德国与日本，只是巩固大英帝国的第一步，如何防止苏联的扩张与中国的复兴，才是英国的历史谋略所在。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所以丘吉尔的谋略是，假如不能压制苏联在欧洲扩张势力，就不如将苏联的势力，同时的带入亚洲，这样增加美国将会立刻遭到苏联全面的挑战，这样美国就不但无法挑剔英国维持殖民帝国的政策，甚至还要拉拢英国支持美国来对抗苏联了。因此丘吉尔提出一个锐利但是关连的战略：假如美国支持英国在欧洲的地中海登陆计划，英美联军由地中海的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北上，与苏联军队在东欧会师，攻击德国，那么英国就答应中国与美国的要求，反攻缅甸，打通支持中国的交通线；假如美国坚持从法国开辟攻击德国的第二战场，那么英国就不会支持中美反攻缅甸的提议。 从战略观点而言，英美盟国从地中海北上，与苏联军队会师，一起由东向西进攻德国的方案，与英美联军由法国登陆，由西向东夹击德国的方案比较，前者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合战略的常理。因为无论从作战的效果、后勤的支持以及西欧国家流亡政府的支持而言，当然都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方案，以夹击德国，要有利太多了。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美国军方人员，在审慎评估这个所谓的作战方案时，发现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2]，可以迅速击败尚未进行西线防御作战的德军，因为当一九四三年，德军主力都在东线与苏联部队进行决战，美、英国部队可以说是乘虚直捣德国，甚至可以迅速将军力由西延伸到东欧，防止苏联对东欧的席卷，但是丘吉尔却将不可行的地中海作战方案，作为英国玩弄政治权谋的棋子，硬是把反攻欧陆的日期往后拖。而苏联当然更不可能接受英美的地中海北上的作战方案，因为这样一来，苏联的整个世纪扩张计划，就要受到英美的直接牵制。结果在中英美苏之间，就产生了决定历史命运的政略与战略的选择争辩[3]。 另外，丘吉尔对于蒋介石的「野心」，也有极强的反应，蒋介石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访问印度，企图调停印度与英国之间严重的政治纠纷，其实蒋介石访问印度的主要用意，是希望能够劝服印度寻求独立的领袖们，如甘地与尼赫鲁等人，能够先共体时艰，协助英国人击败法西斯力量的威胁，以后再谈独立与自治的问题。 第108章 但是蒋介石的访问印度，并没有赢得印度领袖的友谊，而更使得丘吉尔满心的不高兴，认为蒋介石竟然要串连印度，来瓦解大英帝国。加上蒋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代表其政治抱负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表达了中国抗拒帝国主义侵略，与在世界寻求发展和复兴的决心，更是引起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者，强烈的反弹，丘吉尔与斯大林当然都看出蒋介石要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强大之路。 总之，对于罗斯福总统而言，眼见盟国之间的政治立场纷歧，以及彼此对于战略的方向的冲突，而对于战后的秩序与利益的分配与安排，都需要及早举行四强的高峰会议，因此罗斯福一再出面邀请，斯大林前后拒绝了七次，蒋介石也不愿意主动的拜会罗斯福[4]。只有丘吉尔再三的纠缠罗斯福，要推销以英国利益为观点的战略安排，在四年之中，他与罗斯福会面十一次，不断的争取到美国对英国的支持。 33.3美国支持中国的立场 但是罗斯福一直认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强领袖，不能总是避不见面，许多重大的决策，不能只靠部属的传话与协商，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奇书-整理-提供下载，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因此在罗斯福的再三情商与利诱威胁之下，四强领袖会议终于分成两个梯次举行，那就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美、中、英开罗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美、苏、英德黑兰会议。这是因为斯大林不肯与蒋介石直接见面会谈，会议竟然要分成两组进行，就已经可以看出这场四强领袖高峰会议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了。 主张召开四强领袖会议最为心切的罗斯福，早已熟习丘吉尔那一套维护大英帝国殖民利益，可以死缠烂打到底的精神，不过罗斯福认为，英国这种构建在十七世纪架构的殖民帝国政体，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但是罗斯福却对于苏联的领袖斯大林，有着一种非常浪漫的想法（当然罗斯福也受到美国政府中同情左派的技术官僚的影响），他认为苏联经历过这场几乎亡国的大战之后，假如能够有机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平等与尊重，它应该会改变对于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何况苏联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公开解散第三国际，不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改变讯号吗？此外，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虽然罗斯福的个人才略突出，却不能掩饰美国人缺乏历史深度的重大缺点，就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的美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历史性大奸大恶的冷血枭雄。斯大林的深沉凶残，必须从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被欧洲主流历史所排挤，近千年处在被亚洲攻击能力最强的游牧民族的屠杀、恐惧之情结下，加上完全无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三重深沉历史所铸造而成的枭雄性格来理解，因此罗斯福一番以诚心待人的善意，完全的就被斯大林控，也被丘吉尔所利用与迷惑了。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其实是一会两开，形成了一个影响世界历史方向的政治战场，结果是中国实力与谋略不足，因此先胜后败，美国的实力无人能及，但是谋略缺乏历史深度，先后被英苏所蒙敝与利用，英国谋略深沉，但是实力不足，只能借力使力，苏联的实力与谋略都是有备而来，成为历史短期的最大赢家。 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 一九四三年十月，蒋介石因为史迪威介入与操纵中国的权力斗争，最后导至宋子文等政学系军政要员遭到整肃，原本中国与美国进行的各种重大外交与军政交涉，都是由宋子文全权负责。宋子文与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战略决策阶层，有着很深与很频繁的接触与关系，他多次为中国战区的利益，与美军决策首长进行辩论与交涉，他非常了解英美战略决策人事与背景，原本应是最佳出席开罗会议的最佳人选之一，但是此时却为史迪威所斗争遭到政治软禁，所以改由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这次事关中国历史命运的会议。而更为致命的是，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国战区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军事会议，中国的命运就注定要被强权践踏出卖了。 当然若以中外的妇女界而言，在那个时代，宋美龄的确是罕见杰出的政治人物，但是若是与宋子文的能力与对外关系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况她并非政府的里决策阶层，出席这场会议，实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只给西方国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龄要想在政治与军事专业上，与丘吉尔、马歇尔、蒙巴顿等人较量，当然更是屈居下风了。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在代表团的阵容而言，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这样的中国代表团既缺乏可以独当一面的外交与战略大将，又有严重的内鬼通外神的隐忧，一旦蒋介石有所疏忽，那么中国的利益就被盟国所算计了[5]。 何况蒋介石于会前，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相当明白的批判国际强权对于中国的欺凌，同时表达了他希望中国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观点，蒋介石的这本书也许对中国的内政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却遭到英美苏各国政治与战略专家的强烈警觉，更为加深这些西方强权中的政客，要给中国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准备。因为他们认为，假如让蒋介石领导中国完成抗战，与复兴中国的历史大业之后，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利益，就要遭到中国的挑战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在所谓四强领袖的历史会议之中，会爆发如此可怕的倾轧与出卖的危机。 33.4中国为战后亚洲奠定发展方向 开罗会议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登场，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大体上颇能互相尊重，蒋介石则是过于信赖罗斯福，而低估了丘吉尔。罗斯福对于蒋介石意见的尊重，引爆了丘吉尔「诱敌深入」的大反击布署。事实上，丘吉尔原先希望英美领袖能够先行在马尔他会面，集中力量讨论，全面反攻欧陆的策略，因为丘吉尔认为，亚洲问题根本就是分别由英美两国领袖，各自私下决定就可以了，但是罗斯福认为，亚洲的问题，应该尊重中国的意见。所以丘吉尔对于罗斯福如此「迁就」蒋介石，未来必然会影响到英国对于亚洲的控制，当然心生不满，丘吉尔决心非除掉蒋介石不可，蒋介石可是从来没有遇过这样世界级的政治斗争，丘吉尔是先佯退然后再突击，于是蒋介石就掉入政治会战的包围之中了。 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先分别会晤，就各种的战略方案，以及战后的世界与亚洲的安排，进行意见交换。蒋、罗之间的会谈，大体上都顺利与和谐，中美对于十大问题，都有不少的共识：一、中国成为主导战后国际社会的四强之一。二、日本皇室地位将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三、中国协助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四、日本应以实物赔偿中国。五、所有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琉球地位未定，香港问题以后磋商。六、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军援中国，中国开放军事基地供美国使用。七、朝鲜、越南、泰国应该协助其独立。八、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九、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问题，应该与苏联协商解决。十、中国与美国建立联合参谋首长会议。 而在中英之间，蒋介石知道，丘吉尔绝对不会讨论香港的问题，对于反攻缅甸，英国也有极强的意见，因此不便公开产生对立或是破裂，蒋介石相信罗斯福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歧见，因而只旁敲侧击的提议将香港改为自由港，试探罗斯福的支持。英国全力的反对允许韩国、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在双方激辩之后，英国只在韩国独立的问题上让步，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独立上妥协，香港问题只有以后再议。 由于当时中国退到西部地区，对外的国际交通几乎完全的遭到切断，而西南内地原本的生产力就不足，是无法长期的负担抗日战争的庞大的消耗支出。因此重庆控制地区，早已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是军公教人员的待遇，几乎已经接近难以为继的危机地步。因此蒋介石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另外给予重庆政府十亿美元的贷款（当然是要还的），以控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威力，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军备的战力，以配合盟国在亚洲大陆的反攻作战，做好准备。这点罗斯福也表示相当的同意，罗斯福表示，他将与财经首长研商之后，再提实际的做法。向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的协商，由宋美龄全程参与，因此宋美龄「误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经正式答应对中国的经援，不料事后这竟然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冲突所在。 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在领土问题上，罗斯福曾经非常郑重的提到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蒋介石则依据事实指出，琉球群岛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国，并非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并不打算收回琉球群岛，但是可以将琉球群岛先予以国际托管，以后再决定其命运。 第109章 这点蒋介石是有些精明，但是却也缺乏远略，假如能够坚持宣布琉球独立的政策，那就太好了，因为美国远在十九世纪，初次到达西太平洋之时，就有控制琉球的战略规划。假如蒋介石展现中国有控制琉球的意愿，那么绝对会被丘吉尔与马歇尔当成有野心的头号「公敌」，认为中国作战没有贡献，却有霸权西太平洋的野心，中国恐怕连台湾与东北的主权都会要不回来。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无奈中国自顾不暇，没有国力去要回自己的地方，只有交给美国托管，结果竟然又回到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而蒋介石则两度主动的提起有关旅顺军港开放给美军使用的问题，因为蒋介石认为，在历史上，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都因要控制这个军港，才给中国带来无穷的兵祸，而中国是一个需要重建的弱国，因此只有美军的介入，才能稳定这个敏感的战略地区，但是罗斯福没有明确的反应。蒋介石在琉球与旅顺的态度，可以看出，蒋介石知道中国即使能够战胜日本，在相当的时间之内，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特别是是在海洋上，因此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多关照这个地区，中国则尽力发展陆上的实力。 此外罗斯福也与蒋介石谈到越南的归属问题，因为法国根本是战败国，在亚洲作战更是毫无贡献，所以罗斯福两度询问蒋介石，中国有无收复越南统治权的意愿，蒋介石明白的拒绝了，因为蒋介石了解，越南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地，血统文化都有相当的差距，所以拿回越南，不但是违背民族自决的历史潮流的做法，更会平白的得罪法国与英国。 33.5史迪威开始进行报复 而在开罗会议的军事幕僚策略会商中，中国依照规章，是请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的当然代表，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相处是势同水火，原本就不断的对美国政府，提供中国战区完全负面的报告，何况史迪威才刚刚被迫向蒋介石低头认错，心中充满了屈辱心理的报复意志。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中，史迪威当然是继续做尽任何可以打击重庆政府威望的工作，这就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致命的错误，软禁宋子文，重用史迪威，造成中国在开罗会议的历史性失败与危机。 在会议全程活动中，史迪威一再的扭曲事实与加上恶意的攻讦，把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抗战，说得一无是处与毫无贡献，史迪威认为在整个大战之中，中国是盟国的负担，而没有真正的贡献，甚至盟国不必认真的援助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会将盟国的援助，做为扩张自己割据力量的资源，不会真正的用到战场上。所以虽然蒋介石的各项见解与请求，原则上，都能得到罗斯福相当的支持，但是丘吉尔是已经决心杯葛到底，而罗斯福的军政幕僚们，也都站在史迪威的否定方向，尽量的改变或是削弱罗斯福的指示。 有关中国参加联合参谋团会议（jointstaffconferences）的请求，原本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就积极争取的安排，但是一再的被英美参谋首长所拒绝，这次虽然由罗斯福指示，重新的考虑，而在丘吉尔反对，与史迪威的运作之下，英美联合参谋团，首先否决了中国参加联合参谋会议的权利，这样中国根本无法直接与事先的提出中国战区的需要，也很难改变既定的军事策略，这是蒋介石日后在盟国政略战场上，一败再败的主要原因，既不能让罗斯福得到真确与及时的中国战区情报，罗斯福的指示，又不能得到决策执行单位的密切配合。 而在盟国联合反攻缅甸的决策上，丘吉尔、马歇尔、史迪威都有不同的观点与立场，而由于宋子文没有出席这个军事幕僚会议（宋美龄也没有出席这个纯粹军事战略会议的名义与能力），中国军方就由史迪威充当全权代表，史迪威不但不能为中国的立场进行力争，反而主动提出负面的批评，因此军事幕僚会议对高峰会议的决策，也就无法为中国战区的需要，做出有利的评价。 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不过在领袖的决策会议中，罗斯福却全力支持蒋介石，罗斯福甚至动用个人的威望，表达盟国应该将反攻缅甸的作战，列为优先的战略布署。一方面罗斯福认为，若要以较少的伤亡，较短的时间击败日本，就要充分武装中国军力，利用中国的战略地缘与人力的优势，一方面罗斯福也表达对于中国过去抗日所做重大牺牲的关切与补偿。丘吉尔力争无效之后，只在表面停火，其实丘吉尔准备联络斯大林，进行会后的翻案大反击。 总之，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反而为中国以外的事务，例如保存日本皇室、韩国战后独立与中南半岛的前途，都争到决定性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在这些方面，罗斯福是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因而与丘吉尔产生不少的摩擦与辩论，也就更为坚定丘吉尔要防堵甚至打击中国的成见。因为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何况，罗斯福完全的同意，中国在战后，可以收复被日本所夺取的所有失土，那么中国要回香港、九龙，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 由于丘吉尔自始至终全面的杯葛蒋介石，让会议进行得相当的不顺利，连罗斯福都感到十分的忧虑，因而明白的向蒋介石表示，会议的最大问题，就是丘吉尔不愿意中国强大，不过蒋介石了解，中国当时仍然是个弱国，又就在生存危机与实力有限的困境之中。加上中国一向缺乏攻击的个性，因此对于一些关于自身利益的问题，并没有针锋相对的坚持到底，以免会议破裂，或是增加罗斯福的困扰，对于蒋介石而言，在开罗会议中，能够确定收回中国历史失地、决定反攻缅甸作战，以及取得美国十亿美元的援助贷款，蒋介石认为，单是这三项的成果，就足以称为成功了。 因此在最后的开罗会议宣言中，明白表示盟国团结一致，对日本作战到底的决心，并且列出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以及让韩国在战后独立的公开宣言。开罗会议在形式上，单是中国元首能够英美两国领袖，平等的举行高峰会议，共同发表了历史性宣言，就足以代表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因此蒋介石还算满意的离开开罗，留下史迪威等候德黑兰会议之后，盟国对于反攻缅甸的具体军事行动决议，但是真正出卖中国的阴谋，却开始在开罗会议之后，正式临到中国。在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中，斯大林与丘吉尔联手策划，最后造成罗斯福改变立场，使得在开罗会议中，绝大部分对于中国的承诺，都被推翻或是修改。 33.6德黑兰会议全面大翻案 开罗会议才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黑兰会议就接着登场，这场西方盟国英美苏领袖之间，第一次的高峰会议，原本就在斯大林的全面设计之中，斯大林以极高的政治谋略，争取罗斯福的好感，要求英美承诺，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加速结束对德国的作战，其实是使苏联能够独占攻占东欧所有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并且正式提出，苏联考虑在德国投降之后，对日本宣战，这样苏联也可以成为提早结束对日本战争的主要战力来源。 当然斯大林非常技巧的推销中国没有真正用全力抗日观念。这个概念一直由马歇尔设法扩大传播，又有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马歇尔的密友）之「第一手报告」的坚决支持，加上国务院左倾政治人物的唱和，丘吉尔也是站在同一战线助阵。这个观念主要的目的，在防止罗斯福大力的援助中国，因为假如中国因为获得援助而强大，就会严重的妨碍到苏联红色帝国在亚洲的发展，与英法殖民帝国的复活。 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罗斯福的战略观点是，一心希望能够越早结束大战越好，这样能够减少美国军民的死伤，同时他缺乏历史战略布局的远见与耐心，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在政治、社会上组织严密，因此军队动员能力强，又有不错的工业基础，加上美国大量的援助后，其作战兵力的数量与质量均佳，对外又善于宣传作战的表现，所以罗斯福对于苏联在结束二次世界大战，扮演重要的角色，寄予厚望。罗斯福在得到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之后，开始动摇武装中国部队承诺的信念。 而丘吉尔发现，既然无法阻止苏联在东欧形成支配性的扩张，同时能够早些击败德国，对于英国本土国力的恢复，更有实质的利益，英国必须依赖这个抢先的时机，力图恢复在亚洲的殖民帝国，因而将尽全力的迫使罗斯福打消反攻缅甸的承诺。 第110章 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因此，反资本主义的苏联若是在战后强大，必然会威胁美国，美国既然受到苏联全球的威胁，当然就要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美国就就不会在战后，强迫英国放弃殖民地的统治，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 因此，丘吉尔全程的陪同罗斯福往返开罗与德黑兰，用尽每一个机会，游说罗斯福放弃支持蒋介石反攻缅甸的决定，在斯大林的巧妙协助之下，罗斯福最后竟然被说服，美国不是要「放弃」反攻缅甸，而只是「延后」反攻缅甸或是「缩小」反攻缅甸的作战而已，罗斯福经不起丘吉尔与斯大林的联合攻势，最后竟然就倾向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承诺。这样就等于将极待援助的中国战区，置于危机的刀锋之前[6]。 在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又同时回到开罗，与英美双方的高级军事参谋，进行会后战略行动计画的具体会商，这时丘吉尔还是没有放弃对罗斯福游说，放弃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丘吉尔这种「精诚所至」、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扭转了罗斯福的坚持。此时的罗斯福与美军将领，几乎已经完全的陶醉在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伟大场景中，因此决定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都投入这场登陆战上[7]，这样登陆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以切断日军在东印度洋的作战力量的方案就无法执行，反攻缅甸的计划，就无限期的延后了。 事实上，罗斯福原先是非常坚持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但是在考虑斯大林答应，苏联将会对日本作战，以及反攻欧洲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准备，必须要万无一失的状况下，盟国很难再抽调海军登陆艇到缅甸，所以罗斯福最后同意，盟国反攻缅甸计画只有延期。罗斯福在做出延后反攻缅甸的决定时，曾经最后召见史迪威，询问中国的抗日战力究竟如何，史迪威竟然「保证」，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不堪一击的状况之下，只要日军再发动一次类似鄂西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必然崩溃，因此美国是否履行对中国的承诺，打通缅甸援助中国的通路，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这样罗斯福认为，中国既然连自保都有困难，也就根本没有力量协助美国提早打败日本，同时苏联答应要帮忙进攻日本，那么美国只有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延后反攻缅甸，罗斯福并且还忧虑假如蒋介石垮台之后，美国应该如何收拾中国的残局[8]。 33.7盟国对中国背信弃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在等待盟国反攻缅甸的佳音，但是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举出盟国因为要全力反攻欧洲，因此发生无法调拨兵力投入反攻缅甸的困难，所以要求蒋介石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计划，事实上，蒋介石了解到，假如中国没有英美两国全力的协助，中国是不可能抽调足够的兵力，单独反攻缅甸的，因此只有被迫同意。这样重开缅甸的陆上通路，以使中国获得援助的计画，在可见的将来已经是不可能，中国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接近枯竭的地步。 很令人感伤的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虽然为韩国、泰国争到独立，甚至为日本力争以保留日皇的制度，同时为越南的独立，也留下发展的伏笔，但是为中国仅仅确定到台湾、东北的领土回归，却无法要回香港，以及争取到中国在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的应有权力，蒋介石也非常大度的放弃对琉球与越南的主权，以及没有积极响应派兵占领日本建议。中国是为东亚地区国家争取到的好处，甚至超过自己。 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从开罗会议的记录可以看到，在中国赢得战胜之后，蒋介石并非要完全的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破坏的赔偿，当时会议具体的结论是，中国准备要日本以实物，来做为战争破坏中国损失的赔偿，同时蒋介石也企图运用一些政治手法，例如两次对罗斯福提到开放旅顺为自由港，希望能够引进美国力量，牵制苏联的可能勒索（旅顺问题，当时蒋介石是出于预感的防卫，没想到会恶梦成真），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低姿态，以避免刺激丘吉尔阻拦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丘吉尔根本不但不领情，反而是绝对不归还香港，反攻缅甸也决定杯葛到底。 检讨开罗会议，假如不是史迪威、马歇尔从中不断的进行负面破坏，假如不是斯大林在德黑兰背后的出手，假如不是丘吉尔锲而不舍的打击中国，假如宋子文能够出席开罗会议，那么对于中国与整个亚洲的利益而言，开罗会议应该是可以圆满成功的。但是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而不能了解，国际会议之中的角力，实际上要比一场与野蛮敌人的肉搏战还要可怕。 蒋介石起先认为，盟国对中国至少要比敌国仁慈一些，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会议的公开结论，会被盟国私下改得面目全非，从此以后，中国的命运，就一再的遭到「盟国」的出卖与践踏，中国实实在在的成为盟国获取战争红利的牺牲品。最为可悲的是，中国当时还以开罗会议为中国带来了突破性的成就，谁知道开罗会议的结论，一再遭到任意的修改。盟国既不会优先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也不会给中国十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却要从万分吃紧的战区中，抽调最精锐的部队，让史迪威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作没有战略意义的消耗，同时更严重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安危。这就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全力进攻下，中国战区出现全面崩溃的主因。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分水岭，在形式上而言，中国在开罗会议之时，刚刚走出长期挫败历史记录的阴影，迈向国际历史四强舞台的强国巅峰，中美英三国领袖能够平等协商，完成对于战后亚洲历史布局的安排，但是中国再也没有想到，西方盟国竟然会联手，把中国当成一个出卖打压的对象。虽然斯大林、丘吉尔的心胸奸险，以及罗斯福总统的缺乏远见与坚持，都是出卖中国的利益的原因，但是中国自己内部四分五裂，出席会议的阵容不强，又有史迪威这种通敌的内奸，中国要想在世界顶尖谋略的会议上，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当然会容易遭到暗算。 33.8恶梦开始降临中国 开罗会议结束不过十天，恶梦就开始降临中国。罗斯福突然告知蒋介石，盟国因为要全力进行诺曼底登陆战，所以要延后全面反攻缅甸的计画。蒋介石接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遭到极大的打击，这等于说开罗会议的实质结果作废，中国所有的希望，就是放在打开缅甸的国际通路，接受美国大量的援助，以提高作战能力，击败日本，重建家园。但是延期反攻的决定，就使得中国面对更为艰苦的战局。 在缅甸通路迟迟无法打通的情形下，苏联又继续封锁西北通路，单靠每月一万吨的空运，是无法支持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与作战资源，蒋介石担心，中国经济危机的状况，迫使中国可能无法再支持六个月以上。因此蒋介石只有向罗斯福提出，增加空运数量到达每月两万吨，以及根据开罗会议时候的协议，拨给中国十亿美元信用贷款，以因应中国战区处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增加作战抵抗能力的需求。其实这两个要求，本来也是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得到罗斯福同意的，但是却竟然「意外的」引起了中美之间爆炸性的冲突。 首先是美国驻华大使高思（rencegauss）在十二月九日，急电华盛顿，提出与蒋介石要求完全相反的看法，高思表示中国根本不需要美国新的援助资金，要想解决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中国所需的是大量物资的援助，但是除非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根本无法将援助物资运到中国，所以美国政府目前根本不要答应蒋介石的贷款要求。而史迪威更是站在绝对反对的立场，他向马歇尔报告，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政治勒索手腕，史迪威宣称，因为美国不能履行承诺，打通经由缅甸援助中国的陆上通路，蒋介石就开口要十亿美元做为「交换的条件」。 没想到这个由史迪威捏造的[9]「交换条件说」，竟然会刺激了整个美国政府上下一心的强烈反弹，从陆军部到财政部，从参谋长马歇尔到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morgenthau），都对蒋介石要求十亿美元的借款，产生敌忾同仇、连成一气的看法，加上随后蒋介石，又依照中美的协议，要求美国支付在成都修建战略空军基地，以及驻华美军费用的钱，当这个消息经过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传回美国之后，蒋介石立刻成为美国政府内，人人喊打的「公敌」了（美国政府对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都没有过这样的情绪反感）。 而所有的美国政府官员，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同意加以考虑的，而支付美军在中国的机场与生活费用，更是美国政府主动同意支付的款项[10]。 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 第111章 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更糟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十八日，任命史迪威全权统领中国驻印军，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攻击日军的军事行动，以掩护雷多公路的修建。不料这时史迪威与蒙巴顿竟然自己「私下」决定，乘机提前发动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计画，以拖住中国的军队，同时可以减轻英军在印度所遭到的军事压力。因为当时日本的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大将（扩大卢沟桥事变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元凶），正在准备对印度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 史迪威然后透过马歇尔，要求罗斯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出兵支持，这原是蒋介石所坚决反对的进攻缅甸「替代」方案。而原来罗斯福也同意蒋介石的看法，就是若盟国没有配合从印度洋进攻缅甸的行动，中国不宜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此蒋介石拒绝出兵是有充分正确理由的。但是罗斯福在马歇尔的误导下，居然认为是蒋介石出尔反尔，史迪威与蒙巴顿现在要出兵反攻缅甸了，蒋介石竟然不肯出兵配合！ 罗斯福在十二月数度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合作，出兵反攻缅甸。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几乎面临破裂的危机。 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事实上，真正背信弃义的是美国，因为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亲自答应蒋介石的两个项重大决定，一是盟国合力反攻缅甸，二是考虑贷款中国十亿美元。蒋介石回国之后，正式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完全是依据开罗会议的结果行事，毫无过分之处，更和盟国延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无关。但是美国政府却「认为」这是蒋介石狮子大张口的「交换条件」。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 但是此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勒索，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指出，中国原先的五亿美元贷款都只用了一半而已（当时美国一直以空运困难，拖延中国购买黄金，收回法币的财政计画，所以导至资金无法依照计画使用），而中国严重的经济的问题需要等到重开滇缅公路，可以将大量的物资运到中国之后，才能稳定中国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11]，所以美国财政部坚决的反对给中国新的借款。对于蒋介石依照中美的协议，要美国偿付修建机场费用，以及驻华美军的开销，美国政府则借口说，蒋介石要求的一美元兑二十法币的官价汇率，可以说是极端的不合理（当时黑市汇率为一美元兑二百三十元法币），所以美国财政部也反对到底。蒋介石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持法币官价的汇率，否则中国的财政信用会崩溃，因此坚持不肯改变汇率。这点当然更是蒋介石借机敲诈美国的滔天罪证。 美国财长摩根索的观点，说中国需要为要大量增加物资的供应固然有其道理，但是要收回发行过多的法币，更是克服恶性通货膨胀不可或缺的金融政策，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的确相当的危急。不过，中国政府坚持维持官价固定汇率，完全的脱离市场价格，在当时虽然是见仁见智的经济政策问题，但是以后见之明而言，恐怕是蒋介石与孔祥熙一个严重的错误政策决定，因为以这样水准的汇率，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对国会交待，援助中国换算美元的费用成本，竟然会达到完全不合理的地步。其实国民政府应该直接以美元换法币的方法，来回收超额发行的法币，而不要用黄金收回法币，结果因为这个.作，因为战时交通极端的困难，经常发生延误，而造成政府信用的破产。 更为不幸的是，此时蒋介石对美国政府采取压力的交涉，蒋介石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假如美国坚持不支付驻华美军的费用，中国政府实在已经无力负担美军在华所有经费的支出了（单是为了在中国建筑大量的空军基地，就让中国前前后后支出了近百亿法币的代垫资金，造成地区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国民政府要求，假如美国政府再不依协议付款，那么最迟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驻华美军要自己设法张罗供应品，这原是盟国之间常用的谈判手段，但是美国政府却为此事，出现更为激怒的反应。 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这时罗斯福已经直接介入中、美之间的争执，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出兵，以支持史迪威与蒙巴顿的缅北作战计画，但他「忘记」了中美之间的缅甸作战共识，是中国绝对不能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为这种局部反攻，既不能击败缅甸的日军，反而造成中国战区实力不足的危机，此时马歇尔却极力的批评蒋介石，他指出这就是蒋介石一向的阴谋，中国拿了美军的援助，却不肯让部队参战，因此美国政府应该以中断对中国的援助，来压迫蒋介石出兵参加缅北作战[12]。 这时候，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但此时中美关系，突然就濒临破裂的边缘。马歇尔这回可抓到机会，可以置「盟友」蒋介石于死地，因此马歇尔全面煽动美国政府的反蒋情绪，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的美国政府联席会议上，一向极端左倾的财政部次长怀特（harrywhite）， 以充满煽动的言词，猛烈的批评中国的要求，因此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人提议（非常奇怪的是，国务院竟然缺席），美国干脆中止对中国的支持，停止在中国修建机场，撤退所有美国在中国的军事人员。陆军供应部长索摩维尔甚至提议，干脆悬赏一亿美元，收买在中国的政客，动手进行政变推翻蒋介石，另外组织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 整个会议，简直成为对中国的一个私设裁判法庭，与会人士全都成为「中国私刑队」的成员，以最为刻薄的方式，声讨中国借钱的滔天大罪，其程度比后来对东京大审日本战犯的声讨，还要严厉的多[13]。 这个会议的结论，当然得到马歇尔与史汀生的全力支持，他们认为，只要这个备忘录能够传到重庆，那么保证中美关系全面破裂，美军也会撤离中国战区。幸而在最后关头，罗斯福总统请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介入，参加意见，赫尔力排众议的指出，假如美国政府这样对待蒋介石，美国的对日本作战，将会失去中国的合作。假如中国与日本停战，那么整个亚洲的局势将会全面的逆转，美国就没有把握控制亚洲的战局，这才点醒「中国私刑队」情绪化决策的不当，美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在亚洲的支持，否则美国再多花两百亿美元与一百万部队，也不一定能挽回亚洲、太平洋战场，因失去中国所造成的危机。 因此在国务卿赫尔的斡旋之下，最后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每月最多支付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驻华军费，原先的十亿美元贷款免谈，修建机场的费用也免谈，汇率另行商定（最后是以一美元兑七十法币达成协议）。