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 第1章 《金陵新传》 作者：李健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isuu.)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第一章大兵压孤岛，和谈秘使首临大陆。李次白明言：“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事。”陈毅说：“以后会有机会哩！” 第一节蒋介石黯然引退毛泽东打出一张巧牌毛泽东一生多次被蒋介石通缉，悬赏买他的首级。最后一次是在1947年6月25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监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月18日，又取消其国民参政员的资格。这是蒋介石宣告国共和谈破裂，决心“剿共”到底的战书。 如今，时移势易，轮到毛泽东通辑蒋介石了。1948年年底，毛泽东在西柏坡他的简陋的办公室里拟了一个战犯名单，经过和周恩来等人仔细考虑和斟酌，用一种极巧妙的方式把这张牌打了出去。在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1948年12月25日） 【新华社陕北25日电】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样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威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对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这则消息不用中共中央的名义，不用中央军委的名义，也不用毛泽东主席的名义，而用陕北“某权威人士”的名义，简直是妙不可言。前面还加上一句“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名单”的导语，使这种名单既像是中共的主张，又像是民间的主张；既算数，又不算数；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去掉（如傅作义），罪恶升级者可以加上（如黄维），极富有灵活性。 这个消息的发表，对国民党营垒起了极大的震撼和瓦解作用，促成了西南、西北许多国民党地方当局领导人的起义。将追随国民党反共的青年党领袖曾琦、国社党领袖张群劢列入战犯名单，对受美国影响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人士”是一个警策。民主党派出现了向共产党一边倒的局面，谁也不敢别起炉灶了。 战略决战的失败使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司徒雷登对蒋介石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大元帅（指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这位大使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副总统李宗仁、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开始“逼宫”活动。先是白崇槽于1948年12月24日发出“亥敬电”给蒋介石和李宗仁，建议与共产党停战议和，邀请美、英、苏三国出面调停。接着李宗仁的谋士甘介候提出五项和谈主张：（一）蒋介石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及湖北、湖南、河南、广西四省参议会议长亦先后发表通电，促蒋下野。 泪洒正气亭风瑟瑟地挟着不少的寒凉，由长江画上阵阵袭来，吹落一些还没有十分枯黄的树叶，给岑寂的故城增加了许多凄凉的景象。在昏蒙的日色中，有洋车夫沉重的身影，小贩无力的叫卖声，踯躅在暗灰色小巷里的乞丐的抽泣，军警的喝斥声，追捕行人的脚步声。。更使毫无生气的南京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 这是194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4时许，一辆黑色的林肯牌防弹小轿车，缓缓地从市中心一座葱绿围绕的院落里驶出。穿过占老的中山门，绕完环抱钟山的环陵大道，车子在那半月形的中山陵广场上稍然停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侍卫官急忙上前打开车门，并用手挡在后座车门框的上沿，生怕车内主人的头碰在车框上。少顷，一位60多岁的老人钻了出来。他头戴宽边礼帽，身着黑色的披风，拄着手杖，步履蹒跚地独自向陵门走去。 自1929年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中山陵的墓室后，蒋介石不知来过陵园多少次。巍峨壮丽的钟山和秀丽幽静的陵园风光，对他思考决策应付时局确实是个理想的处所。 钟山，又名紫金山。面积计20多平方公里，环山一周约23公里。它有三座主峰：北高峰，小茅山，天堡山。最高峰为海拔448.9米，山势起伏，形似卧龙。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子熊商打败越国，在此掘山埋金，以镇王气，因而得名金陵山，汉代开始称为钟山。三国时，诸葛亮曾登临石头山，俯瞰秣陵景色，见钟山、石头山遥遥相对，俨然两座城堡，扼守门户，不禁赞叹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从此，“龙蟠虎踞”成为的南京城的象征。 钟山主峰北高峰南麓，座落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 它是我国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规模虽比不上十三陵，但气势雄伟。 在钟山第二峰小茅山南麓，便是最有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中山陵了。它占地2000亩。苍松翠柏，碧瓦银墙，宏伟壮观。 蒋介石对钟山情有独钟，除了因为中山陵可做金字招牌外，还有一个外人不知的秘密：他曾在这里为自己选定了一块墓址。 蒋介石共为自己选过三块墓地。头二块在其故乡奉化。他的母亲王采玉1921年病逝，安葬在离溪口镇约3华里的上白岩山鱼鳞岙中垄，后又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并建筑了新式洋房《慈庵》，蒋介石还亲撰了《慈庵记》。当时蒋曾打算把自己埋在母亲身旁，以便身后仍能尽孝。后他发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就改变了主意，选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并派人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曾多次去拜谒中山陵，又觉百年之后，若能在孙中山身旁得一安息之地，比安葬在母亲身旁更有意义，更何况1700多年前，东吴孙权因避祖父名讳而将紫金山改名蒋山，这不刚好应验在自己身上吗？于是蒋介石在钟山南麓亲自勘察，选定了一块墓地。此处背靠紫金山，面临紫霞湖，东邻中山陵，西毗明孝陵。它不仅风水极佳，有山川之胜，林壑之美，而且高低相宜，既高于明孝陵（蒋介石自认为比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高明），又低于中山陵。 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宜大兴土木，蒋介石只好令人先在此处建亭一座。该亭由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共绘制了三种样式，报请蒋介石选定后，于1947年春天动工，秋天建成。亭为方型，重檐飞角，以苏州花岗石为基座，顶覆蓝色琉璃瓦。亭内外画梁彩栋，富丽庄严。蒋介石命名为“正气亭”，并亲笔题写了匾额和槛联，正面横眉上阴刻“正气亭”三个馏金大字，两侧楹联蓝底、黄边、金字，联为“浩气远连忠烈塔”，“紫霞笼罩宝珠峰”。忠烈塔指国民革命军将士纪念塔，紫霞指亭东之紫霞洞，宝珠峰则在亭西的独龙岗上。亭后有石墙，正中刻有孙科撰写的《正气亭记》。 这次谒陵，蒋介石心事重重，一会儿，他便匆匆走出了中山陵。顶着凛凛的北风，他来到了自己未来的那块墓地上。 只见“正义亭”周围大片腊梅黄花朵朵，天竺红果，花枝翠柏与瑞雪相映。放眼处，远山前拱，青障后拥；风过处，松涛飕飕，清香袭人。。美妙的景色，并没有勾起蒋介石的诗情画意。他遥望夕阳迷恋着的钟山峰顶，久久不语。 他的时代似乎正在消失。突然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使他发懵。尽管是预料之中的，他仍然感到突然。 他长叹了一声。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会是真的。。东北之战结束，长春郑洞国投降，锦州范汉杰全军覆灭，辽西廖耀湘全部人马被歼。。40多万大军被解放军吃了个净光。 东北战场的战火刚熄，淮海战场又重蹈覆辙。虽然在淮海战役前他曾不断告诫战区指挥官：“徐蚌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徐蚌乃首都门户，党国存亡，在此一举。”他部署了三分之二的精锐嫡系部队，但也未能顶住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两把铁钳的夹击。 原来指望华北战场可以使局势扭转，没想到事态的发展更令他糟心。由于东北全境陷落，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迅速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形成两支有力的铁钳，傅作义的52万人马还没有正式地进入角色，就让解放军围困在北平、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承德几个孤立的据点中。 第2章 现在，蒋军在这三大战场共损失了154余万人，江北的大片土地己变成了红色。 想到这儿，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恨不得让所有的思索神经都中断。 他需要甜蜜的回忆，只有这种回忆才会给他带来一丝安慰。 两年前，他身披黑色大擎，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峨嵋山上走下来时，还没有把他的最后一个对手——毛泽东放在眼里。因为，他已经组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最现代化的军队。在他手中握有248个师，总兵力达430万人。他的背后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全力支持，美国人不惜血本，为他装备了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空军、海军，同时还准备了57个美械和半美械师。 那时蒋统区的面积为7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人口为3.3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71％。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主要交通线、几乎所有近代工业都在蒋介石的手中一阵寒风袭来，打破了蒋介石瞬间的平静。几片被刮落的枯叶在亭子下不住地翻滚旋转，他无可奈何地抬头望着光秃秃的枫树，那上面尚有屈指可数的几片残叶，在冷风中悲凉地挣扎着，他不知哪一片是自己，哪一片是李宗仁，哪一片是白崇禧。。哪几片叶子，又很像中国一个个地区，他不知哪一片属于华东、西北、西南。。但不管怎样，都会在寒风中凋落。 他失掉了几百万美械装备部队，失掉了大半个中国，又将失去总统的主座。但此时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算是最痛心的。他已进入老年，对于他来说，这些都行将成为身外之物。而最令他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的，乃是这块大好的墓地。他是国民党的领袖，但同时也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人，对于一个老人来说，难道还有比失掉墓地更使他懊丧的呢？他留念这龙脊般的山丘、繁盛的树木，他眷恋这每一寸土地。此时此刻，他真想躺到这里再也不起来。但是，他不能！此时躺下，谁来给他建造雄伟的中正陵呢？更使他害怕的是解放军进了南京后会不会将他拉出来鞭尸！ 摹地，他不顾一切地蹲下(禁止)去，迅速脱掉皮手套，发疯似地用双手死劲挖着。。扒开积雪，一把黄土出现在那双抖颤的手上。 “我一定要再回南京来！”山野里传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 蒋家王朝的“最后晚餐” 蒋介石从自己未来的墓地踏探归来，已是傍晚。这时，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会议室中，党政军高级官员正坐等他回来共度除夕。 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以及张群等国民党高官要人应邀出席。 大厅内外灯火辉煌，但在场的每位来宾都面无笑容，死气沉沉，好像是在办丧事一样。战场上的失利，形势的严峻，不但影响了在座诸君的情绪，也减弱了各位的食欲。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虽然蒋介石一再招呼大家，却很少有人动著。众人都意识到这大概就是蒋家王朝举办的“最后的晚餐”了。席上，蒋介石无不伤感地说：“当前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明日（1949年元旦）发表。” 然后，由张群代其宣读。全场鸦雀无声，屏气聆听。文告中，蒋介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勘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同政府的片面的希望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产党。国家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接着又说：“只要中共有和谈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和平是有条件的，蒋介石提了五条：“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只要中共能答应这五条，“则个人迸退出处，绝不索怀。” 毛泽东岂容蒋介石以战败待罪之身还这样胡言乱语，乃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说：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8项条件，作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悄悄安排退路读了毛泽东的声明，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和毛泽东作对等谈判的实力地位，求和只能是全面投降。毛泽东是不会让他利用和谈作幌子，重新编练军队，进行第二个回合的较量的。作为政治家，他知道自己在大陆的失败有多深、有多惨，大陆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尽管他顽固颇预，还没有完全丧失对现实政治的敏感。他要安排退路，让李宗仁在前台挡着，他悄悄地作撤出大陆的准备。 1月18日，他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任命他宠信的将领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加紧部署长江防务，阻止解放军南进；任命另一位受宠信的将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种种迹象表明，台湾这时已成为蒋介石的经营重点，他要把台湾变为大陆失陷后的最后落脚处。日后，蒋介石曾如此说道：“我下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帝俄集团的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三十六年（1947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记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尽管这是蒋介石为自己不得已下台找借口，但也反映了他的确有长期经营台湾的思想。 据陈启文的《宋美龄传》说，孙中山先生曾告诉蒋介石：“内战不出湾，外战不出川。”也许，蒋介石在其大陆的统治已风雨飘摇炭发可危之时，深刻地认识到经营台湾的巨大意义。 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一个大动作，是命令中央银行总栽俞鸿钩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将上海国库价值3亿7千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 蒋介石化国为家，化公为私，让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只管昼夜不停地印金圆券，应付各方，中央银行总库的硬通货由一个亲信管理，直接对他负责。这个亲信叫吴嵩庆，浙江镇海人，官衔是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据吴的中校机要秘书詹特芳日后撰文披露，当时中央银行总库的“家底”如下：1。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经吴嵩庆口说出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因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台湾银行了）。 2。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4200余两，一直未动）？ 第3章 3。银元：约计3000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出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 运到台湾后，交给当时金库总负责人王逸芬（台湾收支办事处主任），另有两个保管人，他们三人都是蒋介石恃从室的亲信。 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的亲笔批条，才能办理。 在秘密转运金银时，中共地下党发动中行职工罢工拒运。在中央银行任职的黄炎培的儿子黄竟武和另外7名职工，因拒运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埋在南火车站附近。1949年6月25日黄炎培到上海，将儿子的尸体挖出来辨认，发现被打断了一条腿。 宣布“引退” 一切安排妥当。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官邸宴请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下午2点，又召集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 副总统李宗仁在前排正襟危坐。尽管他努力在那国字型的脸上挤出少许与大多数人相似的沉痛表情，但却难以掩饰那种将要如愿以偿的兴奋。 “诸位久等了。”蒋介石进门来，向与会者们点了点头，脸上露出内疚之色。他身着一件深色的皮袍子，头戴一顶翻毛卷边皮帽，像个有涵养的绅士。接着，会场上响起了他那微带沙哑的嗓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之中，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已达于顶点。在元旦文告中，我已表明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惟国民公意是从。目下，为实现和平，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以挽救党国之危机。”蒋介石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迅速引起了在座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们的共鸣。座中先有唏嘘之声，接着有人用手绢抹眼睛扪鼻子，随之便是哽咽痛哭，宣传部长张道藩如丧考妣，表现最佳。社会部长谷正纲也不甘示弱，他边哭边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诸位的心情，我理解，很理解！”蒋介石略感安慰地点着头，但他很快又沉痛地说：“这个，这个，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下野决定了！”接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前天由陶希圣拟好的文件，放到李宗仁面前，用手指点道：“德邻兄，我今天下午就离开南京，请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 李宗仁一楞，他毫无签字画押的思想准备。此时，会场上的鸣咽声中仿佛参杂着些许愤怒。李宗仁没有勇气仔细推敲文告的措辞，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仍把那张文告从李宗仁手里收回，放在自己衣袋之中。接着便宣布散会。 “总统！总统！请留步！”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急促地呼喊着，刚走到门边的蒋介石回头一看，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他拖着一把胡须向他奔来道：“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于右任的话，像磁铁般一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蒋介石的身上。 “于院长，我已下野了，此事你找德邻办去吧！”蒋介石气恼地把右手向后一摆，还没等于右任反应过来，便匆匆走出门去。 于右任无可奈何地来到李宗仁面前，急喘喘地说：“德邻，德邻，你一定要想办法啊！”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是在当众为难他，便不甘示弱地把胸一挺，大声说道：“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一定要放！” “下野”文告之争1949年1月21日，下午4时。 南京，光华门外军用机场。 在轰鸣的马达声中，银灰色的美龄号专机沉重地爬向碧蓝如洗、一尘不染的苍穹。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飞机在南京上空绕行一周。侧头俯视，古城景色历历在目，钟山、石头山还是那么庄严、肃穆。蒋介石试图看见总统府，看见国防部大院，但突然间天空云合雾障，将目标掩埋得无迹元痕。。他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来，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 美龄号飞机离开南京后直飞杭州。蒋介石选择在笕桥航空学校下榻。这次下野，尽管都说是以退为进之策略，但殊不知蒋介石的心态也极沮丧，他自己说此乃“寒天饮冷水，雪夜度断桥。。” “父亲，南京电话。”蒋经国把蒋介石从沉思中唤醒。他拿起话筒，耳边传来张群的声音：“总裁，德邻现在我处，他要求修改文告。” 原来，李宗仁在蒋介石下野文告签字后回到傅厚岗官邸。下午3时多，他根据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的通知，率文武大员到明故宫机场为蒋送行。可是，他们在寒风中鹄立了近一个小时，才获知，蒋介石改在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登机。于是，李宗仁等又驱车直奔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等他们到达时，美龄号已起飞多时了。两次扑空，李宗仁心中懊恼不已。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之前，他已受到更大的捉弄。 回到官邸后，他接到白崇禧一个非常冲动的电话：“蒋介石下野的文告，我们从广播听到了。全文没有‘引退’或‘辞职’这样的词。老蒋既不引退，又不辞职，你德公凭什么上台呢？这样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刚放下电话，侍从来报：“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先生来见。” 李宗仁一想，司徒大使此时派傅泾波来，八成又与老蒋的下野文告有关，便匆匆来到会客室。傅泾波见了李宗仁，也不客气地说：“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据悉，蒋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是分子删去的。为此，李先生不能充分地行使总统职权。大使特以私人名义提醒李先生注意，并设法补救！” 没想到美国人也是这样看，李宗仁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太恨蒋介石了，临下台还耍这一连串的权诈之术，不但愚弄他李宗仁，也愚弄了国家的名器，愚弄国民。他气得手拍桌子：“老子不于了！” “德邻，你怎么啦？” 夫人郭德洁见李宗仁一送走傅径波便大发脾气，忙过来问道。 “老蒋在下野文告里搞了鬼！”李宗仁怒气冲冲地把白崇禧和傅泾波的话跟她说了一遍。 “啊！”郭德洁宛如晴天听到一声霹雳，惊得差点又要像一年前在李宗仁宣布退出竞选时那样失声恸哭起来。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白高兴一场，李宗仁这个总统职位乃是不明不白地被蒋介石吊在半空中，可看而不可即。她突然大声叫喊起来：“找吴忠信！找张群！要他们立刻改过来，一定要改过来！” 郭德洁这不顾一切的叫喊，倒提醒了李宗仁：蒋介石走了，他的下野文告只有找吴忠信和张群才能处理。李宗仁想了想，马上打电话把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找来。 “礼卿兄，蒋先生的下野文告中并无‘引退’或辞职等字句。如此，则今后蒋先生算是什么身份？我李某人又系何种身份？所以那个文告必须修改，要在‘于本月21日起’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个字，由中央社重新播发，《中央日报》明天见报。” 吴忠信两手一摊，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道：“德公，蒋先生的文告，谁敢更改呢？那可是他的亲笔手书呀！” “不管谁的文告，都要以宪法为准绳！”李宗仁坚持道：“根据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 “唉，德公，”吴忠信摆摆手打断了李宗仁的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愿以老朋友的关系提醒你，你要知道蒋先生的脾气，现在，毛人凤他们那一伙人在南京到处活动，说不定连你身边的侍卫人员也难免有他们的人。我看你还是不要再争了，宪法根本就约束不了蒋先生，争得不好，连你的生命安全都难保！” “呼”地一股热血冲上了李宗仁的脑门。吴忠信暗带威胁的话不仅没有吓倒他，反而使他心中的愤忿之情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更激起了他军人的血性。他把两只衣袖往上一持，然后用握着拳头的手往腰上一叉，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大叫道：“丢哪妈！我李某人一生统兵作战，出生人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值此党国存亡之际，我绝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倒是他蒋先生处处不忘为自己打算。他故意在文告中埋下伏笔，好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则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不明不白地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让蒋先生自己接着干好了！” 李宗仁这一席话，把蒋介石下野的预谋揭露得淋漓尽致，也把他坚持要修改文告的理由说得铿锵有力。他那义愤填膺、绝不屈服的态度，倒把吴忠信给镇住了。 “德公，”吴忠信见吓不住李宗仁，也不敢再来硬的了，因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专门为抬李宗仁“上轿”的，如果逼得太紧，李宗仁不肯“上轿”，岂不适得其反，到时候又如何向蒋介石交代呢？ 第4章 于是吴忠信忙把口气一软，说：“蒋先生的文告是交给张岳军处理的，不知他有没有妥善的办法？”李宗仁也正要找张群，见吴忠信这样说，便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了，一把拉住吴忠信就走：“我和你一起找张岳军去！” 到了张群府上，张正在指挥家人收拾东西。三天前蒋介石任命他为重庆绥署主任，他准备回四川老家为蒋介石巩固大西南去了。吴、李二人说明了来意，张群略一沉思说：“看来，此事只有打电话去向蒋先生请示了。” 李宗仁一听，不由地火又上来了，这不明摆着拿他当猴耍吗？他本想发作，但转念一想，不妨等张群和蒋介石通完电话看看结果再说。于是朝张群点点头说：“好吧，那就请岳军兄给蒋先生打个电话。” 待蒋介右接起电话，张群即把李宗仁要求修改文告之事向蒋报告。因李宗仁此时就坐在电话机旁边，蒋介石的回话，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喔，这个，这个，”蒋介石哼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答道，“就照李德邻的意思改吧。” 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又是一个极圆滑的人，他见蒋介石有让步之意，忙提醒道：“请问总裁，是按照宪法第49条上半段修改，还是按下半段修改？” “嗯，这个，这个。”蒋介石又哼了好一阵子，才答道，“就按下半段的意思来改吧。” 张群放下电话，对李宗仁说：“德公，蒋总裁口谕，他下野文告按照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来改。即改为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不行！”李宗仁一口否定这个修改意见，“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现在蒋先生所引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先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继任’。因此‘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应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为难地说：“总裁可没有这样说呀！” 李宗仁知道，张群一向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便道：“请岳军兄再给蒋先生打电话！” 谁知，张群把电话打到览桥航校后，一侍从副官答：“总裁出去了。” 再问“何往？”答：“不知道。” “德公。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张岳军不出力。蒋总裁下野之后，已是闲云野鹤。不唯今晚找不到他，恐今后亦难找矣！”张群摇着头，看着李宗仁说。 “德公，我看蒋先生这样说也有其法律依据的。因为他虽辞职，但未经国民大会批准；而德公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尚未得国民大会之追认，故此以代总统称之合法统。”吴忠信灵机一动，忙为蒋介石的话找法律依据。李宗仁冷笑一声：“嘿嘿，札卿兄，你不是说过，宪法也约束不了蒋先生的吗？现在为何倒替他去寻找法律掩护呢？宪法上并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任呀！”“这，这。。”吴忠信一时语塞。这李宗仁既吓不倒也说不服，而蒋介石又不会再让步，他又将如何才能把李宗仁推上“轿”呢？ “德公，目下局面危急，国家兴亡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哟，我看你就先行就职吧！就算我这个老朋友求你了，国不可一日元君，再这样僵下去我们就国破家亡了。。”吴忠信只剩下苦苦哀求这最后一手了。 “德公，蒋总裁已说过了，他5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你无论是‘代行’，是‘继任’总统职权，不都是一回事吗？中共大军压境，局势危难，还望德公以大局力重。”张群也面带忧凄地劝说。 李宗仁在吴忠信和张群两人苦苦劝说之下，心里那股火气渐渐熄灭了。 他冷静下来，倒不完全是为吴、张二人说服，而是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偌大个国家都快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此时此刻闹得太凶了，遭殃的是民众。。算了，不如先上台干起来再说，或和或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算对得起国家和民众了。想到这里，他慨然长叹一声，说：“既如此，我就勉为其难，权且就当这个代总统吧！” 吴忠信见李宗仁同意“上轿”了，顿时喜形于色，忙说：“德公有德有仁，真乃党国之福，民众之福也！” 李宗仁精疲力尽地回到傅厚岗官邪，已是晚上8点多了。此时，浙江省主席陈仪正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楼外楼”，为路过的蒋介石接风。尽管主人热情招呼，但客人神态黯然，连平素喜爱的西湖醋鱼也吃不下一口。 第二天便飞回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隐居”生活。 埋志故乡山林泉石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蒋介石对自己的故乡情有独钟。在他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特别是每次下野，他都总是躲在溪口，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土，盘算东山再起。 们他这次归来的情势不同，心境自然很坏。当他走进“慈庵”的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没有衣架，就大声训斥：“衣架到哪里去了？”侍从人员只好立即去找。吃饭时，看到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的大米饭，立刻把脸一沉，下令退回，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 这段时日的恃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有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中，惹蒋介石大发雷霆。这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紧挨着蒋的住房门边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半夜，蒋介石就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一气之下，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当众人被吓醒之后，蒋才知道刚才是门口警卫在打鼾磨牙，不是什么怪声音。因为一位侍卫官有夜睡磨牙的习惯，而另外一位副官，则是一人睡就会打鼾，可是，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使蒋没法继续人睡。 后此，只要是轮到这二位恃从人员值夜，他们在就寝前，会在嘴巴内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再把情绪不佳的蒋介石从睡梦中吵醒。那时，侍卫们才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会有人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差。 蒋介石的一个侄子，名叫蒋孝镇，经常和同伴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又被先生砍了一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蒋孝镇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东北军向蒋介石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介石慌乱中没来得及穿鞋便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为了分散后面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 事变结束后，蒋孝镇经南京的军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 不过，在蒋介石心情好的时候，也能表现出少许幽默感。在恃卫圈子里流传着一则蒋介石与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笑话。有一回，蒋介石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籍恃卫没听懂他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蒋见到之后，不觉尧尔，知道是侍卫没了解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恃从人员赶快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 由于时局的败落，蒋介石要带头装出勤俭自持的风格。 据卫士翁元回忆，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介石要大厨为他作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他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卫士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他们认为这些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这次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介石在溪口指挥国民党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蒋介石是溪口武岭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该校的董事长，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为“造福乡里”出资30余万银元修建的新式建筑。这天，武岭学校的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烧好后端来给蒋介石佐餐，不料老蒋勃然作色：“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 尽管心情很坏，但表面文章还要做。春节前蒋介石以进宗谱为名，开祠堂祭告祖宗，并大摆酒席，宴请族中父老。蒋介石在席上大谈要把溪口办成小型工业的示范镇；农历腊月二十八，蒋介石在溪口办了一次年夜饭，奉化县长周灵钧、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总统府参军施觉民等10人被邀出席，饭后，蒋介石大谈要在溪口建一座大桥，要使汽车能直达法华庵。 第5章 宋美龄也大谈在溪口办丝织厂，使溪口妇女都有就业机会。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武岭学校的礼堂同乡民们一起看京戏《苏三起解》，一幅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样子。表面上，好像他们真是在野之身，毫无牵挂，其实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在大陆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必须早作永别溪口的准备。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公历2月18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走。叙谈之中，蒋介石多次叮嘱表弟工良穆（王贤矩次子）：“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临走上轿之前，还对王良穆再重复一遍。王良穆日后回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从来没有这样叫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同行啊！” 两天后，蒋经国也到自己的外婆家岩头扫墓辞亲，他在墓地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并在她家吃了中饭。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又鸟)、一包长寿面和一些(又鸟)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这些东西表示舅母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生日礼物，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同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里去啊？”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舍不下自己的家，终于没有同去。 清明节（4月5日）那天，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子孙女，到白岩山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他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怎么的，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见此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人不懂礼节”。接着，他又命堂弟蒋周峰和族人挑了供品，扛了供桌，到桃抗山祭扫了蒋父之墓。 由于身在溪口的蒋介石十分明了全国的军政大势，清明过后，他深知在家乡余日无多，便开始带蒋经国等追访家乡的山水，作告别式的巡游，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等等。在妙高台千丈岩下瀑布前溪坑的石拱桥边的一块天然大方石上，蒋介石一家留下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的合照。此块方石迄今依然在原处。 蒋介石等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庵，祭扫了近旁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500元钱，嘱其管好坟幕。之后，去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摩何，给弥陀寺主持果如和尚5担白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此后又到了奉化的三岭，去拜蒋家祖宗墓。根据《蒋氏宗谱》，溪口的蒋氏是元代从奉化三岭迁去的，所以，蒋摩河虽是蒋介石这一分支的始祖，三岭的蒋氏与溪口蒋氏血缘最近。蒋介石此次去三岭，带了宋美龄、蒋经国夫妇以及孙子孙女。他率儿孙拜了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三岭的蒋氏族长，比蒋介石大一辈，直呼蒋之小名“瑞元”，蒋则称其为“阿叔”。族长提出三岭的摩河庵己很破旧，是否修一修，意思是让蒋介石掏口袋，蒋当时满口答应，但哪里还有时间哟。 清明节后的4月15日（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的40岁生日，蒋介石为其题写了“寓理帅气”四个大字，并制成横匾悬挂在蒋祠报本堂的前廊。此匾有跋文云：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不敢示人。令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看来，蒋介石也在回顾和反思自己的人生。 溪口取代南京蒋介石在溪口这一段日子，并不完全沉浸在个人的伤感和对乡邻故旧的装模作样中，他时时关注着南京，关注着长江，关注着前线，仍然指挥调度着国民党控制区的军政事务。 在此次下野之前，蒋经国曾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表面上蒋介石要求：“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称号，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此后，溪口取代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新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前往晋谒。如：l月29日，蒋介石接见黄少谷，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1月31日，国防部次长林蔚文自南京来溪口。2月7日，李弥向蒋面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2月17日，阎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到达。3月3日，张治中访蒋。 3月19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3月24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4月10日，周至柔、胡宗甫到奉化。 4月12日，居正、陈启天访溪口。 从上列频繁的活动看，蒋介石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欣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介石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关于这一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枚里建立电台7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半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南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好放下碗署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餐未终，顾祝同先后三次接了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扬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多少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进入4月，蒋介石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但他仍把自己钉在溪口，期盼着局势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知道解放军一定要过江，但期望李宗仁主持的国共谈判能达成隔江而治的协议；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美国人抛弃了，但仍幻想美国人能阻止解放军渡江。4月21日晚，蒋介石、蒋经国正在武岭学校观看演出，俞济时匆匆跑来报告：有南京来的长途电话。蒋介石一听，就挺直了腰板，知道有重大事情，示意蒋经国去接电话，蒋经国归来，对蒋介石耳语几句，蒋即匆匆退席。顿时会场秩序混乱，演出中止。 原来。蒋经国从南京电话得知，解放军于4月20日20时开始渡江，突破国民党军鲁港至铜陵段防线，国民党军第7绥区部队虽多次反击，未能遏止；21日，解放军已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4月22日，身患小恙的蒋介石急忙飞抵杭州，召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等人来杭州会晤，讨论如何应对危局。会议在杭州觅桥机场航空学校举行。会上，蒋介石听到的战况是。 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 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撒，南京危在旦夕。 蒋介石命令：将南京城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部队，都撒到沪杭一带。这仍是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国民党总裁与代总统，这两个巨头以下的一段对话，颇堪玩味：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你呢？” 李宗仁：“我？当然去广州啰” 蒋介石：“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介石：“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宗仁：“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宗仁：“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诚挚万分似地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杭州会议时，就已决定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了。 第6章 蒋介石随后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银洋400万元（当时中央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万5千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给白崇禧送到汉口）。这样，白崇禧率领桂系剩余的100多万军队，与解放军作战到底，做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第二节梦断溪口南京新生1949年4月1日始，中共方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由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组成的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派出的以张治中为首，由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等组成的代表团在北平六国饭店进行十几天的和平会谈，4月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国共双方代表共同拟就了《国内和平协定》（又称《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4月20日共同签字。但是，冥顽不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竟断然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碎，和平的大门被无情地关死了。北平国共和谈彻底破裂，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他实在是太了解蒋介石了。 北平的西郊，双清别墅的大厅内。毛泽东一手拿着点燃的香烟，一手习惯地插在腰间，用他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他的战友们，说道：“各位老总，我们对李宗仁、白崇禧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可现在看来他们还是要跟我们的蒋委员长一条道跑到黑，真是没有办法哟！” “就是嘛”，朱德总司令插话说：“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桂系舍不得那点本钱，还幻想与如来佛斗斗法哩。” 毛泽东笑着说道：“那就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厉害。李宗仁刚刚当上代总统，舍不得那个宝座。对不起，你们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民不聊生，当然要把位子让出来，由我们共产党人来治理天下。” 说到这儿毛泽东略微沉思了一下又说：“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非常了解的，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李宗仁、白崇禧非要陪老蒋上断头台，我们也只好成人之美啦。原来，我们在战争初期估计，与蒋介石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原来的估计是保守了，我看再有一年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了，还有许多仗要打，还有许多事要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曾提醒全党注意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敌大意是要吃大亏的。” “主席分析得对。”周恩来接着说：“国民党崩溃速度之快，不但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也出乎美国人、英国人、其它党派人士，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预料之外。同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未作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因此，根据主席的指示要特别告诫各级指挥员，虽然我们已兵临南京城下，但尚未实现我们的解放全中国的目标，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大意是要失荆州的。” 毛泽东赞赏地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朱德说道：“老总哟，该咱们拍板定案喽！小平、陈毅、伯承他们箭已在弦，弓已拉满，等不及了，该让他们发出去了。” 这位从湖南韶山冲出来的青年，历经了风霜雪雨几十载的磨难，几番周折，几番生死，如今已成为把握中国命运的“一代天骄”。他把他的理想和他的智慧全部投入到伟大的人民解放的事业中，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紫禁城，他与他的战友们最终把星星之火燃遍了中国大地。每到危难之时，这位伟人总以他那无穷的智慧、惊人的胆略、超凡的气魄，扭转乾坤，在这一点上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现在，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后角逐中，又一次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智慧的光彩。 1949年4月21日，东边天际，晨曦初露，雄(又鸟)报晓。 新华社播音员以清晰宏亮的声音，将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通过电波传遍了长江南北，黄河上下。 长江北岸顿时万炮齐轰，万帆齐发，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怒吼着扑向南岸，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拉开了。 长江北岸的炮火打碎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在杭州得到蒋介石许诺，“全盘负责领导国家”的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2日傍晚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机枪声。李宗仁在总统府的这最后的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乘车抵飞机场时，载代总统逃离的专机马达已发动。李宗仁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还多绕了一圈）。飞机腾空，进入李代总统眼底的是：“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转完两圈后人坐舱请示代总统：“往哪儿飞？”李：“桂林。” 桂系又归“桂”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茫，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解放南京一段趣事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南京城指日可下。为了尽快得到解放南京的进展情况，我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在广播里同伪中央广播电台通话。4月23日，我著名播音员齐越，在广播里向南京台反复呼叫，通知他们明天上午9时双方通话。 第二天9时整，机务人员把收音机波段调到了南京台的位置上，齐越打开了话筒开关：“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请南京广播电台注意，我向你呼叫，请你回话。” 一会儿，传来了一个男播音员清晰的声音：“我是南京广播电台，我来回话。” 齐越抑制住兴奋、激动的心情，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对方答道：“我叫蔡骧，是做播音工作的。您先生贵姓？”“我姓齐，叫齐越。整齐的齐，越打越强的越。”我奉本台领导的指示跟您通话。现在你报告一下南京的情况。”“红军已在凌晨进入南京城。现在街道到处都有。”“不对！不叫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要求你要负责保管好电台和机器，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的约法八章。” “是，是是。。” “你们要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是。”。。这次奇特的通话，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蔡骧和他的同事们果然一一照办。蔡骧还亲自请来一个排的解放军保卫电台安全。 解放后，蔡骧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来成为颇有名望的导演。尤其有趣的是，他和齐越曾多次会面，两人一起切磋朗诵技巧，还一起灌制过朗诵唱片。泪洒“慈庵” 4月23日，解放军解放了南京。翌日，蒋介石获知，惊恐万分，不吃不喝，企图自杀。后经蒋经国等家人、心腹苦苦劝解，他才打消自杀念头，强打精神，但也残局难收。 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溪口的武岭、丰镐房、慈庵虽难割舍，但也不敢再留。“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4月24日中午，蒋介石对蒋经国这样说。就在这天上午，蒋经国已将妻儿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并“处理有关溪口之事务，作永别准备”。 这是4月25日上午，蒋介石带领蒋经国到蒋母王氏墓前辞别。蒋介石呆立慈庵前，沉默不语。只见他两颊清癯，双眼沉凹，身穿长袍马褂，手持西式礼帽，臂挂拐杖，好不凄楚。慈庵位于溪口北侧白岩山腰上，为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的墓地，这里有洋楼三间，蒋介石经常在此下榻，以尽孝道。今日离去，不知何日能返？蒋介石想到此，不由得滴出几滴清泪，滴落墓前。在众人催促下，依依而别。 然后，父子二人走上飞凤山顶，对故乡山水，“作最后一次的眺望”。 日后，蒋经国对此曾有一段追忆：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溪口故居，蒋经国的出生地），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从飞凤山上下来，蒋氏父子二人直接乘轿车前往象山港，这时，离溪口最近的宁波机场已被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二军逼近，哪还敢去那坐飞机？只好用眠轿抬着蒋介石，翻山越岭，去乘军舰。在下午一点钟光景，行至奉化县城，城内人闻讯，纷纷倾家而出，都来目睹蒋氏家族逃难景象。随行的有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孙子蒋孝文（爱伦）等家人。 不知是那位忠实信徒突然喊起了“万岁”，接着有人放起鞭炮。喧闹混杂的场面，弄得蒋介石心里直生气。“娘希匹，这简直是像送葬！”尽管他心中着急，还是在城内孔圣殿郑重其事地祭祀了孔夫子。当来到象山港边时，已是4点来钟光景，正遇退潮。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担心解放军抢先包抄，截住后路。于是，勿匆步行至象山口岸，上了停在水中的“泰康”号军舰。直到此时，蒋介石一颗悬着的心才踏实了些。 第7章 站在甲板上，望着水波，蒋介石又悄然落下几滴清泪。 在沪最后时光蒋介石离开老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从海上迂回。蒋介石下令军舰驶往上海，他要去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途经宁波时，“泰康号”停泊了三天。由于两天前南京失守，国民党党内、军内、政府内一片混乱。4月27日，蒋介石赶忙在报上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表示反共到底，“无论何时何地，必将始终不贰”，企图稳定一点局势。他在宁波逗留的三天里，竟一直留在军舰上，不敢上岸到宁波城里的宅第去住，以便及时撤退。因为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接近杭州，这时的宁波几乎成了前线。 可是，蒋介石对那所宅第十分惦念。因为这里有许多值得他回忆的往事。 那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蒋介石带他的原配妻子毛氏到宁波伴读，一来是照料生活，二来是王氏盼孙子心切。蒋介石就赁这所房子与毛氏居住六七个月。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他就将这所住宅买下，并修葺、扩建了这座花园。1921年至1923年间，蒋介石又经常与爱妾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提高，花园也修建得日趋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里住宿或玩赏。4月28日，蒋介石要离开宁波了，特意把为他着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找到“泰康舰”上见面。蒋介石详细询问花园情况后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一百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30日下午，蒋介石乘坐的泰康号军舰在一片阴雾茫茫中穿过吴淞口，靠上了黄浦江心的复兴岛码头。 当天，蒋介石便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蒋介石对淞沪防务又作了周密的部署。蒋训话时说，坚守在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 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集驻淞沪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是想以他黄埔老校长的名义，将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集合起来，达到收拢嫡系部队的目的。但是，好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不到会。如黄埔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介石召开会议的当天上午，从上海返回广西老家了。 同日下午，蒋介石在汤恩伯司令部向守卫上海的“国军”团长以上的长官训话，声言：他要留在上海不走，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他又把政工方面的事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实际上成了汤恩伯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还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蒋纬国将装甲兵部队调到上海加强防御力量。 为着企图保住上海，蒋介石要孤注一掷了。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上海是蒋介石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就靠着江浙财阀，尤为上海财团所培植。从现实利益来说，上海的战略物资还没有抢运完。蒋介石更有其战略的考虑：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由于利害相同，可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所以，蒋介石要坚守上海，哪怕争取能多守几天也好。从1948年12月初开始，蒋介石即命令在上海构筑工事，历时四个月，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蒋经国把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说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汤恩伯向蒋报告说，防御阵地3华里以内的房屋已全部平毁。另外，在市内选定国际饭店、汇丰银行等22处建筑物作为市区巷战的核心工事。他拍着胸脯说：“我已颁布了十杀战令，大上海将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为了表示自己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蒋介石不顾部下的劝阻，在第二天就离开军舰住进了由军警宪特严密戒备的金神义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内。5月3日，蒋介石突然吩咐侍卫官，要去巡查市区。街头不时传来警车刺耳的尖叫声，防弹汽车内的蒋介石透过玻璃注视着部熟悉的马路和楼房，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翻腾。在经过江西路汉口路国民党市政府时，他仿佛听到了3年前在这里的欢呼声。可如今。。往事不堪回首啊！蒋介石紧锁眉头，闭上两眼，长长叹了口气。他心里明白，汤恩伯在说大话。上海是守不住的。再完善的防御，还是需要人来守的。如今，上海的国军人人自危，士气低落，没人相信能守住上海。 但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张网已经向他张开，国民党中将张权准备在上海活捉蒋介石，交人民审判。 张权在北伐时就任师长，国民党驻沪部队中不少将领包括汤恩伯在内，当年都是他的部下。张权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准备响应共产党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并已任上海起义军总司令。他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单线联络了一艘军舰，准备沉在吴淞口封住航道，截断蒋介石的退路。同时张权自率精兵，活捉蒋介石。张权指令一个准备参加起义行列的纵队司令李锡佑做好准备，李又向部下中校参谋科长张贤布置了起义任务。谁知这个张贤竟是蒋介石忠实走徒，结果武装起义流产，张权和李锡佑都被逮捕。 蒋介石听说张权要活捉他，气得把玻璃杯摔在地上，亲自下令把张权和李锡佑枪杀在南京路西藏路闹中口，又重赏了张贤，从中校科长提升为上校处长，还赏给银元5000元。张贤在大陆隐匿下来，后被查出，1957年9月26日，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活捉蒋介石的计划，在上海解放前夕，就这样由于张贤作梗而没能实现。但这在精神上给了蒋介石以重重的打击，勾起了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从此更加疑神疑鬼，感到哪里似乎都是火山口，哪里都不安全。 表面上他也吹“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但他内心已十分恐惧，再也不敢住在金神义路，而龟缩在吴淞口外洋面的军舰上，以便随时逃离。 蒋介石自己也设想到，此次来上海呆不到几天就不得不离开。5月3日，解放军攻克杭州，沿京沪、沪杭铁路向上海进军。阎锡山于5月4日乘专机到上海，向蒋介石说：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虽已迁至广州，但李代总统却滞留桂林，拒不到国府主政，并牢骚满腹，意志消沉。阎还带来李宗仁委托传达的话：“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决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激流勇退之一途。” 接着阎锡山向蒋谈了李宗仁提出的六条方案。李宗仁说：“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其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是：交出军事指挥权；交出全国官吏任免权；将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一律交出；各级政府向总统及行政院负责，蒋先生不得幕后干预；国民党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为了向中外表明国民政府尚存，也需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支撑这支离破碎的门面。于是蒋介石叫阎锡山去桂林转告李宗仁：“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留居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 得到蒋介石的又一次不干政的诺言后，李宗仁遂于5月7日飞抵广州，主持“中枢大政”，“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5分钟的努力”。 两翼吃紧，蒋介石在上海也坐不住了。乘军舰离开上海太引人注目，再说主帅临战撤退如何向部下交待？5月5日，蒋介石令儿子蒋经国冒着大雨到轮船招商局，征用了“江静”号轮。 从海路逃离浙江省宁波镇海一座年代久远、古朴幽静的平房里，原国民党招商局“江静”轮船长徐品富，谈起了当年蒋介石逃离上海时的情景。 1949年5月5日的中午，新婚方3日的徐品富船长和妻子正在吃饭。突然，“江静”轮二副仁谓荪急匆匆闯了进来，大声嚷道：“船长，快，快！有紧急任务，要你立即到局里去。。” 徐品富急忙赶到上海广东路外滩招商局办公大楼。董事长徐学禹神态极为严肃地对徐品富说：“根据上司指示，‘江静’轮有重要紧急任务，船上售出的客票已经全部退掉，你立即把船移到复兴岛江心带浮筒，准备好4天的煤水给养，与这次任务无关的客运部人员必须全部离船！” 徐学禹紧接着压低了嗓门说：“这次任务是送老先生离开上海到舟山。 此事要绝对保密，只准你一人知道。如果泄了密，你要负绝对责任！”徐船长抬腕看看表，回家向妻子告别已经来不及，只得给妻子去了个电话，言明任务紧急，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 第8章 徐品富回到船上后，当即安排客运部门的40人离船。当他移泊到复兴岛江心的浮筒时，只见一直是作为蒋介石座舰的“泰康”号早已系在浮筒上了。 第二天一早，一艘艘汽艇便在复兴岛和泊在江心的“江静”轮之间穿梭往来，送人上货，忙个不停。从日出到日落，整整运了一天。这艘客货轮，虽然有4600吨位，也显得拥挤不堪了。 蒋介石的100多名随从人员登轮后，当即封闭了“江静”轮原有的电台，架设了专用的通讯设备。船上的要道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 晚上8时许，一艘大型交通艇徐徐靠在“江静”轮的左舷。船上顿时紧张起来，卫兵们个个目视江面，如临大敌。在舷灯的照射下，身穿玄色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右手执根“司的克”，左手提着长袍的下摆，在徐学禹的陪同下登上了舷梯。随在老蒋身后的是蒋经国和蒋孝文。徐品富是第一次看到蒋介石本人，至于跟在老蒋身后的蒋经国，徐品富和他倒已有4次交往。 本来，蒋介石的卧室是安排在餐厅的，由于来不及布置，第一晚就只能安顿在船长的寝室里。“这是江静轮船长徐品富，是位优秀的船长，江静轮也是条好船。”蒋介石一行踏进徐船长的住舱时，徐学禹向蒋介石介绍着徐品富。蒋介石没有作声，只是看了一眼徐船长，微微点头。 当晚，蒋经国住在头等客房，徐品富只能到二副的住舱里权且过了一夜。当他离开寝室时，询问蒋介石次日何时开船为好？“到舟山需要多少时间？”蒋介石沉思片刻后，用宁波官话反问徐品富。“最好是天要亮未亮时开船，天要黑未黑时到舟山。”随后蒋介石又说。 5月7日清晨6时，“江静”号在“泰康”舰的护航下，轮载着蒋介石悄悄驶离了复兴岛，徐徐向吴淞口驶去。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不管前途如何艰难，也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我眼看到中华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但“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我们用什么方法对付敌人呢？” 蒋介石在复兴岛召开的三次团长以上会议时都强调不要把船留给共产党。所以，黄浦江里稍大一些的船舶有的撤到台湾，有的出国不归，有的干脆击沉江底。昔日的“水上大马路”，此时已是行舟寥寥，清冷死寂，宛若一条冻僵了的巨蟒。 10时许，徐品富正在驾驶台凝神眺望，蒋介石带着4名随从走进了驾驶台。蒋介石端坐在太师椅上，4名卫士静侍左右。“江静”轮进入了舟山海域，远瞧近岛擦着船舷而过，这时，蒋介石的情绪较先前有了好转。 一群依稀的岛影横在船头前方。蒋介石用望远镜凝望着。他要求天将黑时开到舟山，徐品富只能通知机舱减速慢行。 掌灯时分，“江静”轮靠上了舟山码头。码头上戒备森严，搭好跳板，只见当时担任浙江省长的周岩，疾步登上甲板，迎接这位“下野”的总统。船靠舟山，一路风平浪静，徐品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巴望着蒋介石快些离船，然后驾船回沪。谁知事出意外，蒋介石不仅没有下船，还派人传话，要继续乘船视察舟山各岛。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军队纷纷从大陆出逃，大量的军队汇集于星罗棋布的舟山群岛，他们士气低落。蒋介石要去给他们打打气，以稳定军心。 尽管徐品富对此一百个不愿意，但他又怎能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呢？他强忍下对亲人的思念，对前途的不安，操纵着“江静”轮悠然于碧水青山之间。有时船靠岛屿，蒋介石便轻轿一乘，登岛视察。有些岛屿船大难靠，就放下船上的救生艇，把驻岛的军政要员接至大船，听取汇报，面授机宜，安抚人心。一连几日，蒋介石仆仆风尘，不遗余力。 一天晚上，蒋经国约见徐品富，蒋经国告诉他：“这几天老先生坐你的船很满意，故请你送他到台湾去。”蒋经国的这句话，对徐品富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他急中生智，提出了：“江静”轮的保修期已到，需要检修；再说台湾、福建的航线不熟悉，没有绝对把握。。蒋经国听出了徐品富有推托之意，有些不悦地说：“修船问题，推迟数月无妨。至于航线不熟悉，跟着‘泰康’跑就是。”最后，蒋经国要他考虑，明日再听回音。徐品富彻夜未眠，思之再三，还是不主动去向蒋经国表态，采取拖的办法为好。他满以为蒋经国会来找他的，但是蒋经国一直没有来，船上也丝毫无其它反常现象。10时左右，徐品富提心吊胆地躺在住舱里。忽然，从窗外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他夺步跨进驾驶台，拿起望远镜，只见蓝天白云之间，3架巨型的运输机徐徐向舟山机场飞去。当他看到其中一架是蒋介石的专用座机“美龄”号时，提到嗓眼的心终于怦然落地了，看来蒋介石也许改变了坐船去台湾的主意而改乘飞机了。事后他才知道，5月17日，上海市郊已经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也已岌岌可危；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蒋介石怕乘船赴台航路漫漫，夜长梦多；徐品富又态度暖昧，缺乏把握，所以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及早逃离舟山。 乘此时机，思乡心切的徐品富和宓领港在夜幕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乘小渔船离开舟山，顶风迎浪，昼夜兼程，经过了舟山群岛，到了杭州，又从杭州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解放了。 解放大上海就在蒋介石逃离上海的同时，我军总前委根据渡江后战局的发展，决定命令七兵团解放浙江全省；八兵团一部担任南京、镇江的警备，肃清残敌；集中九、十两兵团解放上海，同时包括八兵团一部共8个军；二野主力在金华、东阳一带休整，以对付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确保三野顺利解放上海。 因为上海情况十分特别，如何能消灭敌人又减少损失，使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毛泽东专门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军决定分为东西两个兵团分进合击，分别从上海郊区东西两个方向向吴淞口前进。会师吴淞口后，截断敌人海上逃路，力争在郊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龟缩在市区的敌军，采取轻武器加以解决。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了。宋时轮指挥的东线九兵团从沪西南、浦东向敌军发起钳形攻击。18日进抵高桥。叶飞指挥的西线十兵团从沪西北、沪西像把利箭猛插淞沪，攻占了南翔、嘉定，直逼刘行、月浦。这时，上海外围敌军已全部解决。 在攻打刘行、月浦时，二十九军、二十八军同时受阻。这里是敌军重点防御阵地，工事十分坚固，守敌又十分顽强，给我军很大损失。同时，由于我军重武器和大口径火炮都未多带，也就给进攻增加了困难。但是，我军发扬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终于在15日攻占了刘行、月浦，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20日高桥主阵地被攻占。23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尽可能保存兵力运往台湾。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除汤恩伯的五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等部的5万人登舰逃脱外，其余15万蒋军全部被歼。26日，大上海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上海的解放，使毛泽东大大地松了口气。 入夏的北京城，窗外一片翠绿，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毛泽东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景色，从他那宽大衣袋中抽出支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转过身来，对正趴在桌面上看地图的朱老总说道：“老总哟，渡江战役按咱们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原来，咱们担心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也未出现。看来他们对老蒋实在太伤心，要不岂能见死不救。另外，我想他们还是害怕卷入中国内战，不能自拔。” “是的，”朱老总抬起头来说：“下一步看来该解决白崇禧、胡宗南、马步芳，还有东南的蒋介石残部了。” “对喽，”毛泽东掰着手指说：“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吃嘛，咱们再来算一算。在中南地区有广西白崇禧20万人，川鄂湘有宋希濂10万人，西北马家军有18万人，还有老蒋的最后一点本钱主要集中在台湾、舟山、金厦和潮汕地区，大约剩下约38万人左右。依照计划由一野的彭德怀在打击胡宗南后，解决马步芳；四野来对付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这个人很滑头，得拉开大网逮他。” “主席，”周恩来插话说：“陈老总曾向中央提议，二野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自挺进大别山后搞得很苦，是否可让二野来经营富庶的江浙地区，由三野来担负进军西南的任务。”“陈毅的风格倒蛮高哩。”毛泽东笑着说道，大家也都笑了。“但我考虑，”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道：“三野前身是江南的新四军，比较熟悉江南水乡，江河作战经验较多，这就便于以后解决台湾和沿海诸岛。而二野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过去主要活动于川陕、晋冀鲁豫和中原地区，相比之下三野来经营东南较为有利，这是扬长避短嘛。诸君意下如何？”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分析。 毛泽东又说道：“老蒋已将老巢迁到台湾，军委应特别研究一下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问题。渡海作战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靠空军，二是要组建一支渡海陆军攻击力量。空军的问题我已向少奇同志提出，在他去莫斯科时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在5月23日，我已电告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它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 第9章 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途中滞留马公岛穷余末路的蒋氏父子离开舟山后没有径飞台北，而是先在澎湖马公岛驻节，要着看东道主陈诚的态度再定行止。 当时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警备总司令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总揽台湾一切大权。当时，蒋介石风闻美国要在台湾废蒋立陈。所以到舟山时就致电台北陈诚，告有赴台之行，但陈诚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更引起蒋的不安。蒋介石这种难言苦衷，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二。6月4日：“露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又感觉到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 6月9日：“昨夜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坐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一直坚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要坚决抛弃蒋介石，最基本的原因是看到了蒋介石不可避免的失败，看到蒋介石集团的腐朽和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在1948年的美国大选中，蒋介石选错了支持对象，使后来蝉联总统的杜鲁门十分恼火。但是，美国在1948年底至1949年之间还不愿让台湾落在共产党手中，因此，美国人企图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还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实际上是想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美国的基本意图是寻找一个既“不必听蒋介石之指挥，也不必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者”来完成“台湾自治”。美国人选择了陈诚和孙立人。 1949年2月，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派遣，前往台湾执行特殊使命。莫成德到达台湾后，便根据美国政府的打算游说陈诚自立。莫成德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是：一、台湾与国民党政府分离，与中共断绝经济贸易，自办台政，美国每年援助台湾2500万美元。 二、美国可以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勒斯坦、锡兰（斯里兰卡） 各国，进行象征性的联合出兵，共同占领台湾，并在台湾召开政权转移会议。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的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五、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有同乡、师生和婿翁（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后来嫁给了陈诚）多层关系。陈在蒋之手下，不但表现出过人的才干，而且表现出少有忠诚，因而在仕途上一路绿灯，一帆风顺，也正由于此，当蒋介石看到大陆形势危急时，把陈诚派到台湾去，为蒋介石经营孤岛，并收编、整训从大陆逃到台湾的残兵败将，以确保台湾这块最后的存身之地。这一次美国人来游说陈诚自立，他也表现出对蒋的绝对忠诚。他对莫成德说：自己追随委员长多年，不能背蒋而自立，也不能拒绝蒋介石到台湾来。莫成德无功而返，他在给艾奇逊的报告中说：“陈诚主席是蒋先总统之亲信，不能望其背蒋而奉行美国之旨意。” 有人在评论陈诚时用“忠蒋、反共、爱国”6个字来概括，蒋介石也曾经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陈诚的字）”。但在这大风大浪的非常时期，在他又听到美国人企图拉陈诚自立的消息后，蒋介石是不敢轻易把自己交付于人的。 蒋介石盘桓澎湖，其实还想摸一摸另一个台湾要员的态度，这就是孙立人。孙立人在东北与黄埔军官不和，蒋介石把他调到台湾编练新军，这本因为他不是黄埔嫡系，被蒋介石穿了小鞋，而如今他却是台湾岛上足以与陈诚相抗衡的力量。他有三个新军，这在其它国民党军仍在大陆与解放军作战的情况下，是一支能左右台湾局势的重要力量。这些既是美国人要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的原因。也是蒋介石要看一看他的态度的原因。 当蒋介石到达澎湖的马公后，孙立人闻讯即来晋见，陈诚一直到4天之后才登上马公，联想上海有人密谋活捉蒋介石，美国的扶李倒蒋、拉陈拥孙，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蒋介石流亡国外，蒋介石对陈诚不由疑窦顿生，对自己上不上台湾岛踌躇不决，因而一拖就是10天。 前文已经提及，蒋介石早有经营台湾的打算。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王朝。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蒋介石对台湾的地位一直很重视。1946年10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曾经巡视过台湾，从台湾归来，蒋介石高兴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他还发感慨地说：“巡视台湾之收获，较诸巡视东北之收获犹大。”很明显，在1946年10月，他已形成把台湾作为内战后盾的想法。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他就要被赶到这个当年他曾赞不绝口的孤岛上来了。 特别是解放军渡江以后，蒋介石知道“江南半壁。。风声鹤立，草木皆兵”（蒋经国语），更加清楚台湾地位的特殊和重要，蒋介石还说过：“台湾要作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民族的基地。” 然而，由于“白云苍狗”的原因，他殚精竭虑要将其作为存身之地的台湾近在眼前，却不敢贸然前往，心中又怎能没有“流亡”之苦？但是，蒋介石经过反复斟酌，还是决心上岛。 蒋介石虽然决心已定，但仍未径飞台北，而是先到冈山，再转高雄。蒋介石之所以在台湾岛南部上岸，不仅是因为此处是孙立人的势力范围，而且是因为有彭孟缉也在这里。蒋介石仍对陈诚放心不下。 彭孟缉当时是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是蒋介石最可靠的亲信。20年代的东征、北伐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卫士大队的卫士。1927年8月，蒋介石 第一次下野后，亲自点名送他和另外21名人去日本学习军事。 蒋介石终于登上了台湾岛，但他的心并不踏实，他一看到来迎接的孙立人和彭孟辑，开口就问：“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快人快语，他说：“有我们保卫，谁敢把总裁怎么样？”据说此话后来传到陈诚的耳朵里，陈很不以为然。6年后，孙立人因“兵变事件”“辞职”，台湾当局派了9位大员组织“调查委员会”对其进行侦讯，陈诚是主任委员，那还有孙立人的好？不过，这已是后话。 5月31日，蒋介石在高雄草拟了防守和治理台湾的计划，6月2日，陈诚等在台国民党要员到高雄开会，研究台湾的整军、防务和其它军政问题。终于，蒋介石认为陈诚确没有“异动”企图，才于6月26日迁往台北的草山。台北草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处于台北北部。附近岗峦起伏，绿荫密匝，青山翠谷，原野开阔，长满了桃树、杏树、樱花和杜鹃等。筑有中山楼、阳明山庄、前山公园等。蒋介石选中了这个地方住下，想缓解一下流亡之苦，并在这里设立了“总裁办公室”。但阴影总是笼罩在心头。 新一轮军事冒险失败面对这发发可危的局势，蒋介石感叹，他愤恨，他诅咒。但他并不甘心失败。他不仅要在这处绝地上生存，而且还要在这处绝地上重建他的帝国大厦。 他重新修改了作战计划，制定了以台湾为中心，控制两广，开辟川滇，建立一条北起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的宏伟的军事计划。他对这个计划充满了自信心。他相信这个计划一定能够实现。 6月21日，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再次离开高雄，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军事冒险。 同日上午9时30分，美龄号专机徐徐降落在福州市的南郊机场，机舱门一开启，蒋介石表情严肃地匆匆走下弦梯，连给摄影记者抢拍特写镜头这一不可缺少的欢迎程序都省略了。他只与前来迎接的东南要员们握了一下手，立刻前往机场办公楼，他要在此召开临时军事会议。 从上海逃出的败将汤恩伯（现又被蒋任命为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第6兵团司令李延年等党政军要员及各军、师长八十余人参加会议。 “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战。”蒋介石在会上讲话说。接着他强调了保卫福建的重要性，说：“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又说福建若“陷落”，“其政治影响甚大”，因为“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建失败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必须死守”。 第10章 训话之后，蒋介石又就地图对浙、闽、粤边境和各海岛的防御作了防守部署。接着传见了九个主要将领进行单独谈话。除进行鼓励外，还了解其他人是否忠诚可靠。这次蒋介石连续工作了5个小时之久。 从将领们的谈话中，蒋介石了解到：各军新败，士气颓唐，装备缺乏，兵员不充，有的士兵竟衣不遮体。有的将领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上海有那样巩固的工事都守不住，何况福州这个背水城市呢？ 蒋介石仰首叹息，最后说出：“此绝地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美龄”号载着蒋介石于6月21日下午3时半离福州飞往下一站。汤恩伯率领与会将校在机场列队送行，汤指示大家要目送蒋介石飞空。当“美龄”号消失在海空相连处时，目送蒋介石的众将校，心中都默念着：“永别了！”就在蒋介石专机刚从福州的南郊机场轰鸣着飞向他的第二站时，在北平郊外香山脚下双清别墅的一间极为平常的房间里，毛泽东正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当一根烟抽完时，他站起身来走到桌旁将手中的烟蒂在烟灰缸上按灭，然后拿起电话要通了三野指挥部。。6月25日，三野指挥部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向十兵团下达结束休整提前入闽的命令。 7月2日，十兵团从浙江省嘉兴县乘火车，沿浙赣线西进，于浙江省的江山县和江西省的上饶下车，然后分成两路急速向闽北挺进。 福建本来就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加上此次十兵团入闽作战采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克敌必胜，务求歼敌于陆路，故各部选取的行军路线多为没有人烟的地势险要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以增加大部队行军的隐蔽性。 7月的闽北大地正值三伏酷暑，天气阴晴变化无常，一会儿骄阳似火，晒得大地热湿气升腾，远处看上去似如一片水雾，行军在这片水雾中的战士个个如同在洗“桑那浴”，大汗淋漓；一会儿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泻而下，使人在这雨幕中辨不清东南西北。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丛林中的蚊虫和蛇蝎的叮咬，使这支在山东老解放区组建起来的“北方军”遇到了比攻坚战更为难以克服的困难——疟疾和烂裆症，全兵团的非战斗减员急剧上升，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致使200多公里的路程竟用了20多天的时间。 7月26日，兵团部率28军、31军经浦城到达建瓯，29军经崇安到达建阳、南平，这样十兵团的3个野战军都已按照到达了战役集合地。 到达建瓯后，兵团立刻召开了军以上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省委书记张鼎丞以及各军军长、参谋长等。 在战役发起之前，往往是战役指挥者最紧张、最繁忙，也是最费神的时候。作战方案的优劣好坏，直接影响战役的成功与失败。因此，指挥者不但制定总体作战方案，而且要考虑到各个细节，特别是注意可能突然发生的情况。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方能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百战百胜。 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会儿，大家对这次战役如何打各抒己见，争论热烈。 叶飞司令员一面听大家的意见，一面将有价值的意见记录下来。随后，与身边的韦国清、张鼎丞商量一下，站了起来，在座的指挥员们停止了议论，肃静下来，目光都注视着司令员。 叶飞略微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遍会场，用带有闽南口音的语调说：“同志们，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和三野总部就命令我们入闽，参加解放全福建的战斗，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信赖和鼓励。因此，大家不可以满足和骄傲，要乘胜前进，打好这一仗。” 叶飞端起茶碗喝了口茶，接着说道：“全国形势大家也都知道，一派大好。蒋介石已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穷追猛打彻底消灭之。” “前面大家对解放福建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对首先要集中兵力全力围歼福州地区的朱绍良、李延年兵团，控制闽中；其次，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平潭、厦门和金门等地，力求消灭汤恩伯兵团，解放福建全省这一总体方案并无异议。” 叶飞略微沉吟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地图说：“争论较大的是如何完成第一步：解放福州。我们从地下党同志们那里得到确切情报，福州地区敌军约6万人，是朱绍良、李延年管辖的六兵团。分布是：敌25、96军为左翼，位于城西北闽西侧地区；敌74军为右翼，位于连江、琯头一线；敌73军驻守福清、平潭岛；福州市区由敌106军防守。分两步防守，一是拒我军于闽清、罗源一带，保住福州。二是如闽东、闽北防线被我突破，敌则可由海路逃往平潭等岛屿，或陆路西窜沿福厦公路逃往厦门、漳州及广东等地。” “戟福州的作战方案归纳起来有两个。一是采取大迂回，断其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汤恩伯兵力之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执行这个方案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要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200多公里，山多，山高，没有公路，没有大路，只有山地山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只能轻装。 第二个方案就是只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 叶飞稍顿将语调提高了一度，看着大家分析：“我认为，两个方案相比，前者不但艰苦，而且也是一着险棋。” 韦国清政委插话说：“请大家注意，这招险棋险在何处？险在担任攻占马尾任务的部队，只有两天路程；而担任攻占福清、宏路的部队，却要翻山越岭，自带5天干粮走五六天，因此长途行军必然疲劳。这支疲惫之军还要立即作战，(禁止)福州与泉州之间，很可能遭到敌军南北夹击的情况。险就险在此处。” 叶飞点点头表示同意韦国清的解释，继续说：“假如我们采取第二个方案，虽然比较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南逃的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龙江，可能变成赶鸭子，而不能全歼敌军。因而造成敌军可能利用陆路福厦公路南逃，使我们在解放福建总体作战第二步计划实施时增加困难。所以，我与张鼎丞、韦国清同志权衡再三，决心采取第一个方案，实行大迂回，在福州外围撒下天罗地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最后，叶飞司令员向各军下达命令：以31军为左路军，由古田出发，担任攻占连江、琯头、马尾断敌军海上逃路的任务，马尾占领后迅速向福州攻击；以29军为右路军，由尤溪、南平出发，实施大迂回，担任攻占福清、宏路，截断福州朱绍良、李延年与厦门汤恩伯之间的联系，断其陆路南逃的任务；以28军为中路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击的任务。 8月6日，各军遵照兵团总部的指令开始隐蔽疾进，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右路29军经过5天急行军，攻占了永泰；13日左路31军攻占了丹阳；15日中路28军攻占了连江、马尾等地，割断敌海上逃路，并开始向福州攻击。右路29军已攻占福清、宏路切断敌南逃之路。中路28军已逼近市区。这时，大迂回方案已基本完成，敌人已成瓮中之鳖。朱绍良、李延年大为惊恐。8月16日下令分兵从海上陆上向平潭、厦门逃窜。临逃走时，朱绍良还欺骗部下说：“对保卫福州有充分信心，希望大家保持镇静，不要自相惊扰。”当日，他自己丢下部下与李延年乘飞机逃路了。 十兵团所属的3个野战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于8月17日解放福州。 除少数残敌逃到平潭和厦门岛，共歼敌1个兵团部、5个军部、14个师约5万人。 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要塞度端午节。虽惊魂初定，但局势严重，心绪难宁。先寄希望于长江天堑，保半壁河山，结果是美梦一场。如今上海失守，伤及国际观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战略，亦成泡影，国事真到了不可为的程度了。 至此，十兵团提前入闽后展开的解放福建的第一阶段战役结束了，残存在福建境内的蒋军龟缩在闽南的漳州、泉州和厦门的几个孤立点和沿海岛屿上，已成惊弓之鸟。 “避寿”阿里山1949年10月初，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蒋经国、谷正伦等20余随员簇拥下，来到阿里山。 这天，蒋介石面上颇有倦色，他在臣铺上稍事休息后，即行上山。专车沿崎岖山道盘旋而上。一路森林的海洋，奇石峥嵘，飞瀑奔泻，使人犹置仙境之中，但这山光水色，均未引起蒋的兴致，反而使他越发怀念溪口风物。车行一小时后，都下车去观赏“神木”。这是一株“亚洲树王”，已长了三千多年，树围20多米，高过20层楼，异常壮观。谷正伦拍马说：“愿总统寿比神木，万年长青。”蒋介石还是高兴不起来，反而似有感慨地说：“人的寿命和这棵神树比起来，实在太短促了。” 当晚，在贵宾馆附近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别人边歌边舞，但蒋介石却只在旁边观看，由谷正伦代表在场者向蒋介石致祝寿词，蒋还是无动于衷。 第11章 就这样，在阿里山的两天多的时间里，蒋介石始终没有一丝笑容。 这就是败走台湾时的蒋介石。 第三节别了，司徒雷登权衡利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中共军队进逼长江北岸，南京政府行将迁往广州，美国大使馆何去何从？”在位于南京西康路的美国驻华使馆内，司徒雷登正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 司徒雷登是一个和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他于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189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汉普登—西德尼学院。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新约教授。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开办的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在马歇尔的建议下，1946年7月，他开始任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在对华关系上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进行内战，并企图培植“中间势力”。他曾选定蒋介石做为他在中国实现理想的人物，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化身。后来，他又支持逼蒋“下野”。对大使馆的前途问题司徒雷登早已有所考虑。或去，或留。让他费尽了心思。最后，他权衡行弊，决定还是留在南京为妙。 早在1949年1月19日的一个外交使团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一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可司徒雷登对走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婉言拒绝昔日的盟友的邀请。 4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12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议电，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行动方针：（1）接受李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 （2）置李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 （3）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 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强调指出，“我本人较倾向于留在南京（第二种选择）”。接着，他用很长一段文字，详尽地论证了留在南京是何等必要。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命令他留在南京。司徒雷登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国务院“答复了我们大使的电报，批准了行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4月20日傍晚，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被摧毁，国民党守军狼奔豕突，仓皇向南溃逃。在南京方面，隔江相望的人民解放军虽然还未南渡，但是大军云集北岸，足以使南京政府的要员们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地开始撤退了。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司徒雷登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匆匆地来访，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 但是，司徒雷登仍然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独自悻悻地走了。 拒绝叶公超之后，司徒雷登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今兵临城下，难免人心浮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会不会改变初衷，接受叶公超的邀请，跟着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呢？前些天，他曾向国务卿艾奇逊打保票，说如果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那么北约组织国家的使团都将会与我们协同一致，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使团山必将如此效法。司徒雷登想，万一那些外交官说话不算数，突然间变卦溜了，那可不好向上司交代。 想到这里，司徒雷登立即拿起电话与各外交使团联系，建议召开一个紧急协调会议。 在这时候，各国的外交官都十分紧张忙碌，哪里还顾得上开会呢？所以，司徒雷登整整忙乎了一上午，直到中午时分，外交使团的会议才开始举行。司徒雷登先把决定留在南京的想法说了一遍，要求各国使团与美国使团保持一致。这一建议再次得到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一致表示要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此地，并立即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下令将使馆迁往广州。 在面临撤与留的最后时刻，司徒雷登又一次向国务院建议，要求允许大使馆在共产党政权在南京建立之后继续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很快，这一请求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政权为上，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 说来也怪，司徒雷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留在南京呢？原来，他的目的是想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建立。这是司徒雷登本人3月10日在给艾奇逊的一份电报中透露的。他在那份电报中说，一旦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他将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了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将会利用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狂妄，还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期当时对司徒雷登有这样一段评价：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据说该校有近50％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也相信，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他过去常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与黄华会谈大失所望在南京解放的最初几天里，司徒雷登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内心很不平静，几天来，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共的一举一动，他多么希望，随着中共军队的进入，南京城会出现烧杀抢掠的局面，会遭到民众的反对。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所见所闻，使他既为国民党人的贪婪、懒散和腐败深深痛惜，又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感到不寒而栗。 想到这些，司徒雷登再也呆不住了，他要利用自己特殊的身分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情况并非司徒雷登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中共已经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严格坚持民族独立的尊严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像以前对待国民党那样为所欲为了。 就在司徒雷登一筹莫展之时，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显然有利的消息。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作为学生的傅泾波就是他的助手，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司徒雷登又把傅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同伴和知心朋友。 傅泾波告诉他，据可靠消息，中共方面已派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黄华之所以来南京，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听到黄华的名字，司徒雷登心中一动。他知道，黄华是自己从前的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这倒是个好机会，”司徒雷登高兴地对傅泾波说，“假如与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为了尽早同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于5月6日先派傅泾波出面接洽。 第二天，黄华与傅泾波会面，傅泾波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傅泾波并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分到司徒雷登的住处与其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不禁回想起4年前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当时，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有许多你以前的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门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如今，眼前这位学生能为他这当老师的解忧排难吗？ 想到这，司徒雷登一古脑地讲出了许久以来的想法。他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想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眼前这位学生。 第12章 黄华当即作了驳斥。 接着，司徒雷登话锋一转，以抚慰式的口气表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他还提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 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还列出了几条标准。一条是中国必须按照国家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另一条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说是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之后，美国才能考虑承认共产党的政权。在此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能等着瞧。 6月6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应约前往外事处与黄华进行第二次会晤。 谈话很快就转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当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仍然不愿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有所松动，辩解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纯属内政，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出现新政府时，我们要确定它是否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维护至今公认的国际准则。” 司徒雷登接着又说，目前中共尚未成立新政府，况且国民党仍然占领着相当一部分地区，故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但他又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各国使节仍留在南京，这应当作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据他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解放广州后召开，届时将决定产生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已经放弃失败的干涉政策。 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中共明显地拥护共产主义，使许多美国人普遍地感到恐惧。说来说去，实质上就是害怕中国成立一个独立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司徒雷登进一步强调，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声明，他以个人身分，希望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能够尽量吸收一些国民党自由派人士与其他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士参加。黄华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纯系内政，外人不要干涉。 司徒雷登继续为美国辩护，但言语矛盾，甚为窘迫，乃举出燕大校训“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箴言以收场。 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双方态度都很坦率，有时是针锋相对。“几乎不时越出了中国人的一般礼节”。司徒雷登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他的这位学生“已经完全赤化了”。看来，在南京与黄华的会谈是捞不着什么油水了。司徒雷登不肯罢休，决定另找出路。 寻求与周恩来联络6月初，司徒雷登接到由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和国务院分别发来的绝密电报。6月8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会见了黄华。傅称，司徒雷登考虑再三，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他想返美后作些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份量。 接着，傅泾波吞吞吐吐地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络，能否转达意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黄华表示，什么都可以讲，不必有什么顾虑。 傅泾波这才道出了这次求见的真实意图。傅说，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司徒雷登还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这样，返美后活动将更有力量。 “司徒雷登先生此行有何具体内容？”黄华问道。 “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傅泾波接着说，“司徒雷登希望经济合作总团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想有帮助。” 会谈结束后，黄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松动，认为司徒雷登来访不无益处。考虑到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建议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自己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是否允许，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就由陆志韦校长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江南的6月，正是黄梅季节，既潮湿又闷热。这更使得司徒雷登内心烦躁不安。试探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为什么至今尚无回音？司徒雷登踱到窗边，无神地朝前望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北平来信了。”司徒雷登一震，暮然回首，眼光一下子落在傅泾波的信件上。这是一封用英文写的信，不用说，是陆志韦的手笔。陆志韦在信中说，我已经会见周恩来先生，周先生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果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竟然如此顺利？司徒雷登想来想去，觉得放心不下，便打发傅泾波去找黄华探听虚实，最好请黄华电询北平当局，问个明白。 6月28日，黄华来到司徒雷登家中，告知他已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欢迎司徒雷登赴燕大一行，希望与中共领导人晤面之事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得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内心极为高兴。但他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口气冷淡地表示等他向艾奇逊国务卿请示之后再说。 也并非司徒雷登故作姿态，他原本就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对于北平之行虽然跃跃欲试，然而一动真格的，他便犹豫起来。 第三天，司徒雷登致电文奇逊，报告了中共方面的邀请。然而，他并没有报告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系，并且已经私下作好了旅行准备的实情，却向他的上司撒了一个谎，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则显然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到北平去。 接着，司徒雷登用很长的文字陈述了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希望。通过和共产党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并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司徒雷登想得非常周到，他说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代表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最后，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所极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抵销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谈到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内部的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又抵销了访问北京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盘算来盘算去，总觉得此事很难两全其美。最后，他干脆将矛盾上交，说“我已对此情况作了充分说明，供国务院考虑和决定。” 本来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被司徒雷登瞻前顾后地一搅和，结果变成了一道纷繁不堪的难题。弄得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众说纷纸，意见不一，艾奇逊没办法，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电报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指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向中共领导人送去“礼物” 时令虽然刚交7月，然而古城南京早已炎热异常。对于年事已高而又身体虚弱的司徒雷登来说，这确是一个难耐的季节。 计划中的北平之行因杜鲁门总统的否定而落空了，司徒雷登对此懊恼不已。想想自己一心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到头来却得不到理解。他越想越觉得窝囊，可他并不服气，自认为手上还有一张王脾。 原来，就在司徒雷登分别与黄华和陆志韦联系，商谈赴北平之事时，他又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 司徒雷登与陈铭枢早就相识，交情亦深。一个偶然的机会，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将于6月中旬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便于5月下旬和6月初同他联系，要陈协助向中共领导人转达若干信息。陈铭枢立即表示乐于相助，并将于近期内赶赴南京，具体商谈北上事宜。 在等待陈铭枢的日子时，司徒雷登要求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了4份内容很长的文件，以便请陈铭枢转交给中共领导人。司氏在这些文件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谈到了中美贸易，并将中苏条约与中美条约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 第13章 6月10日，陈铭枢到达南京后，司徒雷登同他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会谈。除了将那4份长长的文件交给陈外，司徒雷登还请陈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如下五点意见：（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a）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上述五点意见，不难看出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共的蔑视。 陈铭枢带着司徒雷登的五点意见。司徒雷登暗自有些得意，觉得自己为中共领导人准备的这份“礼物”太好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非常得体。10多天后，陈铭枢有消息传来，说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陈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方交换意见。 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北平之行虽然未能成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司徒雷登想到这里，得意地笑了起来。 7月9日，司徒雷登与由北平赶来南方的陈铭枢晤面。 第二天，陈铭枢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交给了司徒雷登。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两个附件，实质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的直接答复。 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称道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并对他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领导人还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地制定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对派的关系，不再勾结的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对司徒雷登提供的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针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待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等论点，周恩来列举事实作了驳斥，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同时，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桩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反反复复地看着陈铭枢带来的这两个附件，脸色越来越难看，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中共领导人给他的答复，“并未暗示要脱离现行的政治方针，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而是表示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也就是说，中共不准备放弃原则和立场来同他作交易。 司徒雷登无力地将手中的文件放在桌上，颓然瘫倒在座椅里，失望和沮丧之意重重地袭上他的心头。 陈毅发怒主席台就在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的时候，上海领事馆传来了令他不快的消息。 1949年7月6日，为纪念抗日战争12周年和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市近百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 这天，黄浦江水碧如蓝，天气晴朗且十分炎热。由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组成的三个美式榴弹炮团，一个日械摩托化兵团，一个美械摩托化兵团，以威武雄壮的列队，隆隆开进，举行庆祝解放和纪念抗日战争的“入城仪式”。接着，从北面响起了马蹿声，骑兵团的勇士们手执着闪亮的马刀，分两路纵队疾驰而过。。学生、工人、市民手持鲜花、锦旗，敲锣打鼓从市区涌上街头，秧歌队，安塞腰鼓，一个个精彩的庆祝节目伴随着阵阵鞭炮，使整个上海沸腾了起来。这时，市民们有的爬上了坦克，给战士挂红星、彩条、锦旗，有的架上锅子，给入城官兵敬献“解放佳肴”。欢乐的游行队伍越拉越长越走越慢。 当游行项目举行到一半的时候，队伍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辆美国人驾驶的吉普车，无视军管会事先发布的交通管制令，擅自闯入游行区域，阻断了队伍的行进。维持秩序的交通警过来干涉，这位穿着西装，嘴里叼着雪茄烟的美国人连车门也不开，一副傲气十足的派头。 车子不开走，且有意横卧街头，又不听劝告，怎么办？交通警立即将此事报告了指挥游行的公安局长李士英。李士英前去了解到这辆车上的主人叫威廉姆·欧立夫，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便立即打电话向检阅台上的新任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请示如何处理。 陈毅市长听完报告后，双眉怒立，毫不犹豫地对着话筒大声说：“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末了，陈毅市长又关照一句：“要讲政策，要群众不要对他搞人格侮辱。”欧立夫低头认罪这事首先在主席台上传开了，有的人不免暗中捏了一把汗：美国外交官，可惹不起呀！现在国家被美国经济封锁住了，如果再拘留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弄不好是一次外交事件，会引起武装干涉，国际上不乏先例啊！可是再看看陈毅市长，他仍旧兴致勃勃地在观看游行。 车上，精通华语的欧立夫听到新任市长要拘留他的话后，仍然派头十足，不可一世。他用华语对车旁愤怒的人群说：“你们不要得意得太早了，蒋介石放弃了上海市，可我们美国人还要这座大城市。”正当欧立夫喋喋不休大谈美国政府重视他们在上海的财产和所剩的利益时，公安人员奉命进入了人群中，将欧立夫这个骄横的副领事强行带出车外，欧立夫还想摆出往日的威风，大喊大叫，拒不出车，还公然用英语骂脏话，用拳头在空中乱舞，可谓洋相出尽。公安人员将欧立夫带到了公安局拘留所。当时，他依仗着美国外交官的身份，暴怒得像头狮子，先是砸毁了办公桌上的墨水瓶，摔坏了凳子，接着又踢伤了值班员警毛桂珠等人。他以为，当局只要弄清了他的真实身份后，便会立即向他赔礼道歉，客客气气地放了他的。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上海市公安局拘捕了欧立夫的消息传开后，美国领事馆提出了抗议，司徒雷登也在南京叫叫嚷嚷，美国总统扬言要对中国政府进行报复，但统统无济于事，提篮桥公安局照样将欧立夫带局审问。并于第二天判处欧立夫“拘役三日”的处分，所毁坏的物品由他照价赔偿，所内的人员对他这个狂妄不羁的“洋老爷”实在愤恨不过，他一不老实就想“教训教训”他，陈毅听说了，认真嘱咐道：“打人不行，他不讲文明，我们可要讲文明。谁打了人要处分！” 就这样，7月9日，欧立夫被释放前，毕恭毕敬地向我方公安人员递交了一份道歉书：毛桂珠、夏定和刘敏先生及公安其他员警：我，威廉姆·欧立夫，美国公民，对我在七月六日所犯的严重错误和行为，对他们的人身及公安局的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谨向上列先生道歉，及其深刻的歉意。 我向他们及人民政府保证，我不再重复这种错误和行为。我保证，我今后将在中国做一个守法的外侨，我承认帝国主义的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给予的考虑，及对我的宽大处埋。 威廉姆·欧立夫（签名） 当时，中国政府拘留欧立夫这样的高级外交官，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上海市乃至全国各报纷纷刊载了这一事件，连同欧立夫的道歉书一起公诸于众，这一下不仅轰动了全上海，轰动了外交界，也轰动了世界舆论。美国的《华侨日报》称：中国这头睡醒了的东方巨狮，开始发生怒吼了。香港《大公报》以“各国人士不能不对昔日的‘东亚病夫’刮目相看”为醒目标题，加编后进行重点报道。 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给美国政界傲视新生红色中国人士的一记响亮耳光。 就连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时，对他的同行们说：“共产党的红色中国真不好对付，欧立夫事件丢尽了我们美国政府的脸。”而欧立夫回到美国后，受到了当局的严厉查办。 上海各阶层的人民对这事的反应说：“痛快！ 第14章 过去在马路上，见了洋人要让道，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法办，真太痛快了！”人们不禁联想到那一年“跷脚沙逊”买了辆新车，为了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硬要用上海的“1111”和“2222”两张牌照，不料“2222”已被中国一富商占有，并且不肯吐出，沙逊恼怒之下，给国民党市长发了一信，堂堂的“市长大人”吴铁城立刻慌了手脚，亲自下令将此车号牌吊销后，奉送给沙逊。这自然是小事一桩，但“市长大人”的奴才相却活灵活现了。 上海的百姓议论说：“共产党到底跟国民党大两样！”“有共产党领导，阿拉中国人要翻身做主人了！” 大使挟起皮包走路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未能获准，陈铭枢带来的消息又使他大为不满，一次次的机会都已失去，一次次的努力都已白费。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了。 他带着失望，带着遗憾，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烦恼而灰心”的地方。 7月11日，他向艾奇逊建议：“在我离开南京之前，不要向这里、华盛顿或广州的新闻界透露我的新的旅行计划。” 司徒雷登之所以不愿透露其行踪，其中一个原因是，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在离开南方后他将访问广州。杜鲁门在几天前曾对艾奇逊说：“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后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司徒雷登担心中共知道此事，会对自己有所不利。 7月15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这时，从无线电广播里传来了蒋介石已抵达广州的消息。“不行，广州又去不得了。”原先一贯举棋不定的司徒雷登，忽然间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为了取消广州之行，他于当天和18日两次致电艾奇逊，摆出了许多“去不得”的理由：“我在拒绝北平之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与委员长会晤（这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肯定将其看作是有意侮辱。他们会对此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我对中共领导的影响纯属个人性质。我飞抵广州，看望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未来我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会因此丧失殆尽。”因此，“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泽东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7月25日，司徒雷登利用办离境手续的机会，又同黄华见了一次面。谈话间他问黄华对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有何希望。黄华认为，现在谈不到希望美国做什么，因为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打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自将坚决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政策。 司徒雷登说：“美国政府最近将来也不需要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情形发展再谈。”并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美国政府迄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或支持，故没有责任。接着，司徒雷登对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了看法，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因中共对外侨案件的处理及劳资纠纷甚感不安，不知当局是否不希望美侨留华。黄华表示，中方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华的守法者，均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对犯法者当依法处理。你提出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8月2日，司徒雷登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乘坐大使馆的一架运输机飞离南方回国，同机者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等一行8人。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3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美国政府将这部以推卸其侵华政策失败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刚刚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发表，显然不是偶然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侵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8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南京解放时的司徒雷登作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束，遭到失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不顾杜勒斯的不同意见，立刻弹起“是美国的贻误造成了中国的丢失”的老调。1949年8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这份长达千余页的白皮书叙述了令人沮丧的，在前5年中发生的事件。 最先想到要搞白皮书的是梅尔比。1949年初，凯南为《外交》季刊写了他著名的《x先生》一文。文中力图为美国对苏关系提出一项明智的政策。梅尔比觉得也应当有人为对华关系做一番这样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凯南和这个内部智囊团的成员戴维斯谈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这一想法。 梅尔比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拼凑了一篇合适的文章，但是，引用的材料太多了。于是，戴维斯提议，搞一份详细的白皮书可能更合适些。凯南赞成这个建议，艾奇逊和社鲁门这两位大人物也表示赞同。总统在4月中旬甚至说，他希望白皮书能在8月份起草出来并发下去。 梅尔比奉命担任这一工作的统筹人。笔杆子斯普劳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杰赛普没有在中国工作过，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逊要他审阅第一稿。最后的润色工作由艾奇逊、梅尔比和杰赛普做的。艾奇逊在把草稿交给总统看时，附上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这份记录表明，美国一直坚持了，并且仍然坚持着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则，其中包括门户开放、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遗憾的是，在编纂这份记录的时候，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公布一些表明这个国家的可悲局面的事实。然而，我认为，不能为了这个缘故就不加以公布。。我们派去帮助中国人作战的政府代表，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很快都发现。。（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斗争使中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民心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削弱。从美国军人和外交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1943年到1944年间，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失掉了赢得人民效忠的战斗精神。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腐败了，醉心于争权夺势，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我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有朝气、进步、能重新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中国政府，才能够有效地对日本作战。美国官员一再向委员长表示他们对这种局势的关注，以期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一再保证要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他并没有作出什么有效的努力来扭转局势，甚至把那些对他苦苦相劝的中国官员拒之门外。除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萎靡不振感到关注之外，一些美国观察家还对国民党同中共的最终较量（政治的或军事的）表示关注。这些观察家的报告也在附录中引用了。他们早在1943和1944年就担心国民党政府如此脱离群众，以致在战后的权力斗争中，证明它无法保持政权。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提供的一切援助，全都给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果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种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奏效。这种局面是中国国内局势决定的。 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制订的政策，对中国人和对我们自己，都不能有所帮助。我们仍旧认为，不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多么悲惨的局面。。中国古老的文明和民主主义终将重新抬头，它将打碎外国加给它的枷锁。。一些共和党人把白皮书斥为替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洗刷过失的文件，并且宣称，有朝一日他们掌了权，他们将公布中美关系中发生的事情真相。 白皮书发表不到两个星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这个文件讲了话。他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声明：“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到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注释中，向他的读者们简单介绍了美国先前的历史：“华盛顿（1732—1799）、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第15章 新中国宣布：美国驻华外交机构是非法的白皮书发表的那一年，美国驻华人员变得越来越少了。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中国总是另眼看待。美国在派有外交使团的大国，都很少设总领事馆。在中国，总领事馆却设得很多。例如，在情况允许时，北平、广州、上海、天津、汉口、沈阳和哈尔滨都有总领事馆。按照惯例，在政权更迭或发生内战时，只要获得允许，领事馆是可以继续活动的。 但是，因为美国当局不承认中国现政权，所以他们在中国的领事馆，不被中国现政权承认。 10月1日，共产党在北京正式升起国旗的那一天，柯乐布和当时在北京的所有其他外国领事都接到了当地政府的正式通知：如果他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那就可以保持通常的外交关系。那时，蒋介石还不曾离开中国大陆，这种要求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柯乐布拒绝了。 在一个时期内，柯乐布继续履行自己受到限制的职责，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他对那种状况心里是不痛快的。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方面继续发表反对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声明。我倒认为，他们还是改变一下做法，什么话也别讲，让共产党先揣摩揣摩为好。但是，看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是一定会促使我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的。” 1950年1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打出了两张牌。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在北京局势平静下来之前，美国不会考虑承认这个政权。他后来又发表过一些类似这样的声明。 与此同时。新生的人民政府在所有西方国家领事馆的大门上都贴了告示：8天后，他们以前的兵营将被没收。伊·卡恩说：“看来，这同艾奇逊的声明不是没有关系的。共产党人知道，以前美国军人就住在现在作为总领事馆的地方。在限期来到的前几个小时，柯乐布把办公室迁到了邻近的美国人的院落里，那里从未驻扎过军队。亏得他有先见之明，头几天就把电台移过去了，才使他能同华盛顿保持发报联系。” 此时，艾奇逊已决定，不管人民政府采取什么做法，全体在华的美国官员都要撤离。4月10日，柯乐布关闭了驻北京的领事馆，凄然踏上了归途，他像往常一样，经由天津回国，天津的领事馆也在晚些时候撤离了。在天津，柯乐布夫妇的行李受到了海关的彻底检查。当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他家的物品运输手续时，有25本稀有的珍贵书籍和50件艺术品被没收。 柯乐布在离开时，有意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钥匙插在锁孔里，他还事先降下了美国国旗。 4月15日，柯乐布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共产党中国。 我们来到了竹幕的这一边；又可以深深地舒一口气了。” 第四节厦门战役内幕控制厦门外围阵地福州战役胜利后，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很快成立了福州市军管会，由韦国清担任主任，负责接管工作，叶飞率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6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8兵团、胡琏12兵团和李良荣22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及潮汕。显然，敌人企图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及原有要塞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我军进攻，固守厦门作为台湾的屏障。 第10兵团由福州挥师南下的目标，首先是解放闽南泉州、漳洲地区。南下时，兵分两路主力沿福厦公路行动。 第28军两个师由海上前往。派部队由海上走，一方面是要渡海解放平潭岛，另一方面是有意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虽然部队经历了渡江作战，但渡江与渡海作战是两回事。入闽部队都是“旱鸭子”，未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不少官兵一上船就要呕吐。渡海作战，首先要有船只，部队还必须有航海知识，否则就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在福建地下党组织和福建人民支持下，28军于9月14日攻占大练岛，16日攻占平潭岛，俘敌74军、73军六七千人。 八九月份正值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正因为台风这一人类尚未征服的怪物，解放平潭时，两个团部队登陆，突然遇到台风，刮了一整天，敌我双方的船只都被台风吹散了，都不能增援。人们都熟知，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之众攻打日本，被台风吞噬了这支骠悍的大军，弄得全军覆没。这就是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弘安之役”的著名战例。还有，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我军解放平潭虽然顺利，但船只却被台风刮散了！这就使部队初步懂得了渡海作战掌握气象情况的重要。那时没有气象台，只能向老渔民请教。老渔民经验丰富，一辈传授一辈，他们熟知台风来临的一些预兆。台风来袭前，一般人看不出问题，他们却把辐射状卷云叫做“扫帚云”、“马尾云”。谚曰：“马尾云，吹倒船。”台风近了，乌云滚滚，谚曰：“断虹现，天要变”。“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有时，大风和海浪强烈摩擦，引起“海啸”，谚曰：“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还有“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天虽有不测风云，人们还是能凭经验预先测知的！ 我28军解放平潭以后，9月17日又攻下大小痒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战斗任务。解放泉州、漳州都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我29军于9月11日攻占湄州岛，16日攻占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19日晨占领马巷，22日攻下集美，扫清了厦门外围之敌。我31军于19日晨攻占长泰，另一路同时攻占同安、角尾、石尾，20日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25日解放漳州，先后攻克岛美、城仔丙、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这一阶段，共歼敌2万3千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金厦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这已是10月1日的前夜，总部一再催促第10兵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解放厦门。 老蒋令汤恩伯死守厦门厦门岛的面积是118平方公里，自然形成南北两半岛。西、南、北三面临大陆，离大陆最近处一海里。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海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本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永久性工事。 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面积只有1.09平方公里，距厦门岛约700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1000米。四周多为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较少。 守敌为汤恩伯集团55军全部，166师及从漳州方向逃来的68军余部，总兵力3万余人。 具体部署是：以齐装满员的74师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81师守东南面；以29师一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9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由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员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虽然福州战役，泉、漳战役顺利，但我军对渡海作战攻取厦门这个要塞，进行了充分准备，生怕在人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出问题。蒋介石严令汤恩伯死守厦门。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防御工事非常隐蔽，与海礁、岩石的颜色差不多，不易观察，非到近处不能发现。一点不夸张地说，我军从来还没有打过如此设防的岛屿。敌人离台湾又近，又有海空军，我军却没有海空军掩护。虽然当时全国形势势如破竹，但第10兵团的领导认识到以木船渡海登陆攻取厦门，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军完全没有经验，是不能轻敌的，因为这不是在大陆作战。 我军准备了近一个月，主要是征集渡船。大军渡海登陆，需船数量很大，筹集不易。我28军虽有一些船，但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只好在泉州湾继续搜集补充。29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31军则在九龙江征集。但大多数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因船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延了3天。 原定作战方案是厦门、金门同时攻击，这是兵团9月26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所确定的。 会上提出，“金厦同取”、“先厦后金”和“先金后厦”三种方案。军事上，金厦一般是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是东南海防要地。会议权衡了三种方案的利弊。 金厦并取——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征集船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先金后厦——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问题是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迹象，先攻金门，厦门的国民党军就有可能逃走，不能全歼；先厦后金——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敌军。 第16章 权衡再三，兵团领导认为：国民党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其恐慌动摇的心理。 比如，汤恩伯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至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等等迹象来看，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同时攻下金厦。 会议并决定：由28军担任攻取金门，29军和31军两军担任攻取厦门的任务。 但是，10月上旬一检查，29军只有3个团的船只，31军有3个多团的船只，而28军只有一个多团的船只！时不我待，兵团领导决心改变原定方案，先攻取厦门，而后攻击金门。10月7日把这一决心电报三野司令部，三野首长指示：“。。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与截逃）牵制金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请你们依实情办理，自行决定之。” 第10兵团决心先攻取厦门。确定以第31军及第29军攻取厦门，以第28军攻取大、小嶝岛，并作攻金门的准备，待攻占厦门后，再打金门。 10月10日，28军与29军一部先后渡海攻占大、小嶝岛，歼敌3个多团。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战斗。 厦门战役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兵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之战。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 叶飞司令员判断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决定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调援救，主攻方向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这是叶飞司令员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10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向东，然后我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叶飞司令员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具体作战部署是：以31军的91师并以93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以29军85师、86师和31军92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30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把28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金厦慰劳团”抵达厦门我军开始进攻厦门之际，汤恩伯正在虎头山总部宴请来自台湾的“金厦慰劳团”。这个“慰劳团”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前来前线劳军的，不料险些成了我军俘虏。 据“慰劳团”团长谢汉儒日后回忆，这个“慰劳团”成立于1949年9月下旬。这一天，国民党政府台湾省参议会正在举行每周例会。会上，议长黄朝琴首先对时局作了扼要的报告。他说，汤恩伯部队已从上海撤退厦门，而在大陆被共产党军队追击败退入闽的刘汝明部队，也撤至厦门重整。他宣布，当局要由省议会、省政府和各界团体代表共同组织一个“金厦慰劳团”携带白银30万元，前往厦门和金门前线“慰劳军民同胞”，这次活动由省参议会率领。他并说，目前金厦由汤恩伯坐镇指挥，局势已趋稳定。“慰劳团”团长由省参议会推派，副团长则由省政府社会处长担任。同时，他希望参议会应该推派一位较为年轻的参议员担任“慰劳团”团长。 黄朝琴此语一出，坐在他旁边的秘书长连震东，立即指着谢汉儒说：“谢参议员最为适当”。 谢汉儒忙推辞说：“这是秘书长的预谋吧”。 但是，一阵掌声，还是通过了谢汉儒代表省参议会担任“慰劳团”团长的决定。 “慰劳团”的全称是“台湾省各界金厦慰劳团”，谢汉儒任团长，副团长是国民党台湾省政府社会处长李翼中（原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团员包括由当局指派的士农工商各行业代表和随行记者。此时，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慰劳团”中有不少人员临时退出，只剩下的只有十几人。“慰劳团”启程的日期是10月14日，全团由台北出发前往基隆，拟乘搭早已起火待发的“继光号”运输船出发，但当团员抵达码头时，“继光号”船长说船发生机件障碍正在修理，要等第二天才能起航。时已近午，“慰劳团”无精打彩地到基隆市区的一家餐厅用餐。就在这个时候，副团长李翼中夫人和家属赶到，坚持不让李翼中随团前往，面带泪水，其他成员目睹此景，心里都感到十分沮丧。 15日下午，“继光”轮已修好，“慰劳团”全体团员来到基隆码头集合，但副团长已另派社会处一位科长黄震球（其后出任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长）代理。下午3时，团员们登上“继光”轮，直航厦门。 当船离开基隆港时，天空晴朗，风浪不大，但入夜以后，开始摇晃震荡。船上人员对此行的前景倍感不测，久久难以入寐。直到破晓时分（10月16日），天色仍然黯淡无光，海浪起伏更加凶猛，他们便用闲聊打发“豆腐掉进灰堆里”的时光。 汤恩伯欢宴“慰劳团” “慰劳团”被招待安置在厦门市大中路的大中旅社。有关官员告诉谢汉儒在厦门的活动日程的安排：当晚汤恩伯总司令在虎头山总部欢宴全体“慰劳团”，并邀请厦门市国民党党、政、军各界要员作陪。 第二天上午9时，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民众”欢迎大会，中午由厦门市各界政要欢宴。下午2时半，前往前线劳军。 “慰劳团”全体团员，按照有关方面早已安排分配的房间，各自卸下轻便的行装。时已下午5时许，他们便在旅社静候汽车前来接他们前往虎头山汤总部，应邀出席汤恩伯的欢迎晚宴。 大约6时许，汤总部的副官处长派了几部轿车接“慰劳团”到虎头山的总部。这里原来是谢汉儒家乡邻村后坑的菲律宾侨商杨德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的别墅，颇为气派。谢汉儒少时在集美中学读书，周末时常和二三同学来到厦门鼓浪屿游玩，曾数度在鼓、厦往来，海上乘“舢舨”远远眺望别墅，红瓦黄墙，心向往之，可惜攀不上任何关系，无缘到别墅一览风光，心有戚戚焉。今天有缘到此，而别墅也暂作汤恩伯的总部，谢汉儒心里另有一番感受。但夜色一片迷蒙，仍然看不到别墅的风貌，至感遗憾。 当“慰劳团”一行抵达虎头山总部，进入别墅的大厅时，所有国民党厦门市党、政、军、警、工、商各界要员都已到齐，筵开数席，谢汉儒被安排在汤恩伯主人席的对面座位上，其余团员被安排在其他筵席座位。汤恩伯的左边是“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儆寰），右边座位是福建省主席方治（希孔）。宾主和席坐定后，立即端上菜肴，谢汉懦不会喝酒，以茶代酒先向汤恩伯致谢忱，然后向各界表示谢意。 席间气氛颇为严肃，但宾主间彼此还是谈些台湾和厦门的时局鳞爪。当上第二道菜肴时，突闻炮声隆隆如在左右，而且是若断若续的发射。“慰劳团”的代表，因初到此间，不免有些惊愕。为了安慰客人，雷震立即堆满笑容向大家说：“没有关系，炮击是常事(奇*书*网*.*整*理*提*供)，但匪炮是打不到虎头山的，大家可以安心。”听雷震这一说，席上人员只有装成安心了。 大约过了数分钟，在炮声仍然不断的发射中，楼上有人急速下楼向汤恩伯耳语。汤恩怕以沙哑的声音微笑着说，要到楼上听电话马上回来。果然，他听完电话又下楼来了。这时炮声仍然隆隆地响着，汤恩伯装得若元其事，谈笑风生，态度非常镇定。但当端上第四道菜的时候，楼上又有人来向汤恩伯耳语，汤又再度离席上楼，而在这关键时刻，炮声忽然停止了。 汤恩伯第二次上楼之后，久久未见下楼，而后炮声又起，发射过来的炮，有啾啾的声音，好像越过了虎头山，紧接着电灯全部熄灭。宴会无法继续，赴宴人员急急走出别墅，场面十分慌乱。 “慰劳团”蛰守旅社候消息出了大门，天空布满着愁云惨雾，云里似乎有微弱的月光，就是不能从云端里突围而出。“慰劳团”一行“身在异乡为异客”，一时不知所借，幸好汤总部的副官处长仍然用数辆轿车，摸黑把他们送回大中旅社，并且安慰他们好好在旅馆休息，万一有紧急情况时，会把他们带到安全地方。事后，慰劳团才知道，汤恩伯二度上楼后没有再下楼来，是因为前线军情告急，传闻那时解放军不但占领了鼓浪屿，而且已在厦门市高崎方面登陆成功，汤恩伯己离开总部前往前线指挥。 “慰问团”回到旅社，一片漆黑。电灯虽熄，但旅馆房间备有烛光。谢汉儒基于责任上应有的担当，立即集合全体团员，指出情势的严重性，紧急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希望大家在旅社静候汤恩伯总部的消息，如果在厦门有亲友的话，更希望不要外出，以免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失去联络。 谢汉儒回到房间，心情十分沉重，面对微弱的烛光，独自躺在床上，思潮不断起伏。突然忆起了对日抗战期间，日军轰炸厦门时，他从临海的大千旅社逃出时，差点被敌机扫射着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寒颤。 第17章 晚间遭遇的，不是敌机的扫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心里感觉非常复杂。 在担惊受怕中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慢的几乎使人心跳停止。全市是一片死寂，谢汉儒躺在床上，除了听到不时传来的枪炮声外，面对房间的玻璃窗外，看到时断时续闪烁着的强烈火光，谢汉儒心知肚明，那是鼓浪屿内厝澳方面激烈战况的火光闪。他意识到战况的激烈，也意识到危机就在刹那间，心里感到烦乱，但毫无办法。 谢汉儒看看腕表，已是深夜11时许，突然旅社的人叫他听电话，谢汉儒希望有好消息，原来是厦门警备司令打来的，他说：“很抱歉，让大家受惊了，请大家放心，如遇紧急情况，我们已有万全的措施。”谢汉儒谢了他，同时立即把他的话，逐一告诉各团员。有些团员正在烛光中打“唆哈”来缓和紧张的气氛，打发时间。 “慰劳团”成员守在旅社中，把安危交给汤总部。但他们心里暗自思量，乐观地认为：“我们慰劳团带来了30万白雪雪银元的慰劳金，而且全体团员都是台湾各界的代表，即使在最危急的关头，应该在安全上有优先考虑吧。”外面的战况如何，“慰劳团”的团员们蒙在鼓里，但听到不断的枪炮声，总觉得凶多吉少。直至深夜12时许，汤总部副官处长终于来电话告诉谢汉懦，要慰劳团立刻在楼下集合，马上派汽车接送到安全的地方。谢汉儒非常高兴。然后立刻转告全体团员到楼下集合，要准时到达旅社门口。但当谢汉儒逐一点名让大家摸黑上车时，发现竟独缺《自立晚报》记者萧枫，回旅社房间寻找，也未见踪影。据团员说，恐怕是外出访友。谢汉儒心里着实焦急了，“同行同命”，也为了作为团长该有的责任，谢汉儒不得不商请接人车队的军官谅解，让车队稍候10分钟离开，希望萧枫闻讯及时赶上。果然，他还不到10分钟即匆惶赶上。 车队在凌晨1时左右离开了旅社，迂缓向前行驶，不开车灯，也不能按喇叭。而以匆匆上车的紧张时刻，谢汉儒也未曾向坐在前车的军官，查询目的地何方？ 沿途除了偶而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外，只见天空密布愁云，没有月色，也没有云端的星光，厦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死寂的城市。 谢汉儒和两位团员坐在另一辆轿车上，跟着前导车行驶，彼此默默无语。大约经过数十分钟的光景，车队在一个旷地上停下来。指挥车队的军官先下车来，他说这里是厦门大学工学院，也就是“慰劳团”登陆的地方。他说要先到院里察看一下，可是他回来时说，院里已是人满为患，里面尽是国民党政要的家属，大约数百人，正准备撤退，根本没法子再容纳“慰劳团”成员，只好人车暂时停在这里休息一下。说完后，他的车子开走了，谢汉儒想是请示去了。 谢汉儒心想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不然怎么连政要家属都集中准备撤退呢？可能解放军已经登陆成功，战况一定相当激烈。“慰劳团”人车停留在工学院的旷地上，有些上年纪的团员经过整夜的紧张，疲惫不堪，多已躺在车上睡觉。谢汉儒独立在车旁的旷地上，阵阵海风扑面而来，百感交集，这夜真是最长的一夜。偶而看到发射的信号弹，五光十色，在惨淡的夜空里划下了残忍的记号。 多次转移等候“发落” 谢汉儒表面镇静，内心充满着紧张而无助的情绪，团员中有人担心地问他怎么办。他说此时此刻，只有把生命交给上苍安排吧。不过谢汉儒对汤总部充满了无比的信心，汤恩伯从虎头山将他们送回大中旅社，此刻又送到这里，对慰劳团一定会有安全的考虑和妥善的安排。 枪炮声随着海风断续飘送，极目四野，大地沉沉。“慰劳团”就在这旷野里一分分一秒秒地挨过了漫漫的长夜。 突然之间，听到有汽车行进的声音，由远而近，原来从大中旅社送慰劳团到工学院的那位国民党军官又出现了。他叫团员们上车，车队又继续开动起来了。慰劳团告别了岑寂的旷野，朝向更具安全性的方向前进，但这一次的“转进”，命运如何，仍在未定之中。 车队把他们送到厦门岛东边的“何厝”地方，军官引导进入一栋标准闽南建筑的民宅内，谢汉儒看腕表，是凌晨4时许，还不是拂虹的时刻。他们都站在民宅内临“天井”的屋檐下，静候那位军官的“发落”。此时此刻，大家心情舒坦多了，可以看见民宅的烛光，也有一杯热茶可以止渴。 摸黑下沙滩登船离厦慰劳团在民宅逗留约10余分钟，军官又出现了。他说不用车了，让慰劳团马上上船去，团员们听他这一说，心里都充满了喜悦，因为只要一上船，就是离开厦门战地了。 出了民宅，他们跟着摸黑步行，越过阡陌，走下沙滩。团员中，也许是过度紧张，当走下沙滩时，有人跌倒，有人衣裤被某种障碍物刮破，也有位团员小腿部擦伤流血。 天色还是一片灰黯，在沙滩上感觉到强劲海风鼓起的隐隐约约的海浪滔滔。汽艇泊在沙滩临水的边缘，船头放下一张木制梯子供人上船。团员中，多数习惯都市生活，不谙水性。也许是正在退潮时刻，也许是风大浪大，加以上船木梯不稳，团员中有人跌入海中，变成落水(又鸟)。好不容易，最后总算全部团员都安全上了汽艇。 破晓时分，他们终于登上一艘远远泊在厦门港外的轮船，才知道这艘名叫“锡龄号”，原是汤恩伯于上海撤退时的座轮，现作为“海上总部”之用的。 船上的负责人，引领他们到舱中房间休息。经过餐厅时，看见雷震正向在餐厅靠边的皮凳上仰面熟睡。谢汉儒想他在昨晚“一夕惊魂”中的遭遇，也够累了。但未见福建省主席方治。 经过了15日一昼夜的海上航行和16日晚的紧张惊恐，好像做了一场恶梦似的。度过了“最长的一夜”以后，谢汉儒蓦然感到昏眩、口渴、心悸，全身疲乏无力，连声音也沙哑了。他警觉到自己未曾休息过，因此身不由己的向在舱房中狭小的卧铺上，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在昏昏沉沉中，好像听见有人催请到餐厅用早餐，谢汉儒迫不得己勉强起床，和团员们一同走进餐厅。 餐厅挤着好多人。在用餐时，听见邻席的团员用日语谈话，谢觉得很奇怪，哪来的日本人？后来团员告诉谢汉儒说，同席有一二个日本人，其中之一，就是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现在是汤总部的军事顾问。真有此事？直到几近半世纪以后的今天，谢汉儒还在迷惑中。 从鼓浪屿拉开战慕10月15日，我军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鼓浪屿弹丸之地，由于风景优美如画，素有“海上花园”之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踏来，争相在这里划租界、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鼓浪屿成了“万国租界”。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以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此处。 这天下午4时30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30分钟开始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6时，我31军两个主攻团，91师271团（即“济南第二团”）和93师277团4个一梯队营的船队，扬帆鼓浆，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捕风击浪，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浪谷，缆绳拉断，桅杆打折，力挽狂澜，奋勇前进。船队航至距岸200米左右，鼓浪屿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50多岁的船工张绵娘，同丈夫和三个儿子划两只船。在离岸100米处，丈夫和小儿子中弹倒下，她顾不得上前去扶他们，接过船舵，一边继续驾船，一边鼓舞战士们奋勇杀敌。9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整个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杀伤。 攻破汤恩伯“海上堡垒” 11时后，91师组织3个二梯队营起渡，因为风浪大，船只大部分又飘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尽管情况严重，突击部队的官兵仍然奋力拼搏。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271团1连8班，抵滩时遭敌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喊口号，带领全班勇猛突击上陆。271团2连一个排单独于鼓浪屿西南面岩石下登陆后，在副团长田军指挥下，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人滩头地堡。这时，7连2排也打上来，两个排合力继续向里突进。91师炮2连在抵滩时，船只被击沉，指导员赵世堂率领10余名战士强行涉水登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最后剩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 官兵们英勇顽强的战斗，果然造成了汤恩伯的判断错误，误认为鼓浪屿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以为我军夺取鼓浪屿后，会从鼓浪屿直攻厦门市区，立即将他掌握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了我军登陆部队，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战斗更为激烈。我军战士无愧于英雄称号，顽强战斗，直至全部壮烈捐躯，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官兵们洒满鲜血的阵地，以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解放后，叶飞每次去鼓浪屿，总要去凭吊一番，向烈士们表达敬意。 就在我军以有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我29军两个师，31军一个师的先头登陆部队，于当日午夜12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于拂晓前登陆夺取高崎滩头阵地。 第18章 具体部署是：31军92师由西段的东渡至石湖山间登陆突破；29军85师由中段的高崎至西侧的石湖山和花屿间登陆突破；86师由东段的钟宅至花屿间登陆突破。东北风对我军从厦门北面登陆却是有利的，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高崎发起一线攻击。 在西段，92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谁知这里是一片宽约1000米的淤泥滩，正逢落潮，一脚踩下去，淤泥陷没膝盖，又被国民党军发觉，以密集的火力封锁。274团3营8连在副连长、排长和7班、9班班长负伤的紧要关头，8班长挺身而出，指挥全排剩下的12名战士，攻下山腰地堡，坚守阵地，又苦战4小时，打退敌军5次反扑，最后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夺取了山头。战后，这个排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的光荣称号。但是部队陷于淤泥，处于险境，幸好29军在岛两侧登陆成功，策应他们迅速通过泥滩，继续向寨上攻击。至16日晨，92师有4个营胜利突破了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了前沿阵地。 在中段，29军85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扼守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军在这里以重兵据守，自吹是“海上堡垒”。但是，我军主攻部队的船队趁夜暗秘密地在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抵滩，先头班越过堑壕时，国民党守军才从酣睡中清醒过来。经过激战，至16日晨6时，这个“海上堡垒”就土崩瓦解了。同时，另一主攻团也在高崎西侧的神山前沿抵滩，随即攻克神山。 奋战两昼夜解放厦门岛在东段，86师在钟宅、下马一线上陆。这里多陡壁，经人工削修，高达三四丈。我两个营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登上陡壁。国民党军起初还以为是自己人哩！发现不对后，国民党军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苦战数小时，258团2营只剩下50余人，仍然坚守海滩阵地。 16日拂晓前，第10兵团的突击部队在20多里的进攻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厦门北半岛前沿一线的防御，并迅速地向周围扩张，沿岸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至当日上午9时，北半岛登陆即告成功，夺取并巩固了高崎这个最主要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陆续登陆，在高崎集结。上午11时，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北调向高崎反击，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即由高崎向厦门本岛追击，向纵深发展。 战后，被俘的国民党74师中将师长李益智说，从我军进攻北半岛开始起渡直至抵滩登陆，国民党军一直被鼓浪屿方向的登陆战所迷惑，放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始则左顾右盼，继而南调增援鼓浪屿，北半岛就只有挨打了，他还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据说：1841年，英军进犯厦门，是从沙坡尾一线登陆：1938年，日军侵占厦门，是从五通道、浦口一线登陆；而解放军却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实出他们意料之外。 我登陆部队击溃敌人反扑之后，士气旺盛，不顾疲劳，乘胜猛插纵深，抢占要点，后续部队争先恐后，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16日下午，推进到岛腰的仙洞山、松柏山、圆山和薛岭山一线。 这一线山头是南北半岛的天然屏障。抢占这一线山头，就控制整个北半岛，并可以以此作依托，向南推进。 位于中段的松柏山，是卡住厦门南北交通的咽喉。午夜至黄昏，汤恩伯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即被我军击溃，敌222团团长当场毙命。最后，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把他的特务营用卡车运载，急速赶来松柏山，进入山口后，我军将其截住，未等他们跳下卡车，即将其全歼。 16日黄昏，被我击溃的国民党军狼狈不堪地向南溃退。我军的部队虽很疲劳，但抓紧时间喝了水，吃了干粮，一见敌人垮了，就像下山虎一样，勇猛追击逃敌。 汤恩伯知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向海上逃去。他们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兵舰放下小艇接应。这时，适逢退潮，船只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这情况，我军从监听的报话机中收到了，听得非常清楚。叶飞也使用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是我军追击部队只顾追击敌人，不向后方联络，报话机呼叫数次一直叫不通。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停了一个小时才喊到小艇，夺路而逃。只是由于我军在追击中不注意通讯联络的疏忽，被汤恩伯逃掉了，真是可惜！ 10月17日上午11时，战斗结束，厦门岛和鼓浪屿全部解放，宣告了16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漳厦战役自9月16日解放平潭岛开始，至厦门解放，计一个月整，共歼敌1个兵团部、1个要塞司令部、2个军部、7个师及其他部队，共5.1万余人。 金门慰劳“残兵败将” 17日早餐后，谢汉儒虽然疲惫不堪，但“慰劳团”是否就此结束回台，谢汉儒不能不找“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合议合议。正在此时，福建省主席方治正冲他而来。他劈头就说，慰劳团马上要改乘另一艘轮船，继续前往金门劳军。原来“锡龄号”轮船，仅是作为他们用早点的补给站。金、厦一衣带水，少顷，“慰劳团”在金门岛登陆。 他们没有休息，立即展开劳军工作，但首先的“慰劳”对象却是昨晚从厦门撤退到金门来的部队，他们无所选择的，就在野草丛生的旷野上休息，有的坐着，有的正在酣睡，军装不整，不在话下。谢汉儒眼见这些成百成千的“残兵败将”，痛苦无以复加。 谢汉儒因声音沙哑，面对昨晚和“慰劳团”同遭“一夕惊魂”的部队兄弟，说不出内心的痛苦感受，只好请由副团长黄震球代表致慰问之意，同时也请方治为部队兄弟“加油”。 在金门先后数天，“慰劳团”走遍金门全岛，所到之处，但见黄土滚滚，满目凄凉，令人伤感。为了“鼓励士气，振奋民心”，劳动团拖着疲惫的步伐，完成了慰劳的全程。 “慰劳团”归返台湾，在高雄码头靠岸，正拟登岸时，有10余名宪兵上船要押解“人犯”。谢汉儒从随船来台的某军官口中获悉，宪兵上船是要“陪同”刘汝明登岸的，谢汉儒这才知道原来刘汝明是和他们同船回台的。据说刘汝明的被扣押，除了他的部队入闽时的军纪败坏被人告发外，对于厦门在一夜之间变色，也要负一部分战败责任。 回到台北，大有恍同隔世之感。仅仅一星期的音讯断绝，不但参加“慰劳团”团员的家属们，急得如锅上蚂蚁，就是有关机关，也是关怀备至。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在音讯断绝期间，曾到谢汉儒家里慰问致意。凑巧的是，当谢汉儒率领“慰劳团”于10月16日抵达厦门时，当晚对岸率领解放军进攻厦门的司令员，竟是他的表兄叶飞。 两位当事者再次聚首1990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6月24日在北京会见了台湾民社党元老谢汉儒。会见中，双方表示，国家统一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海峡两岸各党派、政治团体和各界人士应求同存异，积极创造条件，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这条新闻与每天都有的类似的报道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知情者知道，叶飞会见的这位台湾“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他的表弟。 叶家和谢家祖上都是闽南人，谢汉懦的母亲与叶飞的爸爸是亲兄妹。叶飞的父亲早年远渡到菲律宾，叶飞就出生在那里。他幼年被送回国读书，在厦门读中学时参加了革命，成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据说，谢汉儒当年是为了逃婚离家出走到的厦门，在厦门成了家立了业，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早年追随张君劢，是中国民社党的元老。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谢汉儒全家移居台湾，他成为台湾政界的要人。尽管当时叶飞和谢汉儒曾同在一座城市中生活，但是两人从未谋面。40年代末，谢汉儒在台湾当选为省参议员，是政界的知名人士。晚年退休后仍然任“中央选举委员”。现在，他们全家正致力于海峡两岸的统一事业。 叶飞爱厦门，特别是晚年，更是常常想念厦门，那里有他很多很多的回忆。。谢汉儒也爱厦门，特别是在台湾与大陆隔绝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厦门使他梦萦魂绕。。在1990年的那个初夏，兄弟二人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时，共同的话题就是厦门。。谈着谈着，他们惊奇的发现，1949年10月16日这天，两人都在厦门。但是，那天他们又绝无可能见面的。因为他们当时是站在对立战线的各自一面，一位是指导人民解放大军渡海进攻厦门作战的兵团司令；一位是随着国民党厦门守军司令部仓皇逃离的“国军慰劳团”的团长。从谢汉儒登上厦门岛到他离开岛来到汤恩伯“海上总部”的十几个小时，正是解放军发动攻击到全岛解放的时候。谢汉儒以他亲自的经历，成为国民党败将汤恩伯败走厦门的目击者和证人。 “如果您知道率军打过来的共产党军队的司令官是您的表哥的话，那么，您还会跟着国民党军队走吗？” 第19章 谢即风趣又坦成地回答：“当时我根本不晓得‘共军’的司令官是我的表哥。就是知道了，我还是要走的。” 兄弟畅谈往事，共同回忆了在厦门度过的、惊魂动魄的一天，谈到两人分属两个阵营，一个是攻者，一个是跑者，而几十年之后，两人又走到一起，兄弟相聚了，不觉开怀大笑起来。一家人终归是一家人。叶飞将自己写的回忆录送给谢汉儒，其中解放厦门的一章正好圆满了谢亲身经历蒋军溃败厦门岛的历史全貌。 对叶飞和谢汉儒会见时的谈话，叶飞的女儿叶蓁蓁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都是厦门岛历史大变迁中的当事人。对父亲了解得多一点，但对表叔知道得却不是很多，于是，她冒昧地请他写下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表叔痛快地慨然应允。不久，她便接到了表叔要他的儿子谢正观从台湾带来的稿子《金、厦之战的另一幕》。 谢汉儒写的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极短的短暂的片断。这段经历已经过去40多年了。今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正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奔走。。40年后，谢汉儒终于又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厦门岛，还有那花园般的鼓浪屿。在1993年溽暑的一天，老人不顾骄阳的炎热，兴致勃勃地一面寻找着他曾走过的那条小街、住过的那所大房子，一面滔滔不绝地向年轻一代讲述着往事。。 第五节胜利之师受挫金门捷报声中，叶飞说：“此役必胜！” 厦门大捷对10兵团特别是叶飞司令员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叶飞司令员应厦门市委的请求，命令10兵团兵团部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并命令兵团后勤部在10月底以前，筹措大米400万斤，柴草600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攻击金门的战斗交由第28军前指执行。 素有“小叶挺”之称的叶飞司令员，由于被繁杂锁碎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而未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而且被胜利喜悦激励着的叶飞司令员，竟以如下不切实际的理由说服了对这一决定有担心的韦国清政委的疑问：“你太多虑了，我的大政委，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号称‘小白崇禧’的汤伯恩集团，兵力充足，有海空军支援，已被我军攻克；而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20000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29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富富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28军攻金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 粟裕提醒三点事项进攻金门的任务由我28军82师全部、84师251团、29军85师253团及87师259团共6个团的兵力担任。 28军是1947年4月由原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的地方武装升级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发展起来的。 29军原是1945年11月由原新四军苏中地方武装建立起来的第7纵队，1947年初升为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留在苏中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28军脱颖而出，以善守称著；29军以前缺乏打大仗的锻炼，在进攻上海时，三野的首长有意将其布列于主攻方向，使其积累一些经验。总的说来，这两个军的官兵已具备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这两个军和全军其他部队一样，没有两栖作战的训练，而且，被胜利激励着的部队也没有对两栖作战的困难进行充分的论证，更为严重的是，指战员们根本不了解潮汐、船舶等因素在两栖作战中的影响力。 国民党驻守金门岛的是第22兵团第5军和第25军以及刚从台湾调来的 第201师，拥有8个团2万人。其中，第5军原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不过，第5军的老部队已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现在的第5军是其残余及征招新兵而重新组建的，且在厦门战役中，其166师已基本被歼，剩下的第5军军部和第200师约3000余人据守在小金门。 第25军是一个屡战屡败的部队，早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该军即被歼于碾庄，后在福建重新建军，又在我进攻福州的战斗中基本被重歼，残部逃到金门时仅缩编成一个团，之后，国民党空军又将机场警卫部队编成40、45两个师，与原25军残部一起重新成立了25军。 刚刚从台湾调至金门的第201师是原青年军部队，是抗日战争末期蒋介石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口号组织起来的，其待遇、装备均较其他部队优越，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嫡系。 此外，金门岛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战车第3团第1营，该营于1949年初组建，其主要成员均是从双堆集包围圈和华北战场上逃回的装甲兵人员，该营拥有重15吨，配置一门37毫米炮的美制m5a1坦克21辆，是反登陆作战强有力的力量。 战前分析，国民党在大金门岛和小金门岛各驻军17000和3000人，其中，新兵又占多数，只有201师和战车营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当时，金门岛上虽然抢修了一些防御工事，但这些工事防御能力并不强大，多是成一线配置的野战土木工事。 28军前指受命攻金后开始了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和掠夺，所剩渔船寥寥无几。这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船只发生困难。直到10月24日才收集到集中一次可航渡3个团约8000人的船只，这离10月18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的部署命令的总攻时间——10月20日已推迟了4天。 10月18日下达了作战部署命令，其时，兵团包括叶飞司令员在内的不少领导到达厦门才4天时间，命令要求：以我28军82师全部、84师251团、29军85师253团及87师259团共6个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直插小金门。这一命令所要求准备的船只实际上直到真正发起总攻时也未完成。 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6个团部队的船只，第28军前指作出了如下一个过于理想化的预想：第1梯队登陆3个团，纵使有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2梯队、第3梯队还可以再航渡3个团，这样总共可有6个团大约13000人登陆。 这预想未料到这些新筹措的船只的船员大多是外地人，对航道不熟，又未经统一施训，故指挥调度十分困难。也未考虑敌情和海情的变化，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未考虑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况且，在厦门之战结束时，金门守军已经得到了胡琏兵团18军的增援，岛上国民党总兵力已达30000人。 国民党总部不仅命令胡琏兵团18军增援金门岛，而且还不断派兵增援。 这一态势已为10兵团领导所觉察。当解放金门的计划上报到主管华东野战军作战事宜的粟裕副司令那里时，粟裕曾特别强调了如下三点：（1）以原敌25军108师12000人计算，只要增敌1个团也不打；（2）没有一次载运6个团的船只不打；（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6000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然而，过于轻敌的10兵团领导却轻率地认为，只要能在大规模增援之敌还未立稳脚跟前攻占小金门，就能赢得战役的胜利。叶飞司令员在胡斑兵团己到达金门岛时仍以为胡硅兵团还在海上徘徊，认为此刻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战机，如有延误，金门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变化。于是，在未审核28军作战命令的情况下，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福建省有关人员仅凭28军的一纸电报进行研究，仓促地批准了第28军于24日晚攻击金门的战斗。 第一梯队仓促登陆一场并没有经过细致研究，又缺乏渡海船只的两栖作战就这样在24日晚7时开始了。28军第1梯队登船完毕后，军前指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而怀着捕捉战机的兵团领导传来不容变更的指示：决心不变！ 24日深夜潮涨之时，由28军82师244团、84师251团和29军85师253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从莲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原计划中的82师指挥所困船少而未参加第一梯队的登陆作战，由于渡海前各部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船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所失去联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到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间又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一些船只已在航渡中被打散。 尽管如此，我第一梯队的3支登陆部队在25日凌晨2点分别登陆成功。 左翼244团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获国民党官兵100余人，占领了敌十多个碉堡；中路的251团先头营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之一；右翼253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我第一梯队登陆是较为顺利的，但除了右翼的253团3营巩固了团的登陆场外（后来的事实表明，253团3营巩固的登陆场，为整个登陆部队后来坚持3昼夜的抗击创造了极为基本的条件），3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兵分几路向纵深处猛插狠打，在突破了敌第一道防线之后，于拂晓前攻至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及安歧、埔头一带，之后，又乘胜向敌 第二道防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第20章 第一梯队登击成功之前，28军前指已分别安排了3名军部参谋负责组织船队返航。临行前，28军副军长握着3位参谋的手说：“你们别无其他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督促船队抵滩登陆后迅速返航，切记！切记！一定要迅速返航！” 可是，登陆部队成功登陆之后，船队却没有返航。 原来，第一梯队船只登陆时，在早晨2点钟左右，是涨潮的最高峰，国民党军原先设在海滩的障碍物多被潮水覆盖，许多船只冲到障碍物的上面，船底被挂住了，部队被迫在障碍物中下水，而船只却一时难以动弹，加上当时敌人的火力较猛，船工们纷纷躲避，各船抵滩也有先有后，3位参谋的叫喊声被巨大的枪炮声淹没了，只有等待我军攻占了滩头阵地后，才能将到处藏身的船工召回返航。可谁也没有想到，我军还未站稳滩头，大海就已开始退潮，而且退得极快，当三位参谋发现退潮时，潮水已经退到10米开外。这几十艘返航的船只在离开金门岛时，就遭到敌滩头的排炮袭击，不少船只被击沉、击伤，后来，船队又遇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拦截，终于全部牺牲。25日上午6时，萧锋副军长，85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等心急如焚，已经放亮的天空一片惨烈的景象留下了：指挥员们隔海看到了在敌军轰炸和炮击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000人登岛作战的第二、第三梯队计划已经难以实施。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向兵团领导请求援助。请求立即派船只支援，可此时哪里还有什么船只？ 老蒋不惜代价守金门我军的强打猛攻给国民党的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岛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金门岛。25日凌晨4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受命率舰队旗舰“太平”号自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已令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进行海上封锁，敌202号扫雷舰、“南安”舰驶入古宁头西北岛沙水道，炮击我登陆部队，而“楚观”、“联铮”、“淮安”等舰和“203”号扫雷艇、“15”、“16”号炮艇等则开至大小金门之间，守护大金门的西侧后方。 蒋介石在派海军封锁海面的同时，于25日凌晨4点30分派胡琏兵团的18军118师、19军14师、18师52团和11师的一个团在坦克和炮兵的配合下从料罗湾登陆。当时，解放军登陆部队离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胡琏看到这一情况，下死命令将该兵团主力18军投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解放军滩头阵地，切断解放军后撤的退路，并用炮火将解放军登陆部队因潮水退却而搁浅的船只全部击毁。 解放军244团团长邢永生带领全团战友一直顽强战斗到25日中午12点，在全团官兵大多牺牲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251团的主力则一直与敌激战到3点。之后突出重围，与古宁头的253团会合。 251团副团长冯绍堂带领固守林盾的两个班的战士，苦战了整整9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后来，为保存实力，主动突围到古宁头，与253团会合。 我三支登陆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齐会合至古宁头与敌激战。整整一天一夜，我官兵滴水未迸、粒米未入，而数倍于我的敌人则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地轮换着包围解放军登陆官兵，就这样，战斗一直坚持到25日的黄昏，官兵们借助于夜幕才又赢得一个有利的作战时机。至此，解放军3个团的登陆兵力已损失半数以上，据岛上步话机的报告，第244团仅乘700多人，第251团剩下1200多人，第253团剩余人数较多，但弹药却十分缺乏，而国民党军队在黄昏前又投入较多兵力，企图将解放军首批登陆部队全歼于古宁头，后被解放军借助夜幕打退。 整个金门岛战役，10月25日晚至26日天亮前的一夜是决定整个战斗成败的关键一夜，关于这一夜的重要性，国民党第19军军长刘云瀚于1980年1月在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追述金门之战》的文章中写道：到了10月25日入夜以后，成为最危险的一夜。因为我军经过了整天激战，所有的控制部队都投入战场，除伤亡相当大外，且多感疲劳，。。甚至胜负之数还未易言。幸好由于共军没有船只，无法继续航渡来援，所以我们能够平安渡过这最危险的一夜。 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当时，面对隔海的金门岛我10兵团和28军前指的指挥员心急如焚。10兵团领导机关一面研究作战对策，一面再度派人收集船只。虽经多方努力，所汇集的船只只够截运4个连的兵力。28军前指的领导认为，以如此少的兵力“添油”式的增援，于事无补，还不如派船去尽量多撤运一些人回来。可兵团领导这时仍求胜心切，认为坯有挽回局面的一线希望，基于此，28军前指决定由已内定为82师副师长的第246团团长孙玉秀率该团2个连及85师的两个连增援金门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并决定由孙玉秀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 25日夜间，国民党部队最为担心的就是解放军进行后援，因而派飞机在海面上巡逻，并投掷了大量的照明弹，“太平”号旗舰也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的海面上，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炮击。 面对如此困境，孙玉秀带领4个连的官兵，不顾炮火袭击，机动灵活，利用夜幕的掩护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巡查，终于在25日凌晨3时分别在湖尾乡和古宁头登陆成功。 4个连分成两部分，从湖尾乡登陆的是孙玉秀带领的246团的2个连，他们一登陆即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营，随后又向(禁止)山一带推进，并积极与 第一梯队取得联系。从古宁头登陆的85师259团的2个连，一上岸就走进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的区域，他们只得利用火力占领了几个碉堡，然后依据这些碉堡顽强抗击了整整一天；打退了国民党部队的一次次进攻，直到26日夜间弹尽粮绝而失利。 26日凌晨，我第二梯队登陆的孙玉秀与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取得了联系，当时，第244团团长邢永生、第251团团长刘天祥和第253团团长徐博都向军前指报告，说部队受到很大鼓舞，并一致拥护孙玉秀统一指挥。 在孙玉秀的带领下，246团的两个连很快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来到古宁头，与第一梯队会合，不过，由于第二梯队增援人数实在太少，众寡悬殊且四面受敌而无法改变战局。 26日，是我进攻金门岛将士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又一次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埔头一带猛烈反扑。据当天上午接到登陆部队传来的报告称，我251团、253团现存人数不过数百人。 26日上午，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胡玻赶到金门，和汤恩伯等一起到前线督战。国民党步兵对古宁头久攻不克，胡琏、汤恩伯等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轰狂炸，再用坦克炮和火箭筒逐一抵近民房射击，即使如此，在我军顽强的巷战、肉搏战的坚持下，敌3个师的兵力经过整整一天反复冲击，也未能冲破我军的阻击。 26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我登陆部队已难以支持，孙玉秀、邢永生、刘天祥、田志春、徐博、陈立华在一个山沟里举行了临时作战会议，鉴于我军登陆的10个营已伤亡5000多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决定将所存部队分为几股打游击，同敌人周旋到底。22时，28军前指在毫无办法可施的情况下，电告我登陆部队，为保存最后一分力量，希望前线各级指战员机动灵活，从岛上各个角落，利用敌人或群众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单个越海撤回大陆，我们沿海各地将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应和抢救撤回的人员。 26日深夜之后，28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步中断。27日凌晨，我253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1营600多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剩余的150多人和244团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这是253团最后一次来电，之后，就音讯杳无了。251团团长刘天样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说，我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团长的话还未说完，耳机内传来一阵爆炸声，刘团长光荣牺牲了。26日午夜，我登陆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北突围，在海边寻船未获的情况下向东南方向转移，准备到山区与敌人长期周旋。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到27日下午，这部分官兵被敌发现，随退突围至(禁止)山附近，再度与敌遭遇，激战中，我官兵边战边再次完成突围。 然而，我完成突围的官兵遭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炮击，这些军舰绕到古宁头北面海上，用舰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在敌海陆武器的夹击下，我有武器的官兵一直战至牺牲，没有弹药的官兵被俘。至27日上午10时，金门战斗基本结束。 金门战斗结束后，我少数突围成功的官兵仍坚持在山区打游击战，一直到28日下午，我军官兵仍在山崖、浅滩处与敌军周旋，在246团团长孙玉秀的带领下，悄然到达沙头，遗憾的是，在沙头附近再度被国民党军队合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 第21章 我244团团长邢永生负重伤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后不久即牺牲。我251团团长刘天祥牺牲后，政委田志春率50人打游击，终因弹尽粮绝被俘。我253团政委陈立华在打游击中被包围，战至最后牺牲。另据台湾出版的战史称，253团团长徐博隐蔽在山洞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中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部队反复搜山而被俘。 至此，我登陆部队包括船工、民夫在内的9086人，无一个投降，除部分被俘外，大都壮烈牺牲。据我军战后得到的消息，国民党军总计伤亡9000余人。 叶飞含痛请求处罚金门之战的失利，引起了全军、全国震动，这次失利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过去战史上几次失利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损失人数也不少，但却没有一次全军覆没，而这一次，却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3个团9000多人，竟成建制覆没。 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地来到兵团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司令员悲痛地对他们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萧锋、李曼村刚刚离开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就收到了第3野战军的批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同时要求10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当天，1o兵团即向3野报告说：“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直到已发现胡琏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增援金门，仍要求应在援敌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罪行。” 10月1日，由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张鼎丞、兵团司令员叶飞、兵团政委韦国清、29军军长胡炳云、29军政委黄火星、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参加的10兵团党委扩大会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萧锋第一个发言：“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失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指示的三个条件。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请求10兵团党委、3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叶飞很快就接过他的话说：“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 叶飞在会后真的给陈毅司令员起草电报，并报中央，请求处分，毛泽东主席当时表示“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11月8日，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以3个团去打敌人3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叶飞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再次攻金。 1950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停止解放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这样，叶飞将军和我10兵团的将士失去了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第六节在大陆的最后时光成都检阅频出意外金门一役，似乎证明国民党还有抵抗力量。 尽管10月中旬，白崇禧集团的主力被歼于湘桂边境；11月初，广东全省除海南岛外均获解放；到12月中旬，解放军的广西战役也胜利结束。蒋介石“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计划中的闽粤、两广尽失，只有台湾和川滇了。但蒋介石的专机在仍然在台北和川西平原之间来来去去。蒋介石此时存有幻想，他认为只要在成都平原坚守6个月，就可能赢得美国出兵支援，也就会致使苏联出兵支援中共，从而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不但否定胡宗南迅速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的建议，而命令组织川西会战。蒋介石没有想到，他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共40余万人的胡宗南集团的彻底覆灭，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最后不得不从成都匆匆逃走，从成都永远地离开了大陆。 这是1949年11月30日，中美号专机再次载着蒋介石来到成都。随同前来的有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周宏涛等人。这也是蒋介石自抗战胜利去南京“摘桃子”后五年来第二次来成都，头一次是二个月前9月12日。 第一次到成都，主要目的是巡视地方，拉拢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稳定四川，为他调兵遣将保卫大西南作准备。他在成都的5天中，频频接见王陵基、邓锡候、刘文辉、向传义、王缵绪、熊克武、方叔轩、黄季陆、曾扩情等，并邀他们共进午餐。蒋介石还邀请成都的各界绅士380余人出席他的茶话会。他说：“4年多没有与成都父老见面了，甚是怀念。我要感谢四川人民支持8年抗战及4年勘乱之伟大贡献。只要大家同心团结，必获最后胜利！”蒋介石还接见了已故刘湘、李家钰、许国璋、饶国华等原四川军政要人的遗族，并赠若干银币表示关切。蒋介石决心经营四川，决心拉着这些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同共产党、解放军进行川西决战。 此次在成都，他还调整了黄埔军校的官员，检阅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并作了训示。但事与愿违的是他在训示和检阅中却出了洋相。 检阅前，他训示说：“我们正处在危难时期，你们是我的学生，不出几个月，国军就会实施全面的反攻，今后天的党国就是属于你们的了，如今，区区共匪，何足论道，要消灭它，也不过如秋风扫落叶。”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他开始悲从中来：“我很伤心，我的许多学生背叛了我。。希望你们这一期学生要忠于党国。。”接着，他语无伦次，老泪纵横，然后喉咙哽咽，嘴也不听使唤了。。突然间，6000多师生都睁大了眼睛：蒋介石的假牙掉了下来了。只见他张了张嘴，皱了皱眉，显得十分难堪。站在他两侧、身后的随行官员大都十分尴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蒋经国反映敏捷，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弯腰捡起了假牙，并用眼色示意两个侍卫把蒋介石扶到后台去。担任阅兵的总指挥官见此情景，连忙跑上检阅台，调整方队队形，准备进行分列式。 蒋介石的训示就这样未完而终。不料，分列式开始后，又出了事，把他吓了一跳。 当蒋介石重新装好牙齿，擦干泪水，再次出现在检阅台上时，军校的各个方队都已准备完毕，于是，一个个整齐的步兵方队开始从检阅台前通过。蒋介石感到满意，脸上露出了笑容。步兵方队过完后是炮兵方队，这是黄埔军校的炮科学员。蒋介石在1907年赴日留学就读振武学校时，学的就是炮兵专业，对炮兵在兵器家族中的地位有足够了解，他希望炮兵在即将到来的川西会战中有上乘表现，便微笑着举起手来向炮队示意。他这一举手不打紧，一台炮车嘎然停在了检阅台前，这一突然的情况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也使阅兵的指挥官心惊胆颤，都怕发生行刺事件。 蒋介石在台上不知所措，侍卫们如临大敌，阅兵总指挥手按枪把急忙向炮车跑去。原来，开牵引车的司机见蒋介石向他举起手来，以为蒋介石要说什么，慌乱中踩了刹车，停在了检阅台前。阅兵总指挥官弄清情况后，命令炮车马上开走。可是发动机偏在这时熄了火，司机摆弄着一把电线找不着毛病，急得满头大汗也无济于事，而后面的火炮和牵引车全都停了下来，场面有些混乱。 指挥官见状，只好命令把那辆炮车推出场外，阅兵继续进行，但直到结束，蒋介石一直皱着眉头，未露笑容。阅兵完毕后，他什么也没说，默默走下了检阅台。 蒋介石是9月17日离开成都的，当他于11月30日再来成都时，更加黯然伤神，且不说那斗转星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己宣告成立，他的中华民国早已寿终正寝，也不说人民解放军已击溃了看守四川东大门的宋希濂部，重庆危若垒卵，就蒋介石等从重庆逃来成都时的情景足以使他揪心。蒋经国曾回忆道：当天（11月29日）下午4点钟，父亲突然命令驾车到重庆市区去看一看。那时，重庆市年素乱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概；各机关的人员，纷纷准备逃难，差不多都走空了。父亲的座车首先到了卫戍司令部，谁知偌大的司令部里面，只剩了几个卫兵，还有两个副官，其余的人已跑得净光。父亲就对那位副官说：“你见到杨司令的时候，就报告他，说我已经来过这里。”从卫戍司令部出来以后，父亲又命令把座车开到抗战时期的军事委员会，一路悲凄冷落的情况，难以形容。 在日后公布的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九日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败。 第22章 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沿山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噪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关于蒋介石的“处变不惊”、“安详镇定”以及“革命责任心”问题，台湾学者李敖评论说，因为蒋介石有专机，“有了专机，自然方便异乎常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早早的来，晚晚的走，不虑走不成”，其实，蒋介石在离开重庆时还遇到了一些麻烦，蒋经国没有说，一个叫王蒲臣的大特工在悼念毛人凤的文章里透出了一点。他写道：同年（1949年，下同），8月，我奉命由台赴渝主持训练工作，领袖（指蒋介石）和先生（指毛人凤）都在那里策划部署工作，到了12月初（应是11月底），重庆已经非常吃紧了，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有任务的人可以陆续先行撤退，不然，将来会走不了的。”我说：“你什么时候走呢？”他说：“领袖在，我怎能走，你们不要等我，万一时局恶化，到了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个人只有跟随领袖。”情况一天天紧张，重庆的警察已经撤退了，每一条路的车辆，都挤得满满的，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那时，先生运用了特种技术，终于将领袖送到安全地带。 毛人凤用什么“特种技术”，王蒲臣没有明说，一般认为是使用了坦克或装甲车。不管用了什么，蒋介石逃离重庆肯定遇到了很大困难，以致在路上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加上重庆这个国民党陪都的失守，怎能不使他揪心、痛心？所以，11月30日，当他一到成都，就对张群、刘文辉等人说：“完了，重庆失守，那里己是一片废墟，我们离开那里时，国军正在破坏兵工厂，爆炸的声浪把我住房的玻璃都震碎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蓉，主要是布置川西会战。他多次召集顾祝同、胡宗南、王陵基等研究作战计划，虽有多种方案，但基本的想法是固守川西北和西昌，首先在成都附近打一个漂亮仗，迟滞解放军的进攻，再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东山再起。为达此目的，他决心稳定军心民心。 首先，他命令中央银行拿出500两黄金稳定成都的金融市场，使市民可以拿已变得一文不值的银元券来兑换一点黄金（据档案记载：最后全市共兑出黄金135两，其余不知装了谁的腰包，蒋介石也上当受骗了）。 其次，他点名把一些带兵打仗的军官的眷属拉去当人质，反而使部队更动荡不安。 第三，他命令阎锡山组织“反共救国团”，阎亲任团长，命令黄埔军校招考第24期寅埔生和17期军官训练班。 第四，他要再次检阅黄埔学生，给他们打气鼓劲，谁知这次检阅，又出了一个意外情况。 12月3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检阅台。首先是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升“国旗”。乐声响起，青天白日旗开始向杆头爬去，歌声依依呀呀地唱着，滑轮吱吱呀呀地响着，当那旗就要升到杆顶时，突然，升旗的绳子从中间断了，在杆头的滑轮哗啦啦一阵猛响之后，那旗和半截绳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一时谁也回不过神来，蒋介石也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楞楞地盯着地上的旗子。。迷信与“国旗” 蒋介石是很迷信的，或许这同他的一些巧遇有关。下面顺举一例。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一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桂系军阀三巨头之一）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侍卫总长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人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什，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筒中抽出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给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 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正是请问战事的胜败如何？” 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 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 住持僧竟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你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 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傅，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以目前所问，正是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 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您主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qi書網-奇书淮水与长江，相交如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 第四名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蒋介石听说，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200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影，从预备队伍中调了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 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求签和住持僧之说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土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 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12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奋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 白崇禧为了证实小庙之签，马上传讯卢香亭师守军，问“你是哪支部队？” 团长答：“南昌城内孙传芳部的卢香亭守师军”。 白崇禧问：“你们为什么从地下隧道爬出来？是什么目的？想干什么？”团长答：“上峰下令，为南昌省城的防守，准备大规模反击，令我们出击城外，切断贵军后路。” 蒋介石看了审讯记录后，沉吟不语。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特意命令军需长俞飞鹏，让他专程开车到牛行车站附近的小庙，送了一笔巨款，用以修缮庙宇。俞飞鹏当时未去小庙，不知路径，还亲自找宓熙，叫他派一名当时去过小庙的卫士，作为向导。 在成都期间，一些要员们有一种可笑的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的胜利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所包围，所以弄得满地红。他们建议，立刻把“国旗改过来，改成与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了共产党。如今“国旗”未改，却在检阅台上当着蒋介石的面落地，岂不大大不吉，莫非“中华民国”就此完结了吗？ 终于有人想起还要进行分列式，没有这面旗子是不行的。于是升旗人员连忙放到旗杆，重新挂好绳子，把那旗子又升了起来。分列式结束后，蒋介石走下检阅台，同受阅学员一一握手，据说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竭力“保卫”成都晚上他又授意军校给学员们放映电影《文天祥》，以实践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蒋介石此次在成都，还对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长篇讲话。12月4日下午，蒋介石对美记者慕沙说：余此次应李代总统之邀入川，正值共军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唯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 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国人士，应各中国大陆反共战斗，不仅并未停止，反而不顾任何代价，一切牺牲，亦日益趋扩大，刻在各地结集军队，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在铁幕之后，长江流域、浙江、河南、山东、福建及广东等地受共匪压迫之民众，到处蜂起，反对极权主义。 第23章 吾人对于敌后游击队，刻正助其组织，予以支援。中国共党在莫斯科指挥之下，企图以暴力吞并中国国家，奴役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然中国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为独立自由而战，绝非暴力所能屈服。吾人现在战于自由区，战于匪区，战于乡村、城市、学校及工厂。蒋介石这一大段讲话，一是想为自己人川主军主政正名，号称是应李宗仁之邀而来；二是希望美记者能对他所进行的反共战争有个“正确的报道”；三是谈了他对今后反共战争的构想。蒋介石深刻检讨了国民党迅速失败的原因，他说：“国军”为什么会弄到今天这个信心丧失、精神解体的地点呢？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而是国民党腐败无能，是“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自己的自卑感，吓败了自己”。“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之前，微不足道，消灭已不成问题，抗战固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但连它自己也不会梦想到有今天。由于我们的弱点被它抓到了。。遂演成我们今天这样溃烂的局面。”蒋介石还说：“我们要想转败为胜，关键依然操之在我。失败由本身造成，成功亦应由本身努力，只有改造自己，重视自己，彻底更生，坚持信念，才能打败共党。”蒋介石还告诉慕沙：吾人从未背弃民主国家，吾人在第二次大战中，始终站在反侵略阵线之尖端，吾人今日亦复如此。吾人虽遭受许多挫折，但并不灰心。圣经有云：我已宣拆，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民主国家如低估中国反共战争之重要性，必将有害其本国安全独立与自由。吾人今后继续为国家独立自由而战，在吾人奋斗之途上或将遭遇更多之困难，但吾人深信反共战争必获最后之胜利。 蒋介石这一番话，自然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他希望能重新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蒋介石二来成都，十分忙碌，竭力“保卫”成都，但成都的形势却在一天天“恶化”，蒋介石不能不作逃走的打算。12月1日，他就把“财政部长”关吉玉和空军司令王叔铭叫到黄埔军校他的住处，严令二人密切配合，把成都现存所有的金银外钞立即秘密运往台湾。蒋介石的担心并非过忧。在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共产党成都地下组织也十分活跃，正策划炮打蒋介石住的“黄埔楼”和设法活捉蒋介石；黄埔军校也连连出事，使蒋介石担惊受怕很不安生。 由成都逃离大陆12月5日一早，蒋介石的一个卫士进厕所时，把佩有两只日本式小手枪的腰带随手搭在便所的木门上，转眼便不知去向。有关方面怀疑是有人企图谋杀蒋介石，于全校进行大搜查，但搜了一天，一无所获。这天蒋介石一直未出黄埔楼，原定去市区的计划也取消了，蒋介石大发了一通脾气。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夜里12点左右，蒋介石刚刚入梦，黄埔楼下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黄埔军校里一时间灯火通明，鬼影幢幢，人声噪杂，奔跑声、吆喝声响成一片，蒋介石的卫队如临大敌，倾巢而出，蒋介石也急急忙忙起了床，连问出了什么事，联想到白天丢失的两只枪，人人都以为这晚要重演西安事变中的临潼惊梦。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黄埔23期的广西籍学员张宗禹在蒋介石楼下不远处的门边站岗时打瞌睡，迷迷糊糊中，手指压在了已打开保险的扳机上，一梭子弹便冲天而去，使人人恍在华清池。蒋介石得知详情后，怒火冲天，对刚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的张耀明大骂“娘希匹”，认定军校内有专事捣乱的共党分子，饬令他彻底清查、彻底搜查。据说后来有两个与“共党”根本没有关系的学生倒霉遭殃。 蒋介石此次着实受惊不小。何以见得呢？12月7日吃午饭时，蒋介石要求军校学员立即武装起来，加强战斗训练，校长张耀明立即执行，启封枪弹发给学员，下午就在军校的北门外进行实弹试枪。乒乒乓乓的枪声把黄埔楼上的蒋介石吓了一跳，立即把顾祝同叫来问个究竟。当他知是军校学员试枪时很生气，责备顾祝同为什么要在军校近旁打实弹，顾祝同只好再把张耀明痛骂一顿，命令今后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鸣枪，“违者枪毙”。当天下午，蒋介石把王陵基找来，命令他枪杀狱中的政治要犯；当天深夜，成都西郊十二桥边传来了阵阵枪声，把黄埔楼上的蒋介石又惊醒了，他忙把成都的治安官员找去询问情况，当得知是按他的命令枪杀政治犯时，才放下心来。蒋介石的确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黄埔校内虽连连出事，但对蒋介石的真正威胁却是在黄埔校外。 蒋介石到成都来是人所共知的，新闻界有详细报道。于是，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作委员会“留蓉工作部”在蒋介石抵蓉之后，就开始策划一个“擒贼擒王”的重要行动。地下党员唐会昌等人与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军团长姜期水准备在黄埔校外的菜地草棚间安一门迫击炮，当核准蒋介石确在楼内时，就轰击黄埔楼，炸它个墙倒楼塌。12月6日，当“炮打”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时，突然有情报说：蒋介石并不固定地住在黄埔楼，何时确在黄埔很难把握。“留蓉工作部”党支部书记王逸平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召开支部会进行讨论。一致认为情况有变，冒险太大，炮打之后，无论是否打中，将招致反动派的大搜捕和大屠杀，这与上级党指示“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根本任务不相符合，决定取消“炮打”计划，并把设在菜园草棚里的迫击炮秘密撤出。 其实，取消原计划最重要的推力是会上提出了“活捉蒋介石”建议，这个建议的主要设想是：利用已被我地下党策反的国民党军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请其率部控制蒋逃离成都时必经的飞机场，一举活捉蒋介石。于是，“炮打”变成了“活捉”，名项工作又围绕新的任务展开。 蒋介石在黄埔楼里的情况怎么样呢？由于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在解放重庆后己到达内江、自贡、宜宾一线，正准备迂回乐山、夹江，包抄成都，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在12月7日下令枪杀政治犯同时，命令“政府”迁往台北。12月8日下午，蒋介石最后一次巡视成都市区，沿途所见几乎全是难民和溃兵；12月9日，卢汉在昆明起义，张群、李弥等被扣留，与此同时，刘文辉、邓锡候等在雅安、彭县通电起义，成都之敌已成瓮中之鳖了。对卢、刘、邓等人的动向，虽说蒋介石早有所料，但当消息传来时仍大为震惊，为应付意想不到的情况，9日夜间，黄埔军校校长张耀明亲到23期2总队布置任务，组织10多个学员在黄埔楼后的城墙下凿了一个洞，作为应急的秘密通道；成都新津机场和凤凰山机场的飞机时刻准备起飞。而此时的成都市内，更是乱成一团，店铺关门，溃兵滋事，想逃往台湾的达官贵人们大多上天无路，怨声载道。蒋介石则连设骗局，一会儿在报上登于8日晨离蓉，一会儿又登于10日下午2时飞往台北。其实，蒋介石一直到12月13日深夜才离开成都。本来，蒋介石还不想走，但潮水般涌来的解放军离成都只有一天路程了，机场很可能被解放军控制，于是这个基督徒也顾不得这个“13”吉利不吉利，在胡宗南派出的配备有10余辆坦克和装甲战车的大批兵力（据说是6个团，未作考证）护送下，冲破武候祠地区刘文辉起义部队一个团的阻击，直冲新津机场而去。1988年，原军校学员蒲剑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往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停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在那里，蒋介石登上了中美号专机，那飞机迅即腾空而起，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蒋介石就这样离开了成都，离开了大陆。 还需交待一句的是，地下党的捉蒋队己万事俱备之时，9日忽见成都各报的通栏新闻：“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只好放弃捉蒋计划；10日又见报载蒋介石于8日下午“巡视蓉市”10日下午捉蒋队再次开会，决心再行前议，正开会间，又有消息说：蒋介石已于中午在凤凰山机场飞台，地下党只好再次放弃捉蒋计划，把工作转到下一步的成都暴动上来。 蒋介石是不愿离开成都的，他大概知道会去而不返的，但他不得不离开，而且再也没能回到大陆来。 第七节强攻海南岛毛泽东三次电示四野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它的面积和战略意义仅次于台湾。对其进攻的难度，远远超出金门与舟山。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在当时国民党军所占的4个主要岛屿中，它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高的海峡之一。这给渡海航行造成困难。 其次从双方攻防力量上看：攻金门、舟山渡海距离都在10公里之内，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可以直接掩护航渡和登陆，国民党军的军舰只能在远处以火力拦截；金门岛上当时也没有设备完整的机场，需要呼唤台湾进行空中支援。可是进攻海南岛则情况不同，由于海峡较宽，不仅航渡距离远，登陆点也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射程之外，无法进行火力掩护，国民党军的军舰还可以直接到中流拦截。在海南岛上又驻有二十多架作战飞机，可随时直接支援守岛的国民党军作战。四野渡海兵团还完全没有海空军的掩护，航渡工具只有木帆船，是以陆军单独向敌军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发起进攻。 对这一次比攻击厦门、金门规模更大的渡海作战，毛泽东十分关切。 第24章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但是在临行前仍研究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并于12月18日在途中亲自起草了对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可以说是人民解放军统帅机关第一次对于渡海作战规律的系统总结。电报强调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电报还举出三野第10兵团在金门战斗的教训是：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毛泽东同时还要林彪向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在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1950年1月10日，他在苏联又致电第四野战军首长，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同时又分析了海南岛作战与金门作战的区别：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 毛泽东电文中提到的冯白驹，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琼崖纵队是以1927年9月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的。这支人民武装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终于创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到1947年10月中央军委授予它“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的番号时，其已辖3个总队共10个团约2万人的作战力量。于1950年初，已解放了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二的广大地区，成为支援我军渡海作战部队登陆海南的坚强力量。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鼓励四野渡海兵团树立赢得海南岛作战的信心。确实如毛泽东所说的，进攻海南岛尽管在某些方面比进攻金门困难，可是也有有利条件。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兵力虽然比金门多，但是由于岛大海岸长，守备分散，可登陆的空隙也多。金门守军胡玻部是国民党残余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海南岛上国民党军的5个军虽多数是老粤军的部队（特别是过去的粤军精华第62、第63、第64军在中国旧军队中战斗力也属上等），但都是在被歼灭后刚刚重建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如胡琏部。刘安琪兵团的第32军和新建的第4军在国民党军中也只属于战斗力中等的部队。 2月17日，即毛泽东结束访苏的同一天，他又根据中共中央转到苏联的四野渡海兵团的报告发出指示：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十万将士组成渡海兵团四野渡海兵团认真研究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后，在战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训练。组成渡海兵团的两个军——第40军和第43军、都是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它们同第38军、第39军、第41军一样，都是第四野战军的头等主力。 第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系抗战胜利后进入南满的八路军山东部队组成，成立后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绩卓著，是有名的“旋风队”。 第43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该部是人民解放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该军第127师最早的前身是1925年成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34团（后改称独立团，由叶挺任团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红军时期就是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骨干部队，进军东北后也是主力之一。这两支部队过去虽然从来没有水战的经验，但是部队的军事素质较高，士气高昂，在海边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地演练，因而很快就较好地掌握以简陋的器材渡海作战的要领。 四野渡海兵团经过精心的准备，根据海南岛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作战方式：吸取金门作战敌情、海情不明即仓促发起攻击的教训，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周密准备，特别是参战各部队进行了登陆和海上战斗的训练，研究了对付敌军军舰和登陆作战的各种办法。 吸取金门作战船只不足即实行登陆的教训，在广东全省大量筹集船只，先后征集到4000名船工和2100余艘船只，保证了一次运载10万人以上的登陆部队还有余。 吸取金门登陆部队上岸后立足不稳的教训，先以小部队实行偷渡，和岛上的琼崖纵队会合，使大部队一登陆就得到有力的接应，能站稳脚跟并稳步发展。 吸取金门作战第一梯队只以少数兵力登陆，以寡击众的教训，正式开始强渡时第一梯队就使用5万兵力，带足弹药粮食，准备不依靠后援独立发展。 这样第一梯队上岸后与接应部队一会合，就同岛北面守敌兵力相差无几，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又高于国民党军，从而确保了陆上战斗的胜利。 薛岳构置“伯陵防线” 当时，国民党设在岛上的“海南防卫司令部”系由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的属下以及逃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三方组成的。辖有陆军5个军共19个师、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陆战队1个团。配备有各型舰船50艘，空军有第1、3、5、20大队，计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42架。“海南防卫司令部”的三军总兵力约为10万人。虽然在全中国迅速被解放的隆隆炮声中，海南守敌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薛岳自持有海峡屏障，又占据着海空军优势，加紧部署构建环岛立体防御工事，以图长期固守。 薛岳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在岛上的兵力分布为：以32军为主编成第一路军，重点担负琼东区的防卫任务；62军、暂编13师、教导师和琼北要塞纵队编为第二路军，担负琼北区的防卫任务；4军、64军编为第三路军，担负琼西区的防卫任务；63军、琼南要塞纵队和海军陆战团编为第四路军，担负琼南区的防卫任务。而其海空军的主力大部配备在琼北地区，以在战事爆发时立即封锁解放军的进攻通道琼州海峡。 为了保证“后方安全”薛岳还命令岛上守军加紧清剿我军琼崖纵队，并摧毁该纵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 薛岳在琼岛构成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后，曾得意洋洋地用他的字号“伯陵”将这个防线命名为“伯陵防线”，声称其“固若金汤”。 渡海作战兵团根据四野首长关于“派出少数兵力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的指示，决定抓住岛上敌守军抽调兵力“清剿”琼崖纵队，两翼防卫力量相对薄弱的有利时机，安排40军和43军各组织1个加强营的兵力，分别向琼东北和琼西北两侧地区进行偷渡。 1950年3月5日19时，由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共799）人，在118师参谋长苟在松的带领下，乘13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启航。临行前，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将一面绣有“渡海先锋营”几个大字的红旗授给该营，使肩负重任的指战员们深受鼓舞。 先遣营的13艘战船起航后，顺风顺流，直向预定目标琼西北白马井登陆点驶去。然而，当他们距岛滩约30海里时，风突然停止了，木船只能靠人力划桨摇橹而行，航速缓慢，使先遣营按原计划于拂晓前在白马井靠岸的设想不得不改为灵活处置。 在这紧要关头，先遣营的总指挥——118师参谋长苟在松立即下令各船组织好机炮火力，做好应付敌海空军突然袭击的战斗准备。 3月6日拂晓时分，我军战士发现附近有几十只国民党军帆船行驶，为了隐蔽行动，先遣营指挥员要求伪装成民船，尾随敌船队行进，当遇上敌海上巡逻机侦察时，战士们便摹仿前面的敌船的做法，给予相应的回应。这一招，居然骗过了天上的敌机。 中午13时，先遣营船队终于接近了预定的登陆点，可惜，此时我军已无法隐蔽登陆意图，被岛上守敌发觉，只得与之交手。 海面上，有敌2艘军舰对船队实施猛烈炮击，空中，10架敌机俯冲扫射，岸上1个营的敌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阻击，妄图在我军尚未踏上沙滩之前，将其歼灭于海上。 我先遣营的800壮士，面对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临危不惧，一面勇猛地进行火力还击，一面奋力划桨，直逼岛岸滩头。 14时许，先遣营在火速赶来的琼崖纵队一总8、9团的攻击接应下，终于击溃了登陆点守敌的阻击，一举登岛。 第一个渡海先遣营的偷渡作战成功，不仅极大的鼓舞了渡海作战兵团的士气，而且为后续部队的偷渡及正面强渡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4天后，由43军128师383团一营及配属的92步兵炮连共1000多名指战员组成的第二个渡海先遣营，在383团团长徐芳春的带领下，分乘21艘木帆船，于当日（10日）13时从湛江市东南方向拔锚起航，扬帆直取琼东北地区的赤水港。 这一次侧翼偷渡，虽然未遇敌海空军的海上袭击，但是却碰上了恶劣天气，当夜海面上风雨大作，狂风卷着巨浪肆虐，使先遣营船队的指战员们同样面临生死考验。 在有的帆篷被狂风撕破、有的桅杆被折断、有的船舱给巨击穿的情况下，经过20小时的艰难航行，将士们终于在第二天（11日）9时左右在琼东北地区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30公里的地段上分散登陆。 第25章 43军128师383团1营组成的这支1000余人的偷渡部队登岛后。由于通信联络不便，只好就地分散隐蔽。好在负责接应任务的琼崖纵队独立团与当地群众一起，通过种种努力，设法将部队一批批带到了预定集合地点，并以勇猛动作，一鼓作气突破敌守军一个团的封锁，于12日晨到达文昌地区。解放军两批偷渡部队的登岛，令吹嘘防御体系“固若金汤”的薛岳气急败坏。他忙调集了6个团的兵力进攻文昌，企图趁我43军渡海先遣营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围歼之。 先遣营不久果然在潭门一带遭到敌暂编13师1个多团兵力的钳形包围，形势的确对我不利。 战斗打响后，该营2连连长李树廷发现敌37团的团指挥所就在附近山头时，立即派出1个排向其发动正面佯攻，而自己则带领1个班从侧面冲进敌团指挥所，当场击毙该团团长。敌兵失去作战指挥，首尾难顾，在我军战士们的奋勇拼杀中，争相逃命。 就这样，该营在琼纵独立团和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支援下，不仅全歼了敌暂编13师37团的1个营，而且还击溃了这个师39团的进攻。 战斗结束后，这支第二批渡海先遣营部队，很快转往琼东根据地进行休整，海南解放后，43军授予该营“渡海先锋营”和该营2连“渡海英雄连”的荣誉称号。 惊心动魄的三天大血战我军两个渡海先遣营偷渡登岛后，虽然为此次海南战役提供了宝贵的海上作战、登陆抢滩以及突破敌军围追堵截等方面的组织经验，但要接应整个兵团的大规模强渡海峡登岛，仍然显得兵力过于单薄。为此，兵团指挥机构决定，由40军和43军再各派1个加强团，向琼北地区实施正面偷渡攻击。1950年3月26日傍晚（19时），由40军118师352团主力和353团2营及炮兵大队组成的第1个先遣偷渡团的3000名指战员，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的率领下，分乘81艘木帆船，仍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航，向着琼西北的临高角一路顺风而去。 但不巧的是，出航仅1个多小时，由于风力骤降，航速减慢，各船只好落下帆篷，由战士们划桨行船。到了下半夜，海面上气温下降，大雾弥漫，数米外便不见人物，而且此刻潮水流向也发生了变化，致使加强团船队无法继续保持队形，各级指挥员只得依靠手中的指北针判定方位指挥前进。 为了坚决完成正面偷渡登陆作战任务，加强团指挥所命令各营领导，即使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也要以船为单位，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那怕只剩下一条船也要抢滩登陆，表示了誓死完成任务的坚强决心。 在一夜大雾的掩护下，到第二天上午5时至8时，该加强团各船先后在偏离预定地点较远的临高角以东20公里宽的滩头地段分散登陆。 船向的偏离，将加强团的指战员们送到了琼岛守敌正面防御能力很强的区域，使他们经受了比前两批偷渡部队更加严峻的战火洗礼。 由于远离预定登陆点，岛上的琼崖纵队一时难以接应，加之所处地形利敌不利我，稍加犹豫或行动迟缓，便有被敌聚歼于滩头的危险。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饱经解放战争一系列重大战役锻炼的我军广大指战员，人人心目中抱着“枪声就是命令”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耳听目寻，自动朝着枪炮最为激烈的地段靠拢，使登岛部队保持了战斗力。 在战斗中，出现了多起英雄个人和模范战斗群体。其中载人史书文献的即有曾荣获“四平战斗模范排”称号的40军118师352团3营8连2排。他们在营长冷利华的率领下，在琼岛林诗港附近登陆后，立即毫不迟疑地果断攀上两丈多高的悬崖峭壁，一路猛打猛冲，掩护后续部队直向敌纵深防御体系穿插。当敌人的碉堡群的密集火力封锁部队通道时，这个排的迫击炮手朱歧芳沉着镇定地架好炮位，瞄准目标，很快炸掉1座碉堡，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连续发射24发迫击炮弹，摧毁了这个碉堡群，为保证部队前进立了头功。 与此同时，我军准备在玉抱港附近海岸登陆的20余艘战船，遭到敌海军2艘军舰及数架飞机的猛烈攻击，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只见352团2营4连的2只战船马上转舵，与敌军舰和飞机拼杀，将其火力吸引过来，以掩护主力船队抓紧时间抢滩登陆，这2只船上的指战员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以大部分壮烈牺牲的献身精神，为解放海南做出巨大的贡献。 尽管担负接应加强团偷渡任务的琼崖纵队一总队和40军先遣偷渡营一时未能接到我军第二批登陆部队，但他们坚决执行命令，在原预定的登陆点与敌军展开了浴血搏斗，牢牢地牵制住敌2个师的兵力，减轻了敌人对加强团的压力，保障了登陆作战的顺利发展。 经过整整3天的血战，第1先遣偷渡团先后攻破和摆脱了敌62军、64军10多个营的层层阻击及尾追，终于在29日晚，在美厚村一带与接应的琼崖纵队一总队部队汇合在一起。 第1先遣偷渡团成功登陆的消息传来后，兵团决定按原计划由43军127师379团和381团1营共3733名指战员组成的第2先遣偷渡团于3月31日22时30分自雷州半岛东南端的博赊港出发，登陆点选在琼岛海口市以东的铺前港。 第2先遣偷渡团由43军127师师长王东保率领，88只战船扬帆急驶，但4月1日凌晨3时左右，在船队穿越海峡中流后不久，即遭到已倍加防范的敌海军1艘大型战舰和2艘小型战舰的拦阻炮击。 一时间，加强团的战斗队形被打乱了，这时与第1先遣偷渡团一样，担负护航任务的“红五连”3只火力船，迅速转舵驶向那艘敌海军大舰，根据多次“木船打军舰”的作战经验，与之展开了“贴身战”，在距离其50公尺左右时，3只火力船上的战防炮、迫击炮和所有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并将一串串手榴弹抛在敌舰的甲板及炮位上。 战斗空前激烈，我火力船上的指战员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个个视死如归，死死咬住敌舰不放，打得它火光四起、浓烟滚滚。 大舰挨了打，2艘小舰自然不敢靠近，迫使大舰不得不开足马力夺路而逃。 登陆前的“海战”以我军的继续前进而告结束，不过由于敌海军的袭击，该加强团3营8、9连的船队在战斗中脱离了编队，只顾朝琼岛驶去，却误在敌兵力较强的海口市白沙门岛登陆，结果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在与之血战1天1夜后，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 第2加强团登陆前，琼崖纵队独立团和3总队1团已于4月1日凌晨赶到了预定接应点北创港与铺与铺前港之间的塔市，全歼驻守滩头的敌守军2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紧接着又击溃敌2个团的阻击，于当晚会合加强团进至文昌地区隐蔽。 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军2批4支先遣偷渡部队均登陆成功，为迎接大兵团强攻海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兵团强渡作战开始1950年4月10日，渡海作战兵团指挥所决定，兵团主力分成第一、第二梯队向琼北实施大规模强渡登陆。 第一梯队由40军主力和43军一部构成，务于4月13日前集结完毕，等有利时机起航。 第一梯队的登陆点是以海南岛北部的马袅港为界，港西为40军，以东属43军。 兵团要求，第一梯队登陆后，必须迅速夺占并巩固滩头阵地，坚决项住敌人的反冲击，保证后续部队的登陆安全。 第二梯队由43军主力担任，其任务就是在第一梯队登陆后立即启航，紧跟着“第一冲击波”登陆上岛，协同一梯队歼灭岛上守敌。 兵团还命令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当强渡战斗打响后，要积极主动出击牵制敌军，以策应主力部队的强渡。 1950年4月16日下午19时30分，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共5万余人，分乘350只战船，分成东路、西路两编队，自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以势不可挡的进军态势，直杀海南岛。 船队刚驶离岸边不远，便被敌海上巡逻队发觉，敌机一边打出串串耀眼的照明弹，一边对我军战船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渡海作战的开场锣鼓就这样打响了。 战船上的我军指战员沉着应战，除了迅速组织对空火力还击外，还对被打烂炸穿的战船及时在行进间进行了抢修。 “空战”结束后，当天下半夜，敌海军又赶来凑热闹。 第一梯队的指挥员们见状，当即命令在编队两侧护航的我火力船队。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尽量从不同方位接近敌舰，利用其火力死角，来它个“海上拼刺刀”。这招果然颇见成效，前来偷袭拦截渡海兵团的敌舰，在挨了一顿“土炮艇”的机枪、手榴弹之后，只有灰溜溜地在远处乱放一通炮弹壮胆。。 第一梯队中的40军护航火力船队的指挥船，航行中因发动机发生故障而脱离了编队，在黑夜中单船飘流，直到天亮时，才观察到1艘敌海军大型军舰追踪而来。为了避免与敌正面交火，他们用篷布将火炮遮盖起来，大多数战士下舱隐蔽，以堆满“货物”的民用运输船的面目来迷惑敌人。 经过伪装的战船主动向敌舰迎了过去，使敌舰放松了警惕。 第26章 当我战船贴近敌舰右侧时，指挥员黄宇一声令下，炮手们顿时掀掉篷布向其猛烈开炮，一时间30多发炮弹雨点般落到敌舰要害部位，使之起火冒烟，掉头急逃。“土炮艇”大显神威，居然无意间打跑了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的旗舰——“太康”号，并使舰上的敌第3舰队司令王恩华在激战中身受重伤，不治身亡。 “木船打军舰”的奇迹，一时在我军传为佳话。该船战后被40军授予“战斗英雄船”称号。 一路血战，一夜拼杀，渡海作战兵团终于接近了琼岛。 在抢滩登陆作战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浅滩中便纷纷下水泅渡，迅速形成了攻击波。 在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的策应下，兵团第一梯队于4月17日早上6时，全部踏上预定登陆的地域。 第一梯队上岛后，各部队按战役预定方案向守岛敌军防御体系的纵深扩大战果。40军登陆部队在击溃了敌64军131师2个团的阻击后，又攻克了敌9个地堡群，拿下了临高山，并派出一部分兵力包围了临高县城。 4月19日拂晓，40军118师在美台地区包围敌64军156师师部和1个团，经数小时战斗，将其大部歼灭。同日，40军119师奔袭位于加来地区的敌64军军部，并占领了该地。 43军128师主力登陆后，当即抢占了才芳岭、桥头等战略要点，歼灭敌64军1200余人，包围了花场港守敌。 薛岳慌了手脚，抽调4个团的兵力增援福山，妄图防止我军继续推进，威胁其首府海口市的侧翼安全。 福山守敌在此之前曾欲向北出动，被我127师先遣偷渡团阻截，与128师主力一道将其击溃，一举夺取了福山。 至此，琼北地区沿岸各要点，完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为第二梯队的登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而薛岳面对我大军压境，起初居然仍旧认为是共军的“小部队偷渡”，尤其是他在对我128师实施了反包围之后，以为稳操胜券，甚至放出狂言“登陆共军即将被全歼”，连在海口市召开所谓的“祝捷大会”的会场也布置好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无情地粉碎了他的美梦。 10万大军全部登岛 第一梯队的我43军128师登陆后，直接威胁到敌心脏机构——海口市的安全。4月19日，薛岳调敌62军集结于澄迈地区拦截，同时命海口市的敌32军252师驰援该地。 4月20日清晨，我128师在澄迈县城以北与敌252师师部及所属的2个团相遇，128师先敌动作，当即将其包围，展开攻势。这时，我43军127师先遣偷渡团已进至美仁地区，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打援。 薛岳见其252师主力被围，急令62军和暂编13师、教导师及25师的另一个团直扑我128师，又在我军外围构成了一层包围圈。 负责指挥整个渡海作战的我15兵团司令员邓华在分析敌我态势后，决定趁敌主力部队围攻43军登陆部队之际，在澄迈及其以北地区迅速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以求将薛岳主力一举歼灭。为此，指挥部一面命令43军登陆部队坚守阵地，顶住数借于已的敌人的进攻反扑，一面命令40军主力战胜饥饿疲劳，飞兵东进，尽快将围攻我128师的敌军再围它一层，同时还指示琼崖纵队三总队及独立团部队，积极协同登陆兵团主力作战。 4月21日拂晓，敌62军等部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开始向我128师阵地发动猛攻，128师在这种情况下，果断以少量兵力抗击外线敌军的围攻，而将主力集中于内线，抓紧时机力求尽快歼灭已被包围的敌252师主力。为了配合128师的战斗，127师先遣偷渡上岛的379团在琼纵3总队和独立团的协同下，顽强顶住了敌62军2个团的多次轮番进攻，而先遣上岛的381团1营1连，在战斗中连续抗击了敌军从1个排到1个营猛烈冲击，牢牢坚守住了阵地。 在向内线敌252师主力发动强攻的激烈战斗中，我军382团3营7连向敌一处核心阵地攻击，数次受阻，全连只剩下1名排长和6名战士，在这时，副师长孙于卿直接指挥，营长刘连科用机枪掩护，冒着炮火硝烟冲入敌阵，将疯狂吐着火舌的地堡一一炸毁，占领了这一敌人阵地。战后，刘连科和刘万成被43军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在128师全师上下英勇奋战之际，40军接到兵团命令后，于19日夜间即率主力7个团从加来、多文地区出发，沿途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马不停蹄地赶往澄迈县城。在到达该地后，即又兵分两路北上，于21日17时抵达美亭东西两侧地区，将围攻我128师的敌军严密包围起来。 这时，战场态势出现了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在战斗中，敌我双方都不敢开炮，在许多地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4月22日，兵团命40军、43军与琼纵3总队独立团一方面向敌发起总攻。在我军强大猛烈的攻击中，薛岳这才弄清楚与之作战的并非“共军小股偷渡部队”，为避免主力全部被歼，急忙下令其残部向海口市退守。 此次场面壮观的琼北围歼战，我渡海第一梯队全歼敌32军252师，重创其62军、暂编13师和教导师等薛岳的主力部队，彻底捣毁了其环岛防御体系的核心阵地。 4月23日清晨，我40军119师一部协同43军128师，于琼山地区一举歼灭敌62军2个师的大部，击毙62军少将参谋长温轰，攻占了琼山县城。上午8时，40军118师与43军127师先遣团一道向海口市发起攻击，但敌守军已于22日夜间逃窜，我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了海口。 攻占海口后，渡海作战兵团第二梯队于23日19时开始启渡，于24日凌晨1时至4时左右在海口市以西的天尾港沿岸登陆。至此，参加渡海作战的我10万大军全部登上了海南岛。 薛岳眼见其苦心经营的琼北、琼东各防御体系及指挥机构顷刻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遂于22日下令全线南撤。其情势为：第一路军撤往乐令、万宁地区，第二路军残部撤往陵水、保亭地区，第三路军余部撤往北黎、八所地区，第四路军和海、空军集结于榆林、三亚地区。 薛岳在部署三军南逃方案后，同时又致电台湾，要求火速派舰船来琼接运残部撤离海南。这两道“使命”完成后，他即于当晚与岛上的军政要员们乘机开溜了。 海南之战堪称奇迹薛岳残部分路南逃后，我渡海作战兵团即部署部队分东、西、中三路大军展开追击战。 从4月24日开始，40军主力和43军128师、琼纵3总队、5总队及独立团组成东路追击部队，经万宁、陵水两地直插榆林、三亚地区，以切断敌退路。 这场比谁跑得快的战斗，我军打得游刃有余。也许是残敌自知大势已去，几乎没有哪个部队敢停下脚步负隅顽抗，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尽快逃到海边，坐上军舰也如他们的最高长官薛岳一样，到台湾去避开这场充满战火硝烟的噩梦。 这样一来，我军在连续作战、毫无休整、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依然士气旺盛，个个奋勇杀敌，人人力争夺功。40军118师的1个加强营，乘缴获敌人的汽车沿东线环岛公路展开追击，到第2天上午追上一股敌军，当即抓获2000余名俘虏，其势犹如牧民赶羊。 4月27日早晨，靠“铁脚板”追击的118师，在万宁地区截住敌32军大部和62军残部，并在该地的乌场港内对正在往4艘赶来接运的敌舰上撤退的敌军发动攻击，当即击伤其中的3艘，抓获敌兵3000余人。 40军119师在大追击中歼灭敌62军151师师部及2个团的残部，俘虏中将副军长兼151师师长韩潮及其官兵800余人；并于30日上午占领了敌空军在三亚的机场。 43军128师在陵水的新村港截歼候船逃跑的敌军2000余人，并乘胜占领了榆林、三亚两港。 西路追击部队由40军118师一部组成，水陆并进，配合中路友军追歼敌 第三路军。中路追击部队由43军军部率129师及127师380团组成，该部在远距离追击作战中，克服种种困难，昼夜兼程，终于在4月30日赶至小岭、北黎、八所地区，将敌4军286师和90师1个团截住，在西路友军和琼纵1总队的协同下，将其全歼，捕获敌286师少将副师长邱国梁及其官兵3500人。 1950年5月1日上午，我军占领北黎、八所，海南岛全境获得解放。 在这次解放海南的渡海作战行动中，我军共歼灭敌军5个师9个团，总计33，148人，其中俘虏26，469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击落敌机2架，击沉敌舰1艘，击伤5艘。我方亦伤亡4614人，其中400余人是在海战中牺牲的。 第八节台湾派往大陆的首位秘使蒋军秘密撤离舟山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解放，给台湾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安定人心，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竟把这一惨败说成是“从海南岛向台湾转移兵力顺利完成”。但明眼的人都清楚，对战略和经济利益都仅次于台湾的这个大岛若能守得住，何用“转移”？ 第27章 不过翻一翻国民党几十年的报纸就可知道，所谓“转移”从来不过是败逃的代名词。 然而，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就此罢休。早在第四野战军积极准备攻击海南岛的同时，第三野战军就在积极准备渡海攻击舟山群岛。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还计划在舟山作战成功后，再乘胜以船队南下攻占金门（舟山位于北航线要冲，不攻下舟山北方的船队难以南下）。 大陆失败后，对蒋军来说，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自1949年年底，蒋介石将在金门的第19军和台湾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第52军（这是第一批进入东北，在辽沈战役中唯一逃出来的一个军）调去增援舟山。至此，舟山群岛上的国民党军已达6个军，连同海空军共12万人，部署的军队数量超过了海南岛。 从1949年年末起，国民党空军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了对大陆城市特别是港口和船只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的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到华东乃至武汉一带的各要地。国民党空军利用定海机场作为基地，在1950年1月和2月间对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轰炸8次，同时又对华东沿海、长江下游各港口连续进行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人民解放军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2月6日的“二六大轰炸”中，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的电力公司、沪南和阐北水电公司，一次就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多数工厂停产。国民党海军还利用舟山基地封锁长江口，运送武装特务袭扰江浙沿海地区。因此，攻占舟山，拔去定海基地这根钉子，已成为华东军区最重要的任务。 根据金门、登步岛失利的经验教训，人民解放军对舟山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接到毛泽东1949年11月14日致三野的关于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的指示后，第三野战军决定将对舟山的攻击推迟到来年的1月或2月。 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给中央军委回电，分析蒋介石有可能因金门、登步两战斗受到鼓励，将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这样，虽然增加了我们攻占舟山、金门诸岛的困难，但如能在这些岛上尽歼蒋军，则对将来攻台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属有利。因此，粟裕要求延长攻击舟山的准备时间。12月上旬，中央军委、毛泽东同意粟裕的意见，并强调进一步研究海空军配合的问题，同时还决定从新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于是，攻击舟山的准备工作改由陆、海、空三军一起进行。 5月1日，四野部队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传来，使准备渡海的部队十分振奋，而台湾和舟山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恐。这时，国民党军已经了解到人民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而国民党军仅剩的陆军部队有三分之一在舟山，如再遭惨重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困难。5月上旬，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称“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12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破的巨响中被彻底破坏。毛泽东决定粟裕指挥台湾战役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因当时上海战役刚刚结束，华东许多地区还未解放，已占地区又需要分兵剿匪，所以只能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部队进行攻台的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金门和登步失利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的计划也一再被修改。 1949年秋天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是投入8个军的兵力，其中以第9兵团的4个军（第20、第23、第26、第27军）为第一梯队。1949年末华东野战军首长经研究决定增加投入战役的兵力，三野部队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参加攻台。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一意见。当时，因为美国公开表现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所以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粟裕副司令员在《华东军区一九五○年政治工作指示》中曾解释说：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华东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的计划时，曾设想了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并有信心消灭这些“志愿兵”。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统一。 为争取尽可能先在沿海岛屿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人民解放军在准备对舟山、海南岛和金门实施攻击时，都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登陆后能够有把握打歼灭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第四野战军攻击海南岛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决定调集第7、第9兵团共6个军（第20、第21、第22、第23、第26、 第27军）20万人发起舟山战役；并调第24，第25、第32军入闽，接替第10兵团（辖第28、第29、第31军）的剿匪及修筑道路、机场等任务，以腾出该兵团用以攻占金门。华东野战军还准备将对舟山、金门的攻击作为攻台的实战演习。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同意华野领导和海军会商的意见，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进行对比分析后作出的估算。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多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随时又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助，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解放军进行的又是背水的登陆作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批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第一梯队要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总兵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部队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根据这一设想，华东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后，以第7、第9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10兵团和入闽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这样，华东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 第19兵团（原华北第2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 当时，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最大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有待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船只甚多。根据金门作战的经验，第二梯队不能依赖第一梯队的船只返航接运，而必须自备船只。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峡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用轮船或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国民党军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从沿海现有的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人民解放军当时确实不具备这种条件。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80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100多海里，解放军对金门、海南岛发起进攻时，航渡距离只有5—15海里，以帆船航行几小时即可到达，完全可以在一夜间起航并完成登陆，从而能大大减少国民党空军的攻击和海军拦截的威胁，向台湾航渡则完全不具备这种夜航登陆的条件。