史迪威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必需要出兵协助，否则美国绝对不再援助中国军队。 这场中美之间，莫名其妙的「离奇」冲突，可以说是荒谬已极，盟国不但在战略上欺骗、出卖中国于先，又背信于援助中国的承诺，最后突然完全怪罪中国向美国勒索，同时还不顾中国战区的安危，强迫中国出兵进攻缅甸北部，进行一场最耗费军力，得到最少战果的作战。这个冲突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精疲力竭的中国要更为孤单的面对来自盟国的遗弃与打击。 「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结果当然是史迪威在缅甸，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大胜日军，蒋介石的中国战区，战力被抽调一空，空军战力也受到分割使用，结果中国军队从北到南，都被日军击溃（详情请参看三十四章）。 美国政府的结论就是，史迪威是可以领导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的「名将」[14]，中国的军队必须交给史迪威统帅，蒋介石与中国军队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因此中国军队在对日战争中，可以说是一无贡献。 这个「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造成罗斯福逼迫蒋介石，交出中国政府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的霸道做法，更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 其实整个中国被否定与被出卖的历史，都是盟国的政治野心家一连串的政治陷阱所设计造成的，中国绝对没有想到，盟友会比敌国还要残酷。此时之中国正处在被盟国出卖的全面危机之中，但她仍必须要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最后的挣扎。 33.9参考资料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梁敬錞《开罗会议》，对于开罗会议的前因后果，都有很好的深入论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于中美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关系变化，有非常珍贵与最新公开的资料。 第112章 魏德迈的《wedemeyerreports!》对英国惯以狡猾的手腕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有详细的描述。 附注： [1]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中国又失去这个地位。苏联对中国「友好同盟」的邦谊可见一斑。 [2]美国提出的整套方案，代号为bolero及roundup，盟军先在英伦三岛集结超过一百万的优势兵力，加上空、海军的支持打击，于一九四三年夏渡过英法海峡反攻欧陆，但丘吉尔用尽方法抵制此案，原因是丘吉尔想藉延长大战的时间，把德国彻底消耗掉，好让英国一劳永逸，从此少了一个最头痛的竞争对手。 [3]有关丘吉尔由地中海仰攻德国的奇想，做为英国的政治斗争手法，在魏德迈的《wedemeyerreports!》一书中，有非常深入的批评。 [4]这点非常的可惜，事实上，罗斯福在战争刚开对于蒋介石领导对抗日本的贡献相当的肯定，是美国友华派的领导人，蒋介石不能与罗斯福多主动接触，结果造成反华派的军人与官僚蒙蔽罗斯福的判断。 [5]宋子文虽然是蒋介石的姻亲，但是绝非一位迎逢的政客，他不但经常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与蒋介石闹翻过多次，不管他的做法是否正确，但他是一位很有坚持的政治人物。 [6]当时的英国与苏联，都已经获得美国几十亿到百亿美元的大量援助，才能撑住战局，而中国参战比它们还早，中国的国力原比它们还弱，所以中国需要先打通缅甸通路，获得实质的援助之后，才能展现战力，配合盟国的反攻计划。 [7]登陆诺曼底的盟军作战，投入的力量是远超过作战实际的需要，根据作战实况，盟军其实只要使用一半的资源，同样可以成功的登陆。 [8]这是史迪威最为恶毒的做法，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竟然专门做出卖中国战区的工作，而预言中国将立刻被日本打败，根本就是史迪威自从七七事变以来的「职业」性预测，历史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没有像史迪威过去所说的，在中日全面战争六个月之后就被打垮，也没有像史迪威又说的，中国再打一次鄂西会战就会崩溃，事实上，中国后来又打了比鄂西会战规模还要大的六次会战，她还是没有倒。 [9]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盟国反攻缅甸以支持中国战区的承诺原是一个骗局，十亿美元的贷款，是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就提出，罗斯福同意优先考虑的。因此反攻缅甸与贷款并无关联，时间顺序也证明交换条件说的荒谬。 [10]中国是美国的盟国，为了打败日本，她已经是牺牲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当时盟国并肩作战，由美国提供军火与经费支持，原是反法西斯同盟标准模式。中国比英国与苏联所做的牺牲，都要大得太多，但是得的援助却少之又少，更何况这只是贷款用来周转与维持国家的抗日战争而已，将来会全数还清的。美国政府可以不借，但不必把中国借钱的要求，当成头号公敌来对付。 [11]问题是，盟国又自己推翻决议，取消了反攻缅甸的计画，重开滇缅公路已经无望，那么中国只有等死？ [12]难道马歇尔忘了，盟国并未批准史迪威私自决定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那有义务出兵支持史迪威个人的作战冒险，中国战区还要不要军力来维持了？ 事实上，当时中国还没有拿到多少美国的援助，因为缅甸的通路没有打通呢！ 此外，难道中国接受美国援助，是为了要当英国在缅甸的「佣兵」，而不顾自己国家的存亡？ [13]对照其它盟国向美国要求的援助，总共都在百亿美元以上，而且有许多笔钱是有借无还的，中国是规规矩矩向美国借钱，而且保证会还钱的，竟然要受到这样的羞辱，大概美国嫌中国借得太少了？ 是不是希望蒋介石应该向斯大林学样，开口要个一百亿美元（而且是从头就打算赖帐的），美国总统反而会亲自将钱送来？ [14]除了偶尔忘记自己是统帅大军的指挥官，把部队丢了就跑（详情请参看三十章滇缅作战）。 第三十四章、日军孤注一掷的疯狂反扑 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决定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救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后，由东条英机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知道，无论是和是战，都无法解决中国事变了。日本既然没有足够的兵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设法保持现有的战果，以谋求一个较好条件的停战交易。东条政府于是提出了建立日本“绝对国防圈”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本质上，已经是不求胜利之被动与守势战略，但是却成为支配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 东条英机政府之所谓绝对国防圈，就是设定保障日本本土安全，与维持战争资源供应，所需的最小控制空间。日军大本营认为，在太平洋中，日本最少要据守千岛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印尼群岛；在亚洲陆地上，日军则要控制中国的平汉、粤汉铁路，及中南半岛，并延伸到缅甸与印度东部。这个建立绝对国防圈的战略要求，对于已经不求战略胜利，而只求自保的日本政府领袖而言，正好配合了日本民族极端缺乏国家安全感的集体心理，因此使得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执行与达到目标。此外，在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及南方军总司令部中的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更为奇特的战略构想，就是在必要时，日本的战略决战主体，将从日本本土，转到亚洲大陆进行。因为日本岛屿的战略空间太小，无法承受强大的攻击；在亚洲大陆，日本则控有足够宽广的战略空间，以及较多的战争资源，可以适合长期作战。所以日军有意扩大在中国的战场空间。日本的海空军，这时候已经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美军猛烈的打击，扩张与反击已经是不可能了。由中国华南基地起飞的盟国轰炸机，更对日本绝对国防圈之运输通路造成重创，特别是陈纳德指挥以华南为基地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合作，非常有效的攻击日本的战略运输船队（由南洋经台湾海峡到其本土之航线），造成日本运输船队每年高达一百万吨以上的损失。在这种状况之下，日本的军备与工业生产，由于缺乏原料与能源的供应而面临全面停工之危机。这是威胁日本绝对国防圈安全运作，最为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整个作战武器军火的生产，以及民生必需品，供应上都开始发生严重的困难。因此日本政府若要确保其绝对国防圈内运输线的安全，就必须要在中国以及缅甸战区，同步进行孤注一掷的大反扑作战，作战核心的目标，就是消灭中国战区内的战略空军基地及补给线，以确保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安全。在缅甸战区的攻势，是要切断驼峰运输的通路；而在中国战区的攻势，则是彻底破坏中国华南地区的盟国空军基地。 34.1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 一九四三年秋季，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开始依据大本营的绝对国防圈战略指导原则，拟定一个决定日帝国战争胜败的作战计划。计划的目标是，一、攻略中国南方与西南方的中美空军基地。因为这些空军基地的战机，已经严重危及日本由南洋通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路线；这是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作的生命线所在，若是继续受到威胁，日本将很快就失去长期作战的能力。二、打通亚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日本在必要时，可以在陆上进行联络，将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南方军结成一体，用亚洲大陆的战略空间进行决战。三、是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军力与作战意志。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接到大本营的指令之后，开始研拟一个由北而南的全面攻势作战计划，也就是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与彻底扫平华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其实这个作战攻势方向，曾是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攻略战法，但是日本却一直不能掌握这个战略构想。直到六年后，面对山穷水尽之时，日军才想采这个作战方向，为日本帝国的命运，进行最后的反扑。经过日军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几次全面会商，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日大本营经过御前会议，核定这个挽救帝国命运的行动方案，是为“一号作战计划”（operationichi-go）此计划的纲领是，日本本土将再增加兵力的动员与投入，关东军与南方军则尽量提供支持。第一期作战，是先由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击，打通平汉铁路，同时歼灭华军在河南的主力。第二期作战再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发动直攻衡阳的大会战，彻底击溃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第三期是成立第六方面军，负责打通粤汉铁路的作战，与华南的第二十三军配合，发动由广州北上、与十一军的会师行动。 第113章 第四期作战，则在打通粤汉铁路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与越南的通路。一号作战计划的战略重点目标，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为了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可以说是设法将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都要孤注一掷地投入。日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持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决定再动员五十一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1。此外大本营并且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马六万七千（1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匹，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持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皇军成军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在受到大本营如此强力的支持之下，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因此也决心拚出所有的力量，以完成挽救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所有参加作战的野战师团，都组织特殊的作战敢死队编组，特别加强突击、夜战与城市作战训练；并且举办各种作战研习会议，彻底检讨过去与华军作战的经验，提出改进的对策方案。日军从大本营到前线参战部队，一再进行周密的兵棋推演，以及全军的战前演训与竞赛。 34.2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但此时的中国守军，却正处在战力严重空虚的阶段。由于中、美为了军经、援助的问题，爆发了严重的摩擦，双方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史迪威的运作之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遭到全面的破坏，不但所有援华的陆军装备、物资2，百分之九十都用到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最精锐的八个军的部队，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史迪威在这时一再强调，日军根本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的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同时蒋不愿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参加缅甸作战。因此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政治斗争，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史迪威这时掌控着一切的美国援助物资，以及中国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他一心一意只想动员华军，早些帮他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希望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本土能够遭到一败涂地的打击，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因此史迪威故意漠视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2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其实没有威胁。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贷款中国十亿美元，以挽救中国后方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摩擦与误会。同时盟国决定延后打通援助中国的缅甸通路，因此中国能得到的实际援助，仍然只靠驼峰空运的一点点物资，来维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战力。但这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已经因为多年的战争而使力量面临枯竭，同时外援久候不至，人心更是动摇；华中地区又碰上连续两年严重的旱灾，造成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物资匮乏与恶性的通货膨胀，不但数以百万的人民可能因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大法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 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 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它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而中国军中的经费，更是短缺到不够官士兵生活开支的地步，几乎每个部队都普遍有谎报兵员人数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强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前线的部队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应，都发生问题，更别说作战装备了。部队普遍都有营养不良、装备落后、武器和训练不足与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之下，整个抗日的精神开始瓦解，逃兵情况开始越加严重。 更糟的是，许多将领与政客，开始拉帮结派，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够从美军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介石，而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因此重庆军政的上层，开始出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上下逐渐失去精诚团结、一心抗敌的意志，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政府没有一套严格控制战时物资分配的措施，而让一小撮人得以乘机大发国难财，更是容易造成人心的不平，在政治斗争的谣言运作下，引爆了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怀疑。其实当时经济空虚与战力不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大量损耗，日军有计划的劫掠大批的粮食、物资，加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外来的援助，导致中国所有的国力，都几乎面临消耗一空、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曾向罗斯福总统告急，表示中国的经济危机甚至大于军事危机。但是这个向美国借款的要求，却被史迪威、马歇尔所扭曲，罗斯福更受到美政府内部左倾官僚的蒙蔽，所以国民政府无法得到这笔贷款，以稳定抗战的经济与人心。反攻缅甸打开援助通路的日期又突然被无限期延后，更让中国的战力受到打击。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中国还要优先抽调精锐的部队支持缅北作战。虽然根据日军大量集结与演训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敌军极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发动全面的反扑，而在二月以后，重庆方面对于日军准备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的攻势，也掌握了更为清楚的情报，无奈参谋长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缅甸野人山进行作战，对于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区发动新攻势的情报，根本不加理会，而造成部分华军将领也跟着附和，因此华军无法集中力量，准备迎战日军空前的重大攻势。（4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当然重庆方面的军力，因为在陕西部署了监视共军的部队，又要优先支持缅甸作战，所以兵力更加不够分配。这次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敢放手南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正是共军与蒋介石进行政治对抗的时刻。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地区，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因此在这种敌实我虚的情势之下，一九四四年注定将是抗日战争中，中国要受尽挫败与屈辱的一年。日军是倾全国、全军之力，在中国战场进行决死大反击，中国则是外源未到，内争先起，这样如何能够挡住日军充分准备而发起的空前攻势？ 第114章 34.3日军打通平汉铁路 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对于华北日军负责打通平汉铁路，捕捉河南华军汤恩伯主力的作战任务，原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次日军大本营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兵力给中国派遣军，与其进行大陆交通线的打通，不如让他执行西攻西安，截断重庆左翼的作战计划，但是日大本营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幸好日本大本营没有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否则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大本营下令由关东军调出精锐的第二七师团、铁道联队、汽车兵团等特种部队，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一号作战任务，务必全力打通平汉线，捕捉在河南的华军主力。 华军河南阵地的防务是由蒋鼎文与汤恩伯负责。由于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之后，将近三年都没有在华北发动攻势，使得华军失去作战的警觉与士气；加上河南连年天灾，民生困苦到了极点，军队的补给不足，兵员补充又以远征军优先，因此战力已经降到空前的底点。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蒋介石与驻华美军的将领，对于日军的作战企图，缺乏共识与掌握，由于史迪威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击只是例行出击的演习，根本无意深入华军阵地与进行长期的占领作战，当前华军应该以静制动，故将拥有美式装备、员额充足的华军部队，调入缅甸原始山区进行作战。所以汤恩伯奉命以静态防御，在嵩山以东的密县、巩县一带阵地布防。（5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在表面的数字上，中国战区的空军要优于日本，史迪威却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正式的编制有五百架战机，要锁定二百架战机，负责防卫成都等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的安全，不得弹性运用；另外要出动一百五十架战机，支持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因此陈纳德只有一百五十架战机可以投入中国战场的支持与打击作战。问题是，这些战机的基地都在华南，很难在遥远的黄河流域，取得制空权。因此陈纳德想尽办法出动飞机，企图炸断黄河铁桥，与支持华军作战，但是战机实在分配不过来。日军源源不绝地越过黄河，机械化的部队在黄河以南的平原上纵横驰骋，对华军阵地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刚好河南发生严重的大旱灾，几百万以上的中国百姓九死流离，粮食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上涨已经是七七事变当年的五百倍。社会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庆的内争浮现，美国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军力上补充兵员的严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纸上谈兵的迟迟没有到手，这一切都使军心更为涣散。执行这项任务的日军敌前指挥，是由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负责，他率领四个师团、四个旅团，以及一个战车师团，加上大量的工兵与运输部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在关东军支持修复黄河铁桥的协助下，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的半夜，在中牟渡过黄河，夜袭华军在河南的阵地。日军行动前的欺敌工作与情报扰乱，部署的非常成功，重庆方面以为日军应在五月底才会发动攻击，美军的情报判断更离谱，认为这最多只是日军的骚扰行动而已，不值得华军劳师动众、严阵以待。事实上，日军在大军渡过黄河的四天之前，已先派决死突击队，渗透华军阵地，找到华军防线的弱点，然后引导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对中国第一战区的阵地，全力发动攻击。汤恩伯原想主动对渡河的日军部队，进行反击，但是其它将领都缺乏主动作战的意愿，以及作战的支持与兵力，因此只消极地接受命令，困守在阵地之中，不愿配合出击，而让日军机械化部队，任意在华军阵地之间驰骋。日本第十二军顺利渡过黄河之后，全力发动攻势，四月十八日，日军三十七师团攻陷中牟，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六十二师团攻克郑州，这样日第十二军已经成功的撕裂中国第一战区的正面防线。日军然后兵分二路，一路向南攻击，准备沿平汉线攻克许昌后，与来自武汉的第十一军部队会师，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外一路的日军，则是向西突进，准备攻击华军汤恩伯部的主力。 由于日军的攻势凌厉而且充满变化，三个师团的日军部队迅速包围了平汉路的重镇许昌。日三十七师团担任主攻，六十二师团与二十七师团在外围进行包围分割作战，以彻底孤立在许昌的中国守军。日军在战车、突击队与炮兵联手下，迅速迫近许昌的阵地，打得华军阵地陷入混乱之中，才两天的时间，许昌就在五月一日弃守。 此时日军情报发现，汤恩伯的部队在登封、密县附近集结，反击日军的攻势。因此日军司令官内山，立刻将南攻的部队，由南向西方旋转九十度，企图捕捉汤恩伯的部队。另路日军则在战车师团的前导之下（这是日军首度在中国战区使用战车师团），在河南平原势如破竹地疾进，企图以钳形攻势，包抄汤恩伯部。日军这种灵活的攻势，其速度与方向不断变化，充分展现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战力优势。不过汤恩伯的主力第十三军石觉部，并未踏入日军的口袋，而设法退入嵩山，日军失去了围歼十三军的机会。这时候华军在河南的战线与阵地，可以说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事先的作战情报与计划，几乎完全与事实的发展不符。由于华军的员额不足、士气低落、补给不济，上级领导阶层又面临美军介入政策与权力的斗争，因此实在无法面对日军空前强大、灵活与凌厉的攻势。许昌陷落之后，由于蒋鼎文担心自己受到围歼，而立刻率兵退向伏牛山，造成汤恩伯部势孤，也只有设法突围。因此其它的华军部队，产生兵败如山倒的连锁反应，河南战场近乎失控。 蒋介石企图抽调接受美军装备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不但遭到史迪威拒绝，而且在罗斯福亲自介入的压力下，于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的作战。这时候日军刚攻陷郑州，开始击溃华军在河南的防线，蒋介石却只能眼看着中国战区受到日军攻势无情的蹂躏。在盟国的眼中，装备中国的军队，只是为了英国在缅甸与印度的利益而战。 日军南下的攻击，很快又恢复行动。十二军攻陷许昌之后，日军第十一军横山勇，同步派遣一个旅团北上夹击，于五月八日南北两军在遂平会师，日军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七年后，才终于勉强的打通平汉铁路。接着日军的主力又朝向西方发动连续的攻击，企图围歼汤恩伯的主力不成；日军立刻朝向洛阳外围发动快速攻击，彻底击溃了洛阳外围的中国守军。然后在五月十八日，日军六三师团负责由东向西进攻洛阳，而日军一一〇师团与战车第三师团则由洛阳的西方迂回攻击。不过日军对洛阳的全面攻势，这次遭到华军强烈反击。洛阳守军是武庭麟的第十五军，以旺盛的作战意志，挡住日军极凌厉的攻势，此举惊动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是日军调集部队，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四面合围之势，再攻洛阳。华军在兵力悬殊、援军不到的状况之下，仍然拒绝招降，浴血奋战之后，武庭麟在五月二十五日从洛阳突围。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则在后续的作战中阵亡。 此时日军驻山西的第一军，也派遣第三、五十九等两个旅团，渡过黄河的渑池，截断了陇海铁路的交通，阻止华军向东的驰援；同时扫荡华军在洛阳以西的主要后勤基地，以及夺取华军在卢氏的主要军需品供应仓库。华军在第一战区，出现了全线溃败的局面。这时候国内外的舆论出现大量悲观与恐慌的报道，说华军已经失去战力，蒋介石只有撤换蒋鼎文与汤恩伯的职务，及派陈诚前往坐镇指挥，调胡宗南负责监视延安共军的部队，东出潼关，进入河南，暂时阻挡了日军的攻势。由于日军立刻就要在湖南发动大兵团作战，因此停止了继续向西的攻势。 于是一场推诿责任的内部攻防战，立刻就在华军、美军之间展开。史迪威以及一些美国记者，当然乘机发表他们的“证据”，指出蒋介石的部队根本不战而退，却完全不提自己情报判断的严重错误，导致中国战区没有预先做好准备，以及在作战期间，整个后勤支持迟迟未到，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的责任。事实上，以中日双方当时在河南的兵力部署与作战准备而言，华军由谁去指挥，结果都不会好到那里去。华军若是不退，只有遭到歼灭。有谁问过，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日军只是演习的情报判断，让中国军队无法得到战前的补充与准备，应该负起多少的责任？ 34.4日本十一军发动长衡会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南战场获得大胜之后，日军一号作战的重心，就转到湖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佃俊六，对于第十一军准备攻占长沙、衡阳的作战，寄予极大的期望，因为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长、衡之战的赢输，日军必须击败长沙之虎薛岳，才能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所以佃俊六特别前往武汉坐镇指挥，同时加派更多的部队助攻。受命指挥日军作战的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中将，当然更知道这场战役的结果，事关重大。横山对于进攻长沙，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因为过去日军曾经三度试探，都未能占领长沙，使得华军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更是因此成为华军将领中的虎将。 第115章 所以此次日军进攻长沙、衡阳的大会战，将是衡山个人军旅生涯最大的挑战了。由于日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湖南之战，给予全力的支持，使得衡山可以指挥的部队高达八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单是在兵力上，日军就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优势。因此衡山在详细检讨过去三次长沙作战的得失之后，拟定出一个全面包抄薛岳部队的计划。过去日军进攻长沙的部队兵力，最多是三个师团加上特种作战部队，作战支持的准备，也是以两个星期为度。但这次横山勇的作战计划，动员的总兵力是超过八个师团（三十六万人以上），他更将日军的作战纵深，根本延伸到衡阳，所以日军在兵力的优势以及作战计划的规划上，都早已经超越薛岳过去防御长沙的“天炉作战”之架构。衡山的作战计划是，利用五个师团，作为第一线兵力，三个师团为第二线机动兵力，进行全方位的南攻。而将主力放在左翼的攻击，沿着湘、赣交界南下，大迂回长沙的东南方，先攻占浏阳，再包抄长沙后侧。横山判断薛岳的主力就是在此待命出击，因此日军的布阵，以打击长沙外围的华军为主攻对象，然后再进攻长沙城。日军中路的攻击则是依照传统的进攻长沙模式，沿粤汉铁路南下，击破华军正面防线直逼长沙。另外派军由洞庭湖南下，包抄湘江西岸，从侧后方进攻长沙的制高点岳麓山阵地。由于横山掌控绝对充裕的作战兵力，因此决定在日军包围长沙的同时，也对衡阳进行长距离的奔袭，乘华军全力在长沙作战之时，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占衡阳。 而横山勇还设法进行大规模的欺敌行动，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日军的作战目标，有可能是沿着长江西上，进攻重庆，或是准备再度进攻常德。由于横山对于这两个战略要点的攻击，都有实战的经验，所以也让重庆方面不得不加以重视。蒋介石保留卫戍部队放在第六战区，作为保卫重庆的准备，而没有全力支持第九战区薛岳的部队。但是蒋介石仍然认为，日军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为主，因此特别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第九战区，协助薛岳布阵对抗，但是由于“长沙之虎”薛岳，已经在防卫长沙的作战上，三战三胜，对于防卫长沙，有着相当的自信与执着。他相信史迪威的美军判断，认为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对长沙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天炉作战，已经是天衣无缝，所以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决定仍将在长沙决战，再次合围进攻的日军。可是薛岳手上的部队，也已经发生员额与装备不足的问题。这不仅是当时华军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常德会战之后，战力都还没有恢复，加上最信任薛岳的上司陈诚，已经因为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失去大权。在政潮冲击之下，蒋介石又重用何应钦来防止军中将领的“叛变”，而何应钦与薛岳以及粤系将领，本来就有不愉快的经验，薛岳实际上又功高震主、锋芒毕露，何对薛当然相当的“感冒”，更加要给薛岳一些不方便。于是在大战前夕，第九战区的兵员与补给，不但没有优先得到补充，反而是能拖就拖。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一支精实、充裕的日军与虚弱内斗的华军对阵，双方的胜负，在未战之前，早已有了定数。白崇禧曾经建议薛岳，考虑将决战南移到衡阳，以拉长日军的补给线，加强华军在衡阳的防务，但是薛岳没有完全接受，仍然决定在长沙与日军对决。 横山勇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日军在对马海峡大破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历史光荣纪念日，在湖南发动对华军全面的攻势作战。装备充足的三十六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持之下，分成七路扑向华军阵地，来势之凶猛，远远超过华军的预估。日军精锐的第三、十三师团以及二十七师团，从左翼（东线）先攻，一举深入地插进平江，再突进浏阳，直捣薛岳预控的反击部队基地。接着在中路的日军第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分成六路强渡新墙河，第三四与五八师团随后跟进，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连续击破华军的层层防线，直扑长沙；第四十师团与五、十七旅团，渡过洞庭湖，沿湘江的西岸，进攻长沙的西方。日军这样全面的攻势，使得华军在湖南的阵地，全都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薛岳在长沙东南所部署的反击部队，更是首先陷在日军的多重包围攻势之中，天炉作战计划就完全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湖南成为日军全面纵横的战场。 这时候在缅甸原始丛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在看到华军全线溃败之后，才“想起”了他还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于六月八日突然出现在重庆，幸灾乐祸的宣布“中国陷入危机”，接着立刻派员督导美军从桂林的训练中心进行撤退，同时不断设法干预陈纳德的空军后勤支持，并且开始推动接掌华军指挥权，以及寻找可以推翻蒋介石军政领袖的活动。史迪威完全不管这个中国战区作战惨败的灾祸，是谁作出严重错误的情报判断，以及致命的错误作战部署？到底是谁仍在制肘空军出击日军的任务？史迪威居然认为，只有他接掌华军的指挥权，才能在中国地区击败日军，而其它任何对于战场的补救与支持措施，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薛岳军力不足以及布阵错误，加上军方上层的严重内斗，在日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多重攻势与连环包围之下，华军在湖南的整个战局失去了控制。长沙外围的战略据点，很快地就先被日军攻占，六月十四日，日军攻占浏阳，截断了薛岳反攻长沙的外围作战部队；次日陷宁乡，长沙于是受到日军全方位的包围。中国第四军已无法用传统的防御方式，来守住长沙；原本在长沙外围待命的机动部队，先遭到日军的猛攻，已不可能支持长沙的防御作战。这时候，另外一支的日军，更成功地攻占了岳麓山的长沙炮兵制高点。此时守城的华军与敌军的兵力悬殊，制高点又遭日军攻占，外围援军更已被日军主力猛攻而自顾不暇，因此日军终于在六月十八日攻下长沙，而打破了华军过去长沙作战不败的记录。蒋介石在情急之下，下令枪决突围而出的长沙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溃败的发展。日军作战计划的另一步棋，就是同时奔袭衡阳。横山勇在日军在还没有攻陷长沙之时，就已经下令第六八师团与一一六师团，绕过长沙外围，马不停蹄的沿着湘江两岸，直接扑向衡阳华军阵地。此时薛岳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则向江西方向败退，根本无法拦截日军的长驱直下，整个第九战区的防卫系统为之瓦解。 这时湖南前线的作战陷入危机状态，蒋介石无法把拥有美式装备以及员额充足的八个军部队，调回东线作战，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战力不足的部队，在湖南遭到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日军指挥官横山勇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会把这八个军调回，在湖南与日军决战。横山也担心美军会调动一切的空军，支持华军作战，对自己脆弱的补给线进行全面切断的空中攻击。 但是这两个担心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极力阻止中国战区进行反击，并且抬出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助阵，主张当前反败为胜的要务是，由史迪威接掌华军指挥权，最好能够顺带推翻蒋介石政权。由于华军接连在河南与湖南战场的惨败，史氏又早已在重庆政府中，进行各种掺砂子、挖墙脚工作，使得前线部队急于等待后方明确的指挥，以及派军援助之时，后方却陷入全面的权力斗争、指挥系统混乱、以及后勤失控的状况。这时候，拼命为华军出力的，还是指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他设法透过管道向华盛顿反映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史迪威利用机会夺权的真相，无奈当时华盛顿与全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诺曼底登陆战的胜利，因而对于中国战区的恶化逆转，产生极大的轻视与厌恶。西方主流意见于是认定：“果然是史迪威有远见，早就说蒋介石的华军不堪一击，现在得到证明了吧！不仅如此，还要连累美军替蒋介石收拾残局。”这里也不能不提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这场逆势作战中，奋不顾身的英勇表现。尽管史迪威把能够动用支持湖南战场的空军战机，缩小到只有一百五十架，而且在油、弹的供应上，尽可能做到百般刁难，同时湖南的天侯又豪雨不断，影响到战机出击，但是陈纳德仍然想尽一切的办法，率领部属出动战机，全力攻击日军的补给线与阵地，为支持华军作战争取更多的油弹与补给品。美机飞行员平均每天出击四次，中间休息的时间只够吃饭与听取攻击目标的简报而已，战机沿着湘江的航道低飞攻击日军，甚至低到连螺旋桨都溅起水花；美军二十三大队的四个中队长以及半数的飞行员被击落。十四航空队在五个星期不眠不休的支持作战中，击落日机一百二十架，炸毁日机九十架，造成日军补给线多次的中断。从长沙到武汉的日军补给线及仓库，一路被炸，火焰冲天，燃烧长达一个星期以上。夜间美机甚至可以就着火光，无须导航而直飞汉口，进行轰炸。日军承认，在湖南的作战之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兵力，是美机攻击下致死的。假如陈纳德能够得到三百架战机的增援，又有充足的后勤供应7，应该可以全力摧毁日军部队的补给系统，那么战局会有极大的变化。 34.5鬼泣神嚎的衡阳保卫战 日军以为在长沙会战中，已经将华军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予以彻底的击溃，虽然没有围歼中国的主力兵团，但是华军在受到重挫之后，已失去再战的能力，对于日军进行长距离奔袭衡阳的作战，横山勇更以为把握十足。 第116章 事前衡阳在日机猛烈的轰炸之下，衡阳市区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横山认为，日军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是横山没有想到，由方先觉所率领的中国第十军，却在衡阳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阵地保卫战，差点把横山的完胜攻势，搞成凄惨的大败仗。由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是一支作战表现出色的部队，曾在长沙与常德的会战中，与日军进行多次正面的恶战，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参与衡阳防卫作战的华军部队，包括了预十师（葛先才）、第三师（周庆祥）、一九〇师（容有略），暂编五四师（饶少伟）。第十军在奉命防御衡阳之后，立刻在衡阳地区，利用山岳与河道的复杂地形，开始构建防御工事，此时美军在桂林的步兵训练中心，感到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奉命撤退，因此将一批带不走的美军训练用装备，交给第十军使用。当时方先觉根本没有想到，湖南的战局，会恶化的如此之快，自己的部队要孤军防守衡阳四十二天，血战到弹尽援绝的崩溃地步。这也是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被日军全歼的唯一军级单位。由于薛岳把第九战区的残余的部队，集结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一带，企图等日军深入之后，反击日军的侧后。但是薛岳的这个布阵，却遭到日军主力兵团向东旋转的多路围攻，因此不但无法发挥侧翼包抄日军的效用，反而让南方的衡阳阵地，出现兵力支持分配不足的危机。日军在攻占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与一一六师团（岩永汪），沿着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六八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亲自的传令嘉奖。六月二十八日，日军奔袭衡阳的两个师团，对衡阳完成钳形包围，同时日本飞机对于衡阳守军的阵地，进行全毁性的地毯式轰炸。日军认为单是这样的打击，以及优势的兵力与火力8，衡阳已是日军的囊中之物。但是横山万万没有想到，镇守衡阳的华军第十军，阵地被毁，战志依然不为所动。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猛烈的反击，造成日本六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受到重伤，日军的攻势为之受挫。 横山没有一举攻下衡阳，甚至造成东京的震动，因为此时东京的最高军政负责人首相东条英机（身兼总参谋长、陆相、军需大臣），已经岌岌可危，面临着辞职的压力，他需要日军更大的胜利消息，才能支撑他的地位。因此他透过私人亲信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到达武汉，直接向“中国派遣军”施加压力，派遣军总司令佃俊六更是急得不断催促横山，以最快速度攻下衡阳，并且加派参谋长松井久太郎，直接到达衡阳前线，对衡山施加压力。这时横山勇知道，自己在衡阳是遇到对手了，必须要小心应付。因此他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他准备把衡阳当成决战地点，企图以围点打援的方式，吸引薛岳在湖南东部的部队前来支持，然后日军再发动多重包围，一举围歼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不料日军第二度的攻势，仍然无法得到明显的进展。中日两军在衡阳阵地争夺战中，陷入了肉搏力拼的阶段，双方在充满血水的壕沟之中厮杀；每天都在焚烧腐烂的尸首，以防止瘟疫的发生。但是日军对衡阳的攻势，只推前了两公里，仍然被第十军给挡住了。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衡阳之战，不但是中日主要战场的决战，更是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作战的胜负，都关系到自己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因为在七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将华军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国战场的败局。因此除非蒋介石能够证明，他能指挥华军击败日军攻势，否则蒋介石将要面临美国孤立、外援中断，以及部属叛变的危机。而日本首相东条的情况，同样需要战胜的消息来支持，否则日本的军政领袖，已经对于他的领导与政策失去信心，东条将会被迫辞职。但是在争取这场决战的指挥上，蒋介石无法把最有战力的部队，从缅甸战场调回，因为这是史迪威争取华军指挥权的本钱。史迪威使用优势兵力，在缅甸获得胜利；而同一时候，蒋介石在华南却遭到日军猛烈的打击，所以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二十军，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可是日军仍无法在七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东条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只有被迫辞职下台。蒋介石此时急切希望能够解衡阳之围，至少能够救出第十军。但是薛岳已无兵力驰援衡阳，因为他手边只剩下有限的残兵，退到湖南江西边界集结，又得不到兵力与装备的补充。不过在七月中旬，薛岳仍然设法从湖南、江西的边界，对日军的后方发动侧击。虽然这种攻击对于日军进攻衡阳的补给线造成压力，但是薛岳的兵力不足，攻击位置又远离衡阳，因此无法对日军造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衡阳的守军，更是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时蒋介石只有亲自介入，指挥六十二军、七十九军与九十九军，参与衡阳解围作战，但是由于作战密码完全被日军解破，让横山能够充分掌握到华军的作战动态，进行各种有效的拦截，并在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造成华军更大的作战伤亡。中国援军的兵力与火力仍有限，始终无法突破日军层层的包围圈。此时第十军全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但是由于史迪威希望华军作战失败，所以对于陈纳德的空军支持作战，总是设法加以制肘。陈纳德要设法四处张罗更多的油弹供应，以增加对日军的空中压制。陈纳德若是充分能够得到美国军方、政府全力的支持，应该可以达成阻绝日军补给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支持衡阳作战的补给线，已经多次受到美机严重的打击，日军的弹药与粮食几度都无法接济上攻势的运作，其部队也濒临作战失败的压力。华军前往援救衡阳的部队，在七月底时，曾经一度前进到与守军只相差几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最终还是被日军灵活的截击压退，没有达成救援第十军的任务。这时方先觉的部队，已经是伤亡过半，不但是弹尽援绝，连吃饭的补给都成了问题。但日军在衡阳的作战，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迫使横山一度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在此继续打下去。因为即使日军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极限。但是这场作战的胜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军力对抗的荣誉之争了，说什么横山也不能放弃，何况关东军的战将坂西一郎，已经到达湖南，接掌长沙的指挥权，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不妙，连职务都会有变数。最后横山勇决定，将日本十一军的全部军力当赌注，完全都押在衡阳，再增调十三、五十八师团，参加衡阳决战。他并且不惜代价的运送威力强大的巨炮，到达衡阳阵地，准备给孤立无援的方先觉部，最后致命的一击。八月二日，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横山勇带病亲自前往衡阳前线指挥作战，而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当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着横山，准备拿出老命一搏。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对华军阵地进行冒死攻击。日军的巨炮再度轰平华军的每一个阵地，日军的敢死队对华军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攻击，守军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日军五十七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更是由自己担任敢死队的队长，亲自带兵冲锋华军阵地，结果战死衡阳。有受城市作战特别训练的五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作战负伤，却不肯就医，躺在担架上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可见战况之激烈。 此时衡阳的决战，其惨烈程度已使阵地成为了人间地狱。蒋介石在最后时刻，仍然设法派军队救援第十军，连第五军的坦克车部队都派到战场。但是此时中国战区的华军，已经无法将士用命的拼力作战了。因为有了国际力量的介入与刺激，内部派系的猜疑正在死灰复燃，而更加恶化了军队人员不足、装备后勤严重缺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的情况，因此无法动员军力突破日军层层包围的防线。第十军方先觉部，在坚持血战四十二天之后，最后在八月八日，终于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下去。因此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中国第十军在衡阳的保卫战事实是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但是，事后横山勇却宣布，日军终于攻陷衡阳，完成“围歼”华军的第十军，把原先答应第十军的“终战”礼遇，改成“俘虏”的对待，这是中日战争中，华军唯一被“俘虏”的师级以上单位。但是自日皇以下的日军高级指挥部，对于方先觉的第十军，作战如此之勇猛，都表示了无限的敬意。 衡阳终于陷落，史迪威理所当然的开始进一步地向蒋介石逼宫。蒋眼见自己部属们的战志出现动摇，并且开始私下运作而向史迪威靠拢。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也只有同意，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准备交出华军的作战指挥权（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11、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 第117章 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给史迪威。当时中国上下，独立奋战的信念已失，企图依赖美军直接的介入，能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起死回生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刻。 34.6日军“一号作战”的检讨与其造成之后果 中国军队在河南、长沙与衡阳决战中，连续的受创与失利，的确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布局与民心士气。特别是过去第九战区的薛岳，已是日军无法击败的英雄形象，如今却遭到连串重大的挫败。美军在华南所使用的主要空军基地，也遭到日军的攻占与破坏。在史迪威与外国记者的争相报道之下，中国战区重大败仗的新闻，与盟国在诺曼底、苏联战线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胜对照，更是使得西方国家的舆论，断定中国战区的战力表现，根本是一无是处，因此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的提高。检讨整个一号作战，日军是将最后能够动员的所有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的全都投在中国战区里。日本要给中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以挽救作战资源航线的安全，与建立起亚洲大陆的决战腹地。但是在中国战区内，史迪威却以参谋长的身份，误导情报判断、干扰战区整个作战的准备、故意延迟援助行动、不断制造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与危机、阻止空军的全面参战13，这样才造成日军能够集中运用各种的作战优势。而中国仅有的一点新生作战力量，还要全数分散到缅甸战区作战，当然会造成华军的惨败结果。不过，日军在战场的胜利，也赢得相当辛苦与侥幸。在华北战场上，假如当时八路军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对于华军采取见死不救的策略，以共军当时在华北的实力，可以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全面切断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很难在华北平原上，进行快速与飘忽的攻击行动。因为这时候的延安与重庆，几乎已经进入全面的政治斗争状态。为了提防八路军对国军发动攻击，重庆方面以二十一个师的部队，在陕西中北部地区布防，一部分的任务就是盯着延安。此时的八路军，则拥有六十万行动敏捷、作战骠悍的游击部队，竟然是坐视日军对中国从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势。事实上，当时的共军若是全力出（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它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持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战，可以让抽调一空的日军，在华北全面的瘫痪。如果要抗日，这绝对是战略上的打法。但八路军却除了收编华军残兵，与扩大地盘之外，没有果决全力的出击。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而在长沙与衡阳的作战中，薛岳的失败，固然与他拘泥于过去长沙大捷的作战布局有关，但是当时处境受疑的薛岳，也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由于史迪威在中国进行拉帮结派的反蒋活动，因此使得蒋介石面临权力斗争的危机，不得不冷冻宋子文与削减陈诚的军权，而重用何应钦。但是何应钦一向与两广的军方将领不和，何既然当权，白崇禧、薛岳与张发奎当然都会受到排挤，造成这些参加指挥湖南决战的将领们，既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与军火补给，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层的情报与命令，因此薛岳只有凭藉自己的独断，来进行作战。这样何应钦也就更有理由怀疑薛岳等人的忠诚，不敢把仅有的一些武器与兵员，放心交给将领们运用。而当时的薛岳，却是最需要这些作战的力量来进行决战。 在史迪威在中国参加权力斗争的运作之后，蒋介石开始怀疑两广将领的忠诚，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的广东将领李济琛的确在衡阳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刻，向美国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建议。他表示他正在与西南八个省的军政领导人联络，只要美国支持他的行动，他就会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同时山西的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早在压力之下，与日本进行妥协的安排，所以中国仅有的一点战力，还受到政治倾轧的考量，不能全力发挥。 而在战略的布局上，薛岳是低估了日军采取孤注一掷作战的实力与决心。这次日军动用的兵力，已是历次长沙会战的三倍以上，整个作战的战线，覆盖整个湖南北中部，但薛岳连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适当补充，他在作战纵深的安排更是不够。如果他把决战的地点安排在衡阳以南，而非长沙附近，同时要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湘江以西，而非传统的湖南东部山区，这样日军在东边的主力攻击就会扑空。而在湘江以西，华军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军掩护以及复杂地形的保护，有效牵制日军战线的侧翼。事实上，日军进攻衡阳主要的补给线，是由武汉经洞庭湖及湘江的水运。薛岳若是能够在衡阳以南布置决战大军，并且在湘西部署重兵，以进行截断日军湘江水运的作战，在美军战机的优势战场阻绝攻击下，应该可以严重摧毁日军的补给系统。这样一来，日军很可能会在衡阳会战中，遭到兵力更大的华军抵抗，补给线也更为脆弱，横山勇能否赢得衡阳会战，反而真的大有问题了。因为在衡阳作战的日军，几度因为补给不济，被迫吃树皮草根，战场运动又遭到美国空军的压制，造成重大伤亡，迫使横山勇曾经打算放弃对衡阳的进攻。蒋介石当时也在内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状况下，失去指挥全局的权威与信心。在整个衡阳会战的过程中，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属（这时究竟谁是史迪威的内应，谁会参加推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政变，谁都没有把握），造成薛岳、白崇禧、何应钦以及蒋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阳作战的指挥，如此分散的指挥系统，如何能够集中有限兵力，作出有效的运用？当然，假如史迪威能够扮演一位称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能够了解中国战区决战的胜败，关系亚洲的战略全局的未来安排，而不是躲到缅甸丛林去打突击战，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国战略预备队，去为他自己进行缅甸原始山区的作战，而不能回是中国战区解危。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局也会有决定性的不同。假如史迪威能认真执行其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责，面对这场大决战，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全局作战部署的策略，其实他是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他若事前提出中国战区面临决战的警告，要求美国迅速大量增加对中国作战物资的援助，增调美国空军支持中国战区，放手由陈纳德指挥空军，以及全力支持蒋介石将精锐的远征军回防湖南，参与衡阳决战，那么整个战局的结果必然完全不一样。日军若在衡阳遭到惨败的打击，整个中国战区的局势必成为日军的梦魇，日本很可能会提早考虑投降与和谈。不但不必苏联参战，美国也不必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了。 以整个战局分析，假如当时盟国的领袖，能够把长衡会战当成盟国在亚洲大陆的主力决战，看成是同盟国可以利用的历史机会，以击溃日军在亚洲大陆的主力，那么盟国可以提前展开亚洲大陆战的攻击矛头，直接击溃日军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行动。这样不但可以减轻盟军在南洋以及太平洋地区所受到的军事压力，日后也无需接受苏联参战的勒索，甚至会提前迫使日本投降，而减少双方军民的伤亡。所以面对衡阳会战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会战，盟国应该在接到情报之后，就拟定一个跨战区的紧急军力动员计划，全力优先支持陈纳德指挥中国战区所有的美国空军作战；同时至少能够增派二百架最新的p-51野马式战机，与一百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给陈纳德全权指挥。盟军飞机必然可以彻底的炸平日军在汉口、岳阳、到长沙的军需补给中心，以及完全封锁长江、洞庭湖与湘江的日军补给航道[14]。在此状况之下，不但日军从武汉到衡阳的补给线将会被盟国空军炸到柔肠寸断，造成前方部队根本动弹不得（当时进攻衡阳的日军，就在陈纳德有限的空军攻击下，部队的口粮、军火曾经几度遭切断的危机状况），而且盟国空军拥有的绝对空优，将使得日本集中在湖南四十万的部队完全暴露在战机的炸射之下，任何大部队的运动都必须要付上极大的伤亡代价。同时蒋介石若能够调回八个装备与战力齐全的驻印军与远征军，参加衡阳会战（试想假如全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参加衡阳解围，结果会有多大的不同！），那么横山勇不但无法得逞，日军反而会在衡阳，遭到彻底的挫败。综观这场事关中日之间的大决战，假如八路军不坐视重庆军的受到猛攻，能够全面在华北发动攻势，以及中国的远征军能被调回参战，美国空军又能不受到人为的制肘并得到大量的支持，那么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必定会在衡阳以惨败收场。 第118章 影响所及的是，美国将会大幅增加对中国军队的支持与信心，中国军队可以乘势打通华南的出海口，而直接得到大量的援助。同时罗斯福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可以有力量痛击日军，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签订雅尔达密约，将苏联的力量引进东北亚。而事实上是，日军能够取得一号作战的胜利，让中国陷入抗日信心危机的大混乱之中，主要的功劳应归给马歇尔与史迪威。因为他们长期从基本上破坏中国战区的战力，同时在战况最为危急时，没有大幅增加美国空军的攻击，也不准中国调回远征军驰援受困的部队，反而急着在中国战区进行夺取军权的逼宫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华军方先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军，在绝对劣势当中还让日军几度受挫，中国军队所作的甚至是超过血肉之躯的绝对极限了。这种悲壮卓绝的战力，证明了华军是败在盟国里企图压制中国的一撮人手中，而横山勇与冈村宁次的勇敢善战，只是中国战败的次要因素而已。史迪威与马歇尔才是决定中国在这场会战失败的真正关键人物。 但是日军也因此犯下了全局战略的大错误。如此一来，日本将最后有限的兵力，孤注一掷地投入华南。结果日本并未能因此而击败中国，以挽回自己的败局，反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严重空虚，给予苏联“参战”（其实是劫掠）而轻松获胜的可乘之机。实力被抽调一空的关东军，对于苏联红军的攻击，表现的是近乎毫无招架之力。日本终于在历史的决战上，给俄国捡到洗雪日俄战争耻辱的机会。同时苏联入侵中国的东北与朝鲜半岛，给东北亚带来半世纪的战火与威胁。这些都是日本一号作战计划得到“胜利”的历史后果。 附注： [1]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 [2]以中国战区华军的需要来说，由驼峰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他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4]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5]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 [6]这种完全疯狂与违背常理的行为，也只有史迪威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7]如果没有史迪威的阻挠，美空军给与这种程度的支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日军在华作战，一向是一个师团攻华军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的兵力配置，用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因此横山勇认为，据守衡阳的华军，应该一触即溃。 [9]当时美军驻成都第二十航空队，有自己独立的油弹供应，负责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任务，但是对于华军在湖南的紧急作战需要，却奉史迪威的命令，袖手旁观。 [10]当时华军野战部队几乎是没有医药补给的。第十军的伤兵与病患，不但完全没法得到照顾，还要在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的天气，与发炎的伤口下，继续作战。 [11]不知所谓国民政府自武汉会战之后，就没有与日军决战的历史抹黑说法，看到长衡会战的这种打法，还有没有良心造谣下去。 [12]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把自己正式的投降，硬说成终战，而把方先觉将军第十军的终战，说成投降。 [13]除了十四航空队的一五〇架战机外，美空军并没有面临其他紧急、特殊的状况，却奉命只可袖手旁观，不准支援危急的华军战线。没有任何道理可以为史迪威辩解的。 [14]这对盟军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因为美军在欧洲拥有五千架第一线战机，在太平洋也有二千架一线战机，随时可以调动三、五百架，前往印度与中国的基地，对日军进攻湖南的补给线，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以全力支援华军在湖南衡阳的决战，而在此一举击败日军主力。 第三十五章、从重创中复原与反攻的计划 这场广西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华军方面最为慌乱与失控的作战。中国当时的情况可用“人心动摇”与“军心溃散”来形容，史迪威的效应，在此充分地发作，中国战区内外都陷入一团乱战之中。幸好蒋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根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日军在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之后[1]，其精锐的军力，却陷在离本土遥远的中国华南，这正是日军战略布局上致命的失误。不过这时候的日本朝野上下，都极为需要一些“胜利”的消息，来维持已经露出崩溃的作战意志。特别是刚刚组成的小矶国昭与米内光政联合内阁，已经奉命开始设法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从一九四四年的八月起，日本已经不再追求战争的胜利了，而是希望能够求得可以接受的停战协议。日本政府一直认为，设法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更是其第一优先之政略目标，所以希望能够软硬兼施的要求蒋介石，能够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小矶国昭政府对蒋介石，提出相当低姿态的和谈条件：只要国民政府肯接受和谈，日将放弃所有长城以南，满洲国之外的所有占领地区，并且将香港交给中国。这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日本姿态最低的条件了。但是蒋介石仍然拒绝接受。蒋介石这种抗日到底的决定，迫使日军大本营在面临生死存亡选择的关键时刻，继续将其有限、也是最后的军力，进一步推进到远离日本国防核心的中国战区。因此日军就算成功地攻占华南，也不能弥补它在本土核心四周主要战略据点的损失。如果日本决策核心真有智能与勇气的话，既然它已决定寻求停战和谈，就应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在北太平洋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全力加强防务，才能使得盟国无法顺利打击到日本的核心；日本又同时公开宣布接受停战，这样盟国才可能考虑，为避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愿意与日本进行投降条件的商议。但是日军大本营这时却反其道而行，造成其核心防卫出现战力空虚的问题。盟国因而得以乘虚进击，将日军主力隔绝在中国战区，而能以较少的代价，就打击到日本的本土了。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当然不会接受日本的停战要求。 35.1日军决定发动广西会战 日军为了进一步的扩张在中国华南的战果，以迫使中国屈服，特别在武汉组成了第六方面军，统帅日本的十一军、二十三军与三十四军，准备在华南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作战。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出任第六方面军的司令官，准备完成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三阶段作战任务，就是打通大陆走廊，消灭华南美国空军基地。日大本营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特别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服部卓四郎，前往衡阳前线视察。他坦白地向第六方面军的日军将领表示，日军目前唯一的作战希望，全都寄托在中国派遣军的表现上了。因此大本营正把最后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都将投入中国派遣军，而第六方面军的胜利表现，已经成为日本所有希望的寄托。日本军部再度展现出这种轻重难分的拙劣战略观，当然注定日本要无条件投降、大军全数战败缴械的命运。这时，日本十一军的司令官横山勇，更是把日本兴亡与十一军的表现，完全视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横山动用战场的独断指挥权，下令部队尽量扩张其战力的延伸，并决定不顾日军战力的疲惫，更不理会中国派遣军的限制命令，强行将十一军的追击线，从衡阳四周扩张到广西。日军在九月十四日攻占了全县，掌控了进入广西省的战略隘道，为进攻桂林做好地缘战略的准备。盟国在全县建有极大的军需供应基地，在华军仓皇退却之时，只有忍痛加以爆破，大火连烧数日，让中国部队的战力受到不小的影响。而横山勇的独断作战之所以成功，当然又要拜史迪威的内应“帮忙”。正当前线全面军情告急之时，中国战区的决策阶层，却在史迪威的指挥下，进行全面的权力斗争。因此中国战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后勤与兵力补充完全各自为政，各个战区指挥官都已失去作战的信心。横山勇于是捡到了便宜，虽然中国派遣军司令佃俊六严重不满横山作战的独断与不顾命令，但是他既然获胜，连司令也是无可奈何。横山勇的大胆冒进成功，将兵力直指广西，也引动广东日本二十三军跃跃欲试，以免功劳全被十一军给抢走。二十三军也在九月二十二日，由西江西进，攻克广西的梧州。这样一来，日军即将对广西发动两路夹击，广西作战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第119章 果然日军的胜利更增加了日军大本营的信心。大本营继续动员军力加入第六方面军，九月二十七日，从关东军调来三七师团，二十八日又将二十军、六八与一一六师团，同时还从日本本土调来第四七师团，全都纳入第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日军大本营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准备继续在华南，进行孤注一掷的战略延伸作战了。问题是，以全面的战略部署而言，日军大本营在此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因为当时日本的本土已经受到直接的威胁，日军必须要加强巩固接近本土决战的地缘战力，万不应该把最后可以运用的力量，陷在远离本土的华南。何况苏联的威胁已经日益明显，假如日本的本土遭到占领，或是中国东北受到苏联的攻入，日军主力却集结在遥远的华南，怎能对于整体战局发生任何的用处？但是当时日本急于需要更多“胜利”的消息来支撑，顾不了这种战略上重大的考虑。一九四四年九月，当日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华南，进行远离本土的广西决战之时，中国也正陷在抗战时间，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中，由于史迪威所造成的中美摩擦，以及介入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造成中国无法及时作出各种兵力安排与迎战的布署。各个部队指挥官，观望蒋介石是否会交出权力，重庆的命令当然也就无法贯彻执行了。这种在作战生死关头，内部的离心离德，以及指挥后勤系统的错乱，造成中国的野战军主力，北起黄河、南到粤江，全都遭到日军重创。美军在华南的主要空军基地，同样也遭到日军极大的破坏。中国在遭到这一连串的重大军事失利之中，更使得原本已经出现经济严重困境的后方社会人心，产生了整体意志动摇的不安，因而影响到法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更是恶化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中国整个的政治局势，也再度出现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不但延安与重庆之间势同水火，此时八路军更是拥兵不战，等待史迪威使用美援来“召安”。共军利用日军大量南下，击破国民政府军队的有利时机，尽量扩大自己在黄河与淮河一带的兵力与地盘（而不是对抽空的日军占领区发动果断的攻势以牵制日军）。此时，国民政府各个战区的司令长官与蒋介石之间，也发生了忠贞的猜疑，更大的派系摩擦与夺权斗争也在运作之中，因此造成华军对日作战战力的全面下降。一九四四年十月，当日军调整好新的指挥架构，开始进行打通粤汉铁路，及多路夹击广西的作战之时，中国方面却为了史迪威所引起的复杂权力斗争，正闹得不可开交。史迪威对蒋介石夺权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云南的龙云开始有准备自立的动作试探，军事参议院议长李济琛更是直接与美国的桂林领事馆联络，声称只要美国政府支持他，他将准备联合西南各省的军事将领，共同“推翻”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组织一个亲美的西南联省政府。史迪威开始物色白崇禧等人，试探他们取代蒋介石的可能性（幸而白崇禧没有正面回应）。 此时作为蒋介石身边亲信的参谋长何应钦，在这种情况之下，则更加小心控制兵员与补给，他不敢充分补充忠诚受到怀疑之将领的部队，特别是在前线御敌的薛岳与张发奎部。因为何应钦必须担心，他们是否会参加响应反蒋介石的政治运动。因此在这个中日最后决战的前夕，在中国方面，从中央到前线，都是陷入一团混乱的权力斗争之中，根本没有拟定任何可行的战略，以进行军力的准备，因应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最后一波攻势。对负责指挥一号作战华南攻势的日军最高战地指挥官冈村宁次而言，日军进攻广西的战略目标，是放在攻占美军在广西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以及歼灭中国在华南地区的野战军，这是第六方面军发动广西会战的主要作战任务目标。至于与南方军会师，打通大陆走廊，那只是心理上的效益而已。因为在盟国空军取得压倒性优势，以及中国沿途都有游击队破坏的情况下，日军根本缺乏陆路的运输工具，也无法有效维持陆上全线的交通安全。因此这条贯通南北的“大陆走廊”，是不可能发挥实质的运输功能。冈村宁次对于广西会战，是设定多方面的全方位攻势，他令兵力最强的第十一军横山勇，由湖南经湘桂走廊，由东北向西南发动主力攻击，先攻克桂林之后，再迅速将主力插到柳州的西方，以策应围歼中国在广西的野战军主力。而在广东的二十三军，则是沿着西江，由东向西前进，负责进攻柳州，这样日本的十一军与二十三军的广西会师，即可攻占桂林与柳州的美军基地，又可夹击与歼灭华军野战军在华南最后的主力。同时为了分散中国守军战线的兵力，冈村宁次又下令在雷州半岛的日军，协调在越南北部的日军，对广西南部进行同步进攻。所以华军第四战区的张发奎部，就处在一个多面包围的状况之中，但自己又没有生力军可以调派。华军在广西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也就难逃失败的结果。 35.2日军作战的内部冲突 不料日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竟然有着更为旺盛的抢功企图，他觉得自从日军发动湖南作战以来，十一军的战功，已经成为日本全国军民的精神寄托。因此他断然决定，要将攻占桂林与柳州的光荣，全都由自己“包办”，而造成了十一军公然的抗命事件，日军因此无法在广西围歼华军剩余的主力。冈村宁次与横山勇之间的“战争”，显示出当时日军指挥系统各自为政的危机结构，仍在继续恶化之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日军终于发动多面夹击的广西会战。十一军从湘桂走廊出击，进攻桂林；二十三军（田中久一中将）则是沿西江推进，目标是柳州；从雷州半岛的日军越过十万大山进攻南宁，及从越南出动的日军部队，攻击镇南关。这时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内战”才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确定他的指挥权，美军将领魏德迈在中国战区最混乱与危亡的时刻，匆促上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魏所面对的，是信心动摇与士气耗竭的华军部队，以及残破与溃败的中国战局。“东京玫瑰”还直接广播：“欢迎魏德迈上任送死，假如魏德迈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还有机会在当年十一月底吃感恩节大餐的话，地点应该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长期以来对日军造成最大伤害的第九战区薛岳的余部，在长衡会战之后，早已残破不堪，因为忠贞遭到怀疑，而奉命退到江西的南部整编待命，而没有进入广西布署。只有杨森的部队退入广西（这样的安排是担心薛岳与张发奎联军反蒋），张发奎的部队也在支持衡阳会战时遭到严重损失，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整补。因此面对日军多面的攻击，第四战区可以说是完全无力招架，美军只有设法破坏在桂林与柳州的空军基地与设施后撤退。 最令人痛心的是，广西一直是抗日大后方的地区，因此极多的学生、军眷、与公务员集中在此。日军一旦攻到，这些平民只有大量往后方进行盲目的逃离。因此在广西通往贵州的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流亡的人潮，造成道路的拥挤与运输的困难。这一幅幅人民颠沛流离与无助的景象，严重的动摇了整个中国抗日的人心士气，当然也成为盟国与西方新闻传媒的笑柄。这些大量无助的逃离民众，也经常影响军队的运动与补给运输的顺畅，更加深了士气动摇的严重问题。这时候横山勇的日本十一军，以六个师团，沿湘桂走廊猛攻华军阵地，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首先击破兵力薄弱的华军战线，十一月八日，日军重兵包围了桂林。桂林原本是善战之桂军的重镇，李宗仁与白崇禧已经经略多年的基地。但是此时军心离散与人心思二，因而根本无法集中足够的兵力防守，而发挥强劲的抵抗与反击。日军在围攻桂林的同时，横山另外派两个师团的兵力，越过桂林外围阵地，直扑柳州，企图抢在二十三军之林与柳州的两大重镇。横山勇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更深切入柳州的西方，而与进攻柳州的二十三军，合围中国第四战区的野战军。这时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眼见十一军贪功抗命，破坏日军夹击华军主力的作战计划，急电十一军不得擅自抢攻柳州，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的战功，主导整个一号作战计划的成功，因此竟然大胆决定抗命，坚持由十一军同时急攻桂、柳两个重镇，根本不把日本第六方面军的命令，放在眼中。所以冈村宁次干脆断然下令，将十一军围攻柳州的第三与十三师团，改隶二十三军指挥。不过，此时日本的二十三军，刚好又遭到张发奎部队，在桂平发动的反击，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一时之间，无法即时进入攻击柳州的战线。十一军因而找到更多抗命的借口，因为准备改隶二十三军的两个师团，长期以来都是十一军的子弟兵，师团长与横山的交情更是深厚，因此借口当时军情紧急，通讯联络不便等理由，拒绝接受改隶的命令，仍然听从十一军的调度。结果当然是由十一军的横山勇指挥，顺利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由十一军同时攻下桂林与柳州两个主要的战略据点。但是日军却因此没有完成包围第四战区华军主力的作战构想。这时二十三军也与越南入侵的日军，分别在广西的南宁附近完成会师，日本终于打通了大陆走廊。横山眼见华军出现兵败如山倒的乱象，广西全境一路上都是盲目流动的难民，以及失去组织建制掌控的华军，因此决心继续发动追击扫荡。 第120章 横山断然下令攻占柳州的日军，设法沿着桂黔铁路继续强袭贵州，以扩大对华军的打击。