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舰船时速大多只有七、八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掩护的船队将会遭到极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成登陆成功的目的。因此有了渡海的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中央军委在筹划台湾战役时，鉴于上述的这两个主要困难，决定在不影响恢复国民经济的前提下，筹集财力物力修造船只，并尽快建设海空军。但是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筹集修造大量船只和建设海空军都非短期所能完成。 沿海地区解放后，人民海军征集到可用的商船、渔船仅有169艘，总吨位6.48万吨。解放初期我国沿海的造船工业一般只能制造内河小船，修船能力也十分有限。 第28章 当时国民党空军又以沿海的造船厂和较大的船只为主要轰炸目标，如1950年1月25日对江南造船厂一次轰炸，就炸毁炸伤“常州”号、“万寿花”号等26艘舰船，严重影响了修造船的进度。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加强对港口上空防护的同时，要求沿海地区各造船厂抓紧修复被破坏的轮船，并大量赶造投资少、工期短并有一定抗风浪能力的机帆船。此外，中共中央利用英国已承认新中国，想建立关系的有利条件，在香港购买到旧船48艘，总吨位2.54万吨，并向英商继续洽商购买。不过即便如此，至少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筹集几十万吨位船只的数量要求。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粟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中央军委、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任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解放战争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在当时是最合适的人选。 蒋经国急召李次白解放军大军压岛，台湾国民党当局一片恐慌。自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守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而争相逃往海外。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1950年5月初的一天，在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他们都是“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心腹，为首的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他一见面就给李次白讲起了形势：“实不相瞒，目前党国的处境非常困难，而美国杜鲁门总统乘人之危，说什么‘不予蒋保护’，任其自生自灭。美国人要看蒋总统的笑话。目前我们如在火山之巅。经国主任既被倚为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另二位分别是陆军司令部和战车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与李次白都是黄埔老同学，向他亮了底：“李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李兄如能出山，到大陆去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接下去，身为二级上将的蒋经国召见了李次白，对他说：“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幸金门一仗，全歼抢滩登陆的共军，显出国军的潜在威力，尚不容小看。你和陈毅是至亲，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令李次白不满意的是，蒋经国竟推托说：“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与胡联系”。 陈毅巧言答至亲既已受命，就不能不去。这使李次白叫苦不迭。李次白黄埔六期毕业，本来也有飞黄腾达之望，但因为妹夫是留法共产党员，自己也被认为是共产党员，可怕的株连，使他整个上半生处于颠沛流离的厄命之中。1946年下半年，李次白去台湾高雄开设凯歌归饭店，从此不穿戎装，只指望后半生能安身立命。现在突然被蒋经国选中“出使”大陆，李次白非常清楚，自己又将被卷入政治之中。自己虽有一点利用价值，但能不能如愿以偿，也不好说。不过也好，乘机到大陆看看虚实，能不能安身栖命。 6月1日，李次白由台湾乘船，假道香港到了上海。首先见到了上海市长陈毅的兄长孟熙，他是起义将领。两人都是军人出身，有话直说，李次白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奉蒋经国之命，试探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性。孟熙觉得事关民族统一大业，应该同陈毅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过了两天，孟熙陪同李次白一同来到陈毅家里，陈毅亲自搬椅子，拿香烟、水果热情地招待。话归正题后，孟熙说：“次白这次来，是有任务的”。陈毅心中一怔：“什么任务？” 李次白言明：“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的事，共走美国民主的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并希望将此意转给中央。 课题提出来了，陈毅颇感意外。他对党内情况最了解，这是最敏感的问题，他对台湾海峡的形势也最了解，这时谈国共合作，时机尚不适宜。陈毅斩钉截铁地说：“这话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哩！”陈毅又为二人谈了海峡两岸的形势，他最后说：“孟熙兄和次白需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哦，我还要欢迎次白的回来，请他吃饭。至于台湾，让它烂下去！” 李次白随即发信到香港，转致胡伟克，根据陈毅“让它烂下去”那句话复命，说明“要求不进攻台湾”的使命已完成。 第二章台湾战役鸣炮在即，毛泽东急电主帅粟裕、肖劲光北上。美国第七舰队进入海峡，李次白接到急信：“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 第一节万山群岛之战指挥所决定先取马湾1950年5月初海南岛被我军解放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立即紧急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战战体系。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香港与澳门之间，控制着进出港、澳的主要航线与珠江的人海口，扼广州之门户，为南方海上交通要冲，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海防要地。它由48个岛屿组成，其中主要的有：垃圾尾（今桂山）、外伶仃、东澳、三门、大小万山岛和担杆、佳蓬列岛等。 桂永清将败退的国民党海军与原驻守该群岛的地方部队纠合组成“万山防卫区”。司令部设在垃圾尾岛，由原驻守海南岛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齐鸿章指挥。计有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30多艘，其中大部分舰艇和陆战队主力集中在垃圾尾岛，部分驻守担杆列岛，李崇诗的“广东突击军”的1200余人则分驻担杆列岛、外伶仃、大小万山和东澳等岛屿。他们企图依仗其海上优势兵力，“控制万山，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关于解放万山群岛的指示，负责万山群岛战役的联合指挥所由131师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邵震、参谋长张怀礼、政治部主任李长如和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副政委黄若萍、参谋长李怀章、政治部主任邓楚白等人组成。 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广东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担任总指挥。指挥所设在中山县唐家湾。参战部队有：四野44军之131师392团、393团、132师炮兵营、广东军区江防部队、珠江军区炮兵团、中南军区炮兵100毫米加农炮连、50军无坐力炮连和130师炮连，总兵力为10000余人。 此外，海上作战力量的配属有炮艇5艘、登陆艇16艘、运输船8艘，总吨位不足1000吨。尤其是广东军区所属的江防部队，可称得上“军舰”的舰艇，一为原美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舰——“桂山”号，排水量358吨，舰上装有40毫米火炮2门；另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制造的登陆舰——“国楚”号。其余的都是型号不一的小炮艇和小登陆艇，有些炮艇上连航海仪器、海图和通讯工具都没有，只好分别用指南针、普通地图和陆军用的报话机来代替。而艇员则大多数来自陆军部队，他们不仅不懂航海登陆作战的战术技术，有的甚至连大海也没有见过。 第15兵团领导人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岛上的国民党军大部为刚从海南岛溃退下来的，方足未稳，难以形成统一指挥。我江防部队虽是新建的，力量薄弱，缺乏海战经验，但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登陆部队是广东战役的胜利之师。于是决定：乘岛上国民党军立足未稳，迅速集结部队，积极准备登陆作战，力争早打快打；首先使用舰艇部队，利用夜航奔袭敌舰泊地，实行近战、夜战，将其打乱；尔后掩护登陆部队登陆前沿各岛，逐岛攻击，依岛攻岛的打法，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解放万山群岛。 联合指挥所根据战区的敌情地形，制定了突然奔袭，逐岛攻击，稳步推进的作战方案，战斗分三步实施。 孤军突入猛然袭击垃圾尾岛是万山群岛中的一组重要岛屿，位于珠江口东侧，是广州、黄埔及珠江各港出海的门户。拉权尾岛有个天然良港——马湾，国民党守军的主要舰艇都停泊在此港湾。因此，攻击该岛是解放万山群岛之关键战斗。5月25日凌晨2时，第131师之第392、第393团各1个营、山炮1个连及配属的火炮10余门，乘16艘舰艇和8艘民船，组成火力船队和登陆运输船队，由唐家湾隐蔽出航，直逼敌占岛。 分别担任火力船正副队长的392团副团长郭庆隆和江防部队炮艇副队长林文虎，率领步兵登陆舰“桂山”号和炮艇“先锋”号、“奋斗”号、“解放”号、“前进”号、“劳动”号，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垃圾尾岛敌海军舰艇锚地，以掩护步兵船队在该岛附近的青州、三角岛登陆。 第29章 但是，由于船队指挥员缺乏经验，加之航海通讯设备不齐全，航渡中，各船队先后失去了联系。凌晨4时许，担任掩护登陆运输船队的火力支援舰“解放”号在后续舰艇没有跟上情况下，首先突入垃圾尾港内。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担任“解放”号指挥的林文虎，果断指挥该舰隐蔽地冲进马湾。 此时，正值黎明前的暗夜，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解放”号顺利地驶进了停泊着30多艘国民党海军舰艇的马湾港内。 林文虎利用出敌不意之机，突然对国民党海军舰艇实施近战猛烈袭击。 集中火力向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的旗舰“太和”号射击。“太和”号排水量为1240吨，装备有40毫米火炮8门、20毫米火炮12门。而“解放”号是一艘小炮艇，排水量只有28吨。“解放”号由800米打到100米左右，打得“太和”号舱面中弹起火，国民党第3舰队代司令兼万山防卫司令齐鸿章被击成重伤。战斗中，国民党海军登陆舰“中海”号也中弹起火。火光中，只见被击伤舰艇的甲板上，国民党海军官兵慌乱成一团，舰艇被打得懵头转向，仓皇外逃。 这时，由392团副团长郭庆隆指挥的我军步兵登陆舰“桂山”号闻声赶入港口，郭庆隆当即组织舰上火力对准备外逃的敌艇实施阻截。 天明雾散后，港内国民党军发现港湾内只有解放军的2艘小艇，便立即组织港内舰艇上和岛上的火力进行还击，受伤逃到港湾口的“太和”号和“中海”号，也调转头来向“解放”号射击。 “解放”号在敌人密集火力轰击下，艇身多处受伤。战斗中，当艇上的无坐力炮的炮架被打坏时，炮手张和鸣毅然以自己的身躯支撑着的人的炮身，保证火炮的连续射击。然而，很快艇上的前主炮又发生了故障，炮手张云飞在战位上排除故障时不幸中弹倒下。林文虎见状独自冒着弹雨上前抢修，但也壮烈牺牲。 “解放”的19名人员，这时已伤亡了13人。艇长梁魁庭不顾自己负伤，镇定地驾驶着炮艇边打边撤，巧妙地冲出密集的火网，安全返航。 “解放”号冲出重围后，“桂山”号便遭到国民党军舰艇的集中炮击，在舰体多处中弹严重受伤的紧急情况下，郭庆隆当机立断，决定抢滩登陆，“桂山”号冒着弹雨，拖着浓烟，冲向滩头，终于在垃圾尾岛钧庭湾抢滩成功。 “桂山”号上的50名陆军指战员，跳海登陆。随即同岛上国民党军陆战队展开了战斗，突破了守军的前沿防御。郭庆隆指挥战士们冲上岛岸，与国民党军激战，攻下了一个个地堡，并击溃守军的多次反扑。尔后，守岛的国民党军第208师，连续组织大部队反冲。二连副连长康绍文在腿被打断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郭庆隆在多次负伤的情况下，仍然挣扎着开枪射击，最后英勇牺牲。登陆的解放军虽经多次英勇拼杀，最后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就同国民党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寡不敌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在垃圾尾岛东侧海面待机的“先锋”号炮艇，与国民党25号炮艇相遇。敌25号炮艇排水量为100吨，艇上装有25毫米火炮，而我“先锋”号则是原日军的一艘木壳艇，艇上火炮最大口径仅13毫米。 由于天色未明，敌25号炮艇误将“先锋”号当作己方海军炮艇，用信号灯发来联络信号。“先锋”号趁此机会，全速逼近对方，当敌发现来者不是自己人时，“先锋”号已仅距它几十米了。艇上各种火器瞄准其指挥台猛烈开火，当即将25号艇艇长击毙。当两艇接近时，在“先锋”号上的第392团9连副排长蔺善禄，机智勇猛地带领战士将一排手榴弹扔到敌25号艇上，接着从“先锋”号纵身跃到25号艇，当即击毙2名国民党士兵，迫使7名国民党官兵举手投降。号称“海上霸王”的25号艇，遭受严重损伤，不久便沉没了。 此时，解放军木壳炮艇“奋斗”号在垃圾尾岛海面与国民党26号炮艇遭遇。“奋斗”号英勇机智地靠近26号艇，对准其猛烈射击，同时将手榴弹扔向敌舰，在我军猛烈的火力攻击下，敌26号舰被击沉了。 我输送登陆兵的船队，于25日7时分别在青州和三角山岛登陆。26日晚，第392团趁敌海军舰艇主力从垃圾尾岛港湾撤走之机，迅速占领了垃圾尾岛。 27日，第392团以1个加强排，配属2门山炮，攻占了大头洲岛。 28日，第392团又相继攻占了赫滩岛和大、小蜘洲岛（今大、小蜘蛛岛）。 至29日，解放军胜利完成了万山战役的第一步作战计划。攻占了上述岛屿后，随即进行抢修工事，并投入第二步作战的准备工作。 攻占大、小万山诸岛垃圾尾海战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迫使解放军撤出，便一面命令其受伤舰艇返台，同时又增派10余艘舰艇，由马壮谋任指挥，增援万山群岛，企图封锁海面，袭击解放军运输船队，切断运输线，以阻止解放军攻占其他岛屿。 29日23时，我江防部队509号登陆艇为登岛部队运送物资航行至青洲、三角山岛西北海面，遭到国民党海军舰艇拦击。509号艇指战员，当即开炮还击，迫使对方后撤。 30日下午，国民党海军又派4艘舰艇进至三角山岛以西海面，向解放军守岛部队进行炮击。解放军守岛部队沉着应战，将国民党军舰放进来，在进到距2海里距离时，一齐猛烈开火，击伤了国民党海军舰艇3艘。敌军舰见事不妙，赶快狼狈撤逃。31日，解放军第393团以1个加强排的兵力，占领了东澳岛。 6月5日，解放军第393团以2个连21个排之兵力，于7时向大、小万山岛发动攻击，战至12时，占领了大、小万山岛。当日，该团又相继攻占了白沥、竹洲和横洲岛。 至此，解放军第二步作战计划亦胜利完成。国民党海军舰艇被迫缩到外伶仃岛和担杆列岛海域。 解放军占领大、小万山岛后，进一步控制了一部分海域。为夺取最后胜利，6月上、中旬参战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吸取垃圾尾海战中舰艇相互失去联系的教训，总结前一段作战的经验。为了统一协同动作，组成了有步兵、炮兵和舰艇指挥员参加的联合指挥机构，实施渡海登岛作战的统一指挥。为创造作战有利条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舰艇部队调整了军政干部，充实了战斗骨干；加强了已占领岛屿上陆军部队的火力；分别在4艘艇上架设山炮或57毫米战防炮；在1艘趸船上架设100毫米加农炮，用拖船拖带机动作战；加强了对国民党海军活动的侦察工作，注重掌握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规律。 6月10日，第392团以2个排的兵力，配属2门山炮，攻占隘洲岛。随即在隘州、大小蜘洲等岛上，设置了观察哨所，经过10多天的反复侦察，掌握了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规律。据此，决定第三步作战的行动方案是：首先派舰艇利用夜暗驶抵三门岛，设下伏击圈，然后诱敌靠近后，即以岛上和舰艇上的火炮，集火射击，给国民党海军舰艇以致命打击，尔后攻占外伶仃岛。 6月26日晚11时，按预先作战计划，我炮艇“奋斗”号在黑洲岛左侧担任警戒。我2艘登陆艇，载运392团2个加强连，及配属的山炮5门，从隘洲岛隐蔽起航，在岛上火炮和4艘舰艇上的火力掩护下，于27日凌晨占领三门岛。同时，江防部队的舰艇亦进至海湾伏击位置隐蔽待机。 27日5时50分，国民党军“永”字号扫雷舰，按惯例从外伶仃岛向南行驶。三门岛上解放军炮兵，待“永”字号进入火炮有效射程内以后，集火射击，当即将“永”字号击伤。 与此同时，趸船上的100毫米加农炮和舰艇上的火炮，一齐向停泊在外伶仃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射击，当即击沉其炮艇1艘，击伤2艘。 7时许，国民党海军驱逐舰“信阳”号、炮舰“营口”号、“太”字号护卫舰，2艘“永”字号扫雷艇，急忙从外伶仃岛东南开了出来，企图寻机报复。我“福林”号、“国楚”号舰和509号艇，与三门岛上的炮兵密切注视着这些国民党军舰的动向，等待其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开炮，第一个集火射击，便把国民党海军舰艇的火力压制住了。一串串怒吼的炮弹飞向敌舰，打得国民党军驱逐舰“信阳”号中弹后逃跑，1艘“永”字号扫雷舰受重伤起火，舰上国民党军官兵纷纷跳水逃命。 11时许，在横岗岛西南海面上，我“国楚”号舰，与国民党军1艘“永”字号扫雷舰遭遇，当即将“永”字号击伤。 这次海上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经过激烈交战，获得了击沉国民党海军炮艇1艘，击伤5艘（驱逐舰1艘、扫雷舰2艘、炮艇2艘）的战绩。解放军只有“国楚”号舰中弹1发，3人负伤的极小代价。 7月1日凌晨5时，我江防部队以8艘登陆艇，运载392团2个加强连和珠江军区炮兵团1个连，乘胜一举攻占了外伶仃岛。 最后只剩下担杆列岛，该岛是国民党“广东突击军” 第8特务营孤守。8月3日，解放军以3艘登陆艇，载运第392团2个加强连和配属的2门山炮于15时起航，在“先锋”号炮艇和“奋斗”号掩护下，一举攻占了担杆岛，俘虏了国民党军上校以下官兵140余人，缴获武装艇1艘。 第30章 8月4日，解放军又进占了佳蓬列岛和直湾岛。 至此，万山群岛（除蚊尾洲外）宣告解放。 万山群岛战役，从1950年5月25日开始至8月4日结束，历时72天，共歼灭了国民党军700余人，其中俘虏192人，击沉击伤国民党海军舰艇16艘，缴获艇船11艘、火炮11门、大批军用物资。万山群岛战役的胜利，清除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华南沿海的最后立足点，打破了国民党军对珠江口的海上封锁。这对于巩固海防和保证海上渔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之安全，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后，为表彰烈士的英雄事迹，海军南海舰队第一舰队政治部在江防部队所在地贡埔岛上，为人民英雄林文虎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了表彰“桂山”号指战员的英雄业绩，在战后将垃圾尾岛改名为桂山岛。在钧庭湾的一块大岩石上，镌刻了“桂山号英雄登陆点”八个大字，并立了一座纪念碑，碑上镌刻着“解放垃圾尾岛烈士永垂不朽！” 第二节危殆中的台湾出现了转机三八线上炮声隆1950年6月25日，寂静的“三八”线两边，朝鲜南北双方的士兵正在隔着这条临时军事分界线相互对视着。突然，一声尖锐的枪声划破夜空。紧接着，震耳欲聋的炮声平地而起。。历时3年又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天，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匆匆走进。“什么事，这样慌慌张张。” 蒋经国连忙站住：“我们收到一些情报，说南北韩之间发生了战争。” 蒋介石接过简报，只见上面零星混乱报告了有关战事。“命令所有情报部门加紧对韩战的情报收集，通知美国和日本使馆密切注意美国政府及远东美国的动向，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蒋介石激动地下达了一连串命令。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果不出所料，朝鲜战争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7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了一口气。对于美国公然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这一运动不久以后发展为抗美援朝运动。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军事重点由南向北自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后，新中国在东北和台湾海峡两个方向部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所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的注重点自然转到东北边防问题上。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目，中央军委任命粟裕、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的正、副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当时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建成一个下辖几个兵团的大单位）。尽管粟裕、肖劲光二人因故都未到职，但是中央军委决定这两位原定的台湾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到东北边防军任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军委战略重点的转移。 在推延攻台计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对于是否攻击金门等沿海岛屿的问题还一时未最后决定。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美国介入台湾海峡的程度采取密切注视的态度，攻金准备工作一时还未停顿。原定入闽配合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第24军、第25军和炮3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协同陆军攻占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部分岛屿，7月12日解放军华东海军又突袭了浙东的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军区发现金门守军有撤退迹象，于是派遣1个营渡海对大担岛进行武装侦察（因遇7级大风侦察失败）。在7月下旬以前，美军的舰只是在台湾海峡中巡逻，还未直接支援华东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仍准备撤逃台湾。胡琏在1976年8月在台湾发表的《金门旧忆》中也公开承认说：七月中旬我军曾有放弃金门的计划。后经东京美军当局的劝告“与共党斗争，寸土不让”，我乃仍坚守不放。正当决定撤守并准备实施时，7月23日，国防部忽派专员送命令来——仍然准备在金门作战。 7月13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次日和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协定”；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抵达台湾，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由于美军的直接干涉，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又进占了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 考虑到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后的形势，8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它岛屿。当时，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在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台湾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再实行渡海作战显然是以我短击敌之长，而选择陆地战场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较量，则能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 毛泽东收到一份不合宜的“礼物”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宜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毛泽东同志：。。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 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 第31章 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实际上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彭德怀临危受命10月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4日下午4时10分，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穿来穿去忙个不停。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是千千万万的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德怀的话，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你没有亲眼看看当时欢乐的场面。” 彭德怀若有所思地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不是不想来，而是前线离不开呀！” 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发话道：“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共同的理由是：（1）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2）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3）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4）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元制空权和制海权；（5）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彭德怀下榻的北京饭店。他和彭德怀两人在房间交谈约1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因为在昨天下午政治局的会议上，彭德怀未曾发言，毛泽东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困的眼神，直言坦率地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地频频点头，一边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有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啰！”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5000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25000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100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接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碟，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彭德怀同意地说：“主席分析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话题至此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来对彭德怀微笑说：“老彭，你看，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挂帅合适呢？” 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即刻紧锁双眉两眼一闭，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第4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4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 第32章 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可是，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国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深为感动的毛泽东略带感叹地讲。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他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 紧张的抗美援朝临战准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战场日益严重的局势，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 10月7日吃过早饭后，他指示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记后，马上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保密室保存。然后准备出发。当天，彭德怀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和高岗一起共同研究志愿军出国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问题，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彭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千斤的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饭店。因为次日就要离京，他首先进屋看了这两天接来和他短暂团聚的侄儿侄女们，此刻他意识到，这次离别后，何时再见很难预测，遂把他给孩子们买的衣物分给每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伯伯明天就出发执行任务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要经常给妈妈写信，把你们在北京的情况告诉妈妈。”幼小天真的孩子们立刻反问：“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还是回西安吗？”彭德怀拍拍孩子们的肩膀笑道：“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接着他叫来秘书吩咐说：“你和小郭把我们需要带的东西今夜准备好，明晨出发。” 10月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内容如下：1。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年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2。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持命出动；3。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4。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和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5。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6。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同志的特急电报，电文如下：1。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2。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它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4。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内务相）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年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阳。 10月8日晚上，当倪志亮大使和参赞柴军武将此电报面交金日成首相时，他高兴得两手一拍说：“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别拉着倪、柴两人的手进入会客厅，随手拿出几瓶酒请倪、柴一起喝酒言谈。其间他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 斯大林临阵犹豫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军掩护支援由苏联负责。因此当中共中央于10月2日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于当日深夜即将决定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空军作出准备，但是当8日晚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苏联南方黑海之滨克里米亚附近的阿布哈季亚别墅休假，9日上午周恩来和翻译师哲在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的陪同下，乘苏联政府专机飞抵克里米亚，然后乘汽车前往克里米亚以东的阿布哈季亚，当晚7时与斯大林开始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会谈主要协商在中国志愿军入朝时，苏联能出动多少战斗机和轰炸飞机支援中国援朝志愿军，并由谁担任指挥，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 出乎预料的是斯大林根据朝鲜战争10月2日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中苏边境进攻。他担心如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以，在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犹豫后退了。 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先给中国2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尽快运到满洲里，但是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其实，空军和陆军不同，飞机调动转场不过三两天就可准备完毕，而当时还有10天准备时间，完全可以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斯大林的态度，不过是犹豫推诿之意。 中苏这次高级会谈直到次日凌晨5时才结束，中方代表周恩来对这一突然变化大吃一惊，立刻感到事关全局，于是他在苏外长莫洛托夫陪同下，赶紧于10月10日飞回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将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迅速电告毛泽东。毛泽东10月10日下午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未曾料到的突然情况立即使他陷入焦虑之中，是马上出兵还是暂缓出兵呢？ 第33章 当夜他又突然收到彭德怀自安东发来的准备11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这两份电报使他翻来覆去更感决心难定。经与代总长聂荣臻商谈后，他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明天先不要入朝而是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这时已是深夜，聂荣臻考虑万一明晨以前彭德怀收不到电报，彭就将入朝会见金日成，于是聂荣臻于11日晨1时左右赶到总参谋部作战室给彭德怀打电话：你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讨论。” 10月11日下午，彭德怀奉命带了指挥所负责人成普由安东乘火车于深夜抵沈阳。12日，彭德怀在沈阳和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紧急开会，针对他在安东调查到的部队存在的困难，特别是后勤供应问题研究了一些紧急措施和解决办法。当晚8时，彭、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1）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来京一谈。 13日早饭后，高岗、彭德怀即乘专机由沈阳飞回北京，由聂荣臻代总长在北京饭店迎接，聂说：“下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出兵问题再次讨论。”在彭德怀与高岗奉命回北京之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部越过“三八线”，并已作好大举进攻平壤的准备。10月9日麦克阿瑟以威逼口吻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 10月10日下午4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迪又到我国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威胁恫吓的情况，金日成首相于10月10日紧急召见我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柴军武同志，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11日金日成首相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彭德怀在会议上汇报了三个问题：（1）与朝鲜代表朴一禹会谈的内容。（2）当前侵朝“联合国军”兵力部署和动向。（3）志愿军各部备战情况和存在的亟侍解决的问题。 经彻夜会议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 会议号召要自立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迎击冒犯之敌。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是否出兵援朝作战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为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立刻在中南海给与他同机飞回北京正在军委作战部待命的成普打电话，让他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出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仍要继续作好出国准备。” 就在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还与高岗、彭德怀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 14日清晨，由于天气不好，飞机飞行有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岗先乘火车离京返回沈阳，立即召集志愿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局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政治局的最后决定。宣布立即作入朝的各项准备，并决定准备召开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14日全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志愿军各部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10月14日21时，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作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和第一步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其要点如下：（1）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2）美军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3）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4）为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5）在我军开进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军前进为有利。毛泽东为什么将上述决定告知周恩来？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我们出动6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12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种改变出兵方案，有必要通告苏方，以使苏联方面了解我国出兵情况，从而尽快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困难。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这一天他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因为他知道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基地，打仗要靠重工业，战争的胜负，除了人是主要的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当他在沈阳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六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他还亲切地鼓励职工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并指示工厂领导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15日，由于敌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前来沈阳会见彭德怀。朴向彭说明敌军已逼近平壤，金首相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同志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迟滞敌人，我同高岗今天要赶赴安东，去布置13兵团部队渡江计划。。”。 蒋介石三度准备出兵朝鲜1950年6月25日晚，蒋介石在收到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关于朝鲜战争的报告同时，也收到了李承晚由其驻台湾的大使面交的告警求援急电：他当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予以鼓励，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同时在台北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紧急军政会议，出席人员中有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张道藩、张群、雷震、张其昀、吴国桢、俞大维、叶公超、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黄镇球、彭孟缉等。会上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即25日午夜后）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岸的海空巡逻，加强各岛及台湾海防的战斗准备，加强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加强特务活动。台湾岛顿时处于弓上弦，刀出鞘的临战状态。 据麦克阿瑟派到台湾担任联络的费尔德上校和汉斯上校透露，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天一早，麦克阿瑟在东京就得到了布朗（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和穆西奥（驻南朝鲜大使）的战况报告，立即同正在东京的约翰逊和布菜德雷、塔斯塔德举行紧急磋商。中午和下午又陆续得到了朝鲜战况的进一步报告，获悉：南朝鲜第一师在瓮律、开城被歼，第七师被击溃，春川被围，江陵失守，共军主力指向汉城。麦克阿瑟、约翰逊、布莱德雷和诺斯塔德再次开会到深夜，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经约翰逊、布莱德雷等人研究赞同后，交由约翰逊向杜鲁门转达。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立即援助南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2。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4。保卫日本的安全。征得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同意后，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致电蒋介石，通报朝鲜战况和向台湾派驻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向蒋介石急电求援，蒋介石便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彭孟缉、萧毅肃、俞济时和王世杰等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直到深夜。 第34章 26日中午稍过，美军驻台湾军事联络组在组长费尔德率领下，由东京飞达台北。“国防部”厅长赖名汤。刘廉一前往接待，并陪同费尔德到阳明山会见蒋介石，费尔德向蒋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件。 当蒋介石“得悉北朝鲜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已断定南朝鲜将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所以他首先考虑的是用什么办法及时地对南朝鲜作有效的援助，以“击破北朝鲜共军的进攻”。蒋介石同费尔德等人从外交到军事，从保卫台湾到援助南朝鲜等备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派遣52军（附3师）立即作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并对52军的干部配备、兵员装备的补充更换、运输等问题作了部署。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向李承晚、麦克阿瑟复电，表示一经同意，52军即可经空中和海上运赴朝鲜战场，投入战斗。同时通过外交程序向杜鲁门提出这项建议。 在美国布莱尔大厦杜鲁门召集的晚餐会宣读麦克阿瑟关于“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时，宣布了蒋介石的这项建议。当时，约翰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从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军事原则考虑，都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也表示：当他听到蒋介石愿意派兵援助南朝鲜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他并且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他还希望联合国发出号召并组织行动。 国务卿艾奇逊则对台湾出兵南朝鲜一事坚决反对，他说：“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麦克阿瑟明确指出了这个危险，所以我们才决定派 第7舰队和13航空队去保卫台湾，怎么反而叫台湾跑到别处去保护他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见得比南朝鲜军队高明。这样就不如把这些需要给蒋介石的装备直接送给南朝鲜，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约翰逊马上进行辩解，说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地面部队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蒋介石要求派去支援南朝鲜的52军，是蒋介石在东北的6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消灭的一个军。约翰逊认为在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从台湾调52军去增援南朝鲜是可取的。杜鲁门看到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遂宣布暂予搁置，望待下次会议再从长计议。 6月27日，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告急，并再次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 而艾奇逊却将他收到的建议蒋介石出兵的电报擅自扣压，并继续反对讨论蒋介石派兵援助南朝鲜的建议。 6月28日，蒋介石驻美“大使”顾维钧和胡适在白宫会见杜鲁门时，面交了蒋介石建议派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杜鲁门表示他是十分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意见，同时答应将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麦克阿瑟于6月29日，从朝鲜前线视察回到东京后，第三次急电杜鲁门，请其从速采纳蒋介石的建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向杜鲁门进言，应当接受麦克阿瑟的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约翰逊、布莱德雷、柯林斯都主张动用蒋介石的52军，而不急于使用在日本的两师美军。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争取时间，及时稳定战局，并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损失，使有限的美国地面部队能够在紧急情况时使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去。可是，艾奇逊和国务院却一致反对。艾奇逊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神情提醒约翰逊和布莱雷德等人注意中共6月28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蒋介石关于援助南朝鲜声明发表后在西方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注：中共声明即6月28日周恩来针对杜鲁门的6月27日所发表的声明。蒋介石声明，系指蒋介石在6月26日晚广播讲话中所讲对南朝鲜将进行军事援助和派兵驰援的事）。艾奇逊说：“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且是他们打算出兵干涉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借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 蒋介石的建议和麦克阿瑟的三次请求，终于在艾奇逊的阻挠下，于6月30日被杜鲁门最后否决。 7月1日，52军各部队也先后收到命令，重新恢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沿海的防卫施工。 蒋介石二度准备出兵朝鲜是美军在朝的“圣诞节攻势”遭到了彻底失败之际，当时美第8军和10兵团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处境，麦克阿瑟立即请求采取下列步骤，以期挽回败局，减少美军伤亡：（1）紧急从台湾空这一个军增援第8军，进而救援在东线被围的第10兵团向兴南突围。 （2）请求授权他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年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中国的海岸。 （3）促使蒋介石在华南、华东地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牵制中共，使其不敢向朝鲜战场增兵。 同时致电蒋介石告以南朝鲜在战争中的危急情况，请其仍派52军前往朝鲜战场解第8军之围，并说已分别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船艇载着补充52军的武器装备驶向台湾，以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驰赴平壤地区。 麦克阿瑟希望52军从速完成作战准备，一俟杜鲁门总统批准，即可启航赴朝。他还请蒋介石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军官代表团，立即飞赴汉城，会晤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诺斯塔德和第8军军长华克，当面商定52军到朝鲜战场后有关问题。 11月28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上项电报，下午便在阳明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周至柔、萧毅肃、侯腾、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刘玉章、胡琏、刘安祺、唐守治、阙汉骞、赵家骧、陈麓华、郭永、王楚英、杨敬斌、何志浩、刘明奎，另外还有陈诚、俞大维、叶公超、王世杰、蒋经国及其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等。蒋介石扼要说明朝鲜的战局和麦克阿瑟的请求后，宣布：仍然决定派52军驰援南朝鲜，限24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要求空军加强对大陆的侦察，海军及金门、马祖的防卫部队要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共军的进攻；空军、海军均应密切同第7舰队及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另就加强台湾防务和增援前线岛屿作战的问题，52军的战备问题及将运到台湾的武器装备的接收处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决定。 同时他又指派候腾、陈麓华、郭永、王楚英于29日凌晨飞往汉城，同华克等商洽52军到达朝鲜战场后的作战行动及其他有关事项。 麦克阿瑟于28日急电杜鲁门，要求空运台湾的52军驰援南朝鲜，杜鲁门接电后立即召集国防部和国务院有关首脑会议，研究有关问题。虽然柯林斯和布莱德雷主张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空运台湾的52军援助南朝鲜并轰炸中国东北，但艾奇逊、杜鲁门都害怕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再加上英国的反对，杜鲁门于29日复电麦克阿瑟拒绝其建议。麦克阿瑟一气之下，又于12月3日再次给杜鲁门发去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电述朝鲜局势严重，如不采纳他的建议，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杜鲁门不仅不为麦克阿瑟的威胁所动，而且下决心要除掉麦克阿瑟，遂于12月6日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1）禁止他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责成他用现有的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 （2）禁止他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 但麦克阿瑟却不甘心受杜鲁门的桎梏，分别向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他已知道杜鲁门正在策划除掉他的步骤和设置整他的圈套，但出于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和要全力给予支援的目的，他在12月6日电告蒋介石取消52军行动计划的同时，向美国国防部建议将驻台联络组升格为“美国协防台湾军事顾问团”，保荐骑一师少将师长蔡斯任团长，进一步扩大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并把南朝鲜的兵力扩充到30万人，再编25个师。这项建议在马歇尔、布莱德雷的赞同下，很快被批准。52军驰援南朝鲜的行动于12月6日第2次被取消了。 蒋介石前两次要派52军驰援南朝鲜之事已成为过眼烟云。但是，到了1952年5月，在李奇微调往欧洲，克拉克到东京上任不久，又刮起了一阵“从台湾调一个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的风。于是，第三次从台湾国民党调52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的计划又在东京、台北、华盛顿之间热烈地讨论起来了。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在苏联虎视耽耽之下，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7万5千名警察外，竟无一营美国的地面部队，他非常吃惊，遂向五角大楼和白宫建议：从台湾抽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3师美军去防守日本。他满以为这项建议能获得通过，遂同时电告蒋介石预作准备。蒋介石明知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队去南朝鲜的事就永远无法实现，但他为了配合克拉克的行动，还是叫孙立人进行准备。到了6月下旬，艾奇逊又顶住了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压力，再一次使杜鲁门拒绝了克拉克的建议。克拉克深怀歉意致电蒋介石，请其撤销52军支援南朝鲜的安排。自此之后，52军驰援南朝鲜一事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第35章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在美国方面，却出现了十分乐观的气氛。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所以他们判断美军在向鸭绿江边前进时，不会受到阻碍。 麦克阿瑟猖狂扬言要在感恩节（1950年11月23日）前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优势，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美方要员们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料到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敢与美国相抗衡。这些错误的判断，是美国政府的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导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基本原因。彭德怀在安东部署渡江方案时曾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指示，“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扮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同电又指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毕竟还是比较清醒些，他在进入10月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了30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45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使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于是杜鲁门紧急决定，必须和麦克阿瑟进行当面磋商，以便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关于中国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断。 10月15日，杜鲁门由华盛顿乘飞机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当面会谈，杜鲁门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 “可能性极为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30万军队，其中不超过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5万至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向杜鲁门断言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谈，使美国政府认为侵朝战争已近尾声。于是杜鲁门亲自授予麦克阿瑟一枚橡叶勋章，以示对麦克阿瑟在朝鲜所谓卓越功绩的表彰后，于10月16日返回美国旧金山。17日社鲁门得意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战士们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位合适的入选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为暂时的胜利兴高采烈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正紧张地为出国作战加速准备工作。 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的保障问题。 但此时，彭、高突然又接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等的来电称：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不顾虑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来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 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下午5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18日乘飞机火速回京。这是因为周恩来定于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电告彭、高：“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并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 13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17日来电内容。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告急。就在当日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集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10月18日21时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 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志愿军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先头，开始跨过鸭绿江大桥。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朝鲜战场上，我党我军的一代名将——彭德怀又开始导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威武雄壮的一幕战争活剧。 这场战争，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实现了朝鲜停战，保卫了世界和平和祖国人民的安宁。 第三节西藏和平解放始末伸自大西洋的黑手1950年8月3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10个月，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战场正打得炮火连天，鸭绿江那边硝烟弥漫的天空更需要人民中国的战鹰。但是，毛泽东还是咬咬牙，把30架飞机批给进军西藏的部队。而西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岂是“30架”高空运输机所能承载的！ 这里，让我们先把镜头对向1949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季节。 国民党政府的即将覆灭使西藏一部分亲帝上层人士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深夜，古城拉萨刮着干冷凄清的季风。贵族府邪的深宅里，古刹名寺的密室里，黑影憧憧，酥油灯摇曳；神秘的电波在夜空颤动，如同星光在天河里颤动。。一个眼睛碧蓝戴着雪白手套的外交官，频繁出入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官邪。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像是赤尾狐那样诡秘地出没于豪门巨户。。当这个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暗夜中的策划已经接近完成了。 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会见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很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 随后，大批手持英式枪的噶厦兵，包围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测候所被抢占；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单被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不刮起一股驱逐汉人的黑风。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向噶厦政府提供拉萨“共产党汉人”名单的，便是那位蓝眼睛白手套的外交官——理查逊先生。他是不大列颠帝国在东印度的重要人物，当时的身分是印度驻西藏总领事。 跟这位理查逊先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的无线广播电台：——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 第36章 ——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英国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在拉萨活动着。。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劲地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同样是这位颇有绅士风度的理查逊先生，对年迈昏庸的西藏摄政达扎说：“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于是，噶厦政府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逊先生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本，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此后，理查逊又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摄政达扎等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派往美、英、印（度）、尼（泊尔）4国，请求援助。各位代表都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信中称：共产党已占领内地多数省，业已临近藏界，请求4国指导我们如何作战，并希望派来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借贷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面积相当于12个浙江省的棕色土地，将从中国的版图上冰裂而去。那片环抱一千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那些蕴储无数宝藏的崇山峻岭，特别是跟华夏各民族血肉相连的百万藏族兄弟，都将沦入异邦异族的手中；原本是祖国最可靠的西藏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也将被利斧斫裂而去了。。藏与华夏占族是同源同种，同胞骨肉。他们土地相连，文化相融，共建共拥东方第一大国，也已历经七百多个春秋了。现在，当自己的祖国如醒狮一般将要跃起于世界的时候，这片第三极地，难道将要发生令高山扭痛、大河淌血的离心的裂变吗？整个世界注视着西藏，毛泽东的眼光也注视着西藏。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 仅仅隔了4天，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但是，封闭于雪山峡谷中的噶厦地方政府，对来自北京的忠告和规劝充耳不闻。他们受那些蓝眼睛白手套的蒙蔽太深了，对自己的力量也估计得太高了。从拉萨通往藏东重镇昌都的驿路上烟尘滚滚，7000大军被调往金沙江西岸，他们将要凭据天险和神符，顽固抵抗解放军进入西藏。 新中国面对艰难而严峻的考题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 首先对“西藏独立”阴谋表示极大义愤的，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省的人民。 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西藏黄教两大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在瑞雪飘飞的1950年1月的最后一天，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势力“热振派”的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电文中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当1950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旌旗所向，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5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和挑唆下，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已经在分裂的道路是越滑越远了。 继“驱汉事件”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分子进入西藏秘密活动，鼓励西藏成立一支有技术的部队，接受他们的技术训练，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当局即向美国要求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和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接着，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了拉萨，藏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 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铁定事实，声明西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 但是，西藏反动当局已经利令智昏，迷途难返。雪域之地上法号凄厉，喇嘛们在寺庙里念咒经诅咒红汉人解放军，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夫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急剧膨胀了一倍，各种兵员和辎重源源不绝运往藏东。英国报务员福特从那里的藏军兵营，不断向太空拍发神秘的电波。。新生的共和国面对着艰难而严峻的考题。 18军待命进藏1949年底，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主力，正集结在四川乐山和眉山地区。 1950年1月7日，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命令18军以一个团布置在新津、邛崃一线，其余部队均集结在乐山、丹陵待命，并指示张国华军长速到重庆领受任务。 18军是一支稳健善战的部队。这支在解放战争初期组建的部队，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转战河南、湖北、贵州、四川，在解放中南、西南地区的战斗中屡建战功。 在二野司令部，刘怕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高兴地对张国华军长说：“毛主席从苏联发来了电报，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你们啦！”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正在苏联访问，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事宜。 邓小平政委指示张国华军长：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接受了解放西藏的任务以后，18军在眉山一带进行了进藏前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整顿。为了做好调查研究，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一支以侦察和工兵队伍组成的先遣支队，于2月3日先行出发：以后这支先遣队又进行扩充和调整，组成进藏先遣部队，由18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 18军主力是8月下旬陆续出发，向西藏挺进的。8月28日，晴空万里，部队在眉山三苏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进藏誓师大会。大会在震耳的礼炮和悠扬的军乐声中开幕，鲜红的五星红旗慢慢升到蓝空，战士们庄严宣誓：“一定要把灿烂的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去！” 军政委谭冠三走上主席台，铿锵有力地问：“同志们，刺刀磨快没有？”“磨快了！” “枪擦好了没有？” “擦好了！” 全体指战员对于进军西藏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18军进藏非常关切。根据西藏社会和地理的特殊情况，中央一再指出：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部队要“一面修路，一面进军”。毛泽东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有细致的考虑，他曾指出：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同时，毛泽东特地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以支援进军西藏的需要。 数万人马，向康藏高原挺进，后勤供应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此，二野从成都战役缴获的汽车中，抽出四、五百辆，充实18军进藏急需。部队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川西筹集，另从重庆制作20万斤以上的饼干供进藏部队食用。 部队每前进一程，运输补给线就延长一段，人员供应也就越发困难。 第37章 先遣部队刚到甘孜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粮荒。52师师长吴忠在当时签署的报告上写道：“部队携粮己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为长期打算，节衣缩食，争取时间，已动员部队每天每人吃一斤粮，并组织部队挖野菜（亦不多），捉地老鼠，捕麻雀充饥。。”当时，就连王其梅、李觉等军首长也吃地老鼠。就这样，我人民解放军爬山涉水，晓行夜宿，经雅安、甘孜，过理塘、巴塘，部队陆续抵达金沙江东岸。隔江相望，便是等待解放的祖国领土——西藏。 三支劝和团的遭遇但北京始终在耐心地等待着西藏地方当局的觉醒，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为此，曾经做过多方面的努力。 早在1950年春天，在弯弯曲曲的康藏山路上，有一支小小的人马在行进着。被护卫在中间的那位披着袈裟的法师，在颠簸的马背上还诵经祈祷。他就是有名的密悟法师。他率领了一支劝和团。这支小小的劝和团从成都启程时共有5个人，即密悟和他的两个徒弟——如意、胜兴，以及贾题韬和阿旺嘉措。这支劝和团自己联系了一支马帮商队，同他们一起走。到了甘孜要过金沙江了，他们没有马牌（通行证）过不去，就搭起帐篷住在江边等候。这时，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达率领的第二支劝和团也来了。他在西康威望很高，顺利地过了金沙江。密悟法师一行还是过不去，只得望江兴叹。 第三支劝和团——青海劝和团于1950年5月组成，由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任首席代表，青海黄南州的活佛夏日仓呼图克图。大通县的活佛先灵任代表。 青海劝和团于7月份分两路自西宁和同仁起程，8月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河霸会合，一同赴藏。 劝和团到达那曲后即被扣留，迟玉锐等4名汉族干部被藏军押往山南软禁。 在各路赴藏劝和团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甘孜利寺格达活佛那一支了。 格达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他曾任博巴（藏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总司令建立了友谊。 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总司令，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 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分，由甘孜启程赴藏。那天有很多当地群众前来送行，有些老人还跟在后面，高声为他祝福。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qisuu.不料格达活佛竟在昌都遇害身亡了！ 原来，格达活佛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他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解放军进驻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群众。在昌都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对他又恨又怕。特务分子在格达活佛喝的茶水里下了毒药。活佛中毒后，即腹痛、头痛、口吐黄水、鼻孔流血流脓，第二天——8月22日就圆寂了。死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格达活佛遇害，激起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 18军官兵更是群情激愤，向隔江对峙的藏军挥拳怒骂。 格达活佛8月22日被毒死，2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的计划，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 战争之神的正义之剑，将要划出霍霍闪电了。 新任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昌都，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扎曲和昂曲两大支流交汇处，当时居民有三千余人，扼进藏南、北、中三路之要冲，噶厦在此建立了总管府，指挥着占藏军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九个代本（团）和民兵八千余人。这八千余人分布在沿江一千多里正面防线和昌都附近宽七百多里的纵深地区。 当解放军临近金沙江东岸的时候，原昌都基巧（专员、总管）拉鲁·才旺多吉任期已满，他上书噶厦请求准予回拉萨。按照旧例，昌都总管必须由一名现任噶伦出任。但在拉萨的三位噶伦谁也不愿在这种时候赴任昌都。文武官员更是畏缩不前。于是，摄政达扎决定，突破清朝给西藏设立4名噶伦的定制，提升孜本（人事审计官）阿沛·阿旺晋美为增额噶伦，前往昌都接替拉鲁。42岁的阿旺晋美临危受命，慷慨赴任，很有点悲壮的意味。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的那一年——1911年，在拉萨以东一百多里路的甲玛沟，有一户贵族世家诞生了公子，他便是阿旺晋美。阿旺晋美从小就聪慧过人。在别的藏族小孩还在玩羊拐骨的年龄，阿旺晋美被送到拉萨的一家私塾学习藏文去了。14岁那年，他拜在一代佛学大师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喜饶喜措大师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为人刚直有如青枫，在藏区享有盛名。阿旺晋美跟着大师，暮鼓晨钟苦学3年，又拜东藏神秘灵异之地——三岩地区红教派的大苍活佛为师，习诵佛学经典，度过两个寒暑。当他20岁那年重返故乡甲玛沟时，已经称得上是满腹经纶了。 甲玛沟是个只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的农牧结合的山乡。20岁的阿旺晋美接替母亲管理自家的庄园。他在读书之余，同农奴们一起收割青稞，一起放牧牛羊。凄惨的现实使他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思想。他越来越认识到西藏的制度需要改进。。对于这项任命，有的人认为凶多吉少，实在不是一个好差使，但阿旺晋美处之泰然，他面见摄政达扎，居然陈述了一条令满庭皆惊的意见：“上司抬举我，委以重任，我愿从命。但是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方向前进，也许指日可到。我们迟早总是要同解放军接触，总是要谈判的。请上司给我权力，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总管，而是直接去找解放军谈判。‘找水源，去雪山。’我一路东行，找到解放军为止。” 摄政王达扎惊得半晌无话，满庭文武大员脸色千差万别，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官员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向噶厦提出意见书，支持阿沛的要求。这简直像三月里草原的风一样，刮遍了圣地拉萨。但是，风再大，扬起一层沙灰又打着旋子折了回来。官员扩大会议在给噶厦的意见书里又认为，阿沛已是堂堂噶伦，不宜贸然与解放军谈判。先责成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等人同共产党接触，待时机成熟，再由阿沛出面谈判。噶厦和达扎批准了官员扩大会的意见书。 8月28日阿沛到达昌都，披两肩征尘，顾不上休息，便亲自巡查江防，考察民情，亲随和卫士们常见他眉头紧蹙，一言不发。一周之后，他致电噶厦：“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县）内仅七、八户还有糌耙，其余全以圆根（即蔓菁，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针对噶厦命令他进攻玉树一事，他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 可惜，噶厦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毛泽东念念不忘以战促和毛泽东关注着西藏的动静。 关于昌都战役，他胸有成竹，指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要在藏军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毁灭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藏军漫山遍野地打游击与消耗战。他要使噶厦全面丧失抵抗能力。 8月15日，毛泽东看完西南军区作战计划后电示：“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方似有相当强战斗力，必须准备。”另外两条批示是关于补给运输的：“一，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 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是，南北两线合围，兵分五路出击。 两线合围的五支红箭虽然有虚有实，但一旦嗖嗖射出，必将石破天惊，地动山摇，整个世界屋脊为之震动。 8月28日，毛泽东给西南局并西北局的电报说，如我军能于10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以战促和，还是希望和平解放那一片雪山高原。8月31日，毛泽东批示：“购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 10月7日，执行迂回包抄任务的52师154团渡过金沙江，溯江而上，开始翻山越岭。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炽烈的太阳在雪地上的反光刺坏了战士的眼睛，几乎有一半人因雪盲而暂时失明，双眼红肿，疼痛难忍，人们把绑腿布连起来一串一串牵着走。涉渡冰河更艰苦。横断山区条条山条条水，湍急的水流冲击着冰块，像锋利的刀刃划破了人们的皮肉。有的战士因腿伤不愈，加上急行军和恶劣的气候，整条腿坏死，被迫截肢。 饥饿的威胁也极为严重，整个参战部队都受到了粮荒的困扰。154团从玉树补充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中央在重庆订做的高营养食品蛋黄蜡和代食粉因资本家偷工减料被大大打了折扣，按原定指标每人每天12两就足够补充消耗的热量，但发到战士手中，12两仅够他们吃一顿。由四川运来的大米因长途跋涉、风吹雨淋，早已发霉变质。缺粮，沿路又是茫茫雪山，没有野菜和草根可食，有的战士撕吃自己棉衣中的棉花，吃粉状的细土，吃骨头和牛角烧成的灰烬。 最惨的是随军的战马和驮畜，这些“无言的战友”眼望无尽的群山目光暗淡，有的连眼睛也没有——被冰雹打瞎了。 第38章 饿急了，它们就“咔嚓咔嚓”啃食冰雪。夜间，饥寒乏力的马儿把头拱进战士的帐篷。低垂的头颅贴在战士的胸部，战士醒来，把自己的口粮偷偷喂它一把，抱着它的头流下了眼泪。马匹不断倒毙，几百里路倒下的牲畜成了无意中设设置的路标，到昌都战役结束，几千匹牲畜所剩无几。饥饿的人们硬着心肠吃饥饿而死的牲畜，马倒一匹人吃一匹，吃了马血马肉，还要吃马皮，恨不得连马骨也要烧成灰咽到肚子里。 在千里迂回的急行军中，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掉队。10月16日，跑在前边的只剩下百余骑兵和百余步兵，他们以日行170华里的惊人速度先敌4小时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南线解放军两个团攻克盐井、宁静、邦达，堵住了藏军逃窜察隅之路。 解放军攻占昌都此刻，昌都正陷入一片混乱。 当解放军渡江的消息风传全城时，士兵、喇嘛和居民在昂曲河边汇成一片。持枪的士兵们东逛西窜，不知如何是好。 10月12日，从昌都以南的宁静（芒康县），传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三百四十余人宣布起义的消息。霎时间，昌都藏军的军心崩溃了。10月16日夜，总管阿沛得知解放军已逼近昌都，类乌齐一带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军队。早就不愿抵抗的总管命令，翌晨弃城西撤。17日，弹药库的爆炸声震得昌都城颤抖不已。随之，藏政府官员、士兵们拖儿带女顺着西边的山路仓皇离开昌都。乱兵沿路抢劫，为解放军赢得民心铺平了道路。 整个昌都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只在小乌拉、岗托等三处遇到了较强硬的抵抗。岗托渡口，攻击藏军十代本的是由军工兵营、侦察营和52师炮兵连组成的左路部队。10月7日，东岸解放军开始抢渡金沙江。一瞬间，重机枪、迫击炮向对岸藏军猛烈轰击，阵地上一片火海，藏军躲在石缝中顽强抵抗，解放军的牛皮船驶进激流，向对岸奋力划动。江面上，枪林弹雨交织成严密的火网，有一只牛皮船被枪弹和激流掀翻，船和人刹那间葬身水底。 两小时后，被巨浪冲向下游的牛皮船靠上西岸，解放军跃上江边乱石，开始向对面藏军阵地逼近。同时，炮火和枪弹暴雨般倾洒到山后的藏军队伍里，牛皮船上和两岸的解放军发出了吼声，藏军弃地撤退，夺路西逃。。对于俘获的负伤藏军官兵，解放军全部收容并予以医治。对投诚的官兵、家属每人给8元以上的银元作路费，每三人发一匹马。当解放军的粮食运到以后，还发放给藏军官兵，使他们手中有钱，袋中有粮，并有马匹驮运衣物，走上返乡之路。被遣散的人员无不感谢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有的叩头流泪，对解放军干部说：你们解放军是菩萨兵，是救命恩人，返回家乡后，再不替噶厦卖命了。 昌都战役于24日结束，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三、七、八、十等6个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之大部，并争取 第九代本起义，共计歼敌5700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18名，英印特务福特等4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各种冲锋枪、步枪3千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部分。 昌都战役的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整个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实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达赖喇嘛亲政昌都一役，予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从那片雪城高原上反弹而起的石子落进了印度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50年10月21日，昌都战役尚未熄火之际，印度政府就给中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印度洋的大波很快涉及到大西洋。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行动是“侵略”。11月15日，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所谓“入侵西藏”问题提案。萨尔瓦多是中美西岸的一个国家，它的政府一向是在美国控制下的。据国民党中央社成功湖15日消息，成功湖方面也都认为萨尔瓦多的提案“是出于美国的主使”。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 正义终于使横暴者却步了——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此案。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噶厦立即召开了由重要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大会。与会者大都垂头丧气，怀着对解放军无可奈何的愤怒。东藏一败涂地，战无可战，讲和又不甘心，到底何去何从？人们在会上争来吵去，对时局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对策。达扎摄政的脸色越来越暗，最后长叹一声，决定请乃穷、噶东二位护法神指点迷津。 在拉萨西郊哲蚌寺下面，有一个专供护法神的乃穷寺。意为“永恒不变的妙言小岛”。供奉着西藏的主要护法神“佩阿甲布”。而乃穷曲均则是所法神预言未来的使者。噶东寺的曲均也是这样的使者。上千年来，西藏每逢重大的决策，都要向这些预知未来的神巫请教。这一次自然更要求教于他们了。 在神秘庄严的气氛下，乃穷和噶东两寺的曲均被请到降神的佛殿。乃穷曲均身穿红色锦缎的裤子，内外八套衣袍，重逾百斤。足蹬前面翘起的齐膝皮靴。胸前挂着一面金质护民镜，四周点缀着绿松石，环衬出一块紫水晶，紫晶的核心是耀眼的银片，上刻有密宗神的祈祷词。 仪式开始。 乃穷曲均跳演了一阵，只泛泛地说要竭诚礼拜，多念经文，方能保民平安。 “那么，下一步是和是战？应由谁掌管全藏政教大权？”守在达赖佛殿的官员急切地问道。 “还是要多念经文，竭诚礼拜。”乃穷曲均依然含含糊糊。 “尊贵的乃穷神啊，为了西藏的政教大业，请问是战是和？谁来执掌大权？”大员们都瞪着眼睛盯着乃穷曲均，乃穷曲均头上冷汗淋漓，避过他们犀利的目光，终于承认“不灵了”。看来，只好请教噶东神了。 噶东神汉折腾好一阵，趁人们不注意想溜走，仲译钦波（秘书长）群培土登上前拦住了他。群培土登神情激动地说：“这次请求指点的，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我们肉眼凡胎难以决定，请神睁开慧眼，明示今后怎么办才好。”噶东曲均转身使劲跳起来，一会儿拔出腰刀左杀右砍，吓得噶伦们忙向一边躲；一会儿就地跳起，掀起一片尘土。最后，他突然伏跪在达赖喇嘛面前，做出要哭的样子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要你亲自执政，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在座的摄政达扎闻言脸色惨白，神态沮丧。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举行了亲政典礼。17岁的达赖喇嘛在这多事之秋，挑起了掌管全藏政教事务的重任，而如何收拾这败后残局，他却一筹莫展。 阿沛信使急驰拉萨一场大战过后，金沙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在秋日的蓝天下，像澄静的练带。 此时此刻，住在昌都解放军指挥机关的阿沛，眼前却有点迷迷茫茫。 他住在一幢藏式楼的底层，不再穿绸缎的官服，而是一身黑氆氇藏装；他孑然一身，围着他的不再有护兵和侍从。 眼下的这个结局，其实在他衔命赴任的时候就预感到了。要不然，当初拉萨的三个现任噶伦为什么都死活不肯来呢。但当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他还是感到震惊、痛疚、惶恐、迷茫。想到雪域西藏的命运凶吉未卜，他心头隐隐作痛起来。 大战之后的昌都城是宁静的。特别是深夜和清晨。一年多来，这座东藏名城被各种喧响所困扰，在白天与黑夜交替之际发出震天巨响。现在呢，一切都寂静了。怒吼的山炮轰鸣之后，一切繁琐的音响都归于沉寂了。 阿沛这天早晨起身后不久，康巴汉子平措旺介看望他来了。平措旺介身穿解放军军装，高大健壮。这位28岁的康巴汉子是昌都解放后13天赶到的。一年前噶厦在驱汉运动中，将他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驱逐出境，此人现在成了共产党的大长官，他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来一个报复呢？不可不防！康巴汉子平措旺介此时身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8军民运部长、昌都工委副书记，与去年被押送离开西藏的狼狈样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康巴人凶猛好斗，尤善复仇。为了复仇，不惜子子孙孙打冤家。平措旺介如果要对噶厦的要员阿沛等人施行报复的话，应该说是不费力的。但这一次，康巴人平措旺介态度谦恭，他请阿沛噶伦从这间底楼的小屋搬到对面楼房的二楼去住。 高楼上宽敞洁净，落地窗十分明亮。远眺青山，近观绿水，使人心旷神怡。 很快，又送来了他原先穿的绸缎官服。在昌都战役中投诚的近40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他们的官服。 18军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军将领不断地来看望阿沛。有一次王其梅与阿沛长谈，谈到这次两军对垒，枪炮无情，双方伤亡都很大，许多藏族和汉族兄弟都倒在战场上。讲着讲着，王其梅不禁热泪盈眶，嗓音哽咽。 第39章 阿沛十分惊愕，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昌都地区的大活佛，大贵族，前昌都藏军的高级军官，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拜望阿沛。阿沛从他们的眉宇神态、谈吐和笑声中明白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对照过去像瘟疫一样散布在藏区的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种种流言，阿沛十分感慨，他心头的疑雾慢慢淡散了。 阿沛居住在楼上夜间灯火不熄，共产党大首长与他盘膝对坐，一谈就是大半宵。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那幢楼上的灯光总是明亮的。卫兵们只记得半夜时分，炊事员还要登楼去送酥油茶和夜餐。 每天早晨的太阳，将温暖宜人的阳光射进那幢高楼。玻璃窗户反射出一片光华。 就在拉萨的上层亲帝势力策动达赖外逃，乱成一团之时，阿沛从昌都派随员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赶来拉萨送信。他们快马加鞭，日夜赶路，马跑累了，又支不到驿站的差马时，就身背马鞍，徒步前进。二千多里路程，他们只用了16个昼夜就赶到了。 金中和桑林向噶伦们呈上昌都总管阿沛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信件。噶伦们急不可耐地地询问昌都的情况，解放军的动向和兵员多少等等。当两位信使汇报到解放军离昌都还有三天路程，结果一个晚上就突然出现在面前时，首席噶伦然巴连声惊呼：“啊啧啧！啊啧啧！”并且叹息说：“敌人像钢铁般坚硬，我们像糌粑一样松软呵。”索康噶伦询问了昌都总管署全体官兵的近况，然后说：“阿沛·阿旺晋美受苦了，我们并不责怪他。我们的军队太糟糕，确实不能上阵。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势总会起变化的。” 金中和桑林送到拉萨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40名官员给达赖喇嘛的信。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禀报了昌都之战失败的经过，以及投诚后广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其重点自然还在后半部分：在下昌都总管阿沛噶伦、三名在职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五个代本为首的四十名政府文武官员顿首叩拜、三门虔诚启禀：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共产政府所规定的基本作法是，对外五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立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救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救主摄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术人民幸福的一切办法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决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过去与英美两国及国民党的一切关系，不予追究。。。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此事包括共产政府在年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员敢作担保。。。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四十名文武官员，可算是噶厦的重臣良将。 昌都一战，全部归顺了共产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宾。这使噶厦内外大为震动。一连几天，拉萨城的行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看来这红汉人解放军，既不同于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队，也不同于前清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兵丁，更是不同于1904年打进拉萨来的英国人荣赫鹏的洋兵。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阿沛来信的内容真靠得住吗？ 金中和桑林两位信使在拉萨成了新闻人物。他们却因旅途劳顿困得要命，只想睡觉。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两位信使一觉醒来，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已经在头天夜里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这是1950年藏历11月11日。 达赖喇嘛还将从亚东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滞留亚东原来，对于阿沛等40名官员的来信，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拟定了出国计划。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 藏历11月11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40名贵族官员和200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在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的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向在类乌战役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巴发起追击。普隆巴跑到洛隆宗（县）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峪桥，同时收集散兵游勇和被解放军遣散的藏军二百余人，扬言要进行“反攻”。为消除隐患，巩固前进阵地，52师师长吴忠命令154团歼灭该敌。团长郄晋武亲率一个加强连，奔袭200里，于11日傍晚18时突然出现在嘉峪桥头，夺取了被破坏的嘉峪桥，突破怒江天险；在宗本代理人和当地农牧民的协助下，他们又行军18o里，于12日凌晨包围了洛隆的藏军。七代本晋隆巴从梦中惊醒即被活捉。 1951年元旦，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28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德格女士司江央白姆等人。同时成立的还有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为阿沛·阿旺晋美。因为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解放军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着达赖方面的选择。周恩来与夏格巴在与昌都遥遥相对的世界屋脊的另一端，阿里高原的扎麻芒保，新疆骑兵支队先遣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工作。他们散发毛泽东画像和藏语传单，帮助群众放牧、打柴、背水、治病、拣牛粪。当时先遣连的供应十分困难，他们仍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块糖等物品来救济贫苦牧民。与他们接近的藏民逐渐增多了。先遣连在阿里的群众工作与和平谈判是成功的。今天，我们从历史档案里还翻出了阿里那日过力松木区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致毛洋东的电报：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敬启者：中央人民政府军官李狄三，抵达那日过力松木区，同我们结咸了朋友并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没有引起一点战争，很好的和平实现了。这次我们的两个邦保申请达赖活佛，让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两邦保那样，诚心诚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人总想煞费苦心打出一面“独立国”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垒。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独立”，颇获得一些人的喝彩。过了一个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了一封复电：“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电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蓝眼睛朋友的阻挠，迟迟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指示其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早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消其拒发签证的决定。 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 第40章 。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如在布满阴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闪电，若是夏格巴们顺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虽然决不会像后来的阿沛五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必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团拟于6月5日由加尔各答搭机经香港去北京谈判之际，他们的英国朋友临时取消了签证，到使他们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历史轻轻抛弃，历史在选择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正乘马匆匆赶来；历史将使他倏然间闪闪发光。 达赖授权五人代表团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这次西藏噶厦的了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固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这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个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经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周恩来、朱德亲迎贵客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时15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细致妥贴地安排了西藏代表在古城半天的活动，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晚宴上西藏和谈代表们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这便是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他原是阿沛求学时的老师，现在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是享有盛名的佛学大师，在全国藏区名闻遐迩。阿沛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师，真是又惊又喜。喜饶大师是个爱国活佛，为了劝说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早日和谈，曾经在电台发表过藏语讲话。因此，他对自己的得意弟子阿沛率领西藏代表赴京和谈十分赞赏。席间谈笑风生，对阿沛多有勉励，阿沛很受鼓舞。 当晚11时35分，在汪锋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部分代表乘坐列车离开西安。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当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一一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觉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夜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彗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样让人敬仰啊。 历史性的记载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还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厦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此外，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工作的是中央民委干部彭哲，由于他的青海口音较重，后来平措旺介也帮助进行翻译工作。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明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在进行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但认为进军问题是焦点。 因为噶厦政府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 在体会的两天中，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 第41章 5月7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双方代表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随着和平谈判的深入，难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中央和谈代表重新将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但是，西藏和谈代表认为这一次是来谈和平解放的事情的，不是谈班禅问题的；而班禅的合法性噶厦政府还未承认呢。 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拿出了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给十世班禅的封文，还有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一些照片。西藏代表终于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直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至此，代表团全体成员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20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关注着谈判的一切。他精细入微地听取汇报，亲自安排西藏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黄河与长江的大波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中国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1951年5月23日。 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团李维汉等4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西藏和谈代表。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5月24日晚上，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盛大宴会。应邀出席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随员；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的4位全权代表及有关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 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班禅和阿沛都在宴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兴致勃勃讲了很多，他着重强调了团结。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班禅大师也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亚东半日路程的国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现了一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清癯的中年人。他，便是从北京出发，飞经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他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在张经武代表的亲切劝说下，同时也在护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于7月21日启程返回拉萨。 195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主力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萨。 第四节窜扰活动未能奏效首位秘使被冷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悍然命令其第7舰队及第13航空队进驻台湾。朝鲜战场的复杂局面，使原本担心我军会渡海解放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似乎胆子又壮了起来。他们调整指挥机构，将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部队予以整编，将原有的20个军的番号缩编加强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还将收编的海匪武装“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编为“中华反共救国军”。 经过整编军力，台湾军事指挥机构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被我军攻占的20多个岛屿上部署了7万余人的作战力量，其中有6万余人的正规军驻扎在最易受到我军攻击的金门、马祖两岛。 在广东沿海，国民党军队当时还占踞南鹏岛及万山群岛中的几个小岛。 国民党部队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对大陆及沿海已解放岛屿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那位被当局派到大陆的秘密使者李次白，自然也就被冷落了。不久，他收到了胡伟克的一封急信，告知“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此后，也没有人给他的家属发放生活费。 滞留大陆的李次白1955年受到审查，被判刑4年，进行劳动改造。1980年9月，李次白经批准去香港定居。后本人要求回台湾和久别的妻子团聚，遭到拒绝。蒋经国的意见是：“李次白在大陆多年，一言一行均有统战意识，何况还主张与共产党第三次合作，来台根本不行。” 我3号炮艇被敌击沉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我沿海前线部队积极充实粮弹，修筑工事，同时采取了反击与进剿并举的态势，对于撤逃到海岛的残敌进行围剿，在已攻占海岛上抗击其回窜，避免了处处分兵、消极防守的弊端。 1950年7月9日，毒辣辣的太阳把大海炙烤得直冒白烟。陈雪江队长检查完了队里的备舰工作后，坐在树荫下和战友下五子棋，正下得高兴时，电台里传来了海军首长的指示，要他们配合21军62师奔袭大陈之敌。 炮艇大队是1950年2月在镇江刚成立不久的一支队伍，此次出海作战，嫩竹扁担能否挑得起千斤重担，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全队上下士气高涨，尤其是那些曾在国民党海军里干过的人员，更是磨拳擦掌，情绪激昂，他们渴望创造辉煌的战果，来证明自己爱国。 当日下午，陈雪江率领他的炮艇大队由海门进至琅机山，与在那里待发的陆军机帆船队集结。 这琅机山岛，位于台州湾南侧，由黄琅和白果山两个小岛组成。两岛中间夹一湾碧水，那就是金清港，出港向东14海里就是大陈岛了。军区指挥员选定琅机山岛为集结地点，是由于这里地势高，树木繁茂，艇船在湾内待机十分隐蔽。 按作战指挥所规定，指挥员们白天在岛上观察了大陈岛敌舰锚地和预定登陆点的地形。夜幕降临后，艇船编队出航，以每小时6节的速度悄悄地向大陈岛前进。当编队行至琅机山与一江山之间的海面时，海上风浪骤起，白色浪头像一座座小山似的，从右侧压过来，艇船巨烈的颠簸着，随时都有艇翻人亡的危险。当时在海上的陆军62师师长周纯麟担心艇船经受不住，决定撤回琅机山避风。 入夜，陈雪江命令1分队长张家麟和3分队长邵剑鸣分别率领103和3号炮艇在金清港外锚泊警戒，监视海面敌情。 翌日清晨，辽阔的海面上漂浮着淡淡的白雾。邵剑鸣从望远镜中发现正前方海面有一个黑点，凭着他的直觉和经验，很快判明这是一艘国民党的大型炮艇。邵剑鸣是1944年驻刘公岛汪精卫的伪海军练兵营的起义人员，参加人民解放军后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此时发现敌情，他立即招呼张家麟准备迎敌。 张家麟比邵剑鸣大几岁，办事比较沉着、老练。他见邵剑鸣急火火的样子，提醒道：“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发现敌舰应该先请示。” 邵剑鸣沉不住气地说：“钻进笼子里的鳖，等你请示好了，它娘的还不早溜了。依我看，咱们先斩后奏，怎么样？” “不行，一定要先请示！”张家麟毫不让步。 邵剑鸣见说服不了张家麟，也就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起锚随着103号艇一起返港报告。 途中，邵剑鸣担心请示后不让打，便让103号舰单独返港报告，他擅自命令3号炮艇调转方向，全速向吨位大于自己十多倍的敌艇冲去。 敌艇见3号炮艇单艇出击，便调头向外海驶去，诱其追击。邵剑鸣求战心切，一心想吃掉敌人，因而中了敌艇的“调虎离山”的诡计，遂令炮艇加速前进。 突然，敌艇放慢了航速，在距离600米处首先向3号炮艇开火。一发发炮弹在3号艇的四周爆炸，海面上腾起一支支水柱。邵剑鸣为发挥本艇火力，一直逼近到敌艇200米时才指挥还击。激战中，枪炮兵赵孝庵用双联装机关枪一连打了250发子弹，敌艇舱面上顿时混乱起来，两挺机枪也被打哑了，舰尾升起了浓烟和火舌。这时敌人发狂了，用40厘米双联装机炮向3号炮艇连续还击。激战不一会儿，3号炮艇操纵室被两发炮弹击中，副艇长许慎和操舵兵马全福当即牺牲。一块弹片又击中正在指挥作战的邵剑鸣，他左眼被击穿，脑部受重伤，当场英勇牺牲。 这时，已经失去操纵的3号炮艇，舰尾又连中数弹，艇上的机枪、火炮全部炸坏，两名射手及弹药手也相继倒在血泊中，情势十分危急。 敌人见3号炮艇失去抵抗力，更加疯狂地向其射击。 枪炮手赵孝庵从昏迷中刚刚醒过来，他强忍着手和腿已六处中弹的剧烈伤痛，以顽强的毅力爬进操舵室，冒着呛人的浓烟，用受伤的臂膀扶着舵轮，全力扭转艇首，试图驾艇返回琅机山。但行驶不远，艇身又中弹4发，舱底钢板被炮弹击穿，舱内大量进水，不一会儿，3号炮艇便沉没于海底。 第42章 艇上17名人员，除3人泅水生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3号炮艇的沉没，在参战人员的心头蒙上一层阴云。战前，陆军中有些人对小炮艇能否掩护他们渡海登陆就心存疑窦，原海军人员对小炮艇出海作战的能力也缺乏信心，如今眼看3号炮艇被击沉，战友牺牲，不少人情绪比较低沉。 披山岛年轻海军首显雄威张爱萍司令员得知3号炮艇被击沉的消息以后，心情非常沉痛。他立即报告华东军区，军区考虑到进攻大陈的作战意图业已暴露，便电令炮艇大队“立即撤回海门待机”。炮艇大队撤回海门，部队情绪十分低沉。 作为海上指挥员的陈雪江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他走到哪里，陆军总是指着他叽叽喳喳地议论。 “我早就说小炮艇不能出海作战，可人家偏不信，这不，摔跟头了吧。”“几条小炮艇，不知天高地厚的，竟敢跟人家的大军舰硬碰，肥肉没吃到，反倒被肉吃了，教训啊。。”说者声音拉得很长。一个河南口音的老兵话更难听：“俺打了四、五年的仗，身上连块皮也没擦掉，别在革命胜利的时候，让小炮艇把俺这140多斤送进大海喂鳖罗。” 冲着这些议论，陈雪江即使浑身都是嘴也无法解释清楚。他只有一个办法，痛苦的沉默。 周纯麟师长和孙云汉政委最理解陈雪江此时的心理。他们同意陈雪江的意见，找准机会，争取打个漂亮仗，把部队的信心鼓起来，把敌人的威风打下去。 于是，三人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进攻大陈岛暂时放一放，选一个易攻的敌岛作为攻击目标。 一个是一江山岛，这个岛的守敌虽然不太多，但离大陈岛只7海里，进攻时容易被大陈敌人发觉，敌舰可以及时赶来支援。 另一个是披山岛，一个月前的6月2日，披山海匪首领吕渭祥曾率敌600余人，乘我军驻守部队换防之机突然登陆对玉环岛坎门镇实施偷袭。我守岛部队步兵74师220团8连及随后赶来的增援部队立即组织反击，歼灭这股凶悍海匪100余人，其余之敌见我军防守严密，再战恐难脱身，只得仓皇逃往海上溃退。 披山岛的守敌实力虽然比一江山岛强大，还驻有四、五艘艇船，但离大陈岛37海里，进攻时大陈一时难以察觉，即使察觉了也因距离较远而不易增援。 一份由周、孙、陈共同签署的作战方案用电报发往华东军区。 军区首长回电否决了。 周、孙、陈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根据掌握的敌情，重新修改了作战方案， 第二次送了上去。 军区首长问：“有没有把握？” 周纯麟师长回答：“百分之百把握不能说，七八成把握还是有的。” “我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军区首长再次拒绝了他们请战的请求。 第三份报告又送了上去。 这一次，军区首长总算开了恩了，同意他们打披山岛。 就在3号炮艇失利的第三大，1950年7月12日黄昏，我军步兵62师的2个营兵力分乘两艘登陆艇，在4艘炮艇的掩护下，乘敌从披山和一江山岛秘密调遣兵力增防大陈岛之机，利用黑夜渡海，向披山岛进攻。 周纯麟和陈雪江率领一支由一个炮艇分队和不载部队的30多艘机帆船为第一路，从金清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直向大陈岛方向佯动。入夜，以两个炮艇分队和装载陆军两个步兵营的30余艘机帆船编成第二路；由孙云汉和炮艇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廖云台指挥，直奔披山岛而去。 夜幕降临了，天气突然发生变化，乌云遮去了天上的星月，狂风骤起，波涛翻滚，气候十分恶劣。参战人员怀抱着为3号炮艇报仇雪耻的决心，不顾晕船呕吐，坚持航行，深夜抵达石塘湾集结。 第二天天刚破晓，艇队便出现在披山岛海面。陈雪江举起望远镜，发现岛西面锚地停泊着敌“海鹰”号、“新宝顺”号、“精忠”1号和“精忠”2号4艘炮艇，还有许多机帆船。 披山岛守敌没有料到受挫的人民海军还敢驾着炮艇长途奔袭，打上门来。当我艇队向敌锚地发起突然攻击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敌人摸不着头脑，顿时乱成一片，仓皇砍缆起锚，夺路逃窜。 分队长张家麟见为战友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他率领3艘炮艇奋勇追击，大胆(禁止)敌艇群，集中火力围歼300多吨的“精忠”1号。激战中，负隅顽抗的敌上校支队长被击毙。群魔无首的敌人，见大势已去，不敢再战，乖乖地挂出白旗投降。 “海鹰”号和“精忠”2号丢下“精忠”1号不顾，只顾仓皇逃命去了。这时，被堵在锚地的“新宝顺”号仗恃吨位大，火力强，疯狂进行反扑。107号艇冒着敌艇密集的炮火，抵近射击。但是，由于火炮口径小，无法将其击沉。艇长杜克明为在大陈援敌未到之前迅速解决战斗，急中生智，看清“新宝顺”号是木质船，便下令撞击敌船。脊背已经负伤的操舵兵陈贵松，忍着剧痛将艇首对准“新宝顺”号尾部，开足马力撞了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敌艇尾部撞开一个大口子，海水哗哗地灌进后舱。 在炮艇撞击敌艇的刹那间，艇上的机关炮、机关枪、小炸药包和手榴弹，呼啦啦地打了过去，敌艇上一片鬼哭狼嗥。 在“新宝顺”号艇上指挥作战的是国民党浙江省玉环县县长林森，此人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在他的督战下，艇上的敌军拼死顽抗。敌我两艇靠得很近，双方开展轻武器对射，械斗打得十分激烈。 激战中，103艇和104艇在张家麟的指挥下及时赶来助战。张家麟也是从国民党海军起义的。3号炮艇沉没，邵剑鸣和许多战友英勇牺牲，激起他杀敌的满腔怒火。他抓住有利攻击时机，接连下达“快速进体，撞沉敌艇”的命令，指挥103艇朝“新宝顺”腰部猛撞过去。枪炮兵龙钦祥、炊事员厉保安和一位向导民工，带着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趁撞艇的瞬间，飞身跃上敌艇，先将敌首林淼击毙，缴了19名敌人的枪械，然后连续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将敌艇舱底炸裂。 待三位勇士押着俘虏返回103艇后，“新宝顺”号载着几十具敌人的尸体沉入海底。 击沉“新宝顺”号这一令人振奋的场面，鼓舞着所有的参战人员。攻上敌岛的陆军步兵见了，都连声欢呼“打得好！”艇队人员更是个个扬眉吐气。海上战斗行将结束时，周纯麟师长和陈雪江大队长命令艇队将敌投降的“精忠”1号拖回，不料一艘“太”字号敌舰，从大陈岛方向疾驶而来，见“精忠”1号已挂白旗投降，敌舰连发10余炮，将其击沉。然后敌舰由西南转向正北跟踪追来，企图袭击锚地内的海军艇船。海军艇队和岛上陆军的战防炮、迫击炮当即以密集炮火猛烈还击。敌舰势革力薄，不敢恋战，慌忙向大陈方向退去。 至此，披山之战胜利结束了，击沉敌“新宝顺”号炮艇1艘，俘敌“精忠”号炮艇1艘（后被敌舰击沉）及机帆船1艘，帆船2艘。俘敌540多人，毙伤敌500余人。 我军返航时，大海涨潮了。 此时，陆、海军人员的心中也正在涨潮，这是胜利的喜悦之潮。 突袭披山岛虽是小仗，但它是华东海军成立后的首次陆海协同联合登陆作战，显示了年轻海军的雄威。 第一次应用小艇打大舰、木船打军舰的做法，在人民海军创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重新夺回玉环岛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及海匪猖狂进攻，我军还多次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术，将其立足点——被占岛屿一一拿下。 在这一年的夏季，我军驻浙部队还剿灭北肩岛敌守军600余人，而驻闽部队则进袭了西洋、浮鹰两岛，驻粤部队在进攻中攻占了南鹏岛。 解放军攻防结合的战术，使台湾当局借登陆窜犯扩大其政治影响，配合国际反共势力侵略朝鲜的玩火行动一再受挫。 然而，台湾当局不甘失败，仍然硬着头皮坚持武装窜犯大陆。 1950年11月20日凌晨，曾受到我军沉重打击的披山海匪吕渭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及充实武装装备，又率800余众，分兵3路再度偷袭我玉环岛。 当时，我守岛部队因兵力不足，被这股海匪武装攻入玉环县城及占领了该岛大部分地区。但我军少数兵力仍然与登岛之敌展开了殊死战斗。玉环县警备大队的2个班，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奋勇杀敌，独立阻击海匪进攻达7个小时，为增援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得悉海匪登岛的消息后，我军驻守楚门地区的步兵61师183团的2个多连部队，当即起程，徒涉20多里的海峡浅滩，登岛投入激战，经过我军增援部队和守岛部队的6个小时的协同作战，一举歼敌180余人，击溃了吕渭祥的残部，重新夺回了玉环岛。 “根据地”企图又遭失败1951年初，朝鲜战局急剧恶化，美军及其李承晚部队开始向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调集军力向大陆展开大规模窜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电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要他们根据朝鲜局势以及台湾当局可能对大陆厦门、汕头等地大规模进犯的情况，拿出对策。中央军委也向这两大军区发出了要“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具体指示。 第43章 在我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重点地区和岛屿的保卫后，台湾当局自知派遣大部队窜犯占不着便宜，于是决定停止实行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仍然以小股武装的形式窜扰我边防地区为主。 但是，长时期地“小打小闹”，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不改变打法，其最后下场决不会比原来的强。为此，台湾军事当局一改往日以窜犯沿海地区为主的作战形式，把活动舞台由沿海拉到了内陆山区，将“海上阵地”移至“山区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台湾当局除继续利用海匪武装打头阵外，还专门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等长期工作机构，妄图在美国顾问对匪特分子进行了游击战训练之后，再次掀起“反攻”的“(禁止)”。为了实现建立“敌后游击区”的黄粱美梦，1951年6月至9月，台湾当局4次派遣6股共800余人的武装匪特，在南到广东海南岛的琼东县，和北至浙江的象山，中为福建的惠安县、乐清县等漫长的海岸线上，先后登陆窜犯，但均被严阵以待的当地军民一举歼灭。 一上岸就挨打，回回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时间长了，敌人也学“聪明”了。他们开始与我军“斗智”。 如1951年9月上旬，在敌占岛——乌丘岛盘踞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 370余人，在原国民党仙游县警察局督察长、“泉州纵队”陈令德和原国民党德化县县长、“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的率领下，分两股在福建惠安县登陆井于第二天越过福厦公路，打算流窜到戴云山区，在我内陆地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准备长期与我军周旋。 陈令德率领的“泉州纵队”和陈伟彬率领的“永安纵队”，均系台湾当局聘请美国军事顾问进行强化训练并给予“全美式”装备的精悍匪特组成。登陆后，“泉州纵队”居然凭借优势火力，一路连续摆脱了我地方民兵的阻击，向着既定目标戴云山进窜。而“永安纵队”更是阴险狡猾，全部伪装成解放军，一路冒充我“剿匪”部队，使一些地方民兵和群众被其诱杀。台湾当局的内窜作战，正中我军“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正当这两股匪特武装做着在戴云山安营扎寨的美梦之时，却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军预设的包围圈中。 1951年9月6日和7日，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亲临战区，指挥这场围歼战。 “泉州纵队”和“永安纵队”在习义路、东山寨和七丘山、白洋山等地被我军74师、87师和地方武装的23个连队、9个区中队以及几个县的上万名民兵分割包围。9月7日，“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在七丘山的围歼战中被我军战士击毙，其属下只得分散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匪特武装的成员毕竟经过严格挑选和精心训练，其狡猾程度，非一般土匪可比。 在我军的天罗地网中，少数匪特竟然想出假扮民兵押解俘虏的模样，妄图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被我围剿军民揭穿，全部被俘。 “泉州安纵队”司令陈令德，在战斗中只身逃跑，而后装扮成化缘和尚“云游”躲避搜捕，直到9月15日，在逃窜路上被我村村设岗、路路放哨的民兵识破而做了阶下囚。 经过我福建晋江地区军民历时半个多月的全力清剿，这两支曾不可一势的匪特武装，除8人从海上逃跑外，全部被歼和被俘。 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第五节胡宗南再举“帅”旗蒋介石召见胡宗南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遭到惨重的失败后，仍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依恃台湾与美国签定的“防务协定”，企图改变战术与我抗衡。 既然“小的”行不通，那么干脆来“大的”，于是制订出了“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 所谓“以大吃小”，即动用几倍或数十倍优势兵力，在其海、空军的协同下，突然袭击我军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分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军守岛小分队，一俟我军大部队赶往增援，便迅速撤离，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一直延用到第二年在进犯我东山岛遭到惨败后方才停止。 为了统一指挥浙东所有岛屿之敌，蒋介石于1951年9月17日亲自召见了反共老手胡宗南。 蒋介石破例为自己的下级倒了一杯茶，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子，一言不发。 胡宗南猜不透蒋介石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试探地问：“委员长找我有。。”。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道：“寿山，你是一个爱说真话的人，这些年来，我被那些说假话的骗子坑害不浅，丢了江山社稷，困守这小小的台湾岛，现在，我很想听听真话，哪怕半句也行。。” 胡宗南受宠若惊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叭”地一个立正，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蒋介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寿山，以你之见，这浙东诸岛还能否守住。”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素有爱听虚言的习惯，但他觉得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总统”，似乎与以前的蒋介石不一样，于是他说：“委员长既然信得过我，那我只好直说了。以我之愚见，我军虽然退守台湾孤岛，但孤岛并不孤。”“说下去。”蒋介石鼓励地说。 “说它不孤，根据有三点：第一，强大的联合国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与共军决战，这是对委员长‘反攻大陆’方针的最大支援；第二，有美军的第7舰队帮助我们守卫台湾岛，再加上中美‘防务协定’，台湾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万无一失了。这最后一点嘛。。” 胡宗南突然收住话，用眼睛的余光瞟了蒋介石一眼。 “说吧，说吧。”蒋介石催促道。 “这最后一点嘛，是这样的，”胡宗南清了清嗓子说，“现在，浙东诸岛仍然为我军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既是拱卫台湾本岛的门户，又是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有了这些岛屿，民国的失地就不愁夺不回来。只是。。只是目下守岛部队编制混乱，缺乏统一而正确的指挥，恐怕后果堪忧啊！”胡宗南说出这最后一句话，光秃的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蒋介石要的正是胡宗南的这最后一句话。于是，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知我者东昌也。大敌当前，为了党国之大计，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省主席，钟常青少将作你的副手。以后，浙江诸岛的防务就由你全权负责了。” 胡宗南知道自己又上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但又不便于立即解脱，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委任。 “天子门生”官运亨通胡宗南是浙江镇海人。3岁时，随其父迁居浙江孝丰城西十里鹤鹿溪。 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因好赌博，负债累累。后得在上海开毛竹行的孝丰同乡的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为身材矮小，口试时被淘汰，经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特许参加考试，才得录取。从此成了“天子门生”——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胡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在胡公冕部担任营长。1930年驻防开封时，曾和冷欣、萧洒、马志超、陈质平、王六木等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对政治抱有很大野心。 蒋介石用人唯亲，胡宗南是浙江人，又是“天子门生”黄埔第一期，以后又是黄埔系的秘密组织“复兴社”的领导骨干，“十三太保”之一。因而成了蒋介石亲信黄埔系中天字第一号的人物。 胡宗南带兵，很少打过好仗，而却官运亨通，先后从第1师师长爬上第1军军长；1937年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后又升任34集团军总司令；抗战中期曾任驻西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升任西安绥靖主任，统辖29、34、38三个集团军，直辖部队有第1军、16军、22军、27军、30军、36军、38军、40军、66军、90军，共40多个师，拥兵45万人。控制着陕、甘、宁、青各省的“国统区”，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被称为“西北王”。他以重兵布防数千里，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包围封锁得密不透风。 当时胡宗南气焰十分嚣张，阿谀者为之造谣，说什么在洛阳掘出一方古碑，碑上刻有诗句“一轮古月照中华”，应在“胡”字上。胡宗南从此变得更为骄傲，野心也就更大。他在西安兼任中央军校第7分校主任，该校校址在王曲青龙岭，传说青龙岭是后汉光武帝刘秀兴隆发迹之地，胡宗南也想在这个地方“兴隆发迹”，故把青龙岭改名为“兴龙岭”；把青龙脚的皇甫村，改名为“黄埔村”；把终南山改为“宗南山”，梦寐以求继承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衣钵。 陈诚、胡宗南、戴笠是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又分别统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各四、五十万大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胡宗南一心想继承蒋介石的衣钵，以实现其野心，因此秘密组织了一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铁血救国团”。其中主要骨干有赵龙文（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陇南行署主任）、李铁军（29集团军总司令）、李文（34集团军总司令）、罗烈（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第1军军长）、袁朴（第16军军长）、罗泽阙（第37军军长）、盛文（第2军军长、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李正先（第16军军长）、许良玉（第78师师长）、陈鞠旅（第94师师长）、钟松（第36师师长、36军军长）、李日基（第76军军长）、李振西（第38军军长）、王应尊（第28师师长）、廖昂（第76师师长）、何文鼎（第17师师长）、王微（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机要室主任，与胡宗南为孝丰小同乡）、程开椿（补给司令）等人。 第44章 胡宗南以这个组织为核心，笼络收罗了一批人，给以高参、参议等名义为他效劳。又以“黄、浙、陆、一”为用人标准，即集团军总司令都是黄埔一期同学；军长都是黄埔一、二、三期或陆大将官班毕业生；师参谋主任以上都是陆大本科或陆大将官班毕业生；各军师司令部的幕僚长，大都是浙江人和第1师、第1军的老部下。 胡宗南用人，极善玩弄权术。1932年，胡宗南升任第1师师长。 第1师独立旅团长周士冕，克扣军饷，盗卖军用物资，搞得官兵满肚怨气，人言啧啧。周士冕为了压制官兵，召集全团官兵训话，命令原地坐下，故意问营连长：“对团部的经理（指管理军需业务的人）有意见吗？”按国民党部队的传统习惯是不敢有人提什么意见的，但冷不防营长张新站起来回答：“有！”周士冕立刻厉声责问：“有什么？”张新激于一时气愤，便大声回答：“团部克扣军饷，变卖士兵短裤。”周士冕怒火冲天，骂一声“混蛋！”张新也怒不可遏，举起拳头猛击他一拳，所有营连长都被吓得目瞪口呆，坐在地上的士兵却都站了起来，不由得喊“打得好！”“做得对！”周士冕见事不妙，盛怒之下，悻悻而去。 随即胡宗南把张新押解到安庆师部，单独禁闭在他住的司令部楼下，傍晚，师部中校参谋胡受谦拿着胡宗南的命令，来到禁闭室宣读：“张新在全团官兵集合之际，有意侮辱直属长官，蛮横不法，开国民革命军未有之先例，为了整饬纲纪，着即。。。”读到这里，就没有读下去。张新着急地问：“着即什么？撤职？还是枪毙？”胡参谋还是呆着不说，最后说了一句：“反正你自己明白。”事后知道，下面四个字是：“着即枪决”，他没有念下去，就走了。 过了些日子，胡部开赴甘肃天水，张新被押解到武昌留守处，禁闭了40天，后便开释了。先置人于死地，后又加恩开释，都是胡宗南网罗死党的权术。开释后，他命张新押解辎重去天水。胡见到他，便以罕见的温和态度说：“有勇无谋，不成大器呀！” 胡宗南笼络部下，收买死党的手段，有时是很奇特的。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有徐保其人，是有名的赌棍，后在解放战争宝(又鸟)战役中被击毙。徐当团长时，有一次他亲自到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饷，一夜之间，输得精光，早晨陵陇亮时回到团部，军需主任前来请团长把钱交给他发饷，徐保说：“叫值日官把队伍集合起来，今天团长亲自发饷。”军需主任带了官兵名册，跟随团长准备去发的，一到集合场，徐保对全团官兵讲话，先说道：“这个月的饷，团长领来了！”士兵听到团长亲自发饷，喜形于色，徐保嬉皮笑脸地说下去：“它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团长统统把钱输光了。弟兄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全团官兵一下子被他搞得糊涂了，竟齐声答应“好！”就这样过了关。 事情很快被胡宗南知道了，胡立即把徐保找去，气呼呼地对徐说：“徐保，我问你一个问题。”徐保站着不敢作声。胡拍桌问道：“古来名将，谁是赌棍出身？你答复！”徐瞠目结舌，答不上来。胡哼了两声，就一脸怒气走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见徐保还是站立原地，丝毫未动，胡不觉暗喜，呵责道：“答不出吗？没有用的东西，去向经理处再领全团一个月的饷，下次不得胡来！”徐保这才笑嘻嘻地走了。可想而知，徐保对于胡宗南，能不五体投地？ 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集团之间明争斗门，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各怀鬼胎，遇有机会，立即短兵相接，互相拆台。1940年秋，正当抗日战争中期，胡宗南不谈抗日，专事反共，招兵买马，安坐大西北。当时胡宗南在西安王曲主办的中央军校第7分校，便是他培养反共下级军官的大本营，巧立名目，到处招收所谓“学生总队”、“入伍生团”，人数多达10000余人，大大超过了中央军校总校学员人数，胡宗南自认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时，白崇禧是军训部长，有权管7分校。白崇禧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7分校招考来的学员进行甄别。胡宗南一时手忙脚乱，一面亲自出马，为白崇禧接风洗尘，一面差人连夜组织人员，冒名顶替，巡回daikao。白崇禧耍了一个花枪，规定所有学员，要对照片入考，这一下把胡宗南的部署打乱了。胡宗南又派人到西安把各中学的学生拉来应试，想应付过关；白崇禧知道了又下令既考学科，又考术科。胡宗南没有预料到这一着，那些临时拉来的学生在操场上大出洋相，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笑话百出。白崇禧站在检阅台上，风言风语，挖苦这些学员“乱七（7分校）八糟，糊（胡）里糊（胡）涂！”甄别考试的结果，被淘汰了2000多人，白下令遣散。这一来，白崇禧给胡宗南制造了一些麻烦，被淘汰的学员，集结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进了7分校校本部，捣毁了大礼堂，然后向西安进发，西安为之戒严。 最后，这批被淘汰的学员，仍由胡宗南全部收容，补发了7分校的毕业证书，由胡宗南一一分发安置在部队里工作，才算罢休。 无心抗战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未尝直接参加对日抗战者，只胡宗南一人。 在抗战中，胡宗南的部队只打过两次仗：第一次是在1938年秋，那时候郑州吃紧，蒋特命胡宗南（时任第17军团长）派出最坚强的3个师，由李铁军指挥，防守郑州作战，只打了3天，损失重大，郑州宣告失守，不得不退到陕西去整训奇_-_書*-*网-qisuu.。事后胡召集各级将领在王曲七分校举行检讨会，当李铁军报告作战经过后，胡就上台说：“国家养兵，伤财费时，可是我们只守郑州3天，便失败了，惭愧惭愧！”说完扬长而去。 胡宗南部第二次对日作战，那是1944年3月间爆发的“豫中战役”，是时他派出刘戡兵团，交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在石陵南北集结，准备侧击渑池向洛阳及洛宁之敌。其后因郾师失守，刘戡腹背受敌，就逐渐南移，不战而退。其后他在韩城施家滩一带与敌周旋了三四个月，又撤回陕西整训去了。 在上述两次作战中，胡宗南均未参加指挥，他只拨出部队，交由别人调度。此外他对“一·二八”抗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战役，以及武汉会战，均未参与其事。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高级将领像他这样置身事外，诚不多见。 抗战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形成了“地盘割据”的局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央系统下，又形成了“人事割据”的现象。当时在军事方面，分为何应钦、陈诚，胡宗南三个系统。这三大集团对于干部培养、任用和升降，各有一套特别的作法，宛如一个“独立王国”，互不相犯，而胡宗南的割据局面尤为严整，非何陈两系所能企及。当时胡宗南运用下列办法，来达到其“人事割据”的目的。 （一）设置机构胡宗南在西安附近王曲设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自兼主任，所属各级则依其地位的高低，轮流派充主任、大队长、中队长等职，凡经过“七分校”熏陶后，就算受了他的洗礼了，可以变成他的嫡系干部，这是他造成个人系统的独特作法。 （二）支配人事胡宗南用了两个人，来支配全部人事调整工作：第一个是保定九期和陆大九期毕业的于达，此人替他专管将官人事，后来荐他到中央去，任铨叙厅长和国防部第一厅长，管理全国军队人事，给他以很大方便；此外他用黄埔二期毕业的林树人（浙江人）来替他拉人，以壮大自己声势。在抗战期间，蒋往往把一些作过战的残破部队，交给胡宗南整训，他就利用这个时机，把大小干部一齐换光，而补派以自己的心腹，所以他自己的力量就一天天地强大起来。人们谈笑他是“补给司令”，因为经他整训的部队，一到前方又给敌人轻易地吃掉了，非“补给”而何？！ 在胡宗南一生中，以进攻延安为他引为自豪的得意之作。1947年春，胡宗南奉蒋命令集中所部23万人进攻陕北延安，而解放军陕甘宁边区只有2万余人。所以他占领延安以后，就连电告捷，大大庆祝一番。但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系作战略上的撤退，后来他们以一小部兵力诱胡部主力进至安塞，而将主力埋伏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结果就在该处把胡宗南的李纪云旅全部歼灭。 人们无一不知胡宗南有“西北王”之称，他的兵力以陕西为核心，南至川北，西抵甘肃新疆，像一弧形地带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可是这个“独立王国”，不多几时，便像海上浪花一样的永远消灭了。 首先是他奉蒋命派34集团军李文到北平协助傅作义作战，随后北平和平解决，李文集团也自动放下武器了。 继之，蒋介石下野，又于7月中由台北飞往广州，就商李宗仁部署西南军事，这时蒋密令胡宗南率领34个正规师和7个补训处的兵力全部共40万人，由陕南退入四川，企图固守云贵川三省。由于他的部队毫无战意，并且计划欠周，秩序不好，他们一路退，解放军一路在后面猛打穷追，因之损兵折将，溃乱不堪，到川西平原时已经所余无几了。最后，蒋看到大势不妙，就命令胡宗南集中残部两个军，交由罗烈指挥，在西康一带打游击战，可是这一点仅存的本钱，无需多少时候，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 第45章 除了“人事割据”以外，在经济方面，胡宗南也有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建立了师级“军需独立”的制度，但胡宗南并不依照中央办法，他把全部经费集中到自己手里，然后叫各级部队长按其兵额多少，照实领饷，不得浮报分文，这一笔剩余饷项的数目是很大的，悉由他饱入私囊，所以胡宗南有“第二中央”之称。 当胡宗南由西北撤退期间，他不断以飞机、卡车从西安运送大量黄金到重庆，一部经港运往台湾，另一部则运到香港存放，交由他的交际秘书徐先麟负责运用，徐后来在大道中开了一家进出口行，又为胡宗南赚进了一大笔钱。 徐先麟，湖北人，随胡服务多年，为胡最亲信的心腹干部，他生得一表人才，交际手腕也很来得，特别他的太太也很漂亮，有西安“第一美人”之称，随时出入胡氏私人寓所，不受任何限制，所以韵事频传，遐迩闻知，徐先麟所以得到胡宗南特别青垂，或与此不无关系。 当胡在西安时，为一方重镇所寄，通常大员过境，必作例行拜访，而胡先偕同徐先麟回拜，或徐先麟个人代表回拜。此外又令徐酒肉征逐，以示拉拢，因此胡氏友好以及胡军部下，无一不知有徐先麟其人。他得胡氏宠遇，一至于此。 徐先麟到香港后，等于胡宗南在香港的办事处长，举凡由大陆逃出来的胡部人员，通通由他负责接济，如罗烈、盛文，李文等当年到香港时，也都由他代表送钱，并作有关交通上的安排。1956年间，连徐本人也到台湾去了。国民党逃出大陆以后，凡由大陆逃得香港来的军官，不是个个可以申请获准入台，更不是个个入台以后可能有工作岗位，但属于胡宗南的部将，则无一不能入台，并且在入台以后，人人都有适当的安置。现在胡宗南的部下都集中在台北延平路，一切待遇逾于常人。 当胡宗南任台中区防守司令时，钟松是他的副司令。后者亦黄埔一期毕业生，也是浙江人氏。当年曾在刘戡底下当师长，以作战失利被彭德怀俘虏，后者把他释放回去，并要他说服刘戡一同起义，刘一怒之下，就把他扣留了，并电胡应将钟松枪毙，可是胡却令刘把钟解到总部去处理。刘不禁对钟破口大骂道：“好在你是浙江人，不然我老早把你枪毙了。”胡偏私徇情，于此可见。 婚论种种胡宗南年逾不惑尚未成婚，军中曾传他是阴阳人；又有人说，他所以迟婚，是因为迷恋他的寡嫂。他的嫡亲哥哥早死，遗孀生得很美，胡宗南遂把她移来上海，金屋藏娇，以前他每年都到上海和他嫂嫂盘桓一二个月，行踪诡秘，无人能知其沪寓住址。他所以迟迟结婚，不过系于寡嫂之情耳。 上述传言无从考证，但胡宗南当时“巧计拒婚”，确实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抗战后期，胡宗南自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威势显赫。但四十未娶，一直是蒋介石的一件心事。蒋本想将孔家二小姐许给胡宗南，又考虑到此举关系重大，不便由最高统帅出面，万一失败，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于是便嘱意蒋夫人尽其所能，代为撮合。 此孔二小姐乃怪女子也。常低胸短裤，驰骋于重庆十字街头，粉腿外露，路人侧目。此人曾暗恋杨啸天的大公子，后者自德国留学归来后，与张文白的千金论嫁娶，订婚之日，双方贺客盈门，极一时之盛事。可是当天大公子忽然失踪，随且渺无踪影。后安然归来，才知道杨公子在孔二小姐手枪威胁下同行出走，并被软禁了好些日子。 胡宗南对于这位小姐的德行早已有耳闻，所以当蒋夫人提及婚事时，辄期期艾艾，不作任何表示。后来宋美龄等得不耐烦了，就索性把胡宗南从西安召回来，设宴为他们两人介绍，并强其结伴出游，以增进双方情感。胡宗南以夫人命不可违，紧张寻恩应付之方，沉思片刻，豁然开朗，不禁暗呼道：“有了有了！”随与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第二天，胡宗南走访孔二小姐，倡议偕游南温泉，她闻言满怀高兴，盛装而出。不料胡当日驾来的乃是一部军用吉普，而他又开得很快，只见马路上风沙滚滚，迎面而来；车身上下震荡，平空跳起。小姐忙以双手紧握车沿，一路前仰后合，震得她头昏眼花，腰酸骨痛。小姐哪里遭过这份罪，很不好受。 到了途中，忽然吉普车“啪啪”两声响，原来是汽油用完了，而附近又无油站，胡宗南遂挽小姐下车，步行前进。时方盛暑，烈日当空，小姐穿高跟鞋，一步一蹶，香汗涔涔，气息喘喘，后来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间路旁饭馆坐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在这歇一下罢！” 胡宗南饥肠辘辘，不禁食欲大动，便劝小姐在那间饭馆共同进餐，小姐见到苍蝇朋飞，结集食物上面，恶心不已。而胡宗南则边食边赞，说：“此美味也，小姐幸勿错过，我们在行军时，有这样东西可吃，已属幸运。”事后，小姐知受胡宗南捉弄，曾在蒋夫人面前哭诉一场，而婚事也就如此告吹了。 胡宗南，阴阳人？迷恋寡妇？非也！只不过未遇意中之人！未多久，胡宗南光棍生涯便被叶霞娣打破了。。叶霞娣何许人？戴笠心上人？胡宗南的衷情人？ 戴笠又名戴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县硖口镇保安村人，黄埔六期学员，蒋氏宠臣，是位享有中国特工王之称的大特务头子。 胡宗南结识戴笠始于杭州西湖的一次奇遇。当时正值炎夏酷暑，戴笠每隔一天，必要去完成一个“功课”，这就是到杭州西湖里洗澡，兼把自己身上唯一的一套夏衣脱下来在水里洗净，然后放到湖边的草地上晾晒。等衣服干了，他再上岸穿起来，去逛大街，串门子访朋友。他的一双白帆布鞋每次穿脏后，也是先在湖里洗一次，然后花上一个铜板，买点白粉涂抹上去，又像新的一样。虽如此，他却颇为得意地对朋友夸口：“我的衣服只有一套，鞋子只有一双，却比别人穿得干净。” 这一天，戴笠照例又去灵隐寺入口处附近的湖滨完成洗澡的“功课”。 阵风不时从湖面上吹过，戴笠怕晾在湖边的衣服被风刮跑，特地在上面压了几块小石子，又裸身退回湖中。当时湖滨游人尚少，戴笠又是利用中午天气炎热、游人不多的时机洗澡，可说是万无一失。偏巧这天来了一群小学生，从湖滨经过，其中有几个调皮的。竟将压在衣服上的石子捡起掷向湖中，眼看衣服被风吹起在草地上翻滚，戴笠不禁在湖里大声喊叫起来，可是身子却不能出水，极为狼狈。这一窘况被学生队伍中一位带队的青年教师发觉，他重新捡起几块石子把衣服铺平压好，并与泡在水中急红了脸的戴笠相视一笑，飘然而去。戴笠见此情景，立即趁四周无人，从水中窜出，穿起衣服，尾随学生队伍到休息的地方，与那个青年教师攀谈起来。 通过交谈，戴笠方知那个青年教师名叫胡宗南，字寿山，是浙江孝丰县鹤落溪村人。191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于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教。这天是带着班里的学生到杭州旅行游览的。胡宗南当时的境遇虽强于戴笠，但因其祖籍是浙江镇海人，属钱塘江以东的客籍过江人，在学校里受到本地员工的排挤，心情郁闷，有寄人篱下、怀才不遇之感，戴笠则本是落魄之人，两个人同病相邻，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开始了胡戴长达25年的生死之交。戴一生中结交过许多权贵和朋友，但相交最深、保持时间最长的当数与胡宗南的交往。戴自己也承认，胡宗南是他平生唯一知己。 1929年春，戴笠为了结束“跑单帮”的特务生涯筹备了三极无线电学校，为自己培养可用之材。招来了不少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叶霞娣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考官戴笠目测时就把这个上海小姐瞄上了，见她年纪虽小，长得却很乖巧，身子虽瘦弱，姿色却不差；举止轻曼，稚嫩而可爱；口齿伶俐，说一口动听的上海话。她是一家纱厂的包身工，因不堪老板的苛刻、虐待和繁重的劳动，来这里碰运气，她读过几天女子中学，成绩也蛮好，只因父亲死后母亲改嫁，无依无靠停了学，进了厂。。戴笠相信自己的眼力，别看这小妞现在单薄瘦小，不久会出脱成一块好料，大有培养前途。她被录取了。 戴笠对叶霞娣特别好，常给叶霞娣一些特殊任务，能经常在自己跟前身后亲手调教培养，还给予一些特别照顾，让她感到温暖、亲切，把自己当作亲人。这是戴笠的感情投资，是他抛出的诱饵，让天真无邪的少女在不知不觉中上钩，成为盘中餐，心甘情愿地投入感情的罗网，成为囊中之物。 叶霞娣在戴笠的关照、优待下，渐渐长得苗务隽秀，婷婷窈窕成了无线电学校的校花，校内教职员工都知道她是戴笠内定的人，谁也不敢惹，爱而远之。背地里干脆称她为戴笠的“包身工”。一个初夏之夜，晚熟、天真可爱、老实单纯的叶霞娣真正成了戴笠的“包身工”，戴笠也终于有了一个自己占有的、满意的女人。 在无数个交欢之夜后的又一个夜里，叶霞娣拱在戴笠宽厚的怀里，嘤嘤地辍泣起来。戴笠莫名其妙，便捏着他常捏的脸蛋，轻声细语地问道：“小乖乖，你该高兴才是，哭什么鼻子呀？” “你就娶了我吧。”叶霞娣抽泣着说，“好多同学和教官背地里尽说，我受不了。” “让他们说去好了。 第46章 我把你转移个地方不就行啦。”戴笠安慰她说：“娶，我是一定要娶你的，但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你说，说呀！”戴霞娣擦着戴笠的胸脯撒娇。 “全是为了你。”戴笠说，“你还太年轻，我要让你继续读书求知，进一步培养你。做我的太太，不能没有文化知识，不能不懂交际礼仪，不能不具风度气质。相信我的话，我是真的爱你，要娶你的。” 戴笠的确没骗叶霞娣，没几天，就把她送到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家中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并公开跟她同居。后来送到杭州警校特训班培训，毕业后直接送到美国留学。3年后，叶霞娣喝了一肚皮洋墨水，镀了一身金，光彩夺目地回国。戴笠不想把这位“洋”美人放在身边搅在特务堆中，便在金陵大学给叶霞娣谋得教授一职，昔日上海的“包身工”，一下跻身于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成为南京名牌大学的女教授。叶霞娣以自己的聪颖才智、温文尔雅的品性和留学镀金修炼出来的超凡脱俗的风度与气质，使那些科班出身的堂堂正正的教授们逊色。 戴笠也志得意满。叶霞娣是他的杰作，是完完全全按他的意愿塑造的，因此，视其为掌上明珠，爱她为心头之肉，只要有机会，戴笠便去金陵大学与叶霞娣幽会，学校为叶霞娣配备的单门独院的僻静小楼，也为戴笠提供方便行事的场所。 经过大洋彼岸的阳光、海水沐浴，经过美国文明的陶冶的叶霞娣，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与其说去了不少土腥气，平增了许多洋味，不如说初在上海被动的羞羞答答的偷情，终于南京主动出击让戴招架不住跪地求饶。于是戴笠便有了东方女子不到西方泡一泡，只能算不完全的半个女人的感慨。也许叶霞娣美国“一泡”，才真正达到“性成熟”的完美阶段。 戴笠原指望，打发走南京(又鸟)鹅巷窝里的发妻便与叶霞娣结为伉俪，建个美满的家庭，正儿八经地生男育女。他未曾料到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的可人儿日后变成了别人的如意夫人。 1946年初，胡宗南来到了南京。他是从西北来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的。会后，饱餐了西北高原风寒的胡宗南，决意在金陵逗留三两日，享享江南三月春色。戴笠得知，理当作东相陪，款待这位打由杭州结识的亲如兄弟手兄的高朋，便派车把胡宗南接到明孝陵。 胡宗南一下车，戴笠就几步跨过去与其拥抱，亲热个没完。过了好一会儿才携手沿陵道走去。不出几步，胡宗南突然停下，问戴笠道：“雨农（戴笠字），今日游山就你我两个大男人？没人相伴？” “寿山（胡宗南），你还不知道，我那位毛夫人是拿不出台面的嘛！” 戴笠摊摊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模样回话说。 “雨农，别在我面前装穷叫苦。”胡宗南不依不饶，顶住戴笠的肋骨说，“能拿出台面的为何不拿出来，窝藏着干什么？” “寿山是说。。” “我是说，该拿出来透透空气，照照阳光，别久藏不露，发了霉生了锈啊！你看，这阳春三月的钟山多美，美中不足是缺个美人儿同游。雨农，你要是舍不得。我也就此止步。” “那，我马上派车去接。” “你应该亲自跑一趟才对。” “遵敬不如从命，我听寿山兄的，雨农去也。” 戴笠坐车下山接叶霞娣去了。胡宗南信步在朱元璋墓地游玩。他心情很好，兴致很高。从黄埔毕业后，官运亨通，一步一个台阶，步步登高，前途无量。这次军事会议上，“委座”当着众将领夸奖了他，很得蒋介石器重。他深知西北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委座”把他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可见责任之重大，决心返西安后要大干一番，以证明他胡宗南可不是等闲之辈。 此时的胡宗南脱下让人生畏的戎装，换上一套毕挺的藏青色西装，着一双柔韧闪亮的尖头皮鞋，神清气爽，风度翩翩，像一位学者名士，显得格外高雅。胡宗南着意的一番修饰装扮，是别有用意的，俗语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逗留金陵游钟山，实意是为一个可人的佼佼美人。 在西安，胡宗南已闻戴笠独占二美，享不尽的艳美之福，羡慕已久，又听其一飘洋过海，留学美国，更是惊慕不已。后得知其业已回国，成为金陵大学教授，便已跃跃欲试，这次是有备而来。盘衡夺其所爱。 不远处传来两声清亮的车鸣，车门启处，一位可人儿便伫立眼前，藏青色的丝绒旗袍勾勒出苗条优美的身姿，云髻高挽，显得淡雅端庄。一付金丝边眼镜架在秀美、挺直的鼻梁上，映衬出秀丽的脸庞。梦里寻她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戴笠身边的这位女士不正是自己千思万想的梦中之人吗？胡宗南挺挺身子，潇洒地迎上前去，刻意抹去军人脸色板滞的表情，显得温情脉脉。 一个文质彬彬具有十足学者风度的胡宗南出现在叶霞娣眼中，使她颇感意外，在她的想象中，胡宗南应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赳赳武士，眼前的他相去甚远，与其说令她颇感意外，不如说让她倾心爱慕。相形之下，戴笠的那张马脸便更加见绌了。 未等戴笠介绍，二人的手便握在一起了。 “不知我该怎么称呼为好？” “就叫我霞娣好了。” “霞娣，宗南见到你十分高兴。” “我也是十分高兴。” “我们一起走走好吗？” “好的。” 叶霞娣挽起胡宗南的胳膊朝陵园深处走去。戴笠跟在后面，心情不得而知。 胡宗南游性很浓，叶霞娣兴致更高，只是戴笠怏怏的，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模样。 钟山同游，胡、叶一见钟情，互相倾慕。在回程的车上，胡宗南开门见山向戴笠提出要纳娶叶霞娣为妻，戴碍于若干年的厚谊，不好回绝，推说只要叶霞娣点头即可。他希望叶霞娣感他情深恩重，加以拒绝。岂知在叶霞娣来看，胡宗南是个军人，前途无量，且风度翩翩，气度不凡；而戴笠的特务事业风险难测，加之貌不出众，与胡宗南比起来，不如万一。天平自然而然地倾向胡宗南。便点头应允，戴笠万没想到，叶霞娣会弃他而去，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就这样，钟山一日游，戴笠赔了“夫人”，叶霞娣南京易主。 第三天，胡宗南便携了戴笠的馈赠，春风得意飞回西安。 进犯延安1946年，蒋介石一手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反人民内战。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了20余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3月13日，胡宗南部署15个旅分兵两路，向延安进犯。 当时，曾领受过胡宗南“恩释”的张新是整编24旅旅长，胡以张旅为先锋，决定先进攻马栏囊形地带，缩短碉堡封锁线，向解放区进犯。一出封锁线，进入解放区，本来预料可能有一场大战，却没有料到部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解放区军民早已坚壁清野，走得一干二净，到处一片寂静。军到马栏，扑了个空。胡宗南电话里询问，张答：“部队已占领了马栏，一无所获。”心中极为惶惑。胡宗南当时意图控制边区两翼，急速进犯延安，令张旅和48旅何奇部两个整编旅转攻陇东庆阳。进入庆阳，立足未定，胡又令急速进兵延安，千里跋涉，疲于奔命。退出庆阳，张旅和何旅兵分两路，相辅而行，当晚何旅宿营于赤城西华池。到了半夜里，突然好似天崩地裂一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赤城，全歼了何奇的48旅。胡宗南进攻延安两个精锐旅，就被消灭了一个——何奇的48整编旅，剩下张新旅。胡宗南在电话上命张新旅火速驰援。张部已经急行军180里，半夜得到这命令，只得又急行军全力赴援，深夜仓促渡河，淹死160余人。部队未到赤城，又见何旅败兵抱头鼠窜，纷纷逃命而来。赶到赤城，解放军不见了，但却找到了何奇的尸体。胡宗南电话问：“救出何奇没有？”张答：“总算完成任务，赶到赤城，找到何奇，是死的，不是活的。”胡宗南硬着头皮说：“不要紧，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命张旅连夜火速进取延安。这时，先锋变成了后队，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延安。 不多久，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受到国民党政府颁给的“河图勋章”，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胡得意忘形，在西安和戴笠介绍的女特务叶霞娣结婚了。 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不久，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小部兵力，诱敌深入，把胡宗南5个旅吸住在安塞，而解放军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当胡宗南部整编27师31旅向青化砭进犯时，西北人民解放军于3月25日，一举歼灭其旅部及一个团共3000余人，旅长李纪云被活捉。胡宗南的指挥部获悉解放军的主力在延安的东北地区，3月25日，胡的主力由安塞转头，东迸沿延榆公路，推进到清涧。 到清涧的部队有整编76师（师长廖昂）和整编24旅，两个司令部的前方人员（师旅部人员大部分留守在西安），24旅所属70团2个营（其中两个连已派往守护清涧至延安北段的运输线，另一个营驻在延长、延川），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旅属71团（团长方振东）已被刘戡拉去，72团（团长高宪岗）驻守瓦窑堡。孤军深入兵力分散，时刻处于被歼灭的威胁之中。在清涧时，屡次接到胡宗南“死守”的电令。 第47章 廖昂成天坐镇在城内十分坚固的窑洞中，用牌九卜卦，问吉凶祸福，廖打听到清涧城内有个黄翰林，家藏古书很多，就派人强索了一部分古籍，满载两卡车，派武装押运到西安；以后又转运到四川老家去了。 清涧是陕北的一个中等县城，约有人口2万左右，但此时的清涧，却是一个空城，街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小菜也弄不到，只能靠西安运来的罐头食品和火腿佐餐。胡部在街上贴了一些胡宗南亲提的标语：“分来的田地继续有效”、“交易不征税”、“按户慰问”、“计口救济”，却没有看见老百姓回城；准备了几万块所谓“救济金”也无处可发。 清涧城防，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阵地坚固，粮弹充足，加上地形易守难攻，所以解放军反攻战斗开始前5天，虽然打得激烈，守军总以为可以坚守，所以，既不向胡宗南告急，也不讨救兵，只在电话上告诉胡宗南“万无一失”。但是隔了3天，前沿阵地一一失守，随即陷入四面楚歌。 两天后清涧就解放了。 4月14日，胡宗南部整编15师135旅由瓦窑堡向蟠龙南进中，全部4700余人被歼于瓦窑堡以南羊马河。135旅代旅长麦宗禹被俘。 胡宗南部以为解放军主力已转移到绥德地区，胡宗南又急忙集结了9个旅约5万人，由蟠龙青化砭向绥德挺进，5月2日占领绥德。解放军主力突然向驻在蟠龙的167旅旅部及一个团发动猛烈进攻，全歼该旅6700余人，生俘旅长李昆岗。当胡宗南在绥德扑空，发现解放军主力袭击蟠龙补给站，5月5日，又放弃绥德，主力南援，回到蟠龙，却又受到解放军的伏击，损失惨重。胡宗南被解放军运用“蘑菇战术”牵着鼻子走，陷入陕北人民战争的汪洋中，疲于奔命，进退维谷，被动挨打。直到8月15日，整编29军军长刘戡，率领7个旅由延安再度进驻绥德，企图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于绥德、米脂地区。当整编36师进驻米脂地区沙家店时，8月15日即全部被歼于沙家店，被击毙生俘6000余人。刘戡残部落荒南逃。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七战七捷，共歼胡宗南部3万余人。1948年4月22日延安解放了。至此，胡宗南进犯延安重点进攻计划，也被彻底地粉碎了。 两次传见说降人1949年5月20日，胡宗南的老巢西安解放。胡宗南和他的部队，西窜宝(又鸟)，联合马鸿逵，企图反扑咸阳，被解放军迎头痛击，7月14日宝(又鸟)解放了；胡宗南部逃窜汉中，人民解放军一野主力转向西北，与胡部对峙于秦岭。为了争取胡宗南起义投诚，中共西北局拟了份文件，胡宗南的老上司胡公冕写了封信，交由被俘自新的张新带给胡宗南。 张新在陕南襄城被军统特务查获，囚解到汉中。胡宗南知道后，便在半夜里传张新到汉台问话。一见面，胡开口便问：“你回来了吗？” 张新开门见山地回答：“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 “派你来干什么？” “你大概会知道的，我只要见到你面，就算完成了任务。”“为什么？ 是谁派你来的？” “是胡公冕先生要我专程赶来的，鞋底里有文件，有信，内容我不知道，请你拆开来看。” 胡宗南一愣，追问：“胡公冕在哪里？” 张新答：“我动身还在西安招待所。” “胡公冕有什么话吗？” “他只交代我，只要把信送到，见到你的面，就好了。”胡接过鞋子，走进卧室，随即又出来。 张新先开口说：“惭愧得很，清涧之役，我没有完成胡先生交给我的任务。。” 胡宗南马上站了起来，摇头说：“不谈这些。”张新随即转了话题：“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在一起。”张新是话中有意，胡宗南强笑一下，又说：“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 两人畅谈了两个小时，胡宗南才让张新回去休息。隔了一天，还是后半夜，胡宗南第二次传见张新，地点仍在汉台。胡宗南客气地让张新坐，然后摸着张新的手和背，问他冷不冷，伙食好不好，睡眠好不好。 张新回答说：“谢谢胡先生对我的关心。”并且问了一句：“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 胡宗南笑了笑，问：“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已去打兰州了吗？” 张新说：“是的，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我们就不能再在汉中见面了。”胡又问：“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 张新答：“既往不咎。”并且谈了一些共产党政策的实际体胡宗南故作镇静，爱听不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有时擦擦脸，有时哼哈几声。谈了两个钟头，仍然没有结论。事隔两天，胡宗南第三次传见张新，时间、地点和前二次相同。胡宗南请他坐下，态度更加和蔼问：“彭德怀身体好吗？” “彭老总很好，抗战时期你们不是谈过话吗？也算老朋友了吧！” 胡又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 “弃暗投明，人民总是欢迎的。” “那边怎样称呼我的？” “称你胡宗南。” 胡笑道：“不是叫我胡匪吗？” “你站过来，那就称你胡将军了。不过也有人评论，称你是半个军阀。”胡显露怒色：“我哪半个是军阀。” 张新说：“不要说你是军阀，连我也是小军阀。” 一番解释之后，胡感到有些新鲜。 胡宗南沉默了一会儿，问张新：“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张新立即听出话中有因，便说：“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做的，尽是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 这一下可刺痛了胡宗南，他浓眉竖立，狠狠地盯了张新两眼，用郑重的语调问：“士为知己者死。你想到校长没有？” 说到这，胡一时感情冲动，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 从此，胡宗南再未传见张新。他整天在屋里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不脱衣，不脱鞋，也不盖被，日夜不安。 此时，蒋介石在重庆，征集了400辆汽车，接运胡宗南部队，胡宗南只调了一个军、二个团到了重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仓皇向西逃至成都。胡宗南主力向西昌逃窜，蒋介石坚持胡宗南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解放军已由贵阳经毕节、沪州、宜宾，挺进乐山、蒲江、邛崃，截断了胡宗南军队南窜的去路。胡宗南部在成都附近的30万人，几乎全部被歼，仅留数千残部，逃到西昌。胡宗南、罗烈、丁德隆、周士冕，由成都乘飞机仓皇逃往海南岛三亚机场。蒋介石以其擅自撤逃，派顾祝同查办，顾碍于情面，劝胡飞回西昌，继续为蒋卖命，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不久，胡宗南的残部在西昌最后被彻底消灭。胡再逃海南转飞台湾。 最后逃离大陆1950年3月27日凌晨1点左右，在中国西南边陲小城西蛙，一架运输机在隆隆马达声中忽匆匆升向了黑沉沉的夜空，向南面的海南岛飞去。 这是国民党政府在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多的内战遭到彻底失败以后，最后一架逃离大陆的运输机。机上载着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位逃离中国大陆的军政大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上将，以及他的同僚与部属贺国光（西康省政府主席）、赵龙文（胡的秘书长）等人，总共不过十数人。 胡宗南被失败的阴云笼罩着，感到精疲力尽，心力交瘁。54岁的他仿佛一下子衰老了。看着迅速远去的西昌灯火，胡宗南痛苦地认识到，他惨淡经营20余年的庞大军事集团彻底覆灭了，他的“西北王”、“西南王”的美梦也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而完全破灭。 胡宗南所乘飞机于27日中午飞抵海口机场。这时的海南岛也已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了。 胡宗南在海南岛逗留了7天，于4月4日飞抵台南，仅住一宿，第二天即飞往台北。在这里，刚刚“复职”不久的“总统”蒋介石没有召见他；刚刚“就职”不久的“行政院长”陈诚也没有召见他。 早在3月27日，即胡宗南从西昌逃抵海南的那天，台北政府当局就明令撤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免去胡宗南“副长官代行长官职务”，调胡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这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同时，胡宗南在台南设立的“西南军政长官办事处”至此亦奉令办理结束，电台通讯人员改拨“联勤总部通讯署”接管。其他官兵或他调或遣散。胡宗南这时真正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兵马，没有部属，没有地盘，也没有权力。这是他自1924年春投军黄埔、1924年底从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以后，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经历的狼狈、空虚、寂寞。。胡宗南在台北匆匆办完应办的例行公事后，即携夫人叶霞娣与刚呀呀学语的幼子，避往台湾岛最东部的花莲海滨。花莲是著名的风景区，背靠青绿的群山，面临辽阔的太平洋，海涛起伏，海风轻拂，远离市尘，环境清幽——胡宗南在这时十分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一来逃避以败将身份出现在台北公开场合的尴尬与羞愧，二来休整一下自己十分疲惫的身体，清理一下自己十分混乱濒于崩溃的头脑。 胡宗南虽远离了台北，但台北政府中有许多人却不愿放过他。 第48章 台湾政府当局从1950年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检举共谍”与“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除在民间大肆抓捕嫌疑人员外，还将整肃的矛头指向一些军政大员：早在1949年春在大陆被捕的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送交军法审判；到台湾后担任副参谋总长要职的吴石与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于1950年春以“通共罪”被捕押；在这同时，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担任过6兵团司令与福州绥署副主任的李延年与第73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下令扣押，交付军法审判多次，行将判决。。一时间，台湾岛上，杀气腾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比之李延年、李天霞，胡宗南的“失职”行为更为严重。他丢掉了西北，又丢掉了西南，还丢掉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胡部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胡宗南几乎是只身逃离大陆。这不能不使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当权派们震惊与恼恨。胡宗南本人不知，当他于1950年3月下旬在西南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西昌即将失守，他与几千残兵败将走投无路之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憎恨胡的战守无能、丧师失地以至全军覆没，竟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蒋要胡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蒋介石对胡宗南二十余年的宠信早付之东流，一去不返。蒋介石要严惩胡宗南。当此之时，胡宗南的好友、时任台湾“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出来为胡说情，一再坚请，甚至向蒋介石直言说：“这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寄峤的坚持，蒋介石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 胡宗南虽然逃回了台湾。但是，他在当时台湾当局掀起的“整肃”浪潮中，却不能安然无事了。 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躲到花莲海滨约一月余，他突然得到了一则信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中，有4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对他提出了弹劾，语句激烈，声势吓人。。遭“监察委员”联署弹劾领衔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的，是72岁高龄的陕西省籍监察委员李梦彪。 李梦彪，字啸风，陕西洵阳人，生于1879年，清末贡生，后入陕西高等学堂，秘密参加同盟会。从高等学堂毕业后，他放弃赴日本留学的机会，远赴新疆，矢志营边，投效新疆将军长庚的部下，在山炮队当兵，后转往伊犁，曾写万言书，陈述经边要务，为长庚将军所赏识，被拔擢为参谋处谋略股委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李策动伊犁军民响应，建立革命政权。李在新成立的伊犁革命军中任军政司司长。不久，李回到陕西家乡，弃政从教，任新成立的三秦公学教员。1913年6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李在陕西参加讨袁斗争，失败后出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返国后在上海、陕西从事反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病故，李梦彪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7年3月曾任陕西省政务厅厅长，一度代理陕西省长职务。以后他久居西安，无意仕进。抗战前后，膺选陕西省参议员、副议长。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宪政，李当选为中央“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多年来，李梦彪以“革命先进”、“宿儒耆老”的资格，庄正自持，在陕西乃至国民党中央各界，颇负清望。胡宗南在西安坐镇主持军政十余年，对李梦彪也很尊重。在陕西的地方上层人士中，除王宗山、刘梦材等外，李梦彪也一直是胡看重的人物之一。 据李梦彪对人言，早在1949年秋、冬间，当胡宗南率所部大军，因在陕西关中连战连败，形势危急，遂不战而放弃西安，退保汉中；未及三月，又由汉中向四川败退时，李梦彪也正以“监察委员”的身份，于1949年10月随李宗仁、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由广州逃抵重庆。李梦彪接触到好多位从陕西家乡逃出来的陕西地方人士与政府官员，得知了许多胡宗南部在陕北、关中与陕南作战、逃跑、弃守、失职的详情，听到许多对胡宗南的指责与谩骂，乃激于“义愤”和“职责所在”，即刻草拟了一份对胡宗南的弹劾书，准备提交刚迁至重庆的监察院院会。当时，有几位朋友劝他说，胡宗南正率领重兵入川作战，是当时国民党政权护卫四川乃至西南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如于此时对胡提出弹劾案，恐对兵心士气发生不良影响。李梦彪几经考虑，深以为是，因而隐忍未发。 然而，未过两月，胡宗南部匆匆入川的20多万大军便在川西平原上陷入解放军的重围之中，几乎未经大的作战，胡部几个兵团便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少数死硬到底的部队与解放军一接触便迅速瓦解，最后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川康地区与整个大西南迅速失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最后一块地盘，连同他们的最后一点希望，统统烟消云散了。 在惊慌失措中侥幸逃离大陆涌进台湾的西北、西南各省籍的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与地方人士，以及“监察委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西北、西南丧师失地的罪责推到胡宗南身上。因为胡宗南手握重兵数十万，先主持西安军政，后又主持川康军政，却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尽守土之责。监察委员们对胡宗南尤深为不满与痛愤，酝酿弹劾之议又起。当此之时，李梦彪又一马当先，乃重拟弹劾书，准备提交监察院院会。监察院中其他委员一时闻风响应签署者共达50多人。 “监察院”是国民党政府五院之一，是最高的监察机关，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当时从大陆逃至台湾的“监察委员”共有60多人。现在参加联署弹劾胡宗南的监察委员竟多达50余人，若不加以限制，则将来恐怕连审查案子的人都难找到。于是，监察委员们经过协调，把已经在弹劾文中签署者劝退十几位，提案的人数共留46人，由李梦彪领衔提出。 李梦彪等46名“监察委员”对胡宗南的弹劾文，于1950年5月26日正式提交“监察院”院会。经院会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审查成立，旋即按法定程序，将此案送由“行政院”交“国防部”军法机关审理；同时移付“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在这同时，李梦彪等人还将弹劾文油印了数十份，分别投寄到台湾与香港的各报刊杂志登载，广造舆论。一时间报刊喧腾，沸沸扬扬，颇为轰动。一股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 这份弹劾文，案由为：“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全文洋洋数千言，引证详尽，议论警辟铿锵有力。据识者言，这是历年来“监察院”弹劾案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也是自1948年“行宪”以来签署监察委员人数最多的两弹劾案之一。另一案是在此案稍前提出的弹劾赴美不肯回台的“代总统”李宗仁。因而弹劾胡宗南文一经公开刊载，人们争相传诵，再加上当时台湾岛上人心惶惶，此案因而得到朝野的广泛关注。 弹劾文首先对台湾当局在整肃失职军政大员中，空言“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表示不满，说：“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于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 接着，弹劾文列举了胡宗南自1932年底率部进驻陕甘以来所享有的日益增大的权力与种种优厚的待遇：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用民不为不劳；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苟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惟作西北之长城，抑且为国家之柱石。 弹劾文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胡宗南自1949年以来在西北、西南连连战败、丧师失地的种种败迹：从1949年5月18日不战而弃西安；到不愿配合青宁甘马家军反攻咸阳，而使关中尽失；再到不救兰州，丢陕南，逃四川，成都被围，全军覆没，西昌挣扎，只落得只身逃台。。文中责问：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重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他。 弹劾文最后指出：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余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乃竟不闻其有此也。。。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在花莲海滨得知自己遭弹劾的信息。 第49章 在当时台湾岛一片“整肃”声中，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由花莲赶回台北。当时胡宗南在台北还没有自己的寓所。他到台北后暂时借住在锦州街汤恩伯的家中。 胡宗南认真阅读了李梦彪等人提出的对他的弹劾文。他感到沉重，感到恐惧，又感到委屈，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平心而论，弹劾文所说的胡宗南升迁之迅速与失败之惨痛，都属事实。 追究国民党军在西北、西南的最终失败，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监察委员”们对其弹劾与要求惩处也是理所当然。 胡宗南出身黄埔军校，实际只受初等军事教育约6个月。以后他一直带兵打仗，既缺乏高等军事学识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没有担任方面军统帅的胆识与军事才能。再加上他性格粗疏、好大喜功、浮躁浅薄等致命弱点，使他在与解放军的数年作战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指挥失误与用人不当，造成了多次战役的失败。对胡宗南的才能，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早就作过评价：志大才疏。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笔名为“马五先生”的雷啸岑，也曾对胡作过较为中肯的评价：“胡之为人，悃幅无华，忠于职守，对人亦无强悍骄倨之态。惟才识平凡，缺乏干略，以之为奉命行事的偏稗之将则可，赋以冲繁辟难、遣犬投艰的方面大员之任，则绠短汲深，踬蹶可俟，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实际上，胡宗南在西北与西南的失败，主要的不应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国民党整个党政军的责任与失败。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与党政军队伍全面反动与迅速腐化的形势下，面对着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超而又强劲的打击，国民党对中国二十多年的统治如冰山崩塌，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方面指挥官的胡宗南，他的最终失败自然是无可避免的。至于说胡宗南不忠于蒋介石，那更是冤枉了他。胡受蒋介石的赏识与破格提拔，一直感激涕零。胡又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影响，对蒋介石可谓是“愚忠”到底，几十年来奔走于蒋介石的鞍前马后，竭忠竭智竭力，作出了许多牺牲。他在川康的最后惨败，不是由于他不忠于蒋介石，而是由于他太迷信太服从蒋介石了，连封建社会里“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条他也不敢实行，事事、时时、处处都要请示与服从千里万里以外的蒋介石，屈服于蒋介石的不切实际的“川西决战”计划，以至于连失战机，使所部20万大军在川西既不能死守成都，又不能及早转移，终于陷入重围，全面失败。因此胡宗南部的失败责任，首先是蒋介石，其次才是胡宗南承担。要追究责任，首先应追究蒋介石。 但是，在zhuanzhi政治的条件下，从来是只有臣错而没有君错的。蒋介石在逃抵台湾后不久，在1950年3月1日，便宣布复“总统”职，统揽台湾党政军大权；在这同时，为了稳定住台湾局势，也为了推卸责任，执法立威，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肃清共谍”与严励惩处“失职高级官员”的运动。1950年6月，台湾当局连连宣判对高级将领的严励惩处：6月9日，副参谋总长吴石与第4兵站总监陈宝全以“通共罪”被枪毙；6月14日，第6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与第73军军长李天霞被控在平潭战役不力，各被处以有期徒刑12年与8年；6月16日，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又因“通共罪”被处决胡宗南遭到“监察院”的弹劾，不言而喻，在当时是有着很大的风险与压力的。而且，“胡案”循例由“监察院”转送“行政院”，发交“国防部军法处”审办。当时的新任“行政院长”是陈诚，“国防部”因部长俞大维未到任，实际也由陈诚主持。过去胡宗南因军队派系与权利之争，一直与陈诚不和。现在陈诚大权在握，胡却元职无权遭弹劾待审，胡会不会遭到陈的报复呢？ 台湾朝野上下也都关注着“弹胡案”的进展与结果：胡宗南会不会成为“李延年第二”呢？ “立委”与“监委”对战对胡宗南的弹劾案传开后，台湾各界议论不一，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还有更多的默然静观者。这是中国政坛官场多年一贯的老例。而弹劾的最终能否成功，在zhuanzhi政治的条件下，关键是最高独裁者的态度。 但蒋介石一开始是不便于立即表态的。“弹胡案”也必须经过例行的法定程序，哪怕它是一种虚假的装饰。 胡宗南由于他的身份与性格，面对弹劾案，也强作镇静，摆出一副高姿态。当他的好友与部属提出招待记者、制造反击舆论或联名上书蒋介石“辨明是非”时，胡却表示不赞同。他说：“事实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不用我去答辩。目下，我们不必和人家争论长短，打笔墨官司。我只求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对任何毁谤或责难，我既不生气，也不介怀。”胡宗南在那些日子里，在台北确也深居简出，未尝公开出面活动或辩解。识者谓之保持了应有的“大将风度”。 这段期间，有位姓卜的记者与胡宗南两次会谈后，如此透露胡当时心境：在一座教堂背后，车子刚停在一座洋房前，大门便打开了，这是汤恩伯的台北寓所，汤那时正住在远离台北叫做莺歌的一个乡下，这房子便借给胡用了。我走进会客室，没有坐定，胡非常亲切地把我和另两位陪客邀进餐厅。灯光不太亮，但餐厅有十张宴席桌大，蓝布窗帘拉得紧紧的。胡有一张红得发光的胖脸，厚实，浓眉而两角上翘，发不茂密，一个属于短小的身躯。白衬衫，下面是一条军服裤子。 “我不喝酒的，今天也敬先生一杯！”说着衬衫袖子卷着的粗胳膊向后一倾，他的肥手中的玻璃杯已一饮而空了。 酒是白兰地，菜很简单。谈话的主题，集中在他的挥军从西安到成都，双流撒退，以及功罪问题。 他承认从大陆上撤退是一种失败，各方缺少配合也是造成这种失败重要原因之一，但他自信对中共作战有权宝贵的经验，还是有把握的。他很激动的眼眶中闪着泪光，说：“我当然要负责，失地战败，一个军人只有以死谢国，我决心不出来了。我的部下，我的参谋长对我说：即使你死了，对国家有什么益处，这是最愚蠢的行动，使敌人哈哈笑的行动；留得有用之身，再谋报效国家，以赎前愆，这是最正确也是最贤明的一条路。我来负责，代替你在这里收残部，徐图再起，你可放心罢！他们甚至用自杀来劝我上飞机。我仔细寻思，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我悲怆地离开了他们。” 他抢着要替一个客人盛饭，客人固辞着，侍役走来接过碗去。 “一个当事人，是不应该考虑到功罪问题的，这个问题该留给同时代的人议论，留给历史家去做定评。当事人不只问他能不能作最善的努力？有没有作最善的努力！” 他的眉毛攒挤在一起，显示出他的倔强而睥睨一切的性格。 “历史上的功罪，往往也不尽可靠，今天我们不是还读到许多翻案文章吗？了解那个时代背景，客观环境，才足以臧否人物，衡断是非。不过近代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真实的报道，可以直接诉诸于大众，功罪不难有一个准绳，较诸过去之寻求信史方便而又翔实得多。” 这次餐叙，胡的目的很简单：使人明白他转战千里而又不得不只身出走的原委，一也；听听人们的意见（对各方面的），二也；他无需人替他的行径来一篇辩白，因为他无论如何固执地相信一般舆论不会影响他的未来，更不致伤害到他。 胡宗南说得冠冕堂皇，事实却不尽然如此。胡本人虽未公开出面活动与辩解，胡的许多友好僚属却为之分头奔走。他们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想釜底抽薪，劝促李梦彪等人撤销原案。当时刚从大陆逃来台湾的“监察院”，条件简陋，在台北博爱路植物园附近，借了某机关一幢平房，暂供部分监委住宿。72岁的李梦彪与他的儿子分住其中的两间小屋，一向门庭冷落。可是自弹胡案一出，李梦彪的住宅顿时热闹起来。胡宗南的友好僚属通过各种办法，请动一些与李梦彪能扯上关系的大小人物，都来李处奔走说项。但李梦彪不为所动，且不胜烦，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进门的墙上，上书：“贵客光临，如有为胡宗南作说客者，请缄尊口，以免鄙人开罪。”这样一来，胡宗南那些友人僚属想釜底抽薪、撤销原案的路子便没有走通。 于是，胡宗南的友人与僚属便走第二条路子。他们企图以民意代表对民意代表，发动“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联名上书“总统”蒋介石与“行政院长”陈诚，为胡宗南申辩洗刷开脱，以抵销监察院的弹劾效力。经过一番活动，他们没有能说动“国大代表’’，却说动了一些“立法委员”。结果，在1950年5月底6月初，由一位颇有声誉的上海滩上著名的律师江一平领衔，声称有张鸿烈、刘暨、许绍棣、旺楚克、白如初等108位“立法委员”署名，联合上书蒋介石与陈诚，反驳李梦彪等弹劾文中对胡宗南的指责，为胡宗南申辩，为胡宗南评功摆好。 江一平，系浙江余杭县人，胡宗南的同乡，早年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求学，毕业后长期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曾为被捕爱国学生辩护，赢得声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成为中国法学界的著名人士，除执行律师职务外，还任各大学法律系教授。 第50章 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8年又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1949年初他曾被指定任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不久去台湾。江一平既有“社会声望”，又懂得法律，能言善辩，由他领衔上书，确是恰当的人选。 江一平等人的联合陈情书，针对李梦彪弹劾文中对胡宗南的种种指责，备言胡宗南一生革命、苦心孤诣、“忠党忠国”、“拥护领袖”等功劳，尤其重点列数了胡宗南在1949年5月弃守西安后转战陕南、撤军川康的艰难与业绩：胡氏以孤军四应，转战数省，仍遵命令，扼守陕南。原拟加以整编，即顺江南下，直捣武汉荆宜，予匪以心脏打击；使此策果行，则胜败之数，仍未可知。乃因华中弃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失名城，川滇将领，复多携贰，彼时钧座亲莅成渝，力谋挽救，政府遂有调胡部援川之令。胡师忠国忠党，是其天性，拥护领袖，尤出至诚，此时遂不得不移江汉之师，赶成渝之急。。凛凛大义，甘蹈危机。律以郭汾阳浑瑊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吴玠之倡导忠义，其心其志，未可以成败之迹论之。。。陈情书为胡宗南鸣冤叫屈：。。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陈情书最后要求台湾当局：为国家爱惜人才，为将士树立风气，如胡宗南者，实宜仰荷体察，力于培成，免其议处，并畀以新命，责这是一篇妙文。它妙就妙在将胡宗南这个败军之将，美化成一员忠勇奋发、功勋卓著的有功之臣。它对胡宗南在近一年间，从西安败退汉中，从汉中败退四川，从四川又败退西昌，最后只身狼狈逃回台湾的历史，作了概括的叙述，其中，战功是虚假的，甚至是捏造的，而将胡宗南比之郭子仪、岳飞等历史名人，更是不伦不类；但所说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忠心，在失败形势下的拼命挣扎与不可避免的最终失败，倒是真实的。 据说，江一平等人的这篇陈情书，出自胡宗南的密友与部属赵龙文的手笔。撇开内容不议，仅从文字角度看，却也写得生动有力，因而在台湾也传诵一时。 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篇江一平领衔的陈情书，声称有108位“立法委员”联署，声势超过了李梦彪弹劾文署名的46人。可是在报刊上登出来的名字却只有37位。接着就有列名其中的彭善承、莫萱元、骆启运、赵公鲁、龚舜恒、徐君佩、李天民、白如初等8位“立法委员”投书报刊，公开声明，否认列名。据说尚有碍于情面，不便公开发表者。 获蒋介石起用江一平等人为胡宗南辩护的陈情书在台湾报刊上公开发表后，随即引起李梦彪与江一平的一番公开论战。双方舌枪唇剑，各擅胜场。最后李梦彪撰文讥讽江一平说：“我根据法律立言，江先主不以法律答复。。为爱护江先生起见，不愿闻人呼江先生为海派律师也。”寥寥数语，颇形挖苦，并触摸到了江一平的痛处。江一平无语以对，戛然而止，论战遂告结束。 在江一平与李梦彪论战期间，胡宗南本人也在旧日僚属盛文、罗絮人等的参助下，草拟了一篇详细的自辩书，于1950年8月16日提交台湾“国防部”。 台湾“国防部军法处”自1950年6月开始，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他们传讯了在台的胡宗南旧部的有关人员以及陕西、甘肃、四川逃来台湾的一些官吏士绅，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证与分析。这些被询查人员出于各种原因，多提供了有利于胡宗南的证词。 但决定弹胡案最后结果的关键，是蒋介石的态度。在弹胡案发生后，蒋介石一方面气愤，憎恨胡宗南的丧师失地有辱所命，但同时又感到胡宗南跟随自己20余年，无比的忠顺，征战西北，苦多于甜。。现在台湾正是多事之时，像胡宗南这样兵败逃台的将领不在少数，对他们需安抚才能安定军心，稳定局面。经权衡利弊，蒋介石最后决定放胡宗南过关。不久“国防部军法处”就弹胡案作出判决，宣布“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不能成立，认定胡“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应予不付军法会审。” 在这同时，“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也申复：认为胡宗南从西安撤至四川，再撤至西昌，“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议处。” 轰动一时的弹胡案乃告落幕。 胡宗南以败军之将，不但逃过了一场政治风波，不久还得到蒋介石的再一次重用。 1951年9月18日，即蒋介石召见后的第二天，胡宗南便奉蒋委员长的旨意，把浙江沿海诸岛的杂牌军纳入突击大队和一个海上游击纵队，并从台湾先后增调四个军官战斗团和几艘军舰。总兵力达12000多人。 为了给浙江沿海诸岛守军打气，胡宗南亲自拟发了一份电各驻岛国军同仁：悉共军近日有攻打我浙江沿海诸岛之意图，望众官兵齐心协力，同守自己之世界。为党国效劳。坚守者，将大赏。 胡宗南9月19日胡宗南不愧为是一名反共的老手，上任伊始，他与副官钟常青亲临浙江沿海诸岛巡视，犒劳守岛官兵。有的士兵手捧着胡宗南从蒋介石那里“特批”的大洋，感激涕零地喊：“胡主席万岁！” 胡宗南听了，心里比吃蜜还甜。 白沙岛首次失败1952年春天，大陆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被政治问题搞得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正是“光复大陆”的难得良机，于是秘密电告“胡主席”：抓住战机，寻隙出击，严惩共军，为党国效力。 蒋中正3月20日胡宗南得到蒋委员长的如此器重，不觉精神大振，连夜召开了守岛敌军头目会议，部署秘密的“袭共”计划。3月28日，黑沉沉的夜幕把大海遮盖得严严实实，天上下着毛毛细雨，这正是隐蔽出击的好时机。胡宗南命令吕谓洋、王枢两位上校指挥官，率领1000多名“反共救国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乘23艘机帆船、9艘海军舰艇，向我海门镇东北岸10余里的白沙山岛守军发起突然袭击。 我守军警卫连3排哨兵吕洪书听到头门山方向有马达声，迅速向值班排长徐忠报告。徐忠听到敌情报告后，立即命令7班加强巡逻，9班进入阵地，同时，立即向连长顾展宏请示处置。此时，大海正在涨潮，敌海军舰船趁涨潮之机向我阵地疯狂地开火射击，顿时，白沙山岛上火光四起，土石飞迸。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敌人像一群发了疯的野兽，声嘶力竭地叫喊声，从一艘艘舰船上涌下来，纷纷登上岛岸，向我守岛部队开枪射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7班大部伤亡，其中一个江苏籍的战士身上中了30多发子弹。排长徐忠在与敌人抵近射击中，一连打死3个敌人后，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登陆之敌见我防御阵地失去抵抗能力，又集中兵力向纵深攻击。连长顾展宏立即命令2排投入战斗，激战半个小时，渐渐感到力量不支，退到147.5高地，依托有势地形进行顽强抗击。 战斗打响后不久，我62师师长孙云汉得知敌人登陆白沙山，迅速命令就近的该师海防大队长齐德胜和陈超政委派部队火速支持；同时疾速通报给驻海门的华东军区海军炮艇大队长陈雪江和台州军分区机帆船大队长戴玉生，让他们派舰船支援白沙山战斗。 陈雪江和戴玉生接到命令后，分别率领各自的舰、船大队全速向白沙山海面疾驶而去。但由于气象恶劣，能见度极低，双双迷失了方向，急得两位指挥员双眼直冒火星。 战斗一直打到天亮。停泊在白沙岛附近海面上的敌军舰船，将几十门火炮同时对准我125高地，进行反复轰炸。登陆的敌人依恃着炮火的支援，向我坚守的高地发起轮番冲击。这时，我前来支援的陆军先头部队因受到敌炮火的拦阻，一时难以发挥作用。 战斗打到29日8时30分，我186团2营从上盘涉水上岛增援。我海军炮舰第二次赶来白沙山海面，与敌舰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敌指挥员吕谓洋、王枢见我炮艇火力猛烈，2艘机帆船被我炮艇当场击沉，深感两面受到夹击，形势不妙，他一面指挥着敌军对我炮艇进行抵抗，一面命令登陆部队撤逃。撤逃中，我海军炮艇以火力进行追击，敌1艘机帆船中弹起火，炮艇又向其连开数炮，终于将其击沉。这次战斗，进犯的国民党军在损失200余人后逃走。 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1952年6月10日，胡宗南又亲率1200余人进犯浙江温岭县的黄焦岛，守岛解放军1个连，扼守要点，激战18小时，后又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将未及上船逃跑的国民党军全部歼灭。此次战斗，我军伤亡46人，歼灭胡宗南部310人。 1952年10月19日，我人民解放军主动出击，以1个加强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的兵力经4个小时的航渡，登上国民党军袭占的南澎岛，6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岛上敌军118人，击毙其少将指挥官，收复南澎岛。 1952年12月14日，1000多国民党军袭击福建漳浦县的六鳌半岛，其时在六鳌镇的解放军只有1个边防排，他们英勇抗击了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袭击，歼灭其100余人，并配合援军进行追击，打得来犯者仓皇逃窜。 第51章 南日岛窜犯得逞但是，国民党军这种“以大吃小”的突然袭击，也曾有几次得手。他们在1952年先后袭击福建莆田县湄洲岛、南日岛和浙江平阳县乌岩、雾城时，都使解放军的驻守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遭受一定损失，其中尤以窜犯南日岛最为著名。 1952年10月11日，驻金门岛的国民党军第14师和75师各两个团及海匪突击大队，共9000人，分乘舰艇、机帆船，在8架飞机掩护下，第三次窜犯南日岛。 南日岛是福建省东部莆田县的一个较大的岛，东西长约14公里，两端最宽处在7公里左右，中间最窄处只有700米。南日岛东部起伏较大，有大乔山和九重山、笔架山、猪母山，海拔都在130米以上，山势陡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岛西部则是平缓的山丘、土坡，平均海拔40多米，最高处的山边村后山才80多米。南日岛面积约80平方公里，有60多个村庄，万余居民。南日岛为莆田县第9区，区政府设在岛西部的南日村。 10月10日，金门国民党军称“为庆祝国庆，举行陆海空军大演习”。 10月11日凌晨，10艘登陆舰和十几条机帆船在夜幕中驶离了金门料罗湾，编队向南航行。大亮时接近南日海面，发现1只渔船，3艘登陆舰集中火力射击，渔船被命中，桅杆顷刻倒下，有人被抛上半空，1艘国民党军登陆舰又朝渔船撞击，将其撞为碎片，几个落海渔民也被撞死。 上午9点多钟，国民党军在万湖、土地坪、岩下村和东户、西户一线登陆，人民解放军1个连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激战终日，大部壮烈牺牲。11日下午2时后，大陆增援部队2个营先后赶到，强行登岛，前仆后继。某部2营试图在后埕头登陆，遭敌人火力封锁，被迫退回。只有1个排飘至坑口，登陆成功，但与海匪部队遭遇，在众多敌人围攻下，除8人被俘外全部阵亡。某部陆战营2个连在坑口白沙洋强行登陆，上陆后仅剩1个连的兵力，敌军先以撤退引诱我军深入，后将我军包围于草埔村地区，机枪手李忠志在全排战友阵亡情况下，冲入敌群，拉响了手榴弹。某部5连副连长荆玉珍在战友全部牺牲自己又两处负伤的情况下，只身奋战两个小时，打退国民党军5次冲击，最后壮烈牺牲。 12日晚9时，某部副参谋长石洪贞率1个营的兵力在坑口后埕头登陆，随即遭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13日凌晨，双方展开肉搏，天亮时，我登陆战士大部牺牲。 在南日岛上我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大陆一边的莆田至石城正抢修运兵的公路，数万人昼夜奋战，三天里抢修通了60公里的公路，但渡海增援的部队一直遭受国民党军炮舰和飞机的火力阻击，众多木船被击沉，上岛增援的兵力少且分散，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 袭击南日岛的国民党军在围攻我守岛和增援部队的同时，大肆抢劫岛上居民，破坏我地方政权组织，岛上的敌特和地霸管制分子也跳出来，为国民党军带路，指认我干部党员，围攻群众积极分子。南日岛(又鸟)飞狗跳，混乱不堪。 战后统计，南日岛区公所干部亡5人，被俘15人；公安队亡3人；损失驳壳枪6支，步枪8支，手枪12支，大米800斤，税款160万元（建国初的人民币，100元相当于1元）；区委会、区政府、妇代会公章，县公安局通行证500张以及民兵党团员统计表全部被劫；人民群众损失(又鸟)633只，鸭11只，猪324头，黄牛3头，衣服660件，粮食2835斤，门板75块，棺材12口，羊10只，还有11名群众被杀害，43人受伤，5人被掳往台湾。 此战，我人民解放军共损失1300多人。 13日夜里，国民党军全部撤退。 反攻年成了失败年国民党军“以大吃小”窜犯活动的几次得逞，使蒋介石集团一度得意忘形。他们在1952年12月召开的有美国第7舰队司令参加的“战略会议”上，宣称1953年将是他们的“反攻年”，将继续进行“具规模”的反攻作战。但是，人民解放军沿海各军区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严密注视敌情，扎实做好反袭扰准备工作，使蒋介石集团的“反攻年”变成了“失败年”。 1953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举攻占了羊屿、(又鸟)山和大、小鹿山等4个岛屿，歼灭国民党守军230多人，生俘“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42纵队少将司令何卓权。这4个岛屿位于温州湾的出海口，地位十分重要，在浙江大陆解放后的3年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曾数度争夺这4个小岛。我攻占4岛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命胡宗南“务必夺回”。 1953年6月19日，胡宗南乘“阳”字号驱逐舰，亲率国民党军官战斗团1600余人，在17艘军舰的掩护下，向我60师野炮排的羊屿守军及公安17师50团3营9连两个排驻守的大小鹿山实施突然袭击。 我守岛部队在来势凶猛的强敌面前，个个怀着血战到底的决心，他们依托堑壕，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对敌人进行了反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退了登陆敌人的10多次进攻。由于敌火力太强，反扑一次比一次凶猛，守岛分队尽管奋勇拼杀，但伤亡严重，再加上天气酷热，部队无水喝，无饭吃，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战场的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在这紧要关头，我前来支援的海军温台巡逻艇大队1、2中队8艘舰艇和陆军60师的一个营及时赶到。海军舟山基地战舰大队的“临沂”、“遵义”2艘炮艇也随后而至。 敌人见我舰艇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慌忙转调舰头，以炮火进行拦阻射击。我艇利用夜幕向敌舰逼近攻击，一发发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敌人的舰船上。舰船上的敌人眼看着快到嘴的胜利即将化成泡影，岂肯甘心，便以密集的炮火进行垂死的抵抗。 激烈的近战中，我冲在前面的一艘登陆艇的驾驶面中弹，艇首的大门被炸坏，钢缆被打断。操舵手的手臂、耳朵受伤，接着右腿又被炸断。他从舵舱的地板上慢慢爬起来，忍着钻心的剧痛，将胸死死地压在舵轮上，使艇保持航向。 此时，514、515两艇冒着蝗虫般的枪炮弹，全速冲近敌岸，在100米处，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使受阻的登陆部队迅速登上敌滩头阵地。 居高临下的敌人，见我军已经登陆，向登陆部队猛投手榴弹，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情势非常危急。陈立富立即命令舰艇用炮火顺着山坡往山顶急袭。艇炮打到哪里，登陆部队就冲到哪里，一直用火力伴随掩护登陆部队攻上山顶。 遭我艇炮打击的岛上之敌，他们向大陈岛守敌拍去了求援的电报。不一会儿，三艘气势汹汹的敌般，从积谷山以东的海面上驶来。早已埋伏在那里的2中队炮艇，见敌舰进入了埋伏地，主动出击迎敌，激战10多分钟，敌三舰两伤，遂调头朝大陈方向拼命逃去。 在攻打浙东诸岛的战斗中，60师的部队与陈立富的炮艇中队多次协同作战，配合十分默契。该师的指战员每当一接到渡海作战任务，就提出要与海军的“老伙伴”（指陈立富的炮艇中队）搭档，再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轻视小炮艇了。 为了配合大、小鹿山岛的登陆、抗登陆作战，巩固已开辟的温台航线，“瑞金”、“临沂”、“淮阴”、“遵义”、“兴国”5舰先后在渔山岛海面和三门湾海域进行巡逻和护航。 《海军史》对1953年海军在东海海域进行的50多次作战的战果作了详细的介绍：歼敌1300余名，击沉敌舰船16艘，重创敌舰8艘，艇船2艘，俘获敌舰船26艘。通过这一系列的战斗，国民党军队被迫紧缩外围的兵力，退守主要岛屿。 胡宗南这个老牌上将遭我军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后，他的反攻大陆的美梦像肥皂沫一样破灭了，自感羞愧，提出辞呈，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娘西匹，无能之辈！”于是，抓起一支毛笔，在胡宗南的辞呈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大字。 蒋介石撂下毛笔，转念一想，胡宗南虽然在指挥浙东诸岛反共中吃了败仗，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反共的功臣。于是，他派长子蒋经国到大陈，把灰溜溜的胡宗南迎回台湾，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 终难补赎“前愆” 此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王”，在外界眼中是颇有点神秘的。 他很少接见记者，不对记者发表谈话，更拒绝记者摄影。于是，他的照片、意见或主张，很少在报纸上刊载。此外，他还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与人家相周旋。。人们和他之间似乎隔了一层幔幛，幔幛彼方人物形象模糊，像庐山在云雾中，自然越发觉得神秘起来。对于这一点，台湾那位与胡宗南相交颇深的记者卜氏曾认为，从胡行动谈吐，以及他左右的泄露，知道他之多少有点有意如此，大概不出下面3个原因：一、他自视很高，既不满意于当时满朝文武欺民盗世，炫惑弄权，独行特立的性格便格外强烈地自然表现出来；二、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领袖命令为天职，除在职务上隶属关系中述说必要的主张意见外，没有对众扬言喋喋不休的必要；三、他有他专心致志的工作，无谓的不说，开会，应酬，只是耗损精力，浪费时间；他了解人类心理，他企图用工作表现“不见其人”来扩大并加深人们对于他的印象。 第52章 卜发表这些看法后没几天的一个下午，他又应约单独采访胡宗南。 侍者把卜直接带进餐室，餐桌上早又摆好香烟水果，还有两只高脚玻璃杯。 胡从楼上走下来，他是在睡午觉中被叫醒的。 卜和他面对面。胡始终保持着那份矜持，即使说笑中。卜日后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相当微妙的，它的深浅是被决定于无数的因素，小到一种气氛也会影响到距离，素昧生平的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退职将领的两次晤谈，不可能有更深度的彼此认识。何况再加上彼此若干程度的保留。 胡宗南始终采取让卜多获得一些的态势，但也处处设防；而卜因职业养成的惯性，自然也不放松发掘探取的机会。结果，彼此都说得很多，局面既不像他在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也不像作时事分析演讲，从未一面倒。 据卜报道，反攻大陆这一机会到来，胡是绝不放过的，他必须尽他的军人职守，另一方面也有一股消雪前耻补赎前愆的强烈情绪。他告诉卜，他的个人计划，研究对大陆作战成为他目前主要课程。 然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对台湾不利，台湾内部各方面也极不安定。胡宗南的“军事反攻”只有梦里常温了。 1962年2月13日下午，一生倔强，并顽固地坚持“反攻大陆”的胡宗南，似乎预感到什么，他对去探望他的罗烈唏嘘地说：“冷梅兄，哼。。国家需要我们，反攻大陆需要我们，但！。。如今我竟病倒在床上。。唉。。！”连声的叹息，接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20多年来，这是罗烈第一次看到胡落泪，但谁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呢！ 14日上午，64岁的胡宗南在台北近郊荣民医院因心脏病去世。据跟随胡宗南二十多年的参谋长罗烈说，胡一生自律甚严，生活刻苦，再加患有多年的血液脂肪过多症和糖尿症，因遵医嘱，禁食富于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平素仅以蔬菜佐餐，致营养不良，体质日衰。胡宗南是2月7日（即农历初三）在家中洗澡后，突感不适，经内科名医诊断认为病情复杂，在家人及亲友的劝促后，乃即送荣民医院治疗。罗烈说：自胡住院后，蒋介石也曾于12日亲莅医院询问胡的病况。 第六节“异域”孤军的李弥蒋介石赐怪宴1949年，挥师西南的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至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这时，云南各地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更加高涨。在城市里，工人、学生、街道居民都纷纷走上街头，散传单，写标语，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民主，要求解放；在广阔的农村里，革命活动也很活跃，到处流传着“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迎接解放大军进山寨”的歌声。人民的呼声震动了三迤城乡。在这种形势下，早已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一方面倾听人民呼声，停止征兵征粮，禁止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国防部和西南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一方面为慎重起见，又派周体仁去广州谒见叶剑英总参谋长，请求指示。 周体仁原是北平警备司令，1949年1月31日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后，9月底却悄然到昆明，住进他的好友、卢汉内弟龙泽汇家。开始，他守口如瓶，推说想家乡才回云南来的，后来他摸清卢汉也准备起义后，才对龙泽江说：“朱德和叶剑英以前都在云南上过讲武堂，他们对云南十分关心，特地叫我来对你们传达此意，并介绍北平起义的经过。”随后，龙泽汇把他引见给卢汉，多次商谈起义的事。之后，周体仁又奉卢汉之命去谒见叶剑英，叶剑英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并告诉他陈庚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所率领的第四兵团，已进军到南宁，要他赶快随军前往，并立即派人送他到南宁，随陈、宋大军入滇。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加紧阴谋活动，仍想在成都、西康、云南作最后的挣扎。他一面命其嫡系部队胡宗南残部开进滇西，一面电召余程万到成都面授机宜，并任命余程万为兵团司令，以扩充26军的势力，还开始以昆明机场作转运站，运送主要人员和重要物资到海南岛。特务们更与26军和第8军连成一气，进行妨碍起义的种种活动。 其时卢汉在昆明，拥有两个军，一个是第93军，军长龙泽汇，是卢汉的小舅子（卢汉老婆是龙泽清），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前是第93军第22师师长，参加过东北四平街战事，在义县升为副军长。国民党军败走东北前，龙泽汇还在南京，故未随卢浚泉，盛家兴被俘。回云南又任保安第3旅旅长，拱卫昆明附近。另一个军，则是余建勋的第74军。余也是云南人，原是云南保安第2旅旅长，一向在滇西保山、大理、永平一带。这两个军，前者是保安部的底子，后者也是由第184师渗杂地方团队组成。 12月6日晚11时，卢汉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出席的有杨文清、马锳、饵晓清和龙泽汇一共5人，商询起义的准备情况。卢汉说：“时机是紧急了，如等解放大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与会者听后，知道起义的时机已经来临，心情非常激动。但这时卢汉的主力部队之一余建勋的74军还远在大理、保山一带，而龙泽汇93军所部的陇生文师又在剑川、鹤庆，在昆明的部队只有张中汉和张秉昌两个师，力量是很薄弱的。最后商定，要用一切手段立刻把余建勋军和陇生文师赶运昆明。会议开到7日凌晨6点方散。 岂料这一天，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要把国民党的“国防部”等重要军事机关搬来昆明，像抗战时期一样，便于接受美国的军事物资，使云南成为反共的基地。卢汉以云南在抗日时人民负担过重，元气未复，民心浮动，实难应允作答。张群未达目的，即和在成都的蒋介石通电话，并说8日回成都复命。蒋在电话中，要张群告诉卢汉，叫龙泽汇和张群8日同去成都面报云南情况。卢汉动了一下脑子，即向张群说：“李弥、余程万、龙泽汇他们3个军长都在昆，一起去报告情况更好。”张群很赞同。于是，李、余、龙3人遂同张群于3日同飞成都。 李弥，字炳仁，云南莲山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抗日期间任第八军副军长，后升为军长，日本投降时率全军进驻山东，后任13兵团司令。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第13兵团全军覆没，只身逃离战场的李弥从济南经潍县、青岛、上海来到南京，蒋介石又东拼西凑，重新组建了一个第6编练司令部。除李弥仍任司令官外，并以曹天戈、傅克精、邱开基为副司令官。 第8军军长仍由李自兼，副军长仍以柳无麟担任。柳是黄埔四期毕业，浙江慈溪人，曾任过侍从室副主任，故实际是第8军军长。未久，李弥即率部赴江西鹰潭，继至湖南衡阳整训。此时南京己发发可危，国民党当局对西南后方已特别重视。当时云南省主席是卢汉。该省虽驻有余程万的第26军及滇东刘伯龙的第89军，但力量不雄厚，故蒋介石命令李弥人滇，以监视卢汉的行动。于是李部便一面开拔，一面招兵补充。 余程万，广东台山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过李延年的参谋长，在王耀武的第74军当过师长。抗战时期守常德，调升为第26军军长。8日下午，他们乘车驶出成都飞机场。公路上拥挤着胡宗南的残兵败将，汽车无法通行。一路上停停走走，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蒋介石的住处——“中央军校”。张群叫三人洗脸喝茶，由他上楼去禀报。不久，蒋介石走下楼来，李、余、龙三人行礼如仪，蒋介石一摆手，示意他们坐下。他照例寒暄几句，问卢汉的病好了没有？其实卢汉没有病，但被问者仍回答说好多了，感谢他对卢汉的关心。可是，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问道：“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和你们怎么办？” 龙泽汇鼓起勇气回答：“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力抵抗。”“要是抵抗不住呢？” “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 “谁叫你们跑滇西的？”蒋介石显得很不高兴，气愤地说：“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 “卢主席和我们有困难呀！” “有什么困难？” 于是，龙泽汇就罗列了一些去时和卢汉商量好的困难，比如：武器不够，军饷没有，汽油也没有。。此时的蒋介石显得几分慷慨，全部给予圆满的解决。他说，武器在仓库里有的是，现有美国借给的银洋，存在菲律宾，马上空运给你们，至于汽油就更好办了，立刻可以从海防沿滇越铁路运到昆明。他还一再问龙还有没有困难，当得到“没有了”的回答之后，又叮嘱龙“晚上去找顾总长办个手续”。蒋介石这才转向余程万和李弥，心不在焉地问了一两句之后，就大谈其“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有力支援”、“胡宗南部队已向云南滇西挺进”等等，勉励大家要发扬黄埔精神，保持军人气节。 蒋介石谈完后就邀请大家吃饭。在邻近的餐室里，他在一条长餐桌上席就座，却要人把龙泽汇安置在他的左边首座，其次才是余程万和李弥等。右边居首作陪的是张群，其次是胡宗南和俞济时、盛文等。蒋那天请客的方式不仅特殊，而且奇怪，侍从给每人只端来一份，量不多，采取中餐西式的吃法。 第53章 大家都不说话，各吃各的，吃得很客气。这次御前赐宴很快就结束，蒋介石和张群便上楼去了。 晚上9时许，蒋介石的侍从武官领龙泽汇去见“总参谋长”顾祝同，顾正在他的宫邸里烤火，彼此略事寒暄，谈话便转入正题。顾祝同问：“总统刚才电谕，你们云南所需物资，我当优先满足。不知你需要多少？”其实龙提的那些困难，只不过是敷衍之词，到底所需何物，他们正准备起义，根本没谱儿，便推诿说：“报告总长，我没有带参谋副官来，具体数字一时计算不出，等明天我回到昆明，再造表册派人来领。” 顾祝同答应了几个“行”字，龙又讲了几句应酬话，随后问了问他的兄弟、龙在军校时的同学顾蓉君的近况，便告辞回到了住处。 这一夜，龙泽汇始终未能成眠，一方面是因为冷，一方面是心里装着事。平地一声雷由于气候关系，张群的专机到9日下午才起飞。同机飞昆的除了张群、余程万、李弥和龙泽汇之外，还有新近任命的国民党西南军政副长官孙渡。冬天日短，到昆明已近黄昏，在幕色苍茫中，久候的小车载他们疾驶入城。把张群安排在卢汉的公馆里住下之后，龙泽汇才去见卢汉。刚上楼，卢汉劈头就问：“岳公（张群字岳军）来了没有？”“来了。”“他来了就好！你先看看这个。”卢汉把一张通知递给龙泽汇，龙接过一看，只见通知上面写着：本日张长官莅昆，订今日（九日）下午九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各军，各单位关于应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须选行分别列单，到会时自行呈出，特此通知。 （名单从略） 主任卢汉九日下午五时龙泽汇看罢通知，感到莫名其妙。卢汉解释说：“我把你和马锳，谢崇文，也列入通知的名单里了，届时你们三人不必来。今晚10时就要行动。”“起义吗？”龙惊问。 “对！”卢汉肯定地说。 “我们的部队呢？” “陇生文师已到安宁集结，余建勋军正在全速东进之中。”卢汉接着扼要地向龙说明了情况。原来，12月9日这天，当卢汉接到成都来电，得知张群将四度来昆之后，根据当前形势，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毅然决然地作出起义的果断抉择。为迷惑蒋介石在昆军政人员和特务的耳目，卢汉故作镇静，施放烟幕，特于当天下午在私宅大摆筵席，宴请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当时汽车盈门，宾主尽欢，一般局外人决不会预料到会有什么突然的事变发生。卢汉刚演完这出戏，现在第二出戏专等张群到来，就要开场。卢汉想趁张群大驾光临之际，假借张群之名，把蒋介石在昆的军政首脑一网打尽。卢汉命令龙泽汇马上上五华山。在警备司令部里，副军长佴晓清向龙汇报了93军的准备情况。陇生文师已奉命在右起滇池，左至杨方凹一线布防，张秉昌师沿金殿至长虫山一线构筑工事，张中汉师负责城区戒严，作城防预备队。龙泽汇又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召集有关人员作周密的研究。 晚9点整，余程万、李弥、沈醉和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学沈延世、师长石补天等人，都按时到会了。 但卢汉却异乎寻常地到9点半钟还不见到会，按常情，卢汉总是在会前就在会客室里等候客人的。与会者等得不耐烦了，都不断地看看手表，又看看门，可始终未见召集人的影子。石补天站起来正想到外面看看动静，警卫营长龙云青却大踏步地走了进来。与会者误以为是卢汉来主持会议了，都不约而同地起身恭立。殊不知响起了炸雷般的一声吼叫：“举起手来，不准动！”在十几只手枪的威胁下，这些将军和大特务都无法施展其技，有的则吓得目瞪口呆，手足失措，举起手来，服从缴械。只有李弥不甘屈服，用威胁的口吻质问：“这是搞什么名堂？”龙云青反问他：“你还不知道吗？”就这样，这些人被分批押上汽车，解到五华山光复楼扣押。他们的副官、卫士和司机，早已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住在卢汉新公馆里的张群，正在往成都打长途电话，但电话早被撤了线，摇不通。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吓慌了，当即要求副官带他去见卢汉，可是副官不在，忽然有两个警卫闯进门来，对他进行搜查缴械，并告诉他卢汉已上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这个消息使张群目瞪口呆，丧魂失魄，顿时软瘫在沙发上，半天站不起来。张群就这样被软禁在住所里。晚10点整，通讯兵已把各机关部队的电话都接通到总机上，卢汉站在光复楼的主席办公室里，向各机关部队庄严地发出命令：“现在我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照原订计划开始行动！” 云南，就这样静静地和平解放了！ 一面五星红旗从了望台上冉冉升起。龙泽汇在警备司令部里，一直等到把卢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全军全国以及向云南全省军民发表的通电拍发完毕，随后又检查了一下全市的戒严情况，一看表，时针已指零点。这时，龙才猛然悟到自己还没吃饭，感到十分饥饿和疲惫，便向佴晓清交代了一声，驱车回家吃饭。饭后由于疲倦，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宣布起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就从北京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贺电说：“通电敬悉，极为欣慰。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贺电还鼓励全省军民团结战斗，建设新云南。电中又指示，有事可直向在重庆的刘、邓请示。紧接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从重庆发来贺电；叶剑英总参谋长也从广州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祝贺嘉勉。 很快，起义的喜讯像春风一样传开了，全省各地群情振奋，奔走相告。 原来处在紧张状态的昆明市，顿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商店开门，家家户户挂出了五星红旗，张灯结彩，各界人士笑颜逐开；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青年学生在街上扭秧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欢庆起义的成功，欢庆云南解放！ 释放张群10日凌晨3点左右，龙泽汇妻子李贤贞把龙叫醒：“快，卢主席叫你。”龙霍地一跃而起，马上开车上五华山，快步走上光复楼。刚进门就听见啪的一声，卢汉把茶杯一掷，对马锳厉声喝斥：“叫你扣飞机，你不扣，叫你通知龙泽汇、佴晓清、谢崇文来五华山坚守岗位，怎么一个都不在？你为什么不通知？你有意扯我的后腿，破坏起义。警卫营长，把他带下去！”马锳是原国民党“绥靖公署副主任”，卢汉对他很器重，曾长期任卢汉的参谋长。在这突发的情况下，他脸都吓白了。大家都清楚，卢汉在盛怒之下说“带下去”，就是意味着枪毙。在这关键时刻，怎么能这样做呢？龙立即叫来警卫营长徐正芳，叫他在楼外等一等，飞步上楼，向卢汉求情说：“我从成都来，一直没吃饭，是我回家吃饭后疲劳睡着了。”杨文清等又从旁劝解，卢汉这才消了气，改口说：“把他扣起来！”3天之后，卢汉又下手令，“马锳解除处分，照常办公。” 卢汉当即命令龙泽汇和佴晓清：“你们确实负起责来干，有什么差错唯你们是问。”接着大家分头去忙工作。 宪兵是蒋介石部队中比较顽固的，不好对付。宪兵13团就驻在圆通街，是当时起义的心腹之患。好在该团团长王栩是云南弥勒人，和龙泽汇在中学和军校都是同学，一向靠拢卢汉，龙想争取他参加起义。经卢汉同意，龙泽汇马上打电话叫王栩到警备司令部来，卢汉对他晓以大义，不等说完，他就连声表示：“愿随卢主席起义，绝对服从主席的命令。”于是，龙泽汇叫王栩把宪兵团集合起来，收缴武器，全团带到北教场西营房改编整训。 驻在如安街的蒋军第6编练司令部，因李弥被扣，由参谋长卓立负责，卓立早有起义之心，龙泽汇便打电话叫他维持好所部官兵，如有困难，则派部队去强迫缴械。卓立回电话说：“不必派，不必派，只要几辆卡车，少数徒手官兵来办就行了！”他说服了全部官兵参加起义，自动解除武装，使军队毫无损失。 龙泽汇同时派部队会同警察局分别逮捕特务和其他反gemin分子，监督驻滇的各伪中央机关部队的行动，特别是抓住了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陈世贤等，人心大快。 可是，驻在马村天祥中学的宪兵教导团，十分顽固，龙泽汇派朱德裕团去包围，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还发射了迫击炮弹。后来龙了解到王栩和该团团长常德的关系比较好，便叫他写信去劝降。不久，该团便打出白旗，表示愿意起义。驻在五里多粮食仓库的26军工兵营，拒不起义，被起义部队王国祥团包围，战斗十分激烈。龙泽汇和佴晓清、昆明市长曾恕怀一道乘车视察城郊布防情况，选择碉堡阵地，都无法通行，只好从侧边绕过去。该营抵抗了4个多小时，见大势已去，经喊话后才向起义部队投降了。 还在当天拂晓，龙泽汇就已派副师长邹谷君去封锁机场，扣留飞机，并给站长蒋绍禹通了电话，望他随卢汉起义，蒋绍禹与龙是黄埔8期同学，满口应承。在视察防地路过机场时，龙泽汇又敦促他行动。他立即集合全体飞行员宣布起义，并提出请求上飞机去取行李，龙泽汇同意了。 第54章 当龙继续向前检查防地时，忽听飞机隆隆，有一架飞机起飞了。龙急回机场一看，方知是飞机油箱里的汽油没有空干，被蒋绍禹钻了空子，他带着十几个飞行员上飞机之前，抢去了两个守飞机的哨兵的枪，趁势发动起飞，飞机未经跑道，沿着机场边上起飞而去。龙泽汇十分恼恨，便报告卢汉，成立了飞机场司令部，以张有谷为司令，负责管理空军人员。 11日，当龙泽汇在机场检查工作的时候，杨文清、杨适生等送张群到机场来，说是卢汉特许他搭英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香港。原来，在张群被扣之后，一再向卢汉写信，说他没有军权，留他无用，望念昔日旧交，放他离昆，则感恩不尽，他保证今后到国外去当寓公，决不再搞政治活动了。龙泽汇登上飞机，察看舱情，张群见龙，以为不放他走，惊惶万状。龙说：“张长官要走，我们不强留。云南起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望去后多为国家着想，善自保重。”他这才释然而称谢。 龙走下舷梯，翘首凝望，直至飞机在白云里消失，他心想：卢汉和张群在政治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卢汉得以在云南执政，而且突破重重难关，维持了4年之久，都和张群从中竭力维持分不开。张群认为卢汉是拥护他的，是主持滇政比较理想的人物，故主张维持云南现状，不进行改组，并促使卢汉赴重庆与蒋介石妥协，卢汉对张群也是一向知恩感德，极为尊重，每有人去重庆必送礼物，书电往返不绝。张群亦自知有恩于卢汉，所以不避艰险，四度飞昆，为蒋介石说项，要把云南变为反共基地，不料竟被卢汉所扣。然卢汉仍不忘旧恩，甘当军令，放走张群。 昆明保卫战为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统一军政指挥，卢汉遵照中共中央宣布的约法八章和第二野战军规定的四项办法，成立了临时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是，主席：卢汉；委员：杨文清、李弥、余程万、安恩溥、吴少默、宋一痕、谢崇文、曾恕怀。 云南起义，粉碎了蒋介石要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他不甘心失败，猖狂进行反扑。他提升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负责指挥蒋军第8军和26军进攻昆明；任命曹天戈为第8军军长以继李弥，彭佐熙为26军军长以继余程万；为了激励士气，汤尧的指挥部设在曲靖，他以第8军为右翼，26军为左翼，残缺不全的宪兵5个团为预备队，向昆明进犯。蒋介石又派飞机轰炸昆明，以配合陆军的进攻。五华山光复楼东边中弹一枚，门窗均炸毁；龙泽汇的副官吴昌汉把龙推进防空洞，他伏在洞口被弹片炸伤左胸；有一枚炸弹贯穿屋顶掉在民政厅的一把藤椅上，没有爆炸；还有几枚落在翠湖卢公馆附近，水花飞溅，状如倾盆大雨；华山东路平政街一带，中弹甚多，房屋被炸毁，居民死伤数百人。卢汉立即命令市长曾恕怀带人去抢救慰问，并决定将指挥机关搬到圆通山办公，誓死保卫昆明！ 这个决心鼓舞着全市军民。虽然敌军两倍于起义部队，但起义部队有全市人民的支援，工人和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都自动组织义勇自卫队，要求发枪。参军极为踊跃，市民亦自发起来，参加修筑防御工事，组织救护、运输、肃奸队，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卢汉日夜坐镇在指挥司令部里，随时在电话中向军师长询问部队情况，时常找军需官了解粮弹的储备与供应，召集参谋人员谢崇文、佴晓清、杨济宽、杨剑秋等研究作战方案，对敌我态势进行详尽分析。又特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求援告急，积极与边纵朱家壁进行联系，要求边纵攻击26军的侧后。当卢汉收到刘、邓大军的陈、宋兵团已奉命向云南全速挺进的消息时，起义部队极为振奋，对保卫昆明更加充满信心。 12月16日下午，敌搜索部队在昆明外围与起义军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揭开了战斗序幕。17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向起义军发起试探性攻击，在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一线发生激烈战斗。 第8军之一部则迂回至金殿黑龙潭一带，侧击起义军的守备部队。卢汉在积极组织反击的同时，又派扣留下的几架运输机去轰炸蒙自、沾益飞机场，破坏敌空中补给基地，并向敌军散发传单，侦察敌情。入夜，敌军小部队四处进行扰乱，似有要在次日发动总攻的模样。卢汉星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鉴于93军防广兵单，配备薄弱，阵地拉得太宽，在敌军大兵力的攻击下，势难持久，就召集谢崇文、佴晓清、杨断宽等参谋人员和龙泽汇研究后，断然决定缩短防线，以城防工事为主阵地，在北教场、巫家坝一线的前方作为迟滞敌人行动的前进阵地。这样既可节约兵力，以逸待劳，发挥城防工事的作用，又可以控制有力的机动部队，作为支援重点方面的作战和出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不致造成挨打而无法还手的被动地位。 另一方面，卢汉遵照刘邓首长的电示，加紧做李弥和余程万的工作，以瓦解和促使第8军和26军官兵起义。卢汉早在11日即发表二人为军政委员，12日又把余程万搬到他家新公馆里住，派李耀廷、张天如去作陪说服；让李弥转移到龙泽汇家里住，由赵诚伯、李鸿谟作陪说服。二人都很愉快地接受了指示，当即发表起义广播，并多次写信去敦促26军改变番号，参加起义。李弥还主动提出放他老婆先去向第8军做说服工作。卢汉虽然疑信参半，但仍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当晚，据他老婆返昆说，第8军官兵表示只要李弥能出去，一切均可照办。为减轻昆明的军事压力，保全地方元气，卢汉便决定放李弥出去，希望第8军实现起义的行动。岂料李弥一出去后，却主张不打昆明，把部队拉到他的家乡滇缅边境，以便取得美英支援，谁知曹天戈疑心他被卢汉收买，挟持他继续与人民为敌。 果然，18日拂晓，26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上午8点左右，敌人炮弹打到巫家坝机场内。龙泽汇带卫队驰至机场。恰适保6团退下来，龙大声疾呼：“不准退，不准退！”并当面下令该团团长李达人稳住战局。李慌忙地说：“我、我在诱敌深入。”“胡说，你这样搞，会影响全线的！”龙怒火中烧，不顾一切地命令部队向前守住阵地，顶住打，冲上去！这时敌人的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起义部队不为所动，继续反击，全团士气大振，奋勇杀敌。正在这紧张时刻，余建勋的先头部队保5团赶到，于是两团官兵握成一个拳头，向敌人狠狠打去，一举将敌击退。与此同时，李焕文的保10团在杨方凹一带受敌猛攻，龙泽汇只好命令作机动的赵振华率保15团顶上去，终于打退了敌军。龙泽汇将战况向卢汉报告，卢汉高兴地给保5团团长马荣凯和赵振华记功，并把李达人撤职查办。 到19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全线发动总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自晨至晚，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步兵在炮兵火力掩护下，进行波浪式冲锋，声势凶猛。 第8军的山炮部队放列在大树营前方，直接轰击东北城隅，大东门、圆通街及圆通山上均落有零星炮弹。起义部队93军依据坚固的城防工事，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予敌猛烈的集中射击。任敌反复冲杀，仍未越雷池一步。在夜幕降临之后，敌军组织敢死队，并欺骗士兵说，城内银行里的黄金白银很多，打进昆明，可以自由行动3天。敌又发动了空前猛的进攻，妄想利用暗夜，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推毁城防工事，打开突破口，突入城内，抢掠财物，扩大战果。但由于城内守备部队的顽强抵抗，集中自动火器，予以歼灭性的打击，粉碎了一批敢死队员的疯狂猛扑。南线的柳坝、南窑一带，炮火连天。东线的第8军一部则迂回到铁峰庵、涌泉寺一带，被起义部队张秉昌师英勇阻击，形成拉锯。卢汉命令龙泽汇和佴晓清、许义浚等分别到各阵地督战，给部队很大鼓舞。当夜，纺纱厂附近枪声激烈，龙泽汇即率领卫队经东寺街去察看，见居民纷纷走上街头，迎到他们面前，毫无惧色。人们盯着龙泽汇说：“龙军长，不要怕，假使敌人窜进来，我们拿扁担也要把这些狗日的打出去！”人民的支援鼓舞着起义部队，人人争先，奋勇杀敌。午夜以后，敌军攻势顿挫，再衰三竭，直至停止猛攻，只得派小股兵力不断扰乱。卢汉立即命令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补，以迎接来日的决战。 还在头一天上午，巫家坝前沿送了一个自称投诚的班长到指挥司令部来，口口声声要见卢汉。龙泽汇叫人仔细搜查他的身上，除了一封信外什么也没有。这是26军前线一个名叫罗伯刚的团长写来的信，信中表示该军为了营救余程万，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一人一弹，也要血染滇池，在所不惜。卢汉当即叫人把送信人带去见余程万。这个班长见余程万后放声大哭，余程万也为之动容落泪。卢汉考虑到既然26军是以营救余程万为名而战，如果放余出去该军将无所借口，可以起到从心理上瓦解敌军的作用，从而避免兵祸，可保地方元气。即使万一不起作用，大不了如李弥一样，对起义军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何况余程万信誓旦旦，坚决起义，为人也没有李弥那么奸诈呢！因此，卢汉遂决定放出余程万，并由杨文清陪同，亲自和他谈了一次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了当前的形势和解放大军已逼近云南的情况，并且着重指出：“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均己被打垮，现在这一两个军又算得了什么？ 第55章 蒋的亲信都已逃到台湾，留你们在这里当替死鬼，对国家对个人有什么好处？就利害关系而言，我过去追随蒋介石，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也毫无顾忌地宣布起义，你们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余程万感激涕零，以手指天为誓，表示出去后一定要率全军起义，决不辜负卢主席和云南地方父老的这种厚爱。随后卢又嘱咐：“你要把26军移驻宜良、开远一带。改变番号，通电起义，接受新职，待部署妥当后，望即返昆行使军政委员的职务。”12月20日上午，即由佴晓清派一参谋和吉普车一辆，送余程万出巫家坝。岂料这时炮火猛烈，26军的山炮部队正向起义军核心阵地前沿射击。步兵正向五里多、吴井桥方向冲杀，企图突入塘子巷火车站。而第8军则重点攻击昙华寺、大树营地区，步兵在隆隆的炮火掩护下，突击崔公堤附近阵地，有的狡猾地利用连埂的村庄和工厂，企图突入市区，其炮火则不断向东城一带盲目射击，炸毁民房多处。中午，忽报铁峰庵失守，敌军已登荷叶山、王帽山构筑工事。起义部队随即将预备队增援大小连山，战局十分危急，卢汉连续急电催余建勋军主力火速来援。 直到下午4点，在26军炮击的空隙里，余程万才爬上巫家坝附近的一个土堆上，手摇白旗，高声呼叫：“我是余军长，你们不要打了！”叫了几声，对方步兵看清了余程万，遵命停止射击，把余程万迎了过去。果然，南线炮火遂趋沉寂。傍晚，26军的攻势已停。东北面的枪炮声却有增无减。 夜里，卢汉接到刘、邓两将军重庆来电，谓已饬令杨、苏兵团派出快速部队，用汽车运输，星夜驰援昆明，希与取得联系，密切配合，共歼敌军。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也从贵阳来电告知，快速部队业已派出，正兼程驰援昆明，约于23日即可到达曲靖。解放大军驰援昆明，指日可到的喜讯，瞬即传遍全军，一时士气大振，欢声雷动，连日的顾虑和忧虑为之一扫，战斗精神焕发，遂用猛烈的火力歼灭东北方向敢于来犯之敌。 21日清晨，出现了奇怪情况，不仅南线寂静无声就连东北两面的枪炮也不响了！难道敌人已经知道解放大军不日将到昆明解围的确切消息了么？果然，敌人得知人民解放军将到的消息后，惊恐万状。26军的攻城部队是在20日黄昏奉命向南撤退，至宜良后余程万遂为新任军长彭佐熙所挟持。 第8军是在当天黎明前知道26军已经撤退，陷于孤立境地，感到侧翼暴露，生怕被我围歼，也就纷纷撤退了。昆明城围遂告解除。 残军败走建水当第8军未撤大板桥之前，170师师长孙进贤曾接到一次李弥自沾益发出之急电，即命令第170师立刻北进嵩明、东种，占领巧家。任务是掩护第8军主力向滇北撤退，计划分两路向川、滇、康边境转进，与胡宗南靠拢，但孙进贤本人及其他军官均表示反对，遂未行动，部队都集中于大板桥。李弥此时亦自沾益回到大板桥，遂立刻开会，在提到全军转进西康计划时，第6编练副司令曹天戈及各位师长则一致反对。大家都认为当时胡宗南在西康，已处于困境，正在走头无路，自身难保。况且西康荒凉，人烟稀少，资源补给与冬季士兵之被服，都是难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大军跋涉，眷属随行，恐怕不到西康，就有瓦解之虞，不如趁卢汉，余程万两部尚未会合之际，从速穿过呈贡，直奔建水为上。同时滇南物资丰富，又接近国境，更便于进退。李弥听后，遂放弃己见，依从众议。于是即作如下之部署：（一）令教导师为右纵队，占领呈贡，负责对卢汉之警戒，以掩护主力右侧的安全，俟军主力通过后，该纵队即直开石屏集结。 （二）军主力为中央纵队，按第42师、军部、陆军总部、第237师、第170师顺序，经呈贡、晋宁，江川、通海，至建水集结。 （三）令第331师为左纵队，并指挥陆军总部的直辖团队，经陆良、路南、弥勒至开远集结。 （四）限各纵队于即晚（22日）夜暗开始行动。 在22日傍晚，第8军即开始行动，沿途除了在呈贡、江川与卢汉的部队轻微接触外，可以说相当顺利。在此期间，蒋第6编练部即奉命改为第8兵团，司令官则由“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兼任。汤系安徽合肥人，为合肥耆宿汤立夫的哲嗣，身材魁伟，个头比李弥、曹天戈都高，时年已60余岁。汤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都有深厚的交情。在未来云南之前，是“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李宗仁虽委关麟微为“陆军总司令”，但实际职权仍操之于顾祝同，汤则成了“陆军总部”负责人。大势渐去，汤率总部人员和眷属，由南京逃到曲江，又由广州而至柳州，最后才拖到云南曲靖。汤与卢汉的“绥靖副主任”马锳，参谋长谢崇文都是陆军大学同学，张群自成都最后飞到昆明当日，汤就由马锳及卢汉的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口中知道卢的起义消息，所以，先一日便逃回曲靖。此际汤尧在云南已是国民党“中央”留在大陆的最高官员，李弥和余程万分别提升为云南省主席及“绥靖主任”，便是由汤推荐的。 汤尧兼任蒋第8兵团司令官后，第6编练司令部之原有干部曹天戈仍任副司令官，孙进贤由第170师师长直升第9军军长。 第3师师长田仲达升为 第9军副军长。石建中则由第42师师长升为第8军副军长，以顶替在昆明未逃出的副军长柳元麟。 部队集中建水之后，李弥一看自己的部队尚未损失，故亦由消极顽抗趋向积极顽抗。除了陪汤尧向部队讲话外，并计划在建水成立云南临时“省政府”；还想委第8军的军法处长唐昌熊为建水“县长”。 第8军、26军及第9军余部，此时都集中于建水、蒙自一带。附近的地区如开远、固旧、石屏、龙武、宝秀、碧色寨以及中和营、鸣鹫都在控制之下。对于全军今后之动向，李弥则主张依靠此间之丰富资源，险要地势做为基地，必要时可与解放军决战，万一不支，再入越南。李弥当时派第237师李彬甫开赴元阳、小羊街诸地，与红河两岸的摆夷地方武力联系，其中戛丽街的李润之、前93师的吕国铨亦都被李弥拉拢。但汤尧、曹天戈，则认为撤澜沧江、怒江一带，作为根据地，支撑到5月雨季到来，解放军即使追至，其亦难以行动，等到秋后，再以国际局势之变化决定行止，才是上策。万不得已，退入缅甸、老挝亦可暂保实力，最后去当白华，亦好老死在此间。至于余万里，此时已是上不为国民党当局信任，下不为部下支持的孤寡人，只有依附汤、曹、李拖住部队再说，何去何从，意见都不一致。 蒋介石接见李弥1950年元旦过后，蒋介石派“国防部” 第三厅副厅长周芳繁，和空军第三军区副司令易国飞到蒙自，接汤尧、李弥、余程万到台湾。据说在台湾见到了蒋介石，除汤尧受到嘉许外，李、余两人都受到责备。尤其余程万更是备受指责。 1月14日，顾祝同才与汤尧、李弥由台湾飞到蒙自，余程万则未同来。 顾祝同指示部队务须确保蒙自机场之安全，与台湾加强联络，并决定以蒙自为基地，宣布将第26军空运台湾，防务全交第8军。1月15日上午，顾祝同召集师长以上干部训话，还特别召见新任第9军军长孙进贤。 顾祝同这次到蒙自，带了700箱“袁大头”，分发李、余两军做军费。 按一箱装两布袋，每袋1000元计之，也是一笔大数字，可见当时蒋介石对这部分残军之重视。 孙进贤在清点银元现场曾对部下发牢骚：“顾祝同刚才约见时，就嘱咐我万不得已时，可以投共产党，暂时换旗，保持实力，待机再起。这真是大混蛋，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会吃你这一套。”同时还提起其本人的一段往事：“以前我在徐蚌会战时，冒死突围逃到南京，当时没办法，穿了一套士兵棉服去见顾祝同，我说我是淮海战役逃出来的师长，门口卫兵初时就不准见。以后在南京砲亭巷第13兵团办事处借钱，买了套将军服，再去晋见顾祝同，他妈的更气人，我认真地报告徐蚌前线情形，顾老总连听都不听，拿着这么大的部队被打垮，竟无关痛痒，你说可叹不可叹！”这些话出自孙进贤痛心战局败坏时，相信不会是假话。可见这位身居高位的顾将军，真是昏庸及至荒谬了。 顾祝同于1月15日下午，即与李弥又飞西昌胡宗南驻地，并约定16日再回蒙自。但在飞走不到4小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军第114师、第115师之先头部队，即从广西百色经富州、文山赶来，遂与国民党军在西夏龙附近接触，次日凌晨蒙自亦发生激战，以致国民党军队对机场失去控制能力，于是将部队空运海口，转台湾的计划被中断。到蒙自的空军第3军区副司令易国瑞、空运大队第101队队长乌钺亦都随着驾驶来的飞机困在蒙自。 此时汤尧与曹天戈便在(又鸟)街开会，决定将部队集中建水，想西撤车里、南峤、思茅一带，靠澜沧江之富庶、险要，欲顽抗到底，同时亦得到西昌李弥的复电，约定部队到达澜沧后，李弥即归队。 17日，第170师、42师，陆续到达建水后，即决定退到石屏，与教导师会合。 第56章 汤尧、曹天戈在召开一次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上，亦规定了西撤的注意事项。下达的命令是：（一）19日13时开始，分左右两纵队，以最快速度经宝秀、元江、墨江、普洱向思茅前进。 （二）右纵队由教导师、第170师编成，派孙进贤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本日（19日）13时开始，于20日拂晓前出发完毕，经宝秀以北道路直趋元江，控制元江两岸制高点，确保元江大桥，并掩护主力安全通过。尔后该纵队即解除右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的后卫，以孙进贤为后卫司令官，继续原地监视，迟滞共军之追击。尔后与军保持一天距离跟进，同时彻底破坏元江大桥。 （三）左纵队以第42师和直属部队编成，派石建中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明日（20日）12时出发，经宝秀直趋元江。军部随该纵队前卫跟进，通过元江大桥后，该纵队即解除左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前卫，以石建中为前卫司令官，继续前进。 在部队出发之前，已得悉彭佐熙的第26军部分空运台湾后，已无战斗力，现在向红河转进，实现其进入越南的计划。田仲达的第3师亦故意落后，在固旧附近起义。至于李彬甫的第273师，经电台彻夜呼叫，亦没有回音。 在此情天下，国民党余部只有在石屏分两路西撤元江。一路由汤尧、曹天戈、石建中指挥走赤瑞湖以南，过老凹底；一路由孙进贤带领经宝秀，沿赤瑞湖以北，过青龙广。孙进贤一见田仲达被自己逼走，只剩下第3师的残余及人数不足的李桢干教导师，和自己的基本部队第170师，便格外小心。于是便在宝秀开会，孙进贤及新升任的第170师师长李得元，参谋长刘启凡，3个团长左豪、甫景云、张元伟都出席，财务科长胡士方亦在座。当时决定部队到达元江铁索桥后，即由两团人守住铁索桥两端，待两路大军通过后，再听候命令，会议指定张元伟团在最后掩护。张元伟是山东蓬莱人，陆军大学毕业，任过于兆龙第96军的参谋长。他大发宏论，表示一团人在后掩护太危险，孙进贤硬指定张元伟，并担保代为解决困难及危机，于是便整装前进。 孙进贤抗战时期在湖南雪峰山、洞口就与日本鬼子打过山地战，他命令部队一有情况，即上山头，占领高地。孙部途中以无线电与汤尧、曹天戈、石建中联络，始终不通。部队快到元江时，却传来一连串情报，如林彪的大军即来，余建勋亦出发了等等，弄得孙进贤颇为紧张，便决定边打边走，以脱离战斗前进为主。 但到达元江铁索桥后，却不见汤、曹、石的部队。且铁索桥系在悬崖之下的元江面上，与想像中的铁索桥根本就是两样。在宝秀会议时，还以为元江系在平原之上，可据守两岸，但该桥系架于深壑中，就没办法来控制。于是孙进贤便命令左豪团撤后，但解放军追击部队已占领重要山头，此时左团由下仰攻，损失巨大，结果，连团长左豪亦失踪。故使孙进贤进迟失据。过铁索桥吧！部队由高处走到下面，解放军在后面追击，部队在射程之内，就有溃散之虞。同时部队一过江，铁索桥便不能控制；如不过桥，元江彼岸情况不明，一旦铁索桥不能通过时，部队就有前进受阻，后退无路之危险。再者，汤尧方面电讯不通，亦不知道第8军是溃于后，抑超于前，而且时机紧迫，又不能停兵等待。孙进贤在无可奈何下，便率领大军利用铁索桥渡过元江，未几，解放军即由后追来，并占领后路山崖之制高点。孙进贤顿呈惊慌，便在元江之平坝上查勘方向，此际孙每一行动，后面总是尾随很多人，情景有些像淮海战役将垮前突围的局面。孙进贤即大声发脾气说：“老跟着我干吗？”其实部队己呈混乱状态，大家六神无主，不跟主管跟谁呢？ 说时迟，那时快，解放军在铁索桥对岸之山头已隐约可见，过江后的部队休息于江边之平坝上，完全暴露于解放军的射程之内。孙于是立刻下令特务营营长耿方振，将铁索桥炸毁，以断追兵。 这时的孙部，除了本身的170师、教导师外，尚有第3师一部分，另外有宪兵团及空军人员随行，于是整顿一下，找了一位当地人做向导，穿过元江城直奔大歇广，而占领墨江。 至于汤尧、曹天戈、石建中之左翼纵队，在1月20日由石屏出发，21日始到宝秀。据说沿途以向导引路错误，在孙进贤过元江后第3日，即24日才到铁索桥，当时曾遇到被遣弃的第170师团长左豪，大家都一筹莫展的困在元江东岸。后来第42师师长石建中，见无法过江，曾拟掩护汤、曹突围，另觅渡口而未成功。25日，汤尧与曹天戈均在失散中被俘。后来胡士方在贵阳遇到石建中的参谋长吕威，据吕说石一路应战，几经艰苦，始达元江，万料不到孙进贤会过河炸桥，愤恨下拔枪自杀。石建中，辽宁凌源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入黄埔军校第十期。 还有第26军，自蒙自机场失守，彭佐熙率领5000多人向红河方面突围，进入越南，与其时伪湖南省主席黄杰的27000多人，都被缴械困在莱州，后移住金兰湾，历尽之年寒暑终于去了台湾。另一股则由副军长叶植捕和团长罗伯刚率领逃抵车里、南峤一带。 残军立足金三角1950年1月24日，国民党第8军主力在元江被歼灭，只有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1000余人因驻扎在元江下游而免歼，从元江且战且逃，逃至车里的大勐龙之蛮宋寨，在蛮宋由93师流落人员叶文强和车里宣慰司土司刀栋材的帮助和引导下，渡过打洛河逃往缅甸三岛。在三岛他们遇到从打洛逃出的第26军93师298团伤兵，并被告以298团残部已逃向泰缅边境，打算经泰国回台湾。李国辉率部又从三岛渡过楠垒汀，穿过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地区，在饥饿、虐疾、毒蛇、猛虎的袭击下，经过12天的艰苦行军，队伍疲惫不堪，沿途不少人非战斗减员，于1950年4月21日到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棒，与93师278团残部巧遇。 2月19日，93师278团在南峤打洛被解放军打击，被俘500余人后，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率领残部500余人渡过打洛河向缅北三岛，再由三岛到小勐棒。到小勐棒后罗伯刚卖掉了大部武器，换成金条，因其妻已去台湾，就单独经泰国先回台湾，把部队交给副团长谭忠，让谭忠通过大其力到泰国，等候台湾派飞机来接他们去台湾。谭忠部队在小勐棒与93师709团李国辉残部会合，并经商讨决定留在缅北，不回台湾。小勐棒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湄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只要步行20分钟就可以进入泰国，处于金三角的中心，是个“三不靠”的山区。李国辉和谭忠商定自立为一支“复兴部队”，由李国辉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指挥兼278团团长。部队合并后拥有1600余人，司令部设置在小勐棒寨子的教堂里。他们设法与台北恢复了联络，请台湾给予空投，台北回电：“自谋出路。”残军就开荒种地建茅屋、修营房，收税经商，在缅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也是国民党残军在东南亚金三角立足的开端。 这里还要提一提云南境外的马帮。远在清朝中期，从云南到东南亚各国就有商路，云南境内一些贫苦群众，为了谋生，常常赶上几匹骡马到缅北、老挝、泰国贩买药材、鸦片，并从泰北买回英国的布匹、化妆品、日用品等。为了防止路上抢劫和野兽的袭击，人们往往成群结队同行，并带有枪支武器。抗日战争时期，马帮有所发展，他们除贩运鸦片、还贩运军火、药品，所带武器也逐渐现代化。他们又多和当地汉人、华侨及少数民族头人保持联系。特别是云南开远、大庄、楚雄的回族马帮尤为庞大，人数多、骡马多、武器精良，逐步控制了泰缅商路。国民党残军到达缅北后，云南马帮马守一、马云庵、马缓学、马鼎臣、沐国玺、熊定钦、杨文光等均纷纷投靠，混为一体。李国辉、谭忠的“复兴部队”经过了一段整体后，将马守一的马帮、原93师的流散人员加以搜罗，部队逐步扩大到3000人。下属：709团，团长李国辉；278团，团长谭忠；特务大队，队长陈龙；搜索大队，队长马守一；独立第一支队，队长张伟成；独立第二支队，队长蒙保业；独立第三支队，队长石炳麟。 国民党残军在小勐棒修建营地、招兵扩军，引起了景栋缅甸国防军的密切关注。1950年5月20日，缅甸国防军一个连奉命由景栋进驻大其力，要残军派代表前往谈判，残军派“复兴部队”副参谋长、原93师参谋主任蒙振生前往大其力谈判。缅军要残军限10内撤出缅境，残军不从。又于5月25日、6月1日两次谈判，均无结果。6月3日缅军要求派高级代表到景栋谈判，残军派丁作诏和马鼎臣为代表到达景栋，即被缅军扣捕。6月16日至8月23日缅军集中数千人的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残军驻地小勐棒、勐果发起进剿，残军于6月28日和8月23日组织两次反击，将缅军赶出了小勐棒和勐果，重返驻地、并攻占了缅军重要基地大其力，迫使缅军停战谈判，释放了马鼎臣，以残军撤出大其力和景栋至大其力公路两侧为条件，同意残军进驻猛撒。8月底，缅军派汽车将残军送出大其力，残军返回小勐棒后进驻猛撒。 第57章 猛撤是一个有40多个自然村寨的大坝子，这样，残军便拥有了基地和生存的条件。“复兴部队”即在猛撒建立了训练队，由何永年和苏振声担任正、副教育长，公开招收当地华侨和民族子女受训，从而有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残军的发展便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的重视。 李弥二次入窜云南边境为了搜罗缅北国民党残军，蒋介石派原第8军军长李弥到缅北进行视察。1950年8月16日，李弥经曼谷到达泰北夜柿（读音米赛）；1951年2月20日李弥第二次到猛撤视察3天，又于3月8日带领参谋长钱伯英、副参谋长廖蔚文等人，到达猛撒，正式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直属台湾“国防部”指挥。李弥还命令709团改编为第193师，李国辉任师长，278团改编为第93师，任命原26军军长彭佐熙在香港经商的侄子彭程为师长，任命在曼谷经商的原93师师长吕国铨为 第26军军长、叶植南为副军长。 1950年4月，原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第6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李弥的妻子龙慧娱、师长李彬甫、副官处长何永年、团长蒲景云等20余人，乘私人商车由昆明潜逃滇西畹町，逃往缅甸。随后相继外逃的还有卢汉起义部队暂编第12军36师参谋长（原云南绥靖公署科长）马俊回、腾冲县县长刘绍汤、滇东机场守备司令苏令德和云南省政府警务处处长邱开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裴存藩、整编第77旅旅长钱伯英、第5师师长李则芬、第58军26师师长王少才、第125军参谋长和荣先、预备第11师副营长徐剑光、滇西护路总队大队长王晨天、在乡军人团长朱鸣元、第26军输送营连长何子钰、第58军营长杨一波、保安团中队长杨文光、缅宁专员彭季谦等，这些外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均为李弥收容。 同时，李弥还策动了境内外民族土司头人武装，外迁外逃投附国民党残军，使国民党残军发展到6900余人。 这时，美国一面在亚洲北部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一面要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美国国防部除了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者以军援外，并拟订“堵塞亚洲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的政策。三军联合参谋长于1950年4月向美国国务卿进言：“如果将采取迅速和持续的措施，减少共产党中国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已注意到中国国民党部队活动力重振和效能显著有增加的证据。”并建议，实施“一项在干涉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地下特别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并着手研究如何使用逃缅国民党残军“入侵华南计划”的实施。按杜鲁门总统的想法，武装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利用他们来使缅中边境（由西藏到泰国）成为坚固的屏障，“显然是解决的办法”。 1950年6月至7月，美国前任驻泰国武官谢尔敦在曼谷开设“海洋供应公司”，开始向残军接济军火和服装。12月，美国在泰北清迈设领事馆，专门负责对残军求济，直接指挥和派遣顾问训练残军。1951年2月，美国派人与李弥商谈军火供应，3月，由两名美国人送260驮武器、物资到残军总部猛撒，并用c——46和c——47型运输机向猛撒空投，每月至少5次。从1950年4月起，美国每月给国民党残军20万铢泰币，8月又改为7万美金，9月起每月又增加家属救济费2万美金，直到1952年6月前后才停止。 李弥受台湾国防部的命令，并在美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于1951年5月发动了对云南边境的大规模军事窜扰，6月21日，西路国民党残军攻占沦沉县城、岩帅、党坝、南掌和镇康县的南伞、大营盘、山口寨；6月6日，东路军从缅北孟养地区入窜孟连县城，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6月12日，游击大队吴运缓部、特务大队罗成部400余人人窜孟遮县以南地区，以牵制解放军；李弥亲自到缅北班阳雍和设立总指挥部，先后投入兵力8000余人。美国出动了无标记的c——47运输机多次向入境残军空投武器和补给。 6月3日，解放军云南军区在残军入窜云南边境时，立即发布剿灭李弥残军的命令，组织了5个团兵力分4路追剿。6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步兵第117团、第121团各一部向糯福、青塘出击；6月10日，吕国铨率部退出国境。6月下旬，步兵120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5个团兵力合围入侵耿马、双江残军，李国辉率部撤出国境。 国民党残军第一次入窜失败后，李弥于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入窜。 对李弥两次入窜，云南军区司令部再次组织追剿。两次作战先后50余天，国民党残军共被歼549人，残军于7月底全部退出国境退缩至缅北果敢至三岛一线，李弥指挥部由班阳撤回猛撤。 李弥两次窜扰云南边境失败后，把部队集中云南境外的几个基地上，分兵四处抢占地盘，迅速地占领缅北萨尔温江以北，云南境外以南的大片掸邦的科康、佤邦、景栋三个省的地区，控制了该地的鸦片和贸易，收纳赋税，收缴公粮，使当地民族土司、头人纷纷依附残军。李弥在猛撤开办“乒共抗俄大学”由李弥、李则芬任校长和教育长、大肆招收华侨和汉族子女扩充实力、休整训练，收编土司民族武装，给予番号。台湾还派遣军官和特工人员700余人到缅北，充实残军。1951年11月李弥在猛撒修筑机场，1952年1月又从台湾带回一队“民航运输公司”空运飞机到猛撤，c—47型运输机定期每周两次由台湾至猛撤往返。美国还以m—11型步枪、五0口径轻机枪、反坦克炮、高射炮等武器装备了8000名新兵。到1953年1月，国民党残军已发展到1.85万人，编为一个总部、一个指挥部、3个军区、4个师、16个纵队，活动地区北至缅甸昔董、南至那县，西至孟苏、孟畔土司管辖区，东至老挝孟信，南北长达530公里，东西宽有280公里。 残军被迫退台1952年8月，国民党残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渡过萨尔温江向缅甸中部帕奔、毛淡棉、耶县发展，并与缅甸“克伦自卫军”成立“联合作战指挥”，公开宣称联合缅甸所有反缅甸政府武装，推翻缅甸政府。残军向萨尔温江以南的发展，直接威胁了缅甸主权。 缅甸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于1953年1月集中了3个精锐的步兵旅组织拦击，缅军这次作战以萨尔温江为中心，波及范围广，动用兵力多，战斗极其激烈。当时，缅甸的海陆空国防军全部只有20000人，而用来围剿的达10000人以上。在这1万多兵力中，7000—8000人是骠悍善战的钦族部队。钦族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亚洲。他们擅长于山林作战，身背轻机枪爬山越岭如履平地。此外，缅甸还雇用以印度人为主体的“国际兵团”3000—4000人。 这次战役缅军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他们易集中兵力，处于主动攻击的地位，在人力、武器装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 战争开始，国民党残部毫无准备，司令部主将李弥及参谋人员均不在，剩下的只有“反共大学”教务长、副总指挥李则芬和参谋长杜显信坐镇孟萨。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可参加劲战，其他团队番号人数虽多，但未经过正规训练且分散于近20个点，易被各个消灭。 缅军的第一个战略步骤是：先消灭驻守萨尔温江东西两岸的江口、孟板之敌，然后分兵两路，北攻孟布，东夺国民党残兵总部孟萨。 这时残军在这些地区的兵力均甚薄弱，孟板由邹浩率两个连防守，他的另一个连驻江口以东的拉牛山。孟萨总部只有2个连和一个排的守兵，而孟布也空虚，93师师部及一个直属连，总共不至400人。 5月21日在萨尔温江的沙拉渡口，杜显信命令张云岳带领总部的两个连去江口增援。这时，警卫营邹浩修率两个连从孟板败退，渡江至东岸的江口，与张云岳两个连汇合。缅军一个团合围江口，一连发动3天猛攻，得到残军的拼死顽抗，又调来重炮参战。5月22日缅军在空军的配合下攻克萨尔温江西岸的残军桥头堡猛畔据点，残军坚守沙拉渡口。23日，缅军集中炮火猛击沙拉渡口，这时缅军采用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采用的跳蛙战术，跳过江口，在江口分兵上下游各30里处渡过萨尔温江，向残军猛撤总部和猛布据点进攻。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温江战役。 24日，残军被迫放弃沙拉渡口，固守拉牛山。 在拉牛山山口，残军与缅军相遇并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双方伤亡渗重，国民党残军只剩下400余人，缅甸国防军于第二天开始猛攻。105大炮轰得拉牛山口土崩石碎，浓烟滚滚。 第4天，缅甸空军参战，飞机同时轰炸孟萨、孟布和拉牛山。30日，残军放弃拉牛山。 缅军并没有巩固好胜利果实，残军在杜显信的带领下，炮轰萨尔温江江口重镇，并以“反共大学”学员为先锋，警卫营殿后攻占了江口，虽伤亡惨重，但缅军也痛失了江口，随即拉牛山又回到残军的手中。 缅军原打算跳过江口分兵两路攻打孟萨和孟布，一举歼灭国民党残军。 第58章 现在，江口已失，而残军在盂萨总部又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缅军捕捉不到作战对象，于是转而集中兵力围攻孟布，以期消灭残军主力——李国辉部队。由于山势陡峭、地形复杂，缅军大部队四面包围孟布，但还不能合围，残军仍能从许多小道与外界联系。经过20多天的围困，仍没能达到消灭敌军的目的。 6月，残军主力由缅北基地回军增援，收复拉牛山、沙拉渡口，同时增兵猛撒、猛畔、猛果。缅军腹背复敌，于6月13日撤回萨尔温江以西。 缅军这次以萨尔温江区域为中心对国民党残军的围剿就这样基本结束了。 1953年，缅甸政府向残军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国民党侵略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与安全，并向联合国提供了大量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4月23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残军撤回台湾或居住在指定的禁区内。尽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提案搁置，但在大量的物证面前，美国政府被迫利用它的影响于5月23日在曼谷召开美、泰、缅、台湾“四国军事委员会”会议，经1个月的谈判，决定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但李弥总部拒绝撤台，会议只好拖延下来。但由于联合国作出要求国民党残军撤退的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军队残部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去曼谷参加谈判。由于李弥当时不在台湾，故由副总指挥李则芬充当谈判代表，另一副总指挥柳安麟为代总指挥。当要“撤回台湾”的消息传到孟萨的时候，残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年轻人希望回台湾进学校，做劳工赚钱别谋出路，免得在缅甸受苦；老资格的军官们另有打算。李弥、参议员及总指挥部秘书长丁作韶不主张撤退，在台湾有后台的柳安麟认为应该服从台湾命令撤退。反共思想十分顽固的丁作韶到处宣传不能撤退。他的理由是，撤退到台湾，大家挤到一个小岛上，有什么作为呢？留在缅甸这个无限好的江山，大有作为。以国民党残军的兵力而论，如能和缅甸山地民族反政府武装相结合，足可以成立一个“缅甸民国”，然后进入联合国，不但个人有出路，将来说不定还能返攻大陆，重回云南哩！但是，同意丁作韶的意见者甚少。当时尚在台湾公干的李弥是主张不能撤的，因为他不肯把在缅甸即得地盘和人马输掉。但当他看到“金三角”的台柱李国辉愿撤退时，就主张以退为进；只撤老弱残兵，留下骨干以期东山再起。在这关键时间，国民党残军内部四分五裂，甚至公开冲突起来。 9月，缅甸政府再次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台湾驻泰国的代表才同意撤退部分残军。 撤退工作从11月开始，残军由缅北开往泰国边境，再乘卡车前往泰国清莱，然后乘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赴台湾。由于残军撤退时不带武器，缅甸政府提出了抗议，美国驻泰大使威廉·唐纳德为此给美国驻台湾大使发电。11月9日美国驻台湾大使卡尔·蓝钦回电答复：蒋介石提出，如果美国继续施加压力，台湾将公布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缅甸的国民党军的内幕。唐纳德认为，此时中共和苏联早已知道中央情报局在缅甸的活动，便坚持要残军撤退时带走武器。此后残军撤退时只好带走一些破残老式武器，撤退工作一直延迟到1954年5月。先后撤退的有：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 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10纵队、第4纵队和第3军田中田部的全部；保2师的大部，第18纵队、21纵队和18支队的一小部，共5472人，家属1035人。撤回台湾的残军除少数身壮年青的编入台湾特种部队外，大部被安置在台湾花莲。李弥本人1961年才回到台湾。 李弥到台湾后，即居台北新店镇北新路，长子云川，次子获之，均学成居美国。李弥则归朴返真，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时与于斌枢机主教，关吉玉、蒋复聪相过从。1973年12月8日突以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死后之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谷正纲、于斌、薛岳、李宗黄、张宝树等主持。 中缅联合打击残军李弥总部撤台后，留在缅北的国民党残军还有1万余人，多数人是云南籍及当地的民族武装，不愿去台湾，但因没有统一的指挥部，台湾曾一度停止供应，加之缅军又出动1.6万兵力攻占残军驻地，残军大批逃亡。与此同时，云南境内党政军民向国民党残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散发“回归证”，另一方面，边民纷纷出境呼夫唤子，至使外迁外逃的民族土司人武装纷纷回国。这样，少数民族武装基本瓦解。1952年至1955年被争取回国投诚的国民党残军官兵共3296人。至1954年6月，残军缩减到5800余人。1954年，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境进行民主改革，台湾当局认为有机可乘，便派国民党残军副总指挥、原第8军副军长柳之麟，重返缅北，搜罗残部、恢复补给。柳之麟返缅北后，搜罗残军4500余人，组成第3、第5、 第7军3个军，成立“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盘踞在泰缅边境。11月1日改番号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隶属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55年10月，曾德兴率部由老挝到达缅北，编人柳之麟部。另以吕维英为首的一股，亦于1954年10月1日窜回缅北，在三岛地区成立“滇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军”，共1300余人，盘踞孟美、三岛、孟歇、孟坎一带。1956年初，台湾派国防部情报局游击行动处处长罗果到缅北，传达情报局“统一指挥、统一补给、整编部队、加强训练”的命令。2月，吕维英部编人柳之麟部。 1957年，国民党残军经过整顿，统一了指挥关系，将总部设在缅老边境、湄公河西岸的江拉，在孟百修筑机场，台湾恢复了对残部的交通联系和补给。10月，台湾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强调对大陆的政治反攻，指令缅北残军对云南地区进行情报、心战、策反、组织暴乱。残军为此拟订了一个“安西计划”。8月，为配合台湾对大陆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势，柳之麟亲率残军1460余人分四路进抵云南边境。对柳之麟的武装窜扰，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了7万余人挥队联防队，执行“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以政治斗争为主，建立一条人民防线”的方针，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残军的窜扰，粉碎了台湾“政治反攻”的阴谋。 1959年初，西藏上层公开叛乱，台湾当局认为形势对其有利，对残军更为重视。2月，蒋介石在台湾亲自召见柳之麟；3月开始恢复对残军空投装备、给养；4月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率督导组到缅北调解残军内部纠纷，点验人员，统一指挥。国民党残军大肆搜编民族武装，在缅北果敢、大孟宜、卡佤山等地招兵，利用云南边境“大跃进”中出现的政策不稳定的情况，煽动边民外迁外逃，胁骗当兵。到1959年底，柳之麟部已发展为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9400余人。1960年7月，台湾将特种作战部队的1个大队400余人由台湾空运缅北，加强残军的指挥、技术、通讯、医务、政工力量，并制定了对云南边境的窜扰计划。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6军中将政治部主任徐汝辑、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胡开业亦受命到残军分别担任副总指挥兼教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孟百了守备区司令职务，加强对残军的控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一敌情非常重视。1960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毛泽东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应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员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在一次晚饭后，毛泽东走出菊香书屋，叫秘书请来周恩来总理和总理的军事秘书，一起闲亭散步，就防止国民党残匪窜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边境斗争的部署，并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率指挥组到云南，具体落实军委的指示。 缅甸是中国的支好邻邦，两国山水相连，胞波情深，边民常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明两国边疆友谊：中方的(又鸟)缅方下蛋，缅方的藤在中方结瓜。 中缅两国边界是清朝时期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划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缅两国一直遵守着历史形成的国界线。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使双方更加和睦友好。陈毅副总理访缅时，曾留下美好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1960年1月，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将军访华。1月28日，中国周恩来总理、缅甸联邦总理奈温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按协定，中缅成立了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由驻缅大使姚仲明担任首席代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少将担任首席顾问。缅方由国防军副部参谋长昂季准将担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担任首席顾问。 第59章 1960年6月，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会议讨论了边界安全等问题。 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周恩来总理和4月份再次上任的吴努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60年中国国庆之日，又签署了正式划定中缅两国边界线的条约。 可是，由于当时李弥、柳元麟残部在边境不断进行窜扰破坏活动，不仅使边境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危害，而且使中缅勘界受到严重影响。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于1960年11月4日在中国昆明市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根据中缅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专门商讨了如何保障边界勘测的安全警卫问题。这次会议协商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跨越国界，进入缅甸20公里范围内清剿国民党残匪，会上，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将军和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联合签署了《捕诛蒋军残匪协议》和《联合作战命令》。缅方还派出苏敏昂少校作为山友准将的特派代表到西双版纳的中方指挥部，作中缅联合作战联络员。 1960年11月，驻扎在中缅边境的我陆军第十三军三十九师和云南省军区的部分边部队共5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集结边境，并在云南勐海县成立了前线指挥部。 缅甸政府于1961年1月出动5000主力部队集结在大其力、孟岭准备进剿柳之麟总部。此时，中缅两国政府签署了勘界协议，缅甸国防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勘界警卫部队的配合和支援下，给国民党残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攻占了柳之麟总部所在地江拉。柳之麟率总部及主力2500余人渡过湄公河逃往老挝；第3、第5军3500余人，逃往泰缅老边境；1300余人流窜卡佤山区。 是役在江拉总部缴获美制弹药和军用物资有5吨之多，为此缅甸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台湾国民党部队侵犯缅甸主权，同时还将缴获的美制武器进行展出，邀请美、泰、印尼等国武官前往参观。2月16日，缅甸空军又击落一架美制4引擎运输机，当时该机正向缅甸境内的残军隐藏地空投供应，这便使美国国务院的处境十分尴尬，不得不表示愿意协助国民党残军遣返台湾。遣返工作从3月14日开始，残军由美国飞机从老挝南塔空运到老挝的会晒，渡过湄公河即乘大卡车运往清莱，在清莱再乘飞机撤往台湾。到4月12日撤台告一段落，先后撤台人员共计4521人。柳之麟回台湾后，任“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 留缅残军各寻出路1961年5月，柳之麟总部撤台后，“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随之撤销，台湾即停止了不愿撤台残军的一切供应。留在缅北的残军5000余人，则分别由段希文、李文焕、马俊国掌握，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不久，因生活补给没有着落，残军人员纷纷逃亡，各自寻找出路。原第25师师长曾德兴率部500余人，窜到老挝，投靠老挝右派军队；马俊国率残部投靠台湾情报局，改编为“滇西行动纵队”，专门从事武装特务活动；段希文率第5军2000余人窜至泰缅边境的孟放、回中坡地区，收编吕维英从老挝富米带回的残部和屈鸿斋部，成立“东南亚反共志愿军”；李文焕率第3军窜踞泰老边境景康山区和泰缅边境的景老山区。 台湾当局为了控制利用段希文、李文焕，于1961年令驻泰国清迈代表杨文湘传达台湾的“关怀爱护”之意，要段希文、李文焕服从台湾决策。李文焕以“化整为零，以求生存”拒绝把部队撤往台湾，并对其部属说：“总部叫别人去台，我管不着，13师是不去的，镇康弟兄我要带着，弟兄们去台湾回不了家，见不了爹娘。”杨文湘向台湾报告：“李文焕不会将武力用于反共，主要留用在当地做大烟鸦片生意。”段希文在一次招待台北要员的宴会上说：“有人指责我违背上级命令，才陷入今天的困境，如果上级认为我还有用，我当鞠躬尽瘁，否则唯盼了清一切手续，候命行止。”从此，台湾停止了对第3军、第5军的补给。 1963年，台湾当局为了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配合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又先派情报局副局长沈之岳、特情室主任徐仁隽、监察委员段克昌等赴泰北，到段希文、李文焕两部“视察”，以恢复补给为诱饵，策动两部对云南边境进行心战策反，窜扰破坏。段、李二人也有求于台湾补给，所以从1963年至1966年9月30日多次由第3军、第5军派出小股武装向云南潞西、孟连、沦沅、镇康等县进行武装窜扰。残军虽被解放军边防部队打死27人，俘虏11人，但台湾当局仍要段、李两部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否则不予补给。段希文、李文焕却因感到，窜扰云南边境费时长，损失大，因而停止了窜扰行动。1966年10月和1967年3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召段希文、李文焕到台湾，商谈3、5军统一合作事宜，原则上同意恢复对国民党残军的补给，但未作具体承诺。1968年3月，台湾又派罗汉青到曼谷，发给慰问金2万美元，继续商讨“节制”问题；年底，台湾又单独召见段希文；1969年5月，蒋经国亲赴泰国；7月，又派参谋次长易瑾、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夏超到段、李两部商谈补给整编问题，条件是要兵不要官，老弱一律不要，军官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瑾、夏超、项成豪任正副指挥官、参谋长。段希文、李文焕召开骨干会议研究，认为台湾条件苛刻，旨在瓦解其部，从而拒绝了台湾的条件，不接受改编。1970年1月，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再赴泰北，进一步压段希文、李文焕接受改编。段、李两部从两次撤台的教训和本身利益出发，怕改编后丢掉老本，但又想到台湾的补给，很是矛盾，因此长时期讨价还价，却始终不同意改编。 残军余部投靠泰国段希文、李文焕多年乞求台湾补给无望，决定投靠泰国政府。从1970年2月至10月段、李与泰国军方经过6次会谈，于10月17日正式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残军3、5军以“移民”方式进踞泰北境内，青壮年编入泰国地方自卫队，待遇与泰边防警察相同，担任泰、缅、老边境一线的驻防和防共任务，老弱病残的官兵和家属迁人泰北清莱府帕蒙山和雷峦山居住、生产，每人分地1莱（2.4亩），由泰国军方供给1年的生活费，从1970年10月份起进行补给。台湾获悉后，通过原总指挥柳之麟专函致段希文、李文焕，劝阻3、5军不要接受泰国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同意解决。1972年10月叶翔之再次赴泰向段、李表示，愿意恢复补给。此时台湾政府已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田中相继访问中国，段希文、李文焕认为此时接受台湾补给“害多利少”，当即拒绝。李文焕通知所属部队：“余意：没有补给10余年，我们都撑过来了。现在国府日趋困难，日本驻台大使馆已关闭，中共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互派大使，泰国承认中共亦不会长，我们如再接受国府补给，短时内官兵生活固可稍加改善，但泰国与中共的后压力必定很大，到时非逼着撤台不可。。因此要求各部不准台湾特务人员进入驻地。” 残军进入泰北后，曼谷的大学生发表声明称：“泰国国土不可侵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泰国国土上”，要求残军“撤出泰国国境”或“解除武器”。残军知道缴出装备就意味着死亡，但泰国军方还是要收缴，残军只好一面交出旧式武器，一面再向商人购买新式武器，既应付了舆论，又更换了装备，以免被吃掉。 1970年12月8月，“联合指挥部”在昌孔成立，由泰军草信少将、吞通上校为正、副指挥官，由残军第5军参谋长陈茂修为联络官；由3军、5军抽调人员，组成“剿匪”部队，分别进驻泰老边境的帕蒙山和雷峦山。随后3军在帕蒙山成立帕蒙总队，兵力增加到850人；5军在雷峦山的密耳成立“莱弄指挥部”，兵力增加到800人。从1971年7月到1973年11月先后“剿匪”作战8次。如叭当战斗，在段希文指挥下出动700余人，由段国相率敢死队一举攻克叭当，将游击队赶出湄公河。该役残军战死70余人，负伤300余人，占“剿匪”部队的一半。泰国军方授予段希文1枚勋章，并慰问作战部队，对伤残官兵发给公民证，对参战官兵发给居住证，并批准3、5军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为指挥官，李文焕为副指挥官，编制为1500人，属泰国陆军“保安司令部”指挥，由泰国军方供给粮食和弹药，不发武器，打仗时由军方临时供给，或由泰军配属炮兵。“联合指挥部”在清莱设立“分指挥部”，在唐窝、美斯乐设有“联络处”，残军内部仍称“3军”、“5军”，国际舆论仍称“93师”。 1980年6月18日，段希文死于泰国曼谷，由副军长兼参谋长雷雨田升任军长和“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指挥官。 1981年春，泰国政府在泰国中部修建一条以彭世洛为中心、由西向东的横贯公路。公路修到考牙山麓时，遭到当地民族游击队的阻击，修筑公路被迫停顿，于是泰国军方命令残军进攻考牙山游击队。考牙山位于泰国中部密索至汪沙公路北侧，海拔1290公尺，残军出动500人，由陈茂修指挥，青年指挥官杨维纲为前敌指挥，会同泰军“黑豹军”，于同年3月击溃游击队，从而得到泰国军方赞赏。 第60章 战斗结束后，泰国空军派4架专机将残军送往清迈，并在清迈当地举行了“欢迎会”。泰国报纸大幅报道残军“功迹”，泰国《民众日报》誉称残军为“山老虎”。战利品被送到曼谷进行展览，死亡者被给予国葬，列名纪念塔，参战部队全部批准加入泰国国籍，发给身份证。泰国军方进一步控制了对残军的指挥权，在残军参加“剿匪”、护路期间，泰国军方每人每月发给370铢，每月补给泰币约60万铢，至1981年12月“护路任务”结束。 金三角的异乡人1961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批撤台后，第3军、第5军官兵家属1500余人逃入泰北，被泰国移民局以“难民”身份安置在泰北7个村寨。1970年10月，国民党残军与泰国军方达成协定，同意残军老弱官兵和家属迁人泰北山区居住和生产，每人分给土地，由泰国移民局安置了6000余人在“难民村”内。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泰方为防止对中国的刺激，将“难民村”改名为“自立村”，意即村民要自立更生，依靠正当行业，发展经济，独立防卫。1980年，“自立村”由7个发展为13个：联华新村、和平新村，满堂新村、老象塘新村、万养新村、蛮丙贺肥新村、光武新村、帕弄光华新村、黄果树新村、美斯乐兴华新村、热水塘新村、回中坡新村、盘龙新村。经过20多年的变迁，至80年代后期，他们及其后代人数己逾4万人，但居住在村寨里的却不足3万人，因为有人在附近城镇出生，而已取得泰国国籍，可以自由移居泰国其他地方。 据1988年资料，清莱和平新村有400余户，粮食已能自给，居民不再种罂粟，而改种咖啡、茶叶、水果，但蔬菜还得向外族购买，村内有商店10多间，每逢街天（集市）更是热闹。各自立村均设有村长，多由国民党残军留下的老年军官担任；每个自立村有1个自卫队，人数从几十人至100人不等。13个自立村计有自卫队1000余人，多系本村残军的第二代、第三代中青年人。每村有1个由本村村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本村一切事务，并秘密向过往商队或贩毒马帮征税。 泰国军方设有“三二七部队”，专门负责管制13个自立村，白天由陆军数人把守村口，检查出入证件，晚上自由立村自卫队负责治安。1986年4月，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某负责人曾说：“自卫队先缴枪，经过甄别考查，是否忠于泰国政府后，再吸收他们加入泰国国籍，并重新发给武器，成立新的自卫队，但只能穿便衣。被吸收泰国国籍的只有2000余人，其他村民只能领取外籍人临时居留证，只能到离村100公里的地区活动，不准许出国，并严加管制，不准搞两个中国。” 台湾于1970年全部停止对残军的补给后，官方关系已经断绝，只有台湾“华侨联合会”、“难民救济总署”每年派人到泰北送给各种树苗、种籽并派遣农业专家帮助残军和其眷属发展农副业生产。为解决自立村村民子女读书的课本，又委托香港“集成书店”铅印课本，通过泰国“中华商会”供应自立村子弟学生，并派教员到这些子弟学校当教员，准许每年以奖学金形式接收自立村选送40名学生到台湾上学。每年“双十节”，自立村可派代表到台湾观光、观礼。“中华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常派人以台湾“地下大使”人员身份到残军驻地视察，台湾当局有时还派记者到泰北采访。 残军尽管生活极不安定，但中文学校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开办，80年代末自立村共有中、小学校17所。泰国政府1984年6月作出决定，自立村的所有学校应受泰国教育法令的约束，应以泰文为主课，中文为选修课，每周授中文不得超过5小时。但学生学中文如饥似渴，师生就利用早晨和晚上非正课时间，系统补习中文，这样既不违背泰国法令，又可以学好中文。有个训导主任风趣地说：“邓小平主张一国两制，我们搞的是一学两制。”“只是为了把中华文化传给后代，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骨血啊！” 1950年逃往境外的残军官兵，现在多是60岁开外的老人了，他们多数和缅甸、泰国的华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结婚，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能讲云南话，大多数人不懂缅老语，形成了一个与住国隔绝的封闭社会，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风尚，并有不少人定居于泰国其他城镇，从一些夜总会、酒巴间的歌女、招待员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形影。泰国一些华文报社的排字工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他们的中文水平较高，这些年轻人出生于泰国医院，根据泰国国籍法的法令，他们自然获得了泰国国籍，他们工作努力、学习刻苦，有中华民族意识，但不大关心形势，对前途彷徨苦闷。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城镇可以看到相貌酷似云南人，讲着一口云南话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驰骋——这就是残军后裔的形象。 第三章读毛选，蒋介石反思“介寿馆”。二陈被逐，四大家族成一统。反攻大陆第一战，胡琏大败东山岛 第一节蒋介石反思“介寿馆” 孤岛复位这是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欢度新年。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年前12月7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眼下李“代总统”在纽约割治十二指肠，滞留不返。台湾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这时正与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除夕日，蒋经国曾陪蒋介石荡舟日月潭，借垂钓聊以解愁。老人孤舟，随波逐流。蒋经国望着须发已斑白（蒋虽不蓄须发，但也能辨出黑白）的父亲，不禁悲从心头起。 这时，蒋介石握着的鱼竿猛一颤，鱼线紧绷，蒋连忙收竿，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划船的人献媚地说：“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愁眉苦脸的蒋介石微微露出笑容。蒋介石一生迷信，除夕得大鱼，岂不正应“年年有余”的好兆头，1950年会是时来运转的。 元旦这天，蒋介石去教堂，做完祈祷，回到寓所，筹划应付对即将来临形势的对策。新华社的广播，是一定要听的，尤其是重要的社论、“时评”等。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庄严重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立场、态度，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美国如何对待台湾，是蒋介石最关心的，视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华盛顿数度集会，反复讨论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会议分为两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于是他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防守台澎。这代表美国的所谓“鹰派”的典型意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从头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看出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在这份美国的外交文件中，“蒋介石”三字，已成为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独裁、zhuanzhi的代名词。艾奇逊有意将蒋介石说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还进一层说，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 杜鲁门总统作最后裁决，他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拍板定案。对这件事，有舆论说，杜鲁门这个脾气倔犟的密苏里老农，还在忌恨两党竞选时，蒋介石以金钱支援杜威，现在他仍在泄私愤。事实上，杜鲁门不能公然以武力侵占台湾，是慑于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反对，因这时尚找不出任何侵略的借口。 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湾的意见，公开诉之于众。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湾撤走侨民，美国留驻台湾的，只剩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看来社鲁门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了。更使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美国国务院里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蒋介石将这些人说成是“亲共分子”），再度推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人说服杜鲁门的理由是，再延迟与中国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泽东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 新年伊始，台湾便笼罩着很浓的失败空气。美国公开抛弃台湾，传及世界每个角落，蒋介石虽严命台湾报刊，不许走露半点消息，但人们还是从各种迹象上感觉到了这点。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呆一年以上。高官富贾，开始溜之大吉。只有宋美龄，在逗留美国数年后，不愿再受杜鲁门的冷漠鄙夷，于1月19日默然回到“孤岛”，帮助丈夫“保卫大台湾”。 第61章 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毛著的特殊的读者蒋介石复位后，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天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复任“总统”的蒋介石，就在“介寿馆”3楼办公。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1936年12月。在它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心静不下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使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 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 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一切的‘走’都为着‘打’。” 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 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此时此刻，他后悔当初过分相信武力，使自己的外国朋友撮合中国和平统一的计划一再流产。 赫尔利首次撮合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曾撮合过国共两党的合作。1944年11月6日，美国驻延安代表团团长瑞德上校像平时一样到机场去接来自重庆信使班机，这个代表团是由于罗斯福的压力，经蒋介石同意派出的，成员人数常在十几个到二十个之间，中间有使馆官员、战略情报特工人员等。 飞机徐徐停落，机舱开处，一位佩着闪闪发光勋章的美国将军出现在门口。这一天刚好在机场的周恩来见情忙问：“那是谁？” “那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包瑞德回答说。 “先让他呆在这里，我去找毛主席。”周恩来说完，立即坐车回城了。。正准备下机，赫尔利又回到了舱内。他靠向窗口，打量着视野内的这片黄土地，心中很是得意。5个月前的6月21日，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派来了一位重要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3天后，华莱士离开重庆去昆明，蒋介石在送他前往机场时暗示，要罗斯福给他派一名新的显要人物来。 美国总统照办了。他选择的这个人就是赫尔利少将。赫尔利当时61岁，尽管他的红头发已经变白，另外还配上一撮值得夸耀的白色小胡子，但是他的眼睛却还和以往一样碧蓝，那6英尺2英寸的颀长身材仍然是腰板挺直。赫尔利到达重庆时，带来了两名中士衔传令兵。重庆的外交官挖苦说，这两个传令兵的主要职责是帮他穿束身衣。 外交官们知道，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何马人。他的家庭具有暴力的传统。父亲是一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他是在1882年乘坐敞篷大车到达俄克拉何马的。有一次，他因一个儿子回家太迟，狠揍了儿子一顿。这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试图跳上一列货车离开家乡，但却葬身车轮之下。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剩下的这个儿子在11岁时下了煤矿。从印第安纳的一所学院毕业后，赫尔利当了律师，到1911年，成了乔克托族的代言人。人们常常认为他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喜欢在心血来潮时，发出乔克托人打仗时发出的令人胆寒的呐喊声，或者跳上一通乔克托的蛇舞。他成了塔尔萨的一名有成就的律师，同大西洋舰队一位将军的女儿结了婚。后来，他当上了胡佛的陆军部长。赫尔利当上部长后，最先于1931年访问了中国，对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得十分浅薄，以致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提到蒋夫人时，竟称她为“石夫人”。 赫尔利这次来到中国后，曾断送了不少在中国的美国职业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云直上的仕途上，铺满了这些外交官的尸骨。 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口若悬河，使别人很难开导他。蒋介石对此却不以为意。委员长宁愿要这样的美国人，而不要那种能讲能看中文、又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很多时间的美国人。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曼斯非尔德曾在重庆对赫尔利作了3小时的战时拜访，日后他回忆说：“他讲了2小时47分钟，我讲了13分钟，这差不多正合适。” 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的这种偏执的怪癖就不那么能容忍。包瑞德刻薄地说：“他讲的话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思维上的联系。” 在中国呆了10年的赖斯被召去向赫尔利汇报，他同这位将军在一起呆了45分钟，除了一句表示敬意的“你好”和一句茫然的“再见”外，赖斯在谈论中根本没有张过口。当中全是赫尔利一个人的令人费解的独白。 不过，赫尔利倒耐心地读过赖斯的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是同上海来的难民的谈话。这些难民说，在他们的城市上空，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盟军把他们丢给日本人了。有人谈到要轰炸日本人占领的汉口码头，但是蒋介石反对。蒋说，要是他允许这样做，那里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原谅他。赫尔利所以对这份报告感兴趣，是他想用赖斯报告中谈到的上海人的心情，来影响蒋介石，使他在汉口问题上让步。当然，赖斯这次也只能作为一名好听众，他给给赫尔利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斯普劳斯也有一次差不多的经历。他同赫尔利初次会面时，他听了45分钟对高斯大使、文森特、戴维斯以及谢伟思等人的苛评。而这几个人都很受斯普劳斯的尊敬。斯普劳斯后来说：“我平生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峻的考验。赫尔利只知道我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这本身就使我受苦了。”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人员把赫尔利看作疯子，以到将他提出的一些计划，当作“滑天下之大稽的歇斯底里之作”而束之高阁。赫尔利则感到，国务院受到宣扬三种异端邪说哲学的人控制。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这样宽容赫尔利，人们很难揣度。比海特这样解答这个问题：“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之间的友好表示，能把长期存在的事关重大的问题一扫而光。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像罗斯福。”尽管罗斯福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但却派遣他去执行一个又一个大出风头的使命。1942年初，赫尔利被正式指定为驻新西兰公使，但他竭力争取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公使，以接替纳尔逊·约翰逊的职务，这一点未成功。他还为罗斯福出使苏联和中东做工作。到1943年底，他还帮助起草了关于伊朗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很重要的。 快到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指示赫尔利：“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9月14日，在赫尔利整装待发时，美国驻延安代表团成员谢伟思，继续从延安发回他苦心写出的报告。他在谈到共产党的时候说：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 他接着写道，共产党是充满自豪感的，是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不好的气质，其中有：抹杀个性，思想和言论都要一律，缺乏幽默感。他还写道：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口号，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曾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来听到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就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 。。我们还不能说，共产党宣称要实行民主政策是出自真心。但至少部分地是出自真心，这才是对于共产党军队表现出这样大的民众号召力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 第62章 两天后，9月6日，赫尔利到了重庆。陪同他去的有奉罗斯福之命前去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9月7日，赫尔利同蒋介石第一次会晤，委员长告诉他，史迪威还是可能指挥中国一切军队的，这使赫尔利感到很高兴。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史迪威提出的改组方案时，他又很快地缩回去，不照他的这一承诺去做了。 9月19日，又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传到了重庆，这是从加拿大的魁北克传来的，当时罗斯福和马歇尔正在那里同邱吉尔会谈。“鉴于罗斯福公开表示愿同共产党和解，鉴于在不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其他地区内出现的不同政见活动”，罗斯福已经发现“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在这封加拿大来信中，罗斯福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对他说：“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信中还要求给史迪威以“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的发生。 这封信一到重庆，赫尔利就看到了，他反对递交这封信。他意识到，如果见到这封信，蒋介石就会勃然大怒。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委员长”头衔就成问题了。 但是，史迪威一直同蒋介石有矛盾，因此他很想刺刺他的宿敌。他递交了这封信，而这封信的作用，比预计的还要糟糕。因为蒋介石得到的印象是，这封信也是史迪威起草的。 蒋介石通过赫尔利给罗斯福的回信说，以前所作的有关史迪威的一切安排，以及扩大他的指挥权限的事，全部作废。委员长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蒋介石后来对赫尔利说，他认为，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而赫尔利也就信以为真了。他本人也相信华盛顿有一个共产党阴谋在实施中。无论如何，除了伴随着移交指挥权而来的各种手续，史迪威的使命也就完结了。 10月9日，即国民党政府国庆的前夕，谢伟思向史迪威作了例行汇报：“共产党已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将在未来的中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我提议再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使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同一天，谢伟思同毛泽东又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表现出十分了解美国政治的详细情况，并“谈到，即使要对国民党施加任何直接压力，那也得等到总统连任以后。因为蒋介石是总统扶植起来的，总统不会作任何有损于他信誉的事情，除非到连任的大局已定之后。”在这之前，毛泽东曾邀请赫尔利到延安亲自对共产党作出估价。所以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他发给赫尔利的邀请没有得到答复表示关注。 就在谢伟思和毛泽东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后，美国陆军上校麦克纳利来到延安。他是谢伟思在北京学汉语时的同学。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忆往事，麦克纳利便郑重地说，赫尔利没有答复毛泽东的邀请，因为他认为，即使只是宣布接到了这样的邀请，那也等于含蓄地承认共产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因此，至少在国内的选举日到来之前，这位总统私人代表不愿采取可能使选民改而投票支持别党的步骤。不仅如此，麦克纳利接着说，自从赫尔利到了中国以后，谈论给史迪威以统帅中国一切军队的权力，不如谈论蒋介石关于解除史迪威职务的要求多。 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蒋介石发表了节日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他将在抗日和维护他的领导权这两条战线上作战，并明确提出，外国别干涉中国的内政，而这种插手中国事务的大国，当然只有一个。蒋介石在这个时候私下告诉赫尔利，史迪威正在同共产党合谋推翻他的政府，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的干涉。 赫尔利立即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蒋介石同意了您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项建议，只有对史迪威的任命是个例外。”10月10日，谢伟思在延安给史迪威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希望给他的将军以鼓劲。那是一份写得“仓促激烈”、开门见山的文件。他写道：“虽然我身处延安，只能从远处观察重庆和华盛顿的最近事态，但是，相信你会允许我继续以坦率的态度，写出附在信后的、更加有力的政策备记录。我认为，现在是对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采取这样一项政策的时候了。”谢伟思的备记录中谈到的问题有：看来，我们仍然从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出发同蒋介石打交道。这种假设就是：蒋介石就是中国，我们的事业需要他。为了战争，也为了我们今后在中国的利益，现在是采取比较现实的方针的时候了。 国民党政府处在危机之中。它最近的失败已经暴露了它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使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会更快地来。 。。由于国民党的失败暴露了它的弱点，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这个党的威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蒋介石正在失去作为领袖一度受到的尊重。。我们不必由于蒋介石是亲美势力或民主势力的代表而支持他。中国所有的人，所有其他重要政党都对美国友好，都期望美国现在和在战争结束之后来拯放这个国家。。我们不必对蒋介石抱什么感谢之情。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些自私、腐败、无能而又碍事的家伙。蒋介石本人同我们打交道，也一直要弄各种机会主义手法。他要求过高，言而无信，欺骗讹诈，讨价还价，等等，等等。蒋介石是被本国人民逼得无法才起来抗日的。他要我们拯救他，使他可以继续征服自己的国家。。我们应该以下面两个事实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以前，有人拿中国与南斯拉夫比。这种比法越来越恰当了。只依靠在重庆同国民党商讨问题的办法去寻求中国的统一，去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并在广大的地区内动员民众，那是不切实际的。。。危机在于这是需要奋力向前的时刻，而不是可以稍有懈怠的时刻。 我们不能让蒋介石用“谁来当美国司令”这样的无谓讨论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使我们忽视了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这是一个花招。 就经验而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只有一个。任何了解中国情况并关心美国利益的人，都不会中蒋介石的意。 我们应当摒弃那种认为中国是统一的、我们只能同蒋介石合作的自欺欺人的看法。那就等于把王牌交给了蒋介石。。在同蒋介石的扑克游戏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牢固地掌握着所有的王牌。现在是我们打出这些王牌的时候了。 史迪威对这种要在最后时刻助他一臂之力的尝试一直没有理会。尽管如此，谢伟思还是像他每次写报告一样，把备忘录的副本寄给了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时常能看到美国驻外处交官信件的宋子文，看到了这份赫尔利给他看的备忘录。 赫尔利指责谢伟思把另一副本给了在延安的共产党人。谢伟思对此矢口否认。日后，赫尔利公布了这个文件，指责它是谢伟思不服从他的证据。事实上，谢伟思并不是他的下属。据国务卿贝尔纳斯说，谢伟思完全有权给史迪威写信。 谢伟思激烈指控蒋介石的做法始终未得到院外援华集团的原谅。这个由中美两国政治家和财界人物组成的、能量很大的集团认为，美国应确保蒋介石继续控制中国，至少也要保全他的面子。 谢伟恩的“双十节”文件，还是被收进了众议员周以德编撰的《国会记录》中。周以德在中国当过行医传教士，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名誉党员。他在1942年当选众议员之前，曾说过中共一些好话。但后来，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在把这份备记录收入《记录》时，加上了这样的话：说明早在战争期间，我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在进行反对中国政府最高级官员的阴谋活动。中国政府本来有权指望它的盟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它解决压倒一切的问题。国民党比谁都清楚地知道，若是没有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它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而美国的官员却坚持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负责人采取高压手段，逼它同共产党叛匪搞所谓的合作。 周以德在谢伟思给史迪威写备忘录之前访问过中国。当时在重庆的国务院驻外处官员不大喜欢这位众议员。他们到处散布说，他下车就哇啦哇啦，临走的时候还是哇里哇啦，在这中间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讲的话。他来的时候，一位奉命照料他的国务院官员，曾请求在场的美国官员对他以礼相待。但是，外交官们越是想到这些，越是感到生气和抵触。 一天晚上，原定几个人同他共同进餐，但他们没有赴约，而是聚集在他房间上面的那间屋子里唱歌。他们希望所唱的“可怜的周以德已经死去”的谐音歌词能传到他的房间去。 第63章 返回华盛顿后，周以德对文森特说，在重庆，一位有见识的朋友告诉他，国民党固然没有能力执政，可是要推翻它却也不易。 1944年10月底，这是一个人事变动频繁的时期。史迪威从令人心寒的重庆调回美国；戴维斯同埃默森一道北上延安。戴维斯到延安后，见到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身材高大魁梧，有一张温和的圆脸盘。。他极其沉静安详，充满信心。周恩来则面部清瘦。。动作轻盈敏捷。他会成为一位很适宜上镜头的外交部长。” 谢伟思此时被召回华盛顿，表面上是例行的工作调动。在他回美国的途中，他在重庆同赫尔利晤谈了一个小时。赫尔利给了他三分钟讲话的时间。在这便短的宽限时间内，谢伟思只来得及重申了自己在激动之下写的“双十节”文件中谈到的、确信赫尔利会亲自到延安去谋求中央政府同共产党的和解。 赫尔利此时感到，蒋介石的势力和毛泽东的势力没有理由不协力打日本。他激动地说：“见鬼，谢伟思，我一定要让共产党得到武器。” 10月28日，史迪威被召回国，几天之后，报纸刊登了高斯大使辞职的消息。高斯非常沮丧。他对接替史迪威使命的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中国政府抛弃掉。”他知道自己在中国不会呆多久，便要谢伟思回国正式向国务院转达他打算很快引退的意愿。 在首都华盛顿，霍普金斯对谢伟恩说，罗斯福打算让赫尔利任驻重庆的新大使，并就此征求他的意见。 谢伟思说：“这是灾难。” 尽管如此，赫尔利还是被任命了。人们常说，谢伟思是当时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而实际情况也却是如此。 报界纷纷探询这些人事变动的背景。文森特告诉副国务卿格鲁说：“当记者们提到中国的国共关系时，我就竭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中国的实现统一，现在更迫切了。目前，我们主要是关心在中国有效地进行战争。在情况表明变革、改造和其它行动能导致战争有效地进行的地方，我们是赞成这些做法的。”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位在战场上遭到惨重挫败的将军发表的乐观战报。 在重庆以说大话著称的赫尔利终于出现在延安了。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这是他第三次连任了，在他的当选前一天，赫尔利将军乘坐信使班机到了延安，事先没有通知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人。 “今天，我要进入共军控制区了。”赫尔利把这个打算告诉了罗斯福总统，他希望总统相信他是在扮演一个真正的无畏将军的角色。 周恩来在离去的十几分钟后，又和毛泽东乘坐一辆旧卡车来了，后面跟着匆忙召集起来的一营八路军部队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位不速之客举行了一次临时安排的检阅。 赫尔利的表演也不逊色。他为欢迎他的人表演了刺耳的乔克托族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呐喊。然后，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和包瑞德上了回城的卡车。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颠簸，没有交谈，只有典型的赫尔利独白，包瑞德竭力将它翻成汉语。这个任务实在不轻。赫尔利看到路旁的田间有一个农民在抽打骡子，就大声嚷道：“查理，抽它另一边！” 赫尔利住进窑洞后立即告诉在延安的其他美国官员，他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他预计共产党是会在上面签字的，而且他回重庆后，也能使国民党在上面签字。 其中有的美国外交官对中国当时的情景比较了解，他们谈到，共产党可能不像他预料的那样容易打交道。这使赫尔利很不高兴。 第二天，11月7日，是中国通戴维斯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就中国的局势，提出了自己最终的看法和结论：美国是中共最大的希望所在。他们意识到，他们要是得到美国的援助，哪怕是与蒋介石平分秋色也罢，他们很快就能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控制中国的大部，乃至全部。因为，蒋介石的军人和官僚们，大多是些机会主义者。要是共产党显得比中央政府强大，他们就会抛弃委员长。 共产党最担心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向蒋介石提供的单方面援助越多，他加紧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党要统一中国所花的时间就越长，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因此，中共是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要是我们继续不理睬他们，支持蒋介石，他们就会逐渐地将我们视为敌人。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同我们做朋友的。这不光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而且他们意识到，我们使中国实现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同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一致起来的。。只要蒋介石能够争取到外国像支持他抵抗日本入侵中国那样规模的干预，他就能粉碎共产党。但是，外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干预，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委员长靠那支士气不振、无精打彩的军队，那腐朽的官僚体制，那毫无用处的政治道德观，以及他得到的外国小心翼翼的支持，有可能把中国推入内战的深渊。然而，在日本人下决心进行了7年多的努力都没有免遭失败的地方，他是不会成功的。共产党已经强大到对付不了的地步了。年战的结局也许是双方都拼个精疲力竭，陷入僵局。中国将王少分为两个阵营，蒋介石降到一个地方军阀的地位。共产党在内战中，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进而控制全中国的可能性，是不要忽视的。。要是委员长既不发动内战，又不同共产党达成谅解，那他面临的仍然是失败。蒋介石的封建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充满生气的现代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 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这番话，使戴维斯被打发去了重庆。在延安，没有会讲中文的国务院驻外处官员能参加赫尔利次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不过，包瑞德还在。 会谈中，赫尔利滔滔不绝的讲话，使包瑞德感到惊讶。包瑞德回忆说：“他对共产党人说，要是对提出的统一条件不满意，那你们的希望是什么呢？在第二次会谈中，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赫尔利研究了一番以后说：‘先生们，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走得还不够远。’他又提出了补充建议，实际上是把月亮放在盘子里，拱手送给共产党人。这使我又一次惊讶，卧为在那之前，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个十分精明的谈判能手。毛泽东和周恩来似乎也被他的建议惊呆了。由于赫尔利提出了超出情理的建议，他们非常高兴。” 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是：（1）国共两党“为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联合、早日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而共同努力”；（2）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和一个联合的全国军事委员会；（3）中国将成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建立司法制度，实行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4）将由这个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把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把外国提供的援助平均分配给他们；（5）这个中华全国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性。” 五点方案是在11月10日那天摆到延安机场上的一块石板上的。当时，赫尔利的飞机正在做起飞准备，毛泽东、周恩来和赫尔利都庄严地在这个方案上签了名。 赫尔利满以为很快就能使蒋介石也在上面签名。陪这位将军返回重庆的周恩来却不那样有把握。 周恩来对赫尔利说：“将军，你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方案拿给蒋介石本人看。不要让宋子文看见，他会制造障碍的。”赫尔利同意了。 但是，他一到重庆，就把这个文件给宋子文看了。事情到此也就告吹了。赫尔利原先以为国民党会就范。他所不知道的，正是他身边的有些美国人所告诉他的，任何对国民党当局所作的善意，不可能总是行得通的。 在重庆，赫尔利对戴维斯说，要是统一谈判破裂，过错不在共产党，而在蒋介石。但是，戴维斯本人也不打算就此放弃对蒋介石所怀有的信心。虽然他认为“不应当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了产的政权”，但是他在11月15日说：“我们不应当在现在这个时候抛弃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抛弃他，对我们是害多利少。我们暂时还应当继续承认蒋介石的政府，给他以名义上的支持。。组织一个使共产党占有满意地位的联合政府，是我们打破这种僵局最可取的办法。。” 蒋介石立即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来取代赫尔利的五点方案。国民党提出的建议原则上是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而不是与它平起平坐。 周恩来把这个方案带到了延安。 赫尔利仍然希望能实现某种和解，尽管他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他很快写信给罗斯福说：“打败日本当然是首要目标。但是，我们大家都明白，要是中国的两大军事力量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内战就很可能随之爆发。” 这是赫尔利能够告诉罗斯福的最好消息了。 11月17日，罗斯福倒的确有好消息告诉他：总统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赫尔利当天就接受了这一任命。 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愤怒异常。他们本已接受了赫尔利提出的条款，现在国民党又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显然，赫尔利对之表示了赞同。 毛泽东、周恩来对包瑞德说：“赫尔利将军说，我们要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认。 第64章 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毛泽东当时大发雷霆，他指责美国人既提五点建议，又同意蒋介石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 包瑞德很吃惊。中国人发脾气就等于是丢了面子，而毛泽东已是怒气冲冲，差不多变得粗鲁起来了。 在重庆，当包瑞德尽职地把发生的事向赫尔利做了汇报后，赫尔利也发起火来。包瑞德后来说，这火主要是“对我发的，因为我做了汇报。事实上，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他注意，我并不是毛泽东，我只是可怜的老包瑞德。但是，自此我的厄运就来了。” 赫尔利将军一下子成了赫尔利大使。作为对他这一新身份的假意祝贺，他的部下立刻奉送给他一个新雅号：“将军大使”。 赫尔利撮第一次撮合国共合作的事就这样告终了。毛泽东和朱德称他是“小丑”，适成对照的是，蒋介石对罗斯福说，他把赫尔利看作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赫尔利二次撮合国共合作赫尔利第二次撮合国共合作是次年8月。在中、美、苏英等盟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日本被迫宣布投降。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如能不经内战而解决中共问题最为理想，因此由赫尔利建议由蒋出面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庆幸抗战的胜利，一方面却忧心重重。他在日本受降之日，写下了这样的感想：呜乎！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消，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 8月11日，蒋介石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下了三道命令：一、限令共产党军队“应该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再对日伪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二、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国民党政府去“接收”，未经蒋的许可，不得接受任仍何改编。其目的不仅仅是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更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察秋毫。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愉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抗战胜利时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以上的人民；人民军队发展到100万人，并有民兵200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党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gemin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此时的中国，对日战争虽停，但国家陷入内部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停止营运；内河航运全部瘫痪，农村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中国两大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烈化。。千疮百孔的中国不能再内战了，经历8年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不能再内战了。于是爱国各界人士呼吁和平统一中国。 而蒋介石需要的是时间，他需要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需要更多的时间，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往内战前线。于是便有了玩一次和平把戏的念头，一方面愚弄民心，一方面给美国人一个面子。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向延安发去了第一份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等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念之至。 蒋中正八月十四日8月20日，又发长电与毛泽东：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禁止）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奉电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毛泽东16日曾复电表示考虑。22日，又复电云：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 同日，延安收到斯大林一封电报，谓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 23日，蒋介石又一连发出第三个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 文曰：。。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驰速驾。 蒋介石发此电同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决策，毛泽东经深思熟虑，决定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慎重的权衡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毛离延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枢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充分反映了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对策。《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奇qisuu.书、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式，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8月27日，延安来了一架美国飞机，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促驾”来了。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张治中到延安，第一是因为他与周恩来在20年代同在黄埔军校任职，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为军事教官，两人私交较深； 第二是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从未与中共军队作战过的极少数人之一；第三是在内战问题上他一贯主和，所以共产党对他有一定的信任。 这天夜里，延安各机关、部队党支部紧急传达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延安的干部和群众，力主毛泽东不能去。因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不讲信义的，有历史为证：1929年蒋桂战争前夕，蒋介石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汤山；1931年因所谓“约法”问题意见不合，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汤山软禁；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有宋子文、宋美龄和外国人端纳作连环保，保证张安全返秦，到达南京一下飞机蒋介石就翻脸不认账，张学良被囚禁已10年。 谁能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这种顾虑几乎被以后的事实所证实）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毛泽东义无反顾。他说，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登机。机场上，毛泽东拒绝了吴玉章老人的最后一次劝阻：“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他说完毅然起程。 下午3时37分，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客机，冲破山城上空厚厚的云层，带着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徐徐降落在九龙坡机场的跑道上。 第一个走出舱门的是一个50出头的大个子。他从头上摘下似乎很沉重的考克礼帽，很慢很慢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第65章 。这个动作，事后有人说它“表明了一种思维的过程，作出了一种果断的决定”；有人说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完成这个动作的，只能是一个时代的伟人”。 不错，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此行，他带着拯救中国命运的神圣历史使命。 毛泽东就乘坐美国使馆的汽车，直驶张治中私人宅第“桂园”下榻。原来张治中在接受赴延安接毛泽东任务的当天，就做了这一安排，他对家人说“蒋先生已同意和毛生生会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蒋派我去接毛。为了保证毛先生的绝对安全，我打算用我们自己的家来接待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张的家人虽然大都未见过毛、周二人，但一听能为中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都乐意听命。接着，张又对夫人洪希厚女士说：时间很仓促，只有十来天工夫了，你是不是可以尽快腾出“桂园”，把孩子们带到山洞去住。（山洞是重庆近效山区，约一小时汽车路，较凉爽，是避暑胜地。高级官员们都在那里有别墅。）张又叮嘱，“现在你烦神一下，将来你就知道这样做的重要意义了。”洪希厚女士对丈夫的话一向百依百顺，一周内就把家中所有房间收拾好。原来家中服务员及保姆都留给中共代表团使用。张治中还调来一个营自己的部队当警卫，以保万无一失。 是夜8时，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中共代表。这是毛、蒋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第一次会面。宴会上双方频频举杯，相待以礼。席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林园过夜，他说：“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睡个好觉。” 林园——一个鬼斧神工的人间仙境，坐落在山城重庆西郊的歌乐山南麓。这里，是蒋介石和林森昔日的官邸；林园里四面青山，峰峦叠翠，曲径通幽。在林海深处，一个圆形石桌静静地躺在石涛之中，四周有四凳相围。有趣的是，毛泽东来渝的第二天，便是在这张石桌旁与蒋介石拉开了谈判的序幕。这张石桌亦由此留名清史，被称之为“谈判桌”。 8月28日晚，毛泽东没有睡好。 天刚放亮，他就起床了。 走出房门，顺着柏油马路下来，侧旁是一条长长的长满青苔的台阶，他拾级而上，缓步而行，渐进林荫深处。然而，他突然站住了。他透过茂密的枝叶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正朝着他这边走来。 “蒋介石！”毛泽东有些意外。 蒋介石猛一抬头，躲闪不及地突然站住了。 真是狭路相逢！ “润之先生，你早上也有散步的习惯？”蒋介石一边支吾着，一边伸手指了指侧旁不远的一张圆形的石桌，“来，坐下谈，坐下说好吗？” 这张石桌造得巧：直径不过两尺有余，似一巨蘑，连同4个圆柱形石凳嵌在林间一块空旷的石板上，三面嶙岗怪石围成了一个扇形。 毛泽东点点头，就坐在那露水未干的石凳上，端端正正的姿态，全神贯注的神情，仿佛只要蒋介石同意，此时此地就可以拉开谈判的帷幕。 蒋介石坐下来之前，先在石凳上放了一块手帕，坐下来之后，又将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 但是，蒋介石先引出的话题，却是有关四川的土地如何如何肥沃、林森先生如何如何遭遇不幸等等。 毛泽东牵着话头，来个峰回路转，步步深入，使蒋介石提及往事，重温旧情，毛泽东趁机切入正题：“8年抗战，又让我们坐在一起，我有时在想：‘民亦劳止，迄可小休’，国共两党是否可能通过推心置腹的谈判，商付出巩固而坚实的团结建国大计，从而像今天这样，殊途同归，不期而遇，不仅坐得下来，而且坐得下去呢！” 蒋介石笑笑，身体慢慢地站起了：“现在我们去用早餐，有什么话，早餐以后再说吧。。” 两人顺五步梯缓缓而下，边走边谈。 两位巨人在此只是邂逅相逢，但它在历史上却能写上重重的一笔。作为“见证人”，石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唇枪舌战的战场，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毕竟在这晨雾缭绕的林间敲响了锣鼓。 岁月悠悠，半个世纪转眼逝去。尽管石桌长年风剥雨蚀，饱经沧桑，但它所记载的两位巨人历史性相会的一幕却深深地镌刻在岁月记忆的年轮之上。。毛泽东的来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许多人为此感动不已。 然而，山城的百姓也十分好奇。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部属都穿一式一样的深灰色布制服，没有肩章，分辨不出级别。这和国民党的讲究军服和官兵等级分明适成对照。 9月1日晚7时，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的条约的签定举行盛大的(又鸟)尾酒会。这是毛泽东同各界人士广泛的会见一次机会，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出席。下午6时左右，黄家垭口一带街上（“中苏文化协会”的门口）就挤满了人，天下着毛毛细雨，驻足者却愈聚愈多。重庆市民们要一睹毛泽东的风采。毛泽东的车来了，一位年老的政府低级官员与许多人挤在一起看着毛泽东下车，感慨地说：“咳！毛先生真说得上是一身系天下的安危啊！”众多的市民喊着：“毛先生，欢迎你！” 费了很大力气，车才开到门口。毛泽东进入会场时，空气骤然活跃起来。当时出席的，不仅有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史良等爱国民主人士，不仅有冯玉祥、李德全等主张团结的国民党进步人士，而且还有当权的覃振、陈立夫等人物。文化界、妇女界、商界以及新闻界的代表人物，也有不少人参加。这是抗战8年来重庆未曾有过的盛会。人们一个个争着同毛泽东握手、攀谈，争着向毛泽东敬酒，盛情难却，周恩来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欣然代表毛泽东喝了一杯又一杯。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会见宋庆龄，对她忠实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宝贵的革命气节，表示了诚挚的敬意。这就更加坚定了宋庆龄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的鲜明立场。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和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濡、黄炎☆境各位先生。毛泽东出席了民盟领导机关举办的欢迎会，并数度同民盟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举行了会谈。在这些会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支持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的主张，并且详尽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这就使民盟的许多朋友认识到中共对于重庆谈判的方针，是体现全国一切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要求，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会见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冯玉祥就是在这个期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他称颂毛泽东之到重庆，象征了国内的团结；称颂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保障了中国的和平，是喜事临门；接着设宴欢迎毛泽东。毛泽东接受了冯的邀请，对冯在政治上的进步活动，作了赞许，并鼓励他继续为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努力。 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柳亚子8月30日访问“桂园”，与毛泽东谈诗论政，即席赋诗一首，题为《赠毛润之老友》。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到沙坪坝回访柳亚子，将旧作《沁园春·雪》书就赠柳，诗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睛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挠。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诗上阕前半部活画出北方全幅雪景。万里长城，滔滔黄河，群山高原，无不在万里冰封雪飘之下；后部却又一洗前寒素冰冷之气，出之以生机盎然、灿烂辉煌的暖景，抒发胸中颠倒乾坤、豪情满盈的壮志，谓之亘古未有；诗下阕有横绝千古、做脱八方之概，绝元古人可追及。这首诗即景抒情，融情景于一体，转接自然，于技法上说属一流，而其中境界尤为特异，开千古未有之新境。 柳亚子读后如获至宝，此事不知怎样泄露出去，骚人墨客辗转传抄。《新民报》重庆版晚刊《西方夜谭》，在11月14日首先登出了毛的咏雪词，并加编者按：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容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词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后各报争相转载，流传极广，次韵相和者甚多。这首诗在全国产生了轰动，被蒋介石捉拿了几十年的“匪首”毛泽东竟是这样一位儒雅可钦的人物。相比之下，蒋介石给人的感觉是一身戎装，满脸杀机，实在不招人喜欢，特别在知识分子当中丢分不少。 在外界争相传咏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一词时，蒋介石却不以为然。 第66章 自视堪高的他认为自己也曾有诗篇流传。他7岁时随口吟出一首诗：绿茵君子如虎踞，绿茵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899年蒋介石13岁，跟名士姚宗元读书，姚叫他“以竹为题”作两句诗看看，蒋应声作成“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蒋介石22岁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写过一首七绝：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蒋34岁在故乡雪窦山上的时候，又口占七绝一首：雪山名且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 蒋介石自为最好的一首诗，是1925年东征军阀陈炯明途中写的七绝：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 孤军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当时孙中山病卧北平，蒋以黄埔军校校长身分，率领校军不满3000千人展开了统一中华民国的艰难任务，一分孤军革命舍我其谁的沉痛感充塞字里行间。 1926年蒋介石北伐前夕发表的誓师词，仿《诗经》四言体，也颇见功夫，例如“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亡绝续，决于今兹”等句。 在8年抗战的风月里，由邓颖超率领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不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各界的进步妇女并争取了她们中的中间分子。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接见了国统区各界妇女代表，同她们就战后的中国时局和中共的政治主张，热烈地交换了意见，在毛泽东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她们更进一步地拥护中共的主张，决心为共同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重庆在抗战前已经有不少工商企业；抗战爆发之后，从“下江”又迁来一些规模稍大的工商企业。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之下，无论川帮资本家或者是从“下江”迁来的资本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原来都是带着恐惧的心理的。但是，事实终于戳穿了造谣和诬蔑，他们阅读《新华日报》，在一些场合听周恩来的谈话，在事实教育之下，对国共两党作了对比，这样，在认识上逐步起着变化。1944年国民党在湘桂的溃败，使民族资本家中间的一些人，感到对国民党的失望。在那期间，周恩来和王若飞先后邀请一些工商界代表人物来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并向他们宣传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民族资本家的许多人坐在一块，畅谈国事，在历史上这可能是一个开端。 重庆谈判时，这些民族资本家渴望见到毛泽东，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于是，由“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三个团体，派出几位代表，请求接见。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向他们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没有办法得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只有在这样一个新中国，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能有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毛的这一席话，稳定了他们不安的心情。毛的指示也迅速地传开来了！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不但接见了国内各方面的朋友，而且接见了不少外国朋友。毛泽东同周恩来接见并访问驻华英国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加拿大大使欧德伦；又在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宴会上热烈祝贺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同苏联大使波得洛夫进行了会晤。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桂园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国际友好人士。毛同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先生作了长谈，并对所有在华的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作了高度的评价。 当时美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就是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但是，许多在中国作战的美国航空员，目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是受感动的；尤其是美国80多名飞行员在解放区遇救脱险的事实更使他们受到教育。重庆谈判一开始，一些不满意国民党腐败、黑暗统治的美国飞行员，就渴望看见毛泽东。有3个美国飞行员——霍特华·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拿出配给他们的几名香烟，包装成盒，并在盒内附上向毛泽东问候、庆祝谈判成功的字条，署名3个美国兵，在一个假日到红岩村找周恩来，表示对解放区军民的友谊和对毛泽东的敬意。毛泽东特为他们3人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同他们畅谈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指出中美友谊在当时虽受到反动派的干扰破坏，但是，终究是会发展下去的。为了留念，他们3人要求同毛泽东合影，毛欣然答应。就在八路军办事处楼房西侧一棵高大的巴蕉树下，两位青年站在毛泽东的两侧，一位青年在面前蹲下，办事处的几位于部也加入这个场面。这一张象征着中美人民友谊的照片，意义是至为重大的。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一展再展丰采，使重庆备界人士目睹了其神俊，让世界各国朋友又见其丰姿，中国共产党迎得了国统区人民的拥护。 毛、蒋正式交锋9月2日上午，毛泽东邀请王世杰（外交部长）到桂园，对两党谈判提出8项原则性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年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毛泽东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蒋介石邀毛泽东来谈判，其立足点是毛泽东不来，所以谈判的具体方案他毫无准备。中共代表团一到，他已是手忙脚乱了，在政治上也已陷于被动局面，在毛泽东拿出8条后，他才于9月4日上午9时，召见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指定这4人为谈判代表，并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与张治中。蒋的四条是：一、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张治中将这4条向毛泽东通报。 下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会谈。晚上，两党谈判代表在中山4路德安里101号国民政府军委会会议室正式会谈。中共方面出席的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出席的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就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条交换意见。这11条是：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 二、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九、政治民主化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解放区解决办法：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5省的主席和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6省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市的副市长；中共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中共驻地；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并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 两党正式会谈12次，9、10两项成为争执的焦点。其间，蒋介石约毛泽东面谈10次。每次两人相见，毛为尊重蒋不抽烟的习惯，均忍着烟瘾。蒋有一次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因蒋介石只准共产党的军队编12个师，双方距离太大，9月17日，在赫尔利的参加下，毛泽东与蒋介石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 第67章 蒋介石以平静的但底气很足的语调说：“润之，你的军队只能编12个师，至多再多编两个预备师。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你回延安带兵来打。” 毛泽东微微一笑，开口说：“蒋先生，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乡村包围城市，我们再周旅10年。”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民主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作出了有原则的、有限度、必要的让步。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8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军队。但决不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去增强国民党的力量，更不拿人民的武装去换取国民党政府的一官半职。毛泽东曾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但是，国民党只不过是以“缩编”作为幌子，其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 谈判桌外的较量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蒋介石对这次重庆谈判根本没有诚意。这不，谈判还在进行，他已在着手布置进攻解放军区了。 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的军事机关就密令印发《剿匪手册》，加紧在他的军队中实行反共、内战的动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命令阎锡山出兵进攻上党解放区，企图扑灭山西境内我党的力量。进攻上党解放区是蒋介石对重庆谈判的补充。他的如意算盘是，用军事上的进攻来压迫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桌上让步。 但人算不如“神”算，这位被广大人民群众称为“救世主”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就提醒全党：“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重庆谈判前两天，毛泽东为中央写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就提醒全党同志，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的警惕，并且明确地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就部署了击破蒋介石军队进犯的准备。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作了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鉴于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不愿同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借以避免内战的触发。但是，国民党军队却勾结日伪残敌，猖狂进攻抗日军民，并且攻占了解放区许多城镇，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各解放区军民必须坚决反击一切敢于入侵之敌，直到缴械投降。 蒋介石在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同时，密令阎锡山主力第19军抢占上党地区，胡宗南、孙连仲、李品仙部，分头沿同蒲、平汉、津浦3条铁路线，向北推进，妄图鲸吞华北抗战胜利果实。 长治古称上党郡。 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步兵师、一个挺进纵队于1945年8月23日以受降名义占领了八路军129师势力范围之内的以长治为中心的6座城镇。史率军部主力第68、第69师及暂编38师一部守备长治，以其余部队及伪军部署于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企图以此为基地夺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 这时的129师才扩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将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一个纵队，共31000人。8月26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集中主力部队，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除心腹之患。战役发起前，刘伯承在干部大会上说明了形势和任务。他说：日本投降了，这是大好事。可是美国总统和蒋介石不准我们深入敌后抗战8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要日本军队等着国庆党军队从大后方赶来受降！这就是蒋介石的灭共之心不死，他的反gemin年战又开始了！现在他首先让阎锡山的19军占了我们上党5座县城，在我们背上杀一刀；又让他的嫡系部队在平汉路和同蒲路上用大炮对准我们的胸膛，妄想席卷华北抗战的胜利果实，南北夹击，消灭我军。另一方面他又假惺惺地三次邀请我们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现在我们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去同蒋介石谈判。毛主席指示我们不要对谈判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和邓政委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愈好，我愈安全，我们谈得愈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一定要迅速歼灭侵入上党的敌人。 上党战役于9月10日发起，在扫清长治外围的战斗中，连克五城，歼敌7000余人。史泽波困守孤城，连连向阎锡山告急。阎锡山派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梳斌率第23、第83军共6个师两个炮乓团和由伪军改编的省防军一部从沁县来援。刘伯承、邓小平果断决定先打援后夺城，令陈锡联率太行纵队全部，陈赓率太岳纵队主力，利用雨夜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设伏，10月2日与援敌彭毓斌部预期遭遇在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之线，旋将敌合围于老爷岭附近。为救速决和全歼，刘邓又令陈再道，宋任穷率冀南纵队撤围长治迅速北上参加打援。刘伯承指挥左右两翼部队猛攻敌人，在北面虚留生路，诱敌突围。5日，左翼军攻占老爷岭主峰，敌果向北突围，逃到土落村，被刘伯承预先埋伏在这里的部队截击，激战至6日，大部被歼，彭毓斌侥幸逃脱，在回沁县之后，畏罪自杀。史泽波见援兵无望，8日率部弃城突围。刘伯承令太太岳纵队取捷径直出沁水以北的马壁截击敌人。12日，在追击部队协同下，歼灭第19军于桃川堡附近地域，生俘其军长史泽波，暂46师师长郭溶，暂49师师长张宏，第66师师长李佩膺，第68师师长郭天兴，暂37师师长杨文彩等。 上党一战，阎锡山两路进犯的军队共38000余人，被我消灭了35000，俘虏胡三余、胡泽彼等敌司令、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27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000余支。人民解放军痛快淋漓地结束了上党战役。 阎锡山的惨败，使蒋介石利用军事冒险去扭转其谈判的败局的幻想，归于覆灭。 上党战役的胜利加强了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实力地位。胜负刚见分晓，双十协定就签了字，果如毛泽东所料，打得越好，谈得越好。所谓“双十协定”是10月10日签字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党派平等合作和实行地方自治等政治原则。重庆谈判到此便告一段落。 在重庆谈判的43天中，毛泽东把政治谈判同军事斗争巧妙地辩证地结合起来。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有着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之中。 蒋介石三役无胜算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认清了毛泽东不是陈独秀，想通过和平谈判让中共把军队文出来是决然办不到的。 毛泽东决定日内即将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次日这一喜讯迅速传遍各个解放区。43个日日夜夜解放区军民，无一不为毛泽东的安全提心吊胆，无一天不在盼望毛泽东的胜利归来！ 为了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张治中在10月8日晚上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酒会，参加这个酒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董必武和王若飞等外，还有重庆各界的代表人物数百人。宴会的气氛是极其热烈的。许多人热烈地称颂毛泽东在43天的尖锐复杂的谈判中所显示的大智大勇和高度的斗争艺术；同时，热情地称赞协助毛泽东进行谈判的周恩来。 10月11日清晨，重庆西郊的九龙坡机场聚集了100多位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的重庆各界代表。上午9时，毛泽东偕叶剑英、王若飞等，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美龄”号返回延安。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当天下午1时半，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 张治中之所以亲自护送，还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据阎锡山当时的机要秘书日后回忆，当时他的确看到一封要谋杀毛泽东的电报，后国有张治中陪同，不能下手。在旅途中，毛泽东对张说：“我在重庆调查了一下，大家都说你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弄钱。并且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问：“何以见得？”毛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江西围攻我们时候的报纸，你要改名字，一定会有些人不赞成。”张洽中闻言深感安慰。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于10月17日在干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到各地。他告诉全党：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在80万人。 第68章 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上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38000人，我们出动31000人。他们的38000被消灭了35000，逃掉2000，散掉1000。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就在毛泽东做报告的时候，蒋介石令第12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第40、第30军和新8军共7个师于10月14日从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进；其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3、第16军经同蒲路、正大路进抵石家庄南下接应，企图控制平汉路，抓紧转运兵力，以11战区3个军进驻北平，将驻北平的第92、第94军派往东北，上党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立即给刘叉腋电：“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个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至3个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要求刘伯承、邓小平亲率主力，对付沿平汉路北迸之敌，务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 刘邓决心集中3个纵队及冀鲁豫、冀南、太行军区各一部共6万人，并动员10万民兵配合作战，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套地区预设战场，歼灭北进之敌。 10月24日，第11战区国民党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受到1纵杨得志部的阻击，将敌压缩在磁县、马头镇滏阳河套地域。滏阳河套沙土地无法构筑工事。敌被四面围攻，伤亡甚大，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令石家庄的第16军、安阳的第32军南北对进解围。但第16军被晋察冀军区部队阻于高邑，第32军被晋冀鲁豫军区阻援部队档在漳河以南。 10月28日，刘伯承下令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令第1、第2纵队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太行军区两个支队为北集团，狠打第40军；第3纵队直插敌30军与新8军之间。此时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派王定地到刘伯承司令部接洽，投入中共阵营，对困斗之敌产生极大的震憾瓦解作用。战至30日，第40军106师大部被歼，第30军遭到重大打击。 10月31日，残敌向南突围，被全歼于临漳、磁县间的旗杆樟、辛庄、马营地域。 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除高树勋率部万余人起义外，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 与此同时，聂荣臻、贺龙所部发起平缓战役，打退傅作义集团对张家口的进犯；陈毅所部，发起津捕战役，控制了徐州至济南段，截断了李品仙部沿津浦路的进攻。邯郸战役、平绥战役和津捕战役，迟滞了蒋介石从陆上运兵到平、津、张建立基地，抢占东北和热河的计划。 马歇尔再赋使命解放区军民的胜利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25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横暴干涉，激起了昆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课。至12月1日，便发生了举世轰动的“12·1”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免去了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赫尔利驻华大使职务，12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呼吁“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并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 1945年，在圣诞节前夕，马歇尔前往中国。美国驻华外交官文森特和他10岁的儿子为他送行。当飞机滑行之后，文森特说，“孩子，那一位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他是去设法统一中国的。”文森特认为，马歇尔个人的名誉是无可非议的。他不想炫耀自己。若干年前在中国时，他的妻子曾问他，是否可以把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记述下来公开发表。他同意她这样做，但是，先要把赞扬他的那些话全都删掉。 驻在昆明的美国总领事斯普劳斯正准备在圣诞节，设宴招待在那里的20来位美国人，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赶到重庆，听候马歇尔的调遣。斯普劳斯本以为过3个星期就能回到他的岗位上，谁知却为马歇尔工作了将近1年。 当时，谁都认为，马歇尔成就大业的希望不大。有人说，美国国务院中那些“丢掉中国的人”要他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太多了，他们分明知道这位委员长是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的。事实上，马歇尔接受的指示，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拟订的各种建议的汇总，而这两个机构的建议则大同小异。它们都认为，只有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政府之后，美国才能进一步提供援助，而这样一个条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会特别愿意接受。 马歇尔想使所有中国人都重视他的使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很多高级军官闲着无事，可以陪同他赴任。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到中国去，这件事本身，就会使他的工作显得更重要。他把这些人安置在北京阶和医学院住下。 马歇尔在国共之间进行的调停，起初确实显得很顺利。 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了《停止国内军年冲突》的协议，1月10日正式公布。国共双方依据协议下达停战令，规定从1946年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3人小组，并在北平建立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解冲突。1月10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并于1月31日一致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和平又出现了一线转机。 政协会议能够开成，与马歇尔使华有很大关系。马歇尔是个中国通，1923年至1926年曾在美军驻天津的步兵第15团服役3年。二战期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有国际声望。所以，杜鲁门总统选中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的信规定了特使的基本任务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有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要实行停战。”杜鲁门要马歇尔”以最坦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尤其是涉及中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时（我的意思是已经提出了美国军事顾问团，我在原则上已经同意），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为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地区，按既定方针而得到美国的援助。”在此之前杜鲁门答应了给蒋介石政府20亿美元的贷款。他把这个胡罗卜给了马歇尔。蒋介石如听招呼就给，不听招呼就不给。杜鲁门接受了罗斯福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对付这位曾和史迪威闹翻过的东方君主光有措词严厉的电报是不行的。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11日到了重庆。会见了在重庆的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他这次来华的使命。特使最后有礼貌的说：“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俄国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 不看佛面看金面。蒋介石表示遵从杜鲁门总统的意见。下达了停战令并答应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各党派代表38人参加。 国民党8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 共产党7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民主同盟9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 青年党5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德。 无党派人士9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 秘书长：雷震（国民党）、齐燕铭（共产党）、蒋匀田（民主同盟）、萧智（青年党）。 会外专家10人：吴尚膺、林彬、戴修骏、史尚宽、楼桐荪、吴经熊、周贤、李中襄、钱端升、周炳琳。 第69章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亲自主持开幕式。他在讲话中作了保障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进行自下而上之普选。 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政协会议开了20天。1月31日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五项议案。蒋介石致闭幕词，对于各项协议，这位国民政府主席表示完全拥护。他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竟的事功。” 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是作了许多让步的。周恩来在会后答记者时对这些让步作以如下概括：“例如通过的纲领（按：和平建国纲领）和中共的原提案有颇多的出入；在军队国家化上、终止了18年来的武装斗争，改变了军队的制度；在改组政府上，我们放弃了我们根据边区经验所提的三三制，即最大的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而同意国民党可在国府委员中占二分之一，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民主宪草的原则上，我们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例如解散国会制度；最后在国大问题上，我们做了大让步，我们容许始终为人民所反对的10年前代表的继续存在。” 中共能够让步，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关于在政协会议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共对斯大林有所请教。1月17日，苏联大使向周恩来转达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意见：“由于情况不了解不能提具体意见，但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周恩来及时把这一信息电告延安的毛泽东。 对于政协的各项协议，中共是真准备实行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一天，即1946年2月1日，延安中共中央对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纵队，发了一个《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这个文件是刘少奇起草的，其要点是：（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年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的民主建设的阶段。 （二）此次重庆重大协议之所以获得，是由于三国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及对中国实行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4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与反对一党独裁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其一党独栽，并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来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 （四）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依然可能向我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戒外，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 （五）因此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对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 这个文件代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集团对当时形势的共识。 2月6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政协协议研究参加政府名单，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解放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以便将来将指导中心移到外边。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并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2月25日，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到年底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14000人，其中中共部队编成18个师，占军队总数的六分之一。在1946年8月以前，政府军应更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应更缩编为10个师，合计60个师。 3月4日，3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到延安。毛泽东对马歇尔表示：“东北问题内政和外交应分开，外交目前应由政府与苏联直接商办。内政应停止冲突后整军，改组政委会及省政府，实行民选县长。”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亦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愉快地答道：“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和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前景的乐观态度都是真诚的。 国民党坚持独裁在共产党人作了重大让步，准备履行政协协议和裁军协定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吵翻了天。3月1日至3月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 第一天，蒋介石以总裁身份致开幕词。 第二大，吴铁城作党务报告。下午检讨党务报告时分子谷正纲在会上大喊：“救国必先救党，应以革命精神，反对反gemin势力。”有人指名道姓，要求开除冯玉祥、邵子力、王世杰、张群诸人的党籍，后3人都是与中共和谈的代表，右派指责他们“对党不忠心”，“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对其他政党太妥协了”。中央社发消息对于此种攻击大事赞扬，称之为“热烈情绪为历届大会所罕见。” 3日，军政部次长林蔚代陈诚作军事复员报告，对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军事3人小组签署的《军队整编基本方案》只字未提，但在报告复员数字和保留军队数字时，完全推翻3人小组的方案。按3人小组方案，国民党军队至年底应保留150万人，林蔚报告是保留347万；至1946年8月，三人小组方案国民党部队应减至84万人，林蔚报告是减至280万人。黄埔系军人坚决反对裁军。北平《益世报》3月10日称，以何应钦为首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抗战军人大同盟”，提出四项主张：一、反对政协会议；二、武力接收东北；三、反对裁兵；四、继续剿匪。 5日下午至6日上午，在讨论王世杰的外交报告时，反苏声浪甚高，白崇禧等发言主张对苏联“诉诸武力”。七、八日全会讨论孙科之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战叫嚣达于(禁止)。有人竟说接受政协决议是“党国自杀”。不断咆哮：“宪法修正原则必须纠正”，“中国应采用五院制、总统制”、“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蒋介石的态度是：“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经过顽固派一番补救，好比行家里手在棋盘上移动几个重要的“子”，代议制、内阁制的民主政体的格局就变成了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格局。 政协《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 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这里的要害是相当于议会的立法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相当于总理的行政院长的任免，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 第70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这一条，作出决议：“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坚持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根据“五五宪草”制定的《国民政府组织法》 第15条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在这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每个委员，按照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又必须宣誓“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要坚持的“国家根本dafa”，就是这样一个领袖至上的独裁体系：全国人民都要“依法律”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要服从主席蒋介石，主席蒋介石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又都要“誓以至诚服从总裁”蒋介石。蒋介石主持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案，蒋介石又主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社论《出尔反尔》指出：“实质上，国民党内反动派所反对的代议制民主政府，是多党内阁制，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衡；他们所主张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连不同意权和不信任权也没有的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一党独裁个人独裁的政治。” 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发表宣言，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协议，而且一字不提国民党将执行整军方案。 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同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中央关于蒋介石反gemin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斗争的指示》，提出“我们反对分裂、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些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从此，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再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虽仍不放弃“和平”的旗帜，只是作为揭露对手内战部署的策略运用，专心致志地转入对长期战争的运筹谋划了。 谁破坏了政协决议？谁破坏抗战胜利后中国这个唯一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转机？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这是《马歇尔使华报告书》得出来的客观结论。马歇尔说：“在1月、2月和3月初这一段时期内，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对履行政协决议唯一的反对来自一些国民党内重要而有势力的人物，这似乎是无疑议的。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较小的程度上）坚持说，蒋委员长本人就居于通过一部独裁主义宪法的运动的幕后，他希望建立一个装璜门面的联合政府，以影响美国舆论，以此为他获得美国财政经济援助铺平道路。”早在1945年9月20日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封密电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空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支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好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邀毛泽东谈判，请马歇尔调处，停战令，整军方案，政协会议等等，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抢运军队，造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准备发动内战，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禁止中国境内一切军队调动。但从1月13日至5月8日，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达35个军、99个师，兵力达100万人以上。按照蒋全面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各部队都占领前进出发阵地，或已经发动了进攻。 6月23日，上海5万人示威游行，送马叙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蒉廷芳（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介石拜把兄弟）、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药厂董事长）、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等10人代表团到南京向蒋介石呼吁和平。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是谓闻名全国的下关惨案。 半年前蒋介石曾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讲话中许下的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就是保护人民之自由，对这样一个和平请愿代表团都不能容，使他在国民中进一步失去了信仰。当时刘晓领导的上海中共地下党能量实在大得惊人，在上层统一战线中能把蒉廷芳这样的资本家头面人物发动起来；几个秘密党员就能左右一所大学的政治倾向，学校中那些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学生毫无办法。 7月3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7月5日，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宣传部长罗隆基向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应该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或各党派协商决定，国民党一党政府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非法的，无效的。7日，周恩来致函政协代表及蒋介石，声明国民党片面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大，完全违反协商精神，中共坚决反对，不受任何片面决定之约束。从此，蒋介石对召开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就另有打算了，那就是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组织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孤立共产党，拆散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的政治联盟。 民主同盟是1941年3月成立的，发起人中有：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第三党（后来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职业教育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后来救国会的沈钧儒也参加进来，因为是由6个政治团体组成的，所以开始叫民主政团同盟。是年冬推举德高望重的张澜（字表方）为主席。1944年去掉“政团”二字，改称民主同盟。这支政治力量在各大城市，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以中间派自居，主张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以及周恩来的成功的统战工作，民盟逐渐左倾，同共产党站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统一而斗争。 对民主同盟，蒋介石采取了拉与打两手。 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4月27日返华后，失掉了前期公正中立的立场，采取了支蒋压共的方针，在东北问题上，只要共产党让步，继续用美国军舰帮助蒋介石往东北运兵。7月9日，马歇尔受蒋介石委托，约罗隆基谈话，对罗说：“你们既是中间派，为什么又同共产党联盟呢？假使民盟以独立自主的行动参加政府，名额问题倒容易解决，我也容易帮你们说话些。”进行露骨的分化挑拨。 所谓“名额问题”指的是国民政府委员40个名额的分配问题。政协会议决定把国民政府委员会由一个俸养“党国元老”的闲散机关变成行使国家实际政权的“最高国务机关”。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承认国民党的大党地位，同意国民党占40名委员的二分之一。其余20名由在野党派和社会贤达分配。为了限制国民党一党独裁，王若飞和罗隆基在表决法中争得了这样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定某一议案”。为了有把握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蒋介石把青年党收买了。分配其余20名委员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提出，青年党的名额要与民盟相等。然后邵力子出面提出“8、4、4、4”方案，即共产党8个委员，民盟4个委员，青年党4个委员，社会贤达4个委员。共产党提出要10个名额，民盟提出要6个名额，青年党也要6个名额3者加起来已超过了定额，还没有社会贤达的名额，几方争执不下，成为僵局。3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来到民盟总部，对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说：“在国府委员的20名席位中，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共同联合要求14名，即超过总额三分之一强。这样，第一，我们对于蒋介石任意修改施政纲领的行为，有了否决权的保证；第二，使青年党硬要同民盟席位相等的要求无所借口；14名之外，尚有6名足够青年党同社会贤达分配。至于这14名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政治斗争中，民盟团结要紧。在这14个席位中，民盟自己可以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6席，共产党就8席；你们要7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8席，我们就6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民盟领导深受感动。民盟两党三派加上无党派盟员这一单位，按国民党给的4个名额是很难分配而不影响团结的。 第71章 张澜喜笑颜开，认为共产党真正帮助了民盟的团结。 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刚出狱的叶挺等乘飞机返延安，过山西黑茶山上空时失事，全部遇难。 马歇尔找罗隆基，鼓动民盟甩掉共产党单独参加政府，名额问题他帮助说话，就是要否定那个控制否决权的14名。罗隆基说：“没有这三分之一的保证，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政府的。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民盟同共产党合作，正是民盟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所作的贡献。”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4天，即7月11日夜，民盟中委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7月15日，民盟中委闻一多又在昆明被暗杀。这是对罗隆基和民盟其他领导人的警告：要么为蒋捧场进政府做官走飞黄腾达的道路，要么跟着共产党与政府作对，走李、闻的道路。 8月初，马歇尔在牯岭与蒋密谋后下山，又约见罗隆基，提出13席的方案，即：国府委员中共产党占8席，民盟占4席，允许共产党提名社会贤达一席。马说蒋已经让步了，希望民盟劝中共接受。 罗隆基说：“问题的症结不在国府委员13席或14席的问题，而是在蒋介石有没有改组政府的诚意。13席14席之争不过是蒋介石故意刁难，拿来做拒绝改组政府的借口的。倘若蒋介石真有诚意，假使我是蒋的顾问，那么，我就劝他给民盟同共产党15席或16席，即在民盟同共产党要求的数目上添上两三席。” 马歇尔诧异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共产党同民盟要委员三分之一强，要的是一种否决权，蒋不愿受这个束缚，所以不肯给你们14席。” 罗隆基说：“你看了政协决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文没有？假使蒋介石存心要修改施政纲领，这个14席，即三分之一强是束缚不了他的。国民党的宪法专家王世杰在政协协议的条文中早已打好了埋伏了。” 马歇尔不懂。 罗隆基让记录员找来一份政协协议英文稿，指着说：“在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过半数解释之。’尊敬的特使先生，有了这样一个条文，蒋介石要想修改施政纲领，还怕不能为所欲为吗？国民党已有国府委员20席，加上青年党和听蒋指使的社会贤达，他任何时候都稳稳地掌握着多数。明明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要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但国民党掌握的过半多数肯定这不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我们同共产党的三分之一强的否决权就起不了作用了。” 马歇尔恍然大悟，随即又问：“那么共产党同民盟又为什么坚持要14席呢？” 罗隆基说：“这是对蒋是否有尊重施政纲领的诚意的一个考验，也就是是否尊重我们这些在野党派的一个考验。民盟同共产党合作，不单在这个三分之一强的问题上，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民盟将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以制止蒋介石的zhuanzhi独裁。” 马歇尔说：“我感谢罗先生的坦诚。可否民盟先参加政府，由新的政府设法停战，以后再请共产党来参加政府。假使民盟同意这样做，我可以向蒋建议增加民盟的委员名额。” 这次谈话的要害，罗隆基听懂了，依然是拆散民盟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阴谋。 罗隆基说：“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内战不停止，共产党是不会参加政府的，民盟也是不会参加政府的。这一点是半年多以来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变动的，也不是任何民盟领导人可以变动的。” 说到此处，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排闼而入。罗隆基把刚说的话又复述一遍。司徒雷登点头叹气，表示遗憾。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结束了在华使命回到美国。在一项对中国时局的声明中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一年前达成的协议是一部开明的向前看的宪章，当时曾为中国提供了和平与重建的基础。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只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显然并不真心想要把那些决议付诸实施。虽然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在说话，我也必须在这里谴责压倒一切的军方势力。他们的统治作用加深了中国行政管理的软弱性。” 第二节孔祥熙长袖善舞大难将临先自飞人民解放战争的头一年，解放军歼灭了蒋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这三个弱点充分暴露，蒋军的重点进攻已处于强弩之末。因此，中共中央及时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的战局。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乘蒋军在陕北、山东两翼拉长，腹心暴露之际，从鲁西南张秋镇到临濮集之间，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趁势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56000余人，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迫使蒋介石从山东、陕北调兵回援，打乱了蒋的战略部署。接着，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经略中原，从而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插进了一把利刃。美国驻华大使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美国总统急派魏德迈来华“调查”。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美国人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了孔祥熙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同年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奉命进行调查工作结束，向蒋介石提交一份15000字的报告，指告某些特权的公司集团花费外汇和物资，“其目的不是进口重建材料”，这个特权公司集团包括孔家的扬子开发公司。 面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残局和反对派的步步紧逼，孔祥熙觉得大难将临，该远走高飞了。临行前，他和妻子宋霭龄在上海短暂逗留，清理他们的股份，把能够转移的财产全部转移到香港或国外。接着，他们重访了山西太谷的孔家，处理了房地产，关闭了官邸。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 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有碍于孔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正欲再想办法，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行政院长，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然后，孔祥熙通知亲友，他要带霭龄去美国，因为她“身体欠安”，必须住在挨近纽约医疗中心的地方。 8月间，带着家小，溜到了南美。 到了南美，孔祥熙立刻就买了一块咖啡园。这块土地，足有25英方里的面积，用汽车环绕一周，非三小时不能走毕全程。孔氏本人便住在咖啡园里的一所华丽别墅，闭门幽居，绝少外出，雇有男女侍仆十余人，追随左右，听候差遣。其后孔氏离开南美，来到纽约，那时适值解放战争后期，有许多做过他部下的要员大吏都相继逃到美国去，他为了安插他们，特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自任董事长。是时他在纽约分行设了一个私人办公厅，每天规定时间，接见来宾，逢客必见，已毋复当年豪气矣。 尽管是流亡者，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仍对他们感兴趣。1949年3月，《纽约新闻》刊登了一份孔家财产清单。该文开始即说：“天文样的数字，恐怕连孔自己也未必完全记得清楚了。”所以，该文作者自认：“这里的材料也还是不完全的调查。” 据该文作者“调查”所得，孔所独有及大部分占有的事业，计有：银行6家，公司商号20家，新闻报纸3家，地产在山西、上海、香港及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均有大批。 他所经营的事业可说种类繁多，范围广大。在银行方面，他曾直接支配中国、中央及农业三行，以及后起的中信局，他有独资的裕华银行，还有他大量投资的福钰银行及谦泰裕银行。 至于他的公司商号方面，最大的是每家都有一个“广”字冠首的连锁性的百货公司，如重庆的“广茂兴”等。在抗战时的重庆，他经营的公司真不少，有“祥记公司”，“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华盛贸易公司”等。“祥记公司”是做运输生意的，单是自备汽车就有三十多辆，当时往来于西南各省，生意做得极大。“广记纱号”则是当时大后方最大的棉纱字号，其力量与官办的“福牛号”居于伯仲之间，而“福牛号”事实上亦是在他控制之下的。 第72章 “强华”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大元”是故五金材料的，而“华盛”则是以制造纸烟及采办烟叶为主之“华福烟草公司”为重心的一大规模的贸易公司。 孔的经营，本来还偏重于国内，后来由于他的幕下吸收了不少的留学生，才说动了他而使他把他的大量资财，扩充到许多新式的工业方面去。我们所知道的，有中国兴业公司、中国制药厂、三才牛煤矿公司、裕华纱厂、华福烟草公司（在抗战时期，该公司出品的华福牌香姻是大后方所出产的最高等香烟。）、贵州企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以及中国机械厂、农村水利公司等等，表面上虽用别人出面经营，但事实上则无一不为孔的投资而且孔所直接控制。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孔又接受了他的智囊团的献计，而把他分布在后方各地的资财，集中搬运到东南各地尤其是上海来。由于他对于美国向来存在的关系，他的兴趣似乎更多发生在美国工业出品的买办式的经营上。于是，以他的儿子为中心，他就在上海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扬子企业公司和嘉陵企业公司，扬子公司无疑是中国最大的一家联系着美国商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单看它跟美国16家最大工厂（包括“西雷公司”等）所订立的“在华总经售”的合同，便可以明了它的力量之强大，事实上，孔几乎垄断了美国高贵货物在中国的市场，而且有许多东西如：高贵的汽车及各种奢侈品，不是他也无法进口，而他又是什么都要做的，例如建筑材料，化学原料，乃至尼龙丝袜，自来水笔之类。 孔对于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趣不知自何而来，他开过一家大时代书局，办过几种有关财政的杂志，并且在沪港等地办过几家报纸和通讯社，现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大晚报》和《西文大陆报》，就都是孔的产业。 现在，随着中国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孔的资金看来又要举行一次大搬家，无论如何，纽约的华尔街上的扬子公司驻美办事处的写字间里的活动，是没有停顿过的，上海即使有问题，华南乃至南洋各地还自有一片财源茂盛的好市场啊。 大洋彼岸的孔家财产清单，引起中国同行的反响，《星光日报》于3月18日醒目登出《孔样熙拥有多少财产》一文，进一步指出：如果将孔氏与其他“豪门资本”比较起来，孔氏的“土财主”气味，是较为浓厚的。事实上孔氏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起家的，志诚信票号则是属于封建性质典型的金融组织，天津时代的祥记亦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在山西孔拥有广漠的土地，在上海也有巨大的地产，大连路272号房屋的地皮，就曾被误为乱产，经破产处理局标卖过，结果他出了2亿美元才告收回。在南美的亚马逊河两岸，孔亦有大量的土地。不过孔这种封建性，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发展下来，也就带上了买办性的色彩了。天津时代的祥记，不是在经营大规模的颜料、布匹与煤油生意吗？颜料与煤油主要是从外国输入的，就是布匹又何尝完全出自本国？ 孔的资本，正如其他几家官僚资本一样，在活动的范围内有金融、工矿、地产。同时他的资本也如其他几家官僚资本在活动的形式上是与民间资本、国家资本、地方资本相互结合的。 因为种种复杂的关系，孔祥熙多少资产，有人推测可以供给全国人民过五年舒舒服服的日子。其实局外人是不易晓得的，上文所提的，不过是人所共知的几项事实罢了。 如此巨大财富，到底从何而来？这恐怕要由孔祥熙的身世谈起。 孔祥熙字庸之（乳名丑小子），山西太谷城西五里之程家庄人。他并非出身于什么名门望族和富家大户，而是诞生在一个败落、潦倒的穷书生家里。据说他的祖父孔庆麟曾在保定做过清朝的官吏。晚年还乡，因子女多（五子二女），日子过得较困难，仅有二十余间房和十来亩地。孔祥熙的父亲叫孔繁慈，字和亭，排行老三，是一个穷秀才，由于染上了大烟瘾，家境更为穷困，常常要靠典当家业过日子。后来，因受美国公理会传教者的宣传，戒了烟，入了教，遂为教会当差（还有一说是当教会学校教员）。孔祥熙的母亲也吸大烟，身体不好，长期患病，曾随夫入教，大约在孔祥熙六七岁时她就去世了。关于她的姓氏，多数说是姓庞，但有人说是姓李，还有人说是太谷任村贾氏（贾家是太谷一大富户）。任村贾氏之说是肯定不对的，因为任村贾氏者，实际上是孔祥熙的姑姑。由于孔母体弱多病，幼年的孔祥熙得其姑母的照顾颇多，故有此讹。另外，也有人把孔祥熙的父亲误定为孔繁杏。实际上孔繁杏是孔祥熙的五叔，曾在河北一些县做过县长，参预过张勋复辟活动，晚年靠孔祥熙资助过活，曾为孔祥熙监督过裕华银行的业务，一些人便把他误为孔父。孔祥熙全家共有四口人，父母之外，还有一个亲妹妹孔祥贞。至于他的堂兄弟就较多了，祥熙在其中排行第三。 孔祥熙出身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家庭里，其童年生活自然不曾是美妙的。 他曾经是一个苦孩子，经常和别的穷人子弟一起到灰渣坡上拣煤核，也曾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 长期以来，一些著作和媒介都认为孔祥熙出身于富户，说他家原来是山西的老财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许涤新在《官僚资本论》中说：“孔祥熙的老家是山西的志成信票号。”这是一个大误会。确实，太谷曾是清代票号业的鼎盛之区，也确实有过一家著名的“志成信”票号。不过，“志成信”的财东乃是一离太谷城南五里之沟子村的员家，和孔祥熙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也不能说孔祥熙与“志成信”票号毫无一点瓜葛，这是因为“志成信”里有一位掌柜（后来也在店里入了股）叫孔庆丰，是孔祥熙的一房族亲（祖籍在太谷北街），按辈数排，孔祥熙应该叫他爷爷。孔祥熙为图经济上的发展，和这位有钱的爷爷家里比较亲近，往来颇多。但孔庆丰和孔祥熙毕竟不是一家。不能把孔庆丰看成孔祥熙的老人，更不能把孔祥熙与“志成信”票号拉扯在一起。 孔祥熙是太谷基督教会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他大约在10岁时上学。学校就设在太谷南街教堂福音院里（即今太谷县委院内）。这个学校和当时的私塾大大不同，它不仅教授中国的经学，也教授西洋的天文、地理、算术等。教师则由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中有知识者担任。在这个学校里，孔祥熙大显奇才。他天资聪颖，学业优良，是当时学校的高材生。有些文章在谈到孔祥熙时，说他是个毫无能力的庸才，其昏庸胡涂，常出于一般想象之外。这样的评价恐怕是不够客观的。 由于学业优良，加之孔祥熙又善于奉迎讨好，故深得中西教师的宠爱。 当时主管太谷教会的美国人来浩德和夫人、华人长老刘凤池等都十分赏识他。特别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贝如意更喜欢他，曾为他画像，并于1898年出资送他到北京通州潞河书院（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学习，继续深造，为将来留美做准备。这里，顺便订正一个说法。有的材料里说孔祥熙曾充当美教士“白路女士之差役，因白路传教士回国带孔到美国留学读书”。这是根本没有的事。首先说“白路”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指当时美国女传教士贝如意和露美乐两人，和孔祥熙特别亲近的是其中的贝如意。其次，孔祥熙留美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那时，贝、露二人已被义和团杀死。 就在孔祥熙赴通州读书的日子里，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革命风暴中辍了孔的学业。他回到太谷，被义和团围困在南街教堂里。他十分恐惧，曾劝美国传教士们入山躲避。后来，他实在没有胆量在教堂中再呆下去了，就于1900年7月14日从教堂后门溜了出来，坐上程家庄粪夫程老四的车子跑到祁县张堡躲藏了起来。临行前他还同其“恩师”贝教士哭别。据贝如意1900年7月14日日记记载：“祥熙应许我们，倘若我们遇害，他要替我们发电至美。临别时泪流不止，因活命希望太少，我劝他急早走开。。” 就这样，孔样熙躲过了7月31日义和团的惩罚。直到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并发出镇压义和团的指令后，他才出来。1900年9月间，他同另一教徒张振福到太谷南关西城壕看望了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外基督教徒的墓，并指使张振福去太原向清政府告状，要求改葬。之后，孔祥熙又与张振福步行到北京，打听中外议和的消息。1901年6月，他们得知公理会将派美大夫文阿德到太谷办理所谓“教案”后，孔与张赶忙赴保定，并陪同文阿德一起回到山西。孔祥熙在文阿德留省城“议和”期间，先期回到了太谷，组织了7月23日太谷官绅和教民郊迎文阿德的仪式。等文到太谷后，又积极参预抢占孟家花园，为中外被杀的教徒构筑坟墓的活动。8月9日，公理会大举殡仪，改葬被杀教徒。逼令太谷县知事和乡绅都披麻带孝为“洋大人”送葬。由于他卖力，因此，在所谓“教案”办完后，1902年初，孔祥熙就被太谷公理会送到美国欧伯林大学留学去了，直到1907年才毕业归国。在美期间，孔祥熙先后在欧伯林和耶鲁两所大学读书。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和美国宗教界人士接触，并认识了王正廷等一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广泛的社交给孔后来混迹于中国政界和财界以很多方便。 第73章 1907年，孔祥熙学业期满，获得欧伯林大学硕士学位。在回国之前，他挖空心思利用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思念庚子在太谷被杀同学的心理，建议在太谷创办一所纪念学校。他的这个建议正合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立刻得到了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铭贤社”的组织，积极筹划资金以帮助孔样熙办学。于是，孔祥熙回国后，铭贤学校就在太谷南关办起来了。所谓“铭贤”者，“盖取纪念庚子为道殉难中西先烈之意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纪念被太谷义和团杀死的6名美国传教者和20多名中国教徒的。“铭贤学校”的英文名字是“山西欧伯林纪念学校”。在美国方面看来，这个学校只不过是欧伯林大学在中国山西省的一个分校而已。 孔祥熙办铭贤学校固然也费过一番苦心和劳碌，但总的说来是很便宜地捞到了一个校长的职务和名望。铭贤学校的经费是由美国公理会拨付的，从一些资料看，初期还比较紧，尚需孔奔走募集。1925年，孔样熙二次赴美接受了法学名誉博士后，他一下子就募得美金75万元（一说100万元，又一说为140万元）。这笔钱存入了美国银行，每年利息即可得3万5千元。按时由美方寄来充作办学经费，至于这75万美元究竟怎样募来的，限于资料，笔者尚难弄清。但有一说是来自美国科学家、电解铝法的发明者查理·马·霍尔的捐款。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铭贤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上有霍尔的画像，并承认他是该校大笔基金的提供者，但没有标明捐款的数量。铭贤学校自1907年办起后，到1909年，由于南关地方狭窄，便同原设在东关孟家花园的贝露学校互换了校址（今山西农业大学）。接着，孔样熙对校舍进行了扩充和建设，对埋葬在该处的中西教徒墓丘进行了整修，辟为花园。不久，孔还在铭贤学校南面买了一块空地，建立了孔家的新坟莹（孔家在程家庄本有祖坟）。这样，铭贤学校就成了孔祥熙一生中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成了孔氏事业的“发祥地”。孔祥熙一生对铭贤学校是十分重视的。虽然自1919年后，他就很少顾及校务，也很少在学校，但校长之职始终不曾让给别人。他在南京、上海做官时，铭贤学校的重大校务也得向他请示，而且他也经常要回铭贤学校看看。抗日战争爆发后，孔祥熙随南京政府到了四川，铭贤学校也从山西迁到四川的金堂县。铭贤学校仗着孔的势力在地方上也曾干过许多横行不法的事。学校曾包揽过词讼，窝藏过杀人犯，甚至连铭贤学校的学生在太谷大街上殴打警察，都无人过问。 孔祥熙如此重视铭贤学校是因为铭贤学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首先，铭贤学校使孔样熙和美国老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关系更加密切。其次，铭贤学校为孔祥熙在国内赢得了名声。而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则在于铭贤学校为孔祥熙的政治发迹作了组织准备。后来，孔到国民政府做官，手下的人大都是铭贤学校的毕业生，在国民党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铭贤派”势力。象蒋守一、戎叶厚、乔畏三等人都先后在蒋政府担任要职。他们和孔祥熙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生关系。言听计从，配合默契，大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势。 孔祥熙留美归国前曾向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表示，愿牺牲其他之较优位置，而专任铭贤之创设。那么，他是否安心于当铭贤一校之长呢？否！孔祥熙的野心是很大的。他只是一时在中国还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苟居学校罢了。在铭贤初创的十年里，他在校时间虽多，但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发展和经济行情，一有风吹草动，看到有机可乘，就全力以赴地迎了上去。 在这10年间，政治上最大的变动就是辛亥革命。1911年10月29日继武昌起义之后，太原也发生了暴动、太谷紧靠省城，自然受到很大影响。孔祥熙对此抱什么态度呢？他首先是在铭贤学校组织了一支学生军，继而又和太谷城内的巡警、巡防队、商团等联合组成了一千多人的“营务处”。孔当了营务处的总办，他身着戎装，斜挂腰刀，策马于太谷城内四条大街，指挥守城防卫。这件事，一直被孔之门徒们誉为孔参加辛亥革命的“壮举”。辛亥革命之后，山西政局一度很不稳定。在这动乱之时，孔样熙并没有冒失地投入山西政治斗争的旋涡。1913年，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这时，孔祥熙失偶不久，心情沮丧，恰逢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聘请他担任留日中华青年会总干事。于是，他就出国到日本去了。孔的日本之行是他政治上飞黄腾达的重要阶梯。这一来是由于他在日期间认识孙中山先生，参预了一些革命活动，在国民党中混出了一点名声。而更重要的是在留日期间，他和宋霭龄拉上了关系，并结了婚。后来孔便和孙中山先生、蒋介石成了姻兄弟。特别是在蒋介石得势后看到孔样熙善于抓钱，就把他紧紧地拉在身边，让他当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为他敛财、管钱。因此，人们在评论孔祥熙时，常说他是“因妻得官，因官发财”。这是很有点道理的。 两块银元的撞击1910年，孔祥熙娶了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孤女为妻，她是在太原教会学校长大的。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但她身体瘦弱，患有肺病。1913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擅权之际，孔的年轻的妻子逝世，孔心灰意懒，便随一群“自由派”东渡日本。那年秋天他会见了宋查理。那时孔已经被任为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查理一眼便看出这个年轻人正在飞黄腾达，于是马上邀请孔到家里吃饭。宋查理是同孙中山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1913年7月“第二次革命”开始后，袁世凯下令捕杀孙中山，孙便逃亡日本，年底到达东京。宋查理感到也去国外一避为好，而且要全家随行才是。于是把虹口的家贴上封条，带上一家老小——霭龄、庆龄和幼子子良和子安（美龄和长子子文当时仍在美国读书）——护着宋母一同来到法租界，登上洪帮的一艘快艇，在江水深处换乘洪帮的轮船，涨潮启碇，驶向神户。 出乎查理所料，孔祥熙1906年在纽约时，曾在一次宴会上和宋霭龄见过面，其时她从梅肯北上，而孔则是耶鲁大学研究生。当晚，孔祥熙向宋家人夹叙夹议地讲了自己的冒险经历。此后，他便成了宋霭龄的俘虏了。 关于宋霭龄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有以下描摹：宋查理终日忙碌，他正在成为百万富翁，又承担着革命党执行秘书的责任，与流亡异邦的孙中山博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最喜欢的孩子是霭龄。她是一个顽皮的姑娘，容貌平常，胖胖的活像个树桩子。但她聪明伶俐、天生的精明。宋查理走到哪儿都带上她，让她去参观印刷厂、面粉加工厂、卷烟厂和纺织厂的内部生产或工作情况。他们乘坐私人黄包车。他的车夫又当他的保镖。在街市里到处走时，他向霭龄揭示上海市在其外表下隐藏着的一股弱肉强食的潜流。这些都助长了她敏锐的天性。霭龄成了他办公室里的常客。商人们到办公室来花言巧语弄走她父亲的钱，或拉她父亲加入前景莫测的投资时，她则坐在那里，从侧面不动声色地、冷静地观察这一切。 到了5岁，霭龄要求上学，母亲却不以为然。查理带霭龄去见中西女塾校长海伦·理查逊。这是上海最时髦的外国学堂，是以曾经使宋查埋过上清苦的传教士生活的麦克泰耶勒主教的名字命名的。理查逊女士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女子、一位颇有建树的教育家。宋查理和她挺熟。一段时间以来，她了解到宋查理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要解决：他的长女非常早熟，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理查逊女士听宋查理讲述了情况，同意接收霭龄作特殊生，由理查逊女士亲自辅导。这种安排与查理在圣三一学院享受到的待遇不无类似之处。理查逊女士明白，为照顾霭龄有必要通融一下，改变学校的某些规定。 开学了，宋霭龄辞别了母亲，跟父亲一起去中西女塾。许多年后，她的女友项美丽谈起她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还记得清清楚楚：她穿得整整齐齐，身着花格呢上衣，绿裤子；两条辫子扎着缎带；右口袋里装着一盒奶油香糖，左口袋里是一盒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另一辆黄包车跟在后边，车上拉着崭新的黑色小箱子，里边装的是她的衣服和个人用品，所有东西上面都工工整整地写着寄宿学校的地址。 宋查理把宋霭龄留在理查逊女士的书房里，直到他关上沉重的房门离去时，她才哭泣起来。 宋霭龄在中西女塾极受欢迎。这使众人感到有些意外，而宋查理则不以为然。她成了给学校带来吉祥的女主角。夏天，她在虹口的家里度过暑假。经过两年的单独辅导，她打好了底子，可以同其他学生一起上正规的课程了。在她长到能够自己坐在自行车上时，宋查理带着她，驶过外滩，来到南京路上，在绿荫如盖的梧桐树下骑车兜风。宋霭龄10岁那年，宋查理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她常常骑车飞奔在外滩上。南京路与黄浦江相交处，有一个锡克族巡捕指挥往来车辆，宋霭龄常常围着他奔驰。 1903年，宋霭龄已经13岁，查理打算送她去美国读书。征得女儿的同意，他去请教老朋友伯克，他是上海布道团主持者。 第74章 伯克提出他将写信给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杜邦·格利。该校乃是美国第一所特许的女子学院。同万德比尔特、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学院一样，它是南方卫理公会教会学校。与联邦的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卫斯理女子学院并未毁于内战。一场浩劫之后，梅肯市依然是木兰树郁郁葱葱，呈现着一派太平景象。 学院院长格利是伯克的密友。伯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宋查理的背景：他如何在万德比尔特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在中国的建树，他那些才智出众的孩子，而宋霭龄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年夏末，伯克收到格利的复信。他对接收一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颇感兴趣。过去，这所学校曾录取过几名美国印第安姑娘，却从来没有录取过中国姑娘。格利建议宋霭龄住在他家，直到她适应了环境（或者说学院里的姑娘都适应了她）之后再去上学。当时的入学标准十分灵活，特别是为富人服务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为此格利建议，宋霭龄作为预科生入学。宋查理对如何把宋霭龄送到佐治亚很是着急。伯克打算翌年5月回佐治亚休假，他主动表示愿带她与家人同往。宋霭龄开始计算行期了。冬去春来，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伯克计划搭乘太平洋邮船“高丽号”，于5月28日离沪启航。宋查理为霭龄订了同一艘船的客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为她买了一本护照。这个护照与他1895年持有的作为护身符的护照相同。他自称在澳门出生，因此，宋霭龄按出身算是葡萄牙这块殖民地的公民。这种弄虚作假的办法在当时已成惯例，而且花钱不多，宋查理希望至少能够为宋霭龄提供这个起码的名义上的保护。 邮船启程那天，伯克的夫人艾迪的身体不适，患伤寒病初愈，体力还在恢复。他们一行乘小船沿黄浦江直下，到长江深水码头登船。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航程中，艾迪感到虚弱难支。在“高丽号”上，宋霭龄将与艾迪女士及其幼子约翰同住一个包房。伯克与三个大些的孩子住在隔壁的包房里。 宋家没有合家前往外滩为宋霭龄送行。他们在虹口家中与她道别。只有父亲带她到口岸，一起乘小船去深水码头。“高丽号”邮船的船主是美国人，在美国注册。这是一艘宽敞的班轮，作为西方20世纪初期的智慧的象征，堪称是一座水上宫殿。货舱里装着538箱气味浓烈的黑色鸦片。甲板上载的是刚刚经过严格培训的传教士，在5月蒸人的暑气里，他们紧握着《圣经》，汗流泱背，浑身难受得焦躁不安，目送着宋查理乘小船离去。 宋查理招手致意时，宋霭龄克制了自己的感情。要过二年后，他们父女才能再次相会。她站在上层甲板上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父亲。她的头发梳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独辫，辫梢上打了一个黑蝴蝶结，头顶上又扎了一个黑色的大蝴蝶结。她打这两个蝴蝶结，是出于对女性和母亲勉为其难的让步。她穿一身西装，是上海的卫理公会教会的一位女士，j。w。克莱恩夫人为她缝制的。西边的地平线上卷起了风暴。终于，她掏出了手帕。站在一旁的伯克发现她在哭泣。 驶往日本的三天航行，对于客房旅客来说，平安无事，宋霭龄是此类乘客中唯一的东方人。但在船驶抵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的一个中国乘客死亡。医生诊断，他死于急性肺炎。在神户，日本检疫官蜂拥而上，他们对中国乘客的死因提出了不同诊断，在他们看来，那病显然是淋巴腺鼠疫。 日本人对这种瘟疫谈虎色变。“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彻底消毒，船上的人统统都得上岸，在味道奇臭、药力很强的浴汤里浸泡全身，彻底消毒。艾迪女士亦不能例外。 伯克抗议说，他的夫人是病人，正在恢复体力。但与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翌日，和大家一样，艾迪女士穿上衣服，吃力地走到检疫站浴室。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带进去。室内，他们发现一个一个木盆盛满消毒药水。他们脱光了身子，坐进了浴盆里，有人用勺子往他们身上浇这种药水。在他们的衣服被消毒时，日本人给他们穿上棉布和服。待回到船上时，艾迪女士发起高烧来。 船在神户港检疫十天后终于驶向横滨。到横滨时，艾迪女士身体已经虚弱到不能走动了。伯克心急如焚，急忙联系登岸，乘马拉救护车到横滨总医院抢救。然后，他回到船上接孩子们。他们不能再走了，至少暂时要在横滨留下来。 伯克向宋霭龄说明了情况。她必须在秋季开学前赶到梅肯。他不想耽误她。她说愿意一个人走。船上有一对南方卫理公会教会传教士夫妇，是伯克的朋友。他们同意照料她。就这样定了。伯克带孩子们去医院，日夜守护在艾迪的病榻旁。 宋霭龄不知道，几天以后，艾迪女士挣扎不过来了，于1904年6月30日死在日本。她死时是39岁零1个月。伯克和孩子把她安葬在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正行驶在前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宋霭龄后来痛苦地对伯克说，她尝到了形影相吊之苦，想要去下一层舱里看望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包房时，无意听到从过道传来他们的说话声。“离开这些地方，当然使人宽心。”那个女人说，“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小日本，我讨厌透了，但愿我今后能长久不再见到他们。” 宋霭龄急忙转身回到自己的包房里。 美国记者杰克·伦敦也在船上，旅客们与他闲扯，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唯一的消遣。杰克·伦敦是匆匆赶来报道在满洲进行的轰动一时的日俄战争的。在朝鲜，有一次因厌倦而发火时，他打了一个马夫。为此，日本司令官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惩处，但最后把他驱逐出朝鲜，此事才算了结。有这样一位名人在场，也鼓不起来霭龄的劲头。杰克·伦敦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只是加剧了他对东方人的惧怕与厌恶，而且证实了他认为西方面临着黄祸的观点是正确的。就亚洲人和其他种族而言，他“首先是一位白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幸的是，杰克·伦敦的态度代表了日益增多的美国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在西海岸很突出，在旧金山尤其如此。 宋霭龄独自一人度过了横渡太平洋的剩下的航程，间或与一位有同情心的美国妇女安娜·拉尼乌斯交谈。安娜是在横滨上船的。她也是南方卫理公会教徒。两位年轻女子之间还有着这点缘份，从而成了朋友。安娜在日本传教，首次回国休假。“高丽号”在檀香山暂时停泊时，她们两人上岸游览观光。 返回船上后，事务长把安娜拉到一旁。移民局官员是在检查了每个人的证件后才让他们上岸的。事务长解释说，她们走后，移民官员讨论了宋霭龄的旅行证件，好像她的葡萄牙护照有点毛病，到达旧金山时肯定会遇到麻烦。“高丽号”终于抵达旧金山时，巨大的雾层从远处滚滚袭来，遮住了进入旧金山湾港口的航道。入港后，移民官员在客厅桌子后坐好。旅客们列队依次递交旅行证件。宋霭龄拿出她的葡萄牙护照。移民官员接过护照，皱了皱眉头。根据宋霭龄和安娜后来讲述的情况，发生了下述争执：“你想耍花招蒙混过关么，嗯？”移民局官员闷声闷气的说。“许多中国人都试过这一着，小妹妹。这不灵了！你呆在这，等我们办完事带你去拘留所。” 宋霭龄怔怔的凝视着自己的护照。这位移民官员无法弄清她的出生地点。因此，他唯一可以提出异议的是这本护照本身是否有效。然而，这本护照是一本合乎手续的葡萄牙官方护照，由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签发盖章。护照里填写的情况可能有不妥之处，但是这本护照绝非是伪造的。 她直视着那位移民官的眼睛。 “你不能送我进拘留所，”她高声说。我是头等舱的旅客，不是统舱旅客。” 这位官员怔住了。 安娜向前跨了一步，“你绝对不能把她投进拘留所！”她强硬地说，“我就要和她一起呆在这儿，好叫你们别那么做！” 官员们匆忙地交换了意见。一位有同情心的公共卫生检查官，姓加德纳的医生争辩说：“那个地方不是像样的人呆的地方。” 这里谈到的拘留所，系指旧金山海滨地区的一排牢房，离水手监狱不远。水手监狱里在押的全部都是些杀人凶手、刺客、(又鸟)奸犯，以及哗变的水手（他们是在世纪交替时从充斥码头的破漏船只里捉获的）。在从淘金热到1907年大地震的那些年里，很少有别的海港像旧金山港那样因残暴、罪恶和腐败而臭名远扬。 违反移民条例的中国人一般是禁闭在太平洋邮船公司船坞的一个棚子里，条件相当恶劣，令人作呕，因而许多中国人一旦挣脱官方的魔爪，就急忙离开此地回国。只有最好斗的或大打出手的案犯才送交拘留所。然而，这些官员却威胁着要把一个不满15岁的姑娘送进去，同他们住在一起。 安娜的决心解脱了难关。他们没有把宋霭龄关进拘留所，而是把两位年轻女子软禁在“高丽号”上——随即将她们忘得干干净净。 根据预定计划，该船即将开始消毒和整修作业。最后一批旅客一上岸，工人们就到船上来撤走地毯、台布、垫子、家具和陈设品，以便从头到尾把船彻底地清洗一遍。安娜和霭龄不久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一日三餐，吃同样的饭，牛排、土豆和面包。 第75章 没人了解她们的困境，因此她们几乎求助无门。 当“高丽号”停靠码头的时候，曾有人来接宋霭龄。他就是当年曾主持过宋查理结婚典礼的那个传教士克劳伦斯·里德博士。他在旧金山的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里德上船时，由于移民局的手续尚未办完，他未能立刻看见宋霭龄。他等了好几个小时，她还没露面，只得匆匆赶去参加一个周末约会，完全不知宋霭龄遇到的麻烦。 在船上软禁三天后，安娜心情非常的忧郁，她几乎要病倒了。一位下级的移民官允许她上岸给里德博士打个电话。她询问了几十个地方，最后在城里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才找到了里德。 翌日清晨，里德来到船上，带来了一个hushi。这位hushi替换安娜，看护这个中国小姑娘。安娜急不可待地回到密苏里家中，尽可能干净地忘却这场可怕的经历。 宋霭龄在船上又被软禁了两周。官员们数次随意把她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她总共被扣押了19天。 她不是那种坐在轮船窗口哭泣的人。她的确流过眼泪，那是因为沮丧和愤怒。她一向倔强、精明、有主见。这些天，她是在无能为力的苦恼中度过的。与此同时，里德博士迫不及待地要通过宗教渠道跟华盛顿取得联系。他的奔走呼吁总算成功了，宋霭龄当即获释。人们不再怀疑她的旅行文件，没有再对她的护照提出异议。虽然护照是真的，里边填的情况是假的，这些都成了无足轻重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接受了她。由里德博士陪同上岸后，宋霭龄和他一起在旧金山住了3天。她获悉艾·伯克已死，而且知道伯克和他的儿子们现在在“中国号”上，将于7月25日抵达旧金山。 伯克下船时，神态抑郁优伤。宋霭龄又与他们会合，结伴旅行。他们乘火车到圣路易斯市，然后又转车到了梅肯市。8月2日午夜过后，宋霭龄到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比在上海时更老练和坚强了。 此次经历给她留丁了深深的创伤。 在佐治亚州的第一个早晨，宋霭龄醒来时发现自己的事情登在梅肯《电讯报》的显著位置上：宋霭龄在赴卫斯理女子学院的途中，被扣留在旧金山港口船上。这位中国姑娘于凌晨零点三十分，在伯克牧师的陪同下抵达梅肯。伯克先生自上海返回美国途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人们不会忘记伯克夫人在归国途中死于横滨。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受阻，等候伯克先生的到来。 宋小姐长于上海，其母是中国基督教徒，其父亲希望她在美国完成学业，使她获得在本国人民中间进行基督教工作的资格。 昨天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格利说：“自幼年起，她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我们的传教士伯克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体假，携带她一起来美，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自然是愿意她能入卫斯理女子学院学习，他的姐妹和外甥女中有许多人是本校毕业生。” 伯克先生致函格利院长，欣然作出了让这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来院学习的安排，并根据院规，预先为她作好了准备。 伯克先生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她不是单身一人横跨大陆来到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颖。 “诚然宋小姐不会勉强与其他女生往来，别人也不会强使她这样去做。”格利院长还说，“她们将享有自由。她们将如何相处，由她们自己酌定。对于她将受到人们和蔼的有礼貌的待遇，我毫无顾虑。” 据格利院长说，宋小姐是卫斯理女子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但人们熟知，先后曾有几名印第安姑娘在该院就读。 格利觉得有必要在宋霭龄报到之前，通过报纸为她辩解一下，这也是出于无奈。格利不勉强白人姑娘与她交往，在自己家里为她开了一个小单间。自次月始，宋霭龄开始学习“预科生”课程。 梅肯市位于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建于1823年，以议员纳撤尔内·梅肯的姓命名。市内林木葱茏，绿荫掩映，幽雅恬静。在内战期间，梅肯曾经是个大武器仓库，以及南方联邦军的金库。然而梅肯并未毁于战乱。当年，数千名叛军伤病员曾在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校舍里得到救护。 当时学校坐落在可以俯视全镇的山丘上，举目四望，周围的松林尽人眼底。学校仅有一幢搂房，属希腊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正面有一排圆柱，好像联邦军队的纠察队员一样守护着这个建筑物。随着校园的不断扩大，后来又增建了其他希腊复兴时代风格的配套建筑。进入本世纪前夕，主楼改建成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项。市政当局认为这种建筑风格的结构，是“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寝室都在顶楼上，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更衣室——每一层楼有一个浴室，里边有浴盆，还有那些瓷制便器。这“都是为了保证学生们能有个舒适、清洁和卫生的环境”。1900年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物，为新增加的75名住宿生提供住处。 这些学生大多是南方殷实家庭的千金，即使不很阔气，也还十分体面。 她们身着带花边的长裙，里面有几层衬裙，头发盘在头顶，形成标致的发髻。虽然宋霭龄抵美时联邦派早已销声敛迹，但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女学生逢到照像时，仍然摆出内战前他们父辈们的姿势。她们的父亲要是看到这些照片，肯定会挺直腰板，以嘶哑的喉音大发感慨。 宋霭龄的倔强性格使她受益非浅。仅几周时间，学院的姑娘们就得出结论，这位矮胖扁脸的中国姑娘并非如同想象的那样，会给她们造成什么威胁。1932年学院的一位校友尤尼斯·汤普生搜集了同学和老师们对她的直接印象。尤尼斯为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撰写了一篇占了一整版的关于宋家少女的专题文章。文中充满了对于天真烂漫的宋氏姐妹的种种古怪而又有趣的感受。 不管用什么尺度衡量，宋霭龄都算得上一名严肃认真的学生，冷漠、超脱，不苟言笑，似乎全校只有她不为衣着细事所动。在全学院的姑娘中，大概只是她确切地知道这一切虚荣矫饰的市价高低，能够毫厘不差地推算出每个学生家长的财产，而且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宋查理有一个谁都愚弄不了的女儿。宋霭龄的同学们把她的冷漠解释为腼腆，而且发现她的这种腼腆能够打消别人的戒心。 格利夫人对宋霭龄关怀备至。宋霭龄受宠若惊，为了报答对她的关怀，她终生爱戴着格利夫妇。宋查理定期给宋霭龄写信，谈上海发生的事件，推荐她应该读的中国历史的书籍。她顺从地研读了他推荐的书。父亲的影响使她的根仍然牢牢地扎在中国的土壤里，虽然为了适应所处的美国环境，外表上有了一些变化。她只穿美国衣服。她积累了大量的美国俚言俗语，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美国英语。不到一年工夫，她剪掉两条辫子，开始把头发从底部向上梳拢成高高的蓬头。 她的打扮使人产生了误会。她的同学记得，有一次，学院的一位教授仔细打量了她一番，然后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听后，宋霭龄非常生气，当着同学的面反驳说，她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中国公民，并以此感到自豪。她对自己在旧金山时受到美国人的不公正待遇，仍然耿耿于怀。（在这次争论时，她忘了声称自己是葡萄牙人了。） 1906年1月，宋霭龄获校方特许去北方旅行。她提出的借口是她的姨父温秉中来到华盛顿。他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随帝国教育考察团来美国的。当时，学校的女生是不能单独旅行的，所以格利让他的夫人同行。在华盛顿，宋霭龄陪她姨父出席白宫招待会，并被介绍给罗斯福总统。总统盛气凌人地问这位16岁的中国姑娘对美国的印象如何。她对总统说：“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可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呢？”接着她三言两语地描述了头年她在旧金山遭受到的冷遇。“如果美国真是那么自由的话，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姑娘拒之国门之外呢？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对待到中国去的客人。美国还算是个自由的国度呢！” 听了她的激动的叙述之后，罗斯福总统为之一怔。他只轻声含糊地说句他很感遗憾，就转身与下一位客人谈话去了。 宋霭龄又和姨父从华盛顿去纽约。在纽约她与父亲相会。宋查理刚刚在达勒姆见过朱利安·卡尔。查理看见站在他面前的女儿已经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女儿现在已是身体强健打扮入时的妙龄女子了。交游活动过后，宋霭龄返回梅肯。 在佐治亚州与宋霭龄年纪相仿的姑娘们大多是见识不广的地方美妞儿，她们轻浮任性，相比之下宋霭龄则强得多。然而她并非是不喜欢热闹的人。在学校剧社里，她与别的学生一道演出取笑学院的剧目。1909年课堂活动计划上就把《校园风云》列为那天的主要节目。《校园风云》是由女子学院的三名高年级学生根据贝蒂·沃尔斯的著作改编的，宋霭龄就是改编主笔之一。那年，在毕业典礼上，宋霭龄朗诵了根据普契尼《蝴蝶夫人》的原歌词改编的话剧。她扮演了《蝴蝶夫人》中的女主角巧巧桑，这是一位贞洁的日本女子，她被初出茅庐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上尉抛弃。为了演出此剧，她写信给父亲，要他邮来足够做一套真正的日本衣服的丝绸面料。 第76章 父亲给她邮来四丈紫红缎子。 学位证书到手后，宋霭龄登上火车去了旧金山，大约25年前她父亲也是这样做的。回到上海后，宋查理在他的虹口书房里给她摆了一张桌子，在山东路印刷厂秘密政治总部又给她摆了一张桌子，于是，她作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润色讲话稿和宣言，为发给他（不管当时他身在何地）的电报编码。这就为宋查理腾出时间，使他能集中精力担负起革命党司库的职责。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宋查理一家也随后来到，暂由孙中山有势力的日本朋友提供住所。后来搬到离东京稍近的地方，在横滨一处海边绝壁之上占了一座楼房，可以俯瞰东京湾，这是外侨上流人士集居的地区。宋查理和孙中山又恢复密谋举事的旧业了。宋霭龄仍然担任孙的秘书。当宋查理将孔祥熙引人家门时，宋霭龄感觉到孔正是她朝思暮想的理想男子。此人身材矮胖，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举止谦恭，但并不引人注目，如说男方缺乏魅力，那么她也是一样。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脱离现实的政治流亡者中，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别人陶醉于种种卤莽冒失的乌托邦计划中，而孔祥熙却与货币息息相关。对宋霭龄来说，理想主义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动力才能烤熟，而用动力却是要付钱的。她对其中的奥妙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才完全搞懂了。使朱利安·卡尔有权有势的，是金钱；使宋查理从一个巡回牧师变成上海商界的实力人物的，也是金钱。 餐桌旁坐着宋夫人、长着一对天真不疑的眼睛的庆龄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良和子安。在查理的左右，分别坐着宋霭龄和孔祥熙。这两个人在金钱问题上同样绝不装腔作势，而全然是触电一样的敏感。 在中国各地的集市或市场上，小摊贩、水果商手里拿着银元，轻轻地相互敲几下，仔细听那撞击的声音，清脆的是银元，生意就成了；声音不对，就是假的，生意就拉倒。从云南到满洲，银元每时每刻都在易手，每天重复千百次这种熟悉动作。今晚，宋查理拿起两块银元轻轻地撞击，果然清脆悦耳，正是财运亨通啊！ 他们在次年春天结婚了。 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横滨大雨滂沱。雨水把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到地面，冲进明沟里，然后又将它们一大片一大片地打着旋儿，顺着雨水流进东京湾，在那银白色的海面上飘浮着。空气里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婚礼开始之前，天色放晴，竟然是一个温和的诗一般的四月天气。霭龄身穿粉红色素短褂、长裙，上面绣着梅花。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上也插着一支同样的传统鲜花。 婚礼仪式是在一座山上的小教堂里举行的。查理一家人都来了。参加仪式的还有孔祥熙的表兄妹和几个朋友。礼毕，宋霭龄换上了一件苹果绿的缎装，上面绣着金色的飞鸟。新婚夫妇乘车来到游览胜地镰仓。孔祥熙仔细观察一簇簇的菘兰花和透过初晴天气的微弱的阳光，说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孔祥熙在日本呆了不到两年，1915年秋回到太谷。这时，他名气大了，满以为起码可在省里混个一官半职。谁知阎锡山并不买他的账。据老人们回忆，在1919年阎曾请孔做过山西省的参议，但并不给他实权。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离晋而去，到外省找出路去了。以后，孔祥熙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开始飞黄腾达起来。他对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经常通过他的铭贤学校搜集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和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在政治上积极钻营的同时，孔祥熙在经济上也努力谋求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孔祥熙曾从阳泉倒贩过一批铁卖给外国人，挣了许多钱（有人说达20万元）。以后，孔就开始筹办他的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1915年秋，孔祥熙先筹组裕华银行，预计资金10万元，但他当时只拿出了5万元给聘来任经理的牛九宜办行。答应第二年春季再交5万。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孔祥熙却又忙着开办样记公司去了。牛九宜对此很不满，便辞职而去。于是，孔只好将裕华银行暂并入祥记公司内，先集中力量办他的祥记公司。这个祥记公司主要是个买办性的商业企业。它主要经销英商的亚细亚煤油、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等。总号设在太谷城内西街（今西大街37号）、总经理是孔的族弟孔祥吉（人称孔老七）。后来，祥记公司的买卖越做越大，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尤其是天津、上海等码头的分公司职权很大，所以太谷的总号慢慢地只成了一个老号。人们大多以为祥记公司的总号在天津，这其实是个误会。 1927年以后，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对自己的裕华银行，自不能不大加整顿一番，于是请进中国银行驻张家口分行的经理温忠保（字象丞）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资本20万元，全行人员增至五六十人，以天津法租界8号路为总行地址，副经理张汉臣兼上海分行经理，太谷分行经理史思德，运城办事处主任程子和。当时经营存放款汇兑等业务，惟上海行虽名义上由天津总行管辖，业务却并不由天津总行领导，而是受宋霭龄直接指挥。裕华银行主要进行下列业务：一、代国民党中央银行销公债。国民党财政部常感财政支绌，唯一弥补之道，即是滥发各种公债，委托“国家”银行兜售推销，裕华银行亦列为委托行之一。其办法是事先接到蒋中央秘密或口头通知，按近两日交易所公债行市平均价格与各银行作价结算，每百元抽手续费两元。因通年票面数字宠大，手续费确系一笔不小数目。如通年能分售1000万元，手续费即能得到20万元。若交易所票面稍涨，则伺机抛售，好处更多。 二、代财政部汇交阎锡山军饷。蒋中央政府每月拨发阎锡山补助军饷50万元，财政部指定山西裕华银行承汇。从表面看来两无贴费，像是代财政部甘尽义务。其实向山西迟解三五天，以月息六七厘计算，每次即得利五六百元，通年亦可得到万元之谱。若遇利息稍涨，或用其它方法抽调，获利更多。但和阎锡山打交道，也不是一帆风顺，若遇银根变化，抽调不灵，阎锡山动辄以“贻误军饷军法从事”相恫吓。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逃往临汾的时候，上海闸北大战正酣，上海无法调拨款项，而阎锡山逼款急如星火，太谷行只得随军往晋西送现款，后来在潼关解交了事。 三、出放国民党财政部贷款。1937年春季国民党财政部以统一公债押借裕华银行贷款1000万元，月息九厘。此项上宋霭龄存进200万元，行中原有100余万，所缺600余万元，是以原公债向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以月息六厘五或七厘转借而来。至“七七”事变后即行收回，约有半年之久，从中获利约14万元。在上海，私人银行向国家银行转抵押借款是一件极普通的事。借上国家银行的款再向国家机关放出，确是一件非常滑稽荒谬的事情。可是只要内幕有人，就能办到。裕华以这种手段获利的操纵人，不是别人，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 四、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上海裕华银行，除了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联系获取特殊利润外，宋霭龄还常常利用国际消息指使买卖美商股票。例如美国可得士航空公司股票，票面美金1元，交易所价格常是美金6元上下；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每股美金100元，价格常是60元上下；固得橡皮公司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20—30元之间；花旗、大同等银行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30元上下。平时价格涨跌幅度不大，若遇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则是朝夕数变。如中日战起，美国航空汽车股价不跌，名银行股票则大跌。宋霭龄消息灵通，随时令行中买进卖出，数年之间，获利颇巨。 五、在上海交易所投机。上海交易所大部是做公债、棉纱、棉花、黄金等买空卖空和实收实交的生意。上海裕华银行在张汉臣经理时期，也不时看风头做投机生意。不过买空卖空任何人也没有十分把握。裕华做此项生意，赚钱自然皆大欢喜，偶尔赔了钱，孔祥熙对张经理即大加斥责说：“我不是要指你们投机发财，代客人（大概是指宋霭龄）买卖未尝不可，行内做此种生意，简直是胡闹。”弄得张汉臣啼笑皆非。后来张迁居饭店养病，不理行事。1936年冬，孔又请来住过裕华的王吉甫以副经理代行经理职务。 裕华银行从1932年至1936年终，全行除一切开支外，净获纯益55万余元之谱。宋霭龄说：“此项纯益是由我动脑筋赚来的，不是由银行经营业务所得，应由我分配。”她先给合记（宋霭龄私人户头）拨出30万，又给庸德堂（孔祥熙户头）拨出20万，其余5万余元由行内同人分红。每人工资1元分到1元2角。 “七七”事变后，上海很快沦为战场，上海行结束业务，除留少数人留守外，职员大部还乡，行址迁到法租界迈尔西爱路根德坊。宋霭龄携行员李延根避居香港。孔祥熙在1937年4月间为参加英皇加冕出国。冬季回国，随蒋中央政府西撤。同时因战事关系，太原、天津两行也停止营业。 蒋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以后，裕华银行运城办事处人员也移转到重庆。当时孔祥熙给了他们法市5万元。令他们仍以裕华名义经营银行业务，维持生活。 第77章 后来孔祥熙鉴于长期抗战，重庆成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了推动裕华业务的向前发展，聘请了铭贤学校教员武渭清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裕华上又冠“山西”二字，资本100万元（内有他本族孔荫堂等资金一部）。重庆为总行，成都为分行，经理先为张杰臣，后为李子珍；西安分行经理前为姬奠川，后为刘德明；兰州办事处主任郭元甫。上海虽是沦陷区，但日军有一年多的时间未侵入租界，上海反而一度畸形繁华，且能与重庆、昆明等地互通电讯。所以孔祥熙电召王吉甫到重庆，嘱将原上海裕华银行改为重庆管辖之分行，因而迁入法租界的上海裕华银行尚做了一年有余的正常银行业务。迨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封锁大后方消息，并下命令凡与后方通气者均以“资敌”论。上海裕华在此情况下，又将业务结束。行员除设法调往后方一部外，只留4人看管财产。1942年秋，日军宪兵队将裕华银行留守的4人，连同账簿、卷宗一齐抓走，押在日军宪兵营监狱中。日军宪兵为向上级邀功，说裕华银行案件很大，关系到孔祥熙的问题，并在日军占领区大肆广播。后经转托中国银行专员杨寿山（杨与日宪兵头目有同学关系）疏通，才将裕华4人释放。4人出狱后，陆续转往重庆。原上海经理王吉甫调至兰州任经理，将兰州办事处改为分行。 1945年日本投降，蒋政府迁回南京，重庆裕华总行改为分行。上海设立总行，在上海四川中路开张营业，大张旗鼓地开展业务，资本未改，营业以汇兑存放为中心。同时成立董事会，孔祥熙为当然董事长。天津英租界旧总行亦改为分行，经理由姬奠川（姬并兼河北省银行经理、国大代表）担任，业务不振，年年亏钱。1947年上海总行召开各分行经理会议，正拟积极扩展业务，并计划在太原、汉口等处设分行，不料蒋军在华北、东北各战场上屡战屡败，法币贬值，形同废纸。各银行都是出款多存款少，多半放弃正常业务从事倒贩黄金、美钞、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各银行如此，裕华银行自不例外。就这样浑水摸鱼，不到三年，全国解放，四大家族之一的上海裕华银行和各地分行先后被人民银行接收，结束了它三十多年的活动。 “哈哈先生”心计险巧1933年10月15日，宋子文与蒋介石商谈为“剿共”再次发行紧急债券一事。事情谈完后二人大吵起来。蒋把最近一次“剿共”惨重损失责任推给宋，他怒气冲天声嘶力竭地怒吼着，假如宋提供了足够的经费，这次“剿共”本来可打赢的。宋张口为己声辩，蒋给了他一记耳光。（这一说法，虽未经当事人任何一方证实，但一般认为是准确的。） 宋子文的脸还火辣辣的，就离开了蒋的办公室。此后，他提出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蒋政府公报以“健康”原因解释他的突然辞职。宋子文对报界发表谈话，嘲笑了他患有“东方病”的报道。他私下透露：“当财政部长跟当蒋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宋子文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这件事，还要归功孔祥熙。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挺曲折。 1933年10月29日，孔祥熙受命接替宋子文，任中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无人当真以为他会有什么圣明之处。孔已五十有二，有些事永远变不了。尽管他采取过戏剧性行动，然而都是向后退的。此后11年中，孔是蒋的御用“国玺”——一枚橡皮图章。孔对蒋唯命是听，还要为夫人宋霭龄帮点小忙。记者斯诺写道：蒋介石显然更喜欢孔博士，他在党内没有威望，也从不公开抗蒋之命。 但是孔博士对现代银行业一窍不通。罗杰士（英格兰银行驻华代表）一次用厌恶的口吻对我说：“他的智力像个12岁小孩子。如果我把和他谈银行业务的谈话录音下来，再放给人们听，谁也不会再把蒋的政府当成一回事了。”另一位美国记者怀特则这样描述当时的孔祥熙：他胖墩墩的，脸皮松弛，下巴垂着一嘟噜肉。。是漫画家一见就乐的对象。。他很和蔼，不喜欢与人吵架，也不喜欢紧张。谁只要微微一笑，或哭诉着什么，就能哄他几乎干什么事都行。他是能说会道的美国推销员最心爱的目标，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被人喜爱，了解他的人，觉得他是那么可爱，都叫他老伯。大家都说孔祥熙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宋子文相形之下，则是彻底西方化了，特别是他那唐突的举止和心直口快的谈吐。《新共和》回顾了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的情形：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部内职员经常处于警惕状态。他们不敢有什么私人约会，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大老板是否会允许他们离开办公室赴约吃一顿午餐。。。他的中国职员想出了一个点子，这样就可以避免挨批：上午他们在办公室内聊天的时候，外面派人放哨；宋子文的汽车一到，那人就马上向大家报告；宋进办公室时，他们已各就其位，忙着算账，头也不抬，招呼也不打。 相比之下，孔祥熙的一班人系由宋家的亲戚好友、帮闲食客组成。王裕震所描写的，孔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极力讨好所有的政客和军阀。”宋子文操满口地道的英语，几乎没有一点中国腔。孔祥熙则喜欢中国老方式，讲中国话。孔是中国内地生长的人。 宋子文管理财政部，像纽约的金融巨头，这使他在西方很吃香——但是在南京却使他树敌很多。孔祥熙则是很随和，耐心和气。不管办法多么笨拙，有多大严重后果，只要能暂时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他都高高兴兴地盖下他的橡皮图章。关于孔祥熙还可以讲很多，但是一提宋庆龄给他姐夫起的绰号或许就够了。当她得知他自诩为孔夫子的嫡系后代，干脆就以“圣人”称呼他了。 直到1927年，孔祥熙主要当蒋家的中间人。他为蒋介石提供了与北方军阀，特别是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内线联系。他似乎是通过那几笔财政交易，把他们拉到蒋的一边的关键人物，从而拱手把北京交给蒋介石。蒋在南京正式建立政权时，孔就被任命为工商实业部长作为酬谢。 孔祥熙任实业部长至1932年，在此期间，他对发展强大的中国经济所作的贡献，可从纺织业困境的例子得出总结。《中国评论》是这样报道的：在老河口，上等棉花每担价值20元，军阀在此地征税每担不下16元。 日本人因享有治外法权，可以避开这些捐税，而到内地采购棉花，不但供他们自己在华使用，而且还供（倒卖）给中国纱厂。在这方面，日本人不仅把棉花卖给中国纱厂为自己的工厂赚来可观的利润，而且为自己搞来廉价原料。假使中国纱厂使用洋棉，每担必须先付14元至15元的棉花进口税。棉花纺成纱后，必须缴纳每包8元5角至11元6角3分的统税才可生产。所以中国纱厂生产成本，比日本纱厂的生产成本每包高22元至26元。 显而易见，中国的厂商急需得到保护，以对付日本的竞争，急需减轻捐税负担。孔祥熙非但不去解决这一问题，却像只青蛙蹲在那里动也不动。宋子文从美国搞来一批价值5000万美元的麦和棉，暂使问题得以缓解。中国的厂商有了一个过得去的机会同日本较量一下。就在此时，财政部长孔祥熙插了一手，他豁免了日本厂商的关税，使他的同胞所取得的全部宝贵收益化为乌有。 1932年春，孔祥熙被命为特使，去学习西方实业组织，“旨在使中国自己的实业现代化。”他的日程包括国外旅行，以及在华盛顿拜会胡佛总统。陪同出访的有孔夫人与15岁的儿子孔令侃。这次是宋霭龄自大学时代以来第一次美国之行。蒋介石的宣传部门尚未完全有效地运转起来掩盖宋家的隐私。关于蒋、宋、孔的一些不可告人的流言蜚语己传到美国人的耳朵里。宋霭龄显然已经发现，她人还未到美国，而她那贪婪的名声却已先传开来了。她想访问卫斯理女子学院，但是想到在老同学面前如何难堪实在受不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校友会刊编辑尤尼思·汤普生在宋霭龄访美期间见过她。据她说：我看见孔夫人落泪，是女人生气流下的真正的泪水。我亲自为她取来阿摩尼亚药水，使她镇静下来。 。。她担心即使在最后一分钟，弄得臭名远扬，她也会受不住。我们答应她绝不大肆张扬，朋友们理解她需要点清静与安宁，有他们的合作，我们可以保证说到做到。她的同学接到通知，从四面八方来到卫斯理学院与她相会。整整两天，除了熟人之外，她谁也没见，只有几小时，把国家公务放在一边。 “熟悉的校园。。和我所热爱的那些人的面孔”使宋蔼龄深为感动，为此她捐赠一万美元奖学金，以资纪念格利法官——她作学生时候的学院院长。 孔祥熙一家人然后乘船赴欧洲，这是他们旅行最重要的一程，他们要参观德国兴旺的兵器工业，孔作了安排，要从德国购买价值2500万美元的武器。当时法西斯主义盛行，而他的连襟蒋介石又是主要倡导者之一，于是孔决定拜访墨索里尼。 宋霭龄先行抵达成尼斯。墨索里尼欢迎人员一行乘坐一艘摆满鲜花的小艇，迎接她乘的船。宋霭龄矜特地说：“太好了，那么大的场面欢迎我，使我感到很不安。”孔祥熙抵意后达成一笔交易，拖欠意大利的2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余额，将用于购买菲亚特制造的飞机。墨索里尼将此事托付给他的英俊的脸庞黝黑的女婿、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具体办理。 第78章 这项协议扩大了意大利对中国早期的空军的援助项目：在洛阳增建一所培训飞行员学校，在南昌增建一座菲亚特飞机总装厂。 孔祥熙在德、意的“成功”并非出乎意料。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方才兴起，需要合适的右翼主顾购买它的军火。在法西斯国家之中，意大利遥遥领先。墨索里尼的权势已经建立，相形之下，希特勒不过是个新手。希特勒访意时，身着不合体裁的衣服，脚穿磨破了底的皮鞋。而此时墨索里尼已把罗马的街道修建一新，清除了贫民窟，使古老的首都恢复了古典的宏伟面貌。 孔样熙一家结束欧洲之行回国后，打耳光这幕戏就排好了。1933年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很重要。孔样熙于1933年4月回国，宋子文刚刚起程，前往欧洲和美国。这下是孔祥熙这只“财老鼠”，趁宋子文这只“猫”不在之机，大逞威风的好机会。 蒋介石采取反共军事行动时，宋子文总是试图压缩蒋的预算。但是当宋暂时不在，蒋就狡猾地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并且命令孔拿出更多的钱来。4个月之后，宋从美国回来，发现蒋的开支超出预算6000万元，这笔钱用于最近一次反共的军事冒险。更有甚者，是姐夫孔祥熙轻易地放过了妹夫蒋介石——正是家族里一个成员利用另一个成员算计了第三个成员。孔使他火冒三丈，蒋口是心非也使他愤慨不已，宋急忙去见蒋。这次交锋发展到轰动一时的互相对骂，终至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只好辞职，孔就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倘若说孔老伯是个傻瓜，那么他也是个狡猾的傻瓜。接替宋的职务对于这位“圣人”是一次高升。但是令人头疼的事也随之而来，换一个较小人物可能会觉气馁。 1933年11月6日孔祥熙上任，作为财政部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全国慷慨解囊资助反共战争，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剿匪”的成功，比预算的平衡更为重要。说过这番话之后，孔的第一棍就摧毁了宋五年中辛辛苦苦制定的财政限制措施。12月16日，孔祥熙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为预算筹款，条件与宋提供的同样优厚。至1934年中，上海几家银行收支能力的三分之一与政府紧紧地拴到一起。这给农村与实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正常情况下，银行贷款用于工农业，现在钱却通过债券形式流到蒋介石及其部队那里去了。简直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比孔的债券更有油水了。银行以银元购买债券，这些银元经由国内金融市场，顺长江而下，直到乌烟瘴气的上海金融港口。把银币储备花在南京债券上，银行在两年当中兴隆发达令人目瞪口呆，而中国的农村却是民不聊生，经济萧条。 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一暂时的乐园乃是富人的天堂。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一段时间被大萧条这条巨蟒缠住，现在巨蟒正在朝上海蠕动。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为偿付被萧条袭击的西方矿业国家，美国开始用白银充实国库，国会规定银价为每盎司50美分。对于上海金融家，这就意味着不用银元购买南京债券，而把白银卖给美国就可净获百分之十的利润。其后果对于中国经济是灾难性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债券销售一蹶不振。 孔祥熙一筹莫展。要保住白银不流出中国，孔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止白银出口。财政部发表通告：“在另行通知之前，禁止外汇交易。”禁令无人理会。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厉的措施。如果白银外流阻止不住，那就征税。1934年10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声明：“鉴于银价上涨与一般商品价格水平失去正常比例，为维护中国经济利益，货币稳定，政府兹决定白银出口一律征收关税，并自10月15日起实行。”其结果是对出口白银征税百分之十，虽然仍有大量白银走私，逃避税收，但是税金缴纳后，其税额使中国价与英美市场提供的银价持平。于是白银停止外流。然而此时上海的白银储备已减少一半。与此同时，孔禁止白银出口使中国货币贬值百分之二十。面临公债券市场急遽缩小，而又急需资金，孔样熙首先向政府经营的中央银行求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将银行对南京债券的投资上限保持在1300万元。1934年，孔将上限提高到1亿7千300万元。孔用政府银行的钱购买政府的债券，购买政府的钞票，向政府提供贷款。蒋介石的金库就这样被孔装满，这简直是财政上的luanlun。 孔祥熙加在白银交易上的百分之十的关税壁垒，使白银交易骤减，但是也使金价相应上升，因为投机者已转到黄金生意方面来了。孔采取措施确保中央银行，作为中国黄金交易的专卖机构，从新的黄金市场中牟取厚利。他还免征银行的白银出口税，以便中央银行能够独家向海外出售大量中国白银，而获高额利润。即使如此，光靠中央银行也难保南京政权的生命。 为了避免破产，南京政权又一次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而且为了将来再出现这种情况，还要想出个法子，使银行界从此就范，一劳永逸。蒋介石认识到，尽管不大甘心，他再次需要中国最好的财政智囊的帮助。他咬了咬活动的假牙，把宋子文找来。蒋煞费苦心地装出一副念念不忘兄弟情谊的姿态，可是达成的这笔交易，却是“直截了当”的无情的买卖安排。 蒋介石有权而无钱，宋子文知道如何搞到钱，但是再也不能容忍蒋。孔祥熙将在蒋、宋之间起联系调解作用，并且作为财政部长，执行蒋的指令。他们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一项协议，宋则继续作他的私人金融家，但随时可为蒋、孔出谋划策。与往常一样，他们三个联姻兄弟将得到杜月笙的幕后支持。杜此时是几家银行的董事，在其他大多数董事会里也有他的爪牙。他们通力合作，就会使上海银行从此服服帖帖，最终收为国有。宋子文将受命控制国有化后的银行。他在这一位置上，将能与孔祥熙在财政部搞得那些古怪名堂相抗衡，并且可以制约蒋在财政方面的过分行动。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上海银行大接管。此次密谋的白脸就由孔担任。其实上海私人银行家们已经把孔看成白脸了。宋躲在幕后，给孔出主意。 首先于1934年7月，南京政府通过储蓄银行法，规定所有银行，将其四分之一的财产，购买公债券或有价证券。这样做法，同蒋派兵到银行，抢掠保险库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别无两样。抗议之声四起。但是抗议无济于事。实施中，南京并未全面强制推行新的储蓄银行法，而是有选择的，带有惩办性地执行。 上海银行公会（由江、浙巨头组成）暗中控制中国所有的银行资产近四分之三，而南京政府直接经营的只有两个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与多少是由蒋个人控制的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尤其是拥有万贯家产，精力充沛的张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张嘉璈是中国银行行长，并且还掌握另一家上海大银行——交通银行。合到一起，有政府新近创办的中央银行三倍之大，相当于所有中国银行全部资金的三分之张嘉璈一生大部分时光致力于银行事业，现在为了挽救他的银行的独立性，他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企图抛出他手中所执有的南京债券。张此举恰好与孔发生顶撞，孔也正要把4000万元的公债券推销给不知内情而又情愿购买的投资者。麻烦生事的张嘉璈必须下台。 孔祥熙毕生头一次谨慎从事。假如大众对这两家银行发行的银行钞票失去信任，那么政府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举将毫无意义。1935年2月28日，在有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蒋坚持主张大接管照常进行。 孔样熙立即发动针对这两家银行的谣言攻势。他与愁眉不展的实业家分别谈话，含沙射影地说，中国所有的麻烦事，都是大银行家们招来的，这就是为何商人得不到贷款，银根紧缩，利率如此高的缘故。他们忧心忡忡，为惨淡的金融前景担忧。孔与宋霭龄自掏腰包，慷慨地款待这些容易上当的上海实业家，并且离间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随声附和，杜月笙也出来帮腔。 3月，银行大资本家杜月笙对上海实业家首领倡议召开一系列会议。杜和孔担保如果能组成包括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的银行团，那么实业界情况就会普遍大为改善，低息贷款随时可得。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这项建议，让别人听后，仿佛觉得这不过是他们个人的梦想。许多银行家都为会议的调子所蒙蔽。 1935年3月23日，南京政府事先未发出警告，就突然宣布政府将立即接管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孔祥熙为此举辩解，他貌似有理地说，有必要加强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可以向实业家提供更多贷款，以战胜萧条。一俟接管完毕，孔就“忘记”为中国实业提供救济贷款的事了。 作为对宋子文参加接管的奖赏，他被任命力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取代了张嘉璈。 由于银价波动过大而使中国经济蒙受损失，所以孔详熙的下一步是决定取消银本位，使政府发行的钞票成为法定货币，即法币。但是仔细考察一下，显然孔样熙是用他控制不了的白银，去交换他可以通过加快印刷而控制的纸币。1935年11月3日颁布法令，要求银行与个人持有的全部白银，在三个月之内兑换为法币。四家银行受权发行新币，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第79章 兑换由货币储备委员会监督执行，委员会以白银储备作担保，以防止发生预料中的通货膨胀。一些受尊敬的银行家，以及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还有著名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杜月笙都是该会的领导成员。 当孔祥熙两次发现国库出现赤字时，孔觉得这次机会实在难得，他要大量发行新币。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之间，全部流通的法币从1亿5千3百万元，猛增到14亿7千7百万元，其中只有半数是以交换纸币的白银作为支持，其余的5亿元以上只是政府制造的，为还债用的一文不值的废纸。1935年财政年度以后几年的准确数字不得而知，因为此后南京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或支出。诚然，以后出现的惊人的通货膨胀的罪责，不能全都推到孔祥熙身上，但是他那滥用钞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无疑是主要因素。南京政府官员，尤其是处于高位的官员，利用孔的经济政策，以及操纵通货膨胀大发私财。中国的大银行现在由一个大家庭（不幸的家庭）经理。在孔祥熙的一连串运作下，杜月笙也成了当时一位十分体面的人物了。 他是许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其中也包括中国银行，真是无孔不入。无怪乎杜月笙自己设在法租界的中汇银行，是1935年之后利润保持稳定的少数几家私人银行之一。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帕克斯·科布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界取得了出人头地的地位，他仍然是黑社会中吃人不吐骨头的魁首。连在商界与他交往甚密的孔祥熙，也得提防着他的势力。在法币改革时期，孔祥熙吸收杜月笙参加了货币储备委员会。英国顾问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反对这项任命，因为他认为杜月笙声名狼藉。孔祥熙承认有这个问题，但对李滋罗斯直言相告，说杜月笙“无疑是个投机家，还是一个流氓头子，但是”，孔祥熙在记录中写道，“在上海有上万人对他唯命是从，他随时都可以制造混乱。” 孔祥熙和李滋罗斯关于财政问题的慎重谈话，是在孔公馆里进行的，当时宋霭龄在场，只因为她是宅第主妇。（这显然是孔家商谈业务的标准程序，因为这使宋霭龄得以利用她偶然听到的谈话。）当这两个人共谋各种可能的货币改革措施时，宋霭龄开始一步步提出她的“建议”。李滋罗斯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人摆布，于是，他愤愤然中断谈话，大步走出了孔公馆。此后发生的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 根据从谈话中所听到的，宋霭龄向杜月笙透露了政府在外汇交易方面即将采取应急措施的内情。杜月笙误解了她提供的情报。他投资不当，亏了本，损失5万英磅，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他不甘蒙受损失，抱怨孔祥熙，要求中央银行给予补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李滋罗斯写道，“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周围有五六个送殡的人。”次日，孔样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最近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在李滋罗斯叙说的从银市转改为纸币的过程中，他又提到财政上的一件怪事。这件事涉及1933年4月成立的农业银行。这家银行纵然不是由蒋介石亲自控制，也与他个人有着密切联系，银行可供他私人使用，俗称“（鸦片）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是收取鸦片税和海洛因税的渠道，受军事委员会首脑蒋介石的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到资金短缺时，这家银行就发行钞票。它的储备情况不受任何形式的审查，当李滋罗斯要求这家银行在受权发行政府的新法市前，应遵循规定接受审查时，蒋介石大发雷霆。无人能要求农业银行公布它的账目。 在孔祥熙搞钱的许多“门道”中，他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是利用垫付美国人在华的支出，刮到了几亿美金。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军事人员源源来华，开始时，他们常把带来的美金现钞从黑市中售出，换取法币开支。其时重庆法币与美金的牌价汇率是二十兑一，后提高为四十兑一，而黑市则已超过一百兑一。其他城市如昆明、成都等地，又有当地的黑市价格。孔看到这一情况，以美国人在华不能从事黑市买卖为理由，建议美国军政人员在华一切支出，由中国政府垫付法币记帐，再由双方政府照牌价汇率结算。话说得好像很冠冕，可是事实上给已经透不过气的人民又加重了一层负担。因为当这个协定成立以后，孔祥熙就可以用滥发钞票的手法来征用人民的物资和劳务，尽情供应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挥霍浪费。随着战局的发展，后来美国要到我国内地修筑战略公路和大规模的飞机场，需要的钱愈来愈多，单就成都附近新津飞机场而言，就动用了民工25万人。 后来由于美金的黑市价格与国民党的官价差距愈来愈远，中美之间因此也发生了矛盾。华盛顿认为如照牌计算，吃亏太大，提出异议。居里来重庆交换战后如何恢复中国的经济和美军反攻阶段在华军事供应等问题时，曾向孔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了在美国召开货币会议的时候才得解决。孔独揽财政大权，尤其对外汇抓紧不放。在重庆时，国民党政府对外汇的申请与批审，表面上公布过一套办法，但是事实上除了蒋介石的支付命令以外，每笔外汇的支付，几乎都要经过孔的批准。他批外汇不讲原则，准驳之间全凭他个人的关系和好恶。有一次，一个留法学生刘羲光，为了印毕业论文，需要几百美金，因为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孔是该校的董事长，刘钻这个空子写信向孔直接申请，署名门生刘羲光。可能孔对“门生”两字发生了好感，孔就批了个“照准”，签了个孔庸之的“之”字。 孔在同僚中通常不开罪于人，他名字的英语缩写是h·h，所以有人称他“哈哈先生”。可是碰到外汇问题，他会一变常态，判若两人。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以战略物资钨砂等出口，博取外汇，该会向行政院要求将所得外汇留下自行支配。谁知孔一见这件公文，声色俱厉，将公文扔在地，把手中笔往桌上一摔，故意放大了嗓门使四座听到，说：“外汇必须集中在中央银行，资委会如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好了，没有留用的必要。”孔祥熙的一个主要手段，是滥发通货。有一次，为了办理公债，行政院审查各种条例中，有几个问题要请示孔，他对秘书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这虽寥寥数语，可以概括他的“理财”思想。抗战八年，人民弄得民穷财尽。而四大家族却发了巨大的国难财。在孔下台前几个月，有一次他的女儿说：“打了八年仗，爸爸为他（指蒋介石）积了十多亿美金，不能说没有功劳。”这句话是孔氏家人对蒋的牢骚不满，也反映了孔是蒋介石的一个忠实的聚敛之臣。 孔祥熙一面为四大家族搜刮，一面又想尽办法，贪污自肥。这里所举的一个事例是他侵吞美金公债的贪污案，其数额之大，手法的猖狂恶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乘机向美国借到一笔5亿美金的巨款，要孔计划如何运用。孔找了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一些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的方案。决定以3亿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1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1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 美金公债在1942年春季由财政部准备就绪，交给中央银行国库局转业务局组织推销，规定照官价汇率交付法币，到期由中央银行兑付美金。这时官价汇率是法币20元合美金1元。开始发行时，社会上不知这笔公债确有准备，买者寥寥，以后宋子文借到美金的消息陆续传开，而且黑市汇率已达到法币100元合美金1元，公债的销路一天天增加，到1943年春天，销售数量将达到5000万美金之巨。某一天，孔祥熙忽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昆找去，关照他从明天起，美金公债停止出售，并通知各地中央银行照办，并且具体指示郭，如果有人询问，可以“业已售完”为理由应付。郭当然遵照办理。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顾翊群及国库局长吕咸等都没有接头，事前毫无所知，纷纷向郭质问，后知是孔的面谕，也无话可说。 过了一个时期，社会上流传中央银行职员利用美金公债停售的机会，朋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舆论哗然。这时又碰上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由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等联名提出质问案。当时孔祥熙本人正代表中国到美国布雷顿森林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不在重庆。参政会的质问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马上找傅斯年等去谈话，并向傅表示，他本人一定尊重参政会的意见，将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不过需要一定时间，要参政会方面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经过这次谈话之后，傅的语调变了，虽然仍旧说此案非求得彻底解决不可，但在参政员间一再强调要仔细调查，不能草率从事。 蒋介石在找傅斯年谈话的同时，即密令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密查本案内情，俞奉命后找公债司司长陈炳章研究，决定派一得力可靠的稽核往中央银行查帐。稽核回来首先向陈炳章汇报检查结果：发现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约5000万左右美金金额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孔祥熙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一个买主，但为数不大，只二三万元美金；所传中央银行职员朋分一点，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另有专分给国库局职员一笔，据业务局长郭景昆和国库局长吕咸说，是为了犒赏行里推销有功人员，一切都是经过孔本人同意办理的。 第80章 但这些停售、朋分、犒赏等等都是孔的面谕，档案中遍查并无孔的片纸只字。陈将这情况一一报告俞鸿钧，俞即关照那个稽核写份书面报告，直接送俞，并说以后此事由他直接处理，之后陈即未再过问。在俞鸿钧向蒋介石复命的同时，忽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的质问案，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监察院公布的检查结果是在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冠冕堂皇地对郭景昆提出弹劾，将郭景昆移送法院扣押法办。至于对利用堂名套购数千万巨额美金的问题，则根本没有触及，而这时孔本人已经大摇大摆地从美国回到重庆了。在当时的情势下，有人很为孔担心，可是他却若无其事。郭景昆被法院逮捕时，请了端木恺律师辩护。孔竟以爱护部下的姿态，经常与端木恺过从，研究怎样为郭开脱。同时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至于在押的郭景昆，经过端木恺的奔走，名义上是郭的辩护律师，实际上是孔委托的代理人，过了几个月就被宣判无罪释放。孔还在范庄设宴，为郭压惊，拉郭坐在上席，频频说：“k·k（郭景昆英文名字的缩写）辛苦了。”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主角和爪牙就这样全都逍遥法外。端木皑后来向好友透露说，孔这人很够交情，在他承办这件案子的过程中，曾陆续送他不少；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来上海，还送他一笔为数不少的安家费。端木恺过去一无所有，到上海后，执行律师业务，排场阔绰，俨然一家富翁。 孔贪污盗窃巨款，何以敢从容不迫到如此程度？他背后势必有一个更有力的靠山在支持他。在重庆时，孔的秘书夏晋熊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以郭景昆的地位，不仅能做宋霭龄的座上客，而且有时也受到宋美龄的单独邀请。当蒋介石要把吕咸撤职，孔祥熙还通过来美龄向蒋介石求情，让他自动离职，以保留面子。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谁是此案的共同策划人，也就不无脉络可寻了。 孔祥熙表面上像个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可是骨子里却拼命抓权，而且时常随心所欲，滥用权力，把国家大事搞成一团糟。他往往埋怨中央银行两个副总裁不管事（一个指挂名不到行的张嘉璈，一个指吃粮不管事的陈行），把工作压在他头上。可是事实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任免一个小职员都要经过他过目、亲批。他把人事大权抓在手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更便于结党营私。财政部人事司长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潘益民是他的多年部下，以精于“相术”博得孔的宠幸。潘在早年时期即说孔是大富大贵相。在中央银行里塞满了孔的山西同乡，其中以大谷铭贤中学学生最吃得开。例如官邸秘书处原有高晓楼，后来孔的另一秘书陈延礼，倚仗孔二小姐之势爬上来，收集了高的贪污材料，向孔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把高撤职，但撤职后，高成天仍在范庄闲荡，哪知过了不久，一跃而做了财政部的人事司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道理很简单，高是铭贤学生又是孔的太谷小同乡关系罢了。孔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暗中分别送钱，用的是山西裕华银行的本票，以装成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当时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经费，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后，各省市预算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是只要走通孔的门路，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当时在范往盛行这种封建时代用的折呈风气），经孔一批，预算可以任意追加，经费也可任意移用。有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求，未得结果。那时该省的财政厅长是由官邸秘书处外放的陈立廷担任，省主席朱绍良又跟蒋介石有多年关系，陈抄近路直接签呈给孔，立即批准。事后，连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都发牢骚说，还要我们这些人何用？ 到了抗战后期，孔祥熙政声狼藉，由内到外，愈来愈臭。美国政府的要人们也对孔连续指责。1944年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和中国政府商谈问题。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居里曾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出了孔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另一次是司徒雷登从北平到重庆，试探孔是否愿意在抗战胜利后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获孔同意答复后，立即打电报向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但美国来电明确对孔拒绝，认为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政声不好，说明华盛顿对孔的印象，确实太坏了。 美国朝野这种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对孔重作考虑，加上参政会揭露美金公债案，弄得满城风雨，民怨愈积俞深。在这种形势下，蒋要再庇护孔，对自己将造成大不利。于是1945年初，走马换将，把当时被华盛顿支持的宋子文放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没过多久又任命俞鸿钧为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据俞透露，蒋曾亲自找他去，要他接任这两个位置，并要他转告孔祥熙，解除一切职务。俞执行这个使命时，着实感到为难，以蒋和孔的关系之深，而要俞鸿钧来传递这一不愉快的消息，显系蒋在部属面前故作态度，也可能是因为俞深知美金公债案内幕的缘故。 第三节宋子文舍官居富接收中最大的贪污集团1945年，宋子文刚正式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便面临着小日本战败后国民党的大接收。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宋子文的第一招就是通令全国，凡是接收的敌伪物资概由行政院统一处理。宋子文以行政院长名义宣布：1。敌伪物资不能化整为零，致受贪污和其他损失；2。复兴伊始，接收为一件大事，必须由行政院统一处理，款项统归国库，既可使法币回笼，也能平抑物价；3。将来要求日本赔偿时，可以按收回数额作为部分根据；4。因此将全国分为四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代行政院接管敌伪产业，分别处理。计一区为沪苏浙赣区，局设上海；二区为河北平津区，局设北平；三区为青鲁豫区，局设青岛；四区为穗粤桂区，局设广州。 这样，一切敌伪工商企业的接收，尽管你抢我夺，但最后的处理却掌握在宋子文的手里。他把接收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之后，就可以择肥而食，把最重要的敌伪产业纳入豪门资本。 宋子文的聚敛手段可谓炉火纯青。比如，他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授意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付清价款，可按估价7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半年内续缴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如此冠冕堂皇的“条例”表面上似乎颇公道，但实际上是一切大的工商企业全被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所取得。他们可以利用压低估价、借款、抵押以及法币的贬值等，不费分文的代价占有许多大企业。 就纺织业而言，当时，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处的纺织工业，成为接收中重要的争夺对象。 在上海，有“棉纱大王”美誉的荣氏家族，想乘机加强他们在上海纺织业中的霸权地位。因此，当国民政府经济部派遣张兹闿为苏浙皖接收特派员到上海接收工厂时，荣家便设法推荐他们的得力助手顾鼎吉参加接收工作，意欲摸清上海日商纱厂的设备状况，准备政府拍卖时，抢先把好厂弄到手。在青岛，抗战前起家于石家庄，武汉的裕大华纺织公司大股东石凤翔、苏汰余、黄师让等也想乘机取得日商在这里的60万锭的纱厂设备，他们特地派遣祝士刚、李庄寿等随政府接收特派员赴青岛接收日本纱厂。 当这些资本家纷纷动手争夺之初，宋子文丝毫不动声色，一俟这些地方的接收工作将进入处理阶段，宋子文突然出动，把全部接收了的纺织工厂一把抢尽。1945年11月成立了由他直接指挥的“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任命朱云章为主任委员，王仰先、李伯升、吴味经等人为委员，把全部接收的纺织业的行政管理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帮人又全是宋记财团的重要角色。 继“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之后，宋子文又成立“中国纺建公司”，以朱云章为总经理，李伯升、吴味经为副总经理，作为全国纺织业的托拉斯，全部垄断了上海及全国各地接收的纺织工业。至此，在接收处理中，纺织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斗争，以宋记官僚资本集团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此外，在矿产、金融、交通等诸方面的接收中，宋子文的资本集团也如法炮制，捞得了最大的好处。因此完全可以肯定他说，宋记官僚资本集团是接收中最大的一个贪污集团。 秘密外交1945年2月间，当德国法西斯即将败亡的时候，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除讨论了击败德国的共同作战行动和战后占领管制等问题外，还秘密通过了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他们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作出了苏联恢复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国际化，外蒙现状不变，千岛群岛交予苏联等协定。 第81章 英、美以牺牲中国主权为条件，换取了苏联在对德作战结束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该密约签订不久，美国便通知国民党政府。当时大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准备一旦大战结束即转而打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却又顾虑到苏联，于是通过美国，作如下秘密协定：国民党承认外蒙古高度自治，外蒙古与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为领导各党派之政府。 国民党政府这项秘密外交的当事人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获悉雅尔塔协定后，立即命令宋子文组织代表团，乘出席联合国首次会议之机，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谈话。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重庆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表示了上述态度。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奉行的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原则。这项原则是罗斯福所反对的。当宋子文等人抵达华盛顿时，适逢罗斯福逝世，杜鲁门上台，于是秘密外交进展顺利。 宋子文从美国回华后，又于1945年6月30日到达苏联。当天下午6时30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晤。苏方参加会晤的除斯、莫二人外，尚有彼得罗夫大使和柏巫洛夫翻译。中方代表除宋子文之外，尚有柏秉常（大使）和胡世泽（外交部次长）。这次会谈仅15分钟。 第二次会谈是在7月2日下午8时至10时半。会谈中各种问题均列出讨论，但多数未得结论，谈蒙古问题时争持最激烈。 第三次会谈于7月7日进行，专门讨论蒙古问题，历时45分钟。 宋子文在第二次谈判后曾向蒋介石请示蒙古问题，蒋介石经过长期考虑后，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保证将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 第三次谈话中，宋子文将此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解释说：“外蒙古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的自主，外蒙古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成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让苏联驻军。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这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古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成立，苏联才可以出兵。这时，离杜鲁门、邱吉尔、斯大林柏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也赞同苏联的条件。在三方的压力下，蒋介石便向宋子文发出指示说：“中国政府令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术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个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下：（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能完整。中东南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外蒙，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外蒙区域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旧地图为准。 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久远而根本之合作。”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即与苏方代表进行第四次谈判。宋子文向苏联代表说明，割弃领土之痛苦与中国牺牲之重大，非有补偿，不能向全国人民交待，并即席译述了蒋介石的指令。苏方代表答复道，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以往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联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即系如此。 然而，这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先是，第二次谈话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至50年，同盟期间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并为国民党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赢余均分。国民政府承认第一点，指定若干码头仓库，租予苏联，并给予免除租税之便利；对于第二点，则以已承认之领土完整的原则拒绝之。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可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缪岛、雷岛不设防。国民党政府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半。理事长华人，铁路长苏人。而国民党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但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而铁路长应为华人。 此外，苏方还提出铁路运兵问题与铁路治安问题，中方答应铁路运兵只限于进攻东北日军时的进兵及撤兵之用，平时旅顺苏军的换防，不能利用铁路。关于铁路治安，中方代表则认为中国警察绝对有能力担负此项责任，苏方亦未坚持。 1945年8月24日，日本投降之后，重庆举行批准联合国宪章签署典礼，蒋介石发表演讲，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全文共6000余字，其中分四节：一是承认外蒙合法独立；二是予西藏高度自治；三是希望泰、越、缅恢复正常关系；四是依外交途径解决九龙香港问题。 蒙古对中国内地国防的作用，有如指臂相连、唇齿相依之势。中国历史上北方边患的事例，充分证明了外蒙古在国防上的重要性。凡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独立，和对东北权益的损害，致使旧条约虽然取消，但新条约依然不平等，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不满和反对。 解放战争胜利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突然后悔起当初的行为，于是推翻了过去的决议案。这就是今天台湾的中国版图包括外蒙古的真相。 忍怒弃职1947年3月1日晨，南京国民党立法院会议场轰动异常。经立法院的一再邀请，行政院长宋子文终于出席报告——这是两年来最精彩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立法委员们以迎接季节更新的心情，等候着宋子文的光临。上午9时许，立法院长孙科，陪同宋子文、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一行人到来。孙科着长袍马褂，宋子文穿着厚重的呢大衣。 出席报告的五位，在面对着全体立法委员的第一排座位坐下。孙科宣布，因请到了宋子文等出席报告，原讨论提案的议程停止，即请宋等报告。 宋子文起立，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首先表示，上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后，他因赴沪督导而未能应邀出席报告，甚感抱歉！继而谈及他就任行政院长以来，曾先后三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现已获准。 说到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形，他首先回顾到1922年就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之职时，所发行的纸币，没有一张不可靠。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在1935年，因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为防止白银出口，政府始采取法市政策，对支持抗战厥功甚伟。不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破坏交通与生产，以致比之对日战争时捐失更大。”财政经济情形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政府为谋补救，也有变卖敌产经营中纺公司等措施。目前的经济紧急方案，为谋平衡收支，行政院将中纺公司及敌产出售，危险或可渡过。今年向美购买1亿7千元的棉花，本年棉花自给者四分之一，现已有美国技术人员前来，预计明年可望自给四分之三，以应急需。最后说：现在每逢物价上涨，大家就骂我，似乎一切都要行政院负责。 宋以为自己对一切已尽力去做，尽管政策可能有错，但良心上可告无愧。当离开行政院之时，他觉得自己的所做所为，对得起国家民族。 宋子文报告完毕，立法委员楼桐荪立即发言：（一）宋院长就职两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出席立法院报告，这证明过去不是行政院与立法院不需要合作，而是合作得不够，缺少和衷共济，忠诚谋国的精神。 （二）许多法规本来没有到紧急措施的时候而不送立法院研究审议就颁行，实在是国家损失。 （三）去夏国家经济情形己危机四伏，当时就很想宋院长来开诚布公的检讨，而宋院长不是在南京公忙，便是到上海去，始终未来。今天由于“黄金潮”的发生，经济真已濒于崩溃，行政院不能不采取经济紧急措施，办法颁行了十多天，宋院长才来报告。 第82章 若是半年前，就从长检讨，早下决心，不是我们妄想和夸口，事实上也许不会糟到如此地步。可惜这只是沉痛的回忆了。 宋院长说他已辞职，这是一种别有滋味的趋势，我们今天就讲今天的话，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是经国防会议通过国府颁布的，似乎非由行政院负责；然而此方案施行多久，希望得到什么效果才算完成，其中不完善的地方施行焉，会不会发生舞弊情事，应当为何设法预防和补充，如果发生相反的效果，这责任由谁负责？宋院长说他政策或许有错，错不错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不过我们看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基本的政策与紧急措施相冲突，而没有一种如何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正当的道路的方法。 楼氏发言至此告一段落，接着他宣布关于黄金美钞的问题，将由张启允委员发言，物价管制问题，将由张九如委员发言，改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将由简贯三委员发言。 楼在发言时，宋院长取下近视眼镜，换上深色的太阳眼镜，仰望着天花板，显示出极不耐烦的表情。而楼的预告节目，似乎有请宋院长少安毋躁之意。继楼而起的是立法委员周一志，他坐在最前排，迫近宋子文，穿着灰大褂，带着棕色粗边框眼镜，从容发言：楼委员预定的询问方式，我不赞成。因为对行政院长不能限于财政经济的询问。接着他讲起昨天在上海有一位朋友问他，明天宋院长是否会到立法院来报告？我告诉他：一定来。这位朋友说：如此你们立法院的地位也和汇率一样地自3350提高到12000了。我告诉他：行政院长应向立法院报告，不但是宋院长，将来就是任何人当行政院长，也应当来的。我对宋院长的感想有四：（一）在广东时代，我们认为国民党有两位财政专家，即是廖仲恺与宋子文。北伐时廖不幸殉难，宋主持行政院，初获好感，今天我以党员地位与宋院长讨论，宋的声望已一落千丈。《大公报》以买办来形容宋院长，宋院长也是总理遗嘱中签字人之一，如何洗刷这个买办之名？ （二）宋院长现在是同时作许多单位的行政院长，如中央银行、中纺公司、行总等。 （三）一切错误都想教共产党负责而不承认人谋不臧，是最要不得的。 回忆总理当年以3000元创办中央银行，全靠当时革命力量。现在政权在手，民治之不进步，不能只怪共产党之破坏。 （四）黄金政策失去了信用，且闻川滇黔实行黄金购粮储蓄券，至今还未归还。此外，关于通货问题，还是作合理整理？还是再发行？这个问题，今天能答复就答复，不能答复我也不勉强。 接着司徒德发言，谓：辞职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政策有错误，一是自己政策行不通。若为前者，其辞职则使国家前途光明。此外，关于（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中之黄金政策，有无错误？（二）金钞黑市不准报纸披露，现在上海有无黑市，是不是“鸵鸟政策”？（三）工人生活指数冻结，致使上海国民党领导的总工会也在请愿，又在规定补助7万3千元总差额以后是否继续补贴？倘物价再涨有何办法？（四）解决银楼业问题，是否要改变此方案？（五）国营事业不加价，如何自给自足？不能自给自足，是否要政府贴补？ 紧跟着是张启元询问：（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直致黄金潮闹得不可收拾始行发出，是否太迟，求金融安定，现在是否安定？（二）。已往抛售黄金，收回法币回笼，现黄金只买不卖，是否又是使法币出笼？出笼之后，游资是否又造成囤积居奇？（三）。银楼黄金规定三个月内卖究，三个月后全国银楼都关门了，数百万工人失业如何办法？（四）。已往黄金自由买卖，人民都为此储蓄，而今存钱的都要买东西，物价困之抬高？（五）。上海黄金检查动员数千人，骚扰人民、流弊太大，引起社会不安。（六）。外汇只得换玻璃丝袜，其正真生产机器为何反少输入？两年前呼吁利用私人国外存款，现在时过景迁；是否有改户事情？（七）自费留学生购买外汇问题，如何补救？（八）进出口办法不经本院通过，实行几天，美方反对又取消，问题经过如何？ 询问至此，有人提议请宋子文先作答复，宋于询问时辗转于座位中，此时起立，以一种无可奈何的音调说：别人说我是买办，但当年收回关税自主，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买办的事吗？我承认自己是经济的行政院长，日夜为经济问题焦虑，没有力量顾及其他政治问题，结果一事无成。错就错了，现在我已是辞职的人，再说话也没有用。遂转身向孙科说：“本人要求退席”，孙未及向全体立委宣布，宋已大步走出会场。全场哑然片刻，但接着就掀起一阵笑声。有人讲：“宋院长如此作风，实已失去行政院长官态度。”立法委员李晋芳则以轻快的声音说：“宋院长先报告辞职，意在造成‘安定’作用，好在在座各位部长并未说要辞职，应请继续询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法院非审判机关，也无法把他提回来，人主既去，尤如人之将死，我们还应继续询问。” 这时立法委员简贯三跳出座位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另有人谓：“立法院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停止询问。” 于是，孙科宣布，请俞鸿钧、王云五两位部长继续答复。 俞鸿钧说：今外汇提高，进出口联锁办法可不必采取。又黄金政策实行数年，最初使法币回笼，平抑物价，以后为稳定物价转之稳定金价，凡此均为因时制宜之举，不许报纸登载黑市消息，系恐过度刺激人心与市场。目前有黑市存在，不容否认。但如谓要根本消灭黑市，则是说外行话。 王云五答复工资问题称：现在许多工人，按生活指数给薪，已超过战前所得。但工资可影响生产成本及于物价，工人生活固值重视，而一般民众生活，政府亦不能忽视。 俞王两位报告毕，立法委员陈顾远、钟天心等便将询问目标转向贝祖诒。贝氏答复，首先宣布关于通货发行，黄金外汇数字，因奉主席命不能发表。继称：香港及沿海走私是大漏洞，贝氏曾与香港当局商讨，已得合理解决，但尚未获伦敦方面批准。贝氏长约一小时的报告，结论是关于政策方面，他只负执行命令的责任。 到了12时40分，报告会才结束。同日下午4时，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翁文灏继任行政院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呈请辞职，由国民党政府特任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 在当时“家天下”的中国，用人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句老话。 中央银行一向是“家天下”的“总夹万”，“经理”既然易手，管“夹万”的“账房先生”——总裁怎能不换人呢？所以作为宋门大将的贝祖诒跟着“tv”（宋子文英文名字的缩写）去职，那是自然的事，更何况贝祖诒与宋子文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 贝祖诒是江苏省吴县人，出身于地主兼买办阶级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横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就是他的哥哥。贝与宋是留美同学，交情很好。 早在1944年，贝祖诒就任职于中国银行，1924年，已经是中行上海分行经理。1935年4月1日，南京政府兼并中行后，由宋子文出任中行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贝则以近水楼台之便，一跃而为总行副总经理，从此时起，他就开始作入幕之宾，成为宋子文的主要助手，其地位仅次于宋汉章。 1939年，宋子文在英美借到一笔稳定的外汇借款之后，贝祖诒即被派任“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委员，并于1942年一度代理中行总经理的职务，这时他已成为国民党政府一等财务官，所以一到宋汉章年老退休以后，他就取其位而代之了。 抗战时，贝祖诒负责处理黑市外汇，很得美国上层人物的欢心。有些狂妄而别有用心的美国人说，当时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国际汇兑，就是指贝祖诒而言的。 他既有中国国际汇兑问题“权威”之誉，因此，宋子文和美国谈判20亿“美援”贷款计划时，他就任谈判代表，成为tv宋手下的第一红人。 1944年12月宋子文当行政院长后，贝祖诒正式接任了执行黄金政策的中央银行总裁。此后，他除了乐此不疲地与宋子文朋比为奸，运用其国际汇兑的“学识”抢了巨额外汇之外，又想在黄金买卖上捞他一笔。他不好自己出面，于是推出詹莲生为代理人。 詹莲生也是江苏吴县人，又是贝家的亲戚，过去当过贝家颜料生意的经纪人。贝祖诒任中国银行沪行经理时，詹就在上海金交易所里与贝暗相勾结，利用中国银行的资力，大作投机生意，赚了大钱，因而在金业方面形成詹的势力。 詹莲生的活动本钱，除了依仗贝祖诒集团外，还有他所控制的“金牛党”。詹以五家（同丰余等三家金号和方九露等二家银楼）金号银楼为基础，控制着当时上海金业公会，并在其中形成一集团（大都是金价波动期间成立的金号，未备案），操纵金价，打击集团以外的黄金买卖，相当嚣张，当时有“金牛党”之称。 当中行抛售黄金的时候，詹莲生就是上海黄金商人与中行进行勾结的总代表。因为：（一）上海金号银楼两业公会会员购买黄金，按规定须填具申请书，由上述五家金号银楼代表转呈批准，然后配发。 第83章 实际上中行只指定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一人包办，这样做当然便于作弊；（二）每天中行黄金价的公布实际上是由贝祖冶的亲信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仁安和詹莲生用电话作决定，暗售的黄金也由詹一人承办分配。这样詹便成为当时中行在抛售黄金的决价、明配、暗售方面的操纵者。 中行库存黄金都是400两一块的金块，出售时要改铸为10两一条的金条，中行给予每条三分的火耗。据詹后来受讯时说：“改铸金条，每条有三分的火耗，每天归同丰余火耗约有240两，其余经手分铸的几家，不过在成色上略微有些好处。”仅此一项，詹每月可吞黄金7200两，一年（1946年3月——1947年2月）可达8万6千两。 中行一年中抛售黄金共为850万两，同丰余包办了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合450万两左右，其中暴利，詹虽不肯明说，但数额之巨可想而知。据保守估计，“利润”以三分计算，总数也达13万5千两以上。 然而，“金牛党”既然每天优先知道黄金牌价，又熟悉中行库存情况，他们岂有不操纵市场金价之理？又岂有不大量吞进中行暗售的黄金之理？。当时有一个在黄金交易所投机失败以致破产的黄金商人，向国民党监察院控诉说：“詹莲生那一年赚了10万条以上的黄金。”换一句话说，他赚了黄金百万两。 对于贝、林、杨、詹贪污集团的罪行，新闻界曾提出下述旁证。 同丰余金号的董事会名单，有两个假名查不出下落，原来就是贝、杨、林的化名，此其一。 这个金号做了这样大的买卖，可是詹莲生说，连一本进出的日记帐目都没有，直到送法院，才弄出一本假帐本，此其二。 监察委员质问上海商业局：“何以同丰余没有经批准立案，经手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为何不加取缔？”该局负责人苦笑着答道：“（贝祖诒）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此其三。 讯问林凤苞时，询以“黄金抛售业务，为什么要委托一个没有批准立案的同丰余老板詹莲生呢？”答称：“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找他负责。”盘问贝祖诒，也是同样的答复，此其四。 监委何汉文讯问詹莲生：“你赚到那么多的黄金哪里去了？”他答道：“赚项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多少金子。”此其五。 1947年2月间，国民党中央银行突然宣布停止抛售黄金，使金价暴涨（如上海的金价在十日内由600万元涨到900万元）黄金控制商大获暴利。对此，国民党监察委员会成立了由四监察委员组成的弹动宋子文案，对其所推行的黄金政策进行调查。 “金牛党”党魁詹莲生自有他的一手。何汉文在上海东方饭店，以迂回不着边际的谈话方式向詹莲生单独讯问了大半天（其余三监委因事回南京），起初詹有恃无恐，毫不在乎，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如何如何，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情形，同丰余金号的业务概况，以及中行和他来往如何如何。及至拿出笔录要他签字，他才感到有些不利。詹离开何的房间时对何说：“我这些都是同何委员私人谈话随便讲的，有些欠妥之处，还要请您包涵包涵！”当天晚上，上海的军统大特务，名人杜某的徒弟王新衡（立法委员），约何汉文到他家里吃饭，饭后他问起讯问詹莲生情形，谈了一通，最后王对何说：“我想以老同学的资格，跟你谈一点知心话。詹莲生这班家伙的确可恶，要办一办。但是官场的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认真。反正今天询问他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如果不把笔录拿出来，或者改一下，开脱开脱，叫他拿出200条金子来。倒也是一件一方二便的好事。今晚本来杜老板想来和你谈谈，觉得有些不便，我的意思可以说是他的意思，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听了这番话后，何汉文颇感为难。他想，正面拒绝罢？杜老板已经给搬出来，得罪了这位老板，可能出毛病。答应罢？一来他当时被一些人恭维成“铁面御吏”，觉得名誉比金条更重要些；二则害怕这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乃至军统故意设下的圈套，不能不加提防。于是，何汉文决定采取敷衍搪塞的办法，因此答复王新衡：“今天讯问，担当笔录的是上海审计处派来的人，和我过去不熟悉，几家晚报又已经把我讯问詹莲生的事，大登特登地发表了。这样一来，恐怕有些不便。不过，请杜先生放心，我总不会把案子弄得太严重就是了。” 第二天，那三位监委恰好回到上海，何与他们商议之后，决定把詹莲生利用金业公会代表的地位操纵上海金市，与同丰余金号非法商号攫取巨额暴利，以及同丰余买卖黄金帐目与中行抛售受主帐目不符，显有情弊等罪名，连同笔录提出检举，送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审判。同时把林凤苞、杨仁安的利用特权勾结贪污部分，也送法院起诉，至于对贝祖诒，那就不敢绳以法律了。起诉结果，詹莲生判了12年徒刑，林、杨各判了7年徒刑。法院院长查良。。是当时国民党司法界有名的“漂亮人物”，他一方面和何汉文等数度商酌，为了顾虑外界的注目，保持国民党司法之“尊严”，立即将詹、林、杨三人判了刑；一方面却又在金条面前屈了膝，以“保外就医”为名，让3人逍遥法外。 何汉文等四名监委要追寻停售黄金令的根源，终于在1947年2月19日壮着胆子打了一个电报，问他们的蒋主席：“。。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电示。” 谁知道，这个电报发出以后，一直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半点回音。2月26日，何汉文等一行由上海回南京，到当时的国民党文官处查询：文书局长许静芝向他们笑笑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罢！” 一看之下，只见电报上批了令人啼笑皆非的12个字“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认为“并无其事”为什么接下去不提“应予追究责任”呢？“事到如今，有何办法”这8个字批下来，是不是想不了了之？ 想来有两种可能，一是蒋介石虽应对这次风潮酿成负主要责任，但他自己既不愿负责，且又要庇护宋子文，只能出此下策，作此劣批。更可能的是，蒋介石事先对封禁售黄金已表示同意，这时耍一点已成为蒋某特点之一的流氓手段，索性来它个不认帐。 拿那份流氓式的批示来应付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当然是不成功的。 可是，如果只把“金牛党”的詹莲生和林凤苞、杨仁安这三个小苍蝇（虽然他们肚子里装藏有不少黄金）送法院判几年徒刑，就此悄悄收场，那在全国人民面前极不好交帐，于监委的面子也太过不去了罢！ 四监委会商议后，决定进一步试向宋子文、贝祖冶正面进攻一番。 首先由何汉文领衔，提出对宋、贝的弹劾案；并且打破过去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交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议，对宋、贝等提出询问。 立法院开会之时，宋子文、贝祖诒都出席报告，当场引起一些人的攻击，直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终于愤然退席，全国舆论为之哗然。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下，先是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尔后又免去了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弹”来“劾”去，宋、贝未曾受到任何形式上的法律处分。不仅如此，蒋介石为了安慰他的可尊敬的内兄，接着就委派他为广东省主席了。 在这次风潮中，最受实惠的是国民党政学系。宋子文垮台后，蒋介石临时担任行政院长，后来此职落到政学派张群手上。此外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副总裁刘攻芸都是政学系人物，他们登台之后，又发行1亿美元的美金公债和3亿元美金库券，进行新的搜刮，而蒋家王朝财政金融的崩溃，也因此而更为加速，最失利派。他们在宋、贝垮台以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因此大唱高调，主张进一步彻查宋系官僚的贪污。在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委员黄字人等纠集派100人提案：“请政府迅速切实惩冶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冶及其部属，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在提案中还指出：“官办商号如一统公司、中国建设公司、杨子建设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 他们这种贼喊捉贼的做法，拆穿了无非是惜此来掩饰自己的原形，并且向继宋上台的政学系示威而已。 事实上，宋子文当时贪污最大的部分，的确在于侵吞中行10亿美元外汇和几十亿美元外汇以及几十亿“美援”军用剩余物资。所以，在国民党中央把全会提案发交监察院执行后，监察院又几次派遣何汉文等网监委“彻查”宋子文外汇贪污案。彻查结果，自然少不了一份调查报告书，并且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然而一弹再弹，宋子文仍然安安稳稳地当他的广东省政府主席，而监察院也只好沉默不问了。 拜命封疆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歼灭了其大量的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84章 到了1947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370万人，其正规部队降为150万人，兵源枯竭，后方空虚。而我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发展到195万人，装备改善，机动兵力已处相对优势，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1947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采取外线作战，把战争由解放区推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突破黄河之险，挺进鲁西南地区，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陈毅、粟裕所率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大岳兵团，先后向外线出击。三路大军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淮河的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攻势作战，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迫使敌人不得不在战略上转入全面防御。在外线进攻的同时，我内线作战各军先后转入了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我军内外线夹攻所构成的战略进攻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堕。为了垂死挣扎，蒋介石妄想进一步出卖华南以换取“美援”。于是在美国主子的授意下，委派“国舅”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 然而由于黄金风潮和经济政策失误遭到刚刚弹劾的宋子文，在国民党幕僚及民众心目中毫无威信可言。为了树立形象，1947年9月18日晨，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上书面报告捐献出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恰好在宋子文捐献1800亿元之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这一接遁而来，先呼后应的事实，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朝野感到“突然”和“惶惑”。《周末观察》周刊，在宋氏捐献时说：“宋氏之捐献，为豪门开放第一声，为‘抛砖引玉’，对今后大小豪门继步尘续捐巨款抱着极大的希望。”直至宋子文任命案公布，新闻界才知自己的“认为”错误。《周末观察》醒悟道：“这不是豪门开放 第一声”，而“该是‘豪门再起第一声’所谓‘抛砖引玉’，也就另有一个解释了。” 为了宋子文这一任命案，国民党行政院竟于9月20日召开一次临时政务会议（那天会中虽然还通过了几条其他议案。但都是不需要召集临时会议讨论的，只不过是宋案的陪衬而已）。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那天行政院长张群一早便飞往东北，会议由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宋的旧部下王云五主持。出席会议的政务委员22人，但有人因不在南京而由副手代表出席的。当宋子文主粤案提出时，会场中引起一度情绪上的骚动，若干人交头接耳，若干人面面相觑，除少数政务委员事先知情，胸有成竹外，其余的对此提案都有点“突然”之感。讨论时，一些“不敢苟同”的政务委员便大唱反对论调，尤其是一些原在宋子文属下担任部会长，吃过宋苦头的政务委员们，如俞飞鹏、张厉生等反对更烈。这种意外的尴尬场面弄得主持人王云五大搔白头。为了终止讨论，王云五只得提出表决。结果以9票对8票的一票之差险而通过。在举上的8只手中，除掉一只是属于民社党的政务委员蒋匀田外，其余7只手都是属于国民党的政务委员。 行政院通过宋子文任命案后，第二天“宋子文主粤政”便成了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但国民党的一些反宋人士，仍有点不太服气，因而在24日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反宋派对行政院通过此案之程序，仍大事评击。依照程序，国民党员出任政府要职时，应该先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但这次行政院并未经过这种方法竟先予任命，然后再请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给反宋派一个大好的攻击机会，故他们在那天的中央政治会议中，硬是不肯追认。张道藩激愤地质问在座的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问此案事前何不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而行政院讨论时，既有党员多人反对，为何不尊重党员的意见？而张厉生则怀疑宋子文虽曾出任过行政院长，但是否是一位胜任的地方官之人才。后来还是有劳当日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孙科，苦口婆心，多方解释，劝大家顾全局面，才平息了这场风浪，勉强追认。不过反对者要求“下不为例”，以后如有类似事件，中央政治会议绝不再予追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但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们却又不肯罢休，他们复向当局提出一个难题。25日，监察院举行座谈会时，谈到了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一事，若干监委认为这是政府忽视监察院的权力。因为宋子文在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期间，监察院对宋在其任内的作为出了一个颇为严密的弹劾案，并请政府将宋氏交付惩戒，现在不但“惩戒”无曾“交付”，反而又任新职了，这在监委们看来，真是政府故意同他们过不去，当然心里怪不舒服。因为他们忙着推举人草拟建议书，呈请当局对宋氏这一任命案重新考虑。然而此一难题，也不过是监委们对当局发泄一点牢骚而已。谁能相信，政府就真的会“重新考虑了？” 本来对于一个省主席的易人，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因为宋子文这一新职，不论在人、事及时间方面，都有点特别，且中央政治会议和监察院对此事已有所叩询，故本来就爱凑热闹的新闻界也就不甘缄默了，报纸社论作家们关于“论宋子文主粤”的皇皇大文，真是琳琅满目，而且见仁见智，各有千秋。 第一篇鸿文，当推南京《中央日报》，该报在宋氏新职任发表的同一天，对行政院的这一任命，大事赞扬一番，它认为宋氏以前曾任等于首相的行政院长，如今愿出任一个地方官，这种不论地位的风度，堪与宋朝寇准以宰相出任知陕州一事先后媲美。 上海《大公报》因为政学系的关系，对此事的评论，虽然不够肉麻，却也捧得够漂亮，它从宋氏主粤是政府准备在各省以文人主政的先声说起，随后说到广东地方如何好，广东情形如何特殊，转弯抹角，最后画龙点睛：“宋子文是一位著名能干的官”，应能服务人民，将广东造成全国的模范。 《中央日报》和《大公报》这一论调，引起其他不少报纸主笔们的火气，他们的不满也就借着所控制之报纸来发泄。南京的“华夏”、“救国”、“南京”及“中华”等报均先后著文，像联合阵线似地对宋子文进行无情的抨击，对“中央”及”大公”两报冷刺热嘲，他们认为：宋子文甫经捐款，即被任为封疆大吏，此意如出于“朝廷”，即是“卖官鬻爵”；如出于宋氏，即是“出钱买官”。若是前者，则政府“纲纪凌替”、“官常不饬”；若是后者，则宋氏“巨款买官于前，焉知不贪巨款于后”。至于以宋氏主粤比喻寇准之出宰陕州，“华夏”、“救国”两报均认为比喻失当，“泾渭莫分”。并引经据典来证明寇、宋之绝不能相提并论，他们认为宋是过去从政毫无成绩的人，政府不应再用。故他们对宋氏此次的重作冯妇，屈尊主粤，认为是一件惶惑、滑稽、感叹和失望的事。 也许新闻界的这些评论有过火之处，但国民党政府将宋子文“大才小用”应该说另有内幕。 首先，华南是蒋介石妄想反共反人民的经济据点。早在1947年3月，广东政府主席罗卓英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与美国潘宜公司老板订立了“接纳美资办法三十条”，允许美国在广东投资经营煤气、煤矿、汽车、造船、肥料、士敏土、玻璃等工业和开港、筑路、修水利等共11个项目。但做为买办，罗卓英的资望不高。于是由美国豢养起来的大买办宋子文，当然是最合适的主粤人选。 其次，当时的粤桂军政大员张发奎、罗卓英、黄旭初等，都拥有雄厚的实力，又非蒋介石的心腹，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蒋氏为防患未然，不得不派一员“心腹大员”去坐镇。宋子文是一位文人，管政治不问军事，与张、罗等人不会发生摩擦。 再次，当时华南走私情形猖獗，而走私技术也“随着时代进步”了。宋子文过去办过税警团缉私总队，这个当年的“总队长”对于缉私一道，可说是他的看家本领。 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正式赴粤就职。2日美国煤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即前来找宋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13日潘宜公司的代表找宋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15日，宋氏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纪泊狄，交换对华南商务意见。 宋子文的“魄力”果然比罗卓英大得多。罗卓英和潘宜公司协定11项经营范围，当时曾被省参议会删去了开港、筑路、水利三项，但宋子文首先从开港、筑路开始和美国资本家谈交易。在罗卓英任广东省主席时，曾想出卖海南岛，但因海南岛闹建省，不敢动弓。宋子文就任后立即打消了海南建省的计议，将海南列入拍卖范围，并于10月27日亲引“行总”的空运大队到海南岛试航，接着美国西南钢铁公司经理拍里希前来和宋谈开采海南铁矿问题，并宣称：如果蒋介石政府给予协助，他立刻可以在海南设立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铁矿厂，并将炼出的铁运往日本。11月16日，宋果然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了。1948年1月翁文灏来穗与宋子文商谈华南工矿问题，并发表声明，决定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并且以“经济合作”为名，将桂、闽、湘、赣、台一并出卖了。 第85章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展迅速，和广东、华南人民英勇的斗争使美蒋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在宋统治广东的15个月中，除修筑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黄埔港、黄埔公路及粤汉路通黄埔的支线外，其他一无所成。宋子文在积极拍卖广东资源的同时，对广东的人民也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掠夺。 首先是扩大其官僚资本在广东的工业独占，残酷地剥削工人，扼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宋子文将手伸到了以前属于广东省府的最大官僚资本企业广东实业公司。为了进一步独占广东工业，扩大和增加了实业公司所属工厂，将原属广东建设厅士敏土厂划归实业公司，并与宋系家族在上海的穗新实业公司合办了第二纺织厂，资金55万美金，原有的厂矿也进行了扩充。但这些资金并非宋子文自掏腰包，绝大部分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拔款。 宋子文扩大工业之目的绝非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扩大其官僚资本对工业的独占，扼杀民族工业的发展。1948年实业公司公布纯利共500万元港币，这当然是大大缩小了的官方数字，当时有人估计，实际数字超过了官方报告10倍以上。 一方面是官僚资本的巨额利润，另一方面是民族工业的奄奄一息，在宋子文统治广东的半年后，广州工业三分之一倒闭，三分之一停工，能继续开工的，也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当时除染织业稍有景气，电池、机器业可以勉强维持外，其余行业都缩小生产，大量裁员，例如较具规模的糖和钢铁工厂，就处于半停工状态。 宋子文在广东另一个剥削人民的手段是垄断粮煤等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资，从中牟取暴利。 宋到广东，先后成立了广东粮食经济委员会（下简称粮经会）、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广东物资调节委员会（下简称资调会）等物资购销的垄断机构（在资调会成立后，前两个委员会成为资调会所属企业）。 粮经会在筹建时，经宋上书申请，蒋介石一次拨款6000亿元，相当于当时中等米90多万担价。至于省内银行贷款，则随要随取。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该会先后借伪法币12660亿元，港币4500元，伪金元券5亿零100万元。该会运用反动政权力量和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在省内外的分支机构代办业务，在省内及湘、桂邻省和越南、泰国先后购进稻谷200万担，到1948年6月，半年内盈利15853亿元（法币），相当于中等米445324市担，到1949年1月共盈利金元券50171余万元，相当中等米62.4808万市担。 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的性质和粮经会相同。该会于1947年11月成立后，国民党中央银行源源贷予巨款，先后达三、四千亿元，1948年4月即贷款2000亿元，约合港币180万元，该会从1947年11到1948年10月，不到一年时间，即从湖南、台湾购进煤16.7483万吨，平均每月1.4万吨；配销13.7633万吨，平均每月约1.1万吨。由于该会控制煤源，任意抬高物价，广州水电厂多次增加水电费，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在资调会的下面除了以上两个企业外，还有粮食增产委员会、工业增产委员会、纱布供销委员会等。独占的商品范围有粮食、花生、食油、肥料、盐、糖、煤、柴、汽油、柴油、润滑油、棉纱、棉花、棉布等重要民生物资。从粮经会及燃煤供销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即可看出，资调会实质上是一个以行政机构为幌子，以公款（国民党的“公”实际上就是四大家族的“私”）为资金来剥削广东人民的垄断企业。 此外，宋子文统治广东时期，运用宋家豪门的巨额资本和所操纵的金融机构，趁1948年国家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机，大炒美钞，套购港汇，操纵了整个广州金融市场，从中大量掠夺广东人民财富。在1948年所谓“币制改革”前夕，宋家就与广东省银行总经理勾结，套购港币3000万元之多。一般金融业者在宋家豪门的巨大资本压力下，不得不走向破产，而广大人民由于金融投机所引起的市场巨大波动，更是损失惨重。 在宋子文统治广东的时候，原来压在广东人民头上的沉重租税剥削更加重了。1948年冬季营业税比上一年秋季提高了5倍以上，据当时税捐处预算，1948年11月份，广州市库收入比10月份增多三、四倍。1948年原征粮数全省是500万担。后因反人民战争的需要，又增加了40万担。从11月开征，至1949年1月征齐，也就是说：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要从广东人民手中掠夺540万担粮食。但据当时估计，1949年广东民食口粮却缺少1400万担。 二号战犯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领导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共历时四个月另十九天，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共歼敌154万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经过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使蒋介石失去了赖以维持的命根子，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使自己免遭战败之辱，战役结束前10天，即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职。接替总统职位的李宗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试图与共产党谈判。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同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我党所列的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名列“榜首”，其次便是宋子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政敌，也宣称他们已掌握宋子文盗用巨额公款的文字记载材料，要求他至少将全部财产的一半交公。 在双方的追捕下，为了逃命，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辞掉了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同他的妻子张乐怡逃往香港。宋在香港开太机场走下飞机，穿着双排纽扣的普通服装，戴着一顶汉堡帽，提着他心爱的手杖。他西服的翻领上挂了两排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的勋章。他的妻子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着貂皮大衣，戴着墨镜，使人看不见她哭肿的双眼。当时的舆论这样评说：“宋子文的面部表情从未这样冷酷无情”。 也许“tv”宋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身为“国舅”，掌握国民党政府财权长达二十多年，有功于“党国”，如今会落到这种地步。 宋子文原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他的父亲在上海做牧师。由于教会的关系，宋子文早年去美国读书，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国后，曾在清末大买办盛宣怀所办的汉冶萍公司做职员，后来又和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等合办一个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亏了本才跑到广东投奔孙中山。