十一军这种近乎不顾一切的旺盛攻击精神，驱动日军进行马不停蹄的攻势，果然造成第四战区华军残部的士气更严重的耗竭。日本的骑兵部队，一直沿路强攻贵州，华军几乎已经失去抵抗的意志，日军简直如入无人之地，驱赶中国的难民与败兵一路逃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军的前锋打到贵阳的外围独山，中国的军心士气，几乎面临崩溃的局面，连自重庆撤退的提议，都已被正式的提出讨论了。 35.3紧急驰援独山阻挡日军攻势 不过，蒋介石这时已经从“史迪威恶梦”中清醒，他坚持与重庆共存亡，以安定人心，并且从西北地区，抽调防共的部队南下，准备在贵州迎击日军的攻击。美国的军方，则一路协助华军，炸毁主要交通线上的桥梁，以迟滞日军锐不可当的攻势。不过在事实上，日军的强攻贵州，原是横山勇个人的独断作为，主要是一个乘势扩大战果而为的强攻，对于这种深入攻击，日军并未有事先的战略安排与后勤补给，来支持部队深入云贵高原地带作战。至于立刻进攻重庆，更是没有这个准备与能力。此时陈纳德得到魏德迈全力的信任与支持，终于能够动用美国驻华的战略轰炸机支持，将汉口的日军后勤中心，夷为平地，日军整个华南作战的后勤补给，受到极大的影响。蒋介石又急调汤恩伯负责指挥贵州的防御。从第一战区中，抽调十三军、二十九军；从监视延安的胡宗南部，抽调第九军与九八军，并且先行下令卫戍重庆的九七军，及军校四分校的学生团，全力前往贵阳进行防卫。这些部队都要在崇山峻岭中，徒步行军最长达三千公里的路程，才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先后赶到广西、贵州的前线。 事实上，当增援的华军抵达贵州之后，日军的攻势力量，也到了耗竭的地步。当时攻入贵州的日军，甚至没有在云贵高原冬季所需的棉衣供应。在华军开始在贵州增加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横山只有下令日军停止攻击，调回冲进贵州的日军。华军增援部队陆续地抵达贵州，因此对日军的撤退发动了追击，一直推进到广西的河池，两军才形成了对峙的战线。这场广西会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华军方面最为慌乱与失控的作战。中国当时的情况可用“人心动摇”与“军心涣散”来形容，史迪威的效应，在此充分地发作，中国战区内外都陷入一团乱战之中。幸好蒋介石最后终于做出断然处置的决定，撤换史迪威，以终止中国战区整个指挥系统的乱本乱源，然后又大胆地从西北抽调部队，到华南防止日军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也与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配合无间，最后在这个几乎亡国的边缘稳住了局势。 35.4中美合作战局好转 中国在这场作战的惨败，当然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正当日军组成第六方面军，要发动广西会战之时，正是中国战区内部，因史迪威事件，出现权力斗争的休克状态，大部分前线的部队指挥官都受到这股政潮的影响，也都面临战志消沉与补给无着的困境。当日军进行部队的整编与装备的补充的同时，华军则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有残破的部队，都得不到应有的整补，更别提新部队的支持了，这样的布局对照，华军自然无法避免惨败的命运了。日军的横山勇，固然是日军前线的第一战将，他那种独断抗命的作风，既创造了日军强袭贵州的惊人胜利之举，但是也失去了完歼第四战区华军的机会。因此在广西会战的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立刻将横山勇以及旗下参与抗命的三位师团长全都调走，彻底改组十一军，将华南的作战主导兵力指挥系统，改由二十军负责。虽然中国在广西会战中，以近乎惨败的结局收场，但是中国战区在史迪威去职后，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与生机。史氏一离开之后，魏德迈上任，中美间过去持续发生误会与摩擦而造成的紧张，几乎得到全面地改善。美军在华的空军与指挥部之间，也取得空前合作与互信的状态，中国的将领也再度团结一致的抗日。魏德迈相当支持陈纳德的各种空军作战建议，陈纳德终于能够成功的动员所有在中国的空军战力，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对于日军进攻华南的后勤中心武汉，进行一次近乎摧毁性的大轰炸，由美国二十航空队出动七十架战略轰炸机，以及十四航空队出动二百架各式战机配合，将日军在华中的补给中心以及其空军，给与歼灭性的打击，这就是陈纳德苦苦请求史迪威长达四个月，都没有得到批准的“打断日军补给中枢”的计划2。在美机对汉口基地，进行焦土战略轰炸之后，日军对于华南部队的整个补给数量，大幅下降了四〇％。同时魏德迈对于中国的后勤补给援助，也从来不玩政治考虑的分化游戏，因而也能得到最佳的利用与分配。唯一可惜的是，一切都来得迟了。魏德迈知道中国战区的战略地位重要，设法与蒙巴顿协商，将中国派在缅甸的美援部队，分批的调回中国战区作战。这时英国政府又站在强烈反对的立场，因为英国需要中国军队的帮忙，击败在缅甸的日军，才能更为早些收复在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丘吉尔竟然又完全忘记了他的“中国军队无用论”，不同意中国军队回国作战。不过，由于蒋介石与魏德迈站在同一战线，中国当然有权调回自己的部队，去防卫自己的国家。其实假如英国不是从中国调用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英国就连缅甸都无法收复，根本就没有资格谈对日作战的贡献了。同时魏德迈看到中国部队在缅甸作战的战绩，深知只要给与中国军队适当的装备与训练，中国军队绝对能够担当大任，因此他决心加强训练与装备中国的陆军部队，准备在半年之内，推出拥有美式装备与现代化编组的全新华军，以参加反攻华南的作战。因为此时美军已经在太平洋战场，攻克菲律宾，因此美国海军可以直接航行到中国华南的海岸。只要中国军队能够攻占华南的海港，美国的援助物资，就可以从海港运送。而一次十二艘的美国运补船队，就可以运送等于美国驼峰空运援华全年的吨位总和。蒋介石于是令何应钦负责中国新编陆军的“陆军总司令”职务，与魏德迈合作，在云南进行编组全新陆军部队的工作。当时的计划是分成四个方面（2由此可见史迪威用心之狠毒，根本就是存心要中国惨败，好让他能控制中国军事指挥权。）军，准备组成三十九个“攻击师”，三十一个“防守师”，这将是现代化新编华军的骨干，负责西南总反攻的作战计划，作战目标是开放湛江港，以及收复广州与香港。这样中国就可以与美军在华南会师，有了港口，中国也就可以得到美国答应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给中国军队的援助与装备了。 35.5青年军的组成与日军的末路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当中国面临全面惨败的打击之时，在抗日的后方，出现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青年感人的爱国奉献行动；由于蒋介石对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特别优待，在抗日战争国家面临如此困难的状况之下，学生仍然可以免费上大学，也不必当兵，国家还供给学生衣食。但是当学生青年看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局势，面临功败垂成的危机之时，决定牺牲特权，投身军旅。这时正是国民政府急需高素质的兵员，以接受美援军事装备之时。所以当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救国的口号，立刻得到了青年学生热烈地反映，两个月内，多达十二万青年报名参加从军，造成人心士气从低迷中的大振。这些从军的知识青年，最后组成九个师，番号为二〇一到二〇九师，定名为“青年远征军”，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素质最高的部队。这股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也是稳住当时局势民心的力量之一。在一九四五年年初，日本新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认为唯一可能扭转日本战败命运的作战计划，就是拼下最后的本钱，攻克中国的四川，迫使中国失去作战的能力，这样日军可以有更多的筹码，与盟国进行有条件的和平谈判。 冈村宁次的这个战略构想，却来得太迟了。日军在打完一号作战之后，日军大本营已经没有力量，再支持冈村宁次进攻四川作战计划。其实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原先应该发动五号作战计划，进攻重庆与西安，对于日本扭转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更大的效用。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再也没有史迪威作为“内应”，因而日军要想发动攻占四川的攻势，成功的机率将是极低的，单是来自中国战（3作者的先父也报名参加青年军，成为二〇七师中的一员。青年军中有太多感人的事迹可以叙述）区空军的压力，就可以彻底中断日军补给线（这时候已经没有史迪威干涉空军的作战，美军飞机得到全力的后勤支持，可以尽量发挥作战打击能力），同时装备较佳的中国远征军，也开始从缅甸回到中国战区。所以冈村宁次曾经发动湘西芷江与老河口的作战，以试探日军西进四川的可行性，但是遭到中国守军相当强烈的反击，制空权更是已经完全落在盟国的手中，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战区表现的最后机会，已经结束；更糟的是，日军的主力完全深陷在华南，若想长途运动，必定饱受盟国空军的炸射，因而无法顺利调回东北与华北备战。 第121章 此时，日本全面的战局已经陷入了十分危急的状况，美军在一九四五年的五、六月间，攻占琉球，日本帝国海军在琉球海域，遭到歼灭性的惨败之后，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作战能力；日本残余的空军，也只能在本土进行非常有限的活动。美国下一个目标是准备进攻日本南部的九州，苏联开始调动空前的兵力在西伯利亚集结，正进行攻击关东军前的战略准备。此时日军大本营才从错误的迷梦中清醒，下令中国派遣军应将主力从华南大幅的撤退，以支持关东军在东北所面临的决战，同时要兼顾防御美军可能从华东登陆的攻击。日军早先于一九四五年年初，还在中国的战场上不断企图发动攻势，因为日本在中国战区的胜利，已经成为其作战意志与心理的唯一支柱了。冈村宁次当然舍不得叫日军自动撤退，“放弃”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冈村这种缺乏全局的战略眼光，只看到自己战区的“风光”，没有想到日本的整个战略布署，已经因为日军主力集中在遥远的华南，无法回防本土、东北与朝鲜，将会造成日本战略核心空洞的危机。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施加压力，冈村宁次也发现日军把主力放在华南，不但无法有重大突破的作为，同时更是造成东北与华东防御空虚，万一苏联进攻东北，或是美军登陆华东，那么留在华南的日军主力，将会成为后路被切断的孤军，所以冈村宁次才开始下令日军退出广西。但是在整个战略的大局上而言，已经是太迟、太慢了。 当日军奉命从广西撤退之时，正是新编华军开始布署反攻华南的时刻，因此中国部队在广西展开尾随的追击行动。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收复了广西全境，而在东南的福建地区，华军也顺利光复了重要的城市与口岸；负责反攻广州、香港与湛江的新编华军部队，也开始进入作战集结的位置，只等准备完成，就对日军发动攻击，以打开华南的海港。此时日军向华北与东北调动的运输，一路上受到中国与盟国空军密集的攻击，而损失惨重，日军部队甚至被迫放弃一些重装备，狼狈地向北撤退。这时候冈村宁次仍然寄望在中国的日军军力，能够成为日本与盟国要求投降条件更佳的谈判筹码。但是日皇裕仁已经无法忍受日本几乎全面溃败的压力，他要求首相铃木贯太郎，设法迅速与盟国求和，也准许冈村宁次自行与蒋介石接触，商讨中日之间的和谈条件。 一九四五年七月，冈村宁次派遣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河南与何柱国见面，日本提出中日停战的条件，日军准备在一年之内，从中国的关内全面撤军，以换取中国不对日本进行攻击。但是中国方面认为，日军必须全面撤出韩国的釜山，中国才会考虑与日军商谈停战，因此双方无法进行谈判。这时可以看出冈村宁次完全缺乏掌控战略全局的能力。事实上，此时日本唯一所能求的，是争取有条件投降的机会，所以冈村宁次要做的，当然是全面快速的撤军。先能让日军退出关内，全部集结在东北与日本本土，阻挡苏联部队捡到便宜，以及防卫美军进攻本土，这样日本或者可以争取到更好的战后条件。在日军投降之后，日军再全面地退回本土，这也是日本军队唯一可以赎罪的机会。 这也是蒋介石在获悉雅尔达密约，盟国决定出卖中国之后，一个可以设法利用日军维护中国权益的最后机会。只要中国允许日军在关内有秩序的快速后退，全部集中到中国的东北，中国就可以在持续胜利的“追击”中，大幅拉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步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以及增强军队的士气，这样当然可以增加中国对抗苏联与盟国压力的筹码。中国若能照这计划，在半年内光复整个关内，总比突然接收整个占领区的工作，要更有准备。而日军既然大军集结在中国的东北与本土，苏联与美国势必会对于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重新考虑。此时中国可以代日本提出投降条（4此时先父在的青年军二〇七师，已经在云南接受美军的装备与训练，军队的士气与战技，都有极高的改善。大家都认为，这回西南总反攻，绝对会把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一洗过去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记录。其实中国军人是世界一流的部队，只因装备、训练太落后，才会让日本侵略中国得逞。当日本军队没有装备的优势之后，马上就被中国军队痛击了。）件，只限保留日皇制度，这样中国或许就不必向苏联低头，而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甚至可以完整地收回已经被苏联占领的外蒙古地方，连琉球未来的命运，也可以有所调整。但是历史没有朝向这个戏剧化的方向发展，中国面临的是比战败损失还要巨大的“惨胜”了。 附注： [1]其实日军的这个胜利，赢得相当侥幸，主要是归功于马歇尔、史迪威与丘吉尔的联手“合作”，把中国战区所应得的外援掐住，使得华军战力耗竭，在日军投入决战兵力之时，中国还要把战略预备队投入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进行无谓消耗。 [2]由此可见史迪威用心之狠毒，根本就是存心要中国惨败，好让他能控制中国军事指挥权。 [3]作者的先父也报名参加青年军，成为二〇七师中的一员。青年军中有太多感人的事迹可以叙述！ [4]此时先父在的青年军二〇七师，已经在云南接受美军的装备与训练，军队的士气与战技，都有极高的改善。大家都认为，这回西南总反攻，绝对会把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一洗过去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记录。其实中国军人是世界一流的部队，只因装备、训练太落后，才会让日本侵略中国得逞。当日本军队没有装备的优势之后，马上就被中国军队痛击了。 第三十六章、碧血长空的英雄 单以在空战战场的傲人战绩而言，中国极其有限的空军，表现出如此重大的战果，就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而美国的空军志愿队，更是展现空中游侠式的正义化身，给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头。在抗日战争的神州大地上，中国方面是少有战场的胜利，但是在宽阔的蓝天之上，中国与美国的空军却少有战斗的败绩。中国人的优异战斗能力与潜能，就此表现无疑。空军健儿们，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先锋军！ 在长达十四年的中日战争之中，最为动人与传奇的作战历史事迹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空军的并肩作战。因为在抗战期间，中国战区的陆海两军，固然以坚苦卓绝的牺牲，面对优势的日军而周旋到底，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装备与训练的援助，所有单就战场的较量而言，中国总是失败的居多。但是令人感到几乎难以置信的是，在中国战区的空军英雄，却多能在空中获胜。这种空战的胜利，不但振奋了人心，而且在击败日本的整体战争中，也做出重大的战略贡献。因此，空军在中国战区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与不一样的角色，不但经常在战斗中获得大胜，也是造成日本绝对国防圈的瘫痪，以及诱导日本在最后采取错误战略（日军为了要摧毁盟国华南的空军基地）的主要因素。在空军之中，更有着无数忠烈青年的英雄事迹，以及高贵感人的异国友谊故事。 36.1以寡击众的中国空军 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确是一个分裂、落后与贫穷的国家，而空军是属于一个高资本、高科技密集的军种，依照常理而言，中国当时连支持最为原始的陆军装备与训练，都还力有未逮，如何能在空军的作战之中，让先进日本空军的军威尽丧？这的确是中日战争史上，最令人感到振奋的战斗传奇事迹了。 从世界的战史来看，空军是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个情报与辅助作战的兵种。当时世界各国的军事领导人，都无法摆脱几千年来作战的传统思想，即陆军与海军的架构。所以在当时，空军是分别属于陆、海军的辅助兵种，而且很少有军事将领或是战略专家，能够真正看出空军在整个战争中，可以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可是日本却是世界上第一个看出空军在海战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所以日本海军在发展海军航空兵上，比西方国家都有更为认真的投入。这也造成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以及横扫西太平洋的初期作战上，获得压倒性大胜的主要关键。美国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立刻掌握到海军航空兵，在海战上所拥有的支配性力量的观念，所以全力投入海军航空兵的发展，甚至停止建造主力战舰。结果美国后来居上，以绝对优势的海军航空兵，迅速击败日本在太平洋的主力。从此美军纵横七海，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权国家。英国反而一直没有在海军航空兵上面进行重大的投资，二次大战战后，英国也就失去了海权国的地位。 不过，日本的陆军对于空军的发展，却没有像它的海军那么掌握到重点。日本陆军主要是用飞机来攻击对方防守战线的部队，以及轰炸战线后方的军政与平民目标。在中日战争中，日本战机对于中国的部队，以及整个抗日的人心，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日本空军在中国战区的作战，并未产生决定性的战果。 蒋介石虽然是传统的陆军将领，但是对于空军的认识，却有独到的看法，提出了“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前进观念。抗战之前的中国，不但是民生贫困、百废待举的情况，还要负责偿还天文数字的外债。 第122章 而在面对日本近乎无止境的侵略与欺凌下，中国急需建立一支能够保家卫国的军队。在兵种建设的优先顺序中，蒋介石独具慧眼，认为中国一定要有一支能够对抗日本的空军。所以中国设法在捉襟见肘的财政下，动用各种方式（包括了非常封建的“捐机祝寿“之类的活动），设法为中国建立现代化的空军。当时中国的整体国力处在极端落后的状况，根本没有能力去建立整个空军的发展基础。无论是人才、技术都极端匮乏，所以只有借重外国的帮助，边学、边摸索、边推动，而当时科技先进的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空军的计划，当然更有着五花八门的考虑，以及不同的利益动机。一时之间，中国本身常常又难以掌握真正关键，结果是走了不少冤枉路。但是，凭着中国人的努力与才智，中国空军还是展现了惊人的作战成果。抗战前期的中国空军，是由三方面的力量结合而成的，蒋介石亲自督导的中央空军（蒋介石是航空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张学良发展的东北空军，以及两广政府所建立的空军。这三支空军在战前大体完成了整合，但是机型复杂，其中拥有较好作战性能的飞机，多数是采购自美国的产品，当时中国空军编组为九个大队以及学生暂编大队，所有的飞机为三○五架，但是真正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一百多架。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认为中国最多能够以陆军，勉强抵抗三个月，至于中国还在编组训练的空军，只是两个星期就可以给日本空军用“打活靶“的方式解决。不料中国空军，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竟然旗开得胜，成功地轰炸了日本第三舰队，以及击落日机六架，造成全球注目的新闻焦点，当然更是激怒了日本皇军。日军决定全力优先消灭中国空军，一场淞沪大空战就此展开。不料日本驻台湾精锐的木更津与鹿屋空军联队，竟然成为首先被中国消灭的对象，中国空军健儿一直保持着战场上胜利的比率，实在不能不佩服他们出生入死的过人表现。 不过，究竟中国空军的数量与质量，都比不上日方。从南京撤退之后，中国的一线战机，只剩下十一驾，也就是说中国在抗日战争前所培训的空军人员，几乎已经牺牲到九成以上了。日军付出了两倍于中国所牺牲的代价，于是全面控制了中国战区的领空（事详见淞沪会战）。 幸而此时苏联的援助到达，中国空军顾不得适应的问题，全面换装苏联战机；苏联也组成百人的正义之剑空军志愿军，与中国空军在领空中，共同拦截与攻击日机。在武汉、兰州等地，立下了让日本空军惨败的战绩。同时在武汉会战中，给予日军部队相当严重的攻击与破坏。但是在日本的零式战机出现之后，苏联e型战机的性能无法匹敌，而使中国空军在空战上，蒙受极大的损失（事详见武汉会战）。 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之间，日军利用中国空军力量耗尽与外援不济的状况，对于抗日的根据地四川，特别是陪都重庆，发动了一连串的饱和性空袭，日本的飞机日以继夜连续轰炸，造成中国军民极大的伤亡。日军企图以这种空军战略轰炸，折服中国的抗日意志，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军民最为艰苦与困难的一段岁月。中国后方的上空，一直笼罩着日本飞机攻击的乌云。两年后，幸好日本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将空军主力调离，中国才得以稍稍喘息。 36.2“中国之虎“陈纳德 在苏联与日本发展“和平共存“ 关系，共享占领中国领土利益之后，俄对华的军售援助于一九四一年就中断了。美国逐渐开始在中国空军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先是美国退役的空军中校陈纳德（ireleechennault）, 加入了中国空军指挥系统，改变了中国空军的命运。陈纳德是一位极为杰出的空军人员，对于空军的作战，更有超乎常人的远见，他曾经编写过空军作战的典范教材，由于身体健康不佳以及政策主张不受重视而退休。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派人到美国征募空军人才，陈纳德毅然报名参加，从此成为抗日战争中，决定中国空军发展命运的传奇性人物。一九三七年八月，陈纳德到达中国，他首先就发现中国空军拼凑的系统，有太多的问题， 特别是意大利在中国空军所立下的不良传统与结构，造成人员与装备极大的误置与浪费。在号称三百架的飞机中，事实上只有一百多架能够参加作战。 不过，在空袭天天都威胁着中国的状况下，陈纳德首先设法建立一套非常有效的防空警报系统（当时没有雷达装置），使得日本空军一旦进入中国的领空，中国空军指挥系统立刻就能充分掌握了日机入侵的情报，而能做出最佳的作战反击规划，反而让数量与质量都占优势的日本空军，因为无法掌握中国空军的情报，而在中国的空中战场上，日军总是遭到重大的损失。 陈纳德很快的就以其专业的才能与正直、勇敢的品德，赢得中国空军领导阶层的信任，让他担当指挥与建军顾问的重任。陈纳德为中国设计出许多空中作战的战术，充分发挥了出其不意、灵活作战的方式，使得中国空军更能展现以寡击众的战果。但是在日本空军装备零式战机之后，俄制的e型战机性能，无法与日本飞机较量，造成中国空军大量的伤亡，最后俄援空军几乎全军覆没。 36.3美国志愿空军的英勇表现 一九四一年，陈纳德决定，自己设法回到美国，招募一批美国非现役的空军人员，购买美国较为先进的战机，以美国空军志愿队（americanvolunteergroup,或简称avg）的名义，来中国战区与日空军作战。在刚开始之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压力，根本拒绝陈纳德的建议，最后幸而罗斯福总统改变主意，才特准这个方案实施。当时由中国政府出钱，购买美国飞机，在美国招募飞行员与地勤维修人员。在英国同意下，先在英属缅甸组成与训练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然后再进入中国进行作战。中国政府给美国空军志愿队（avg）起名为“飞虎队“（flyingtigers）。飞虎队的成军可以说是历经无数的困难与波折，美国政府答应卖给中国政府一百架p-urtiss（英国称此型战机为tomahawkii）战机，但是却不准购置备份零件。这对空军志愿队战机的维修，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迫使陈纳德要设法在亚洲各个市场，寻找替代的零件。美国飞行员无法适应南亚的环境生活，也是一个人员管理上的严重问题。不过能够参加飞虎队的成员，都是一些胆识过人的热血汉子，而陈纳德则是训练他们成为一支“空军游骑兵“，以全新的观念与战法，创造捍卫中国领空的历史。飞虎队在极端困难下成军后，首先就受到缅甸英军要求助战的请求。飞虎队出动半数的战机，在缅甸迎击日本优势的空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机共九十架空袭缅甸的仰光，留守缅甸的飞虎战机起飞拦截，结果旗开得胜，飞虎队当天竟然创下二十四比零的“完胜“战绩。陈纳德的空军志愿队更继续以优异的战果让日本空军吃足苦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直到日军攻占缅甸，志愿队退入云南），日机总共二一七架被击落，飞虎只损失十六架，创下令日军丧胆的作战记录。飞虎队出色的战绩，不但稳住了中国西南领空与运输的安全，他们也开始出击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基地。不料，avg的优异战绩，却遭到美国政府致命的打击。在美日没有正式作战之前，美国政府借口日本的外交压力，尽量设法减少对飞虎队的支持与供应（主要是零件与油弹，中国政府出钱也买不到）。在美日宣战之后，美国政府竟然以直接的政治压力，要求将飞虎队改编为美军正规部队，番号是美国空军第二十三战斗大队。这点遭到中国政府与陈纳德坚决的反对。因为飞虎队的飞机是由中国政府出钱购买的，人员也是与中国政府签约的志愿军，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发挥旺盛的作战精神。美国政府没有法律的根据，可以要求avg成为美军的正规部队。因为一旦成为正规军，就会受到美军政策的干预，人员与装备都要听命美国政府官僚系统的安排，就发挥不出独立的战力了。 但是，马歇尔是软硬兼施，非要取消这支战绩彪炳的空中游骑兵，以免它发挥惊人的战力。马氏答应avg在改编为美国正规军之后，美国政府会大量充实这支空军（这是不要中国出钱的一个利诱），但他也发出威胁，假如avg不肯被美国政府收编，美国将会停止供应飞机与不准美国公民参战。在美国政府一再威胁利诱之下，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这支志愿军终于停战“易帜“，原有的志愿军人员，多半受不了美政府官僚系统的束缚而纷纷求去，这支世界传奇的空军部队就此被美国政府解体了。 更绝的是，美国政府答应的正规军编组，当时根本没有依照协议的时间到达。飞虎队遭到了解散，美国正规军却没有成军，造成当时中国战区出现了一段的空窗期，日军当然趁机大举攻击。幸好有些飞虎队的队员不忍见中国遭到无情战火的蹂躏，竟然决定再自愿义助中国作战，以等待美国正规空军到达与布防。 第123章 这种义薄云天的情谊，也是举世罕见的。总计飞虎队成军作战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在中国战区击毁日本飞机二六八架，中国只耗费了八百万美元的购置与人员开支而已。而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支在“反法西斯轴心国“作战中战功居首的空军自愿队，就被美国政府所消灭了。日本政府与日本空军飞行员对此当然是最喜出望外的了。 36.4瘫痪日本绝对国防圈 在蒋介石强烈要求美国以空军援助中国战区，以及陈纳德全力争取之下，罗斯福总统开始了解，援助中国战区，空军是代价最低，收效最大的方式。罗斯福特别欣赏陈纳德所提以空军切断日本南洋运输线的作战建议，就是在中国战区部署有限的空军，就可以切断日本从南洋经台湾海峡到日本的运输生命线，以造成日军战力的根本崩溃。因此罗斯福直接下令，在中国成立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恢复现役并晋升为空军少将，统帅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区作战。幸而中国战区有了陈纳德统帅的十四航空队，可以充分发挥空军打击与支持的作战任务。否则在盟国一再压制支持中国战区的政策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恐怕还会遭到更大的挫败与损失。当然也幸好马歇尔与史迪威不太了解空军所能扮演的重要作战角色，否则陈纳德恐怕也难发挥自己先进的战略构想。 当时美国政府主流的意见认为，只有打通对中国援助的通路，才能大量的装备中国的军队，这样中国才能在击败日本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斯大林切断中国的西北通路，丘吉二一再延期反攻缅甸、干扰打通西南通路的计划，造成中国战区根本得不到作战必须的物资援助。而当时维系中国抗战后勤生命线的，全靠驼峰一点点的空运。但是史迪威在陆军为主的观念下，认为驼峰空运只是象征性的作用，因此并不积极支持空运能量的扩张，造成空运的数量极低，根本不能满足中国战区的需求。在如此不足的空运量中，史迪威又希望以装备中国的陆军为主，以协助他反攻缅甸。由于英国不肯重新恢复东印度洋的控制权，就算反攻缅甸，也根本一样无法打开缅甸通路，只不过是消耗中国的有限军力，导致中国战区战力不足的危机而已。陈纳德力争空运应该优先支持空军作战，以切断日本的海运运输线，而引起史迪威的反制。最后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三叉会议“中，还是由罗斯福总统出面，直接下令增加中国战区空运量，并且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为优先。而陈纳德也不负所托，以有限的空军，对日本的海运线，给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也因此遭到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嫉恨，因此经常受到制肘。 日本为了彻底歼灭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发动一连串的空中攻势。七月二十日，日本第五航空飞行师团，从汉口与广州基地出击，连续八昼夜，猛烈攻击十四航空队在衡阳、桂林与零陵的机场。幸而中国的防空预警系统发挥功效，同时修护机场的平民全力投入，使得盟国能够掌握日机飞行的情报；机场遭到夜袭后，甚至第二天就能修复使用，让战机再度升空作战。 美军也同样反击日军在汉口与广州的机场，在战斗最为紧急的时刻，美军甚至从北非调来第四四九战斗中队飞机助战。结果日军整个夏季攻势，损失的战机高达一五三架，美机损失二七架，日本空军以惨败收场，从此华南的制空权，重新在盟国的控制手中。 十四航空队只拥有五百架战机的编制，同时各种油弹与零件的供应，受到路途遥远与政治安排的影响，结果都是经常地不足。后勤的短缺与匮乏，成为陈纳德最为苦恼的问题与最大的敌人，虽然想在中国战区得到上级史迪威的支持，比起应付日军的攻势，还要困难很多，但是在陈纳德的指挥之下，十四航空队却创造了最为辉煌的空战战绩，先后击沉了日本二百万吨以上的运输船队。日军战力全面的崩溃，与十四航空队成功地重创日本运输生命线，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陈纳德又建立一支中美混合编组作战的航空军，设法说服罗斯福总统，支持美国战机，改编中国空军。 因为只有培训一支能够独当一面的中国空军，中国战区的战斗能力才能迅速地增加。罗斯福再度批准陈纳德的建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巴基斯坦建立培训中国空军的基地，于是中国空军又再度的在浴火之后重生。与美国空军组成中美混合战斗机队，捍卫后方的领空，并且在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都对日军的攻势，造成很大的破坏。 当时美国政府急于针对轴心国的作战支持能力，进行致命的打击。美国空军方面提出“战略“轰炸的方案：所谓战略轰炸，就是以空军对于敌方的主要工业、军火与人口中心，进行饱和性的“焦土“轰炸；也就是将整个目标区，完全加以摧毁。但这种毁灭性的战略攻击，需要花费极高的作战成本与造成平民极大的伤亡，也只有美国的长程重轰炸机群，能够负担这种的作战方式。美国军方选定了德国与日本的重工业区与主要城市，作为这种全面由于战略空军飞行半径的限制，美军在攻克中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之前，只能设法在中国建筑攻击日本的战略空军基地。因此美国要求在中国的成都平原，迅速建立九处空军基地（原来说好是由美国政府出钱的） 以驻进特别组成的第二十航空队的长程重轰炸机与人员，以成为盟国首批空袭日本国防工业中心的战略空军基地。在国民政府的动员配合之下，四十万的中国平民，以人工方式，于九十天之内，硬是修建完成这个空袭日本本土的战略空军基地群（总共花费了三十亿元），于是美国的战略空军，开始进驻中国。 由于史迪威又想控制这组机队，而造成了指挥系统的纷争，于是美国政府最后干脆将美军第二十航空队，直接隶属于美国陆军的空军总部控制；其所有的补给与作战，也都是独立作业，以免形成新的权力斗争。自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起，从成都起飞的战略空军，开始对日本九州的钢铁工业中心，进行毁灭性的战略轰炸。截至一九四四年底，驻在中国的美军第二十航空队，总共对日本进行几十次的战略轰炸，投掷三六二三吨炸弹，对于日本的国防工业造成可观的破坏。但是由于美军在一九四四年七月，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之后，美军从这里设立空袭日本的战略空军基地，在补给上不必绕道印度洋与飞越驼峰航线，便利许多，因此，美国攻击日本的战略空军主力，也就不再以中国四川做为主要的基地了。 不过，根据战后的检讨，其实将空军的大量资源，对敌方进行战略轰炸，耗费极大，收效并不如预期的好。因为敌方可以设法将生产地下化与防护化。因而空军的最大的用途，是攻击与切断敌方的运输线与补给线。因为交通线本身非常的脆弱与难以防护，所以只要将交通线切断、运输工具摧毁之后，敌人的工厂就无法运进原料、生产工具机与器材，也无法运出成品、零件，整个工业重镇根本不必加以毁灭性的破坏，也一样会失去作用。同样的，在前线激战的野战部队，更是需要作战的后勤补充，假如补给线遭切断，整个野战部队几乎就无法继续作战了。 所以，对于日本战争工业能力造成决定性破坏的，不是美国庞大的战略空军攻击，而是陈纳德第二十航空队，对于日本通往南洋海运线的破坏。日本的运输船队，在损失了高达二百万吨的运输能力之后，根本无法将日本所需的原料运到本土，也无法将成品运给部队。事实上，假如美国当时充分使用b-29长程战机，严密封锁日本的所有交通补给线，彻底摧毁日本的运输系统，比直接进行战略轰炸，还要能够提早迫使日军面临战力耗竭，而选择投降的命运。 36.5日本企图不惜一切以摧毁第十四航空队 日本军部最后发现，除非能够彻底的打击陈纳德十四航空队战力，否则日本的绝对国防圈根本就失去效用。所以日军大本营才在最后关头，动员一切的战力，在中国战区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主要目的，就是要摧毁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的基地。因为在一九四三年，陈纳德所摧毁的日本运输船舶吨位，已经超过日本所能建造的吨位，日本已经开始看见战败命运的阴影了。 但日军的空前攻势作战，竟然成为史迪威准备在中国夺权的机会。史迪威故意误导中国战区，而对于日军攻势的严重性做出误判，他又将中国的战略预备队调往缅甸作战，连空军主力也遭到分割使用。当日军的攻势造成了突破的战果之后，史迪威又设法对陈纳德的空军作战，进行各种的制肘；在最为危急的时刻，史迪威竟然还想免除陈纳德的职务。因此蒋介石与陈纳德即无法获得足够的空军力量，来应付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这样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危急，促使美国政府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战区的作战指挥权。 当时，陈纳德已经看出，在湖南的长衡决战之中，假如盟国能够成功运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彻底摧毁日军的补给线，那么日军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史迪威却一直设法限制陈纳德的空军作战、不准动用战略空军多余的油弹、更迟迟不准陈纳德动员全部空军的力量（包括申请战略空军支持）以全面摧毁日军后勤中枢汉口基地的计划。 第124章 这真是人类战史上，最为莫名其妙的作战决策。战区参谋长竟然设法要自己的战区部队面临惨败的打击，以中国几十万战士的死伤、几百万百姓的流离，来“实现“自己可以高升，成为战区执行司令官的梦想。陈纳德知道，日军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计划，都是要彻底打击自己屡建奇功的十四航空队。面对外有强敌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击，内有长官的打压制肘，当时的十四航空队是想尽力一切办法，动用了每一种可以运用的力量，来反击日军的攻势。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力量不济而告失败，日军攻克了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柳州以及遂川的基地。十四航空队的官兵，甚至在敌人攻占基地之前的几小时，仍然起飞作战，然后转到另外的基地降落。由于基地遭到严重的损失，以及战机受到“饱和作战“的耗损，十四航空队终于受到严重的创伤（事详见日军一号作战）。 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攻势，本来正是让中国战区空军作战力量充分发挥的最佳机会。假如盟国能够充分支持中国战区的反击作战，抽调几百架战机驻进印度与中国基地；盟国的上级长官，又能与陈纳德的作战计划充分配合，那么日军长距离进攻的战线，将是盟国空军的一个最佳攻击目标。具有绝对空中优势的盟国空军，能够将从汉口，经长沙到衡阳的运输路线，全面地封锁，并且彻底摧毁日军沿线的补给转运中心；同时对于战场，进行彻底的空优战斗压制，相信日军会因力竭而无法取得衡阳会战的胜利。 36.6盟国空军在中国战区的浴火重生 史迪威在中国战区一直提出陆战为主的战略，并指出陈纳德的空战为主的战略，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假如在中国战区的空战战略成功，必然会引动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空军基地。而由于中国的陆军战力不足，因此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所以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给中国战区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似乎是完全“应验“了史迪威的看法。其实是，假如盟国真的全力支持空战派的战略，在中国战区的战机，能够增加到一千架以上，那么史迪威认为的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因为在中国战区绝对优势的空军，早就会切断日军补给线，以及协助陆军，击败日军的攻势，甚至可以提早让中国军队发动攻势。 虽然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开始立刻改善中国战区空军的运作，但是当时盟国的心目中已认为，中国战区只是个“残兵败将“的脆弱结构，是名扶不起的阿斗了。不过陈纳德仍然设法与魏德迈合作，重新恢复十四航空队的战力。此时由于欧洲战场已经胜利在望，美国可以有更多的空军兵力东调，加上陈纳德全力地争取，十四航空队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又再度活跃在中国战区的领空之上，冈村宁次最后企图进攻四川的作战而失败，十四航空队猛烈的轰炸是主因之一。战争结束前，日军发现苏联已经准备要进攻关东军之后，曾经企图大量抽调在中国华南、华中的日军北上，但是沿路遭到了盟国空军的炸射，不但损失惨重，而且有（1但是如此一来，马歇尔与史迪威要控制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阴谋，以及需要苏联参战的计划，都无法实现了。）些部队根本动弹不得。没有多久，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在中国战区立下奇功的陈纳德，当然是日本与美国反华派军部的首号“战犯“，日本人想尽办法，都无法击落陈纳德，但是马歇尔最后终于办到了。由于陈纳德所指挥的中国战区空军，表现太为优异，马歇尔就不断对魏德迈施加全面的压力，要求一定撤换掉这个飞虎英雄。陈纳德眼见日军已经败退在即，为了避免魏德迈受到太大的留难，而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局势，因此决定提前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退休。 陈纳德是一位为中国战区出力最多的空军英雄，竟然无法分享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但是全体的中国军民，没有忘记陈纳德将军对于中国战区的重大贡献，成千成万的百姓以最高的热情欢送陈纳德离开重庆。无论是担任中国的空军顾问，还是飞虎队的领导人，或是十四航空队的指挥官，陈纳德代表的是人类正义以及军人勇气的真正力量，他那种近乎出生入死的付出，同时面对日军与美军上司的双重打击，尽量为中国战区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真是历史上少有的传奇军人侠客。而他的空军战略作战观念，更是领先当代美国所有的高阶指挥官，成为空军战略发展的真正先驱者。 36.7空战英雄永留青史 在整个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由于中国陆军的火力与机动力不足，因此只有极少的机会，在战场上直接击败日军。中国只能以无比的毅力，接受牺牲，但是绝不屈服的对抗下去。不过，在空军方面，却完全“爆出冷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空军，在中国空战战场上，常以数量与质量的劣势，赢得痛快干净的胜利。假如不是中国空军的力量不足，及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受到盟国上级太多的制肘，而能够让这群捍卫自由与正义的猛鹰全力出击的话， 那么中日战争的战史，是可以有许多地方要改写了。千万不要以为空军在战争中，只是一个辅助的军种，事实上，假如战略运用得当，空军是在战争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军种。由于当时太多的将领不知道如何充分发挥空军的力量，才会使得空军成为一个辅助军种。 假如蒋介石能够有着超越时代的空军战略思想，以及进一步看穿盟国的策略与阴谋，英国与苏联不可能真心支持打通援助中国的陆上通路。 而不要一再陷入反攻缅甸争论的陷阱中，却将主要的谈判力量，直接用来争取罗斯福支持更多的空军战力，那么在一九四三年年中之前，中国战区能够拥有一千两百架以上战机的战力，以及直接掌握空军的后勤补给作业（其实只要停修史迪威公路的经费就够了），这样中国战区的战史，将会完全改写。这样战力提升一倍以上的空军，在陈纳德的全权指挥下，彻底扫荡日本在华中的空军；采取全面的封江作战，炸沉长江水系所有能够移动的船舶，布下无数的水雷阵；摧毁所有日军的补给中心与陆上交通线，全力攻击日军上海到汉口的长江运输通路，以及完全封锁与瘫痪汉口到宜昌的运输线。相信只要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彻底削弱日军在华中的战略据点力量，然后再配合中国陆军，集中兵力，开始围点打援、攻击宜昌与南昌等地，空军再以饱和攻击日军阵地相配合。这样后勤已经严重不足的日军，将会无法兼顾这些战略据点。但是日军又不可能接受皇军在中国战场败退的挫折，所以会拼命苦撑下去，甚至冒险发动反击，那么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战力很快就会耗竭。然后中国再发动致命的总攻击，这样日本将会在华中战场将会遭到无法承担的重创。 只要中国战区出现重大胜利的结果，那么罗斯福就更愿意排除万难，投入更多空军，来支持中国。这时候再将目标指向缅甸西部，使用同样的空军战略，配合陆军的作战，全力打通与印度的联系，华军就可以获得美国支持中国陆军的装备；最后再打下湛江，河内，配合美军反攻菲律宾。这样中国军队可以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也会出现比苏联、英国更佳的作战成绩，那么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场，不但完全不一样，甚至不会有雅尔达密约的历史错误发生了。 无论如何，单以在空战战场的傲人战绩而言，中国极其有限的空军，表现出如此重大的战果，就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而美国的空军志愿队，更是展现空中游侠式的正义化身，给日本人的侵略凶焰吃足了苦头。在抗日战争的神州大地上，中国方面是少有战场的胜利，但是在宽阔的蓝天之上，中国与盟国的空军却少有战斗的败绩。中国人的优异战斗能力与潜能，就此表现无疑。空军健儿们，真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先锋军！ 附注： [1]但是如此一来，马歇尔与史迪威要控制中国军队指挥权的阴谋，以及需要苏联参战的计划，都无法实现了。 第三十七章、出卖中国的雅尔塔密约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体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 一九四五年年初，英、美、苏三国领袖的雅尔达会议（yaltaconference），充分表达出国际社会中，最为残酷与现实的层面。虽然盟国曾发表大西洋宪章（harter,1941），强调世界的正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是世界所有“反法西斯盟国“共同遵奉的战争目标，但是盟国中的强权，不但仍然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所宣示理想的前面，甚至做出了出卖贡献最大的盟友的历史阴谋。 第125章 雅尔达会议中，英、美、苏三国竟然“私下“划分了反法西斯阵营的战后势力支配版图：英法可以重回亚洲的殖民地，苏联则是大幅扩张，控制东欧国家以及进入东北亚。而最惨的是中国，名义上，中国为四强盟国之一，竟然却将在战胜之后，丧失更大的领土与主权，以满足同盟国强权的私利安排。 为了设法防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西方的强权联手，阴谋陷害这个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尽力最多的国家，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冷酷与现实。半世纪之前如此，如今仍然继续，未来也不会有多少的改变，因为这原本就是二十世纪国际强权对中国的共同策略。直到中国真地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之后，她才能得到真正和平与尊严的国际地位。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在欧洲与亚洲的战场上，都已经可以说是胜利在望。特别是德国已经被迫在其本土作战，随时都会崩溃投降，只有日本仍然有顽抗的姿态，但是由于与南洋的通路已经遭到切断，日本的战力也到了强弩之末。因此如何处置即将战败的法西斯轴心国，以及如何规范战后的国际秩序架构与强权的利益，就成为英美苏三国领袖最为关心的议题。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元帅，于是出面邀约英美两国领袖于黑海滨的雅尔达举行会谈，这也就成为英美苏瓜分战后利益的强权领袖会议。 而唯一较有国际正义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时正在生命尽头的边缘，他的思考与记忆能力，事实上已无法负担高度斗智的地步。他心中所最为顾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减少美军伤亡的前提下，尽早结束对日本的作战，最好他还能够来得及亲睹大胜利的历史光荣。由于英苏两国的强烈杯葛，同时中国遭到日军一号作战的猛烈打击而元气更为大伤，加上中国内部又有重庆与延安近乎公开分裂的局势，所以中国没有“资格“出席这个支配战后世局架构的会议。其实雅尔达会议的议题与结论，只是延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英美苏的德黑兰会议方向的“必然结果“。 既然允许英帝国延续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就不能阻止苏联扩大在欧亚形成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帝国。而美国一直是希望能够不惜任何代价来早日结束战争。 37.1斯大林开始谋划夺取大战利益 在雅尔达会议中，主要的议题分别为，如何处置欧洲与亚洲的法西斯战败国，以及如何划分盟国的利益。而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特别是划分欧洲势力版图的决定。由于美国罗斯福政府不顾苏联共产党要赤化世界与建立一个新霸权的事实，而拼命地将无以计数的军火、物资、与设备源源不绝输送给斯大林，所以当可以看出纳粹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时候，苏联的军力已由美国充实到足够独占与支配东欧国家的领土与命运而有余了。更近的原因，则是一九四三年英美苏三国领袖在德黑兰会议中，决定英美联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让得到大量美援的苏联军队，单独席卷东线战场。到了一九四五年，英美两国在雅尔达会议中，只能追认这个已成必然的事实而已。 但是在讨论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条件上，却是英美两国白白送给苏联的“礼物“，也给亚洲带来战乱的祸源。因为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之中，苏联不但没有以盟国的身份，直接的参加对日作战，甚至还不准美国借道西伯利亚，空袭日本与援助中国，这哪里有盟国的立场可言？更别提苏联还在一九四二年策划暴动、占领中国新疆，这根本就是在乘火打劫。事实上，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苏联，已经开始在盟国阵营之中，利用反轴心国的战争，建立他自己的新帝国主义势力。 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纯粹是因为被德国进攻，才参加反纳粹作战的，否则苏联绝对会坐山观虎斗，等着接收二次世界大战的渔利。当全球反法西斯阵营开始凝聚起来以后，苏联却单独提升与日本的关系，苏、日进入准盟国关系的蜜月时间，两国签署中立条约，而相互承认彼此所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外蒙古与满洲国。苏联不准盟国使用苏联领土攻击日本或是借道援助中国，它这种对日本友好的立场与关系，实在不知要把苏联算成同盟国的一员，还是算成与日本结盟的国家？ 但是，等到日军连续在太平洋战线惨败，其主力作战部队又都深陷在中国战区，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国空军炸成一片焦土，南洋的战略运输已经完全中断，日军作战力量与意志趋于崩溃，正在到处张罗着投降条件的时候，苏联却开始狮子大张口，要求盟国给它“代价“而参战。这本是完全不合理的交易安排，那有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还要先从盟国身上获取利益，好做为“参战“代价的做法。这等于是自比为强盗，受雇为参战的“佣兵“一般，而非并肩作战的盟国。但是英美两国的领袖，仍然任由斯大林予取予求，热烈要求苏联参战。斯大林一开始就露出“佣兵“的面目，公开索取参战利益，一是向日本要求“归还“日俄战争的失地，这点还算勉强说得过去。二是索取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利益，这就完全成为“赤色“的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了。中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国，为苏联挡住了日本所有兵锋的力道，却竟然要丧失自己的领土与主权，沦为苏联参战勒索的代价，那还有什么国际正义可言？但是，不但苏联敢开口要中国付参战代价，连英美两国的领袖，竟然都为这个要求背书；罗斯福甚至还要担任对中国施压、强迫中国接受的角色。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真是历史上最为荒谬的一刻。其实丘吉尔早就了解斯大林的野心，但是因为罗斯福极力希望提早结束战争，要想借用苏联强大的军力。所以丘吉尔明白，既然西方国家不能压制苏联力量的兴起，那么英国就要采取浑水摸鱼的策略，乐于让苏联扩张势力以牵制美国，特别是同时可以打击到中国、压制东方民族力量的兴起，如此一来英国在战后，就有机会重头收拾殖民帝国的亚洲霸业。缺乏历史深度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始终受希望“越早能结束对日战争越好“的观点支配，一方面是高估了日军的残留战力，一方面又有着相当天真的想法，认为假如能西方国家停止孤立苏联，把它带入世界级的大国的俱乐部之内，那么苏俄会对于未来的国际事务，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因此英美两国的领袖就在雅尔达会议中，任由斯大林漫天要价，而完全忘记进行反法西斯作战的目的，就是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让全世界的各个民族与国家，都能拥有平等与正义的关系。 斯大林早就准备好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就是要染指中国的利益。事实上，在日本败相毕露的情形下，不管英美是否答应斯大林的勒索条件，苏联都绝对会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的。原因非常简单，苏联在对德国作战之中，已经成为一个全面军事动员的国家，拥有一支战力极强的美援军队，而且控制了东欧国家所有的利益，斯大林哪里会放弃在亚洲掠夺利益的机会。因为苏联只有通过对日本的“作战“，才能名正言顺地在亚洲进行扩张。因此英美两国若是能够看穿着点，根本就不必对斯大林的勒索，做出全面的让步，或是在苏联无理而且破坏国际正义的勒索中，成为苏联的帮凶。但是英美两国还是主动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之下其究竟的原因，必然是藉机利用苏联打击中国，防止她复兴与强大。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在英美之间的参谋首长联合会议中，丘吉尔对罗斯福注射了最后出卖中国的“毒素“，丘氏仍然一再“提醒“罗斯福说，虽然美国一直“大量“援助蒋介石[3]，但是中国的作战表现是如此令盟国感到失望，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全球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只有中国战区处在败退的状况。这是刺激美国决定接受苏俄勒索的一个主要关键所在。罗斯福终于悲观地认为，中国对提早结束对日本作战上，没有办法提供重要的贡献，美国只有寄望苏联的参战了。因而答应苏联开出来的“条件“，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37.2雅尔达密约决定出卖中国 二月四日，雅尔达会议正式开始，斯大林从头到尾主导了整个会议进行，英美两国领袖只是跟着“红军的刺刀“划押而已，根本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出现。二月十一日，在斯大林的安排之下，英美苏三国领袖，除了同意战后对德国以及欧洲的瓜分处置之外，还签署了暂时不能对外公布的雅尔达密约。这一份盟国出卖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历史文件，代表了“强权即公理“的国际现实，也是世界强权继八国联军之后，再一次对中国的蹂躏与欺凌。这份密约规定，苏联将在对德国作战结束的三个月内，参加对日的战争。苏联要求盟国接受它的参战条件，一、外蒙古维持现状，也就是承认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导演外蒙古独立，从中国领土中分裂的“事实“。二、恢复帝俄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所有的利益，即是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国不冻港，与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三、日本归还千岛群岛与库页岛南部给苏联。罗斯福则承诺，将由美国来设法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参战条件。 这份密约的最为可怕之处，就是英美苏三国，根本的不顾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立场： 一、出卖中国（同为作战盟友）的领土与主权，将它送给在对日战争中，根本毫无贡献的苏联。 第126章 二、身为反日本法西斯盟国的中国，不但为了这场战争尽了最大的贡献与努力，但在战胜之后，却要丧失领土、主权。 三、中国一直坚持东北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才对日抗战到底（蒋介石多次拒绝日本企图保留“满洲国“的和谈条件），中国人所争得就是国家的尊严与主权的完整。如今英、美又要强迫中国在对日作战十四年后，把帝俄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享有的一切特权再给苏俄。中国如果应该接受这样的屈辱，那她根本就不必牺牲一切来打抗日战争了。天底下哪有这种战胜国的下场？而中国之所以会遭到出卖，主要原因是，不但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也因为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强国。国际强权当然要设法利用中国因为抗战而拼得元气大伤、无力反抗的机会，赶快先把她压制下去再说。 中国在同盟国之中，得到援助的顺序永远是排在末尾，因此真正所得到的军援极少。但是中国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牺牲付出得太大，使得她成为一个被战火蹂躏、对外交通被封锁的弱国。而一个弱国是没有资格在国际强权的利益分配之中，有任何维护自己权益之机会的。不过矛盾的是，中国经过战争的洗礼，旧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结构，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假如中国从此同舟共济，团结复兴，那么中国将会成为亚洲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这样会严重的危及到苏联与英国的帝国主义利益，所以英苏两国当然要设法的打压中国。 斯大林在雅尔达会议中，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苏联从战前被西方国家完全孤立的地位，到战后可以左右逢源，支配东欧与东亚的所有战略利益，成为战争最大的收益人。藉着反法西斯战争，苏联的国势的扩张，得到无法想象的大幅进展。英国为了维护自己残破的殖民帝国利益，而牺牲了国际正义；美国则是为了提早结束战争的眼前利益，而出卖了中国。但历史仍有公平的一面：英国只为其殖民帝国延长不到二十年的寿命；美国则为亚洲冷战的冲突，参加了韩战与越战，付出极高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就连苏联也只是昌盛一时，在四十五年之后，整个赤色帝国土崩瓦解，人民现今过着乞讨国际社会援助的悲惨岁月。 37.3美国铸成历史大错 雅尔达密约的签定，事实上，得助于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单位里亲共势力的影响很大。国务院拒绝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与其会，也未曾通知美军在太平洋的将领麦克阿瑟（dousmacarthur）与尼米兹（chesternimitz）。因此雅尔达密约邀请苏联参战，就等于是开出空白支票，做为给苏联在远东参战的代价（不过首先付帐的却是中国而非美国）。会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只通知国会，雅尔达对于欧洲部分的协议，而隐瞒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代价的密约。当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到这份密约相关的传闻之时，曾经亲自晋见罗斯福求证。当时滨临死亡的罗斯福总统，竟已经“记不清楚“这份密约的主要内容与可能的影响，于是罗斯福将密约的备忘录，交给赫尔利大使研究。当赫尔利提出报告，力陈这份密约的不当之时，才让罗斯福感到大惊失色，而发现这份密约已经犯下大错。美国如何能够背弃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与精神，充当苏联的“打手“，强迫中国接受有损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行为？假如苏联的野心更大，那么美国不是平白地将赤化亚洲的机会，奉送给苏联？ 因此罗斯福要求赫尔利设法进行补救。赫氏奉命后，想先说服丘吉尔修改立场，希望英国能够放弃对香港的占领，以迫使苏联放弃控制旅顺、大连，但是被丘吉尔一口回绝。赫尔利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罗斯福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故，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赫尔利见到了斯大林与苏外长莫洛托夫，他们一再向赫尔利保证，苏联纯粹是为了打击日本才会进兵中国东北，苏联绝对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尊重蒋介石的领导，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对日作战所要索取的代价，是要对苏联人民有个交代而已。 由于杜鲁门在继任总统之前，对于美国在发展核子武器或是雅尔达密约的签订，都是被排斥在决策圈外，所以他是完全不知情。因此赫尔利特别要求杜鲁门总统，能否重新考虑雅尔达密约，对于亚洲全局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因为这个密约，不但是影响战后东亚的国际战略平衡，更是会妨碍美、中的国家利益，同时更是违背了大西洋宪章与美国立国精神的做法。但是杜鲁门却非常坚持美国必须彻底执行雅尔达密约。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杜鲁门派出特使霍浦金斯（harryhopkins）访问莫斯科，商讨苏联对日作战的时间，以及探寻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斯大林表示，只要中国同意与苏联依照雅尔达密约的原则，签订中苏的条约，苏联将在当年八月对日本宣战。斯大林并且特别重申，苏联绝对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也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它与中国共产党并无政治与军事的直接关连。 虽然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美国政府要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能正式通知蒋介石，有关雅尔达密约的内容。但是纸包不住火，谣言还是慢慢流传开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是在五月二十日，应蒋介石的要求，“私下“告知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当蒋介石知道中国要为苏联参战，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可以说是痛心疾首已极，但是蒋介石却想不出破解之道，因为中国已经因为战争的摧残，到了无力再战的地步，更何况国、共的内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因此在当年的六月九日，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在美国进行访问，在风声走漏的压力之下，杜鲁门也不得不向宋子文透露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宋子文对于这份密约，竟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做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代价，大感不满。无奈杜鲁门衷心耿耿地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强迫蒋介石就范。 这时候英美苏三个“盟国“联手，摆出比敌人还要可怕的态度，强迫中国必需接受雅尔达密约，否则中国自己接受一切的后果。当时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再度分裂为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政府，八年抗战造成国力的浩竭与人心的不安，都已经使得中国无法再经得起“三强联军“的孤立与围攻。同时国际强权正在进行各种介入中国内政分裂的活动，假如蒋介石所领导的重庆政府，不愿接受雅尔达密约，那么这些国际强权就会转向支持延安政府，而蒋介石只有派遣宋子文率领代表团，在六月三十日亲自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交涉。 37.4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斯大林对于侵略中国，早已有着极长的谋划，因此他对于宋子文一再宣称，苏联支持重庆政府与蒋介石政权，绝对尊重中国对于东北与新疆的主权，以及绝对不会干预中国内政的分裂4。斯大林解释，苏联之所以要求在东北的特权，完全是为了便利苏联协助中国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早已脱离中国统治长达二十四年（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外蒙古已经成为苏联的傀儡二十四年），当时早已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国家，中国不应违背蒙古人民独立的“意愿“与事实，因此目前中国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接受这个既成之事实而已。在中苏的交涉与谈判中，斯大林用尽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法，迫使中国让步，否则就要中国承担所有盟国关系破裂的责任。这时候，苏联已将击败德国的百万精锐部队，开始大量的调往西伯利亚进行作战集结，这时根据美国军方的评估，无论中国是否屈服，与苏联签订城下之盟，苏联都绝对会派兵进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古，以抢夺在远东的战利品。而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足够的兵力，能在这个地区，阻止苏联军队的行动。因此美国力劝中国不如设法接受苏联的要求，这样至少可以限制苏联在中国境内的扩张与掠夺。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终于决定，假如能够签订中苏和约，以换取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以及稳定中苏之间的持久的和平，那么中国可以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斯大林非常大方的接受宋子文所提的和约条件，一、苏联保证东北的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二、苏联保证不参予新疆的动乱，由中国自行解决。三、苏联只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且提供中国统一与复兴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则愿意接受，外蒙古的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事实。 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美国军方对于苏联在东欧与德国那种跋扈的扩张行为，也深感警惕与不安，因此美国参谋首长会议主席李海上将（williamleathy），曾经建议杜鲁门总统，是否可以重新考虑要求苏联参战的立场。因为美国已经清楚知道，日本已经接近失去作战能力与意志的地（4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5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步了，同时日本正在慌乱地寻求苏联以及其它的中立国协助，向盟国进行投降的外交接触。苏联的参战，无关作战的结束，只是纯粹战利品的掠夺，并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亚洲的战略均衡。 第127章 但是这个建议，“当然“遭到马歇尔与陆军部的强烈反对。中国是已经卖给苏联的战利品，绝对不能退货毁约了。在马歇尔的观点里，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战场战略，除了要击败日本之外，必须顺便要分化与削弱中国。因此杜鲁门仍然决定要给苏联这个历史性，免费的扩张机会。目的当然在打压中国在战后的复兴。 这里存在的一个历史问题是，假如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同意交出中国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六百万的中国军队都成为美军将领麾下的部队，那么美国还会同意苏联白捡这个历史的便宜吗？马歇尔是否会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放过在中国制造历史的悲剧？不过假如先前蒋介石向马歇尔屈服了，那么国民政府还能算是代表中国主权的政府吗？又有多少投靠美国的军人与政客会出来兴风作浪呢？ 37.5中、美、英发表波茨坦联合宣言 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德国的波茨坦（potsdan）,联合发表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其中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条款必须实现，日本的领土只限于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以及盟国所指定的岛屿“。苏联虽然也参加波茨坦会议，但是却在宣言上根本无法列名，因为当时苏联还是日本的友好邦交国家，既未与日本断交又未与日本宣战，所以没有地位与立场，来与盟国要求日本投降。斯大林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盟国施压，要求大家联手逼迫中国承认雅尔达密约，好让苏联能够早些对日本宣战。 八月二日，杜鲁门离开欧洲返回美国，正式批准了美军对日本进行原子弹的攻击。八月六日，美军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造成日皇裕仁极大的惊恐，因此加强了日本政府投降的决心与行动。这时苏联知道日本投降在即，本来斯大林非常坚持中国必须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才能出兵攻击日本的关东军。但是，此刻苏联深怕假如日本在遭到原子弹攻击之后，会突然宣布投降，这样苏联就会师出无名，也就无法顺理成章地在远东抢夺战利品了。 所以苏联只有不顾还没有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事实，就抢先八月八日夜间，下令苏联与外蒙古的军队，对日军发动三路总攻击，次日苏联与外蒙古才补行对日本宣战。当苏联向日本正式宣战的当天，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攻击了长崎，日本政府的抵抗意志也完全崩溃。（外蒙古的独立还没有获得正式承认的法律程序，就已经与苏联同步的对日本宣战了。） 这时日皇裕仁知道，投降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虽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对于是否接受“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仍是议而不决，由于日皇裕仁决定要尽快投降，最后只有由首相铃木贯太郎恭请日皇“圣断“。日皇裕仁裁示，在保留日皇体制的前提下，接受盟国招降的波茨坦宣言，这时已是八月十日的凌晨二时。于是日本政府在八月十日，正式委托中立国瑞士政府向盟国照会，日本愿在保留天皇体制下，同意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宣言。第二天美国代表盟国回复日本，以日本的天皇体制，也需听命盟国占领军的号令，而接受日本的投降，算是在无条件投降中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 这时候，日本接受投降的消息，已经在世界与中国各地传开了，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以及关东军，对于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都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最为激烈，冈村宁次认为，日本仍有几百万军队，应该可以与盟国周旋，以获得较好一些的和平条件，而不能无条件投降。因此日本军部再度要求日皇考虑更改投降条件，但是日皇裕仁的抵抗意志早已崩溃，因此对于军部的反对，根本不加理会。八月十四日，由日皇正式要求政府完全投降的敕令程序，并且宣布在十五日，将会公开广播日皇裕仁的“终战“演说。也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同一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联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丧权辱国的“友好同盟“条约，（还不如称为战败投降条约比较名符其实）。中国才在结束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同一天，又遭到苏联的正式侵略，身为盟国中国领土所受到的损失，比战败国日本的还要大得太多了。 37.6苏联红军准备大举劫掠中国东北 事实上，苏联先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五日，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就已经开始将作战的物资，开始先行运到西伯利亚东部储存备用（当然大部分是美援物资），在五月初德国投降之时，苏联更是立刻将精锐的红军部队全数东调。到了七月份，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已经停止民间运输，完全专门运送军队与作战物资，前往中苏边界。这时苏联为了增加劫掠战利品的实力，竟然调动了一百五十万大军进入远东地区。斯大林动员如此庞大的兵力驻进远东，根本就摆出谁也不能阻拦红军前进的架势，难怪美国得到情报之后，马歇尔的结论是，不管中国是否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都要在远东进兵，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止红军的行动。斯大林下令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出任远东军总司令官，由马林诺夫斯基（r.y.malinovsky）出任进攻中国东北的总指挥官，苏联的军队准备在八月中旬以后，完成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的准备。这次苏联大军出击的行动，有着极为重大的多重历史意义，不单要为日俄战争的历史屈辱报仇，也是要完成俄罗斯两百年的宿愿，在远东抢到出海的不冻港。同时苏联更要在中国的东北，抢劫日本投资建设的大量战利品，作为资助中国共产党打内战与对抗国民政府的本钱。 斯大林知道，苏联要乘机劫掠远东的战后利益，就必需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行，既然美国政府愿意出钱支助大部分的战费和装备，苏联当然乐意出力。同时苏联也与延安以及朝鲜半岛的共军联络，要求他们务必派出大量的部队，“协同“苏联军队进攻内蒙、东北与朝鲜半岛。苏联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严格遵守“日苏中立条约（苏联从来没有如此认真的遵守过国际条约），不但没有与盟国同一战线，对日本发动攻击，甚至不准美国援中国抗日的物资，经过苏联领土，也不准美国利用西伯利亚做为攻击日本的基地，使得日本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毁灭性的攻势。但是在日本已经开始进行投降程序，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之后，苏联的军队才姗姗来迟进入东北。与其说是对日本作战，不如说是来劫掠战利品，强夺中国的不冻港。 37.7关东军最后不堪一击 由于关东军在整个中日战争之间，经过不断的被抽调支持各个战区作战，早已虚弱到只有少数象征性的野战部队驻守。最后因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几乎将所有还有战力的部队，全都抽出，以支持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孤注一掷。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军大本营开始觉察到苏联有可能参战，因此在开始增强关东军的战力，但是此时的日本已经是没有人力与装备，再进行武装了。新增的部队，只是空有番号的“老百姓队伍“ 而已，日本大本营只有下令中国派遣军调动部队北上支持关东军。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日本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在大连召开军事会议，要求中国派遣军必须设法支持关东军备战。这时琉球决战已经在日军惨败之下结束，本土已经遭到美国海空军的直接攻击，日本帝国正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可是日军还有能力进行野战大兵团作战的部队主力，又全都摆在遥远的华南与华中地区，到了紧急的历史决战时刻，要想大量抽调北上，将会在整个运动的途中，遭到盟军猛烈的空中攻击。此时受过美式装备的华军部队，也开始部署，对后撤的日军进行反击作战，因此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仍然希望在危急时刻，手上能够握有重兵，这样方便自己进行紧急状况的处置，因此并不愿意将日军大量调往东北。 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日军部队实际抵达关东军防区。更糟的是，日本对于苏联的实际参战行动，仍然有着不确定的判断，特别是日本正在“委托“苏联为日本投降之事，与盟国进行外交斡旋。因此斯大林应该知道，日本根本已经是投降在即，而没有继续作战的意愿，苏联何必参战？日本却不了解，它即将投降的决定，正是苏联必须立刻提前参战的原因，因为苏联的参战，绝非为了击败日本，而是为了抢夺它在远东的地缘、战略利益。因此日本越是濒临投降的时刻，苏联越要全力的参战。斯大林清楚知道，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日本立刻的反应是“加速投降的外交行动“，因为苏联正是日本投降洽商的中间人。因此斯大林知道不能再等了，而在八月七日立刻以加急的军令，要求苏联远东军司令官，立刻准备在八月八日的午夜之前，对日军发动攻击。虽然当时苏联部队与后勤的集结，尚未完全作好，所有的军队，奉命绝对必须在当天夜间，对日本关东军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 第128章 ）发动全线攻击。 接着在当天半夜十二时，斯大林紧急召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averellharriman），斯大林表示，由于日军仍然准备顽抗美军，因此苏联决定立刻对日本宣战。（真是莫名其妙的做法，半夜十二点召见美国大使，只为了告诉美国这个老掉牙的情报判断。斯大林其实是担心，若是日本在第二天就自行宣布投降，苏联就没有漂亮借口来占领中国的东北了。） 苏联的红军，就在八日夜间十一时，不宣而战，对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全线的攻势。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苏联也会在日本已经同意投降的时刻，进行“偷袭“。苏军发起总攻击的当夜，山田乙三正在大连视察，并未在长春的司令部直接掌控战情，他在第二天赶到长春时，才了解苏联以绝对优势的军力与火力进攻的全面战况，关东军不但没有完成战备，苏军的攻势已经超出山田所能掌握与抵抗的范围了。 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精锐的红军部队，共有八十个战斗师，二万六千门大炮，五千五百辆坦克和五千三百架飞机，兵团分成三路进攻。其中左翼兵团，由中东铁路的南北两头的重镇，满洲里与绥芬河，同时在八日夜间发动闪电夹击。拥有重装备的红军装甲兵团，在突破日军防线之后，沿中东铁路南北同时疾进，两军在哈尔滨会师之后，立刻沿南满铁路向南切入，攻击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 红军的中央兵团，则是由蒙古高原直扑热河，这路行动迅捷的机械化部队，每天前进作战的速度超过一百公里，在穿越热河的中部与南部之后，将主力指向东北的南部，向关东军司令部长春攻击，以南北合围关东军。而右翼兵团，则沿着库伦到张家口的公路，迂回攻击察哈尔，甚至企图进军北平与天津，准备攻到渤海海边，以打通与延安共军会师的交通路线。这个苏联大军全力出击的历史镜头，正是日本皇军创立者山县有朋所担心之恶梦的实现（也是日本参谋本部半世纪以来，准备终有一天要打得战争）。但是日本为了侵略中国，与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掏空了日本所有的军力。如今日本关东军，落得只以空城来面对这个历史的决战。关东军的作战能力这时早已今非昔比了，而日本调入中国东北的援助部队，不但数量有限，又迟迟无法到达。这时关东军的每条防线，同时遭到红军的突破，因此只有企图大幅收缩战线，放弃北部平原地区，只图在东北南部的山地，进行抵抗。在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就迁移到了靠近朝鲜的通化。因此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苏联红军，在关东军自动收缩战线的配合之下，进展速度更是惊人。当苏联军部迫进关东军南部防卫圈之时，日皇投降的诏令下达，关东军召开将领会议，虽然有些军官仍然主张拼死抵抗，但是山田乙三已经失去作战的意志，决定“承诏必仅“，下令关东军全体向苏联红军投降。苏联部队对于投降的关东军，一个不留，全都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去劳动改造，与充当开发西伯利亚的苦工，结果有高达六成的被俘日军死在异域。一向飞扬跋扈、自视极高的关东军，其下场竟非战死疆场，而是成为俘虏，而遭凌虐至死。直到一九五○年，还活着的俘虏，才开始部分遣送回日本，直到一九七○年，最后一批九死一生的关东军战俘才归国。 虽然关东军决定停战投降，盟国总部也下令整个战区就地停战，但是苏联的红军却没有片刻的停留，大军依然按照作战命令而兼程疾进，以攻占所有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红军右翼兵团，一路猛攻日军在内蒙的阵地，打通张北而与中共共军会师。苏俄红军并且在攻占张家口的日军内蒙补给中心后，让共军林彪、聂荣臻以及贺龙的部队，得到了大量的补给与装备。而苏军中央兵团击破承德之后，也接应李运昌与林彪的共军部队进入东北。 本来红军还想攻过长城，直下北平与天津的，但是这时魏德迈已经感到局势失控，苏联根本不是来打日本人，而是来抢战利品的。因此立刻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一方面命令投降的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投降日军必要时与苏联红军不惜一战，以确保长城防线；一方面则由美国的陆战队，在渤海湾登陆，控制平津到山海关的战略要点，然后立刻空运国民政府的部队到平津接收，才阻止了苏联红军席卷整个华北的企图。 中国从关东军侵略东北，与日军作战了十四年，打得民穷财尽，耗竭了一切的国力，最后还要落得被盟国出卖的命运。