1924年至1925年间，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廖仲恺被刺后继任财政厅长。 做为国民党的“理财大家”，蒋介石连年内战，庞大的军费和特务费用，包括收买、分化地方势力的巨大开支，主要靠宋子文筹划。宋子文是怎样给国民党政府搞钱的呢？当然主要是靠借贷和加税两项。 从1927年到抗战开始的10年间，国民党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国库券大小共有32种，最少的500万，最多的5000万、l亿，合计10亿以上，至于外债，仅棉麦借款一项就是5000万美元。 中国的商人愿意和官吏往来，给些小便宜于官吏，甚至贿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获得厚利，但却不愿意借钱给官方。因为政治局势常有变化，人事一有变动，就没有人负责了。如袁世凯筹备帝制时用去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准备金和“九六公债”之类，都未清偿。 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却能发行几亿元的国内公债，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他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维持债信”，即一面按期付息，定期还本，一面又借新债；另一个是“诱以厚利”。为了说明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这里先插人一段黄楚九起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虽与财政无关，但道理却相通的。 黄楚九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他经营的事业除大世界之外，还有日夜银行、日夜交易所、共舞台、中发药房、九福制药厂等等，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财主，上海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滑头大老板”。虽然他病死之后没有几天，日夜银行被挤倒，其他企业也都相继换了主人，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企业家”，正如不能否认宋子文是一个有本领的“理财家”一样。 黄楚九起家时没有钱，便选择了一位有钱的债主（据说是一位富孀），向她借了20元，约定三日内归还，这笔钱黄楚九放在家里没有用，等到第三天就拿去归还，隔了一天黄再向债主借50元，约定第五天归还，到了第四天就去还了，这样慢慢建立起信用，借款的数目就从100元、500元、1000元。 第86章 。增加上去，一直到2万元，黄楚九就用借款盘下了一家艾罗补脑汁制厂。从此他继续扩大事业范围。一面在实业上用厚利吸引投资（除利息比银行大一倍外，还按月赠送出如香水、肥皂之类的礼品）；另外他采取发行礼券等办法吸收资金，又创办了一所日夜银行，利息比别家银行高出半倍、一倍，晚上也开门营业，随时可以取款（那时上海租界有公开赌场，这个夜间营业银行，大大方便了赌徒），因为利息大，手续方便，存款不拘多少，所以很多市民也去日夜银行存款。黄楚九就靠这些办法吸引资金，扩展企业，坐享高额利润，过着奢侈生活。他死后，虽然宣告破产，其家属的生活仍相当富裕。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和黄楚九取得资本是同一作法。宋子文组织了一个“国内公债准备委员会”，办理还本付息事宜，把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都网罗进去当委员，每月应还的本息，先由财政部令国库（中央银行）如数拨足，还多拨一些，以建立“债信”。中央银行的理监事和“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官股董事也大都是上海银钱业的所谓“金融巨头”，如钱新之、徐新公、李馥荪、徐光甫、胡孟嘉、胡笔江、叶扶霄、秦润卿等。他们在官方的金融机构中兼上一个名义，有了发言地位，对债权就多一层保障。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因为公债的利息特别厚。国民党当局发行的公债虽然利息多的只有8厘，比市场的利率低。并且从条例上看，公债发行的折扣从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算，年息8厘的也只到年息8.4厘，和银行的存息差不多，不仅无利，而且还要倒贴开销。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计算，实际上则利息大得很。因为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几乎都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给银行和大钱庄，然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照市价结帐，所以银业所缴的财政部所实收的款子，最高是六折，低的则仅五折，平均约为五五折，这样，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不仅如此，因为还本是实足的，所以实际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种公债，年息8厘，10年还清，市价是六析（按最高价格计算），某银行购进公债100万元，其逐年的利润则是：最初一年利率最小（2分），最后一年则高达8成。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开始时少还本，则每年的平均利率在2分3厘以上，这是一种高利贷。而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和库券。年限少于10年，折扣低于六折的不少，其实利率还要大些。在抗战之前，一般银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8厘到1分（活期仅4厘到6厘），放款则为1分2厘到1分6厘，很少超过1分8厘的，至于高达2分的，那只有银根特别紧的日子，一年只有几天。银行的业务就是赚存款的利息与放款利息的差额，这里计算一下，如某银行吸收存款500万元，平均存息为9厘，全年付出利息45万元，如放款同数，平均利率为1分4厘，全年收入利息70万元，收支相抵毛利25万元。如果该银行一年的开支15万元，则该银行的纯盈余为10万元。如果把这500万元买了公债，则一年的利息收入为115万元，付出存息45万元，毛利为70万元，还可节省开支几万元，因为放款需要调查研究，还有监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较多，而买公债则仅是几张纸，锁在保险箱里，安全无事，只要一两个人注意证券市场动态就行了。就是以开支相等计算，其纯利也为55万元，较放款给工商企业增加利润45万元，利润率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债的利息高到这样，自然金融家就不愿意投资于生产事业了。旧中国经济衰落，生产不发达，当然原因很多，但国民党政府用公债把社会上本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游资吸收了绝大部分，以供内战之用，或充实私囊，变成外国货币，使产业界要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感资金不足，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利用债券作为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取钞票的准备金。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券（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成的钞票。如某银行500万元存款中，用360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通货），132万元照五五折购进公债240万元，即可向“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领取钞票600万元，还多8万元在手另作他用。如果再把这600万元如此运用，以438万元存储硬通货，以160.6万元买进公债292万元，即可领取钞票730万元，连前还余9.4万元。这样翻上三次，500万元的资金就变成了900万元通货。而且上缴的准备金892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以年息8厘计算，一年可收入80.26万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900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207万元两项共287.26万元，比放款给工商企业的利润收入增加4倍，如纯利计算，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以与四大家族相勾结、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能如此做，一则公债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价，只能占四成利息的便宜，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钞票有号码，发票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非有较大靠山不能冒此风险）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是一举两得，即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批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他们承销公债，只怕不叫他们承销。上述情况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不过，公债发得过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当他们的资金大部分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巨头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不得到银钱业的帮助借不到款，现在则是银钱业的命运掌握在财政部长的手中，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行钱庄就有大批要破产，因此不得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公债太多，不能让它贬值。 除了借款，宋子文在加税上也有自己的高招，这就是使有力量反对他的人可以从他的“理财措施”中获得利益，于是化阻力为助力，从而顺利推行他的方案。例如“统税”制，就能说明这个道理。 首先是“卷烟统税”。卷烟抽税，原是江苏省“教育会派”（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为首）为了求得教育经费独立而创办的一种新税。那时江问鱼（恒源）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严家炽任财政厅长，陈陶遗任省长，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引起教职员工的不满。“教育会派”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减少省财支出，省去许多麻烦”为理由，向省府提出开设卷烟统税的申请。由于“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组织，其实力不限于江苏省，也不仅在教育界，所以当局和商人均不敢公开反对，于是这一提案被批准井实行。 那时的卷烟税是一种消费税，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最初估计只能抵充省教育经费的一部分，后来逐年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收归自办，改为产销税，产品出厂缴税后便可销向全国不再收税，所以叫“统税”。它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这两种税虽然多，但都是抵押给外国债权人，所剩无几；而统税则是新税，没有抵押出去，所以是财政部主要经费来源，一切政费、军费开支主要依赖它。统税除卷烟外，还有棉纱、面粉、水泥等。 当时中国境内的卷烟厂，最大的是英美烟公司，其产额超过全部中国商厂的总和，但英美烟公司拒绝缴纳统税，理由是依照不平等条约，他们的纸烟不用交纳税金，中国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增加他们的额外负担。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作护身符，他们不交税，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 宋子文上台后，和英美商人交涉，结果外商同意缴税，还把过去欠缴的补了一部分。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有的报刊评论说：“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成功，而且在外交上也成功了。”而且英美资产阶级以及买办也都很佩服“tv”宋的才能。 宋子文究竟有什么本领办妥这件交涉的呢？说来很简单，就是把原来卷烟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卷烟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按5万支烟（一大箱）确定税额，过去纸烟分五个等级，按级别收税。于是同一级烟的价格相差很大，所以同一级卷烟实际负担的税额极不公平，如300元一箱的烟与400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42.25元。假计一般的税为百分之十二点五，则前者负担为百分之十四点七五；后者则为百分之十一点零五，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点七。宋子文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成二级税制后，更加深了税收的不合理现象，便它更有利于英美烟草公司，帮助他们扩大了市场，并在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甚至独占某地区的市场（如华北）。如当时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龙”。 第87章 华成公司的“美丽牌”与英美烟公司的“白锡包”、“大炮台”，价格相差两、三偌，但每箱所缴的统税却一样。南洋兄弟公司的“大联珠”、华成公司的“金鼠”与英美烟公司的“大英牌”价格相差近一倍，而“金字塔”的价格仅及“大英牌”的三分之一，但上述烟每箱所缴的税都一样，当然对英美烟草公司极为有利，所以他们也就一改过去反对为拥护了。 然而、南洋公司、华成公司与其他出低级烟的小厂相比较还算幸运。那些出低级烟的小厂负担重又无力反抗，只能等待倒闭。 增加税率的时候，也是如此，税率愈高，对英美烟公司有利。按照常规，商人应是反对加税的，但在那样的原则下，大资本家，特别是洋商，不仅不加阻挠，反而首先照办。于是宋子文之流说：“你们看，外国商人都服从中国政府的法令，中国商人如果不顾国家的困难，只图个人利益，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爱国心太薄弱了！”在这个大帽子下，中国商人们不得不乖乖地“共济时难”了。 除卷烟统税外，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32支以下为粗纱，32支以上为细纱。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一般都是32支，而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40支到60支的，价格相差近一倍，而缴税则相等。日商和英商纱厂所出的粗纱，极少在20支以上，而华商纱厂的粗纱，则有10支、8支的，其价格相差不止一倍，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一样。 宋的“统税”制，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愈加税对外商有利，而对华商，尤其是小厂则愈不利。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资本家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子文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办理财政的了。 宋子文就是用这些“才能”，一方面为国民党政府建立“功绩”；另一方面为自己以及主子蒋介石搜括私囊。据统计，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掠入私囊的财富，比国民党政府的同期开支还要多。 1949年5月，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了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美金10亿元的决议案。时隔数天（5月16日），宋子文便由香港乘机飞往曼谷转赴巴黎。 第四节陈立夫漂然远隐蒋介石自析败因“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这是蒋介石自析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到台后，他就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然而，当时海峡彼岸大兵压境，全岛上下一片危机，他要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改造”的事只能先放下。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根“寄生草”。蒋介石看准了这一机遇，迅速发起了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1950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它的“改造委员会”名单，成员有：陈诚、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玉琴、曾虚白、谷凤翔、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等16人。 8月5日，该会正式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央改革委员会，由总裁遴选中央改造委员15人至20人组织之，在本党进行改造期间，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 该委员会上升为权力核心，取代了原“非常委员会”。 “改造”后的国民党，面貌发生了变化。 一、整顿了刚退守台湾时的涣散状态，重建了党的组织系统，58万党员中，约有21万被开除，且从当地吸收了部分党员，从而加强了蒋的控制力量。二、削弱了元老们的力量，收回了他们的军政大权；蒋经国进入了党的核心，“一枝红杏出墙来”。 在大陆时代，中国是“四大家族”统治集团的天下。蒋能驾驭他们，但又受他们的牵制；还有一些离离合合的地方势力，“剪不断，理不乱”。而今来到台湾，水银泻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蒋家王朝”。 陈氏兄弟失势在这次国民党改造运动中，最大的败家要算陈氏二兄弟了。蒋介石一方面要在党务上找替死鬼，一方面要为蒋家天下打基础，于是决定放逐陈立夫。对蒋氏父子而言，陈立夫曾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1947年“党团合并”以后，蒋介石派蒋经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以该校派干部养成所，岂能容他人染指，唆使学生闹风潮，拒蒋经国到任。这段颇具戏剧性的角逐事件，在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的《蒋经国系史话》曾有以下记载：“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xx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球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 （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介石。“蒋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夫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尽管事后陈一再向蒋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从中捣蛋。但此一冒失措施，使蒋经国后来与政大无缘，为小蒋播下了清的复仇种子。造成陈后来不得不乘桴于海，飘然远隐。当时，陈果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已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病八五八书房。但陈立夫却精力颇为旺盛。 这次国民党改造，陈立夫还以为他是国民党的老人，驾轻就熟，在情在理。无论国民党怎样改造，少壮派怎样加入，凭他的历史、地位和渊源，至少一个委员名额不会落空。怎知少壮派一朝得势，便大开杀戒。陈立夫连出任改造评议委员的名字，也险些由于少壮派头目的反对而被老蒋除名。陈在这种苦闷的气氛下，捱不了四周的精神威胁，便请蒋准他离台出国，据说当时老蒋曾为此事，向他作了一番解释，要他顺着时势走，度过国际间的难关。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要他束装就道。行前，陈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难怪陈立夫要发出“剩有忠奸诉与谁”的感叹。 论交往，陈蒋两家可谓渊源流长。论忠心，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可谓是誓死效忠。 1905，蒋介石告别老母，只身到日本。当时他想学军事，然而那时日本军校只接受清廷官派的留学生，蒋介石因此终日赋闲在家，饱受盘缠不够与事业未成的双重煎熬。不料，此时他却凑巧的遇见了正在日本预谋革命的陈英士，自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陈英士（其美）是民国前孙中山手下的“激进派”，他强烈作风与猛锐性格，除了造成他后来被袁世凯暗杀的惨死命运外，也深深地影响了蒋介石以及陈英土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两陈的父亲陈勤士是陈英士的长兄，两陈唤陈英士为二叔）。 陈英士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将他介绍给当时正在日本为革命事业屡遭失败所苦的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为手下没有军事人才而大感苦恼，对陈英士和一心向武的蒋介石大为激赏。由于孙中山的鼓励，导引了蒋介石后来回国进入保定军校。蒋介石和陈英士结识后，两人结为兄弟，彼此以义弟、盟兄相称呼。1911年武昌起义，陈英士在上海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民政总署；蒋闻讯，随即自日本伴同学张群连夜回沪、在革命军中充当一名团长，这是蒋出任军事官职的开始。民国建立后，中国被袁世凯控制，革命党人后悔把打来的天下交给袁世凯，于是策动“二次革命”，结果失败。陈英士于1916年在上海被袁世凯派遣的张宗昌人马暗杀。自此蒋介石失去了依靠，只好投靠孙中山。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虽然召开非常会议，当选了非常大总统，但是因为没有枪杆子，所以处处受到广东军人的要胁。1922年，“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决定要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于是派在陈炯明事件中帮助孙中山逃难有功的蒋介石南下广州，建立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出任校长。 第88章 当时钱与人是两大难题，但在陈英士侄子陈果夫的大力赞助下，两大难题分别迎刃而解。他以家传的商业经营手腕，在上海炒做股票，一举成功，所得款项大部赞助黄埔。同时黄埔前四期学生，亦是陈果夫在上海募得浙江、江苏、安徽的4000人以及华中的3000人。此外，他亦从上海买军火接济黄埔，解决了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1926年，陈果夫弟弟陈立夫自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采矿硕士学位返国，获荐任蒋介石私人机要秘书，蒋、陈从此紧密结合，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于区区五年内即告成功。 1926年北伐开始，革命军势如破竹，此时陈果夫担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为蒋本人）。11月陈立夫返国，两人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集结势力，准备打击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在党内地位皆在蒋之上，蒋介石为了斗倒这些人，便以“反共”的名义在上海进行清党，陈果夫在国民党二届中执会掌握组织大权，在此次清党工作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党期间，国民党左派逼使蒋介石于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出走日本。但是蒋在离开中国前，他预作绸缪，把军校交给了朱绍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党务则交给陈果夫，准备东山再起。当时，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已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结合“青帮”的黑社会武力，对反蒋的左翼分子与国民党人作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蒋介石出走日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老军人李烈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上海的二陈兄弟，即以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召集了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央俱乐部”的组织以资抗衡，这就派的起源。 提派（当时称团），有人说是二陈英文姓氏合在一起的简称，也有人说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iclub简称。实际上中央俱乐部确以两陈代表人物，这两种说法其意义是一样的。 蒋介石到南京复职后，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团” 也在陈果夫的指挥下，继续拥戴蒋介石，为他排除异己，把持中央及各省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及民主人士，造成一场暴戾的白色恐怖派因为和蒋介石反共的路线不谋而合，便在国民党内迅速扫荡异己，建立了自己庞大班底。 为了彻底清除党内左派和维护党员对蒋的效忠，陈果夫决定设立一个国民党自己的党工训练学校。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长，从的势力更为庞大，党内人士争相投，蔚为升官发财最时髦的风尚。 蒋、陈家族最风光的时代，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看成是国民党中除了蒋介石之外的头号人物，两陈除了掌握党权之外，还分别拥有全国大多数银行的主控权，以及全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的领导权，其庞大无比的影响力，在当时几乎无所不为，无所不能。蒋、陈之所以得天下，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蒋缺陈，必难成其霸业；而陈缺蒋，则谈不上后来的大红大紫。 正是因为这种渊源，四大家族中，只有他们陈家追随蒋家到了台湾。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决定“引退”。陈立夫先是力劝蒋死守南京，没想到，蒋却把他痛骂一顿。蒋下野后，他也下了跑到美国的决心。 1948年秋，《世界道德重整会议》在美国召开，陈立夫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出国了。陈在美期间，曾遍访美国朝野首要，与杜鲁门、马歇尔、杜威等人都有频繁的接触，稍后又到英国等地进行考察，一直游滞了三个多月才兴尽而归。 陈立夫回国时，正是张群访问日本结束前后，因此许多敏感人士都强调了陈立夫出国的外交色彩，而把张陈二人比做国民党政府外交阵线上的东西两个触角。其实，张群到日本，是政学系独霸政坛，大红大紫的最初几天，也是他本人遍飞国统区出尽风头的时期，而陈立夫出国则是静悄悄的偃旗息鼓，甚至自上海起飞时，只有潘公展、方治等寥寥的几个人到机场送行，连上海东道主人吴国桢都未露面，可见陈出国时的黯然。 然而，陈立夫在这种低调的情绪中，除了和美国反共派握手言欢外，仍替国民党政府或者说是蒋介石做了相当的事情。 当陈立夫默默地踏进国门的时候，有几桩事情摆在他的面前：即政学系的人正在政治舞台上春风得意，立法院内意见分歧争斗激烈；其兄陈果夫奄奄一息地睡在病榻上。显然，这种情况不是构成他有所作为的环境，所以归国后的陈立夫，看来比出国时更加沉默。他对时局好像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能不出面就不出面，出面做事时，这事一定是“总统”的意志。譬如陈刚到上海，听说南京立法院内正有小小的风波，以陈顾远为首的太子派连遭打击，甚至连孙科也露出倦动之意。于是，陈立夫特意在上海多住两天，没有参加立法院集会，以避瓜田李下之嫌。此后，国民党为了推行所谓的总体战，决定党政军统一指挥，湖南与河北的省党部主任委员都由省主席兼任，党政合并实际上是取消党部。这个现实的做法，对陈立夫不能说不是打击，然而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好像无动于衷，从种种角度看，归国后陈立夫是处于“隐居”地位，换句话说，以陈立夫为代表集团，当时不能说是穷困潦倒，但说他们“静以待动”至少不过份。 同样地，在立法院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传说陈立夫在立法院中拥有350到400个席位，但从逐日的集会中，看不出他有多少集体的力量。因为当时立法院中个人主义笼罩一切，谁也不服谁，任何方面的人只要能出头，就必然受到打击集团的人，自也不想在这种局面中有所作为，因为说政府好话不会得到舆论的好感；放大炮者遭人忌尚是小事，还会牵扯到政治纠纷，替自己找麻烦。于是，与陈立夫相同的作风，便渐渐传染派的每一成员。在立法院集会中，除程天放、张道藩、肖铮等常说几句话外，很少看到陈派其他立委有任何活动。 国民党完成“改造” 1952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和《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大会检讨了国民党存在的弊病：党的组织松懈，精神涣散，党纪废弛，党德沦丧，若干党的决议未能贯彻实施，遂致革命功败垂成，国家几于覆灭！现本党改造重建，前途日见光明，本大会全体同志于痛定思痛。。固应益加反省，对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当永志不忘。 这该是实践王阳明“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的“知行合一”学说吧！难怪把蒋介石要把草山更名为“阳明山”，看来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了。 大会通过了“反攻大陆”的决议，即：向中共进行心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作战。“反攻大陆”的确是蒋的本心，也代表了部分人的意愿。他希望美国全力支持，但也感到不可能，便只要求“精神上支持便够”；他宣传中共是苏联的工具，但又多次说，反攻大陆时，“俄不会出兵”。 大会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选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委，郑介民等16人候补。在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陈诚、张道藩、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蒋经国等10人当选为中常委，张其昀为秘书长。 新的中常委的产生，标志国民党“改造”的完成。 原来的元老及文武要员怎样处置呢？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历史上有“得天下”以后“诛功臣”的古今经验，似乎还没有“失天下”以后如何对待他们的借鉴，蒋的创造是设“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和”战略顾问”等闲职。 ——是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由吴稚辉、于右任、何应钦、钮永建、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48人组成，名位甚高，实权无有，敬之以礼。”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古人已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 二是实行军官假退除役制度，公布的假退出役人员名单有：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永昌；二级上将：何键、林蔚、朱绍良、杨爱源；中将加上将衔：孙震、杨森、李品仙、罗卓英、钱大钧、刘士毅；中将加上将待遇：秦德纯，俞济时；中将：陈继承、周垒、韩德勤、万耀煌、熊斌、徐庭瑶、谷正伦、贺国光、刘汝明；。。中将计37人，少将80人；此外还有大批上校、中校和少校。 台湾官多兵少，这些将校们不宜再掌兵权了。 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遭到蒋介石的贬逐。有的因为与蒋有宿怨，如白崇禧在台湾如同软禁，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之职时，白崇禧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票，以表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处境，叫台湾同仁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何应钦到台湾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到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 第89章 还有一些被称为“私蓄较丰而意志薄弱”的党国要人抱失败主义，将台湾视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纷纷逃往海外，他们“自己放逐自己”，不属蒋”总统”所排挤之列，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港。 危殆中的台湾，终于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获得了喘息和“改造”的机会，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美国军队打过鸭绿江，以便他们反攻大陆。 可是，朝鲜战争整整打了3年，最后还是在原来的南北朝鲜分界“三八线”附近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的企望又落空了。 第五节东山岛之战蔡斯提议袭击东山岛这是1953年6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正闷郁不堪，忽报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求见。 刚刚入坐，这个趾高气扬的客人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几年以来，我们双方朝夕操练，海陆空三军并用，以敌前登陆为目标的训练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孙司令要我去看过，我也满意，希望总统也去看看，准备出击。”在平时，对美国有关“反攻大陆”的一言半句，蒋介石都万分激动，而眼下，韩战败得惨，自己的部队不但没有派上用场，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而美方还要按照几年前的计划“反攻小岛”，蒋介石已吊不起什么胃口，但也不能表示不干，当下陪笑道：“我想起来了，团长的意思是，要我们这支苦练了几年的精兵，按照预定计划，出击挨着广东的福建东山岛？” 蔡斯道：“对对，是时候了！” 蒋介石一怔道：“怎么是时候了？你们在韩战场不好好地打，这6天之中，对方来了个反击，就解决了联合国26000人。李大统领4个多精锐师给击溃，对方阵地向前推进了好几公里，连战斗机都来不及起飞就给拿走，你们不但不加把劲支持李大统领的反对停战，反而还要与共党继续停战谈判。”蒋介石摇摇头道：“我对你们的做法实在不乐观。” 蔡斯冷笑道：“你说得对，可是你也忘了，突袭东山岛的计划，正是你们订下来的，也是你们要我们顾问团负全责供应装备、训练进攻的，老实说，这种帮助完全为了你们打算。请问：突击一下有什么用呢？特别是那个小岛，你要我们美国海军去守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赞成，因为这一来可以使自由中国的威信提高起来，可以使共产党顾此失彼。特别是今天，你既然明白我们在韩战场非常不利，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突击东山岛的胜利，以呼应韩国战线，来振奋联合国声成，并且削弱共军对韩战场的支援呢？”经蔡斯一说，蒋介石心里也跃跃欲试，企图为自己争回哪怕芝麻般大的“面子”，于是就顺水推舟道：“也好，既然团长这样有兴趣，我们自当按照计划办事。不过有言在先，第一，希望你们支持；第二，一旦登陆，最好占领，这一点就必须你们派出舰队，否则或许有变。” 蔡斯笑道：“第一点好办，这次出击的部队，从头到脚，从降落伞到运输舰，无一不是我们美国的东西。” 蒋介石插嘴道：“希望你们不但要派顾问去，并且希望多派几位去，因为我们没有陆海空三军敌前登陆和立体作战的经验，此外还希望派去的顾问在宫衔上要高些，这样可以鼓励士气。” 蔡斯在心头骂道：“这分明是要拖美国落水嘛，你这老狐狸！”嘴上却说：“顾问是一定要派的，而且人数也一定比前几次小规模的突击要多，因为突击东山岛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至于占领与否，要看具体情况，原则上恐怕还是不占领为妙。你大胜而归，声威不小，你给他撵走，就前功尽弃了。” 蒋介石道：“那么，舰队。。” 蔡斯笑道：“第七舰队当然是防卫台湾的，要它出动，还得问问白宫。” 蒋军将领认为袭击必胜送走蔡斯之后，蒋介石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众将领都认为这番出击，没有理由失败，因为东山岛上并无正规军防守，而且孤立海中，来个突然袭击，对方必定措手不及。于是，个个摩拳擦掌，仿佛不战也能“攻克”。 受此气氛感染，蒋介石也颇为兴奋，道：“我们来到台湾，已经五个年头，再不显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我们也太对不起‘南朝王师’的大陆同胞了！我们一到东山岛，岛上老百姓一定盛情欢迎，风声远播，那么我们反攻大陆便更有望了。而且联合国军正在前线受挫，我们这次胜利，定必大收鼓励士气之效。”说到这里，蒋介石仿佛看到了清天白日旗已插上东山岛：“你们凯旋回来，美国的贺电也跟着就到！你们别忘记我们在南韩争取战俘归来，目前因难重重。虽然三方面合作，把不肯来台的共产党打死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不希望把一万多人都弄死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东山岛大捷，这批战俘便很可能到台湾来了。总而言之，这一次你们出击的意义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定个日子出发吧！” 经研究，会议将袭击日子定在7月16日，出发地点包括金门、左营等地；计划海路动用兵力一万余人；另遣200余名伞兵助战。 出发前空军侦察报告：“东山岛上有部队”，但美、蒋双方研究结果，认为共产党忙于抗美援朝，区区小岛，不可能驻有重兵；攻其不备，必操胜券。再说，这番出击动用了飞机，军舰、伞兵。。必获全胜，于是按照原定计划汇合，乘着明月将圆，视野辽阔，纷纷准备登机下船。 空降部队首次参成7月16日凌晨，200多名伞兵在台湾新竹机场集合待发。机场上，一位美国军事顾问正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地对他们训话：“你们是精锐之中的精锐。再过两小时，你们脚下便是东山岛的土地，便是共产党的土地，你们英勇地降落之时，便是共产党溃败的开始！ “记得在空降训练之初，我们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你们大规模的空降；另一方面是特殊训练，个别的或者是三三两两地空降，但两者的目标相同：大陆！想当年你们中间有跌破头的，有跌断手的，甚至还有好几名牺牲了的。可是你们便是最好的证据：自由中国是可能建立空降部队，这使我们美国朋友十分兴奋，同时对推翻北平，也增加了信心。 “为什么我们要出击东山岛，我想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众多理由之中有一点：就是为了给韩国战场获以鼓励！我们攻占了东山岛，意义重大，等于在韩战场打了个大胜仗——不，超过了在韩国打个大胜仗！ “现在，你们该检查一下全身的东西，像我们著名的球队出赛那样，希望你们的心情不必紧张，要把周身的细胞都松弛下来，直到跳离机舱之前，才把精神集中起来，并且运用你们的智慧和武器！” 最后，那位军事顾问得意忘形地说：“这是反攻大陆的第一天，也是伞兵出动获得胜利的第一天。预祝你们胜利，我们等在机场上欢迎你们胜利归来！。。” 伞兵总队长顾保裕也要求部队“不成功，便成仁”。 4时整，16架军用运输机在新竹起飞，直飞位于西南方向的东山岛。 这批伞兵被认为是蒋介石的“血本”。他们都经过美军长期的精心训练，从头到脚都是美国装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抗日战争时就开始受伞兵训练，有的已经是10年以上的“老兵”了。这次窜犯东山岛前，策划者首先在伞兵内部苦心拼凑，然后又把他们集中起来专门训练。据后来被俘的国民党伞兵中尉分队长张永春和少尉分队长张建民说：“在窜犯东山岛前，美国在台湾的所谓军事顾问团人员就紧张起来，给伞兵‘紧急授课’，传授所谓爆破术和美式通讯器材的使用法。7月1日，伞兵就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下进行了‘沙盘演习’，7月8日又在台湾八德飞机场举行‘菱形岛’（东山岛如菱形）降落大演习，演习时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和蒋军空军司令王叔铭都在场打气。” 胡琏指挥万人抢滩在伞兵出动的前一天，7月15日21时，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上将司令长官胡琏，率领45师（欠133团2个营）、18师53团和海匪1、2突击大队等部计万余人，分乘舰艇13艘，由金门启航驶向外海。 胡琏是1949年10月底人民解放军攻打金门岛失利后发了官运的国民党陆军上将。在国民党军界，他虽被讥为“匹夫”，但金门岛一战后，他几乎比任何一位国民党军星都耀眼夺目。所以，突袭东山岛这一国民党军的“反攻大陆前哨战”就由胡琏来指挥了。 胡琏久经战阵，小心谨慎。他认为位于泉州的解放军要增援东山岛至少需要3天，其间最关键的又是漳州附近被国民党飞机炸毁的九龙江大桥，因为在泉州到东山岛270公里的道路上，九龙江大桥地扼要冲，此桥未复，泉州援兵便不能南下东山；援兵不到，他便有3日内拿下东山的把握。 7月14日中午，他在得到空军关于九龙江大桥仍未修复的报告后命令开始行动。 夜色中，舰队在悄悄地航行。指挥舰上，美国顾问不可一世。他双手撑腰，立在舰桥上训话道：“再过几十分钟，我们就不可能说话、亮灯，发出不该有的声音了。 “当天明之后，当我们展开拂晓攻击的同时，我们的空降部队会及时来到，当我们海陆空三军的立体战斗、敌前登陆成功时，东山岛上便会飘扬着我们自由中国的旗帜。 第90章 我把摄影能手带来了，希望他在诸位努力作战的时刻，可以拍摄到很多沙龙！” 听完训话，士兵们且有另一种预感，有人说：“东山岛上没有守军，这个消息值得怀疑；后来有人说侦察机发现了部队，我们又该怎样调整火力？”一个连长道：“管他妈的，反正东山岛一点儿大，我们可有万把人登陆，怕什么？” 另一个排长说：“话虽这样讲，可是共产党的民兵很有几下，我们也不能不防。” 连长道：“没什么，咱们也好久没动了，也该出来活动活动，开开洋荤啦！” 那万把人偷偷摸摸来到东山岛前，按照预定计划，要在月亮下去之前，不但建立滩头阵地，抑且要占领制高点。 16日4时40分，从台湾起飞的运输机和歼击机掠过胡琏编队上空。此时，登陆部队也已换乘完毕，胡琏命令部队抢滩。 海防部队进入战斗准备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岛，面积为165平方公里，人口约83000，是闽南的海上屏障。驻守东山岛的是解放军公安80团两个营（欠1个连）。 国民党军在金门的异常动向为当时设在上海的华东军区指挥机关获悉。7月15日23时，华东军区通报：金门匪首胡琏亲率正规军4个团、海匪4个大队，在海空军配合下，于15日晚9时自金门出发。 福建军区首长判断，敌若往北，可能突袭南日岛、平潭岛，往南则可能突袭东山岛，因为它们距金门均约150公里左右，正好是一夜航程。其中敌最可能攻击的是东山岛，其次是平潭、大嶝及厦门岛。 16日1时，福建军区首长决心：如果敌进犯平潭、南日、大嶝、厦门，驻军坚守，后续驰援；如果敌进犯东山，守岛部队则在抗击后撤离，因为东山岛面积大而兵力太少。福建军区首长对东山岛守军特别指出：留1个精干营进行机动防御，非战斗人员在拂晓前掩护东山县党政人员转移出岛，守岛部队如遭敌优势兵力进攻，可相机转移。 16日4时50分，我东山岛驻军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正根据上级命令组织撤离，忽然接到敌在岛北八尺门渡口附近上空空降的报告，游团长立即命令该地的水兵1连，坚决守住渡口，他将立即派兵增援。话音刚落，又报敌在岛南的亲营登陆，有千人之众。游梅耀略作思忖，知道来者不善，因为敌动用伞兵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敌伞兵封闭了八尺门渡口，按原计划撤离东山已不可能，岛上人员只有坚守待援，于是他命令位于八尺门渡口对面的陈岱的团后勤派兵渡海南来，支援水兵连打敌伞兵，这一招起了重要作用。上级同意游团长坚守待援的决心，并命令就近的272团驰援东山，命令泉州附近的82师等部火速增援。中央军委也命令广东军区的122师急速东进，配合作战。 伞兵降落后林村在我军各级指挥所文电往来，调兵遣将之际，东山岛上已是一片火海。 4时45分，正准备撤离的水兵一连官兵大部已上船，岸上只有连长和6名水兵，当发现敌伞兵在后林村西山降落时，他一边命令岸上水兵返回仓库拿机枪，一边向游梅耀团长报告情况，并派人把上船的士兵叫下来。 三五分钟后，水兵连7人手中的4挺机枪一齐对空开火，敌机队形被打乱，跳伞高度也从200米上升到1000米，降落次序混乱，有的掉落海中。6时许，后林村的民兵也加入作战，他们一起依托300多年前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倭寇时构筑的古寨断垣，寸土必争，与敌伞兵展开血战。 8时许，公安80团后勤派来的1个排在八尺门渡口登陆，与水兵连一起作战，控制着渡口。 敌伞兵本来信心不足，经我军一阵打，就更加慌张了。据被俘的伞兵中尉分队长张永春说：“解放军的对空射击火力真猛，打得飞机不敢低飞，有的飞到两三千公尺以上的高空就慌慌张张地把伞兵丢下了。我领跳的时候就觉得事情不妙。”敌伞兵一大队重兵器中队二分队中士副班长邱新林慌得着地时连基本动作都忘记了，一下子就扑跌在地上，上胸受伤。我军俘虏他后，马上把他送进医院进行紧急治疗。他说：“我在跳伞时就知道凶多吉少，但想到不跳下来回去也是给枪毙，只得闭着眼睛朝下跳了。” 在我军炽烈而有组织的火力射击下，有的伞兵没有碰到东山岛的一块地皮，就在半空中断了气，变成“空中僵尸”摔到地上，有的带着伤跌落下来。侥幸不死的蒋军伞兵乱七八糟地降落在岛上后林一带山区。他们还没有站住脚，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民兵和人民群众就立即向他们展齐了严密的围剿。 登陆部队进展困难胡琏部队登陆不久，伴随着一阵军号，守军枪声四起，将那匍匐行进之际，辛辛苦苦进得几尺的蒋军，一下子逼退回沙滩。 眼看就要下海。美国顾问当下要他们集中兵力，夺取高地，同时利用东山岛四周是海特点，避实就虚，改变目标，硬攻强占。 接下的情况，使美国顾问不禁烦闷。他拿着望远镜，立在舰桥上遥望战场，队伍虽然是登了岸，但伤亡惨重，没法登上山顶。 “怎么搞的？”美国佬问舰长道：“这样打法，还谈什么反攻大陆？” 那舰长道：“不过据我所看到的，今天这一仗如果说他们打得不卖力，那真是不公平了。” 美国佬喃喃地骂道：“我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我们的工作是要你们登陆成功！”他皱眉：“你瞧，整个小岛还有多大？天不亮就登陆，狗娘养的到此刻还没有结果。” 那舰长又急又气，回答道：“你瞧那个方向，仰攻，侧攻，空中扫射，实在打得很惨，我们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美国佬狠狠地说：“我总怀疑你们的战斗意志。” 舰长道：“这次实在不能怪我们了，人都是百里挑一挑出来的，个个生龙活虎，武器配备都是你们最好的，此外还有伞兵和舰艇，今天如果不能得手，那真是不可思议。”他满有把握地说：“我想你不必着急，再过一会，就可以看见山顶飘扬起青天白日旗帜。” 那美国佬还没开腔，惊天动地一声响，一艘小型登陆艇已遭击中，爆炸起火，迅速翻沉；美国顾问顿脚道：“脓包哪！脓包，怎么搞的！怎么搞的！”那舰长一听，心都寒了。正待说些什么，空中又一声爆炸，一架战斗机也遭击中，爆裂开花，两个火头向山上垂直坠落，把那舰长看得呆了。 美国佬狠狠地说：“这不行，得赶快想办法，把第二线开上去！”舰长当下传达命令，第二线兵力接着涉水上岸，匍匐行进没有几步，又给炽烈的火力压了回来。 蒋介石坐等“胜利”消息二股部队出动后，国民党设在上林的电讯总站便开始忙碌，工作人员里里外外，跳出跳进，紧张等待东山岛登陆消息。 蒋介石在黎明前稀里糊涂醒来，问：“登上东山岛了没有？”手下告诉他：“刚才来电报，说东山岛已经在望，他们都准备好了。” 蒋介石没法再睡，干脆起床在厅中守候。蔡斯、蒋经国等人早已凑在一起，有的吸烟，一支接一支；有人喝咖啡，一杯接一杯。。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所听到的战情报告，不是：“战况激烈，伞兵也已投入战场，收获极大。”就是：“这一次把他们杀了个措手不及，我们一上去就占便宜。” 消息无一不对自己有利，可是时已过午，还接不到占领东山岛消息，蒋介石开始忧心忡忡了。 蒋经国安慰道：“一定是因为我们侦察机去了几次，引起他们注意，临时增加了兵力，因此延长了我们攻占的时间。” 蒋介石心头老大一个疙瘩，绕室徘徊，感到花了这么大“本钱”竟不能当场见效，迷惘忧急，不可思议。 “前线指挥部”来的报告，仍然对攻方有利，可是时已入晚，还不闻占领东山岛消息。蒋介石面对那幅沿海地图，眼见东山岛在上面只是一点儿大，但出动一万多人，海陆空三军“立体攻击”竟然毫无办法，而且飞机已经毁了两架，小型登陆艇也已沉了3艘，伤亡数字虽未报来，但估计不会太少。如果真的大败而归，那今后在美国人面前更是无法抬头。 蒋经国的情况比他还窘，因为蔡斯就坐在他的身边，每一道电报，每一个字，他都极端重视，不是说：“怎么回事？”就是说：“得想办法。”把蒋经国窘得无法回答。蔡斯忽地叹道：“瞧模样，那些伞兵都完了！” 孙立人道，“不至于吧？” 蔡斯道：“如果伞兵还在作战，怎会到此刻还没登下山头？伞兵当然降落山头，不可能降落海里的。” 接下来没人愿意多说一句话。只听蔡斯哇啦哇啦，吹二次大战时美国兵的登陆与作战，统帅如何了得，将领如何机智，部队如何勇敢，战斗如何激烈，无一不反衬了蒋介石的无能，以及美国最新配备放在蒋军身上是如何“可惜”。 蒋经国悄悄地命电台给东山前线发了个急电：限即刻到，x密。东山岛之战关系国际视听，务盼协力以赴，于黎明前予以攻占。 中正那前敌指挥接到电报，真是万念俱灰，不知如何是好。拂晓突袭竟未得手，已经凶多吉少了；整整一天毫无成就，意味着这一仗只得准备开溜；夜间对方生龙活虎，能不被歼灭已属万幸，如今竟要他们在黎明前占领，岂非笑话？ 战斗英雄黄飞龙早晨的雾还没有消散，从海面上传来马达声。 第91章 突然一颗一颗蓝色的白色的信号弹，透过薄雾，指向天空，敌人的坦克爬上来了，敌机在天空掠过，敌人的大炮盲目地轰击着。 “同志们，沉着地打，争取为人民立功。”这简短有力的话，是守岛部队6连狙击排火力班副班长黄飞龙在动员战友们。 大约有一个排敌兵爬上来了，标尺1500公尺，1300公尺，1200公尺。。敌人已落在我军的火力网中了，“打，狠狠地打！”黄飞龙立即下达射击命令。 重机枪吐出愤怒的火舌，敌人成批地倒下去了，滚下去了，敌人被打退了。 敌人恼羞成怒，又拼凑更猛烈的火力，向我阻击班轰击。他们以一个连的兵力，继续向我军阵地运动，敌临近我军阵地时，重机枪又开火了，敌人又被迫退了下去。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重机枪猛烈地吼叫着，黄飞龙突然发现机枪防火帽快要掉了，这样，喷出的火苗就会增大，敌人就会很容易发现机枪阵地的位置。 怎么办？这时机枪打得快发红了，热度很高。黄飞龙毫不犹豫，用右手握着防火帽，一阵剧烈的刺骨烧痛，使他全身抖了一下，他咬紧牙关，拧紧了防火帽，右手烫起很多的泡。 敌人不能从西南方向攻下重机枪阵地，便从东北方向运动，企图从我方阵地后面来压制我军。黄飞龙立即指挥全组转移射击方向，架好机枪，瞄准时，才发现前面有一片荆棘挡住视野。在敌人炮火不断的轰击下，黄飞龙奋起跳出阵地，顾不得刚才的烫伤、荆棘的刺痛、鲜血的流淌，用双手排除了障碍。重机枪向着敌群又怒吼起来。 激烈的战斗中，黄飞龙的重机枪组，配合阻击排，连续打垮了敌人五次进攻，钉住了敌人4个钟头，给我军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战斗条件，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通讯员传来转移的命令。接下来，阻击排最重要的任务是抢先占据一个黑色石头的山岗。黄飞龙立即组织全组转移，途中，正射手腿部中弹，黄飞龙立即抢前扛着机枪筒，继续前进。 当他们到达一个小山头，刚架起机枪要打时，一颗炮弹打来，副射手又负伤了，他吩咐副射手撤到安全地方去。这时，他感到自己的头上一阵痛，血顺脸往下流，滴在衣服上。 眼看着自己亲爱的战友被敌人打伤、牺牲，旧仇新恨，涌上心头。他回过头往下看，敌人正拥爬上来。他忘记了伤口的疼痛，抓住机枪向敌人一阵猛烈的扫射，压得敌人不能前进。 突然，“克擦”一声，机枪不响了，机枪子弹打完了。 敌人又涌了上来。这时，黄飞龙迅速地摸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线，像巨人一般站立起来，扑向敌人。 “轰”的一声巨响，在敌尸四飞的时候，英勇的黄飞龙为祖国光荣地、壮烈地献出了生命。。战后，福建军区政治部整理黄飞龙烈士事迹上报，经华东军区政治部批准，追认黄飞龙烈士以“福建军区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公云山高地阻击7月15日深夜，警惕地守卫在祖国福建东山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某部第2连的连部里，举行了紧急会议。 “。。情况就是这样。准备战斗。”连长郑德修用简短的命令结束了会议。 祖国海岛上的村庄依旧十分安静。战士们用熟练的轻捷的动作，迅速进入公云山高地，指挥员周密地检查了兵力的配备和布置的火力，战士们又一次擦拭始终保持着洁净的武器，大家满怀胜利信心，准备痛击敢于来犯之敌。16日清晨5时，1000多蒋军向公云山高地涌来，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第2连的指战员们接到团长的命令：“坚守公云山高地，把敌人钉住在高地前面，等兄弟部队上来围歼！”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回答团长的是连长郑德修的坚决的声音：“请首长放心！” 从上午9点钟开始，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公云山高地进行连续不断的攻击。当敌人接近公云山高地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解放军战士们猛烈的射击和手榴弹。敌人没来得及还手，就连死带活的滚下山去。以后敌人几次冲锋也都被打垮了。 2连6班的阵地在公云山高地西部左边的山腰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个地方，敌人对这里的轮番冲锋几乎一直没有停息。在紧张的战斗中，副班长江顺珍负伤了，战士王旺炎接过副班长的机枪，把爬上来的敌人扫了下去。枪管打得烫手，他脱下鞋子垫着打。下午，王旺炎也负了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腰。但是他知道，现在6班的同志们，一个人挡着十几个敌人，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守备力量，他包扎了伤口，英勇地继续战斗。 6班的勇士们一次又一次的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成批地杀伤了敌人。这时候，阵地上飞快地传播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兄弟部队打得真漂亮，敌人伞兵一下就给我们歼灭啦！” 战士们欢欣鼓舞地互相保证说：“我们也一定把敌人钉在这里，最后歼灭他们！” 黄昏，战斗更加激烈起来，高地周围的交通壕被敌人占领了，山头上硝烟滚滚，敌人借着烟雾从正面和侧后爬上山来。 战士们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他们利用点滴时间不断地从敌人死尸身上搜集子弹，把六○炮弹的保险针拔掉代替手榴弹，负伤的士兵继续坚持作战，文化教员、炊事员也赶来参加战斗，敌人在2连英雄们面前依旧被打得头破血流，垮了下去。这时，兄弟部队某部12连迅速赶到，团指挥所调来的火炮排也到达2连阵地，大大的鼓舞了2连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也大大加强了坚守公云山高地的力量。 敌人当晚几次绝望的进攻，又被打退了。英雄的公云山高地，真像擎天的铜墙铁壁一样，使疯狂的敌人不能前进一步。 一网打尽敌伞兵东山岛我军被围、被分割，进行浴血奋战之际，福建、广东朝东山岛方向的各公路干线都战车滚滚，各增援部队纷纷赶赴战区。 泉州、漳州沿线的地方客货运输车辆纷纷向泉州、漳州集结，车上的旅客就地下车，货物卸在路旁，后面的车辆继续前进。 漳州附近的九龙江大桥，14日中午敌机侦察时尚未修复，但晚上工兵们已把桥板架好，所以战斗一打响，我军的汽车源源而过，很快向东山集中。我军援兵部队最先上岛的是272团3营。他们于10时30分上岛后，协同公安80团部队，牢牢控制了八尺门渡口，但岛上敌我对比，仍是10比1，战斗仍然激烈紧张。 但我军勇猛迅速，蒋伞兵根本无法集合整队。降落在山里的蒋伞兵乱得东一团西一堆，有的盲目打枪，有的干脆藏到山沟和石缝里去。我军副排长林士墙带着几个战士向前搜索，发现有两个蒋伞兵正在胡乱地射击。副班长谢感猛地从他们侧后扑去，林士墙从正面冲上去。林士墙大喝一声：“缴枪不杀！”一个蒋伞兵慌忙丢枪投降，另一个还想挣扎，林士墙举起枪喝道：“你想死！？想活！？”这一个伞兵也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11时左右，我军分割包围了所有的蒋伞兵，岛上的民兵和群众也张开了搜捕伞兵的天罗地网。我军某部5连4班赶上一座山头，刚到上面，一群蒋伞兵也拥了上来。4班战士扔出一串手榴弹，敌人就连滚带爬地逃下去了。4班长带领战士跟踪追击，追到山脚下，忽然一个敌人也不见了。4班长突然向着稻田大声喊道：“不要躲了，赶快缴枪！”马上有两个伞兵拖着浑身泥浆从稻田里爬了出来，其中一个一面爬上田梗，一面还在撕着帽子上国民党党徵。4班抓了两个俘虏后，又继续进行搜索。他们发现在路旁又有一个奇怪的土堆。战士许庆森立即上去扒了一下。这个“土堆”忽然动起来，一个从头到脚都涤满了泥土的伞兵爬起来投降了。 就这样，东山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民兵和群众从所有的角落里，把蒋伞兵一个个搜出来。前后不过八九个钟头，200多个蒋伞兵就被一网打尽。号称蒋军“精锐之中的精锐”就这样一败涂地了。 台湾吹嘘“东山岛大捷” 八尺门渡口血战之时，国民党军登陆部队终于在亲营、湖尾村上了海滩，他们以21辆水陆坦克为前导，很快占领了东山县城。游梅耀根据收拢部队、坚守主阵地的决心，命令各前沿部队迅速收缩，与主力汇合，但由于敌进展较快，1连1排被困于马鞍山地段，全部牺牲；1连连部及2排被围于官路尾，也无一生还；县公安大队也因未及时转移被围，伤亡过半。但千方百计回撤到位的部队坚决扼守主阵地，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16日午后，东山岛除公云山、牛犊山、王爹山三个主峰和八尺门渡口共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地方仍在我手外，其余均陷敌掌。这时胡琏已迫不及待向台湾报告，他已夺占东山岛，台湾开始祝捷，吹嘘“反攻大陆的序幕已经拉开”，“东山岛大捷”，“东山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云云等。 然而，坚守公云山高地的公安80团2连，不畏敌人的三面包围，仅凭7个土木堡，200多米长的堑壕和长不足百米的土坑道，已打退国民党军18次冲锋。272团12连前来增援后，他们又一起击退国民党军13次冲锋，天黑时公云山高地前躺着413个敌人的尸体。 坚守牛犊山主阵地的公安80团5连、6连互相配合，当敌一度夺取前沿部分表面阵地后，他们组织力量反击，夺回阵地，尔后又打退敌一个营的5次冲击，毙敌200余人。 第92章 进攻王爹山主阵地的国民党军，也始终未能突破核心阵地。 16日入夜后，战斗仍十分激烈。因解放军增援部队仅272团3营上了岛，其余仍在赶赴途中，岛上我军兵力越来越少。 东山岛战争落下了帷幕16日23时，敌指挥机构在3路主力部队进攻均无大的建树的情况下，决定加强兵力，孤注一掷，将一直充做预备队的53团投入战斗，妄图以此在天亮前拿下我军这3处主阵地。 然而，台湾军事当局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7月17日凌晨，我军增援部队272团接替了公安80团的阵地，而28军的82师和41军122师先头团等大部队已渡海进入东山岛。 41军122师先头团——365团登岛后，即于凌晨5时向五爹山方向的敌军展开攻势，以减轻我主阵地的压力。28军82师244团登岛后亦以迅猛的动作从左翼发起冲击。 登岛后曾一度幻想凭借优势兵力攻占东山岛的国民党军，此时已感到战局正朝着于己不利的方向发展，为避免被我军分割包围，遂决定收拢部队，寻找有利时机尽快突围回撤。 鉴于敌军已经动摇和准备溃逃，福州军区指挥机构果断地决定，不待增援东山岛的部队全部到齐，即刻命令已登岛部队向敌军发动全面反击。 反击作战的具体部署为：我登岛部队分西、中、东三路方向出击，最后聚歼登岛之敌于湖尾以西地区。 西路攻击部队由41军122师365团与121师361团三营组成；中路攻击部队由31军91师272团组成；东路攻击部队则由244团组成。 三路攻击部队中，打得较为艰苦的为东路的244团部队。 因此路方向的国民党部队担负着掩护主力部队回撤的作战任务，故尔拼死凭借险要地势顽抗。 当244团追击到柯塘山时，遇敌两个连兵力的阻击。敌人居高临下，而该山又陡又滑，担任攻击任务的该团2连1排，两次发起冲锋后，即仅剩下能够坚持战斗的9个人。再度攻击时，又被敌构筑的地堡火力打得难以行动。眼见追击受阻，5班长张学栋，为了保证进攻的胜利，决心与敌血战到底，不顾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危险，端起机枪直扑敌阵，直冲到距敌地堡火力点10米处时，浑身上下已7处负伤。张学栋随手向敌堡投去一颗手榴弹，将敌机枪炸哑，当他艰难向前爬动的时候，敌人的火力点的机枪又响了。这时，伤势严重的他，在手榴弹和机枪弹夹里的子弹全部打光了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犹豫，一面呼喊战友们勇敢冲锋，一面挺立起来，朝着敌人地堡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血肉之驱，死死地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为战友们夺取柯唐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3年7月17日下午6点，我军三路反击部队逼近了湖尾沙滩。 登岛的国民党士兵，眼见大势已去，唯恐被我军歼灭，纷纷拥向海边，争相夺船逃命。而前来接应的敌海军舰艇上的官兵，见状也慌了手脚，有的未等装满溃逃的敌兵，便抢着起航急驶。结果，被扔在沙滩上的部分国民党军士兵只得向我反击部队举手投降。 1953年7月17日下午7点，保卫东山岛的战斗落下了帷幕。 7月19日中共福建省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联合组成慰问团，由福建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孟东波率领，前往东山慰问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和协助部队作战的当地居民。慰问团带有大批慰问品和慰问信。随同慰问团前往的还有福建省京剧团、公路文工团、闽南文工团和7个电影放映队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部，也在18日派出该部文化部部长蒋峻基，带领来福建演出的华东军区解放军剧院话剧队、福建军区文工团歌舞队和电影队并携带大批慰问品和慰问信，前往东山慰问海防部队。 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东山岛战斗，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其中打死打伤2674人，俘虏715名，炸毁坦克2辆，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并缴获轻重机枪109挺、无后座力炮2门、六○炮26门、火箭筒18个，还有大批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资。 东山岛战斗胜利后，中央军委打电报嘉奖参战部队。 毛泽东评价说：东山岛的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是全国的胜利！ 台湾的“检讨会议” 东山岛战斗结束后，蔡斯急忙前往慰劳美国顾问，并从那里聆取“溃败经验”。顾问们抱怨蒋介石的部队万分不济，有人说：“从装备和训练来说，决不在共产党之下，而在共产党之上，因为美国的东西总是世界第一流的；但在士气方面。蒋的部队就远不如共产党，有如李承晚的部队那样，一触即溃，像一根糖做的手杖。” 蔡斯却想起了朝鲜的美国兵，也是一根糖手杖！便说：“到底损失情形如何？” 另一名顾问掏出小本子道：“也真可怜，一万多人去，只得七成回，一路上和各舰舰长料理善后，至少有3400名官兵出了事，包括伤亡2660人以上，被俘700人以上；途中不治或跳海自杀。。” 蔡斯问：“还不到两天，从出发到归航才37小时，就死了这么多？” “度日似年！”又一名顾问诉苦道：“这种样子的战争，守在台湾比出击好几万倍！我们一分钟一分钟挨着，实在难受！” “其他损失呢？”蔡斯问：“今天一早，他们还敢在报上吹牛，说是他们准备最久的一次攻击，我看这该是最惨的一次攻击了！” 众顾问皆叹气，一个说：“其他损失也不小，2架飞机、3艘小型登陆艇也没有了；轻重机枪100多挺、无座力炮2门、六○炮26门、火箭筒18个也没有了，还有其他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这位‘运输大队长’，当着我们的面，又把大批美援转送给共产党了！” 而最使蒋介石难堪的，莫过于双方的“检讨会议”了。他没有出席，但蔡斯的声音还是很快就能传到他耳朵里。 “这是不能想象的。”蔡斯双手撑桌，一顿教训道：“准备了好几年，比二次大战中的邓苟克战役还充分，我们却打败了！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岛上，对方措手不及，防卫力弱，驰救困难，武器落伍，可是居然把我们进攻的精兵打了个七折！”他一顿：“而且我们并没有占领，甚至没有到达高地，就给人家从海边到山腰，打了个落花流水！”蔡斯歇了片刻接着又道：“让我们冷静一下吧！报上说这是‘国军准备最充分，兵力最强大的一次攻击’，我看我们错了，不但报上不该发表，而且也不能这样发表。” 他冷冷地瞅一眼蒋经国铁青的面孔：“我不打算在这时候研究新闻稿，我只想和大家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败得这样惨！”他一顿，又一扬手，道：“首先我想起的，是你们说的：东山岛上居民一旦发现国军进攻，必然起来帮忙打共产党，而我们也必然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攻占目标、消灭敌人——”他又一顿：“可是事实如何呢？据顾问们、舰长们在舰桥上望见的，当地老百姓迎接我们的是打击而不是欢迎！甚至有些女人，望远镜中可以看见她们挑着木桶，艰难地在流弹中向守军行进，没有问题，她们是尽了供水送饭的责任，请问她们这样做，说明了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你们对敌情太糊涂！东山岛驻军数字到现在还不清楚，而岛上的民心如何，你们更是糊涂！”蒋经国垂首无语。 “其次，”蔡斯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击？大家明白，除了表现国军的力量之外，主要是予高丽前线以鼓舞！”他双手一摊：“如果我在高丽前线，听到这一仗的结果之后，心情恶劣，无以形容，我是如此，其他的人心情还需解释？”蔡斯哀叹一声，接着又说道：“我们的头面都打肿了，如果今天还有人惋惜国军没有参加韩战，乃引致韩战之糟；不如说国军幸亏没有参加韩战，否则韩战的溃败，恐怕会提早！” 蔡斯的这番话简直比刮蒋家父子几记耳光还令人难堪。在座的人没一个敢吱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蔡斯扫了一眼与会人，绷着脸道：“我无意抨击任何一方，我只是沉痛地说明：就因为中共主力在高丽前线，我们才有更大的信心突击东山岛；如今韩战一旦停止，共军回师大陆，必然也会增强沿海兵力，到时候请问国军又该怎样反攻？怎样出击？怎样有信心杀敌？——呵，朋友们，问题实在严重之极！” 会场气氛十分窒息，但蔡斯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痛击蒋介石的机会，怎能轻轻放过？便喋喋不休道：“而且，据顾问报告，有一个连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给中共包围、缴械、俘虏了，美国武器在这里并没有好好运用，却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 凝重的气氛中蔡斯再问：“到底为什么？” 还是无人答复。。忽地蔡斯大声说：“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可要说了！” 蒋经国闻言，有如巨雷劈顶之感。 “士气问题！”蔡斯道：“严重的士气问题，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他痛击蒋家父子的“军中政治工作”道：“我们知道，军中政治工作万分重要，而其主要任务，在于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共？怎样去反共？东山岛之战则暴露了我们军中政治工作的空虚！” 第93章 他加一句，“我们要改善！” 众人闻言皆惊，意味到这不是什么“反共”问题，而是美方要对蒋“逼宫”的问题了，正窒息间忍无可忍的蒋经国起立，发言道：“谢谢蔡斯团长的意见，”他的声音发抖：“我们是要改善！我们的军中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我们是要改善！” 众将领紧张地听他说下去：“可是，请各位原谅我们的苦衷，”他咽口唾沫：“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胜败乃兵家常事’，譬如美国，这是一个使我们尊敬的国家，他们的军事天才，真是精彩之至，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在两次大战中，他们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表现在敌前登陆，美国历史上的失败例子也不是一个。” 气氛似乎变得更紧张，简直要爆炸。 “拿韩战为例，”蒋经国道：“这两天打得更糟，美国的朋友公开承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败！是么？” 蔡斯的面孔绷得更紧。 “而今天的消息说，李大统领希望扭转局势的这一仗，败到天地失色，数以百计的美国顾问失踪了，再也没有回到部队，请问：我们能责备这些美国顾问失职么？讥讽他们无能么？埋怨韩国部队是草包么？。。” 蔡斯拼命抽烟。 “不能！”蒋经国大声说：“相反，我们要向美国致敬！”众人闻言皆愕。 蒋经国大声说：“致什么敬呢？那是因为在自由世界中，美国是反共的先锋，他们花了这么多钱、动用这么多人力、布置了这么多基地，他们反共再明白不过、并且举世闻名，因此我们要致敬！至于东山岛之战，主要虽然是国军，但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力量！训练这一万多人的，是美国！装备这一万多人的，是美国！领导这一万多人的，是美国！策动并且主持这一次攻击的，是美国！而失败之后，并不以为气馁而继续要领导反共的，还是美国！”蒋经国咬牙道：“请问美国有这样坚决的信心，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致敬吗？” 这一席话，分明把美国“得体”地挖苦个够，把蔡斯气得小胡子“波波”地响。他当然不把蒋家父子放在服里，他趁蒋经国话音刚落，就起立说道：“自从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在反共大业上的确出了好大气力，真是举世闻名。可是拿南韩来说，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南韩的李大统领是反共的，但他的手下却是反李的，请问诸君：世界上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么？” 众人闻言无法作声，万分紧张。 “一个国家，”蔡斯道：“只靠美国帮忙，自己没有办法，行么？蒋夫人有一次在做礼拜时，说过一句使我印象极深的话，她说：‘天助自助者’，这句话非常贴切！请问，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甚至不会动作的瘫痪者，即使屋子里堆满了锦衣佳肴，漂亮的女人，甚至大批黄金，可是这对他有什么用呢？他不能自助的结果，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蔡斯狠狠地把胡子一捋：“今日美国也如此：无论怎样以反共为己任，但在需要援助的国家之中，如果都像韩国那样，我看是没什么希望的了！”他感到难以转圜，便接下去道：“我深信台湾胜过韩国，韩国的悲剧或许不至于出现在台湾，因为就双方动用的兵力来说，突击东山岛无论怎样失败，它的损失恁地也比不上韩国。”众人正透过一口气来，不料蔡斯急转直下道：“可是也有严重的，那是自由中国声望上的损失，这犹似台北报纸所宣传的：自由中国准备甚久、配备极好，却无办法对付那个蕞尔小岛，我怕天下人对蒋总统耻笑！” 蒋经国脸色铁青，却强笑道：“方今之世，美国第一，只要美国体谅我们的处境，同情我们的处境，那么区区东山岛之战，就不足挂齿、无人讥笑了！” 蔡斯恨恨地说：“不！” 在众人惊愕之中，蔡斯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可要他好看的！”便强笑道：“为什么‘不’呢？因为是这样的：美国和自由中国的合作反共，真是水乳交融，团结无间，可这仅仅限于自由中国和美国政府之间，换句话说，中美两国的民间以及行政部门之中，对若干反共的措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毋须解释，也不必存心躲避的。”他加强语气：“我们要重视这个事实！譬如刚才蒋主任所说的谅解，美国当然没有问题，韩国之战搞成这样子，美国还不是还在反共而不是反李？——可是请注意：这是美国政府的态度而不是美国全体官员、议员的态度，更不是美国纳税人的态度！”蔡斯透了口气，继续说道：“因此可以回答蒋主任的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中国是可以谅解、并且也应该谅解的，只是这不能代表美国朝野的态度。” 蒋经国冷冷地问：“那么，美国朝野对自由中国的意见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个挑战性的问题，蔡斯心头骂人、嘴上却说：“这件事，我想这不但不是我所应该说的，而且也不是我所知道的。不过我可以把人家对韩国的意见提供参考，由于韩国不等于自由中国，因此所说内容不一定合适，请勿误会，而且事实上我也不能负责。” 众人有山雨欲来之感，听他有板有眼地指桑骂槐道：“美国朝野对韩国的一般印象，认为他们虽然是在反共，但对反共所尽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美国花了这么巨大的气力帮助他，可是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呢？抛开美国和联合国方面的情况不谈，南韩部队在前线所提供的不是一连串的大捷，而是一连串的大笑话！” 这分明在暗示老蒋的失败了，蔡斯持捋小胡子道：“而在韩国政府之中，贪污之严重，军人之抓权，都是使人头痛的问题，我先声明我没有资格批评我们任何一个盟邦，我只是转达我们国内对盟邦的意见：南韩接受美援始终嫌少，但对美国希望他们能更民主一点，更自由一点的意见，却从未嫌多，其实他们根本在胡闹，于是出现了更多更多的笑话，而这是华盛顿所不能为他们洗刷的。”蔡斯提高声音：“美国确实在支持南韩，但南韩如果不能接受美国的规劝，甚至出现了类似独裁的政权，那美国无法估计南韩明天的发展，包括李大统领个人的出路！” 这席话分明已经淋漓尽致，把蒋介石骂得不成体统了，众将领眼观鼻、鼻观心，对今天这个会的“估价”十分焦心。但蔡斯还是抓紧了李承晚的辫子，指着和尚骂贼秃道：“诸位诸位，我的话还没说完。讲到南韩问题之严重，一如自由中国的朋友所看到的，那只是上层有那么几个，与下层之间没有痛痒相关之处，也就是说：和全体军民的感情毫无联系。”蔡斯接着大叫：“曾经有南韩的官兵在冰天雪地的前线，痛哭流涕道：‘我们在这里送命，为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太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凡是官兵认为这种仗对他毫无关系的话，如要争取胜利，那简直是奇迹。” 蒋经国冷冷地问道：“请问：美国官兵在韩国前线怎么想法的呢？” 蔡斯一怔，旋即冠冕堂皇地说：“美国官兵都明白：他们是自由世界赖以支持的核心，因此反共必须站到第一线，做一个榜样给盟邦看看。”他明白对方的弦外之音，接着说：“至于成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韩国前线连原子弹都用不上，也只好暂时便宜了共产党。” 见对方口风已软，孙立人生怕双方再也下不了台，便笑着说：“今天这个检讨会很有收获，相信对今后的反共，有很大的好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是负责训练的，感到东山岛之败，训练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缺点，例如伞兵，盟邦帮了这么大的忙，把最有名的伞兵专家都调到台湾来，说明盟邦的帮忙，已经是至矣尽矣！我们应该抱怨自己的疏忽，例如这次伞兵的出击，出发前的练习是不够的。我们记得有一次跳伞演习，不少人距离目标很远很远，其中有几个甚至降落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说明我们的训练有待充实。”众将领知道孙立人在为对方转圜，一齐透了口气，但蒋介石获悉之后，好几天没平下这口气。 七百战俘获得宽待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秋季至1953年7月近4年的时间内，台湾当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的上百人到上万人的登陆迸犯活动共约71次，出动的总兵力为47700余人，在作战中被大陆军民歼灭7900亲人。 东山岛保卫战，是我军打击国民党军登陆突袭的最大一次作战行动。而台湾当局在这次登陆作战遭到惨重失败以后，便不得不变换手法，彻底放弃了“以大吃小、速战速退”的战略方针，从此仍以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和窜犯。 这种小股窜犯活动，一直延续到1965年8月方才基本停止。 东山岛战斗中被我军俘获的蒋军官兵700多人，得到人民解放军的宽大待遇。 这批俘虏一到后方，我军就发给他们蚊帐、衣鞋等各种日用品和零用钱。病伤俘虏立即得到妥善的治疗。被仍官兵每天能吃到远比蒋军中丰富的食物。 头两个月，人民解放军就帮助许多被俘官兵和他们在大陆上的家庭取得联系，并分三批将部分被俘人员遣送回籍。 1953年10月12日和14日，人民解放军又分两批释放在东山岛战斗中被俘的蒋军官兵，至此，在东山岛战斗中被俘的700多人中，已有600多人被释放，其余的也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被资遣回家。 被俘的蒋军官兵非常感谢人民解放军给他们的宽大待遇。 第94章 前蒋伞兵总队一大队二中队少尉分队副张念享说：“人民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完全和以前一样。我们被俘后官兵都得到同样宽大的待遇。现在，我们开始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罪恶本质，再不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了。在短时期内，我们大部分人已接到了家信，知道了家乡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我庆幸从此可以重新做人并和家人团聚了。” 对所有被释放回家的俘虏，人民解放军一律发给他们充足的路费，家在北方的还发给棉衣。 第六节打劫志愿军战俘血腥甄别战争中无论是失败的一方，还是胜利的一方，都避免不了被对方抓去一些俘虏。 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敌人殊死的战斗中，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如受化学武器和燃烧武器的袭击而窒息，坑道工事出口被敌人所占据，被敌人的大炮、飞机轰炸所震昏等，有少数志愿军官兵被俘。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停战协定，双方遣返各自收容的战俘。美国和南朝鲜方面向我朝中方面遣返战俘共75799名，其中非朝鲜籍6000多名，基本上为志愿军被俘人员；朝中方面向美国和南朝鲜方面遣返战俘12760名，其中非朝鲜籍近5000名，大部分为美军战俘。这种数字对比说明了敌强我弱的朝鲜战争，对朝中方面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朝中方面对对方战俘一直给以人道主义的良好待遇，全部遣返。但美军、南朝鲜军对外的口号是“尊重战俘个人愿意”，而背后却使用各种残无人道的手段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迫害。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被美军残暴枪杀的战俘就有17000人之多。美军不仅随意枪杀战俘，而且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美军第1091号登陆艇上灭绝人性地用战俘作细菌试验。据美联社透露：试验结果，“被关押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80％染有某种疾病”。美军还要蒋介石从台湾派来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冒充战俘混人战俘营，强迫志愿军被俘人员在身上刺字，强制他们写血书和组织“反共救国团”之类的组织。据在朝鲜被志愿军俘获的美蒋特务王顺清、刘炳章、王福田供称，他们对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经常严刑逼讯，强迫“签名按手印”。我被俘人员为反屠杀求生存，英勇斗争，因而普遍遭到毒打，甚至水刑、电刑，直至剖腹、活埋。 1952年4月8日傍晚，在巨济岛战俘营，台湾特务与美军、南朝鲜军相勾结，对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血腥的所谓甄别。他们指使志愿军战俘中联队副队长李大安等几个叛徒，将“72”战俘营的战俘集中在广场上，谎称：“凡是要回大陆的，现在就到大门口上车去。”为表达对祖国的忠贞，林学甫首先站出来高呼：“要回祖国的跟我走！”得到不少战友响应。可是立即被敌人打倒在地，又被捆绑起来拉到学校的大礼堂去过堂，当时，各战俘营被这样抓来的共有120多人。林学甫被带到讲台上，站在耶稣十字架下，叛徒李大安手持美军伍牧师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甫问：“回大陆还是去台湾？”林学甫坚定地说：“回大陆。”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刻的字留下。”说罢，使用匕首把林学甫左臂上此前被强行刺上去上的“杀朱拔毛”几个字连肉一起削下来。李大安狞笑着又问，“到底去哪里？”林学甫忍着痛同呼：“回祖国大陆！”李大安又将他右臂上被强行刺上的“反共抗俄”四个字连同皮肉一起挖下。林学甫当即昏死过去。李大安叫人端来冷水把他喷醒，用匕首顶着他的胸膛，咬着牙问道：“到底去哪里？”林学甫两眼瞪着叛徒，用最后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没等他喊完，便被李大安用匕首刺死了。李大安剖开了烈士的胸膛，挖出了烈士那颗还在颤动的鲜红的心，挑在匕首上狂喊：“看见了吗？谁要回大陆，就这样去找毛泽东！”但这些祖国的优秀儿女，仍然不屈地回答：“回祖国大陆！”有的也壮烈牺牲了。 美方战俘营营长杜德被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开始了。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战俘营一片寂静。13点30分，作为战俘营的最高长官战俘营的总管杜德准将，在严密警戒下，乘车来到巨济岛战俘营第76联队。这位准将发现站在第76联队营门内的一群人民军战俘与往常有些不同，一个个挺胸挽臂，目视前方，但他没有去想这些人为什么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早在当年4月，战俘们就曾多次强烈要求美方停止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要求战俘营当局给予人道待遇。可是这位自认为掌握了战俘生杀大权的杜德准将，从不理睬。这次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傲慢，大摇大摆来到76联队俘虏营大门口，和站在门口的战俘代表们迎面而立。 人民军战俘代表对杜德说，我们在战俘营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你们强迫“甄别”，虐杀战俘，经常断粮断水，违反国际公约，对此再次向你提出严重抗议。 “你们要知道，战俘就是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杜德仍像过去一样，并不答应对战俘生活作任何改善。战俘们愤怒了，时针指向15点20分，第76联队战俘营的大门突然打开了，10多个手无寸铁的人民军被俘人员从帐篷里冲了出来，一个人民军被俘人员抓住杜德的手，另一个人抱住腰，两个人拖住腿，把这个肥头大耳、哇哇乱叫的美国准将，连拖带拉地弄进了铁丝网，随即把大门关起来。这时，杜德全身发抖，脸色惨白，两腿瘫软，连话都不会说了。 杜德被扣以后几分钟，第76号战俘营的门口，就挂出了一幅7米长、2米宽用英文写的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地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行动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你们负完全责任。”杜德被抬进了第76号战俘营，由被俘人员中的外科医生，给他包扎好他被抓进来的时候被削铅笔的小刀割破了的手指。被俘人员代表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不像你们那样，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绝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说：“希望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我的部下就要发怒了！”被俘人员代表告诉他：释放他的时间决定于他本人是否有在谈判中很快答应战俘们的合理要求。 就在这时，战俘营周围开来了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步兵，眼看一场屠杀就要开始了。战俘们之所以扣留杜德，只是为了要求改变战俘的待遇，要求杜德听一听各战俘营战俘代表们的呼声，停止强迫“甄别”。现在，为了避免一场新的流血，他们要杜德签署手令，解除武装包围。杜德接受了这个要求，下达了如下手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抢，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柯尔生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撤离第76联队。 为了便于谈判的进行，第76号战俘营的被俘人员，特地把原来住100人的帐篷腾出来，作为杜德的临时住所，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和办公室，并要杜德通知他的部下给他送来一部电话机，一张行军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允许外边按时给他送饭，同时派两个不带武器的美国兵来服待他。 杜德被安置好以后，被俘人员代表正式告诉他，要巨济岛各战俘营都派代表来这里参加谈判，以便通盘解决各战俘营的问题。杜德马上通过电话命令战俘营管理当局用吉普车将代表接来。当晚，中朝被俘人员代表43人在这里开了一次会，同意成立战俘代表团，并当场选举了正副团长。会议是在杜德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5月8日，在76号战俘营帐篷里开了一次大会。战俘们纷纷发言，列举大量事实哭诉美方迫害、屠杀中朝被俘人员的罪行。一位被他们强行截断右臂的人流着眼泪说：“惨绝人性的战俘营当局披着慈善的外衣，硬是把我的右臂锯掉了！这就是你们的仁慈吗？”杜德坐在会场上，大会主席还不时地问他是不是事实，他只是点头示意。对于战俘代表们提出的增加口粮、饮水和被服，以及为伤病战俘治疗等要求，他都点头同意。 就在这个时候，范佛里特已派第一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生准将接替杜德统管战俘营了。在此种情况下，朝中战俘代表团就要同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战俘营外的查尔斯·科尔生两个人谈判。科尔生和杜德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每天把他们商量的结果，由杜德向全体朝中战俘代表作口头答复；如果大家有意见，再向杜德和科尔生提出，由他们研究后重新答复。5月9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还亲自到巨济岛来向科尔生面授机宜，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通了电话。 朝中战俘代表团在自己办公的帐篷里，摆满了各战俘营代表秘密搜集的美军虐杀战俘的文字和图片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编写的美军屠杀故俘大事记，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机关报《星条报》、南朝鲜的《民主新闻》、《釜山日报》，以及美国报刊上登载的片断材料。 5月9日，朝中战俘代表起草了《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并向杜德提出四项条件： 第一，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 第95章 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第二，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原遣返。 第三，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第四，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当新任战俘营总管科尔生准将接到这四项条件时，已是5月10日。他立即报告李奇微。李奇微正在向克拉克交代工作，他立即决定：电告范佛里特，制止科尔生对战俘进行答复；与此同时，质问范佛里特为什么没有执行他5月8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紧接着5月10日当天，美方调集美军第187空降团，派出数千人的作战部队，使用飞机、坦克、喷火器等各种武器，在巨济岛各个战俘营对战俘们进行血腥镇压，不少战俘又残遭杀害。 但是，终因杜德还在战俘营里，5月10日中午，科尔生不得不同意了战俘们提出的要求。科尔生与杜德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全文如下：一、关于你方信中第一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犯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二、关于第二项，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三、关于第三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进行强迫审查。 四、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这一对朝中战俘代表四面要求答复的联合声明，由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用打字机的成正式文件，并由科尔生和杜德亲自签署后于5月10日晚送交朝中战俘代表团。被科尔生和杜德的供状和诺言弄得狼狈不堪的克拉克，曾尴尬地掩饰说，科尔生的诺言是“在极大的威胁之下作出的”。但事实是：受到胁迫是朝中被俘人员，并不是这位拥有众多武装力量的战俘营长官。在杜德被扣的第二天早晨，美军就开来22辆坦克，围着第76号战俘营的铁丝网来回巡逻，大约一个团的步兵在营场四周挖工事，在两边山头上还架起了大炮。5月9日上午9时，科尔生一上台，就通过广播器威胁朝中战俘：“限你们10分钟以内释放杜德，否则，我将用武力来营救他。”朝鲜被俘人员告诉杜德说：“如果科尔生用武力来破坏我们之间所进行的和平谈判，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便通知科尔生不要使用武力。5月10日上午，美军坦克又包围了76号战俘营，并且摆出向里冲的架势。杜德知道以后，十分惊慌地打电话叫科尔生“赶快把武装士兵和坦克撤退”。在这一天，科尔生发出过5次最后通牒，每次都出动坦克把76号战俘营包围起来。朝中被俘人员十分镇静，只要向杜德说一句“又来了”，他马上就张慌失措，抓起电话找科尔生讲话。假若碰到接电话的是上校，他就厉声嚷道：“我不要上校，我要找将军讲话。”然后，就对科尔生说：“千万不要用武力进来，我在这里很安全。” 5月10日下午9点45分是朝中战俘代表团释放杜德时间。杜德释放前，一个战俘代表问他：“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杜德把事先写好的一个纸条交给这位代表，大意是：“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第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被朝中被俘人员扣押了78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 由杜德和科尔生签署的联合声明，通过新闻媒介发出之后，震动了世界。因为这一声明出自巨济岛战俘营前后两任总管之手，对于处境艰难的战俘们来说，的确是一次斗争的胜利。从此，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的说法了”，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英国报纸《雷诺新闻》5月18日对此发表评论说：“巨济岛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式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 但是，杜德一出铁丝网，美军当局就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它的一切诺言。在李奇微离开东京几分钟后，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将军就发表声明说：“科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因而科尔生将军对此所作的任何承诺，亦应根据这种情形来加以解释。” 接着而来的是克拉克命令波特纳接替科尔生为美军战俘营总管的职务。 对朝中战俘进行疯狂而残酷的镇压开始了。 谈判代表营救战俘就在美军对朝中战俘进行残酷报复、镇压时，在板门店，朝中代表团一直在营救战俘和美方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2年5月19日，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叙述了一对方一系列屠杀战俘事件，特别是最近对巨济岛战俘营残暴镇压后指出：现在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事实是，尽管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采取如此野蛮办法，(被禁止)他们的意志，但我方被俘人员仍不屈服于你方暴力之下。 南日将军严词质问道：“难道我方被俘人员不能容忍你方的虐杀而甘冒遭受集体屠杀的危险，向你方提出正义要求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进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恶活动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不顾日内瓦公约，违反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对我方被俘人员施行各种暴行，甚至采取屠杀的手段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有强迫甄别不是事实吗？”在一连串的质问下，美方代表只好低下头去，无言以对。 在5月28日的双方代表团的大会上，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和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将军，再次进行交锋：南日：为什么你方战俘营内发生的无数次屠杀事件连一次也不能交代？ 哈里逊：（拒不回答问题）我建议休会。 南日：看来你无法答复。我再问你，你以为你们对我方被俘人员公然进行屠杀，而又没有作负责的交代，你方现在就可以公然集合大批军队，甚至聚集喷火坦克，准备继续进行大规模屠杀吗？ 哈里逊：（哑口无言，达5分钟之久）我现在和今后都不愿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帐篷外面有关的事实已经讲过了。我建议休会。 南日：一切有关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死和安全的问题，都与这次会议有直接关系。我们是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帐篷外面举行会议。因此你必须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哈里逊：（没有吭声）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用断绝战俘伙食的手段来强迫他们接受所谓甄别？ 哈里逊：（低头不语）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答复关于战俘的生命和安全的抗议和质问？ 哈里逊：（又过了5分钟，他仍一声不吭） 南日：为了使你有时间考虑这些质问，我同意休会到明天通常开会的时间。 哈里逊：我同意。（站起来就走） 美方代表虽然理亏辞穷，但是他们的军队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对朝中战俘的残酷镇压和迫害。 在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讨论时，由于美国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谈判桌上双方互相对峙。沉默的对峙。这轮谈判，从下午二时半开始，由美方主持。 双方互相目视对方。这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耐忍力、克制力的对抗。 韩、美代表目光游移了。 中朝代表的眼神中透出了焦躁。 中国谈判代表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来向坐阵开城的我方谈判一线主持人李克农请示怎么办？ 李克农此时也在默坐沉思。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坐下去。 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地传递。 似灵丹妙药。代表们一个个挺直起腰板，稳坐不动。一双双眼中透出冷冽，逼视对手。 中朝代表稳坐不动，状如石雕。比起石雕又有令人悚然的目光。 沉默持续了132分钟。 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 相对无言的132分钟，恐怕创下了谈判史上沉默最长的记录了。 中国人民是有耐心的。同样，中国人也有以快制胜的绝招。轮到中朝代表主持会谈。 朝鲜首席代表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刚刚落座，又马上宣布体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频频耸肩晃脑，连声“no，no”一副惊讶莫名之状。毛泽东点将李克农朝鲜战争。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又不甘心坐下来。谈谈打打，假谈真打。自1951年7月10日上午谈判开始起，延续两年之久。 他们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又依仗其空中优势进行绞杀战，切断我方运输线，企图使我前方部队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迫使我方谈判代表妥协，接受他们的条件。 第96章 他们瞧不起新中国。派兵侵入朝鲜后，没想到遭到中朝军队的惨重打击，损兵折将，弄得临阵换帅，大丢其面子。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却又想摆出过去威风的架势。 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并要李克农坐镇开城。他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 历史不能倒回去按后人的愿望有希冀重来一遍，也不能依据假设重演。 但在这里，为了说明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姑且假设一下。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特务头子陈立夫曾遗恨、沮丧地哀叹道：只晚了5分钟，否则，周恩来等共党首脑将被一网打尽。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很难说会如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而赢得胜利。 历史造就了李克农等人。1928年春，李克农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顿悟到要生存、要战斗、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机构，确保“知己知彼”，以求“百战不殆”。于是由周恩来等筹划建立了中央“特科”，设法获取敌人的军事动态、政治动态，铲除奸细，惩治叛徒，筹备活动资金，保证秘密交通，保护要人安全等等。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之际，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优秀的成绩名列第一。 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头于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 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况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它党派的情报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奉周恩来之命组织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徐恩曾十分器重他们，特别是钱壮飞，因是同乡，又有才干，连机密电报也交他翻译、分类整理。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访问。李克农一直护送到中苏边境满洲里。 李克农除了谈工作，还陪毛泽东聊天，讲故事说笑话。李克农完全是一个事业型的革命家，当然也不放过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讲讲情报工作。一天早饭后，李克农笑着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看着李克农，等待下文。 李克农说：他的第一件事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话，办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故意绕着圈子说：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你这个克农，还要给我上课？好，这回去莫斯科，还要和斯大林唠叨你们那摊子事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的事情。 李克农奉命访苏，研究合作的具体事宜。 苏联情报专家来了。他们的观点、做法和中国很不同。尤其对公开情报如何获取，李克农赞赏并实行的基本做法是95％从大量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及有关报告中分析而得。只有5％靠秘密情报手段获得。 苏联情报专家却卑视公开情报，嘲笑说公开情报不如克格勃手段获得的有价值，而且层次太低。要李克农按照苏联那一套去做。 李克农不同意，矛盾由此产生了。 在一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揶揄公开情报是用来搪塞中央的遮羞布，没有真东西。苏联专家洋洋自得地说：用金钱、美女加毒药，才能获得货真价实的情报。。李克农一拍桌子站起身，打断苏联专家的话：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一切尊重“老大哥”、“向老大哥学习”是政治原则。李克农竟当面顶撞，这还真是要有胆量和魄力的。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年月里，毛泽东要李克农对苏联专家毫无保留，即使是最核心的机密也要讲，好比脱裤子，全身光溜溜的，让人家看个够。 对毛泽东的指示，即使有不同看法也要执行。 苏联专家似乎很关心中国的情报工作。一个一个部门的听汇报，作记录。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显得格外认真，记得也特别详细，并且立即送回莫斯科。李克农一一看在眼里。他对脱裤子有一个通俗又精辟的说法：浑身脱得光光，(禁止)暴露无遗，心里的秘密，只要不吐出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的情报工作未受多大损失！ 李克农是否留一手？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曾给朝鲜提供过不少情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李克农干得不错。 这次毛泽东点将李克农时，他正犯哮喘病，时好时发，平日常用药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吗啡不可。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克农思之再三，怕贻误大事，把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 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要李克农去。 李克农忠心耿耿，抱病出征。他原以为不用多久，连大衣都不准备带。 谁知一去两年，靠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他竟然顶了下来。 1951年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报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 中朝两国商定：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又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 谈判桌上无戏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复斟酌。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要在谈判中取胜决非易事。此次谈判，中朝联合，还有一个国际关系。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必须既要沟通，又要尊重，倍为复杂。 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 一线直接出面谈判。乔冠华、柴成文为二线。柴成文是联络官，往返联系。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电文往返。有时一天十几份，工作极为繁重，李克农常常边开会边大把大把服药。 李克农和彭德怀，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战俘问题争执日久关于战俘问题，中美双方争执日久。 早在1951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李克农在代表团的会议室召开一次小型会议。传达中央制定的谈判方案。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李克农呷了一口热茶说，“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的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讲到这里乔冠华插话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81师23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成熟。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成了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障碍了。 释放战俘，是交战双方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无论哪个士兵的父母，如果得知他们的孩子被俘了，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能早日回来与家人团聚。收容在双方战俘虏们的反应更为强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下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第十二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发表的《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说：“我们希望回家，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在朝鲜当战俘以后的第二个圣诞节。 第97章 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待我们好极了，让我们吃得很好。并且非常和善地照顾我们，但是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家乡。” “我们希望回家的理由简单得很，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妻子、儿女和我们的父母。”至于在美方收容下的朝中战俘，要求回家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用文字、语言表达他们的迫切愿望，而且用生命和鲜血记载了他们的恳求。 1951年12月11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合开始了。会议一开始，我方即提出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并书面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第二，确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第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第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第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然而，美方代表则坚持先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战俘营，否则拒绝讨论第四项议程，即遣返战俘问题，据负责战俘工作的杜平将军分析，美方有自己的丑恶打算。他们想扣我们的人，但还不知道我们到底收容了他们多少战俘，所以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使用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双方战俘应在所谓“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如果说美方的发言还只是向中朝方面发出了一个信号的话，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李维中校在同一天对记者的谈话，则把美方在战停问题上怀的鬼胎和盘托出来了。他公开招认：“联合国军不打算给共军以很大的人力，不愿把战俘释放回去。”于是，双方僵持起来。 美方代表李比在发言中攻击中朝的建议是“没有准备好船，就想过河”。李相朝代表立即反驳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船只，只是你们不愿过河而已。”表面上看起来，双方争论的只是个先后程序问题，事实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如按我方的建议，先确定全部遣俘的原则，那么战俘问题的讨论就将变得简单、明了。而按美方的建议，先交换资料，还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会玩什么新名堂，把谈判拖到什么时候。会议僵持了一周，没有进展。为了不给敌方借口，逼其走下一步，在12月18日上午的小组会上，我方出乎美方意料，宣布：下午双方即交换全部战俘材料。李比听后，愣了好一会。他大概以为我方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同其僵持下去。我方的让步，再次显示了谈判的诚意。 当日下午，对方交来132474人的战俘名单。其中，朝鲜人民军111754人，中国人民志愿军20720人。经核对，对方移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列出的姓名数，较对方所称战俘总数缺少1456名；对方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有44205人未列入12月18日提交的战俘名单。我代表质问对方：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列入移交名单？搞得美方代表李比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与美方提交的几乎是一堆废纸的资料相反，我方交给对方的战俘名单，却是清清楚楚的，一目了然。中朝向敌方提供的战俘人数：南朝鲜军7142人；美军3193人；其他国家军队1216人，共计11551人。这个战俘名单包括了朝中方面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中有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将军。迪安是在1950年7月中旬的大田战斗中被朝鲜人民军俘获的。 敌方对我方提供战俘名单的准备、翔实十分惊奇，并害怕以此给美方代表带来“沉重的负担”，“造成新的压力”，于是故意找岔子。他们以美方在战场上的“失踪”人数为依据提出质问，说中朝提供的名单仅占失踪美军的27％；南朝鲜军失踪88000人，而说我方仅提供7000多人，那8万多人哪里去了？十分有趣的是，美国国防部以此以前，只承认有169名美军被俘，表明美军是勇敢的，不会投降的。现在却又把它宣布为“失踪”的人员，统统算成战俘。他们说，美方“失踪”的有12000多人，而朝中方面提出的美军战俘只有3000多。 12月21日李奇微又节外生枝，致信金日成和彭德怀，再次在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问题上作文章。信文如下：从朝鲜冲突的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几次请求你们以及你们政府当局许可他们的代表进入北朝，单单去视察战俘营，以便给你们现在羁留的联合国军战俘和大韩民国战俘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此外，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已一再向你方代表团提出建议，要求给予同样的许可，并且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从这场战争一开始时起，就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它所拥有的战俘有这种特权。迄今为止，这一切请求和建议都被拒绝。 现在我代表有关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并以被你们俘虏的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名义，我再亲自请求你们重新考虑这种行动。我丝毫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这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在以前的战争中各国都肯定允许该委员会进行的工作。 我一心只想到这些人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的哀痛。我诚恳要求你们，请求立即许可持有适当证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入境——他们现在已准备好随时给你们援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12月24日复信李奇微，信文如下：为了双方战俘和他们家属的利益，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解决谈判中的各项问题，使之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使停留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被俘人员，得以在协定签字生效后，迅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和他们久别而悬念的亲人们团聚，恢复他们的和平生活。现在停战谈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业已接近解决，只是因为你方一再节外生枝地坚持无理的要求来拖延谈判，以致停战协议尚未达成，双方战俘无从获释，双方万千被俘人员家属的长期悬望的痛苦也因此继续下去。 我方对于战俘，无论在饮食、被服、居所和娱乐方面都本着宽待战俘的精神和政策，给予他们以完全合乎人道的待遇。伤、病战俘都能够从为他们安排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有效的治疗。我方所提出的关于战俘的精确名单，充分反映了我方对战俘的人道的注意和关切。因此，我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访问是不必要的。 但是，为了双方遣俘工作进行便利起见，我们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生效之后，立即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的代表，会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分组出发，到双方战俘营去进行就地访问，并准备在双方战俘交接的集中地点，协助遣俘工作。你如同意，请将我们这个建议转达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的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了，而一场尖锐的名单斗争开始了。我方提交的战俘资料中，按照战俘的国籍使用他们所各自通用的文字，详细地列出他们的军号、级别、部队番号和战俘的所在地点；但美方所提交的名单中，却除了英文拼写的姓名以外，根本没有列出任何必要的识别材料。中朝代表要求对方尽快提出完整的战俘材料，而且对名单和总数不符的问题也必须作出认真的交待。 面对我方的一再摧促，美方显得十分尴尬。美方倒打一耙，又玩弄以战场失踪数字来索要战俘的把戏，并以此为据，指控我方对战俘施加暴行。然而这一图谋很快就破产了。12月26日，美国《国民前卫周刊》曾揭示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失踪”数字的虚妄。该刊说：要知道其余大多数失踪的美国士兵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线索不应该从“暴行”方面去找，而应该从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朝鲜战争的悲惨过程中去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2月19日也对美国发表的“失踪”数字表示怀疑，并列举以下事实加以说明：当美军第二师的一个营在1950年11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800人以上，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但事实上在中共军对这被围的一营人作五次连续的进攻时，若干官员相信，或许这一营的一半人员已经死亡。 该报又说：联军司令部有点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根据制度，联军曾被迫把损失人员列在战斗中失踪，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摔了。美方的这一阴谋在世界舆论面前，特别是在美国报纸面前被戳穿了。但是他们又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52年1月2日，对方终于拿出一个他们的解决战俘问题的所谓方案。他们公然违背日内瓦协议，提出的交换战俘的基本原则是“一对一”地交换。如果一方交换完了，出现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愿”到哪去就到哪去，并美其名曰：“自愿遣反”。 美方这一建议，自然遭到中朝代表的强烈反对，因此一场新的舌战又开始了。李相朝代表对美方的方案气愤地指出：“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 第98章 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们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 1952年4月，克拉克将军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但是李奇微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差事。为了强迫中朝接受美方的方案，美军又施加军事恫吓，于是提出了“克拉克的八点行动计划”，其内容是：轰炸水丰发电站；轰炸平壤至开城的供应线；轰炸北朝鲜所有大大小小的目标；“释放反共”战俘；中断谈判；增强李承晚军；施放调用蒋军计划的烟幕。在“克拉克的八点计划”的驱使下，1952年6月23日，美空军以590余架次飞机轰炸了中朝边境鸭绿江上游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津、赴战、虚川等发电设备。1952年7月11日，美机746架次，又一次轰炸了平壤、黄州地区。残酷轰炸的受害者何止是朝鲜的平民百姓，他们还无数次地轰炸了没有明显标志的战俘营，造成大批战俘伤亡。 美国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就是在美国的盟国中也引起强烈反对。在这年的5、6、7月间，在英国，在美国，要求停战的呼声高涨。在英国，全国妇女大会直接向丘吉尔请愿，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调回英国的军队。5月25日，有25位战俘的妻子在英国国会前集会请愿，要求还给她们的丈夫。 在中国志愿军战俘营收容的英籍战俘们，几乎一致签名给到南朝鲜视察部队的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一封请愿书，要求他协助停止战争，停止杀害中、朝战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没有对我们作任何报复”。无怪英国政府强烈要求要派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板门店的谈判。 在美国，美籍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另一战俘的母亲席德尔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立即交换战俘。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全体公民致杜鲁门、艾奇逊的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我们要求你们采取立即行为，以使在朝鲜当战俘的、我们美国的孩子们获得释放。我们觉得你对美国公民们的职责应超过于你个人的对于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他们说他们不要回家）的义务的观念。我们都要求并同意应该遣返所有战俘。” 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的原则受到国际舆论的严正谴责。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这种“原则”根本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违反了所有与此有关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和全部国际惯例。就是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加拿大，也担心“自愿遣返”可能破坏日内瓦公约。美联社报道，加拿大已提请美国注意：“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政策是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 在此期间，美国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分析美方拖延谈判的原因。5月8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既非全面战争，又非全面和平的青黄不接的时期中度过好几个月。”5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对华盛顿各方作了一番谨慎调查工作后”，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计划是：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住阵地——并继续对北朝鲜进行猛烈的空袭”。5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该杂志的“细语栏”说，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第一次交换战俘经过反复的争执，双方终于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 1953年4月，中方战俘交换代表团组成。 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是严格政审挑选出来的，共有一百多人，总负责人是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秘书长为柴成文，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也分担了有关的指导工作。 代表团共分12个组，每组五六个人，其中有英语、朝鲜语翻译各一人，医务人员一人，遣送军官及助理各一人。 这次交换战俘由于是在边打仗边谈判的情况下进行的，知情者寥寥无几。初次交换的战俘不到4000人。 交换的头一天，柴秘书长在开城训练基地作完出发前的动员讲话后，各组带着敌军战俘分乘25辆大篷车赶到10公里外的板门店。那时的板门店名不副实，无村无户，无门无店，只是一个仅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四周是铁丝网围成的隔离墙，网上挂满锈蚀的铁盒子和罐头瓶，风一吹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正门是一座刚搭起的牌楼，牌楼正中贴着“祖国怀抱”四个大字。网中坐落着大小不一的帐篷，篷顶挂着红、黄、蓝、绿四色大彩球，这是防止攻击的标志，敌我双方发现这一标志谁也不能侵袭。 板门店外，炮声隆隆，枪声如豆，板门店内，一方是敌我双方正在展开谈判；另一方是韩明伦和他的战友们正做交换准备工作。双方相隔不到15米，对方的说话声和喊叫声不时伴着远方飘来的火药味弥漫到这里。 上午10点整，远方传来“笛笛”的汽车声，牌楼正前方隐隐约约开来十几台救护车。“来了，来了！亲人们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远方。救护车快接近牌楼时，车上陡然掀起大波，原来是战俘们看到“祖国怀抱”四个大字后都控制不住内心的激越，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嗷嗷大叫，人民军战俘边哭边唱《金日成之歌》，志愿军战俘唱《东方红》。那些伤势严重不能动弹的，硬是要人架着让他看一眼牌楼。 车进交换区后，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按照各自的职责分立两旁，施行礼节后，首先是美方遣送军官捧着战俘名册，一车一车集体点名，然后从第一车开始，按战俘姓名、职务、军衔、籍贯、入伍年月进行审核和交换，点到谁就让谁下车，敌方交一个，我方换一个。交到我方的战俘听到亲人们的第一句话是“辛苦了！”接着每人发给一袋糖块和一包“大中华”香烟，接过物品的战俘们无不热泪盈眶，久久不肯离去。 整个交换工作进行了十多天，敌我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自始至终遵循有关条约和规则，没有出现不愉快的现象，特别是我方保持了严格的自律性和坚强的克制性，受到在场的印度、波兰、瑞士等中立国家官员的称赞。 大交换也就是第二次交换。 这次交换是在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进行的。7月下旬到9月初，为期40多天，近20多万战俘。那时，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闷热难当，不少人患了传染病，有的呕吐不止，但谁也没有休息，就连防病防毒的口罩也没有戴。据说戴口罩不便交流语言和表达感情，也不礼貌，应该废止。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交换战俘的工作非常重视，毛泽东感到代表们对战俘说的“辛苦了！”这句话不妥，老人家说，战士们被俘去不是干活去了，不能叫辛苦了。从此“辛苦了”改为“受苦了”。战俘们为此感受很深：“我们的苦真没少受啊！”不少人控诉，在美军战俘营，他们吃的是发了霉、掺了沙子的大米，许多人因缺乏营养和环境恶劣患了肺结核，有的被饥饿折磨得骨瘦如柴；有的伤员本来伤势不重，但美军以治病为借口，拿战士们的(禁止)作试验，打完针后，全身溃烂；有的手和臂只受一点轻伤，但也被残忍地截断了。有一名师政治部副主任被俘后，敌人把他关在一个铁丝笼里，难伸难屈，痛苦的惨状难以言表。有一次接到4百名女人民军战俘和3名女志愿军战俘，她们见到亲人只是抹泪，难以启齿美军对她们的凌辱。交换时，不少人怒不可遏地扑向美军卫兵，脱下大头鞋砸向敌人头顶，有的把美军发给的军服甩出老远。 与此相反，被俘的美军战俘却是另一种情态。“中国人好，讲人道！” “中国人好，优待俘虏”，不少战俘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在场的记者。殊不知他们在我战俘营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暖房，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一名加拿大战俘老远看见韩明伦就亲热地向他打招呼：“老弟！老韩！” 美蒋勾结劫夺战俘 第二次大交换后，在美国的示意和支持下，蒋介石加紧部署，决意劫夺剩下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1953年10月8日，台湾当局把在当年6月间被蒋李合谋从战俘营架走的6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 台《中央社》的消息透露，这些我方被俘人员在美方派遣的混在战俘中间的台湾特务押解之下，被用飞机从美军当局控制的釜山飞机场运往台湾。这个消息还透露，押解我方被俘人员的台湾特务之一，就是早已被我方归来人员所揭露的参预劫走这些我方被俘人员阴谋的蒋特务费玉林。 遣返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李洪根揭露：这年6月21日下午4时，美军当局为了协助台湾特务劫走拘禁在釜山东莱战俘营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派遣美军部队向营场里投掷许多毒气弹，费玉林与其他蒋特务就乘着战俘四散躲避毒气之际把大批战俘架走，并将他们押到东莱的南朝鲜警察局内。 第二天，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就送去许多便衣，强迫战俘改装后把他们分散囚禁在釜山市内。 第99章 对美蒋的这一罪恶行动，新华社于10月10日给予揭露：蒋匪帮将战俘劫往台湾的历来行动，是与美国驻蒋匪帮“大使”蓝钦最近的南朝鲜之行有关的。据此间获得的消息说，蓝钦的任务是促成将这60多名战俘运往台湾，并进一步策划将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和冲绳岛。消息还说，美方准备把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先劫住冲绳岛，进行“甄别”以后再把一部分战俘运往台湾移交给蒋匪帮充当炮灰，另一部分留在冲绳岛由美军强迫进行军事训练。蓝钦从台北到东京，再从东京到汉城和汶山就是为了策划这个重大的阴谋。蒋匪帮也派遣特务头子林蔚陪同蓝钦到达东京进行活动。蓝钦的这种罪恶活动，完全证实了美方正在支持和协助蒋李匪帮幼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阴谋。最近以来，混在中立国看管营场里的蒋李特务一再制造暴乱事件，袭击印度部队，蒋李匪帮利用这些事件公然叫嚣要“解放”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战俘，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蒋李匪帮正在策划的大规模劫走战俘的阴谋正在进行中。美方遣返组组长汉布化最近发表致战俘信中，假惺惺地劝告战俘不要“骚动”或“逃跑”，显然是为美方对蒋李匪帮正在布置的这个严重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预先推卸责任。 此间人士指出：朝中方面保留着要求美方追回今年6月间被李承晚匪帮架走的2万7千多名朝中战俘的完全权利。对于被运往台湾的6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美方绝不能逃避追回他们的责任。同时，对于现在印度部队看管下的战俘的任何“逃跑”事件，美方必须负完全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但美蒋无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进一步策划劫持战俘的行动。 1953年11月24日，台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务卿杜勒斯会谈了40分钟后，又与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作了20分钟的交谈。事后，顾维钧告诉台《中央社》记者，他“曾就包括战俘之遣返以及政治会议的前途等韩国问题与杜勒斯及劳勃森交换了意见”。 尽管顾维钧没有详细透露与美国务院交谈的内容，但我们从以后的有关新闻报道中可窥测其中一二。 12月2日，《国际新闻社》报道：“一个由8人组成的国民党‘慰问团’已于数天前离台北赴朝鲜慰问在非军事区印度部队看管下的中国反共战俘。这批人前往朝鲜是去问候中国战俘。团长是台湾红十字协会会长刘瑞恒博士。” 同一天，合众社报道：“据今天透露的消息说，国民党中国准备‘猛然发动”一个外交战，除非在朝鲜的1万4千名反共中国战俘能在明年2月21日以前被遣送到台湾来。”与国民党当局有联系的一家英文报刊《中国新闻》说：“这里（台湾）的外交当局准备‘展开’一个强硬的外交战，使那些反共战俘能在那个日期以前被遣送到这里来。”这家报刊同时还暗示说：“国民党中国坚决反对把这些战俘遣送到国民党中国的这个岛屿以外的任何地方。国民党政府现在显然认为这些战俘是‘民族主义者’，它反对使他们成为‘流离失所的人’。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曾说，他将把战俘们视为流离失所的人，他因而受到谴责。泰勒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把战俘问题变成‘国际难民问题’”。 《中国新闻》揣测，“联合国中某些‘软弱的会员国’也许会建议重新讨论整个战俘问题。这家报刊说，它担心当‘联合国进行无休止的讨论时’，印度看管部队将受权继续看管这些战俘。” 合众杜东京12月23日称：“赫尔将军今天通知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说，他的远东司令部已奉命使用一切设备尽速将2万2千名反共战俘运往这两个国家。这位四星联军司令说，朝鲜和中国战俘将于1954年1月22日成为平民，印度军队将不再有权看管他们。” 美蒋强运战俘赴台合众社汉城1954年1月21日电：由美国战斗机与军舰护送的10艘载有中国士兵的船只今天由仁川港出发，驶往台湾。 这些配备着日本水手的登陆艇于今晨7点10分开始从仁川港出发：第10只在两小时以后出发。 一只美国驱逐舰在从该港出发的时候起，就跟随着“这个驶向自由的舰队”，并且在海洋中将与其他的美国军舰会合，在去台湾的三五天旅途中共同护送。 美国飞机在该舰队的上空飞行，一直要飞到黄海，以防止从天空或海面来的任何阻挠这种护航队的企图。 在昨天的“收回行动”中，总共有14209名中国战俘与7582名前北朝鲜战俘被释放；中国战俘都注定了要去台湾，而且成为平民，并有权参加蒋介石的军队。 大约有10000名前共产党士兵分乘这10只登陆艇，每只登陆艇有950名到1000名士兵拥挤在甲板上。 剩下的4000名战俘正在仁川办手续，他们将乘搭另外5只登陆艇护送。 这些船将分开走以便在3天内到达台湾，因为基隆的码头设备很有限。 每只船配置45名日本水手，每一船上的中国人由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生、军中医务人员和50名左右的保安部队随行。每一只船上有两名国民党中国的“纪律军官”，带着电影和娱乐用品，并且准备向这些战俘上课，告诉他们对于到了台湾后所要作的事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志愿军战俘被掠到台湾之后，台湾当局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宣传，蒋介石于1954年1月就志愿军被俘人员到达台湾发表文告，2月3日召见“战俘代表”120人，4月5日，台湾当局强迫全体被俘人员宣誓加入国民党军队。台湾当局宣称：“军事反攻还未开始，政治反攻已上成效，到台战俘就是证明。”当然，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被掠去台的被俘人员中，除极少数被台湾收买成志愿军的叛徒外，绝大多数是迫不得已的。 这些被劫夺的志愿军战俘日后的命运也是相当悲惨的，罗治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罗治芳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卫生员，家在湖南溆浦县。1950年7月，他只有17岁，便随部入朝参战。由于作战中救护勇敢，火线光荣入党，还立了二等功。 1951年10月的一天，他所在的连队守备中线临津江803高地，被美军直升机用喷火器攻击，阵地顿成一片火海。他与几个战友蹲在防空洞内，被烟火窒息昏过去。待醒来后，艰难爬出洞外，在举枪向几个敌人射击时，被侧后突然跳出的美国兵抱住，落入敌人手中。 他在战俘营被折磨了3年，两臂也被硬刺上了反动字迹。1954年被掠到台湾。由于他仍然进行反抗，在桃园“难民营”被关了两年，受尽摧残。1956年，他同一些难友一起被编入国民党工兵部队，分到外岛小金门，整天在外面修码头、工事，风吹日晒雨淋不算，仍然像有战俘营一样被严格看管，饭吃不饱，苦不堪言。 后来部队换防到高雄，他学会了开汽车，被调到桃园运输营当驾驶士，开着翻斗车，整天拉石送料，饥渴难熬，心情十分郁闷。一天不慎车尾撞倒了一个退役军官，重伤致死，坐了2年监牢。刑满释放后，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只因用废纸包着大便去送检，便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受尽苦头。最后被勒令退役，只发给了够买5条香烟的生活补助金。退役后身无积蓄，举目无亲，连吃住都成了问题。 台湾退除役辅导委员会（安置退役兵机构）将他送进花莲“荣民”医院农场作苦力，一干就是七八年，只给一点生活零用费，不发工资，医院给扣着身份证，想走也走不成。在台湾没有身份证是无法进行任何活动的。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人，要回了身份证，脱离了那白白当牛马的“荣民”医院农场。 出来后，虽然可以挣点钱，但工作、生活毫无保证，先后做过建筑工、包装工、清洁工，一直到1986年。在这期间，他省吃俭用，拼命干活，想积攒下点钱，有个回大陆老家的路费。因为他在台湾30多年，风风雨雨，历尽艰辛，直到50多岁还孑然一身，冷暖没人管，病老无人问。每逢年节，更加寂寞痛苦。新春佳节，就想起家乡热腾腾的年粑和甜酒；5月端阳，便想起故乡溆水里那热闹壮观的龙舟赛。8月仲秋月正圆，见别家妻儿欢聚，更想念山青水秀的家乡长坪和80高龄的父母双亲。30多年酸涩苦辣，使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种非人的折磨，坚定了回祖国大陆的念头。 无奈台湾当局实行“三不”政策。他就注意收听大陆广播，了解大陆的情况，思考回乡路线，筹措回乡盘缠。他当时的家产，除了一辆旧摩托车、一架照相机和几件随身衣服，就一无所有了。 1986年2月，他到台湾旅游局办理了出国观光护照，交了5000元手续费，又花了8700元买了去泰国的飞机票。3月5日，终于踏了梦绕魂牵的归程。他本打算经泰国，转道缅甸，返回大陆，但到了泰国，身上带的几个钱都花光了，进入缅甸因无手续，被判刑半年。被放后，从通向云南的缅方边防区，一路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才回到祖国怀抱。他受到云南边境解放军热情接待，并被送到老家湖南溆浦县，1986年9月10日，他坐着县政府派的专车回到家中。 第100章 第四章北面停战，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解放军“清理门户”，美蒋签订共防条约。两军首次大海战，陆海空合攻一江山岛 第一节美台预谋协防条约台向美方提出缔约建议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然而，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美国便与南朝鲜于同年8月8日签订《美韩协防条约》（草案）。前一天，杜勒斯发表声明，称他与李承晚达成了协议，不排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感到危险将临的台湾当局，也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提出缔结防御条约的建议，以便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与共产党抗衡。 美国出自本身的利益考虑，既需要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同时也担心台湾利用沿海岛屿频繁对大陆采取袭扰军事行动，最后将自己卷入与中共的直接冲突之中去，所以觉得有必要订立一个条约来约束国民党军队。于是，双方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都在告诉世人，美国政府的目标不仅仅为了朝鲜半岛的枪声停下来，而是为了扭转杜鲁门造成影响美国战略全局的被动局面，最终仍要执行遏制共产主义的“遏阻战略” 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10月，中共中央军委在杭州召开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关于朝鲜形势的报告。 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地吸烟，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淡淡一笑。 杨勇报告完毕，毛泽东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不过，恐怕还不能大意，要有所准备，防止战火又起，备而无患嘛。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不解放台湾不行。请诸位就此发表高见。”毛泽东在这时提出解放台湾问题，在座的军委委员中也有不理解的。 首先，三年朝鲜战争使新中国耗资巨大，已经损失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元气尚未得到恢复。如果渡海解放台湾，必然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对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极为不利。 第二，人民解放军经过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较量，陆上和空中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可是，面对台湾、金门的福建省，无一寸铁路，无一个机场，空军、炮兵入闽极为困难，后勤供应无法保障，而海军发展还刚刚起步，十分薄弱，不利于实施大规模渡海作战，特别是台湾得到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使台湾、金门的防御力量远超过1949年，实力已大大提高。 第三，当时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如在台湾海峡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也不利于国内建设。更主要的是美国插手台湾事务， 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使台湾这一中国的内政问题复杂化，行动很可能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 解放台湾所面临的困难毛泽东是十分了解的，提出这一任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目前，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有所作为，任美国肆意活动，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随时间的推移，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既成印象，这是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纯属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毛泽东甚至考虑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惜再战的可能性。 朱德建议“清理门户” “我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以往一样，率先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朝鲜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我看应该把空军移到福建和浙江来，首先夺取沿海的制空权，这样才能确保渡海部队的安全。” “毛泽东点点头并补充说：“还有制海权。没有这两权，我们的战士跨海作战的安全就难以保证，要尽快地把这两权夺过来。” “主席和彭老总的意见我都赞成。”朱德建议说。“我认为可以分两步来走，首先是‘清理门户’，也就是把沿海那些还被国民党占领的岛屿解放过来，把我们的门户打扫干净。这样，既解除了对我东南沿海的威胁，打通了海上的南北航道，也砍掉了台湾的手脚，使我们下一步解放台湾时没有后顾之忧。” “‘清理门户’，说的好。”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举双手赞成。”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提议说：“我认为‘清理门户’可以从大陈岛开始，它是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国民党守军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攻克大陈岛就能击中敌人要害，浙江东南沿海其它岛屿就有可能不战而克，这样我军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大陈列岛位于浙江台州湾外，包括蒋儿岗、东矶山、高岛、头门、上大陈、下大陈、琅玑山、龙金岛、一江山等20多个岛屿，其中上大陈、台州岛、下大陈3个岛如一个等边三角形紧靠在一起，面积共有100平方公里，相互之间最远距离只有2.2公里，所以一般人把这三个岛混为一体，通称为大陈岛。 从上海往南到镇海、厦门的船只都要经过大陈岛水道。因大陈岛被国民党军所占据，所以新中国的南北航运被截断，以大陈岛为基地的国民党海军舰队，对长江口、杭州湾是个很大的威胁，并控制舟山渔场，而从大陈军用机场起飞的飞机，不用半小时就能飞临上海。 大陈岛确实是新中国的心头大患。 “大陈岛就交给你陈毅了。”毛泽东说。“你们华东军区先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报军委批准后实施。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 1954年1月，华东军区几经研究，提出了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的战役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 第二节史密斯失态日内瓦日内瓦会议的由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同时，在国际上，为了防止美国利用朝鲜问题欺骗世界舆论，推行他们的反共“遏阻战略”，中国政府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磋商并征求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一致认为，只有召开同朝鲜问题有关的非参战所有国家的政治圆桌会议，才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不仅对朝鲜的和平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中朝的建议，美国先是抵制，后又利用它在联合国的霸主地位，在同年8月17日召开的七届联大第三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辩论中，强行通过仅由交战双方参加谈判的决议，但允许苏联参加。 为了不使朝鲜问题政治会议中途夭折，中国政府于1954年1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联政府主张的召开五大国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并认为由即将在柏林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导向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来促进迫切国际问题的解决，将会有利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 同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的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苏、美、英、法达成了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讨论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中国政府接受了与会邀请。 周恩来醉酒莫斯科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有关的原则、方针。身为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我国被邀参加日内瓦会议初步议定之时起，就着手布置各项准备工作。 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这样回忆：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外交秘书陈浩常常晚上打电话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厅时走大门进去，谈完工作后，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陈浩把我从西房后的夹道送出来，边走边解释：大家都睡了，大门已关了，只好走小夹道。当年的陈浩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做事十分认真负责，细心周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切安排就绪后，周恩来和少数同志先行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协商有关事项。 在出发之前，李克农和师哲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她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杰出地完成任务。然后，又极其关心地讲了周恩来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她说周恩来时常流鼻血，嘱咐李克农和师哲对周恩来多加关心和照顾。 周恩来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商议和协调中苏双方对日内瓦国际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价。 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恩来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然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中国客人。席间，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 第101章 周恩来虽酒量过人，却患有肝脏病，过量地饮酒引起了不适，加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同他拥抱旋转，终于出现了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手足无措。莫洛托夫急忙同张闻天，把周恩来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不久以后将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周恩来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随行人员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地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8点左右，周恩来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问翻译师哲：“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儿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儿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他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 “没有！确实没有！” 周恩来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周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8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周恩来。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跋涉长途。周恩来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启程回国了。 周恩来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恩来，你这次率团出征任务不轻啊。”毛泽东转移了话题。 “主席，我想听一听你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说。 “我还是政治局会议上的那个态度，争取两个成果，至少也要有一个成果，不过，说不定杜勒斯不给你周恩来这个面子，让你空手而归。” 周恩来听完毛泽东这番幽默的话语，会心地笑了笑，他感到了此次日内瓦之行的责任。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他对师哲等不曾离开莫斯科的我方人员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 起初师哲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谈完后，他们才明白。师哲不以为然他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周恩来再次来到了莫斯科，代表团又用了两天时间，除协调与会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化名丁同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利用逗留两夭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8号公寓来座谈，回答中方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座谈中，中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外交人员回答得也比较细致。 给中方代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取、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机舱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方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个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力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悼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完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主持。 4月24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格罗提握到机场迎送。当代表团正在机场中心大楼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中国代表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中国代表团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事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20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眯眯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中国代表团谈笑风生，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机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城郊菜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到驻地不久，周恩来又带领必要的人员到机场迎接奠洛托夫。这回机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不少外国代表团都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周恩来握手、拥抱。 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尽速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恩来并肩而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美国恐吓政策的失败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文登轮流担任大会主席。每个会议主席可以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当莫洛托夫担任主席时，宣布葛罗米柯和师哲为他的助手。美国代表一看中国人走上主席台，大惊失色。 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其中有14个国家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侵朝的联合国军，再加上大韩民国，都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 第102章 他们对中、苏、朝的态度是可想而知了。会议的成员国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中国代表在活动中自然受到了限制，遇到些困难。但周恩来这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也没有受到旧时代外交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陈规俗套的约束，他以极其机敏的智慧、超凡的目光、宽阔的胸怀、灵活的手法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顺利地打开了局面，不仅使中方代表没有陷于孤立地位；而且还帮助有些国家代表团打开了局面，争取到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关于日内瓦会议，当时“政治顾问”（实际任务仍离不开俄文翻译），离休前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师哲，后来回忆了以下几件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举行朝鲜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一方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但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要求根据李承晚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全朝鲜选举。他们忘了美国是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参加侵朝战争的。联合国已失去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 美国人依仗美国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开会时，他们不顾礼节，将两只脚跷在桌子上。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讲了句话，不符合美国的口径。因为卞荣泰想多少解决一些问题。美国代表马上跳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呵斥他，如同在家里呵斥自己的孩子一般。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真是有强权无公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资本主义各国基本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加拿大是跟得最紧的一员。 会场休息室摆了咖啡、糕点、水果。休会时，大家一边吃一边谈，可以随意走动。这也是各国代表交谈、接触的好机会。休息时加拿大的代表悄悄对中国代表说，他听了周恩来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中方代表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高兴，以为他会讲几句公道话。谁知休息过后，加拿大代表发言，又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污蔑，骂我国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散会后遇见中方代表，他又主动同我国代表握手，请我国代表原谅，说他必须听美国的话，照美国的意图讲话，不能越雷池一步。 中方代表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灵魂的傀儡，也由此发现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于是也随之调整了对他们的政策，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在中、朝、苏三国联合斗争下，美国的恐吓政策失败了。5月30日，杜勒斯就离开日内瓦回国，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出席会议。 史密斯拉周恩来的衣袖史密斯多少有点民主作风，但他不敢破坏杜勒斯不准同周恩来握手的规定。休息时，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师哲为他们翻译。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史密斯挤进来，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用手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这样表示既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又向周恩来打了招呼。 周恩来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中国代表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章法和规定，所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切场面。 6月15日的大会，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是第51天了。这天是由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相提出新的6点建议。 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讲话中，周恩来揭露了美国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6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7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这3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15国及南朝鲜紧急磋商。复会后，首先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建议。泰国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再次发言，深感遗憾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和有关国家所拒绝，那末，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份，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抓住时机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但是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不好发作，急忙派人送了一张条子给斯巴克。 这时，艾登主席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 英国人气急败坏史密斯仓惶站起来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周恩来以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场鸦雀无声，静得让人心跳。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周恩来的入情入理、机敏智慧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好战的立场揭露无遗。 这场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后来，史密斯私下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 第三节拉开解放大陈岛战幕我军决定先攻一江山岛为了打击美国人在日内瓦的嚣张气焰，5月15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部队先后攻占大陈列岛的东矶山、头门、高岛、龙金岛、雀儿岱等岛，拉开了解放大陈岛的战幕。 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认为，下一步应先攻占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由南江、北江两个小岛组成，相距110—250米，中间相隔一条江，形成南北对峙，这就是—江山岛名的由来，岛上面积共1.7平方公里。其北江岛稍大，东西宽1900米，南北长100—700米不等，面积约1平方公里；南江岛东西宽约1010米，南北长约300米，面积约0.7平方公里。该岛西北距浙东陆地黄岩县海门镇（现为椒江市）30余公里，东南距大陈岛16.6公里，北距头门山9公里，为上、丁大陈岛的前哨阵地。 我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残部纷纷撤逃，一部退踞浙东近海岛屿，同大陆人民解放军形成隔海对峙的态势。虽其兵力有限，但其用心良苦，企图以大陈、披山、一江山等岛为依托，屏障台湾，进而实现反攻大陆之黄粱美梦。因为一江山岛的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地形的险要，台湾当局对它更是倍加关注。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说：“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大陈是台湾的屏障，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守台湾垂危！”他还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专门对一江山岛作了防御部署，配备守军1100余人，岛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有较强的火力配备。蒋介石对一江山岛设防特别关心，提出了“保卫台湾，必先固大陈；要守住大陈，必确保一江山岛”的口号。 第103章 为守护这扇大门，宋美龄曾代表蒋介石亲临该岛“慰问”官兵。蒋经国也在台“国防部长”的陪同下，到该岛巡视。 “解放台湾”口号响彻神州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表示解放台湾的决心。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力量逐步移向东南沿海，精锐野战部队也在陆续调入东南沿海地区。 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中指出，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台湾苟延残喘，不断向大陆挑衅，破坏公海航行自由。中国人民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决不允许有侵犯中国领土的事存在。 7月24日《人民日报》在《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社论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蒋介石残存集团，解放台湾。 8月1日，朱德在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指出：不要忘记台湾还未解放，不消灭蒋介石集团，不解放台湾，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没有完成；台湾一天不解放，全国人民、全体解放军就没有洗清身上的耻辱。8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大陆的词作家和作曲家也谱写了激昂的歌曲，顿时，“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和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战前周密准备1954年8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的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信部长王净、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司令王秉璋和沈阳军区副司令邓华以及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等人。 张爱萍在会上作了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作战设想——首先攻占一江山岛的专题汇报，同时佯攻披山，得手后，全力进攻大陈本岛。彭德怀对此方案表示同意，并说要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攻则必胜。。8月24日，彭德怀又听了华东军区“进攻一江山岛的登陆作战方案”的汇报，并对此次作战问题作了很具体、很详细的指示。并说：“轰炸大陈岛的那一天，要想尽一切办法查明大陈港内及其停泊在那里的美军军舰，如有美舰在那儿，我们暂时不攻击，等他离开以后再打，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我们的原则是，既不惹是生非，但也绝不示弱。。” 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指示，对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作了战前周密的准备和精心的部署。同时在宁波组建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江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任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任参谋长。浙东前指下设3个军种指挥所：空军指挥所，由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由彭德清任指挥，马冠三任副指挥；登陆指挥所，由陆军第20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海军舟山基地政治委员李志明任政治委员。 确定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有：步兵第20军之第60师1个团又一个营，地面炮兵1个多团，高射炮兵1个多团，火箭炮兵2个营及喷火兵和工兵各一部；海军航空兵7个大队，海军第六舰队，鱼雷快艇、登陆运输船艇各一部和部分海岸炮兵；空军航空兵15个飞行大队又1个夜航中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浙东前指组成后，张爱萍要求部队进一步摸清敌情。于是，参战部队立即从空中、海上、地面对一江山岛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侦察。运用多种侦察手段，实施多方向、多层次、多种方式的侦察。主要有：航空侦察，先后共进行了8次航空照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抵近观察，组织了7次侦察分队，抵大茶花礁、百夹山、雷鼓礁等处，对岛上进行侦察。其中，由登陆指挥员亲自率领侦察人员，以打渔为掩护，化装进抵岛1000余米处直接进行观察。另外，还通过隔海观察、越海捕俘、谍报侦察、雷达侦察、海面巡逻侦察等手段，进行反复敌情核对。 9月，浙东前指举行作战会议。张爱萍宣布作战计划：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掩护参战部队进行战前训练，同时创造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岛国民党军的战场条件；第二阶段为实施渡侮登陆作战阶段，以4个步兵营，隐蔽进入进攻出发海域，尔后在海、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对南、北两个小岛同时实施登陆突击，主要突击方向是北江岛的西部和西北部，辅助攻击方向是北江岛的东北部和南江岛的西部。规定登陆突击应是在白天满潮时进行。 他分析解释说：这次登陆作战，第一，登陆地段只能选在登陆条件差的岛岸突出部，以避开岙部滩头地段敌火力封锁，这样既可出敌不意，又能利用地形直接迅速登上岛岸各主要阵地，割裂对方防御体系，各个歼敌。 第二，我军是首次举行联合渡海作战，缺乏经验，夜间登陆突击难度大，而白天能够准确掌握登陆点，减少因登陆地段狭窄而造成的混乱，有利于三军协同作战。至于担心白天渡海可能遭国民党空、海军袭击问题，由于我军已有夺取制空、制海权的把握，也就可以放心了。 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只俟时机成熟。 作为大战的前奏，双方的飞机、舰艇频繁在空中、海上纠缠格斗，都想把制空、制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台加紧缔约步骤在人民解放军紧锣密鼓的备战过程中，台美之间共同防御条约也在加紧筹划。 1954年5月，美国国防部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和海军部副部长托马斯·盖茨来到台湾访问，他们是就双方缔结防御条约的问题，代表美国政府来与蒋介石交换意见的。 威尔逊说：“我国政府对贵方所提缔约的建议，认为很有这个必要。我们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就此彼此交换意见。” “好，好。”蒋介石微笑颔首。“我们愿与美国重修抗战期间的旧盟，在西太平洋上对付共产国际的侵略，成为中美两国共同防御的责任。我们中华民国参加这个安全体系之后，不独其能弥补太平洋防线的空隙，且能强固我后方基地，更可使我今后反共复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我国政府也认为，缔结防御条约是有利于我们双方的。”威尔逊表示说。 蒋介石点点头说：“美国在东亚应该拟定和奉行一种摆脱老殖民主义影响的政策，否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叶公超说：“中美之间缔结一个条约，是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华民国这四个最直接有关的亚洲国家之间进行一种集体安排安全的先决条件。” 威尔逊点头表示同意，随即说道：“根据目前台湾现状，我们向总统先生提个建议，能否全面自大陈、马祖、金门等外岛撤退，集中兵力防守台澎。我国政府认为，如果双方缔约，条约也只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地区，而不能包括其它地区。” 蒋介石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美国驻台顾问团也曾提出过这个建议，已被他断然拒绝，现在对方又将此提出，他心里自然感到不愉快。 “这些岛屿，是我们反共复国的前哨阵地，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尤其是金门、马祖，它们不仅是前哨据点，也是防卫台澎的屏障。对这些岛屿来说，不存在撤退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防的问题。”蒋介石停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我刚刚下了命令，派部队增援大陈、金门。” “我们可以理解。”盖茨插上来说。“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总统先生，目前我国在远东的海空力量因需保护巡航地域很广，只能顾及台澎地区，如果要将范围扩大到贵国的全部岛屿，除非从美国本土再增派海空力量到远东来，而这是不现实的。” 叶公超说：“既是两国之间的缔约，似不宜将一方的一些领土摒弃于条约之外。” 蒋介石也强硬表示不能接受。 威尔逊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随即又提出台湾方面未经美国同意，不能对大陆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 “反共复国是我国既定目的，”蒋介石不容置疑地说。“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应列入防御条约条款之中。” 威尔逊与蒋介石先后进行了3次长时间会谈，都不能就这两方面的分歧达成统一。 对于美国坚持未经它的同意，台湾方面不能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为了尽早签订条约，决定作出让步。 6月28日，叶公超通知蓝钦：“如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蒋总统同意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之前，先征求美国同意。” 8月2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己决定协助台湾防守台湾本岛和外围岛屿，并正考虑与之缔结一项双边协防条约，建立一个东北亚的安全体系。 新中国的抗议为了打击美国当局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制止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侵袭，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在美蒋预谋签订条约期间，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惩罚性打击，以炮火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9月3日下午1时50分，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大小金门、马祖发起猛烈炮击。 第104章 顿时，金门、马祖岛上硝烟滚滚，火光弥漫。 我军的强烈火炮摧毁了国民党炮兵阵地7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猎潜舰3艘，击毁水上码头一个。这一炮把蒋介石打懵了，他一时摸不清中共的真正意图，这是准备解放台湾的前奏，还是只为了阻止美蒋签约。同日，晚7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安德森将一份关于共军炮击金门的报告放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感到台湾问题终于来了。 小小的金门一下子成为国际注目的焦点。在美国国内，政坛各界众说纷纭。美驻台“大使”蓝钦等官员倾向协助蒋介石保卫这些岛屿，但最好秘而不宣，让共产党捉摸不透美国的意图。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为代表的军方多数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派海军防卫这些岛屿，并出动空军轰炸大陆。 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反对美国介入，认为“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防务能力上说，这些岛屿在军事上并不重要；没有美国支援，中国国民党人不可能守住它们。” 国防部长威尔逊也认为，要守住这些岛屿就必须打击大陆上的军事目标，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这样，对西方盟国美国无法解释为什么为了几个小岛而同中国开仗。 “新西兰提案”流产9月12日，星期日，金门炮战仍在进行。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特别会议，与会者有杜勒斯、雷德福、威尔逊、李奇微等高级官员。 会议一开始，这些美国官方当权者就为金门等几个小岛争论不休。一阵舌战后，个个弄得面红耳赤，但仍未有结果。 “先生们，”艾森豪威尔制止住会议的争吵，说道：“我提醒诸位注意，如果我们要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合乎逻辑的敌人将是俄国，我们需要在那里进攻，而不是在中国。作为美国的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我认为应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能为几个小岛而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从而削弱我们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 会议沉寂下来，杜勒斯感到这一问题使美国处于“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后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正进行试探，除非我们制止他们，否则，任何的示弱表现都将导致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及整个远东的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直接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会发现除李承晚、蒋介石欢迎外，我们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与赤色中国交战。” 杜勒斯故意停顿了一下，又说道：“因此，我建议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我们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意在获得一项维护原状和实现福摩萨海峡停火的指令。不管苏联否决还是同意这一计划，美国总有所得。”杜勒斯的建议是折衷方案，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方案。假如苏联在安理会否决这一提案，美国国内、盟国及世界的舆论就会对美国有利；假如苏联同意，美国也就不必再面对这些“该死的小小”岛屿了，从而也使赤色中国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理亏的地位。 杜勒斯是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同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这些是以台湾国际地位未定为前提，为以后分裂中国准备了条件，这是一箭双雕。 艾森豪威尔立刻批准了杜勒斯这一方案，并指示杜勒斯尽快实施。 同年10月，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立即飞赴英国、新西兰与两国政府进行了紧急磋商，达成美、英两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由非常任理事国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杜勒斯这项提案，并为这项提案取名为“新西兰提案”，又称为“神谕提案”。 当然，这个精心炮制的“神偷提案”在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之前，还必须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神谕提案”在蒋介石那里碰壁了。10月9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带着这项提案访台。尽管罗伯逊在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谈中使出了他的全部招数，做出了种种许诺，仍未打动这位冥顽不化的委员长的心，他仍坚持要不借一切代价固守这唯一能表示他仍是全中国最高统治者象征的地理联系上的纽带——金门。蒋介石毫不客气地否决了杜勒斯的提案，强烈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他认为这个提案只能对共产党人有利，外岛停火和中立是第一步，接卜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下来中共进入联合国，最后台湾就要由共产党接管了。蒋介石气愤地说：“如果台湾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国民党人，对我们的士兵，对生活在本岛的百姓，对海外侨胞及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当蒋介石拒绝“新西兰提案”的消息传回白宫时，艾森豪威尔冲着杜勒斯十分懊恼地说：“约翰，我真不明白，这位委员长是怎么想的？他误解了我们诚实而又认真的建议。”转过身后，艾森豪威尔冲着桌上的地球仪咒骂道：“这些该死的小小沿海岛屿，有时我真恨不得让它们都沉下去，在这地球上消失掉。” 由于蒋介石的坚决反对，“神谕提案”最终流产了。 艾森豪威尔有他的考虑，他担心向蒋介石施加太大的压力，使其可能在绝望之中放弃整个斗争，“就目前而言，中国国民党人的士气对我们是重要的”；“抛弃蒋介石，我们可受不了”，这样会严重损坏美国在亚洲反共国家面前的信誉。因而，他不得不在蒋介石的强硬态度面前作出了某些妥协，安抚一下台湾当局，加快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进程。 原来，美蒋在条约中最有争议的是最大的适用范围。现在达成了妥协，把美蒋共同防御范围扩大到台澎之外，美国做了让步，暗示美国可考虑承担台湾、澎湖之外的中国领土义务。但在何种情况对那些领土适用未作解释。美国让步了，他也要求台湾作出让步。美国主要担心台湾当局擅自采取军事行动把已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卷入其中，因此美国要求台湾未经美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虽不满意，但为了条约能签订，只好作出让步。同时要求美国不要将这写入条约正文，美国立即同意以换文的方式来表达。 从9月3日始至11月3日止，人民解放军共轰击大、小金门和大、二担岛47次。但炮声并没有阻止台美协防条约的制定进程。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进行实施。 11月1日，解放军空军轻型轰炸机在米格15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大陈岛，猛烈轰炸岛上设施及泊港舰艇。头门岛上解放军炮兵则用岸炮轰击一江山岛。 11月2日，国民党军出动f—84战斗机攻击头门岛，解放军空军则出动轰炸机投弹一江山岛。 11月3日，国民党军派出轰炸机猛炸头门岛，解放军也派出轰炸机再次轰炸大陈岛。 这种胶着的战况，无日无之，构成了一江山岛战役的前奏曲，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军舰则奏响了这前奏曲中的最高音。 第四节海峡两岸首次大海战鱼雷快艇设下埋伏1954年10月下旬，我军设立在高岛上的海军观通站向前指报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即国民党海军护卫舰“太平”号经常行驶在温州湾、三门湾和台州湾一带窜扰。其实，在当年的5月和8月，海峡两岸舰艇已经先后展开了两次小型海战。 1954年5月，国民党海军炮舰“楚江”号（系日本投降时接收的日本驱潜舰49号）偷偷驶往硬门岛“接运国军地下工作人员”，被我巡防的数艘炮艇发现并围堵、打退。 8月初，台湾国民党海军“联仁”（107号）、“联智”（106号）两舰曾到我海区窜扰。当时的“联仁”号舰长为汪希苓（中尉），这个后来担任台湾情报局中将局长的台湾第六届“国军英雄”，主要“战绩”即为当年8月窜犯至我福建省的铜山港，对停泊于此的我海军舰艇部队和港湾设施进行火箭袭击。我军在国民党炮舰偷袭下奋勇出击，将“联仁”、“联智”这两舰联合编队的海上突袭进攻击退。 高岛海军观通站将“太平”号活动规律掌握并呈报前指后，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前指司令员张爱萍于10月25日抵达高岛，在通观站亲自通过观通镜核实这一情报的准确性，通过与前指及下属的三军指挥所负责人研究，终于定下了攻击“太平”号的作战决心，并制订了严密的战斗组织方案。前指很快批准了这个攻击计划。 “太平”号军舰是美国在1946年送给蒋介石集团的。全长289.5尺，宽35尺，6000匹马力，排水量（全载）1430吨，舰上配有3寸口径50倍身长平高两用炮三门、40公厘高射机关炮4门、20公厘高射机关炮11门和9个深水炸弹投射器。 1954年11月1日，我人民海军鱼雷艇31大队的6艘鱼雷快艇由浙江省的定海港启航，向高岛海域开进。为了寻找有利战机，我鱼雷艇编队利用岛礁和渔船群作掩护隐蔽，悄悄地埋伏在海上。。离弦之箭飞驶目标11月13日，浙江海面的天空降着蒙蒙细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队的舰艇在汹涌的海浪中巡逻着。水兵们的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寒冷的海风阵阵地吹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年轻的水兵们不顾严寒，仍然警惕地站在破浪前进的舰艇上，仔细地观察着祖国的海面。 第105章 晚上，海上的风浪已经平静下来，但水兵们还是保持着守卫祖国海洋的警惕性。到14日凌晨1时许，指挥员的作战命令忽然传到舰艇上：“在大陈岛和渔山列岛之间的海面上，发现国民党军舰一艘向我骚扰，准备出击！” 水兵们日夜盼望着的战斗就要来到了，舰艇上立即沸腾起来。马达声、机器转动声和水兵们要求任务的报告声响成一片。蒋军舰在海上抢劫渔船、商轮，屠杀渔民，炮击我沿海岛屿和大陆的罪行，也再次重现在水兵们脑海里，他们决心要用英勇的战斗来消灭祖国人民痛恨的国民党军舰。 按照军礼，各舰艇举行了升旗仪式，庄严的五星国旗在旗杆上飘扬着。 各舰艇列成战斗队形，在大海中奋勇前进。这时，平息不久的海风又刮起来了，大浪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浪花翻上甲板，海水打在水兵们的身上。尽管海水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但负责了望的水兵孙锡田不时地抹去脸上的海水，继续观察着海面。忽然，他向指挥员报告：“右舷发现闪了一下火光！” “加强观察！”指挥员回答。 不一会，孙锡田便看见在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黑影，从舰形上判断，它就是蒋海军的“太平”号军舰。 我军舰艇继续迅速地向其靠近，这时我军已经看到了蒋军舰舰首上的锚爪了。他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1时30分，指挥员发出了向蒋军舰攻击的命令。各快艇立即组成了进攻队形，并加快速度向前驶进。离蒋军舰越来越近了。指挥员刚发出了“预备——放！”的口令，各舰艇立即向这艘军舰展开了猛烈的轰击。蒋军舰受到突然而猛烈的打击以后，舰上的炮毫无目标地发射起来。 在我军连续不断的猛烈轰击下，这艘蒋军舰当即被击中了，舰头部分冒起的黑烟笼罩了驾驶台和舰桥，从舰两旁冲起的巨大的水柱也顿时漫没了舰身中部。这时，蒋军舰上残存的大炮更加慌乱地发射着。 我军勇敢的水兵们在完成战斗任务后安全地迅速返航。他们回头望着仍在盲目发射着炮火的蒋军舰，兴奋地说：“尽管打吧！等一会你就要沉下海底去喂鱼啦！” “太平”号沉入大海这艘蒋军舰被击中后，在海面上顺着潮水飘荡了3个多小时。拂晓时候，守卫在前哨海岛上的指挥员、战斗员们都兴奋地跑到海岸上去观望。他们迎着露出海面的朝阳，欢腾地观看着这艘蒋军舰正在下沉的灰影。下面是他们的叙述。 14日天明后，在波涛汹涌的大陈岛东北海面上，有一艘蒋军舰拖着逐渐丁沉的“太平”号护航驱逐舰，缓慢地向南移动，在它旁边，还有几艘蒋军舰和炮艇在慌乱地来回打转。这时，“太平”号的舰头已经沉进水里，驾驶台只剩下一点点痕迹露在海面上，那根挂满旗帜的桅杆，倾斜得好像一门半升起的高射炮的炮筒。 7时15分，“太平”号的驾驶台已绿全部沉入海里，那根桅杆只剩下一个顶端露在海面上。这时在前面拖着它向大陈岛爬行的那艘蒋军舰慌忙地松开了铁索。蒋“太平”号军舰一失去依托，翘在水面上的舰尾部分就迅速地沉到大海里去了，舰上惊慌失措的蒋军纷纷跳水逃命，周围海面上立即浮起了很多黑点子。7时30分，这艘美国造的1430吨的“太平”号护航驱逐觎就全部沉入海底了。 这时大陈岛信号台上的蒋军还在慌乱地打着旗语，因为停泊在锚地里的蒋军炮艇和驳船，都吓得披上了防空伪装，在大陈岛附近乱窜。直到上午10点多钟，大陈岛上蒋军才从慌乱中逐渐沉寂下来。 台报对“太平”舰被击沉的报道“太平”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台湾，台舆论界一片哗然，下面为台报对其“太平”舰被击沉的有关描述：民国43年（即1954年）11月14日深夜12时5分。 我海军作战舰队之“太平”护航驱逐舰在台湾温州湾外执行轮值监视任务中。舰上之官兵有180名。 为了了解这一带国罩军舰之动态，中共海军东海舰队第31鱼雷快艇中队，在大陈岛的对面地区配置了6艘鱼雷艇。 第31鱼雷快艇队指挥官并搭乘一艘鱼雷快艇在高岛登陆，登至展望良好之山顶，以无线电指挥鱼雷快艇部队。 第31鱼雷快艇中队的“155”、“156”、“157”、“158”等4艘快艇，已经在10月31日完成出击准备。 此时，这4艘鱼雷快艇在暗礁、岛影、渔船群的掩护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太平”号驱逐舰；47分钟后，鱼雷快艇已悄悄地驶至“太平”号驱逐舰之巡戈水域。 凌晨1时28分（时已11月14日）。先头的鱼雷快艇“155”号之炮手在右舷发现了灯光但却是一群在附近水域作业的渔船。 另一方面，“太平”护航驱逐舰上的“sc”雷达屏幕上，却无法识别出隐藏在渔船夹缝中的已迫近的4艘共军鱼雷快艇。 此刻，在高岛山顶了望的鱼雷快艇队指挥官，以无线电通知第31鱼雷快艇中队：“敌舰在右方30°。” 第31鱼雷快艇中队指挥官即将所有兵力“155”、“156”、“157”、“158”号鱼雷快艇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波状攻击；中队长令成“左梯队”阵势，进行突击。 4艘鱼雷快艇同时发射4枚鱼雷，并再一连发射4枚，一共发射了8枚鱼雷。这绝对是奇袭作战。8枚鱼雷中的一枚命中了“太平”护航驱逐舰的舰首，立刻掀起了冲天水柱。时为凌晨1时37分，天色未明。 那时“太平”护航驱逐舰上的官兵以为是中共军机临空攻击，即以舰上装配之40公厘机炮进行对空防护射击，当时台湾海峡的制空权是由国军的美造p—47战斗机所掌握。但是由于国军军机航程、油料所限制，不能一天24小时的临空掩护，中共空军军机仍不断地出现在台海上空。因国军军机自台湾北部基地加满油料升空巡戈，至东海温州湾一带空域。只剩下返航的油料，只好立刻返航，中共空军军机遂有地利之便，国军军舰必须保持一级战备之态势。 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可知，被一枚鱼雷命中后即沉没之护航驱逐舰之例有之，重伤后依然幸存者之例亦有之。由“太平”号护航驱逐航之状况来看，起初大家均以为它一定可以撑得下去。 3个小时后，友军的3舰高速赶至作战水域支援，开始收容“太平”舰上生还的152名官兵。 但是，将近3小时的驳接、援护之后，11月14日早上7时15分，“太平”护航驱逐舰浸水日增，舰上及友舰官兵奋力抢救之后，终于无力回天，而宣告弃船。 现在尚存有“太平”当时不甚清晰的遗影，她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左舷缓缓倾侧的舰姿，个人伤心。 7时24分，奋战力尽的“太平”护航驱逐舰舰首首先沉没于滔滔白浪之中。其地为高岛之南18海里之海上。 “太平”舰上载之180名官兵中，有28名官兵（含中校副舰长一名）战死，行踪不明；舰长子获救返台后即前往慰问阵亡官兵遗属，以表哀悼之意，并藉表崇功追思之情。 “太平”舰官兵阵亡人数不多之主因为中共鱼雷快艇所发射之鱼雪，所命中之部位为乘员较少之舰首仓库。 这一次海战被命名为“第一次东海海战”；“太平”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海战之中被击沉的第一艘驱逐舰以上之战斗舰艇，亦为世界海战史上第一艘被鱼雷快艇击沉之主力舰只。。美蒋感到十分惊慌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太平”号军舰被击沉后的24小时内，接连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这种局势。蒋军事头目还对蒋海军部队发出紧急命令，要他们提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攻击。 “太平”舰被我人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一举击沉后的第二天，即11月15日，蒋介石为给被震惊的“全台军民”鼓气，立即颁布了抚恤令和褒奖令给毙命和生还的该舰官兵。 褒奖令号召“建舰复仇”，并派人组织台南工学院等大专院校学生发起了一个“建舰复仇”运动。 国民党驻美国“大使”叶公超也出面发表谈话说：“‘太平’舰的沉没，无损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民仍大力支持我政府。。。” 同日，国民党当局还和美国当局商量，要求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 大洋彼岸，对“太平”号舰被击沉有一片“狼来了”感觉。 合众社说，“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是一个“惊人的行动”，这艘军舰是蒋海军的骨干之一。合众社还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显示的攻击力量，“使得台湾的军事当局感到越来越惊慌”。 美联社也说，“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是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重大的胜利”，它“使国民党人大吃一惊”。 华盛顿方面对蒋海军遭到的这一沉重打击也感到非常不安。 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方面人士表示，“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证明共产党中国现在拥有很大的海军力量”。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柯斯特洛14日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日益强大的力量，肯定会构成对蒋海军的“严重的潜在威胁”。 参战部队受到欢迎击沉蒋海军“太平”号军舰的人民解放军某海军部队，15日在返回海军基地时，曾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热烈欢迎。 第106章 15日晨，几百个海军人员就排列在基地的码头上，等候某海军部队胜利归来。 当这支海军部队的舰艇在远处海面上出现时，欢迎的人群就热情地向他们挥手欢呼。 不久，这些舰艇排成一路纵队徐徐驶进港口。舰艇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参加这次战斗的某海军官兵怀着兴奋的心情，站在甲板上向岸上的人们挥手答礼。 码头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和口号声。停泊在码头附近的某军舰上的水兵们，也在甲板上为战友们创造的光辉胜利欢呼。 当胜利归来的水兵们走上码头时，欢迎的人群拥过去向他们献花，和他们热烈地握手、拥抱，并把他们高抬起来。在码头上迎接水兵们的海军某部首长，也向他们表示了亲切慰问。 当晚海军某部为胜利归来的水兵们举行了欢迎大会。海军某部代表在会上宣读了部队首长的慰问信。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领导机关14日通令嘉奖浙江前线击沉蒋海军“太平”号军砌的海军部队。 通令中说：直接击沉蒋贼护航驱逐舰“太平”号的部队应予记功。 通令中并勉励海军参战部队应戒骄戒躁，不断提高技术、战术，积极地连续地打击蒋军，争取更多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部通令表扬协助我人民海军舰艇击沉蒋军“太平”号并荣立集体三等功的浙江前线某雷达站全体人员。 通令中说：由于你们辛勤地忘我工作，及时地发现了蒋贼军舰的行动，准确地协助指挥员下达了作战的决心，使我人民海军英勇的舰艇能以迅速、突然的动作取得了击沉蒋贼军“太平”号军舰的胜利。 通令还希望雷达站全体人员再接再厉，提高业务水平，以便配合其他部队更有效地打击和歼灭蒋军。 第五节解放一江山岛美蒋达成共防条约经过较长时间的协商和互换意见，1954年12月1日，美台谈判达成协议。 12月2日，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分别代表台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条约共有10条，前面有一个序言。 新华社在12月4日发表文章，对该条约的序言和全部条文进行了揭露，指出：条约的序言包括了一大堆掩饰美国的侵略意图的谎言。说，缔约国重申他们“对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之信心及其与所有人民及政府和平相处之愿望，并欲增强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和平机构”。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美国通过美蒋条约无限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而且公开宣布要用武力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这完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行为。至于所谓缔约国双方希望“增强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和平机构”，人们知道，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和平机构”，反之，它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东南亚公约集团以及美国和李承晚集团、菲律宾等国家订立的侵略性的双边条约，美国企图通过一系列条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军事侵略体系。美蒋条约显然不是为了增强这个地区的什么“和平机构”，而是为了增强美国所策划的军事侵略集团的体系。 序言还“公开和正式宣布”了美蒋双方为“自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的共同决心”，“并愿加强两国为维护和平和安全而建立集体防御的现有努力”。这就完全暴露了所谓“和平相处”、“增强之和平机构”的虚伪性。原来签订这个条约的目的之一就是所谓“抵御外来武装攻击”，也就是说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但是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在中国领土上的中国人民进攻在中国领土上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说明这是所谓“外来武装攻击”。很明显，美国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这种侵略行为，与“维护和平和安全”毫无共同之点。条约的第1条说：“本条约缔约国承允依照联合国宪章之规定，以不使危及国际和平安全与正义之和平方法可能牵涉两国之任何国际争议，并在其国际关系中不以任何与联合国宗旨相悖之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这一条不过是美国在它所签订的许多侵略性的条约中共有的一条装饰。事实上。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和长期侵占台湾的记录已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了它的所谓“和平方法”和“不以任何与联合国宗旨相悖之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这一条文经过台湾“外交部”次长沈昌焕的解释，更清楚地表明对台湾当局进攻大陆并无任何限制，却不许中国人民自己来解放台湾和澎湖。 条约的第2条说：“为期更有效达成本条约之目的起见，缔约国将个别并联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维护并发展其个别及集体之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及由国外指挥之危害其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定之共党颠覆活动”，是这个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一言以蔽之就是：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就要加紧对台湾受到攻击时出面进行武装干涉。此外，美国还要竭力扶植台湾当局加强其暴虐统治，防止这具已经没有生命力的政治僵尸在台湾人民愤怒的反抗下完全垮台。 条约第3条说：“缔约国承允加强其自由制度，彼此合作以发展其经济进步与社会福利，并为达到此等目的而增强其个别与集体之努力。”没有人不知道，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特务横行的世界，所谓“加强其自由制度”，实际上就是加强警察和特务统治。至于所谓美蒋“合作以发展其经济进步与社会福利”，不过是美国侵略集团进一步掠夺台湾经济资源而已。条约第4条规定，美蒋之间“就本条约之实施随时会商”。这一条的规定实际上为了使美国便于随时利用这个条约来遂行其侵略战争政策。 条约第5条说：“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这就是公开宣布，如果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美国就要对中国人民采取行动，也就是进行战争。不但如此，这一条还规定：“任何此项武装攻击及因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应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此等措施应于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必要措施时予以终止。”这更彻底暴露了美国想重演侵略朝鲜的故技；操纵联合国来强迫其他国家跟着它一道来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并且把战争扩大。条约第6条规定：“为适用于第二条及第五条之目的，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下之各岛屿领土。 第二条及第五条之规定并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这是这个条约中极为重要而且极为露骨的一条。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的“外交部”次长沈昌焕的解释，所谓“其他领土”不但是指现在被蒋介石集团盘踞着的沿海岛屿，而且是指已经解放了的中国大陆。这就证明美国侵略集团随时可以把它的侵占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从台湾和澎湖扩大到中国沿海岛屿直到中国大陆。这一条暴露了美国侵略集团签订这一个条约的长远目的是要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全中国复辟，从而把全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条约第7条说：“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人民的这些领土完全听任美国军队占领，把它们作为美国进而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占领部队中除了台湾和澎湖经常驻扎的海、空军外还包括陆军。 条约第8条说：“本条约并不影响且不应被解释为影响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之权利及义务，或联合国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所负之责任。”这实际上就是说，美国在其他地方利用联合国名义进行侵略时，不受美蒋条约的影响。 条约第9条规定：美蒋条约应由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按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并将于“在台北交换本条约批准书时生效”。 条约第10条规定：“本条约将无限期有效”。这就是说，美国将以这一条约为根据，无限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并利用蒋介石集团作为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和挑起世界大战的工具。 总而言之，这个条约全部十条本文外加序文彻头彻尾地暴露了它自己是一个侵略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强盗条约，是一个违背联合国宗旨、违反联合国宪章、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战争条约。1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历次的反对和警告，竟在1954年12月2日同逃窜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馒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现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第107章 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美国帝国主义是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政府不甘心于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的失败，1950年6月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便武装侵占台湾，庇护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现在，美国政府看到由于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不能再用来作为侵占台湾的藉口，于是索性制造了这个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来公开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它是一个露骨的馒略条约。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诡称这个条约是防御性的，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不能掩盖这个条约的侵略实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在它自己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波茨但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协议中承认了这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政府在1950年1月也曾经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现在美国政府要在远离美国本上5000英里以外的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设防和建立军事基地，庇护已为6万万中国人民所唾弃了的蒋介石卖国集团，阻挠中国人民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这是明目张胆地背弃国际信义、霸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绝不能说成是防御。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真正的防御行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曾经把他们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说成是自卫。但是，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人相信过。谁都知道霸占别国的领土，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就是侵略。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斗争中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美国在防御的名义下侵略中国的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企国扩大侵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这个条约同维护和平毫无共同之处。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论点来掩盖这个条约的战争目的，但是这是掩盖不住的。谁都知道，美国政府自从武装馒占台湾以来，一直在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美国政府又企图利用这个条约使美国海空军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取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军的权利，以加强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在这个条约中公然企图以战争威胁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又为它侵略台湾以外的中国“其他领土”作了安排。毫无疑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扩大侵略的危机。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他12月1日声明中公开宣称，这个条约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所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这就说明，美国侵略集团不仅要侵占台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还要准备新的战争。不久以前在美国策划下签订的马尼拉条约，增加了在东南亚的战争危险。美国侵略集团现在显然是要把这个美蒋条约同马尼拉条约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战争条约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东方侵略体系。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做法，是同它在欧洲策划签订巴黎协定、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扩大西方侵略体系的做法互相呼应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加深世界的分裂，奴役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加紧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中追求的目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目前正在抄袭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技，而有人竟希望中国人民忘记历史的教训，按照他们的意志接受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但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31年沈阳事变所造成的灾难，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沈阳事变的发展。对1941年珍珠港事变记忆犹新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姑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政策产生了怎样惨痛的结果。同样，欧洲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恰恰就是纵容德国军国主义侵略的慕尼黑政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战争。历史的错误不许重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危害中国安全和亚洲和平的美蒋战争条约，也坚决反对危害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巴黎协定。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有人说，这个条约可以导致远东局势的和缓。这完全是一种颠倒是非的说法，美国政府在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同时，武装侵占了台湾，这原来就是它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一环。由于朝鲜的停战，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远东局势开始有了和缓。为了进一步和缓远东局势，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又明确地提出美国应该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政府不仅没有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反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更加猖獗地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事实上，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几年来，是美国的武装力量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而不是中国的武装力量去侵犯美国的领空和领海；是美国派遣间谍分子到中国大陆上来进行颠覆活动，而不是中国对美国进行颠覆活动。在朝鲜停战中，朝中方面忠实地执行了停战协定和遣返战俘协定，而美国方面却破坏了遣返战俘协定，劫夺20000以上的朝中战俘，编入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军队，至今尚未交代。对于印度支部和平的恢复，中国方面保证了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但是美国方面不仅拒绝了参加对于协议的保证，而且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并正在准备武装和训练保大的军队，来破坏日内瓦协议。现在，美国政府又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这个侵略性的战争条约，企图在远东加强战争威胁，制造新的紧张局势。这就证明，远东紧张局势不能和缓的一切责任完全在于美国。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项原则是国际和平的基础。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条约，正如美国策划签订的其他所谓防御条约一样，照例都要重申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信念。但是所有这些所谓防御条约根本就是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些条约只能导致战争，决不能促进各国间的和平相处；这些条约只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嘲弄，决不能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障国际和平。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坚持保障民族权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我们坚信，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遵守这五项原则，努力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避免制造分裂局面，那么，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就能够和平共处，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刚刚闭幕的莫斯科欧洲会议就是朝着这个方向作了巨大的努力，它已经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却竭力破坏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百般阻挠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的建立，使目前国际局势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日益严重。我们认为，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制止国际局势恶化的发展，为保障国际和平加紧努力。 为此目的，中国人民愿意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只有把台湾从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才能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进一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为了和缓远东局势，为了消除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和保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美国没有任何理由远涉重洋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的回击。 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牺牲领土主权，只能导致进一步的侵略，决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国人民懂得，只有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 对美蒋的缔约，苏联政府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8月16日，苏联外交部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发表如下声明：1954年12月2日，美利坚合众国和躲藏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第108章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泄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质，他说：“我希望，这个防御条约的签订将会一次地、永远地消除关于美国会以某种方式同意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传说的报道。” 从上述侵略性的条约的全文和杜勒斯先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目的是要从中国手中夺去台湾和澎湖列岛，在这些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 美国这种行为悍然违反了它在国际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这些协定确认中国对上述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的合法权利。 大家知道，1943年美国和英国都参与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庄严地宣布：“日本所窃取子中国人民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一决定又在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予确认，美国，以及英国也在这一公告上签了字。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和澎湖列岛重归于中国大陆。 随后，美国政府曾一再声明，美国对上述领土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例如，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说：“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者特权或者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目前的局势。。。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的援助或意见。” 但是在1950年6月，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政府就命令自己的军队进驻台湾，而实际上直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部分领土。美国和蒋介石集团12月2日签订的侵略性的条约，目的是为美国武装部队非法驻扎在台湾和澎湖列岛找藉口，是为了保持美国对这些领土的占领。美国政府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条约，是悍然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因而也就是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宪章第2条第4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既然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自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中国人民的主权。 假如不是由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干涉，台湾的重归中国早就已经实现了。 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侵略，打算以武力手段夺取它的一部分领土，而且企图以显然站不住脚的关系美国安全的论调为藉口，为它的这种行动辩解。这种论据的笨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而台湾距离美国在1万1千公里以上。 从上述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侵略条约中可以看出，条约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也运用于“经双方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这就是说，美国政府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看作将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远东和东南亚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之一。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没有疑问会使远东的属势恶化，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缔结以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把西德拖入军事集团为目的的巴黎协定，建立以维护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为目的的军事集团，美国同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是美国在远东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的条约，美国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缔结和中国人民为敌的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阻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速准备新战争这一政策的整个锁链中的各个环节。 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对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侵略政策的态度已经在1954年10月1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宣言中表示过。在这个联合宣言中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直接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它对中国领土台湾的继续侵占以及它对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和财政的援助——所有这一切，都是同维护远东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务不相容的。 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12月8日的声明中所表示的态度：美蒋条约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中国奴土完整的侵犯，并且威胁中国的安全和亚洲和平。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走，停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要求，以及中国人民解放这些地区的决心，是为苏联人民所理解的。 苏联政府声明：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缔结的侵略性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后果应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负完全的责任。 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社论。全文如下：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愤怒反对美国侵略者公开强占我国领土台湾、准备世界战争的滔天罪行。1954年12月2日是美国侵略者公然同蒋介石卖国贼以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形式强占台湾的日子，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中国人民绝不会让美国强占台湾这个事实存在下去。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公认的历史的事实。美国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认了这些，并规定台湾应归还中国，而且事实上台湾已在日本投降后归还了中国。但是美国背弃了国际义务，于1950年武装侵占台湾，现在又企图利用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缔结“条约”的办法“无限期有效”地占领台湾。“条约” 第7条公然规定“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谁都知道，中国人民早已推翻了蒋介石的万恶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蒋介石卖国集团这样一副腐臭了的政治僵尸已成了美国侵略中国的工具。它出卖祖国领土主权已经是罪大恶极，美国侵略者利用同它签订的“条约”馒占台湾，更是破坏一切国际法规的强盗行动。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美国这种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 杜勒斯所谓美蒋“条约”是“纯防御性的”说法完全是谎言。美蒋条约的第2条和第5条公然规定美国将不惜以战争赌博来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不仅如此，这个“条约”还公然鼓励蒋介石卖国贼侵犯大陆来挑起大战。美蒋“条约” 第2条第5条所包涵的武装侵略范围，根据第6条的规定，还“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 美英反动舆论这几天来忙于为美国侵略者掩饰和欺骗人民，他们硬说条约是为了和平。但“条约”中的这句话却打了他们一个响亮的嘴巴。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的战争阴谋明显得很。扯勒斯公开叫嚣说“条约规定了美国在台湾的基地权利”，美国“必须可以自由动员它的部队。。进行报复”。杜勒斯还说“这个条约将成为美国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缔结的各种集体防御条约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他说“这些安排合在一起构成西太平洋自由国家人民抵御共产党侵略的中心体制”。世人皆知，并没有任何国家侵略美国，侵害美国的安全，反倒是美国在到处强占别国的领土为军事基地，并企图把全世界的海洋都变成美国的内湖。另一方面，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却是一贯努力谋求和平，主张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五项原则。因此，侵略究竟来自何方，世界公正人士和广大人民已有答案。杜勒斯所谓的“防御”、“安全”和“抵御共产党侵略”等等，无非是学希特勒的办法来掩饰他们的战争政策，这还不清楚吗？从这个“条约”的条文来看，从杜勒斯的这些话来看，美国企图把美蒋“条约”和东南亚馒略集团以及策划中的“东北亚联盟”和其他军事条约联结在一起，扩大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准备把一些美国的追随者拖人军事冒险中去，挑起战争，这还不明显吗？由此可见，美蒋”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准备侵略战争的“条约”。杜勒斯公然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挑衅进攻的话“从技术上说并不构成战争”，因为“战争状态只存在于两个互相承认的政府之间”。这实际上就是为美国侵略者随时以任何藉口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立下了逃避法律罪责的藉口。但是这种籍口是毫无用处的。美国侵略者这种横蛮做法完全是承继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侵略中国的陈旧衣钵。人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侵占我国的东北作为基地时，就说它的侵略“并不构成战争”。而在1937年向中国大举进攻之际，也说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构成战争”，因为不是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惨痛教训，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美国侵略者竟敢于认为中国人民会忘记了这种历史教训，它竟以为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6亿人民可以欺侮，亚洲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可以蒙蔽，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美国侵略者一定坚决要走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那么，这一次要受到历史的沉重鞭打的仍不会是中国人民，而是疯狂的美国侵略者。 美国侵略者一面强占中国领土，准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竟企图把联合国宪章来作为他们的罪恶野心的掩饰。 第109章 美蒋战争条约的序言在一开头就毫无羞耻地说：美蒋“重申其对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之信心”。这种鬼话只能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最大的嘲讽和污辱。体现了各国爱好和平人民意志的联合国宪章，明确地规定了它的宗旨和原则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且规定不许任何国家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然而，美蒋战争条约既然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并且是以准备对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为目的，这就露骨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上述庄严规定。美国侵略者无论如何都推卸不了他们的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可耻的罪行的。 事实很显然，美蒋条约的签订势必引起远东和亚洲局势的恶化。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进一步勾结不但是对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而且也威胁着远东和亚洲各国的安全。目前台湾问题已成为维护远东和亚洲和平的关键问题。一切真正愿望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美国侵略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破坏远东和平、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做法都不应该孰视无睹。对战争政策的忍耐和纵容就是对世界和平的危害。历史已经无数次的教训了我们。人们在这样的关头必须有所选择。 面对着美国侵略集团公开进行战争挑衅的局势，英国政府却对美国这种作法采取支持的态度。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另一面却又公然支持美国侵略集团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公然认为中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可以窃据台湾，这不仅是道义所不能容，而且也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准则。12月1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蒋签订战争“条约”发表谈话说，很久以来，英国政府对美蒋战争“条约”的谈判“一直获悉一般情况，并且就远东一般局势同美国政府经常保持接触。”美国方面又说“条约”文本早已给英国看过。这就证明美蒋战争“条约”的缔结不但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同意，而且英国政府还参与其事。英国发言人还说台湾存在有所谓“未来的地位”问题，主张这个“地位必须为直接有关各方所接受，并且必须同他们磋商”。谁都知道，英国这句话显然是指所谓“台湾中立化”或者“台湾独立国”。可是，台湾的地位早就确定，台湾在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中国的领土。现在的问题，只是制止美国武装侵占台湾，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撤出美国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决不容许用所谓台湾“中立化”或者“独立国”的办法来侵占台湾。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中国要解放台湾的正义立场英国是知道的，它这种态度显然是明知故犯，甘心不顾它自己的利益追随美国对中国人民采取不友好的态度，而且违背英国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担承的国际义务。英国应该记得23年以前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怎样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那时候，连英国也遭到严重的损害。难道英国政府今天还在追随美国战争政策来重复这种经验吗？难道谁还能再认为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可以被作为对美国侵略政策的牺牲品吗？外国帝国主义决定中国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不想正视这样的铁一般的事实，谁就要犯天大的错误。 必须指出，有一些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也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中国的内政。但对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蓄意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行为却默然不置一词。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将会造成紧张局势。这实际上就是想以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来屈从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其结果只能是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纵容。历史上也有过这种对侵略别国的行为采取默认态度的做法。但是这恰恰使侵略战争扩大以致造成第二次世界战争，连默认侵略者也深受其害。中国人民特别深切地了解这一点。中国人民主张和平，曾用一切办法来谋取和平。但是，中国人民从自己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用光辉的事实证明，只有坚决地击败侵略，捍卫祖国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决不能拿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利益去乞求和平，更不能拿默认和听任美国肆行侵略的办法来使和平遭受危害和破坏。必须制止侵略，才能保障和平。因此，中国人民对美蒋签订的战争条约决不能置之不理。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正是为了我国和一切国家的主权领土不可侵犯，为了保卫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就是为了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这个真理是极为明显的，接受这个真理，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就会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政策，是我们神圣的责任。任何外国干涉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任何恫吓和威胁都不能丝毫动摇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和行动。中国人民必须以不可动摇的意志，更紧密地团结一致，加倍努力，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因而坚决斗争到底。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如果美国侵略集团，竟敢于进一步来实行武装干涉，那么，美国政府必须负起一切严重后果的责任。 毛泽东指示解放一江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同年12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将军，根据美蒋缔约这一新情况，决定在近期解放一江山岛，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切实准备打好解放—江山岛这一仗。解放军浙东前指认真研究中央军委的指示后，确定于1月13日至19日之间最后完成三军联合进攻的战斗准备工作。 1955年1月9日，浙东前指出动3个轰炸机大队百余架伊留申28轰炸机轮番猛烈轰炸上、下大陈岛，使大陈岛遭到巨大损失。 第二天，台湾急令海军对大陈岛实施运补，夜间，解放军海军鱼雷快艇出动，对护航的国民党军军舰进行攻击，450吨级的国民党海军巡逻舰“临江”号和“瀛江”号，相继被鱼雷击中，“临江”号当即沉没，“瀛江”号负伤被拖返，使国民党海军在遭到“太平”舰厄运之后，再次受到重创。正在台北参加表扬大会的国民党军“战斗英雄”、一江山防卫司令王生明，急匆匆连夜返回一江山，一江山岛守军眷属及妇孺也撤至台湾和大陈岛，准备与解放军恶战。 此后一星期，解放军海空军频繁出动，不断袭击大陈舰艇，国民党军舰在遭到连续的打击后，为免遭损失，被迫退出南鹿岛外缘，浙海门户洞开。一江山岛，岛上光山秃岭，地质坚硬，有203、190、160、180四个高地，可控制全岛。岛的四周多系陡壁岩礁，岸高10至40米。海水多回旋和岩头浪，岛上守军构筑了以永备型和半永型备工事为骨干的较完整的防御体系。阵地编成为三线： 第一线，以西山嘴、海门礁、乐清礁、三三礁、向阳礁、守固村及南江的巩固坡、田吞湾等突出部为前沿支撑点： 第二线，设于山腰各突出部，筑有辅助堑壕及地堡，并以交通壕与前沿及纵深相连接，组成锁闭工事； 第三线，以203、190、160、180各高地为主要核心据点，筑有土墙与永备发射点，形成坚强的环形防御。 此外，各阵地支撑点有交通壕相连接。各突出部及重要支撑点前沿设有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全岛共有四层火力配系。 战前，我军对岛上进行侦察，在查明岛上的地形和守军的设防情况以后，解放军登陆部队有针对性地投入了战前练兵。主要抓了海上适应性训练、打活动靶训练、克服敌工事障碍训练、合成军兵种近似实战的作战训练。 1955年1月18日，我军拉开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幕。 解放军战鹰揭开战幕由第20军之第60师4个步兵营组成的登陆部队，从穿山起航，18日拂晓前到达头门山、金门岛等命。 6时58分，绿色信号弹升上瓦蓝的天空。顿时，机场上马达声震耳欲聋。空中指挥员、第一中队长机马连成率9机长阵依次起飞，接着担负掩护任务的空军第85团拉—11歼击机随后起飞。 几分钟后，编成整齐的战斗队形，按预定航线隐蔽出航，直奔战区。 8时，空军3个轰炸机大队和2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掩护下，准时飞抵一江山岛之上空，实施第一次火力准备。敌高射炮向我机猛烈射击，我机进行反高炮火力机动飞行，对北江岛的中山村、中心村、了望村、重要村和南江岛的胜利村、180高地，猛烈轰炸扫射，准确无误地将54枚250公斤爆破弹投向预定目标。在蔚蓝的东海上空，只见解放军成群结队的轰炸机、强击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炸毁敌气象台、导航台各一处，115高地炮兵阵地和环形围墙130米。海军航空兵预先航空火力准备和直接火力准备，为登陆部队扫除了障碍。 与此同时，以轰炸机和强击机各1个大队，飞抵大陈岛上空，对“大陈防卫司令部”实施猛烈轰炸扫射，霎时，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上浓烟滚滚，尘土乱石飞扬。8时15分，空军又对北江岛的前沿阵地实施轰炸扫射。 第110章 此时，一江山岛上空弹光此起彼伏。炸弹的爆炸声和飞机的尖啸声响彻海天。事后证实，首次航空兵突击行动，摧毁了一江山岛敌军的通信系统，直到登陆成功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才知道解放军攻击了一江山岛。这次轰炸打了个国民党军措手不及。 “自从你们开始轰炸，我们的指挥系统就全部被打乱，无法同部队取得联系。”敌突击4大队长被俘后说。 9时，支援炮兵实施炮火准备，50余门火炮对准一江山岛上的目标进行射击；13时16分，海军舰艇开始进行破坏射击；13时至14时，火箭兵群和直接瞄准炮兵群向预定目标发射。一群群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着飞过海峡，准确地命中目标，打得一江山岛山崩地裂。先后进行了7次火力急袭和5次监视射击。共发射炮弹1.2万余发。打得岛上守军丧魂落魄，指挥瘫痪。 陆、海、空协作登陆成功12时15分至13时22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3个步兵营，分别从高岛、蒋儿岙和头门山岛起渡。110余艘舰艇，输送着5000多名官兵，分两批、成三路防空队形，相继向展开区驶去。此时，天空飞机护航，地面炮声隆隆，海上火力支援队和护队在登陆输送队的先头和两侧掩护，浩浩荡荡，场面壮观。。当护卫艇和船载57战防炮驶至距一江山岛3000米时，向守军前沿火力点进行压制射击，两个船载火箭炮营对岛上主要阵地进行齐射，协同航空员、地面炮兵，掩护登陆输送队成一、二梯队展开。 13时55分，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我登陆部队进行拦阻射击。张爱萍立即命令海岸炮兵和已经升空的轰炸机实施反击。仅5分钟，即把对方打成了“哑巴”。 由于我登陆输送队有空军、炮兵的强大火力保障，另外，大陈岛与台湾的通信联络又被截断，故国民党军之海、空军不敢出动，所以整个航渡进展顺利。 当登陆输送队一、二梯队临近展开线时，指挥艇上升起了信号旗，各编队立即迅速地进入了展开区域。 14时整，空军、海军之轰炸机混合编队，对一江山岛守军实施第二次航空火力。船载的10门火箭炮（卡秋莎）对北江岛进行第二次齐放，暴风骤雨般的炮弹，铺天盖地地倾注到190高地守军之阵地上。轰炸机再次对南、北江岛各主要阵地再度猛烈轰炸。强击机对岛之前沿阵地实施轮番俯冲轰炸扫射。 14时10分至19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在火力支援掩护下，按预定计划，以7个突击连28个突击排的兵力，完成战斗展开，同时向南、北江岛7个登陆点实施冲击。 登陆第三大队（步兵第178团突击营），乘28艘登陆艇，在大茶花一线完成战斗展开。该营第5连，在连长毛坤浩和指导员洪阿毛率领下，直扑第一道铁丝网。他们一边爆破一边前进，动作迅猛，转眼之间，即越过守军第一道堑壕，又迅速向了望村之守军前沿支撑点冲击。14时29分，该连首先在乐清礁登陆。随即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它向指挥部报告“占领滩头阵地成功”的胜利喜讯。 “前指”司令员张爱萍立即用报话机：向5连登陆成功表示祝贺！向陆、海、空三军表示祝贺！ 在紧张登陆突击的关键时刻，三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积极主动地互相支援，密切协同作战。 在乐清礁登陆突击的部队，在靠近岛岸时，岛上守军在前沿利用石缝内的暗火力点进行疯狂射击。海军指战员临危不惧，冒着岛上火力杀伤和登陆艇沉没的危险，奋力把步兵送上岸。在靠岸过程中，212号登陆艇艇长负了伤，操舵兵柏文冒立即代替艇长的指挥，炮长负伤了，枪炮兵魏福根立即代替炮长射击。魏福根亦负了伤后，他咬紧牙关继续坚持战斗，直至登陆艇靠岸。 在海门礁、西山嘴、黄岩礁登陆突击的部队，指挥艇被岛上的暗堡火力封锁，艇门无法打开。该部另一艘登陆艇上的战防炮立即开火支援，把这个暗堡火力点打掉。当步兵登陆抢占岛岸突出部阵地时，岛上守军利用其有利地形拼命射击，扔手榴弹，致使有的部队登陆上岸受阻。海军舰艇的指战员，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压制射击，使支援登陆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在南江岛登陆突击的部队，临近靠岸时，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射击，无法登陆。要求航空兵火力支援，顷刻间，空军强击机群临空，向南江岛前沿守军阵地俯冲攻击，登陆部队乘机靠岸。其中一艘登陆艇在靠岸中，又遭守军火力封锁，艇门无法打开。艇上重机枪班班长吕有库立即英勇地进行猛烈还击，掩护本艇打开大门。吕有库在还击中多次负伤，腹部中弹。他以无比坚韧的毅力，用棉衣堵住自己的伤口，继续坚持射击，直到掩护该艇指战员冲上了岸，而自己终因流血过多，献出了生命，战后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守军司令毙命阵地 第一梯队登陆突击队，先后经过31分钟的激烈战斗，全部占领了预定的登陆场。 随即，进入了纵深战斗，迅速扩大战果。一江山岛坡陡、路窄、怪石鳞峋，又多悬崖峭壁，向纵深攻击十分艰巨复杂。由于岛上地形的限制，一些登陆分队的战斗队形被割裂，形成犬牙交错。正面敌人凭借有利地形拼命顽抗，背后残潜之敌又以冷枪袭击，使登陆部队伤亡增多。指战员们立即以灵活机动的小群战术，互相协同，猛打猛冲，穿插分割，迂回包围，迅猛地向敌纵深内预定的方向推进。登陆之第一梯队3个步兵营占领守军第一道堑壕之后，在支援炮兵、直接瞄准炮兵和护卫舰艇火力支援下，不停顿地向岛上守军发起纵深战斗。 担任主攻方向上的第178团第1营，在黄岩礁、海门礁等地段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即组织第1、第3连向中心村攻进。3连在沿山嘴村棱线向中心村冲击时，遭守军山腰暗堡火力点压制，前进受阻，该连立即组织火力，以两挺轻机枪掩护，用喷火器向暗堡口猛烈喷火，消灭了守军火力点，于14时5分占领了中心村。 与此同时，第1营以第2连向山中村（160高地）攻进。在攻击前进中，遭守军两次火力射击，但该连指战员们英勇无畏地勇往直前，猛烈冲击，前仆后继，终于于14时50分占领了山中村。 该团以第2营乘胜向了望村和203高地攻进。203高地，是一江山岛的主阵地，一江山岛国民党军司令部设在这里。所以，该高地是一江山岛的核心阵地，也是国民党守军最后的一道防线。守军司令王生明，一再命令部队依托工事顽抗，欲作困兽犹斗。大陈防卫司令刘廉一也给王发来急电，命令要“死守阵地，为党国成仁”。 第2营以第5连为主攻连，该连在航空兵、炮兵和直接瞄准火炮的支援下，乘守军被火力压制之下还未抬起头来之际，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敢果断动作，向了望村猛插，一举攻占了望村。接着，向203高地前进。 203高地之守军，见了望村失守，即进行了顽固抵抗。其火力密集得如同筑起一堵围墙，子弹掀起团团烟尘包围了整个高地，在这种情况下，主攻该高地的5连指战员，受到严重威胁。毛张苗副团长机智地调整攻击部署，采取灵活的小群战术，对203高地主峰实施攻击。空军以4架强击机，再次以航炮和机枪火力向203高地轮番俯冲扫射，吓得守军纷纷躲进掩蔽部。海面上的4艘护卫舰，亦抵近岛岸，向203高地主峰勇猛射击。 在海、空军和已经登陆的地面炮火的支援下，2营官兵高举红旗，冒着守军猛烈的火力，向203高地主峰勇猛冲击。该营营长孙勇边冲边指挥喊着：“同志们，快冲啊！向203高地冲击！把红旗插上主峰！” 战士们一边跟着红旗直上主峰，一边高呼：“冲啊！前进就是胜利！” 响亮的口号犹如雷鸣在山谷回响，官兵们紧紧地护卫着红旗，前仆后继，冲向主峰。。当红旗快接近主峰时，主峰上烟尘飞扬，守军的子弹打得更加猛烈了。。高举红旗的5连连长毛坤浩头部第三次负伤倒下。。5连通信员陈寿南，迅速接过红旗。他一会扑倒，一会儿前进。守军手忙脚乱，射击不着边际。。红旗向前跃进，终于插上了203高地主峰。这面被打得弹痕累累的战旗，战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15时5分，5连攻占了国民党军之主要阵地——一江山司令部所在地。 守军司令王生明被炸死，第4突击大队长王辅弼被2营6连11班班长傅德昌在203高地地堡里活捉。 南江岛的进攻部队，以第180团之第2营之第5、第7连为第一梯队，向胜利坡160高地攻进。海军炮舰以抵近射击进行火力支援。“沈阳”号炮舰在支援岛上战斗时，被守军击中3发炮弹。但舰上指战员将自身安危置于度外，继续对岛上守军炮兵阵地进行猛烈射击，摧毁其一个炮兵阵地，有效地支援步兵攻占160高地。进攻160高地的部队，在海军炮舰的支援下，从南、北两侧对守军实施夹击。于15时5分相继攻占160高地。 160高地攻占后，随即向核心阵地180高地发起攻击，在进攻中一度进展缓慢、伤亡增加。营指挥所及时将第6、第8连投入战斗，第6、8连接替 第5、7连的攻击任务后，5、7连转入防御和肃清反斜面之敌。 第111章 第6、8连在营火力的掩护下，勇猛冲杀，于15时48分占领了180高地。 解放一江山的主要战斗，自登陆突破算起，其主要战斗仅3个小时便结束了。在第一梯队攻占了一江山岛各主要高地后，第二梯队第178团第3营立即投入了歼灭国民党守军最后一批支撑点的战斗。尔后。转入搜索残敌和组织防御。 肃清残敌，在一般战斗中是件比较轻松的任务，可是在一江山战斗中，它比攻占主峰和解决主要敌人所花费的时间还多好几倍。 一江山国民党之守军思想极为反动，加之受蒋介石集团的欺骗宣传，认为解放军对他们不讲宽待俘虏政策。因此，和解放军进行拼死作战。指战员们发动了政治攻势，边打边喊话，有的还利用俘虏喊话。至19日2时，全部肃清了反斜面暗堡之敌，一江山岛从此获得彻底解放。 这次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守军1086人，其中毙守岛司令王生明以下519人、生俘守岛第4突击大队长王辅弼以下567人，击沉国民党军舰3艘、击伤4艘，缴获各种火炮53门、火箭筒27具、轻机枪68挺，各种枪834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放军登陆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有416位烈士长眠在这东海之滨，负伤1176人，损失火炮3门、轻伤舰艇6艘、飞机8架。 蒋军撤离大陈岛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打得干脆利索，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谈起这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强大威力时，都心有余悸。 原国民党军大队部作战参谋相廉远说：“18日上午，解放军空军机群一飞到一江山岛上空就进行猛烈轰炸，大部分通往司令部前沿阵地的电线都被炸断了。” 原国民党军一江山司令部情报参谋葛覃谷说：“解放军炮火把一江山司令部的掩蔽部炸塌了，整个司令部都慌乱成一团。” 原国民党军士兵沈南生说：在炮火轰鸣中，只见解放军许多登陆艇正向我们开来，军舰上的大炮向岛上的阵地轰击。解放军的飞机又在我们头顶上俯冲起来，炸弹、炮弹响成一片，我们的地堡被炸毁了。我刚从地堡里爬出来，登陆艇上的解放军已经冲上岸了，不久我就被俘虏了。 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成功。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张爱萍日后总结说：“我军解放浙东沿海诸岛特别是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是第一次组织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那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个仗怎么打？我们没有照套苏军的条条框框，也没有按照欧美那一套，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周密的筹划、计算，确定了自己的打法，结果打胜了。” 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一江山岛，给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一个有力的回击。 解放一江山岛后，解放军的进攻态势明白无误地表明下一步将攻击大陈岛。 1月19日下午，解放军空军轰炸大陈岛，炸毁了大陈守军的指挥所和气象台。 轰炸大陈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认为解放军进攻大陈岛战斗开始了。他们甚至惊呼，共产党出动200架以上的飞机攻击大陈群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空袭。 台湾国民党当局，担心其它岛屿之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故再三声称：“任何岛屿将不惜任何代价予以坚持”、“大陈岛将准备作最后的战斗”。还下令在闽、粤沿海对大陆进行报复轰炸。 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整个战斗过程中，驶大陈岛的美军顾问华尔登上校和他的接替者麦克雷登上校都在现场观察。美国摆出一副军事“干涉”的架势。一江山岛的解放，美国当局感到恐慌。尽管美国此刻并不想直接与中国正面冲突，但又不能不摆出承诺条约的姿态，美国驻台协防司令部司令普莱德海军中将，于1月21日派出数十艘舰艇开赴大陈岛海面布下应战阵势，同时还出动美国作战飞机在大陈岛上空进行示威。 1月23日，美国急忙从菲律宾、日本、香港等地，相继调遣航空母舰“中途”号、“约克逊”号、“埃塞斯”号和“大黄蜂”号，驻往大陈岛东南海面游犬。据美国报纸报道，当时在中国海域共有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50艘可供登陆的其他舰艇。先后出动了2000多架次飞机飞临大陈岛空域活动，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为已丧失固守信心的国民党军撑腰打气。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玩弄“停火”阴谋，四处活动。它怂恿联合国斡旋安排停火；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停火”；又让英国驻苏大使威廉·海特尔找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从中劝说。 中国人民不畏强暴。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停火一事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不同意和蒋介石集团停火。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并未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只是由于美国侵占台湾，庇护蒋介石集团，颠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才造成了国际局势的紧张。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这一地区撤走。《声明》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允许他人干涉”，给美国当局玩弄的花招以有力回击。依照中央军委的意图，浙东前指于30日下达了准备攻占大陈岛的预令。 当晚，解放军鱼雷快艇大队159艇在大陈附近海域击伤国民党海军炮舰“宝应”号。 但是，美国当局并没有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抗议而收手，就在这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正在台湾海峡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咨文除提出由联合国谋求所谓停火外，还要求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至于中国的沿海岛屿，他要求国会让他来辨明，如果解放军进攻沿海岛屿是“对台湾及澎湖主要阵地的进攻的一部分或肯定是预备步骤”，就可以使用美国军队。 1月26日、1月28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台湾决议案》，决议指出：“兹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对确保和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的具体目标是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武装部队。” 1月30日，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为了实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解放大陈岛等浙江东南沿海岛屿的既定作战方案，正式向所属三军部队下达了准备攻占大陈的命令。 针对新西兰政府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周恩来于2月3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美国侵略台湾造成了西太平洋紧张局势，联合国应谴责这种侵略行为。并声明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联合国任何有关中国的决议都是无效的。 在此段日子，美国一再要求蒋介石从大陈岛撤退，并非正式地向蒋介石保证，如同意全面自大陈岛撤退，美国将协防金门与马祖，并暗示在必要时刻会以原子武器对付中共，美国国会将通过“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 如果说在此之前，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由于初创，蒋介石凭籍他手中的飞机、军舰还能称雄空中海上的话，那么一江山岛之战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一点，这个时代已挥手与之“拜拜”，一去不复返了。蒋介石不能不面对事实，如再坚持如昔，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山岛的同样命运。 2月5日，蒋介石作出最后决定：从大陈岛全面撤退，行动代号取名为“金刚计划”。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下令第7舰队和其他美国部队“协助”蒋介石部队从大陈撤退。 撤退行动自2月6日开始。美国通过其驻华沙大使向中共提出了有关这项行动的目的，并保证不骚扰中共的渔船，希望中共方面不干扰这次行动。2月7日，由普莱德指挥的美蒋联合舰队像鲨鱼群似的涌到大陈海域，美国第7舰队出动了132艘舰艇，5000余架次飞机，48000余名海空人员，到达大陈海域协助蒋军撤离。 大陈防卫司令凄然叹息“金刚计划”正式实施时，蒋经国也在大陈岛。他是在一江山失守之后，受蒋介石委派来大陈稳定军心士气的，随其同行的还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 当放弃大陈已成必然后，蒋经国在大陈的任务就转为安定民心了。在他下榻的渔师庙附近，不论日夜，都有人在守望，只要他一露面，便会大声传喊：“蒋先生还在这里！” 晚上，蒋经国和杨帝泽坐在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深有感触。他沉痛地对杨帝泽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他不得不给自己吃宽心丸了。 2月6日，台湾当局发表声明，宣布从大陈岛撤退的消息，说撤退大陈岛上的守军，是为集中力量防守台湾，同时也撤退岛上的居民。 2月7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描述说：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向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124号。 第112章 再往屏风山外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像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刻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的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早饭，跟着蒋先生乘吉普车去风山岭，又看见了下大陈守将彭团长，他陪我们爬上下大陈最高峰凤尾山，一路上蒋先生随便同他谈些事宜。上山之后，才知道美国第7舰队已像猎人似的在大陈海域散开了猎犬，海上有一眼看不清的兵舰，空中处处都有喷射飞机巡逻，还有一些大蜻蜓似的直升飞机在舰队上空回旋警戒。我们可敬的将士们，虽然也知道了撤退计划，但仍在挖战壕、修碉堡，诡变无定的战场上有备才能无患，可是一些库存待运的弹药箱，已在往山下搬运。 这天，蒋介石也为撤退大陈岛军队和平民发表了《告海内外同胞书》，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避免无谓损失。 在发表告同胞书的同时，蒋介石还在台北讲述国际形势时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大陆必须光复，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蒋介石的讲话，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的表态。 2月8日，台“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部司令梁序昭、“国防部” 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等来到大陈，与蒋经国会合，共同巡视指导撤退作业。2月8日夜开始至12日，驻守大陈岛之国民党军第46师和直属炮兵、军官战斗团等18000余人，及大陈居民14000余人，共32000余人，在美国 第7舰队直接参与下，撤逃台湾。 撤离前，蒋经国从军舰上取下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在岛上举行了最后的升旗仪式。蒋经国对在场众人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也许，蒋经国为此心愿一直在奋斗，但最终至死也没能再回到大陈岛。 军舰起锚了，大陈守军司令刘廉一观望四处吐火冒烟的大陈岛，凄然叹息：“完了，什么都完了，落了一场空。” 整个撤退行动在2月11日晚完成，岛上守军16353人和平民17132人全部分批运到台湾。居民不愿走者惨遭枪杀。撤逃前，国民党海军爆破组在大陈岛上进行疯狂破坏，把大陈居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炸成一片焦土和瓦砾，把几十个村庄烧为灰烬。大陈岛国民党军头目刘廉一在逃走之前，曾对合众社记者说：“当我们离开时，岛上只剩下死人。” 解放军根据隔海观察和情报侦察发觉敌人撤逃后，立即进占浙江沿海岛屿。 2月8日至14日，浙东前指所属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渔山、披山诸岛。22日，又出动飞机轰炸南麂山岛，岛上守军于25日仓皇逃窜台湾，人民解放军当即进占该岛。至此，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 第六节缓和台海紧张局势蒋介石拒绝放弃金、马解放军华东军区在浙东作战结束后，即开始拟定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当时福建境内的机场一时尚不能竣工，空军不能马上入闽，以浙江为基地的空军只能控制闽东北包括马祖列岛一带的上空。从军事观点上看，这时攻击金门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攻克马祖是有把握的。因为马祖岛上只有国民党军1个步兵师，连同配属部队不足2万人，使用解放军在浙南已有的海空力量再加少量陆军攻击，是有胜利把握的。因此，解放军华东军区（4月改编为南京军区）在闽浙的部队进行了首先攻夺马祖的准备，等待着中央军委的最后决心。 在浙东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急于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他一方面命令部队加剧海峡两岸的紧张状态，一方面要求美国承诺直接以武力帮助守卫金门、马祖，企图由金、马之战引发为中美之战。 为激怒解放军达到扩大战端的目的，1955年1月10日，国民党军队空军以12架飞机轰炸福州市居民区，炸死炸伤居民百余人，引起了市内大火，烧毁民房4000余间，上万居民在春节前无家可归。 中共中央不为蒋介石所激，冷静地观察着美蒋的新动态。 台海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政坛一片混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格林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协防金门”，可能使美国“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刻，为一众并不会影响到我国重大利益的问题，而卷入战争的漩涡。” 许多美国官员同意上述观点，认为美国应信守对台湾安全所做的承诺，但极力反对美国以武力保卫金、马。 美国国务院认为，“保卫金门”很可能使之和中共、甚至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因而一再建议国民党当局撤离金门、马祖。他们甚至提出以美国陆战队和战斗机群驻守台湾，换取台湾当局撤离金门、马祖的建议。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这类建议。他到台湾后，一直以“反攻复国”来激励残军败将，说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如果可作反攻跳板的沿海最后两个岛屿再丢掉，谁还会相信他能“反攻复国”呢。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后支持了蒋介石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能在丢失大陆后保持相当高的士气，主要是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打回大陆，放弃金门、马祖，等于粉碎了他们的这个梦想。只要士气不保，台湾便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共随时会将它占领”。 3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赴台湾同蒋介石进行了秘谈。回国后，同艾森豪威尔商讨了保卫金、马，防止中共进一步攻打台湾。据美国日后销密的历史档案看，美国当局当时为保卫金、马，不惜采取使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3月10日，社勒斯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又提出了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暗示，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使得美国国内与世界舆论都对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紧张。 有了美国撑腰，台湾的口气更硬了。3月22日，蒋介石在对美国报人谈话时宣称，台湾为保卫金门、马祖，将战斗至最后一个人。此后在许多场合及私人谈话中，他都一再表示，要誓死保卫金门、马祖。 5月5日，台“行政院长”俞鸿钧在向立法院报告施政工作时也说，保卫金门、马祖的决心不会改变，台湾反对任何和谈与停火的建议。9日，他对美国记者重申这一观点说：“保卫金门、马祖的计划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外国的意见就放弃了这几个岛屿。” 陈诚也在多次和外国记者谈话时，即使金门、马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一定要坚守下去。 毛泽东决定停攻金马在形势上，金门马祖是两道伸入大陆心脏的触角，澎湖则控扼台湾海峡的衢地，也是台湾与金门之间的中继站。台湾是“反攻复国”的主要基地，而金马则又为登陆的踏脚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保台澎必须保金马，保金马以卫台澎。 这是一位美国军事家评价台澎金马关系及其战略意义时所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也常被蒋介石用来说明他所以誓保金马的理论依据。其实蒋介石比谁都清楚，国民党的力量已大大弱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防守沿海岛屿尚且感到力不从心，哪里还有“反攻”的力量？既然无力反攻，金门、马祖也就失去了跳板的作用。随着军事科技的高速发展，金门、马祖对于防卫台湾也已失去了价值，解放军若进攻台澎，完全可以绕过金门、马祖而直取目标，金马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了。 金门或撤或守，对台湾来说都无关紧要。美国之所以动员蒋介石放弃金马，其中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两岸的距离拉大了，分裂起来变得容易，蒋介石之所以坚守金门、马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把美国人拉入中国的内战。因为金、马战火一起，国民党军队必然不敌，美国如果视而不救，必将在全世界面前失去信誉；如果插手，则就要同中国共产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这样，中美战争就会爆发。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对美蒋的阴谋自然有所洞察，他当初决定在沿海地区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对国民党的骚扰破坏予以惩罚，并显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分裂中国的决心，并不打算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通过浙东沿海作战的胜利，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接下来，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只要中国强大了，美国是无法干涉中国内政的，那时，只要嘘一声，外国人就会脱身。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停攻马祖，并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 台湾在美国的庇护下，局势逐浙稳定下来，形成偏安海岛的局面。 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五章清除异己，台岛宦海风波叠起。从拥蒋到反蒋，际遇给幕僚精英留下了一页页惊心动魂的绝笔 第一节陈仪“通匪”案内幕饮弹毙命死因成谜蒋介石统治中国几十年，拥有众多的文臣武将。有的聪明绝顶，有的军略超人，有的誉享异邦。。在南京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这些重臣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同蒋介石一起到了台湾。他们之中，有的被蒋介石“借头以重立君威”，有的成了美蒋矛盾的牲牺品。 第113章 。从政坛上发生的几件大事中，也可以折射出台湾当局的所谓民主政治。 1950年6月18日，蒋介石下手令，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的罪名，将陈仪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陈仪（1883—1950），曾名毅（清末，溥仪当皇帝期间，为避讳，曾用此名），字公侠，后改字公洽，自号退素，浙江绍兴人。他的一生错综复杂，是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变幻中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陈仪1883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陈静齐经营钱庄，家境颇富。陈仪幼年随教私塾的叔父到杭州读书。十几岁时，父母将其召回，让他改学经商，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满师后，又赴杭州求学，入求是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1902年，考上官费留学生，赴日进入士官学校第5期炮兵科学习。1907年毕业回国，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员，后升监督（校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1914年，应召到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1917年，再次赴日进陆军大学深造，是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毕业生。1920年回国后，在上海经营实业和商务，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和丝绸商业银行等。1924年，军阀孙传芳任命他为浙江第1师师长。次年，参加五省联军与奉系作战有功，被任命为徐州总司令。1926年10月，担任浙江省省长。不久，由于和南方革命军秘密接触事泄，被孙传芳羁押，后经友人说情脱险。 1928年，陈仪由南京国民政府委派赴欧洲考察半年，重点参观德国的工厂。回国后，于1929年4月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次月，即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4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在闽主政期间，推行“统制经济”，搞粮食“公沽”（即专卖），结果，米商趁机囤积居奇，官吏从中渔利，百姓叫苦不迭，受到回国考察的著名侨领陈嘉庚的极力攻击。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由于和副院长孔祥熙不和，1942年改任考核委员会上任委员。1943年，兼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45年，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后任浙江省主席。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为何要拿陈仪开刀，有权发言的知情者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蒋介石为解脱“2·28”事件的罪责，树立民主形象，借陈仪之头以解民愤；二是蒋介石为发泄第三次下野的积愤；三是因策反汤恩伯被毛人凤借蒋介石之刀杀之。 陈仪只是代罪羔羊持第一种观点的是现年74岁，自称曾任陈仪侍卫、后任陈仪机要秘书的舒桃（本名舒元孝），1995年2月28日，在李登辉代表台湾当局为“2·28”事件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后，当天下午，舒桃立即召开记者会，宣称目睹官方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并亲眼看过蒋介石发给陈仪指示其“格杀勿论，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电文，重申陈仪只是蒋介石下令杀人的“代罪羔羊”，并将于近期联系陈仪移居海外的后代，希望共同为“老长官”进行平反。 1945年，台湾光复，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当时台湾实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与内地各省实行的省政府制有很大的不同，台湾省行政具有比内地省政府主席更大更集中的权力。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是由陈仪和当时在大陆的一些台籍人士设计的。他们认为，当时大陆各省所实行的省政府制事权分散，牵制太多，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效能，只有集中权力，才能增加办事的效率。为了照顾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国民党政府也同意了这种特殊的省制。可是，这种制度在台湾的实行，却引起了台湾民众极大的反感。他们感到，行政长官公署制是日本总督制的复活，是一种独裁、zhuanzhi的制度，在台湾实行这种制度，是一种对台湾与内地有别的不平等待遇。这种心理上的抵触，可以说是后来造成“2.28”事件的原因之一。 陈仪本想用特殊的制度为台湾的民众多做一些事情，实际上有些也确实做到了。例如，他与财政部力争，维持了台湾金融、货币的特殊化，使当时中国大陆的恶性通货膨胀不能直接冲击台湾，多少保障了一些台湾人民的利益。可是，他主持下的台湾省政，在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经济调蔽的客观大环境中，毕竟不能成为沙漠中的绿洲、汪洋中的孤岛。 当时岛内官吏贪污腐败、军警横行的现象，可说与大陆的状况并无二致。加上陈仪在台湾推行经济统制政策，给台湾人民带来了种种的不便和苦难，以及台湾籍人士参政机会较少等原因，台湾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省政不满的情绪。当时，台湾各界对省政的批评，与当年陈嘉庚对陈仪主持下闽政的批评颇有相似之处。作为行政长官，陈仪对“2·28”事件之前台湾省政方面的种种缺失，自然难辞其咎。 台湾民众的不满，经缉烟血案为导火线引发了“2·28”事件。由于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2·28”事件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流血惨案。那么，谁该负出兵镇压的主要责任呢？过去，因为陈仪是台湾的军政主管，一般都把责任算在他的头上。包括台湾1994年出版的《2·28事件研究报告》中也认为，陈仪“事起之初亦希图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机，但事态的发展已非其所能控制，乃转而要求中央加派重兵镇压，大军抵台后，他身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却未能有效约束军警人员依法执行绥靖任务，以致。。扩大了事件追究之打击面。”根据这种说法，很显然，陈仪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可是，这种说法未必公允。单仅凭目前已公布的史料就可以说明，陈仪未必应当负主要的责任。 事件发生之初，陈仪电请蒋介石派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回台归建，而当时中统局则向蒋介石建议加派劲旅3个师赴台镇压。当陈仪认为台湾事态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宪兵团长张慕陶认为，台湾局势己演变到“叛国夺权的阶段”，因此他指责陈仪“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当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首先出兵镇压民众之后，还受到了陈仪的指责：“台湾问题应由政治途径解决，闻高雄连日多事，该司令轻举妄动，应负此次肇事之全责，着自电到2日起，全部撤兵回营，听候善后解决。”事后，彭孟缉被认为“功绩甚大”，得到了一再的升迁，而陈仪则被认为措施无力，兔去职务，黯然离台。对于军统、中统在“2·28”事件中的滥捕、滥杀，陈仪也曾痛心地说：“他们事先不请求，事后还要求补办手续，真是无法无天。”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陈仪名义上是台湾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当时军、警、特各成系统，实际上他根本无法控制全面的局势，可以控制全面局势的是陈仪背后的蒋介石。那种把主要责任归咎于陈仪，而替蒋介石开脱责任的做法，显然并不公平。 舒桃自述，当年经台北市长黄朝琴推介，跟随陈仪专责私函密件收发，陈仪称其为“小四川”。1947年3月1日早上，当时参谋长柯远芬见大批群众包围长官公署，且情绪节节升高，即来面见陈仪，要求动武；陈仪见事态严重，立刻发电向南京蒋介石请示。大约下午6点左右，南京发来密电，陈仪打开一看，脸变得铁青，不说话，随后指示舒送交柯远芬。舒心生疑虑，在送件途中打开密电一看，但见大字“格杀勿论”，下接小字“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令谕。 3月19日事件过后，白崇禧来台要陈仪回大陆避风头，但陈仪表示下令的人并不是他，他没有必要回大陆。然而，1948年5月蒋介石却藉浙江省主席职位空缺，遣调陈仪回大陆。 舒桃的说法，对向来被认为应为“2·28”事件负责的陈仪而言，明显是为其翻案。另外舒桃也对当局提出几点质疑：1.2月27、28，3月2日皆有南京电文，为何3月1日关键时刻却没有？2。陈仪当年以通匪叛乱罪名被枪杀，其实只是国府为退守台湾，安抚民心的“代罪羔羊”。 3。当年陈仪随员11人生死不明，请政府公布处理过程。 至于舒本人在陈仪被“引诱”回大陆之际，觉得事有蹊跷，第二天就易名舒生辰，只身逃到上海。1949年回台开办《民族精神》半月刊，撰文刊登“2·28”事件文章，1959年为警备总部所捕，关了3年。1962年底，移居越南，并与当地钢铁大王邓文成之女邓氏雪结婚，进出越南上流社会，是当时台湾在越南的大侨领。1970年11月在越南侨界的餐会上，被刚调迁来越南任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柯远芬认出，第二天即被秘密逮捕，囚禁大使馆两天，然后以专机将其遣送回台，又关了3年；被释放后，即以越南难民身分前往美国，1990年返台后，则发行《民族精神日报》，一年后因亏损而停刊。这几年来，为替陈仪平反，舒桃不断透过各种管道，寻机佐证自己的说法，他表示愿与现居美国的柯远芬当面对质，澄清事由，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开当年3月1日的电文。 他也透过一位现居三重的许森标牧师，找到位居台北县五股乡孝义路陈仪的坟墓，并打听到移居几内亚陈仪侄孙陈春茂，而陈仪的两个亲生女儿（小名为阿蕊，阿玲）现在则定居多米尼加。 第114章 另外据舒桃透露：现住台北市人称“八爷”的陈仪小弟，担任太平产物保险公司总顾问，舒桃曾去找过他，希望他能出面为陈仪翻案，由于其年事已高，生活无虑而不愿出面。舒桃表示：近期将设法与他们再取得联系，并成立“追究2·28真相联谊会”，共同“追惩元凶”。 根据舒桃的推论，人们想到，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杀人灭口或借头泄愤，所以首先拿陈仪开刀。 泄积愤陈仪遭殃持第二种观点的是李宗仁，他在观察有年后，写了下面的话：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准备下野，由李宗仁出面和共产党和谈，陈仪披肝沥胆，上书蒋：“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当局者在下决心破釜沉舟的时刻，最不愿听到不同的声音，蒋想的当是：“要死也一块死”，对陈已经不满了。 1949年1月21日，蒋宣布下野，偕蒋经国乘飞机由南京经杭州回奉化。迎来送往是地方官的头等大事，陈仪乃以省主席身份在西湖“楼外楼”设宴接见。贵客中除蒋氏父子外，还有俞济时、陈诚、汤恩伯等人。席间，蒋满腹惆怅，连“西湖醋鱼”也不能下箸。陈仪也是一片爱心，劝道：“要拿得起，放得下！” 真正会做官的人，那第一等本事便是用心揣摩上司的“思想动态”，像王熙凤侍候贾母那样，投其所好，拣中听的说，少而精。安禄山就有这种本事。传说，唐明皇有次戏问安节度使：“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了些什么？”安马上伏地回答：“满肚子都是赤胆忠心！”唐天子笑得合不拢嘴。 蒋是不想真心“放下”（下野）的，一听此言，连饭也不吃了。随即驱车而去，连“断桥残雪”也不屑一顾，当夜宿于览桥空军学校“天健北楼”。2月间，汤恩伯告密，蒋也不同李宗仁商量，便免去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蒋经国在1949年3月21日日记上写有：李宗仁本日复飞桂林，陈仪移交浙江省政府主席。 彼因通匪有据，到沪后即被看管。 3月，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将陈押送台湾。 劝降汤恩伯内幕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当时任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第二处长毛森（军统）。 1948年6月，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当时，正是国共抗争激烈、乾坤剧变的季节，这位饱经沧桑，年过古稀的官场老翁太疲劳了，不忍再见生灵涂炭，有意且息兵刀。中共研究了他的思想动态，派人与之联系，希望通过他劝说汤恩伯在宁沪一带宣布起义。 毛森日后的回忆资料（《台湾传记文学》52卷4期《陈仪迫汤投共始未》），承认这个案件是他所主办的。他认为汤恩伯拒不接受陈仪起义的劝告，并向蒋介石告密，这固然是事实，但汤恩伯用心良苦，并不想杀害陈仪，最终导致陈仪杀身之祸的是（军统局长）毛人凤。以下是毛森撰述当时经过的情节，虽属反面史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时，毛森奉调汤恩伯部工作，汤发现毛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委以重任，对毛推心置腹，相遇恨晚，无论大小公私，都和他商谈，彼此间已无任何隐私。1949年初，东南吃紧，毛森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有一天汤私下告诉毛陈仪迫其投共，毛非常惊讶，他问汤有无告诉过别人，汤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毛续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要求把陈仪迁住毛森家，不准其自由行动。毛说，“陈是封疆大吏，亲友甚多，他要出去访友，或友来访他，或打电话，怎能阻止，一旦被人知道我把他幽禁家中，我怎么应付？且我家生活设备极简陋，无法招待大员。”毛森一口拒绝。当时毛森对汤的想法，还有点怀疑，因他俩亲如父子，无话不谈，汤可能因言语冲突，对陈说了一时气话。汤：“绝非气话，陈的思想早已变了，他自台湾铩羽归来，即促我去北方率领13军独立（汤的基本部队，似驻热河，由石觉统率）。那时我认其是牢骚气话，我和林蔚商量，推荐他出任浙江主席。我们对蒋公说，陈是政治大才，热忱工作，今赋闲无聊，如委其主浙，必能为家乡做一番大事。蒋果任陈为浙江省主席，陈在主浙之初，因忙于工作，较少晤谈，不久他又要我准备和谈，停止军事行动，我才认定他的思想确实变了，恐其闹出大事来，我私下对蒋说，陈已年老，恐难应付大动乱，并推荐驻浙军长周岩接任主席，蒋一一照准。我把陈接来上海为他夫妇安排住所，照顾其生活，原意可以朝夕承欢，让其韬光养晦，安定快乐，享享清福，不料他火气更大，骂我不识时务，大势已去，还作无望的挣扎，我实无法对付。” 毛说：“他年将古稀，投共之后，难道还会给他比省主席更大的官吗？”汤说：“这个老糊涂竟明对我说，并非为自己打算，是为我向中共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我向他表白，我是军人，追随蒋公几十年，决不能弃他投共。他骂我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每次见面，总是将我痛骂，无法向他解释。” 其实，毛森与陈仪的关系也极密切，他主闽时代，毛任省会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帮他做了许多大事，所以陈对他推心置腹，抗战开始，毛奉调北上，离开了陈。其后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尚未与毛晤面，即发表毛兼浙江警察保安处处长（指前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长）。 陈仪个性刚愎自用，但学识颇深，他是日本陆军大学就学时以第一名毕业，被誉为卓越的兵学家，其见解亦甚独特，与众不同。。当时毛森曾对汤说：“你不要接受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投共好了。”汤气呼呼地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骂我不识时务，不识抬举，要我派架飞机送他去共区，我实在受不了。”毛森看出汤、陈争吵已濒决裂，汤已不愿再见陈仪，毛又不愿接陈去自己家居住，实无法处置。 汤命毛即在陈寓软禁陈仪，不准他自由行动，禁止会客，但可陪其上澡堂、理发、购物、上街散散步，他发脾气时，只好逆来顺受，毛乃率领刑事处长郑庭显及干警多人，亲去虹口谒陈仪，进入陈寓后，毛手下即令陈之副官交出佩枪，陈之副官初想抗拒，见毛森在场，即听命缴枪，毛向女佣表达拜望陈主席，陈即下楼接见，毛森对陈仪说：“时局不宁，我奉令派人保护你。。”陈仪当然明自己被监视了，默然颔首。毛即指派陈浩泰、甘觉两组长，日夜轮流监护，然后恭恭敬敬向陈鞠躬辞退。 日后有人说毛森当时领人在陈寓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毛森否定说：陈是廉洁官员，无身外财物，住的是汤寓，食用的全是汤所供应，迫汤投共的信件已铁证如山，还搜查什么呢？ 毛森与丁名捕在蒲石路汤公馆见过面，汤介绍说，丁是陈主席的外甥，系陈介绍来沪担任汤的秘书；以后似又见过，但所见的是丁或另一人胡帮宪。汤私告毛，丁、胡是共方人员。并说：陈仪思想转变，也受其秘书沈仲九的影响。要毛森设法阻断陈与丁、胡及沈等的来往，说只是怕他们继续打扰陈仪，并无对丁、胡追踪逮捕之意。 毛森认为自己办理陈案与办理一般“刑事”、“政治”案件完全不同，绝未追究“余犯”、“同谋”、“图谋”。因陈已明迫汤投共，公然手谕“应做纲要”，还有什么可以追究呢？至于丁名捕、胡帮宪（现名允恭）只是连络人员，陈要汤委其任秘书，只是便于秘密连络及刺探军情，主犯既不能法办，自无法只办其传言人。毛森还怕因汤不听陈命，对方为了逼上梁山，故意泄漏风声汤通中共，以打击人心士气，使汤无地自容，故才决定采取行动，将陈软禁。 其时南京政府系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退居奉化，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暗中指挥各地军政长官行事。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兹事体大，不能私了，他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能去奉化请示，毛森建议派其心腹陈大庆或石觉为代表。汤说：“陈是淞沪警备司令，石是上海防卫司令，都有重要公职，且不知全案经过，不适宜去。”他最后问毛森能否走得开？毛说，“现在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时刻准备应变。。”这时毛森忽然想起了毛人凤——李宗仁代总统时询中共要求，撤去毛人凤军统局长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人凤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介石器重，故蒋仍指派其担任“黑”局长，闲住上海。于是毛森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恰当，立刻同意。 毛森偕毛人凤去见汤恩伯，汤即面告毛人凤关于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编者按：即陈仪促汤起义亲笔信件，内容是促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建工事，保护一切公家财物，改编部队，迎接解放等条文），转递蒋介石。汤的唯一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口头表示对蒋决尽忠到底，不屈从李宗仁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云云。 汤派专机送毛人风去奉化后，毛很快就回到上海。 第115章 毛说，蒋介石听了报告后，嘱善待陈仪，好好看护他，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理。汤再问起，蒋有无答允保全陈的生命。毛说：“当然没有问题。”从此，汤也放心了。 陈仪的一生是有抱负的，他廉洁、勤俭、不谋私利，凡是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追求，他又十分地痴心和执着。然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不仅他的抱负不能实现，而且，一生辛劳，四处碰壁。他在晚年写下了两首七言绝句：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治生敢曰太无方，病在偏怜晚节香。 廿载服官无息日，一朝罢去便饥荒。 这两首诗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汤恩伯出卖了他，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指1949年4月下旬），陈仪被送去台湾，幽禁基隆要塞司令部。此后，蒋介石曾表示，如果陈仪认错，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恢复他的自由。可是，陈仪却表示：“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 国民党官员去台后，汤恩伯很是怀念陈仪，其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请安，大家以为就这样了。陈可享天年了。不料1950年6月间，因时局关系，蒋介石突然下令要审判陈仪，汤恩伯知情不妙，往求见蒋，传话者转示，蒋已去台中。汤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摇头无能为力，拜请当年在沪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及上海市长陈良等人转救缓颊。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谷等认为蒋要用陈仪的头颅镇压人心；陈良认为陈牺牲定了。汤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特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 辞出后，毛森在送毛人凤回家路上，埋怨他：“你做事没有肩胛、不负责任，当时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要‘保全陈仪一命’，蒋既曾允诺，你应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被责怪之后，却耸耸肩说：“你忘了吗？陈仪是杀军统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 张超，福建人，原为军统局福建负责人，抗战开始，组织游击队，只表孝忠于蒋介石和戴笠，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对其尤为深恶，怂恿陈仪除张。陈求治心切，费尽心力，平定了有小四川之称的福建各股民军，自不容张超再组织地方武力。陈自命公正廉明，不畏权贵，以迅雷手段秘密电蒋，请准将张超就地正法，才伏下本身日后杀身之祸。 毛森认为，依毛人凤当时的语气看来，他在受托飞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时，可能当做大功一件，而并未向蒋提出汤所要求“保全陈仪生命”的条件，致陈死后，使汤恩伯蒙受“卖师求荣”的骂名。 陈仪死后，蒋始召汤恩伯。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得立牌位祭奠。从此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汤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后在日本草率动手术，死于庸医之手。 第二节吴国桢黯然挂冠当年“打虎”种下祸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给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机会，但却使他意外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台湾海峡有了美国第7舰队把守，美国又承认了蒋介石，恢复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昔日“囊中羞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台湾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砝码又加重了分量。一些欲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也不断交了。 1953年元月，二次大战时曾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取代了蔑视蒋介石的杜鲁门。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咨文中说明：“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于是，蒋介石又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不过这只是蒋介石愚弄台湾人民的“政治神话”、“诺言公债”。蒋介石的工作重点，仍是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肃清不忠于蒋介石的官员。于是，发生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1903年10月21日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吴经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供职过清廷军务部。1913年，吴国桢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放洋美国，首先在艾荷华州格林奈尔学院肄业，1926年以《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论文，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在人才辈出的二三十年代，可说是佼佼者。 西方教育的熏陶，对吴的个性、脾气、为人处世和人生观颇具塑造作用。这也是导致他和蒋经国冲突的主因之一。 打从吴国桢在1927年进入官场，出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兼交际科长起，他的才华即显露无遗。及至1932年，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免去吴的财政厅长职位，转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吴国桢从此即成为蒋的爱将。日后虽与蒋介石闹翻，但吴氏在晚年仍承认蒋对他有“知遇之恩”。吴国桢对蒋的感怀是有其原因的，在政坛上吴始终一帆风顺：历任国民党政府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 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事件的根源是吴与蒋经国的不和，而吴蒋矛盾并非源于台湾，而是始自上海。 1948年夏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民党政权不但在军事上受到严重打击，在经济上也已生命垂危。当时国统区的纸币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了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了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了贮藏手段的机能”。城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同年7月19日，25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纸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390万倍。7月下旬，蒋介石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准备实行币改，以挽救危机。8月18日，蒋介石返回南京。 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10月20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9月30日前（其后又将限期延至10月31日）兑换金圆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 （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8月20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文章说：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介石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蒋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而蒋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以“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他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分旧人马，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室办公，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然而上海的财阀和“教父”，以及国民党的官僚集团，都不愿意和太子合作，要是蒋经国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曾与蒋经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吴除不大同意蒋太子的作法以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他颇为不悦。 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吴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蒋经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行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30年代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吴却亲自赴京，向蒋介石力谏，剖陈利弊。 蒋经国上任不到三个星期，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经国对抗。 紧接着又出现一个“扬子案”，把蒋经国到上海的一个多月声威，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蒋经国的政治口号“打老虎”，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扬子案”的主角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由于他的“扬子公司”在上海经济管制时，犯了最大违禁事件，蒋经国下令将其逮捕。据当时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回忆，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宋美龄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离席。翌晨（10月1日），宋美龄即自南京乘专机到上海，将孔令侃“带走”。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蒋经国成熟、高明。“扬子案”后，蒋经国落荒而走。但蒋经国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是吴扯了自己后腿，才有那样的结局。 水火难容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大惑不解。 第116章 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主席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台湾是国民党集团剩下的唯一统治区，当时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这一要职应该与己无缘。想到不久前陈诚曾邀他出任省主席秘书长一职被他婉拒之事，吴在蒋介石告知他将要做此人事调整时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 蒋介石做此人事安排，颇费心机。他毫不隐讳地对吴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同且13日，台《中央日报》刊出了“台湾与美援”的社论，指出：“我们的历经图治，彻底改革，就是我们争取援助之最有效、最有力的方法”。由于一切改革的目标是以美援为中心，故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入选。 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之职的第三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之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他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请辞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受此鼓励，吴认为：“钩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吴的“尽忠”，导致了他与蒋经国的再次冲突。当时蒋经国任“国军” 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蒋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根据江南披露，吴蒋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吴国桢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蒋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蒋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钩、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蒋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但吴国桢拒绝妥协，江南认为有下列原因：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这本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的德行，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 恃宠而骄，过分高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缺少团队精神。吴认为蒋经国“不学无术”，其所主张及实施之办法，与‘近代民主政治，实属扞格”，而忽略“国府”的本质。民主也者，本来就为装饰门面的东西。 另有一种说法，吴“八面玲珑，十分圆滑”。一个“圆滑”的政治人物，当不至于糊涂到以自己的乌纱作孤注一掷，想必蒋经国有欺人过甚之处。枝枝节节的龃龉，大都为了金钱之争，迁台之初，台湾国民党当局除自上海搬去大量黄金白银，“国库”收入，几乎等于零。一切“中央”的开支，唯“省府”是赖。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岁收田赋。应付那样庞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时。 吴身为主席，自有撙节开支，开拓财源的责任，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如“政治部”、“救国团”的请托，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换一个人当主席，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别处节省，对蒋经国网开一面。诚如他告诉雷震时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江南认为：“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分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类似情况，陈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曾发生过，也引起和蒋经国的矛盾，但没有吴蒋这么严重。 导致吴蒋严重对抗的是台湾火柴公司案，那是1950年的事。某天“省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王哲甫（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被捕，承办单位即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召见“副司令”彭孟缉，查明原委。彭说是“总统”的命令，并陈阅全卷。吴不看则已，阅后，情绪激动，十分气恼。台湾火柴公司，总公司原设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董事长吴性栽，选择留居大陆。保安司令部本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处事方针，将吴性栽列为“附匪商人”。吴性栽解放后，从事电影事业，曾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一部，影片内容，对国民党、蒋经国有诸多“诋毁失敬”之处。透过情报活动，蒋经国获悉，迁怒于留台的台湾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缉将负责人王哲甫，不分青红皂白，逮捕下狱。 于“法”，蒋经国是站不住的，台湾的王哲甫没有理由去为上海的吴性栽负任何行为上的“法律”责任。吴国桢说：王虽到香港和吴性栽见到两次面，不过，在时间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 据王的供词，仅说是业务报告，和吴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因此，我认为这种随便入人于罪的办法不足以服众。我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个条子。 吴的手令，等于废纸，彭并未遵守。吴说：当天下午五点，彭要见我，而且和经国一道来的。 当时小蒋的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这才知道，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名义，控制着台湾的特务系统。经国说，王有罪，不能释放，我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最后我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 处彭的立场，可以对吴违命，吴莫奈他何！和蒋经国站到一边，不愁将来之升官发财。果然，这位吴眼中“獐头鼠目”的彭“副司令”，后来因功而升为上将衔“副参谋总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似乎火箭的速度，在台湾红极一时。 这是吴、蒋当面顶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当时的情况，除吴以外，不作第二人想，可见吴的气焰，并不下于蒋经国。 当天傍晚，吴下班不久，“主席”官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即“总统” 贴身秘书周宏涛，奉令转达，抓王是蒋介石的意思。显然，打出父亲这张牌，目的在缓和蒋经国和吴的关系，挽回蒋经国的颜面。吴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尽可顺水推舟，息争了事。然而，吴仍未见好就收，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图作最后努力。 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先生（官邸称蒋为‘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 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以蒋介石的性格，对这样一位傲慢的部下，已足够容忍，但是吴和蒋经国的嫌隙，亦未因此平息，且进一步扩大。 更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蒋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之名，一夕间，逮捕398人，而其中仅19名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经吴出面干预，迅速获释。但大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吴回忆说：有一天，基隆市长谢贯一向我报告，有两位市议员，午夜失踪。接报后，我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道，后来推到保安司令部的x处长身上，那处长又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于是我下令要他在三小时内开释。开释后，我要谢市长把两位台籍议员带来看我，出于我意料之外的，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倒过来要求我不必追求真相，原因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其故在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吴要彭把两位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彭表面敷衍，并未遵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吴顿时无话可说。 不得已，吴国桢于1952年2月，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介石低头不语，装出很为难的表情，向吴斥责：“别说下去啦！” 蒋介石按既定方针办事，自然听不进吴国桢这逆耳忠言。吴国桢说：“此后钩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 黯然挂冠吴国桢认为，他的上述进言使蒋介石产生了除掉他的念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65岁的生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这天离开台北，到郊外草山别墅避寿，但特邀请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殷切地留吴在山上过夜。 第二天吴氏夫妇离开别墅时，发现原来自己的汽车司机不在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由蒋宅另派了一名司机开车下山。 第117章 那天正巧吴的妻子大闹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中入厕。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脸色都吓白了。原来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腹泻，汽车上的人都已粉身碎骨了。吴国桢死里逃生，大彻大悟：蒋介石是想要他的命了！这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十分成熟，对此事一点不露声色。 1953年1月，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吴意识到，美台关系已经好转，他已完成了使命，该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3月初，吴国桢借口健康欠佳，向蒋介石呈请辞职。蒋介石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月。但吴去意已坚，“三度请辞”，“行政院” 第286次院会，“应予照准”，并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湾省主席。 蒋介石之重用吴国桢，固然是由于他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关系。但熟悉国民党政坛的人士认为，才干和忠诚，加上不结党营私也是他为蒋器重的原因。 在吴案发生之后，曾任上海市参议长的潘公展回忆：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仅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吴国桢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时候的僚属何凤山的回忆说：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时（1942），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新进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的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在国内做事多年，所以英文之外，中文也很不错，他告诉我说：“刀笔吏俗所谓绍兴师爷，在公文的运用上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佩服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方（芷汀），他跟陈某请教过，所以吴氏行文，极重简洁扼要。我们部中的同事，虽然许多是老公事，有时在重要关口上认为不当时，他也不客气的申斥，受他折磨最厉的，要算欧洲司长梁龙（云松）。 吴氏是一个急性人，讲求效能，他的外国名字叫k。c。wu，中文喊为‘开水壶’，一则音同，再则恐怕是形容他说话说得快，好像壶中的开水一样。他走路健步如飞，许多老大爷们跟不上，视与他同行为畏途。在政治关系上，他与张群（岳军）接近，被目为政学系中的一分子。他注意人才选拔，我有时与他同车由上清市到涨秋山庄办公，在路上除讨论案件与问题之外，尚臧否部中的人事。因此，他对于部务的了解更加深切，譬之是时部员的外放，并非人事处决定，而乃每一出缺时，由每司提出人选，再经部务会议公决，人事处不过办理例行手续而已。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畲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于峻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说：‘你看派卢心畲怎样？’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 上述例子，颇能勾画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 蒋介石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蒋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 5月24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吴国桢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 “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500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 临别前，“司法院长”王亮畴问吴：不回来了吗？”吴答：“是时候了。”吴的好友、政学系领袖张群也来送行，他送吴一幅曾国藩手书对联：“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对于吴的离台，江南披露：“若非宋美龄从中协助，在蒋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当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 “吴修潢不准偕行，当局如引用‘兵役法’的条例，自于‘法’有据。 有气度的话，未尝不可法外通情，免得落个‘人质’的口实。” 旧恨新仇一发难收吴国桢初到美国，顾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谨言慎行，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不满之词。 不料，继吴国桢之后，蒋介石又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于1953年11月18日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免职。 王世杰是被美国当局认为最具“西方精神”和受到“特别赏识”的人，他与美驻台“大使”蓝钦建立了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早为宋美龄等所嫉视。宋认为：王是国民党内部反宋最用力的，间接鼓励居留海外的人对宋恶意中伤，并暗中支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反对孔祥熙返台。据悉，宋曾对王宠惠说：“像王世杰这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经国、郑彦棻也在宋美龄面前，指控王利用《香港时报》董事名义中饱港币八、九十万元，贪污有据。又说他与海外反蒋分子有联系，暗中支持“第三势力”。于是，宋和蒋经国便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攻击王，而蒋介石对政学系的作法不满也由来已久。在美蒋关系上，王与蒋的意见不一，常发生争论。 王世杰事件直接的原因，传说很多。一说原因有二：一是当尼克松晤蒋时提出反共分子“团结一致”共负“国是”和劝蒋交出政权到美国去住之后，王又具体和蒋表示应早日召开“反共救国会议”，惹起蒋的愤恨。二是尼克松与蒋谈话时说：“你们只知道经援，可是浪费的太多了，例如陈纳德在美国出卖的一批中航器材收入即达400万美元，这笔钱应该属于你们国府所有；又有吴国桢住在纽约的豪华旅馆中，以一个曾任过省主席的人能有如此财力在美国消耗，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尼克松走后，蒋即令王交代，斥责王在处理民航事件时未向其提出详细报告，王亲笔批过12万美元的官价外汇给吴国桢亦未呈报，认为王有意舞弊，两人发生争吵。蒋大怒，当晚即下令将王撤职交“监察院”查办。后经张群疏通，将“交监察院查办”字句取消。传说，当晚及次晨张群两次见蒋皆被拒，次日吴铁城得机见蒋，但被蒋大骂谓“国家的事都是你们这派人弄坏，你怎么有脸活下去”，吴未敢发一言，辞出归家后，即眼安眠药而死。 另一种传说是：在尼克松访台时，曾答复蒋介石两件事。一，在军事上美国对台湾“负责到底”，但政治上要与整个远东配合；二，美国认为签订太平洋安全同盟时机已到，但要由远东国家自行动手，现在看起来菲律宾担任领袖国家较为适宜。蒋介石听后甚为不快，立即召集张群、陈诚、叶公超、王世杰、王宠惠等人商讨对策，会上王世杰竭力主张一切都照美方意见，并引证当年在大陆没有听从魏德迈的话吃了大亏。蒋闻言大骂王“混蛋”、“书呆子”。蒋经国闻讯后即趁机告蒋：王早已不可靠，指王利用美国的关系结党营私，在香港拉拢“第三势力”，与顾孟余、许崇智等有来往，又暗中与胡适联合，以《自由中国》半月刊打击蒋的声望，以及王利用“总统府”名义经营港台走私、套汇等。蒋介石听后怒不可遏，立即传命拘捕王世杰，并亲笔下令要王交代。 王世杰事件发生后，蒋经国即发动台湾报刊攻击王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以此一方面掩盖王去职的真实原因，同时再度向吴国桢进攻，以进一步打击政学系、亲美派的势力。 1954年1月13日、14日《美洲日报》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1月25日的《民众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众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1月27日致《民众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桢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第118章 1954年1月20日左右，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收到吴国桢于1月15日从美国寄来的一份启事，要求台湾报纸给予辟谣。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行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5000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桢闻此谣传后，已于1月2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昀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10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20余处，每次讲费约450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昀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介石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父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于是在美发表了对台的三点“政见”：（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 （3）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道。 隔海对骂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2月26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共达十三条之多。 第二天（27日）吴国桢在美立即威胁称，万不得已时将公开揭发台湾内部zhuanzhi独裁的事实。同时致函“国大”，攻讦蒋介石卖国集团一党专政、党组织与政治部控制军队、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六点。要求“国大”：一、彻查国民党经费来源，令“立法院”议定“政党法”，保障各方反共人士俱能在台公开成立政党；二、撤销军队中的党组织及政治部；三、由“立法院”拟定“国家安全制度”之法律，明确规定特务机构的权力，对于主持特务机构之人选，不得由当局派其亲属主持；四、组织委员会公开接受无辜被捕及非法受提讯者亲友之控诉；五、组织委员会彻查过去言论之何以不能自由，并追究责任；六、撤销青年团特务组织。 蒋经国恼羞成怒，立刻又组织所有报纸杂志，利用社团、“立法委员”、省“参议员”以及学校、青年和军人的名义集中攻击吴国桢。台湾“中央社”甚至指骂吴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另一位和张道藩搭挡上阵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谩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桢2月7日及16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已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1951年5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堂堂正正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 可惜作者虽较其他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昧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国桢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谠言佳句。“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就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台湾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3月9日，国民党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政”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 兔死狗烹意在传子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才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光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国桢的一纸上书，等于在蒋氏父子的后院丢了一颗原子弹，发出惊人的震动。美国各大报纸无不争相报道。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作为事件的尾声。 “总统43年（1954年）3月17日令：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吴国桢的儿子吴修潢，后来通过美国驻台大使蓝钦求情，当局放人。但事件过程中，也深受其害，台湾报纸曾作如下报道：“自从吴国桢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后，却使吴修潢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使得他再也安不下心来研习功课，三天两次请假。为了逃避一部分同学的椰榆和白眼，他拿起父亲吴国桢的印章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 第119章 ’但是稍稍平静之后，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么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外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 通过吴国桢事件，已给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台湾当局为维护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形象，曾策动“上书”、“声讨”运动，但结果也干事无补。 台湾内部的反应，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蒋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恩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蒋经国逼人过甚所至。 胡适在离台返美前说过这样一段话：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语虽委婉，但颇能代表台湾“沉默大众”的心声。 在王世杰事件和吴国桢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始终是支持王、吴等亲美分子打击蒋经国。据悉，王世杰一被免职，美驻台大使蓝钦即认为是蒋经国的阴谋，马上向华盛顿密告蒋经国对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常不满，如任其发展，可能成为“台湾铁托”。当吴国桢遭到张道藩的攻击和被免去“政务委员”职务后，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向吴保证，在任何情形下吴皆可在美居住。 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有时反映国务院半官方意见的华盛顿《邮报》、亨利鲁斯的杂志，一向主张积极援蒋的斯克浦斯——霍华德报系以及拥护麦克阿瑟和塔夫脱等“孤立派”的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等均著文支持吴国桢。其中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和芝加哥论坛报老板麦考米克上校当听知吴被蒋以吴必须有两年的稳固职业才能给其子吴修潢去美护照为难时，曾立即聘请他做芝加哥论坛报远东部的顾问。 蒋介石在遭到吴的抨击后，曾怒骂吴“已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及自由”，“与共党分子毫无互异之处”。但后来通过美驻台大使“劝告”蒋不要再行攻击吴国桢，继续下去对蒋不利，蒋只好无可奈何地下令禁止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字。美国方面之所以在蒋介石召开“国大”和改组“行政院”的期间支持吴国桢向蒋叫骂，也是为了压迫蒋多吸收亲美分子入阁。 吴国桢由盛而遽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第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第二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54年12月3日“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的正式签字。 也就是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势，台湾被列入美国防卫线中的一环，第7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军经援助开始大批涌至台湾。“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生效，一方面束缚了“国府”的军事行动（实质上等于放弃反攻大陆），一方面也使台湾第一次真正有“安全感”，从而奠定了日后台湾经济繁荣之基。 在这两个先决条件下，蒋家父子决定牺牲“不合作”的吴国桢。吴国帧所鼓吹民主，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实际上等同于“叛乱”。再加上美国国务院有意扶植吴国桢在台湾“称王”的腹案，吴焉能不遭蒋氏父子的整肃！“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红极一时的吴国桢率先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巩固下的牺牲品。吴案的余绪，一为台湾“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蒋经国调职。蒋经国的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一层楼，成了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头子。 遗愿绵绵无了时吴国桢把想说的话说过以后，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书斋。他的朋友刘宜良（著名作家江南）在谈到吴时，认为他没有染上那种“上台趾高气扬，下台牢骚断肠”的官场病，具有学人本色、名家气度。当官不成，再操旧业，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常还作些学术讲座，所得收入以补家中开支之需。1967年，他离开居住多年的芝加哥附近的伊万斯顿，应聘前往乔治亚州的萨瓦娜阿姆斯壮学院任教，讲授中国文化，深受学生欢迎。到退休年龄时，校方应学生请求又续聘3年，薪金由学生捐助解决。刘宜良曾劝他在讲授之余撰写回忆录，记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吴国桢表示：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不写。他说，他准备广集史料，埋头著述，立志写出传世之作。此作就是后来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史》。 远离祖国的吴国桢，一直关心着故土上所发生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伟大决策，感到由衷佩服。正如他给友人信中表示的那样：“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还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中国照目前的情况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个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一次和刘宜良论及往事，谈到现代史上的国共人物时，吴国桢以历史见证人的身分，把周恩来、邓小平誉为安国定邦之士。他说：“《邓小平文选》，我反复看了3遍，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些认识、看法并非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吴国桢作为过来之人，看到过封建社会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看到过南京政府官场黑暗、人民痛苦；他也听到了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声。经过在美国30余年的观察和思考，理性和良知使他正视现实，愿意向祖国靠扰。当初被国民党方面骂作“共产党同路人”的吴国桢，现在真成了“共产党同路人”。 晚年的吴国桢夫妇，有一事反复索绕心头，就是希望回国一游，亲眼目睹祖国新貌，1983年底，他的儿子媳妇借讲学之便先行回国，联系吴国桢回国具体事宜。根据吴国桢的愿望，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出了邀请。原定1984年春东归的吴国桢、黄卓群夫妇，因黄卓群女士有病未能成行，遂推到同年9月。岂知6月6日，吴国桢突然病故在异国。 异乡难埋思乡情，吴国桢的心愿成了遗愿，永无了时。他只有神游故国，魂归大陆。这真是：“长恨绵绵思乡人，不尽哀思游子魂。” 第三节孙立人去职“王朝”芒刺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会谈。这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好的作用。我国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厨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实质上，既有了“美、中（台）共同防御条约”为庇护，蒋介石已看出长期偏安的局势已定，他也就乐得在海岛上称孤道寡，安享天年了。要紧的就是如何稳定岛上的政局，发展岛上的经济建设，将最后这一点江山，妥妥当当地传给子孙后代。 第120章 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危险人物”，“异己分子”相继溃不成军，皆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在拔掉手握兵权的武将孙立人这颗眼中钉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东方的隆美尔” 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作一交代。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生于1900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被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学习，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是先后期同学。 1928年，孙立人毕业回国，先人国民党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日寇威胁，14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同时，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日寇发动总攻，并调集73个精锐师参加上海抗战。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与是役。 当时很多人认为，孙部是支非正规部队，没有战斗力。但实际上，这支财政部的武装，武器远比一般国民党军队优越，中层以上军官大都是留美的少壮派，士兵中有文化的多，部队平时训练严格，军容风纪比国民党其他部队好，再加上民族战争伟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淞沪前线打得很顽强，给日本侵略军以很大的杀伤。 在温藻浜战斗中，孙立人中弹负伤，被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1938年，孙立人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二次立功。 这二次战役，使孙立人在军界初露锋芒。 “税警总团”在长沙扩建为缉私总队时，孙立人任总队长，同时晋升为少将。孙立人选定长沙为扩军基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长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便于收容各路部队的散兵游勇；其二，原“税警总团”的官兵中，湖南人居多，在战斗中，湖南人勇敢善战，深得孙立人赏识，在本地扩军，便于多招些湖南人。孙部基地设于长沙岳麓山。副总队长齐学启，湖南宁乡人，曾任江苏保安团团长。 第一团上校团长贾幼慧，山西人，是孙立人清华和弗吉尼亚的同学，曾任原税警总团炮兵营长。 第二团上校团长唐守治，湖南零陵人，曾任某部队宪兵营长。 第三团上校团长葛南杉，江苏人，留法生，工兵营中校营长王之，留美生。通信营少校营长文芝龙，黄埔毕业。孙立人依靠这些骨干，招募和收容兵源，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到半年，就招集了三千多人。以后逐渐扩充到五个团，还有工兵、通信、特务等三个直属营和一个教导队，实际已有了两个师的兵力。 孙立人在湖南建军，原以为离前线尚远，可以好好地扩军训练，不料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弄得日夜不宁。于是，他急忙电告重庆，请求转驻贵州。蒋介石、宋子文也想保存这部分力量。所以，很快就批准了入贵州的请求，指定缉私总队驻贵州都匀训练。 1940年11月，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任师长，1942年远征缅甸。 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中，有一段精彩的“异域”篇章，这就是孙立人所率新38师远征缅甸时的“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大捷”是个闻名世界的战役，新38师在劣势的情况下，竟以不满1000人的兵力，击败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救出超己十倍的友军。 当时缅甸整个战争形势，就盟军方面来说：左翼为国民党军队第6军，当面之敌为敌第18师团；正面为国民党军队第5军，当面之敌为敌第55师团；右翼为英第一军，当面敌为敌第33师团。新38师在曼德勒，无形中有东西策应的任务。 4月14日，由于英军第1师放弃马格威，改守仁安羌，引起盟军右翼的严重局面。新38师的112团和113团先后奉命由副师长齐学启率领，开往纳特曼克与巧克柏当两地布防，负责支援英军和掩护正面的侧背，曼德勒卫戍的任务，只留下114团的两个营担任。而114团的第1营仍然留驻腊戍，担任飞机场的警戒任务。 日军探听到英军退守仁安羌的消息，马上就分出两个联队兵力，绕到英军后方，占领仁安羌油田，切断英军归路，将英军第1师全部和战车营的一部，包围在仁安羌北面一带地区。又用一个大队的兵力飞快占据拚墙河北岸渡口附近，阻截英军的救援，不过当时在拼墙河北岸和日作战的英军，只是少数步兵和装甲旅战车山炮的一部分，自身都已难保，更无力分兵去救援在南岸被围的部队了。 4月16日，在仁安羌北面的英军第1师已经被包围两个昼夜，粮尽弹缺，水源断绝，危急万分，驻扎巧克柏当的113团，便接到了立即驰援的命令。救兵如救火，113团连夜奔赶，在17日的黄昏时分，到达拚墙河北岸，在距河五英里的地方，进入准备攻击的位置，当晚就展开了猛烈的战斗。18日拂晓起，战斗更激烈，孙立人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正午12时，拚墙河北岸日军肃清，英方催请孙部立刻渡河攻击，当时孙部兵力太少，而且南岸地形暴露，日军又是居高临下，孙部站在仰攻的地位，如果攻势稍一顿挫，日军可能立即窥破孙部实力，这样一来，不但不能达成解救英军的任务，并且可能把113团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孙立人决定暂时停止进击，打算在黄昏以前用尽各种方法把当面的敌情和地形侦查清楚，再利用夜间去周密部署，准备在第二天拂晓进行攻击。英第1军团长史林姆将军对于孙立人这样计出万全的筹划，虽然表示十分钦佩，但怎样才能使他的被围部队立刻解救出来，却是他更焦急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接到被围的第1师师长斯高特将军的告急无线电话，报告被围官兵已经断绝了两天的水粮，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围，便有瓦解的可能。所以史林姆将军要求孙立人无论如何要立即渡河攻击援救，不能等到明天。后来孙立人一再的解释利害，并且请他打电话通知斯高特师长务须再忍耐一天。史林姆将军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斯高特师长又打来了第二次告急的无线电话，说是被围的部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也不能忍耐一刻了。史林姆将军脸上显然是变了颜色，他凝视着孙立人，目光慌乱，神情紧张，但孙立人的态度却依旧很平静，并再请史林姆将军转告斯高待师长说：“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这最后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将贵师完全解救出围。”无线电话中又以焦急而怀疑的语气传来“有无把握”的询问，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这句话使史林姆将军大为感动，和孙立人郑重地紧握着手，认为这是一种“君子协定”。 19日，东方鱼肚白色还没有出现，攻击便开始了。破晓时，左翼部队将日军第一线阵地完全攻占。战斗转进到山地里，日军不顾一切猛烈反扑，孙部已得的阵地，三次失而复得。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孙部必须要处处防备敌人侦知实力，所以用种种方法，设置疑兵，虚张声势，又用小部队进行扰乱突击，更教日军无从判断虚实，主攻部队利用山炮、轻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的掩护，反复肉搏冲杀，第三营长张琦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高呼着“弟兄们，杀呀！”士兵们眼看着自己的长官壮烈地倒了下去，心头热辣辣地默念着他最后所发出的口令，含着眼泪，前仆后继的拚死冲杀上去，一直冲上了油田。山凹里，油田边，都积起了一堆一堆的尸丘。这一场白刃肉搏的大战，从午前4时继续到午后3时，日军的第33师团完全被击溃了，他们丢下了1200多具死尸，退出阵地，113团不过1000人的战斗员兵中也伤亡了一半。这不但是一个冒险的攻击战，简直是一个可怕的空城计。 下午5时，孙部克复了全部仁安羌油田区域，枪炮声渐渐的稀远，敌人显然是在加速后撤。孙部首先将被俘的英军、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解救出险，并将夺回被日军抢去的英方辎重汽车一百多辆，交还英方。接着英军第1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七千余人和一千多匹马都在孙部的安全掩护下，从左翼向挤墙河北岸退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一路对着孙部的官兵，个个都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更有许多军官压制不住感激的热情，抱着孙部的军官跳了起来，友情的高扬已经到达了顶点。 仁安羌之役、在军事上是一个奇迹，中国军队是以少胜多，以客胜主，以寡救众。这一仗，不但表现出中国军队是有严格的训练和旺盛的士气，更表现出中国的指挥官有卓越的将才，有高明的判断能力，有超人的战术眼光，胆大心细的断然处置。同时，这一仗还不只是表现出中国军队作战的英勇惊人，并且显示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越性，从孙立人回答史林姆将军的“中国军队战至最后一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的一句话语中，就充分表现了中国军人舍己救人和不背盟信的美德，以及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对道义的高深教养，后来，新38师转进到英法尔时，又和英军第1师碰在一起，彼此语言不通，相互以目光表达情感，有些英军官兵见了孙部，眼眶中竟都含有感激的晶晶泪水，这种表情不只是在羡慕新38师的战功，也不只是在感谢中国军队当日解救他们出险的好处，而是他们被中国军队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了，对于这种亲挚的友情协助，他们当会终身感念不忘的。 第121章 由于仁安羌援救英军卓越的战功，孙立人荣获“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和美国的“丰功”勋章。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和“东方野战之狐”。 四面楚歌“仁安羌大捷”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新一军4万多人马辎重，借道香港，在美国军舰护送下，开向东北，部队首先在秦皇岛登陆，然后乘火车到锦州一带集中。途中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袭击，伤亡颇重。这一年初，孙立人又一次出国考察，此时尚未回国，全军由副军长贾幼慧率领，辗转迂回到沈阳外围。在四平街，新一军同东北民主联军激战了一个月，伤亡惨重，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四平街，蒋介石非常不满。这时，孙立人已经回国，急忙从关内赶来指挥战斗。也是他运气好，东北民主联军在保卫四平街的战斗中，赢得了时间，正作战略转移。因此，新一军一举而下吉林，长春、德惠，陈兵松花江畔。这一战又给孙立人镀了一层金粉。 但孙立人既非黄埔弟子，又非陆大学生，在国民党部队中自成一系，且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仗着美国人撑腰，有时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里。所以，蒋介石对他也不满，适逢云南部队60军184师在东北起义，投向共产党，使蒋介石愈加感到非嫡系部队不可靠。云南部队的后台是龙云，蒋介石曾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龙云调到中央，削掉了云南王的兵权。于是，便使用同样的手法，提升孙立人为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接着又任为东北九省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把他调离长春到沈阳与保安司令杜聿明共事。而他的新一军，也交给了黄埔出身的50师师长潘裕昆。孙对这种人事安排自然不满，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暗中怨恨。不久，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蒋介石依从美国的授意，任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在美国顾问的直接控制下，开始在台湾训练新兵。其后，蒋介石又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除为了部署逃命外，也有牵制孙立人的用意。陈到台后，即曾暗中策划孙立人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并入军校中，陈系的林蔚、郭帏、罗卓英等企图将孙的练兵权转到罗卓英手上，但没有成功。 1949年9月，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积极援助，以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又“提拔”孙立人为“台湾防卫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陈的控制下，孙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在长官公署成立不久的某次会上，孙就曾很不满地表示：他虽为台湾防卫总司令，而军队的调出调入他一点都不清楚，调换一个军长，他连一个通知都没有接到。陈曾指使其嫡系的第6军，用“升官”的办法拉孙的80军的官兵，80军一个老兵到第6军可升班长，班长可升排长，此事引起孙的异常气愤。 蒋介石复位后，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又升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表面上向美国做出了姿态，得以争取美援，实际上又以陈诚系的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用以牵制孙立人。据1950年材料，孙知道实际的权力操在“参谋总长”手中，不愿就任，要陈诚答应他两个条件：第一，仍任“台湾防卫总司令”；第二，仍兼负陆军军官训练责任。后经陈同意就任。表面上陈虽同意了孙的条件，但孙仍然没有人事权和指挥权，而且训练权的大部分也相继被陈夺去。孙曾哭诉于何应钦说：“台湾完了。” 1951年5月香港《自然日报》称：孙立人仍旧是一个“木偶司令”，不经蒋介石同意不能任免一个营长，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也不得调动任何部队。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更不容孙过问。孙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决议，每次均被周至柔控制的国防部加以删改，双方常打公文官司。陈诚的亲信原任国民党第6军军长戴朴等陈系军官，竞拒不出席孙召集的台湾防卫会议，此外，当时孙虽名义上仍兼“陆军训练司令”，可是，校官以上的训练全由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系的将领万耀煌、彭孟缉负责，高级政工干部的训练又由蒋经国的政工干部训练班主持，孙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只能训练尉官以下的人员。陈诚手下的一些喽啰，对孙挂名的“陆军总司令”空衔，也喧嚷要予以夺去，如1950年黄杰从越南逃到台湾和陈诚系的黄埔出身军人段沄、罗奇等叙餐时，大家公开他说：“陆军让孙立人干，难道我们黄埔就无人吗？”曾决定要夺取“陆军总司令”的位置，后经吴国桢提出：“要顾及美国人的印象”，才暂作罢。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尝嫉妒倾轧之苦。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假如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销声匿迹，50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介石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孙的学识，据说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蒋介石在1940年前，不让孙入野战军，带兵作战，多半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蒋作为最高统治者，权衡人事的综合平衡，有其独到之处。 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他从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又鸟)群。也可能当时的情势，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台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则有如下生动的描述：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例如空军与海军提出，在防卫台湾及反攻大陆的战争中，空军海军如何重要，如何优先，须获得优先装备，反正是一切优先。又如空军提出，空军官兵的待遇要超出陆军两级，飞行员待遇，要超出陆军十倍，空军官兵要新式美观服装。海军提出，海军是国际兵种，须按国际标准待遇，一般官兵要超陆军一级，另有航海津贴，要有海军自己的舞厅、歌厅等。以上诸多不平等待遇，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外甥提灯笼（照旧）。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像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老蒋打圆场，至于老孙在老蒋面前请求批准进军校再受训一词，更是家常便饭。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盾多深。 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孙立人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他以蒋经国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抑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良心会”的用意，也许不坏，但蒋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发动的事。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介石父子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蒋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于是蒋介石密令除奉命者外，任何人不准与蔡斯接触。 其后，蒋介石与陈诚就更加压抑孙，用牵制、明升暗降等办法削弱孙的势力。将孙系的80军军长唐守治升为“南部防守区司令”，后又将他调为“北部防守区司令”，而80军却仍留在南部，并以陈诚死党反孙最强烈的戴朴为其副司令以牵制唐。以后又将唐调任新成立的“第一军团副司令”，该军团司令又是陈诚的亲信胡琏。 1954年6月，孙立人在台湾的军事改组中因“任期届满”的理由免去了“陆军总司令”职，改任“总统府参军长”，贬为闲曹。孙对此很不满意，发牢骚说，“现在台湾是奴才统治人才。”并想藉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工程博士学位为名去美国，蒋介石唯恐孙到美国后成为“吴国桢第二”，未予准许。 第122章 但为了敷衍美国和缓和孙的反对，乃提拔孙的亲信余伯泉任“副参谋总长”。尽管如此，蒋氏父子仍觉得孙对“王朝”有潜在的威胁，不可“养虎遗患”。 疑谋不轨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孙立人兵变案”。事出在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个名叫郭廷亮的“匪谍”，该犯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江南依台湾“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以及其它非官方的资料，在《蒋经国传》中，对“孙立人事件”的经过，描述如下：主犯郭廷亮，34岁，原籍云南，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毕业，当时孙立人任团长。改新38师，郭是中尉排长，改新一军，郭升少校营长。1948年6月，新一军调驻沈阳时，郭和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解放后，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白通过其兄白经文给予办理，但白经文嘱郭到台时，须为中共工作。郭因而顺利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转台。 郭到台后，先后任孙部少校营长、“陆总”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 第五署督训组组长。在1954年8月以前，郭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谋”活动。1954年9月，某晚7时许，有操北方口音的李某到郭家相访，李谓：“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之任务，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1954年8月和10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从犯6人，为37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陆总” 第5署督训组副组长。“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部队中之各同学联络。”田祥鸿，30岁，四川人，任上尉情报官，受郭指示，“把军训班（第4军官训练班）同学联络起来，结成一股力量”，“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刘凯英，29岁，安徽合肥人，供职某部，任第4军官训练班学生联络人。还有陈良坝，34岁，福建林森人，孙的随从参谋。还有中校督导官李成亮。 6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孙等选定此时，为兵变日期。郭廷亮于5月15日在台北谒孙，向孙报告，xx部队将在5月22日至6月2日开始团教练。“此项休息时间为采取行动最佳之时间。”于是孙计划于5月25日左右南下，以xxx为指挥所，“将于5月底或6月初有所行动”。 然而事情发生变化，孙决定于28日去南部，但“奉谕”于30日与蒋介石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25日被捕，仅由陈良坝于28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地人马。 6月6日，南部地区7万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朝鲜抵台的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部队原规定是4时半前抵屏东机场，预定上午9时半正式检阅开始，但延至11时30分才举行。检阅台前，曾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 一说，孙事机不密，已先后有20余人向当局告密，郭廷亮干事发前12日被捕，情治单位，早掌握同谋人的动态；一说，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报告，阮转报“安全局”，于是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孙事败案发。 孙的“同谋”事发先后，分别被捕，仅刘凯英脱逃，且获孙资助。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6日，蒋介石在高雄设宴，为泰勒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此后，6月15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俞大维主持），再看不到孙立人的身影了，孙实际上已受到看管侦讯。 外电率先报道孙被捕消息，台湾当局却闷声不响，到8月3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且，才开始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辞职书虽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孙说：“。。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傅闭门思过，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使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使孙“抚衷自省，实深咎愧”呢？当局讳莫如深，贯彻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或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奈心理，以致谣言四起，众说纷坛，甚至距至今，迄无是那非耶的公断。 亲台湾的《新闻天地》，在《孙立人将军被黜》一文中，即对案情公布的方式，提出指责，认为“步骤仓卒”，“事前未有整个计划”，“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案情有密锣紧鼓的趋势。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在日，根本未参与）是军人，其余7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如吴忠信、许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云五、俞大维两位，非国民党员，理论上“不致受到党组织的影响”；王宠惠，司法权威，“一定会坚持公正立场”。可以看得出，蒋介石立意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是非曲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台湾当局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试举香港的《祖国》杂志的社论为例，该文说：“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氏与孙立人氏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 社论特别提到吴国桢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尽管舆论沸腾，人心激愤”，其中几项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之中，“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拖成‘无声无息’，或不顾舆论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而使反共复国的大业更加重的蒙上一层愁云惨雾。” 因此，《祖国》建议，善处此案的三原则，要求“认识事态的严重，幡然醒悟，改变作风”，“洗雪前衍，以正视听。”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状态，使他获有足以向舆论界公开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使人只能听到当权者一面之词，无从判断事实真相。从法律观点和既有的资料来看，郭廷亮是否共谍，尚无充分证据，纵然是共谍，绝不能因为他是孙立人的部属，竟把孙立人也当“准共谍”来看待，尤其在未能证明孙立人与郭案有犯罪关连之前，不能先以对待罪犯的方式软禁起来（设非软禁，则何以不子孙立人以公开发言的机会？）。 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谍罪名将之处决。 公开事实真相，是政府公开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 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3月（6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当局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9人委员会”，历时50天，完成调查报告。孙立人接受侦讯时，地点在草山第一宾馆，“方式颇似座谈”，“坦白诚恳，在座诸人，有感极泣下者。” 调查报告，长达1万6千余言，10月31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1937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孙立人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词义有别，结果相同，孙立人送台中软禁迄死。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介石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1）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2）坦白陈述。 第123章 （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祖国》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1）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2）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主人则不可以进行？” （3）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关于郭廷亮案件部分，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谍，自寻死路？ 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解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台湾监察院”，煞有其事地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察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蒋介石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蒋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以至挺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 孙立人受贬后，彭孟缉上窜，由中将御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蒋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敌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孙案的回响和补救，台湾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幕后恩怨1988年，台湾报纸杂志掀起了一阵“为孙立人辨诬雪冤”的浪潮，一些幕后恩怨再一次被新闻界曝光。 三十三年来，孙立人一直被“限制”居住在台中市一栋日式洋房里，终日“诵经礼佛”，不问世事，生活受到有关单位的“照拂”，但没有个人自由，其心境之苦与际遇之惨，不言而喻。 孙立人家属透露，孙立人的“幽居生涯”过得十分恬淡。他晚年的心愿是希望他的长官能明白他的“处境”，宽有他“个性上”的缺失，相信他毫无“谋反”之意及“挟外力自据”的意图。然而，他的心愿未得到长官的谅解，相反的，他所得到的讯息，却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沦调。当局婉转告诉他，若其中真有冤屈，日后“历史”自会还他一个公道。至于在“政治”上能否还他“清白”，却需要从长计议，毕竟，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当局也有难以处理的苦处，希望他能了解当局的“处境”，不必在这件事上引起更多的波澜。 随着时光的消逝，“从长计议”的结果，使“孙立人”三个字逐渐为人们淡忘，而孙立人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当时对他“行为”颇不谅解的老“总统”，已长眠于慈湖十多年了；一度视他为政敌的蒋经国，亦于1988年1月13日谢世。这两位蒋“总统”的去世，无疑的宣告孙立人所身受的“冤屈”能获“平反”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 据一位元老将领表示，孙立人的愤慨，值得同情。事实上，孙立人到底冤不冤？或许仅有两位蒋“总统”知道，而孙立人却不一定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如果两位蒋“总统”在生前没有为孙立人澄清冤屈，未来也没有人会重视此事。 一位台湾当局权威人士表示，当年“孙案”的处置经过，是两位蒋“总统”亲自处置，除非他们生前将处置文件全数保存下来，或许还能还给孙立人一个公道。否则，在原始文件悉数销毁下，光凭“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仍不足以洗清孙立人的“冤屈”。1955年8月孙立人去职后，时任“参谋总长”的彭孟缉，曾接获当局的指示，悉数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史料与孙立人个人资料，以免引起外界的疑惧。故而现存孙案的处置报告，外界仅知“9人小组”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殊不知孙案的处置报告，一共有六份，依序为：参谋本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由时任“陆军总政治部”主任高魁元、“总政治部”副主任蒋坚忍负责汇集，而由彭孟缉主持。该份调查报告做得十分详细，现存于参谋本部内，历任“参谋总长”未奉允准，不得私自阅览。 第二份报告，系“国防部”调查报告，由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主其事，主要是提供给“监察院”“5人小组”参考之用，其机密程度不及参谋本部调查报告，现存于“国防部”。 第三份报告则是“9人小组”草拟的调查报告，也是引用最广的调查报告，毫无机密可言。 第四份报告，就是“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内，列为“极机密”文件。 第五份报告则是“军法局”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由当时任“军法局长”、现任“司法院”副院长汪道渊汇集而成。这份报告内容曾有部分外泄，后移存于“总统府”机要室内。 第六份报告，就是“立人专案”报告，由当时任“国安局长”的郑介民召集各情治单位主管成立“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纪录。对孙立人于1947年10月来台训练新兵的过程，与人际之间及海内外之间的交往，都有详细的记载，唯该份文件存于何处，外人不得而知。 从上述六份报告的调查过程可知，“孙立人事件”并非是寻常的“政治”案件。其幕后所隐藏的是非恩怨，干事隔30多年后，令人无法理清其间的头绪。或许孙立人本人对于“兵变事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甚至“兵变”部队的军事领导，如高魁元、阮成章，张国英、王永树、石觉、罗恕人、蒋坚忍、王多年、郭永等人，于事件后相继出任要职。相反的，不负实际责任的“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却身受“重处”，而被“长期拘禁”，有人认为，这是老“总统”或陈诚的“阴谋”，但当时任凤山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石觉，却否认这项传言。 石觉生前曾将这次“兵变”的过程告诉某位国民党将领说，这次兵变并非是事先排练，也绝不是孙立人一手安排。还记得6月6日南部地区部队大校阅前夕，老“总统”还派专人前来指示一切，而后在6月5日，“总统府”警卫营部队南下进驻西仔湾地区；直到6月6日上午，才知道部队可能“出事”。不料，兵变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对于石党的说法，当时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易大德，与阅兵典礼指挥官罗恕人给予证实。而后易大德去职，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一职则由孙立人一手提拔的将领郑果出任，以稳定军心。当然，许多将领认为，究竟有没有“兵变”之事，只有当时任第十军政治部主任的阮成章最清楚。因为举发兵变的人士就是阮成章。这也是孙立人于事隔30多年后，对阮成章仍“耿耿于怀”的关键所在。 据了解，“兵变案”发生后、当时任“陆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高魁元，几乎长期驻节高雄，处理“内部”问题。而后高魁元唯恐“株连”过多，曾建议有关单位，尽速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的资料，及“改叙”军校的期别与整编部队。 第124章 从这项事实可看出，高魁元的“政治智慧”非比寻常，这也是他未来能获重用的关键所在。 另有报道透露，对孙案发生后，除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曾驰电力劝蒋介石须慎重处理外，现隐居士林“梅庄官邸”的宋美龄也曾出力营救。黄杰在《行参戎重》一书中写到：1958年4月2日，“总统府” 第二局长傅亚夫，转呈“参谋总长”王叔铭签“前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自1955年10月交国防部察看，虽已无职，并未夺职，孙员生活情形颇为困难，拟请自1955年10月起，发补助费3000元以助孙员。” 该文呈请黄杰加签意见时，黄杰颇感困扰，唯恐蒋介石不同意，只好将此事禀明宋美龄。而后于4月5日，蒋介石批示下来：（1）不必补发，自本年（1958年）4月份开始发给可也；（2）以国防部名义发给之。 由此可知，孙立人的罹祸，关键在蒋介石的“不谅”。据了解，孙立人于“兵变”后，其上将位阶并未除役，其中是靠宋美龄为之转寰。而后，宋美龄又于1987年召见孙立人夫人张晶英，垂询孙立人健康状况，可知宋美龄仍然很关心孙立人。或许宋美龄知道孙立人的冤屈，唯恐涉及他人，而不便为孙说话。不但是宋美龄关切孙立人，甚至连孔祥熙、宋子文生前来台访问时，都曾提出要求会晤孙立人，遭到蒋介石的婉拒。孙立人与孔、宋家族的关系密切，是不是他罹祸的因素，不敢妄下断语。但孔、宋家族对孙立人的厚爱，也是政坛少见的异象。 孙案发生至今已30多年了，而当年涉及该案的“共犯”，如郭廷亮虽获假释，现郭已死亡；王善从是许世英的外孙，多年前已假释出狱，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江云锦则在龙潭附近，不知所终。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不过，就孙案本身而言，真正知道真相而仍活于世间者，也只剩下彭孟缉、马纪壮、傅亚夫、蒋坚忍、高魁元、俞济时、俞大维、阮成章、黄少谷、艾瑗、汪道渊等人而已，若他们不肯说出真相。公布一切资料，相信也不足洗清孙立人的“冤屈”。 1989年9月24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当年因“孙立人事件”而遭非法逮捕入狱的35位受刑人23日上午推派12位代表至监察院陈情。这些请愿代表对于30余年前的“冤狱”记忆犹新，除了逐一陈述当年受害经过，并有人展露往者受刑求逼供的伤痕。他们希望，监院也能够秉公调查，使他们的沉冤得雪，并弹劾当年违法人员及纠正处置错误的机关。 陈情代表指出，他们这些受害人都是当局为制造孙立人事件的假象，而遭冤枉了数十年。他们也于去年8月22日上书李登辉总统，希望能平反当年的罪名，但迄今毫无音讯。因此，只好求助“监察院”，作最后的努力。监察院值日委员陈翰珍在接见陈情代表张熊飞及陈世全等人时，除了接受他们递交的陈情书外，并耐心地听他们的陈述。在一小时余的陈情结束后，陈翰珍对这些请愿代表说：“一定会本于监委的职权，对案情深入了解并研究如何处理”。据了解，陈翰珍已批示“派查”此案。 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许，孙立人病逝台中市自宅，享年91岁。 弥留之际，虽有夫人及子女等守护在侧，但终因“兵变”案不能公开平反而惘然若失。 孙案的新披露台湾《新新闻》周刊1994年2月9日一期刊登屈山河的文章，题目是《美国一度想在台湾搞政变》，该文原编者按这样指出：从美国中情局与国务院，近来陆续解密的档案中发现，40年代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即已拟订“弃蒋保台”策略，“孙立人事件”于焉上演，留美的孙立人被华府评估为最适合倒蒋者，于是在美国特务、大使、重要官员接触下，孙终于动心了。蒋介石对这一切过程虽了若指掌，但碍于依赖美援的压力下，只好万般忍让，但韩战爆发，使台湾不致落入中共之手，蒋放手一搏，孙立人被幽禁30余年。 该刊称，孙立人事件的关键史实，要被重新改写了！从美国中情局、国务院新近解密的各种机密、机密档案中发现，美国不仅和孙立人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一度秘密在台湾推动一场可能影响深远的政变，试图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 从这些机密文件发现，美国国务院慎重其事地拟订“台湾政变”草案，而且其后于秘密会议中，国务院官员也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不久后，美国国务院拟订一项极机密计划，其中最关键点是：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最后美国付诸实施，派出密使与孙立人接触，也得到正面的回应。如果这一场酝酿中“扶孙除蒋”的政变计划成功实现，则台湾40年来的发展将完全改观。 该刊称：虽然被幽禁了30余年的孙立人将军，1990年临终前仍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但经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40年的政治迷雾。 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台湾亦岌岌可危，美国为免台湾回到人民手中，乃积极推动“弃蒋保台”策略。杜鲁门政府认为，腐化无能的蒋政权将无法抗拒中共的攻击，亦不能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因此，如要确保台湾，则蒋介石必须下台。为了贯彻这项策略，美国希望推出一位杰出能干而又反共亲美的将领，以取代蒋介石。 山姆大叔看中了留美派将领孙立人。 在美国政客、将领不断地游说、催促和鼓动之下，孙立人终于答应与美国合作发动兵变。 然而，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人倒蒋计划，成全了蒋介石在台湾重建王朝的宏图。 特务研拟暗杀计划以下是该刊披露的美国当局策动孙立人反蒋的详细始未：最早在秘密外交电报中建议由孙立人主持台湾省政的人，系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莫成德。莫成德于1949年2月自南京抵台，观察台湾情势，其台湾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是否能与美国“私下”合作，以及对蒋介石的忠贞程度。莫氏发现，陈诚主台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乃向国务卿艾奇逊推荐孙立人。莫成德在1949年3月上旬陆续致电国务院声称：“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需服从李宗仁的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它条件却甚适合。”艾奇逊即指示莫成德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议，如司徒大使同意，则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代陈的建议。 1949年5月，莫成德返美述职，又向艾奇逊和国家安全会议提出，由孙立人主持台政以及美国长期租赁台澎海空军基地的建议，并以此两点作为经援台湾的条件。 1949年6月2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肯楠，向国务院和国安会提出处理台澎问题报告书，其中主张“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各国，各派遣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如孙愿意接受，则美国分化国民党当局驻台军队之工作，即造成功”、“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美国人在接管行政时，应极力避免担任令人注目之职务，其目的旨在不使台湾落入共党之手”。 以研究韩战出名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康明思在《韩战的起源》中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败象毕呈之际，华盛顿即盛传蒋介石将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传言并不是来自国民党内部，而是出自华府，美国政府蓄意要制造一场政变，以迫使蒋介石下台，无法称雄台湾。1949年夏天，美国特务曾研议一项刺杀亚洲领袖的秘密计划，当时在中情局政策协调组（opc）任职的陆军上校派希表示，他们曾“认真考虑过”刺杀两名亚洲领袖，一位是周恩来，另一位据信是蒋介石，政策协调组并未在台湾执行暗杀计划，但却以“西方公司”的名义在台湾和滇缅边界大肆活动，1951年“西方公司”驻台成员达600多人；在滇缅边界和李弥所率领的国民党军队残余部队并肩作战。 接触孙立人劝其反蒋美国当时对台政策，以“弃蒋保台”为第一优先，中情局和海陆空特务充斥岛上，但整个对台工作则是由远东事务助卿鲁斯克所主导。 1949年秋天，李宗仁派其私人代表甘介侯赴美从事外交活动，9月16日甘氏在华府公开宣称蒋介石应被推翻。甘介侯鼓吹倒蒋时，美国政客亦在秘密布置除蒋步骤。鲁斯克和他服役时代的老长官莫里尔准将密商，请其前往台湾，直接找孙立人，探询孙有无“救台湾”的“一些计划”。鲁斯克于二次大战期间在中缅战区担任低级军官，为莫里尔的副手，二人与远戍异域的孙立人颇熟。莫里尔的台湾之行，为美国官方首次当面向孙立人试探反蒋的可能性，孙除了发发牢骚之外，并未对莫里尔的试探作正面回应。 当鲁斯克打孙立人的主意之际，美国韦利斯汽车公司老板甘乃德亦为国防部长约翰逊草拟一项计划，建议孙立人担任国民党当局陆军总司令，并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分子，在胡适的领导下组成内阁。 第125章 当时宋子文亦支持这项建议。 1949年12月，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斯特朗和前美国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抵达台北。克伦兹对斯特朗说，他将和孙立人接触，当面告诉孙“如果他同意控制”党国民政府，则美国“将会彻底支持他”，孙立人拒绝了克伦兹的游说。这是美国政客第二次当面试探孙立人反蒋的可能性。 40年后（1989年6月2日），斯特朗对康明思教授表示，克伦兹并未向他解释孙立人如何能够取得政权？尤其是撤退到台湾的文武当权派，皆是蒋介石的人，而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亦未瓦解，仍正常运作，孙立人何从“反”起？ 美方干预介入人事美国对国民党政局的干预，可说“不遗余力”。1949年年底，国民党当局情报头子郑介民到美商谈军援。做过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的白奇尔上将对郑介民说，国民党当局如要求美援，则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以取代“不能适应局势”的陈诚，并建议拔耀做过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的吴国帧。白奇尔又说，国民党当局必须和美国顾问“诚心诚意”地合作，否则他们就撤出。 “英雄气短”的蒋介石，于1949年12月中旬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驻美“大使”顾维钧把这项任命告诉白奇尔，白“甚感高兴”，但国务院远东事务助卿巴特沃恩（鲁斯克的前任）说，蒋应给予吴国桢更多的权力。1949年12月28日，白奇尔洁问国民党当局驻美武官皮宗敢，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为什么没有“充分的权力”？为什么还有人干预他的工作？皮宗敢解释说，除了孙立人之外，罗卓英和彭孟缉也负责台湾防务。此时，蒋介石的秘密特使董显光正访问华府，白奇尔亦对孙立人身为台湾防卫司令而未拥有多少实权一事，向董显光抱怨并表示遗憾。皮宗敢向董显光说，国民党当局必须实践吴国桢和孙立人获得充分权力的诺言。 除了国务院，麦克阿瑟对台湾问题亦极感兴趣，他的立场虽是“反共、保台、撤蒋”，但这位美国“现代凯撒大帝”的政治企图欲极为旺盛。1950年1月，他派其最得力助手、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将军访台，劝蒋介石将治台权力交给吴国桢，并离开台湾。韦洛比又说，蒋如要留台，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克阿瑟总部愿派一位高级顾问赴台协助他。蒋对麦克阿瑟的建议，一概拒绝。 孙见麦克阿瑟引蒋猜疑蒋介石对孙立人一直有“疑心病”，从抗战时代孙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情局前身）特务接触开始直到台湾，孙的“美国背景”，始终是蒋对孙不放心的最大原因。 1950年1月3日下午，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佛格森打电话问顾维钧，他想知道孙立人是否已和麦克阿瑟将军见了面，因孙曾请求他安排和麦克阿瑟会晤。顾“大使”告诉佛格森，由于驻日军事代表团代表何世礼将军已和麦克阿瑟会晤，故麦、孙之会将延后。 1950年2月11日，麦克阿瑟派了一架专机到台湾接孙立人赴日，孙呈报陈诚核准之后搭机到东京与麦克阿瑟长谈。麦克阿瑟期勉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他会尽量提供军援与经费。孙返台后把会谈情形报告陈诚，并请陈呈报蒋介石。孙立人后来虽辩称是麦克阿瑟总部主动邀请他赴日，无论如何，许多人认为这一次东京之行，是孙立人的一大“败笔”，更加深蒋介石对他的猜疑。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个月，麦克阿瑟不顾华府的反对，自行决定访台，在台湾期间与孙立人的“热络”表现，表面上是孙的得意，但实际上却是埋下他垮台的另一个因子。多年后，孙立人也承认，蒋介石看到他和麦克阿瑟握手时，“在旁边吹胡瞪眼”！ 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年初开始，密锣紧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搴旗”的政变指挥官，推倒蒋介石政权，并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主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杜鲁门政府拒军援“台湾政变草案”拟订后一个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亦在1950年3月20日呈报上级的“台湾可能的发展”的机密报告中指出：“最近几个月各种报道均暗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同时并铲除其亲信。目前有几项因素不利于在此时发动政变，有关政变的谣言已实为传闻，蒋周围的人亦已知悉。此外，孙立人的缺乏政治经验，以及对军政领导人的欠缺影响力，显示他也许没有力量从事造反。如果未获美国实质上的支持，将不可能发动政变。” 根据国务院中国科外交档案，巡回大使杰塞普（即对华政策白皮书的总编纂人）于1950年3月曾访问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地区。他在呈交艾奇逊的报告中说：“蒋介石的部属仍在内斗，相互猜忌，孙立人将军陷于困境，他向我抱怨无权指挥海空军，亦无人在‘宫中’帮他说话。”（1950年外交关系文书） 1950年3月底，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克利夫兰向国民党当局官员透露，协防台湾，以免台湾受到攻击。只要蒋介石在位，杜鲁门政府将不会给予国民党当局军援。同年4月，海南岛解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要求美国改变中止军援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鲁斯克予以拒绝。 海南岛解放后未久，美国驻台武官巴雷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 电报，引述一名国民党当局“高级官员”的谈话，这名高级官员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及绝望”的状态，并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此高级官员并指责蒋介石一面透过周至柔指挥军队，一面让其两个儿子利用自己的组织干扰指挥；此官员说，要想以蒋介石及其党羽的搅局来挽回局面，其机会可说“微乎其微”。 第7舰队协防台湾这封目前已解密的电报中所说的“高级官员”就是孙立人。据斯特朗说，巴雷特于1950年4月27日左右与孙立人接触，孙自己“提出蒋介石的问题”。鲁斯克于5月1日看到巴雷特的电报，两天后，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项秘密会议中，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 对国民党高层颇为了解的斯特朗，在1950年5月11日向国务院远东司的石博思发出一封“极机密”电报，表示对策动孙立人兵变的意见。斯特朗并不赞成兵变，他说，支持孙发动兵变的构思，他以为“早已在这几个月里胎死腹中了”；斯特朗亦不认为孙立人特别优秀，只不过是“披着美国化的外表”而斯特朗于1989年6月2日向康明思教授表示，孙立人至少需除掉100名文武高级官员，始能控制国民党和各级权力。 1950年5月30日，鲁斯克和尼兹、巡回大使杰塞普及其他官员开会，讨论台湾问题。鲁斯克说，台湾即使在战略上无足轻重，政治上则颇为重要，因此应为岛上“划定最后界限”，并称他已拟妥如何执行这项计划的文件，只有他和艾奇逊、国务院顾问杜勒斯知道文件内容。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则希望获准采取行动，由“美国主导以武力防止台湾沦陷”。5月31日，鲁斯克等人与艾奇逊讨论了下述计划：“应告知蒋介石以下三点：（a）在目前的情况下，台湾沦陷已属不可避免；（b）美国将不会协助蒋介石防止台湾沦陷；（c）蒋介石唯一能做的是请求联合国托管，美国会支持这项请求，并在联合国讨论托管问题时，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以免台湾受到攻击。” “台湾托管”方案鲁斯克在5月30日呈给艾奇逊的简报说明中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对抗大陆上的中共”，同时“亦在台湾支持一些成员”其中包括“秘密武装支援”。莫成德表示：“应在岛上维持与台湾领袖的秘密接触，并尽早给予法兰克一些指示。”法兰克即是中情局政策协调组主任法兰克·韦斯纳。 鲁斯克在简报中表示，第7舰队巡逻台湾海峡固然是保护台湾，使其免受中共攻击，但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偷袭大陆。鲁斯克并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然后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前途，台湾获联合国托管后，杜鲁门即宣布撤销1月5日不协防台湾的声明。 鲁斯克于6月9日向艾奇逊指出“两党一致的中国——台湾问题”备忘录，重点仍是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英国驻美大使法兰克斯6月初与艾奇逊晤谈后，发现美国一方面担心台湾沦入中共之手，一方面又不敢公开出兵台湾，法兰克斯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伦敦的答复是：“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1950年6月6日，蒋介石的亲信、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董显光，衔命访美，与杜勒斯见面，顾维钧亦在场。杜勒斯向董、顾二人表示，如蒋介石“廉逊一点”，也许能挽救台湾，杜勒斯并未透露鲁斯克的对台方案，但顾维钧正确地猜到美国打算驱除蒋介石，并把台湾列入联合国托管。6月7日，助理国防部长格里夫斯与董、顾晤面，大骂艾奇逊。 当时国务院的艾奇逊、鲁斯克、杰塞普，甚至包括杜勒斯在内，都是“弃蒋保台”派；国防部长约翰逊和格里夫斯则是“拥蒋保台”派，约翰逊和格里夫斯经常向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馆通风报讯，成为顾维钧、陈之迈（公使衔参事）和其他亲蒋人士的最主要消息来源。 第126章 格里夫斯向董、顾表示，华府如没有艾奇逊，则台湾将可得救。约翰逊屡次欲插手台湾事务，并曾数度与艾奇逊冲突，最后杜鲁门正告约翰逊勿捞过界，台湾事务属国务院管辖范围。当宋美龄邀请即将赴日访问的约翰逊顺道访台的消息走漏后，艾奇逊亦嘱约翰逊勿到台湾。 蒋介石拒绝扩孙权力6月10日，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前往台湾，宋拒绝；抗战前，孙立人曾应宋子文之邀担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与宋关系颇佳，宋子文拒赴台湾的理由，有人揣测是因害怕中共侵台。此时，孔祥熙前赴东京与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会谈，已结束美国之行的董显光亦赶到东京，一起与孔会晤韦洛比，董将鲁斯克计划剪除蒋介石一事，告知孔和韦洛比。其时，美国情报界盛传孔宋集团与蒋不睦，但较可信的说法是，仍有政治野心的宋子文，一向与蒋貌合神离；孔祥熙则与蒋关系良好。 艾奇逊在6月上旬接到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称蒋介石“绝不同意”扩大孙立人的权力，并“较以往更加痛恨美国”。 1950年夏天，人民解放军将解放台湾的风声更大，蒋介石颇为恐慌，当时英国驻莫斯科、华府和东京地区的情报员一致预测，亚洲潜伏三大危机，即“北韩攻打南韩、中共侵台、台湾政变”，其中之一将在1950年6月爆发。据现存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记载，国民党当局曾要求法国协助，携手对付中共，遭到拒绝；美国的资料亦揭露，蒋介石曾秘密和韩国与菲律宾当局交涉，一旦台湾沦陷时，请韩、菲为其提供庇护所，驻韩、菲的美国情报员均向东京麦克阿瑟总部发回这些情报。 美国国务院评估局势麦克阿瑟档案透露，1950年6月15日，国民党当局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将军，向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转达一项“绝对机密”的讯息，蒋介石紧急要求麦克阿瑟领辖整个远东——特别是包括台湾——的防务，他和台湾各级政府及人民都将接受麦克阿瑟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在密讯中强调，他愿意交出权力，但绝不交给孙立人。据亚利桑纳大学教授夏勒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远东将领》一书中说，麦克阿瑟颇有当台湾军政最高指挥官的野心，就像他统治日本一样，但台湾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可以作主。 6月19日，国务院召开对台政策会议，并拟定一项“极机密”计划，这是国务院自1950年1月以来，首次对台湾局势作最全面的评估。这次评估的重点为：（一）如美国要防卫台湾，则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将民事与军事交由美国所指定的中国人（即大陆人）和台湾人领袖；（二）上述步骤完成后，美国海军将驻防台湾水域以避免中共攻台或台湾反攻大陆；（三）如蒋介石抵制上述计划，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政府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和建议。 美国有没有派出“密使”？这个使者是何许人？孙立人如何答复？ 据新近解密的档案和文献显示，为美国国务院传达讯息的“密使”，乃是一向最同情国民党当局、最支持蒋介石的前第7舰队司令河克海军上将。 蒋介石笔下“中国最良之友人”柯克，在国民党当局撤守台湾、杜鲁门断绝军援之际，曾大力协助国民党当局利用各种不同渠道获得军火，1950年3月，柯克同意担任一个专事为国民党当局取得军火的咨询团负责人，蒋介石答应每年付咨询团75万美元服务费。但早在2月11日，已退休的柯克就以美国国际通讯社（后与合众社合并）记者身分访台，抵台当天即获蒋介石和宋美龄召见，并在宋美龄的陪同下，视察国军基地。柯克凭其声望与关系，得到美国海军的直接协助，海空军与陆战队将领纷纷抵台，一批美式武器亦源源运台，真正负责采购和运送这批军火的，是由中情局设立的“纽约商务国际公司”。据文献证明，麦克阿瑟将军曾“鼓励”并促成这项交易，艾奇逊亦知道此事，但未加制止。 柯克扮演美国密使柯克2月11日访问台湾后，即经常往返台北和东京；并积极介入国民党当局军事战略决定，除了建议国民党军队自舟山群岛撤退外，据称国民党军队决定放弃海南岛，亦出自柯克的划策。 柯克亦敦促蒋介石将军事最高指挥权交给孙立人。1950年3月，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4月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这项人事布局（不论孙立人是否拥有真正的指挥权），显然也是蒋介石听从柯克建议的结果。 蒋介石既然对他如此信赖与尊重，柯克为什么同意国务院“扶孙倒蒋” 的策略？为什么愿意担任传递讯息的“密使”？ 柯克虽支持国民党当局不遗余力，但他对台湾局势的考量，仍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他协助售卖军火给国民党当局，乃是为了反共保台。他比一般美国将官还了解中国事务，抗战时访问过重庆，战后又以第7舰队司令驻防过青岛，然而他也看到国民党的仓皇辞庙，他的经验告诉他，蒋介石并不是一个领军、治国的上乘之选，台湾应更换领导人才能对抗中共。柯克愈来愈赞同国务院“扶孙除蒋”的构想。 消息灵通的鲁斯克一清二楚柯克所领导的咨询团协助台湾购买武器的事情，故透过海军军令部助理部长欧林姆与柯克取得联络，莫成德亦向鲁斯克建议利用柯克，而何克的身分与地位，颇适合担任这项负有重大机密任务的传讯工作，如此亦可使孙立人觉得美国是认真的。于是，“中国最良之友人”柯克上将，乃扮演了“扶孙除蒋”的“密使”角色。 胡适拒绝领导反蒋鲁斯克数年前曾向为他作传的乔治亚大学比较法学教授熊安邦透露，1950年6月初（应为6月下旬），他收到一封专人（即柯克）递送的孙立人将军的密笺，孙立人提出一项“惊人的建议”，他愿意领导兵变以除蒋，孙要求美国支持，至少予以默许，孙表示他如果掌权，将制止国民党当局的贪腐，并在对付共党方面，较蒋更具弹性。 鲁斯克说，此事需要总统的决定，他为了防止机密外泄，以免蒋杀害孙立人，乃毁掉密笺，并告诉艾奇逊。艾奇逊答应呈报社鲁门，但杜鲁门未作决定前，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康明思教授认为鲁斯克的陈述，乃是推卸责任的说法，有意将政变责任推给孙立人，而开脱真正的祸首——华盛顿。鲁斯克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他在1990年接受美洲《中国时报周刊》总编辑杜念中的专访和孙立人义子杨钧的函询时，皆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含糊其词地交代美国（其实是他本人）策动孙立人造反的史实。也许鲁斯克已垂垂老矣，记不清楚三四十年前的往事，甚至连收到密笺的时间亦记错。 鲁斯克的倒蒋计划显然在收到孙立人愿意反蒋的密笺后，得到新的动力。经国民党当局友人麦基的安排，鲁斯克于1950年6月23日，与前北大校长、“中国自由派”领袖胡适，在纽约布拉萨大旅馆（即1970年4月黄文雄、郑自财行刺蒋经国未遂之地）会晤。据胡适事后告诉顾维钧，鲁斯克要求胡适出来领导一批反共而又亲美的自由派人士，取代蒋介石政权，胡适告诉鲁斯克，他毫无兴趣，并指责美国未支持国民党，不过，胡适认为蒋介石不应该再当“总统”，只有如此，台湾才能获得美国军援。“胆小”的胡适向顾维钧报告与鲁斯克会见时，宋子文亦在场。 朝鲜战争救了蒋政权鲁斯克于80年代未接受康明思访问时表示，他完全不记得在布拉萨大旅馆与胡适会面的往事。康明思说，鲁斯克以记忆力强而著称。 鲁斯克在纽约会晤胡适当天，国务院远东司长莫成德和肯楠等官员亦在讨论台湾问题。莫成德说，美国如要改变对台政策，则必须彻底，肯楠则表示，在政变之前，“蒋介石将已被解除权力”。莫成德又说，鲁斯克自纽约回到华府后，艾奇逊将立刻和他讨论台湾问题。 文献显示，国务院所拟议的台湾政变“预定日期”是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亦就是6月24日或6月25日，但朝鲜战争于6月25日星期天爆发了。鲁斯克说：“韩战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但据解密档案和学者研究结果，自接到孙立人的密笺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鲁斯克一直还在推动倒蒋运动。亚利桑纳大学教授夏勒则指出，“韩战爆发后美国仍未放弃迫蒋下台的念头。”肯楠在6月29日召开的国安会秘密会议中表示，蒋介石“随时”将会被“推翻”。 麦克阿瑟档案指出，麦克阿瑟总部情报部门在7月初获悉，蒋介石已越来越怀疑孙立人图谋不轨。孙立人的陆军总部少将军法处长周芝雨7月1日被捕，11月23日处决；孙的老部下、前新七军军长李鸿获中共释放来台，8月被捕，关了25年。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黄正和女生大队少校黄珏姊妹，亦早在3月因涉及“共谍”李朋案，而被蒋经国下令扣押，坐了10年黑牢。 蒋介石消除孙立人势力1953年3月20日至22日，被艾森豪威尔击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伊利诺州长史蒂文森访问台湾。3月20日上午抵台后，蒋介石即与史蒂文森会谈，21日晚上又在士林官邸设宴款待他，当晚10时30分史蒂文森回到台北宾馆后，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即到宾馆与史蒂文森单独谈了一个小时。 第127章 据史蒂文森档案称：“孙立人显得不大自在，声音压得很低，显系担心房间装有窃听器。”孙立人称赞史迪威将军二次大战期间的在华表现，并认为马歇尔将军1946年调处国共纠纷时，对国民党当局贪污腐化、没有效率和未获全民支持的批评，乃是“绝对正确”。 孙立人对史蒂文森说，秘密警察仍在台湾严厉控制思想，蒋介石父子不择手段地镇压反对他们的人。孙立人说，国民党军队不错，亦有希望反攻大陆，但目前的领导层不行，它仍是一个充斥个人权力的者政权。 孙立人夜访史蒂文森一事，蒋经国控制的特务不可能不知道，何况史蒂文森又不是一个亲蒋的美国政客，其行动更需监视。 1954年6月24日，孙立人被调为“总统府参军长”，7月3日就职；同年12月，美国和台湾签订“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5月25日，陆军步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被捕；5月28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当面叫他“少跟政客们来往”，并表示要把他“孤立”起来；6月6日，发生所谓“屏东机场兵谏事件”；自此，震动海内外的“孙立人案”正式登场，国民党当局大肆展开“清君侧”之举，彻底消除孙立人势力。8月20日，蒋介石下令组织9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孙立人。 需要求美隐忍再三显然地，所谓郭廷亮事件和屏东机场兵谏，都是国民党当局制造孙立人案的藉口。孙立人的唯一罪状，乃是他在美国策动下试图谋反。 事实上，蒋介石对美国与孙立人所作的一系列联络与接触，均在其掌握中。据文献指出，在美国普渡大学和维吉尼亚军校受过教育的孙立人，抗战期间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关系颇佳，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特务跟踪，到台湾后，更因蒋经国建立政工系统，黄埔系军人和他对立，故孙立人一直受到监视与盯梢而浑不自知。 在风雨飘摇、美援孔急的时代，蒋介石对孙立人迹近“叛逆”的行径，隐忍再三，甚至在美国的压力下还让他升官；然而，韩战爆发后，台湾已可确保，美亦源源而来，蒋介石父子乃陆续采取断然措施，斩除“挟美自重”的官员，先罢黜台湾省主席吴国桢（1953年春天）。再“孤立”孙立人。蒋介石所需要的是绝对忠诚的部属，绝不宽容任何心存贰志的文武官员。 国民党当局在风云际会的50年代初期，摇身一变为山姆大叔的反共盟邦，蒋介石政权开始放手弹压异己，华府莫可奈何，孙立人乃成为美国对台阴谋策略下的最大牺牲品。 第四节雷震惨下文字监公然叫阵1960年3月，一心想做终生“总统”继而父传子的蒋介石，面临一个尴尬问题。台湾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又到了，按照“宪法”规定，连选只得连任一次。蒋已连任一届“总统”，再连任就违背“宪法”。当初制订“宪法”时，曾预想定一个没有连任限期的“总统”，但那岂不等于封建王朝的世袭制？那么，“实行民主政治”的招牌，一天也不能挂之。蒋既要这个门面，学美国宪法的派头，也要终身当“总统”。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很难从他发出的讯息得到明确肯定的答案。因为他的那些演说太模棱两可了，即使他最亲信的幕僚，猜起来也颇费周章。一会儿他说，“宪法”不能修改，他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一会儿，他又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假使不修宪，他怎么当选连任呢？不连任，又怎么带你们“打回大陆？”后来，大家才明白，他反对修改“宪法”，并不反对增加临时条款，如在大房子旁边加个小房子。和很多政客一样，他有擅玩魔术，愚弄人民大众的“智慧”。 绕个大圈子，最后由国民党内善体君意的现代绍兴师爷们，运用dafa官会议，作成解释决议，以现有在台的“国民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改临时条款，但不“修宪”。这样，蒋不仅可连任，且可做终身“总统”。 国民党这一荒谬的举措，原以为岛内没有人敢反对。所有的舆论工具，悉由当局把持操纵。反对就是“破坏领导中心”，“共匪同路人”，有带红帽子坐牢的机会，什么人敢冒此不韪！ 台湾偏偏有一个叫雷震的人，主管一份叫《自由中国》的半月刊杂志，竟对蒋介石连任“总统”著文净谏，继而公然叫阵，发出铿锵有力的反对声。于是招来了一场大祸。 雷震，1896年生，浙江长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复人大学院专攻宪法。返国后，曾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中央大学教授。1928年任法制局编审及编译局编撰，翌年入立法院，并兼任中央军校教官，1931年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兼南京代表大会主席，1933年任教育部总务司长，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执行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及秘书长，周旋于各党派之间。日降后，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逃台后，曾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改革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常务理事等职。 雷原系，后靠近政学系。与胡适交谊很深。是亲美反蒋的重要头目之一。1949年胡适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时，雷担任台湾方面的主持人，并出任胡适在台湾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社长，旋因其与美国人有勾结，攻击蒋，于1951年秋被撤去所有“官衔”，并遭监视。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55年，美国曾邀雷赴美讲学，但为蒋介石所拒，未能成行。其后雷等伙同台湾内外的“自由分子”，打着“自由民主运动”的旗号，鼓吹反蒋“大团结”，企图逼蒋“开放政权”。 《自由中国》自持有某些美国人的支持，在“国大”进行选举“总统” 时，就连篇累犊地发表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文章，如《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岂容御用dafa官滥用解释权》，《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等等。文章明确指出：“近几年来，政府采取的种种反自由、反民主、反宪法的手法，尽管引起了海外自由反共人士的普遍不满，乃至于具有领导地位的左舜生和李璜两先生（左舜生和李璜系青年党骨干），早就发出对台湾不宜多存幻想及与台湾各行其是的主张。然而，事实上仍没有与台湾走上最后决裂之途，而是一忍再忍，苦口婆心的仍向政府当局进忠言。可是最近消息传来，现由于修宪连任运动者竟不惜撕毁我们立国基础的中华民国宪法，非但左舜生等先生，已决定不出席可能被迫毁宪的国民大会；且迫使海外的自由反共人士，决定发表宣言：如果台湾真听任修宪连任运动者一味硬干到底，则将不再承认自由中国政府为合法的政府了。” “各位是被修宪连任运动者所收买，做了一毁宪的最后工具。至于因此而造成的任何结果，是海内外的彻底决裂也好，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反共的最后失败也好，各位便无从逃避责任。果不幸而如此，则各位代表势将被这一代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所永远唾骂，甚至各位代表的子子孙孙也将因此而蒙受永恒的羞耻。民初曹锟贿选时，议员们在‘红罗厂卖身’的结果，终留下‘猪仔’议员的骂名，便可谓殷鉴不远！”“。。今日反对修宪连任，已经是地无分台湾、香港、美国，人无分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无派、乃至国民党，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因此，如果修宪连任运动者更要不恤人言，罔顾民意，还不悬崖勒马，则后果岂不显然可见了？尤其在海外所将造成的结局，恐将不堪设想好！” 该刊的主要撰写人殷海光教授撰文说：国民党是怎样统治台湾呢？因为一伙比较大胆的狡猾的人集拢起来，用自命合法的方式，掌握着社会资源，为私利而统治着台湾。而且，实际上是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 此外，《自由中国》还揭露台湾当局把反攻大陆当成遮羞布，来合理化一切不合理的措施。《自由中国》认为：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都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横生。 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大家看到官方许多不合理或苛烦无比的措施，都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回到大陆就好了，所以只有忍受下去。官方在“反攻大陆”这个大帽子之下，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状态，遂得以畅所欲为，这几年来，人权自由受到严重的妨害，政治向着反民主的道路发展，其故在此。结果所及，“反攻大陆”尚在毫无端倪之时，我们已经先失去了自己所有的。 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状态所误，官方的许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不求彻底，不求永久。而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则被“吊起”。于是，许多事情得过且过，不去设法开展，蹉跎岁月，一误再误，八年于兹。浪费民族时光精力，不可计量。 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拚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 第128章 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于是，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在公开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惆怅、悲观、失望、彷徨。 依据上面的指陈，我们知道以“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为根据的种种作法是有着显著弊害的。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 《自由中国》的上述言论，使蒋介石的颜面大失光彩。而该刊又在蒋介石当选后，再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穷追不舍，余音缭绕，台湾当局更力震怒。 如果雷震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台湾当局可能在投鼠忌器之下，不会贸然对雷震等下手。但雷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竟在书生式的坐而论政之余，联合国民党的反对派，准备成立台湾的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正面向国民党挑战。 组织反对党1960年4月间，台湾第三届各县市长及省议员选举落幕之后，全省落选的党外候选人，聚集在台北“自由之家”，他们议论纷纷，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等。场面火热，责骂声不断。 这时，坐在上座当主席的雷震，突然站起，大声讲话：“大家对国民党的选举作弊，举证历历，真令人寄慨无已。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主办选举单位，包括法院在内，都是沆瀣一气，官官相护，互相装聋作哑，不理不睬，即使告到法院也会视若无睹，不了了之。这是因为我们候选人没有组织力量来抗争之故，所以今天我提议，大家组成一个政党，以后选举，以组织力量来对抗国民党，如果国民党继续以作弊方法来赢取选举，我们自可以组织力量彻底揭发斗争，这才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做法。才能得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保障。现在请大家附议，是否应该组织新党？”结果，全体无异议热烈鼓掌通过。 当雷震宣布组织“中国民主党”时，有人举手发言：“今天我们在台湾实施民主政治，组织新政党，应以‘台湾民主党’的名称较妥。”雷震制止说：“我们的政治目标是为全中国同胞的政治受惠，故不应该只冠台湾的名称。” 接着，雷震宣布：“政党组织的筹备工作，异常艰苦，提议，以《公论报》负责人李万吉先生，及曾做过台北市长，而这次在台北市为竞选省议员的党外候选人助选的高玉树先生和本人皆以发言人名义代表本党，进行组党工作，李万居先生是留法的本省前辈，德高望重，高先生对外尤其对国际人士有良好公共关系，同时负责财务的筹措。” 开会后雷震私下对高玉树说，胡适先生最近曾与“行政院长”陈诚谈过自己多年的意愿，“中国应该实施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政治。”（胡适曾在大陆解放前，建议蒋介石是否把国民党分为左右两个党，以英国或美国模式实施两党互相制衡的政治。未得蒋介石采纳）雷震并以肯定语气说，“陈院长”当面向胡先生保证，国民党绝不反对或排斥新党出现，但先有一个基本条件，必须与国民党同一目标，即反共而以反攻大陆为最高指标。雷震很乐观地告诉高玉树和李万居，我们不必顾虑，他们是绝对以反攻大陆为最高目标的。不久之后，胡适亲自在阳明山高玉树寓所主持一次新党的筹备会，参加人员包括雷震、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李秋远、杨金虎、许世贤、余登发等。当天，胡适非常慎重，以恳切语气说，“今后组党是艰巨万分。历史上政治理想的实践，都带艰苦耐劳，无可避象，各位必须有信心苦干到底，才能贯彻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创举。”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并向蒋介石提出“国民党政务让台湾本地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干”的“强硬建议”以后，雷震等更加积极进行反蒋活动。《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及国民党的要害。由“二二八”事件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 国民党当局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同时通过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蒋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蒋氏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 纵使蒋介石不下命令，蒋经国亦必去之为快。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桢、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肇始于50年代时期。据雷震自己说：“我于民国39年（1950年）10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要‘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迄民国40年（1951年）元月28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放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我和洪兰友无法撒谎来解释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骂，因为他们骂的是事实，他们都是青年党领袖，参加过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幕。 我们回台后，国民党在改造委员会曾邀我们吃便饭，改造委员出席者有胡健中、张其昀、崔书琴、萧自诚等，工作同志有唐纵等。饭后他们详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见，我们尽情报告，谓其中党派人士最不满意者，为国民党违反宪法在所有军队中设立国民党分部，民主人士最讨厌者为不思建设民主政治，还是个人独裁，真是自取灭亡。各位改造委员要我用书面将今天所饼的向改造委员会报告，我因去港月余，个人和《自由中国》半月刊积压之事太多，这种报告必须亲自撰写，实在没有工夫，故我一再说：‘现有党部的速记，可供参考。’不料改造委员坚持要我写，尤其是胡健中，我只有勉为其难，亲笔写了六条，包括反对党化军队在内，亲自送改造委员会。不料是年3月29日上午9时前，我去参加台北市大直圆山忠烈祠祭祀的时候，改造委员蒋大少爷经国一见我就声势汹汹，板着脸对我说：‘你们为什么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部之事，这是反动分子，是共产党同路人之所为。’说毕不待我解释，蒋经国就走进忠烈祠去了，里面已吹号，我也跟着进去行礼如仪。蒋经国这一种少年气盛的态度，简直目中无人，和当年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骄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据说当年袁克定去某地阅兵时，阅兵典礼处只派一名军官来迎接，袁克定认为大不恭，即掉头而返，连阅兵典礼也不参加了。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大陆之败，蒋介石认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国民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分子”、“中共同路人”。 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提到：“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子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 《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写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台湾当局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但不愿意表里一致，因此，当雷震等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时，蒋氏父子终于按捺不住动手了。 被捕1960年9月4日，雷震家中闯进十几个彪形大汉，这些人都是平常寸步不离跟踪雷震的特务。一个手持盒子炮只穿香港衫的胖子要雷跟他们走。当雷桔责他们是干什么时，这个人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拘留票给雷看。拘留票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黄杰签署的，右边有“叛乱嫌疑”四个字，这个人收回拘留票后，便不分皂白地将雷推上车带到青岛东路看守所。雷震后来有如下回忆：“我被叫了下来。检查时要我把皮夹子掏出来，那时我正患所谓‘风湿病’，左手不易抬举，而皮夹子正在西装裤子左边后面的袋子里，我左手弯过去很困难，动手慢了一点，而在帮忙的狱卒，竟将我左手用力拉过去，痛得我心里发抖，而眼泪直流。 第129章 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野蛮？后来皮夹子还我时，台北美国大使馆新来职员给我的名片统统没收了。那时蒋氏父子是讨厌我们和外国人来往的。后来才知道这位检查官姓贺，担任政工官，是老友贺国光的侄子，我一直不大理会他。那个强力拉我左手的特务姓吴，南京人，担任监视我的四人中之一人。后来他知道我是受蒋氏父子的迫害，很同情我而对我的遭遇则痛哭流涕。经过检查后把我送进看守所第三间病房，内里已有一人，就是由台北县土城洗脑所调来监视我，要他证我是共产党的洪国式。进去时要我把全部衣服脱下去洗一次，怕我身上有虱子。可是我身上倒没有虱子，而病房的床上尽是臭虫。看守所交给我的衣服又短又小，裤子要差大半截，不给裤带，怕我吊颈，我只有用手拎着裤子走。这是我进狱时的情形，我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隔了好久，看到四面煤烟，看守所所长告诉我这是青岛东路。我问他：‘为什么四面都有煤烟，政府不是禁止在都市内烧烟煤么？’张福庆说：‘这些都是军事机关烧的，无人敢来取缔，老百姓是不准烧的，怕污染空气，我的洗衣工厂则烧柴油，不烧烟煤，一个月不过多3000块钱吧！’可见蒋介石统治下的军事机关，从来没有把政府命令当作一回事啊！因为蒋本身就是一个不守法的家伙。” 与雷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骑、会计刘子英。 台湾特务机关原先计划派洪国式和雷同问，由洪赖雷为“匪谍”。讵料，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雷，反而同情他，要他说话当心。 洪国式这着棋失败了，特务机关改向刘子英下手。雷说：“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抵台时又住在《自由中国》社里面，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谍而又告诉了我，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在‘莫须有’的表面上，总比较好看一点。至于这样做法，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顾了。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清末的部位慈裕固是如此，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 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就‘自认是匪谍，而且告诉了雷震。’被迫缮写‘自白书’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各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雷案’的人，大为满意。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 逮捕雷震，举手之劳；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简单了。9月5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乱”，但事实如何，搪塞以对。又说：“警总”系根据“惩治叛乱条例” 第十条采取行动。 第十条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抑为非军人，概由军事机关审判。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公开指责《自由中国》的言论文字，涉嫌叛乱。由当局炮制的《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文中，对雷的罪状归纳如下：“（1）倡导反攻无望。引用《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的《反攻大陆问题》中文例：‘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 （2）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引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中说：‘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又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文：‘试想，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 （3）煽动军人情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消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 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及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当中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抗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 可见台湾当局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作业。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不达目的誓不休。下狱国民党对雷震等人的逮捕行动，虽是以“知匪不报”与“为匪宣传”为罪名，但海内外人士都很清楚，雷震等人被捕跟《自由中国》的言论与筹组新党有关。这是一项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胡适曾表示为了此案，而在海外抬不起头来，而一向亲国民党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鲁斯也忍不住指责蒋介石：“我虽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但我是杂志的发行人、编辑人，我是一个报人，不能不替报人说话，不能不为言论自由来说话。这是报人的责任，我不能不负起我的责任，否则我就失职了。蒋总统用军法来逮捕《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一事，就是打击言论自由，无视新闻自由，实在大不应该了，把自己号称为自由的中国毁掉了。” 在雷震被捕之后，《时代周刊》曾一连登过三篇文章，并刊出雷震照片，其中有一个标题为《如何制造烈士》，讽刺国民党当局。 美国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 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9月13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介石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 台湾当局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台湾的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27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第130章 两星期后（10月8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雷震下狱，海外舆论再次大哗。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像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劢，目前也很恐惧，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已知道的事实呢？”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桢事件。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星岛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像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戾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香港《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的一篇社论：“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像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1960年10月8日，“雷案”初审结束后，台湾“监察院司法委员会” 成立了以委员陶百川、刘永济、金越光、黄宝贯、陈庆华5人组成的“监察院雷震调查小组”，以免外界谓当局有“干涉司法审判”之嫌。但该调查小组向主管单位提出“面晤4位被告，即雷震、刘子英、马之骕和傅正作当面查询之要求”时，却遭到拒绝，原因是“没有蒋总统之指示，他们不敢做主”。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介石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雷震被捕后，《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 狱中生活从1960年9月4日起，到1970年9月4日止，雷震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10年牢，一天也不少。 10年的狱中生活，无疑是雷震83年生命中最暗淡的岁月。通常他以写日记、打苍蝇、抓臭虫等活动消磨时光。不过这10年的日记，也如同日记的主人一样，十分不幸。1970年7月23日，雷震应该恢复自由前，台湾“国防部”军人监狱的监狱官，居然滥用权力，连同雷在狱中三易其稿才撰成的回忆录，一并抢夺上交。结果，日记的主人虽然走出了监狱，日记却继续坐牢。直到1988年4月由傅正和雷震夫人宋英发动平反“雷震案”以后，经一再追索下，才答应归还了日记。军监居然公然宣称，回忆录已烧毁。而这10年的日记，又拖到1989年1月27日才勉强发下。但军监又另耍手法，只发下1961到1970年的10本日记，而将入狱初的日记扣留。 雷震的狱中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狱中生活。下面摘录其中数则：1961年2月26日星期日今天天晴太阳不好，晨6时35分起床作散步与运动。 近日来写得太累，晚上睡得不好，今天勉强写，仍写了2500字，今日头昏得利害，惟耳鸣较好。。。今天开始打苍蝇消磨时间，4时开始打了42个，华先生在隔壁则打了900个。 1961年3月15日星期三今天天气较好，但是太阳不佳，晨起（6时20分）作散步与运动。时时出外打苍蝇，以代替活动。晚间散步3次，共50个来回，又走了几身汗，惟晚间仍是睡得不好，但是咳嗽少了一些。 牢后面山上，前几日葬了一个大人，昨日又葬了一个小孩。我来时不久生病，曾告诉董监狱官，我说死在牢里时，希望葬在对过山上，以纪念我在此受苦难，照现在看起来，不等我死，而对面山上已葬满了。钟山说前几年一座坟也没有，自从立法委员（即马晓年？）葬起，现在已有56座了。 今日写了1500字。 1961年10月6日星期五晨起钟山发现床上被上有两个吃饱了的大臭虫。难怪这两晚睡不好。这个臭虫大概是前天晒了牛皮垫子的时候由隔壁爬过来。张班长那一天晒被子，他们房间多得很。 1961年10月9日星期一晨起微雨，不久即晴，今晨又捉了5个臭虫，钢丝垫抬到外面去晒，床架子和铜丝架子均用开水烫过。 今日写了5200字。 1968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台湾当局，要求赦免雷震三分之一刑期，蒋介石不理。到了雷震刑满10年出狱前一个月，军人监狱的狱吏和高级特务钟文蓁要雷在出狱前立下“誓书”，才能干刑期终了时间开释，否则不得出狱。雷因为“于法无据”，一再拒绝。于是军监又通知雷的妻子，动员她劝雷。然而雷在妻女落泪下跪恳求下，仍无动于衷。 雷妻不得已，请来了雷的好友谷正纲来监劝说。谷要雷看在妻子这10年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份上，接受当局的条件。雷开始仍无动于衷，但在谷的一再劝导下，有些不耐烦，于是问谷：“究竟要我写个什么东西？”谷正纲即从袋中掏出一个纸条子，说是“台湾警备总部”主管人交给他的誓书底稿，要雷震照样写一份交给“警备总部。”内云：“我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和不利于国家人士来往”，雷说：“我一生从来就没有对于国家不利之言论和行动。这一点我兄可以证明的。惟第二点太含混了，谁是不利于国家之人士，我实在不知道”。后经谷正纲的反复劝说，加上雷的妻女在一旁眼泪汪汪，又见这个誓书的内容是国家，雷便照写了。 过了两三天，“台湾警备总部”负责人又送来一份誓书的底稿，却把原稿中的“国家”改成“政府”二字。雷说：“国家和政府不可相提并论，这是常识，凡有现代知识的人，都应该懂得！”然而雷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含泪写下了誓书，成全了常以民主法制自我标榜的台湾当局的“司法”笑话。株连家人“雷震案”发生后，雷的亲朋也大受牵连，而深受其害的是他的子女们。他们受到教师百般刁难、求职到处碰壁、出入境受到走私嫌犯般难堪的搜身。1960年雷震服刑以前，他尚在求学阶段的三个女儿雷美琳、美莉、美梅就已是学校里的“特殊分子”了。雷美梅高中时因制服只有一个口袋，而非多数同学的两个，受教师屡次警告。大姐雷美琳的遭遇更荒谬，她就读世界新专时，有一名姓刘的教师每次在走廊遇到她，就对她谈保密防谍，上她的课，则会在黑板上写下“保密防谍”四个大字。有一回，这位教师要同学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一个伟大人物”，雷美琳写的就是父亲雷震，教师给了她40分，并对全校同学说这位认为自己父亲是伟人，“无视于国父、蒋总统存在”的同学“不要脸”。经雷美琳向校方陈情后，该教师居然在校务会议中下了”不是她走，就是我走”的最后通牒。由于没有教师认为学生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伟大人物便罪当开除，所以这名教师终如其所愿，“走”了。早在雷震入狱前，国民党特务已24小时盯住雷家。雷美琳值班太晚，男同事送她至家门口，隔天这位好心的同事就被“安全人员”约谈，他们拿着暗中拍摄的雷美琳与男同事站在门口的照片问他“到雷家干嘛？”。原来常到雷家借报的邻居，也因类似情形不再来往。亲友多不敢与他们接触，雷家就这样被孤立了起来。 在当时苦闷的空气中，雷家姐弟们偶尔也会制造一些乐趣。大雨天，与父亲坐在凉亭里，看着两个一边监视、一边东张西望、若无其事的特务，淋着滂沱大雨，像落难老鼠的惨状，使他们乐从中来。有时雷震要到中南部为筹组“中国民主党”开会，他们会陪父亲借道邻居家，翻越后山，到景美搭车。姐弟几个再由另一条路走回新店，打从前门晃回来，唬得那几个特务一愣一愣的，搞不清他们没有出门，怎会从外面回来的。 第131章 1964年，雷美琳随夫婿往美国。几年内，姐弟也陆续离台。一两个星期可以发下的出境证，他们却等了将近半年。1966年，雷美梅去美时，雷震正住院，病房随时有两个保防官陪伴，她怕有关单位改变心意，临时禁止她出境，竟连离台的消息也没告诉父亲。雷美梅回忆说：“当时匆忙成行，就像逃难一样。” 定居美国后的雷氏姐弟，每次回台，出入境时也备受阻扰。一班飞机抽查两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这四个人恰巧就是持台湾护照的大姐、小弟，及待外国护照的二姐、三姐。人被带到小房间搜身，如果可以的话，海关人员会把他们的皮也掀起来检查看看的。带回送人的礼物，也要受严密搜查。面霜被搅得溢出一半，糖果盒被拆烂，甚至牙膏也挤出一半，行李箱被翻得合不拢来。排在后面的老外看了，当场对她们说：“女士，如果你要告他，我随时可以为你作证。”但是，告了他们，于事何补？口口声声注重“国家形象”，国际形象的国民党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外国人面前演这类荒谬侦探剧，受害的，又岂只雷震家人？ 雷震出狱后，仍然被监视着。有一回，他参加朋友喜筵，因身体不适，提早离席回家。守在喜堂外的情治人员没有发现，管区警员竟在凌晨到雷家临检，折腾一番后离去。被吵醒的雷震再也无法入睡，面对着曾经门庭若市、冠盖云集的客厅，唏嘘不已。 雷震生前，始终耿耿于怀的，即为他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回忆录遭狱方没收一事。出狱后，雷拟重写回忆录，由于在电话中托人印稿纸而被“警备司令部”保安处长吴彰炯得知（雷家电话被24小时监听、录音），立即打电话给雷夫人，叫他不要再写回忆录，“在家打打麻将好了。” 雷震非常念旧，蒋介石死时，他还到“国父纪念馆”排了四五小时的队“瞻仰遗容”。雷家一名司机被卡车撞到景美桥下，雷震难过了许久，每年清明节，他都到坟前致意。然而活着的朋友，却难得见上一面。 雷氏姐妹曾无限感慨地说：“父亲晚年非常寂寞，即使昔日再好的朋友，他也不会主动联络，就怕连累人家。” 1976年秋，忍受不住精神上重大威胁的雷震，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他选了一块坟地，除了夫妻的墓穴，又做了三个，安葬亡儿德成和两位故友（均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一为殷海光，一为罗鸿诏。1979年，89岁的雷震含冤去世。 1989年4月29日，当年雷案当事人傅正与民进党立委及关心雷案的人士，成立了“1960年雷震案平反后援会”。5月1日，久居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的雷震儿女们，特别千里迢迢赶到台湾，希望能力其父的清白尽一点心力。 5月5日，雷震之女雷美琳，雷美莉、雷美梅三人，在雷案辩护律师谢长延的陪同下，共同出席了平反雷震案的记者会。会中雷美琳等人发表一篇“我们的感谢与呼吁”的声明，要求有关当局重审雷案，将雷震当年在监狱所写的回忆录手稿及日记归还，同时并要求注销雷震家属的黑资料，归还他们自由生活的权利。 雷震子女表示，当年有关雷震案的侦察、判决都是假的、错的，“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也是不尽事实的作品而已。 雷震子女在会中也呼吁，所有知道雷案真相的关系人，包括该案的证人，当年参与侦察审判、监视的治安人员，能发挥道德勇气，提供确实资料，以助雷震案的平反，还其清白。 第六章台北频发暗杀令，魔掌屡伸大陆内地。共和国镇反剿匪。军统龙头纷纷归阴 第一节覆巢之前的哀鸣毛人凤布置潜伏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根据这种新情况，毛人凤开始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这些组织能继续活动。 为了加强对潜伏特务培训，保密局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除要接受搜集情报的训练外，还要接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全能特务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hushi、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潜伏地没有解放时，这些特务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的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gemin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向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毛人凤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在美国的直接帮助而重新回到国民党手中，最久不过一年，于是各种配制也只以一年计。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沈醉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沈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蒋介石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沈醉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一个叫明绍武。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在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9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训练班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部署。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特务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还乡运动1949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国统区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 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国统区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这样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国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 第132章 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可以但白向共产党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后方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回到没有解放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解放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留下大量叛徒1949年10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示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申请表，要沈醉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沈家，在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沈醉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沈醉聊天，沈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他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沈醉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他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人去劝说过。当时沈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叛徒去呢？毛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沈醉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叛徒去台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的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当局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这批人的好处就太多了。由于蒋介石这一措施，解放前夕在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员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某，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刘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曾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前张国焘秘书，也没能逃往台湾。此外，未能逃到台湾的叛徒，有做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等。 准备在西南地匡打游击、当流寇1949年12月12日，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时刻。 这天中午，毛人凤及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拿着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叠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的委任状，从蒋介石卧室里出来，匆匆往楼下的一间临时机要室走去。这项“应变计划”是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由毛人凤亲自起草、拟定的，前后酝酿了整整半年，其中的一些措施，早在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之时就已经着手进行部署和安排。 毛人凤在重庆期间，曾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作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从速作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的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余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有把握。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沪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 毛人凤拟定的“应变计划”是一项国民党在地下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斗争的政治动员令和组织大纲。而那些委任状，则是属于这项“应变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由国民党“中央行政院”正式委任的、国民党失陷后在全国各大区以及各主要游击区的负责人和主要领导人。现在经蒋介石签署后，将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全国各地的潜伏组织和武装特务。这也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的计划和措施。 “应变计划”称，“为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总体游击战之计划，按照当前全国特定情形，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总部暂时设在台北”，并在大陆设5个“勘乱区”： 第一是西南区，主要负责人何应钦； 第二是西北区，主要负责人马步芳； 第三是华北区，主要负责人李玉堂； 第四是东南区，主要负责人郑介民； 第五是华南区，主要负责人薛岳。 “应变计划”中规定，这五个区“直接统归中央行政院领导，并受驻台北全国乱后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指导”。 除上述5个“勘乱区”外，“应变计划”中还策划在各地建立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它们分别是：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4个师，并“曲线救国新编 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季家振。 湖北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一个军，军长汪宪，参谋长袁成英。 浙皖边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一个军，并“浙边支队”、“皖边支队”各一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中。 豫西游击根据地，辖“豫西剿暴总指挥部”两个军，并“黄河”、“绥远”两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卢民。 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一个军，并“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镇中。 湘西游击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兴周，“新二师”师长余适。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五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瞿波平。 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两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 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一个军，及9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 黔东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九军，军长史肇周，副军长吴登云。 川黔湘鄂边游击根据地，辖“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4个师，及11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总司令陈长捷。 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两个军，并新编第7师，第一军军长也占武，第二军军长欧阳祥林，新7师师长吕振华。 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一个师，并三个大队，师长杨永寿，大队长王跃云，龙绳曾，李云聪。 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辖“三边靖绥反共司令部”4个师，总司令周迅宇，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 武当山游击根据地，辖“鄂陕边人民自卫军”一个军，并新编第5、第8军，总指挥王凌云。 “应变计划”还对这些“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一是要保存，二是要扩大，三是要进击”。要求他们“各自为战，苦撑待变，尽力避免不利行动。生存就是胜利，坚守就是胜利，同时，积极吸收和引导、组织过去我所留之各种地方武装、警察、绿林武装，等待一切机会，留心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机会”，并“利用当前社会问题制造事件”，积极主动地进行“灵活的斗争”，破坏一切军用设施，消灭一切有生力量，最终配合国民党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这一垂死挣扎，虽像覆巢之前的哀鸣，却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应该说，长达3年之久的匪患，其源盖出于此。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崩溃的时侯，留在大陆上的溃散武装（政治土匪）就有20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这些反动势力，在全国各地埋下了定时炸弹，增加了建国初期的不安定因素。 第二节中苏铁道线上连环谋杀毛人凤策划行动方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就在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这一伟大事件后的24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个占人类1／4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等参加了这个仪式。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着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事宜。 第133章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那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 “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幄，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啊。”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凝望着中南海天空中高挂的一弯星月，陷入了沉思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就首次选择出访苏联，这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之前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了美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将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位大元帅是位性格多疑而又十分精明的领袖，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或是在自己别墅的饭桌前，同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核心圈子的人边用餐，边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形势发展。 斯大林五次三番地问旁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到过苏联的人很少，毛泽东可算得是例外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闯。 斯大林急于想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却显得不紧不慢。于是乎，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有狭隘的农民主义立场。然而毛泽东却心地坦荡，既不受控于人也不斤斤计较苏联朋友的偏见，他有着中国传统伟人一样的君子风度。这些，斯大林是不了解。。毛泽东将出访苏联的消息被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计兆祥得到了，并探听清楚毛泽东坐火车去苏联，经山海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联西伯利亚大铁道赴莫斯科。他立即向台北保密局拍发密电，报告了这个重要情报。特务头子毛人凤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行动方案：密令潜伏在东北的地下技术纵队，在两个地方下手，一是破坏长春14号铁道桥；二是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计兆祥发到台北的电报，被我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及时截获，他们在准确地破译其内容后，上报了中央。 这份带有“绝密”字样的电报及译文，被送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在卷宗中看到这份密件后，立刻挥笔在文件的天头上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gemin。 毛泽东毛泽东首次出洋12月6日晚，月亮悄悄地爬上红墙，早已结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着一片青光。在徐徐寒风中，身披玉霜的古柏时时闪出几枝翠叶。 几辆小轿车由丰泽园门口缓缓驶出新华门，尔后向永定门方向飞奔而去。。刚跨出车门，毛泽东就发现车站空旷寂静的月台上，站立着几个熟悉的身影。 “不是讲好不送了么？” 他拖着鼻音很重的湖南腔，紧紧地握住了朱德刚从帽沿旁边放下的大手。 在下午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他就讲过晚上大家不要送。当时大家都没吭声，他以为大家已经同意了。没想到，真要动身的时候，又一个一个冒了出来。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注意，他真想说几句什么，但话到嘴边他又把它咽了下去，因为这毕竟是他以新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前往苏联会晤斯大林，同伴们对自己这次出访的关切和寄以厚望，也是情理之中的呀！ “主席第一次出国，那有不送的道理呀！”朱德憨厚地咧咧嘴笑道。 “你们呀你们呀！” 毛泽东又把手缓缓地伸向站在朱德侧旁的刘少奇、周恩来。 “弼时，看你，身体不好也赶来了。” 毛泽东不无责备地瞅了瞅任弼时那张由于长期失眠而显得有点浮肿的脸庞，右手有力地抖了一抖。 “可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能拼老命啊。” 任弼时含笑着应了一声“好”。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把高大的身躯朝前俯了一俯，对着周围的送行人说：“既然你们都来了，我可要同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哟！” “好啊！” 同伴们随声附和。 “是这样的。”毛泽东缓缓扬了扬眉，轻轻地伸出了一个指头。“我这个人是属猴子的，天生的爱动不爱静，喜欢到处活动活动。今后我到外头走走，你们都不要搞送往迎来。你们一送一迎，劳了你们驾我不敢当，我毛泽东本人也不自在。你们也不要担心有人朝我打冷枪。敌人想动我毛泽东的脑筋，也没那么简单。轻车简从，神鬼莫测，你说是不是，公安大臣？” 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把脑袋转向跟在侧后面的gonganbu副部长杨奇清，杨奇清连忙憨笑着应了一个“是”。 “你们看，他都打包票了，你们还不放心？” “放心，放心，主席保重！” 刘少奇、朱德笑眯眯地做了回答。 “那就这么说定了？” 毛泽东又把有神的目光在伙伴们的脸上扫视了一圈，见大家没有异议，他满意地憋了憋嘴，而后滞洒地挥了挥手，迈着矫健的步伐，朝着月台上那辆编号为9002的专列走去。 杨奇清刚想跟随毛泽东走向专列，周恩来轻轻地拽他的衣服，他立即会意地停下了脚步。 “还有什么吩咐吗？总理？” “刚才瑞卿同志报告：一个小时前，敌潜伏电台又发出呼号，报告了主席专列即将启程的情报。” 周恩来拧了拧眉，有点清癯的脸庞上耸动着焦躁与不安。 “奇清同志，此行事关重大，你可要千万小心在意，一定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出不得半点纰漏啊！”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保证主席安抵满洲里！” 杨奇清挺胸打了个立正。 周恩来没吭声。他一点也不怀疑这位老红军、老保卫部长的忠诚与干练。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再次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党政军机关受到不小的损失。杨奇清的家属和公务员也被敌人抓走。不久，他得悉5月反“扫荡”中被俘的同志，在日本侵略者的太原集中营里，组织了地下的共产党支部，他的公务员也参加了活动，并同驻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建立了秘密联系。杨奇清抓住时机，通过这位公务员掌握敌人内部情况，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5月反“扫荡”结束后，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一次大会上赞扬说：在反“扫荡”中，杨奇清领导的许多干部牺牲了，他的家属也被俘了，但他仍然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坚守岗位，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罗瑞卿号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杨奇清无私无畏的崇高革命精神。 1942年底，敌人大搞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加紧了法西斯统治，同时千方百计向我根据地派遣特务，进行渗透和破坏。日伪的秘密“维持会”渗入我们的根据地，汉奸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和投降了日本侵略者的蒋帮特务潜入了我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一个蒋伪合流的国民党区分部，指使潜伏在我根据地的一个女特务，勾引收买我们内部的人员，阴谋刺杀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杨奇清亲自组织人员，深入调查研究，一举破获这个大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首脑机关和我军首长的安全。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党在延安的审干工作，由于毛泽东的肃反路线受到“左”的严重干扰，一度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个错误也波及到太行山。1944年，杨奇清从延安回到太行，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邓小平、滕代远等人的领导下，对太行地区的审干案件进行认真的甄别工作。他亲自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听汇报，看材料，做调查研究，同有关同志一起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很快把错案、假案一一平反了。 北京截获台特电讯时，gonganbu长罗瑞卿正在外地视察工作，领导侦破这个案子的工作落到了杨奇清肩上。由杨奇清指挥gonganbu和北京市公安局共同侦破此案。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毛泽东访苏的行期日益迫近。但供破案参考的线索仍然只有敌电译文和以“0409”为代号的发电署名。 这一天，心急如焚的杨奇清，把gonganbu一局侦察处一级侦察科长曹纯之请到办公室。毛泽东的安危，关系着新中国的命运，曹纯之当即立下军令状：到期破不了案提头来见！曹纯之成了侦破敌潜伏台的前线指挥。 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杨奇清随同专列沿途组织保护，然而，谁又能保证在长达一万多里的铁道线上没有偶然的“万一”呢？而如果这种“万一”出现，将给党给人民带来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第134章 周恩来紧紧抓住杨奇清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一切都拜托你了，有情况及时汇报，我和罗部长24小时值班。” “是！” 杨奇清向周恩来敬了个军礼，同gonganbu长罗瑞卿向着毛泽东一行大步赶了上去。 途经天津发现异情12月的华北大地，呈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图景。 这天，一辆编号为9002次的专列，像一条绿色的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驰去。车头上悬挂着金黄色的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专列经过的路线，只见护路部队一公里一个岗哨；一双双警惕的眼光，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 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是一一选好了的。专列一共三节，前节是警卫连，后节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又快又平稳。 专列首先由北京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天津。经过天津时，前导车发现有一段路轨被毁，一辆机车头上绑着一束手榴弹。此事非同小可，罗瑞卿部长立即下车组织调查。 天津路段出现的情况，使得留在车上的杨奇清副部长和同往的铁道部长滕代远，以及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领导人，更加感到此行任务的艰巨。每到一站，他们总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 列车继续前进，坐在中节车厢的毛泽东，在听到天津路段的情况后，把手中的书放到茶几上，点燃了一支烟凝视着车窗外急速向后掠去的田野、树木。。“请杨副部长到这里来一下。”毛泽东用那浓浓的湘音不紧不慢地对秘书说。 听说主席有请，杨奇清急忙来到中节车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对潜伏敌台的侦破落实了没有？” 杨奇清从容地回答：“报告主席，不仅落实了，而且经过分析、判断，敌人还要搞活动。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此案已有李克农接替我指挥。请主席放心。也许主席到了莫斯科，就可以听到胜利的消息了。” “那好。奇清，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在实战中提高嘛！”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后，继续问：“你们是怎么侦察、判断的呢？” 杨奇清说：“据侦察获悉，台湾保密局拟派专人潜伏大陆，配合华北土匪，在主席访苏前后，组织暗杀活动。但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立刻逮捕！” “好！来者不善，歼之有理嘛！”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毛人凤下令执行计划12月7日清早，毛人凤正与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密谋在大陆的行动，保密局机要秘书匆忙走进来报告：“今晨两点，万能台自大陆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出发了，估计需要经过三天两夜到达满洲里。毛的安全在苏联境内由苏方负责。” 布莱德上校欣喜若狂：“这是刺杀毛泽东的最好时机。毛泽东此时访苏对美国、对台湾、对朝鲜战争都很不利。你们要立刻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督战。”布莱德站起来又说：“我们在正面战场虽然失利了，但是在情报工作方面一定要给其党以狠狠的打击。美国战略情报局希望在毛到莫斯科前后，看到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即刻命令：“按行动计划执行。”接着，他又督战似地说：“立即电告计兆祥，通知xx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苏和回国的时间、路线。奖励计兆祥2000美元，并晋升他为上校台长！” 毛人凤转而对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吹嘘：“共产党绝难料到，在他们党政要员集中的心脏地带的‘南池子’，竟是我潜伏台指挥的天下！” “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还不是你们的对手！” 北京朝阳门内路南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它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家。这一天，肩负着侦破潜伏台第一线侦察工作重任的曹纯之，第一次到这里，汇报侦破工作。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赫赫有名的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名将。他曾和我党地下工作者胡北风、钱壮飞长期在敌人的心脏与敌特进行惊心动魄的斗争，给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周恩来誉为“三杰”。 尤其是1931年，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事件，国民党政府如获至主，准备将共产党分子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由于李克农、钱壮飞、胡北风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机密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将叛徒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从而使在上海的国际机关、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免遭劫难，为保卫党中央建立了卓越的贡献。李克农这个人，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都无可否认地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传奇英雄。 曹纯之虽久闻李克农部长大名，但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当他思绪未定之时，只见李克农部长就笑呵呵地从客厅走出来，热情地说：“杨部长向我介绍过了，同志们干得很好！今天请你们谈一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曹纯之上任后，着手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调gonganbu的电讯侦察组监测，从空中确定敌潜伏台所在方位；一是在北京和天津查汇，从台湾给敌特活动经费的这条途径，获得地上侦破线索。这两条“高招”果然立竿见影：电侦组先是破译了台湾保密局给“0409”的嘉奖令（由中尉台长提升为中校台长）；接着报告从北京到台湾的电讯信号相思线交叉点由初感应在天坛范围，进而北移东城缩小为前门外，最后确定为南池子上空。由查汇获得的侦破线索正与在空中确定的敌台方位相吻合。在天津黑龙江路银行发现了香港九龙xx街道xx号汇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总公司计采楠小姐两笔大额汇票（一笔是1500元港币；一笔是2500元港币），计采楠的弟弟计旭（原名计兆祥）是北平特警训练班的最后一期学员，现恰住在南池子九道湾43号。 南池子紧挨中南海和天安门，旧时这儿王府宅第林立，深宅大院星罗棋布，大小胡同纵横其间，是皇宫要员集中居住的地方。解放后，党政军领导人也多居于此。在老百姓眼里，这个贵人居住的地方是个防范较严的禁地。正因为如此，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真空地带。 南他子43号的院内有两个院、两个门，正院向东，旁院向西。计兆祥住在正院西房，住在旁院南东头的是个邮电工人（旧警察）。若在这个旧警察的北房安一微小炮泡监视，夜间计兆祥发报，小炮泡受电波干扰就会闪动，以此便可肯定电台在计兆祥屋里。gonganbu侦察处李国样处长、苏玉涵副处长提出这个绝对有把握抓住敌台的建议，曹纯之马上表示赞同，当时主管该案的杨奇清也表示同意。但是，对计兆祥进行实地严密监视后，潜伏台没有出现任何信号。。曹纯之汇报完毕，李克农往上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老式水晶石眼镜，温和地对他说：“老曹，从今天起，你每天只向我汇报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接近计兆祥的人的侦察情况。同时要注意，我们着重打击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这个组织，政策上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捕潜伏敌人。” “是！”曹纯之颔首答应。 两位伟人首次握手在沿途武装部队和专列警卫部队的密切配合下，12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安全抵达“国门”满洲里市，列车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停了下来，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因此要换车。 在苏联国境线的车站上，早已停好了迎接毛泽东一行的高级专列。这是一辆设备很好的专车。车上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苏方赤塔州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来到边境线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亲切地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后，又登上了苏方的专列。 “呜——”汽笛高鸣中，草原上的这列专车驶离了边境线，在苏联国土上奔驰起来。 毛泽东登上苏联专列后，神态显得格外平静，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埋头读书和查阅资料，有时连工作人员请他吃饭也没有听见。不知不觉中，专列到了入境后的第一站奥特波尔，毛泽东发觉车停了，他问道：“这是到哪儿了？”工作人员告诉他地名后，又请他下车，说是有仪仗队欢迎。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大步走下车来。 他在站台上停了一下，望望天空，这里已是天地萧然，一片严冬景象。 站前广场，寒林萧瑟，晓霜犹凝，北风吹得树枝沙沙地响，毛泽东却迈开了大步，有力地朝前走去。 军乐四起，鼓号齐鸣，奥特波尔车站前肃立着一排排威武整齐的仪仗队，一色的新军装，他们手持步枪“唰——”地一下齐整整地向着走来的中国领袖致敬。毛泽东冒着寒风，大步检阅了仪仗队后，又与欢迎的人握手致意，稍事停留后又登上了专列。 列车顶着凛冽呼号的北风继续向前行进着。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有名的，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客人也毫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已开始挂上了一道道晶莹的霜花，星星点点，不停地抖动着。当列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挂到了车站上，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途中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毛泽东听了挥挥手对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第135章 当列车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站时，毛泽东的身体有些不舒服，脸色有些不正常，可能是疲劳和气候的关系。 “主席，要不要通知苏方一下？”工作人员不安地问道。 “不用不用。”毛泽东摆摆手，站起身来说：“等车停下后，下去透透新鲜空气就好了。” 列车停稳后，毛泽东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下列车，沿着站台走了一会儿。这时天气奇寒，冷气袭人，不少人冷得直搓双手，他们担心毛泽东受凉，忙劝他上车休息。 毛泽东笑了笑说：“没关系。”他活动活动身体，这才又登上了列车，随行的人见他恢复了常态，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车到了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这儿登车陪同前往。 精干的王稼祥一登上专列，就兴奋地奔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说：“主席啊，可把您盼来了——” 毛泽东也高兴地迎上前去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可少不得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 12月16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大街小巷银枝拂掠，冰影映漾，四处显得格外地庄重和肃穆。快到中午的时候，空气中有了些暖意了，莫斯科人开始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大钟敲响了，“当当当——”12下深沉而洪亮的钟声，这钟声在莫斯科城内久久地回荡着。 “呜——”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钟声、汽笛声、车轮声中准时徐徐驶进了莫斯科车站，顿时鼓乐齐鸣，欢声划破了机车头那腾腾的白色烟雾，男女青年们手持鲜花边挥动边欢呼，车站广场一片喜庆。月台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一批高级领导人依次等候在站台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欢迎的人们在寒风中已站了一些时候了，尽管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一个个的脸仍冻得红红的，可他们依然热情和精神饱满。 列车停稳后，毛泽东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车门口，他微笑着边向人们挥手，边大步地走下车来。莫洛托夫等人热情地迎上前去，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拥抱，又把欢迎的人向毛泽东做了逐个介绍，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由于天气大冷，苏联同志怕毛泽东吃不消，于是加快了欢迎仪式。毛浑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就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之处，苏联驻华使节罗申也陪同随行人员前往。 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非常优雅、舒适的别墅内，这里曾是斯大林的住所。 安顿下来后，莫洛托夫请毛泽东好好休息，他转告毛泽东：“下午6时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在卧室内休息了一阵后，便叫工作人员马上做好会晤前的准备工作，自己则点着了一支烟，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步。他习惯性地一手握着香烟，一手背在身后，久久地凝视着郊外茫茫白雪覆盖着的田野，似乎在掂量着即将与斯大林握手的分量。 毛泽东是清楚的，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还有，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的做法也表示过忧虑，担心这样有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美英的西方路线。然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当时的时局和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此时的毛泽东有充分的自信心去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他为即将开始的会晤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过了一会儿，警卫人员前来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只带了顾问兼翻译的师哲，随警卫人员登上了小车。 克里姆林宫里的路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宫对面的广场地上铺的都是方形木块。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从斯帕斯门驶进去。小车经过一个很大的街心花园，车内的毛泽东注视着前方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游廊。原来游廊的顶部，全是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毛泽东似乎在领悟着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古老历史，他显得那么平静和从容，目光中透出深沉而稳健的神采。 由一座座教堂和宫殿组成的克里姆林宫庄严神秘，一条护城河与红墙护卫着这座曾为莫斯科的公国和18世纪前的帝俄皇宫，而今苏联党政机关的心脏就设在这里。 毛泽东按时被送到宫内斯大林的会客厅里，这客厅十分气派，金碧辉煌，大理石墙壁光亮照人，红红的地毯显得隆重华贵，壁炉架上端的墙上有一口者式的俄国古挂钟。毛泽东有意识地看了看时间，5点57分，比约定时间提前3分钟到达。 斯大林的秘书走出来，他请毛泽东到他的屋里休息一下，他随即进去向斯大林通报。 客厅尽头有一条不太长的甬道通向斯大林的办公室，按规矩，以往斯大林召集会议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从这儿进入的，而且必须正点，不能迟到，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可今天，会晤的时间马上要到了，竟然没有动静。“当当当——”挂钟敲了六下后，里间的大门打开了，秘书走了出来，有礼貌地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步伐潇洒地大步走了进去，翻译师哲跟在他的身后。 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里全体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排成了一排迎接着毛泽东的到来。站在最前边的是斯大林。他沉着而坚毅，眼光深逢，热情随和，他身后依次站着的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苏联的这些高级领导人全都衣著一新，仪表整齐，神态严肃庄重，显得礼貌而不失风度。 当毛泽东一跨进门，斯大林首先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前去，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来，两位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您好！” “您好！” “我们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斯大林同志。” 四只手紧紧地握了又握，。。斯大林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红润的面容，赞叹他说：“好，好呀，真想不到你是这样年轻，这样健壮——” “斯大林同志也很健康呀！”毛泽东回答。 斯大林回过头来，把全体政治局成员逐个向毛泽东做了介绍，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祝愿问候，尔后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中方随行人员情况。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桌两边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师哲坐一边，斯大林和苏方人员坐在一边，斯大林望着毛泽东，又赞叹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 “不不不——”斯大林没等翻译把话说完，捏着烟斗的手习惯地摇了摇，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谁也不能去谴责一位胜利者。”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在场的苏联领导人也笑了起来，有人还轻轻地鼓了掌。 话转入正题后，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认真地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砝码，我们全心全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重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毛泽东的话很诚恳，他显得儒雅、温和，很有分寸，言谈举止中带有浓郁的诗人气质。 毛泽东的风度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都用极有兴趣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感到坐在对面的不仅仅是一位伟人，一位领袖，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常对毛泽东话中的旁征博引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人轻轻地点起头来。 斯大林取下嘴上的烟斗，思索了一下，问道：“我们双方这次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呢？”他最关心的还是中苏结盟的问题。 毛泽东想了想，巧妙地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是应该搞出一个东西来，可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他很形像地用手比划了一下。 苏方的翻译被难住了，他不知怎么把话的意思表达出来，脸都急红了。 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见此情景，忙把毛泽东的话做了解释：“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好看就是指形式上好看，应该是冠冕堂皇的才好，好吃就是说这个东西必须有好的内容，实实在在的。” 师哲解释后苏联同志还是不太明白，他们相互看着，比比手势。有的人还觉得好笑，竟然笑出了声来。斯大林的神情是很认真的，他在体会着毛泽东话里的含意，想弄清楚毛泽东究竟心里有什么打算，特别是双方若要签约需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他再三地询问毛泽东的想法。 毛泽东似乎显得不那么着急，他没有直接去回答斯大林的问话，只是说：“我打算请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第136章 斯大林抖了抖烟斗，微微蹙眉头，说：“如果毛主席和我还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佯的事情，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来后做什么呢？” 毛泽东平静地掐灭了手上的烟头，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他接着把话题巧妙地岔到了一边。 斯大林觉得过去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他不便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来，以免造成“强加于人”的感觉。但他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或协议，都应由他和毛泽东亲自来签署，可毛泽东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由自己出面来办理这件事。 尽管如此，首次见面还是令双方满意和愉快的，大厅内的气氛显得平等、轻松、友好，说到兴致处，斯大林还不时习惯地摆弄他那精致的小烟斗，毛泽东也不时露出了微笑。 就这样，毛泽东在苏联首都度过了第一天。 12月21日，斯大林70岁诞辰的庆祝活动开始了。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大剧院装饰一新，灯光通明，充满了喜庆色彩。除各国代表团外，前来赴会的苏联国内代表都是精心组织的，苏维埃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是很高的荣誉。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国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容光焕发的斯大林走上台后，首先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了大家。所有人望着站在斯大林身边的毛泽东竟如此高大魁梧，气度不凡，不禁发出一阵阵的议论和赞叹声。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祝词。祝词热情洋溢，十分精彩，自始至终抓住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在费德林的翻译宣读中场内反应热烈，气氛活跃。费德林没想到这篇祝词竟会如此抓住人心，他自己的情绪也被感染了，当他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时，全场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有人挥动起了帽子和手巾，场面十分热烈壮观。 斯大林也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报以感谢的一笑，他轻轻地鼓起掌来。在整个会议中，他不时和毛泽东相互交谈着，议论着。 庆祝活动安排的文艺演出开始了，斯大林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两人又边看演出边交谈着，显得亲密友好。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礼堂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雪亮，观众们都回过头来鼓掌，有节奏地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高兴地向大家挥动双手致意，毛泽东也起身向人们挥手表示感谢。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震荡着大厅。。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的西方报道的捏造消息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下去了。 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正在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 毛泽东一听大喜，他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 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地说：“君子言必行，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向他请示问候。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附近，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 周恩来从斯维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毛泽东拿起了话筒，直接与周恩来通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毛泽东竟然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谈得十分亲切，有时还哈哈大笑。 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自己这位杰出的助手。 两人的通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 通完话，毛泽东显得格外轻松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 一阵深沉雄浑的歌声在屋内响起来，缓缓地、沉重地越响越大，像一条河水，流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动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着人们的心胸。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听着，又渐渐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么专注、深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广场，苏方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是周恩来10年后的再次赴苏，他现在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 周恩来身着冬装，神采奕奕，面带笑容，一下车就以他杰出的外交家风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苏联领导人。他们目睹周恩来举止从容，落落大方，话语有礼有节，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点头称赞。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也这样说过：“我认为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选周恩来，那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与毛泽东一行人相比，周恩来一行人就显得庞大多了，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宫、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人。 王稼祥同志照例赶到200多公里外去迎接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在1939年6月曾从延安来苏联治疗摔伤，在苏联住了8个多月。 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共产国际于1940年1月至3月举行过一次特别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也是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关系的共产国际在解散前，对中共的工作作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建议中共及时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非常及时地把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带回了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苏德战争爆发和新疆盛世才转向反共反苏，阻隔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继续保持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中共也开始了旨在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所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了。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老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静更深之时。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时间安排要比毛泽东紧张多了，他白天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谈判，晚上还要向毛泽东汇报和商量，常常是一天仅有几小时休息时间。可他仍旧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显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参加会谈的苏联领导人也自叹莫如了。 在谈判处于关键阶段的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仍在客厅里长谈着。 毛泽东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盛了不少的烟头，他手指上的烟卷还在冒着缕缕烟雾。毛泽东像是在思索什么往事，显得有些心绪难平。 “主席，时间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吧。”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从1920年3月开始，到1943年6月为止，有23年多。”周恩来记忆精确地回答。 “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20多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泽东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周恩来点了点头。 “对！” 第137章 毛泽东掐灭了手中的烟头，转过身来，“这就是我们在考虑中苏条约上的历史前提呀！历史提供了我们经验，历史也提供了我们教训。”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话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过的三次“左”倾错误，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既对中国革命以支持，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缺乏信心，他在寻求与蒋介石政权发展关系的同时，也把本国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国革命发展之上，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 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国首脑举行了对战后世界局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了交易。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这样说过：昨晚我同斯大林谈话时。。他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俄国。他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用手画了一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我请他说明，他所关心的究竟是哪条铁路？斯大林指出是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条铁路，斯大林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特别重申：苏联无意干涉满洲的主权。当然，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苏联军队可能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1945年2月8日下午3时30分，斯大林同罗斯福正式会晤中认为他的要求是“正义”的，不然他和莫洛托夫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出兵对日宣战。他还向罗斯福表示了这洋的看法，中共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既然他们有一条抗日统一战线，那为什么搞不到一块儿来？斯大林甚至还宣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没有哪个共产党强有力到足以统一中国。”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和对中共的干涉，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态度。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采取了坚定而明智的决策：既不直接干预苏美与蒋介石从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对斯大林的某些谈话，相反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尊重斯大林和联共（布）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维护团结，为争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创造中国革命形势取得大发展的局面而进行了成功的努力。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深得周恩来等许多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周恩来此行到莫斯科谈判签约，自始至终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的思想。 夜更深沉了，星月在天空闪烁，雪野冰霜与星光月影交相映射，为莫斯科的大地披上了深银灰色的衣装。屋内，毛泽东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上热水递到周恩来面前，关切地问道：“2月14日正式签约有把握吗？” 周恩来喝了口热茶，剑眉一扬回答说：“如果苏方不再提出新问题，我想，2月14日正式签约是有把握的。” “好！”毛泽东点点头，双手叉腰，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谈得很出色，应该记一大功。” 周恩来忙说，“是主席指挥得当，考虑周密。” “不，要论这种场合，非你周恩来不可呀！”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笑得那样会心，那样神往。。“嘘——”周恩来蓦然做了个手势，止住了笑声，毛泽东也猛地意识到了此时已是更深夜静时分了。 窗外，夜色深沉，星月闪闪，预示着将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出现。 中苏正式谈判开始后，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也十分忙碌，每天清早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到世界各国主要报刊及首脑对中苏会谈的各种反映和分析。他让秘书把这类材料搜集摘录后，准时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少一件也不行。然后就亲自听取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等人的汇报，每当他听到汇报人总是提：周恩来的意思是怎样，周恩来的建议是如何之类的话时，就皱起了眉头，有时他干脆打断了汇报，说：“我更希望了解到毛泽东的意见怎样，毛泽东的建议如何。。” 终于，斯大林再也等不及了，为了摸清楚毛泽东本人对结盟的真实具体意图，斯大林曾几次把电话挂到了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此时毛泽东已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请毛泽东住在近处，其目的也在于更方便联系。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卓越的、意志坚强、非常熟悉情况的人。然而到了晚年，他又显得性格多疑，他感到周围的人都不大可信，秘密活动到处存在，他对中国人的信任程度也并不能使人满意。记得1948年2月，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不听话”，坚持对蒋介石政权不做妥协的情况汇报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同志在莫斯科时同意我们的看法，但回到中国后又是另一种看法。” 当然，历史也使领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中苏条约是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的最主要问题，这一历史性会晤在当时不仅受到了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密切关注，在东西方最遥远的许多地方也紧迫不放任何细节。 条约具体的内容是在周恩来和米高扬之间讨论和谈判的。周恩来则始终位于会谈的主角，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在新中国第一项外交使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会谈中周恩来的建议和意见使得米高扬也觉得几乎无懈可击，当最后一轮会谈完结时，米高扬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风趣他说：“你不久还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最后一次关于条约的定案会谈，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会，苏方除斯大林外的所有高级领导人也都全部出席了会谈。 大厅内5盏光线柔和而明亮的水晶大吊灯使得这儿的气氛格外亲切，双方平等地商定了各项协定和条约的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这些原则对于实现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加快经济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都是意义重大的，对此他感到满意。整个会谈中，一连几天没有休息好的周恩来仍是精神饱满，话锋敏锐，掌握着发言的主动权，毛泽东只是在关键地方插上几句有分量的话，充分显示出他的驾驭全局能力。会后一位苏方人员感慨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斯大林举行招待会2月8日，在所有的条约与协定开始拟定之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拜访了斯大林。由于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这次会谈谈得十分投机，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习惯地一个劲劝人吃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菜汤和烤羊肉串。 菜虽不算多，但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斯大林和中国同志边吃边谈着，当他了解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著述丰富时，便认真地想了想，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件大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回答：“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支持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斯大林手上的烟斗转动了一下，神色很认真。“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就太好了。”毛泽东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晤——”斯大林眼睛盯着杯里的红葡萄酒，沉吟了好一阵子，毅然说：“我马上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斯大林握着烟斗的手挥动着。 “那太谢谢您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说。 斯大林笑了笑，显得有些得意。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来：“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但是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大都会饭店。”毛泽东明确地说。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斯大林不解了。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的语气很平和，但态度却有些强硬。 斯大林显然有些不悦了，他沉思片刻，侧起头来说：“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显然在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了。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坚持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毛泽东的话也显得软中有硬，他进一步说：“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停顿了下来，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冷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斯大林终于做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准备打破自己从来恪守的信条了，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常不一般的盟友。 会晤结束后，斯大林再次破例把毛泽东一行送到了门口，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斯大林手中的烟斗轻轻转了两下，若有所思。 第138章 1950年2月14日上午，中苏双方正式举行隆重庄严的条约签订仪式，它意味着两个盟国的“蜜月时代”从此要揭开序幕了，尽管谁也无法预料到两个社会主义邻国的关系以后将会遇到什么坎坷和变化，这份条约的签订毕竟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剧烈的震动。 条约原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对周恩来提议加上的“互助”二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很合适”。 签字大厅内的灯光格外地耀眼，大小十余盏各式吊灯挂灯壁灯齐明，更增添了隆重气氛。 条型的签字桌中央分别插着中苏两国国旗，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了字，互换文本后，两人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也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至迟不过1952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在华权益。还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 仪式开始后，进程很顺利，可是当要签订贸易方面的协定时，文本却迟迟没有送到，双方领导人显然都等得有些着急了。斯大林不悦了，他问及下边，得到的回答是“中文的文本没有准备好。”斯大林不动声色，转身对中方翻译师哲说：“请您把这个情况通告毛泽东同志。” 师哲小声地对毛泽东耳语了几句，毛泽东不悦地一摆手说：“算了，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的身上行啦——”说罢，毛泽东再也不言语了。然而文本的拖延是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差错造成的，他们在修改错误时耽误了时间，对此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他理智地示意维辛斯基再等等，一直等到文本送来后，场上的焦灼气氛才缓解下来。 签字仪式终于完结了，在全体人员合影前，毛泽东和斯大林又相互交谈了几句，彼此祝贺与问候。合影时站在中间位置的斯大林比毛泽东矮了些，他很机智地向前跨了半步，这样第二天见报的照片中，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是一样高地并肩出现在全世界面前了。 当印有照片的报纸送到斯大林面前时，他仔细地看着照片，有些狡黠地笑了，似乎是在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你真聪明呀！” 然而毛泽东注意的却是报纸上消息的内容，对那张合影照似乎根本没有去认真留心过什么。 斯大林破例出席中方招待会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是一幢带有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2月14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把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厅全部包了下来，整整的一层楼都成了中国东道主接待客人的场所。自然，花费的租金也是颇为可观的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结束的告别宴会将在这里举行。下午6时左右，中国东道主和请来的客人们都按指定时间来到了宴会大厅内，到处都是笑脸和热情的话语声，气氛是热烈而隆重的。 然而快到开始的时间了，仍不见斯大林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出现，不少人脸上浮现出忧虑不安的表情。大家担心斯大林是否真能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到这儿来参加招待会。几位苏方人员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认为情况不妙，另外一些人则显得信心十足地在等待着，他们都是平常很难近距离看见斯大林的人，尽管他们的职位也不算低。 正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一位身穿便服的外交官悄悄走到苏方译员费德林身边，神秘地耳语道：“您应当到前厅去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费德林心里掂量了一下，说：“你们做这件事或许更好些，难道这种事成了我的特权吗？” 外交官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费德林同志，关于特权的事，我们现在不谈它，我们现在是把你看做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还不明白？”他拉起费德林的手就把他带到了前厅，让他在指定的位置上站好。 6时30分，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饭店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了汽车，前来赴宴了。当前厅大门打开，斯大林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全场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这么近地看见过斯大林呀！ 斯大林走到存衣处解开大衣，殷勤的服务员要上前帮忙，斯大林风趣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的。”他说完跟着费德林大步走进了宴会大厅内，顿时，全场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回荡开来。。斯大林停了停，向狂热的人们挥挥手，然后向“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大步走上去，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双手与斯大林亲切地握手，请他在自己旁边坐了下来。 “斯大林同志，您好！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毛泽东同志，您的身体看来也不错，还适应莫斯科的气候。” “还好！谢谢苏联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说完话将走上前来的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人中斯大林尚不认识的作了介绍，斯大林也微笑着同他们问候并握手致意。 敬酒开始了，大厅内灯光辉煌，欢乐的乐曲四下回荡，两国同志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酒词，但所有祝酒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并排站在用玻璃板壁隔成小间内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领袖在小间内交谈着、议论着各种问题，同以往的数次会晤一样，他们的谈话是没有题目的，高兴议论什么就谈什么，十分随便。 祝酒讲话开始不一会儿，大厅内的人流全都向小间前涌去，周恩来眼看玻璃板壁要被挤倒，忙叫人把它拆开，使大厅小厅合成一处，这样才使狂热的苏联人稍稍安定了一些。斯大林对人们没完没了的欢呼和兴奋看来有些厌倦了，他几次用目光向大家发出呼吁，但最终看来是徒劳的了。 首先发表祝酒词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嗓音洪亮，没有用事先为他准备的讲稿，但所讲的内容竟和讲稿几乎一字不差。周恩来主要讲了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中国人民感谢苏联老大哥的援助，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内容。他的讲话使得在场的苏联同志十分激动，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费德林有时也觉得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翻译了。周恩来的讲话结束后，人们更关注下边的议程了，因为斯大林也要发表祝酒词了。斯大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站了起来，显得从容不迫，他触了一下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说：“请注意，我要讲话他首先为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而举杯祝贺，他的语调是轻松的，他说：“中苏友好的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也代表了我的意思了。”可接下来他却把话锋一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起来，可惜今天与会者中间少了南斯拉夫的同志，我感到很惋借。。”最后，他放下酒杯，举起双手高呼着：“团结就是力量！” 宴会进程中，气氛始终很热烈，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视中苏人民友好下去。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斯大林这时情绪很好，不时地与中国同志谈笑着。。这次宴会，斯大林与毛泽东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共同举起了祝贺的酒杯，尽管这酒杯的举起多少有些不容易，但它毕竟代表了5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的“蜜月时代”到来了。 告别宴会持续到午夜，人们才尽欢而散。 李克农严斥毛人凤北京南池子，云南会馆。已是深夜1点多钟，曹纯之仍难以入睡。按毛泽东访苏归国的预期时间，破案期限只有3天——72小时了。曹纯之几次去向李克农汇报，都没得到明确指示，他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立下了军令状，而是着实担心毛泽东在归国途中的生命安全。正当他辗转反侧之际，传来了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声在他门前停住，紧接着传来重重的扣门声。曹纯之打开门，与计兆祥住对门的那个邮电工人站在门前，气喘吁吁地说：“计兆祥凌晨1点钟又发报了。” 邮电工人的话音刚落，电侦组组长李朋不召而到，兴奋地对曹纯之说：“经与各电侦情况核对，敌台发报的时间与电侦监收到的时间完全一致。”曹纯之喜出望外，他立即调车去李克农家汇报。李克农听完汇报，微笑着拍拍曹纯之的肩膀说：“老曹，我宣布这一仗你完全胜了。” “现在只对计兆祥一个人有证据啊？”曹纯之疑惑地问。 “这个问题大家要统一认识。通过对那些与计兆祥有接触和联系的人的调查，他们与他计兆祥并没有直接的特务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计兆祥的电台是保密局的‘万能潜伏台’，计兆祥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这种情况，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过。” 曹纯之听罢，心中不由暗自钦佩。 下午2时，李国祥处长用毛笔下达了侦破命令：关于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京潜伏台一案的命令：只捕计兆祥一人。 李国祥1950年接到命令后，曹纯之率领侦察员们来到南池子九道湾43号，计兆祥正好在家。侦察员们亮出逮捕证和搜捕证，计兆祥顿成筛糠。可几个侦察员搜了一阵儿，只发现了整流器，没有发现电台。 第139章 曹纯之屋里屋外仔仔细细瞅了一遍，然后回到屋里，独自坐在客厅沙发里，掏出一支烟，若无其事地吸着。他按思考问题的习惯的方式，猛抽一口，仰头喷着螺旋式的烟圈。沿着烟圈升腾的方向，只见天花板上倒贴着一张手绘的色彩绚丽的“牡丹图”，他心中一动，命令道：“上去！电台肯定在上面。” 一个侦察员敏捷地跳上摞起的凳子，用手一拉“牡丹图”，立刻现出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他掏出手枪，一纵身爬进黑窟窿。不一会儿，侦察员从上面递下来美制sst—i—e型25瓦电台一部、美制手枪一支，以及写在一本《古文观止》上的密码本等特务罪证。 李克农赶到现场。他看着浑身发抖的计兆祥，对他说：“你不要怕，我今天来，是来看你发报技术的。就用这架电台，使用你原来的手法，呼叫毛人凤，我说，你发。” “是，是。”计兆祥连连颔首。 此时，台北近郊。一座隐蔽在浓郁茂密树木中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里，笼罩着一种神秘、可怕的气氛。神经过敏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刚刚接到人民解放军即要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情报，又接到情报部门报告：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已集中大批部队，空军已进驻华东的一些机场，登陆舰艇也正在一些港口集结。看来，那阵势是对着台湾来的。 毛人凤面带难色，忧心忡忡。而蒋介石这时正在阿里山庆寿。他暗自思忖，如果下一次行动成功，在毛泽东访苏归来时干掉他，中国的风云就会发生突变。否则，万能潜伏台、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将更加困难。不把握住这个时机消灭毛泽东，蒋介石不会答应！ 见毛人凤无精打采的样子，急功近利、坐阵督战的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对他说：“立即电告计兆祥，报告潜伏大陆暗杀队的准备情况，对东北技术纵队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并委任纵队司令马耐为国民党东三省救国司令。” 毛人凤焦虑地抽着香烟说：“按规定的联络时间已经超过了，可现在还没有得到大陆的任何反应。。” 布莱德很敏感，打断毛人凤的话说：“立即电告计兆祥，停止发报，马上转移。” “我看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共党再狡猾，也不会那么快发现我万能台的踪迹。也许计兆祥马上就会发来成功的电讯！” 正在毛人凤忧心忡忡的时候，机要员进入，战战兢兢地递给他一份电报。毛人凤兴奋地接过电报，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正是李克农发给他的那份电报，电文是：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在中国大地上洒满了怨恨，你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刻侦破你们。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有丧师八百万，逃往海岛的教训。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咎既往。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心惊肉跳地看完译电原文，不知所措。但他想最后摊牌的时候还未到，手里还有东北技术纵队这张王牌，心里踏实了些。只是眼下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待为好。特别是李克农的出现，更能惹怒“老头子”，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曾在“国统区”做电讯情报工作，把他和戴笠整得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悬赏10万元。捉拿李克农，但始终连李的影子也见不着。为此，他俩多次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气得训斥他们是：“饭桶，无用，白痴！”他们对李克农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徒叹奈何！ 冤家路窄。没想到，今天在无线电里，毛人凤被李克农义正辞严地训了一通，不禁恼羞成怒！ 他忽而一想，今天已命令在太平洋某半岛待命的两位特派员，飞往大陆督战，让计兆祥电告东北技术纵队准备接应。说不定，计兆祥的电报也被共产党截获，如果真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该死的计兆祥！混蛋！”他绝望地骂了一声，把电讯稿猛地一摔，吓得机要员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 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走过来，不知所然地问：“大陆的情形如何？” 毛人凤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仍然大叫大嚷：“他妈的，共产党进了北京，比过去更厉害了！” 布莱德上校看了译电，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但他故作镇静地说：“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的飞机已经起飞。你要有信心，不要激动，丢掉了万能台，但是我们还有技术纵队。” 毛人凤知道美国顾问不了解中共的厉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发完电报后，李克农部长见计兆祥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便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小计，今天这个报，你发得还可以，不愧是毛人凤的万能潜伏台。”接着，李克农走到院子中间，对侦察员们说：“攻克保密局潜伏台的战斗，我们彻底胜利了！” 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向首长鼓掌致意！ 李克农部长临上车时，对曹纯之说：“明天上午我再来看看同志们！” “马司令”落网这是一个早春的夜晚，天空黑沉沉的。 约7点钟，一架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飞机，正悄悄地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它小心地绕过激烈的高射炮火网，穿过鸭绿江，又越过吉林，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低低地盘旋，寻找着合适的空投地点。 片刻之后，突然从飞机中部跳下两个神秘的怪物。稍顷，飞机便怪叫着在漆黑的夜空中消失了。 此时，成润之副科长、侦察员沈继宗和哈尔滨的侦察员，正等候在这里。成润之副科长仰望着空中的两个怪物，沉着命令：“注意目标，迅速接近！” 两个怪物落到地面，收拾了一下东西，正庆幸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到大陆数百里时，忽然一道道手电筒光和一个个森严的枪口，对准了他们，他们沮丧地低下了头。 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证明，他们就是由台湾派来的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这两个人，曾是国民党高级刺客段云朋的助手。从他们的衣物中，搜出了美国的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 这两个特务叫张大平、于冠群。次日上午8点，将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鼓励反共有功人员。 翌日清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一位身穿蓝料子服，戴一副墨镜，留一撮小胡子，打扮得像绅士的人，独自在客房内踱步。他时而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临街的动静，时而焦急地看着怀表，好像是在等一个什么人的到来。 突然，门“砰砰”地响了两声。声音非常小，除非有意识听，否则是听不到的。 “谁？”穿蓝料子服的人问了一声。 “我。”门外的声音极小，“205来了！” “请进来！” 门轻轻地敞开了，但只敞开了一半。原来门外站着三个人，除了那个敲门的中等个外，还有两人。他们三人侧着身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房主人转身坐到沙发上。中等个指着身穿蓝料子服的房主人，对另外两个人介绍说：“这位就是保密局特派员张大平先生，毛人凤局长的臂膀！” 其中一个高个子立刻摘下毡帽子，朝张大平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龇着黄牙，献媚地说：“久仰！久仰！” 然后，中等个又给特派员介绍说：“这位就是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代号‘205’。” “噢！请坐！”特派员稍微欠了一下(禁止)子。 马司令看了看特派员的脸，小心翼翼地提起他的半旧棉袍坐在靠近特派员的沙发上，然后用手擦擦脑袋上的汗珠，假惺惺地说：“昨晚受惊了吧？兄弟未能亲往迎接，失敬，失敬！” 特派员点头表示体谅，然后站起来说：“我奉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命令。。”室内空气立刻严肃起来，马司令把脖子挺得溜直，听特派员宣布：“。。蒋委员长的饬令，此仗不成功，便成仁。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 马司令松下一口气说：“多蒙党国关照，请特派员指示！” 特派员一挥手让另外两个人到外边去。 特派员说，“马司令，谈一下行动的准备情况吧！” 马司令得意洋洋，往沙发上一靠，吹嘘起来：“这次中共访苏，共党防守极严，沿途及车站军警岗哨林立，还有便衣、地方干部都参加巡逻。我们给共产党灌了个迷魂汤，让他走时安然无恙，回来时粉身碎骨。” “你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可靠？” 马司令压低声音说：“根据北京潜伏台指示，毛泽东专列明天晚上8点可到达哈尔滨。我们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举行三次行动。作战计划是分三路进攻。 第140章 一路从正面攻击，打个快速歼灭；一路从背后堵击，防止他们撤退；剩下的一路迎击中共援军。事成之后，撤退到长白山区，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就可迎接国军到来！” “有响货吗？”特派员问。 “当然有。都是香港送来的黄色烈性炸药。明天，我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埋炸药。到时候，炸药一响，把他们的专列打个一塌糊涂，叫他们签订什么中苏友好条约，建立什么反帝联盟，统统见鬼去吧！”说完，马司令嘿嘿一阵冷笑。 特派员点点头，担心地问：“行动计划都有谁知道，他们不会变节吗？”狡猾的马司令不讲谁知道，因为他对特派员还有点戒心。 特派员要挟地说：“这次行动成功，立刻就发委任状，论功行赏！” 马司令一听，故意不回答第一个问题，而回答第二个问题。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说：“我手下的人都是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的人。我们报效党国，脑袋丢了也不会变节！” 