而苏联只对日本“作战“七天，就恢复帝俄时代所有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特权、夺走外蒙古，以及劫掠日本在中国东北二十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当然苏联也抢夺东北中国人民的财产。六十万的关东军，只在象征性的抵抗下，就向苏联投降，斯大林的赌注可是下得快、狠、准，免费得到了巨大的战利品，而到今天还由中共与西方政府的主流历史，以各种荒谬的谎言为它的暴行粉刷、掩饰。对于攻占中国东北的苏军而言，丝毫没有把东北当成是盟邦的领土，也无视于中苏“友好“条约的约定，而是把东北当成战利品，苏联有计划的把东北所有的工厂与设备，以及所有有价值的对象，完全的劫掠一空，不能拆除带走的，也加以破坏烧毁。苏联红军在军纪的放纵之下，部队有如犯罪土匪集团，东北人民普遍觉得，苏联“盟军“比日本敌军还要可怕得太多了。 照理说苏联红军应该在日军缴械投降之后，依照中苏的相关协定，在三个月内撤出在东北的部队，但是事实上，苏联部队根本就没打算在抢光东北所有东西之前离开。中苏双方几经交涉，根本毫无结果，苏联红军自恃军力强大，华军拿它无可奈何，因此就能拖就拖。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一直赖到一九四六年的二月二十四日，最后连美国都加入施压，苏军才宣布撤军，大摇大摆的将所有劫掠的物资带走。苏联军队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才撤出哈尔滨，留下了满目疮痍、劫后的东北大地。（原本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唯一没有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之处，只有富饶的东北地区了，同时日本人也有不少的投资建设，这是中国战后重建最关键、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被苏联劫掠之后，不但赤地千里，中国战后复原的机会也付之一炬了。） 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苏联迫不及待的立刻炮制了一个公民投票的“活动“，结果当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蒙古人（这是非常“正常“的结果，苏联政权七十五年，所有在苏联政府安排下的投票结果，都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持莫斯科的立场），都赞成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只有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此时国民政府还抱有一丝丝的希望，希望“盟邦“苏联，能够因为得到抢劫战利品的饱足，能够暂时放过中国。雅尔达密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个条约，因为这个不公义的阴谋秘密协定，完全违背了参与反法西斯作战的二十六国所支持之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就是“没有经过参战国家人民的同意，不得变更国家固有的疆界“的明确主张。雅尔达密约清楚地表明，在国际社会中，强权的力量仍然大于正义，中国虽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极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本身的国力耗损最大，于是以弱国的身份，因而遭到盟国无情的践踏。 37.8悲剧的发生与历史的代价 由于中国东北的资源丰富，以及战略地位重要，特别是旅顺是天然的不冻港，所以，蒋介石早就担心国际强权，会对中国东北采取不利的行动，而造成新危机的可能发生，所以在开罗会议中，两次向罗斯福总统提到有关渤海的战略地位，及中国愿意开放旅顺军港给美军使用，以免再有强权打这个港口的主意。可惜美国没有这种远略。丘吉尔虽然也看出斯大林的野心，但是由于罗斯福要把苏联当成平等伙伴来交往，因此不愿与英国一同合作，防止赤色法西斯的强权兴起。对缺乏历史深度的罗斯福而言，美国最高的战略方针，只是寻求眼前的解决方案，能够最快与最少损失的情况下，结束二次世界大战。他眼见苏联军力强大，因此就千方百计拉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英国也有其私心，希望能够设法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同时扩张苏联的权力，来压制美国的势力。当然还有要让苏联强占旅顺，英国才有理由继续强占香港。美国在欧战结束之时，也发现苏联在德国与东欧的扩张野心，美苏军方几度几乎要在欧洲发生冲突，造成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极大的不满。东欧各国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但是美国应该可以及时在东亚，协助中国，来化解雅尔达密约所带来的东亚危机。假如美国政府当时能够及时醒悟，优先、迅速地加强对中国的军力与经济的援助，延后甚至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攻击（只要继续空中封锁日本就足够了），让日本能够将最后的力量，往北方收缩，也同步地将中国的力量往北方扩张。假如杜鲁门真的是一位有胆识与远见（当然他都不是）的总统，决心要扭转苏联势力的扩张，应该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下令美军停止进攻琉球群岛，而将太平洋美军主力部队，改在越南与华南之间登陆，与中国的反攻西南的部队会师。 第129章 这样中美两军很轻易地就可以打通河内、湛江甚至广州、九龙的港口，建立中国华南直接的联络线，这个联络线的海运能量是驼峰空运的百倍以上，中国立刻就由海运得到大量的军事装备与补给，而让华军的战力迅速的增强。同时让重庆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联络（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南京与重庆之间的中国与日军，就有直接联络的电台），清楚告知日军，苏联的大军即将攻击关东军，假如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被苏联攻占，那么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根本就连困兽之斗都无法进行了。因此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立刻将日本在中国战区的大军全部北调，与关东军联手，进行对苏联红军作战的准备，同时盟军飞机停止攻击在中国战区北调的日军。这样苏联的部队当然就要面对日军主力部队的抵抗，说不定苏联就会延后对日军的作战时间。 在肃清华南与华中后撤的日军阵地之后，中、美大军可以继续北上，直接攻到长城一带，这时苏联军队可能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或是日苏才刚刚开始在进行苦战。这时美国可以公布准备要动用原子弹的最后通牒，日本在这种危机状况下，早已失去作战意志，投降是已经是必然的结果。这样中国有了强大的部队，直接可以越过长城，进入东北与内蒙古，那么赤色法西斯也就不可能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不会有日后中国内战、韩战与越战的重大牺牲了。在猛烈打击敌军、迅速结束日本抵抗、减少盟军伤亡的战略前提下，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作战决定。但若是从当时历史的全局眼光来衡量，杜鲁门决定使用核子武器轰炸日本，则是犯下政略的大错误。因为日本投降在即（杜鲁门等美国决策阶层已经知道这个事实），苏联准备大军掠夺中国，中国本身尚未完成胜利与接收的准备，美国投掷原子弹，只给苏联增加机会，与给中国产生混乱而已。并不是如通俗历史所说，原子弹是迫使日本决定投降的主要原因（日本已经决定投降，但是找到最糟糕的中间人，斯大林来传话）。 因为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小矶国昭奉命组阁，日本已经有意以和谈方式解决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小矶集中力量，企图解决中国事变，但失败而下台。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铃木贯太郎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更是愿意以投降来结束战争。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最大的错误，就是私下委托苏联来进行和谈斡旋，而给苏联获得内线消息。因此苏联以“参战“为名，进行掠夺东北亚的大计划。其实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表达和谈立场，或是与瑞士、瑞典等国进行直接明确的投降接洽。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海空军开始接近日本本土，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已经使日军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所以当时美军的参谋首长李海上将，就反对美国使用核子武器，因为他认为，日本已经崩溃与就要投降了，没有理由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而让美国留下历史的争议；李海也强烈反对把苏联引进远东战场，更不赞成美国应许苏联任何利益，徒然让苏联来中国与亚洲制造更大的问题。 何况，此时中国已将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全数调回中国战区，其它中国的部队也开始获得美军的大量援助与训练，作战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之中。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能够记取欧洲赤色法西斯兴起的危机教训，而设法更为直接的告知日本政府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威力，同时加速在华南港口登陆，将巨量的作战物资，经由海港运送来支持中国的军队。只要中国能够得到大量的援助，不但会增加中国军队的战力，更为鼓舞中国全体军民的抗日士气，只要中国军队全力对日军发动攻击，美军继续轰炸日本，切断所有的交通路线，美国根本不需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就已经决定投降。因此美军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只为苏联减少参战的成本，增加参战的胜算而已，并没有缩减多少盟国战胜日本的时间与成本，但却让东亚成为红色法西斯掠夺与发展的历史悲剧成真。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团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在谈判中苏友好条约之时，蒋介石眼见当时的大局，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无论中国是否签约，苏联的军队都会侵入中国的东北、内蒙甚至华北，签约还有可以约束苏联的交涉机会，不签约只有面临一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哪里还能在对外全面孤立，与内部分裂的状态下，再来承担与赤色法西斯决裂的压力？假如签约能够让中国享有统一与复兴的机会，那么十几二十年之后，中国富强了，中国所遭到的一切的不平等待遇，都可以纠正过来，因为在国际社会之中，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交涉基础。台湾是在马关条约中，正式的割让给日本，但是在中国战胜日本之后，还是一样的可以要回来。所以只要中国统一与强大，中国不怕外蒙古不归心，也不用担心大连旅顺要不回来。因此，蒋介石在万分无奈的状况下，接受了雅尔达密约。盟国就这样的出卖了中国，同时也伏下日本战后免受惩罚、迅速复兴的机会。在西方国家的战略架构下，雅尔达密约铸成了历史大错，苏联借口仅以七天的对日作战（不如说是参加劫掠），而将势力深入北太平洋，迫使美国需要全力稳住日本，以围堵苏联的扩张。 蒋介石面对盟国的狠毒，与苏联的凶残，所经历的煎熬与痛苦是无法形容的。而此时冈村宁次曾经与蒋介石联络，假如中国能够放过日本与日军，他愿意为蒋介石效力，率领日军对付赤色法西斯的侵略。虽然这个谋略蒋介石没有采纳，但是蒋也不能不对日本宽大，以留下必要时的“联日制苏“活棋。这就是为什么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曾经提出要战后日本以实物负责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但是在接受日本投降之后，却宣布“以德报怨“的政策。这种做法，不完全是基于宽大的道德情怀，更是有着非常严重的现实政治考虑因素。因为当时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大敌人，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中国处在被盟国出卖，国土残破与新的内战危机状况下，蒋介石有必要留一手来对付险恶不测的局面，所以只有放过日本。中国与盟国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政权，但是唯独中国，却要付上被苏联侵略的代价。中国这种轮番被侵略与出卖的悲痛历史事实，只说明了一件事，在人类的历史中，强权常越过正义的原则，而支配着弱国的命运。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出力最大的战胜国，却在河山残破、国力耗竭、内部分裂的状态下[13]，因此成为被盟国欺凌的对象。 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而言，盟国基于自身利益所做的残酷决定，甚至比敌人的侵略还要可怕。历史的结论是，日本曾经如此无理地侵略与大肆破坏、劫掠中国，结果战败的日本，不但没有付出任何的赔偿，反而还能得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琉球群岛[14]，做为日本发动侵略的“奖励“。而曾经为了与侵略者殊死缠斗而付出了最高代价的中国呢？却是外蒙古永久的丧失，东北主权、利益受到侵害，与中国百姓受到的蹂躏。历史的教训是，只要中国处在分裂与衰落的状况之下，不管她站在历史正义的那一边，不管她曾经为世界的自由与理想付出过多少的代价，只要中国人不够团结与强大，最终都是成为被侵略与出卖的对象，下场甚至要比战败的侵略者日本还要悲惨。 这也就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中被出卖的悲剧命运之一。而这类极不公义的阴谋策略，仍有可能再度出现在未来的历史之中。在世界主流史观刻意扭曲雅尔达密约的实情的状况下，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这个惨痛的事实，更要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看出历史挑战的轨迹，才能面对未来的考验。 附注： [1]中国无法拿出强权的实力，也就失去四强的平等地位，不管她对战胜日本的真正贡献是多么重要。 [2]以历史的事实而论，苏联这个新赤色法西斯帝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对于人类所造成的灾祸，绝对远超过右翼法西斯国家。单是它对于中国领土的侵略，至少在三百万平方公里以上。 [3]这是极大的政治谎言，事实上，中国最终实在得到的美国援助，只有五亿美元而已，这和英国得到巨额的三百亿美元，苏联得到一百亿美元的援助相比，根本是不成比例的，可惜的是，雄才盖世的罗斯福总统，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中国战区的实情，还要依赖陈纳德少将的私人报告，才能知道一点真相。更糟的是，由于盟国根本没有全面反攻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管道，因此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得到“美国应许的美援。中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没能拿到，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援助金额之多少可以显示出来的。 [4]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 第130章 [5]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 [6]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 [7]在此更可以看出，现代化的作战，与军队的装备、训练、后勤，有多重要的关系了。一向以精锐著称的关东军在抽空之后，也一样不堪一击。因此华军这么长期的艰苦抗战，更是一个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的作战任务。 [8]这是关东军第一次真正没有讨价还价，或是阳奉阴违敕令。整个日本侵略的战祸，就是由于关东军自行其事，不肯听命令所引爆的。过去关东军一直是日军中自视最高，与自认是决战干城的部队，一向不把诏命放在眼里。但是最后面临历史决战的时刻，却决定“承诏必谨“了。 [9]单是红军在长春日本人集中地区，对于日本侨民的奸杀凌虐，就高达万人，由于红军根本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妇女施暴，造成东北人民为了自保，部分妇女甚至将头发剃光，穿上男装，不敢外出。情形比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还能大体约束其部队的暴力行为，简直是有天渊之别。 [10]只要看延安的八路军如何密切配合红军的行动，尾随红军接收东北，就知道雅尔达密约对共军发展的重要性了。 [11]魏德迈回忆，当美国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明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的真相的时候，他永远无法忘记蒋介石的反应。 [12]或许这也是斯大林最后会同意从东北撤退的一个顾虑因素？后来冈村宁次等日军将领，曾经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 [13]“不幸“的是，中国却又同时是一个非常拥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14]美国又擅自作主，在一九七二年将琉球群岛“还给“了前侵略者日本，这完全违背了同盟国在开罗会议的决定。 第三十八章、战争的結束，胜利的代价 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到现在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百年的历史恩怨与冲突、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对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战，都终于达到了一个全面清算的历史时刻。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万在中国战区与越南的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所有日本从甲午战争起所侵略的中国领土，全部无条件的归还，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国取得的特权，全部放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正，日皇裕仁以事先的录音带，透过电台的广播，亲自向日本与全世界公开发表「终战」演说[1]，当天所有在的日本本土与海外军民，都要肃立恭听裕仁的「圣断」。在这篇演说中，日皇裕仁亲口宣布，日本政府与日军大本营决定，接受波兹坦宣言，全体日本军民都必须遵守这个圣断。 在日皇裕仁广播完毕之后，日本全国上下，都立刻陷入一片的惊恐与迷惘情绪之中，这是日本开国二千六百年以来，第一次正式向外国投降，也是外国部队将第一次占领日本的本土，对一向封闭孤立与自卑感极重的日本人而言，真是面临千年未有之奇变，但是日本政府与人民，已经清楚的知道，日本实在是没有力量再负担战争的损失与消耗了，日本只有投降的选择。 虽然日本的军方，仍然有人感到无法接受，这个无条件投降的事实，特别是在海外战场的日军，曾经有极强的反弹意见。其中，又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态度最为激烈，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的军力最强，所以反弹的声浪也最高，不过在日本本土的军民，则是绝大多数同意日皇的投降选择，因为他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为了疏导日本海外军队的反弹情绪，日皇裕仁特别派遣三位亲王，带着日皇投降的诏书，前往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司令部，进行投降诏命的宣达。 38.1日本在华驻军正式向中国投降 日本政府先在八月十四日，完成接受盟国招降文件的正式签署之后，铃木内阁就在第二天宣布总辞，改由东久弥宫亲王，组成善后内阁。而日本的近卫师团部分军人，企图发动政变，以阻止日皇宣布投降的演说，但是终于却无法挽回日本决定投降的大局，当天夜晚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切腹自杀，日本的军方最高位阶将领杉山元、焌六联名发出命令，要求海内外所有日军「奉诏唯谨」，同时日本的军部则立刻出现一片的火海，日军开始大量的焚烧所有的作战机密资料，以防这些资料会成为未来战犯审判的罪证。（这也就是在东京大审之中，一些关键的罪证，缺乏直接的文件资料作证的原因）。 中国的军民，开始在八月十日的当天，陷入了狂喜之中，庆祝战争即将结束，同时中国因战胜日本而跻身为世界四强之一。这时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中国决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正面临另外一次的侵略，这回却是来自盟国动的手脚。 在中国与盟国方面，事实上早在八月十日，就已经知道日本透过瑞士提出的投降文书，也同意美英等国政府在十二日回复日本投降的立场，中国的军民，开始在八月十日的当天，陷入了狂喜之中，庆祝战争即将结束，同时中国因战胜日本而跻身为世界四强之一。 蒋介石是在八月十五日的下午，正式响应当天中午日皇裕仁的投降广播，在重庆的电台，发表了「以德报怨」的演说，而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这时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中国决策人士知道，日本是投降了，但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却正面临另外一次的侵略，这回是来自盟国动的手脚，蒋介石是在无可选择的状况下，只有轻轻的放过对日本的追究，因为在必要的时候，中国甚至可能需要与日本合作，共同对抗赤色法西斯苏联的侵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完成了无条件投降的法定程序，所有的政府阁员都在投降诏书上签字。但是也就在同一天，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由外交部长王士杰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下了丧权辱国与后患无穷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个最新的否定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就烙在中国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上。这代表着，抗日战争并非中国对抗侵略者的全部历史，有意侵略中国的国际强权，还是没有放过中国。 事实上，正当日军接到投降指令，停止一切的军事敌对行动之同时，苏联的军队，也正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古，继续加速的进行作战行动，中国东北的人民，照样成为苏联红军烧杀掠夺的对象之一，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战争结束？还是战争开始？ 苏联首先在一九二一年侵略中国的外蒙古，日本跟着在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国东北，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投降，苏联却在八月八日，进军中国的东北与内蒙古，这就是盟国出卖与中国内战的历史悲剧开始。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 在日皇正式宣布投降之后，盟国宣布由太平洋盟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负责整个日本的投降事宜，而在接洽之后，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七日，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终于正式进入日本的东京湾，美军开始进驻日本的本土，第二天，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率领部属到达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接着盟国代表与美军也陆续的驻进日本本土，对日本实施占领，而日本也正式的亡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日军大本营代表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在东京湾的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等盟国将领投降，而签下日本投降的历史文件。麦克阿瑟根据这份文件，获得全权支配日本军政的权力，麦克阿瑟下令所有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全部向蒋介石所指定代表正式投降。因此蒋介石下令，正式将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九月三日，订为中国军人节，以表彰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世世代代做为中国军人的纪念[2]。 这时候，中国战区的司令长官蒋介石，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要求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代表向中国接洽投降，蒋介石同时划分中国与越南为十五个受降区，要求各地的日军，设法在受降区集中，向指定的中国指挥官投降。这又引起了延安八路军总部的严重抗议与杯葛，八路军要求日军直接向他们投降，以方便接收日军的军火与物资，同时控制主要的战略据点，蒋介石拒绝同意延安的要求，于是日军还没有正式的缴械，国共新的的战争冲突，就开始在中国各地点燃了。 第131章 在抗战胜利之时的华北一带，八路军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军事力量集团，而国民政府的部队，则多数集中在中国的西部与西南部，因此要赶到华东与华北各地，接受日军的投降，实在是距离遥远与补给困难，只有全靠美国以空运方式，让重庆指派的代表与军队，到达华北与华东各地日军集结区，完成日军受降的仪式。但是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的部队并未控制城市之外的乡区，这些地区的秩序混乱，出现权力交接真空的混乱与掠夺，而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八路军，就很快的利用这个机会，完整的掌握了地盘与人心。为国共战争夺到了致胜的先机。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百年的历史恩怨与冲突、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对抗、以及八年的全面作战，都终于达到了一个全面清算的历史时刻。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正式代表所有一百二十六万在中国战区与越南的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正式投降，所有日本从甲午战争起所侵略的中国领土，全部无条件的归还，以及日本所有向中国取得的特权，全部放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伟大与荣耀的一刻，中日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及中国受到日本屈辱五十年的历史，加上无数中国人所有的血泪，都在这一刻得到胜利与光荣[3]。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光荣的背后，却掩不住中国面对历史突然发生巨变的无奈，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来面对日本突然投降所产生的「变局」，所以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国民政府立刻陷入手忙脚乱的冲击之中，因为中国无法在国力近乎耗竭，政策毫无准备，又有极大的内哄的状况下，要在短促的时间之内，同时要面对苏联与盟国既凶又狠的阴谋，以及进行日本占领区的接收、整理与再造。而中国饱受破坏的残破山河如何重建？ 所有变节降日的汉奸如何处理？六十多万的伪政府军队如何改编？如何收编几百万的拥枪自重的「游击队」？如何安置几千万流离失所的民众？ 如何让重庆与延安两个敌对政府达成合作的协议？这些难题之大与工作之沉重，实在远远超过当时刚从九死一生的危局之中获得喘息的中国政府，所能处理的。 38.2河山残破中国再遭出卖 不过，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时间去规画与运作，抗日胜利就突如其来的冲击到中国整个的布局，这个胜利同时代表着中国要面对新的外来侵略压力，以及解决国内全面内战的冲突。特别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境内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人民更是受到劫掠与战火摧残的损失，中国是否应该要求日本政府负担应有的战争赔偿？ 而当时中国内部的状况，岂只百废待兴而已：军队需要调动接防，以平息社会交接的政治不安，离乡背井的民众需要赶回家乡，尽快的团聚家人与重建家园，以及各种的工商农业生产都需要运输调节，但是当时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时专送」运送日本军民回国为第一优先。 虽然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明确的提出，在战胜之后，中国将会以实物赔偿为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付出侵略中国应有的代价，这点是得到盟国领袖的支持，但是蒋介石却在宣布胜利的的广播演说中，主动的放弃了这个权力，蒋介石公开发表的理由是，中国应该抱持「以德报怨」崇高的大国道德理想，其实蒋介石不能对外宣布的理由是，为了对付盟国的压力，中国在必要时，可能要以日军做为挽救政治局势恶化的筹码之一。 当时近乎全面残破的中国，已经再度遭到苏联的侵略与威胁，加上英国殖民主义继续的明争暗斗，同时中国无可避免的，将要陷入全面的内战之中，因此蒋介石认为，需要给国民政府留下余地，以在必要时，可以利用日本做为对抗赤色法西斯的战略棋子。（当时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已经看出这个局势的变化，所以他曾经向蒋介石派遣受降的先遣代表冷欣中将提议，在中国战区的投降日军，不缴械，以协助蒋介石与苏联及共军作战，这个建议蒋介石最后并没有接受，但是却给冈村宁次在战犯审判中，留下生机的伏笔。这可以对比最新公开的密件，丘吉尔曾经企图武装投降的德军与苏联红军作战的构想，几乎一致。）当时战胜的中国，真的处在如此抉择的困境之中，中国不能合理的要求敌人赔偿，因为中国已经面临来自「盟国」的侵略与出卖的阴谋。 这时美国才感觉到苏联全面扩张的压力，赤色法西斯正在欧亚两洲全速的扩展之中，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开始受到安全的威胁。因此美国立刻摆出一付日本保护国的架势，准备先全面的稳住日本，以抵抗苏联在太平洋的扩张，美国要求中国立刻以第一优先的方式，将所有在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与日本侨民，可以携带个人财产，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运送回日本，以充实日本空虚的国力。非常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优先运送日本军民回国的政策，竟然是运用美国援助中国的美援「拨款」项目支用，总数高达三亿三千万美元（美国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的全部军事援助，帐面统计也只有十亿美元而已，其中的三分之一，竟然是用在加速与优待遣送日本军民，帐却记在援华的项目中）。 而当时中国内部的状况，岂只百废待兴而已：军队需要调动接防，以平息社会交接的政治不安，离乡背井的民众需要赶回家乡，尽快的团聚家人与重建家园，以及各种的工商农业生产都需要运输调节，但是当时一切的交通，都以「限时专送」运送日本军民回国为第一优先。结果是投降的日本军民还有钱可带回国，有优先使用车船的权利，战胜的中国军民，在战后一贫如洗，行政、治安与交通系统全面瘫痪，中国的复员与重建工作，真是举步为艰，中国境内到处可以说是灾民遍野，看到这种景象，实在有点不知谁是战胜国？谁又是战败国[4]？ 38.3日本受到美国的特别优待 同时为了稳住日本的政局，美国政府也对处理日本战犯，采取「空前宽大」的态度，不但保留了日皇的制度，对于特别是有日本的皇族成员的战犯，几乎全都无罪开释，总计盟国在东京起诉二十八位甲级战犯，除了三人畏罪自杀之外，二十五人全部宣判有罪，七人死刑、十六人无期徒刑，一人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人七年有期徒刑。另外在盟国各地总共起诉五四一六个战犯，九三七人被判死刑。 日本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失败。在全面的总体战争而言，战略与政略的失败才是根本的失败，战场上的胜负只是外表的过程而已占领日本的盟国最高当局下令，日军大本营被彻底的解散，皇军也成为历史的名词，由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为日本设计一套非战宪法，保留日皇体制（这是蒋介石为日本力争的结果），但采取文人的责任内阁制，美国给予日本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及国防保护，使得日本迅速的从战后的废墟中复兴，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后勤基地。尤有甚者，美国在一九七二年，又擅自将所托管的琉球群岛「交给」日本，日本俨然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太平洋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而日本对于战败的认知与反省，一直存在着极大的民族集体自卑感的心理抗拒。因为日本立国二千六百年，第一次向外国投降，日本人民而今无法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深恐自己有历史自卑感的民族自信心崩溃。所以日本人自欺的认为，他只是被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美国，加上人类无法抗拒的原子弹所击败，日本人心理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日本其实是在战略上被中国打败的事实。（这就是日军烈士遗族岩里政男（又名李登辉）一再强调，日本人万不能向中国认错道歉，而使日本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原因。）由于日本人认为，在战争结束前夕，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尚未遭到致命的战败打击，所以当然不肯承认自己被中国打败。事实上，日本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失败，在全面的总体战争而言，战略与政略的失败才是根本的失败，战场上的胜负只是外表的过程而已（假如不是苏联与英国对中国一直采取排斥的战略，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而能让中国公平的得到美国的军援，那么中国军队当然是可以在中国战区的战场上，痛击日军的）。但是不知日本人是避重就轻，还是民族的智能有问题，竟然坚持，日本的失败根源，只是一连串战场上的失利，而非战略根本的失败，所以日本是被美军打败，而非被中国打败，因此日本不肯向中国真正的认错道歉，是反应心理上不能向中国服输的想法，日本人仍然「误以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没有输，中国人其实打不过日本人（日本人有没有看到韩战，中国军曾经力战联合国二十六国联军，击败美国的第八与第十军的战绩），所以中日之间的问题，就存在着这个不正确的心理障碍，在现在与未来，仍然潜伏着引爆中日之间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 38.4和约里的陷阱与阴谋 当然盟国对于出卖中国的戏码，并未落幕，由于国共战争出现急转直下的变化，国民政府全面在大陆败退至台湾，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府，很快的因为支持北韩的南侵作战，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集团，爆发战况惨烈的韩战，这正是日本在战败之后复兴的历史契机，因为美国终于知道，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上，所犯下的历史错误（特别是马歇尔在韩战时就应该知道，出卖中国要让美国子弟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所以美国急迫需要一个稳定的日本，做为自己控制东北亚战略地缘的基地，因此美国立刻提议，与日本签定和约，以结束对日本的占领。 第132章 问题是，此时中国因为国共内战，而分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几乎控制整个中国的疆土与人民，因此它已经成为代表中国的继承政府，应该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否则因为而与盟国并肩作战，共同发表联合国宣言、四强宣言、开罗会议、波兹坦宣言，以及正式与盟国一起在日本降书上签字的，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以若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参加对日和约也说得过去。 日本投降的基础文件，就是清楚记载日本接受波兹坦宣言，所以有关台湾主权归给中国，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此时由于有了两个中国的政府，所以盟国有意在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中，留下了台湾「主权」归属不明的模糊空间，给台海分裂的台独势力，找到一个否定台澎原属中国的借口。 但是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已经感到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压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朝鲜半岛与英美法等国交战，所以西方盟国的阵营，不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签署对日本和约。同时盟国借口，只拥有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性不足，因此在英国的策动之下，盟国也排斥中华民国参与对日和约的签订。结果盟国达成了一项带有阴谋的政治交易安排，就是两岸政府，都不能参加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字。 而结束中日战争状态的条约，改由东京与台北进行双边条约的安排。西方盟国的这项安排，受到苏联与东欧集团的反对，所以他们也没有与日本签订和约。 而在一九五一年的旧金山和约上，对于日本领土的规定，就出现了可怕的政治阴谋安排，因为在旧金山条约内，乘着中国的缺席，「故意」的明文规定，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南沙与西沙群岛的主权，但是却没有说明这些领土的主权，在日本放弃之后，应该归属于那个国家。这是西方盟国分裂中国阴谋策略的伏笔，但却在严格的法理上没有任何基础。 因为依照开罗宣言，明白指出这些领土是必须在战后归还中华民国的（另外开罗宣言还明列东北四省主权属于中国，与列出日本凭暴力侵略的地方，其中包括琉球群岛等地）。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又被波兹坦宣言（potsdamderation）所肯定；在波兹坦宣言的第八条中，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必须实现。日本投降的基础文件，就是清楚记载日本接受波兹坦宣言，所以有关台湾主权归给中国，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此时由于有了两个中国的政府，所以盟国有意在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中，留下了台湾「主权」归属不明的模糊空间，给台海分裂的台独势力，找到一个否定台澎原属中国的借口。 事实上，两岸的政府既然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本和约的签字，当然不能拿旧金山和约，当成中日两国的法律文件。而在一九五二年，台北与东京完成「中日和约」，这时候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实力，要求日本正式的赔偿与道歉，但是蒋介石仍然设法在领土与主权的问题上，弥补旧金山和约的漏洞。 可是，日本这时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已有「敌人」美国做为靠山，台湾却要看「盟友」美国脸色（看起来，做美国的敌人真好，做美国的盟国可要小心了），所以在签订中日和约的谈判上，日本已经摆出一付无赖的嘴脸，事事都要占了便宜还卖乖，特别是在台湾主权的问题上，日本谈判代表河田烈一直拿旧金山和约内容，做为搪塞，同时态度之恶劣，好象日本是战胜国的样子。 