特派员早已明白马司令的意思，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代表国府发委任状的。你不讲多少人，不讲组织成员都是准，我怎么向上级报告，给你们请功？” 想到发委任状，马司令不由得心花怒放。炸了毛泽东的专列，风云突变，大陆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他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司令。到那时，要女人有女人，要枪有枪。于是他便和盘托出东北技术纵队人员名单：“这是组织成员联络图副本，共170人。” 特派员看了看，将副本装进自己的衣袋，说：“到时，我就按这个单子点名！” 马司令操纵的这个东北技术纵队，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秘密武装。保密局在全国有三个技术纵队，一队在南京，一队在广州，一队在哈尔滨。所有的敌特均经过中美合作所严格的技术训练，都能熟练地掌握射击、爆破、投毒等特工技能。他们是“全五行”的杀人魔王，专门从事重大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解放前，这支人马大部分打入国民党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我人民解放军，另一小部分则散落在社会上，隐蔽下来，伺机行动。 谈话进行了一点一刻钟。 该是收场的时候了。特派员看了看表，对马司令的谈话感到满意。 这时，那个中等个子的人敲了敲门，从外边走进来，把一张纸递给马司令，并很幽默地说：“马司令，你不是准备要委任状吗？我现在就发给你！”马司令喜出望外，接过来一看，不是委任状，是逮捕证！ 特派员笑了，问马司令：“司令先生，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说着，特派员把眼镜一摘，小胡子一薅，原来是成润之扮演的特派员。 翌日清晨，李克农部长准时来到侦察科现场指挥部云南会馆。 云南会馆这个幽雅、古老的庭院，充满着蓬勃生机：gonganbu侦察科全体参战人员，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一队部分侦察员，早在门前列队欢迎。 曹纯之快步向前迎接李克农部长下车。同志们高声说，“首长好！” 李克农部长一边走一边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进入客厅后，李克农部长招呼大家一块儿坐下，然后问：“老曹，这就是你的破案指挥所吗？” 曹纯之回答：“是！” “那从今天起，就不是华北贸易货栈了。”李克农部长幽默地说完，接着问：“东北的情况如何？” 曹纯之说：“已经来电，一网打尽了！” 李克农部长更加高兴：“老成回来，我亲自给他们接风！” 由于李克农部长平易近人，说话风趣，不少同志又与他见过面，所以都能自动给他倒茶、递烟、送糖，无拘无束，显得很亲热。 高兴之下，曹纯之一时忘了请同志们向李克农部长作自我介绍。 李克农部长指着对面的外线侦察组组长辛立学问曹纯之：“他姓什么？”“他姓辛。”曹纯之答。 李克农部长用英语风趣地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张嘛！”曹纯之还没有明白李克农部长的意思，只是笑了笑。 李克农部长说：“嗬，他叫张飞嘛！”说完，又指着侦察员任洪友问：“他姓什么？” 曹纯之答：“他姓任。” 李克农部长还是用英语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李！” 曹纯之赶紧说：“噢！我明白了，他叫李逵！”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李克农部长说：“不再问了。如此爽朗的笑声，就是自我介绍了。你们这个队伍的同志，都是智勇过人，立场坚定，胆大心细的好同志！” 同志们纷纷说：“不敢当！” 曹纯之也说：“部长过奖了！” 李克农部长说：“同志们干的好哇！为侦破此案，曹纯之之所以敢立军令状，原来，你们有这么多张飞、李逵保驾呀！” 同志们没有等李克农部长再夸奖下去，辛立学代表大家说：“都是部长亲自领导，我们天天都能听到部长的指示，才打了胜仗！” “哪里！哪里！我和你们杨副部长，也和你们曹科长天天向我们汇报一样，我们也是天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是党中央、毛主席天天在关怀着同志们的工作哟！” 李克农部长的话激起大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登上归程午夜过去了，莫斯科沉入了梦乡之中。“当——当——”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大钟钟声又深沉而悠扬地响了起来，宽阔的广场上已没有了人迹，天空中飞扬的雪花仍在静静地飘洒着。广场尽头处那座高耸的石座上竖着一块铁铸的纪念碑，这是纪念罗曼诺王朝帝王亚力山大二世的铁碑。此刻，这座古迹仿佛作为见证人，站在这静悄悄的夜晚里，向历史诉说着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之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在这寂静的深夜，已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周恩来却还没有功夫休息，他在房间里向工作人员一一布置着回国前的事项。他亲自清点了带来的礼物清单，其中送给斯大林的是中国绸缎和屏风，其他领导人的也是绸缎刺绣之类的物品。周恩来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分发给所有苏联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礼物，包括没有见过面的人也是一人一份，全都写上了名字。 分发完毕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要漏掉了一个人。” 第二天，当这些普普通通的苏联工作人员接到礼品时，好多人禁不住激动得大哭起来了。 启程的日子到来了，2月17日，中国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回国了。这天早晨，毛泽东早早地起了床，他同往日一样，动手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又把房间整理了一遍，然后点着了一支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把这房里的一切看了看，像是在同它们告别似的。 门轻轻地推开了，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端着水走了进来，她一见毛泽东早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不由得一阵激动。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毛泽东总是自己收拾房间，这使那些长期在斯大林身边服务的人员感动不已，今天毛泽东要走了，仍然早早起来收拾好了房间，女服务员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她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不由得哭出了声来。 毛泽东笑着拍拍她的肩头说：“我们要走了，欢迎你到中国来做客哟——” 分别的时刻到来了，苏方全体服务人员全都赶来送行，不少人哭红了眼睛，他们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起斯大林来，要亲切朴实多了，短短两个来月，中国领导人已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莫斯科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前来送行的苏联同志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来向毛泽东送行，他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请您一定注意保重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应该保重。此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这是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您的。”莫洛托夫说这话时神态很认真，斯大林晚年性格中那种多疑，总感到自己周围有许多幽灵，这种心理状态也影响着像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眼中，权力是神秘的，权力的力量应当使人捉摸不透。。可毛泽东似乎与苏联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把自身的安全看得多么重要。他握了握莫洛托夫的手，笑着回答：“感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也请您转告我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长长的汽笛声划破长空，专列徐徐驶动了，与毛泽东同车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从窗口探身向送行的苏联同志挥手告别，人们彼此久久地挥着手，直到列车远去。 阳光从云层中探出了头，洒在大地上，2月的风已有了一丝暖意。车窗外，远处的雪线在慢慢上升着，渐渐显出了一片新绿，人们似乎感到了春天将临。。2月26日，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城满洲里。毛泽东到达满洲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致谢电，周恩来总理也向维辛斯基外长发了致谢电。 第三节保密局接到暗杀谕令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这是上海解放不久的一天。 上午，陈毅市长刚走进办公室，市政府秘书长神情严峻地跟着推门进来，交给陈毅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还装着一颗子弹。陈毅轻蔑地一笑置之。几天后，陈毅在给新政府留用的旧人员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他很坦然地说：“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见过了，还怕你这小小的一颗子弹？ 第141章 ！”这以后，倒有两个旧人员交待了他们接受的特务任务。 事实上，台湾的保密局当时己接到国民党最上层人物的谕令：不惜任何代价派遣行动人员潜入上海，采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一切手段，达到从(禁止)上消灭“共匪要员”的目的，第一号目标便是陈毅，此外还有财经委主任曾山和邓颖超，以及在上海的著名民主人士。于是保密局开始往上海派出能干的特务。 毛人凤限期六个月交令刚解放的上海，国民党残渣余孽到处都有，台湾派来的特务，不愁找不到巢穴和党羽。 第一批刺客出发了，由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站”站长封企曾，率亡命匪徒28人，分批经舟山潜入了上海。他们带的有美式无声手枪和轻机枪、长短枪支几十支，还有全套电台设备。但是还没等他们下手，28人便一一被我捉获。 第二批特务紧跟着又潜入上海，为首的叫朱山猿。他们除了枪支电台之外，还带足了美制雷管、黄色炸药、手榴弹及氰化钾之类的剧毒药品。可是不久，第二批特务也落入法网。 台湾的特务机关输红了眼，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亲自组织派遣第三批特务，这回他押上了手中的“大宝”——著名职业刺客刘全德。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特务，他早在1929年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就在红四军某团当特务连连长。1935年他被捕叛变，投在戴笠门下，专事绑架暗杀活动，手段狡猾毒辣。他认识陈毅，便于下手。刘全德领受任务时升任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跟美国专家学了最新的特种爆破技术，制订了周密详尽的刺杀计划，行动小组共6人。毛人凤下的命令是：限期6个月，务必刺杀掉陈毅，震惊中外。并许诺：成功之后刘全德可得黄金2000两。 六人小组再次被擒刘全德这条老狼很快潜入上海。我方公安机关虽得到情报，但在人口几百万的茫茫大上海，搜捕谈何容易？尽管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挂帅侦破此案，刘全德还是在一个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把地形道路都察看了一番。 但是这条老狼感觉并不美妙，好像处处受人盯梢。尤其是很难用钱买到肯卖命的人，他只好暂时深居简出，窥视时机。 11月11日，已经是刘全德潜入上海的第10天了。在山西路7号住宅门口，一个推自行车的人有规则地在门上敲了几下，便听见里面问“谁？”“是我，高香圃。”来人低声答道，“史晓峰先生在家吗？” 门开，高香圃进了屋。可是他定神一看，愣住了。只见满脸凶相的刘全德，正端着手枪迎面而立，叉开两条粗腿，满腹狐疑地打量：“你来干什么？”原来这高香圃也曾当过国民党小特务，早先在上海跟刘全德打过交道，解放后便投案自首了。今天来看朋友，想不到撞在老狼手里。他知道是轻易走不掉的了。于是装出坦然轻松的样子，寒暄几句后，便坐在摆好的酒菜前与刘全德、史晓峰一起吃酒。从谈话中，高香圃感到刘全德来者不善，史晓峰也与他搅在了一起。 酒过三巡，高香圃便渐渐显得醉眼矇眬，话也不清了，舌头也大了。可是人家仍不放他走。他点燃一根烟含在嘴里抽，暗中却用牙齿咬下一截，嚼碎了强咽下肚里。片刻，便觉肠胃翻动，“哇”地一声吐了一地。刘全德相信他真醉了，看看时间已近半夜，这才将他放走。自己则准备再商议一阵就离开史家。 步态踉跄的高香圃，推着自行车刚出巷口，碰见两个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忙低声说明情况：“快，跟我来捉特务！” 他领着两个战士，折返史家门口敲门，里面问：“谁？” “是是——我，我——高香香——圃。”十足一副醉汉腔。里面警觉地问：“怎么又回来了？”仍不开门。 “我他妈的，醉——醉——了，车子骑——骑不上，先放——放——你家。”这样一说，合情合理，门才打开。 门一打开不要紧，高香圃将门一顶，两个战士立即猛扑上去，经过一番紧张格斗，将刘全德和史晓峰双双活捉。 老狼一落网，其余5个特务也很快乖乖就擒。 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刺杀的计划始终没能得逞。 第四节广州第一号暗杀目标惠如楼二位别胸针客人1950年4月17日，广州。 位于北京路的红棉舞厅惠如楼走进一位港客，他身高约1.7米，从那匀称健壮的身材和洪亮稳重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出身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从外表上看，他与其他茶客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上衣左侧别着一枚回形胸针，在窗前的阳光映照下晃晃闪闪。 片刻，另一位港客也尾随黄氏上了惠如楼。他的胸前也同样别着一枚回形胸针。也许是香港流行这玩意吧？ 第二天，两人又在原地方见面了，但这一次，他们的胸针却都去掉了。 原来那是接头的暗号。头天首先上楼的人叫黄强武，后者名钟嘉。这次，钟嘉又带来了两个广州人，一个名叫陈星群，一个名叫梁中华。 在茶座上一阵寒暄之后，黄强武即以超人的口才讲起了时局。他从美国 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讲到即将出兵朝鲜，从国民党炸毁海珠桥讲到反攻大陆。最后亮出了底牌，台湾保密局命令：“干掉叶剑英！这是在广州暗杀的 第一号目标。” 惠如楼的众多茶客们欢声笑语，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叶剑英，已经受到了魔爪的威胁。暗杀者认为，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解放才半年的广州将会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然而，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市有关机关，对台湾特务的破坏活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3月份，广州市公安局就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密令其在香港的特务刺探我省市首脑行踪的电报；4月份又接到一份绝密紧急情报——台湾保密局已下令其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要求派员前去实施暗杀计划；接着，一封匿名检举信又到了公安局侦察科胡科长手中，信中举报一德路善庆里13号2楼住户陈星群是潜伏特务，还收藏着一批枪支、手榴弹。但经过反复侦察，尚看不出陈氏有什么可疑行动。由于检举信是匿名的，也不好对陈氏实行强制措施。 但暗杀计划已付诸实施：黄强武赶紧搭乘火车回香港汇报，陈星群和梁中华一天到晚缠住“珠江轮”驾驶员，暗杀小组另一名成员郭禄打进了西园酒家当上了厨师。而钟嘉则偷偷溜进公安局。。叶剑英导演斩魔小剧叶剑英市长却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这一天，他又登上“珠江轮”，前往西郊、黄埔巡视工作，然后到定点酒家西园宴请宾客。——这就是叶剑英的活动规律，特务们经过观察已完全摸透了。 五天后，暗杀方案确定了：第一方案规定特务们乘小汽艇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第二方案是，由当上西园酒家厨师的郭禄在宴请宾客的饭菜里施放毒药，同时在座位上安放定时炸弹。假如双管齐下仍不能得手，特务们就在酒家门外向叶剑英扔手榴弹。 接下来，就看叶剑英是先上船还是先上西园酒家了。黄强武从香港再次来到广州进行幕后指挥。暗杀小组的特务们洋洋得意，幻想着大功告成后便邀功领赏。 就在这时候，广州市公安局干警火速出动，将黄、陈、梁、郭等特务一网打尽，全部逮捕归案。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叶剑英市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魔爪伸到他的身边，却被他抓住打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钟嘉自首走向光明原来，早在1950年4月12日午夜，钟嘉便敲开了公安局侦察科的大门，将特务机关派遣他前来暗杀叶剑英的计划如实自首举报。 说来这个钟嘉倒还有一番经历。他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哥哥扶持，在贫困生活中长大。先在国民大学附中教书，后进入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任职。广州临解放时去了香港。他本来谈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重踏入广州后，看到人民政府的廉明公正、厚朴为民，还有那满街的笑脸和安宁，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比，如同换了人间一般，使他感动，再加之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进了公安局。随后，又将功赎罪，继续与特务们演暗杀戏，终于配合我公安机关将特务全部诱入法网。他本人则由此走向光明。 一起重大特务案被破获了，广州的局势更加稳定。 第五节惩治反gemin反gemin分子活动猖狂早在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曾经宣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各种人员，除了怙恶不俊的战争罪及罪大恶极的反gemin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并且宣布，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人民政府给予分别录用。同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的政策，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这样仁至义尽的政策，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只要服从人民政府，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劳动，重新作人，就是有前途的。 第142章 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反gemin内部的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向人民投降，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但是，也有一些坚决的反gemin分子，拒绝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他们的反gemin破坏活动。 在解放战争初期，那些顽固的反gemin分子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在若干地区进行骚扰，和人民政府作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他们破坏人民经济事业，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工作人员。不久以后，美国入侵朝鲜，国内的反gemin破坏活动一时极为猖狂。 1950年10月16日，中央gonganbu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10日发出的《关于纠正镇压反gemin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罗瑞卿主持起草的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对于敌情作出如下的估计：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反gemin分子向我们发动了各种各色的谣言攻势，加紧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运，积极策划暗害活动，组织武装暴乱。其原因： 第一、反gemin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之外，无形的反gemin力量还到处大量存在。反动党团员、地主、会道门、流散军官、教会和大批的旧公务人员中的落后分子等，或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或是他们的活动对象，特别是地主阶级则是反gemin可靠的社会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燃烧到我国门，给反gemin分子很大鼓励，他们竟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而加紧活动。 第三、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最近一时期内对反gemin的活动镇压不够，对反gemin“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在党与政府的组织中是严重存在着的。这种右的偏向既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也助长了反gemin分子的气焰。这表现在：（一）破案多，但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分子镇压不够。根据gonganbu的材料，从1949年1月至今年8月，约计捕获特务25041名；处死者仅639名。检查去年10月至今年9月所破获的153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10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9月只杀过4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7月只杀过两个反gemin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欧县解放以来至今年8月未杀过一人，也足说明镇压不够的严重情况。 （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19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处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该犯临刑前还在公审大会上喊“国民党万岁”；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员，竟按“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xx部被我破获的反gemin叛变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gemin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不少的公安干部则有送法院即了事的错误想法，对于结案与判决缺乏坚持与负责到底的态度，我们亦有督促检查不严之责：（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形成大批人犯积压，加上干部产生轻敌麻痹思想，看管不严，今年1月至今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66起，参加犯人1370名，以西北最为严重。 镇压反gemin工作取得了成就根据当时的特匪情况，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gemin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gemin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扑灭。 1951年8月3日，gonganbu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镇压反gemin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于反gemin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对于反gemin残余的警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反gemin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曹因此造成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损失。仅就我们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反gemin分子杀害这一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gemin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广大人民不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毛主席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逮捕、处决了大量的反gemin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在全国各地已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一半；恶霸占三分之一以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恶霸行为）占不足百分之十；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几。此外有大批反gemin分子已被判处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gemin运动的发展过程（按：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的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主要是在这次镇压反gemin运动(禁止)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gemin分子。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亦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不应重复发生的。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仅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因此并不影响镇压反gemin的总的成绩。” 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镇反运动，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平民大众是拥护的。说三道四的主要是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国际上的人权主义者。但他们也是有自己立场的。当杨虎城和宋绮云两家6口被军统特务杨进兴等在中美合作所杀害的时候，当蒋介石成千上万地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们并不说话，并不出来保护杨虎城等的人权；当杨进兴被人民政府抓获以后，与像杨进兴那样的手上沾满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特务、土匪、恶霸被镇压的时候，他们出来说话，保护杨进兴们的人权了，这些先生的立场能说是公正的吗？！ 第六节周恩来万隆之行历险纪实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印度尼西亚瓜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共高层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饥，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gonganbu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第143章 4月3日，gonganbu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4月5日晚上12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3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gonganbu的负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4时，gonganbu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 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gonganbu特派员在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 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gonganbu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表团成员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据成元功回忆：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部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登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事前，曹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 第144章 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 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gonganbu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制服己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4月13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点30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受约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又鸟)，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两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 第145章 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击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11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亚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绝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来。成元功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2点45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三个钟头，于下午5点30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团成员不由又想起了那11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 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市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中国代表团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 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几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 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月18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 第146章 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不到5000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的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三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4月20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又是到了最后一天（4月23日），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人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现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 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这就是。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4月23日，周恩来在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4月22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疑惧。 罗慕洛在1956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 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束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8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恩来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8点一直争到下午6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据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点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点了。周恩来略略休息了一会，11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点，周恩来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10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有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147章 在这7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社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8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三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5月18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台刊披露空难真相然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发生40年以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专访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当年任职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总算打破了台湾的“沉默”，首度揭开尘封40年的情报黑幕，抖出“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未。 《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张平宜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未》文章。该文说：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未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置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 两人全盘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炸弹，时间一到，炸弹爆炸，自然什么都炸得灰飞烟灭，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证据。 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问题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找个陌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混不过机场严密的检查，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查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选一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20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此外，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 在港市60万的重赏下，小郑“勇敢”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 计划大致底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来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因为本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不断在积极谋划暗杀周恩来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正好周斌成此时提出了炸毁周恩来的专机计划尽管毛人凤觉得计划可行，可是周、陈两人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60万港市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毛反对，最后，两人决定央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请他出马为60万港市代为通融。 谷正文详听计划始未后立刻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我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大漂亮了，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谷正文并建议周、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市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例行检查。 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而简易的洗盥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 就这样，小郑带着tnt成功闯关。 4月11日早晨，小郑负责3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来加油、作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 失踪的小郑，是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随时等待飞往台湾。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挺精灵的，当初与台湾特务在研拟退路时，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计划，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最方便不过了，至于如何搭上便机，个子瘦小的小郑，决定缩在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竟能藏人。 当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党中进行，小郑也顺利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以后，倒是发生一段意外的插曲，差点叫小郑曝了光。。。 那就是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在小郑躲进去后不久就起飞了，不久，从启德机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由于飞机降落后，突然跳下一个人，当场引起一阵骚动。 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又鸟)飞狗跳，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真是功亏一簧，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主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 第148章 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 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运逃过一劫。 载着中共代表团3人、中共5名记者、1名波兰记者、1名奥地利记者、1名越南工作人员，一共11人，“克竹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凄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只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似地获救。 根据谷正文表示，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向他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不料，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一下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签下好大一笔奖金——美金9000元，搞赏有功人员。 而台湾对于万隆会议前夕发生这种敏感新闻，也一反常态，三家晚报均以不大显著的版面处理空难的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代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5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中共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一竿子人等，连小郑点头之交的朋友，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抓去严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郑的下落，及整件案情的来龙去脉。 打了又打，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不顾中共的抗议，香港政府只得放人，只起诉了本名周驹的小郑一人，问题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郑，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将小郑逮捕归案？ 另一方面，在台湾保安单位严加保护下，小郑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员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名换姓，如今已在台湾落地生根。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尽管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谷正文却说，最大的收获是，的确让香港政府吓了一跳，因为事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曾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特务一马，则台湾特务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jiachao。 蒙上神秘面纱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已经事过境迁40年，周、陈两人也先后在前年、去年离开人世。谷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来，坦承是台湾当局主谋放的炸弹，当局可能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不过今年85岁的谷正文还是忍不住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杖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刊最近介绍，谷正文生于1910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生’）。他后来还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是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大特务。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后，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到了台湾，30多岁的谷正文继续干他的本行，担任情报机关的“侦防组”组长长达17年之久。后来，他又升任“情报局督察室”主任。 不久前，中华航空公司一架运输机在台湾境内坠毁，引起各方面议论。 退休多年的谷正文也发表一番高论，大胆假设华航这架飞机可能是“人为蓄意破坏”。此言一出，引得华航高层人员的不满和追究。 第七节九龙暴动内幕旗山旗海九龙暴动是从李郑屋徙置区首先发生的。这些徙置区是港英当局修建，用来收容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政治“难民”、一贫如洗的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之中具有支配作用的是一部分组织得极好的分子——国民党“难民”。 1949年声名狼藉的“十四k”党迁入香港后，香港的秘密帮会中便增加了一个新因素。“十四k”党是已经死掉的国民党特务葛兆煌在广州成立的。这个组织决不是香港固有的秘密帮会之一，它实际上只是——正如香港人所共知的也为英国警察当局所承认的——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由于这个组织在香港的出现，国民党利用美元渗入秘密帮会过程加紧了。“十四k”党充当国民党和香港一些传统的秘密帮会之间的主要联系。1956年10月8日，李郑屋村徙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的负责人吴达，从港九各界庆祝“双十”国庆筹备委员会那里，带回大批青天白日旗及庆祝补助费后，便立即吩咐他的十多名心腹，加紧布置。这十多个人当中，有8名是“十四k”的人马，其中就有事后被驱逐出港的肥佬林、大鼻登在内；另外5名是“和胜和”分子，其中包括事后被驱逐出境的大傻球。 当时香港的徙置区，只有黄大仙、石硖尾和李郑屋三处，每年的10月10日，亲台人马便经常利用这三处地盘作为“据点”，进行悬旗及张贴标语等政治活动。 8日晚上，李郑屋村的每户居民都收到十面纸旗。送旗上门的大汉再三叮嘱居民，这些纸旗一定要悬挂或张贴于当眼之处。此外还发给每户一元的浆糊费。 1955年的“双十节”，是令徙置区居民恐惧的日子。石硖尾的r座，一家四口人因拒绝悬旗，被来历不明的人夜间闯入住宅殴打致重伤。不过当时的徙置区面积有限，很难把十面纸旗全部张贴，居民们只有把这些旗粘在一根小绢上面，张挂在户内或窗门之上；有些则随便把一面纸旗贴在窗户或门上了事。 今日的徙置区已非去年可比。在9日的上午，分旗的大汉派人分头巡视一番，遇有拒绝悬旗或悬旗过少的便当场提出警告，面对这帮恶势力，港民们只能把气咽到肚子里，而不去自找麻烦，于是，尚不到“双十节”那一天，整个徙置区的大街小巷，门前房后便已是旗山旗海了！ 9日午间，那群人又在面对通衢大道的李郑屋村的a、b及g座刻意地进行了重新布置，他们出动了50多名大汉，把所有面向街道的各层墙壁，都贴满了彩旗；此外，又把数不清的旗子，旗串，纵横交织地悬挂在座与座之间，每层的外墙，也贴上一个或多个用红纸剪成的“廿”字。这还不算，“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万岁”、“反攻必成。复国必成”等大小型标语也比比皆是，连地下的公共厕所中、浴室中也全都贴满了！ 于是，徙置区一下子变成了“青天白日”的海洋，尽管旗子间少有人员走动，却也着实是蔚为壮观！ “双十”标志被撕去后的轩然大波10日上午，港岛东区的一家戏院正在上演所谓的“香港文化教育界庆祝国庆大会”。临近中午时分，大会已接近尾声，会议的负责人正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高呼“蒋总统万岁”的口号，会场(禁止)迭起。 突然一名纠察模样的人仓惶奔向前排，对一名50多岁的大块头低声耳语了一番，大块头脸色陡变，急忙向周围喊口号的人打个招呼，便立即离座跟着“纠察”跑向大堂外票房接电话：“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让步，这与国家的面子有关，我会立刻向上级汇报，。。必要时可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一小时后我会赶到现场。。”大块头正频频在电话中向对方嘱咐再原来李郑屋村为了悬旗问题，亲台分子与徙置区的事务处的职员碰上了。 9点半左右，徙置区一名姓李的职员，看到g座的公共墙壁上张贴着巨大的由红纸剪成的“廿”字，周围也挂满了由小绳悬系着的旗串，这跟徙置区的管理条例有抵触。根据1956年10月3日市政卫生局徙置事务政务委员会的会议精神，决定给各徙置区大楼居民警告不得在各楼字的墙壁上贴纸旗标语或其他装饰物，以防此种物件一经张贴后难以清除，影响周围环境，而用绳悬挂旗帜则不予反对。于是该职员便通知该居民自动拆去，但无人理会。在此情况下，该职员便亲自动手将双十字及附近的纸旗拆去。当时并无任何人干涉或阻拦，姓李的职员稍作巡视以后也便返回a座地下的办事处料理公务。 这件事被以吴达为首的居民组织知道了。10点30分，吴达指使一名绰名为“猪肠粉”的男了纠集30多人，声势汹汹地包围了办事处，并高声质问是谁斗胆撕毁了g座的“国旗”。 姓李的职员便把事情的原委照实向“猪肠粉”作了番解释。但“猪肠粉”岂会接受这等道理，他最关心的只是谁撕毁了“国旗”，并扬言如果办事处不赶快交出“凶手”，立即将其夷为平地。言辞不仅粗秽不堪，还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这时办事处尚有27名职员在工作。但是随着“猪肠粉”的吆三喝四，一会儿便聚起了一大群。其间多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人。11点左右，围聚者已达600人。办事处的职员见势头不妙，偷偷地与深水埗警署联系，请求警员前来维持这里已经充满火药味的秩序。 11点半，深水埗警署派出警员20人赶到现场，当他们发觉局势绝非目前人手所能控制时，便采取了较为灵活且保守的做法，一面向警署报告实际情况，一面采取消极行动，严密保护办事处的职员们的安全，暂不对围观人群采取驱散活动。 第149章 可这正放纵了滋事分子的暴行，“猪肠粉”大声提出了五个条件，限徙置区在15分钟之内给以答复，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五个条件是：将撕去的双十字标志及“国旗”重新张贴、悬挂，并加上蒋介石的肖像；由办事处买500元的爆竹在撕旗地重新张贴、悬挂时燃放，作为认错；将“凶手”找来，向“蒋总统”行三鞠躬礼，以示道歉的诚意；以“套红”将道歉启事在全港大小报章刊出；对撕旗“凶手”以法律处分。 像这样苛刻的无理条件，自然不可能答应，于是双方剑拔弯张，气氛愈加紧张起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话说“猪肠粉”其人，乃是“十四k”中的“草鞋”人物，以前在北河街摆卖猪肠粉，由此获得绰号。他连斗大的字也认识下了几个，又怎会草拟五项条件和道歉启示呢？不用说这又是吴达背后操纵的结果。 吴达原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的外围人物。当他教唆“猪肠粉” 提出五项条件之后，便吩咐手下人向正在一间戏院开会的那个大块头男人报告。原来此大块头也非等闲之辈，他乃是“六组”驻港的特务头目；以出版社副总编辑名义掩护身份，此人阴险毒辣，鬼心眼一个接着一个。 在十日的庆祝大会上，大块头之所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前排的听众席上，主要是为了遮人耳目，避免特务身份暴露。 大块头一接到吴达的电话后便马上奔赶李郑屋村现场与吴达共商“大计”。 与此同时，原来徙置区办事处的主任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局势扩大，竟然答允了亲台分子的部分要求，愿意重新张贴双十字标志及所谓的“国旗”，并购买10元鞭炮燃放，对道歉及处分撕旗职员问题等请示上级后再给以答复。 你退一尺，我进一丈。这帮亲台分子一见官方让步，气焰更加嚣张，声称办事处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全部要求，不许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否则将立即采取行动。 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深水埗的警员又增援过来不少，现在由一名副警司为首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九龙警察总部也被迫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准备对付这场愈演愈烈的事变。 躲在现场附近一家餐厅的吴达、大块头二人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手下有两人随时向他俩通报消息。当大块头获悉警方的反应之后，便立即指使滋事分子为“国家”争一口气，所有条件都不能折扣，办事处若再拖延，便施以暴力措施。 受了大块头的疯狂煽动之后，暴徒们一个个变得更加凶相毕露，他们开始涌办事处，冲破警察人墙，大打出手。副警司只好立刻下令警察们保护20名职员撤离现场，但是这又何其容易啊！暴徒们毫不示弱，分成两批人马，一批捣毁办事处并到处纵火燃烧公文、财物，一批则紧紧尾随撤退的警察，疯狂地追打徙置事务所的职员，追至永隆街口时双方展开大混战，结果，警察及徙置事务所职员多人受伤，暴徒也逐渐被警察用催泪弹驱散。 事件看来就要平息下去了。 但是上述始未情形被“军统”派遣在港的特务头子华将军获知后，本来就对大块头的狂妄自大有几分不满的华将军遂极不客气地电告大块头：此事从现在起由我们直接处理，你们不要再插手此事了。 这位潜伏于半山之间罗便臣道的“军统”特务头子的干预，注定了这场大灾劫的不可避免，也表明这场灾劫中，台北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香港警总部的政治部主任葛某，因获悉台北派驻香港的特务有可能居中策划，又担心暴徒再行集结，遂于正午12点左右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经过研究决定把各区警署人员抽调部分到九龙总部，以备应变；同时通知九龙总部尽可能多的派警员驻守现场。但是他们总也没有料到台北方面竟然直接派遣特务前来指挥，更没料到这“星星之火”终会酿成重大的政治、经济动荡。 下午6时许，一名瘦长的中年男子，闪闪缩缩地走上九龙长沙湾道100号二楼的一问房子，屋内的四男一女恭候多时，男的分别是陈英、大戈登、钟发、欧同，女的是齐济文，他们都是追随“十四k”香主葛肇煌由穗来港的“内八堂”人马。奇_-_書*-*网-qisuu.后到的中年汉子则是在港潜伏的特务华将军的心腹助手，很久以来，“十四k”人马都由他出面作“特”、“黑”之间的联系。 这位瘦长汉子面带紧张之色，在详细盘间了此处的安全措施后，才吩咐各人坐下，下达了一连串的机密指示。 瘦长汉子诡秘地传达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振奋海内外同胞的人心，为了使香港政府不敢轻视我们，台北政府方面已决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同时也是咱们‘十四k’及各位兄弟报效国家的千载良机，一定要干得有声有色，出出这几年的怨气。”至此，5名小头目们听得眉飞色舞，喜笑颜开，纷纷表达自己“死而后已”的壮士之志。 “现有以下指示，望大家即刻执行，不得有误”，瘦长汉子继续说，“一、由‘十四k’联络全港各堂口的黑社会人物，准备编成5个大队，尽量携带各种武器，联络工作必须于今晚10点之前完成；二、明日午前，政府将有重要人物来港直接指挥5个大队的战斗；三、5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5个字编号，如‘孙大队’、‘逸大队’等，来自政府的指挥者也分别以‘孙君’、‘逸君’等作为称呼；四、大队召集人以‘十四k’人物为主，各大队的召集人选出之后，立即用电话通知蔡先生，时间为今晚12点至凌晨1点，电话号码为96322；五、已经分别通知绿林等3家中学，必要时召集沉重参与宣传工作，并通知忠贞分子候命开入市区，参加战斗；六、攻击对象为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属左派的）。。等，务必全力以赴，尽快摧毁左派在港的实力；。。九、连夜赶印‘国旗’。。十、战斗总部设在长沙湾球场，”这就是所谓的“十大战斗纲领”。此时，已是灯火万家的时分了。 这五名头目立即分头向各黑社会组织联系，这时外边已是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了。 密谋血洗半岛此时的李郑屋村办事处，依然烟雾未散，迟迟赶到的消防队员刚刚扑灭被暴徒点燃起来的大火。李郑屋村的扰乱使九龙警察断定这一带乃是暴徒的核心地带，于是800名警察在永隆街、东京街、顺宁道、青山道等处布防，并架设铁马，禁止闲人随便集结。 李郑屋村及其附近街道变得戒备森严。 5名“十四k”头目接受军统特务头子的指示之后，以最迅速的一传十、十传百的方法，将“战斗纲领”传达给九龙各路的黑社会人物。晚上8点钟，警察换岗的时间到了，暴徒们纷纷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动了。 9点半，一辆消防车在九江附近被砸，前往救护的警察和消防队员5人被玻璃瓶及砖头掷伤，暴徒们随后便逃之夭夭。 10点10分，嘉顿公司10余辆货车火光冲天，3名司机受伤，货物几乎全部被焚毁；10点45分，新中食品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等数十家公司均发生店门被砸、货台被抢劫等事件；11点10分，南昌街201号周先生金铺被砸得稀巴烂，幸而保险库坚固，又有数名警察前来及时阻拦，才没有重大损失；11日凌晨，九龙总部、旺角警署及九龙交通部等，均被暴徒包围袭击，警察只得关闭大门，以守为攻，不敢轻易外出；到了11日的早晨时分，整个九龙几乎无一处不遭受暴徒们的袭扰，而整整一个夜晚的防守也使得警察们疲于奔命了。 黎明前后，局势稍有缓和，只是偶尔能听到几声枪响。 10月11日早晨8点钟，在石硖尾、青山道、长沙湾道、荔枝角道、基隆街、鸭寮街、汝洲街、南昌街、大角嘴街。。出现了一群接一群的暴徒分子，人数多则2000，少则几百，有的拿着棍棒、酒瓶，有的还带着枪，大有踏平九龙城之势。 长沙湾球场附近，人头涌动，一批约200人的暴徒，臂缠白布，巡逻于球场内外；球场之内，一面三丈多高的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好不威风”，这便是暴徒们的“指挥部”所在地。 为了稳住阵脚，应付更严峻的场面，一名助理警务处长和一名政治部警司，进驻九龙警察总部，协同九龙总指挥官处理一切，并准备了较多的催泪弹，以便通过“文明方式”驱散人群，同时各区警署全部取消休假，连可能动用的辅警都集中候命，看来一场暴乱与反暴乱的战斗就在眼前了。 与此同时，整个九龙的黑社会组织都接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通知，编成若干“大队”。军统特务瘦长汉子亲自驾驶了辆柯士甸牌汽车，进出于深水埗与长沙湾球场之间，给那群臂缠白布的家伙面授机宜。 10点10分，一辆来自台北的客机徐徐降落在启德机场。飞机上依次走下7名衣饰华贵的男子。下机之后便速分两辆的士绝尘而去，其中一辆载着两名乘客的驶向汽车渡海码头，前往港岛半山罗便臣道，会晤“军统”驻港特务头子华将军；另一辆载着5个人的则直驶九龙市区，消失于弥敦道的车海人群之中，这7名天外飞来的特务抵达香港之后，血腥暴行便重又在各处疯狂展开。 面对暴徒的滔天罪行，由百名警察组成的防暴纵队，列成方形阵势，遥向暴徒们发射催泪弹，东边的给驱散了，马上又移到西边集结。 第150章 一进一退，你追我赶，跟小孩子捉迷藏一样。暴徒们戏称各街道都能见到的这支支防暴纵队为“影子纵队”、“无能纵队”。于是暴徒们更加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 刚过正午，一辆小型货车于兵荒马乱中直驶长沙湾球场，迅速卸下一叠叠的青天白日纸旗。目击者后来称纸旗在50000面以上。许多“双十节”时出现的标语又出现在街头巷尾，并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车辆通行证”发放室，从此凡是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钱购买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才可通行。否则将有被砸毁的危险。这面纸旗的代价，最低以10元起价，如果暴徒发现车内乘客衣着较为华丽，或者车辆较为名贵的，则要交付更高的价钱。有些车辆，由荔枝角道至青山道这段地区竟然给勒索11次之多，付出近1000元的“车辆通行费”。 暴徒滥杀无辜暴徒们为了方便“特殊身份的人”，便发放了“特别通行证”。常见的是下面两种：“此车系我方报馆工作人员使用，所过之处盼即放行，切勿骚扰，必要时应予协助。生君谕。” “此车中立，由本人负责管理，并已购国旗乙帧，敬希各位留意，勿生意外是祷。c、c中三青总。逸君留条。” 不令来往车辆被勒索，就是各大小商户也几乎无一幸免于被劫的下场。 暴徒们分为十几组，分组前往商户门前敲击门窗。因为此时的商店早已大门紧闭。敲门的常常是一位作学生打扮的美貌少女，商户如不及时开门，便免不了被砸被抢的命运。暴徒们在店主面前，总是冠冕堂皇地声称，这是一场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望各位同胞踊跃捐助，以解经费紧张之难，多数商人屈于暴力，忍气吞声地给予少则500，多则上千元的“捐助”。 据称在长沙湾道的一家五金商店中，因为以前悬挂的一幅毛泽东像没有来得及摘下来，竟被暴徒们逼迫交纳了5000元现金以恕罪，并勒令店主亲自当场取下画像以火焚之，方肯罢休。 下午3点左右，大角嘴华润国货公司因无人应门，被一伙歹徒用木棒打烂门框而入，将其中货物全部掠去之后，又来了一个七捣八碎，临走还纵火焚烧。幸而消防车及时赶到才没有使火势蔓延到周围木屋，导致一场火灾惨剧！ 在荃湾，由代号“孙君”的“军统”特务率领的“十四k”、“和胜和”、“和安乐”等黑人物组成的突击大队，人数逾千，配合宝星纱厂的一批亲台工人，又一次疯狂地向各工会和工人医疗所进攻。宝星纱厂门前有20名穿着白衫黑裙的女学生，手持政治性标语，高唱反攻大陆歌曲，替暴徒们打气壮威。纱厂的董事长恐把事情弄僵，及早出面与暴徒们调停，暴徒群中一名操国语的中年男子遂提出把左派工人交出，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及赔偿其费用3200元等三项条件，厂方除无法交出左派工人外，竟然毫不迟疑地应允并兑现了后两项条件。但是，当厂方按暴徒们的要求悬起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赔偿”3200元现金之后，暴徒们立即又露出凶相，以清洗所谓左派工人为借口，一拥而入，在工人中间大打出手，致使数名工人被打成重伤。 警察的无能、暴徒的残忍，使九龙市区成为一个乌七八糟的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还不算，“闹区”中心又在上演着另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于车中，致使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二天，参赞夫人重伤不治，在死异乡。 在下午4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司机怕出事，便急忙说明，他没来得及购买，并说愿出钱购买彩旗。暴徒们并不听这番解释，只当这是一种故意抗拒行为，便不分青红皂白，四面向车袭击。他们先是掀翻车辆，然后泼上油，纵火焚烧，领事夫妇二人竟然来不及跳出车来便陷入了大火之中。车后座的埃士德先生一时着急，便用英语大叫：“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杀红了眼的暴徒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哪里会理会这等叫唤！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时，车内三人都已奄奄一息，待送往医院后，司机早已死亡；埃士德先生须长期住院施行植皮手术，埃士德夫人于13日午间不治而死。 “五大君”隐匿幕后香港这个“没有娘的孩子”正在受到一场kuangfengbaoyu的肆虐。10月11日从早到晚，从九龙半岛到油麻地、九龙城、土瓜湾等地区无一不遭烧杀抢劫，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净土。据警方资料证实，截至11日下午5点，被洗劫或焚烧的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达300家之多，死伤人数超过300人。这已经不是一场一般的冲突，而是一场由台湾潜港特务幕后策划、香港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暴乱。局势万分危急！ 下午3点，署理港督戴维德在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在宽敞的港府中间的大会议厅中，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戴维德用他那略带女腔的尖声宣布了一项非常命令：从11日晚上7点半起，至12日上午10点止，整个九龙半岛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务请呆在家中，一切交通包括公共的士及渡海小轮均于晚上7点半停止行驶；人群绝不能在街道上集结；并且调派英军进入市区以维持秩序，凡违犯该戒严令者，后果完全自负。 11日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了戒严令数次，并且由戴维德亲自广播，他向市民表示港府要和广大警察及士兵一道，尽快弹压暴乱、恢复九龙半岛的秩序和安全。 根据戒严令，军警将授权开枪射击，这是暴徒们最胆颤心惊的。 是年10月12日为农历重阳节，此戒严令又被称作“重阳节宵禁”。 早已闻风而动的暴徒“指挥部”长沙湾球场在宣布戒严后不到20分钟，便举行“下旗典礼”，典礼台下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30余名着白衫黑裙少妇，抬头仰望着徐徐降落的青天白日旗，齐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一片忠心耿耿的气氛。其实在此前几小时，来自台北的5名特务中，有3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二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区和茎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 宵禁的范围尽管包括九龙及整个新界，但北九龙方面，过了荔园和钟山台，便等于真空状态了！从长沙湾球场边至下葵涌的“指挥部”，灯火辉煌，进出人流络绎不绝。由葵涌至荃湾市区仍有私家豪华上车穿梭往返。 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防战”尤为惨烈。 500多暴徒在其主子“孙君”的率领之下，波浪式向该所发起了猛攻。 当时该所仅有留守人员12名，其中还有5名女性。当暴徒手持木棍，竹杠、水喉铁、石块、啤酒瓶等袭击时，所内的职员们仍能沉着应战，各守岗位，使暴徒一时竟然难以长驱直入。从午夜11点至凌晨1点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暴徒竟通过不同方式向该所攻击了不下7次，均未能有所突破。其后，由“水房”的黄大麻子带领10余人，爬上了天台，捣毁屋顶，以长梯跳入屋内，遂打开大门，其余便汹涌而入。十几位职员有6名被打成重伤，其他也各有轻伤，可怜这一福利机构倾刻间便成一片废墟。 九龙市区方面，实施宵禁之后，虽有军警不断巡逻，但旺角及油麻地区仍时有零星的暴乱事件发生；若干未能及时回家或不知内情而外出的居民，有不少被军警当成暴徒误伤。这些人都成为这场暴乱的牺牲品。 鉴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严重抗议和香港局势的急剧变化，游东窜西的港督葛量洪真的坐不住了。13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频繁接触，商讨如何应付中国方面的压力及如何收拾香港的这场大暴乱。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头目，以借此杀一儆百，打击暴徒的嚣张气焰。葛量洪采纳了这个意见，训令迅速付诸实施。 13日晚上至14日凌晨之际，警方是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尚没有设立“反黑组”，只由刑事侦察处及各级侦缉人员，尽量提供黑社会组织名单，要宁枉勿纵。 来自台北的5名特务，除那两名没有露面，仍然匿居于罗便臣道华将军寓所之外，曾经直接指挥杀人放火的“孙君”、“逸君”等5君，从13日上午起不再公开露面，只留下几个爪牙大汉清理遗物，销毁罪证。 当天晚上，实施宵禁之后，九龙警方的车辆全部出动，各街道一片警笛刺耳的鸣叫声；尤其是调来的英国军车尾随干警车之后，再分为十余组四面出击拘捕黑社会头目。除李郑屋村、石硖尾等徙置区之外，九龙城砦、旺角、深水埗、东头村木屋、福华村木屋、荃湾等地区，均有数不清的黑社会人物被拘捕。最不幸的是，有许多滞留在街上的无辜百姓，因来不及撤走，遂成为拘拿对象，和众多真正的黑人物一道成为“漆咸营”中的“同僚”。截至14日晨为止，被拘留在“漆咸营”的已超过3000人。 港英当局脚踩双船14日晚上，港督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中发表讲演，声称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惩，同时强调局部地区仍在宵禁期限范围之内，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区秩序。 第151章 只字未提北京方面的抗议之事。16日，港府宣布戒严已经全部解除，市区及郊区全部恢复正常。而此时拘于“漆咸营”中的“罪犯”人数却已超过5000戒严已被解除，秩序也终于恢复正常了。 对于这场持续的暴乱香港方面该作怎样的“交代”呢！ 16日下午，新闻处通知在辅政司署之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长官除葛量洪之外，还有辅政司戴维德、署理警务处必明达、驻港三军司令史德顿等。 招待会上，名报记者争相询问，当提及周恩来总理在10月13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先生的抗议时，葛港督竟回答说：“中国政府的抗议中，称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匪帮特务分子操纵的暴徒们的动乱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港府被指责说没有及时采取得力措施阻止暴乱的扩散，这种抗议和指责是通过一些不确凿的报道资料作为根据的，是不合实际的。” 又是脚踩两条船的卑劣手法！ 又是两面三刀惯用伎俩的复演！ 望着自己的骨肉同胞惨遭蹂躏，全中国人民怎能不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呢？ “释放无辜居民！” “严惩黑帮特务！” “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这是正义的声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声音！ 在这场由国民党驻港特务一手策划并指挥的持续数天的大暴乱中，港英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应付之中。对于台北的直接参与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这表明英国政府和受其遥控的港督府并未完全放弃“两个中国”的反动立场。而只是到了暴乱升级，殃及池鱼。局势若再不加以控制，整个九龙城将变得不可收拾之时，迫于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港英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所谓的宵禁政策。 好一个姗姗来迟的宵禁令！ 几百家公司、学校、商店被毁，几千人被拘禁“漆咸营”中，上百人伤残、几十人命归黄泉，这就是英警察加上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战果！青山作证，历史无情，人们从中又一次领略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第八节毛人凤作古蒋介石痛失老奴1956年10月13日，郑介民因报告九龙事件来到蒋介石跟前。听完九龙情况，蒋介石对特务的活动颇为满意，突然，他想起头天曾有“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病危的消息传来，便向郑了解毛的病情。郑介民答复道：“毛局长本来有慢性支气管炎症，一直没有彻底治好。从去年夏天开始，不时咯血，甚至咯血回局办公。到本年4月再发，血咯得多，又发高烧。5月间医生断定是局部化肺癌。”蒋介石问：“不是到美国治病了吗？” 郑介民道：“是！毛局长在美国波斯顿州医院动手术，切除了右肺中叶和下叶，医了两个月，后来从波斯顿去纽约，不成了，再去华盛顿检查，发现心脏跳动太快，也不规律，就在当地住了下来，9月份才回来，这是上个月的事。”蒋介石：“美国医生也没办法？”郑介民道：“大概病太重了。9月底毛局长回国之后又咯血，痰中有葡萄球菌和肺炎双球菌，于是又动胸膛穿刺手术，取出淤血一块，咳嗽咳得厉害，到双十节过后，连饭都不想吃，精神萎疲，再检查，又发现右肺气管中有大量淤血。到大前天，再动切开胸壁手术，在心脏附近发现大块癌瘤，因为癌已从肺门深入纵隔，紧靠心脏壁压住了食道，已经无法切除了，要治好的希望不多了，从那时起，已经输血、拿氧气帮他呼吸，非常辛苦。”蒋介石越听越不舒服，挥手令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怔。 10月14日上午11时25分，毛人凤终于归阴。 18日，台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情报局故局长毛人凤事略》：【军闻社讯】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故局长生前事略，顷经治丧委员会发表如下：毛故局长讳人凤，字齐五，籍隶浙江江山，生年五十有九。幼怀大志，与戴雨衣将军同砚于江山文溪小学，常以报国相勋勉。弱冠时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旋入上海复旦大学肄业。中途感国事之蜩螗，愤军阀之残暴，乃毅然间道入粤，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不幸因病休学，不久病愈，转入党军戎幕，略偿夙愿。民十五年春，因封翁谢世，自粤返籍奔丧。其时适值戴雨农将军亦欲投身黄埔军校，俾遂报国之初衷，先生赞助甚力。 迨民廿三年，戴将军正主持情报工作，浼先生为之臂助。初在浙江省警官学校及武昌西安行营第三科，先后供职有年，为各该单位首长所倚重，建树极夥。民廿六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戴将军责任更重，工作益繁，乃调先生兼程入京，命掌机要。军书旁午，听夕辛劳。八一三沪战时，先生随侍戴将军在沪郊主持情报别动等项重要工作。。嗣局势日非，我政府由粤徙渝，先生为卫护领袖驻节渝垣之安全，并亲自部署西南方面之工作，曾亲赴渝州留至最后。迨后大陆全面失陷，保密局在川康青边境等地之各游击部队，曾先后予共军以重大打击保密局迁台以来，在先生之贤明领导下，曾先后破获重要共谍案多起，功在国家，蒙政府酬奖勋劳，先后奉颁三四等宝鼎勋章，三四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忠勇勋章各一座。美国政府也曾以先生对于中美情报合作著有勋劳，曾以司令级嘉猷勋章授予先生。。在国民党文武大员死后的“事略”之中，人们将永远看不到死者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人，更谈不上死者的“德政”与“德行”了。当然，国民党人之中确乎也有君子，但毛人凤则不然。 毛人凤作古，蒋介石一面庆幸蒋经国接手情报单位的障碍，从由消弭于形。但回想起毛氏一生对自己的忠诚，不禁黯然泪下。 至于毛人凤如何掌握蒋介石的特务机构，还得从戴笠乘机失事说起。 “特工王”突然失踪1946年3月17日下午，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号专机的消息。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也不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去向。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222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型民航机改装而成，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公里，最大航程4900公里（平常2500公里），续航时间为19小时24分（平常8小时），可载量2270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222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一个地方。只要222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当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干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222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2）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 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思，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作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名报务员，1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作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222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 第152章 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漫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风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大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踉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年5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入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谨谨，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受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300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 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20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4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淤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分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沈醉虽然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才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 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 第153章 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 此后，沈醉大走鸿运，很快被提升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官邸又叮嘱一番道：“好好好，你们赶快去找，务必要把他找回来，你们要不借一切把他我回来！我刚才又问了一遍，各处都没有发现这架飞机，准是在共区了！好好好，你们到共区去吧！”忽地又问沈醉：“你会不会跳伞？”沈醉直挺挺答道：“不会。” 蒋介石一怔，说道：“不会跳伞那怎么成？”又问毛人凤道：“换一个能跳的人去吧。”毛人凤不便告诉他旁人没一个肯去，情急智生，说道：“问过了，都没有跳伞经验。”蒋介石急道：“那就练习，你们今天下午带着医生、报务员先练习一下，明天便动身。”至于跳伞是否能在一个下午学得好，到时会不会跌死，蒋介石倒没想到。两人正在告辞，不料一声“且慢”，蒋介石又说：“我来写几句话！”接着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信纸，写了几行字便要秘书拿去盖印，然后再给沈醉，只见那是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上面写道：“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 蒋介石吩咐沈醉道：“如果你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就应该带着报务员和医生立刻跳下去，见到那边不管是什么单位的负责人，你就把我的手令给他们看。找到戴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蒋分析了战后自己为了应付舆论和解决军统势力对自己潜在威胁问题，曾秘令戴笠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后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借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这就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月19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222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锭。 毛人凤接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当时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222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 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l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可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的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13具。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己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后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1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10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一场灾难。 3月19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月20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叱咤风云、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无人收殓。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坡，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笠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搭乘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当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放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一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的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 在一片杯盘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却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在他们认为，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受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那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可惜，当时没有一个特务能够识破此剑的庐山真面目和个中玄机。这2件珍品由军统清点上送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沈醉此行是有大功的，正是找到此剑，后来成了弄清戴笠死因的线索。 戴笠死因之谜为了加强布置对东北的反共活动，搜罗在华北地区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内蒙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广大地区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夺得肃奸大权的戴笠再一次来到华北。在北平期间，戴笠亲自提审了己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说了些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情况对戴笠有所作用，还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川岛芳子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马汉三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危机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细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王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 第154章 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区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戴笠受命，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他此行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30年代初，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得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支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多人，编成了4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果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得“正果”。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遣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笠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宝贝开路。 1937年8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到南京。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赠于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身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把玩一番，果然如此，不禁连连喝彩。于是这件室物由戴笠提议献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连连称是。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它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作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宝物之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孙殿英又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摆平。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乃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孙殿英说，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是清乾隆28年春，由新疆爱乌罕、马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落派使节来京入朝，晋谒高宗乾隆皇帝时所献的一件主物。当乾隆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说到此处，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他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老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一大套大话自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戴笠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同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份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孙殿英，一见面，蒋即说，你的情形戴局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谢恩，接见完毕，蒋瞪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把孙殿英吓出了一身冷汗。孙殿英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向雨农盟过誓。。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即退了出去。 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孙殿英认为，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一个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孙殿英一生奉行的三句名言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他认为，南京之行就是利用戴笠是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达到耍人耍得好、撒钱撤得呱呱叫的目的。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亦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掩护，率领一个特派小组，配属一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宜，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gemin和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 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 1939年1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行动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诰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属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第155章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此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蒋介石。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博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 当马汉三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室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迫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并未追问。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阻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迫缴。20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待。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禁止)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由此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风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 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6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二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2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禁止)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指。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旦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辕行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那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据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间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落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与龚仙舫密谋策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壁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它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第156章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敌”的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天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马汉三二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于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了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纵横天下的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 “3·17”空难戴笠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中，似乎已经预见到某种事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而开始将军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小范围内给一部分军统特务吹风。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谢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言，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 领衔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亦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自戴笠察觉马汉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箝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行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13日，戴笠一行来到天津，这是他在战后的第三次天津之行。戴笠此行天津有两个任务，一是整饬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现象。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戴笠到津后，即召集在津的特务训话，警告所属特务要忠于领袖，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克己奉公，遵守“家规”，否则定予严惩。戴笠并当场宣布严惩犯有严重贪污罪、已经被扣押的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发誓要枪毙与汉奸小老婆通奸的北平肃奸委员会的军统特务王子英等等。戴笠这番话虽是对天津及军统的普遍状况而言，但主要目的还在于敲山震虎、儆戒在座的马汉三。戴笠不在马汉三以军统北平站站长身份直接统治的北平市讲，而跑到天津来说这番话，这正是戴笠的心机缜密之处；一方面，他不能过早地打草惊蛇逼反马汉三；另一方面又要使马汉三有所醒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收敛。 3月13日晚，戴笠派人直接通知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谓委座谕，因杨文泉在津私纳雍载华为妾，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马场道7号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免予处分。戴笠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孔，对牟、张、杜3位地方大员的说情置之不理，并虚声恫吓道，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为了杀(又鸟)儆猴，戴笠当即指令陈仙洲把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讯组长朱洽阳扣押镣审。牟、张、杜见戴笠对纳妾一事如此大做文章，自觉无趣，只得唯唯而退，另想门路。不意戴笠在3天后死去，杨案经牟廷芳等人向军统继任局长郑介民转圈，此案即不了了之。 戴笠本拟在3月14日飞青岛，然后去上海，但因牟、张、杜等人为替杨文泉说情而再三殷勤挽留，戴笠在天津延至到15日，恰好这一天，又接到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将于3月16日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割去左肾。建议戴笠借机探望一下，以利于东北办事处今后的工作，杜聿明与戴笠相识已有十多年，现升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拥有雄兵10万，美式装备。戴笠意识到杜对东北的作用今后将会很突出，于是接受文强的建议，于3月15日晚赶到北平，即赴中和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 戴笠的突然造访，使杜聿明颇为惊恐，杜初疑戴是衔蒋命而来打听自己病情，以决定东北是否“阵前走马换将”，后弄清戴是借关心病情关心东北局势和军统活动，才放了心。戴先以自己当年在上海割盲肠的经验，关切地忠告杜聿明不能让年龄太大的大夫作手术主刀，否则会因动作迟钝，留下后遗症。接着又亲自到医院里查询安排。一番忙碌之后，戴才言归正传，希望杜能早日出院，回东北主事。并说，他过去对仕未帮过忙，今后将全力支持，在东北成立军警稽查处，推荐文强为处长。同时将考虑调2个交通警察总队到东北，担任北宁路及中长路的警备和检查任务等等。杜幸明见戴笠情意恳切，当即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地区的工作。 3月16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当即带领早已作好准备，因戴笠突然去北平而延期出发的随员由天津直飞青岛。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2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戴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笠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 3月17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向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 第157章 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为此，戴笠于17日上午9时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800加仑）。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他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是戴笠一方面是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国，戴笠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大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报告的在3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 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个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 刘玉珠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沉入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掩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当戴笠决定干上午11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 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222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机安全。由于刘有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有这个权力，况且特务们均和他很熟悉，近来又得了他不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木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但是，上午11时正已过，戴笠并没有马上起飞。由于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将起飞时间一再推迟。这一突发变故使暗中窥测在一旁的刘玉珠惊出一身冷汗，他完全弄不清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般的延迟出发时间呢，还是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假如出发时间超出定时引爆时间，不但一切计划均被打破，而且他们的阴谋将很快被发觉，他和马汉三都将死无葬身之处。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11时45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才泛出了一点血色。 222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1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2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机上人员无一幸存，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徒弟，江苏人；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刚从牢房开释，其英语口语水平很高，很受美国人欢迎，戴笠原拟用他作为与柯克会谈时翻译；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座合作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工长。 自戴笠以下，共13人，全部死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中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地凑在了一块儿：13时、13分、13个人于浓雾、雨中葬身戴山。 困雨沟的“黑炭棒” 222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感觉到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三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 3月17日下午2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一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2个小时，始终不见戴笠座机的影子。李崇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月16日由天津飞青岛。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11时45分飞上海，3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戴笠和222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杜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了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号专机午问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它大型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例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222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目前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222号转降其它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作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dc47型222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到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北平的马汉三自16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到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对这次由自己一手策划的破釜沉舟的暗杀行动作出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敢想象戴笠会死在自己手中。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许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当17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象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马汉三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1946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它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3月17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 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面是出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 第158章 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在一批死者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缓戴笠为陆军中将。 6月12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出席公祭的重要人物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一级上将白崇禧，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所写的一首挽联。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扶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璜门面。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与杜月笙交谊非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他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士钊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士钊的点石成金之笔，就连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士钊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多副。 上午9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 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着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象，蒋的内心感情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度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使蒋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亦中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的高招迭出，(禁止)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渐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10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廉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的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从某种意义上是蒋之逼迫而成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后人。 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凤说，过几天再来看看。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还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 1947年3月17日，保密局的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1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军统大斗法戴笠在世时，由于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可谓一花独秀。戴笠死讯证实后，军统局内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立即上演。毛人凤无形中组成了“浙江派”首领、郑介民也来了个“广东派”，唐纵则来了个“湖南派”，彼此勾心斗角，均想把军统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他在军统局办公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有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1944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总是对答如流。 戴笠死后，毛人凤生怕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 保密局没有成立前，军统三派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争一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一辆，剩下二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 第159章 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沈醉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作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中，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在此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风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22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制造一些麻烦，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50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1947年他50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沈醉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沈醉又派人到(又鸟)鹅巷53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沈醉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沈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沈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沈醉有关系，便想先收拾他。由于沈醉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的证据，便找他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沈醉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沈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占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帐；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40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1947年12月5日兔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容易杀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帐，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勾心斗角。毛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毛、郑、唐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少次的争夺。1946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手中。 第160章 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1947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街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备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有部下去看他时，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部属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别人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别人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沈醉找去，叫沈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郑介民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沈醉不了解，以后只知道郑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肾某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肯某是傅泾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 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荪，在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沈醉随同起义，毛人凤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沈醉。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沈醉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沈醉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他随酆悌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待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青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弄清戴笠死因在郑、唐、毛大斗法期间，毛人凤的得意之作之一，就是找到了谋害戴笠的凶手。戴笠入土后，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忱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奸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年12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人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 第161章 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汉奸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作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制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剪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4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143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据说，蒋在4月29日听到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可见其受刺激之深。恰在斯时，王蒲臣在北平将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竞选的情报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又将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的小集团与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的罪行，一起报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闻报当然十分震怒，但蒋是慎重的，他认为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本不好公开宣布，如果反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个“国大代表”处决，难免致人攻击的口实，于是，只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领旨，当即于6月30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秘密逮捕，并彻底查抄马汉三等人的住宅，搜出黄金、珍珠及其它珍贵物品不计其数，其估值的市价竟达7000亿元，仅4个金佛就重达数十公斤。当毛人凤从王蒲臣口中得知马汉三追诛川岛芳子的背景时，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马的问题似乎不仅在支持桂系，而是另有重大图谋，决定对马汉三的问题进行彻查。毛人凤干7月6日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3人用专机秘密解回南京，立派保密局著名的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从弄清古剑的价值、出处和来龙去脉着手，一路追寻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鉴于此案实在重大，李希成将整个办案过程及内容严加保密，然后亲自向毛人凤及蒋介石面报详情。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但考虑到戴笠死因已由国民党当局确认并向国内外公布，现在又披露马汉三等人暗杀戴笠的罪行，不但对蒋本人、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信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损害，而且在社会上极易引起混乱，并将给政敌提供攻击的口实等等。由此，蒋决定对马汉三等人谋杀戴笠案严加保密。对马汉三、刘玉珠只以贪污汉奸财产罪指示枪决。乔家才因没有直接参加谋杀戴笠的活动，而由蒋免除死罪。1948年9月27日，戴死后两年半时间，马汉三、刘玉珠在保密局南京宁海路看守所内被秘密处死。行刑时，李希成问马汉三还有什么话说，马汉三早知不免一死，因而态度沉着，只希望“团体”能照顾他的家属，让她们活下去，别无它求。马汉三认为他本该两三年前就死于戴笠之手，结果反在于掉戴笠后，侥幸活到今天，实已心满意足，故死而无怨。由此，这一历史巨案被蒋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遮掩过去，并用重重铁幕将其禁锢尘封起来。又因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先后死亡，其具体细节也许成了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永不被世人所知晓。调整组织疯狂反共保密局成立不久，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后官邸办公室，对局处长级的大特务进行一次训话，他强调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好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希望特务们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为了完成蒋介石这一指示，毛人凤对保密局的人事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他从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和一些中级干部中提升一批人，来替代过去那些不大听话的各省站站长。后来他发现这些新手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而各公开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新提的站长不买帐，站的工作推不动。毛人凤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又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在毛的亲自主持下，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的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项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是满意。1948年5月，省站站长，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 蒋介石这次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参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的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提出省站站长可以加委为国防部专员，用这一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保密。他还要求各省站领导人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搞好特务工作。他还以颇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们说：“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做出卓越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番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什么如不努力战胜敌人，必死无葬身之地。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直认为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他最得意的是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一）1946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10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其中有在上海江海关工作的张渊、尹兰有等，均被杀害。 （二）1947年在北平破坏中共的地下电台，逮捕了地下电台的报务员李政宣和他从事译电工作的妻子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同时还清理出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原系该局科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燕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多人。 （三）由于北平地下电台的破坏，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参谋处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两人解赴南京后，在雨花台被杀害），军法处处长王某以及绥署设计委员余心清等多人。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飞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到梅永和、赵耀斌等，还破获了一部电台，逮捕了十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他真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也有共产党。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他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不料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几乎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个中共地下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1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平行辕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四等宝鼎勋章。这一案件还牵涉到东北行辕新闻处专员李年，沈阳防守司令部新闻处代理处长王书鼎，以及巩天民等。最后还发现连长期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陈布雷的一个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使得蒋介石大为吃惊和震怒。他一再责令毛人凤，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宁可错抓惜杀，也不能放过一个。当时连毛人凤也感到棘手和惊异，有天中午，他在集合保密局处长级的特务们在一起午餐时，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第162章 （四）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之后，进而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xx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近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某带到南京，要他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以后沈醉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沈醉一同到昆明破坏云南的工委组织。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沈醉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这个叛徒才没有和沈醉一同去昆明。 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某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某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当时毛人凤希望王某对在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之叛变，但无结果。早先刘某叛变后，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出卖灵魂向敌人屈服。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优秀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渣滓洞看守所内。 刺杀杨杰解放前夕，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的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是防不胜防。他除了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查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便准备把材料搜集起来，在重庆将杨逮捕进行审讯。因为杨杰在国民党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国民党将领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如不除掉这人，对国民党十分不利。特务们除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他的秘书，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hushi为他们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而放过他，便叫毛人凤再三命令沈醉（当时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杨暗杀，以除心腹之患。由于种种关系，沈迟迟没有执行。1949年9月，杨杰由昆明逃香港。毛人凤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后，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韩世昌等6人由台湾出发，将杨刺杀于香港。但是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相反，却越来越活跃。毛人风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 徒劳无功的策反活动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门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接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阴谋活动。“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保密局从中挑选人事关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被派出去后，从来没有把解放军部队策反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 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给蒋介石骂了一顿。 保密局在进行策反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了。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西北看守所中。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警卫枪支，击毙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的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应许给以官位金钱，便可把他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他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1948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到1949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弃明而投暗。 特务武装的覆灭派特务武装进攻解放区，到保密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在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战争。最初毛人风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的两次战役中，他发现特务武装发挥了一点作用，便越来越胆大起来。可是等到张国梁、熊剑东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以后，毛人凤既感到非常心痛，又有些恐慌，但是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还是不断地把这些部队投入战场。在上海外围战斗中，第2、第5、第11、 第12、第15、第18以及水上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夫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在1949年初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一切方法，特别是通过和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不愿再听毛人凤的指挥而独树一帜。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前线作战，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那时唐生明在湖南暗中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6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防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22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沈醉谈到过这一经过。 侦探毛泽东下落落空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的活动。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1948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才再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手段，而依旧毫不掩饰地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凤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毛人凤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还要多几倍。 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泽东、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毛人凤，要不借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旁的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他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大说不过去。”直到1949年10月问，毛人凤在和沈醉谈到这项工作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作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 大破坏活动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帝的直接支持，与美帝特务们再来一次合流。 第163章 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美国到南京吊唁他这位朋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种表示。梅乐斯当时曾答应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再尽一点力气。后来美国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军统特务，特别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陶一珊等6人每人自由勋章一枚，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国授勋的专使宴会上，再次表达了他们希望美国支持的愿望。但是中美特务合作事，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直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帝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芳担任主任。美帝方面派了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20多名美特来到台湾。1948年秋天，蒋介石特准保密局增加2880人的编制和预算。这两千多人，大部分配备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里，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市临解放时的破坏活动。技术总队成立前，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了3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参加为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在江里布置水雷和在江岸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大破坏。对于破坏上海公用建设的工作，则因汤恩伯还准备在上海与解放军进行巷战，没有进行，解放后才派飞机去轰炸杨树浦等发电厂。 最使毛人凤不满意井感到遗憾的，是他推动勒索的计划没有实现。1949年10月间，他在昆明和沈醉以及徐远举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大骂上海稽查处长黄加持太不中用，没有听他的命令，原来在上海被包围时，他就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作好抢劫的准备。他认为东西不抢走，反正会落到共产党手中。在他的计划中，至少可抢到几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钞，足够保密局一两年的经费。由于黄加持的准备工作事先做得不周密，不但有钱的资本家都躲起来找不到，他们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结果除了特务们各显神通自己趁机抢了一些外，有计划的大规模抢劫却没有能实现。 在重庆撤逃之前，保密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也叫“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运输三个组，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厂、发电厂、仓库等。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1949年11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与长春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甫岸鹅公岩等兵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一予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工作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己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击毙了两个特务，其余的特务们弃车狼狈逃回。最后他们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但全厂工人一致起而保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炸药运进厂去，重庆发电厂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他们还在香港把即将开往新上海的轮船泽生号炸沉。陈诚看到这个总队在破坏方面很能起些作用，便叫毛人凤把它全部划归他指挥，改为东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并特别准许这个总队的特务2000多人全部去台湾。 筹备“行动总队” 1948年冬天，保密局还准备成立一个和技术总队一样庞大的行动总队，以加强对后方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专任逮捕与屠杀爱国人士的工作。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这一计划，同意再增加2000人的编制和预算。毛人凤便于11月初调沈醉到南京接替叶翔之，在准备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同时，还要沈醉筹备成立这个总队。沈从人事处提供的几百人当中，挑选出不到50人，因大多数不适宜于担任或不愿担任这项工作。 当时一些大特务因为为战事发展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少人发生动摇。早在1948年春天，便发生了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想改行当商人的事。毛人凤虽大骂何芝园为“胆小鬼”，也没有法子把他留下来。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也请求辞职去台湾，想去办农场。消息传开以后，有钱的大特务打算自己事情的就更多了。他们想早点离开大陆，纵然不能去海外做寓公，也希望先到台湾去。 毛人凤感到最吃惊的，是上海救济总署汽车总管理处处长余乐醒（又名余增生），竟和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他住的愚园路家里竟掩护了地下党一部无线电台。毛人凤非常害怕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要捕杀余乐醒，以收杀一做百之效。当他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去逮捕余的时候，该处科股长一级的特务大都是余的学生，便暗中打电话通知他逃走了。毛人凤大发脾气，把稽查处长黄加持痛骂了一顿。 上述情况不断发生，对一些中下级的特务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认为是很适宜千行动工作的人，这时也都在推三推四不肯再担任这项工作。后来人事处告诉沈醉，上海和苏州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人，叫沈去挑选一下。沈到了上海找他们谈话，又大多希望去西南等后方地区工作。沈看到这情形，苏州也不想去了，便回南京，专门布置暗杀李宗仁的事，成立行动总队的事便被搁了下来。 在准备撤走南京之前，毛人凤还布置过一次大逮捕。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临解放还不走的军政大员，一定是想在解放后投向共产党，除了先劝他们早点离开外，到时不走的便一律逮捕起来。当时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和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都奉到这一命令。可是等到保密局逃离南京而分别在上海、福州成立办事处，井准备向台湾迁移时，南京方面留下的大特务都纷纷作自己逃跑的准备了。他们一则怕解放时逃不掉，一则怕李宗仁上台后桂系特务要逮捕他们。所以等到蒋介石宣布退休后，大特务们便抢着向上海逃跑，毛人凤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他的搜捕计划，也没有实现。 沈醉从南京带着搞行动工作的特务和一大批武器到上海后，问毛人凤这批武器怎么处理？他告诉沈，除了沈醉愿带去昆明的一部分外，其余的要他设法储存在上海，准备在上海解放后拿出来使用。沈根据他的指示，买了大小棺材各一口，运到保密局在上海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大棺材后面的木板取出，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把10挺汤姆生机枪装进去，每挺机枪配足两梭子子弹，装好后用大钉将棺盖钉好，雇一辆卡车将这口大棺材装上，送往停盾灵枢的四明公所内，付了两年人停厝费用，然后拿出一块写有“汤吉祥老大人灵位”字样的木牌钉在棺材前面，意为汤姆生机关枪。这种专门停放死人棺木的地方，白天很少有人去，夜晚更没有什么人去，所以取存武器是比较理想的。在小棺材里面，装了20支毛瑟和勃郎宁手枪，于第二天另雇一辆小车，送往虹桥飞机场附近一个乱坟山埋好，立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意即毛瑟、勃郎宁。一切安置妥当后，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等拍成照片。剩下的十支驳壳枪则装在一个大木箱内，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名义存寄在十六铺的一个仓库内。当时沈醉把这些储藏的地方告诉了毛人凤，并把照片、收据等交给了他。解放后，沈醉向有关方面交代出上述情况后，不久他们告诉沈，只有存放在仓库中的那些枪弹取出来了，停放大棺材的地方已改成工厂厂房，没有人认领的棺材都埋掉了；埋小棺材的坟地已改成菜园，找不到“毛玲之墓”了。 布置大屠杀南京、上海解放前后，保密局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对革命人士和无辜人民的杀戮，发展到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这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指示是：“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毛人凤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一指示，向保密局的大特务们再三说明这种办法是最英明的，要求特务们都要重视，所以越到后来便越杀得多越杀得残酷。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执行毛人凤的屠杀政策，先后杀害的革命人士，据起义人员沈醉日后回忆计有：解放军京沪特派员刘钧成，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情报组组长张伟，谍报员杨剑民，另外还有第九分区参谋汤新民等5人。毛森杀害的爱国民主人士有：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盂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此外，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的宪兵，担任了民革交通联络员的肖俭魁也一起被杀害了。还有一些其他民主党派的人士，如陈惕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等几十人。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杀的有近百人。后来在宋公园等处还公开杀害了很多人。 1948年冬，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和平的何思源。毛人凤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还有技术研究组主任刘绍复和沈醉，4人前后研究过两次。原来准备等何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但是考虑到那样做，凶手逃走不容易，以后才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他住宅内，炸弹爆炸后凶手可以从容逃走。 第164章 毛人风为了慎重起见，特别叫叶翔之亲自率领4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事先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行这一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先生而误毙其女儿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凤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因考虑凶手的安全而误了大事。毛人凤说，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1949年，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屈武等到北平不愿再回去时，蒋介石更是恨到了极点，叫毛人凤一定要设法杀掉一两个。可是在这时候，毛人凤也感到无能为力了，但是他又不便拒绝接受蒋的命令。直到1949年9月间，他去昆明时还和沈醉研究怎样有把握地去进行这一工作。当时还有两个在保密局专干暗杀工作的人，由沈醉从南京带去昆明。毛人凤还问过他们，在北平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也认为去北平无把握，才没有叫他们去。毛人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一再说：“老头子对于没有杀掉这几个人很不高兴，每次问到我时，我总是说还在准备，现在越看越没有办法了。”说到这里时，他叹口气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行了！”尽管如此，这年秋天，蒋介石还是命令毛人凤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蒋介石首先叫毛人凤在重庆杀掉囚禁多年的杨虎城将军，全家一个不留。1949年10月底，军统在重庆市大坪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蒲华辅，重庆市委王朴，以及徐孝义、刘国志、成善谋、邓兴邦等10人。接着又秘密在原中美所范围内岚垭电台旧址杀害了30多人，其中有江竹筠（江姐）。在11月27日大屠杀中被害的烈士有：许晓轩、陈然、何雪松、李青林、何敬平、沈迪群、张现华、杨翱、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阎继民、张醒民等，加上原因禁在新世界饭店的王亚细、艾仲煌、单本善、钟奇等，共达300多人。此外，他们还在成都十二桥杀害了许寿贞、杨伯凯、于渊、姜乾良、彭代梯、刘仲宣等30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在重庆临解放前，毛人凤叫保密局把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小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3批人士一起杀掉，总共约有300多人，即“一一·二七”（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案。在执行这次大屠杀之前，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抓到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都要杀掉，连原来保释出去的共产党员都要一样杀掉。当时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本来已由杨森保出去，也由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亲自带领特务将她杀死在歌乐山一个碉堡内。囚禁在白公馆内的30多人，系由军统局息烽监狱移送去的，大都关了七八或十来年。如张学良将军旧部副军长黄显声，便关了十多年；还有4个中学生，是抗战期间误入中美所范围，被指为中共嫌疑犯，关了十多年，也全部被杀掉。不仅如此，毛人凤叫保密局法官徐钟奇清理白公馆人犯时，连临时囚禁在里面的军统老特务、警察局刑警处督导长陈为城（因违犯军统纪律，平日关几个月就可无事），这次也一样签请枪决，蒋介石照样予以批准。 大屠杀是从11月25日开始的，先杀白公馆的人犯。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警觉，决定使用刀和手枪。 当天上午第一个把黄显声将军叫出来，骗在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的山拗中，趁黄在走着的时候，由凶手从后脑射入一弹毙命。其余的人也是一个个骗出来，到步云桥附近山沟内用刀砍死。女共产党员黎剑霜在狱中生有一个小孩，当时还不满周岁。她被骗出时，进入刑场看到那么多尸体躺在血泊中，自知难免，便请求保留孩子，结果被凶手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扑向凶手拼命，被旁边另一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但她还挣扎着爬到小孩身边抚摸摔得半死的孩子。当天，30多人被这样一个个骗出去杀掉后，连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也感到害怕起来，马上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刻飞往台湾，他说：“我们这样杀人，将来被共产党抓到后，还能活着出来？” 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百人，都是在1949年间被捕的，其中大多是嫌疑犯，据说被判处死刑的30余人中，只有少数如王亚细（女）为共产党员。这时根本不管谁是不是共产党，由毛人凤通知杨森全部杀掉。这批人于26日解到中美所内执行了。当时特务骗他们是换一个地方囚禁，这些人都带着行李，但一到缫丝厂刑场，看到新掘好的大坑，也都明白自己已无生路，不少人便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一阵乱枪中，他们结束了生命。有的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人坑内活埋。 27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100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囚禁的人，大都是1948年至1949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于重庆解放前逃逸。另一些特务在中美所内屠杀完毕后，在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指挥下把几座盛满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火烧毁后才逃出。 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10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400多人，也要杀一大批，由于卢汉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这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 蒋经国跨入情报单位尽管毛人凤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去台后并不得志。由他领导的情治单位对大陆工作连遭失败，蒋介石颇有不满之意。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把手伸向了本来由他控制的盘地。 从江西时代起，蒋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己的kgb，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天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笠的禁宵，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蒋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予小蒋登堂人室的机会。何况，陈立夫远走美国，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不复昔日雄风。 蒋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政行会”是于1949年8月20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的，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政行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机构，就像其中一位工作过的同僚所说：“‘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1949年8月赴美“重整道德”后，经过一番大整肃，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内政部”次长时，已经被蒋经国彻底掌握了。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自恃得宠于蒋介石，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蒋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介石撑腰，还有来美龄做靠山。蒋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保密局”的业务，但在毛人凤眼里，蒋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怎么会服气呢？蒋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渗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1939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1949年，任“保密局” 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炸毁“译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于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下，且为人桀骛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失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1951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共贪污170余条黄金，东窗事发，为毛抓到把柄。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介石，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向当时的蒋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的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蒋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了，略施手脚，将毛的签呈，从蒋介石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 第165章 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毛患肺癌去世时，有人曾说是为蒋经国所气死。由于叶翔之窝里反，蒋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报复打击，绝不宽容。那位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铬，即以贪污罪判罪下狱五年。 调离“总政治部”，蒋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局”、“安全局”），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和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它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介石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 蒋经国接管台湾情治系统后，对大陆派遣特务，破坏渗透，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安全局（郑介民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 第九节郑介民猝然病故首获蒋介石赏识毛人凤死后，台湾的特务系统按理应由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重新掌管，但此时的蒋介石，对郑介民的“深信不疑”已发生了变化。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8月15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足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10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gemin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辞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打入桂系一鸣惊人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诚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锋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具体工作郑做得很少，因为怕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表面上又装得那么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 第166章 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输诚，使蒋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问发动战争。这时，早已被蒋介石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钩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10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任命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又派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以57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所兼15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57师政治部主任。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是仰蒋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进行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间，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京宣布就任讨蒋军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的理想那么大。他部下中被郑、饶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树起红旗，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不但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这次回来，蒋介石冷落了他一段时期，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皙学书籍，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没有找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对他又慢慢重用起来。 瓦解陈济棠反蒋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即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己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前考兴高采烈，后者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虽然请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骨干。以后郑才介绍了邢森州、王昌裕、郑公粥等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知道蒋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郑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在这个时期内，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所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他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局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来，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表示好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当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便急电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成立了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同到古北口。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第167章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2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二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了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他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决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希特勒在召见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吹牛皮。 1935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1932年特务处与陈立大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3、4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祖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指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派大军镇压，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当他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了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醉心成为一名“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1940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 第168章 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1939年9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1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郊该所的科长阔气。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会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他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拥有四枚外国勋章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有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与英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用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英方很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1942年前后，戴又要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遣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持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在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一个月，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指出6月初很有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地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过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其野人头，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暗示他是消息灵通。 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 第169章 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原来听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由他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落实。 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并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国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特们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特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国还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最后，美国才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动活动。 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九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装，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所以路上被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歇尔的跟班，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歇尔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2年，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得多。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当特务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国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希望能早日同这个被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泾波联系好以后，郑第一次去见司徒的时候，两人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郑介民在北平时，司徒雷登每次来平津活动，郑都赶去迎接。司徒在南京过70岁生日时，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帝国主义，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1944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4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力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截去，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 蒋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也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 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后，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在在赶办赴美手续中，一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帮助上。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由香港转赴美国。以后听说他由美回台，蒋介石派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他之出任这个职务，是与这次去美有重要关系的。 郑介民在与英美两国公务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人曾颁给他两枚勋章，英国人也给过一枚。他还有一枚法国勋章，这个勋章的来历不清楚，他平日在闲谈中也没有说过。 “出任军调”处国民党代表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力协助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认为蒋介石挑选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挽转过来。戴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于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深重，不像住日那样一团高兴指手划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一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儿。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他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席，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而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 第170章 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况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向这些大特务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为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祺、董承烈、黄介新等一百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颂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帐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前，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20日决定派郑介民继戴笠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急电郑介民，要他立即回重庆。郑原定22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毛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部方面有紧急工作分不开身，所以24日中午才能动身。 24日下午，毛人凤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迟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特务们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召集各单位负责特务们开会。毛人凤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的领导下继承戴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请郑训后。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 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个小时。以后据毛向人说，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发生摩擦，一向少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汰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 郑口头上虽然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代理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一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唐也看出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人凤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郑在重庆只停留4天便又去北平。这时，沈醉恰由南京收拾戴笠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戴死的情况。当郑听到戴死后在南京附近江宁县山上暴尸3日被大雨冲洗的情况，不免有点兔死狐悲之感，非常生气地说：“真太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3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沈醉要戴笠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东西。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直等他者婆要这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沈醉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戴笠一死便鲸吞接收的财物。 郑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3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5月初，沈醉和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北平清查军统接收的财物时，郑见到沈醉还余怒未息，说重庆方面有人在胡闹，为什么要公布他当局长的消息，这对他的工作将增加多少困难。沈醉了解到这消息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得到的，便向他解释一番。郑虽已接到毛人凤的复电，但还是那么生气，这在他平日是极少有过的表现。那天郑和沈醉一同吃饭时还在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好像在这消息公布之前，共产党方面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统特务头子。 郑在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犊发表诬蔑诽谤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 1946年2月21日，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这样一个组织，去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这个“请愿团”是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为基础，通过郑指使军统北平站以及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去进行组织和鼓动起来的，并且派有大批特务、帮会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计划地去进行捣乱。特务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帐。这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部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坐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指使下，不由分说一齐冲入中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在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室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部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当时连美国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这事与郑介民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 5月间的一天，沈醉和廖华平在郑介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沈醉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让中共丢脸。7、8月间，沈醉又一次来到北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找出中共在北平人员的毛病，采取了种种监视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在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部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郑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和美国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他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总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忠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第171章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与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反共又畏共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公布，而保密局却拖了3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的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民党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11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20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1000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xx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十多人。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下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hushi、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第172章 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国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1948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94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在短期内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帮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21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的老婆就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往台湾。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样指望。其实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们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出任国防部次长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 第二天，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谈出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发表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井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方供给的。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俾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式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国的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分子，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很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密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会同签呈保侯，郑怕得罪林而同意。蒋介石看到林郑两人合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派。郑、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有：吉章简、马志超、马汉三、楼兆元、郑修元、柯建安、张家铨、李广和、王抚洲、刘艺舟、王孔安、涂寿眉、罗毅、蒋志云、罗国熙、龚少侠、吴敬群、王兆槐、汪祖华、陈旭东、陈世贤、简朴等。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相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人凤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人凤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介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告郑的状，甚至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无辞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介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 第173章 郑自己也觉得以后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蒋介石找他去安慰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己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换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没有做成。做事圆滑敛财有方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毛人凤曾说过，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他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有：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xx，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国民党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该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此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于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国民党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郑的老婆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1946年5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沈醉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华平和沈醉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帐就这样马虎了事。 1946年夏天，沈醉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平发来的急电，叫他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沱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沈醉，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沈醉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沈醉于3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沱，沈醉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才知道，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 沈醉回到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他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沈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枢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去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胜利后帮助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的关系也很好。陆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桶，随同运往重庆。 第174章 沈则以公文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沈醉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帮助陆购汽油1000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沈当然得答应照办。 第二天，沈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桶。沈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在结帐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有地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50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受美金蒋介石置疑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鉴于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特于1954年成立“安全局”。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所有“中统”“军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二组”“六组”统在该局控制之下，而在上面负责领导责任者则为国防会议秘书厅。这样，情报系统完全划出党政机构之外，而直属最高当局了。 郑介民任“安全局”局长后，曾到香港一趟，与美方高级官员有所洽商，后者告诉他，过去台湾特务人员以较多注意力来对付“第三势力”分子，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弦易辙。有所更张才行，郑唯唯听命。事后美方人员对郑很有好感，认为他识大体，非其他凶神恶煞的负责人员所能企及，遂寄以厚望，视为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 后郑介民应邀赴美，商谈情报交换事宜，美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交给他一千万美金，作为他个人额外开销，郑不敢收，对方坚持再三，始拜领而归，郑介民一到台北，即将此款缴交最高当局，并陈始末，以示清白，当局表面嘉其忠贞，仍令携回，以备不时之需，但内心相当不快，认为郑接受美国的收买，从此对他另眼相看，不敢推心置腹矣。 郑介民也知其然，遂以心脏病为由，从事长期休养，所有“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悉由副局长陈大庆负责主持。但情报系统如有三长两短，蒋介石仍惟他是问，所以他仍如临渊履薄日子很不好过。 遭痛骂猝然病故这时，台湾出现一个台独领袖，欲取蒋介石而代之。 这个领袖名叫黄阳辉，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公布，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毫无根据，他的真正底牌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正前锋。早在廖文毅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大统领”之时，黄阳辉即奉到“密令”在台湾南部发展组织，联合台湾青年，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在南台湾一带，隐然成为一大危险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以上。黄不但自任党魁，而支持他的人来头也不小。这从他的活动费完全是美钞即可知之。 此事远溯到一年之前（1955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著文，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又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不配称政党。此时，黄阳辉之“共和党”已开张大吉，但参加者不多。 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州，华籍之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员，黄阳辉乃宣传，此一个共和党即美国共和党之支系，将来台湾成为美国 第51州时，凡党员均有邓友良第二资格。因而参加者顿时热闹起来，不少台湾籍名流，亦厕身其籍了。 黄是廖文毅之助手，应经常通过美方之手给予指示。这“台湾共和党” 是廖文毅的地下组织，不在话下。 郑介民主持安全局，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可是也最难，因美国在台既有特权，他所干的事因有特权掩护，不易对付。对黄这一个秘密，郑知得太迟与太少。1959年8月12日，才在高雄把“共和党”30人拘捕，黄当时逃入美方人员住宅，数日后逃出，“安全局”人员追及，黄竟敢开枪拒捕，伤后始俯就擒。 及11月30日，有美国人探监，黄随之失踪。此事使蒋介石大为愤怒。 12月10日，蒋以“巡视重建灾区”为名，召郑介民随从，在台中时，他声色俱厉，言下怀疑郑已被美国收买（此亦有蛛丝马迹，郑曾保证其弟郑挺锋赴美考察，然逾期不归，又送其长子至美国留学），限令郑在三天内缉捕黄归案。然三日限期迅即过去，黄阳辉依然无踪影，蒋介石赫然震怒亲手下令，将郑介民记大过两次，仍限其在一周内缉获，否则令全体人员即均依军法论处。可是，严令过后，历时一周，缉捕又告失败。 1959年12月11日，台湾中央社台北报道：“国防会议国家安全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郑介民上将，今晨2时因心脏病不治逝世北投寓所，享年62岁。” 郑介民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出任主任委员，顾祝同、蒋经国、唐纵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以军礼治丧。丧礼这天，这些国民党官员一窝蜂前往那个熟悉的地方，只见极乐殡仪馆中甚为拥挤，门口车子往来不绝，张道藩、俞鸿钧、黄少谷、严家淦、黄镇球、郑彦芬、陈建中、胡健中、梁寒操、马超俊、薛岳、蔡培火、余汉谋、冷欣、黄珍吾、王叔铭、马纪壮、黎玉玺、蒋坚忍、李弥、钱大钧、李朴生、李士珍、刘牧群、卜道明、钮先铭、罗奇等一一来到致吊，直到下午，却不见蒋介石来到。 下午三点半，吊者大减，忽有一车驶来，走下一个小个子，脚履不健不实，人们却纷纷致敬，原来是陈诚来也。轻车简从，面容哀戚，到郑介民灵前，鞠了三个躬，再去灵堂后面，慰问柯淑芳及其子女，一片嚎陶，陈诚落泪，再三劝慰，逗留了足足二十分钟才告离去，自始至终并未声明“代表总统”。 郑介民与美国的秘密接触虽然令蒋怀疑，但了解蒋介石性格的人认为郑死蒋不致吊，内中不无踢跷；再加上那一阵外面的风风雨雨，于是也就展开“耳语运动”，胡猜乱测起来。 郑死后十余日，香港报纸纷纷传出：郑介民并非死于惊病，而是对付地下组织不力，蒋介石猜疑他是为美国佬效劳，致郑介民引咎自杀。 初听之，以为是附会之谈，及郑之三弟郑挺锋自美闻耗归台，上述所传秘密内幕就呼之欲出了。 当时台北盛传，郑是知黄匿居哪里的，可是无法拘捕。郑介民一死，倒使美方觉事态严重，以参加圣诞舞会为名，把黄送至一名流家中，并通知“安全局”。在圣诞前夕，黄再次被拘。可是郑介民尸骨已寒。 第七章“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章士钊请缨联络，蒋介石有感中共来函。和谈密使二临大陆，“党国”要员纷纷北归 第一节“和为贵” 中共中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失掉大陆，退守台湾后，致力于岛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建设，但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何尝一日忘了大陆？但“反攻”、“收复”作为口号喊喊容易，付诸行动难免自不量力。于是，在海峡两岸这场公开上演的大戏后台，有时也有过一些小插曲，排演着暴风骤雨后的“藕断丝连”。就中共方面来说，几十年来，从未丢掉过统一战线。中共领导人从不讳言这一点，毛泽东多次声称，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法宝”。 第175章 “法宝”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连共产党的存在也只不过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工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质上就是孙中山的统一战线。宋庆龄也曾说：“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插手台湾事务，阻止了解放台湾的进程。进入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达成；次年春，柏林会议召开，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火协议。针对国际局势由紧张对峙向缓和转变的趋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4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以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毛泽东的运筹下，周恩来于1955年3月在人大常委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这一主张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还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此次会谈后，周恩来接受了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访问，表示：“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同时也使美国政府作出了迅速的反应。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同中共举行双边会谈。后经英国穿针引线，中美两国开始了日内瓦会谈。中美大使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等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新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对于中美大使会谈，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的不安。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而不是与中共和谈。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195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国民党，发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频频向台湾发出了和谈信息。195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不久之后的1月30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同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阐释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提出：我们原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7月，周恩来在接见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进一步提出国共之间第三次合作问题。10月间，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次年4月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当周恩来谈到“国共两党过去合作过两次”时，毛泽东当即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 章士钊出任和平使者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从50年代起，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勾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于是，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章士刽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拔款予以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中共领导人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时期，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许孝炎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当年国共和谈的发起人凭心而论，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如今以绝对的赢家地位，能提出这样的和谈条件，已是十分难得。20多年前，自己可没有如此“大方”过。 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先后被迫放弃了中国南方的各个根据地，转移到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由于红军已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区，不再对南京政府构成严重威胁。至1935年10月，中共的中央红军更由一年前的8万人锐减为5000余人，不得不试图通过靠近外蒙边境来寻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也不必再把军事的重心放到中共身上，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特别是可以转而对付已经侵入到平津地区的日本人了。 要准备对付日本人，说到底就是要准备抗日战争。而要实行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自然就要想办法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结束国内的战争状态。但严格他说，国内战争状态一下子还很难完全结束。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蒋介石很清楚，即使是在处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要想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也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第176章 事实上，这时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仍有大约20多万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牵制着。而共产党问题的国际背景，更是难以根本消灭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这种情况，与其用几十万军队去与红军打仗，不如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利用中共深陷困境之势将其收降。更何况蒋介石在他的计划当中，已打出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张牌，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对苏战略的考虑在其中呢。 在蒋看来，共产党人的背后是苏联。所以，他考虑共产党问题时必然涉及对苏关系。尽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英美各国的态度暧昧，而对苏交涉已成为借以抗衡日本入侵的重要法码，蒋介石一直等到1934年对红军的 第5次“围剿”接近成功之时，才开始着手这一交涉工作。显然，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存在已不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时，才敢于下决心同苏联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利用共产党势力已经严重削弱的机会才打出政治解决这张牌，也是对苏交涉的一种姿态。 于是，自1935年底开始，国共两党便有着秘密的接触与谈判。关于这段历史，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曾有署名文章《1936年国共和谈揭密》给予论证。该文长达2万5千字，于1994年4月20日至5月21日在《团结报》分九次登刊。 根据杨奎松的披露，从1934年秋天开始，南京政府小心翼翼地加速对苏交涉的步伐，以适应国际之需，但收效甚缓。华北事变发生后，眼看华北五省重蹈东北三省之覆辙，蒋己不能不被迫把“武装抗日”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全力加速对苏交涉，以求苏联在军事上的尽可能支持，进一步成为当务之急。1935年10月，蒋介石明确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了缔结两国秘密军事互助协定的建议，而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就成为对苏交涉中的必不可少的关键。为此，南京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探知中共的意愿；另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劝说中共服从南京中央政府。 经多次秘密酝酿之后，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底基本上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其基本内容包含以下4点：（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国民党开始通过秘密途径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经秘密寻找近10天，包括释放在狱中的个别共产党人，都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欲派人秘密前往红军所在地川西和陕北，苦干找不到适当人选，又自知进入苏区几乎不可能。正在这时，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注意到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俄文版《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的一篇论述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论文，很快找人译出，送交蒋介石而引起他的兴趣。中共在莫斯科提出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公开表示愿意联合国内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军队，“兄弟阅墙，外御其侮”，这表明政治解决的想法恰逢其时。既然共产党的后台在莫斯科，其新政策自然也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何不直接前往莫斯科，借中共以联苏，借苏联以和共，联苏和共一并解决呢？ 12月中旬，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重要中委系负责人陈立夫先后衔命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反复重申南京政府联苏意图的同时，明确提出希望知道苏联方面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提出，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但对于陈立夫、邓文仪的上述表示，鲍格莫洛夫在未得到莫斯科的有关指示之前，当场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不打算过问有关中国的内部事务。” 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蒋对此十分满意，并立即坦率提出了请苏联帮助促进中国统一的问题。据原《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披露。 （蒋介石）很感遗憾，过去苏中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误会，特别是关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感到遗憾。他高兴地从我这里获悉，苏联支持建立统一的中国，况且他本人明白，只有达到中国统一，才能保证顺利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若苏联政府能促进（中国）统一，他会高兴的。 随着日本入侵加剧和苏对蒋交涉的迅速展开，蒋介石不能不同时着手从政治上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了。蒋之初衷，是建立在共产党军事上已无力与其进行军事抗衡的估计上，希望可以借此机会促使苏联出面，劝说中共承认其权威，把红军交给南京政府改编和指挥，以便实现先安内统一，后攘外御侮的既定方针。 考虑到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国上的占领，将会给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压力，苏联这时的确渴望中国能够实现统一，投入反抗日本的斗争，以便减轻苏联在远东所承受的侵略威胁。因此，它这时也在积极谋求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并主张中国尽快实现统一。但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刚刚通过的关于在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方针反映出，斯大林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是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军队在内的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非是希望中共服从南京。因此，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答复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明确告诉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支持国共两党直接谈判以求建立统一战线，并愿意为此提供可能的方便条件，但仅此而已。电报称：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相互关系。需要指出，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中国红军，那么他想怎么安排抗日。我们坚信，蒋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统一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 如果蒋介石就此同您谈起他希望我们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中间调停，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请您告诉他，我们不能扮演这种角色。但是，他完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比如，请您转告他，您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 远在苏联政府向它驻中国大使发出上述重要信息之前，即蒋介石得知苏联方面同意就军事互助条约进行谈判之后的第二天，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派遣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代表谈判了。邓于1935年12月21日乘苏轮起程。他到莫斯科3天后，蒋介石为避开南京政府内亲日派的耳目，国共谈判亦要有高层人物就近指导与决策，复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的随员身份前往柏林，可随时赴莫斯科。 王明、邓文仪首次会晤莫斯科1935年元旦过后，邓文仪回到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立即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但几天后未得消息。随后，邓文仪偶然遇见原19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他转托胡秋原代与王明联系，此举终于成功。中共代表团经过初步讨论并取得共产国际同意之后，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基本意图。 根据与胡秋原商量好的办法，1935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邓文仪首先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之嘱，一定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寻共产党关系，进行了一个礼拜，毫无结果。 后来想由四川或陕北直接与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接洽，恐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在七次大会的讲演及在《共产国家》杂志上的文章，要我立刻来找王明谈彼此如何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由蒋先生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与会者完全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邓文仪接着表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像1925年那样继续合作，但具体的合作方式，还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具体讨论。邓说：要合作是决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解决比较困难：1。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有统一的指挥不可；2。我们现在子弹与粮怕只够打3个月的时间，假如彼此估计对日要采取持久之战，那么非另想办法不可；3。外交问题，对英美外交自然是有些办法，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救不得近火，总没有苏联与我们毗连一起那样方便，何况最近日本要进攻外蒙。 第177章 我们应当与苏联有合作，要他们帮助我们军需粮食，这点很重要对此，潘汉年答复说：“只要诚心抗日，这3点就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至今看不到南京政府有什么真正抗日的表示。邓称：要抵抗可以说早已有准备，不然日本为什么非威迫蒋先生到底？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将来是有文件可公布的。现在情形很迫切了，日本只容许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尚未停战，同时非集中80个师不足以言抵抗，然则与红军接触的各部队又不能同时撤退，恐日本知道秘密后，他先发制人，实行各个击破，这是很危险的。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我希望能早与你们谈妥。 邓文仪与潘汉年的谈话，反映出国民党上层这时已经有了抗日的要求和联共的意图。尽管在中共代表团的内部讨论中，许多人怀疑蒋介石实际上只是想要借共产党之手来促使苏联对南京政府进行援助，但代表团多数人仍旧对这种接触抱以积极态度。在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正式批准之后，王明正式开始了与邓文仪的一连串秘密谈判。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开始了第一次谈判。邓文仪在这次谈判中明确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要求。邓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不能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政府和红军可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政府派政治工作人员到红军中去，红军也可以派政治工作人员到政府军队中去，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 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在以后逐步解决。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另外，可以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古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的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所以不能派较多的部队到别的地方去根据邓文仪的说法，“南京政府准备在明年6月份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因为明年9月份中国政府准备开始对日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政府急于与共产党取得谅解。他再度提出有关苏联援助的必要性问题，强调全部军事装备只够全国抵抗3个月，英美离中国很远，远水不救近火，为此南京政府再三向苏联提供援助，而苏联却只是说：“他们可以援助，如果国联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邓表示对此难于理解。他希望确切地知道：“在日中战争爆发后，苏联会不会援助中国？”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中共能够起某种促进作用。 对于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问题，王明只是含混其辞，没有做出正面的答复，但对于邓文仪要求派代表跟他一同到南京去进行具体谈判一事，王明一口答应。但他表示：第一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qisuu.，邓文仪必须出具一份签字盖章的书面保证，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二，莫斯科去的中共代表只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有关的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邓文仪再三要求王明就中共的妥协条件作出说明，王明却只是重复解释共产国际七大所通过的有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议，坚持具体条件只能和苏区去谈。双方最后商定了谈判代表出发的问题。 邓：我打算早一些出发。我知道31日有船要从海参成到上海去，今天是17日，所以我们20日就必须动身。 王：这当然好。不过最好你先向蒋介石发一个电报，问一下他是否允许我们的代表和你到南京去，并保证我们代表的安全，是否同意你们的代表到苏区去。 最好在他回电之后再谈你出发的事情。 邓：那好。我会发一个请示电。不过要过两三天才能收到回电，我担心。。，你们是否能够很快拿到过境签证？ 王：这些技术性问题可以以后再谈。 蒋变卦，谈判中断22日，邓文仪第二次见王明，明确通知王明：“蒋先生回电到了，我们可以马上回国”。但这一次王明却表现出某种犹豫和疑虑。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条件，都是相当刻薄的，对中共极端不利，“要参加谈判，却只有这样一些条件，代表团不能不表示怀疑。”邓文仪承认，目前的条件的确对中共不那么有利，合作当然不能只要中共单方面做牺牲，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谈判才能找出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比如内蒙防地问题，南京政府也并非一定给内蒙不可。实际上，西北几省中共都可以提。邓特别强调，对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海上交通线注定要被切断，结果中国唯一的武器来源只有苏联，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也只能是西北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如能在西北驻防，就意味着保持着国际联系。对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可以满意。但王明仍旧怀疑：“谁会相信，蒋介石会照顾红军，会把红军看成像他自己的军队一样？”谁都了解蒋介石的所谓改编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势力的问题。因此你们将来同朱、毛谈判时，请不要提出那些要求单方面让步的条件，那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王明并没有因此改变派代表前往南京谈判的承诺。在邓文仪肯定具体的谈判结果必须是双方让步，而不会只是单方面让步之后，双方最后仍旧商定了于25日离开莫斯科前去南京的时间表。 第二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即1月23日，邓文仪急匆匆地打电话要求与王明见面。刚一见面，邓就马上表示道歉，宣称他后天不能和中共代表一同出发去海参崴了，要马上到柏林去。王明闻后不禁疑窦丛生，怀疑根本没有什么谈判，没有什么蒋介石的委托，一切都是“蒋在搞手腕”。邓文仪连连解释说不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手腕”，他确实已经准备好后天出发，但刚才突然得到蒋介石的电报。说着，邓把电报译稿交给王明过目。电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说邓文仪前电内容不清楚，有些词的意思不能理解，以后涉及此类事不要发电报，要派人员或利用外交邮件；二是要求邓文仪马上动身到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秘密谈判。邓文仪解释说：“有关这封电报，我不能再说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这个人不但要和苏联人谈判，而且还要和你们谈判”。他强调说，不管你们怎样考虑回国谈判，以及到苏区去签协议的问题，“蒋先生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坚持我们应当在这里达成协议，然后再拿着协议到苏区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在这里就具体的条件进行谈判。 很难判断蒋介石为什么在1月22日或23日突然决定中止关于去南京谈判的计划，转而打发邓文仪到柏林去。事实上，电报上所说的同苏联人的谈判是根本不存在的。苏联于22日正式通知蒋介石：他们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而蒋介石对苏联大使的这一通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也就是说，他这时还并不想告诉苏联人，他的代表到了柏林，不想与苏联开始具体的谈判。当然，与苏联谈判军事互助问题的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蒋介石对日本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判断。但蒋为什么会同时改变了同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谈判的态度呢？看起来这也与22日蒋介石同苏联大使的谈话有关。 1月22日的谈话主要是苏联大使转达苏联政府的几点意见。 第一，南京政府关于拟议中的互助抗日条约有什么样的具体考虑；第二，南京政府是否相信南京政府的军队有必要与中国红军建立军事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政府很难相信南京政府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原《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记载的鲍格莫洛夫当天给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是这样说的：蒋介石说，他认为向他提出的问题中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即关于红军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十分明白，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我回答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开始阐述他关于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的观点。谈话有陷入僵局之虞，为打破僵局，我指出，不久前陈主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我问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继续热情地论证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说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我看到谈判继续朝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 第178章 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 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的政府。历时2小时的会谈有80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这时对于利用苏联方面的压力来解决共产党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甚至与苏联签订互助军事条约问题同解决中共红军问题相比，占次要位置。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让蒋介石十分扫兴。本来蒋认为，他完全可以利用苏联支持中国统一，乐于与南京政府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态度，来迫使中共就范，通过莫斯科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不曾想，苏联竟一口回绝。这意味着，在莫斯科谈判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不成熟。事情明摆着，如果苏联继续为中共撑腰，在莫斯科谈判的中共代表的要价只能比国内高。与其如此，不如在国内与明显处于困境的中共中央直接谈判为好。这样一来，莫斯科的两党谈判就必不可免地结束了。尽管邓文仪1月27日离开莫斯科之前，还信誓旦旦地写信给王明，保证很快就可以回来继续谈判，结果却只能是泥牛入海，音讯全无。那一边自然让不明真象的王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一度冷清了两个月的“抗日反蒋”口号，又于1936年2月间再度高唱了起来。 数路并进找中共就在邓文仪受命前往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王明等人接触之际，同样受蒋之命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国民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属下的曾养甫等，也通过正在交通部工作与周恩来有过同学之谊的谌小岑，转经翦伯赞，找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并向后者秘密转达了希望具体磋商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关系、联合抗日的意图。 1935年12月底，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宣传中共方针，探询对方真实意图。 1936年1月，周小舟、吕振羽与湛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放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合作抗日。而周小舟等则根据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中所列十大纲领提出对案，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作到以下四项：（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这次接触中，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乃至释放政治犯等，在湛小岑拟就的书面意见中，他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诸如“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其核心的要求毕竟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同意：（一）协助联苏；（二）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三）帮助蒋先统一，后抗日。 蒋介石的“统一”与“合作”的条件及形式，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楚：“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的标准，就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形式，把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统一”到国民党军队与政权中去。 这自然要引起共产党代表的不满，周小舟认为：“很明显的，他们想要借苏联的力量以要挟日帝，以作投降的条件，也即是取得奴才的地位；又要借抗日的无耻欺骗，以完成其法西斯的统一”。 以曾养甫直接负责，由谌小岑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所进行的会谈，虽然在实质问题上没有结果，但双方交换了通讯联络方法，为以后的进一步接触作了准备。会谈至1月下旬告一段落，周小舟返回天津向北方局汇报。 蒋介石在寻找中共的线索方面，可以说是多头并进，与中共北方局的接触只是其中的一头。另外还有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个线索。 1936年1月，南京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宋子文及陈果夫兄弟等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原来属于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并分别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转入陕北苏区，以便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1月中旬，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化名周继吾，并由孔祥熙给一个财政部“调查员”的身分，携宋庆龄用以慰劳红军的一大包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赶赴西安，准备进入陕北苏区。由于雪大路阻，董在西安耽搁40余天。张子华于2月10日左右受罩振、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同时并带有罩振写给林伯渠的亲笔信。信称：迈园吾兄，别久思深，如何可言。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唯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唯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由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天涯，而革命精诚自信彼此一贯。某同志前来，切盼兄润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弟不敏，当赴汤蹈火以从。书难尽意，诸乞亮照不备。弟鸣手启。 张子华于2月中旬到西安，与董健吾不期而遇。在西安，“剿总”司令张学良电询蒋介石证实董、张使命后，二人即由张学良用专机送至延安，然后再由东北军原619团团长高福源陪同，通过东北军的封锁线，于2月27日晚抵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当晚，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接见了董健吾和张子华。 第二天，留守瓦窑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博古正式接见了他们二人。二人称：此次使命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但实际负责的全系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目的仅在于了解中共可以“输诚”的条件。若中共肯于向南京政府“输诚”，则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 二人还认为，南京国民党内部目前正在发生分化系陈果夫等主张联共反日，曾扩情等则反对联共；政学系黄乳、王克敏等亲日，反对联合苏联与共产党；其余如冯玉祥、陈诚、孙科、张群、于右任、翁文灏等，则主张联共抗日。故形势对中共颇为有利。 对于蒋介石主动找中共谋求政治解决方案一事，中共中央作出比较灵活和积极的反映。周恩来于3月2日明确表示：“对蒋及南京方面，应答应派正式代表去”。不论蒋介石耍什么花招，我们都必须估计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这千载一时之机，万万不可放松。”至于谈判条件，原则上可依照前此宣言、通电中的主张，但应说明，有些条件在实行时可以协商，仅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军事上则应声明红军愿意“东向抗日”及“集中军队与联合行动”。 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参照周恩来的意见，于3月5日联名臻电博古等，决定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基本条件，作为联合抗日谈判的具体步骤和前提要求，即：甲。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乙。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丙。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丁。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戊。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中共中央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统一”要求的实质内容，从当时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中，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 为此，中共中央的对策也很强硬，即：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董、张带来国民党的条件中没有取消苏维埃红军及其暴动政策的话，中共中央自然也不打算在自己的条件中提及这种问题。 3月5日，董健吾接到中共中央五项条件的指示，即刻与高福源一起离开瓦窑堡，经洛川返回西安再转回南京。林伯渠托董健吾带函给宋庆龄，感谢他慰问红军，并希望宋庆龄能够为红军征得部分财政上的援助。该信称：庆龄同志：不通音问，弹指十年。每从报纸得悉言动，知耿耿此心虽海角天涯而如在一室也。正值红军东进抗日之时，忽奉到先生珍贵慰劳品，万人欣腾，。。我在苏区负财政之责，已历四年，虽支出浩繁，限无陨越，只是大战开始，依靠全国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无庸讳言。特寄来抗日基金筹募条例一份，收据一组，望大力为之筹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言，佩仰其历来帮助中国革命之爱国举动。。。在我们率领广大民众走上神圣民族革命战争之战场时，爱国侨胞必然予以热烈协助也。旅旗在望，握谈有期，书不尽言，敬候明教。民族革命的敬礼。 第179章 伯渠三月三日于抗日后方瓦窑堡董健吾走后，张子华应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之约，前往山西汇报工作。3月15日，张子华在山西石楼前线汇报了工作之后，返回到瓦窑堡，当日，林伯渠有信给罩振，张学良、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等，托张子华带回南京。信函说：别来十载，音讯久疏，远承惠问，欣慰无既。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凡属华族，应放弃襄昔政治上主张异同之清算。不问任何阶段、任何派别、任何团体、任何武装部队，一同团结，急起直追，以求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之胜利，海内贤能应同具此见解也。来示一抗一联，语重心长，确为卓识。惟吾人更有进者，则以革命胜利，不仅恃外之有联，而恃能发挥并善用其本身之能力，。。所虑者，吾不能发挥民力，而反妨碍民力之发挥。与敌战而自缚其手，欲不亡也得乎？苏维埃深虑全国志士空有冲天之愤，不及尽其能力。是以有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电所列举之主张。吾几读之，谅为同意。弟虽碌碌，亦为革命饱历艰辛。诗曰：兄弟阂于墙，外御其侮。。。翘首钟山，不胜悬系。 随着董健吾、张子华带着中共中央的建议先后返回南京，国民党谋求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已告成功。由于双方仍处于隔绝的状态，只有董健吾口头转述中共的条件和林伯渠的信件作为凭证。当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到南京出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签名的信件时，更使国民党莫衷一是，不知谁能真正代表中共中央。直至4月初湛小岑等再托张子华进入苏区，于5月带回周恩来亲笔信之后，国民党开始把联络的重点转移到陕北。 相互试探阶段1936年3月底，周小舟和吕振羽相继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再度前往南京与民国民党代表接触，以探明国民党对于停战协议和联共抗日的真实意图。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并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三人的名义致函曾养甫，表示了对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冲突的愿望和对国民党政策的不安与疑惑。同时，刘少奇还托周小舟带去了他的一篇以陶尚行为笔名发表的有关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在周小舟带去的和谈条件中，根据红军东征的情况，增加了要求国民党停止拦阻和进攻红军。协商红军北上路线并提供给养的内容。 国民党鉴于周小舟带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信件，开始重视这次谈判，在与周小舟、吕振羽多次交换意见之后，陈立夫和曾养甫等经过秘密磋商，并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向周小舟等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其内容是：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文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共产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从文字上看国民党的四项条件，在统一军队和政权形式方面比以前灵活了。鉴于红军仍有重返内地之实力，国民党方面希望把红军进一步引向靠近外蒙的边境地区，远离中国腹地。此举既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省区，又可促使红军以外蒙为依托与日本冲突，从而造成苏联干涉，使日本再也无力南侵，可谓一举多得。 5月15日，国民党方面正式形成上述文件，曾养甫、谌小岑并分别有信复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只是因5月初又得到张子华自陕北转来周恩来和林伯渠的信件，邀请他们前往陕北苏区面商联合大计，故曾养甫、湛小岑二人遂将上述信件一式两份，一份交予周小舟，并附曾致毛、彭、周的信；另一份交给董健吾，并附谌小岑至周恩来的信。 谌小岑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写道：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上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然兄等尽可求其实质，而不必求其表面与名义。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所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之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方能发动此战事耳。就现势以观，欲求避免目前国内之矛盾，最好另辟新土。 苟合作成立，民主权利份属当然。唯党与军之行动，或须有所分别。此则根据此间当局之意旨，非弟个人敢有所主张也。 这封信实际上是对南京方面四项条件的一个较为具体的说明，它表明南京方面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并没有丝毫让步的打算。这种态度，自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 果然，6月中旬，中共中央先后收到由董健吾和北方局转来的国民党四项条件，以及曾、谌两人的信。毛泽东说：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条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古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当时，国共两党的这种最初的接触要想取得明显的进展，应当说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共双方这时对对方都还缺少足够的了解，双方各自的立场和政策都还不够灵活，因而相互间的条件相差甚远。就中共中央而言，这时显然还没有放弃以苏维埃为中心来建立统一战线的立场，甚至还坚持着不久前在瓦窑堡制定的“抗日反蒋”的革命方针。因此，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条件一度充满反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说，中共中央下准备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接触，不打算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在考虑到自身的实力和明确规定了以“抗日”为第一位，而以“反蒋” 为第二位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态度实际上是以后者对于日本侵略和对于自己的态度为转移的，他们显然并不反对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问题上与南京方面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为此，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国民党正在寻找共产党谈判之后，他们就希望这种谈判能够在他们所希望的条件下取得进展。因此，还在曾养甫提出四项条件，交与周小舟、董健吾等带回中共中央，希望双方进一步商谈之际，周恩来等也在陕北瓦窑堡致函谌小岑等，并托张子华将函带往南京等地，正式邀请曾养甫及谌小岑“惠临苏土，商讨大计”，“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他明确表示，希望谌等“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周恩来的信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于此项接触的存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只是其根本主张仍未脱离得到共产国际七次大会认可的《八一宣言》的规定。 周恩来致谌小岑信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 养先生木为旧识，蛊代致意。尝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及来，兄能代表赉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上信中的黄君即张子华，此时化名黄续。 周恩来在致张伯岑的信中，更明确提出中共对国共联合的基本主张：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中国。兄弟阋子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省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 由上所见，国共双方这时确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愿望，但双方对于联合与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的想法与意见，却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由于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特别是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对案，双方的接触和谈判毕竟结束了最初的相互试探阶段，开始进入正式交换意见的过程。 正式商谈6月下旬，周小舟等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再次来到南京，针对国民党方面5月间所提方案，正式提出了如下对案：一、为求中华民族之生存，c方确认：（1）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保卫中国华北、内蒙，并收复东北失地；（2）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及人民，共同奋斗，严厉制裁汉奸；（3）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释放一切政治犯；（4）与日本断绝交涉，并废除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实行联合苏联及一切反日的外交。 二、在k方承认并确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放弃敌对k方的行动，k方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 三、c方确认抗日战争须要有统一领导与指挥，c方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称，红军及其一切抗日部队当然要服从这个政府的指挥。在k方执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赞成k方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 四、c方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c方也不要求k方及愿意抗日的其他各派变更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但在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c方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应当指出，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上述对案，较此前中共方面的历次主张以及陕北中共中央当时的态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第180章 所谓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一切人民团体共同讨论具体实现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很明显地意味着它并不再继续坚持“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外在形式；而所称目前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将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云云，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它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苏维埃组织与红军的外在形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没有再坚持以苏维埃为中心和国共两党必须平等地实现他们之间的合作的想法，第一次率直地表示在将来政府中可以由国民党占指导地位。这无疑使双方的条件开始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可能。 果然，双方的商谈迅速取得进展。经过了几天具体的交换意见，国共两党代表破天荒地第一次形成了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内称：一、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得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二、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有之矛盾，集中力量。三、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后，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四、在上述三原则下，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进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及逮捕c方人员群众，并子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 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五、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式而统一子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 由上可知，在这次商谈中，至少在形式上双方代表都作了较多的让步，以至取得了一个得到双方代表共同认可并且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其中最为关键的让步在于，国民党方面接受共产党方面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议，而共产党方面则承认国民党方面之主导权和实际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准备放弃苏维埃之政治形式。据此，湛小岑立即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的草案，试图一漱而就地乘势提交双方领导人，迅速达成协议。 湛小岑起草的新的协定的内容如下：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上一切足以引起国内阶级纠纷之活动，k方可承认苏维埃主要区域在民主政府指挥之下作为特别实验区。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接受k方之上述军事政治主张原则下，执行：（一）抗日民族革命之民主自由，但其限度以不反党国为原则；（二）红军之驻扎区域采商定方式，依双方之同意而决定；（三）苏维埃政权取消系指苏维埃独立于中央政府而言，其他地方组织形式可适当保留；（四）c方之表示与k方所负之义务应在同时实行，其实现方式由双方协议后实行之。 作为国民党方面级别较低的联络代表，湛小岑实际上并不负有谈判的责任。但是，不能说湛小岑不了解谈判的技巧。在争取中共方面承认了国民党方面的主导权和主导地位之后，他立即在正式条款中放弃了对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提议的承诺，仅以集中革命力量为由，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中心要求——统一指挥与编制。而共产党地方政权和军队之保留，均以这一要求为前提。尽管湛小岑的条款对于这种集中统一的形式没有具体的表述，但其内在含义十分明显，即中共的军队和政权将必须统一于南京政府。 果然，在湛小岑将此一文件上报曾养甫和陈立夫之后，陈立夫进一步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具体化了。陈于7月初对此一文件做了两点最重要的修改，并于7月4日通过曾养甫和谌小岑正式提交给中共代表。经过陈立夫修改的国民党方面最终的文件内容如下：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干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和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休，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 这里的修改主要表现在第二条和第四条，即强调了共产党方面必须以其全部政治军事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和放弃苏维埃政权，承认并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只是经过改善的现政权。这就在事实上否认了中共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考虑到中共的代表来自不同的方面，湛小岑分别将国民党的条件递交给周小舟和刚刚由陕北返回的张子华，再由二人分别转送中共中央。但由于谌小岑交给张子华这一文件时，并没有说明此件为国民党之谈判条件，只是说提供中共中央“参考”，故张子华并未专程送往陕北，而是托上海的李雪峰于方便时交人带往陕北，致使此件久未送到。周小舟一件虽然送到，但因周转较多，颇费时日，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陕北。这样，中共中央只是在一个半月之后，即8月下旬才见到国民党的这一谈判条件。 国并高层直按面商的尝试由于国共双方联络已经沟通，利用中间人来往联络颇费周折，双方上层感到建立直接联系和进行直接商谈的必要性。当7月初张子华带去周恩来邀请曾养甫、湛小岑进入苏区面谈的信件之后，国民党方面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7月19日，曾养甫致函周恩来，邀其外出晤谈。函称：翔兄：黄君来，得悉种切，欲谋迅速解决，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摈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顺颂时祺弟养上七月十九日此时恰逢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迅速选系骨干前往控制广东党政军各系统，曾养甫也被派任广州市长一职，立即赴任，故此函邀也告失效。7月底8月初，湛小岑分别把国民党的电台联络呼号密码交给周小舟和张子华，希望与中共立即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湛小岑复信周恩来，称：翔宇兄赐鉴：敬邀临西北之游，使得吾兄及诸友畅叙一堂，交换中国革命动向意见，个人衷心亟为感奋。因蓄志已久，尝寤寐以求之亟，盼能早日实现。且也，吾人本年来做进行工作，也须当面作具体之商讨，傅早日有所决定，求打开目前革命局势，故屡向表兄建议派弟一行。其所以至今未能成行者，盖故乎：1。统一军政组织问题，此间至为重视，然民主方式究能实行此若何程度，当待初部（步）之商讨；2。停止军事行动问题，希望西北有军事负责人在陇海线西北段择一地点，作一度之会商，我兄如能命驾，更所欢迎；3。两广问题发生，彼此间不无新的隔关。又如以养、立二兄均注意粤省党政局势之开展，故一月以来特形忙碌，几至无暇常谈。近且派弟办理粤省国民党务，促递速行。 然求吾人工作之早欢厥成，实半年如一日。固未尝稍有变更也。兹特奉上电台符号及密码，一切问题可用电报直接谈商，既省时间，又免多人来往跋涉。如能有所决定，即可约动晤谈。盼能早日面聆教诲也。书不尽意，诸维心照不宣。敬致革命的敬礼！ 诸友前乞代致意弟岑八月六日早大约在此前后，原奉命由莫斯科前往香港同两广势力及19路军将领联络的潘汉年，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指示信，他前往南京主动与陈立夫进行了初步的接触。由于国民党不能确定潘汉年当时的身份，故他与陈立夫的接触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加上潘汉年还负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意图的使命，随即经西安于8月9日转入陕北苏区。 潘汉年回到陕北，使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8月10日专门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更加重视对南京政府的统战工作，开始主张要“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准备在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上，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的前提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此后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更加明确的政治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正式决定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并且进一步就自己没有充分重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开始加紧与南京方面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联络及谈判工作。 8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第181章 8月27日，张子华带着国民党的电台呼号密码和曾养甫及湛小岑的信件，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为了直接促成国共双方高层谈判，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日分别亲笔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等，首次表示愿意外出商谈。周恩来给曾养甫的信说：（前略）国难危急，是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者，复得兄出而襄赞。 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上，弟等愿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山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其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当然，周恩来更希望能够直接与负责与中共谈判的陈果夫和陈立人兄弟进行面谈，故他在给二陈的信中特地表示：敝方为了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为了在国民党上层迅速造成便利于国共合作的气氛，这时，周恩来还分别致函胡宗南、陈诚等人，希望他们作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能力排俘议”，劝蒋“立停内战”，“重谋国共合作”，9月8日，毛泽东也分别致函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朱绍良、毛炳文、孙蔚如、李济琛、李守仁等人，并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尽责尽力。 9月20日，张子华辗转赶赴广州，在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于27日面见了曾养甫。此时曾养甫再度说明了国民党对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即7月14日正式提出之四条，表示只有在此四条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的问题，以及目前苏区政权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继续存在和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他并明确强调：两党并非“合作”关系，军队也必须改编。同时，曾再度提出邀请周恩来外出谈判问题，因为曾说他们的行动过于引人注意。之后，张子华通过国民党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称曾养甫仍然希望周恩来能够亲自来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10月8日，湛小岑更进一步表示已经为此准备好一切。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中说：翔兄赐鉴：读澄川兄携来各件，敬悉我兄同意晤谈计划，至为欣慰。西南问题之解决，足法此间南顾之忧，而加强对敌人抗战之态度。苟西北能于此时造成统一局势，则整个民族革命战线将赖以完成，联苏外交亦必实现。如是，则远东局势已可控制，日帝国主义之崩溃可期，弱小民族之解放可立而待也。此实转变历史行程千载一时之机，想兄等对于前次此间所决定之办法原则必能接受也。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告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期间以十月底较妥，飞机往返需时不多，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亦宜早日解决。把晤匪遥，诸容面叙，弟当扫塌以欢迎。余由澄川兄面达。 颛此敬致革命的敬礼诸友及颖超姊前乞代致意弟岑十月八日为了便于中共高层代表成行，陈诚致电西北“剿匪”总部叮嘱放行。 10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子华于9月28日由广州发来的电报，当即复电表示同意，但要求以国民党暂时不进攻红军为条件，14日，中共中央再度致电广州，称：（一）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 21日，中共中央接广州方面20日来电，表示同意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毛泽东立即于第二天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见陈立夫”。至此，国共两党问下层代表的接触和联络工作告一段落，高层会晤及谈判工作开始进行。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9月下旬，中共中央专门召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8月15日发来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政治指示”之后，就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恩来带往谈判”。该草案显然是参考了中共中央北方局送来的他们在此前与国民党方面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各种文件和双方曾经形成的谈话记录草案，具体他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实现两党合作的基本设想和基本条件。该草案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标。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夫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乙、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给以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力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好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的领导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草案同时主张，两党中央应“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并在忠实执行此协定的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10月上旬，该草案正式形成，并很快由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带往上海。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上层人物中主张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统一抗日的倾向也日渐突出。宋庆龄、何香凝等于10月下旬正式提出建议书，征求附议签名，得到了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而蒋介石也直接了当地告诉冯玉祥，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在他看来问题主要有三点：（一）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 （二）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不能例外”。 （三）军队的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 蒋同时还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 显而易见，国民党内部这时是存在着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气氛的，而对于蒋介石说来，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军队，军队问题如能解决，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 第182章 11月初，陈立夫等人受蒋旨意四处找潘汉年谈判。8日，潘由沪到宁，而陈已由宁飞沪。经张冲安排，潘复于当晚乘车返沪。10日，陈立夫终于在上海沧州饭店与潘汉年开始了正式的商谈，据潘汉年的报告称：十日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晤谈，并将周致陈及蒋的信顺便亦文他。 陈问我代表周个人或代表“中共”，我给（说）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请我先将我方原（愿）合作之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我就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潘当即表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这样来磋商合作条件，恐“尚非其时”。陈则表示：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谈判确实一时难于成就。但他认为，如果周恩来能全权代表军事出与蒋先生面谈，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商酌，如从3000扩大力1万之数。考虑到双方立场相差大远，潘不再与之谈整个解决的条件，转而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然而陈立夫断然否定，称：这决无可能，因“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的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11月11日，潘汉年将与陈立夫的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2日，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对于国民党方面谈判条件突然变得如此苛刻感到不解，要求潘汉年弄清楚“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中共中央电称：据张子华谓，曾养甫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党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 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但目前彼方条件却与此大相径庭，周恩来出动也无法接受。 一夜之间坐到谈判桌前在10月底，红军为实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军事援助的战略计划失利了，中共军事上正感到十分被动。此时对两党谈判希望颇高。故中共中央这时在谈判条件上不能不作出远比《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大得多的让步，甚至准备同意“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然而，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电报后，却很明确地否定了张子华转达的条件。陈立夫在19日与潘汉年的谈判中称张子华所说四条“纯属子虚”，并再度重申10日所谈的原则，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潘汉年报告说：（陈立夫）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先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分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变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接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职责在南京，与红军元关。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后方，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再作）考虑。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与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 显然，陈在前往洛阳面蒋说明情况之后，并没有能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尽管张冲当晚10时又去找潘，对他说：上次所提红军保留3000，说的是目前保留红军番号3000人，其余的红军部队均由南京方面编遣。但张冲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蒋要如此安排。他只是说：“坚持10日所谈原则，实在是蒋先生的意思，陈先生个人也是左右为难。但他相信，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蒋先生也是坚持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的。据此，潘汉年当晚通过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电台电告中共中央：据陈先生转达蒋先生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 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中共中央在11月下旬接到潘汉年的这一电报，随即接连两电潘汉年，拒绝派周恩来前往谈判，并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子危亡地位，在当前则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 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 中共中央决定，先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酝酿一处，发动一处，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在蒋尚有“围剿”红军之可能时，彼方必然步步进逼，要价日增，“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 12月初，陈立夫与潘汉年再度谈判。陈立夫终于表示了一些让步，同意红军大部不由军方编遣，但只同意保留30000人，并坚持其它各点，对此中共中央再度表示拒绝，并决心不惜以战争求和平。 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决心推行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计划，终于迫使早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等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计划的大规模“剿共”计划和把红军赶往外蒙边界的设想，一时间再无实行的可能。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更使蒋迅速以强大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方针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在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直接的商谈，会谈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改编的意向和大致时间，以及南京方面通过张学良解决红军今后一时期的给养问题，从而正式承认了和平改编的原则。潘汉年与陈立夫几次谈判不能解决的停战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自然，蒋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周恩来，双方就最终确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达成了共识，审时度势，蒋介石当着周恩来的面，同意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条件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于是，自1935年底至1936年初开始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在经历了众多的周折几近夭折之际，竟于一夜之间达成了正式妥协。南京方面终于放弃了以武力摧毁或驱赶共产党到外蒙边境去的计划，坐到谈判桌前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了。 西子湖畔秘密会谈1937年的3月下旬，周恩来由陕北秘密抵达上海，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潘汉年会合，再由沪乘车来到杭州。这两位被誉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的中共代表急赴西子湖畔，当然不是为游山玩水，而是要与蒋介石进行一场关系到国共合作、民族危亡的秘密会谈。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曾以中共的全权代表身份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斡旋于矛盾各方，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在西安，蒋介石对周恩来许诺：“我再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故毛泽东度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协商。” 然而，西安会谈历时月余，终因国民党内顽固派的阻梗而成果甚微。所以，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第183章 于是，经潘汉年和张冲多次磋商，终于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这次国共最高级别的首次会谈。 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便选择在“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岭上进行。周恩来抵抗的次日，在烟霞洞旁的烟霞寺里，“校长”蒋介石与昔日的黄埔同事周恩来握手寒暄，对阵而坐，他们身旁各有一个干练的助手：“中统”干才张冲和“江南才子”潘汉年。 在“西安事变”之前，潘汉年与张冲已经有过秘密接触。那是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他见报后务必在5月5日去新亚酒店廿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的代名，而启事则是国民党“中统”干将张冲奉命刊登的。几年前，张冲为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也曾在《申报》炮制过臭名昭著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被中共及时识破，“伍豪之剑”立刻出鞘，刺穿了张冲一伙的卑劣阴谋。不过张冲此次所为却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一番曲折，潘汉年终于与代表中共及周恩来和张冲联系上了，开始了秘密交往。“西安事变”时，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羁押，而潘汉年则在南京活动于宋美龄、宋子文之间。这次他们又分别作为国共双方高级人物的助手坐到了谈判桌前。 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单刀直入地表示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但强调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容忍投降收编之诬蔑，并提出了中共的6点要求。蒋介石也开门见山，显得很爽快，他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表示无论如何也决不再打红军。但紧接着他又提出：“中共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我希望你们只是同我个人合作，永远合作。。” 对此，机敏的周恩来已洞悉蒋的内心，看穿了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 中共承认蒋介石是抗日领袖，但并不意味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在根据地、政权、军队等问题上中共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据此，周恩来和潘汉年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谈判陷入艰难之局。 此后的一周，双方易地再谈，几经交锋。周恩来和潘汉年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谈判天赋，显得有理、有利、有节，而蒋介石和张冲理亏词穷而谈不过对方，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月底回延安后起草这个纲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至此，国共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取得了一定的谅解。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 西湖会谈期间，张冲始终参与其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后5年，他与周恩来相处甚洽，为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称誉。蒋介石盟弟赴延安1938年秋的一天，一支由5辆满装慰问品的卡车组成的特别运动队到延安王家坪村后停了下来，早已等候在村口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等高级将领，迎向前去，向慰问队队长、新任国民政府卫生勤务部长金诵盘握手问候。 欢迎队伍中，有不少黄埔学生，他们见老师来了，纷纷争着和金诵盘握手言笑。 朱总司令半开玩笑地提醒大家：“黄埔的校风都到哪里去了？恩来是怎么对你们说的，全忘记了？” 军官们顿时散开了，肩并肩排成了一排，依次出列，向金诵盘致礼报告。“学生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学生林彪，115师师长！” “学生陈赓，386旅旅长！” “学生许光达，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金诵盘面对着这些充溢着英雄气概的黄埔毕业生，激动得无法自制，眼圈都红了。这时，周恩来安排完了接待慰问团的事项后，也赶了来，与金诵盘紧紧拥抱在一起，所有的感慨，皆在不言之中了。 金诵盘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创办黄埔军校时的重要助手，因对官场的厌怠，脱离政界多年，潜心从医。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碍于盟兄蒋介石的情面，重新出任国民政府的卫生勤务部长，决心为抗日竭诚尽力。当金诵盘偕家人离开上海，抵达陪都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设宴为他接风。 饭后，蒋介石便开腔道：“诵盘，我们是兄弟，所以，别人办不好的事情，唯有请你出马。” 金诵盘笑笑说：“反正介兄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的饭可不好吃呵！” 蒋介石瞅他一眼，也随之笑了起来：“我想让你出趟公差去延安，慰问八路军的伤病员。。” 原来，国际救援组织将救援物资运到重庆，为了表示姿态，蒋介石决定派金诵盘去给八路军送慰问品。 正式欢迎仪式开始，朱德致欢迎词，金诵盘的答辞，是他离开重庆时，由陈布雷起草，蒋介石圈阅认可的。 在随意的交谈中，金诵盘悄悄对周恩来说：“我这次来延安，很想见见毛泽东先生，你能替我安排吗？” “我已安排好了，毛泽东先生要请你吃饭。” 金诵盘感动得只知连连道谢。一直想见毛泽东的愿望实现了！可一旦见了，却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亲自打开了一瓶汾酒，先给客人斟满了一杯，又给周恩来和他自己各倒了一杯。他举杯起立祝酒道：“为国共合作，为早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也为金先生的身体健康，干杯！” 金诵盘举起酒杯，恭恭敬敬地说道：“毛先生，能够认识你，真是三生有幸，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万事如意，永远顺利！”三人碰杯之际，周恩来说：“诵盘兄，你祝毛先生永远顺利，让蒋介石晓得他可要不高兴了。”“恩来兄，你是了解我的，我虽然与蒋介石相识多年，私交甚好，但是在他搞分裂，与共产党为敌的时候，我辞官不干，在南京、上海又做起挂牌医生，如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我才重入军界。因为我心里始终装着一杆秤，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和他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金先生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能够如此清醒明智，真是令人敬佩，这也正说明国共合作是深得人心的。”毛泽东边说边请金诵盘举筷。 周恩来说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呵！” 金诵盘颔首表示赞成，他想想又说：“我总是在想如果国共两党能够团结得像亲兄弟，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毛泽东说：“这要靠大家的努力。” 饭后，金诵盘提议道：“毛先生，我们三人合个影好吗？” “好呵！”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延安的慰问之行，金诵盘率团回到重庆。一下飞机，他就感到气氛不对，在机场迎接他的，既没有国民政府的代表，也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自己的部下。卫生勤务部次长告诉金诵盘：“侍从室来电，要金将军一下飞机就去德安里见委员长。”蒋介石见了金便沉思着说：“我们俩情同手足，所以有话还是挑明了讲好。你现在是党国的重臣，不是普通的挂牌医生，你的一言一行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你对我的延安之行意见很大，对吗？”金诵盘也毫不回避地问道。 “我让你去慰问八路军伤病员，没有让你去与共产党的头目会谈。”蒋介石冷冷地说。 “毛泽东是延安的主人，我去那里能不拜访他吗？”金诵盘毫不相让，“介兄，毛泽东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可怕，如果你与他面对面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谈，大家都会少流很多血。”待蒋走后，金诵盘独自去书房里抽闷烟，他实在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像孩子似地反复无常？他为什么在口头上谈国共合作，而在行动上又如此惧怕共产党。。和谈密使再临大陆其实当初的蒋介石并不害怕共产党，一贯相信武力的他，深信在这一方面共产党远非是他们的对手。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也比别人更了解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官员的腐败，而在这方面，共产党恰恰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蒋介石惧怕自己的人与共产党接近，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赤化”。蒋介石欣赏共产党的组织性，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一直把共产党作为心头之患，欲除之而后快。 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当初的“惧怕”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不，腐败的国民党终于丢掉了大陆，如今，他只能以“败兵之将”的地位与共产党言和。蒋介石经过近一年认真考虑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到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因，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 许孝炎考虑再三后，当即提出3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院长” 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 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 第一，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经过长期考验，是忠于蒋介石的。自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国民党撤退南京前夕，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 第184章 第二，宋当时是台湾为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比较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介石不愿意派一个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 第三，宋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万一被人发现，可以说是去探亲。 第四，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也都是湖南人，对话比较方便。 宋宜山经过认真准备后，于1957年4月成行，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士钊、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等到车站迎接。 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与宋宜山协商。李维汉提出：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此，宋宜山表示愿回台湾后，要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还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并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弟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都很不错，也十分放心。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给宋宜山以欣欣向荣的印象。 5月份，宋宜山回到香港。根据自己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写了一份1.5万多字的书面报告，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报告中，除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及中共提议外，还描写了沿途及北京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的景象和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市场供应无缺的情况，把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大陆写得很有一番新气象。还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蹒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上去之后，蒋介石越看越生气，不等看完，就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说：“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将“立法委员”的薪的每月寄给他。 就这样，蒋介石派往大陆的第一个和谈密使被他给搁浅在香港，蒋介石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系列和平统一祖国的提议。一次本来很有前途的和谈刚起步又中止了。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呢？主要还是放不下“正统”的架子。一看叫自己成为地方自治区便火冒三丈。宋宜山对自己那份报告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有所准备，但他仍直言相告。这种为中国统一大业敢于探索的志士，值得人们给以敬意。 第二节中美日内瓦会谈王炳南出任中方首席代表就在海峡两岸进行秘密接触的同时，中美之间一场以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会谈也在日内瓦进行。 1955年7月底的一天，美丽的华沙阳光灿烂。出任才3个月的王炳南大使和使馆的工作人员一块，正在郊外野餐。郊外的景色宜人，那一片片绿色的小树林和原野，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怕。大家正坐在一起谈笑、聚餐。。当地时间中午1时许，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的一份电报。 这是一份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内容是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中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电报加抄驻华沙使馆，王炳南读了电报，心里有些纳闷，为什么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要加发到华沙使馆来？在旁边的使馆人员议论纷纷，他们猜测是不是要让王大使去参加会谈？王炳南自己倒没往那儿想，因为日内瓦会议后，王再没有管过中、美关系问题了。王炳南，1908年1月1日生于陕西省乾县好畸村。1925年初，他在家乡三原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第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井担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领导了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税的斗争。由于从事革命活动，为反动政府所不容，家乡呆不下去了，1929年，王炳南由父亲的歃血之交、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资助出国，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同时组织在法德等国的中国留学生建立抗日小组。 王炳南在柏林学习工作了5年。他结交广泛，朋友遍及德国各城市，有产业工人和学生，也有科学家和革命家，包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1936年，王炳南与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时的女同学、哲学博士安娜利泽在伦敦结婚，安娜利泽随夫姓改名为王安娜。新婚燕尔情意绵绵，但为了革命，他们不能不毅然离开新居——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17路军抗日的统战工作。 1936年3月，就在王炳南夫妇回到西安的当夜，甚至还没来得及走进家人专门为他俩布置的新房，便被急切想见他的杨虎城将军请去，执意让他俩搬进“官邸”住下。经多次密谈，杨将军委托王炳南为他物色人才，帮助他改造部队。王炳南成了杨虎城的“忘年之交”。当杨虎城为躲避蒋介石令他“剿共”到上海“治病”时，就接二连三发电报让王夫妇迅速赶往上海。在上海，经杜重远介绍，王炳南又与张学良将军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成为张、杨之间沟通意见，携手团结的牵线人。1936年11月，杨虎城返回西安不久，急电王炳南速返西安议事。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应付时局的办法，对杨说：“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来商量一下吧！”杨说，“他这个人思想激进，主张扣蒋。”张高兴地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只好如此了。”由此，两人彻底公开了各自的想法，具体商谈了扣蒋的部署，干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早上，杨虎城就叫卫兵通知王炳南去开会，认真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西安事变期间，王炳南协助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和朱德亲笔致信予以赞扬。。过了几天，外交部来电正式通知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美国方面则任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为谈判代表，真是巧合，日内瓦会议上会谈的两个对手，将再次交手。 王炳南接到这个通知后，心情并不轻松，甚至有些忐忑不安。虽然说，他已经参加过日内瓦的中美代表会谈，但毕竟当时身旁有一个阵势雄壮的代表团，有许多有经验的“干将”出谋划策，特别是那时他在总理身边，亲聆教诲，一言一行都可以得到总理的直接指导，凡事都可以依赖总理。现在他独当一面，虽说可以随时与国内和总理联系，但总是远离了祖国，有许多情况，要他自己拿主意，自己去分析、判断，并积极向国内提建议，也要善于随机应变，不能有一点差错，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仅关系重大，而且情况复杂，举世关注。它像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头。 当然，他也想到有利的一面。外交部为了这场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是章汉夫，副组长是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干，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材济济的智囊团作他的后盾。而且可让他放心的是，这个小组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当时被人们称为“秀才”的乔冠华担负具体工作。从他个人来说，他在30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他熟悉美国人的思想、作风和处事的方法。事后，他曾听贺龙说起，中央最先选择谈判人选时，不光是他一个，正是考虑到他有从事10年外事工作的经验，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长，比较熟悉他们，才最后确定由其担任谈判代表。 说起王炳南与美国人打交道，引起他对抗战时期外交工作的回忆。确实，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人交往，并非始于它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而是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1938年为适应宣传我党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这个小组由周恩来领导，由他具体负责，组员有王炳南当时的妻子安娜利泽、毕朔望、许孟雄等人。这几个组员都精通英语。小组的任务是向外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的战报。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他们这个小组翻译的。他们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双方合作还比较顺利，对外宣传小组的工作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他们在武汉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并安排白求恩、印度医疗队等去延安。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们小组开始了同美国人的接触。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上校、美国总领事等人都同他们有频繁的交往。 第185章 这些工作当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干涉和限制。 中国人又抢了“主动”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的重要报刊，几乎都把这件事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并对此作了许多评价和预测，其中也不乏对王炳南个人历史，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私生活的介绍。他一时成了报刊上被人评头论足的新闻人物。 他抵日内瓦的那天，抢新闻的记者们都蜂拥到车站来了。一下火车，他和代表团成员就被团团围住。 王炳南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说：“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也会有所贡献。” 当时中美双方对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我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以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一些实质性问题。美国则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最后，为使会谈先开起来，我方便同意先谈遣返侨民问题，然后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 第一次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里举行。这个会议厅以前是国联理事会主席办公室。会议厅中央放着一张很大的椭圆形会议桌，陈设简单，气氛庄严。 王炳南和参加会谈的李汇川、林平等同志提前到达会场。据新华社记者说：在“记者之家”的酒吧间早已喧闹开了！ 原来，有些记者已经收听到中国政府将在第一次会谈中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消息。这个消息使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听了此消息，禁不住脱口说：“呵，中国又抢去了‘主动’！”在旁的一些外国记者不无嘲讽地对这位美国记者说：“美国何尝不可采取‘主动’，比如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对远东国家采取友好态度。这样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过来了吗！”在会谈时先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这确实是周恩来为这次会谈创造的良好开端。当时王炳南的想法是不如先谈后放人，但从这第一步的实际效果来看，是很成功的，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也很快倾向于中国。 当王炳南一行步入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向他招手致意。约翰逊大使迟到了几分钟。陪同他的有美国国务院事务专家克劳。双方坐定后，镁光灯不停地闪亮，所有的记者都在照相。这些照片和摄像在中美交往的史册上留下了痕迹。记者们退席后，会谈正式开始。 王炳南首先宣读了中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约翰逊向王炳南表示了谢意。接着便先商谈了会谈议程。 不知是因为中方宣布了释放美国间谍，还是因为王炳南和约翰逊已经熟识，这次会谈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以后，王炳南听说，杜勒斯曾嘱咐约翰逊在会谈中要忍耐，避免出现板门店谈判时那种硬碰硬的做法，要想办法维护住和北京的这种联系，会谈不能破裂。杜勒斯在这次会谈前曾说，如果中美代表能谈上三个月，他将很高兴。 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最后双方达成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上午继续举行会谈。 旷日持久的遣返侨民谈判 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在中方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6月间，钱学森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信里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周恩来见信后立即转给了王炳南。王炳南便就钱学森的归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约翰逊曾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立即举出钱学森的例子批驳了他。他还提出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约翰逊提出休会一天，以便他请示国务院。 第三次会谈定于8月4日举行。 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我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王炳南在郑重地重申了中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同时，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所有被无辜监禁的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这时约翰逊已不再提扣留有技术的中国人是美国的法律，可见美国的法律也并不是丝毫不可改变的，它也要为政治需要服务。 以后，我方的会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约翰逊代表美国政府顽固地要坚守他们所谓的对华政策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即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美国政府总要敏感地连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像和结果。凡是涉及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和王炳南兜圈子。例如，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他始终不能同意。因为他认为，这就等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居住在美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 单就这样一个问题，我方就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斗争。我方充分摆理由，摆道理，最后约翰逊显得有些词穷，经他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我方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侨民的意见，但又在“授权”两个字上作文章。约翰逊说，不能用“授权”两个字，只能用“邀请”，他认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而且还无理提出对印度大使馆的授权要严格限制在只调查那些真正想离开美国的中国公民。显然在这样的限定条件下，美国是大有空子可钻的。美国还可以对这条特定条件作任意的解释，这当然是不能同意的，我方断然予以拒绝。这样，会谈虽进行了近10轮，却迟迟无法取得积极成果。 王炳南在会谈开始后不久，就意识到原来他认为开几次会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看来，这场会谈将是十分艰难和旷日持久的。那些抱着乐观希望和追逐有新突破的记者们，总是在会场外焦急地等待消息。开始时，我方代表一走出来，他们便兴致勃勃地抢着围拢来，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可是我方的简短回答总是没有提供令人兴奋的新消息，后来他们几乎一看王炳南和约翰逊的脸色就泄气了。他们开始怀疑会谈能不能有成果，会不会中断，对中美会谈前景感到失望和悲观的论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端，记者们的热情也渐渐冷了下来。经过11次这样的会谈后，大约到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三次减少到每周一次，温度显然降低了。 到这个时候，会谈实际上程序化了。王炳南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你来我往的答辩，这就要靠反应灵敏，要看善不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漏洞了。约翰逊是一个老练的、知识面广泛的职业外交家。也许他严格遵守了杜勒斯的嘱咐，在辩论中从不失礼，不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还击。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他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 我方也始终彬彬有礼。我方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双方的助手从不在会谈中发言，但他们有时递张条子，写上意见，或耳语几句。李汇川和林平都在会谈中给予王炳南许多有益的建议。 有意思的是，双方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时常有些有趣的事，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可以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 谈判对手的私交在会谈僵持不下时，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双方有时就互相邀请吃饭。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记得这还是约翰逊首先开头的。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地邀请我方代表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总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几年后，周恩来还风趣地问到王：人家请你吃饭，你有没有回请？周恩来就是这样，事事都十分精细，在外交上非常讲究礼节。还有一次，我国的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邀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来看戏。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 当时华沙到日内瓦之间没有直航飞机。王炳南每次去日内瓦会谈都必须提前一天先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去换捷的飞机，然后从布拉格经苏黎世换瑞士飞机去日内瓦。 第186章 到了布拉格，他常常和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回来时也一样。有时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他们便在苏黎世过夜，王炳南和约翰逊一同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住宿。旅途中，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双方从来不谈公事。王炳南的英语马马虎虎能凑合一些，约翰逊也能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他们俩便连汉语夹英语随便聊天，这种时候总是轻松愉快的。当时瑞士政府对中美会谈在日内瓦举行是十分重视的，曾指示机场领导要特别照顾我方，因此在苏黎世机场上下飞机时，机场场长对中方代表非常客气，每次都亲自前来迎送，而且陪同中方到贵宾室休息，还招待喝咖啡。 后来由于一架飞机失事，约翰逊便不敢再走这条线了，改从巴黎走。失事的是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大型捷克斯洛伐克的飞机，还载有从拉美演出后回国的中国演员，没想到飞机上天后不到5分钟就爆炸了。王炳南原来也订了这架飞机的座位，因故晚走了一天，才得于幸免。还有一次飞机起飞后发生故障，降落在慕尼黑。联邦德国当时和我国没有外交关系，王炳南只好同全体旅客一起坐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这可急坏了在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冯铉大使非常担心，怕他会出什么事。他为了让联邦德国政府知道王炳南因故到慕尼黑的机场，就故意直接打电话到机场找“王大使”，结果候机室的旅客都惊讶地盯着王炳南，闹得满城风雨。闻讯而至的记者们更是互相传递消息：“中美会谈的中国大使到了慕尼黑！”可见中美接触影响之大。 十五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为了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离境，在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 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个协议，也是15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英文为agree－mentannouncement，以后尼克松和周恩来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发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王炳南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份量。 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方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美方采取敷衍态度9月20日，双方又开始会谈，王炳南认为侨民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个议程可以结束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但是，他没想到，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并且不断在第一个议题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致使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王炳南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第二阶段双方所要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问题。王炳南一再指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才能实现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等这样严重的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文化交流、贸易关系等等。由于直接涉及到台湾问题，因此这第二个议题比第一个侨民议题的谈判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斗争也就尖锐得多。 10月27日，我方又一次主动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使用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我方在这个草案中援引了联合国关于成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条款。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了这个协议草案。这样，美方实际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这使约翰逊显得沮丧。他不停地抽烟，一轮会谈下来，他的烟缸里塞满了烟蒂。直到11月10日，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协议草案，称：。。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 。。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 这个草案的第一条是荒谬的，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岂不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吗？草案的第二条是无理的，它等于让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主权。 尽管如此，王炳南在拒绝了美国的协议草案后，耐心地作了又一次的努力。在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了新的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美国是没有诚意的，他们不愿认真讨论我方的草案，约翰逊只是一味拖延时间。在这以后的接连三次会谈上，他都拒绝对我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而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才有一个草案提出来。这与上次他提的草案并无二致，即继续要求我方承认美国在我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美国要求的这种“权利”是我方绝不能给予的。 以上事实证明，我方在第二项议程中一直积极寻求达成共同协议的机会，以使中美会谈能成为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我方提出了积极的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国无此诚意而使会谈停滞不前。这一阶段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1956年4月到5月间，美方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我方提出了一项对案，均未通过。会议仍无丝毫进展。 特别要说的是，在这第二阶段的讨论中，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美国就这样层层设置障碍，甚至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想方设法来阻拦会谈的进行，王炳南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气愤。美国在这一段会谈中的表演，使他对这个政府坚持反共反华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单方取消采访禁令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在进行，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原子战争，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两手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正如上述，杜勒斯太傲慢了，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决心。事实上，无论他用什么手法，都不能使中国政府放弃保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会谈仍然在继续。王炳南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和约翰逊常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他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然后交锋几句，最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但是，周恩来却运筹帷幄，他在积极思考如何进行新的斗争。指导小组的同志也在出点子、想办法，抓住一切机会，做有利于我方的事情，促进会谈的进展。 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震撼了，轰动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不很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 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抨击国务院的这种顽固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访问了我国。 第187章 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他们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新中国来看看。七十年代末，这些人还联合起来重新到中国访问。这时，他们大都年已半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令人感动至深。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杜勒斯终于沉不住气了。在权衡利弊之后，美国国务院终于被迫作出了一点让步，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孤立中国的全面政策。即使这样，杜勒斯也已经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到了1957年8月，杜勒斯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他不得不作了一些妥协，最后宣布，美国将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下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干什么，他们所从事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 同时，周恩来的这着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同年9月，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决不能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这些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我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 杜勒斯的诡计9月底，王炳南提出对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又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被一一拒绝。 由于美国的这种顽固态度，我方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协议草案无法付诸实施。这些建议现在都成了历史文件。回过头来，翻阅这些高高堆积起来的文本，人们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游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对中美会谈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反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约翰逊在这次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西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他不能同意的。他也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他说，约翰逊大使，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正像周恩来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使我方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 就这样，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会谈移到华沙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王炳南的助手换为黄华和赖亚力，有时姚广也参加，翻译除邱应觉外，还增加了过家鼎，都是几把好手。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一切就绪之后，下午三点正式开会。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王炳南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互相点头致意。 比姆也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和约翰逊比起来，他缺乏幽默感，通常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具有学者的风度，像个教授。比姆当时是个单身汉，他到50多岁才结婚，夫人很能干、活跃，善于社交。后来一位熟悉比姆的朋友谈起他，说在宴会上和比姆坐在一起很乏味，但是有他夫人在场就弥补了比姆的不足。在和王炳南会谈前，比姆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谈判的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虽然他好像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也决不是中方代表可以轻视的对手。 王炳南请比姆大使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他的讲话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而且明显地把自己置于台湾的当然、合法的占领者的地位。 王炳南对此早有估计，因此王很平静地反驳他。王炳南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他向这位新的对手庄严重申：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 华沙会议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王炳南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9月30日，在第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声明草案”，后来王炳南听说这是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等等。王炳南当时没有立即答复他。中方代表团回去后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声明草案”没有什么新内容，实际上是用这种“草案”作为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 王炳南断然拒绝了这项“声明草案”。 此后的会谈几乎千篇一律。王炳南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 这期间，苏联帮助中方代表团架设了北京一华沙的直通电话线。王炳南和周恩来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经常。周恩来常常亲自打电话给王炳南，及时发指示，并不断提醒王炳南应该注意哪一方面的问题。 王炳南日后对这个时期的会谈还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人民解放军对金、马双日停止炮击。有一次会谈正值双日，比姆对此表示高兴，并说希望永远停止炮击。王炳南感到很可笑，他对比姆说，打饱和不打炮是我们单方面行动，与中美会谈无关，会谈应该讨论美国全面地从台湾撤军。 比姆也像约翰逊一样，从不使用恶语攻击。但是他显得比较呆板，不苟言笑。在讲到激动之处，他甚至有些结巴。他的优点是不那么死硬，容易打交道。 在台湾海峡空气紧张时期，双方比较冷淡，很少有什么私下接触。 1959年底，顽固坚持和新中国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终于离任了。但是新上任的赫脱国务卿也没有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1960年3月，披着罗马天主教主教外衣的美国人华理柱由于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企图颠覆中国政府，被司法机关逮捕判处死刑。22日，王炳南在会谈中将上述情况通知了比姆大使。 比姆先是惊讶，接着对此提出抗议。王炳南断然将他顶回去，并陈述了华理柱所犯的严重罪行，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有权提出抗议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在整个华沙会谈期间，美国紧紧抓住不放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中国的罪犯问题。几乎在每次会上，他们都无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批罪犯。遭到我方代表理所当然的回绝。 第100次会谈1960年9月6日，举行了中美第100次会谈。王炳南认为，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 他首先指出，在5年以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国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接着，王炳南回顾说，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进入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以来，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断的努力，先后提出了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途径，可是美国方面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美国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 王炳南着重地说，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 第188章 你们美国政府为了永久霸占台湾，甚至把台湾蒋介石政权说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 王炳南具体指出了这样一些事实：1958年秋季，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美国自称是最大的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寻衅挑战；1960年夏季，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亲自到台湾去从事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军舰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和领海。最近美国又把武装或者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东去，公开对我国进行核威胁。 事实俱在，历历可数。比姆听到这里是有些不自在的，他哑口坐在那里，想说又无以对答。 王炳南说，大使先生，你应该知道，玩火者必自焚。 那时，王炳南简直觉得自己是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必欲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揭露得痛快淋漓，否则不足以表达6亿中国人民5年来的努力、奋斗和期望。 王炳南继续说，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认真重新考虑你们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特别是认真考虑把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时候了，迟考虑不如早考虑，迟走不如早走。早考虑，早走，你们可以早日得到解脱。 比姆在听王炳南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议论时，一言不发。王炳南讲完后，他除了对王炳南的发言表示失望以外，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他有些尴尬。接着，王炳南就中美互换记者再次提出一个新方案。他强调说：中国的宗旨是，中美互换记者是为了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初步改善目前两国之间又冷又僵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使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的问题。 王炳南所提到的这个新方案又是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上最不能承受的，提案照例没有通过。 配合玉炳南在第100次会谈上的发言，《人民日报》于9月8日特地发了一篇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国内的人民争相阅读，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也都赞扬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 肯尼迪的新花招1960年底，美国举行了大选。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的电视辩论中，似乎都全神贯注地把金门、马祖当作大问题来谈，他们一致表示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推行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后，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逐渐公开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险恶。 中国国内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经援，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这时的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 在肯尼迪就职3个月后，王炳南和比姆又在华沙会谈。 王炳南当然不会对肯尼迪政府存有任何奢望，但是从积极方面着想，他向比姆表示，希望肯尼迪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几次会谈后，肯尼迪完全暴露他是换汤不换药。美国方面照旧在遣返平民问题上纠缠，照旧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不使用武力的老问题。 肯尼迪也搞了一些新花招，例如向双方提出了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但在具体做法上，他们又阻挠被我方邀请的美国人访华；又如提出以优惠的条件卖给中国粮食以及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等。王炳南觉得肯尼迪未免有点天真，甚至幼稚，他以为略施小恩小惠就能诱逼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王炳南庄严地拒绝这项建议。他说，新中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我们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 尽管会谈陷入了僵局，王炳南还是努力与比姆进行一些私下会晤。王炳南有时请他喝茶，谈谈老挝问题；发生柏林危机时，王炳南邀请他来中国使馆，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在这些会晤中，双方都不可避免地重复提到台湾问题，不过气氛是讨论性的，语言也较和缓，但谁也不放弃自己政府的原则立场。 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调回国，出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的新职务。比姆走后，王炳南的对手再易其人。 据说，美国这时在挑选驻波兰大使时，不是考虑新人选是否对波兰问题熟悉，而首先考虑他对中国问题是否熟悉，因为这个人选要和中国大使会谈。继比姆之后新上任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正是由于有过在上海当总领事的经历，他便很自然地被选中了。 测探蒋台反攻虚实1962年3月，王炳南同卡伯特大使继续会谈。 卡伯特与他的两位前任很不相同。尽管他已经有了36年外交工作的经历，在上海当过总领事，为人也很和善，到华沙之前他是美国驻巴西大使，但是他没有显露出出众的外交才能。王炳南1979年到波士领会见他时，才知道他是波士顿两大富翁之一。另一个是曾经出使越南的洛奇将军。波士顿人有一句俗话说，当地人士向洛奇讲话，洛奇向卡伯特讲话，卡伯特向上帝讲话。意思是说，卡伯特比洛奇更有钱，他可以买通上帝。卡伯特在波士顿隆重接待王炳南。他为自己过去有过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而深感不安，想重访中国，又怕不受欢迎。他的夫人一直在旁边埋怨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中国是不会让你再去了。王炳南听了这些话后，认为那些都是过去了的事，现在可以不提了。因此他当即邀请卡伯特和夫人访华，卡伯特夫妇十分高兴。此后他们便积极筹备来华。1982年，卡伯特特意来函告诉王炳南，他已经定于某日来华，并感谢王炳南对他的邀请。可是不幸，在他即将动身前夕，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在1962年中美会谈时，卡伯特已有50多岁，说话、举止很随便，不在乎外交礼节。在谈判桌上，双方代表甚至常常开玩笑。记得有一次，他笑呵呵地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条也不要。 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趁大陆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中方代表团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回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士兵眼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挺而走险，妄图与大陆决一死战。 1962年5月底，王炳南正在国内休假。有一天，周恩来亲自约他谈台湾海峡的局势。他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有关这方面的军事情况，他嘱王炳南去找罗瑞卿总参谋长谈。王炳南随即给罗瑞卿打了电话，约见他。他请王炳南去总参办公室谈话。罗瑞卿向王炳南谈了很多情况。他拉开墙上一张大型地图的帷幕，指点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状况。他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这两种意见正在讨论。王炳南听了后，确实感到局势十分严重。 又一天，周恩来紧急找王炳南谈话，他让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他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现在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指示说，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王炳南意识到这个任务至关重大，不能有丝毫疏忽。于是他很快动身，返回华沙，并按国内规定的时间通知卡伯特，约他见面。为了便于无拘束地交谈，王炳南采用了非正式的会谈方式。6月23日，他请卡伯特到大使的官邪来喝茶，随便聊聊。卡伯特应邀前来。 卡伯特依然是那样不拘礼节，显出一付毫不在乎的神态，有说有笑，边进茶点，边聊天，王炳南先谈了东南亚的局势。他说，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心。今年以来，美国增兵越南，出兵泰国，加紧干涉老挝，东南亚局势已经发展到随时可能引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边缘。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克制的，尽管蒋介石残部参加了老挝内战，中国的安全正遭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没有放弃争取在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基础上，使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局势能不能缓和下来，关键并不掌握在中国手里。 接着王炳南严肃地说，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说到这里，卡伯特的神情也突然严肃起来，他听得很认真。 第189章 王炳南用强调的口吻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自从今年2月以来蒋介石集团就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提前征集兵员入伍，延长现役士兵服役期限等等，准备渡海登陆。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参与或配合下，进行了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为了给蒋介石准备迸犯大陆打气叫好，美国政府增加了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可以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美国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在跃跃欲试。 在王炳南特意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王炳南于是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王炳南最后用警告的口吻说，我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鉴于局势的严重性，王炳南请卡伯特立即把上述情况报告美国政府。卡伯特听完王炳南的话，停顿了一会儿，表示欣赏王炳南的坦率精神，将尽快地把王炳南所谈的情况电告美国政府。 卡伯特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 卡伯特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防止这种事情。以后他又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王炳南的目的达到了。他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党中央急于要知道的重要情况，它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王炳南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同卡伯特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国内。 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王炳南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随后，王炳南同卡怕特大使进行了十几轮会谈。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实质性问题上，谈判仍无结果。 奉调回国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中美大使级会谈由来接任他的王国权大使同美国大使在华沙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 直到1972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因尼克松访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结束。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随之结束了。 在这场漫长的谈判中，中美双方除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皆无结果。 对于这一点，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在1968年11月26日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讲话时作了如下阐明：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13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而是本末倒置，老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已经一再明告诉美国方面，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作交易的。如果美国方面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决不会有什么结果。70年代到来后，美苏争霸加剧。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并相应逐步改善其对华政策。 1979年，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后，中美两国宣布建交。是年，王炳南飞越太平洋，首次访问美国。王炳南说：“这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会见了20多年前轰动世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的三位谈判对手：尤·阿·约翰逊、雅各布·比姆和约·卡伯特。当我们紧紧握手，微笑着互相审视对方的变化时都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 第三节首位回归的“党国”要员脱离了国民党政府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在中共的统战策略面前，尽管蒋介石十分“硬气”，但他长久以来对故人的“不义”，使人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于是“党国要员”中心向大陆者为数不少。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的国民党高级人士，是原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陕北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问题，提出43人当列为头等战争罪犯，翁文灏列在第12名。 从延安发出的电波飞向全中国。此时此刻，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决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直逼长江岸边，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隆隆作响的炮声，伴随着列出头等战犯的电讯，一齐重重地落到了石头城。 古城南京，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里。蒋介石一筹莫展，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惶惶不安，局势将怎样发展，自己今后的归宿是什么呢？！ 连日来，翁文灏坐卧不安，食不甘味。几天以前，他奉蒋介石要求政府官员眷属先撤退的命令，把老父、妻子以及大儿媳妇和孙妇送到了台湾。现在，他一人独居南京，并非要在此久居，而是准备一面将手头上的公私杂事作些料理，一面观察局势以决定个人命运的下一步棋如何走法。 这天，翁文灏送走了前来探望他的老朋友、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一个人望着桌案上的战犯名单暗自伤神。孙越崎刚才对他讲的资源委员会全班人马不去台湾，也不去外国，他很赞成。但是，他认为只有孙越崎那样的人才能做到，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他刚才指着桌案上的战犯名单，摇着头对孙越崎说：“你们可以不走，我是没有办法不走的。”尽管孙越崎把一个多月前资源委员会南京干部会议决定留在大陆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一再劝他将来最好也不要走，但他还是举棋不定，犹豫彷徨。想着想着，翁文灏的思绪转回到一个月以前向蒋介石面辞行政院长职务时尴尬情形，不由地叹了一口气：“晚了！” 1948年11月26日，也就是一直为蒋介石十分倚重的“文学侍臣”陈布雷在南京寓所里含恨自尽的第三天，翁文灏迈着沉重而又无力的脚步，来到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以一种苦不堪言的心情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心情阴郁地打量着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行政院长，久久没有吱声。两人相对无语，唯有那种失败后的痛苦心情尽在不言中。其实，蒋介石在5个多月以前就已料到，这个“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干不了几天。当时，蒋介石本意也并非要把“行政院长”这顶“大乌纱”送给翁文灏，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那时，也是在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为行政院长职务谁属而展开了白热化的公开争斗，简直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蒋介石曾为此大伤脑筋，大动肝火，他能轻易忘却吗？ 无官一身轻了吗？不，他不轻松。相反，桌上的那张战犯名单，使本来心神不宁的翁文灏更加如坐针毡。他取出纸墨，打算写封家书，只写了几个字，就无心再写下去了。何处是归程？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留在大陆，还是另奔他方，翁文灏决定先到台湾去看看父亲、妻子再说。1949年1月末，正在翁文灏在台湾探亲之际，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和谈”准备也逐渐转入(禁止)。恰恰这时，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辞职了。此人是蒋介石在1948年12月24日正式任命的，是蒋介石准备退居幕后前的重要人事安排。蒋介石曾向吴忠信摊牌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任务完成后，去留由你决定。”形势的发展，使得吴忠信自己倒很快下了轿。李宗仁为了给“和谈”增添些“民主气氛”，打算请翁文灏继任代总统府秘书长。正巧，李宗仁指示行政院办理的“七大和平措施”，其中有释放政治犯一项，程恩远为此于2月4日飞抵台北，与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商谈释放幽居在新竹的张学良将军。程思远此行关于释放张学良问题虽然碰了钉子，却代表李宗仁向翁文灏转达了请他出任代总统府秘书长之意，并于2月9日偕翁文灏一起从台北飞抵南京。 孙越崎也受李宗仁代总理委托，来到翁文灏家中，征求他对担任代总统府秘书长的意见。孙越崎开门见山地说：“上次，我竭力劝你不做行政院长，这次我却来劝你作秘书长。因为，蒋介石主战，李宗仁主和，蒋介石是利用你当替罪羊。现在你去作主和的代总统府秘书长，表明了自己拥护主和政策，这是认错赎罪的一个表现。你自己转一个弯子吧。” 第190章 翁文灏默默无言。 于是，孙越崎回报李宗仁说：“如果你能亲自去一趟，他会同意的。” 李宗仁果然前往翁家面请。翁文灏又一次出山，担任了代总统府秘书长。蒋介石自1949年1月宣布“引退”后，住在奉化溪口。他表面上不管不问，暗地里却在布置排李反和，并且在作下一步的准备。他指使汤恩伯等人出面，下令把上海、南京等地工厂迁往台湾。对于迁不走的，就破坏掉。2月中旬，蒋介石给接任吴忠信的代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发电报，邀请翁到溪口面谈。翁文灏征碍李宗仁的同意后，应邀前往。他原意是想见到蒋介石，劝蒋真正退休，完全放弃政务，“庶可停止内战，告罪国人”。凭着蒋介石和他多年的交往，他暗抱一线希望，也许蒋介石能够听取他的意见。几天后，翁文灏怀着彻底失望的心情，带着大儿子翁心源回上海了。在溪口，他看到蒋介石并非真正引退，而是实际上牢牢控制反gemin实力，加紧反gemin部署。他知道无法打动蒋介石，但决心再也不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但他在方便中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时孙越崎已有投向人民之意，故意托辞不执行把南京五厂拆迁台湾的命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说他受了地下共产党的包围，翁文灏为孙越崎做了解释。 2月27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人率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北平返回南京。于右任、翁文灏等和各办代表到机场欢迎。以后，南京政府对于如何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召集了四次会议加以研讨，翁文灏以代总统府秘书长身份参加。 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前往北平正式谈判。翁文灏站在送行的行列中。他真诚地期望和谈成功。他希望能为和谈尽一份力量，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翁文灏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1949年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限到了。李宗仁忽然反悔，拒不签字。翁文灏看到了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无可救药。 在南京城下的隆隆的炮声中，翁文灏悄然地到了上海。四五天后，他即动身飞往台湾。本来，他准备带着在中国石油公司任工程室主任的大儿子翁心源同行。行前两天，孙越崎劝道：“心源尚年轻，你何必害他呢？我看心源不要走了嘛。”翁心源听了孙越崎的话，也对父亲表示，自己不愿意到台湾去，并且说：“请父亲到台湾后，就让我的妻子和儿女回来。”翁文灏点头同意了。不久，翁心源的妻子、女儿回到了上海。 5月21日，翁文灏从台湾来到香港。这天，正好是钱昌照在党的安排下离港北上解放区的日子，也是孙越崎从广州逃到香港的第三天。但是，翁文灏到香港时，钱昌照乘坐的轮船已开，两位老朋友未能见面。 孙越崎见到翁文灏，问他来这里干什么？翁说：“我要去广州向李宗仁辞去秘书长之职。” 第二天，翁文灏即去广州。两三天后，他又回到香港。从此，他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宁当战犯，不当白华” “翁先生，吴兆洪和资委会的人都在大陆，钱昌照已经回去了，我不信也即回去，你的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大陆，你和老父、老妻接到香港来，慢慢和共产党联系，得到许可，也回国内，阖家团聚，老朋友也可常见面。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请你好好考虑。”孙越崎语重心长地对翁文灏进行劝说。 “我何尝不想回去。可是，我的罪恶太大，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翁文灏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问题，非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否则不能解决。但这就太难了。” 孙越崎点点头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只要你有回国的决心，我认为有邵力子在北平，可以请他帮忙，也不一定没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是你要做两件事：一、必须从思想上，对台湾的关系一刀两断。蒋介石是利用你，发戡乱令，发金圆券，是害你，你应该恨他。二、快把老父、老姜接出来，到香港住，可以自由行动。时间晚了，想接怕也接不出来，万一将来不能回大陆，住香港也比住台湾好。” 在香港的周太玄、杨东莼也来到翁文灏隐居的铜锣湾石油公司宿舍，做他的工作。留在大陆的原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得到中共上海华东统战部的同意，派戴世英来香港动员翁文灏回国。 翁文灏深深地为这些老朋友、老同事的热诚相助所感动。7月间，他回到台湾，悄悄地把老父、老妻接到了香港。 在翁文灏来往于台湾与香港时，孙越崎写信给和平谈判破裂后留在北平的邵力子，说明翁文灏也有想回大陆的意思，请邵力子多加帮忙。邵力子当即给孙越崎回信，表示愿意大力帮助。 翁文灏回大陆决心已定，马上写信要在上海的儿子翁心源来香港接祖父和母亲回上海。9月间，翁心源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11月，孙越崎离开香港回到北京，带了翁文灏的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交给了邵力子。只等中共方面有所表示，翁文灏就打算回到大陆。当孙越崎因糖尿病住院治疗时，钱昌照来看望孙越崎，对孙谈起：“我从报上看到，翁文灏从香港飞往巴黎了。”不到一个月，变化如此之大，孙越崎十分奇怪。过了几天，翁心源从香港来到北京，孙越崎才弄清真相。 原来，孙越崎离开香港不久，陈诚派人到香港正式“请”翁文灏去台湾，并对翁文灏说：“投共必有危险，世界大战必将再起，你要认清局势，不去台湾也要移往美国。” 翁文灏坚决不去台湾。但是，他想到杨杰将军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事，感到真有些不寒而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临时决定飞往巴黎。这只是一种避难之策。回国之心未变。他不去美国而去法国，原因也正在在此。 邵力子、孙越崎与翁心源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把翁文灏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表示同意翁文灏回到大陆，但须稍等些时候，以便向民主人士方面做些说服工作。关于战犯问题，周恩来解释说：这是新华社的消息，不是党和政府的正式宣布，翁文灏对此可以放心。 1950年初，翁心源从上海调到北京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周恩来指定一位秘书与他联系。翁心源与孙越崎同住在一个大院内，他们经常与翁文灏通信，向他介绍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此时，翁文灏正在远离祖国的异域漂泊。1950年1月末，他从法国来到了英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曾被接纳为伦敦地质学会外国名誉会员。 这次，他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住了20天，在伯明翰，他又接到了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的邀请电。李约瑟在抗战时期，曾旅居重庆，与翁文灏时相会晤。这次翁文灏应邀来到剑桥，访晤李约瑟，两个老朋友重逢，感慨万千。翁文灏看到这位致力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籍，案头放着《计然新书》、《齐物要论》，正在写作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觉触动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他又似乎想起了在1925年说过“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问题，不快快的自己研究，以贡献于世界，却要劳他们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的那番话，觉得自己不止是十二分的惭愧，简直是一百二十分的惭愧。 3月下旬，翁文灏回到巴黎。他一面历访法国地质界的老朋友，一面于闲暇时到巴黎大学地质学系及地球物理系的图书馆去读书。他深知自己在地质研究上掉队了，如果能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补补课，未尝不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然而，动荡的世界，纷坛的局势，异国的孤独，思乡的情怀，翁文灏时时感到无法安心读书的苦闷。 这年10月，美国雷诺金属公司致函翁文灏，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他为该公司顾问。一天，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斯柏劳司突然找到翁文灏的寓所，面请他早日赴美。与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所也来函邀请，美国矿冶工程及机械工程学会在来函中，通知翁文灏说：“将特别召开大会欢迎您的到来。”逃到台湾的原工矿调整处的一位副处长，也一再写信给翁文灏，“动员”他到台湾去。台湾当局不仅“关心”着翁文灏，而且，蒋介石还使出了一个“断绝后路”的办法。那是一年前，台湾发表了许多人署名的反共宣言，尽管翁文灏人在香港，不知此事，蒋介石却让人把翁文灏的署名亦列入在内。蒋介石企图以此迫使翁文灏无家可归，只能就范。 翁文灏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到台湾去，这是他决不选择的。 第二条路，他可以到美国去，过那种“白俄”式的生活。 第三条路，回到祖国的怀抱去。“宁当战犯，不作白华”，翁文灏把第二条路也彻底抛弃了，选择了 第三条路。他写道：“归乡虽少把握，叛国决非素心。审顾国局，不应逃亡。宁冒艰辛，归向祖国。”于是，他给远在北京的儿子翁心源写了一封家信，告诉儿子说：“我心已定，不愿在外蹉跎时日，近日即将归来。” 翁文灏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在自述其生平的《回溯吟》中写道：毅然一叶向东飞，不畏榛关与棘扉。 焕发光华胜昨日，亲睹邱壑是邦畿。 才惭舒国屠龙尽，身比令威化鹤归。 第191章 但得回黄能转绿，松揪故土得凭依。 1950年12月，翁文灏从法国来到伦敦，准备乘飞机去香港。谁知，英国当局竟然以停发护照横加阻挠。在翁文灏的斗争下，终于在第二年1月初来到香港，并于当夜转到广州，由中共广州市委派人送到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漂泊，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翁文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北京火车站，翁文灏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代表们以及老朋友孙越崎、儿子翁心源夫妇等家属的热烈欢迎。他激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53年1月8日，翁文灏写完了由58首七律组成的诗体回忆录《回溯吟》，回首往事，展望前程，他既惭愧悔恨，又欢欣鼓舞。他深深感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祖国人民对他的宽宏大量，在《回溯吟》的最后写道：自度辛勤卅载更，愧于政理失分明。 猿人演进惭多昧，军阀贪私痛久行。 枉历六旬虚用力，尚须多日苦收成。 愿从社会前途想，细绎史篇判浊清。 本是负有盛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进入蒋介石政权之前，本来是一个负在盛名的地质学家。 1889年6月29日，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富户人家。14岁，他考中了秀才。3年后，到上海进了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读书，主要学习法文和数学。1908年，翁文灏远渡重洋到比利时罗文大学攻读理学博士，专习地质、岩石专业。191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成为我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当时比利时的一家报纸惊呼：“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第二年春天，翁文灏回到祖国。他在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分配为农商部地质科签事。 本世纪初叶，中国地质科学人才奇缺，人们对于地质学的重要意义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北京大学因为地质专业招不到学生，竟把原有的地质专业停办了。担任农商部地质科科长的丁文江为了培养地质学人才，把北大地质专业原有的图书、标本一古脑儿借了过来，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改称地质研究所。翁文灏和丁文江、章鸿钊一起，投身于造就一代中国地质学家的教学工作，讲授矿物学、岩石学两门课程。两年后，地质研究所一期研究生班的20多名学生结业，为造就中国地质学家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翁文灏充满激情的序言，至今仍放射着他的爱国思想光芒：我国地大物博，而生息休养于斯土者，不自研求之，自考察之，而坐待他国学者之来游迨，既知考察研究之不可已矣。而必要之知识，相当之经验，又不可不求学于他国之校与他国之师。孜孜研究者数年，劳劳奔走者数百千里，而于本国之地质仍不免于耳食之谈，隔膜之见，此诚未可讳言者也。地质研究所诸生未得更贤于余辈者以为之师，是诚憾事。然而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登泰山而考片麻岩，涉长江而观冲积层，其胜于余辈为学时，不亦远哉！ “到处游踪欣涉跋，试从形迹溯源渊。”翁文灏极其重视野外实地地质调查和室内化验等科学实验。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教师期间，先后同丁文江、章鸿钊带领学生“三年之中从事于实地之观察者，北抵朔漠，南涉鄱阳，往来奔走，而不敢以室内之普通讲义及外人之已得成说自封。”1920年12月16日，甘肃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亡达20余万人。翁文灏闻讯，立即前往调查。当时，银元还不普及，他身上带着纹银，坐上一辆骡车，冒着严寒的北风出发了。由于行程十分缓慢，一路上饥寒交加，长期缺乏营养，赶到震区时已经患了维生素缺乏症，以致脚软得不能举步。但是，他坐在骡车上仍然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我国现代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 地震调查归来后，翁文灏陆续发表了《甘肃地震》（1921年），《甘肃地震的历史记载》（1921）、《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1922）等一系列论文，评述甘肃地震的频度和烈度，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现在看来也相当合理的中国地震分布图，突出大地震和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 翁文灏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卓越贡献，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于1930年出版的《锥指集》一书，有通论，地质学、地震学、矿床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地理学方面的27篇科学论文，基本上包括了他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结晶。 翁文灏曾创立了东亚燕山运动的学说。这一学说阐明亚洲东部侏罗纪和白垩纪间有造山运动，至今仍是中国和东亚构造地质学中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国造山运动也有欧洲阿尔卑斯运动的某些特点，提出中国也有“纳布”构造和“纳布”构造的重要经济价值。本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在“纳布”构造下盘找到了较大油气田，证实了翁文灏几十年前的创见的正确，引起了中国地质、石油方面研究人员的重视。 翁文灏还创建了中国矿产区域论，说明锡、钨，汞分带的理由。他首次提出我国成矿系列的概念以及他对成矿规律的论述，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翁文灏还担负了继地质研究所结束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的领导工作，长达十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在翁文灏主持下，地质调查所积极开展了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许多活动是开创性的，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 地质调查所经费少得可怜，翁文灏对于“全所经费不及农商部欧人顾问”所支付的费用，极为愤愤不平而又无力改变现状。他只得紧缩开支，把十分有限的财力全部用于地质调查。他在任期间，上百人的地质调查所，始终只有两个非专门的人员：一个会计，一个杂务。他从不用秘书，所有的公私信件都是自己缮写，往往一早上写几十封，写得手腕酸痛，提不住笔为止。信写完了，他就到各研究室去考察、指导工作。1933年，所里经费稍有增加，下文江等同事见翁身体不好，工作繁重，劝所里置买一辆汽车。翁文灏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 长时期来，翁文灏就洁身自好。他留学归来时，家道已经中落。1920年前后，翁文灏的亲家、大女儿慧娟的丈夫张悦联之父张寿庸，担任了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张寿庸请翁文灏去做税务差使，说：“这个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也可以有6万元的好处。你去一年，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回来做科学工作不迟。”翁文灏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的生活很简单，用不着这么多钱。”到了1921年，他父亲已经彻底破产。翁文灏上要赡养双亲，下须抚养7个孩子（大女儿出嫁不算），家里生活十分困窘。但翁文灏为了维护地质调查所创办初期同人相约不在两个机关拿全薪的原则，1931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3个月后，当会计科派人把1800元薪金送到他家里时，他竟然分文不受，原壁退回，做了清华学生的奖学金。 翁文灏以一颗赤子之心，站立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前沿，努力奋斗，获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那个时候，他不关心政治，不过问政治，政治却来找到他的头上。可惜的是，找他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黑暗政治，其代表人物是蒋介石。 牯岭之行与武康之难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始于他的牯岭之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昌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 这年冬天，钱昌照每天上午在教育部工作，下午到蒋介石住的地方与蒋一起会客。一天晚上，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并且解释说：“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连忙问：“哪些人可以担任这些工作？你拟一张名单交给我看看。” 十几天后，钱昌照把拟好的一份名单交给蒋介石。接过名单，蒋介石的双眼在四五十人的名字上溜来溜去。他看见在军事方面有陈仪、洪中、杨继曾等，国际关系方面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教育方面有胡适、杨振声、张其昀等，财政经济方面有吴鼎昌、张嘉璈、徐新六、陶孟和等，原料制造方面有下文江、翁文灏，顾振等，交通运输方面有黄伯樵、沈怡、陈伯庄等，土地及粮食方面有万国鼎、沈宗翰、赵联芳等，其中许多人不曾相识，连名字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不住地指指点点，向钱昌照问这问那。然后，在军事方面人名旁边，用笔添了林蔚。他对这张没有宋、孔和二陈的人，也没有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负实际责任的人名单表示同意，又嘱咐钱昌照：“请钱先生和这批人谈谈，再选一部分人和我见面，或者算是讲学吧！”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应邀从北平来到牯岭，与蒋介石相见。他与蒋介石同为浙东人，虽素不相识，但这第一次见面，却相谈甚洽。 翁文灏在谈到国家大局时，言辞恳切地敦促蒋介石说：“政府诚然有保全整个领土的任务。 第192章 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进侵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全国责任，因此愈感恐慌。此为目前存亡所关，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易于集中推动。至于政府工作，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向蒋介石讲起全国自然资源的分布概况。蒋介石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听完之后连声称道：“好！好！”过下一会儿，又对翁说：“翁先生，我要以巩固国防为己任，因此，设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延揽贤才，筹划各项工作。你是国家之栋梁，我希望你能多出主意，给我以实际的帮助。” 翁文灏完全被蒋介石所迷惑了。他天真地认为，蒋介石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和为此礼贤下士。这一错误看法，便成了翁文灏从一个致力于地质事业的科学家落入战犯泥坑的潜在思想根源。 这年10月初，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 蒋介石自任委员长，要钱昌照担任副秘书长，而准备委任二陈的叔父、百分之百的官僚陈其采当秘书长。钱昌照反对陈其采担任此职，面向蒋介石提出异议。 “那么，你看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蒋介石问。 “翁文灏先生可以胜任。”钱昌照的提议，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然而，翁文灏却没有同意。他向蒋介石回复说：“我并无分头接洽各项事务的能力。况且，地质调查所是一个穷机关，我不能脱离这里。”后来，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蒋介石再次要翁文灏出任秘书长，翁文灏仍力辞未受。尽管如此，翁文灏心中却对蒋介石产生了知遇之感。 1934年初，翁文灏去浙江长兴调查油苗。这次调查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翁文灏险些丧命，那是2月16日，春节即将到来，驾驶汽车的司机多喝了几杯酒，行至武康桥上时出车祸，坐在车上的翁文灏当即因流血过多而不省人事。 消息传到北平，翁文灏的一位朋友写信给胡适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真是人世所稀有！”还有一位朋友说：“翁咏霓（翁文灏的字）是50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当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刊出这些溢美之辞时，一位叫“子明”的人写信给胡适，讥笑说他们是“台里喝采”，“互相标榜，未免有点肉麻”。为此，丁文江写了《我所知道的翁文灏》，甚多赞誉，“差不多是一篇身后的墓志”。丁文江此文又引来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封长信责备翁文灏辞官不就，是“放弃了他不应该放弃的责任”。还劝说翁文灏：“不可狃于世俗结习，以为一入仕途，便有‘晚节不终’的危险；而正应上台去移风易俗才是。” 几个月后，从武康之难中康复的翁文灏读到这样的信，不由地很受感动。读者的敦促，蒋介石的拉拢，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期望和知遇之感，诸般因素溶为一体，对翁文灏踏入蒋介石的政权产生了一种推动力量。这时，他对自己“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一贯作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从怀疑到摆过去，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距离。 失足的爱国者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关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然而，一心内战的蒋介石不顾外患临头，大敌当前，亲自坐镇江西，调兵遣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组织反gemin的“围剿”。 翁文灏从北平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以忧虑的心情告诫蒋介石说：“华北将失，勿忘国计。” 蒋介行接到电报后，不日动身北行，在保定停车，于车中约见北平的知名人士。见到翁文灏，蒋介石一再表示说：“政府决不放弃北平。”其实，蒋介石根本没有抗日的打算。 1935年10月，蒋介石约请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同时，被任命力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一时间，这批人被称为“学者从政派”。 蒋介石的目的，不过是利用翁文灏等人的名声，给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装璜门面，欺骗人民。但是，首先受欺骗的是翁文灏本人。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对翁文灏说：“日本内侵愈急，你在南京政府受一官位，以便我们有事随时面商。”蒋介石“为了抗战”的这块假招牌，打动了一颗真正的爱国心。从此，翁文灏正式加入蒋介石政府。这是他失足的开端。 1937年4月，蒋介石派翁文灏以行政院秘书长名义，加入孔祥熙任特使的外交团体，趁赴英国祝贺英王加冕之机，到欧洲历访英、法、德及苏联各国政府人士，探询对中日危机的态度。正当翁文灏在苏联访问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这年9月，翁文灏从欧洲飞返南京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上海。目睹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人民惨遭蹂躏，翁文灏心中充满悲愤。 翁文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为此，当国民党政府移至武汉后，他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9年1月担任经济部长，兼任并入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 蒋介石也已经不满足于只是让学者从政，他还要把可以利用的学者进一步拴住。新组成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各部长中，只有翁文灏、张嘉璈不是国民党员。于是，蒋介石指令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拉入国民党内。蒋介石严词厉色地告诉翁文灏：“我已经向党部正式推荐，因此，你们一定要接受勿辞。”于是，翁文灏成了一名“钦点”的国民党员。 翁文灏就任新职后，立即着手进行建设后方工业基地的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组织战区各地工厂、煤矿拆迁机器，迅速内运，择地重建。尽管翁文灏多方努力，主持人员和技术人员、工人不畏艰险，迁到内地的工厂却数量极少。诚如翁文灏在1937年12月22日《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仁书》中所述：“中国从前太信任上海的外国租界，许多工厂都开在那边，内地许多富人的财产都搬在那边，只图一已的苟安，而放弃了全国的大局。此次战事却使东南富力大半灰烬，政府尽力协助，只搬回了工厂120余家，设备总价约计1万万元，其他许多一时措手不及。” 为解决后方燃料短缺的燃眉之急，翁文灏一只手抓住煤，另一只手伸向石油。他派地质学家孙健初等7人，到甘肃玉门老君庙进行石油地质勘探。为了在玉门油矿钻井，1948年在汉口他还同周恩来商定，调了陕北者根据地两部冲击钻机去玉门钻探石油。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大庆接见石油工作者时，追述了当年亲自批准派钻井队的过程。就是那些钻井队，打出了玉门油田的油井。这个油田不但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而且也成为世界石油地质史上一个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这一非海相生油观点，为全国解放后大庆油田的发现拔除了理论障碍。 翁文灏致力于抗战所需的后方工业建设，虽然得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统区的广大爱国人士、科学工作者和工人的大力支持，仍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些阻力和障碍，完全来自于他所从政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大发“国难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要建造叙昆铁路，与法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磋商借款办法。不料，宋、孔两家死力把持的建设银公司与法国资本家串通一气，无理要求铁路两旁的开矿权。翁文灏拒绝说：“造路与开矿性质不同，不应并为一事。”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矿权，绝对不能帮助造路。”面对如此之个，翁文灏只能摇头长叹。 与四大家族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的行径共存并行的，是蒋介石法西斯特务组织无孔不入的破坏活动。翁文灏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任用了一批有爱国思想和事业心、为人正直、品行良好的高级职员。但这些人连人身安全也全无保障。1942年，章元善、吴闻天、蔡承新等忽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拘捕审讯，翁文灏提出质问，戴笠拒不作答。翁文灏愤慨之极，直趋蒋介石注地，向蒋介石说：“我既不了解军统为什么抓人，也不知道被抓之人有什么问题，无法向人们说清。我面请辞职，望能照准。”蒋介石“王顾左右而言他”，既坚拒不允翁文灏辞职，也不命令戴笠即行释放拘捕之人。翁文灏真是欲于无力，欲罢不能，内心苦不堪言。 翁文灏的高足朱森之死，是他最感痛心的一件事。1942年，在重庆大学任职的朱森，经翁文灏推荐，又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兼任地质系主任。当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一般教授每月配给五斗平价米，算是特殊照顾。恰逢朱森带领学生外出调查之日，两校各发给他五斗米。朱森本人并不知道此事。特务闻讯后，秘密告发朱森“贪污”。教育部长陈立夫竟无理斥责朱森，并以教育部名义命令朱森免职。一气之下，朱森的胃溃疡骤发、不治而逝。 在中央大学饭厅，各界人士为来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示对国民党当局抗议。追悼会那天，饭厅上挂满了挽联，气氛格外悲哀沉郁。 第193章 潘菽教授写的一幅挽联：“在昔唯用折腰事；于今竟犯丧身罪。”矛头直指横行霸道的陈立夫之流。然而，大厅正中的朱森遗像两侧，陈立夫竟派人挂上了他送的挽联，上联说了几句“值得同情”一类的敷衍话，下联却写了“国法难容”等字眼。翁文灏参加朱森追悼会时，看到这一挽联，频频摇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还送这样的挽联啊！” 回到家中，翁文灏以满腔悲愤写下了长达462名句的诗篇《悼朱子元》：“人生自古谁无死，死非其人太可怜。五斗折腰古所耻，君负此名真歉然。真诚朴俭人皆晓，枉死无境太倒颠。。。”这首长诗，可说是翁文灏用血和泪为朱森写下的悼文。1946年，他在重庆出版诗集《蕉园诗稿》时，收入此诗公开发表，以鸣不平。 翁文灏在重重混乱与阻碍中，勉为开创抗战时期的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经济建设尽力。他满心以为为国家增加了抗战实力，却不知大部分化为了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资本。翁文灏对此并无觉悟，蒋介石却看到了翁文灏对自己的特殊用处，进一步加紧了对翁文灏的拉拢。1944年11月，蒋介石利用翁文灏在美国人眼中的学者身份和清廉名声，委派翁文灏兼任直接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战时生产局局长。蒋介石的这一招确有妙处，既堵住了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成风的指责，义为自己捞到了一批批美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又封给翁文灏以挂名不作事的行政院副院长头衔。同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举行，中委名额激增，蒋介石也把翁文灏拉入中委会。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翁文灏们心自问，引以为荣的是在国家民族生存存亡之际，他个人尽了一份力量，他的家庭也作出了牺牲。一年前，他的儿子翁心翰率领机队在桂北兴安上空与日军作战，不幸被日军击伤机身，在三穗坠机身亡。想到仅仅结婚一载就献身国家的儿子，翁文灏不禁者泪纵横，挥笔写下了《追哭翰儿》，其中两首写道：渝城到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 完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拚命捍防城。 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 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战后辞官，是翁文灏久存于心的念头。因此，抗战胜利不久他就接连5次向蒋介石呈文辞职，申明“原为对日抗战而加入政府任职，自当为抗战告竣而告退”，坚请辞去政府本兼各职。他本想脱卸政务后，往欧美各国考察一番，重新回到心爱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中去。但是，行政院长宋子文坚持不允，蒋介石也只同意他辞去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的职务，保留行政院副院长名义。 出国考察既不可能，翁文灏就另作它想。他想组织一个中国石油公司，自行出产油品，于一点实事。1946年6月1日，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江西路131号宣告成立。翁文灏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利用各地旧有的基础，将甘肃油矿局、东北抚顺炼油厂、高雄炼油厂、嘉义溶剂厂、台湾油矿勘探处、四川油矿勘探处、新竹研究所以及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台北、青岛、天津、沈阳、兰州、重庆等十多个营业所，一并纳入公司之中。翁文灏意欲向企图垄断中国石油事业的美孚老板们争一席之地。由于当权者的阻挠，自产油品的事没有办成。 1947年4月，国民党行政院改组，张群继任院长，翁文灏乘机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但又受蒋介石之命，专管资源委员会。 此时，翁文灏已经在蒋政权里从政十年之久。十年从政，他并没有认清蒋介石及蒋政权的真实面目，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蒋介石大好内战，太弄权术，偏重内争而对外屈辱忍让。但是，他仅仅“认为可惜”而已。十年来，他亲历目睹国民党各派，如宋、孔派、政学系、复兴社等等，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明争于朝，暗牛于野，为害甚烈。然而，他并没有与这个腐败没落的政党脱离的决心。结果，翁文灏不但未能从蒋政权中拔脚，而是愈陷愈深。 滑人战犯的泥坑中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出席的“国府委员” “一致通过”蒋介石所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翁文灏在其中充当了一个角色。 第二年初，中国石油公司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为满足蒋介石打内战的急需，以2444万美元巨款，向美国政府订购军用石油。在这一活动中，翁文灏不能辞其咎。 如果仅此而已，翁文灏自然不会进入头等战犯的行列。我们是不相信天命的。但却相信有一些事情，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人的处境。翁文灏便是如此。蒋介石把翁文灏“拉郎配”式地推上行政院长的“宝座”，这像一个正在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下滑动的行将落水之人，又被已经落入水中的人死死拽了一把，一下子深深掉了下去。 从1948年6月至11月，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长虽然只有短短的5个多月，但是却犯下了两大罪行。 其一，翁文灏直接参与了蒋介石所谓“戡乱”的内战。这年7月中旬，蒋介石将陶希圣执笔的反共讲演词交给翁文灏去播讲。当时，翁文灏曾向蒋介石推辞过：“此稿是蒋先生的口气，还是蒋先生自讲为好。”蒋介石点点头，笑道：“我自然会讲。但你是行政院长，你也该讲。”在蒋介石屡次催问督促下，翁文灏以行政院长名义。于7月24日在南京电台上向国内外发表坚持“戡乱”的广播讲话：“我们必须把全国的力量集合起来，以担负我们戡乱救国的神圣任务。” 翁文灏发表这一广播讲后的真实背景，是国民党政府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不使岌岌可危的国民党统治彻底垮台，正在策动以李宗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出来进行国共和谈。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继续主战的死硬派却因此发生恐慌，所以蒋介石又一次把翁文灏推上前台扮演反共到底的角色，借以给李宗仁等人施加压力，给主战派打气。 果然，在翁文灏发表广播讲话的同一天，李宗仁正式辞谣称：“任何人相信谣传都是无道理的，现在并无和共产党谈判的基础。” 其二，翁文灏直接参与了筹划蒋介石政权的所谓财政会融改革。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临时条款》授予的特权，宣布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伪金圆券，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同时实行暴力“限价”，强制收买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对人民实行进一步的掠夺。 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之日，正是国民党政府到了山穷水尽之时。物价飞腾，财政破产，巨大开支无款可忖，中央银行外汇告罄。 蒋介石看到内战已经到了严重关头，不顾人民的死活，连连命令翁文灏等人想尽一切办法，赶紧搜刮现金，以供反gemin的内战急需。财政部长王云五提议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并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商定具体办法。翁文灏对于财政金融并无专门知识，处此急需之时，“病急乱投医”，他即与王云五向蒋介石报告改革办法。 蒋介石闻之大喜，立即宣布实行。结果，蒋介石通过这一敲骨吸髓的掠夺，从人民手中抢走了3亿7千多万美元的金条、银元和外币，而四大家族却已先期把他们握有的外汇存放到外国去了。到了10月上旬，国民党统治区有20余大中城市爆发大规模抢购风潮，伪金圆券随即急剧贬值，物价更形暴涨。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告原“改革币制”计划全盘破产。蒋介石在经济上遭到致命挫折的同时，军事上也遭到了惨重失败。蒋介石在东北亲手丢掉了3个机械化兵团之后，于10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蒋介石一下飞机，立即召集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 这时，翁文灏的心情比蒋介石更阴郁，也更悲观。简直可以说，他的心情已经达到了彻底失望的顶点。不过，他终究和蒋介石不同。他与蒋介石的最大区别之一，恐怕就是他不但看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完全失败，还勇于承认自己个人的完全失败。他无法再继续在行政院长的位置上干下去了。尤其是他亲眼看到了“金圆券”是“杀(又鸟)取卵”，使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更加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他始料不及，他痛悔异常。 痛悔之余，翁文灏终于决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一抉择，尽管不是他与蒋介石最后的分道扬镳，也无法改变他应负的罪责，但却称得上是悬崖勒马！ “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长辞职了1946年，11月，蒋介石违背政治协商会的决议，单方面召集伪国民大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伪宪法。从此，蒋介石公开践踏中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愿望，进一步发动全面内战。 一年多后，蒋介石于1948年4月又举行伪国民大会，自选为总统。同时，蒋介石又玩弄手段，使伪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加强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独裁统治。 依照伪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应由总统提出，经立法院表决通过。 第194章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为此进行的激烈争斗，把蒋介石提政学系的张群任行政院长的预谋搅翻了。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会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天中午，蒋介石约系、政学系、朱家驿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聚到黄埔路官邸举行午餐会。 “醉翁之意不在酒”。何况，蒋介石本人并不喝酒，他所举行的宴会上，也从不备酒。蒋介石名为“征询”在座诸位关于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入选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意是从，不能有所异议。 席间，蒋介石首先提到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我想就张岳军（即张群）、何敬之（即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家表示意见。” 久之，席上竟无一人发言。又过了一会儿，黄宇人起立说：“何以不提胡适之？” 蒋介石听后，面色阴沉地说：“书生不能办事。” 席上的空气一时僵住了。半晌，赖琏战战兢兢地小声说：“我赞成何敬之先生。” 蒋介石点点头，又连忙摇着头说：“他要负责军事。” 至此，蒋介石的意图大白，就是要在座诸位赞成张群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见再无一人发言，等得实在不耐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宣布表决：“造成张岳军同志的请起立！”“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一见喜形于色：“好，好，请坐下。”蒋介石满以为这样一来，他的旨意就已贯彻下去了。谁知，十几天后竟然挨了当头一棒。 5月20日，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在国民大会堂宣誓就职首任总统。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的全体立法委员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板着面孔说：“我准备提张岳军同志为行政院长，希望大家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支持。” 蒋介石训话后，随即离席而去。谈话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继续进行。这时系的立委一致主张用投票的方式试行选举，以其结果供蒋介石作参考。吴铁城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借此来反对张群组阁，因而主张投票后不要当场开箱检票，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将投票结果提出报告。但是，参加投票的立委坚决要求当场开票。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此情形，一气之下，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决不就任行政院长。何应钦进退维谷，只得步张群后尘，也表示不任此职。 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震怒异常，而又无可如何。不得己，蒋介石决定另拖一个人出来充任行政院长。 5月23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让翁文灏到黄埔路官邸面谈要事。见面后，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翁先生，依照宪法我有提任之权，乃组织部（派）范围的立委反对张群，又并未预先得到本党总裁的同意，就在党部开会试行投票，这是违宪越权的行为，我决不能承认。”蒋介石恨恨地咬咬牙，喘了一口粗气，放缓语气说：“你向少派系关系，因此，我决定提议由你担任此职，请你不要推辞。” 翁文灏毫无思想准备，怔了一下才忙说：“蒋先生这一提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个性与才干都不能当此政务地位，决难勉任。” 然而，蒋介石主意已定，不管翁文灏推辞与否，即于次日径向立法院提任通过，由翁文灏任行政院长。 翁文灏在极度惶恐之中，同意“暂时试任”，并于6月4日走马上任，组成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行宪内阁”。他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已久，却对这次担任行政院长极不情愿，但又不敢坚持不受，一走了之。同时，他还存在一种“顾全大局”的心理，怕自己坚辞不受，使蒋总统与立法院争执的僵局更难解决。在他的内心深处，与蒋介石政权包括蒋介石本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5个多月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日益分崩离析。当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到翁文灏递交的辞呈，知道翁内阁是拖不下去了，便不再挽留。不过，蒋介石还留了一个尾巴：“翁先生，我们共事多年，相处甚久，以后还需要你多多帮助。”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翁文灏回到祖国后，因为年迈体弱等原因，不能回到地质工作中去了。 但是，他每天在家中读书、写作、会客，仍然很忙碌。 他还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务，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晚年的翁文灏，时时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所激动。1961年，他已72岁高龄，仍积极参加西北视察，对包头白云矿和稀土矿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文章中，肯定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之一。十年动乱初期，翁文灏被“造反派”抄了家。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见到了他，握着他的手说：“翁老，我们没有保护好你。”这件事，翁文灏记在心，深为周恩来代表党和国家给予他的关怀所感动。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临终前，翁文灏留下遗嘱。他在遗嘱中他再一次追述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对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寄予无限期望。 第四节卫立煌归来纪实丢失东北的替罪羊 第二位回归的国民党大员是原东北“剿总”总司令、国民党“五虎将” 之一卫立煌。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县昙卫杨村，祖父是一个贫农，父亲原先也在家务农，后来在合肥县衙门当册书。 辛亥革命爆发，年方15岁正在村内义学读书的卫立煌剪去了辫子，响应召募，到安徽庐州军政分府的队伍当兵。此后，长期不离鞍马，不叹“髀肉复生”。他曾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排长，旋在粤军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参加了东征、北伐，勇谋兼备，青云直上，在“安内”、“攘外”的沙场上都立有战功。皖西大别山丛有个“金家寨县”，而在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却叫“立煌县”。那是因为1932年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区时得了势，蒋给卫的最高精神奖励（蒋的批文是“金家寨县准称立煌县”）。1938年初冬，国共合作，在山西五台山麓组织了一次抵抗日军南下的“忻口战役”，卫是该战役的最高指挥官。 抗战后期，为开辟“史迪威公路”，卫立煌曾率国民党军队远征。1949年，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的惨败，从根本上说，不是谁指挥不得力的问题，而是发起这场内战“不得人心”的问题。蒋介石笃信王阳明哲学，总是对“心”与“力”，即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如何才能取得一致这个根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硬把该战役失败的责任一古脑推卸在卫立煌头上：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贻误戎机，下令撤职查办，以为奉行军令不力者戒。 逃港途中被蒋扣留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以后，孤独的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此间，除傅作义常与之晤谈，很少有人上门。 这时蒋介石匆匆忙忙飞往徐州，去作保卫南京外围——黄淮平原最后决战的准备去了；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害怕东北的解放军即将入关，谁也顾不上去注意他了。他就乘着这个混乱的机会，自己包了一架美国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由北平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夜，次日又由上海飞往广州。行前没肩通知过别人，只给吴忠信发了一电报，说他要离平南下。 到了广州以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准备逃往香港。由于卫立煌本来有个对蒋介石不买帐的毛病，这次他们一家由北平到达广州，没有受到阻碍，不免有些粗心大意。进了爱群栖店以后，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排场很大，在旅客姓名登记本上，是用卫立煌的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登记的。哪里来的这么个卫道然，到了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的房间？他们这些人绝大部分又穿着军装，佩带了手枪，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保密局的特务就化装茶房前来探询。卫立煌自己和夫人、儿子住在爱群酒店的九层楼，其他人员住在较低的层次，卫立煌从第九层楼打电话给下面的青年副官，让他先到香港准备寓所，没想到这些话都被保密局的特务窃听去了，逐级向上报告，说：“卫立煌到了广州，要往香港逃跑。” 这时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也发现北平和南京均没有看见卫立煌，一听到他到了广州，便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同时叫广州的特务们严加监视，不要让卫立煌活着跑掉。蒋介石闻知此事，即密电广东省主席把卫扣留。广东省主席即派宪兵和特务，将卫立煌所住的一层楼围住，跟着让宪兵团长出面，请卫暂庄沙面卫的老部下某人的花园楼记内，外面由宪兵把守。 第195章 接着由南京派来飞机一架，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 当时跟在卫立煌旁边的有二、三十个部下，看见监视在四周的特务们样子实在可恨，有的主张拔出手枪来拼一场，让卫乘乱逃脱，上那珠江边的轮船，或乘汽车由小路去香港。他们都知道卫立煌青年时期在广东打了几年的仗，熟悉道路，公推卫道然去征请父亲同意。卫道然是卫立煌的小儿子，幼年丧母，一直跟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的，自幼就由乃父教会使用枪支，这时虽然只有16岁，已是很高明的射手，平时和卫的随从人员很是投契。他把这些老部下的主意告诉卫立煌以后，卫立煌说：“不可轻动！开火必有伤亡，你就是神枪，寡不敌众，白流无辜的血，也是无用。我回到南京，他不敢拿我怎样，你要好好劝解大家。”次日卫立煌带着夫人及两名随从，乘专机飞回南京，留下的家属和随从人员撤到沙面旅馆内。 被幽禁南京住宅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他自家的住宅，门外已经来了一排宪兵，岗哨密布。卫的随从问：“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宪兵们回答：“我们来保护总司令。” 卫立煌前脚踏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到了，装扮成挺恭敬的样子和卫立煌见面，随后向卫宣布蒋介石的面谕：“你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以前，不许出门，不许和任何人见面，不许通信、通电话。” 自此，卫立煌就失去了自由，电话线被掐断，卫宅和外界完全隔绝。 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是卫立煌的同乡、老朋友、老前辈，卫立煌初到广东时在吴忠信部下当兵。他过去是蒋介石的盟兄，现在是蒋介石总统府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对蒋很有影响。他认为卫立煌到东北是蒋介石亲自说过责任不由他负的，怎么现在又对他禁闭呢？跑去问蒋，蒋推不知道，吴忠信又询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到卫家去呢？”张镇惶恐不知所措，也没有回答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所以幽禁卫立煌，关键在于丢失东北数省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 国民党军队如此惨败，是国民党前途不利行将崩溃的一个显明预兆。对于一些吸尽民脂尽膏、富贵尊荣的达官贵人来说，对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来说，真是惶恐悲哀至极，他们在南京鼓噪起来：“杀卫立煌以挽士气！” “杀一儆百，为丧师失地者戒！” 这一股喧闹来势汹汹，看样子，蒋介石确实想枪毙他所不喜欢的卫立煌，发泄自己大打败仗的怨怒。要把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卫立煌身上，让卫立煌成为自己的一只替罪羊。但是蒋介石手下也有人看到：卫立煌杀不得。如果和战失利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从现在整个形势来看，还有谁敢带兵打仗？卫立煌跟蒋介石30年，出生入死，立过不少汗马功劳，国民党全部军队有很大部分受过他的指挥，很多军官都和他熟识，有交情，现在明明不听卫的意见而失败就要杀他，将要引起很多军人离心离德，没有好处。蒋介石虽然恨卫，觉得这种意见也有道理，只好暂时不杀卫立煌，把他幽禁起来，先让他背着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家不但外边有宪兵包围，里面也钻进来十来个歪戴帽子敞开领口的保密局便衣特务。这些特务升堂入室，占了客厅当卧房不算，还嚷着要上楼，要把铺盖搬到卫立煌和卫夫人的套房外间来往。这时卫的上校副官丁志升出来交涉，坚持拒绝他们上楼。丁副官说：“楼上住着两位年轻小姐，你们上楼不方便。至于要进卫先生和夫人的套房外间，那就太过份了，我们身上的手枪都尝过人血。卫先生身上还佩着手枪，他的枪法杀你们像玩儿似的，不费事。他的脾气发作，你们先要出血，他也可以以自杀来抗议，将来总统追究责任，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特务们看见讹诈失败，只好不再谈上楼的事。从此卫宅逐渐变成这么一个阵线：卫立煌身外包围了三层人物，最外层是宪兵，中间是特务，最内层是卫的多年随从，还有从外地特意赶来保护他的。 睡到半夜，楼下鼾声如雷，没有别的声音了，卫立煌悄悄起来，在一个箱子里，找出一包他珍藏多年的心爱东西，走进卫生间。他揭除一层一层的包裹和锦盒，在微弱的灯光之下把这些东西仔仔细细地看了再看，读了又读。。这是40多封信件和十几张照片，有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有和朱德总司令在山西前线的留念；有笔走龙蛇的狂草，那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有规规矩矩的正楷，那是林伯渠所写“黄河保卫中原，先生保卫黄河”的勉励之词；还有其他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信件，其中多数还是朱德总司令亲笔写的信。这些信凝结了珍贵的友谊，表达了浓厚的情感。这些大公无私的革命志士、真心救国的英雄豪杰曾经鼓励和指引过他。这些照片和墨迹都是应当送入历史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卫立煌精心地保存了10年，到了今天无法再保留下去了，在夜深入静的时候与它们一一告别，付之一炬。 特务们一夜没有上楼，到了第二天早晨阳光照到楼上的时候，特务蹑手蹑脚沿着楼梯轻轻爬上来，在卫氏夫妇居住房间的房门钥匙孔中，往室内窥视。旧式门锁的钥匙孔比较大，在室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钥匙孔中有一颗眼珠在滴溜乱转。卫夫人看了觉得害怕，等这个窥视者离去之后，问卫立煌：“他们老从钥匙孔里往里面看，是什么意思？” 卫立煌说：“这个意思你不懂？这是因为这些特务都是些年轻人，还不认识我，要是一天上面命令下来，叫他们执行任务，他们怕枪打错了，报不了功，领不到赏，所以一个一个都来看一下，验明正身。” 卫夫人听了这些话，看了一眼桌上放着的手枪，床上藏着的手枪，卫立煌身上揣着的手枪，手里捏着的手枪。卫立煌向来喜欢收集各种名牌手枪，现在都拿出来用以自卫了，实在紧张极了。卫夫人想到张学良从前也不过说是软禁一下，一软禁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我们今天到这一步，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以前官盖如云车水马龙的卫公馆门前，出现了十分寂寞的景象。但是仍然有些不避嫌疑不怕沾惹是非的老朋友和老部下，要求进来看看卫。有的没开口便被宪兵挡驾走了，有的交涉半天也进不了大门。其中有一个关麟徵，黄埔一期学生，飞黄腾达比较早，已成为兵团司令级的将领，也没有闯进来。关麟徵在一怒之下把他自己佩挂将军领章的军装上衣脱下来丢在地上说：“凭这个都进不了这个门，这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不要它了。” 有资格自由进入卫立煌家中不受阻碍的只有一个参谋总长顾祝同，顾祝同来了之后没有别的事，只是叫卫快作准备，到台湾去。这时淮海战役己近结束，蒋介石几个精锐兵团相继被歼灭，最后一点本钱快要输完了，南京高级官员纷纷收拾黄金美钞和细软之物，飞往台湾。凡是不打算逃往台湾的大宫都被认为想投降共产党，特务们要进行暗杀，一个不留，顾祝同自己家里东西已经搬完，连一床锦被也没有留下，他现在秉承蒋介石意旨并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劝说卫立煌快走。卫立煌听了这话，不置可否，只是带他进入卧室先去看看卫夫人韩权华。 这正是韩权华休克躺倒的第3天，3天没有吃什么，奄奄一息，正在抢救。从她极度衷弱的病容上可以看出她的病情非常严重。顾祝同说：“横直是不行了，让她留在这里，你自己先走吧。”卫立煌说：“这样的病人能够长吗？我看她是活不了，等她死了，办了后事，料理一下就走，要是能够活过来更好，我带她一起走。”顾祝同见她面色像黄蜡一般，呼吸微弱，像个快死的人，医生也说病情严重，好歹很难说。顾祝同没说什么就走了。 特务们不管这些，按照他们上级的指示，要对不去台湾的大官进行暗杀，决不留情。说也侥幸，12月25日解放区电台上公布了战争罪犯名单，在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当中，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第13名。这就帮了卫立煌的大忙，使反动派最担心怀疑他“通敌”者，不能自圆其说。在特务看来，你敢不走？共产党来了也饶不了你。从此之后，特务们对于卫立煌的监视似乎有点松懈，听任他去抢救韩权华。 淮海战役的干净利落，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相继被歼灭；守在徐州的杜幸明、邱清泉非常天真的等待解放军在四郊合围。那么他们就能在空军配合之下，凭着钢骨水泥的工事和机械化队伍对解放军来一个大歼灭战，发挥最猛烈的火力，把来攻者杀光。事实上他们的梦想完全落空。徐州紧紧被围，完全孤立，城里没有吃的，蒋介石只好下令撤退，几十万人夺路而走，到了徐州以西的永城全部被包围，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毙，蒋介石所依靠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完蛋。在这种情形下，全盘战争的胜负已完全定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没法挽回，只好改变策略，演出另一幕丑剧，他自己宣告下野，退居奉化，让李宗仁出来当代总统，高唱和谈，企图用这种办法拖延时日，苟延国民党的统治。 李宗仁下令撤走宪兵李宗仁登台宣称要采取几项进步措施，一新耳目，改变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不良印象。其中比较迎合群众心理也比较容易做到的一项就是释放政治犯。1月24日，李宗仁代总统特饬行政院，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 第196章 这时候蒋介石本人虽然走了，但是实权并没有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想释放政治犯也释放不了。比如李宗仁有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意思，蒋介石连理睬也不理睬。李宗仁释放不了政治犯，但是他的有限权力也允许他做一件好事，就是下令撤走了卫立煌住宅外边的一排宪兵，把截断多日的电话线又给接通了。 1月25日，卫家的电话铃声又叮叮地响了，拿起电话筒一听，第一个打电话来的仍是代总统李宗仁自己。这位代总统在电话中对卫立煌说：“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手令恢复你的自由。” 卫立煌连忙道谢，表示对代总统的感激。此时卫立煌听说他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了，樊笼拆除了一半；但是大门以内的特务仍然没有走，仍然在执行监视任务，这些特务说他们只只命于毛人凤，在毛人凤没有给他们以新的指示以前，他们不敢擅自撤离卫宅。所以卫立煌在电话中要求和李宗仁见一面，并请李宗仁派人派车来接他。片时之后，代总统的车子来到，车上坐有总统的参军，卫宅里的特务不敢阻挡，卫立煌便被接到傅厚岗李代总统的官邸中去畅谈一夜。10年以后，李宗仁在美国口述其生平历史，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唐德刚帮助他笔录而成为《李宗仁回忆录》一书，其中记有卫立煌被“释放以后，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一段。《李宗仁回忆录》可议之处不少，但对于国民党在东北战败的经过和原因写得还是客观公正，描绘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本书中写道：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 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今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射，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卫立煌和李宗仁畅谈之后回家，看见在他家中的特务还在那里。不过在门外的宪兵们撤走之后，形单势孤，色厉内茬，神魂不定罢了。 门外没有宪兵，绿衣送信人就敲门而入，特务们拿到信件乱拆一气，随便看看又随手扔了。其中有一封信是江北第一大丛林扬州高■寺某长老写给卫立煌的。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之役，击退北洋军阀孙传芳，曾经驻扎在这个风景优美的第一大丛林里，与这个高僧结成了朋友，如今这位和尚听说卫立煌兵败回到南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建议他重来高■寺玩玩散散心。特务们看了之后，叫女仆把这封信送往楼上，并说“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卫立煌看了这封信以后心中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借用和尚名义劝他渡江，这时长江以北完全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江就到了解放区。这个写信的朋友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是这时江防严密，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望江兴叹。 李宗仁在接见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时，把释放卫立煌的事当作他的一项德政，告诉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和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三位校长离开傅厚岗李代总统官邸之后就来到卫立煌家，探访这个重新获得自由的老朋友。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卫夫人韩权华的五姐。梅贻琦和卫立煌有连襟的亲戚关系，袁敦礼和韩家也沾一点亲戚关系。他们到了卫家便直接上楼，进入卫立煌的房间。寒暄之后，校长们就很关心地询问卫：“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卫立煌：“顾墨三（顾祝同）正在逼我去台湾，我不想去。” 梅贻琦说：“当然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你不像我们，我们只有跟国民党殉葬了，没有办法。” 袁敦礼说：“你为什么不跑呢？” 卫立煌说：“楼下还有几个特务守在这里。。” 顾毓琇说：“这些人还不容易打发？这是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守不住了，他们不想逃跑？我看啦，送几个旅费就打发走了。” 三位校长刚走，一个短小精悍、满口江北口音的汉子，昂首走进大门，略事招呼卫的随从，径直跑上楼去。此人乃是在北伐前就和卫立煌熟识的李明扬。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寒暄了几句以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卫立煌：“坚决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先生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一定要下你的毒手！” “那么你认为怎么办好？”卫立煌问。 李明扬附耳说：“快逃跑，外边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了危险。现在整个京沪沿线都有新四军，一路平静无事，你乘汽车到上海，只要上了外国轮船，就算脱了虎口。” 李明扬走后，卫立煌先和韩权华商议，然后又全家商议，订出逃跑的计划。吸取了前次在广州对蒋估计错误的教训，拟定了完整的脱逃方案，设想在哪些地方会遇到危险，考虑了应付这些危险的对策。 第一步准备工作是让张学诚副官向特务们发动进攻，压一压他们的气焰。这个张学诚副官从北伐以后，跟随卫立煌20多年，此时已经升至上校，也是一个身经百战、临阵骁勇、枪法娴熟的人。此时乘着李宗仁撤除宪兵的风势，在盛气之下去找特务领班说话。他开言道：“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出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走？想在此地捞什么油水！”特务们见宪兵走后，人单势孤，本已心虚，见此架势更是心慌，硬着头皮说：“我们也听上级命令行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的，没有命令怎么敢撤离。” 张学诚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军人？ 总司令已说，限你们4小时撤走。老子们打日本还不怕，枪林弹雨都经过，难道还怕你们？我一个人一发火就能把你们全都撂倒，你信不信？” 特务们住在卫家多时，对于卫家的随从都已熟识，知道从厨房里的大师傅到勤杂人等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副官和卫士更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射击手。特务领班衡量了一下力量的对比，他们10个顶不上卫宅3个能打的，要是冲突起来，自己要先送性命，立刻回答：“大家都是吃公事饭的，有事好商量。”这么一来，特务们都搬到一间汽车房里去住了，同时向某处上级请示。卫宅有几个汽车房，这是一间离正房较远的，把特务们挤入此处，就有活动的余地了。 第二步准备工作是试用汽车。司机借故把停放了多时的汽车开出去溜一圈，看看汽车有没有毛病。试验结果很满意，司机回来不动声色地将汽油加足，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完。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阴历除夕（1月29日），蒋山青，秦淮碧，曾经做过六朝都会的南京城，向来都有热热闹闹过春节的风俗。每个家庭都要办些丰盛的食品，团聚全家的成员，共进春酒，预祝明年一切顺利。但是今年的卫公馆里，人家不像人家，冷冷清清，谁都无精打采，个个长吁短叹。到了这天晚上8点多钟，厨房里还没有开出饭来。剩下8个住在房里的特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得百无聊赖，有4个家住南京的特务自行离去，回到自己家中和老婆孩子共吃年饭去了。最后乘下4个特务都是江北人，回不了家，也无处可去，等着开饭，可是厨房里到了九、十点钟还没有动静。不要说没有酒菜，就连平常的饭也没有开出来。他们饿得难受，自己叹息：“这一行真他妈不是人干的，”这时就由唱白脸的丁志升副官乘机和他们攀谈：“在家千里好，出外一时难，人总是家里过年合适。这个时候，能够和老老小小在一起，就是穷点，也比一个人在外头混强。” 特务说：“我们也是这样，谁愿意在外面过年？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共产党来了活不成；共产党不来，上面一不高兴就枪毙，也不是人过的日子，在外边死不如回家死，回家死骨头还能葬到祖坟里。” 丁副官说：”为什么不像你们那几位弟兄一样回家去呢？” 这4个小特务说：“不瞒你说，我们混到今天，混得买一张车票的钱都没有。” 丁副官看见这4个小特务的确没钱，就答应帮忙给他们筹钱买车票，并且想法子代他们找几个零花的。这样丁副官和他们最后达成协议：特务回乡。一直到11点才开出晚饭来，特务们吃完饭马上便走了。 大年初一伪装出逃特务走了之后，卫立煌才算解除了束缚，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他们全家行动起来，看看附近有没有暗藏的特务，出门有没有人盯梢，卫立煌自己也进行化装，穿上蓝色棉袍子，头戴瓜皮帽，围上蓝围巾，足登老棉鞋。最重要的是在脸面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留了几十年的一撮胡须剃掉了，并且带上了眼镜，太阳穴上贴了一张头昏膏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20多岁在粤军当营长时，人称“小营长”，有轻视他年轻的意思。他为了表现老成，从那时起就留起了一撮胡须。从此，这一撮胡须便成了卫立煌的特征。今天，他打扮成这个样子，让人看了怎么也联想不到是卫立煌。到了夜间4点钟，卫立煌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战阵的亲信随同，另外还有一个到上海为他安排住处落脚的多年友人朱映霞女士，在夜深人静当中缓步走向他的汽车。 第197章 上车后，卫立煌问道：“都准备好了吗？” 在车上几个全副武装的随从都回答：“准备好了。” 这是卫立煌的口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马达轻微一响，即刻转动，卫平素喜爱汽车，所以他的汽车性能最佳，总保持在最佳状态。汽车开出门口，凡是知道这一行动的旧部，都肃立在车旁，目送卫立煌上路，并且祝愿他一路顺利。这也许是最后见面了，卫立煌不觉热泪盈眶，挥手和这些多年共生死的部属告别。 汽车一出门，经过儿条大街，即直奔公路，向着东方驶去。在平常的年代，按照旧风俗，元旦尚未天明之际，是市民们酒醉未醒，燃放鞭炮，忘其所以，或者是打了一夜麻将牌、倦极欲眠的时候；现在兵荒马乱，正在天翻地覆的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或无限欢欣，或悲痛欲绝，家家关门，户户紧闭，显得十分沉寂。此时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最害怕的是解放军强行渡江，沪宁一带的一些队伍都摆在沿江一线，非常恐惧地注视着烟波浩森的江面上的动静，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看见是高贵的小汽车则更不去注意。后来汽车到了镇江以东，路上车马喧闹，行人擦背挨肩，卫立煌的车子无人查问，到了华灯初上之前，很顺利地进了上海市区。 这时上海也是乱纷纷，汤恩伯的队伍集中上海，骗人的说法是“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是争取一段时间，保卫上海这个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及其它各种值钱的物资尽皆抢窃运送台湾。特务们此时在上海也准备要暗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先生等等，对于计划以外汽车中人则无暇多管，所以卫立煌的车子安然开到上海市区中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朱映霞女士是什么人呢？她的丈夫江先生原是卫立煌的老部下，朱映霞自己则是卫立煌前妻朱韵珩青年时期在镇江崇实女校就读时的同窗好友，一向往来频繁。1939年，卫夫人朱韵珩因医疗事故卒于成都，朱映霞见卫立煌远在洛阳，她好友的子女幼小无人照顾，便在成都卫宅帮忙照顾过一个时期。1946年底卫立煌与韩权华远游欧美，又请朱映霞帮助看家，朱映霞实际上成了卫府上主持家务的负责人。卫立煌的汽车所开到的朱映霞的亲戚家，这是一所很宽敞的资本家的住宅，除去尚有一位老先生留守，其余的成员都已去香港，房屋空闲着。卫立煌暂时就在这里待避，同时由他的随从到码头上去买船票。 南京的卫公馆里，在元旦这一天，一切和平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个家庄南京的特务放心不下，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摇摇摆摆地来了，察看这里有何动静。丁副官听见电铃响前去开大门，这个特务和送报的同时进门，丁副官连忙招呼特务请坐喝茶，同时拿着报纸向女仆高喊：“报纸来了，送到楼上总司令那里去。” 这个特务见到卫家安安静静，总司令还在楼上看报，就放了心，没坐稳就走了。 这天上午，卫立煌的长于卫道杰和平常人家的青年一样，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到电影院看电影，遇到另一个昨晚回家的南京特务，点头问好。这个特务问道：“总司令好？” 卫道杰说：“很好，没事。”这个特务看到卫道杰悠然出处看电影而总司令又好，想必无事，就没有再来卫家。 下午3点，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此时卫立煌不在，只好由卫夫人韩权华接。吴忠信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韩权华回答说：“我们正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和老太太一齐走，现在自己到芜湖去接老太太去了。”吴忠信知道卫立煌事母至孝，抗日战争期间曾把她接到成都，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太太思念故里，回合肥去了。现在卫立煌去台湾要接她同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吴忠信就没有再问。 不久，卫家的汽车由上海开回来，司机报告韩权华说：“一路平安，没出事情，船票也买好了。”当晚韩权华料理家务，让司机好好休息一夜，到了阴历初三的早晨，卫家的汽车再一次驶往上海，韩权华也告别了南京城。卫夫人到达上海，卫立煌和她分头登上英国轮船，他们就算安全脱险，此时就是国民党特务发现，也不敢到外国轮船上捉人。不久，轮船启航，次日驶过台湾海峡，卫立煌和夫人庆幸，他们现在已经从罗网中飞出来了。致电毛泽东他们初到香港，用了假名字住在旅馆里，不敢出门。后来找到韩权华一位亲戚，是个当医生的，正好其寓所的楼上有一层楼房要出租，卫氏夫妇立刻租下这层楼安居下来。进出不敢走正门，凡有客人来访，都要先在后门上的了望镜中看一看，必须是认识的人才开门，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在香港非常猖獗。 卫立煌就这样韬光养晦在香港当上了海外寓公。他对于国内的时局变化仍然非常注意，一连写过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守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头，就要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很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兜风去了。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像日本人，都没有留下姓名。”正立煌一想：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像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号贵岩），就立刻到铜锣湾去访问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5年他曾帮助卫立煌制订远征军收复滇西松山的战役计划，平日无所不谈。现在他从大陆上尚未解放的地区来此，一定带有不少那些地方的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寓所，杨杰也不在家，只好给杨杰留下一张纸条。杨杰见了条子预备再来找卫，尚未出门，又有两个人来找杨杰。这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给他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见杨杰的面。杨杰看见信封上笔迹像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这两个人进去。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射击，又复对准脑侧开了一枪，当场把杨杰打死于藤椅上，当时杨杰若是再到卫立煌家中去了，当天可以不死；卫立煌这一天若是久留杨寓，说不定也受波及。 卫立煌鉴于他的好友、思想接近的杨杰的受害，感到香港不是安全的地方，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和别人来往。他订了数十种报纸和杂志，不断买些新书，特别是北京出版的新书，每天在家中细细阅读，重要之处还加以圈点。“民革”的同志中有人了解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得不错，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他说他现在去还不是时候。如果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可以把他自己打败仗应负担的全部责任轻轻推卸到卫的身上，这样反给了蒋介石以反宣传的材料。卫立煌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非常兴奋，广播听了又听，报纸看了又看，政治纲领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人才尽皆一时的俊杰。想起11年前到延安和毛泽东主席见面，想起多少次和朱德总司令彻夜长谈，想到共产党的道理久已为他所折服，看到百年动乱，到今天才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不受外人凌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出现，实高兴得了不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特买了几瓶好酒自己低斟浅酌。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新中国要缉拿归案的“战争罪犯”，就自己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经过香港的中共的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他是多么向往这个新的国家哟！ 电报的原文是这样的：北京毛主席：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江“江”按韵目为3，此电是10月3日发的。 “太原朋友”请他回来卫立煌寓居在香港数年，小心谨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呆在家里，看看书报杂志，除会见几个熟悉的老朋友外，与外界绝少往还。有时在家里实在烦腻，携带夫人和子女一齐出外散散步，听见道旁人道：“这不是卫立煌吗？”他连忙拉着家人走远，他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因为蒋介石所派遣的在香港的特务，一直对他盯梢、监视。 蒋介石部下的将领，尤其是嫡系的将领们，大多数都跟随他逃到台湾，唯有卫立煌这样一个高级将领不去台湾，使蒋介石非常不快。他几次派遣吴忠信做说客到香港，企图把卫立煌连哄带骗，引诱到台湾去，杜绝他返回大陆公开反蒋的可能性。卫立煌对吴礼老（吴忠信号礼卿）一向很尊敬，但是他们经过寒暄，谈过一些泛泛的闲话之后，酒酣耳热，卫立煌禁不住敞开胸怀，当着吴礼老的面，历数30年来，蒋介石怎么对他无情无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卫立煌说：“抗日战争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八路军处在华北最前线。 第198章 我主张分配给八路军的作战任务弹药补给，和各军一样，问问全中国人，这有什么不对呢？蒋先生不但不叫这么做，反而说我偏袒八路军，撤去我的职务，在成都两年，还派人监视。最后东北之战，陈诚完全没有办法了，蒋先生硬叫我去背黑锅，他向我保证，东北的得失不由我负责，保证这保证那，说了多少好话，我到了东北之后，他三次亲自到沈阳指挥作战，每个师的使用他都要管到，对于东北将领们的话一句不听，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他硬要做，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在他自己，还能够怪别人吗？他把我无辜软禁在南京，我连自由都没有，家中被宪兵特务围上两层，你老都实在看不过去，亲自去问他，他还当面对你说他不知道，虚伪到这种程度的人，你一生见过第二个没有？。。。” 吴忠信被卫立煌说得无从置喙，只好辞别而去。 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很多，暗杀过不少人。例如有一个曾被张恨水取作小说《虎贲万岁》题材的国民党将领余程万，后来被暗杀在离卫立煌寓所不远的地方。卫立煌深知蒋介石是个最残忍最不讲道理的人，担心蒋介石让他去台湾他不去这件事会激怒蒋，下毒手派人来刺杀他，所以平日小心门户，深居简出。有一个时期，他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就有人猜测说香港新出版的《金陵春梦》一书出自卫立煌的手笔，香港只有他这样的人对于蒋家王朝的内幕才知道的最清楚。并讲他平常没有笔名，唐人二字，大概是他借用了他寓居地方的地名，就像寓居东坡的苏轼取名为东坡居士一样吧。事实上外面这些猜测都猜错了，《金陵春梦》一书出自老家住在浙江吴江县太湖中间洞庭东山岛上，当时担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的严庆澎手笔，这个新闻记者出身的唐人与卫立煌毫无关系。 后来据随卫立煌到香港的副官柴生春回忆：卫立煌在香港，长期是心情忐忑不安的。一面是怕蒋介石派人来下毒手；一面向往祖国，又怕新社会的人民对他不谅解。他常常对柴生春说：“老柴啊，我真想回去看看。一来怕腿痛发作，二来怕1948年去东北的真心没有事实表现，怕得不到谅解。”他平日看报很仔细，对于中国解放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最为高兴。百年以来，中国受尽各个帝国主义的凌辱，差不多每战必败。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名义上成了“民国”，实际上受到列强势力的瓜分，为人鱼肉。后来日本公然侵略，铁蹄踏遍半个中国，血流成河。美国援助，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各种不平等条约，处处束缚中国，使中国为其殖民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独立自主，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戳穿了世界上最凶的美国纸老虎，被全世界尊为新兴大国，这不正是孙中山先生百年以来所企盼的吗？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真能扬眉吐气了。 卫立煌对于国内各地建设的消息，也非常愿意知道。数十年来，从广东到东北，他都留过许多足迹，他对于许多地方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非常熟悉。今天这些地方蓬蓬勃勃地建设起来了，他常常拿着报纸，或是开着收音机，神魂飞越，如同回到了这些地方一样。有时他还高声朗诵苏东坡的名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最有意思的是报上刊登鞍山三大工程完工的照片，使他惊奇。1948年春季，他到东北不久，视察沈阳外围各据点，曾经到过鞍山。那时候这个中国少有的工业基地一片荒凉，烟囱不冒烟。厂房被糟塌得七零八落，有点像《桃花扇》最后一出中苏昆生所唱的曲子：“残军归废垒，瘦马饿空壕，城廓萧条。”怎么今天变成这么雄伟的样子，出现这么多的劳动模范，出现这么多的英雄事迹呢？只有共产党能把中国治好，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富强，真是事实胜过雄辩。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的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最反动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吓得要命，为了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公然出面进行干涉。1月18日，我国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一个《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恩来总理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记报纸跟在美国佬的尾巴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污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导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错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漫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大不以为然，当着一些朋友说：“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怎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该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闻知此事，来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同时告诫他，香港特务很多，可不能自由讲话，并和他商量，如果愿把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那于对解放台湾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卫先生本人必须要藏匿起来，不然定会遭到蒋介石特务的迫害。往哪里躲藏好呢？发表文章以后返回大陆如何？ 此事传至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但是恐怕韩权华不同意，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找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邓大姐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恩来总理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一见此信，非常高兴，知道是周恩来叫他回来，1937年忻口战役以前和以后，卫立煌在太原和周恩来有几次接谈，情形历历如在目前，他在周恩来的鼓励和教导之下，对于抗日建立不少功勋。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他记得非常清楚，报纸上时常发表有关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和消息，他总是细读一番，从中吸取一些新的知识。现在周恩来总理请他回去，那再好也没有了。 来洽谈的香港中共人员询问韩权华：“有顾虑吗？” 韩权华非常坦率地说：“有。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无所作为的人了，不如流落香港，了此残生。” 韩权华接着说：“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说来都不好，对于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卫立煌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改变的。” 韩权华又说：在生活上我也有顾虑，在大陆上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劳动，我一直有病，我怕到了那里劳动不了。” 来洽谈的同志详细介绍了大陆上人民生活的情形，解除韩权华的顾虑：大陆上的人都把劳动当作光荣的事情，各尽其力，共同来建造新社会；但是也要看各人不同的情形分配不同的工作。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酌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疾病我们是会照顾的，不像在香港看病要花很多钱。卫立煌听至此处激昂地说：“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因为卫立煌和共产党交往多年，知道共产党的政策，处处为人民着想，合情合理，不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难题。香港一些不明真像的人所持的那些顾虑，他是没有的。 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卫立煌返回大陆问题商量决定了之后，即接着研究如何越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如何应付旅途中可能发生的问题。由于许多国民党特务都认识卫立煌，由香港坐火车经过广九铁路回来目标太大，是很危险；容易出毛病的；只有坐船到澳门，由澳门乘坐汽车到广州的办法比较稳妥。最后决定经由澳门这一条路线。 来洽谈的同志又告诉韩权华，东西尽量少带，以免引人注意，什么用品国内都有。随行者只带柴生春，汽车司机在香港有眷属，只好不带他同行。此事对任何人都严守秘密。 卫立煌息影香港5年，行吟泽畔，眷怀祖国，不胜寂寞，今日由香港乘船到澳门，踏上归国的航程，重见南海上的波涛，珠江外的风云，都觉得另有一番神彩。回想他自己早年第一次乘海轮由上海到广州，离今天正好整整40个年头。这40年中，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任人欺侮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旧军阀新军阀都一扫而光，而他自己在这40年也历尽曲折，备尝甘苦，这一回再到广州参加革命，真是百感交集。他们在澳门登陆之后，即有人接送到一家商业公司里休息进餐，这天韩权华匆匆忙忙，连早饭都没有吃过呢。 他们又从这家商业公司门前乘上汽车，风驰电掣，驶往广州。这一天为1955年3月15日，是卫立煌新生的日子。 第199章 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欢迎。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致礼，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交给新华社发表。他们在广州稍事休息，就接到毛泽东主席来电，那电报是：卫俊如先生：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子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毛泽东三月十七日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全文抄录如下：台湾袍泽们、朋友们：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在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从无到有，自少而多，如钢、铁、煤、油等重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路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均能奖励扶植，一视同仁（如程颂示、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现在蒋介石不惜出卖国家及民族，勾结美国力量，妄想反攻大陆，各位军政方面曾身当其冲的，所知当然深切，试想以他当年具有海陆空军四百万之声势与美国数十亿之军经援助，尚逃不了溃败逃台，目前以他几十万老弱残兵，而图反攻，岂不是痴人说梦，白昼见鬼吗？ 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件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台湾之于中国，正如夏威夷之于美国，如有其它国家舰队霸占夏威夷领海，他们美国人民又将作何感想？何况解放台湾，是讨伐中国的罪人蒋介石，纯是内政问题，是世界上主持正义者所同情的。今蒋介石乃与美国订立美蒋防御公约，图借外力负隅拒抗，真是出卖主权，引狼入室，这种行为不但为六亿同胞唾弃，更为具有天良、心存爱国者所切齿！各位已看到了韩战时祖国坚强军力迫使美国停战之事实，台湾最后必定解放，无论按哪一方面说，都是必然之理，既成之势。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我现在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与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遭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诉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住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作出这种丧心病狂，例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于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台湾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掬诚坦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维珍重！ 卫立煌1955年3月15日开始薪的生活毛泽东的电报来到后，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和卫立煌商量了一个旅行计划，先到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江南，散散心，解解憋在香港数年的郁闷，并慰卫立煌怀念旧游之地的渴望。他们在广州停留了两日，受到了广东省党政当局的欢迎，驱车游览五羊城。看到城市变化，看到许多革命历史古迹被保护起来进行修整，想到1948年他们曾经在这里被蒋介石派飞机送回南京，卫立煌和韩权华不禁相对苦笑了几声，之后又爽朗的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乘火车北出韶关，过大瘐岭，卫立煌沿途对韩权华讲说当年几次北伐的故事。然后经过湖南和江西，车窗外的远山近水，雄关故垒，引起卫立煌更多的回忆，讲了更多的故事。南国春早，许多农民在田里辛勤耕作，太平年代的农民真是幸福，和过去兵祸连年民不聊生相对比，完全是两个天地。他们到达浙江，在杭州稍事停留。绿波如绫，温风似酒，六桥三竺之间，湖光山色，令人心旷神怡。祖国的确是天堂，从海外流浪回来更觉得天堂可爱。在祖国的怀抱中欢度幸福的晚年，能够再尽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实在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卫立煌想到自己的许多老同事老朋友，被裹胁到台湾，疑惧不敢回来，实在是自己误了自己，不说别的，光是西湖莼菜和松江鲈鱼，就不引起你们的乡思吗？ 他们在杭州停留数日，到达上海，略作参观游览，又到无锡，准备在太湖旁边多休息几天。他们下榻的地方是解放前民族资本家荣家的一所别墅，依山傍水，地位绝佳。绕屋都是高大的桂树，枝叶繁茂。生长在北方的韩权华过去没见过。虽此时不逢开花的季节，也引起她的喜爱。他们又乘船畅游太湖，想起“谁解乘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之类的诗句，他们的情绪十分悠然，畅适。 4月4日，他们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周恩来总理有要公即将出国，想在临行前会见卫立煌及夫人，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美丽的无锡。当晚即搭乘火车北上。此时他们两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兴奋，卫立煌想到能和北伐及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朋友、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见面，非常高兴。韩权华的心情更是非常激动，能够见到青年时代的老同学邓颖超大姐，这是以前从来没能预料到的事情。一路上，他们嫌火车跑得太慢。 4月6日上午火车到达北京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使他俩十分感动。当日下午5时，即蒙周恩来总理接见，并设家宴招待。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回来的经过，并和卫立煌重叙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谊，邓大姐热情地和韩权华谈起往事，使得他俩毫不拘束，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周恩来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他们看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是那样诚挚、健谈，听说周恩来第二天就要动身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他们更是激动。在周恩来总理出国前夕，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和他们做长时间的谈话，而且是那么从容不迫，精力充沛，谁也想不到周恩来当时刚作了手术还不到一个星期呢。 在周恩来出国期间，邓大姐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参观等各方面的安排。总理从万隆会议胜利归来后，又和陈毅副总理宴请卫立煌，在席间谈到有关解放台湾的问题和一些党的政策问题。陈毅副总理还特别针对韩权华离开香港前的想法，解释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为什么把卫立煌也列入其中1955年6月，卫立煌夫妇从北京饭店搬到政府为他们安排北京东单麻线胡同的新居，周恩来又亲自到他们家来看望他们。他们的新居是什么样子呢？据后来香港《文汇报》上中国新闻社记者杨木所写的报导中介绍：那是一所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画栋雕梁，髹漆鲜明。客厅前面，是一个花园，假山清池，有树有亭，。。当大地春深、绿满枝头的时候，红亭一角，实具庭园幽趣。 卫立煌归来了。 卫立煌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不久，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因长期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藏病和新患肺炎，经医治无效，卫立煌于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第五节李宗仁落叶归根“代总统”经香港流亡美国在海内外引起大振动的，该是李宗仁的“叶落归根”了，李的去国与归国，整整绕了地球一圈，极具传奇色彩。 第200章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渡过长江天堑。4月22日，身患小恙的蒋介石急忙飞抵杭州，召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等人来杭州会晤，讨论如何应对危局。会议在杭州笕桥机场航空学校举行。会上，蒋介石听到的战况是：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 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撤，南京危在旦夕。 蒋介石命令：将南京城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部队，都撤到沪杭一带。这仍是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 会后，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你呢？” 李宗仁：“我？当然去广州啰” 蒋介石：“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介石：“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宗仁：“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宗仁：“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诚挚万分似地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 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支出，反嫌小气。 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杭州会议时，就已决定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了。 蒋介石随后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银洋400万元（当时中央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5000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给白崇禧送到汉口）。这样，白崇禧率领桂系剩余的100多万军队，与解放军作战到底，做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在杭州得到蒋介石许诺，“全盘负责领导国家”的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2日傍晚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机枪声。李宗仁在总统府的这最后的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乘车抵飞机场时，载代总统逃离的专机马达已发动。李宗仁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还多绕了一圈），飞机腾空，进入李代总统眼底的是：“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转完两圈后入坐舱请示代总统：“往哪儿飞？”李：“桂林。” 桂系又归“桂”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茫，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大陆解放前夕，李宗仁的桂系军队及其他所谓地方实力派，都被我军歼灭或败逃溃散。1949年11月，李宗仁以“就医”为名，带着“代总统”的空头衔经香港流亡美国。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李宗仁失去“代总统”身分，遂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大骂蒋此举“非法”，并声称他要用一切方法把蒋驱逐出台湾。1952年1月台“监察院”以李袒护原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毛邦初进行反蒋活动，对李实行“弹劾”。其后又开除了李的国民党党籍。1954年2月， 第2届“总统”选举，李被“国大”罢免了“副总统”的职务。此段时期，李宗仁曾3次函蒋介石痛骂之，并上书艾森豪威尔，控蒋“违宪”。 李宗仁流亡美国后，即在国务卿艾奇逊和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下，进行所谓的“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活动。后美国因李已无实力，遂对其“冷淡”。因此，李在1950年至1952年间，趋于沉寂。1950年李在给香港桂系分子黎蒙的信中曾悲观地说：半生戎马，而今国破家亡。。对美国已绝望。。国际上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国家或个人，都是实力在折冲表相，此时李宗仁手中无寸铁，足下无寸土，身边的文臣武将各自星散。一向讲求现实和实用主义的美国政府，有谁会理睬这样一位淡云漠漠空山寂寂的人呢！ 李宗仁来到美国后，先是住在纽约，那时他还是一个“代总统”，应酬不少，开销也很大。后来为了省钱，在新泽西州北部购置一套私邸，当时报上曾有李宗仁买了一座花园洋房的新闻，且形容如何富丽堂皇，花园又如何美丽优雅。但李的一位朋友回忆：我们在美国见到的却是一所毫不起眼的小平房，而且又小又窄成一字形。进门右边是睡房三间，中是客厅与餐厅，左边挖了一所厨房，与堂皇富丽沾不上边。听李宗仁说：“它是一泥水匠筑来自住的，图样也是他自己画的。后来他有钱，另造了一间大的搬走了，这间就卖给我，我因近纽约，交通便利，就买了下来。” 李宗仁的第二个夫人（即“代总统”夫人）郭德洁，曾向这位朋友说：我们没有收入，你知道李伯（宗仁）的，他做了一世的官，但从不作经济打算的，这几年还是用我的积蓄来贴补家用！若不是出国时那个财政部长给了我们30万美元的外汇，更不得了，那部长是个好人，为了这30万，他丢了官，还挨老蒋一顿大骂呢！（李宗仁代总统虽仅一年，前后历三位财政部长即徐堪、刘攻芸、关吉玉，此处不知所指） 1951年《香港天文台报》：李宗仁在美率妻儿经营餐馆，并以读英文、读报消遣。而其在港喽罗也多随之消沉。如李之亲信黄雪村即于1951年3月投奔台湾蒋介石，原随李在美活动的李汉魂、周锦朝等也逐渐与李疏远。 倦鸟归巢颇费周折1965年6月初的一天，李宗仁匆匆驱车到原配夫人李秀文和儿子幼邻的住处，一脸兴奋之色。不等儿子开口，先说：“我已决定回国，但那天走还没决定，也不可能定。我是随时都会碰到危险的，此时暗探一刻也不会放过我。不过，冒多大的风险我也要回中国去，作为我最后一个心愿。在此做寓公实非所愿。” “过去，我对共产党理解不够，说了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如今要想补偿过去，只有回国一条路。否则，终会老死异国，那是死也不会瞑目的。”幼邻点头说：“父亲回国是明智的，不过太危险了，那些暗探会放过你吗？”李宗仁微笑说：“共产党欢迎我回去，还说可以来去自由，这个自由我可以不要，决心回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国内总理周恩来为我做好一切安排。我的第一个行程先到欧洲小住，时机成熟，即便飞返祖国大陆。我的一生，出生入死不知多少遍都能够化险为夷，不信会死在暗探特务手上。何况有人暗中保护着。程恩远还亲到苏黎世接送。他是受命于周总理的。你们不必担心。但是，我的行动万万不可泄漏出去。”遂与其他人匆匆道别，登车而去，也来不及等儿媳珍妮母女回来再见一面。 李宗仁的学历，只是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在政治舞台上几十年的阅历，却有很大的长进。抗日战争时期，他还亲手写过两篇泛论抗战战局的文章。但是他受到文化基础的局限，又长期生活在广西边睡陲地，胸襟眼界，应世器识，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十多年的居美生活，日无所事，读书看报，并接触一些知名学者，虽身居斗室，却胸怀天下大事。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失意下台，竟获机会闭户修养，纵观大势，十几年确有些进步。他出国初期那种坐观大局变化，以谋东山再起的想法，逐渐被无情的历史粉碎了。在他的思想领域里具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从1924年他在广西击溃北洋军阀陆荣廷、沈鸿英和滇军唐继尧的进攻，以至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进行北伐，参加抗日战争。最后以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发展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主要是这种思想意识起着主导作用。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内，李宗仁拒绝了共和党拉他以对抗台湾；根据周恩来万隆会议对台问题的谈话精神，他在1955年发表反对台湾“托管”和“台独”，建议国共协商和平解决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这一切都是以这种思想意识为主导的具体表现。 1965年6月中旬，李宗仁先行飞抵瑞士苏黎世，十天后郭德洁办完了在美国的善后工作，飞抵瑞士。经过千险万阻终于离美返乡。这对李宗仁来说是他长期思想发展最后的变化。应该看到周总理为争取他回国，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还有中间人的穿针引线，搭桥传信。但最主要的是客观形势促进他内在的发展变化。李回大陆以后，有一天的晚上和老部下尹水彦闲聊天，尹曾问他：“在你思想上逐渐变化的过程中，触动你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说：“第一是中国爆发第一颗原子弹，大战以后，美国拥有原子武器，人们都认为凭着这个法宝就可以君临天下，后来苏联也拥有了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大有平分世界的样子。中国有了原子弹，形成了原子大国新的三角平衡，这是多大的变化！我们统治国家多少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科学生产落后得不成样子，我们不但应该认输，而且应该五体投地地拥戴人家。 第二件事就是对印度的反击战，我内心最激动的不仅仅是这一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钦佩共产党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第201章 这几句话把他遗返祖国的决心，和盘托出了。 流亡美国达16年之久的“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和由香港专程飞往瑞士苏黎世为迎接李宗仁回国的程思远一行，搭乘一架波音客机，由西欧经由巴尔干半岛绕道中东，于1965年7月13日到达了巴基斯坦的克拉哧市。中国驻巴大使馆早已接到外交部的通知，所以大使以下的外交人员和克拉哧市代表及其保卫人员，均到机场照料招待。 周恩来接到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报告之后，当即邀请了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人大常委邵力子、章行严，政协常委刘斐、屈武和政协委员黄绍竑、李蒸等人在紫光阁便餐。席间周恩来发表了李宗仁回来的消息，并且说明了李的回来，事先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颇费周折，最后他能决心回到祖国，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又说政府准备举行欢迎仪式，希望在座的人都到飞机场参加欢迎仪式。 7月18日李宗仁夫妇搭乘的飞机到广州，稍事休息，即飞往上海，此时周恩来专程在上海候接李氏。他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7月20日的上午，周恩来先李20分钟飞回北京，在机场等候举行欢迎李的仪式。11时李宗仁等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机场。欢迎的人群，摩肩接踵，李宗仁走下舷梯之后，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等，一一走上前去握手欢迎。李宗仁倦鸟还巢，握着国家领导人的手，真是一腔心事，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他在后来给美国的儿子的去信中曾写到：“这一切都是终身难忘的殊荣。” 在欢迎的人群中，他一眼看到了40多年的老友黄绍竑。他们激动之下，长久拥抱在一起。在统一广西的战斗中，那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李、白（崇禧）、黄（绍竑）的共同事业，以后黄投向蒋，他和李、白虽然有合有分，长时期分道扬镳，但私人友情始终保持很好，这次北京的旧友重逢是谁也意料不到的。 在飞机场的大厅里，举行了欢迎仪式。李宗仁宣读了《归国声明》表示待罪海外多年，祖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国势蒸蒸日上，回国愿追随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声明中并对当初和谈时拒绝签字表示忏悔，对后来搞中间路线的“第三势力”运动，予以检讨。 这以后，李宗仁还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宴请。 李宗仁回国后，在北京饭店住了短时期，就搬入西总布胡同5号。那是一幢三层楼房，院内花园走廊，楼下有宽敞的客厅，李宗仁和郭德洁住进去颇为满意。在为李宗仁安置公馆的过程中，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颇费苦心。看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曾征询李氏夫妇是否愿意回住他在北长街81号的老公馆，他坚决表示绝不回到旧居。尹冰彦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房子很窄小，回到老地方会造成人家对我的印象不好。” 西总布胡同的李公馆房间很多，大小客厅、餐厅、卧房和楼梯都铺有地毯，打扫卫生颇为麻烦。有一天服务员小牛用扫帚清扫地毯，李宗仁说：“在美国一般家庭都用吸尘器，用扫帚打扫是使灰尘搬家，很不卫生。” 第二天的早晨，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派人送来了吸尘器。 程思远爱人石泓，在程随李宗仁回到大陆以后，她也由港来北京，不久她即决定由港迁大陆定居。在石临行时候，郭德洁请她从香港多带些香皂回来。她说：“我看这里的日用品还是以前的样子，美国、法国这方面的东西，天天在变。”这话说后的两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李氏夫妇吃饭，李宗仁和郭德洁分别坐在周恩来的左右。在席间的闲谈中，周总理说建国以后，政府还没有腾出手来抓生活日用品的生产，但也并不是这些年来毫无变化，完全和以前一样。周边说边从口袋摘下(禁止)带的一支“英雄牌”的钢笔说：“这是我国上海生产的金笔，并不比外国货坏嘛，不少国家还争着进口我们这种笔，解放前我国就不能生产这种高级笔嘛。”郭德洁顺手从周手里把钢笔拿过来，在纸上划了两下说：“好的很，好的很，我还不知道我们能生产这么好的东西。这支笔我没收了。”说着就把钢笔放在手提包里。周连忙说：“不成，这支笔我用了多年已经者旧了。送人就送新的嘛。”说着就回过头去告诉警卫员到小卖部买两支高级“英雄”金笔。警卫员立即从楼下拿来两支笔交给了周恩来，周递给郭德洁说：“送你和李先生每人一支。”郭德洁收下后忙将那支旧笔还给周，连声称谢。 重游旧地夫人宿疾恶化9月上旬，李宗仁和郭德洁以及陪同程思远、刘仲容等到东北参观访问，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感到十分高兴。9月中旬，他们回到北京，有一天邵力子去看李宗仁，邵问李在东北参观情况如何，李说：“在东北三省看了些工矿生产的情况，想不到短短的十八年，生产建设这样进步，现在长春汽车厂竟能生产那么好的卡车和轿车。再给20年的时间，不打仗，埋头建设，我们一定能在世界上赶到前面去。”邵说：“建设的成绩很大，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缺点不少，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口号政策还阻碍着生产的发展。”李接着说：“邵先生，这话我们不能这样说，一个健康的人，总难免有点小毛病，这算不了什么，主要的还是健康嘛。”1966年1月7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从北京飞广州访问，同行者有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刘仲容和程思远。 广东代省长林李明、广州市市长曾生、副市长罗培元到白云机场欢迎，把他们接到广东迎宾馆2号楼住下。林李明说：这是接待外国元首下榻的地方，但对德邻先生只收房费一元，表示优待。由此可见，一切都是象征性地收费。 李宗仁要到海南岛去看看。林李明说，这个问题要由陶铸决定，但他到外地去了。李及随行人员先去从化温泉宾馆住了几天。然后去江门和新会，还看了东江之水济香港的伟大工程。1966年春节前夕的广东，生机蓬勃，港澳同胞回乡度岁者，肩摩顶接，络绎不绝。 1月19日，陶铸来广东迎宾馆看望李宗仁，并设宴招待李氏伉俪，参加的还有林李明和曾生。李宗仁说，这十天来，看了珠江三角洲的城乡建设，发现农村生活富裕，港澳同胞回乡度岁的逐年增加。人们说，广东农业上去了，绿化也很有成绩，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一件事，陶铸说，李先生旧地重游，应多看一看，并欢迎他去海南岛参观。 1月20日，是农历腊月除夕，陈郁省长在迎宾馆4号楼楼下大厅设狗肉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参加的有冯白驹、曾生。散席后去观赏广州迎春花市。这是度过三年困难以后首次恢复春节花市的壮观，也是政治经济形势日趋美好的标志。 1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一，陶铸请李宗仁等去体育馆看体操表演。之后，李宗仁一行去了广州东山向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拜年。那时寒潮南来，陶铸家里竟不生火，党的领导人的生活如此简单朴素，使李及随行人员有肃然起敬之感。 2月9日，李宗仁结束广州近郊的参观后，林李明在泮溪酒家宴客厅为李宗仁夫妇饯行。林李明说，海南岛一般是不开放的，这一次请李先生去看看，充分体现了以礼相待的精神。 平杰三因事返京，改由广东统战部秘书长罗理实陪他们去海南岛。罗理实原名李实，1937年7月初，曾陪同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去桂林访问，与李宗仁进行过会谈。可惜，这是李宗仁最后一次与罗理实同游，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竟不幸地被迫害致死。 海南岛也是中国一个宝岛。解放以后，开始建筑三条贯通南北的公路。 从2月11日起，李宗仁等沿着川字形的公路漫游了一千多公里。那时祖国东北地区正是天寒地冻，万里冰封，而他们还在三亚湾下海游泳，可见中国地域面积的广大。海南岛自然条件优越，热带植物已经遍植全岛，工业和交通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2月18日，李宗仁等从海口飞抵湛江。平杰三从北京回来，即在这里与李宗仁等会合。前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当时是该地驻军首长，他亦热烈欢迎李宗仁等的到来。雷州半岛在过去是所谓“下四府”的地方，意指钦廉雷琼经济落后，与“上四府”的广州、番禺等地不可等视齐观。可是现在形势不同了，茂名发现了油页岩，可提炼石油；海口对岸也适宜种植热带植物，真是前途无量。 2月28日，李宗仁等乘专机从湛江飞南宁，受到广西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广西是李宗仁的家乡，李宗仁与旧朋友、旧同事李任仁、陈良佐、张光晔、尹承纲、莫树杰、黄启汉等会晤，谈谈别后情况，大家互有隔世之感。南宁与以前完全不同了，邕江上建了一座钢骨大桥，镇宁炮台下开了一所树池辉映的人民公园，过去的机场，现在已成为游人胜地南湖。江山依旧，而市区规模已焕然一新了。 此次两广之行，郭德洁始终同行。到了3月8日，她的乳癌宿疾日恶化，所以李宗仁就留她在南宁明园饭店，而自己继续去柳州、桂林参观，周总理关照有关方面把位于桂林文明路的李宗仁私邸修好，并重新设置家具。 第202章 可是李因郭德洁生病不能同来，顿兴思念的幽情，所以宁愿在榕湖宾馆一号楼下榻。 夫唱妻随四十年3月17日，李宗仁等还在桂林参观，傍晚接到南宁电话，说郭德洁的乳癌转为肝昏迷，这是一个病理上的名词，意指她的乳癌细胞把胆囊破坏了，以至面色腊黄，进入昏迷状态。她将不久于人世，李宗仁立刻从桂林赶回。19日，以专机把她送返北京，一到首都机场即由救护车送她入北京医院抢救。 说起郭德洁的乳癌病况，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郭抵美后，经常托程思远的好友李济欧医学博士注射荷尔蒙针药。李曾忠告他说，这种药对保持青春有一定作用，但用久了会冒致癌的风险，但郭不听，到60年代初期她果然感到右乳有硬块的存在，舍命保青春，后悔已为时晚矣。 郭德洁起初是讳疾忌医，以后又失时误事。1963年春，她入院诊治，医生主张把她右乳切除。原先已办好住院及手术手续，但她想来想去，割去一乳，岂不破相？在施手术的前夕，她竟偷偷地从医院溜掉了。如果她不是这样，也许不致早死，1965年初，郭德洁发现情况不对，再度入院，这一次割治以后，发现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多只有8个月好活了。她返国以后，经过北京医院及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采取中西医分治合疗的方法，至少延长了她6个月的生命，直至1966年3月21日零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郭德洁在美国时期，出于生活的原因，她加入了美国国籍。在她生前回国的短短几个月，还没有顾得解决这一问题。可是在她死后，此事必须妥善处理。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和彭真市长又怎么能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她的追悼会呢！因此必须根据法律程序将郭德洁的美籍身份证明卡片交出，办理恢复原国籍手续，于是，翻箱倒柜，寻找郭的美籍身份证，最后终于在她另一支手提包里边同5千元美钞一起找了出来，当即将美籍身份证明递交国务院。3月28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等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李宗仁噙着泪水，拥着郭德洁的遗体，作了最后诀别的一吻。 远在40多年前的1923年，李宗仁在扫荡广西军阀统一广西的过程中，这年冬他和黄绍竑合作打败了割据一方的陆云高之后，李将他的司令部由桂林移驻桂平，经人介绍，并取得李母亲的同意和桂平县一个16岁的女学生——郭德洁结婚了。当时李年为32岁。从那以后，他俩夫唱妇随，休戚与共为时40余年，一旦诀别，悼亡之痛，可想而知。 听刘少奇介绍“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总理示意统战部，邀一些老友陪他去江浙一游。藉此转移环境，休养身心。于是李宗仁便于1966年5月7日偕黄绍竑、黄琪翔、郭秀仪、刘斐、陈此生和程思远乘火车去南京，统战部负责人同行，到时受到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彭冲的盛情接待，邀到中山门外原蒋介石公馆住下。 南京曾经是国民党政治中心。李宗仁重临江南故都，往事不禁在脑海泛起：1927年蒋介石被迫下台，他同何应钦，白崇禧紧密合作，打退了孙传芳的突袭，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使南京转危为安，建立了宁汉沪三方合作的委员会。但这个局面转瞬即逝，到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形势就为之一变。最值得他感慨是1949年1月蒋宣告下野，他出任代总统，以和谈号召天下，然而他以后屈于阻力，没有接纳和平协议。所以他在1965年7月20日发表的声明中，对此引为歉疚，这一切，俱往矣！他企望国共重新和谈，实现祖国统一，要看将来“形势比人强”，这是周总理对他说过有关台湾问题的话，但愿如此罢。 经过16年的建设，南京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这里有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洋洋大观，不胜枚举。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墩已在滚滚急流中矗立起来，以中山陵遥望雨花台，满目青翠，迄无涯际，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色！中山大道两旁的梧桐树枝叶交织，构成一个绿色长廊。行人从这里走过，不会看到烈日，南京成为江南三个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果然名不虚传。5月下旬，李宗仁等经无锡至上海，住锦江饭店，受到曹荻秋市长的接待。上海在旧社会，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到了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它支援全国经济建设，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最令人惊异的是解放前上海娼妓之多，全国第一，解放后经过教育改业，娼妓已经绝迹。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6月1日，李宗仁在上海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禁止)已在我国兴起。”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局面。当然，李宗仁在那个时候没有看到这一点。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一个重要据点。” 李宗仁感到政治气候有点异样，特在锦江饭店邀集同行举行一次座谈会，谈谈报上所称“文化大革命”问题，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以李此生的政治水平，他只能说共产党在解放前搞的是“政治革命”，后来土改及工商业社会改造是“经济革命”，现在进行的是意识形态改造的“文化革命”。从此可以理解，大家都对此茫然无知。程思远问一位中共党内的负责人，“三家村”是指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从这时候开始，黄绍竑、黄琪翔的面部表情都有点不很自在，因为他们对国内政治运动都富有经验，对报纸上出现的报道和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感到一场灾难将到来。 6月10日，李宗仁等刚到杭州，便被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返京后，无所事事。直到6月28日，李宗仁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才被邀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听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讲话中介绍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经过。 刘少奇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从一篇文章引起的。他说：去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各报的不同反应。12月2日，毛主席对彭真、康生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要把这个问题局限在学术上。。刘少奇在介绍上述情况时，他推许彭真有见解、有能力，在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副总书记，他帮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只因他对批判吴晗持消极态度，所以才犯了错误。刘少奇在说这些话时，康生忙坐到他的身旁来，并飞快地做纪录。 当刘少奇传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时候，运动还停留在北京各大学的校园里。形势正在发展，所以他说得简单。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还是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了一次，李宗仁和程思远参加的一组，有阿沛·阿旺晋美和他的夫人。程在座谈会上说：“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我个人看来，主要是防微杜渐，遏患未萌，以巩固党的纯洁和促进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会后，程同李宗仁去探访朱蕴山，朱当时是民革中央组织部长，熟悉个中情况。李宗仁问他：“‘文化大革命’究意是怎么一回事？”他也莫名其妙。 在301医院按受特别保护1966年8月1日，程思远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去北戴河避暑，下塌中海滩19号及附近的一幢楼房。那年北戴河显得特别冷落，在这里只有张治中一家住在隔壁，另外再无其他熟人来此度假。与去年情景恍如隔世，严峻政治气候的一股冷风，也吹到北戴河海滨来了。 由于李宗仁等到了北戴河，完全不知道8月1日到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直到8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为标题全文刊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以后的报道中，李宗仁知道中共中央领导的名次排列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十分明显，林彪己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将自七大以来就立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 8月18日，李宗仁在北戴河从收音机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见红卫兵的现场广播。广播员说：今天七时许，从各地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1千5百名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一同检阅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游行队伍。会场上不时响起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庆祝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 第203章 自此“四个伟大”同时并称，极个人崇拜之能事。 在会上，林彪煽动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于、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从8月19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随即神奇快速地遍及全国。 8月24日，李宗仁等在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的喊声中回到北京。这时“左”的思潮正直冲人们的脑海，一个主管李宗仁身边的服务班子的科长呼天顿地的说：“我们回来迟了10天，等于落后了20年。”意思是指他们已经落后于形势了。 8月25日，黄绍竑来访李宗仁，概括地追述了北京这几天所出现的动乱情况。他说，北京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涌向街头，占领了“全聚德”，砸烂了“荣宝斋”。前天，红卫兵开始斗了一些著名作家，老舍不堪折磨，投下太平湖自尽。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被抄了家，其收藏的名贵古玩被砸得稀烂。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黄绍竑走时，程思远送他出去，看到他心情郁抑，不禁问道：“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说：“我担心的是德公！”但过不了多少天，黄绍竑已被红卫兵揪斗致死。 8月27日，张治中请李宗仁和程思远到广东酒家参加一次晚宴。出席的主要客人是周恩来、陶铸、万里。周恩来看到李宗仁气色很好，与去年回国时大不相同，遂说：“德邻先生，你的身体好得多了。”“回国以后，心情愉快，因此身体就好起来了。”李回答说。张治中曾到过东四11条看过程思远。他对周说：“思远住的四合院很不错。”程思远说：“这都是总理的关照。” 广东酒家是广东省委向中央的献礼，厨师和服务员都由广东调来，所用菜色材料系按日用冻藏车厢从铁路运来，以盐■(又鸟)、脆皮(又鸟)闻名于时。后来只因江青讲了一句：“广东酒家搞特务活动。”这样，一个享有盛名的餐馆便关门大吉了。由此可见当时江青讲话的权威性之大。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9月，红卫兵对党外人士包括宋庆龄在内开展了范围广泛的“冲击”，幸亏周恩来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央统战部为了预防万一，遂委派了一位负责人到李宗仁家里，对李宗仁和程思远说：“红卫兵到时，请他们进来谈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李宗仁知道有“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是8月30日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其中就列有李宗仁的名字。 尽管这样，李宗仁还是被送到一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给保护起来。 一天早上，一位穿军装的人走进程思远的家里，带来了李宗仁亲笔写的一张条子：昨天晚上，管理局高局长来访，要我立即坐他的车子到一处住下，因临走匆忙，剃须刀和一些物品都未带来。请你到我住处将这些东西捡齐，并从书架上抽几本《文史资料选辑》一并交来人为盼。 至此，程思远才知道他受到保护了。当然，住在李宗仁那里的服务人员包括他的司机在内都不知道他的去处。 直到9月30日晚上，程思远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刚要散席，李宗仁匆匆走到程的跟前业，他悄声说：“你把我找得好费时呀！我住301医院，你不要对别人说。”“你怎样来的？”程诧异地问道：“是高局长接我来的，现在还要等候他送我回去。” 10月中旬，红卫兵串连到外地去了，北京总算出现了一个短暂时间的平静。李宗仁又回到西总布胡同5号寓所。他对程说，10月1日晚上，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毛泽东把他找去，对他说，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李宗仁认为，毛所以有此表示，不过是要他安心罢了。后来李宗仁去看邵力子夫妇，开门进去，发现墙上贴有红卫兵批评邵力子的大字报。邵力子非常感慨地对李宗仁说：“统一战线有两条，一在国内，一在国际。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把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完全破坏了！”说到此处，这位老人潸然泪下。 接着李宗仁去看张治中，发现他家中的古董陈设都没有了。李问是不是红卫兵拿走了？他说不是，但红卫兵认为现在“破四旧”，不应摆设这些东西。虽然，邵力子和张治中都是保护名单上的人物，仍不免红卫兵的光临。但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5号以及程的住所，确实没有红卫兵来过。 李宗仁是不甘寂寞的人，不久，他又想请客吃饭，章士钊知道此事，忙来函制止，章函有云：“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不宜置酒高会，务请斟酌。”见此，李遂作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李宗仁、黄绍竑、黄琪翔、余心清这几家轮流作东，大家相处得象火一样热，而今此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被扶下天安门城楼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12月25日，清华大学学生5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一时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大街小巷。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第一目标而向全世界展示出来了。 当“文化大革命”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说：“天下大乱造成天下大治，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言下之意，这场斗争只几个月到一年便结束了，以后每过几年就来一次，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体现。但因这场革命的主动权一入林彪、江青两个反gemin集团的手中，就非毛泽东所能控制了。 李宗仁虽是军人出身，但其生活体验丰富，看问题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1965年8月，当李宗仁去北戴河的时候，他在专刊上看了林彪为“八·一”建军节写了一篇题为《人民战争万岁》的纪念文章。在文章中，林彪鼓吹世界各国革命应采取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动人民战争，从农村包围城市以争取革命胜利。李宗仁当时对程思远说，世界形势变了，人民战争不是万应灵药。9月，李宗仁回到北京，一晚，周恩来为招待中外记者，约李宗仁到紫光阁一谈，李曾向周提及林彪这篇文章。周恩来说：“林彪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运动越深入，林彪和江青的勾结就越紧密。李宗仁对此慨然叹曰：“一位是接班人，一位是第一夫人。两个人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我们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干作急。”事实上，“干作急”的又岂止他一个人呢？！ 1966年8月下旬开始，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席卷神州。这期间，李宗仁的一些老朋友和熟识的领导人，有的遭到了不幸，有的亦远离人世了。最先辞世的是黄绍竑。黄琪翔于9月2日去西总布胡同看李宗仁，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到11条胡同来看程思远，报告黄绍竑的死讯。 9月1日下午，有几个“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冲入黄琪翔的家里，对黄盛气地说：“黄绍竑今天上午自杀了，你是不是也要自杀？！” 黄琪翔说：“我意志非常坚强，无论受到任何凌辱，永远不会自杀”。 但过了几天黄就被隔离了。究竟关在那里，程思远和他的夫人都不知道。其次是余心清，他爱收藏字画和种植玫瑰，这些都是“破四旧”的对象。余受冲击后曾一度自尽，幸获救回。回家后，他便留书给周恩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接着，就用白兰地灌服速可眠，遂长眠不醒。 刘斐和陈此生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经周恩来获悉后派人搭救始免。类此事件，不胜枚举。根据程思远回忆：知识分子不受冲击的，除我以外，几无一人。 有一次，章士钊找程思远去，说他事前知道了红卫兵要来抄家，就把他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悬在大厅上。可还是不济事，红卫兵入屋后，即把他的书房乱翻一番，随后更对他说：“章先生，为什么你收藏的书是线装书，而一本毛主席的著作也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周恩来。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立刻派一个副局长来，把这些红卫兵半劝半拉地送走了，并建议他用红纸写一副对联：“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分贴大门两边，果然，从此平安无事。 此后，章士钊把他的汽车送回机关事务管理局，并暗示程思远照办。程思远回家后便打电话给管理局，建议把他的汽车调回管理局去。过了几天，管理局才答应照办，还留下两句话，如果要车，请打电话。直到1972年初，汽车才重新由司机开回程思远的家里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到1966年10月就瘫痪了，随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受到军管，局长高登榜亦要靠边站了。但过年过节，国管局杨书荣、胡振英二人总到程思远家来，问生活上有无问题。程说：“因我从海外带回来一笔钱，生活费用还能自给，所以不必向国家伸手。” 1967年春节前后，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和女婿周嘉彬来看程思远，问李德邻先生是不是如去年那样，到广东从化温泉避寒？意思是说，如果李宗仁去，张治中也去。程思远说还是在北京好，在北京有中央保护，况且从化温泉也很不安全，大字报说红卫兵曾到那里去揪人哩。 第204章 这段时间，张治中常到李宗仁那里聊天，对于当前局势，彼此只好摇头浩叹。原来这两家住得很近，张住新开路，现在他把前门关闭改走后门，就同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住宅遥遥相对。当李宗仁回国时，张治中看到政府接待李过于隆重，认为可能刺激台湾当局，心中抱有抵触情绪，就在李宗仁进入国门之前，携眷溜到北戴河去了。即使是朱德夫妇在北戴河中央军委礼堂宴请李宗仁伉俪，他也拒绝参加。及张治中由北戴河归来，周恩来曾强令他宴请李宗仁一次。现在李、张会晤频繁，看来彼此前嫌尽释了。 从1967年到1968年这段日子，李宗仁所度过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平静生活。在这两年里，邵力子和陈劭先相继因病逝世了。老成凋谢，势所必然。1968年8月，李宗仁经体检证实患了十二指肠癌，即披送入北京医院施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因他久患肺气肿，心脏发现有衰竭迹象。延长9月底，李便离开医院回家休息。建国17周年的前夕，李宗仁参加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10月1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国家领导人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当日下午即以体力不支从座椅上向前扑倒，得再度送院疗养。关于此事，周恩来曾经说：“当时发给李先生的两张清柬，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相，相信这一决定没有贯彻下去，以致出事。”言下颇有责备国务院军代表丁江之意李宗仁住院期间，曾请中医国手周朴考前来会诊。他诊断后说，德邻先生体弱，需要大补才行，但怕他虚不受补，在药剂处方中用党参来试看疗效。周朴考所料果然不错，即使用了党参，他也未能受用，这证明李已病入膏盲，康复希望甚微。 1969年1月间，李宗仁自知不趄，于是口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1月25日，李又得一场肺炎，他在回国后曾害过几次肺炎，过去总是用青霉素把他治好的。但这一次不灵了，虽已改用他药仍未奏效。延至1月31日凌晨30分，李宗仁终于逝世，享年78岁。 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那时不举行追悼会）于2月1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也来参加仪式，他在休息室说：“康生同志答应也来参加，我们等他半小时吧。”由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大家很少见面，所以周恩来同每一个人握手时总会顺便讲几句话。他首先同张治中、章士钊打招呼，当轮到刘仲容时，不禁诧异地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 “总理，我坐班房呀！” 原来刘仲容任外语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被该院革命群众“专政”了。专政原来是个名词，现在通通作动词用，红卫兵惯用这两字来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说，现在我给你专政。意思就是把你关起来。刘仲容每天被指定于上午8时向该院革命群众报到。他一到就被关起来，直以晚时才被释放回家。他真多谢周恩来点名邀他来参加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以后他所受的待遇也比较好一点了。 李宗仁逝世以后，周恩来连召见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也感困难。后经一番调查，才知道罗已被调到总参谋部某部当副部长去了。林彪、江青一伙颐指气使，独断专行，心目中完全没有周恩来的存在，于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自1967年3月“中央文革”把反击“二月逆流”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后，国务院已经瘫痪了。后来毛泽东对江青说：“反周，人民必反。”因此，反周活动才未能进一步发展。 等了一会儿，康生终未出现，周恩来才宣布开始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康生对周心怀叵测，这时亦已为人察觉了。逾两月，张治中也寿终正寝。这一代留在大陆的国民党要人，至此已寥寥无几了。 第八章毛泽东导演战史奇观，蒋介石高唱“反攻”老调。沿海军民痛击武装特务，海峡两岸空战频发。粉饰门面，台湾戏演“大团结” 第一节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中央指定叶飞指挥1958年7月15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入侵黎巴嫩等中东国家，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遣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国立即从黎巴嫩撤兵。随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小城市，纷纷举行反对美国侵略中东地区的示威。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却一再表示“完全支持”美军侵略黎巴嫩的行动，并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国民党空军连日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进行侦察、空投宣传品。根据当时的国际和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为惩罚国民党军疯狂叫嚷“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打击美国侵略者和声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央军委于1958年7月18日作了炮打金门的决策。 此时正值东南沿海台风季节。这一天，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正同机关、部队一道，帮助当地农民抢收水稻。突然，军区司令部参谋匆匆赶来，请政委回作战室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叶飞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叶政委吗？中央决定炮轰金门，指定由你指挥！” 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已经到任接替了叶飞的工作。叶飞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政委来指挥呢？叶飞有点疑问，就问道：“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王尚荣答：“是中央决定。”王尚荣感觉到叶飞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刘培善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 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 叶飞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叶飞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 第二天，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 7月19日叶飞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7月27日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是毛泽东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为总参谋长）：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们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们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泽东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国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入侵约旦。同时，美国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叶飞接到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人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 炮击全门序幕是空战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有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也调来往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 7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欢呼。 第205章 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的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军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 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军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军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 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国民党空军损失50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军损失20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军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接着，炮兵调来约3个师，还有1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指挥作战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叶飞速去北戴河。他立即乘专机赶去。21日下午3时，毛泽东派人找叶飞去他的住处。叶飞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以及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彭德怀、林彪也参加了汇报会。 毛泽东一面听叶飞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叶飞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 毛泽东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 “主席，那无法避免！”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大家知道，这是毛泽东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条子给叶飞，那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毛泽东的意图，他知道毛泽东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提出：是否可能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叶飞很吃惊，便问王尚荣：“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 “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 他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德怀在一起住。 叶飞心想：自己怎好与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叶飞不懂，也不好问。彭德怀也没派参谋来叫他住到他那里去。 晚上叶飞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 叶飞说：“我哪好去住啊？！” 王知道叶飞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 他们商定，前线直接同叶飞通话，叶飞再通过王尚荣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也由王尚荣转告叶飞。叶飞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别管了，此事由我办。”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叶飞指挥。 万炮齐发调遣美舰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 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十分猛烈和密集，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我军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琏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5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军开炮的时候，胡琏和美国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打死。要是晚5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2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泽东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包括福建前线我军指挥员，还有台湾蒋介石，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泽东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进行较量，是一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国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7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3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行动，决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于是下令将地中海美第6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7舰队会合，加强第7舰队，中东局势缓和下来了。 艾森豪威尔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完全被毛泽东调动了。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6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8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 毛泽东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后，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后来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立场。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8月下旬，叶飞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截断了。为了补给金门，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也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于是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 9月7日，美蒋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2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军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带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泽东才能作出决定。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口才打，要叶飞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确口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叶飞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叶飞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这一下叶飞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2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 第206章 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就亲自向31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叶飞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叶飞又把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9月7日中午12时正，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情况直报北京，毛泽东下令开火。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他们大骂“美国人混蛋”，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我军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军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 试探美蒋合防条约效力通过9月7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初步摸到美国的底细。当然，美国军舰这一天未敢开火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美国真正的态度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9月9日，杜勒斯公开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使护航的美舰保持在沿海岛屿3海里之外”，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9月11日，有4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的4艘运输舰、7艘作战舰向金门驶来，周恩来立即亲自布置了打击这次护航编队的战斗，准备以这一行动进一步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 9月11日11时以后，美蒋混合编队侵入金门海域的中国领海。周恩来下达命令后，从14时57分起，前线解放军炮兵又以40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海岸炮兵连的强大火力射击驶近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运输舰和金门岛上的目标。这一次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不再等待美舰的掩护，一遭打击就急忙向外海逃走，因而只有1艘被击伤。美国军舰同9月7日的表现一样，在解放军发炮后马上退向外海，仍一炮未发。 通过9月11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 正如叶飞后来所回顾的：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已。而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继续封锁打零炮1958年9月7日和11日两次炮击后，国民党见乞求美国护航已经不能达到预定目的，于是变换方式对金门实施补给，企图在岛上继续坚持下去，并仍想利用金门问题把美国拖人中国内战。美国在对新中国进行军事讹诈未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开始实行脱身政策，企图压迫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进而造成台湾和大陆在政治上的彻底分离。针对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思考新的对策，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继续封锁金门，使国民党更加陷入困境，以加深美蒋矛盾，为从长远角度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9月13日，毛泽东对解放军前线炮兵自月初以来开展的零炮射击活动加以肯定，电令参战部队炮兵全面开展这一活动，要做到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24小时，特别是料罗湾3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打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以增强全面封锁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福建前线炮兵在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火力进行大规模炮击，而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使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日夜都需要隐蔽在阴暗潮湿的坑道中，岛上的地面活动基本陷入停顿。 由于金门岛上的守军处境日益困难，急需补充粮弹和各种物资。9月13日，台湾国民党军又采用了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在天还未亮的凌晨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但是运输舰在接近料罗湾时又遭到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射击，2艘“美”字号都中弹负伤逃回，补给再次失败。 鉴于由运输舰直接靠岸运输已不可能，国民党海军的运输人员想到了利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用的履带式水陆输送车（lvt，台湾军方俗称为“水鸭子”）。当时，解放军的海空军为了避免中美军事冲突奉命不出外海，而海岸边的炮兵火力射程也在20公里左右，国民党海军以装载水陆输送车的大型运输舰于白天驶到金门以南解放军炮兵火力无法达到的海面上，水陆输送车装载货物后再从舰上下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9月14日，台湾国民党军首次试用这种补给方式，虽然17辆离舰抢滩的水陆输送车在解放军炮击中损失2辆，但是台湾当局认为还算成功，下令继续实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利用傍晚和夜间对金门守军进行空投。近海施放水陆输送车抢滩和空投，自此成为对金门实行补给的两项基本方式。 9月15日，中央军委对于封锁金门问题也作出新决定，强调：为了进一步封锁金门，炮兵要努力改进射击技术，重点打击驶进料罗湾的运输舰艇及卸载点，切实避免误击美舰，并加强对空投场的炮击；空军要加强大陆沿海上空的巡逻活动，掩护炮兵打击空投的国民党军运输机，并坚决打击进入大陆上空的国民党军战斗机；海军在确不误击美舰的前提下，夜间可予进入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艇以打击。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封锁的精神，从广州军区和其他单位抽调的地面炮兵、高射炮兵部队又陆续入闽，使参加炮击金门的地面炮兵部队达14个团另7个营又14个连，还有海岸炮兵8个连。 9月20日以后，美国又以军舰和航空兵为国民党军护航，不过护航的方式有所改变。美舰再度和国民党军舰混合编队，行驶至金门外海解放军岸上炮火射程之外停泊，再由国民党海军的运输舰放下水陆输送车，涉水上岸卸货。这样，解放军的炮兵已经无法炮击国民党军的舰只，而水陆输送车长度仅几米，目标甚小，又处于运动之中，火炮远距离射击很难命中。美军舰载战斗机则由停泊在台湾海峡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几乎每天都出动数十架次，掩护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飞抵距金门20公里以外的空域（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的领海线以外），然后美机在外面巡逻掩护，国民党军的运输机则迅速飞入金门上空实行空投。这种补给方式，确实给人民解放军实施封锁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针对国民党补给方式的变化，解放军前线部队相应研究了对策。由于金门斗争牵涉到复杂的国际问题，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9月24日中央军委又向前线部队重申了“以炮击为主，海军空军在确实不误击美舰美机和有把握胜利的原则下相机作战”的方针。当时，由于台风，海面涌大浪高，解放军海军快艇的吨位一般都只有几十吨，这类小艇出海已很困难，因此封锁任务主要由炮兵和空军担负。炮兵根据新的敌情研究了打击国民党的水陆输送车并封锁空投场的新战法；空军则寻找时机，在确保不同美机交战的情况下打击国民党军的运输机。 解放军炮兵为了有效地打击水陆输送车，将部分远射程的火炮和海岸炮前推，增大火力控制范围，迫使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在更远的海面停泊，使水陆输送车因增大航程更易遭受打击；同时，迫其在距岸更远的海中下水，在海浪中也容易发生沉没事故。此外，解放军炮兵经周密计算，在料罗湾各主要航道上及沿岸便于水陆输送车着陆的滩头，事先计划移动拦阻射击弹幕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一旦发现水陆输送车或小型登陆艇上岸，马上呼唤火力实施较准确的射击。开始，国民党军的水陆输送车由舰上泛水后，分次成一列横队抢滩上陆，这样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每次都有几个目标被毁伤。另外，有的水陆输送车还在海中翻沉。如一辆满载新闻记者的输送车沉没，当场就淹死记者6人（其中有南朝鲜记者1人，日本记者1人），一时在台湾和国外新闻界引起了轰动，同时也更增加国民党的恐慌情绪。 国民党军在其水陆输送车连遭打击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改变抢滩上岸的方法。其运输舰在距金门更远的海面放下减少装载量的水陆输送车（这样航渡时可安全些），然后由输送车在多方向以单个下规律的跃进方式上岸。这种运输方式确实可以大大减少遭受炮击的危险，可是运输量同样也大为减少。 由于海上运输量远不能满足金门守军的需要，台湾当局又只得加紧空投运输。 第207章 自从9月3日金门机场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起降中断后，国民党空军就一直利用视度较差的天候（黄昏、拂晓或夜间）对金门进行低空空投。解放军炮兵和空军针对这一情况，反复研究了打击运输机和空投场的办法。解放军炮兵以加农饱和中口径高射炮在前沿配置，对金门岛上各空投场构成空中火网，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一临空，马上以浓密的炮火射击，使其无法空投或升高盲目空投。敌机逃走后，炮火马上转移打击空投场和着陆物资，杀伤地面人员。针对国民党空军夜间空投的情况，解放军在前沿岛屿和突出部也模拟国民党军的炮光信号，诱使其运输机误投。这样，从9月23日至29日，解放军炮兵不仅击落国民党军运输机1架，击伤2架，而且使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投下的物资损失甚多，有许多还投到解放军阵地上来。台湾当局的空投计划没有一天能够如数完成。金门国民党军一天中最多只能得到100余吨空投物资，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随着金门守军遭封锁后处境日益恶化，美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了，已经公开表现出美国企图在金、马脱身，而蒋介石坚持不撤，仍想以金、马把美国拖在中国内战中。 毛泽东为何不取金门正当美蒋为金门撤守问题激烈争执之时，1958年10月6日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暂停炮击的消息，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乃至世界舆论都大感意外。从这时起，炮击金门进入一个打打停停的阶段，作战完全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早在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前，毛泽东就确定了“走一步，看一步” 的方针，对于是否夺取金门要看形势的发展而后定夺。自9月中旬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后，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下一步的方针。