不过，在蒋介石的力争之下，日本还是稍为做了一些妥协，在和约的第四条与第五条规定「将中日两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专约与协议，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也就是包括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在内（其实也包括放弃琉球的天津条约）。另外在中日和约第十条，清楚的记载「台湾、澎湖的人民与法人，全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与法人」。假如台澎的主权不属于中国，那么台澎的人民与法人，如何能够自动的成为中国的人民与法人，日本又如何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中日的和约？ 因此在旧金山和约中，所谓的台湾主权未定，在中日双边的条约中，已经加以补正。何况以历史事实而言，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合法接收，所有的台湾人民，都依法恢复中华民国公民身分[5]。 此外，台湾依中华民国法律正当治理，台湾人民依中华民国法律所选出的民意代表，依法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与中国各省代表一样的行使政治权力（包括一九四六年的南京制宪与行宪，以及一九四七年选举总统）。所以台湾的主权自然属于中国，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在一九七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也完成了另外一份的中日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的放弃对日本的赔偿与道歉要求，而在台澎的领土主权上，和约第二条载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与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守波兹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因此日本在这份和约上，也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来自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抗日政府，终于分别在法律上，先后以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与日本签订和约，而正式结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 但是在日本人民族自卑感的深处，日本人却没有认输，也没有悔过，更谈不上道歉与赔偿，日本在国际强权的暗中支持下，设法否定侵略中国的真相，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着可以产生冲突的因素。在法律上，中日之间是完成了结束战争状态，但是离真正的和平交往，仍然有着很多的问题存在。 38.5没有完全落幕的历史悲剧 回顾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浩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场历史的决战原是可以加以避免的，因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长期历史，原本并无历史的世仇大恨，当时又无绝对的利益冲突。在中国方面，既无能力招惹日本，也很希望能够与日本合作，以发展经济，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日本当时所迫切需要的，一是中国广大的资源与市场，以支持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二是需要中国协助抵抗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战略压力，这两点在当时都是中国愿意提供合作的地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需要日本的参予，中国抵抗苏联的侵略，也要日本的后援。中日两个东方民族国家的合作亲善，原是互补互利的。 但是，日本这个极度缺乏历史安全感的海岛民族，对于力量有着高度的崇拜，在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分裂与衰弱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对于日本一再的侵略，在国力落后的状态下，一直抱着「以和为贵」的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与欺凌是百般的忍让，结果反而激起日本这种吃硬不吃软民族的侵略凶性，在日军少壮派军官的误导与把持之下，对中国进行永无止境的分割与蚕食。 反观日本念兹在兹的「敌人」苏联，原是日本皇军创始者山县有朋一再担心的皇军「终极决战者」，日军参谋本部更是将苏联当成建军备战的假想敌，但是在斯大林一再展现硬碰硬的作风之下，日军竟然不敢冒然的对苏联采取断然的行动，甚至不敢利用德苏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全面大败的历史良机，对苏联作战，反而选择中国与美国进行作战，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都希望能够以和谈与退让的方式，换取避免爆发战争的机会，结果反而被日本误解为示弱，最后彼此之间的战争反而不能避免。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日两国政府而言，多少算是事出突然的意外，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对于关东军的谋画，全都应对失误，加上斯大林手法的高超，故意因势利导的扩大中日冲突，才会造成这个事件成为中日历史决战悲剧的起源，中国的不抵抗政策，刚好给关东军的冒险出击，提供一个致命的诱惑，日本政府模糊软弱的不扩大方针，更让关东军敢于突破政府的约束。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 假如当时中国在东北布置了全面的就地反击准备，日本政府又能断然的处置关东军抗命的行为，那么九一八事变，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了。当然，假如斯大林拿出行动的决心，坚决的要保护苏联在北满的利益，日本政府势必只有对关东军的行动，做出断然的处置，那么关东军也就没有办法在日后，逐步将日本卷入战争漩涡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泡制了满洲国，扩大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这个侵略，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复兴，中国开始凝聚力量，准备抗日，而由七七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的战争，可以说是有些意外与突然，对于中国而言，被迫在一九三七年抗日，实在是早了三年以上，但是当时局势变化到，连蒋介石也压不住要求决战的民意压力，日本军方的扩大派，更是以为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良机，结果成为日本无法结束中国事变的梦魇。 第133章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所做的牺牲与付出，无论在生命、财产与时间上，都超过任何一个反法西斯作战的国家，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若是处在中国当时的失利状况，早就放弃抵抗而投降了，（比比看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先进国家面对德国侵略的表现）但是中国就是在面对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想尽办法的支撑下去，绝不向日本屈服，因而分散了日本的国力与军力，为盟国的胜利，奠定了战略结构上的基础。 而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最难令人接受的事实是，日本军队经常所展现出来那种毫无军纪的烧杀掳掠的行为，由于日军在中国境内，对于战俘与平民的这种普遍性暴行，使得日军在不少的时候，更像盗匪劫掠而不是军队作战，有些特例（如南京大屠杀等等），显示出日军的行为更是像禽兽，所以中国所忍受的战争伤害，要比其它的国家与人民所遭到的二次世界大战状况，还要严重许多。中日之间不只是战争，根本就是对中国的浩劫。 就中日之间的战略而言，日本表现最差的是，在漫长的八年全面战争中，日本政府明知一天不能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就一天不能脱困，结果是，日本决定「战」，又不能彻底动员而在中国的战场上求胜，日本决定「和」，又斤斤计较于所获取的小利，最后日本是费尽心机，无论是和战的策略，都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事变，日本也就无法与其历史决战的大敌美苏，进行倾力一搏，日本在最后决战中，虚掷兵力到华南，只给苏联创造了侵略的历史机会。也许这就是岛国的文化与心态，没有大开大合的心胸与眼界吧。 若是以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角度而言，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战争，又不完全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国际强权就算是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也一样没有放过对中国的计算与欺凌，苏联始终就没有放弃过利用中国与侵略中国的策略，英国也是始终一贯的提防中国因此发展壮大，美国则是受到马歇尔、史迪威等人的影响，对于中国既有帮忙，也有参与出卖中国的阴谋。 中国战区的成立，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与盟国并肩抗日的起点，竟然成为盟国「防中」的阴谋设计，蒋介石两次的留任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更是抗日战争中，最大的历史错误选择，因为由史迪威所发出的完全与事实不符的错误情报，正好可以配合英、美、苏反华的西方势力，不仅扭曲了中国战区的价值，也削弱美国对于中国战区的战力支持。 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就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制度而言，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历史的伤痕。最大的损失，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集体失忆症，让中国这段在人类最为悲壮的历史上之牺牲与贡献，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与淡化。结果是，中国人误以为在大战中，自己是一个没有重大贡献的民族。 苏联干脆切断对中国援助的西北通路，英国则在打通援助中国的西南通路上，不断的制造事端，破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中国在整个大战中，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援助，反而造成中国内部的斗争加剧，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中国被迫将决定胜负的军力，派到缅甸原始森林中进行远征，而使得中国战区面临日军全力出击，而几乎遭到全面的溃败。当中国正从重创中复员之时，日本力已经面临力竭投降的前夕，因中国因为没有国力与军力做为后盾，也就使得雅尔塔秘密协议出卖中国，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就历史的形式而言，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就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制度而言，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历史的伤痕。最大的损失，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集体失忆症，让中国这段在人类最为悲壮的历史上之牺牲与贡献，就被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受到扭曲与淡化了。结果是，中国人误以为在大战中，自己是一个没有重大贡献的民族，只是一群可怜无助的人质，看着自己的国家被蹂躏，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害，看着自己的妇女被强暴，只能等着伟大的盟国大军来拯救中国。所以，中国人在战后，完全缺乏对自己民族的自信，甚至对自己民族的认同，也产生了混淆，中国人没有这段历史真相的认知，中国当然就无法成为泱泱气度的国家，去展望未来。 此外，目前外蒙古已经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香港与九龙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才正式归还中国，台湾的政客至今还在所谓主权未定的历史阴影下，拒绝承认中国主权统一的原则，而台海的分裂，仍然看到美国与日本在背后的干预，琉球的主权以及钓鱼台的归属，都仍有极大的问题需要厘清。 38.6中国抗日的光荣不能遭到抹杀 更不幸的是，中国英勇抗日的历史，竟然因为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因素，而遭到遗忘与扭曲的命运，中国人也无法了解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光荣与不幸命运的历史，这些都是源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历史失忆所留下的后遗症。 日本在战败之后，立刻就遭到美国的优待而展开重建，日本人就充分地了解，盟国是万分不愿面对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之重大贡献的事实，否则盟国就无法解释，为何要出卖中国这个盟友之利益的严重疑问。 英、美盟国的自我欺骗的逻辑是，既然中国在整个的战争中，贡献极其的「微不足道」，出卖中国的国土与利益给苏联，以图提早结束战争便是个「不得已」的作法；所以日本也顺带假装认为，战争对中国的伤害「其实有限」[6]，日本就更不肯向中国服输，也更难承认其历史的错误了。 根据历史的事实是，中国抗日长达十四年之久，造成日军深陷在中国的战略陷阱中，而无法自拔，以中国为基地的空军，更是切断日本作战资源生命线的关键所在，比美国空军对日本进行直接的战略轰炸，对于破坏日本的总体战力效果更大，这样日军只能以一半的兵力去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攻占南亚，当然无法完成攻陷印度到达中东，与德国会师的战略目标，日本的作战资源供应线，更是受到来自中国基地空军的重创，而使日本的总体战力，无法全力的运转。 我们承认，由于中国始终无法得到美国大量的军援，造成华军无法在亚洲大陆的作战中，扮演一个积极反攻者的角色。（但假如英国与苏联没有得到比中国多几十倍与及时的援助，他们能在反攻法西斯的作战中，扮演个有份量的角色吗？） 但是这绝非是中国方面的错误，或是中国的军队不能作战，而是盟国在策略上故意的刁难与有预谋的牺牲中国。中国在几乎山穷水尽之时，仍然坚持将抗日战争打下去（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盟国有过这种坚毅的记录），她成为牵制与切断日军作战力量的主力基地，这些重要的贡献，都是中国军民忍受无比重大之牺牲所提供的。 中国这种义无反顾、把自己老本都跟强敌拼掉的结果，正是使得她虚弱到没有力量再抗拒来自盟国新一轮侵略阴谋的地步。 日本就是在中国战区上的战略一败再败，导至国力的耗竭，以及战力无法负担战略的需要，它最后才会走上全面溃败的道路。对中国战略上的失败，才是日本整体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于战场上的一些胜负，只是过程与外表的现象而已。 日本严重的民族集体自卑心理，使日本人倾向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无法打败比他们落后的中国；日本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在与中国的作战中，战略上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而全盘尽输，日本也不能也不敢承认，他们在中国表现出比禽兽还不如的滔天战争罪行。中国人也必须了解的，是盟国也「不太」希望日本这样做，国际强权担心的是，这样一来，盟国先利用中国，再阴谋出卖了中国的历史真相，也会跟着曝光。 到现在，日本政府还肤浅的认为，他们并没有在中国战区的作战上，输给中国，所以日本当然不肯心服口服的接受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7]。假如日军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战略失败，日本根本不至于发动太平洋战争（裕仁在对美国的宣战诏书里，全都在「怪罪」美国为袒护中国，而威胁要中止卖战争资源给日本），假如日军的绝对国防圈不是在中国战场上遭到严厉的破解，日军不会把最后的力量，投入中国进行一号作战，而在让日军在太平洋与东北的关东军战线遭到惨败。足见日本只是一个崇拜力量的民族，缺乏足够的历史深度与广度，而无法反省到决定历史成败的基本原因。 检讨整个战争的历史，日本就是在中国战区上的战略一败再败，导至国力的耗竭，以及战力无法负担战略的需要，它最后才会走上全面溃败的道路。对中国战略上的失败，才是日本整体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于战场上的一些胜负，只是过程与外表的现象而已。 第134章 而日本政府不敢承认这个事关历史胜败根本的事实，竟然把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设在战场的表现，而不是战略与政略的基本层面，日本这种肤浅的历史观察与见解，显示它根本没有足够的远见与能力，洞察历史变化的根本关键，如何能对二十一世纪的风云变化，做出正确的策略判断？ 日本人不肯承认整个侵华战争的错误与失败，正可能是造成下一世纪，中日矛盾与冲突危机的新起点。 世界和中国自己，难道能够这样的扭曲与淡化中国全体军民曾经在这场人类最为巨大与重大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与牺牲吗？ 无论国际现实的利益如何结合与发展，担心中国复兴与强大的错误心理，仍然潜伏在国际社会之中，拒绝承认中国的牺牲与贡献，仍是世界历史正义的盲点。有了这个盲点，围堵中国的意识也就更为方便的滋生与运作。围堵中国、分化与弱化中国的政策，不是国际强权今天才有的战略斗争，而是远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就已运作成形，现在如此，未来也不会减缓。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成王败寇的历史定律，可以支配事实与现状，但是历史事实仍然就是历史事实，它的真相当然不能永远的被隐藏下去。何况这个历史的真相，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血泪牺牲记录，更是中国人历史的光荣与贡献。政治立场绝对不能成为扭曲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理由，要想日本人以史为鉴，中国人也得先放下政治立场，坦荡荡的面对历史真相。 38.7历史的鉴戒是人类共同的资产 在中国的领土上，经过历朝历代，曾为了防卫国土而建造了长城的伟大建筑，这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之浩大的国防工程，充分显示出中国的防御重于侵略之民族性。中国的长城直到如今还是令所有参观的人，都感到肃然起敬。但是，事实上，历史的长城，并没有办法保障中国不受敌人的侵略，而中国的军民，曾经在抗日战争之中，以中国人的生命，筑起一条又一条的御敌防线，成为不屈不挠的血肉长城，这个让中国境内每寸山河，都被血泪浸泡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国人绝对不肯屈服的抵抗意志，就是中国人永远不能被敌人消灭的关键所在，这些在中国境内无数的血肉长城历史，应该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也活在所有的中国人心中。 虽然抗日的历史事实，还有太多可以叙述的地方，但是本书在此不得不告一个段落。作者衷心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牺牲与付出，是造成世界正义能够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人所有血泪结成的不朽荣耀，只要中国人能记得，国际强权就没有办法抹杀与淡化。 最后，本书引用蒋介石代表所有中国人，在「最后关头」演说的内容，做为作者对于抗日战争历史鉴戒的总结。 「苟吾人自暴自弃，而不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友皆成为明日之敌。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敌未始不可成为明日之友。吾人丁此国难之际，惟有努力自助与自求而已。」 记住！无论是中国的敌人还是盟友，都曾经参与过侵略与出卖中国的历史，中国唯有自立自强与团结复兴，建立一个富强文明的国家，各国才会尊重中国的权利与地位，全世界也才能共享和平与繁荣。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但是一旦最后关头来临，中国将会绝对牺牲到底，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纵使战到一枪一兵，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 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为捍卫人性尊严与自由所作的重大贡献事迹，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历史中，永远不朽的光荣记录。 中国人爱好和平，不轻言战争，但是中国也绝不能接受被侵略与被出卖的欺凌，假如国际强权还是抱着反华的政策，企图妨害中国的生存发展，甚至干涉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而逼中国人决心对抗，那么中国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会坚持奋战到底，最后胜利绝对会在中国的这一边！ 只有大家齐心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中国，世界才能有繁荣与和平的前景，也才能告慰那些曾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民，所付出的一切牺牲、奋斗。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为捍卫人性尊严与自由所作的重大贡献事迹，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历史中，永远不朽的光荣记录。 38.8参考资料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蒋纬国「抗日御侮」，冯子超「中国抗战史」。 附注： [1]．这就是日本的历史心结所在，明明是无条件投降，却不敢明讲投降，硬说是终战，因为日本人的民族自卑感极重，无法承担投降的事实。不过日本这一套自欺欺人的功夫却没有完全白费，五十年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台独支持者也拥抱「终战」的说法。 [2]．这样还有谁能理直气壮的认为蒋介石不肯抗日？注意蒋介石没有把自己发迹的黄埔建军，当成军人节。 [3]．同样的国民政府订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记念日，为陆军节，可见蒋介石多么以能战败日本，为中国军人值得自豪的历史。 [4]．历史上事实显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比做美国的朋友要好许多，当然更不能做俄国人的兄弟。 [5]．当时在日本准备玉碎效忠日皇的台湾皇民，也有不少人争着向中国驻日大使馆，申请改变身份为中华民国公民，因为这样可以领到最好的生活配给，而可以转卖给日本人图利。当时在日本玉碎不成的皇民岩里政男，也就是以同样的方法，申请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他也就是日后的李登辉），这样岩里登辉拿着战胜国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证，曾在日本相当风光过一阵。 [6]．史迪威、谢伟志、及戴维斯等人对中国抗日的一向宣称是：『中国抗日战争大概只有延安的八路军打了「百团大战」和平型关的伏击战，剩下的就仅止于游击战（「打了就跑」）的规模。蒋介石的重庆部队根本没有、也不敢碰精锐的日军，只晓得躲起来监视延安的部队，并囤积美援的物资与装备，好用来对付自己人而已』。假如这是真况的话，中国那里有什么抗日可言？既然中国根本没有力战日军，那能有多少伤害？可怕的是，今天仍有上亿的中国人相信这就是对日抗战的历史。（幸好这种恶意的谎言错的太离谱了，只要摊开二十二次会战的记录（双方兵力达十万以上，而共军没有在其中任何一次担当重要角色），就足以证明史迪威这伙人对中、日战况的描述绝非无心之遗漏，而是另有目的，存心诬蔑中国抗日的历史事实。百团大战和林彪师在平型关的伏击战里，日军总共损失不到三千人，这还不够淞沪会战日军死亡人数的零头。） [7]．在裕仁最后的回忆录中，一直强调美军的强力打击，以及原子弹的轰炸，造成日本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才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投降的「圣断」，裕仁完全不提日军在中国战区，战略全面失败的根本问题。 后记看试手、补天裂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历史的书，正如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会在异国寓居。但是一切都成为事实，五十万字的抗日战争史，就这样的完成了。同样自己竟然也离开中国多年了，但是想的、念的居然全都还是中国。 历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越是研究，越是觉得穷无边际，初步的结论是，“历史并没有真的过去，未来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历史不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也是造成今日现状的过去，更是影响未来发展的过去，所以历史同时拥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重特性。研究历史不但是追溯过去，也能了解现在，更能规划未来。历史事件的本身，不会完全的重演，但是历史会有其运作的轨迹。不能记取历史教训，就很难避免历史的悲剧。写作这本中国史中，鲜血浓度最高、真相曲解度最大的抗日历史，的确是有着太多感想与发现，自己既是一个历史资料的搜集者，也是一个历史谜团的发问者，又是一个历史真相的解答者。最后，自己从追寻中，更加认识了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命运。 抗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国振衰起蔽的大历史转折点，从这场存亡继绝的历史空前危机中，中国通过考验，因而走上了历史的转机。虽然中国付出了几乎是前所未闻的惊人之代价，但是终于在民族主义的支持下抗战到底，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半世纪了，但是这个历史记录所隐藏的错误，仍然没有得到应有之纠正。特别是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的赔偿等问题，目前不但还停留在原地打转，日政府重建军力态势的发展，更已经昭然若揭的正进行之中。而遗憾的是，中国的抗战真相与作战贡献，也仍然没有得到历史应有的尊重。假如历史不能将公道与真相还给中国，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录就永远留着一个无可弥补的缺憾，直接影响到人类对于历史教训的认知。 身兼作者与出版者，其中的过程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作者唯一的希望是，本书能够问世，对中日战争历史真相与有个交待。 第135章 当然也把自己家的兄弟，全都卷进复杂的流程之中。而令人感动的是一些读者已透过网路，给我们的鼓励。作者只有期待更多的回馈与反应。 本书只是对于发掘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一个尝试而已，并非历史的结讨，因此期待更多读者与对抗日战史有研究之有心人的投入。希望能够透过网路的沟通（网，有极佳的整理归纳。 在军事上的准备，刘凤翰的《抗日史论集》有最为详细的资料。在整体社会与文化上的问题，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有很深入的分析。 第十五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有关中国内部分裂的状况，可参考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纲》，及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 第十六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及蒋永敬的《抗战史论》。 第十七章 有关西安事变最为详尽的资料，应推王禹廷的《细说西安事变》，以及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也有很好的评述。蒋永敬的《抗战史论》提供了许多基本的历史资料。 第十九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对七七事变有很精密的考证，蒋永敬的《抗战史论》对于当时华北军政局势，有很生动的内幕报导，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记录非常祥实，以及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对于日军的部署，有很好的资料。 第二十章 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与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有更为详细的兵力资料与分析。 第二十一章 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对于平型关的作战，有非常精密的考证论述，蒋纬国编的《抗日御侮》有国军详细的作战资料，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有分析日军的作战资料。也可参考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与黎东方的《细说抗战》。 第二十二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的《细说抗战》，王辅的《日军侵华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奇-_-書--*--网-qisuu.及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 第二十三章 孙宅巍的《南京保卫战》与《1937南京悲歌》，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张纯如的《被遗忘的浩劫》，李恩涵的《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以及唐德刚之《李宗仁回忆录》。 第二十四章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蒋纬国编《抗日御侮》，黎东方的《细说抗战》，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及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 第二十五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张洪涛《血祭大江》，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及刘凤翰《抗日战史论集》。 第二十六章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及冯子超《中国抗战史》。 第二十七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蒋永敬《抗战史论》，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及王建郎《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 第二十八章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及黎东方之《细说抗战》。 第二十九章 刘凤翰《抗日战史论集》，对于共军抗日的一些重大事件个案，有非常深入的记录与分析。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则从共军的观点与资料，来记录共军抗日以及与国军的各种冲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于国共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冲突与发展，有更广角度的看法。 第三十章 梁敬淳《史迪威事件》，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有一些特别的资料；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f.f.liu《stilwell'smissiontochina》蒋纬国编《抗日御侮》，及王辅《日军侵华战争》。 第三十一章 梁敬淳《史迪威事件》有很好的论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更有最新的资料与分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都有大量的资料，报道这个事件的真相。当然魏德迈的《魏德迈报告！》，更是重要的一手资料。 第三十二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编《抗日御侮》，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及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 第三十三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梁敬淳《开罗会议》，对于开罗会议的前因后果，都有很好的深入论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于中美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关系变化，有非常珍贵与最新公开的资料。魏德迈的《wedemeyerreports!》对英国惯以狡猾的手腕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有详细的描述。 第三十四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王辅《日军侵华战争》，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及黎东方《细说抗战》。 第三十五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抗日御侮》，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及黎东方《细说抗战》。 第三十七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永敬《抗战史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魏德迈的《wedemeyerreports!》。 第三十八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蒋纬国《抗日御侮》，冯子超《中国抗战史》。 作者对抗日战争参考书目的简评与介绍 如果要想对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有一个完整祥实的了解，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内容丰富，而且大量引述当时的文件，以及各种相关历史著作的论述，史料非常的丰富与生动，是值得一读的抗日历史佳作。 第136章 缺点是战争部分的分析比较薄弱，而且没有提到中共方面的活动。另外此书已经绝版，只能在图书馆中借到。 假如要想简单扼要地知道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对于这段历史，都有很精要与重点的论述，同时对于资料考据都非常的深入彻底。 要想以大历史的各方面角度来研究第二次中日战争，个人推荐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本书虽然是以史料佐证来评析蒋介石的日记，但是对于抗日战争的大历史环境以及前因后果，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更是有最新的资料，观点深刻广泛，是一本很有创意的历史佳着。 有关抗战前期的中国内部问题，蒋永敬《抗战史论》，因为引用当时重要关键人物一手的日记资料，所以很有内幕性与参考性的论述，可惜大部分资料，也只限于抗战前期的历史，但是却非常生动地刻画大历史的变动内幕，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著作。 若是要以深入及专业研究的角度了解抗日战争，应参考由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这是由三军大学资深教官，引用中日两国作战资料，由作战角度编写的书，一共十册。而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奇.书.网--整.理.提.供)，在资料收集与考据上，是专业的学术著作，可惜的是，主要内容只有论及武汉会战以前的资料，但是在有关中共参与抗日的重大作战史料上，这部书的考证非常的专业，是学术性的论文。另外，中国大陆的王辅先生所着之《日军侵华战争》，同样收集极其丰富的作战史料，做到专业资料的考据，特别是有关日军方面的细部资料，非常值得参考。在有关共军抗日以及与国军冲突的报道，也有从中共方面的观点与记录。 梁敬淳的《史迪威事件》、《开罗会议》，对于抗日战争，中美之间的合作与争执，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更有非常珍贵内幕的资料考证，是解读这段历史曲折变化内幕的重要历史著作。 《wedemeyerreports!》（英文原著，未见有中译本）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战区各种的状况与问题，都有一手资料的记录、分析与详述。魏德迈以受知于马歇尔而得到擢升，但最终因为中国战区的战略利益问题，而与马歇尔渐行渐远，主要原因就是魏德迈看到，国际强权基于政治谋略，扭曲中国抗日事实的严重问题，并将会给美国以及全世界带来极大的危机。也由于他对于这个观点的坚持，使得魏德迈的前途遭到马歇尔与杜鲁门联手冷冻的命运。无论如何，魏德迈以亲身祥实的资料，为盟国当时在中国战区的错误政策，作出历史的见证。当然魏德迈并未放弃对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一些错误地揭露与批判。这本书非常具有历史的价值。 由陈香梅翻译，陈纳德着的《陈纳德将军与中国》，是从美国军人亲身参与中国抗日的观点，论述抗战期间的中国战区内外情势，以及揭露马歇尔、史迪威对于中国战区的可怕策略，有关中国战区的空军战史奇迹，更是陈纳德功绩所在。 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是一本讨论西安事变资料最为充实与完整的书籍。易显石等合着之《九一八事变史》，对于九一八事变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极多，最有学术性的著作是李恩涵的《日本军暴行之研究》，最新的是张纯如的《被遗忘的浩劫》，而孙宅巍的《南京保卫战》，更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南京作战历史的层面，资料考证非常的精确。是作战个案研究的典范著作。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作者郑浪平接受访问记 问：为什么会想到写作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答：为了想为中国的命运寻找一个历史上的答案，因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部分，它结束了西方殖民地时代的四百年历史，它开启了全球的冷战时代序幕，中华民族面临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之战，结果中国战胜了强敌，中国从被列强宰割与欺凌的「次殖民地」地位，一举成为联合国的四强，但是随即就因为国共战争的扩大，而造成中国的封闭与分裂。不过，由于各种政治上的问题，使得世界与中国人民，都对于这场历史关键的大决战，存有太多历史的疑问，造成现代的中国人面临严重的历史失忆症。 这种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症，不是中国人完全忘了抗日的历史，而是中国人在太多的政治压力下，面对历史的禁忌与残缺，中国人只能记得一些片断与变造的历史，这些偏差不全的史料，进而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理正常状态，让中国人失去自信与共识。假如中国人不能从这个历史的关键时代出发，去了解其中历史的真相与鉴戒，那么中国还是会陷在没有方向的挣扎之中，背负着太多沉重的历史包袱。 假如中国人自己不能面对重大历史的真相，肯定中国人在历史上的光荣，那么无论中国将来如何的发展富有，仍然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我相信日本人与国际强权，一直漠视中国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失去自己的民族历史与自信，半世纪以来，中国仍然无法肯定自己的过去。 问：也就是说抗日战争史，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历史资产？ 答：是的！因为这场历史上空前模式的战争，将整个中华民族全面的投入历史总结的考验之中，其中有着太多无法估算的历史经验与鉴戒，它让中国人再次的团结与自我认同，使得中国走出落后历史的封闭歧途，更让中国人知道，这个民族的富强与团结，事关人类历史的稳定与和平。 进一步而言，中日战争史应是人类共同的历史资产，因为其中记录了，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性，英雄的远略，枭雄的手腕，人性的光辉，兽性的可怖，验证了正义对抗暴政必胜的历史法则等等。人类既然无法离开历史，所有古代的一些特别文物遗迹都能算是人类共同的资产，那么一部由最多中国人的血泪所记录的现代历史，更是人类历史最高贵的共同资产了。 问：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要叫做「不朽的光荣」？ 答：因为这是作者对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历史的一个结论，在全世界人类面对法西斯的暴政威胁之下，中国人最早挺身而战，中国人的作战最久，中国人的牺牲最大，中国人获得的援助最少，中国人的贡献最多。没有中国抗战到底的英勇表现，人类能否顺利的击败法西斯暴政，真的还是一个疑问。 这就是中国会从被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一变而能成为联合国的四强的根本原因所在。绝对不是因为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太无助与太可怜的遭遇，而让列强同情中国的受难，因此给中国这样崇高的国际地位，而是国际社会知道，中国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太为重要了，「没有中国的奋战，就没有反法西斯的胜利」。 因此，中国人这种伟大的历史表现，应该是在人类历史中，永远值得记录的光荣，淡化与扭曲这个历史，是中国民族历史认同的一个失忆危机源头所在。 问：那么中国人在抗战的历史角色，应是战士而非人质？ 答：对的！因为目前在全球华人的社会中，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太过于强调南京大屠杀，或是慰安妇事件，而把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扮演的角色给偏离了焦点。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人不是孤苦无助，纯粹受欺的人质，而是造成历史正义胜利的光荣战士。 问：这本书的历史视野，已经超出单纯的中日战争？ 答：是的！因为个人认为，中日战争只是全球列强历史决战的一个环节而已，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并非只是受到日本的侵略，就连所谓的盟国，一方面依靠中国为它们挡住日本的军力，一方面还在不断的设法出卖中国。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个历史危机的命运之争。 根据历史的事实是，围堵中国与弱化中国，并非后冷战时代的列强策略，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就是国际强权对付中国的基本策略，过去如此，很遗憾的是，如今照样，基本原因是，世界无法想象与接受一个富强中国的兴起。 问：你对日本人至今不愿为侵略中国道歉与赔偿，有何看法？ 答：假如了解一点日本的历史，这是一点都不足为奇的现象。因为国际强权基本上，就不愿日本认清历史的鉴戒，以方便继续操纵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与牵制，日本是一个缺乏是非观念，但是肯定胜利与崇拜强者的民族，对于中国有着历史性长期与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同时日本也缺乏这种大历史深度的反省能力。所以，中国自己都还没认清历史真相，中国自己还没有达到富强之时，日本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反省与认错了。 因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单是对日本人抗议是无用的，只有中国人自己先能够知道历史的真相，同时记取历史的鉴戒，设法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国家，让日本重新尊重中国的强大，这样日本才会去面对历史，否则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将是一个无解的危机。 问：在书中，你也对苏俄与英国的立场与角色，做了很重要的分析与批判？ 第137章 答：根据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假如不能说出盟国所扮演的角色，就不能解释中日战争的历史所有的重大疑点。因为中日战争绝非是单纯的中日之间历史仇恨，或是利益冲突而引爆的，而是日本企图与苏联英美等国际强权战略与历史的决战所导至的。 问：由于国共战争的政治立场对立，华人对于由哪个政党领导抗日，一直有不同的资料与看法？ 答：这是造成所有中国人无法面对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华人社会之中，政治考量仍然影响到历史的记录。不过，近年来中国大陆方面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开放，对抗日历史的真相也有不少的报导，我也引用不少这方面的著作。 根据历史事实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决策与执行，都是国民党政府所负责的，但是国共战争的最后结果，却是共产党获胜，在中国「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支配下，中共当然不愿意将抗战主要功劳归给国民党。这样历史真相就很难不受政治的影响。但是若没有历史真相的基础，如何能够建立民族的认同，与记得历史的。 其实，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任何的隐瞒与曲解，都会导至真相的失忆，最后会造成人民对于当权者合理性彻底的怀疑。 问：所以这本书虽然是一个历史真相的探索，但还是触碰到政治的禁忌？ 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真相就是这样，我无权去回避事实。当然，说出历史真相，绝对没有意思去丑化某个政党或是一些政治人物，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历史也已经铸成了，但是鉴戒必须借着真相而保留，当今的政治人物实在不必去对号入座的背起历史的包袱。大家都应在中国的历史之前，面对真相，记取教训。读者更不必受到政治立场的左右，而能实事求是的面对历史。 问：写作这本大历史著作，一定非常的困难？ 答：理应如此。因为这段十五年的历史，有着太多的前因后果，以及国内外的因素牵动，加上立场、观点的重大差异，单是收集史料就是一个浩大的工作与投资。幸而已经有一些历史学者对于这段历史，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与资料的收集研判，有了这些基础，工作才能比较顺利的进行。但是，整个写作的过程，还是一个极大的智力与毅力的挑战，常常把自己逼到精疲力竭的困境。 除了资料的问题之外，个人认为写作中日战争史，最大的难处，还在于个人掌握历史的能力，以及排除政治立场的压力，个人认为，不应神化中国的抗日史迹，也不要丑化日本的作战表现，而能实事求是的找出历史的真相，以及历史变化的内在机微，才是一部有深度价值抗战历史的基本要求。 问：与其它抗日历史的书籍比较，本书的特点是什么？ 答：个人认为，本书一直以历史全方位的角度，来掌握抗日战争复杂的前因后果，是一个重大的特色。另外作者对于历史的决策与作战胜败的原因，都有相当深入的原因解说，不是单纯的记录事件而已。同时作者还指出一些决策上的选择，可以改变事件结果的建议，让历史不是过去事件的记录，更是人类经验的成长与鉴戒。 问：这本书对于军事作战相当的强调，那么你对整个军事行动有何评价？ 答：许多人都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是全世界最为优秀的战士，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同样是英勇的战士，我了解在战场中，中国很少有战胜的表现，不过这是因为中国的装备、训练、组织与社会结构落后的问题，不是中国人不勇敢作战。 试想一下，假如在中日战争的战场上，换成日本兵配备中国的武器、训练与后勤，华军则拥有日本的三军装备，那么日军还有交手的机会吗？以中国军队在十几场重大会战表现而言，假如换成任何一国的军队（包括德国人在内），若是只拥有中国的装备、训练与后勤，根本就不必打了。当接受美援的中国军队的装备，战力提升到与日军接近之时，日军就根本招架不住了，更别提假如中国的装备优于日军的时候，日本还能做出何种战力表现。总之，中国军队若是拥有合理的训练、组织、装备与后勤，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军队。 问：这本书是作者自费出版？ 答：是的！由于接洽过的出版商，都认为抗日战争历史是冷门书，本书又触犯了两岸的历史政治观点，在经济不景气市场的考量下，不愿投资出书。 不过作者认为，这本书有着相当重大的历史谜团挑战，可以解开中国人严重的历史失忆症危机，更可以成为当代中国人掌握自己命运的鉴戒，三千五百万同胞的生命，十五年的血泪青史，已经隔了半个世纪，不能就这样无声的沉默下去。所以我们决定自费出版，也许这是一个不了解市场经济的选择，但是至少值得一试。 问：这条路一定相当的难走？ 答：对于一个从来不知出版流程的人，自己出书，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最后也只有将自己的兄弟拖下水，大家设法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所费的心力，真是事不经过不知难。不过，大家都有一个想法，想为中国尽些心，总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的。 问：你对本书的预期为何？ 答：我想书商的态度就是答案之一了。台湾在政治恶质化的影响下，已经开始从认同中国的共识中异化，中国人的历史与他们有渐行渐远的感觉，中国人世纪的艰巨挑战也不再有他们参与，台湾只想到今天能够立刻抓到些什么，昨天已是要遗忘的负担，明天则是高度的不确定，无论如何，抗日战争好象已经是无所谓的事。 中国大陆方面虽然对于抗日战争这个问题，有着比较强大的历史感觉，但是执政者仍然希望历史能够为政治服务，抗战的历史真相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预期这本书恐怕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 但是，写这本书原本就不是商业的动机，而是为了中国人英勇历史留下一个记录。这段历史，中国人会为它而流泪、中国人会以它为傲、中国人可以为它而扼腕、中国人也可以为它而鼓掌。历史就是历史，现代的人没有必要把它成为自己的包袱，但是却可以成为现代中国人一个无价的历史鉴戒。 无论如何，个人还是希望有真情真性的中国人，能够从这本书中，得知历史风云转折点的真相，不会再陷入历史失忆的民族危机之中。个人当然也希望两岸的政治人物，能够放下政治短期的利益考量，为了中国长远的发展，给历史真相一个机会。 问：你从一位畅销书的作者，成为一位冷门书的出版者，有何感想？ 答：自己从未计画出版畅销书，也没有故意要出版冷门书，其实写书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就是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说出他们忧虑的感觉与失落的记忆，中国人是这样一个大的民族，中国人曾经遭到这样重大的历史灾难，中国人有过这样动人的奋斗牺牲，这些历史不能就这样永远的沉默下去，而让血泪的历史成为政治变造的垃圾。 纪念八一三大战，谈中日战争的历史真相 在世纪末，回首轰轰烈烈的二十世纪，人类固然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进步，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危机，却差点把人类打回历史的出发点，人类在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实在应该牢牢的记住历史的监戒，否则二十一世纪的危机，会比二十世纪更要难以应付。 对於全球的华人而言，二十世纪最大的历史盲点，恐怕就是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历史真相，被政治所扭曲的後遗症了，国际强权为了「防堵」中国的复兴，运用中日制衡的策略，因此在战後出卖中国，扶植日本，於是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还要中国人到处要求日本面对而遭拒绝，以及日本人在广岛原子弹轰炸纪念中，表现出一幅二次世界大战最大受难者角色而不是战争原凶，更令历史真相受到讽刺的了。 西方国家二次大战历史中遗漏了中国的重大贡献 翻开绝大部分西方的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书籍，可以概括地说，其中对於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与贡献，近乎避而不谈，好像中国战区在全球反法西斯的大决战中，根本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游击战区」而已；又好像中国不在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主流的现场，因而谈二次世界大战，无需详述中国战区的战略价值，就可以大体交待二次大战之历史变化的主要关键。这种奇特的「历史真相」的描述，已经在西方国家中积非成是，所以要求日本对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进行认错、道歉与赔偿，只是中国人在孤单的呐喊；日本人的形象，莫名其妙的已经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受难者，目前日本正在逐步恢复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日本国会通过法案，将侵略世界时使用过的国旗、国歌合法化，又与美国签定安保条约防卫指针，以及共同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计划。 而全球的华人，对於日本至今不肯为侵略中国的罪行认错、道歉与赔偿，当然是既愤怒又不满，但是非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就连中国人对於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原委，也同样的受到政治干扰，而处於扭曲与淡化的盲点之中。就以西方中国缺席的二次世界大战史而言，如何能够解释日军超过三分之一的军力，陷在中国战区的事实，这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的部队若不是在中国战区动弹不得，那么日军早已可以打通印度，直入中东与纳粹会师，或是威胁苏联在西伯利亚的红军无法全力西调与纳粹决战，也可以攻陷澳洲，让太平洋战争发生地缘结构的改变。 第138章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战略变化，没有中国的从始至终的奋战，结果根本就会不一样了。 西方的历史学者如何解释，为什么可以略而不提的中国，却会成为联合国四强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的主要发起国，这些历史会议与宣言，决定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运作架构，以及战後世界结构的重整。更不要忘记，在二次世界大战此之前，中国还是一个被西方国家欺凌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受到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压迫，未能享有完整的国家主权。 西方的历史学者如何解释，中日战争中的二十三场会战（双方兵力十万以上的作战称做会战，这是日军的计算数目，中国方面是二十二场会战），其中有几场大战，其规模与死伤，都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与最为惨烈的记录。 抗日战争历史的真相受到扭曲 而中国方面，假如只知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那么就真的难怪日本人不会认真看待中国人的历史真相要求了，因为这几场的作战，还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连会战都称不上，其中比较重要的台儿庄作战，也是整个徐州会战的前半段），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跟日本人至少要提出淞沪、太原、徐州、武汉、长沙（三次）、豫南、桂南、鄂西、常德与衡阳会战，那才是点到中日战争历史重点的说法。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这些都是要靠实力与真实的贡献才能争到的。 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八一三淞沪大会战，是中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会战——中国动员了八十万部队，日本动员二十七万的陆海空三军，在上海及附近打的一场战况空前的大兵团战役，淞沪会战的规模与死伤，都是二次世界大战记录中最大的一次会战。无论是诺曼地与硫磺岛，都不能与它相比。就历史而论，这场战争才是决定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之战，虽然就时序而言，卢沟桥事变无法结案而最终引发中日战争，但是当时中日双方却都没有因卢沟桥事变而决定进行全面的决战，等到八一三淞沪会战开打之後，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全国动员，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的全面战争才算进入了不回归点。 兹值世纪末的最後一次八一三大战纪念日，当向这个抗日战争史里，最大规模的战役中所有英勇不屈的中国军民，致以无限的敬意；而《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1931-1945）》的第二十二章应可作为一个深刻的纪念。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中国人仍要为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追求历史应有的正义，否则日本如何会记得它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中国又如何让所有牺牲的军民，得到应有的历史公道？ 附录 文史资料载： 1 “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各种民用物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都须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三个月。难怪当时重庆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不得不惊呼： “……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中国国民党大事记》） 十二月，侵泰日军第十五军先头部队入侵缅甸南部维多利亚角，直接威胁仰光和滇缅公路，而英国人在缅甸的全部兵力总共只有两个英缅师。鉴于缅甸局势岌岌可危，鉴于英国殖民者顽固坚持退守印度的利己主义立场，同月下旬，中国蒋介石委员长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席会议。会后，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并发表谈话。 有记者提问：“委员长能否谈谈战争前景？” 蒋介石答：“日寇乃一区区岛国，只要英美诸国认清大局，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亚洲战场，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最多只需一年时间便可打败日本。” 记者：“据我所知，目前形势对中国不利。万一缅甸不守，请问中国政府有能力应付四面受敌的困难局面吗？” 蒋介石：“各位先生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鉴于亚洲局势日趋严重，我国民作出决定：不日将出兵缅甸，与日寇决战。” 记者：“请问蒋委员长先生，中国出兵有必胜的把握吗？” 蒋介石：“日寇虽然气焰嚣张，然终究只能逞凶一时。我军乃堂堂正义之师，与日军不共戴天，此次入缅作战系国家存亡之举，必然奋勇杀敌，置之死地而后生。” 记者：“请问中国出兵还有其它背景吗？” 蒋介石答：“日军若吞并缅甸，必然大举入侵印度，进军中东。缅甸不保，印度也危在旦夕。因此国军入缅，其目的不仅保障滇缅交通线，更为保障盟军统一战线之大业。” 第二天，蒋介石谈话被突出地刊登在《中央日报》及国内各大报的头版位置上。 缅甸之战立刻成为影响中国和亚洲局势发展的新热点。 2 中国政府出兵缅甸的消息立刻震动了西方世界。 对中国人的惊人之举，世界舆论反响不一。 《泰晤士报》评论员写道：“中国人决心重返缅甸的行为表明，昔日白种人在亚洲的统治权威已经破碎了……” 英国战略评论家r·d·费恩先生：“……中国人的决定不仅表明他们的军事潜力，更表现他们对于战争的信心。我正是从这一点中看出未来亚洲不容乐观的演变格局。” 澳洲《星报》：“中国人之所以敢于进行如此大规模远征，是因为他们感到美国参战，胜利终于有了保证……” 美联社评论：“蒋介石委员长……决心要在大联盟中扮演大国角色，并在世界战略中进一步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 英国政府敏感地作出反应。 十二月十四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代表英国政府表示：“一旦缅甸形势吃紧，愿以中国政府共同加强缅甸防务。” 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缅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印缅省，它在战争中的意义仅仅在于对印度构成一道外围屏障。对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来说，缅甸之役却势在必夺。缅甸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信道，它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后方的安危。可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英国人虽然自顾不暇，却不愿中国盟友插手缅甸事务。 英国人这种缺乏诚意的老牌殖民帝国的顽固态度注定使会谈从一开始就罩上互相敌视的阴影。 蒋委员长在重庆黄山别墅会见并宴请英国客人。他满脸微笑，身着戎装，步出会厅欢迎贵宾到来。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亲自为丈夫充任外交翻译。蒋委员长显然对即将开始的中英会谈持乐观态度，因为大敌当前，英国人到处吃败仗，所以他指望从这个独眼英国绅士那里得到退回哄抢物资的确实保证，并就缅甸共同防务达成原则协议。 不料会谈开始，英方代表韦维尔抢先宣读了一份态度强硬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中国方面将“围集在仰光港的租借物资部分地转入缅甸防务”，并规定中国军队入缅人数“不超过一个团”。 委员长挨了当头一棒。第一轮会谈陷入僵局。 客人一出门，委员长脸色立刻变得铁青。宋美龄安慰道：“大令，同英国人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好在我的手里还有一张美国牌。” 委员长终于恨恨咆哮：“娘希匹！这些洋人，都是帝国主义，没有一个好东西。” 中英分歧引起白宫极大的不安。 罗斯福总统对英国人的短视和自私很恼火。中国人参战不仅对亚洲战局至关重要，对在欧洲焦头烂额的盟国也很重要。只要拉着中国人在亚洲坚持抗战，英美就可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不要忘了，人是战争最宝贵的资源，而中国有的是人。 罗斯福决心说服英国人放下殖民者的架子，同中国人共同抗战。为了协调英中军队的关系，美国派出一位将军到中国任参谋长。 用美国的武器和物资武装中国人，由亚洲人解决亚洲人的问题，美国和英国就可以全力去对付欧洲战场了。 不久，著名的“阿卡迪亚”会议在华盛顿结束。会议签署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确立了以欧洲而不是亚洲为中心的战略方针。 中国委员长没有被邀请出席会议。但是会议决定将缅甸、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从盟军东南亚战区中划出来，与中国战区合并，称“中、缅、印战区”，由蒋委员长出任最高总司令。 中国人意外地获得了本世纪以来第一块属于自己领土外的势力范围。 3 公元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一天，在美国南部海岸阳光明媚的迈阿密空军基地，一个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的瘦削的美国将军登上一架银白色水上飞机。他也许还没有来得及从这样一个令人眩晕的事实中清醒过来，几天前他还是一名美国的集团军总司令，而现在却要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到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担任参谋长职务。 第139章 他也许永远无法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命运安排，但是他的使命却注定要使他同那个国家古老而曲折的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将军的名字叫约瑟夫·w·史迪威。 4 仰光陷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日机空袭仰光，拉开了日军侵缅的序幕。 一九四二年元月十九日，日军入侵缅甸，英国守军土崩瓦解。 三月八日，仰光陷落。 5 金戈铁马 云南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公元一九四二年二月，缅甸毛淡棉失守后大约两周，滇缅公路上突然尘土飞扬旌旗挥舞，浩浩荡荡的中国军队好象一条望不到头的灰色长龙，开始向缅甸境内大规模挺进。 国内舆论无不欢欣鼓舞。 戴安澜，自号海鸥，陆军少将，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参加北伐。因在“剿共”中战功卓著，多次得到擢升。“芦沟桥事变”后，先后参加长城保卫战，台儿庄大战和武汉大会战，屡有建树。二十五岁升任陆军第二百师少将师长。 第二百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摩托化炮兵师。全师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步炮比例三比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二百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鏖战一月，阵地反复争夺，终于击毙日方指挥官中村正雄少将，取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的胜利。此役充分显示了第二百师的装备优势和战斗力，为此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蒋介石语）。 缅战之初，以中央嫡系三个军为主力，以国内最精锐之第二百师为先导入缅作战。这一兵力配置本身足以说明委员长决心之大，甚于国内战事。 三月初，蒋介石首次以盟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身份飞临缅甸腊戌视察。 腊戌是缅甸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历史边境小城。它座落在汤彭山脉与萨尔温江夹峙的三角地带，为缅北重要的交通枢纽。滇缅公路蜿蜒而至，在这里同仰光公路和仰（光）密（支那）铁路相接。腊戌历史上曾经属于清朝政府管辖，在腊戌城东郊的石壁上至今仍能看见永昌府石刻的文告。 三月三日，当委员长座机在腊戌机场刚刚停稳，另一架涂成黑色的美国轰炸机也钻出云层，在跑道另一端徐徐降落。委员长同他的美国参谋长在缅甸不期而遇。 委员长慢慢迎上去。他远远伸出手，微笑，然后站定。他的头努力后扬，双目平视，姿势相当僵硬。委员长既想对客人表示友谊，又为自己内心的矜持和优越感所约束，因此很像一个身不由己的木偶。 而美国人史迪威则是凭着西方人的直觉不大喜欢面前这位身着大元帅军服的中国委员长的。他挑剔地觉得委员长的表情过分做作，眼睛冷冰冰的，缺少机智与激情的魅力。好在热情活泼的蒋夫人及时转移了美国将军的注意力，她讲一口流利动听的美国英语，使所有的美国客人感到亲切。 下午，委员长在下榻的皇家饭店接见史迪威并把他介绍给他的部下。接见方式相当具有中国特色：委员长站在阳台上喋喋不休地训话，而他的将军们的表情则好象一群绵羊。 6 自五月十一日，中国远征军两翼集团强渡乌江起，腊孟守备队即陷入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守备队除无线电通讯外，与后方断绝了一切联系。经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后，陷入弹尽粮绝的苦境。松山师团长鉴于取胜无望，曾考虑主动撤退，遭到缅甸方面军否决。方面军认为撤退就意味着失败，而怒江前线是无论如何不准失败的。因此腊孟守备队的命运就注定只有一个：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与阵地共存亡。 金光惠次郎，炮兵少佐，二十九岁，东京都人，毕业于东京工业专科学校。入伍前系动力技术员。少佐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或者工厂经理，但是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志向，把他变成侵略军中一名年轻的炮兵下士。 在五十六师团，金光下士以作战勇猛和头脑冷静着称，他的晋升平稳而且迅速，这大约是战争带给人们的唯一好处。一九三九年南昌战役，日军久攻不下，金光冒着危险，指挥一门野战炮抵近射击八五八书房，直接命中守军指挥部，当场击毙中国第三十九军中将军长陈安宝。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军事演练大会武中，腊孟守备队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三项第一的优异成绩。在长达两年的怒江防务中，该守备队勤于演练，常备不懈，作战大小十一次，毙敌九十余名，多次受到上级嘉奖。另据派驻腊孟的随军慰安所军医武泽少尉报告，该守备队从未发生一起士兵暴力侵犯慰安妇的严重事件。该所全体慰安妇对守备队纪律及友爱精神均表示满意。 据说金光少佐只有一次受到批评，那就是他擅自将士兵接受慰安的次数由每月三次减为两次。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金光少佐收到师团长下令死守的电报，当天以守军名义致电师团长并向天皇宣誓：决心全体“玉碎”，誓死完成神圣使命。腊孟守备队的壮举成为日本缅甸方面军学习的楷模。为激励士气，河边总司令指示将腊孟守备队的战况每日一次通报全军。 二十八日中午，日机四架趁阴雨天气偷偷飞临松山上空，这是自怒江开战以来日本守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受来自后方的空投补给。日本官兵见到自家飞机，全都欢声雷动忘乎所以，钻出战壕和地堡拾取空投物品，并且饱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唱起日本国歌《君之代》。 当晚，师团司令部收到腊孟守军电报，电文如下： 芒市。第五十六师团司令官收。 将军阁下： 1 感谢今天的空投。全体官兵对手榴弹合掌致意，誓保奋战中每发必中，伤员共五百零九名。一只眼，一只手和一条腿的人也在火线上战斗。 2 我军飞机为空投弹药进行勇敢低飞，竟为敌人炮火所伤。全体守军深感痛心，务请今后不必过于冒险。 腊孟守备队司令金光惠次郎少佐 八月八日，腊孟守备队再次面临弹尽俩绝的困境。金光少佐从各阵地抽调数十名士兵，分为若干小组，臂缠白布，携带轻机枪、手榴弹，趁夜间滂沱大雨摸出阵地，偷袭敌人重炮阵地和前线指挥所。偷袭获得成功。是夜炸毁敌人重炮数门，缴获弹药十余箱，毙伤中国官兵数十人，其中有美国顾问两名。 偷袭战术一度延缓了中国军队的进攻。此后，日军频繁出击，反复得手，甚至险些危及挖掘松山地道的秘密工作。只是由于中国军加强了防范，日军伤亡增加，才自动停止了夜袭。 八月二十日，子高地中心开花，日军牢不可破的防线被撕开一个大缺口。金光少佐亲率士兵全力反击，试图重新夺回子高地。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退至松山西北角死守。 至此，腊孟守军已经四面楚歌，粮食、弹药、饮水所剩无几，抵抗仅只是延缓死亡的到来而已。 《缅甸作战》载：“二十九日，断粮第三天，金光少佐下令吃人肉。这项命令被解释为只对敌人有效。” 于是饥饿的日本士兵就将那些刚死去或即将死去的敌人拖回来，在战壕里燃起火堆，剜出他们的内脏，砍下手臂、大腿，或者割下臀部的肉来血淋淋地烧烤，人肉相当有效地支持和鼓舞了日本军人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九月五日，日军被压缩在最后一块不到两百平方米的阵地上。金光司令官明白大势已去，毅然于当晚十时给松山师团长和河边总司令官发出了诀别电报。 芒市。松山师团长并转河边总司令官。 将军阁下： 1 从五月十日以来，死守阵地已有一一八天，卒因卑职指挥不力，弹药罄尽，将士大部战死，所余七十三人，无一不带伤者，所以未能做到支撑全军攻势，深感内疚。为此我已下令焚毁军旗与密码本奇-_-書--*--网-qisuu.，准备全体殉国。 2 承蒙总司令官、师团长阁下长期特别关怀，全体不胜感激。今后尚乞对阵亡官兵家属多加关照。我等将在九泉之下，遥祝大日本皇军取得胜利。 腊孟守备队司令官金光惠次郎少佐 ——引自《大东亚圣战史》（日本）第七篇第二章第五节 发报毕，砸碎电台，焚毁军旗，每个活着的日本官兵都默默地注视这黯淡而又悲壮的一幕。 “玉碎”的时刻到来了。 夜深沉，阵地四周的枪声渐渐归于沉寂，浓重的夜色覆盖大地，也遮盖了怒江西岸这块即将粉碎的阵地。天明之后，这里的一切将不复存在：每个活着的人都将死去，变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然后从大地上消失。远处山坡上，峡谷里，到处都有一堆堆晃动的篝火，那是成千上万的敌人在等候天亮进攻。阵地上，白天美军飞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还在燃烧，山风刮起，送来一阵阵树木和尸体焦糊的臭味。 第140章 这是帝国军队历史上一个最惨淡的黑暗之夜，所有的日本军人都僵立着，轻伤员搀扶重伤员，躺着的人被扶坐起来，默默望着司令官手中那面象征大和民族胜利和征服精神的旗帜被一团鲜艳的火苗无情地吞噬着。火光忽明忽暗，映亮士兵们一张张被硝烟熏黑的肮脏的面孔。他们的表情无比沉重和黯然，虽然也有人流出了悲痛的泪水，但是更多的人早已麻木。 护旗官木下冒纪中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看见司令官的手在微微颤抖。军旗点燃了，火焰慢慢腾起来。司令官很平静，一直坚持让火焰在手上燃烧，我们都嗅到皮肉烤焦的糊味。火焰熄灭时，司令官的手已经烧黑了。” “我们深受感动。有人唱起军歌《爱国进行曲》……” 该做的努力都做出了，该付出的代价都付出了，但是失败的潮水还是将不可避免地吞没这些意志顽强的日本人。尽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曾经是工人、农民、职员和大学生，但是战争的号角一夜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并把他们变成一群侵略者。因此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这就是他们的归宿。 午夜，金光少佐将木下护旗官唤到跟前，交待他一个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突出重围，代表腊孟守军向上级汇报迄今为止发生的战斗经过，呈递有功将士事迹，并将官兵遗书、日记、信件转交其家属。” 木下中尉领受任务，含泪敬礼，然后换上便衣，潜入阵地外面的茫茫夜色。该中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十三天以后的九月十八日经小路到达芒市师团司令部，成为腊孟守备队中唯一生还者。木下先生生于大正四年（一九一八年），佛教徒，现仍健在，住东京市郊下田町。为京都某商社退休职员。 拂晓前，金光少佐同军医一道来到地堡下层，这里还掩蔽着十几名不愿撤退的军妓。 面色憔悴的女人们默默注视着突然出现的阵地司令官。她们虽然不知道外面已经焚烧军旗，但是指挥官的脸色告诉了她们一切。她们中间，有几个人因为拒绝进食人肉已经饿得奄奄一息。金光少佐努力对她们笑了笑，摇曳的烛光将他的脸拉长了，变得十分狰狞。 “女人们，你们听好，我最后一次劝告你们，”少佐的声音听上去生硬，冷淡，像铁块一样不动感情。“快逃走吧，下山去投降，请珍惜生命回家去。天亮以后，阵地将不复存在，我们要和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战。” 女人们中间起了小小的骚动，但是没有人站起身来响应。 “你们一直给士兵带来很大的欢乐和安慰，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请赶快下山去吧” 军医也催促道。其实早在五月开战前，守备队就命令军妓随伤病员一道撤回芒市，但是被部分女人拒绝了。她们留在阵地上，白天做饭，洗衣，搬运弹药，晚上还要“安慰”士兵，用肉体鼓舞士气。这些女人已经将自己同士兵和阵地结为一个整体。 一个叫樱子的日本姑娘虚弱地仰起脸来，代表大家回答：“长官，我们不下山。让我们同士兵一起去死吧。” 军医斥责道：“胡说！我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按照天皇的命令去死，可你们是女人，不是士兵！” 少佐不耐烦了，命令军医：“没时间了，把她们赶下山去。” 樱子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她摇晃一下，很快站稳了，站得很坚定。 “长官，我是日本女人。”樱子向少佐深深鞠了一躬，哀求道：“我是为了帮助士兵打仗才到这里来的，我要和士兵死在一起。拜托啦。” 又有几个女人也搀扶着站起来。她们都很年轻，都是日本女人，来自同一个遥远的祖国。 “我们不走！拜托啦……” “……” 于是大和民族的男人在他们的女人面前终于被感动了。少佐呆立无语，脸色铁青，仿佛自己犯了甚么大错。他突然扬起手，狂怒地打了樱子一个耳光，吼道：“混蛋——”然后机械地转过身，大步走出地堡。 一切事情都变得出奇简单：共同的男人和女人只能接受一个共同的命运，这就是上帝也是天皇的意愿和安排。 这一天天亮前，八个朝鲜和台湾女人打着白旗走下山去，六名日本女人和她们的士兵男人留下来，留在即将毁灭的阵地上，等待生命中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美国驻华新闻处发表战报《怒江战役述要》，其中第二节第九段载： ……九月六日，日军残部继续死力抗拒。其中有二十人坚守一地下室，中国士兵向他们喊话，令其投降，但遭到拒绝。这些人终于全部战死。 检查他们的尸体，发现他们都是伤员。在该地下室里，还发现另外六具年轻女尸，身着华丽的日本和服，并涂有脂粉。据推测，是日军担心她们被俘，事先将她们残忍地杀害了。 医官检验结果：这些女性系妓女，致死原因是服用氰化钾剧毒…… 九月七日下午五时，一轮红得割眼的夕阳正缓慢地坠向怒江西岸，坠向松山背后的大垭口。夕阳将残血一般的馀晖洒向怒江峡谷的崇山峻岭，涂抹在弹坑累累遍地焦土的松山主峰上，日军守备队最后能够站起来的士兵还剩下十七名，他们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金光少佐的带领下，进行最后一次自杀性冲锋。 然而，一发迎面而来的迫击炮弹直接粉碎了少佐的战斗意志，紧接着一阵更猛烈的炮火将日本士兵的躯体变成一团团耀眼的红色粉雾。后来当数以千百计的中国士兵呐喊着冲上山头的时候，真正能够支撑身体站起来并且射击的只剩下三个日本人。但是他们仅仅在几秒钟之内就鲜血四溅地栽倒在这片焦灼的异国土地上，用撕裂的肉体和破碎的灵魂祭奠一个属于岛国民族的野心勃勃的世纪之梦。 确凿资料表明，松山大战没能抓到日本俘虏。唯一一个被俘的日本伤兵途中醒来，竟然咬掉一名中国士兵的耳朵，被当场击毙。 攻克松山的胜利立刻打破了怒江战场的僵局。九月八日，大批增援部队和后勤辎重通过滇缅公路，源源开往龙陵前线。 十四日，腾冲告捷，左右两翼连成一片，合力猛攻龙陵。日军终于抵挡不住，开始向缅甸境内节节败退。松山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军队在怒江战场的败局。 松山大战历时一百二十天。在这座方圆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山头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两个军五个步兵师及工兵部队若干，总计达六万余人，火炮两百门，发射炮弹数万发。动员后勤民工达十余万人次。另有美国飞机空中支持。日本军队在松山的兵力为一千两百余人，火炮三十门，坦克四辆。交战双方兵员之比约为五十比一。 是役中国官兵阵亡八千余人，伤者逾万。日本守军除一人突围外全部战死。双方付出的代价之比为十五比一。 7 重庆。黄山别墅。 华灯初上，窗外暮色苍茫，远山近壑都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暮霭之中。 蒋委员长为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派屈克·杰·赫尔利先生举行的盛大宴会马上就要开始。 一个侍从快步走到委员长跟前，把一份前线急电呈给他。 蒋介石一目三行阅过，一丝掩饰不住的喜悦悄悄爬上眉梢。 宴会在轻快的《迎宾曲》中开始。 委员长致词。领袖今天特意身着戎装，胸前佩带的大元帅胸饰非常醒目。他缓缓环视来宾，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沉重口吻说道： “尊敬的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一位刚刚从华盛顿飞来的总统特使赫尔利先生。特使先生将要把我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真实消息带回去，带给美国总统和人民。但是，在我致词以前，我愿意报告大家一个消息，它可以被看作对特使先生最好的欢迎。就在几小时以前，我军终于以重大代价攻克怒江前线的重要据点松山……（鼓掌） “我提议，让我们为前仆后继英勇阵亡的前线将士默哀一分钟。” 话毕，他躬身将一杯晶亮的葡萄酒缓缓泼洒在地毯上。 九月九日，委员长在重庆发布公告，高度评价中国官兵在松山大捷中表现的爱国热忱和战斗精神，同时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云云。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is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