9月下旬美蒋在金门撤守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从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的长远目标出发，毅然决定改变封锁金门的方针，让金门、马祖继续留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手中。这一决定，向台湾方面乃至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再次显示出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 毛泽东确定的这一新的方针，是基于我国国家利益、全民族的长远利益，经过对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反复研究，权衡各种利弊，才最后下定的决心。从当时的某些眼前利益来说，如果逼蒋从金、马撤退或登陆夺取金、马固然有很大好处；但是如果斩断了蒋介石乃至整个台湾当局同大陆有地理关联的这条政治纽带，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长远目标来看，反倒有可能增加困难。自1955年浙东沿海作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于夺取金门、马祖的考虑已完全服从解决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局。在大陆战事已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社会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改变。在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共之间重新对话，并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在事实上已经有了可能。因此，自1955年以后中共中央就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谈判和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由于台湾当局依仗外国势力拒不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才决定以炮击金门这种军事行动以促进政治上全面解决台、澎、马问题。在炮击封锁金门后，如果只能夺取金、马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10公里扩大到100多公里，对话、接触将更为不便。而且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反之，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同时能扩大美蒋矛盾，争取台湾广大军民，建立更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另外，当时毛泽东还考虑实行牵制美国战略力量的“绞索政策”，留下金门、马祖，可能套住美国，使它在战略上难以脱身。 10月5日8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军委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 为了向党内军内解释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10月5日晚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据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 军委的指示还要求福建前线部队：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蒋军能够生存下去，是必要的。同时又要求仍要使其处于紧张的状态，拖住美国不得抽身。为了打破美国的停火的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 10月6日凌晨2时，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公开声明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并向台湾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不仅据理说明了炮击金门的理由，而且划清了台湾问题上内政和对外交涉的界限。这一公告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台湾当局虽然对此不公布，但是台、澎、金、马的军民从暂停炮击的行动、收听广播和口头传闻中也大体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金门岛上的气氛也马上缓和下来。岛上十多万军民从躲藏了40多天的阴暗潮湿的坑道和防炮洞中走出，见到了阳光，都为眼前的危险消除而感到高兴。岛上国民党军的炮兵在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期间也一炮不打，台湾军方则抓紧这7天大力运输，不仅运上几十天的补给品，而且运上了美国供给的8英寸（203毫米）重炮，准备长期固守。 对于彭德怀元帅的文告，台湾国民党当局随即表示“这完全是骗局”，对此“不予理会”。但是蒋介石也十分担心这一文告会影响美国对他的支持，因而强调“宁可冒继续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可是美国对这一文告的反应却是表示“欢迎”，并宣布从8日起暂停护航。不过美方同时又歪曲这一文告，把中国政府基于民族大义所宣布的暂停炮击和它鼓吹的所谓“停火”混为一谈，并要求实行“永久停火”，即承认它人为制造的海峡两岸分裂的事实。 台湾当局在金门虽然不敢破坏为时7天的事实上的休战，但是为显示自己尚有战斗能力，于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又出动飞机到大陆上空挑衅。当天，国民党空军共起飞44批182架作战飞机，至大陆沿海岸线地区，其中有6架窜入福建龙田上空。解放军空军当即以航空兵第14师一个大队起飞迎战，双方又进行了一场空战。空战中，解放军飞行员杜凤瑞击落下一86战斗机2架，其中一架的飞行员张乃军跳伞后被俘。杜凤瑞的飞机在空战中也被击落，他跳伞后在空中被另一架国民党军飞机击中牺牲，这架国民党军飞机又随即被解放军高炮第105师击落。这次空战，国民党军被击落战斗机3架，解放军被击落歼击机1架，此后，国民党军的战斗机基本上不再进入大陆上空，其活动线退到福建的海岸线以外。从解放军空军7月末入闽至10月，福建上空共进行空战13次，解放军航空兵总共击落国民党军飞机14架，击伤9架。 10月12日午夜，《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的7天暂停炮击的期限已满，金门国民党军和当地居民又全部进入坑道和掩体。可是解放军一炮未发。13日凌晨，福建前线广播站又播送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对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对毛泽东的写作风格有所了解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命令也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命令全文如下：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那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 第208章 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这一文告发表后，金门地区乃至整个台湾海峡的局势得到进一步缓和。 在10月13日以后的一星期里，金门和对岸地区炮声沉寂，金门岛上的军民通过切身体会相信解放军是言而有信的，岛上恢复了正常的地面活动。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现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以及基于民族大义发出的呼声，台湾当局虽然不响应，但是毕竟控制不住它在岛内的影响。在香港和海外侨胞办的一些报刊上，也纷纷发出重开国共和谈呼声。中共中央以打促和的方针，已经开始收到一定成效。 单日打、双日停的戏剧性战争从10月6日起至10月20日金门地区休战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都在认真观察各方动态，并继续做出试探，结果最后演变为一种极其特殊的带有戏剧性的作战形式，出现了古今战争史上的奇观。自10月13日彭德怀的文告宣布人民解放军再停止炮击两一周后，美国官方十分得意，宣称是它的强硬政策才带来台湾海峡的和平。美国官方一方面在对外声明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要求中国方面“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驻军。蒋介石面对中共方面和平呼吁和美国要其撤退的双重压力，为维持其军心士气，于10月14日在接见澳大利亚记者时公开发表谈话称：“不撤退，不姑息”。这实际上是向美国表示他决不接受撤军的态度。 美国政府为了要蒋介石听从自己的安排，宣布将派杜勒斯于10月21日赴台同蒋介石会谈。10月19日，美国竟又出动了4艘军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船护航。其实，美国已于10月8日宣布了暂停护航，这时解放军又未恢复炮击，在军事上本无护航必要，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显然在于试探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是否会变为永久性的，并在杜勒斯访台前以此安抚一下蒋介石。 美军的护航行动明显违反了彭德怀文告中“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的规定，同时鉴于杜勒斯即将访台，中央军委决定提前恢复炮击。10月20日下午16时，解放军又以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猛烈炮击金门，目标为岛上码头、机场和炮兵观察所等处，共发射了8800发炮弹。炮击使国民党军的3艘运输舰、l艘大型货船和1架c—46型运输机中弹，岛上守军在遭炮击70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解放军对金门的炮击虽然给国民党军带来一定的损失，却也给蒋介石增加了拒绝美国要求停火和撤退金、马的资本。10月21日杜勒斯到达台北，随即和蒋介石开始会谈。杜勒斯仍坚持美国原来的意见，即要蒋介石撤退在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结果双方争执起来，蒋介石恼怒地回答说，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最后，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美国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不再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蒋介石则答应“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11月23日杜勒斯离台前，双方依此精神签署了公报并立即发表。可是在公报中对于不使用武力一条，台湾公布的中文本和美国公布的英文本有微小的差别。在英文本中，用的是“nottheuseofforce”，意思很明确地表示“不使用武力”。可是中文本则是“而大量凭藉武力”，用的是比较婉转的语言以维护面子。 看到美蒋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杜勒斯回华盛顿后的第二天，即10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播出。 这篇文告，规定了双日对金门“四不打”，即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是希望自己包围中的对手能长期固守，已属罕见。而文告提出的愿意向同自己作战的对手提供补给品，这更是古今中外战争中的奇闻。到了10月31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发展了“四不打”的方针，决定：“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逢单日可略为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从此，正式确定了“双日不打单日打”的新方针。 这种单日打、双日停的奇特作战方式，一时使全世界的舆论感到惊奇。 不过，人们都明白了这种炮击已经是一种政治上象征性的战争。实行象征性的单日打炮，是为了反对美国的“停火”阴谋和蒋介石拒绝谈判的顽固态度，表示战争仍然存在；在双日不打，实际上取消封锁，有意让国民党军固守金门，是为了将美蒋继续拖在金门、马祖这根“绞索”上不能脱身，并向台湾当局和广大军民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解决的诚意。这种打法单纯从军事上看，确实为许多人所大惑不解，但它正是毛泽东的策略思想在战争中的一次生动体现。 在实行“双停单打”方针后，人民解放军于11月初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炮击。这次炮击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0月下旬在台湾大肆活动返美后，曾宣传金门战斗已经基本“停火”。蒋介石也宣传共产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已无力再打。为了加大美蒋矛盾，表示金门并未“停火”，同时使蒋介石得到拒绝从金、马减少驻军的口实，毛泽东经考虑后，中央军委又于11月3日下令对金门地区实施比较猛烈的炮击，这次炮击前，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向国民党守军事先作了预告。从3日早上6时起，人民解放军炮兵以33个营又1个连向金门国民党军的阵地实施全面而又有重点的轰击。11月4日因是双日解放军未打炮，5日继续实施炮击，一时又造成“声势大，温度高”的场面。 由于国民党金门守军利用停止炮击的时机补充了弹药，并运进了美制大口径的8英寸（203毫米）重炮，因而又改变了10月6日前很少还炮的态度，在11月3日壮起胆子同解放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炮战，集中火力轰击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但是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毕竟不如解放军炮乓，当天解放军发炮1．2万发，国民党军还炮2000多发，最后以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被压制而结束炮战。在这一天炮战中，国民党军伤亡约140人，特别是大金门东半岛的炮兵损失较重。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也有部分损失，在大金门正面的大、小嶝岛上的个别炮阵地因工事不坚固被打坏，部分人员伤亡。吸取了经验教训后，11月5日解放军炮兵扩大了阵地配置正面，并广泛实施了机动，还设置了假阵地迷惑对方。当天，解放军向国民党军炮阵地发炮3000发，又摧毁其炮阵地和观察所一部；国民党军还炮1000发，人民解放军却无一伤亡，成为金门炮战中的一个突出战例。这次炮战不仅达到了预期的政治、外交目的，也使新人闽参加轮战锻炼的炮兵部队经受了实战训练。 1959年元旦过后，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对大嶝岛滥施炮击，造成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为了对这一罪行进行惩罚，中央军委决定于1月7日再对金门实施炮击。为了表示只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并利于国民党军继续固守金门，这次炮击只限于金门岛上的炮兵阵地。1月7日下午，解放军炮兵以23个营又8个连猛烈轰击金门，共发射炮弹2．6万发，国民党军还炮约7000发，最后终于以解放军的炮火占压倒优势而结束。这次炮战，实际上成为金门地区最后一次真正的炮战。炮击结束后，1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今后单日不一定都打炮。”此后单日的炮击也只转入零炮射击，对金门国民党军彻底实行不封不锁，让其悠然固守的方针。这样，在福建前线以炮兵为主体的陆、海、空三军既顶住了美国的战争恫吓，又粉碎了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诡计。 台风化解了一次炮战1959年8月23日，是我军炮击金门一周年。 第209章 这个敏感的日子，从我军指挥系统多方面掌握的情况看，国民党军有可能在这一天对我军采取报复行动。我福建前线指挥员决定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从各方面做好工作，以求有备无患。 这一年，我军仍沿袭上年的做法，实施零炮射击。在发射实弹时，同时发射大量的宣传弹（实弹和宣传弹都打在无目标的空旷区）。用宣传弹大量散发《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和《再告台湾同胞书》等文告。以此不断揭露美国的侵略阴谋，阐明中国政府对台湾海峡局势的立场和我军炮击金门的旨意。前线部队和沿海地区民兵，还利用顺风，把一只只纸鸢、一个个红色气球、一座座矗立着标语牌的竹筏飘洋过海，使大量的图片、画页和宣传单飘落在金门岛上，给国民党军官兵和群众送去大陆上兄弟姊妹的温暖、关心和期待。 部队刚入闽时，修筑的工事都是土木结构的半永久型阵地。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前线部队自己动手，砸石块、筛沙子、和水泥和折编钢筋，逐步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永久型工事，至8月23日前，多数连队都有了水久型的阵地。 临近8月23日炮击金门一周年这一天，战争气氛在福建前线沿海地区一天比一天紧张。地方政府抓紧组织群众抢修道路、发动有关部门积极为部队准备粮食、炮弹，种种迹象，使基层官兵判断在这天恐怕会有一场更加激烈的炮战。 我炮兵第六师在北京训练时，各单位使用的是苏制火炮。部队到达福建前线后，即改装为国产130毫米和首批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战士们用上自己国产的火炮，心花怒放。总群领导也把他们使用的火炮视为“拳头”武器，说：“零炮射击，一般不用你们。”这样，平时只能偶尔打上几发，炮手们总觉得不过瘾。在临近炮击一周年之日，战士们早就铆足劲了，个个摩拳擦掌，想显显自己的武艺。 正在此时，福建前线气象站，天天预报要刮12级台风。由于部队指战员都未经历过“12级”台风，对它有多厉害，谁也不清楚，加之战备紧急，大家对“12级”台风警惕并不高。 8月22日晚，指战员在观察所和炮兵阵地严阵以待，密切地注视着金门岛的动静。 23日上午，薄云遮天，风力不大。下午3时许，忽然乌云密布，迅速吞没了阳光大地，疾风暴雨呼啸而来。官兵们只能在炮阵地里看着这惊天动地的kuangfengbaoyu，倾听那kuangfengbaoyu的呼啸。 翌日，天蒙蒙亮，风雨渐渐地见弱。他们走进村庄，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几乎没有瓦片的房顶，许多树木被连根拔起，墙壁坍塌，一片狼籍。 事后，从上级的通报上得悉，这次“12级”台风，使国民党军和我沿海部队都受到某些损失：群众房屋倒塌、农作物被毁坏，最惨的是不少渔民，连人带船被台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国民党军原准备在这一天对我军进行报复，我军也铆足劲准备回击国民党军，但一场台风使炮战化为乌有。 炮击迎送美国总统访台1960年，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风起云涌，反对侵略和殖民的统治的烽火，日渐扩大。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美国政府感到形势于己不利。因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出马到远东访问，进行干预。6月16日，他离开马尼拉到台湾“访问”。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第3天，杜鲁门于6月27日命令美国远东军入侵朝鲜的同时，派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至此已整整10年。这段期间，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60年6月，已开过97次会议，美国始终拒绝在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达成不以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解决两国争端的协议。从1958年9月美舰侵入福建沿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到此时已达108次，可美国政府仍然置之下理，如今艾森豪威尔又窜到台湾来“访问”，中国人民岂能容忍？为了反对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中央军委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于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军福建前线炮兵举行打炮示威“迎送”；炮击目标是大、小金门面向大陆的滩头、空旷无人地区和无工事的山头。我炮兵6师常委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福建前指的部署，即召开了党委会议和分群领导干部会议研究炮击示威的具体实施计划。由于准备工作周密，行动隐蔽，金门国民党军事先未能察觉。 6月17日下午5时，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当广播宣布要进行炮击示威的消息后，金门国民党军大吃一惊，防卫部和美国顾问组争先将文告内容抄报台湾，请示对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金门国民党军基本上按文告的要求行事：停泊在料罗湾内的两艘军舰立刻开往外海，金门各雷达站马上停止工作，地面人员进入坑道。 17日，临近20时，各级指挥系统人员在一分一分钟地对表。当秒表咯、嗒、嗒地走到20时整时，一串串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420余门大炮同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的炮击示威开始了。总群政委方官富在鹊乌鹊指挥所直接指挥莲河地区的炮击示威，总群群长沈仲文密切地观察敌情的变化。 此时，艾森豪威尔乘坐的军舰正驶抵台湾火烧岛附近，一听说打炮，即加速驶向基隆港，并指责”中共不加选择的炮击”，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纷纷上报说：这次比“八·二三”炮击更猛烈，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没有伤亡。各部通信人员在联络时，互报平安，个别人在开玩笑说：“老兄，解放军不是打我们的！”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炮兵仅向莲河地区发射了28发炮弹，以示还击。美方对此甚为不满。23时，我军炮兵又向金门进行40分钟的炮击，这一天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美国国务院还一反常态地提出抗议。 19日晨，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台湾，我军于6时和8时30分两次开炮示威。每次炮击50分钟，共耗弹3．8万余发。炮击一开始，台湾“国防部”即查询弹着情况。40分钟后，金门国民党军进行还击，炮弹也是打在滩头及田野里。台湾“国防部”再三要求报告还击的具体情况，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只好又装模作样地向大陆打了千余发炮弹。当我军停止炮击后，金门国民党军就恢复了正常状态。黄昏时分，小金门岛上已炊烟袅袅。 金门之战宣告结束1961年12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把单日打实弹改为只打宣传弹。从此，实弹炮击停止。金门国民党军除偶尔打点零炮外，主要打的也是宣传弹。 根据福建前线形势的变化，1962年春季，我部分炮兵部队奉命将武器装备及作战任务移交给兄弟单位炮兵部队，于3月末顺利返回原部队。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政府间”关系。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国防部长徐向前亦于当日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声明说：“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己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接到命令后，我军完全停止了对金门打宣传弹的活动。 至此，这场特殊的炮击金门之战宣告结束。 第二节“反攻”老调秘密制定“反攻计划” “8·23”炮战之中，尽管蒋介石宣称据守金、马，但他深知，如果没有美国的护航与协防，据守不过是一句空话。随着台、美“蜜月”的结束，台湾海峡平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60年代初，中国大陆由于连续几年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严重危机，台湾国民党当局误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召开了几次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即“国光计划”和“旭光计划”，几十万军队日夜演练，蠢蠢欲动。这两项计划属于台湾当局的最高军事机密，初时甚至连美国顾问团也一时被蒙在鼓里，知情人可谓寥若晨星。而今30多年过去了，蒋介石已经作古，反攻大陆的梦想终成泡影，两项绝密的计划方得以陆续曝光。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了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 第210章 此时，老蒋不顾70多岁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风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最先问到的是“陆军总司令”罗列，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顿时喜形于色，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发出“反攻动员”令在秘密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蒋介石还到处散布他的“反攻”神话。 1961年3月29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何谓“革新、动员、战斗”呢？蒋介石自己解释称：“革新”包括“心理革新、工作革新、生活革新，而着重在心理建设的上面，要从精神、思想、观念、生活，到实际行动，全面的、彻底的革新”。“动员”乃是“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要求发挥同志的潜力，以提振全党的活力，并加强组织，深入群众，依循国家动员的轨道，完成一切准备，以保证全民总动员的贯彻实施”。 “战斗”则是在于“发挥集中统一的战斗精神，结合全党为一个战斗体的组织，并以战斗纪律，保证党的政策、命令贯彻执行，使能在敌前、敌后、政治、经济。。各个战场上，展开全面的战斗”。 蒋介石还宣称：“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革命的胜利”。 1962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提出：“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青年子弟们必须确切准备”，“响应‘革新、动员、战斗’的号召”。 1962年11月13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称：“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独立反攻”。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年，最多5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务”。“神话”的依据听蒋介石的口气，好像“反攻圣战”迫在眉睫，他立刻就能扭转乾坤了。蒋介石为什么在1962年前后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蒋介石错误估计了大陆的形势。蒋介石宣称：中共“现在是正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匪伪政权”。 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军队不忠现象，更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问时宣称：“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的机会”。 1963年3月4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中，专门分析了中苏之间的矛盾，提出：“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从利用中苏矛盾的角度出发，蒋介石决定“反攻大陆”立即展开。 第三，企图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井非必不可缺，美国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仅仅一小步，但也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反攻圣战”的部署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蒋介石认为1962年至1963年是他“反攻”的“决定年”、“胜利年”，遂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会议，具体研讨“反攻”部署。为了切实完成“反攻”，蒋介石并非只说不做，他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淦，解释“临时国防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长”陈诚也就开征“临时国防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临时国防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临时国防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际，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蒋宣称：“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盱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基于此认识，蒋介石向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要求大会议决。该案的要点是：（1）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2）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3）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4）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草案，融会各方意见，提交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5）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于政府职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6）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所通过，并决议“遵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如：袁守谦、陶希圣、余井塘、张其昀、黄伯度、阮毅成等。当时还煞有介事地下设秘书处于台北，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4个组，进行各项筹备具体事项。与此同时，蒋介石、唐纵公开号召海内外人士参加“反共建国联盟”。然而海内外人士相信蒋介石“反攻”神话的越来越少，参加者寥寥无几。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千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 第211章 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 美国方面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发动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警告说：“台湾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协防条约”作为藉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第三节幻想成了泡影叶翔之布置“游击活动” 经蒋介石批准，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班超”等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 为了执行这两个破坏计划，美蒋特务机关，在台湾北内湖乡开办了“海龙训练班”，在台北淡海村开办了“海威训练班”。叶翔之任“海威训练班”主任，台“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任建鹏任副主任，“国防部情报局监察室”主任项乃光任教育长。在训练班里，对那些搜罗来的特务进行了海上渗透登陆、山地作战、野外生存、策动暴乱、爆破射击、心理作战、搜集情报、电讯联络等各种特务技术的训练。 特务机关为了驱使这些特务娄罗们到大陆来卖命，竭力对他们进行欺骗、蒙蔽和利诱。叶翔之等数次对他们进行“精神讲话”，要他们相信“大陆政权己摇摇欲坠”、“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鼓励特务们潜回大陆组织反gemin武装，策动暴乱，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叶翔之还奉承这些武装特务是“国家的中坚，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革命的先锋队”。他欺骗说，“只要你们登上大陆，一定会得到大陆同胞的拥护和爱戴”。 为了给这些特务打气，叶翔之亲自给他们授衔、授印，并设宴“欢送”，祝他们“马到成功”。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无情，所有从海上和空中派来的美蒋特务，无一漏网地被我沿海军民歼灭。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变成了泡影。 下面所举是几个地方的军民和人民群众歼灭台武装特务的经过。 荒岛上瓮中捉鳖1962年10月7日天刚破晓，广东省惠阳县港口公社的一艘渔船驶向小星山岛南面的海面打鱼，忽然发现远处漂着一个黑色物体。具有高度警惕的渔民们，马上放下一只小舢板，由杜冯来等4人划着前去查看，发现原来是一只放了气的半浮半沉的橡皮艇，艇里有5支桨和一颗子弹，附近海面上还漂着同一式样的六枝桨。杜冯来立刻想到，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而且从艇上的5支桨还未漂散、海面上的6支桨也漂流不远等情况来判断，乘船的人还是刚来不久。他又根据海潮、风向和橡皮艇、船桨的位置，判定敌人可能爬上了附近的一个无人荒岛——小星山岛。 情况初步分析判定后，杜冯来等立即掉转渔船驶回港口，向港口公社、公社民兵连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惠阳县港口公社民兵连得到杜冯来的报告，马上紧急集合。理发师莫镜明、庄同、张耀南都是民兵，他们正在替顾客理发，听到紧急集合的命令，马上停止工作，飞奔到民兵连部报到。搬运工人李灶等也放下正在搬运的货物，跑步前去集合。不久，来自各行各业的民兵就集中到了连部。这些民兵的一部分在港口墟一带布防，准备在特务登陆时给予迎头痛击；另外21名民兵和3名人民武装警察，由4名干部带领，乘坐两艘机动渔船，由杜冯来引航，从港口急驶小星山岛搜捕敌人。 他们在小星山岛登陆后，分三路搜索。有一路负责搜索海岛的山脚地带，他们英勇向前搜捕埋伏在乱草从中的特务，开始了战斗。另一路民兵由人民武装警察助理员膝喜祥和民兵班长李灶率领，抢占小星山岛的制高点。他们听见山下激烈枪声，就赶向枪声响处，在半山腰打死了一个武装特务。接着，又在一个山窝里发现了第二个武装特务，他一见民兵吓得连忙双膝跪下，弃械举手投降，活捉后查明，原来他是这股武装特务的“少校通讯组长”周俊义。接着，他们又和6个正要抢占山头的敌人迎面相遇。理发工人莫锐明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这6个特务被迫退到一个山洼里躲藏。膝喜祥、李灶部署了火力，封锁了这个山洼，并向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这6个武装特务无路可逃，只好举手投降。 这一路民兵走下山坡和其他两路民兵会合，经过对捕获的特务进行现场审讯，了解到还有4个特务没有抓到。他们就在岛上继续搜索。当晚，海军派来了炮艇，封锁了海面。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gonganbu队、地方干部和民兵，也陆续赶来。 第二天天亮，在全岛进行了大搜索，终于把特务全部捉住。 绿豆岭水泄不通在这以后不久的10月28日拂晓，又有两股台湾武装特务在广东省西部电白县沿海登陆。这两股武装特务共22人，带着35支长短枪、2000多发子弹以及烈性炸药等，乘两只橡皮艇在电白县爵山公社下村海滩登陆。他们刚上岸，就被渔民和民兵发觉。渔民和民兵马上摸黑向附近的民兵队和公社报告，公社民兵立即将特务登陆点附近的交通要道和海面封锁起来，并且占领了控制海面的前岚岭制高点。附近各村庄的男女老少也闻讯赶来，他们拿着木棍、菜刀、鱼叉、禾镰等等，四处搜捕敌人。 天明以后，民兵陈金品发现荒僻的绿豆岭上，有两个人忽隐忽现，在一块石头上还搁着一个背包。陈金品立即向他所在的爵山公社排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杨亚基报告。杨亚基带着几个民兵与陈金品一起，跑步登上绿豆岭。22岁的共青团女支部书记杨亚妙，拿着一把禾叉也跟着上了山。不久，民兵营长杨大应也带领民兵们赶来。他们首先和两个放哨的敌人遭遇，杨大应高声喝令敌人投降。两个特务在威武的民兵面前吓得浑身哆嗦，乖乖地弃枪投降了。藏在附近的另一个特务正想逃跑，被民兵发现。一个民兵赤手空拳地扑上去，双手卡住特务的脖子，这个特务吓得赶紧举起了双手。民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和一枚手榴弹。 这时，闻讯赶来的民兵越来越多。当他们发现第4个特务的时候，22岁贫农出身的民兵杨妹九悄悄地绕到这个敌人的身后，猛然冲向前，一手抢过敌人的冲锋枪，趁势用冲锋枪枪托猛力一击，把这个特务打倒后活捉。在继续搜捕的过程中，民兵们又活捉了4个特务。 这时，天已渐渐黑了。民兵们仍在巡逻搜索。突然，杨大应发现一个石洞内躲藏着两个敌人。他独自一个扑到沿口外一丈远的地方，依着岩石，举枪喝令敌人投降。有一个特务看到跟前只杨大应一人，便拿出金条和手表来收买他，要他不要开枪。特务们对他说，要金条有金条，要手表有手表。杨大应一听气坏了，他端起枪来就把这个特务的嘴巴打伤了。其他民兵闻声赶来，冲进石洞抓住了这两个特务。 民兵们这时已抓到10个特务，对这些特务进行现场审讯后，知道还有12个特务躲藏在这条弯弯曲曲到处是大石头的沟壑内，这时，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也都拿着刀枪等各种武器到来，把若大的一座绿豆岭围得水泄不通。民兵和群众怕特务利用夜色逃跑，就点起五盏大汽灯，挂在绿豆岭上的沟壑附近，把那里照得通明。附近村庄的老大娘和媳妇、闺女们，也纷纷烧茶煮粥，成群结队地挑到绿豆岭，给正在围捕特务的乡亲们吃。许多妇女还从家里带来了捆缚一百个特务也用不完的绳索。躲藏在沟壑内的最后12个特务看到无路可走，只好一个个举着手钻出来投降。当民兵押解到这两股特务回县城的时候，沿途村庄的老大爷、老大娘们，都气呼呼地一边骂，一边拿着木棍、扫把要打这批胆敢爬上大陆来捣乱的台恃，有些老大娘还哭着要替解放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害死的亲人报仇，特务们个个吓得混身发抖。 “光杆司令”的下场10月8日，有一股武装特务爬上惠来县海滩不久，沿海的渔村里就到处响起了报警的螺角声。带队的“广东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一纵队”的“司令” 吴纯彬，吓得丢掉了帽子和地图，在登陆点附近乱窜。有几个武装特务不久就掉了队。当天，他带着剩下的特务在野地里伏了一天。到了晚上，他看到交通要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更吓得手足无措，赶紧叫特务们丢掉电台等笨重装备，分头逃命。 吴纯彬带着一个特务找路逃生。在四处乱窜的时候，他和那个特务又在躲避巡逻的民兵时走散。他慌慌张张地钻进一处小高地下面的石头缝里，提心吊胆地挨过了一夜和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他实在冻饿难当，就爬出石头缝想到地里挖几个番薯充饥。他刚一出来，就被在这个高地顶上放哨的三个民兵发现了。民兵们拦住了吴纯彬的去路，高声喝问：“口令？”他抖抖索索地说：“我是惠来人”。民兵一听对方答非所问，接着又喊：“不准跑，你开枪就打死你！”吴纯彬被吓得连连鞠躬，结结巴巴地说：“兄弟狗胆包天也不敢开枪，更不敢跑，要跑现在也跑不动啦，从上陆到现在，我一口饭还没有吃呢！” 第212章 这个特务纵队“司令”被押到大队部以后，惊魂未定地说：“大陆上全民皆兵真吓人呀！就像是天罗地网，不说我一个吴纯彬，就是千万个吴纯彬也逃不出你们的手心啊！” 深山密林歼伞特1963年6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我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等沿海军民又连续歼灭了9股台偷渡登陆和空降武装特务90人，再一次粉碎了美蒋当局对沿海地区进行小股武装骚扰的罪恶阴谋。 6月下旬的一天，海南山区的各族人民正在欢度收获节，一架美蒋间谍飞机，以夜幕作掩护，偷偷地潜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上空，在陵水县山区空投了一股武装特务。 敌人窜扰的罪恶行径立即激起了山区周围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人们一听到消息，立即拿起山刀和枪枝，纷纷上山，奔向敌人空降地区。黎族、苗族的民兵和猎手们，熟悉地形，一马当先。曾在解放初期剿匪战斗中立过功的黎族民兵连长谭才英、副连长吴亚保，刚刚从广州开完全省民兵代表会议回来，放下行李，立即星夜出发。许多在主岛落户建设的复员军人，也雄赳赳地赶上山来。在附近执行任务的解放军边防部队某部的战士，闻讯后日夜兼程挺进。 一个围歼空降特务的天罗地网就这样迅速撒开了。 各族民兵和战士们到达敌人空降地区后，连夜设岗布哨，把各个山头、溪涧、小路都控制起来。 在某山头上放哨的凌水和保亭县交界的某生产队的黎族民兵班长黄生朝，民兵黄大祥、黄大崇三人，埋伏在灌木丛里监视着山坡的路。夜半，对面山坡上忽然传来脚步声，黄生朝等马上警惕起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在寂静的山林里听得特别清楚。三个人带的只是三支火药枪，大家忙把机头打开，每个人心里都热呼呼的。 一个黑影看得见了，沉着的黄生朝一动也不动的，也没有发口令，这个二十一岁的共青团员，心里已准备好了对策，要给敌人打个措手不及。 “站住！”黄生朝等敌人行至距他们只有五六步时，才大喝一声，三个人一齐跃身冲出灌木丛，举枪对准这个家伙——空降特工符锦富。 与此同时，一个黎族村庄——陵水县的小妹生产队，人们已经熄灯休息了，只有生产队长黄其英的茅屋里，还有微弱的火光。 这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青壮年人大都上山搜索敌人去了，黄其英一家三兄弟就去了两个，三弟其元因身体不适，留在家里，他年老的母亲按照黎族人民的风俗正忙着酿酒准备欢度收获节。这时候，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人摸进屋里来，有气无力地说：“有水吗？给我水喝。”黄其元一听这个口音，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他一面递上一碗饭汤，一面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不速之客，还带着一支枪。他差点没叫出声来。 “可能是空降特务，决不能让他跑掉！” 黄其元一家是在旧社会的苦海里泡大的。他两岁便失去了父亲，身体还没有牛屁股高就给地主放牛了。母子四人被国民党军队迫得出走异乡，连仅有的一口铁锅也卖了。全家老小替地主做牛做马，直到解放以后才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他三兄弟都参加了民兵，现在，仇人相见，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抓住。 这时候，茅屋里只有他母子两人，手无寸铁。黄其元苦苦思索着活捉敌人的对策。他故意装作热情地和敌人搭讪，一面又给敌人递上白饭，又装着给敌人张罗睡觉的地方。他探问敌人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狡猾的家伙，一会说同行的有一百多人，一会又说是十多人。满嘴胡话，真是不打自招。 当黄其元正在拉扯着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已十分警惕地溜出门外，找干部去报告了。一会儿，屋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个特工惊慌起来，站起身拔腿就跑。“不准动！”从山上归来的黄其连和民兵陈其光、冯有辉偕同边防战士早已把他团团围住，黄其连眼明手快，一把夺过敌人的卡宾枪。 在强烈的手电筒照射下，这家伙搭拉着胡髭满脸的头，如丧家之犬。这股空降特工的少校副队长兼通讯组长周少茂，就这样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个特务自供是在慌乱中走散了，他满以为像台湾美蒋特务机关所说的，这里是什么“安全地带”，有他们的“游击队”活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山区各族人民都跟美蒋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只有缴械投降才有“安全”。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山上山下士气大振。各族民兵、猎手和边防战士们，组成许多搜索小组，乘胜向敌人躲藏的深山搜索前进。 这里群峰绵互，浓荫蔽日，到处都是七八十度的陡坡。漫山遍野长满了荆棘茅蒿，地上履盖着枯枝腐叶，完全没有道路，搜山的勇士们只能披荆斩棘，开路前进。他们攀着野藤、矮树，一步一步地向前搜索。那些被誉为“飞行小组”的战士们，更是风里来，雨里去，一把炒米一把水，昼夜兼程。他们衣服给荆棘划破了，小腿给山蚂蝗咬出了血，也毫不在意，一心想着迅速、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 山下的群众也纷纷烧茶做饭，把粮食、雨具源源送到深山里去。附近公社的党支部书记曾繁植也亲自领着一支运输队上山来。这个四十多岁的共产党员和同行的三个伙伴，都参加过解放初期剿匪的战斗，走山间夜路毫不困难，他们一手摸路，一手扶扁担，踏着怪石嵯峨的山涧溯源而上，绕过水花飞溅的瀑布，在长满青苔的悬崖滑下来，又从黑糊糊的山洞里穿过去，就没有摔过一跤，也没有掉一粒米，给上山的子弟兵，送来了茶饭。 来自公社的青年姑娘郑亚照，干脆把大米、饭锅挑到山上掘坑立灶，办起食堂。突然哗啦啦的来了一场夏季暴雨，她赶忙把身上的雨衣披在灶锅上，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她毫不理会，热情地招呼着路过的战士和民兵。当她看见亲人的主服被荆棘划破了，又赶忙掏出针线包为他们把破洞缝好。 经过围追，剩下的6个敌人已被压缩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搜山小组像一把把尖刀似的从四面八方插向敌人的巢穴。 某部5连的上士班长陈培珠领着5个战士爬山越岭，一直插向山腰。搜索间，丛林里一种异样的声响引起他们注意，他们马上分头埋伏，接着发现两个家伙正想到溪涧舀水呢。尽管这些敌人狡猾，但逃不过训练有素的战士的眼睛。陈培珠向战友们使了个眼色，悄悄向敌人逼近。 陈墙珠他们从早上开始已搜索了好几个山头，没有碰上敌人，心里早窝了一肚子的火，此刻，敌人就在眼前了，决心抓个活的！他们距离敌人只有二十米了，便大喝一声：“不准动！” 这两个家伙闻声扭过头来时，陈培珠和战士像猛虎般地扑了过去，两个特工只好颤抖着举手投降。 围歼飞贼的包围圈越来越紧了。从山沟正面往上搜索的是少尉参谋胡光达和列兵刘活成。胡光达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鬼子较量过，荣立过三等功；刘活成是入伍不过一年的新战士。他俩一股劲地向前搜索，突然前面传来隐隐约约的脚步声。 “可能是敌人！”胡光达立即和小刘在一块山石后面隐蔽下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果然是一个台特，这个狡猾的家伙一脸惊慌的神色。胡光达一个箭步从山石左侧跃出，跳到敌人面前，喝令敌缴枪，小刘跟着冲上前去，两支枪一齐对准敌人胸口。 这家伙猛一惊，吓得脸色惨白，口颤颤地说：“。。不要开枪。。”双手已举起一块白手帕，浑身打着哆嗦。 胡光达看到这个台特的狼狈相，不禁又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投降的狼狈相，真是一模一样。不过，此刻他心里急着抓台特，无心去观赏这家伙的丑相了。他俩把俘虏交给后面赶来的战友，又继续往前冲去。 这一撮残余特务被民兵和战士正追赶得走投无路，刚好就在这一条山沟里和胡光达碰上了。胡光达扬起手枪大喝一声：“缴枪不杀！”话音未落，刘活成已扑到敌人面前，附近的战友也闻声蜂涌而来台特们眼见无法逃脱，只好俯首就擒。其中一个家伙，就是这股空降台特的少校队长邓建华。 至此，这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特务机关“海军辅助通讯中心” （n．a．c．c）直接派遣的八名空降武装特务，全部被歼了。缴获手枪、无声手枪、卡宾枪和弹药、伞具、通讯联络器材等军用物资装备一大批。这些罪证，从武器电台到电池、水壶，几乎件件都打上“美国制造”的罪恶标记。这股全副美式装备的特务自供，他们从选拔、派遣、训练到制定破坏任务，都是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关“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c）一手经办的。这股号称“海南苗黎族自治区饥民革命行动团”的台特，是阴谋在五指山区建立所谓“游击基地”，进行窃取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破坏活动，并且作“特种战争”的实验。但是，当他们刚刚着陆不久，就逃不了必然复灭的命运。 当民兵和战士们押着俘虏和战利品下山时，各族人民都纷纷前来观看，小妹村的黎族同胞们更是欢欣雀跃，男女老少争相前来慰问全歼美蒋特务的子弟兵，山上山下响起了胜利的欢呼。 挺进人民罗网的“挺进军” 1963年8月20日凌晨，上弦月躲到云层里去了，四周漆黑。澄海县坝头公社洲畔大队的民兵王良河正在屋里煮饭，准备一早去生产队的田里除草。 第213章 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紧一阵的狗吠声。良河想到门外察看究竟，刚踏出门，一枝枪口对准了他的胸口。几个陌生人挟持着他就走。到了堤上，一个家伙问王良河：“你们这里有没有山？”王良河听了，心里好生奇怪：三更半夜，这些人为什么要上山，难道这些人是。。。便说道：“我们这里没有山。”走了几步，一个家伙拿出一只金戒指，就往王良河的手指上套。王良河这时心里明白了：这些人的的确确是美蒋武装特务。他不禁把手一甩：“不要你们的金戒指。”那个特务眼看此计不成，又从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来，在王良河面前晃了晃说道：“金戒指不要，钞票可要？”王良河又答道：“什么东西也不要。”特务们眼看利诱不成，便改用威胁了。他们将王良河的手缚了起来，然后对他说：“老实告诉你，我们是从台湾派来的游击队，我们不安全，你也活不成！你要好好想办法找个地方给我们藏下来。”说完这些话，便推着王良河说：“走！快走！” 特务们挟持王良河来到了一片甘蔗林面前。8月的甘蔗长得比人头还高。王良河被推进了甘蔗园。王良河看着那些用特制的电筒在查看地图的特务们，心理怎么也不能平静，他心里的盘算：我跑出去，要是敌人开枪打死我，敌人会暴露自己；要是打不死我，我报告大队后，敌人就完蛋。最后，他下定决心，找寻逃脱的机会。他暗中慢慢将捆绑着两手的黑绸布解开，同时向特务假意说这块地天明有人来除草，这儿是不能躲藏的。一个特务看见天快亮了，便急了起来，马上要转移。正当特务们从这片甘蔗地转移到另一片甘蔗地时，勇敢、机智的王良河，趁着特务们走得慢，像离弦的箭一样快步飞跑出去，一口气向大队民兵营长王镇田的村里飞奔。三个前来追赶的特务怎么也追不上熟悉地形的王良河，但又不敢开枪追击，让王良河跑掉了。王良河逃脱以后，敌人眼见情况不妙便慌忙跑出蔗园，急奔外砂河，企图夺船逃命。 四野宁静，蓝天闪烁着点点星光。停泊在外砂河畔、准备天亮返航的饶平县海山公社隆东大队的一艘船上，睡着庄汉坤、庄汉烈两兄弟。突然，堤岸上传来了低沉的喊声：“渡我们过河。”汉烈往堤上一望，隐隐约约看见有十多个背枪的人，他以为是“大军”，急忙准备起锚。可是，船没走几步，岸上的人已跑到船边，跳上船来了。 汉烈见来势不妙，暗暗想道：这些人这样凶恶，哪像“大军”。正在犹疑不决，那个手持短枪，坐在船头的人叱道：“开船出海，到香港去。”汉烈一听这话，就断定是特务，于是下定决心，就是死，也不能把敌人送走。可是，怎么办？他看了看天色，此刻天快亮了。他想，天一亮，两岸行人多，那时跳水逃脱就容易了，他决定先在船上慢慢消磨时间，伺机逃走。 船傍东岸，慢慢地移动了。惊慌的特务，嫌船走得太慢，用枪逼着汉烈：“起帆。”本来这时正是东北风，既顺风又顺潮，一起帆，船就会像箭一样向出海口飞驰。只见汉烈机警地答道：“风不好，不能扯帆。”那个特务又说：“把船驶到河中间。”汉烈撒谎说：“这条河中间沙滩多，容易搁浅。”这可把敌人吓坏了，敌人再不敢说话了。这时，在船头划桨的汉坤故意把桨停了下来，特务一阵惊叫：“干什么？”汉坤答道：“桨坏了，要修理。”尽管两兄弟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可是由于顺风顺流，船还是迅速地流向港口。两兄弟心急如焚。就在这个时候，岸上出现了几个民兵，船旁也正好横着一个浅滩，船慢慢绕过码头。汉烈眼明手快，便将船划到浅滩上，用力把舵往下一插，船唰地一声，碰着沙滩搁浅了。这一停，敌人慌张极了，就在这一刹那，两兄弟一个箭步跳下沙滩逃脱了。“砰！”敌人开枪了，接着岸上的民兵也向敌人开火了。原来，王良河从蔗园里跑出来以后，就立即把美蒋武装特务登陆的情况报告给洲畔大队的民兵营长，很快，公社、县就接到了关于敌情的报告。按照严密的部署，洲畔大队的民兵迅速出动了。 民兵副班长王映藩和民兵王芝聪，这天刚好睡在大队的民兵部。一听说发现了敌情，一骨碌就爬起床来。民兵王厝边、王汉光正在准备吃饭，以便天一亮就下田除草，听到抓特务的消息，就放下碗筷，三步两脚跑到了民兵部。他们四人带着枪，一齐来到和尚围上。复员军人、民兵王细妹，听到有人叫他侄儿去抓特务，也跑来了。在围上，也们看见外砂河面上的一只模模朦胧的船影，他们说道：“快追，不让敌人逃跑。” 外砂河北接韩江，南通大海。河面东西宽约六、七百米，是韩江的支流，是这个地区主要航道。 这时那艘被敌人夺占的船只正傍着河西，顺着退潮的急流，从北往南驶向大海。六个民兵划着小船，斜掠过河面，赶了上来了。船上六对锐利的目光，透过朦胧的河面，紧盯着前面那艘船影。 船影越来越清楚了。民兵副班长王映藩命令大家，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后来，王映藩又考虑了一下，觉得我方船小，且众寡悬殊，不如先上河西岸，利用岸上有利地形，缠住特务，待大队民兵上来。 六民兵来到了河西堤岸。岸上是一座蜿蜒曲折的石提，离石提约一丈远，是一带防风林。王映藩立即下命令：大家利用石堤作掩护，跑步前进，追踪那艘被敌人夺占的船。他们一口气赶了七里多路，到了大新围时，终于赶上了那艘船。 这时候，船搁浅了。船上两名船工逃跑了。惊慌的敌人，失去逃往大海的希望，手忙脚乱，向岸上瞎打枪。民兵们便集中火力射击那艘船，8个敌人被迫离开了船，鬼鬼祟祟地爬上沙滩，逼近堤脚。陡直的高堤，很不利于民兵射击敌人。王映藩就叫王盛界、王细妹先撤下去接走跳船逃走的船工，又命令王汉光、王芝聪、王厝边三人，分散隐蔽在附近的防风林和竹林里窥视敌人的动静，严密监视敌人，自己沿着石堤，继续往南跑，准备把敌人诱过来，迷惑他们的去向，再设法堵死他们的退路，把他们缠死在这里，以待援兵的到来。 爬上岸来的敌人不见王汉光、王芝聪等人，果然都向王映藩追来了。他们相距只有二十来步远。王映藩见敌人被引过来了，一个劲往南跑了好几百米，然后一骨碌钻进了附近的水利管养所。敌人跟上来后，他又从管养所另一道门冲出去。敌人闯进管养所，找不到王映藩，忙乱了一阵，就慌慌张张钻出来。这时，天色已是蒙蒙亮。敌人深怕久留中计，赶忙溜回那艘船去。这时候，王映藩从管养所出来，见敌人不敢追上来，就朝附近村庄的天空鸣了两枪，发出了警报。 当六个民兵英勇阻击台特的时刻，正在河西堤岸上看管水利的新溪公社社员谢阿猪一听见枪声，便拔脚飞跑到驻军某部七连报讯。七连立即派出了几组战士前去追捕。在河的东岸，边防gonganbu队某部三连接到坝头公社的报告后，也派出5名战士沿着河堤跟踪追击。公社派出的“南港二号”机帆船也迅速出击。在三路包抄下，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这天，机帆船上只有一人在守船，但是当抓特务的消息一传开，有着二十多年掌舵经验、曾经参加过解放南澎岛的老舵手王老鹅，他连外衣都没有披，就从另一条船跑到机帆船来帮忙。回家休假的隆都公社的干部林修辉刚从梦中醒来，也主动上船请缨杀敌。接着，基干民兵高耀佳、王河等人迅速赶来集合，几个边防公安战士也闻讯赶来了。一个由民兵、渔民、边防战士组成的战斗小组，就这样迅速在船上组织起来了。 “南港二号”机帆船朝着那艘敌人夺占的船追来了。这时，东岸的三连战士罗启才等5人也一口气跑了5里沙滩，直插南港口。在西岸，新溪公社的基干民兵谢木园正带着某部七连的几个战士，直奔南港口。敌人被团团围住了。 特务们并不死心，企图奔向港口逃命。守在东岸沙滩的某部三连战士罗启才，瞄准敌人连发了几枪，武装特务的第一大队长林石平应声而倒。敌副参谋长兼电台台长梁发有和第二大队长蔡满堂，也先后负伤。船上的敌人看到大势已去，先后有六人跳水上岸投降。可是，一个狡猾的敌人还在船上烧文件，企图毁灭罪证。从西岸插来的某部七连战士丁维铁、叶年德看在眼里，怒在心头，他们以猛虎扑狼之势，涉水冲过去，喝令敌人住手，这个家伙不听命令，丁维铁便举起冲锋枪，“砰、砰！”两枪，正中敌人左手。丁、叶两人趁势跳上船，一手把敌人抓住。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中校支队长魏雄文，连同罪证文件，就这样成了年青战士的“猎物”。 正当6个敌人上岸投降的一刹那，敌副支队长林良勇、陈剑鸿，一头钻到水里，向大海的方向游去，妄想逃命。机帆船上的优秀射手陈兆辉看准敌人刚露出头，连发几枪，先后将这两个特务打伤了。特务陈剑鸿摸着自己受伤的头，还想继续逃命，船上的民兵不断叫喊：“缴枪不杀，不举手就打死你！”这时，他只得慌里慌张地举起双手，大叫饶命。于是，民兵高耀佳、王河用一条长竹竿把他拖到船上来了。另一个特务林良能，还不死心，涉水爬上沙滩逃跑，民兵们一心要抓活的，而机帆船这时又靠不了浅滩，怎么办？正好附近有一只小竹排，高耀佳叫声：“我下去！” 第214章 就勇敢地跳到竹排上，对敌人紧迫不舍。小竹排随波逐流，一会儿就驶到浅滩，高耀佳纵身一跳，敌人便俯首就擒了。 一场快速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台湾派遣的所谓“反共挺进军第八十一支队”这股美蒋10个武装特务，无一漏网，他们随身带来的枪支、弹药、电台等美式装备，被我民兵、解放军边防部队和人民群众全部“接收”了。 在清点战利品的时候，人们发现了特务一封没有发出的给肯尼迪的电报底稿：请立转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先生暨联合国主席、秘书长，并转中华民国大总统蒋中正先生钧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现在有x千x百余人，集结在xx地区，进行武力抗暴，誓与共党匪徒，生死搏斗，特电请赐予支援。。。xx抗暴军司令、主席、。。。1963年x月x日。 这份电报是美蒋特务在登陆前就写好的，他们满以为爬上大陆后会真的有人来“欢迎”他们。没想到这一切竟成画饼，这份电报成了对美蒋特务以及蒋介石、肯尼迪之流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战后，台特首领、中校支队长发出这样的哀叹：“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以为我们来到大陆，老百姓会来欢迎的，万万没想到一登上大陆以后，老百姓都把我们当成过街老鼠。” 喝令敌特投降记1963年8月27日黎明前，苍茫的海空只有几点星光。浙江省温岭县莞岙公社乐峰渔业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对出海渔船，正行驶到落星岛南边的海面上。老大潘度梅，看见有一只小船在浪里飘荡。“这几天好风好水的，怎么会有船飘到海上来呢？”潘度梅警觉地想了一想，忙把睡在舱里的张正大、黄定升、潘夏奶、张加忠四个伙伴叫醒了。大家一看也觉得可疑，就决定靠过去盘问一下。潘度梅把舵一转，驶近小船问道：“你们是哪里的船？做什么的？” “我们是岙环的船，被风飘出来的。”对方一面回答，一面狡猾地划着桨向渔船靠近。小船擦着渔船，有个人伸手想抓住渔船的船舷，企图爬到渔船上来。潘度梅眼尖手快，轻轻把舵一带，渔船避开了小船。并发现这是一只“轮子船”（安机器的小船）。他们想，邻社岙环根本没有这种船，船上的人穿戴也不像岙环人。这五个民兵，越分析越觉得不对头。同时，在另一只渔船上的兵民黄奶儿、潘老五、潘小玉和老渔民黄定寿、黄定忠五人，也已看到了这只可疑的小船。十个人一起商量了一阵，认为这十有八九是只特务船，并决意不放过这只可疑的船。 两只渔船一前一后，又一次驶近小船。潘度梅厉声喊道：“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小船上的人知已暴露，想瞒也瞒不住了，被迫自招：“我。。我们是台湾来的。”并企图诱骗渔民：“你们要吃东西，到我们船上来拿。”渔民们一听是台湾来的特务，一个个都红了眼。千仇万恨像潮水般的涌上心头。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特务捉住。可是，赤手空拳，怎么擒敌呢？经过商量，认为特务的船开不动，大概是没有油了，这样敌人要逃也逃不掉；他们决定留下一只船监视敌人，由另一只船去报告政府。 黄奶儿等驾着渔船，飞也似地向石塘驶去。特务看看情况不妙，拼命地划动四支桨，想甩开监视的渔船。但是，潘度梅巧妙地掌着舵，利用风向，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一会儿向左，一会和向右，紧紧盯住敌船。敌船划近三蒜岛，七个特务像丧家之犬，沉掉船只，爬上了小岛。 三蒜岛，离内陆有十来里路，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社员居住的小岛。当时是石塘公社石塘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岛上的居民，在旧社会饱尝敌人的百般欺凌，没有过过一天安定的日子。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有时小岛遭到台风袭击，党和政府就派人到岛上慰问。他们深深感到新社会的温暖。 27日早晨住在半山的叶恩富刚吃过早饭，和八岁的弟弟阿富一起上山割草，他们在山岗上看到隔坑有几个背枪的陌生人。慌里慌张，鬼头鬼脑的在那里东张西望。叶恩富立时起了疑心，停住了脚步。聪明的阿富，连忙跑到家里去告诉母亲郭银珠。不一会，郭银珠赶到山上，母子俩就一齐盘问起可疑的人来了。特务被问得露出了马脚，自知狡辩不过，只好说出是台湾来的，并装出一副可怜相，狡猾地要她母子帮忙。郭银珠一听是台湾来的，什么都明白了，她暗地咬咬牙齿说：“你们这批强盗，残害人民，无恶不作，今天钻到岛上来，可不能饶过你！”特务见她不响，就摸出一只手表想塞给叶阿富，被阿富拒绝了。郭银珠说：“你们要活命，快向人民政府投降。”她叫阿富远远盯往特务，自己就跑向山脚岙去告诉社员。可是，这一天山脚岙只有一些老年男社员和小孩子在家。大家听说有特务，就同仇敌忾，商量对策：一、马上去报告政府，二、逼特务投降。五十五岁的老社员郭加良刚走到半山，就和特务碰见了。他一面叫特务向人民政府投降，一面把特务引到山下来。 特务战战兢兢的走到山下，就陷入了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十来个男女老社员把特务团团围住，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缴枪不杀，只有投降才是出路”。特务面面相觑，像过街老鼠一样感到走投无路。有个特务慑慑懦懦的问了一句：“共产党真的不杀我们吗？”群众中又响起了同佯的声音：“只要缴枪投降，保证不杀！” 趁这个机会，郭加良走出后门，翻上山岗，找着了正在番薯地里干活的生产队长金宗德。两个一计议，立即用联络讯号向海上船只和内陆报讯。在山脚的特务并没有立即投资，偷偷地溜到前面的一座山上去。这时，五十九岁的老社员刘阿亮和女社员陈三姐，刚刚割草回来。他们听说有特务，陈三姐抬头就看到了对山上的特务。但是，只有右眼有几分光的刘阿亮，却无法看见。他急得直搓手，担心地问：“特务会不会逃走？”“逃不了，岛上的船都出去了；我们已有人向政府报讯，解放军快要开过来了。” 听说特务逃不了，刘阿亮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地。这个贫苦渔民出身的瞎眼老社员，忘不了过去所遭受的苦难，对敌人恨之入骨。他在心里盘算：这些特务，等会儿一定会被解放军捉住，在解放军来到之前，最好先把敌人的枪缴来。想到这里，他就跟陈三姐一起上山去缴枪。 当我解放军的船只出现在海面时，岙里的老人们，又一次围上来叫特务投降。刘阿亮挤到特务跟前说：“你们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出路。” “我们缴了枪，不会将我们割肉割耳朵吗？”有个特务颤抖着声音问。 “哪有这种事？”刘阿亮反问。 “台湾说的。” “这是造谣。”刘阿亮气愤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一向宽待缴枪的特务，立功有赏。”他拍拍胸脯说：“我今年快六十了，有儿有女有媳妇，还会说假话？要死要活，由你们自挑！” “要活命，快缴枪吧！”在旁的老人一齐喊了起来。 敌人自知已堕入人民的罗网，无法逃脱。当场就被群众解除了武装。刘阿亮怕特务身上还藏有武器，特地走上前去，将每个特务从头到脚都摸了一遍。 “解放军来了！”群众兴奋地喊了起来。刘阿亮等抱着缴获的枪支，接来了我边防部队、gonganbu队和上马、石塘、钓嘣等公社的民兵。 红日当空，海风习习。台“中央情报局”派遣的“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 第三十支队”的7名武装特务，到这里就全部投降了。三蒜岛上，响起了一阵阵胜利的欢呼声。 全歼“反共挺进军一四一支队” 1963年10月21日清晨，福建省福清县沿海，朝霞映照下的群山碧海，发出闪闪的亮光，秋风吹拂的晚稻，掀起金色的波浪。山坡上，三五成群的社员正在挥镰收割已经黄熟了的中稻，到处是一派劳动和丰收景象。 新盾公社社长林金凯担任通宵值勤还没有休息。这位三十多岁贫农出身的干部，解放初期当过民兵队长，曾带领民兵抓过十八个台湾特务，十多年来在沿海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上，正当他在公社听取民兵干部汇报昨夜海防巡逻的情况时，突然破灶大队打来电话，说社员陈玉成天亮上山打柴，拾到了一梭崭新的子弹和一块塑料布。他想，几天来，人民解放军没有在这一带山上演习过，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于是立即警惕起来，马上叫干事蔡文高用自行车把社员陈玉成和他拣到的子弹带到公社，仔细一看，是一梭美造加拿大手枪子弹。他果断地判定：一定是特务偷爬上来的。林金凯立即打电话向上级汇报，并通知附近各大队的民兵出动搜山，捉拿特务。自己带着几个民兵与社员陈玉成一起，赶到发生情况的地方。 林金凯的判断是正确的。昨夜蒋特“反共挺进军141支队”的9名武装特务，在福清县新厝公社后屿村附近偷渡登陆了。这些由美蒋特务机关精心挑选专门训练的武装特务，梦想在大陆上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尽管美蒋特务机关的头目，向他们吹嘘、欺骗的话音犹在耳畔，可是，他们一踏上大陆，就觉得不妙。台特们胆颤心惊地从船上跳下来，有的吓得全身软瘫走不动，有的狂饮烈性酒，借以壮胆。他们在稻田里乱窜一阵后，天渐渐亮了，特务们看到周围都是村庄，炊烟四起，更加慌乱，支队长卢浩，派出两个特务把船只沉入海中，但这两个人却一去不复返。 第215章 使他们觉得情况不妙，更加着慌，纷纷换上便服，丢下行装、电台，争先恐后地向山里逃窜。 美蒋特务偷爬上来的消息，飞快地传开了。周围山村的群众都行动了起来，这一带地方同蒋军是村村有仇，人人有恨，听说蒋介石又派了特务上来，个个怒火燃烧，磨拳擦掌。“走啊，捉特务啊！”有良好训练的新厝、■灶、界下、棉亭以及二三十里外的许多大队的民兵都很快地召集起来。他们首先在海岸、港口、要道、山隘，建立岗哨，封锁了进出路口。愤怒的群众，一听要捉特务，正在割稻的带上镰刀；正在砍柴的挥起柴刀；去挑粪的放下粪桶抄起扁担；去赶墟的也跑回家拿起锄头柄把，一齐向发现特务的山头涌去。一时，田野、路上、山麓到处都是人群。棉亭大队民兵接到通知，一下子就出动了六十多人，分两路，翻过三座山头，把西北山的主峰紧紧锁住了。■灶大队老社员陈天金听到召集民兵抓特务，高兴地赶到海边，把正在海滩上捕鱼的儿子、基干民兵陈红团叫回来，父子俩一齐拿着武器直奔山上。正和6个民兵在田里种田豆的郭其兰老大娘，得到消息后，对即将出发的民兵说：“你们放心去吧！田里的活全由我们两个老人包下。一定要抓住这帮狗特务！”在凤迹大队部帮助烧水做饭的五十八岁老大娘翁亚金，接到紧急电话后立刻赶到各处通知，她边走边骂：“蒋匪帮这伙短命鬼，不识好歹，又来送死。”刚从街上卖柴归来的青年民兵翁建宁等丢下扁担，拿起步枪跟着民兵营长蔡合忠，到山上搜捕去了。 蔡合忠带着六个民兵登上西北山。没有多久，民兵副营长方春光突然发现三百多米外的山沟里，有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拐着一条瘸腿，摇摇晃晃地跑着。方春光一挥手，翁建宁等马上追上，越过悬崖，从那个特务的侧面扑去；另外几个民兵跃身穿过荆棘丛，从正面紧跟上。他们出现在这个特务的面前时，吓得他呆若木(又鸟)，站立不动，连插在腰带上的手枪都没有来得及拿出来，就乖乖地当了俘虏。原来，他就是“反共挺进军141支队”的支队长卢浩。 蔡合忠和其他民兵押着俘虏，遇到了从山上打柴回来的社员蔡芳永和翁志宗，他们报告说前面发现两个可疑的人。要民兵去追捕，蔡合忠一听，就把俘虏留给民兵蔡清能和社员蔡芳永等三人看管，自己带着其余民兵飞速向山里追去。躲在山坳里的敌特副支队长户广诧和电台副台长■泰源，听到民兵的喊声，像受惊的野免忘了隐蔽，慌慌张张地向大山里乱窜，竟撞到正在山拢里守望稻禾的社员翁进发和妇女翁生仔妹的面前。翁进发大喊：“在这里啦，快来捉活的啊！”这两个特务大吃一惊，扭头就跑。这时跑在后面的蔡合忠和方春光马上朝这两个特务的头上“当当”地打了两枪，吓得那两个特务蜷伏着身子不敢动弹。方春光和民兵们抓住这个机会，向敌人喊话：“你们逃不了啦！快投降吧！”“你们不要为美蒋卖命”、“缴枪不杀，宽大处理！”这两个特务看到无处可躲，浑身发抖，高举双手说：“饶命，饶命，我们投降”。 在另一座山里，新盾公社社长林金凯带领十多个民兵在搜山，他们发现四个背包，却不见台特人影，就向山上篦梳式的搜去。公社武装干事黄兴走在前面，发现小山上有座坟墓，心想，这里没有树，特务是不是躲在坟墓里，就慢慢匍匐前进，倚着墓栏抬头一看，果然，两个特务躲在那里喘息。黄兴一招手，林金凯带了民兵包围上来。这两个特务知道自己被发现了，慌忙打了几枪，丢了个手榴弹，就跳起来溜了。林金凯带了民兵跟踪追击，转过一座小山，特务又不见了，他们续继仔细搜索。这时，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6个战士也赶来了。张两泉是个老战士，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发现山边有一座古墓，墓穴正面有几块砖头和石块显然是扒开后又重新垒上的。估计特务可能藏在死人穴里，就对准墓穴，厉声喝道：“你们要不要葬身在坟墓里？”“不愿葬身在墓里就快快缴枪吧！”这两个特务执迷不悟，终于葬身在这坟墓当中。 躲在墓穴里的两个特务被消灭了。但是窜到山上的台特参谋长兼电台台长吕景阳哪里去了？原来这个特务还在山下被迫赶时，脚就发软了，便就势躲在树丛里，企图逃过人们的眼睛，但不料被上街买农具的民兵陈文贤、钱金坤和钱文荣发现。陈文贤看到这个十分狼狈的人，立即上前盘问：“喂！你是哪里的？”那家伙慌张了。就掏出几支香烟请他们抽，陈文贤断定这是个坏蛋，就向旁边两个同伴使个眼色，示意要共同紧紧缠住他。这时解放军某部边防部队战士林家肺路过这里，发现陈文贤向他打个手势，知道前面的是个坏家伙。几个箭步跑到吕景阳的跟前，连续大喝两声，吕景阳惊魂未定，小战士又敏捷地穿到他的背后，飞身一跃夺过卡宾枪。这个特务便束手就擒了。还有一个特务余永发，偷偷地溜回他的老家去，可是一到家，也就被逮住了。 这股武装特务一共9个人，除了被打死和活捉的以外，还有两个却选择了弃暗投明的道路，他们乘特支队长叫他们去沉船的机会，把船驶到我海岸某码头，向当地人民公社投诚，受到当地人民公社负责人的欢迎。 梦想偷渡登陆建立“游击走廊”的这股蒋特“反共挺进军141支队”武装特务，就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歼灭了。事后，台特惊魂刚定，就战战惊惊地说：“大陆上真是到处天罗地网，处处出神兵啊！” 宽大释放台武装特务人民政府没有食言，1963年11月，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司法机关对1963年以来在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后自动缴械投降的17名美蒋武装特务，决定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对其中三名有立功表现的武装特务，并发给了奖金。 被释放的17名美蒋武装特务中，有纵队司令、副司令、支队长、副支队长、中队长、电台台长等6人，队员11人。他们是：受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1963年7月24日在浙江省永嘉县老虎岩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十一支队”中队长南桂芳；受蒋情报局派遣，于1963年8月27日在浙江省温岭县三蒜岛偷渡登陆的“浙江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十支队”支队长高度妹，副支队长林茂新，队员牟德发、卢岩焕、林裕森；受台“情报局”派遣，于1963年10月8日在江苏省射阳县射阳河口地区偷渡登陆的“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八纵队”司令刘直权，副司令俞宝琪，电台台长戴克傅，队员洪庆琢、鲁轶群、赵国清、姚锦兰、刘荫楷；受台“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1963年10月20日在福建省福清县后屿村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一四一支队”队员黄亚土、吴士龟；受台“情报局” 派遣，于1963年10月24日在福建省莆田县平海湾偷渡登陆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九纵队”队员陈金木。这17名武装特务，由于不愿意替他们的主子美蒋集团卖命，在登陆以后，自动向我缴械投降，陈金木、黄亚土、吴土龟等三人并协助当地军民搜捕同他们一起登陆后潜藏起来的其他武装特务。 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司法机关鉴于他们能够自动投降，坦白悔罪，根据人民政府对反gemin分子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决定对他们免予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安置他们适当的工作。对于有立功表现的陈金木、黄亚土、吴土龟三人，决定发给陈金木奖金2000元，发给黄亚土、吴土龟奖金各1000元。被释放的武装特务，在台湾有家属、本人又愿意回台湾的，人民政府允许他们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这17名武装特务在得到政府予以释放的通知后，都一再感激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给了他们以新生之路。他们深深认识到只有抛弃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立场，投靠祖国和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并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人民日报》向国民党九大“献礼” 1963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的社论，全文如下：我沿海地区的英勇军民，最近期间又连续全部歼灭了从海上偷渡和从空中降落的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原海宁省和鸿广区的海岸地区偷渡登陆、妄图窜入我广东省西部山区进行骚扰破坏的六股美蒋武装特务，也已被我们兄弟邻邦越南人民、公安人员和民兵全部歼灭。我们热烈祝贺再次全部歼灭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我们谨向沿海地区具有高度党悟的英勇军民致以亲切的慰问和敬意！我们谨向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公安人员和民兵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窃据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匪帮，在凶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动员它的特务机构，拼凑特务武装，和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构共同策划，从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内，除了派遣六股武装特务，在越南沿海地区偷渡登陆以外，还先后派遣了二十四股武装特务，连续在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和空中降落。最近，他们竟变本加厉，进一步同南越和南朝鲜的美国傀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南越和南朝鲜的岛屿作为跳板，妄图扩大对我沿海地区的小股武装骚扰活动。 第216章 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这一系列罪恶活动，在我强大的英勇军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下，都彻底失败了，二十四股武装特务先后被全部歼灭了。他们再一次派遣来的美制u—2间谍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也已被我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事实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最近，蒋介石匪帮正在筹开“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所谓“反攻复国大计”。为了虚张声势，装饰门面，蒋介石匪帮最近连续派遣小股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地区；并且编造了这样那样的所谓“海上渗透”和“内陆抗暴”的“胜利”的鬼话。这些鬼话，无非是心劳日拙、自欺欺人而已。真实的情况是，正当他们大肆吹嘘“胜利”之日，正是特务一一落网之时。我们为了诱歼继续来犯的敌特，过去没有按时一一公布。现在他们的“九全大会”就要开幕了，我们给他们算一笔账，让他们拿去“献礼”吧！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警告蒋介石匪帮：你们的武装特务，不管偷渡登陆或者空中降落，不管大股来犯或小股窜扰，不管白天来或者黑夜来，不管来几股来多少，总归要被全部、干净、彻底歼灭的，美的间谍飞机，不管什么型号，不管用什么窜扰方式，都逃脱不不了像u—2飞机那样一次又一次被击落的命运。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目前，在祖国领土的台湾岛上，广大台湾同胞处在美蒋罪恶统治下，苦难日深，斗争日烈。国民党的公教人员也是生活困难，无路可走，心怀不满。蒋军官兵则是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弃暗投明的越来越多；偷渡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慑于我英勇军民的威力，不愿替美蒋卖命，在爬上大陆以后，就立即缴械投降。今年8月间，在浙江省温岭县三蒜岛偷渡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就有伪支队长等五人向当地人民公社社员投诚。我们再一次向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号召：一切心向祖国的人，不论你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不论你们职位的高低，也不论你们过去罪恶的大小，只要你们弃暗投明，起义归来，人民政府仍和过去一样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热诚欢迎，不咎既往，并且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安置。台湾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选择自己的光明前途，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建立功勋。我们还要向美蒋武装特务警告：如果你们不甘心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卖命，一登上祖国大陆就主动缴械投诚，就会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待，有功的还将得到奖赏。你们好自抉择吧！ 在历次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美蒋武装特务的斗争中，我沿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gonganbu队、公安人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尤其是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在围歼武装特务的斗争中，同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gonganbu队和公安人员密切配合，迅速行动，不让一个特务漏网，充分显示了我国军民的伟大团结的强大威力。我国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美好幸福的生活，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怀有深仇大恨，不管敌人采用任何方式再来侵犯和挑衅，都要给以歼灭性的打击。 现在，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还想垂死挣扎，继续搜罗特务武装，加紧训练，准备派来大陆骚扰。我沿海地区的军民，一定要经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继续加强海防边防，加强战斗准备，密切注意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阴谋破坏活动。如果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不甘心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胆敢继续来犯，那就坚决予以全部、干净、彻底的歼灭！ 高墙电网中的“特别大队” 西河，原是赣江入鄱阳湖口的一个小渔村，三面临水，一道土堤，仿佛是一条金项链，系着翡翠般的椭园形的半岛。绿荫如泼的树林中，洁白的大院宛如是升起的帆，写意、浪漫，其余是栉次鳞比的红砖楼，极像一所学校。倘若，不是围墙上那一排排镶有大号绝缘瓷瓶的高压电网，以及那屋顶是伞型的城堡式的了望塔，还有，夜间那如一道道蓝色闪电的探照灯光，谁也不会料到，这里是戒备森严的监狱。 自五十年代初，台湾当局就不间断地向大陆派遣特务，他们纷纷落网，此时，也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转移到这里。曾几何时，蒋介石的闹剧破产，转为派小股武装特务登陆，又大部有去无回。于是，新、老台湾派遣特务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戏剧式地相逢了，并一起编在“特别大队”里。不乏幽默的时光老人，创作了一幕幕令人回味的活剧。 毕竟是曾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他们依然保留着严格的军事化的习惯。 狱中的服饰，只是黑、白两色。床上用品：蚊帐、被子、床单、枕头，全系白色；身上的衣服，除了内衣和夏季用的衬衣，均是黑色。虽然单调，却极为分明。步入他们的房间，纹丝不乱，且如昔日的军营，一切物品，全都排成一条线，给人一种简洁、明快，耳目一新的感觉。较之于由刑事犯组成的 第二大队，他们最遵守监规，极少吵架，从不盗窃；但从那一双双的目光中，人们却可以读出更为复杂的内容。 台湾的派遣特务一般也是单线垂直联系的，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是囿于内部的纪律？还是职业上的敏感和戒心？他们之间，相互提防之心一直未灭，难得倾吐真心。 对待这批特殊的犯人，狱中派出了能力最强的干部管理和教育。对他们不打、不骂，不侮辱，并且严格执行一项特殊的命令：进入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准带枪，也不带其它戒具。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特殊的心态、心理，以利于他们的改造。 七十年代前后，中国大陆正值十年浩劫时期，被迫害甚至屈死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编织了一部血泪交织的特殊历史。就是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也不乏被冤屈的人们，但对这批来自台湾的特务们，从狱中的领导到普通干部，都没有过任何非礼的行为。其时，已处病中的毛泽东，得悉某些地方盛行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十分愤怒，亲自下令：“废除任何形式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允许犯人控告干部，并不得阻拦。”这一命令，同样原原本本地在“特别大队”中传达了。传达过后，一片惊讶、不解，继而是沉思：源于炎黄子孙的血缘亲情，难道能超越政治的分歧、隔阂，而填平海峡的鸿沟么？当然，对这一尖锐问题，当时是谁也不能也不敢回答的。 两座烟囱，高达百米，犹如两支巨笔，浓墨重彩地书军着变幻莫测的人生。台湾派遣特务绝大部分都经美国教官训练过，高鼻梁、蓝眼睛的心理战专家曾给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特工们描绘这样一幅画图：大陆老百姓很穷、很穷，吃大锅清水汤，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你们只要一登陆，就会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继而建设起稳固的游击走廊。但事实截然相反，刚从饿馑的年代中挣扎过来的中国大陆老百姓，一听说当年的国民党“还乡团”回来了，人人喊打，他们一上岸，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很快就当了俘虏。 狱中虽然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但每天八小时的劳动，却是毫不含糊的。这里主要生产砖瓦，两座三十年代设计水平的德式轮转窑，每天要吐出五十多万块的砖瓦，取土，制坯，进窑，出窑，没有一道工序是轻松的。尤其是出窑，隧道式的窑内，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人只要走进去，胡子、眉毛、头发全都被烫得卷了起来。古炮式的大型鼓风机，终日吼叫着。这里劳动的人们，一色赤膊，只空一条短裤衩，日夜犹如在火焰山中煎熬。刚入狱时，人人心中暗暗叫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出身，还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严酷的劳动。 他们得到了优待。当队长把“特别大队”领进崭新的工场时，一片鸦雀无声。一排排闪烁着亮光的缝纫机，默默地仁立着，这是特地为他们新建的被服厂。在大陆的监狱中，一般只有女犯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这些粗手粗脚的男人，经过了短时期的培训，居然同样踩出了一派如温馨动人的交响诗般的均匀的扎扎声。 有小部分人的工种是纳鞋底。那完全是乡间妇女的活计。每人发一把锋利的锥子，一捆雪白的小麻绳，针针脑脑，虽是轻松，但总有滑稽。最笨的是一个在平潭岛被俘的特工，据说，他是专搞爆破的，上岸时曾化妆为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谁也没有看出破绽来。结果，在一座凉亭喝茶时，悄悄地问一个老人：“县党部在哪里？”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大陆上从来不称什么“党部”，当场就被茶客们扭送到民兵营营部。有好几回，他锥破了手，在“特别大队”中传为笑话。“你大概是吃多了炸药，心里急毛了吧？”有人这样善意地取笑他。 他姓刘，在“特别大队”中，数得上是资历最老、职务最高的人物。 原来，他是江南某省特务组织的“潜伏组长”。1949年，百万雄师下江南，蒋军如鸟兽散，但大批特务却悄然潜伏了下来。 第217章 临危受命，他虽然只是一个“组长”，却肩负总指挥要职。尽管宣布了一整套严密的纪律，但当红旗插遍大陆的时候，他像飘零的秋叶，同样被扫进了人民的法网。命运钟情于他，他随机应变，坦白得好，立下功劳，得到了宽大，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安排了工作。他感到幸运至极，其时，正是二十多岁的好年华，他携着娇美的妻子和幼子，憧憬着玫瑰色的梦。 倘若，不是那次香港之行，他的好梦还可以圆下去。人民和政府相信他，为了打破封锁，领导上派他到香港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不幸的是，一到那花花世界，他旧病复发，和台湾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并作为“派遣人员”的身份，在大陆活动。他想利用人民的信任耍小聪明，公正的上帝愤怒了，他很快重落法网，进了这座监狱。 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被他自己葬送了。妻子耐不住寂寞，带着他的爱子改嫁给一个剧团的编剧。温文尔雅的剧作家，颇能体谅他的痛苦和处境，允许他的妻子常去狱中探望她的前夫。于是，在冷清悲凉的铁窗生涯中，他是唯一一个常得到女性温存和安慰的人。 虽已改嫁，她的心仍然系着他。这座监狱的接见亭是敞开的，心细的老看守在一旁种了几棵葡萄浓荫遮蔽，一派清凉，逢到葡萄成熟时节，更是满目硕果，盈盈喜人。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不避嫌疑，也不在乎旁人异样的目光，每月都来探望，带着孩子，还带着可口的食品，给他送来轻声细语的嘱托，给他送来了无微不至的关切。虽然，狱中不允许有任何过分亲昵的举止，但只要一瞟那含情脉脉的女性的目光，他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幸福。 心地善良的剧作家并未能逃脱厄运。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接着，是逐步升级，至文化大革命，变成面目全非的“牛鬼蛇神”了。可怜的女人，带着3个儿女（两个是剧作家生的），无依无靠。狱中领导伸出了援助的手，把他们全部接到监狱中来，让孩子上学，而大人，则安排了一项自食其力的工作。在当时，这确实算得上是件撼天动地的举动。 他深深地感动了。凝视着妻子丰韵犹存的面容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他才体味到共产党人那宽广的胸襟和善意的心灵。他心悦诚服，积极劳动，并且协助干部做其它人的工作。论资历和辈份，他在“特别大队”中都高人一筹，因此，“队员”们都信他、服他。 狱中首批特赦，这个“潜伏组长”就被释放了。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和自己的妻子及儿女团聚。当时，那个不幸的剧作家还没有“解放”。他不负情，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养育剧作家的两个孩子，并且允许自己的妻子常去看望他。 特定时期和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家庭关系，耐人品味，更令人思索。 “特别大队”中有一批“水鬼”，他们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潜水员，当年，偷偷摸摸地从海底潜入大陆，原以为可以逃脱天罗地网，结果，还是束手就擒，来到这个地方。很可惜，人们都说他们的潜水绝技胜过传说中的“水猴”，但极难得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监狱的西侧是一片大水库。南昌盛夏，酷署难当，担任警戒任务的武装基干连，除了少数正规的军人，大部分是知识青年，虽然身穿军装，但组织纪律性，总会差一些。这一天，几个武装的战士到水里去洗澡。没有干部带领。真不幸，他们已经洗完了澡，一个战士脚上沾了沙，到大堤旁去冲一下脚，不慎被巨大的漩涡吸了下来，转眼就没有踪影。 “出事了！”凄厉的报警声，几乎击碎了人们的心。水面汪洋，漩涡的上方，只有铜钱般大。即如虎口，吞噬着一个青年战士的生命，他被卷往何方，谁知道？只有让一个水性超群的人从漩涡口下去，才能探到虚实，这无疑是让人钻虎口么？ “人们自然想到“特别大队”的“水鬼”们。很快，几个“水鬼”奉命来到水库的堤岸上。没有潜水衣，也没有氧气泡，大堤上窄下宽，万一被漩涡到堤坝下面的涵洞里，谁能承担责任？ “给我一瓶酒。”一个“水鬼”早已脱去上衣，只穿一条短裤。“我从漩涡口下去试试看。”他征得带队干部同意，咕噜咕噜地喝下了半瓶酒，纵身跳进了漩涡。 水面上只冒出一串细小的水花，瞬间就不见了。 悄然无声，凄凉的风，把人们的心都吹冷了。 一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人冒出来，“水猴，钻到哪里去了呢？”一双双目光，搜寻着阴森森水面上的每一道涟漪。 突然，水库大堤下的涵洞口冒出一个人，是他，这位潜水本领过人的“水鬼”告诉人们，他已经摸到那位被卷到水下的战士，但力气不足，一时背不上来。说完，他又咕噜咕噜地喝下半瓶酒，运足气，重新从堤旁的漩涡口纵身跳了下去。 落水的战士终于被背出了水面。他两眼紧团，全身乌紫，溺水时间过长，没有抢救过来。“水鬼”们的奋勇抢救行为，却传为了佳话，按照规定，给他记了一功。 1975年，棉里藏针，柔中有刚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请出山，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四人帮”仍然猖獗一时，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中南海里，如诗如画的浩渺烟波，遮不断箭拔弩张的政治大搏斗。 历时近十年的洗劫，已把大陆的国民经济推到极其危险的总崩溃的边缘。但对台湾的关系，中南海的英明决策者们，却几乎没有分歧。一道特赦令从北京发出了：分批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国民党战犯以及各级在押人员，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台湾派遣特务。他们中愿意回台湾的，发足路费，提供方便；不愿回台湾，能够工作的，给予安排，不能工作的，由国家养起来。这无异是激动人心的声声春雷。 一个彩色的绣球，由北京抛到台湾海峡的彼岸，一时间，舆论界轰动之声频频传来，有人称颂共产党襟怀坦荡，也有人攻击说：“这是中共的统战策略，用心良苦。”但不管怎样，尝过铁窗滋味的人们从此自由了，他们手持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特赦证，脱下了囚服，换上了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装，每人还领了两百元零用钱。望天，天更高；看地，地更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们的心中，最有数了。 狱中为他们举行盛大的送行宴会。gonganbu、最高人民法院都派了专人来参加。十多年，甚至是二十多年朝夕相伴的干部，也来为他们获得自由祝酒。从台湾来的人们，大多数要回台湾去了，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昔日，天各一方，今日，相聚就在眼前了，谁能不怦然心动？ 面对丰盛的酒宴，他们中的不少人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今天的泪，是喜悦的泪。 席间，轻松悦耳的乐曲，如水波荡漾。杯盏交错，消融了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隔膜。西河，鄱阳湖畔的一片小小的天地，今夜幻出了一道飞虹，无声地越过苍凉的台湾，轻轻地系着那神秘的阿里山、日月潭。 当年的囚犯，神奇地变成了特殊的使者，捎去共产党人冰释前嫌的一番美意，也捎去善良的大陆老百姓渴望早日统一的美丽向往。 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终于画上了一个沉甸甸的句号。 第四节首位“黑小姐”殒命内幕首次夜间击落b—17型飞机为了配合“反攻”，蒋介石不但反复向沿海地区派遣武装特务，还不断派遣美制蒋机飞赴大陆进行高空侦察。 从北京传出讯息是：蒋机不断被人民空军部队、地面部队击落。美国对于蒋介石的空中侦察予以配合，不断派机飞到大陆进行侦察与破坏活动。人民空军予以有力回击，先后击落侵入中国领空的美机20余架。与此同时，人民空军还多次击落台湾从美国购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 关于台湾如何配置美制u—2型飞机，要从50年代我军首次夜间击落敌机说起。 1954年以前，国民党军飞机夜间窜入大陆每年达100架次左右。主要使用b—24、b—25、b—26、c—46等几种飞机，从事空投特务、撒发传单、接济潜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等破坏活动。 由于受到沉重的打击，1955年以后，台更换以b—17型飞机为主，夜间深入大陆进行电子侦察。这种飞机是美国提供的，其使用权由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实质上是美国出飞机、出钱，国民党空军出人，为美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间谍活动。 人民空军由于当时用于夜间拦截的作战飞机是米格—15、米格—17型歼击机，机上没有机载截击雷达，全靠飞行员目光。搜索发现目标。有时飞行员看到了飞机火光，但未等开火，目标便消失了。所以1955年空军夜间拦截国民党入窜飞机达246架次，均未获战果。 1956年开始，空军调整了雷达部署，主要作战基地初步形成了引导网，引导成功率有所提高。 6月22日午夜，当人们还在沉沉熟睡的时候，一架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的美制b—17型飞机，从浙江路桥以南窜入大陆，高度约2000米。机上人员带有电台、还有大量的造谣诬蔑传单，满以为乘这无光的深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各种罪恶的破坏勾当。可是，这架蒋机刚开始进入祖国大陆上空，就在我防空部队的严密监视之中。 第218章 深夜11点许，我驻衢州机场的空军航空兵部队接到了来自防空部队观察哨的情报，说有蒋机在附近活动。在辽阔的天空张开罗网的雷达，迅速准确地侦察到一架蒋机正在飞行。指挥员下达了了歼击蒋机的命令。机场和指挥所的战勤人员忙碌起来。 很快地，歼击机满载了炮弹待命起飞。正在雷达站值班的军官包钰桥，全神贯注地操纵着机器，牢牢地监视着蒋机，保持信号的清晰。 在各个高射炮兵阵地上，官兵们也时刻准备着开火。 空军一级战斗英雄航空部第12师第34团少校团长鲁珉，一接到命令后，立即驾驶高速度的喷气式米格—17歼击机，腾空而起。 年青领航员汤志耀，注视着萤光板上蒋机的航迹，精确地计算着高度、速度、方位，把敌情迅速报告指挥员、飞行员，引导着张开巨翼的雄鹰扑向蒋机。 已是深夜12点多钟了，群峰和原野的暗影一直延伸到远方，我机雄壮的吼声冲破了大地的寂静，无线电中回响着我空军指挥所引导飞行员前进的声音。 蒋机为了避免被发觉，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不停地调换着方向。可是不管蒋机怎佯狡猾，在我地面指挥所的正确指挥和引导下，我歼敌机距敌机越来越近了。 在离敌机只有5公里远的时候，狡猾的蒋机又改向南飞了，我歼敌机很快地跟着改变了方向，并且根据夜间作战的经验，绕到比较容易观察敌机的有利位置。 “蒋机离你2公里”，“你和蒋机在一起了”，无线电里不断传来师副参谋长吴云山的声音。 鲁珉少校驾驶的歼击机迅速地追近敌机。他紧紧盯住那蠕动者的黑影。 到了射程之内。瞄准。放。 随着电钮的按动，一连串的炮弹飞向目标。 敌机中弹了，机翼顿时冒起一道火光。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机上人员发了慌。 敌机降低高度企图挣扎着逃跑。 鲁珉沉着地紧跟在敌机的正后方，对好了瞄准器，在距离270公尺的时候，又开始第二次猛烈地射击。炮弹的火龙呼啸着在夜空飞过，敌机的左机翼又闪出更大的两团火光，很快又吐出了一道道火舌，像一团火球，划过夜空，坠毁在江西省广丰县岭底乡境内的山沟里。此时是23日1时6分。被山坡撞碎而分成无数片的蒋机残骸，燃烧着两堆熊熊大火，把山坡和小河照射射得如同白昼。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拯民以下8人全部丧命。 这是我军第一次在夜间击落敌机。6月29日，国防部通令嘉奖参战空军和防空军有功人员。嘉奖令说：6月23日凌晨1时零6分，我空军某部鲁珉少校在有力情报保障和上级正确指挥下，在江西省上饶附近上空击落蒋军轰炸机一架，特予通令嘉奖。并责成空军、防空军首长查明有功人员，晋升一级军衔。希有关单位认真总结此次在夜间无光空域条件下击落蒋机的作战经验，加以推扩，提高各级部队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此后，夜间空战捷报频传。8月23日夜，航空兵第2师第6团领航主任张文逸，在浙江舟山击落美军p4m—1q电子侦察机一架。11月10日夜，航空兵第3师领航主任张滋，在浙江省肖山地区击落国民党美军c—46飞机一架。 击落敌改进后b—17型飞机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空军遭此连续打击，不得不改变方式。1957年后，国民党空军将过去月夜、简单气象的中空活动，改为暗夜、复杂气象低空活动，并使用经过改装的b—17型飞机进行电子侦察。 据此，人民空军亦将月夜、中空条件下的战斗，改变为暗夜、低空条件下的战斗。 b—17型飞机原是美国的活塞式轰炸机，经过改装后作为侦察机使用，低空性能好，续航时间长达17小时，机载电子侦察设备可侦察到地面雷达的部署和性能，可窃听到对方的指挥活动。 1957年b—17型飞机夜间低空窜入大陆侦察达53架次，人民空军出动69架次截击，无一成功。尤其是11月20日夜，一架b—17型飞机飞越大陆9个省，接近到北京地区，在大陆上空活动长达9个小时，未遭打击。这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切关注。周恩来总理当晚即指出：“蒋机未能入侵北京上空，是不幸的幸事，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将蒋机击落”。为加强北京地区的防空，总参谋部向中央军委写了《对蒋机窜扰大陆纵深情况及我采取的措施》的报告。毛泽东主席阅后指示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据此，空军对战略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使夜间作战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使部队对在夜间低空击落敌机的信心大大提高。1958年4月21日夜间，再次击中改进后的b—17型飞机。战况是：当日夜间，国民党空军出动b—17型飞机1架，低空窜入江西地区上空，航空兵第12师截击机大队飞行员李顺祥，驾驶米格—17波爱夫型飞机在指挥所的引导下，使用改进过的机上雷达，在约300米的同度上，距离1500米发现目标，900米截获，800米开炮，将b—17型飞机击伤。 这次空战后，敌人曾消静了一阵。次年5月29日20时58分，一架b—17型飞机从雷州半岛上空窜入大陆后，飞至粤桂边界山区，高度约150—300米，相当于当地山峰的高度，雷达掌握目标时断时续。驻广州航空兵第18师值班指挥员、副师长李宪刚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进入防区，遂命令指挥中队长蒋哲伦驾驶米格—17波爱夫型飞机起飞拦截。当时基地云高才260米，有小雨，在领航员王金彰、谭流光的引导下，使用机上雷达，在距离3．2公里发现目标，2公里截获，两次开炮，将b—17型飞机击落。飞机坠于广东恩平县境内，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15人全部毙命。 美制新型rb—57侦察机殒命在连续数次击落b—17的同时，我军还击落了其他敌机，主要的有rb—57侦察机和f—86战斗机。 1957年12月15日和1958年1月7日，国民党空军两次派遣rb—57侦察机飞临山东半岛上空进行侦察活动，我驻山东半岛的飞行部队两次升空都未能将其击落。1958年1月中旬，海军航空兵某师10团奉命转场至青岛。上级寄希望于10团的英雄们。 1958年2月18日，春节。上午10时52分，我雷达发现敌rb—57侦察机1架，从青岛东南方向400公里处正不断上升高度朝西北方向窜犯。为打击窜犯者，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中队长胡春生和飞行员舒积成奉命驾驶歼—5飞机紧急起飞，穿过胶州湾上空轻纱似的薄雾，双机10度爬高，背敌出航，进入同温层待机。 同温层是指12000米以上高空空间层。这个空间层温度长年在零下56c，通常没有云、雾、雨、雪，飞行员进入这一层空间飞行，呈现在眼帘的天空不再是蔚蓝色，而是深蓝色、紫色乃至近乎黑色。同温层空气稀薄，空气动力减少，飞机反应迟钝，机动性能变差，在世界空战史上，还从未有过在同温层作战的战例。因为在这个高度开炮，炮口喷出的瓦斯进入发动机，容易使发动机停转。每门炮射击时产生的六、七千公斤的后坐力，有可能导致飞机失速，进入螺旋。这是一个空战的危险高度。就是在这样的高度，海军航空兵创造史无前例的作战纪录。 当升到1．5万米时，我方飞行员发现了敌机，胡春生首先发起攻击，由于求胜心切，两次开炮未中。他又第二次进行攻击，在距敌机433米处连续三次开炮，一直打到距敌机75米，使敌机多处中弹坠落。敌机残骸坠毁在千里岛附近海面。 正在朝鲜访问的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向海军祝贺。 这架rb—75飞机残骸被捞起后陈列在青岛中山公园。该机驾驶员是国民党空军上校赵广华。他曾获得过国民党的“飞虎”奖章。 击落敌rb—75飞机后，10团威名大震。 地空导弹首次击落敌机1959年秋，国庆节刚过没几天。 10月7日9时，台湾上尉飞行员王英钦驾驶rb—57d飞机，从浙江温岭窜入大陆，在18000米高空向北京方向飞来，它的目标是到天安门上空侦察骚扰。 台湾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纵深侦察，先后动用rb—57a喷气侦察机、rb—57a型侦察机，都被中国空军航空兵驾机把它敲掉了。于是，美国空军亲自出面，从1958年3月至12月，由美国飞行员直接驾驶u—2型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后，美国便将两架比rb—57a更高级的rb—57d高空侦察机交给台湾当局，由国民党空军驾机到中国大陆侦察。rb—57d能飞到2万米以上，飞机装有4架航空相机，在高度1．85万米实施航空照相，可摄取长约4000公里、宽70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当时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休说高射炮对它无能为力，一般歼击机也对它无可奈何，所以台湾驾驶员轻松得简直如同来大陆逗着玩一样，因为他们驾驶的飞机在大陆未遇到过对手。 仅在1959年1月至3月，台湾国民党空军用美国人给它的rb—57d高空侦察机对大陆纵深进行战略侦察，该机进入大陆10架次，活动地区遍及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贵州、四川、河南、山东等十几个省、市。 第219章 我空军虽然起飞歼—5、米格—19型歼击机109批、202架次拦截，其中有106架次，我飞行员发现目标，终因飞行高度够不上而无法攻击，只得“望敌兴叹”。终于无可奈何返航着陆。 然而，这次当飞机飞到通县上空，突然有三道火光从地面扑来，王英钦见势不妙，急忙跳伞。可是他那架飞机被火光击中爆炸，碎片切断了伞绳，他从万米高空直坠而下，摔得如■粉一般。那架rb—57d则拖着熊熊大火，一头扎进通县东南的玉米地里，亦粉身碎骨。 台北震惊！ 五角大楼震惊！ 莫不是大陆有了导弹？ 然也。不过时间确实很短，难怪台湾猝不及防。 地空导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50年代初期，一些发达国家的防空部队装备了地空导弹兵器。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尖端武器——原子弹、氢弹和地空导弹；1957年，苏联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了空军第一个导弹营；1958年7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元帅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以铿锵有力的语调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防空部队除继续加强高炮、雷达部队外，还应建立一定数量的防空导弹火箭部队。” 同年10月，中国先后从苏联进口5套萨姆—2型地空导弹兵器，导弹62发。从1958年10月—1959年1月，由空军副司令员成钩负责，从空军高炮部队、雷达部队、航空兵机务部队、探照灯部队和场站部队中，挑选精兵强将，先后在华北、华东等地，组建了我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导弹在当时是绝密的尖端武器，自然要挑选政治思想可靠。文化程度高、专业技术好、责任心强的干部战士掌握。当时这些干部都是高职低配，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英雄营”营长、空军战斗英雄岳振华就是由一个高炮团的团长调任了这个营的营长的。 萨姆—2型导弹，它是苏联人在战败的纳粹德国的“瀑布”式导弹基础上研制成功的一种半固定、全天候型防中空、高空导弹武器系统，技术精密、难以掌握。可是，这些精兵强将，在某个偏僻的山沟里，凭着为保卫祖国领空而掌握尖端技术的神圣信念，顶着盛夏烈日，勤学苦练，硬是用4个月的时间，熟练掌握了驾驭这条“神龙”的本领。 1959年4月19日，第一次地空导弹实验成功。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活动，届时，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世界上60个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和87个国家的贵宾参加这一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 未雨绸缪。为保卫10周年国庆，刚刚成立的导弹部队于9月上旬奉命进入北京郊区阵地，9月21日正式担任作战值班。雷达转动着天线，似睁开了警惕的千里眼；数十枚导弹翘首挺立，似抽出了银色的利剑。 10月1日，全天无敌情。因庆活动顺利、圆满、成功。 10月7日，星期天。敌机终于露头了。上午9时41分，远方雷达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一个亮点。雷达兵报出情况：台北市以北50公里海面上空，大型机一架，正向大陆飞来。10时3分，雷达部队再报：敌机为rb—57d高空侦察机，已从浙江温岭上空窜入大陆，飞行高度1．8万米。敌机掠过南京，高度上升到1．95万米，凭借升高优势，超过沿途我空军歼击机的层层拦截，以每小时750公里的速度，越徐州过济南上空，大摇大摆地北飞。 11时22分，当rb—570飞机距离北京东南480公里时，部署在北京的地空导弹营进入一等战备，作好战斗准备。11时50分，地空导弹第二营在距离阵地135公里处，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在115公里处捕捉到目标。 这时，空军指挥所命令第二营：我歼击机已退出战斗，你们要坚决消灭敌机！ 100公里，岳振华营长口令：3发导弹接电准备！ 70公里，岳振华口令：接通发射架同步！ 导弹发射架倏地昂起头来，随着制导雷达天线，对准敌机自动跟踪。 12时4分，敌机飞临距北京28公里处时，岳振华口令：发射！随着果断的口令，3枚导弹腾空而起，飞向目标，一举击中敌机。敌刚还逍遥自在的“rb—57d”，顷刻粉身碎骨，残骸坠落在通县东南18公里处河西务村的一片水塘中，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上尉飞行员王英钦当即毙命。 首战告捷，首开纪录。自从1941年纳粹德国开始研制地空导弹至此时18年，尽管美苏等国早就拥有地空导弹武器，但他们只是在靶场上射击。这次战斗，开创了中国空军和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 全营受国防部通令嘉奖，给营记集体二等功，营长岳振华等人受到晋升军衔的奖励。朱德、李富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蔡畅等领导人亲临该营阵地视察，并向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为保密起见，这次战斗未作宣传。当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对中国以何种手段击落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纷纷猜测，但中国新闻机构始终保持缄默，未泄真情。唯有苏联人心里清楚：自己的“学生”竟然先于“老师”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黑小姐”首嫁台湾那架rb—57d被击落以后，台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停止了对大陆纵深的战略侦察。但终究忍耐不住，美国又为台湾提供了两驾更为先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并帮助台湾训练了6名驾驶员，经过一年半训练，于1962年1月30日开始进入大陆侦察，至6月底出动11架次，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 u—2是由设计者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总设计师凯莱·约翰逊取名的。 约翰逊把他所设计的这种间谍飞机叫做“实利2号”（uiility—2）。u字是实利即utility英文缩写。美国把它的空中飞贼命名为“实利”，说明它是打算利用这种间谍飞机大量窃取他国军事情报，以便在它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大捞一把，谋取“实利”的。它比rb—57d更为先进，是专门用来侵入别国领土和进行高空间谍活动的一种飞机。u—2型飞机没有任何标记，整个机身涂满青黑色的特殊颜料，身上的这层“黑纱”，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专家们的杰作——一种特殊的涂料，对雷达电波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使它在荧光屏上的回波信号变得很弱，稍不注意就“溜”过去了。高精度的报警器又使它“耳聪目明”，这种反雷达装置，能够探知本身是否已经被地面雷达探测出来。只要你导弹雷达一开机，它转身就跑，根本不进入你导弹的有效射程。这种飞机是一种机翼特别长的喷气飞机，在空中停止发动机以后还能滑翔（即无声飞行）很长时间。它的引擎的力量非常强大，飞行速度一般在每小时800公里以上，可以长时间在在2万米以上高空飞行。最高高度达22870米，几乎是珠穆朗玛峰的3倍。它装有一种特殊的引擎，可以在飞行时使引擎停止，而且可以从停止状态中突然开足引擎。这样，它在高空可以停止引擎，偷偷摸摸地侵入别国领空，就是一旦被对方地面雷达或警戒机追踪的时候，也有可能迅速溜走。它续航能力强，长达八九个小时，装有用来拍摄地面情况的特殊空中摄影机和小窗户，它可摄取大面积地幅的目标。正由于它有如此“魅力”，所以得了个“黑小姐”的美称。 第一个u—2间谍飞机中队设立于1956年1月，包括3架u—2飞机，停驻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个空军基地上。它对外宣布的名称是“第一临时气象实验中队”，由美国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指挥。 1956年5月，美国航空顾问委员会宣布把它的“气象实验”活动扩大到欧洲，派遣u—2飞机入驻在英国拉肯希恩和西德威斯巴登的美国空军基地。1956年，一个神秘的分遣队来到了土耳其亚达那附近的空军基地。这个分遣队的驾驶员住在基地上单独的秘密住处。有人问驾驶员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答称，他们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雇员，为美国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所借用。在名义上，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的u—2飞机不分晴雨应该进行气象实验，可是土耳其亚达那居民很快地就发现，这些飞机只有晴天起飞，驾驶员对于他们飞行的目的地、任务守口如瓶。 1959年9月，在东京近郊的一个机场上，日本滑翔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忽然发现一架没有标志的黑色喷气机式飞机在他们附近紧急降落。奇怪的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不但不肯从座舱里出来，反而把舱盖紧紧地关上。15分钟以后，一架满载美国文职官员的直升飞机在机场降落，这时驾驶员才走出座舱说：“我很好！”滑翔俱乐部的会员们发现驾驶员的制服上什么标志也没有，他的腰间挂着一支手枪。那些美国文职官员团团地把这架神秘的飞机围住，并且用手枪指着滑翔俱乐部的日本会员，命令他们走开。曾有人认为：以日本为基地的u—2飞机共有6架，借口在日本进行“气象实验”，实则它们飞行的范围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向南及于黄海，干的完全是秘密的间谍勾当。 从1956年起，美国就不断派遣u—2间谍飞机偷偷摸摸地侵入苏联进行侦察罪恶活动。 第220章 从那时起，美国开始了利用u—2飞机进行全球性的侦察间谍活动。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供认，美国u—2飞机飞行和用“其他办法”搜集的是关于“飞机场、飞机、导弹、导弹实验和训练、特种武器储藏、潜水艇生产、原子武器生产、飞机调动及其他类似”的情报。 对付u—2，我歼击机更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重任便又落到了地空导弹部队肩上。为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为积极寻找战机，空军领率机关作出了一个新颖大胆的决策：将固守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机动设伏。经中央军委批准，使用保卫要地的几个地空导弹营，在u—2飞机活动的航路上实行机动伏击。 一次，4个导弹营斜字摆开，不管“黑小姐”从哪个方向进入，向哪个方向拐弯躲避，都处在我导弹有效射程内。不料，狡猾的“黑小姐”突然飞了一个s形，恰恰从几个导弹营的缝隙中钻了过去。几发导弹放了“空炮”。要知道，当时我们只有那么几十发导弹呀，个个都是宝贝疙瘩。放了“空炮”，可把刘亚楼司令员惹火了，他把几个导弹营长“训”了一顿。 导弹创建营营长岳振华，这位当年在抗美缓朝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炮团团长，带着他那装成“地质勘探队”的导弹营，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到华东省份“设伏”。 6月27日，地空导弹第二营首先转到湖南长沙设伏，将近两个月未遇战机，空军领导机关认真分析了u—2型飞机每次进入大陆的航线，发现它几次进入内地侦查察都经过南昌，而且当福建方向有航空兵调动时，通常都要出来侦察。于是决定将地空导弹第二营从长沙转至南昌设伏。为出其不意，该营装车、行车、进入阵地，均在夜间进行。为诱使u—2型飞机出动，9月7日，空军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中转场到南昌，8日，又从南京出动轰炸机一架，高空飞到南昌地区作佯动。 设下伏兵击落u—2果然不出所料，9月9日6时许，国民党空军的一架u—2型飞机，由台湾桃园机场起飞，7时22分从平潭岛以2万米的高度进入大陆上空。而后，经福州，沿鹰厦线，过顺昌、光泽向江西境内飞来。 7时37分，u—2距二营500公里，营指挥所进入一级战备。 电话铃响，传来了刘亚楼的声音：“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吗？” “报告司令员，看到了！” “把它揍下来！” “是！” 7时59分，u—2侧飞近临75公里，二营打开了制导雷达天线，当即抓住了目标。 可是，u—2并不直飞南昌，而是在南昌70公里处向余干、鄱阳湖方向临远飞去，这在二营射击范围之外。而且越飞越远了。 营长下令：关闭制导雷达天线，解除导弹接电准备。目标指示雷达继续跟踪。 u—2飞过鄱阳湖，飞过九江市，突然左转，从黄梅、广济直逼南昌。 目标指示雷达不断报着距离：150公里——120公里——100公里，该开导弹制导雷达了。可是，岳营长脸色铁青，不下命令，他要打一场近战。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 “开机！放！”三枚导弹冲天而起。 几乎就在同时，“黑小姐”的光点在荧光屏上骤然改变了方向，可惜为时已晚，它已被导弹“咬”住了，片刻之后，荧光屏上闪出一片明亮的光晕，那是“黑小姐”被导弹击中爆炸后的回波。 “打中了！打中了！”全营一阵欢呼。 历史真会捉弄人，台湾当局做梦也没想到，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第一枪之后35年，又在这个地方国民党空军及至美国最先进的u—2，又栽到了共产党军的手里。 岳营长跳出指挥车。这个中年军官，奋力把军帽抛向空中。上次放“空炮”时，他也曾揪掉军帽，气得把头发揪掉一把。 “黑小姐”翻着坠在南昌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荒丘上。残骸后来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飞行员陈怀是国民党空军u—2特别中队少校，曾因多次驾机骚扰大陆，被授予“国军克难英雄”的称号。他跳伞成功，但被碎片斜穿心肺，当降落在一块稻田里时，已经毙命。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妥善将他安葬，并给建了一块墓碑。 全世界为这震惊西方和港台舆论，对大陆打下u—2感到震惊，同时他们都有一个难解之谜，所以纷纷猜测：合众国际仕记者盖尔11日从台北报道：国民党军事情报专家们在绞尽脑汁、希图弄清楚这架失踪的飞机究竟是由于机件发生故障呢？还是驾驶员叛变，或高射炮的火力，抑或是从苏联借来的火箭袭击——这仍然是个“谜”。香港新生晚报干脆宣称中共击落u—2是吹牛：中共的公报显然带有吹嘘的性质，新华社强调这架u—2机系被中共“空军部队”击落，事实上，即使苏联也无法用战斗机至60000英尺以上的高空拦截这种间谍飞机，更何况中共？ 台湾的一些专家则认为：是俄国人操纵的地空导弹击落的。台众国际社台北11日电：专门研究共产党中国问题的郑学稼教授说，情报消息表明，俄国在撤退大部分军事顾问以后，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驻有许多战斗单位。除非这架高空侦察机的引擎发生故障而下降到常规高射炮射程以内，否则，它一定是被俄国人操纵的对空导弹击落的。 巴黎战斗报13日报道：中国空军对“不速之客”的有效干涉，证明北京目前是拥有高度准确的最新式高空或地空火箭的。它的出现和使用虽不说全面改变了远东力量的平衡，但是改变了那里的战略条件。 《警告美国侵略者》就在击落u—2敌机的第二天，国防部部长林彪颁发嘉奖令，表扬9日上午击落美制蒋匪帮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的空军导弹二营。 嘉奖令说，这一胜利是你们坚持执行上级指示，兢兢业业，常备不懈所取得的成果。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好好总结经验，加强战釜，为随时打击来犯敌机，争取新的胜利而努力。 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题为《警告美国侵略者》的评论，刊登在当天《人民日报》一版。 评论指出：“美制蒋匪u—2飞机侵入我领空，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这是最近以来，以日本为主要基地的美国u—2型的间谍飞机，加紧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发生在美国u—2飞机从日本基地侵犯苏联远东国境之后不过10天，就是有力的证明。据法新社透露，美国政府最近已进一步扩大利用u—2型飞机在全球进行间谍飞行的计划。美国把三架u—2飞机派到英国，就是这个计划中的‘大西洋方面’；而在‘太平洋方面’，也在大大加强。据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透露说，‘从远东基地起飞的u—2型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u—2间谍飞机活动的加紧，正是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加紧新战争准备的一个具体步骤。”评论说：“自从美帝国主义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向我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冒险的阴谋被揭穿之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进犯中国的意图。可是，现在它却派遣u—2飞机侵入我国华东地区进行侦察，这又是什么意图呢？人们都晓得，美国总统军事特别助理，10月1日起即将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9月7日飞到台湾，8日竟到金门进行军事部署，爬上太武山，窥察大陆，并且巡视了台湾中部的空军基地。美制蒋匪帮的u—2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同泰勒的亲自到台湾面授机宜，显然密切相关。” 评论认为：“美国加紧对中国的战争部署和侵略活动，是同美国蓄意在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计划分不开的。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后，不甘心于它在老挝所遭到的失败，不仅在老挝继续捣乱，并且利用泰国等仆从国家威胁柬埔寨的中立，加紧对南越人民的血腥镇压。泰勒这个以主张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出名的肯尼迪亲信，这次亲自前来远东，到日本、南朝鲜、台湾、南越、泰国等地进行军事部署，就足以表明美国决心要在远东扩大侵略。”评论说：“在美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对远东进行军事冒险的同时，美国猖狂地对古巴进行挑衅，公然叫嚣发动对古巴的侵略战争，并且在西柏林制造新的紧张局势。9月7日，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15万名后备役人员，据白宫发言人塞林格说，‘肯尼迪决定要求授予征召的权力是由于总的国际局势。’值得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采取这一系列加紧备战和到处挑衅活动的时候，也正是肯尼迪同政府竭力做出各种和平姿态的时候。最近以来，肯尼迪不止一次地表示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愿意同苏联以及一切国家和平相处；并且还在裁军谈判中装模作样，端出两个换汤不换药的停止核试验的方案来，企图要人相信，它是多么希望停止核军备竞赛。但是，美国u—2间谍飞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犯，却完全揭穿了它的底细，就像同样的事件在两年前褐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底细一样。” 评论最后指出：“现在，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口口声声说愿意谋求和平的肯尼迪，实实在在干着的，却是积极准备发动新战争的勾当。 第221章 人们由此可以明白，肯尼迪政府是一个道地的好战的政府，它的所谓‘和平战略’的那一套，无非是配合和掩盖其黩武战略的一些手法罢了。全世界人民必须保持百倍的警惕，谨防上当，坚持揭露和挫败肯尼迪政府加紧扩军备战的罪恶计划。” 台湾声称有权派机侦察在u—2飞机被击落的当天，台湾“空军总部”发表声明承认，一架u—2高空侦察机于9日上午在中国大陆“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踪” 美联社在第二天报道此事时说：台湾当局发言人沈剑虹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说：u—2高空侦察机是向美国洛克飞机公司购买的，自从1960年12月以来，所购买的两架u—2机即一直被使用。沈氏声称：台湾有充分的权力在共产党占据的大陆上空派机飞行，因为那是我们的领土。这是指台北方面所一直坚持的说法，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存在，而此间的中国政府乃系所有中国领土的唯一合法政府。此项声明，其目的之一显系免使美国牵连在此项事件中。 中共在过去曾指称击落中国（台湾）的侦察机，可是这是提到u—2机的第一次。 中国（台湾）守军现将特别提高警觉，以防备任何突发事件。 台“行政院新闻局”同一天发表一项声明说，在1960年7月间向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购得u—2高空侦察机两架，并于同年12月将这两架飞机运回台湾使用。 据美联社消息说，台湾承认美制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的声明，是在美国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离开台北以后12小时发布的。消息说，他在动身前仅仅说了些“不明确表示自己态度的话”，而且不让记者有任何机会提出问题。 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说，台湾发表的声明是“对在中国大陆被击落的一架美制u—2飞机事件承担起全部责任。” 但是，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承认美国通过它给台u—2高空侦察机来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以后，台湾当局和美国在台湾的占领军对这件事都已噤若寒蝉。 美在混乱中抵赖台湾美制u—2飞机之被击落，使美国政府大为尴尬和丧气。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承认，这件事“使美国感到为难”。他说，“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件”。 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不得不承认，美国通过它给予台湾u—2高空侦察机来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 在早些时候，为了掩盖美国在这个事件中的干系，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都曾装聋作哑，拒绝就美国是否曾向蒋介石提供u—2飞机一事发表意见。而在台北，所谓“美国协防台湾司令部”的一个发言人并且公开抵赖，说什么美国向蒋介石提供u—2飞机以及蒋介石使用美制u—2飞机对他说来是个“新闻”，他“没有任何有关这一点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美国供给台湾以u—2高空侦察机这一事实时，企图把这件事说成是美国一家飞机公司同台湾之间的商业买卖。这个发言人说，在1960年7月，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同台湾签订了一项出售u—2飞机的合同，而国务院发给了把这些飞机运到台湾的出口许可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还承认，美国政府曾经在美国“训练了一些中国国民党u—2飞机驾驶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这些事实时，力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制u—2飞机的窜扰中国大陆，同美国并无关系。但是，他接着不打自招地说，“可以设想，根据美国和它的同盟者通常交换军事情报的做法，国民党中国人所获得的任何情报将向美国国防部提供。” 据英国“卫报”11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府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10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窜扰中国大陆搜集情报的台湾美制u—2飞机的消息“焦急地秘密会谈了五个小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1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阻止记者就这件事提出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再谈论这件事毫无好处”。他企图以沉默来掩盖美国的罪责。 据报道，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0日还同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讨论了有关台湾美制u—2间谍飞机被中国空军部队击落的问题。 在这同时，美国有关右派报刊叫嚷要继续利用u—2飞机和其他手段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时代周刊》在最新一期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并没有打算完全让u—2飞机停在地上不起飞”。美国“也没有保证（u—2飞机）不在俄国以外的共产党国家——包括共产党中国——上空飞行”。 华盛顿《明星晚报》说，这些高空飞行的飞机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以便经常了解一些国家的军事发展情况。这家报纸还叫嚷间谍活动将以更新的技术继续进行。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9月1日的一篇报道中说，无论艾森豪威尔或肯尼迪“都没有答应过停止使用u—2飞机进行国务院所说的‘广泛的空中监察’。” 美国官方和有关右派报刊继续企图把台湾美制u—2飞机窜扰大陆搜集情报一事，说成同美国政府无关。但是，包括美国通讯社在内的一些西方通讯社引用的美国官员私下的谈话，却说明美国无法逃脱它在这件事中的干系，这些官员说：“若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台湾大概不会进行这种飞行”。“可以认为，美国是从台湾在大陆上空进行的视察中得到好处的，因为他们通常是交换军事情报的”。“美国在批准洛克希德买卖（指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卖u—2飞机给蒋介石）之前，对中国国民党人打算如何使用u—2飞机必然有很好的了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在为台湾美制u—2飞机窜扰大陆搜集情报而被击落的事件进行百般狡辩抵赖之后，9月12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什么中国方面所指出的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无容逃避的罪责“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 但是，美国报刊却透露了美国飞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附近和上空进行搜集情报的真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用来“在共产党集团领土上空搜集电子、红外线和摄影情报的工具不仅是u—2飞机。15年来，像b—27、b—52和海洋巡逻飞机等这样一些飞机，都曾在苏联和它的盟国的周围附近和上空进行过搜集情报的飞行。光是在中国和苏联的太平洋沿海，就一直在不断地侦察。” 《华盛顿邮报》11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被中国击落的“那架u—2飞机不是第一架飞入共产党军队所占有的领空的侦查飞机。同样可以保险地说，过去所使用的飞机大概也是美国制造的。” 美联社记者戴维斯在一篇报道中说，美国国务院在“颁发出口许可证允许把u—2飞机出售并运给蒋介石之前，是完全知道国民党中国将怎样使用这种涡轮发动机高空飞机的”，国民党所搜集的情报已经同美国进行交换。现在“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或国民党中国已经下令停止对共产党中国的高空侦察飞行。” 强烈的抗议针对美国当局的百般抵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62年9月14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声明指出：1962年9月9日，美制蒋匪帮u—2型飞机窜扰至我国华东地区上空进行间谍活动，当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这是美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的罪恶行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挑衅。6亿5千万中国人民在热烈祝贺祖国领空捍卫者的重大胜利的同时，不能不对一贯敌视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强烈的愤慨。 事情发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宣称，这架u—2飞机是蒋介石集团从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购买的，企图以此证明整个事件同美国无关，另一方面又承认，美国从这种间谍飞机的活动中获取情报，这真正是枉费心机、自相矛盾。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驻扎u—2飞机。u—2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战争的危险就跟到什么地方。驻有美国u—2飞机的各国人民，都坚决要求美国撤走这种飞机。谁都知道，所有这些u—2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么能够例外？这种飞机的供应、维修、使用、指挥、都操在美国手中。这次u—2飞机侵犯中国，完全是美国主使的。美国政府是这次侵略罪行的元凶。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美国的飞机军舰就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不久以前，美国还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冒险窜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个阴谋被揭露以后，美国政府还矢口否认，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并且宣称不允许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大陆。这次u—2飞机事件足以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而这次事件本身，就是美国政府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窜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次事件是美国在亚洲和全世界加紧侵略和战争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亚洲，美国疯狂地镇压南越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继续占领泰国，干涉老挝内政，指使南越和泰国威胁柬埔寨，积极重新武装日本，并且拉拢日本同南朝鲜合作以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 第222章 美国指使西德复仇主义者在西柏林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日益猖撅的挑衅，同时又公然叫嚣要对古巴发动侵略战争。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15万名后备兵役人员。不久前，美国政府不顾自己对苏联的庄严保证，又一次派遣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在世界各地变木加厉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不断表示愿意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载军、同一切国家和平相处。但是，它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与此相反。美国真正千的，是进行侵略和准备战争。它装出来的各种爱好和平的姿态，不过是企图蒙蔽世界人民的一个烟幕。这一次的u—2飞机事件再一次提醒人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才能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有效地捍卫各国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对美国的侵略和挑衅活动，经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自从195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派遣军用飞机和舰艇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的行为，提出了213次警告。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给美国记一笔帐，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严重注意美帝国主义要把全世界拖进核战争灾难的危险性。中国击落美国间谍飞机，这也不是第一次。1959年10月7日我们曾经在华北地区上空击落rb—57d飞机一架，1961年8月2日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rf—101型飞机一架，1961年11月6日又在东北地区上空击落p2v型飞机一架。这次击落u—2型飞机，是第4次了。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 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声讨美国侵略者”的社论，全文如下：我国空军部队9月9日击落侵入我国领空的美制蒋匪帮u—2飞机一架，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个重大打击。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有力地证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世界和平的死敌。肯尼迪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时时刻刻地威胁着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 连日以来，我国各地人民，在热烈庆贺空军部队保卫祖国领空取得胜利的同时，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肯尼迪政府的反gemin两手政策，决心加强自己的一切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我国政府9月14日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且指出，对于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才能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有效地捍卫各国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世界各国舆论群起抨击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挑衅。从河内到地拉那，从哈瓦那到雅加达，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怒潮。 社会主义各国同仇敌忾。许多兄弟国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朝鲜《劳动新闻》说：这个事件“完全剥下了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的假面具”。越南《人民报》评称：“在执行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间谍、挑衅、破坏活动和战争政策中，肯尼迪要比艾森豪威尔表现得更加露骨、猖狂和冒险。”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说：“肯尼迪上台之后这种危险的挑衅政策的规模更大了。”古巴《今日报》指出：这一事件“是美国的挑衅和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波兰《人民论坛报》认为：“美国这种冒险活动，正在危险地加剧着国际紧张局势。” 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在亚非各国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抨击美国蓄意侵犯中国。缅甸《先锋报》指出：“今天正是美国及其傀儡在点燃战火和破坏世界和平。”阿联《共和国报》说：美制u—2型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行动证明美国支持蒋匪帮想占领中国大陆领土的狂妄企图。伊拉克《自由人之声报》指出，美国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主要祸首。”柬埔寨《祖国报》抨击美国目前执行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政策。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和许多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代表，认为中国空军部队击落美制蒋匪帮u—2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次严重警告和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衷心支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侵略和保卫祖国的严正立场，号召亚非各国人民加强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日本共产党发言人土岐强指出：“究竟是谁在策划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践踏民族独立，现在很清楚了。” 肯尼迪政府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的活动，甚至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不安和不满。英国《泰晤士报》认为，美国通过蒋匪帮进行间谍活动，不是光明正大的主张。《每日先驱报》斥责美国做了蠢事，认为这件事可能在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中引起不快和惊恐。《每日邮报》认为这次美国遭到了“一次可耻的失败”。法国《战斗报》写道：“人们只希望，华盛顿停止再派遣其它u—2飞机。”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美国政府狼狈万状，企图抵赖自己的罪责。然而，美国甚至在抵赖中也承认，蒋匪帮获得的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国防部。而且，u—2飞机所使用的燃料和寨材，都直接掌握在美国驻台湾的军事机构手中。u—2飞机的飞行任务也都是由美国军官直接布置的。可见，没有美国的同意，这架飞机根本飞不起来。同时，谁都知道，美国在世界各地，在日本、土耳其、澳大利亚、西德、英国、阿根廷驻扎的u—2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能例外？无怪乎，据路透社电讯透露，华盛顿的“观察家”也认为，“若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台湾（指蒋匪帮）一大概不会进行这种飞行。”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由于这种飞机是美国供给的，美国并且能够得到侦察的结果，要区别这是台湾的活动还是美国的活动，就是微妙的事了。”其实我们掌握充分的材料证明，u—2飞机的供应、维修、使用和指挥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蒋匪帮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雇佣军罢了。美国侵略者企图把他那血腥的手掩藏在蒋介石的破口袋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是美国坚持其敌视中国政策的一个新罪证。 不久以前，当我国揭露了美国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冒险窜犯我国沿海地区的阴谋以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并且宣称不允许蒋介石匪帮窜犯中国大陆。现在距离美国政府这些虚伪的“保证”只有两个多月，就发生了美制蒋匪帮u—2飞机侵犯我领空，进行战略侦察的新罪行。而这一罪行，又恰恰是发生在即将就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到台湾和金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彻底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所谓“保证”完全是骗人的，u—2飞机事件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积极准备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肯尼迪政府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部署，是它全球范围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尼迪政府最近正在玩弄种种“和平”的花招，大肆宣扬说什么愿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说什么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裁军。可是就在这些“和平”的伪装掩护之下，肯尼迪政府却加紧推行其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疯狂地准备核战争，到处策划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大大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帝国主义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日益扩大，美国在参予侵略南越的军事人员已达1万人。美国对泰国实行了军事占领，并且以泰国为基地，干涉和威胁老挝，策应它在南越进行的“特种战争”。美国指使泰国和南越干涉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美国还加紧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在太平洋建立“北极星”潜艇基地，把新式导弹运进日本。最近美国更加紧了侵犯古巴的战争部署，不断发动军事挑衅，除了利用雇佣军进行疯狂的袭击和破坏活动以外，还大肆叫嚣要对古巴发动直接的军事进攻。同时，美国在西柏林发动了一系列的挑衅，加紧武装西德，已经给西德装备了两个导弹营。美国准备征召15万名后备兵员，并且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宣布要继续在太平洋上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不久前，美国u—2飞机又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而且，u—2飞机的活动，已经扩大到全世界范围，破坏各国的主权，威胁各国的安全。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向全世界表明，它是各国人民和平生活和安全的最危险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侵略罪行引起世界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英勇的南越人民，不屈不挠，同美美军的“扫荡”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223章 古巴人民在美帝国主义新进攻的威胁面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的周围，全民动员，进行战斗准备，决心消灭敢于进犯的一切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侵略罪行越来越深刻地教育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对美帝国主义，对肯尼迪政府，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以坚决的斗争来捍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 我国政府声明指出：“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这表达了6亿5千万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中国人民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捍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然被打败，而且是一定能够被打败的！ 首都万人集庆声讨1962年9月15日下午，首都各界1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军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 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充满了庆祝胜利的洋洋喜气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愤激情绪。会场上，坐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部队各兵种的军官和战士，武装的民兵，以及工人、学生、机关干部、郊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和首都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在大会的进行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举起拳头，强烈地高呼：“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阴谋！”“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加强国防建设、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各人民团体代表刘宁一，各民主党派代表程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和首都工人、农民、民兵和学生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的讲话集中地表达了6亿5千万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罪行的无比愤慨和强烈抗议，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们在讲话中一致表示拥护我国政府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的声明，并且严正地警告美国侵略者：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侵犯和不可欺侮的。如果敌人胆敢再来窜犯，必将像u—2飞机的下场一样，遭到毁灭性的迎头痛击。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上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部队首长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程潜、王绍■、季方、陈其尤、许德珩、徐萌山、胡耀邦、刘宁一、蔡畅、老舍、王照华、张寅安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首先致开会词。他说，我人民解放军这次击落美蒋u—2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个最坚决最有力的回答。这显示了我军的强大威力和我国人民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我们衷心地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敬意。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就这一事件所发表的声明。 廖承志说，美国u—2飞机对中国的战争挑衅，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愤。现在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战争侵略罪行的怒潮，正在形成。我们感谢各国人民对我国的支持和同情。他说，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都一定会被粉碎。 郭沫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讲话。他热烈祝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击落美制蒋匪帮u—2飞机的重大胜利。他说，这是对好战的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当头棒喝，是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的一个沉重打击。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重大胜利。 郭沫若指出，美国u—2飞机侵犯我国是一个性质极为严重的事件。这是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蒋匪帮窜犯我国大陆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这是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种新的战争挑衅。这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加紧扩军备战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这次事件使中国人民更加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看透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只要美帝国主义还占领着我国的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中国人民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 郭沫若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把u—2飞机基地扩大到四大洲的10个以上地区，这些基地的主要锋芒都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这又一次说明，美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的野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必将进一步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不断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狂妄计划。 郭沫若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挑衅的同时，正在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进行一系列凶恶的进攻。他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进行的疯狂的扩军备战活动，值得引起各国人民的严重警惕。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最凶恶的敌，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强调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喋喋不休地表示什么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愿意裁军，愿意停止核试验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被美帝国主义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只不过是一派欺骗人民的谎话。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个凶恶的敌人，决不能存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郭沫若着重地指出，尽管美帝国主义是凶恶的，但是在人民斗争的面前，它又是虚弱的。他说，只要全世界人民加倍警惕，加强团结，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侵略政策，就一定能够保卫住自己的革命成果，保卫住世界和平。 郭沫若说，中国人民一贯遵守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战争挑衅，始终坚定不移地进行着毫不调和的斗争。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和平”花招，从未有过任何幻想。 郭沫若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挑衅是不会从此罢手的。中国人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加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加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时刻保持警惕，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和侵略。中国人民一定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定要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进行到底。 郭沫若最后说：我们再一次严厉地警告美国侵略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决不容许侵犯和欺侮的。美国强盗从哪里来，中国人民就一定把它消灭在哪里。我们也再一次警告蒋介石匪帮，你们如果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对祖国大陆进行任何袭扰，就一定要得到应得的惩罚。中国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全国各人民团体，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挑衅，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 刘宁一列举许多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亚洲和全世界加剧紧张局势，准备新的战争冒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对美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的罪恶活动提高警惕，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强调说，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全世界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玩弄“和平”、“进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等等骗人的词句，企图麻痹和欺骗各国人民。而在这个幌子的后面，却是加紧准备核战争，加紧准备和发动“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镇压被压迫人民要求独立的运动，推行新殖民主义，同时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和颠复活动。肯尼迪的反gemin“总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把全世界都置于美国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他指出，肯尼迪政府这种两面手法，决欺骗不了已经觉醒了的人民。 刘宁一正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决不是好欺负的。 第224章 如果敌人胆敢再来窜犯，一定会落得像这次u—2型飞机被击落的同样下场。 刘宁一最后强调说，人民群众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觉醒起来的人民，是天下无敌的力量。只要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的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提高警惕，坚持斗争，美国侵略者的魔爪必将被各国人民斩断，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一定会被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击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程潜代表各民主党派讲话。他说，这次美制蒋匪帮u—2型飞机被我空军部队击落，再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肯尼迪假和平、真备战的狰狞面目，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完全是一丘之貉。他强调说，面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十分狡猾而凶恶的敌人，全世界人民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提高警惕，互相支援，同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程潜说，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u—2飞机的光辉战绩向全世界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在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将更为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这个事实也有力地警告美国侵略者，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容侵犯的，不管敌人来自天空，还是来自海洋、陆地，都将被彻底消灭，被打得粉碎。蒋匪帮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也决逃不脱它应得的惩罚。 程潜最后表示，各民主党派全体成员誓与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我们的一切知识和力量。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王海走上讲台的时候，会场上掌声雷动，向树立光辉战绩的空军英雄们致敬。王海在讲话中说，全国各地对这次击落u—2飞机的热烈祝贺，给了我军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要以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回答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望。我们深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取得的，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 王海说，我们清醒地知道，美帝国主义绝不会甘心于它的失败。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百倍提高警惕，紧握手中武器，严守战斗岗位，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为解放台湾、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毛泽东号司机长蔡连兴代表首都工人向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他说，我们为有这样一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感到骄傲。蔡连兴说，我们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这条狼的本性是十分熟悉的。不管这条狼披上多少张羊皮，我们也总会抓出它的狼尾巴来。我们要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 农民代表、长辛店人民公社副主任郭荣说，社员们听到咱们的空军部队打下来一架美蒋的特务飞机，大伙儿都说：真解气，真解恨，得给他点厉害尝尝，叫他看看中国人民的力量。 郭荣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一直装模作样，耍“和平”花招，还说不把特务飞机卖给任何国家，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假和平，真备战。这一回，不管他怎样花言巧语，也抵赖不了。他说，中国人民可不是好欺侮的。不管美帝蒋匪还想来捣多少次乱，我们前方后方一条心，一股劲，攥成一个铁拳头，准把他们打个头破血流。 民兵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民兵师的团参谋长张世嵘在大会上严正地警告美帝国主义和肯尼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不但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还有千百万的民兵队伍。我们懂得怎样对待帝国主义，我们千百万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每一个角落撒下了天罗地网，在祖国的领空、领海筑起了铜墙铁壁，任何敌人敢于侵犯我们一寸土地，管叫它寸步难行。 学生代表、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杨燠华在讲话中说，怒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全中国学生都强烈地抗议美国肯尼迪政府的战争挑衅。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好战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次u—2飞机事件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肯尼迪政府只能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狼究竟是狼，我们必须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大会上所有讲话，都在会场上激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讲话结束后，会场上全体起立，台上台下的口号声连成一片，1万多人激愤地高呼：美帝国主义从我国领土台湾滚出去！从日本滚出去！从老挝滚出去！从泰国滚出去！从菲律宾滚出去！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喜听汇报1962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会客厅中间的一大圈沙发上，坐满了中央首长：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带着他的地空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坐在后徘。今天，毛泽东主席将在这里听取他关于击落台湾u—2飞机的汇报。 周恩来总理在门厅来回踱着步，不时往走廊看一看。一会儿，他回过头来对大家说：“主席来了！” 毛泽东身着银色中山装走了进来，大家起立，鼓掌。周恩来向刘亚楼、岳振华打了个手势。刘、岳两人急步走到主席面前，敬礼。 周恩来介绍：“这就是岳振华同志。” 毛泽东握住了岳振华的手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哇！”之后，毛泽东转向刘亚楼。刘亚楼打着手势，向毛泽东简洁地汇报了击落u—2型飞机的经过。 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听着刘亚楼的汇报，不时插上两句话，时而满意地点点头。 周恩来总理走过来：“主席，代表们（指空军党代会代表）准备好了，去照像吧！” “好！”毛泽东起身，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向外走去。 第五节“克难英雄”被俘王诤部长再设“陷阱” 第一架u—2被击落之后，敌人变得小心起来。后来几次，当u—2飞临我地空导弹阵地附近尚未进入我有效射程就转身溜走了。显然，“黑小姐”的身上已经专门安装了对付我地空导弹的电子设备，只要一收到制导站搜索雷达的电波，它便逃跑。 这引起了具有丰富电子技术经验的老将军——当时四机部部长王诤的深思。他迅速召集有关技术人员和导弹部队进行研究，制定了一个使“黑小姐”落入“陷阱”的周密计划。因为飞机的雷达接收饥可以根据它接收到的地面雷达的特点和各种参数判断地面雷达的类别、性能和工作状态。敌人得知了我地空导弹雷达工作的多种参数，所以当收到我地空导弹阵地的电波信号时，就能发现下面是导弹阵地。于是我们便通过更换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了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这就会使“黑小姐”丧失警惕。这个“陷阱”计划又由岳振华营来完成。 首位“克难英雄”被俘1963年11月1日上午7时23分，一架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20分钟后，便经温州窜入大陆。 这架飞机的驾驶是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他的任务是到大陆西北去侦察中共的核基地。执行这种任务，最怕的是和大陆的飞弹“接吻”。他丝豪不敢麻痹，待完成空中照相任务后，赶紧掉头返回。 13时52分，叶常棣飞临江西上饶地区上空。他已经从20500米的高空隐隐约约感觉到远方的海岸线了，不由得心中一阵轻松，满以为此次又平安无事了。它大摇大摆，丝毫没有发现已进入“陷阱”，继续向里钻。14时11分，u—2飞机飞过九江后，进入我地对空导弹第2营的阵地。在距离35公里时，岳营长一声“放”，3发导弹冲天而起。正在操纵飞机准备出海下滑的叶常棣，突然感到“轰”的一声，飞机像一个玻璃瓶被石头击中一样“砰”的解体，自己则像瓶中的一粒小药丸似的被甩出来，失去了知觉。自由落体的刺激，使他在两三分钟后醒来，求生的欲望使他迅速打开降落伞。。在空中降落的短暂时间里，这位少校很清醒，自己终于与飞弹“接吻”了！他的驾机成了被我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击落的第二架u—2飞机。 叶常棣降落在一个小山丘上。着地后，他企图站起来逃跑，可是动弹不得。他两条腿多处飞进弹片，手臂也受了伤。“完了，真要让共产党剥皮抽筋了”。他瘫在冰冷的地上，他觉得自己干的事情，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生于1933年。对大陆他是“屡次进犯”：1960年第一次驾rf—101a型飞机侦察大陆；1961年又9次侦察大陆。两次受蒋介石集体点名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国军“克难英雄”，这是台湾当局对反共有功的人的最高奖赏。1963年2月派往美国接受驾驶u—2训练，回来后，已驾驶u—2到大陆侦察过两次，获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 第225章 就在10月份，还又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可是这次。。还没容他再想下去，解放军和民兵便包围上来，他没有反抗。一位军人告诉他：“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他被用担架抬着，送进了当地医院。 他开始非常恐惧，不知什么时候被抽筋剥皮。可是医护人员却和蔼认真地为他治伤。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成钧来到医院，看望了他。两个敌对空军的司令员与飞行员进行了这样的交谈：刘：“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叶：“是的。31岁。” 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 叶：“在那边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 刘：“你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叶：“一震就抛在空中，座舱解体了。” 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唯一怕的是飞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飞弹阵地，我们的航线想办法避开。” 刘：“你这样年轻，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台北“中央社”在这架飞机被击落当天则报道：“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事。”对被击落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对叶常棣呢？也不承认其存在了。国民党空军在1964年3月29日“青年节”的正式文告中，称叶常棣“壮烈成仁”。而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健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1969年叶常棣被释放，后来成为华中工学院副教授，还当过钱伟长教授的助手，为钱教授主办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翻译和校对槁件。 1982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了叶常棣的下落随后批准他回台湾探亲。 导弹第2营因战功卓著，1963年12月26日，岳振华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称号”，1964年6月6日，导弹第2营被国防部授予“英雄营” 称号。 三次击落u—2飞机继叶常棣被俘之后，1964年7月7日，又一架u—2被击落。飞行员李南屏是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克难英雄”、“飞虎英雄”，他曾12次驾机骚扰大陆。可是他哪里想到，这次他的“黑小姐”的骗术失灵了，迎接它的是三枚导弹。当李南屏眼见难以逃脱，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猛力拉下弹射跳伞手柄，可是座椅下方的弹射装置在起飞前已被拆掉，以防他们的“飞虎英雄”被生俘。结果他与“黑小姐”一起在空中粉身碎骨。 3名飞行员的下场使台湾u—2飞行员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台湾极为震惊，又频频出动u—2前来侦察我核基地情况。由于这时美国电子专家给u—2加装了13电子干扰系统，使大陆飞弹屡放空炮，u—2飞行员又胆壮起来。再次生俘u——2飞行员到了1965年1月，轮到了张立义。1月9日下午，台北桃园机场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35特遣中队少校飞行员张立义，正在打高尔夫球，联队长把他叫过来，说：“张立义，你有任务。”张立义问：“现在？”得到的回答是：“准备一下，明天。” 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去年春节就没在家过。今年张立义想在家好好过个团圆年，并且想好了给妻子买一块衣料。给女儿买一串项链，给儿子买儿挂鞭炮。老实说，他是很不愿意这时候去大陆执行任务的，他怕那个“万一”，但军令如山，又有什么办法呢？ 翌日，还在张立义做飞行准备的时候，解放军空军指挥所便向在内蒙古萨拉齐的地空导弹一营，下达了这样的通报：台湾国民党空军u—2飞机一架，将于今日18时从桃园机场起飞进入大陆侦察。于是这个营的飞弹便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台湾的“黑小姐”了。 当晚18时，张立义驾驶他那3521号u—2飞机，升入茫茫夜空，向大陆飞来。他这次的任务是对大西北核基地进行夜间红外线照相侦察。 在张立义看来，飞u—2到大陆侦察是个苦差事，飞行员按预定航线飞，照下什么东西飞行员也不知道。不过，飞这种飞机一次能得5000元台币（约合500元人民币）的奖金，还有难得的“荣誉”。他1964年7月从美国训练归台，就受到蒋介石接见，并站在蒋介石身旁照了相。接着由于在8月至12月，3次驾u—2到大陆侦察，被评为本年度国军“克难英雄”，又两次受到蒋介石接见。张立义觉得，这是军人最大的荣誉。 他看看仪表，确认u—2已从山东半岛进入大陆上空。他再也不敢悠然遐想，神经立即紧绷。说不定什么时候解放军的飞弹撞上来。 飞机进入内蒙地区上空，他看了一下表，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返航。完成这第4次任务，再完成6次，共完成10次，就可拿到一大笔奖金，离开这令人心惊肉跳的35中队了。 突然，电子预警器的显示器出现了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义有些疑惑，如果萨姆—2导弹向自己飞来，显示器上应该是一条稳定的亮线。他哪里知道，解放军的“反电子预警2号”已经使他的13系统电子预警器失灵，此刻，3颗导弹正排着纵队向他飞来。 就在张立义犹豫要不要打开13系统电子干扰开关时，一串火球已忽地窜到机翼下，顿时，象被雷击一般，机身剧烈抖动，密封舱一片漆黑。“我被击中了！”在这可怕的一闪念间，他拉下自动弹射手柄，“轰”的一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降落伞将昏迷的主人投向万丈深渊般的地面。 冷！一阵阵刺骨的北国寒风将张立义吹醒。他发现自己躺在雪地上，奇寒难忍。刚才，他还在保持20度恒温的座舱里，现在被抛在零下26度的雪地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高空飞行服，怎么受得了呢？他准备站起来跑步取暖，可一使劲腰部和踝关节彻骨疼痛，才知道受伤了。 他看见远处有汽车灯光，手电筒灯光乱摇，还听得见汽车声和人声。看来是人们都跑去看飞机残骸去了，倒把他这个飞行员扔在了一边。他是多么想让人们俘虏他，不然的话，他很清楚，他会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僵尸的。他大声呼喊，使劲摇晃发光的救生设备，可仍然没人理他。他颇有些不平起来。 倒是在美国为期3周的野外生存训练起了作用。他拖着身子，在雪地里开始爬行。从被击落时的10日晚21时15分，一直爬到11日天明，爬了8个小时。 他终于爬到了冒着炊烟的几座土房前，心中一阵大喜。村头第一家，门虚掩着，灶口冒出火光，一位农妇正在做早饭。他扒开房门，想到灶口取取暖。 “谁？你是谁？”农妇大惊。那怪里怪气的飞行头盔、高空飞行服，农村妇女哪里见过？“我冷。。让我暖和一下吧。”他央求道。农妇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 “不要烤，冻伤不能烤。”农妇拿出一件大衣给他穿上。又说：“吃的东西在桌上，你自己吃，我出去办点事。” 农妇去了一会儿，把事办成了——带来了几个民兵。这位农妇是大队长董吉召的老婆，这里是内蒙古土默特旗沙海子公社西一间房生产大队。这个农妇又是神气又是同情地向民兵叙说了刚才的一切。 与其说是捉住，还不如说是发现。几个民兵用毛驴车把张立义拉到公社。当解放军赶到时，这位少校飞行员，国军“克难英雄”，已在公社换上了一套崭新棉衣，戴着帽耳有眼儿的棉帽，一副当地人打扮，正坐在炕上吃(又鸟)蛋面条哩！公社的干部、民兵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还都一个劲儿地劝他“多吃点，多吃点。”这哪里是在对待俘虏，分明象是在招待客人。 正当张立义坐在炕上吃(又鸟)蛋面条的时候，在台湾东港张立义的家里，国民党空军司令徐焕升上将登门“报丧。”1965年1月12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的：“空军少校张立义不幸于10日夜驾u—2侦察机到大陆执行任务时殉难。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上将特于11日午间专程前来亲向张少校夫人张家淇女士及其子女和岳父母等慰问。” 接下来，张立义与叶常棣一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转眼到了1969年。张立义和叶常棣一起被释放。 张立义后来成为南京航空学院工厂的工程师。1982年8月26日，他和叶常棣一起被批准回台湾探亲。 五次击落u——2飞机1965年，中国自制的地空导弹兵器已装备部队。1967年9月8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又出动了一架u——2飞机，进入浙江省嘉兴地区侦察，飞行高度2万至2．05万米。设伏在该地区的地空导弹第14营，首次使用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兵器，有效地反掉了干扰，又击落u——2飞机一架。 这样，从1962年到1967年，我导弹部队共击落u—2飞机5架。从此，“黑小姐”在大陆上空销声匿迹。在这一时期前后，我军还击落rb—57d飞机1架，击落无人驾驶侦察机3架。 第226章 统共有9架高空侦察机被我导弹部队击落。 空军导弹部队屡建战功，涌现了不少像岳振华及其导弹营那样的“空军战斗英雄”和“英雄部队”。岳振华营已发展成为一个主力兵团，导弹部队加更强大。 第六节打击空中间谍霹雳攻击p—2v侦察机1961年元月25日深夜，天黑风高。在海南岛东北地区上空，一阵刺耳的螺旋浆推进器轰鸣声，由远而近。转眼间，一个巨大的黑影几乎贴着树梢掠过夜空。同时，一件件空投物品纷纷抛下，这些东西有援助所谓“琼崖忠义救国军”的武器，还有大量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引诱中国军队干部战士携武器“弃暗投明”、卖身求荣的反动传单。。这飞来的黑影就是美蒋p—2v型电子侦察机。提起它，中国空军将士无不咬牙切齿，却一时拿它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它频频窜犯大陆，疯狂破坏国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来到打击猖狂之敌的中国人民空军某指挥部，熬了整整一通宵。 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中，有一个神秘的“34中队”。它成立于1960年2月，所有飞行员是从国民党空军中经过严格审查挑选出来的，其“入队”条件非常苛刻：要求“思想纯正”，能为“国家”献身；要有2000小时的“飞龄”；在执行任务时，一律不准携带降落伞，绝对服从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的训示。他们的薪水也远远高于一般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另发奖金，以小时计算，夜行一趟的收入约为2000美元。以当时来讲，这笔钱够他们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了。 “34中队”名义上直属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实际上，它是被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是由美国人出飞机、出钱；国民党出入，替美国卖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支空中间谍别动队。该中队的皇牌武器便是p—2v型电子侦察机。它原是美国海上反潜巡逻机，经过改装后，不仅能超低空飞行，还能在黑夜长途奔袭。机上装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和干扰设备，配有驾乘人员13至14人，（机长1人，正副驾驶员4人，领航员2人，通讯员兼电子侦察、干扰4人，射击员兼空投特务、物品、传单2人），执行任务时可以分成2个班次，一组干活，一组睡觉。就从这个小细节也能看出，其窜犯大陆时的骄横狂妄。 p—2v型机从1960年2月至1963年6月入窜大陆的范围是：江西、湖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海南岛、山西、山东、安徽、江苏及东北、京津沪地区。它的任务：1．实施电子侦察，获取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战略情报。可窃听并录音中国对空指挥的无线电话、电报，破译中国各种密码电报，侦察中国各型雷达的部署、性能。 2．空投武装特务。可在深山密林或社情复杂的地区一次空投武装特务10余人，配合大陆阶级敌人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3．散发反动传单。在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心理战”，进行反gemin宣传和煽动，妄图策反中国军政要员。 保卫祖国领空是我人民空军的神圣职责，他们为打击p—2v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 一天夜里，p—2v又来了。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我某部战鹰升空拦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我飞行员全靠雷达跟踪和地面指挥所的准确指令，紧紧咬往来犯之敌。 “前方距离敌机3000公尺。” “前方距离敌机2000公尺。” “前方距离敌机1000公尺。” 近了，近了，更近了。只见雷达屏幕上一片闪光的亮点，目标混杂其中，顿时真假难分。 怎么办？我战机设备落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放弃追击。但就这么让敌人逃之夭夭，逍遥溜走吗？不，这是我英雄飞行员的奇耻大辱。我战鹰以无畏的勇气继续追击，在干扰中搜寻目标，终于重新咬住了敌机。这时，p—2v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往山区逃窜，然后突然减速，并降低高度，在两山之间“捉迷藏”（它的机动性能优越，前方有危险障碍时还能自动规避）。敌人这一招实在狠毒，穷迫不舍的我战鹰速度快，转弯半径大，又是在黑暗中，只见一团火光冲天而起，我飞机撞山爆炸，英勇的飞行员壮烈牺牲。。类似的惨重损失发生了好几起，引起了我空军将士的极大悲愤。飞行员更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恨不得驾机硬撞，也要把p—2v给揍下来。可是除了雷达上的光点，我们连敌机的影子都看不到。 p—2v侦察机的罪恶飞行，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建设，造成了政治上的恶劣影响，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曾亲临我空军某指挥所一个通宵，最后指示：“采用一切方法将敌机击落！”总参谋长罗瑞卿向全军发出指令：“要以海底捞针的决心打下敌机！”一时间，对付p—2v成为我军防空作战的中心任务，如何击落p—2v成了我军必须解决的难题！ p—2v活动好像是神出鬼没一般，但我军很快就掌握了它的活动规律：它一般是在无月亮的暗夜入窜大陆，入陆的高度只有200至300米（目的是尽量避开我雷达探测范围），在大陆活动长达6至8小时，拂晓返回。它在大陆定点、分段、计时作低空慢速飞行，航线曲折多变，通常在我重要城市、空军基地和高炮火力的边缘通过，这样既可以大量获取情报，又能避免遭我攻击。如果碰上我战鹰拦截，它能迅速施放金属丝干扰和发射隐真示假信号，同时作不规则的航向、高度、速度机动，造成我机上雷达无法分辨目标，更不能瞄准攻击。这就是我战鹰奈何不了它反遭它暗算的原因。另外，每周六晚上，p—2v都不出动，原因是为了让那些不知哪一天就会见阎王的驾乘人员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海军航空兵某部指战员经过战术研究，认为p—2v利用黑夜掩护，是它的主要优势，如果我们能创造条件，使它暴露在明处，它就不堪一击了！这话在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但有办法变黑夜为白昼吗？ 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集中群众智慧，经过苦心钻研、反复计算，提出了一个使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方案。他提出了用轰炸机在敌机上空投放照明弹，犹如晴空霹雳一般，同时用歼击机攻击。这种多机种协同，立体攻击的方法立即得到上级的支持，并从部队抽调飞机进行了“霹雳攻击”——夜空照明战术的试验，取得了初步经验。1963年11月，经总参谋部批准，在山东流亭机场正式成立了海军航空兵独立第5大队，专门训练“霹雳攻击”战术。此后，各航空兵部队相继成立了夜战独立大队，刻苦演练“照明”与“攻击”协同作战技术，并于当年12月6日起，担负起暗夜打击p—2v的战斗值班任务。 照明攻击战术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它是在两眼一抹黑的夜间低空条件下进行的，我机起飞后要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机窃听而掌握我机动向），完全依靠雷达提供情报数据，由地面领航员单向引导照明机和攻击机，根据敌方的空中动态（方位、距离、高度、速度、航向），在同一时间引导我机各就各位，占据投照明弹和实施攻击的最佳位置。敌机被照明后，攻击机飞行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搜索、发现敌机、实施攻击并将其击落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就要求参战人员个个技术过硬、配合默契，协同一致。如果在行动中出现半点差错的话，其后果不仅仅是前功尽弃，同样也会发生机毁人亡的悲剧。 1961年11月6日18时18分，1架p—2v飞机在黄海上空距辽东半岛200多公里时，被雷达发现，驻城子■高射炮兵群（由空军高炮第503团、探照灯兵第402团之七、八连和陆军高炮1个团、6个营组成，指挥员是高炮第101师师长范震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在距阵地40公里时，指示雷达突然开机捕捉目标，探照灯兵大胆将敌机放近至5公里时，才突然开灯，4公里即照中目标，使敌机进入高射炮火力范围，高炮群集中开火，一举将其击落。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飞机坠地，只用了30秒钟，充分显示了“快速近战”战术的威力。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现场向作战部队表示慰问，并指示将p—2v型机组成员13具尸体，就近立碑埋葬，日后便于其亲属认领。这是我军首次击落p—2v型飞机。 该机被击落后，国民党军此种飞机时隔7个多月才恢复活动，其活动地区多在大陆沿海，有时采取直进直出的方法，尽量缩短在大陆的飞行时间。同时，机上又更新了干扰设备。 1963年，空军认真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总结推广作战经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于1963年6月20日晨，驻南昌的航空兵第24师副大队长王文礼，又击落1架p—2v飞机。该机坠于临川县大窝坑，机组14人全部毙命。6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王文礼、领航员张健和第24师师长王子祥，表彰了他们的功绩，空军授予王文礼以“夜空猎手”的荣誉称号。 1964年6月11日16时，又一架美蒋p—2v由台湾新竹机场起飞，航向直指我青岛方向。我海航兵各独立大队奉命停止夜航训练，准备迎击入侵之敌。 第227章 21时07分，敌机在距青岛70公里处，突然改变航向，掉头向南飞行。 21时54分，敌机低空从新海连市丰乐桥窜入大陆后经山东潍坊以北右转，利用大顶山、昆仑山掩护向平度、莱阳方向窜犯。 23时08分，我海航4师参谋长辛英元一声令下，独5大队攻击机陈根发、照明机石振山机组，分别驾驶米格—15和轰5型飞机昂首冲向夜空。待照明机、攻击机飞至最佳位置时，辛英元立即命令：“照明弹一次投下！”霎时，12枚90公斤照明弹全部照亮，直径1．4万米范围的空域成了白昼，敌机正好在正中，担任攻击的陈根发立即发现目标，即实施攻击，连续3次开炮，3次命中敌机，敌机p—2v顿时冒出一团火光，拖着浓烟坠毁于莱阳以北25公里处，机上13名机组人员全部毙命。从敌机残骸中搜获4枚“响尾蛇”导弹和2部侦察原子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陈根发等作战有功人员。 rf—101空中殒命rf—101型高空侦察机，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张王牌，它是美国制造的高空高速侦察机。这种飞机曾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能高空照相。国民党空军吹嘘此飞机：高炮够不着，飞机追不上，导弹瞄不准。自1961年起，rf—101飞机竟明目张胆地在大白天窜入浙江路桥机场上空侦察，窜扰达数十次。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批准海军航空兵第4师派小分队驾驶新中国制造的超音速歼击机歼—6型飞机，由山东空转浙江作战。 1964年12月18日下午2时，警戒雷达连在距路桥150公里处发现rf—101飞机1架低空北上。路桥基地司令员吴长武为迷惑敌人，首先令歼—5双机起飞至大陈、至莞岙一带空域佯动，接着令王鸿喜驾驶歼—6飞机在敌雷达发现不了的空域隐蔽待战。王鸿喜在指挥所引导下迅速发现敌机。这时敌机正在迅速爬高，已窜到王鸿喜的左前方。王鸿喜闪电般追向敌机，快速急转瞄准，待敌机正慢慢减少上升角时，3炮齐发，命中敌机，打得敌机冒着浓烟，栽进大海。该机飞行员谢翔鹤跳伞，被民兵活捉，谢翔鹤曾多次窜入大陆侦察，获得了国民党“飞虎”、“彤弓”、“宣武”、“云龙”4枚奖章，是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第4大队少校作战官。他说：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登陆才3分40秒就当了俘虏。 海峡上空另一场空战1967年元月13日13时许，我空军飞行员乔田福、叶木佑、胡寿根、陈国良驾驶着4架米格19（歼六型）飞机正在福建漳州、晋江一带上空巡逻。突然，地面指挥所传来一道战斗命：“有空情，准备战斗！” 原来，国民党空军官校26期毕业的宋俊华奉命驾驶rf—104侦察机侦照大陆沿海机场和船舰活动情况。飞机进入福建晋江上空时，高度为1万1千米，时速2千公里。 尽管我军4位飞行员从未直接参加过战斗，接到命令后，他们怀着对美蒋空中敌人的深仇大恨，立即投入了战斗。 当我军飞机追踪台湾侦察机飞至福建晋江、崇武上空时，被台清泉岗地面指挥所发觉，该指挥所立即命令4架潜伏在海面低空飞行的f—104飞机火速前往保驾，这个4人组合的阵容是：一号机：萧亚民中校，机号4347，空官32期，35岁，山西太原人，已于1970年6月10日因训练任务死亡。 二号机：胡世霖少校，机号4344，空官41期，30岁，湖北黄岗人，已于1990年元月30日病故。 三号机：杨敬宗少校，机号4353，空官36期，35岁，江苏镇江人，当天死亡。 四号机：石贝波上尉，机号4348，空官43期，27岁，江苏吴具人，现任复兴航空公司正驾驶。 这4架f—104飞机获令后，很快跟上我机来，开始的位置在我军飞机的右后方。 根据这一敌情，我机迅速以间隔7公里的距离拉开，分两边迅速掉头，胡寿根驾驶的3号飞机急弯掉头时，就发现了台湾的f—104战斗机，他采取斜对头挡阻射击方式，迅速瞄准，3门炮连发48发炮弹，一举击落了台湾3号f—104战斗机。 胡寿根看到他所击中的f—104战斗机冒着烟坠入云层，即驾机返航。 到此时，整个过程仅10秒多钟。返航时，地面指挥所发出呼叫，问他们在不在，他们4人同时回答，人和飞机安然无恙。返回陆地后，胡寿根他们去打捞了这架f—104战斗机。敌机掉在晋江，崇武海边上。飞行员的右臂被打断了。 第七节孔祥熙重踩故土蒋介石率众迎接1962年10月23日，台北松山机场高官云集。蒋介石夫妇、陈诚夫妇、张群、于右任、谢冠生、谷正纲、黄伯度、黄季陆、陈嘉尚等都到机场迎候。上午11时50分，当孔祥熙所乘的西北班机降落时，蒋经国、李骏耀两人走上飞机，把83岁的孔祥熙扶了下来。当两位少女为孔套上两个花环时，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蒋介石站在机场贵宾室的门口，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孔祥熙从欢迎的人群面前走过，一再说着“谢谢”，当他来到蒋介石跟前时，蒋向前走了两步，握住孔的手，向他问好，孔则表示感谢。 接着，孔详熙发表简短谈话如下：本人此次返国，得谒见总统及夫人，极为愉快。许多老友老同事亲到机场迎接，因时间关系，未及一一握手致意，甚以为歉。 本人旅居国外多年，此次有机会返国小住，更恭逢总统七秩晋六华诞，得以亲向总统祝嘏，倍感荣幸。尤其能亲眼睹台湾各方面之成就，及军经建设之成果，克遂宿愿，至为欣慰。 多年来许多老友老同事为反攻复国在台湾所作之努力，以及对国家之贡献，本人由衷表示钦佩。深信不久将来，在总统英明领导之下，我人必能早日反攻复国，解救被共匪奴役的同胞。 今日承蒙总统伉俪、副总统伉俪、于右任院长、谢冠生院长、张岳军秘书长以及中央银行俞飞鹏副总裁等亲往机场迎接，顺此敬致谢忱。 从孔祥熙的谈话表示，这次来台是给蒋介石做生日。但台北政界耳语纷传，谓孔氏此次返台，是台湾当局粉饰门面之举，蒋介石为了配合“反攻大陆”需要，意欲给人以国民党“大团结”印象。做为“皇亲国戚”的孔祥熙，应有响应之义务。否则蒋氏已在台湾做了13个生日，他为什么一次都不回来呢？ 宋美龄当年催办护照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有碍于孔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正欲再想办法，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首魁，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 从孔祥熙变为外交部顾问出国，不禁使人联想到三年前这位财神在巴西“养病”时，孔大少爷及孔二小姐赶往“侍奉”的事。孔大少爷出国，普通护照当然不行，官员护照也不乐要，就弄一个外交部的名义领得外交护照。而孔二小姐呢，如果跟着她的父亲走，自然可用眷属名义领得护照，但二小姐不肯托庇尊翁宇下，她外交护照上的身份是蒋夫人的外甥女。这次孔祥熙又要出国了，外交部的官员开玩笑说，假使他的大公子与二小姐也出去的话，不知道护照又该怎么填。 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1948年以后，孔祥熙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主要董事，和宋霭龄一直在里弗达尔过着流亡生活。孔祥熙每周有两、三天开车去华尔街，余下的时间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在孔家成为流亡者之后，仍然保持对他们感兴趣的少数几个新闻工作者之一。他称中国银行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他的读者们，通过“院外援华集团”的各办事机构，中华民国政府将数千万美元过户，以支付闪电战式的宣传的费用。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这样写到：孔祥熙博士对美国政治熟话的程度不亚于对中国财政的精通。在路易斯·约翰逊参加杜鲁门内阁好早以前，孔就选择约翰逊为他的私人律师。后来，约翰逊当了国防部长，成为主张美国支持台湾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这与他和孔的关系，也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孔祥熙博士曾多次拜访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兹，而这位参议员也一直积极敦促给台湾和蒋介石流亡分子以援助。 1948年，布里奇兹竞选连任时，他的表上登记了纽约的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的2000美元的竞选捐款。 第228章 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前台人物，也是孔祥熙博士的朋友。 意味深长的是，布里奇兹参议员不仅投票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政策，并就此发表演说，而且还为孔——宋王朝帮了一次大忙。。。孔令杰已经成为这个家族中最忙碌的一员，1950年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期间，孔老头子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这位参议员送去捐款和鼓励。他还劝说加利福尼亚州众多华人选民帮助选举尼克松。孔令杰的援助之手巩固了孔家与尼克松夫妇之间的支情。此后多年里，尼克松夫妇时常造访里弗达尔孔府。种种迹象说明，孔祥熙之居留美国，确实负有外交上的特殊使命，仿佛顾维钧是名义上的大使，而幕后活动则多半在于他。这正如他致报社函中云：“熙虽老退，然尚负有政府名义，在美亦为政府有所联系”。在留美的前几年，孔祥熙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在老同学杜威身上。但杜威的命运不佳，被民主党的杜鲁门轻易地击败，孔的注下错了。此后他联络共和党的议员，利用杜威的关系，想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中发挥一点作用。然而，马歇尔集团以个人恩怨摒弃了国民党，先是艾奇逊发表了对中国的白皮书，华盛顿坐看中国大陆解放，司徒雷登也无能为力。接着，“中国游说者案”被民主党议员提出。老孔只能在纽约闭门不出了，长时期的缄默。直到1952年美国大选，在华尔道夫酒店有会客室的孔祥熙，才又活动起来，艾森豪威尔中选总统，他这一宝是押中了，因为杜威也在幕后支持艾。1957年11月18日，香港《新晚报》刊登一篇题为《孔祥熙在美国干些什么？》的文章，作者不但证实了孔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同时还披露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趣闻。摘要如下：前两天晚上，在朋友某君家里遇到了一个新从纽约来的美国商人。他解放前在上海做进出口生意，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很有交情，对于这些人的情形也相当熟悉。 我和他俩谈来谈去，忽然扯到了从1944年起便在纽约当“寓公”的孔祥熙。 据这个商人说，孔祥熙目前虽然没有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但却是代表蒋介石和美国参议员诺兰、众议员周以德这些人斟盘打交过的主要角色。此外，他和“中国委员会”的主持人鲁斯也经常来往。 “当然蒋介石得找他帮忙，”我不禁接嘴说“因为他那么有钱，可以掏腰包来垫活动费。” “你这个假定可完全错了，”这个美国商人哈哈大笑，“h·h·孔在别的事情上可以通融，在钱这一方面可绝对不肯开玩笑。据我所知，他的活动费还是向台北实报实销的。最近，他不像去年那么活跃了，因为蒋介石没有发付足够的活动费给他。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接着，他又告诉我，孔祥熙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度过，原因是：他的妻子宋霭龄在那里做股票买卖，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个第二，三流的大户。而他本人，为了想多活几年，遵照医嘱实行节食，大肚子已经不如从前那么凸出了。 听了这个商人口中的孔祥熙近况，谁又不会很自然地想起他过去在国民党官场中所闹的一些笑话呢？ 他是山西太谷人，在美国留学回来后，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青年会工作。由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撮合起来，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才开始扶摇直上。他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至亲，可是蒋喜欢他的程度，远过于喜欢宋。理由很简单，他追随蒋介石这么些年，向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抗战初期，他在重庆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时，每逢主持行政院会议，他总得说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惹得大家牙都要笑掉了。 记得在某一次行政院会议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了米价上涨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够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平定米价。孔祥熙坐在那里攒紧眉头苦苦思索了半天，与会的部长们谁也没敢出声，静待他的指示。 忽然间，他伸出胖手在会议桌上拍了一下，笑着说：“我可想出了一个办法——准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为他想到了什么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摇头晃脑地接着说：“行政院可以马上下一道命令，鼓励大后方的人民改吃面包。这么一来，米价自然而然会跌下去。再说，重庆的面包总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议，将来的面包烘制技术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国朋友们的好评。还有，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外国人的身体比中国人好，就是因为他们吃面包，所以为了国民健康，我们也应该用面包来代替大米。。” 让他这么一说，所有的部长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岔儿。 也是在那个时期，重庆的各机关工作人员聚赌之风甚盛，财政部直属的关务署尤其厉害，职员们常常在办公室里就打起麻将来。 这个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决定以“部长”的身份，前往“训话”一番。关务署人员事先听到风声，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在该署的一次纪念周上，孔祥熙果然声色俱厉，把全体人员大骂了一顿，认为他们在办公厅里打麻将过于不成体统。 可是等到话快说完的时候，他却咧开大嘴笑着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当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哈，哈哈。。” 听到这时，台下的人们也全都纵声大笑。 现在，他在纽约负责和那些“援华派”的美国佬联系，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将，来判断那帮人的能力和品格？ 五次成为新闻人物在美期间，孔祥熙有五次变成新闻人物。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间，美国国会为了调查麦克阿瑟事件，召魏德迈到场作证。当时魏德迈说，当国共战争发展到最(禁止)而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时候，他曾提给蒋介石一张名单，主张责令当朝权贵要捐献资产，以裕军费来源，可是蒋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蒋说名单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来的忠实干部，并不如外间所说的那么有钱。翌日美国报纸把魏德迈发言列为头条新闻，轰动全球。 在其后三年，孔氏在长堤所设的别墅，逃出了一个中国厨师，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并请美国予以政治庇护，此事也成为一个时候的花边新闻。从此可以发现，孔在多处设有公馆，穷奢极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来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负“国民外交”工作应有的安排，当时美国国会盛传有“台湾说客团”之说，与此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同年春，香港出现了一本《孔祥熙传》，同时盛传孔要组党，并准备同陈诚竞选副总统，谣言满天飞，似乎煞有介事。后来事实证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骗他的钱，故意布下这么一个圈套，孔本人绝无此意。他年高八十，饱经忧思，而台湾现状又是那样，试问还有什么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两篇文章：一篇为社论，标题《维护纪纲、伸张正义、豪门权贵如要回国做官，须先受审判》；另一篇为副刊文章，标题《孔祥熙欲投机乎》。由于两篇文章中出现了“白华”、“天堂遗臭”及“皇亲国戚”等词，使孔祥熙大为震怒，便让其子孔令佩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岛日报》毁谤，令其名誉受重大损失，要求赔偿不指定数目的损失费。此案开审时，双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师两人出庭致词，原告以毁谤罪起诉，被告律师以原告人不亲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为词。此社会人士且多以谁方会胜诉为打赌的。由于双方所聘大小律师都为知名之士，故一般人估计，双方讼费可能超过七八万元，如此巨大的开销，使该案成为香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大讼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高庭审讯后宣判，原告孔祥熙得胜，被告人须付赔偿费一万元并堂费。 到了1960年10月间，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揭底了。那时美国进行大选，台湾当局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肯尼迪的一个亲信华尔脱·品克斯特为此发表了一项长篇报道，说尼克松的竞选费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给周以衡和诺兰的。此事未见台湾当局声明否认。孔样熙晚年，并没有忽视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奥伯林参加奥伯林——山西纪念协会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学院里设立了奖学金。一位记者问关于他在美国有“5亿多美元”的巨额财产传说。他听后，眼圈都红了，这位老当铺掌柜摇了摇头，面带困惑的神情。他说，国民政府垮台之后，他损失了全部投资，现在靠微薄的存款过日子。这位年轻的记者，信以为真，同情地点点头，并作了记录。 蒋介石亲撰“事略” 1966年，孔祥熙86岁高龄时终于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岗位退下来，与宋霭龄一起搬进一所新居，宅址：长岛蝗谷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8月15日，他死在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加以评述，但却蹩脚地写了这么一段话：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 第229章 他的一位前下属说：“他是位很难共事的人。他喜欢空论和闲谈，不下达明确的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的葬礼在5号大街的马尔布尔学院教堂里举行。宋美龄携带一支5人锦衣卫队同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从台湾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如尼克松、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迈阿密海滨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口公司老板——camco的老板就是这个波利。他是飞虎队的成员，现为驻巴西的大使。巴西是宋氏家族最喜欢的投资国家之一。 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的葬礼。在晚年岁月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大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代为宣读。 宋家王朝的策划者孔祥熙死后，宋霭龄又活了6年。但她从未回过大陆或台湾。在亚洲，人们不断地谣传，说来氏姐妹每年在香港团聚一次。知情者闻之只是摇头一笑而已。尽管自1949年以来，她一直身患疾病（患的是某种癌症），但是宋霭龄还是活到85岁，于1973年10月21日死在纽约。《纽约时报》只是在一个应付差事的讣告中简单地说了几句悼念她的话。 这个世界上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界颇有成就的妇女，她的财富仅次于她的弟弟宋子文。她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富的女人。她的钱财全靠她的狡黠积累起来；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是她从中摄合而成的；她是宋氏传奇的主要设计者，她是宋家王朝在权力上扶摇直上的真正策划者。宋庆龄曾说：“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不难想象她的阴险狠辣程度。 孔祥熙官邸秘书夏晋熊日后回忆说：宋霭龄是个很用心计的女人。待人接物故作矜持，和孔的部下总是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人称呼都有一定分寸：以官衔称呼的如徐次长（徐堪）、陈副总裁（陈行）；以英文名字称呼的如k·k（郭景琨）、亨利（凌宪扬）、p·t·（陈炳章）；连名带姓的如陈延祚、高晓楼等。 我刚去范庄，宋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喜欢欧化生活享受的“阔太太”。 她一年中有很多时间住在香港，每天要睡到午饭时才起床，晚上爱打桥牌，经常的搭子是徐堪、陈行、郭景琨等，一打就到深宵一二点钟，后来有次我在香港跟她直接接触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这个女子除了生活享受之外，很会玩弄政治。 1943年春，“战地钟声”的作者海明威夫妇与宋霭龄联系，要到中国来考察我国战时生活，收集写作材料。宋从香港打电报给孔祥熙派人去港接引，陪往前线庐包等地视察。孔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到香港之后，在等候海明威的过程中，常到浅水湾孔家看宋。一天，她对我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的记者麦克唐纳，要我代她联系。麦在当时香港新闻界中颇有声望，可是我跟他素昧平生。宋好像猜透我的心事似的对我说：“你可以利用海明威夫妇到中国的消息作引子，去把这事告诉麦，说海明威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接着就可问他愿否跟我见面谈谈。”我照着她的指示找到了麦，麦对我送去这一消息，果然非常欢迎。我跟着就说，孔夫人现在香港，如果你愿意见见，我可代为安排。麦表示非常高兴。 第二天，宋就在家里接见了麦。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见，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是就在我逗留香港期间，我看到了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载着麦宋会晤的消息，宋大事吹嘘她的丈夫孔祥熙主持中国战时财政工作的功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宋为什么要见麦克唐纳的道理。跟宋接触中，有一件事情使我难以忘怀。1942年，我亲戚过养墨的儿子，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从上海来重庆，他已故的母亲是宋霭龄的姨表姐妹，所以来找我引见宋。之后，他又要我找宋谋一工作，目的是想当个美国空军的翻译员。我把他的要求向宋提出时，她带笑说：“怎么，这样起码，只想当个翻译？”接着说：“好吧，你跟周至柔（国民党航空司令）去讲一声，就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好了。”我跟周一次之后，事情就成功了，这个青年人被派到昆明空军部队里做翻译工作。过了几个月，忽然接到他来电，说因犯了军法，有被处死刑危险，要我设法向宋恳求搭救。我一看这样无头无尾的电报，既不叙明犯罪真象，又是触犯了军法，感到事情棘手。我就把电报给孔的大女儿孔令仪看，请她转给宋，看该怎么办。按孔家的规矩，一般亲戚来往的事情多数大女儿联系。她报告宋霭龄之后，对我说：“夫人讲，孩子的性命是一定要救，否则对不起过去的姨妈，但是这是宋家的事情，所以要告诉蒋夫人以后再决定怎么办。”过了两天，孔令仪对我说：“已同蒋夫人接头过了，你速去告诉周至柔，说是蒋夫人的意思，要他设法把这个孩子释放。”我转告周至柔以后没有多少日子，接到青年人来电感谢搭救之恩，并说他径自回上海去了。他究竟犯的什么军法，周至柔怎样把他放出来的，我至今也不清楚。 宋霭龄对孔祥熙的生活习惯，管理很严，不让他喝酒，中午一定要他睡午觉，晚上不许他办公等等。孔在人面前装得伉俪情深，常常谈起这些事，以示宋对他的体贴关心。有些人信以为真，认为她心地善良。其实她是一切事情的主角。她1914年与孔祥熙结婚，次年回国，开始宋霭龄同父母一起庄在西摩路139号，后来孔祥熙安排她前往山西。他们乘火车去太谷，中途不得不在铁路的终点榆次下车，宋换乘轿子，孔则骑蒙古小马相陪，走完剩余的路程。 宋霭龄对这种不便感到不悦，但当抵达她的新居时，心花怒放。新居外观虽不好，但广厦宽庭，犹如宫殿。周围是美丽的花园。家仆不下500人。1916年，她在太谷生了第一个孩子，名叫罗莎蒙德（令仪）。然后又在上海生了三个孩子。先是大卫（令侃），第二个是珍妮特（令伟），最后是路易斯（令杰）。他们都像是温室兰花，娇生惯养。 孔大小姐婚姻风波孔家儿女4人中，大姐孔令仪还算安分，只是生活豪华。小弟孔令杰年轻时即已出洋，世人亦无微辞。不过关于令仪的婚姻风波，早年新闻谋界也有些传说。 宋美龄希望她嫁给胡宗南，还有人代卫立煌做过续弦的媒。李毓万代孔勾结韩复榘部师长孙桐萱时，还替孙的兄弟桐岗作媒，结果惹起二小姐孔令俊的反感，要林春良代李毓万印发喜帖，在南京、上海分发，说某月某日其女（其时尚未成年）与孙恫岗君结婚，下具李夫妇双名，不知内幕的纷纷往李家道贺送礼，弄得李啼笑皆非，向各处收回喜帖，并向孙家道歉。 孔令仪对家庭介绍的对象都一一拒绝，自己选上了孔令侃的同班同学陈继思。陈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但是他的父亲是上海某舞场的音乐指挥，因此孔夫妇感觉陈出身低微，够不上门当户对，始终不予同意。双方僵持无法解决，她就约陈同往美留学，在纽约结婚，两老只得默认，由空运补送了一份嫁妆，运嫁妆的飞机失事，引起了社会指责。他们婚后就自营商业，始终没有投入统治集团。 孔令侃行为骄横据西奥多·怀特说，年轻的大卫“行为骄横”。一件有名的宋家轶事说明了这一点。大卫少年时学会开车。一次，大卫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十字路口被一名锡克巡捕拦住。据说巡捕正要训斥他开车冒失，大卫向他挥动手枪。后来的事情便不清楚了：有的说无人受伤，有的说巡捕的拇指被打断了。项美丽也曾这样描述了孔家饭桌上的一段情景：例如，他们不得不制定一条家规，以解决饭后吃水果的问题，盘子里堆满苹果、梨、桔子等应时水果，顺着桌子传过去。为了避免大家挑最好的水果，孔夫人规定每个孩子只许拿最上面的那个水果，不管是大是小。一天，最顶上的水果是个有斑点的梨子，盘子传到大卫的面前。“谢谢，我今天不想吃水果，”这位年轻人不感兴趣地说道。 盘子传到罗莎蒙德面前，她服从家规，拿了那个有斑点的梨，没有抱怨。水果盘子又传了过去，几轮之后，盘子又放在桌子中间，这时顶上是一个无斑的好梨。。大卫看了一眼，说道：“我看我还是吃点儿水果吧。”他不慌不忙地拿了这个梨，开始削皮。其他的孩子们大声喊叫起来：不公平，不公平，大卫骗人！ 大卫一边削梨一边抬头解释道：“这叫作水果策略。” 1932年孔令侃进入圣约翰大学时，才20岁出头的年纪，其父就让他担任了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董事，并常让他将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在上海的一部分公文带到学校里批阅。孔令侃力毕业后从政管财，呼朋引类成立了一个名叫“南尖社”的组织。“南尖”音似纳粹，试图仿照希特勒的纳粹党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1936年孔令侃大学毕业后，其父立即任命他担任财政部的“特务秘书”。他的这一官职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职权毫无限制，事无大小，无不过问。 第230章 财政部里自两位次长以下，无不以其马首是瞻。 随着财富与权力的增长，孔令侃越发专横跋扈。对当时中国财政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他往往直呼其名，颐指气使，当面训斥。就是对他的舅父宋子文，他也不买帐，总直呼其名，称之为“tv”（宋的英文名字缩写），还曾为争购猪鬃生意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更为荒谬的是，孔令侃指名要讨宋子文妻子张乐恰的小妹为妻，公开宣称：“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与他平起平坐了。”搞得孔、宋家族哭笑不得。后此事未成，孔令侃就与比他大10多岁的盛革臣（清末大官僚盛宣怀的第七子）的妻子秘密姘居，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执掌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大权达20年之久的孔祥熙终因劣迹昭著，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当官的路也暂时被堵塞了。他决心另僻蹊径，独自创办公司，成为大财阀。于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孔令侃一手创办的扬子公司就在上海举旗开张了。 扬子公司的全名为“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四川路上的嘉陵大楼内，下设工业部、运输部、会计部等，附设利喊汽车公司、中美州航空公司等企业，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触角伸入了国民党党政机构所有重要机关与英、美、德等国的各大财团。这样，该公司凭借其强硬的后台、复杂的关系、雄厚的资金，在上海乃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舞台上，翻云覆雨，八面威风。 扬子公司投机倒卖的具体手法有哪些呢？ 第一，利用特权，勾结官方。抗战胜利后，美苏等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各种货物源源运到中国。国民政府的官僚权势集团为了从中大捞一笔，发布了汽车等重要商品的进口限额分配制度，对于普通正式商行，每一季度进口汽车限额仅有7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使得中国市场上进口汽车价格大涨。而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凭借手中特权，无限额地进口汽车。每辆进口成车约1800余美元，转眼之间到中国市场上却以5000美元高价出售。 在国民政府的“输出入委员会”颁布汽车等商品为限额进口项目之前，孔令侃即通过内线预先得到政府的这个绝密的经济情报，马上密令扬子公司的纽约分公司和伦敦分公司赶在法令颁布前，致电中国海关，申报已购大批英美汽车要求进口。由于这些电报的到达日期都赶在实施限额进口的最后一秒钟之前，所以不管真假，都被认为合法有效。其实当时扬子公司的各分公司连一辆汽车也没购到。然而他们却搞到了合法的进口汽车数额，以后再设法购到汽车，堂而皇之地进口，正赶上国内汽车价格猛涨，仅这一次投机交易，扬子公司就发笔大财。 第二，通过种种方法，联络、献媚于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工商财团，借以保证与垄断进口的货源。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一批纳粹德国的战俘，孔令侃见之如获至宝，将其中的几个如毛勒、迈尔柯等人由扬子公司包了过来，待之以国卿之礼，以乃父别墅让他们居住，汽车代步，优礼有加，后正式聘请他们为扬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孔令佩正是通过他们与德国的各大财团挂上钩，从而控制了德国颜料等货物的对华贸易。在扬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还有英国商人一名，英国军官一名，美国军官一名，英国勋爵一名，华尔街代理人一名，另有中国财政部与信托局官员8名，军政部军官2人等。孔令侃巧妙地通过这些人与海外各财团及中国各要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第三，巧取豪夺套取巨额官价外汇。当时外汇由政府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官价外汇由政府银行发放，每一美元牌价约合法币1．2万元，但常人难以搞到，而黑市外汇价格惊人，每一美元涨到法币4万元以上。孔令佩与其扬子公司是绝不愿吃亏搞黑市外汇的。孔令侃一是通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乃父孔祥熙及其姨母宋美龄，一举手就购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巨额官价外汇；二是贿赂中国银行外汇部的负责人。1947年夏，他一次就送了两辆上好牌照的崭新进口高级轿车给外汇部主任。以后，扬子公司从该银行领取官价外汇就畅通无阻。 第四，堂而皇之地走私进口物资，逃避海关关税。1947年秋末，孔令侃从海外运回近百铁皮箱装的走私货物，报关时声称这是“蒋夫人”行李，要海关免验放行。就凭这么几句话，海关立即大开绿灯，扬子公司派卡车装36次才拉完。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行李”哪能装满近百箱的东西！仅这一次，扬子公司就逃税几十万美元。孔令侃除常用“蒋夫人”名义外，还常用“励志社”、“国防部”、“财政部”等众多名目的证明使海关免验放行。1948年，国民党政府除在战场上节节失败外，经济也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蒋介石为了挽救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了所有商品必须停留在8月19日市价的“限价政策”。但豪门巨商纷纷藏匿黄金、白银与外汇，拒不兑换；商人们纷纷停业、歇业，囤积商品，隐匿货物。为了稳定市场与社会秩序，蒋经国宣布“平抑物价，不准囤积居奇”。派出经济检查大队对上海各工商业户进行全面检查。首先枪决了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接着又枪决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光与大富商王春哲等人。不久又逮捕了申新总经理荣鸿元、永安公司的郭棣活等工商巨头64人，其中还有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杜月笙闻讯，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责问，说：“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状，也远为严重。希望蒋先生一秉至公，派员查封处理。这样才可以使大家心服口服”。此话一出，蒋经国只得派出人马到扬子公司清查，果然与杜月笙等人所说相符，后终因宋美龄庇护而不了了之。 声名狼藉的孔二小姐在“孔门四杰”中，最为横行不法，声名狼藉的要数次女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俊所做的事情，如非亲眼目睹，真令人难以置信。她经常穿男装，效法旧社会的男人“讨人纳妾”。夏晋熊曾回忆如下：提起这位小姐，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重庆唯一的特殊毕业生。1942年，该校一个美国教授武道到了重庆，宋霭龄见到他，要他为孔令俊弄一张圣约翰的毕业文凭。这个美国人异想天开，要她就近在重庆找一些老师，算作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专教她的女儿，读满一定学分以后，就算毕业。宋霭龄照着这个建议，就在孔的部下，挑选有博士衔的几个留学生为她女儿教课，被聘的有哈佛大学毕业的王元照，康乃尔大学毕业的邓辉，我也被聘教法文和经济学，还有武道自己，每次上课，说是一小时，实际上教了十几分钟，就陪学生聊天游玩。这样混了一年，孔令俊的圣约翰文凭就到手了。孔令俊仗着她父亲的地位，真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有次空袭警报，她亲自驾车向新开市（孔的乡间官邸）驶去。时值夜间，灯火管制，军车不能开灯，必须缓慢行驶，而她仍开足速度，向前疾驶。我们坐在另外一辆车上随行。路上交通警察举手拦路，要她放慢速度，她破口大骂：“去你妈的蛋！”踏足油门向警察身上冲去，这个警察被撞出路外，满地是血。后来车上的副官跳下去，招呼照料，才把警察送到医院。又有一次，范庄一个年轻中士把手枪遗失了，副官报告这位“二小姐”，她不相信，认定他是把手枪卖给人家了。当夜亲自审问，这中士不承认，孔令俊就命人把他吊起来抽打，整整搞了一宵。 第二天中午我们看见她眼睛有些肿，她说昨晚审了一宵，还没下落，下午预备睡午觉，晚上再把这个小家伙吊一宵，看他招不招。以后怎样，就没有人去过问了。 孔家的奴仆也仗势欺人。有个副官的徒弟，在孔家当小司机，有次在重庆南岸，因做衣服跟裁缝争吵，动手打人，被对方揍了几下，回来向副官师傅哭诉。副官带几个人去把铺子全部捣毁，引起四邻公愤，把去的人围打了一顿，一个茶房头的眼睛被打瞎。孔令俊为此事大发雷霆，打电话给警察局把铺子封闭，逮捕肇事人。 孔令俊在官邸秘书处，经常干预公事。秘书陈延祚，对她趋奉最甚，许多送来的公文，先请她过目，特别有关人事的任用、调迁的案件，中央银行人事处长潘益民、财政部人事司长高晓楼跟孔令俊经常有秘密的谈话。公文先呈阅，后呈阅，或暂时压一压，她可以左右一切，甚至在孔祥熙批公文时，她在旁边，指手划脚参加意见，孔也听之任之，有时竟会受她的影响。外边知道向孔有所要求，先通过这一关，事情就好办得多。抗战前夕，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润生，把自己的南京住宅作价卖给银行。胜利复员时，李为了把这所房屋占为己有，活动恢复南京分行经理原职，他所活动的对象，就是孔令俊。监察院委员李世军对此案还提出过弹劾。孔令俊对做生意发财之道很精明，她经常从香港空运重庆缺乏的商品，出售牟利。她的货物一概由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达出面作为受货人，后来航空检查站也打通了，知道这个底细，就照例放行。 本来“二小姐”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当年，关于她的“花边新闻”特别多，而正因为她并非什么了不起，却正好从有关她的“新闻”中看出四大家族当年的“了不起”。 第231章 “孔门四杰”的故事，可以写一部演义。它的内容将远比《太真外传》、《虢国夫人》更为离奇古怪。从这些轶事、丑闻中，可以如实地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和本质。 第八节宋子文难展故伎蒋介石愿望落空继孔祥熙之后，1963年2月17日，宋子文也接受了蒋介石的访台邀请。蒋介石逃到台湾，多次邀请宋子文前去担任要职，均遭其婉言谢绝。蒋介石并不死心，他仍希望能利用宋与美国人的渊源，争取到更多的援助。1962年2月，蒋再度电邀宋去台湾，其妹宋美龄亦反复敦促，盛情难却，宋不得不到台北去了一次。但他只在蒋氏夫妇的别墅里小住几日便告辞，动身飞向纽约。据后来美国报界披露：“蒋介石原来想使宋子文在争得美国援助方面，再为蒋出把力，但为宋子文所拒绝。”宋子文由台北动身返美时，宋美龄甚至没有给他送行。她认为，当此孤立无援之际，连亲哥哥都不愿助以一臂之力，未免太“冷酷无情”。 美国最有势力的中国大亨1949年5月16日下午6时许，香港机场的泛美号飞机已经发动，隆隆的机动声仿佛给冷清的场合奏起一曲悲乐。 五短身材的宋子文，此刻极力想从他那恭喜发财的脸上挤出一些笑相，但他太勉强了，使人感到那是钱币上的头像。当有记者问及他对国民党立法院要求捐款有何感想，他笑而不答。据宋子文上机前告诉记者：“此行系赴巴黎疗养，并非其他行务。” 对于宋子文的这次离国，新闻界曾有许多猜测。 早在一个多月前的3月25日，息影香港成水湾的宋子文突然从“佛山号”轮上走了下来，和寥寥可数的几个欢迎人员握手后就匆匆驱车驰赴广州高级住宅区东山，住进其弟宋子良的私邸。由于路上被人发现，第二天在报纸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对宋来穗任务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tv宋来穗是要建立华南集团，帮助华南建军改政，发行地方币，谋求经济独立，促请引退的蒋介石来粤，继续与人民力量作战到底。 第二种说法，履行诺言，帮助国民党广东省主席薛岳解决财政困难，使广东摆脱当时遍及国统区的经济危运。 第三种税法，协助当时新任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为当时纷乱不堪的海南岛打出一个新的局面。 第四种说法，tv宋纯为私人利益而来，他将对广东的巨额投资做出处理。 宋子文来穗的次日，孙科也由沪飞穗。这天中午，他们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留穗的国民党委员也分别于25、26两日与宋子文见了面。 27日，宋子文便匆匆离穗飞抵宁波并转往溪口。宋与蒋介石会晤后，于28日飞返香港，抵港当晚接见法国新闻社记者时说：他不久将赴法国疗养，现在已不在政治上活动，外间种种传言都没有依据。此次赴法国疗养，完全是个人行动，并未代表任何人做政治活动。到溪口是为处理与家族有关的私人事务。 然而在同一天，《香港虎报》（胡文虎办的英文报）则做出这样的揭露，宋子文将在短期内赴欧洲为国民党政府购买军火，并将在巴黎与若干方面的代表会谈，商量太平洋公约问题。而《正义》报则说，宋子文赴法“是代表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之援欧物资的一部分转借援华。” 宋子文在法国逗留了二十多天。6月9日，由巴黎乘机抵达纽约。他在美国的大女儿罗烈特、二女儿玛丽珍、三女儿卡德琳均赴机场迎接。宋在机场对记者说：“这次来美系用普通护照，当然为了私事。” 至于宋子文在法国期间的行踪和赴美国的任务，上海俄文报纸《新生活》这样刊载：中国前行政院长宋子文，已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政府首要购置很多别墅和邸宅。他们在法国的尼斯、贝维拉斯等地方，已经购买和租定了一百多所别墅。因为害怕法国可能发生政治变化，以至影响其安全，宋子文又派人到佛郎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之巴塞隆那附近，购买和租定了25所别墅。宋氏之去纽约，闻系与宋美龄、孔祥熙商量投资南非洲钻石企业有关。 宋子文是持“旅游”护照出国，也没有在美国申请“永久居留”。1950年初，宋子文和张乐怡刚刚在曼哈顿花园大街1133号的一套豪华的公寓里安顿下来，蒋介石要他回台湾的紧急邀请电就到了。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这样写到：这很像从意大利黑手党分子发来的一封要他回索伦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边的一个海港）的邀请信。或者回去看看那不勒斯就死去。 宋子文无心回台，尽管蒋介石坚决要求他这样做，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回去“操持政府公务”，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的核心集团。对这件怪事，《纽约时报》作了如下报道：国民党说，宋子文这位世界上首富之一，宁愿选择辞职，也不愿回到受共产党威胁的小岛。这个岛屿是蒋委员长从他原有的亿万人口大国所剩下的全部地盘，就只是这块避难所。 宋子文一年前在南京政府迁往广州前不久离开中国。当时，有人提出要宋子文把他的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捐献给国民党事业的动议。据说，他的财产分散在法国、南、北美洲，南非以及这条线的一些银行里。 迄今，如此间公众所知，他没有理睬这些请求，匆匆离开广州。 蒋介石邀请宋子文去台湾，首先是考虑到他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其次是冲着他的腰包。不过象宋子文这样在国民党官场里打过滚的人，而且又精通“经济法则”，蚀本的买卖他是不会做的。 宋子文虽然避不回台，将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他那日益扩大的金融帝国，但是他还是出钱支持“院外援华集团”，因为此举符合他的利益。“院外援华集团”的杠杆能够在四面八方产生影响。 不久，宋子文迁出曼哈顿，在长岛购置了一座宫殿般的豪华住宅。他用别人替他挑选的画装饰自己的住宅。他承认，那些人在艺术上比他懂行。他还收藏大量的中国青铜器皿，他说这些青铜器也是别人替他选择的。他的宅邸戒备森严，并安装了复杂的警报系统。 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内，有这样的街谈巷议，宋子文在长岛的家里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宋子文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因为他是在美国的最有势力的中国大亨，许多“坏人”都依赖他。一个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为分析人员的中国学者这样向外披露：“这倒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个危险的人。而是说，只要他轻轻说一句话，对中国人的堂社、辛迪加，中国银行以及一些其他叫不上名的恐怖组织的对象，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宋子文在美国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他拼命追求“世界上最富的人”的名声。 在华盛顿或者哈里曼，宋子文还会常常拜访阿弗雷尔·哈里曼，在沙点的小屋里，跟他谈论中苏争端，试探华盛顿的情绪。对亨利·卢斯，虽然他们有时有书信来往或互致热情的邀请，但他们均未践约。有人说这是因为卢斯夫妇与宋美龄关系密切，因此很难和宋子文会见。宋子文的真正朋友是新加坡、香港、东京和伦敦与他有关系的金融家，以及在他控制下的各个银行的董事们。 突然返港行踪秘密随着时间的消失，那些憎恨宋子文中饱私■的国民党元老派们，由于自身的不干净也就无法说别人肮脏了，而且他们正在一个个地谢世。战后，戴笠的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传说是被暗藏的炸弹炸毁。除了蒋介石以及亲属外，宋子文不共戴天的大敌，就是陈果夫兄弟。陈果夫于1951年死在台北，时年60岁。陈立夫即放弃了掌管台湾秘密警察的差事，在美国当他的农场主。 1958年12月11日居住海外长达9年的宋子文突然返港，这一举动再次引起海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12月18日中午，宋子文在般含道余东璇私邸，以一顿简单的西餐，招待香港20多位记者。《香港新闻天地》这样报道：他事前发了一张请帖、并论一位和新闻界熟悉的朋友分别打电话通知，可说相当周到。主人宋之外，尚有朱光沐，陆文辉、黎桥三位，在替宋招呼客人。 宋显得苍老而瘦削，发己半白，但精神仍健旺，他这副模样和神态，如果不事先知道他是宋子文，至少得定睛端祥，仔细忖量，方能认出。他说，现在的休重已较前减轻20磅了。 一个同业说，我们新闻界这次失败了，因为宋子文到了香港后，我们还不知道；另一个同业说，大概因为宋先生瘦了，所以没有被认出来。 席间，同业们提出不少问题询问，他都闪避不作正面答复。他的答复大都是：“你的意见如何呢？” “这是所谓leadingquestioll，很难答复！” “我对这方面没有注意！” “照你的想法，我该怎样！” “等我将来有了研究再奉告！” 不过，在记者张攻单独访问宋子文时，他做了些答复。 “在美国当然和蒋夫人见面了？” “是的！” “她在明年元旦前不会回台北罢！” “她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事要做，短期内不会离开美国的。” “你几时去台湾呢？” “过了圣诞节，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广东方面的，上海方面的，来此就是为了看朋友，并在香港度一个圣诞节，别无其他任务。” 第232章 宋子文在席间曾站起来发了一次言，大意是谢谢大家光临，离开香港已近十年，特地回来看看，祝诸位健康。。等等。有人间宋，返台湾是否有什么新的政治任务，宋说：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得太久了，不准备再搞了。这个午餐招待会非常清淡、宁静，或者说是嚼然无味，许多人不明白宋子文为什么请新闻界吃这顿饭。 在过去的大陆时期，宋子文的记者招待会也没有过成功的先例。他既不善辞令，且傲慢成性。对记者们，似乎先天上憎恶。这一次，虽然傲慢的气质减了不少，但仍然是如从前一样穷于应付。 尽管宋子文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去台湾，但并没有成行，他于1959年1月12日下午4时，偕夫人张乐怡乘泛美机赴马尼拉，并取道回美国。香港《华侨晚报》透露；“宋氏此次离港，行踪秘密异常，当日虽其至爱亲信，亦不告知。”香港《自由日报》对宋子文为什么不回台湾做了这样的报道：原来宋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之洽商是由宋氏出主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金1亿元，辅导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年来救总由谷正纲氏主持，外间颇有烦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滑推进，因宋氏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内幕的报道并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氏赴台为tv辅路，即是指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某巨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使宋子安氏感到尤如冷水浇背的是，某巨公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的，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氏逐不得不知难而退。宋美龄借口回避胞兄葬礼1959年以后，宋子文的小弟宋子安曾被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列入“失踪者”名单，意在他们已找不到他的下落，实际上，他在旧金山，是那里资金雄厚的广州银行董事长，直到1969年2月死去。 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处理租借物资。他的家业在纽约市，后来，他变成一个神秘的人物。华盛顿传出消息说，50年代，他曾任美国财政部秘密顾问，他具体干些什么，他们不愿说。但财政部的人则宣称，他们的档案中根本没有叫宋子良的人。 1971年4月，宋子文夫妇赴旧金山探望亲友。24日，原在广东银行的一位老朋友为他们设宴接风。年迈的宋子文闷声不响，只顾埋头吃西餐，不料突然有一块食物卡在喉咙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直喘不过气来。宋本来就有心脏病，再加上这么一刺激，竟至于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终年77岁。 宋子文死后三日，台湾《中央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宋的遗像，并在第三版刊载《宋子文事略》，略曰：“宋故院长一生热爱国家，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冲于国际坛站，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务，皆有重大贡献。。。大陆局势逆转后，他出国赴美。在旅美期间，仍时以祖国情况为念。” 4月28日，宋子文的灵柩从旧金山运抵纽约。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追思礼拜，遗孀张乐怡、三个女儿及生前友人等500多人参加。宋的好友顾维钧在追思礼拜仪式上致词说：“宋先生的猝然逝世，我们莫不震惊，因为没有人料到他将如此匆忙的离开这个世界。。。不论在国内或国际，宋氏的令誉，将永垂不朽。” 据说，其时在台湾的宋美龄没有去美国参加哥哥的葬礼。国民党官方发言人却作如下解释：宋美龄原定4月30日上午飞赴美国纽约，参加翌日举行的殡仪，但于“获悉”中共方面可能派宋庆龄赴美时，“立即决定取消此行”，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 亨利·基辛格让尼克松总统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一封唁电。此举未免失当，或是有意恶作剧。唁电云：“他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纽约的报纸透露；宋子文的家产仅有“100万美元”。这笔钱将分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伦敦、巴黎、莫斯科和东京，在里约热内卢、香港、约翰内斯堡，在马尼拉、台北和北京，许多人对此不禁哑然失笑并摇头否定。 第九节孙科终命归故土难离故土归来兮1965年9月29日正午时分，台湾当局“国防部长”蒋经国处理完公务，按照日程安排驱车急驰台北民航机场。机场内外的军警比往日显然要多，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气氛。蒋经国被迎到机场候机室二楼贵宾室，早已云集在那里的台湾政要名流纷纷起身，蒋经国满面春风，同众人握手、寒喧。大家谈笑间不时频频举目向空中遥望。 候机室二楼大厅里，一千多各界人士也在静静地等待着。大家翘首以待的这位神秘人物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国民党政府崩溃前的“行政院长”，在海外辗转漂泊15年之久的孙科。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年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是民心所向，指日可待，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遭人唾弃，败局已定。这年3月8日，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前夕，孙科在四面楚歌声中辞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职务。3月12日，是伟大的革命完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24周年纪念日。局势已岌岌可危，许多国民党要人已无心纪念国父。但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儿子孙科，还是在清晨就来到南京中山陵拜谒。他忧心忡忡，面对父亲陵墓说不清心中是什么感受。 9点钟，中山陵拱卫处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是找孙科。孙科拿起听筒：“喂，是我，哲生。您好！夫人。” 这是宋庆龄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她呼叫着孙科的名字。孙科从不称她为母亲、妈妈之类，历来只称夫人。她知道今天哲生准来中山陵，特意打电话找他。 宋庆龄有很多话要说：“。。最近时有不法之徒，威逼我离开大陆，我不得不找一个背静的地方避一避。。。哲生，我所以和你亲自通话，是想知道一下，在党国要人们各奔前程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 孙科惶恐他说：“夫人，哲生涉足宦海太深了，是非有份！最近，中共发言人多次声明中对‘行政院’的先生们，还是很不客气的。” 宋庆龄劝道：“你不是已经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了吗？” 孙科沉吟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辞职一举，不足以为，孙科正名呀。。” 宋庆龄直说了：“哲生！我郑重向你建议，你留下来，留在大陆，你的一切，由我负责向中共交涉，他们是会欢迎你的！” 孙科疑虑重重：“。。这个一夫人。。事关重大。。我想和夫人面谈，您能告诉我您的新住址吗？” 宋庆龄也沉吟起来，看来她不愿向态度不明朗的孙科透露自己的隐身之处，她说：“。。哲生，你若留在大陆我才告诉你，否则，你不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这时，手握听筒的孙科凄然泪下，泣声道：“夫人的严励。。我理解，容哲生三思吧。。” 宋庆龄挂断了电话。 孙科缓缓放下听筒，拭泪。。可是，这位当过行政院长的孙科，陷入国民党的泥坑不能自拔，“不信苍天信鬼神”，在大陆解放前席卷所有，举家逃往香港。后来孙科又曾到法国寄居，最后才定居于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镇。尽管孙科也尝自诩在异乡心静神怡，以读书为乐事，少了昔日车马之喧嚣，没了官场争斗之烦扰，然而，他内心深处仍难离故土，爱读书更爱为官。经过再三思忖，与台湾各方面多次磋商之后，今天，他就要归来了。 12时10分，一架日航班机徐徐降落在机场上。 蒋经国和众人兴奋地迎上前去。 飞机在停机坪上停稳后，孙科率先走下弦梯。他比原来苍老了，酷似父亲孙中山的圆圆的面庞上有了些老人斑点，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偏分的头发添了几缕花白，15年前的孙科形象已经不再。 孙科的夫人陈淑英、长子孙治平夫妇及一位中国籍医生紧随其身后走下弦梯。 望着迎候的人群，孙科有些激动，这脚下的热土已不再是梦想，归去来兮，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 一个喜欢做官的“太子” 1948年11月，蒋介石统治集团内外交困。为牵制李宗仁桂系势力，蒋介石起用孙科做行政院院长。 孙科是被人称为“太子”系的首领，“太子”系由傅秉常、吴经熊、钟天心、梁寒操、刘维炽、邓公玄等国民党内一群文职官僚政客组成，他们在国民党内并无强有力的地位，与蒋介石一向处在依违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不久，蒋介石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国内“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呼声中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然而，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总裁，宣布下野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玩的仍是“垂帘听政”的老把戏，他仍然控制、操纵国家机器。 第233章 蒋介石下台后，即利用孙科和李宗仁的矛盾，指使孙科于1949年2月初将行政院全部迁往广州，又派陈立夫、朱家骅等“主战”人士到广州支持孙科，形成宁、穗对立的局面，以阻碍李宗仁的“求和”活动。美国对孙科的作法很不满意，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蒋大施压力，迫使蒋不得不叫陈立夫、朱家骅等“缓和将事，不要操之过急”，并表面上继续支持李宗仁。在国民党当时零落张惶的情势下，孙科受到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猛烈攻击，被迫提出辞呈下台。 孙科率家眷逃往香港，住在浅水湾。一个曾在官场上出出进进的活跃人物开始过起了隐居的清静生活。 孙科到香港没多久，“太子”系的主要人物也陆续到了香港，又聚在了一处。 1950年的一天，和台北已久无联系的孙科突然接到台湾国民党“中央” 党部的一封信，限他于一定时间内到台北报到，否则以取消党籍论处。看完这封措词严厉的信，孙科非常生气，立刻暴跳起来，“我是总理的儿子，我这个国民党员是天生的，台北这批黄毛小伙子，当年在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他们在哪里？他们今日竟敢取消我的党籍吗？” 孙科自称为天生国民党员，对台北不屑一顾，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作派，考察其一生的经历和性格，就会觉出孙科如此狂傲，目中无人，并不是在情理之外的。 孙科，字哲生，1891年降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是孙中山与庐慕贞婚后七年所生。孙科幼时就到了美国的檀香山，接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他先后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孙科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儿子，又留洋美国，学识渊博，1917年随孙中山回到祖国后，就被安排在广州革命政府任职，开始了其所谓的革命生涯。 孙科一直在美生活、学习，对中文不很熟悉，他批阅公文的签名，大多是用钢笔签上一个sunfool音读（孙福），因为广东人读“科”字音如“福”，所以他的英文名字也是签了“福”的音，天长日久，人们中就流传这样的说法：“顾孟余先生不吃中国饭，孙哲生先生不写中国字”。孙科倒是个刻苦的人，他下了一番功夫学习写中国字，一段时间后，他的字就练习得相当不错，学习父亲签名而写的“孙”字，几乎可以乱真。孙科对中国字的兴趣日益浓厚，后来还常常替人家题字写对联，居然成为一派书法的名家了。 孙科的政治生涯始终是和地位职权联结在一块的。要把他曾担任过的职务一一罗列出来，可真有点令人眼花镣乱。他先后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中央常务委员，青年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职。无怪乎有人说，孙科是一个“喜欢做官的太子”。 孙科喜欢做官，平时沉默寡言，一度被称为是“不爱开口的政论家”，新闻界流传这样的说法，“胡展堂会客时，只有他说的，没有你说的；xxx会客时，见你说多少，他也说多少，只有孙哲生先生冷冷地对着客人，你不说他也不说。”但孙科性情急躁，脾气向来是很大的，有人甚至把“孙大炮”的绰号也传给了他。 1923年，孙科任广州市市长期间，接到代行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的手令，要他立即筹款20万元，作为军饷发给滇、桂军，让他们出发攻取惠州，直捣陈炯明的老巢。孙科接到手令，非常生气，“我不会印银钱，哪里有这么多钱？”说罢，随即将手令撕得粉碎，投进废纸篓。 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气得脸色发紫，半晌说不出话来，立即打电话让孙科赶来。 战战兢兢的孙科来到孙中山跟前。不待他张口解释，孙中山就厉声叱骂他：“军情如此紧急，急需发饷给滇、桂军出发，你怎么能不当回事！你马上拨20万元来，办不到，就不要做市长。。” 孙科被斥责得无话可说，便气冲冲地找到胡汉民，说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 胡汉民大叫：“这是你父亲叫写的手令，怎么是假借索钱？”盛气凌人的孙科举起手杖就向胡汉民打去，胡汉民没料到孙科会如此蛮横，慌忙闪身躲避，“砰”的一声，手杖重重地落在办公桌的玻璃上，四座皆惊：孙科常常不分时间场合，目中无人，训斥他人，在新闻界也有所闻。1949年5月18日，孙科在行宪立法院第一会期期间，以立法院院长身分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为了树立民主宪政的规模，立法院尽量给记者以采访的便利，惟请记者基于国家利益，不要登载立法院秘密会议的消息。在场的合众社特派员张国基当即表示异议。孙科没料到有外国通讯社的记者到场，更没料到会有人当场反对他的意见，便沉下脸说道：“凡是中国人，都应与中国政府合作，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你，张先生！目前虽是外国通讯社的工具，但还是黄面孔的中国人，你竟敢于违反国家的利益吗？” 在场的记者听了这一席话，都不禁吓了一跳，这显然说得太过分了。结果，张国基涨红脸孔离开会场，招待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合众社即向孙科提出强烈抗议。 如今，孙科对台北来信置之不理，表面上仍在香港过着平静的生活。不过，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迫使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台湾一隅苟延残喘，作为蒋家王朝中的一员，孙科历史上几次反蒋，几次亲蒋，关系微妙而复杂。他明白，再到台湾向蒋介石称臣，也只是受人摆布，而且，中国的未来属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属于台湾。那么他的出路究竟何在？ 香港的一些舆论开始对孙科滞留香港的心思作出猜测。有人传说他曾有北上靠拢中共的意思，只不过是后来既怕不能在北京政府中得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又不愿居于民革某些领导人之下而作罢。 据一些知情人士称，孙科“太子”系内部，这时有三派意见：（一）傅秉常、钟天心、卫挺生、邓公玄、吴尚鹰等主张“靠拢”人民，投向大陆；（二）梁寒操、刘维炽、陈庆云、陈伯庄等主张求取美援，另立“第三势力”；（三）孙科本人则主张用所谓“大广东主义”为号召拉上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反蒋。传说孙科还曾拟过反蒋计划，唆使陈、薛、余等离蒋“独立”。不料，余汉谋把全部计划向蒋介石告了密，孙科的打算，也就成为泡影。孙科在香港企图反蒋，这自然惹得蒋介石极为恼怒。1950年4月，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借故孙科逾期不归，撤销了孙科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1950年6月，美国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国民党台湾统治集团兴高采烈，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借美国的力量反攻大陆，卷上重来的时机已到。据传，孙科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以为蒋介石又将东山再起，他便与留港的前国民党政客联名申请赴台，但不料遭到了台湾方面的拒绝。孙科内心懊恼不言而喻。 比克小镇读书养心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在共产党大陆和国民党台湾关系之间有着特殊的位置。孙科不能投向蒋介石的怀抱，又不能毅然决然地回到大陆，香港这弹丸之地各种政治势力纷杂，自然不是孙科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久居之地。孙科自幼生长在美国，崇尚美国的文化，熟悉那里的生活，他想去美国度过余生。但不料台湾方面竟不肯发给他去美的护照，对他申请去美之事不予理睬。孙科忿忿之余只好让傅秉常帮忙办这件事。傅秉常活动了一阵，在法国替他办理了入境手续。这样，孙科全家离开香港到了巴黎。 巴黎对孙科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39年中国抗战期间，他为争取国际间的同情与援助，就以立法院院长及国民政府专使身分到过巴黎。 当时，德国与意大利和日本结盟，撤走了在中国的顾问，英国、美国与日本尚有来往，且存心观望，法国就成了中国政府寻求外交突破、争取的对象之一。 孙科到巴黎后与顾维钧大使会晤，检讨抗战情势及世界局势。孙科想试探法政府对中国抗战所持的立场及见机请求给予中国友谊援助。顾维钧认为法国面临德国纳粹威胁，正积极备战，自顾不暇，虽然同情中国，但爱莫能助，求援恐无结果。大使馆为孙科安排欢迎宴会及拜访法政要约会。但宴会中的法方来人，大多不是国会及内阁要员，如一般外交应酬，流于形式，无从谈重要问题。孙科对此不感兴趣。 关于拜访政要约会，大使馆按惯例照会法国外交部，由礼宾司代为安排。而法外交部向来保守，礼宾司以圆滑著名，门面话说得好听，却不办实事，公文旅行，拖延时日。驻法其它国家使馆，如英，美、日等，往往不通过法外交部，而直接与国会和内阁首长联系。中国大使馆依赖外交部礼宾司代订约会，如石沉大海，久无音讯。孙科为此十分焦急。 孙科同行的还有其夫人陈淑英及其子女，为节省开支，他们在巴黎市区租下一临时普通公寓。黄天迈时为中国驻巴黎总领事，孙科出访前，外交部长王亮告诉他说，有事可找黄天迈帮忙。孙科于困顿之中，就几度邀黄天迈会谈，详细询问法国政情和人事关系。黄天迈尽其所知，分析陈述。 第234章 孙科激动他说：外交应争取主动，与友邦实际负责人诙问题，直截了当，无需繁文缛节、外交辞令。一般职业外交官墨守成规，不求突破。值非常时期，更不应保持此一陋习。我国抗战，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外援，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勇气。岂可未打仗即抱必败悲观！ 孙科性急，遇事喜欢快刀斩乱麻，言下已对顾维钧大使流露出不满之意。 孙科这次来巴黎拜访的主要对象是法国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达拉迪，达拉迪属激进社会党，自巴黎和会后当选众议院议员，蝉联20多年。他1934、1938年两次出任内阁总理。1938年三度组阁，自兼国防部长，时值希特勒称霸欧洲，法国军事、外交吃紧之际。法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倡导和平，与德国和解，疏于武备。各种军事设施及武器生产，皆较德国落后。马奇诺防线已挡不住德军的精锐飞机及坦克。慕尼黑会议英、法出卖了捷克，割地与德国，以求苟安。希特勒气焰万丈，势将吞并波兰，进攻比利时、荷兰，以包围法国。法国国势岌岌可危。达拉迪力图振作，加速军备及防御工事，鼓舞渐低沉的士气，唤醒国民繁华迷梦，一切效法“老虎总理”克雷蒙梭的作风，俨然战时内阁。达拉迪遣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孙科希望黄天迈想方设法，直接与达拉迪联系，以求早日会晤。黄天迈答应尽力而为。 黄天迈在驻法使馆服务时，曾兼在巴黎大学法学院上课，结识了同学赫欧女士，她后来进内阁总理办公室工作，为达拉迪总理的机要秘书。黄天迈托她代订约会，希望孙科能早日与总理会晤。赫欧女士三天后来电话说，翌日下午三时达拉迪总理在国防部接见孙科。黄天迈喜不自胜，连忙把这一喜讯报告孙科。 孙科对黄天迈的工作效率十分满意。又和黄天迈商量谈话的重点。最后孙科在纸上记下谈话的重点，大意为：法国在国际联盟仗义执言，支持我国。1937年比京九国会议，促使通过遣责日本宣言，我政府及人民对法国真挚友情极为珍视。拟请进一步支援，如（一）售我剩余军火。（二）派遣军事顾问来华。（三）准我战略物资假道安南（今越南）入我国境。法国武器精良，可增加我作战威力。法国军官学验俱属上乘。我国原聘有德国军事顾问，已解聘回国，改聘法国军事顾问，对我军训及作战，必多助益。我国与安南毗邻，唇齿相依，为抵抗日本侵略，两国密切合作实有必要，海防至河内，河内至昆明，铁路运输极为便利。如准我战略物资由海防运输我境内，使我物资充裕，有助长期抗战，两国同蒙其利。 孙科还让黄，天迈将其节略译成法文备用。 到了约会时间，孙科由黄天迈陪同前往法国防部。在法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德庚将军引见下，孙科在部长办公室与达拉迪总理开始了会谈。达拉迪说话坦诚，不拐弯抹角。他请孙科就座后，孙科就让黄天迈宣读法译谈话节略，以节省时间，达拉迪用心倾听，频频点头。达拉迪作答时，黄天迈随译随记，事后将记录交孙科，据此以电报国内。达拉迪的答词大体有以下内容：“日本侵华，自陷泥足，中国抗战的英勇事迹，时有所闻。去年东战场大捷（指台儿庄大捷），震动国际。有友邦如此，值得支援。如在平时，军火供应不成问题。法、德战争迫在眉睫，军火虽加紧生产，仍感不足，惜无剩余出售。法、日尚有邦交，派遣军事顾问，须由退役军官以私人受聘方式前往中国服务。法国也顾虑日本会有一天向安南侵略，两国利害一致。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运至中国境内，原则可行，必须严守秘密，以免日本轰炸铁路。殖民部长蒙岱主管安南事务，可与商谈细节。军事顾问事亦交他承办。我即刻通知蒙部长与贵方联系。 会谈结束时，达拉迪总理又问，与蒙岱部长订约后通知何人。孙科因对黄天迈印象颇佳，就随口答道，“通知我驻法总领事即妥。” 过了两天，蒙岱部长来电话，让黄天迈陪孙科前往殖民部会晤。蒙岱前为“老虎总理”得力干部，精明干练，有政坛强人之誉。孙科与他的会谈，彼此掬诚，毫无拘束。蒙岱允为遴选优秀军官应聘。如系现役，要办假退役。关于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一事，蒙岱建议订一密约，由中国军方代表签字，不需经过外交途径，以求保密。 孙科完成了巴黎之行的使命，前往苏联莫斯科，继续奔走呼号，宣讲日寇对华侵略的真象，以争取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孙科在巴黎涉及的事务日后因法德战争的爆发，国民党驻法人员内部倾轧拆台而不了了之，这是孙科不曾预料到的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几十个春秋过去，人世间斗换星移。今天，孙科又来到这世界的大都会，又站到了高耸入云的艾菲尔铁塔之下。凝视着永远沉默着的铁塔，永远俯视人世间沧桑变故的铁塔，孙科遥忆起那次赴法时的情景，那是在为一个灾难深重而又自强不息的民族来此地呐喊、奔波，而今，失去了昔日的一切，更失去了昔日的壮志雄心，孤家寡人，漂零异乡，旧地重游之时，他又能诉说些什么呢？ 在巴黎一晃两年，还是由傅秉常帮忙，1953年，孙科一家终于辗转到了期待已久的居住地美国。 在距离洛杉矶60里路的地方，有个叫比克的小镇，这里靠近海滩，气候宜人，风光秀丽，孙科颇为满意，就把它作为居住的地方。 在比克镇，孙科静心修养，深居简出，生活颇为刻苦，余暇唯以读书自娱。孙科喜欢读书，虽已届古稀之年，但对读书嗜好并未改变，他对中国古典书籍尤为感兴趣，经常广搜此类书籍，以充实读书内容。一天他偶然在报上看到《清史》在台湾出版，便非常高兴，立即挥函给他从前的幕僚长梁均默，嘱他代购一部寄阅。《清史》编纂者闻知此事，深感难得，决定赠送一部《清史》给孙科，以满足其读书求知的欲望。 蒋家王朝被人民战争埋葬之际，国民党政府中达官贵人挟民脂民膏飞到外国做寓公，终日与醇酒美人为伍者不可计数，无望心态使他们普遍怀着一种没落的情绪，纵情声色终不可自拔。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孙中山一生两大嗜好，唯“革命与读书”而已。孙中山为民族大业劳碌奔波，日理万机，但对子女尤其是孙科的学习仍情系于怀，备加关心。孙科在檀香山读中学期间，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中山在信中还特地告诉孙科，“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在檀香山完成了中学学业，孙科前往美国深造，正在旧金山筹款的孙中山，到码头去接船。孙中山向儿子介绍读书的方法，在大学念书的头两年，要广泛的读，不要单看文学方面的书，社会科学的书也要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科奉召回国，1912年2月5日抵达南京，接着，孙科又到上海迎接从南洋归国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到南京。直到这时候，一家人才有机会在祖国的土地上团聚，同享天伦之乐。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是议论读书，孙科后来忆起这段事时说：记得在民国元年前后，我看到一本英文著作《李鸿章日记》，这本书当时曾轰动一时。。。有一天，国父问我最近有什么新书看？我说没有，只得一本《李鸿章日记》。他拿去翻翻，就告诉我：“这本书你不要看，内容都是无中生有的。”后来，在加州大学念书时，我发现图书馆里也有这本书，同时有很多人阅读。可是再过一二年，这本书的秘密被揭穿了，而且成为美国文化界的一个大笑话。因为这是一本伪书，作者是一个美国囚犯，在牢里无所事事，异想天开地编写的。因为他曾到中国，对于李鸿章的为人，也略有所闻，在监牢闲得无聊，便替李鸿章写起《日记》来，出版时虽说是从中文翻译的，实则他连中文也不懂。至此我才发现这本书的确不值得看，国父说它“无中生有”，一点也不错！ 孙科在美攻读学位期间，孙中山仍不时从各地给他寄去大包大包的书籍。孙中山到南洋一带旅行，就给他寄中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就给他寄英文的各种名著。像《通鉴纪事本未》、《读通鉴论》、《进步与贫穷》、《互助论》、《达尔文游记》、《物种由来》、《面包的征服》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是孙科在那一时期读过的书。 孙科客居异国他乡，能以读书养身为乐，这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心血。孙科夜半青灯相伴读着中国线装书，总会想起他在大陆生活的光景，曾彼此乐融融的亲明故旧，曾到过的山山水水，见过的名胜古迹，这些都不能不使他掩卷而思，让思绪在历史的长河中翻腾。不过，最使他怀恋的却是他当年在大陆私邸中的一间书房，它幽雅宜人，藏书甚丰，关于国际问题、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等书应有尽有，孙科精心收藏的书画碑帖也尽在其中。 第235章 孙科的书房引来同僚的羡慕。吴稚辉特意为其题“不足斋”三字，以示书卷浩瀚如海洋，生有涯而学无涯之意。书房中有一幅对联，写着“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也是孙科自鸣得意的对子。 孙科在美比克小镇读书、养心，然而，他并不曾在内心里真正下决心要从此在政界销声匿迹，曾经有过的辉煌岁月，他血管里奔涌着的从政的血性，这些都常常唤起他东山再起的欲望。他仍然不甘寂寞。但是，孙科在美国并无政治势力，谋求政治出路困难重重，报界披露孙科时常为此“殊为苦闷”。1953年，蒋介石决定在台召开所谓的“国大”会议，孙科闻讯，即刻放下手中的自诩以为乐事的书籍，到华盛顿、旧金山等地美政界和华侨中活动，期望获得理解、支持。据台湾中国新闻周刊称，孙科的目的是想回台争做“副总统”。这次孙科又未如愿以偿。孙科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954年台湾“国大”召开时，他又一次向台湾办理申报手续，但再次遭到拒绝。 这以后的几年里，孙科显得比较平静。他的长子孙治平也在美娶妻生子，孙科同他们一起过着温暖的家庭生活。 1957年11月20日，香港《新民晚报》登出一篇文章，题为《甘心寄人篱下的孙科》，说：前几天、有些报纸登载了一段关于孙科的消息，说是他以游客的身分在美国居留了五年后，护照已经满期，正在向美国政府申请永久居留，以便在美国度过他的余生。 几遭险阻挫折，阅尽世态炎凉。这篇文章不客气地指出，孙科其志在美甘心充当“高等难民”而已。 孙科几次想返回台湾，都遭致台湾当局的阻拦。台湾的一些朋友为此深感不平。1957年国民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季石曾向“中央”建议，号召旅居海外的显要如孔祥熙、宋子文等回台湾归队，以壮阵容。并代孙科请求一次给予美金20万元，俾壮行色而早作归计。这一请求自然如痴人说梦一般，当时国民党“中央”正患美援之不足，美金20万元，从何而来？孙科夫妇归队之事也就搁浅了。 孙科身居海湾小镇，心系台湾故土，他一直和台湾的亲友故旧保持密切的联系。1961年9月，孙科70岁诞辰，台湾的亲友还特为他七秩双庆发起送寿序诗画申贺，这次活动由台湾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均默出面筹划。 事实上，台湾当局也并未完全忘记旅居海外的孙科，“国民大会第一届 第三次会议”在台召开期间，“国大”秘书长谷正纲就曾电召“太子妃”——孙科夫人陈淑英回台出席会议。只不过陈淑英回电谓有病不能出席而落空。这件事又被外界认为是“太子迨无意于回台湾了”的证据。 只有孙科最明白自己的心思，蜇居比克小镇，读书养心共享天伦之乐，实出于无奈，他仍然期待着有一天能重返台湾，能重新受到重用，在政治舞台上重温旧梦。1962年9月28日，香港《真报》转载了台北一家日报驻美记者访问孙科的报道，披露了孙科的生活情况和对自己去向的打算。摘要如下：多年以来，因孙先生旅居国外，报纸上已经很少看到有关他的消息了，这次他从美国西海岸特别赶到华府参加第32届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开会，但也只有两三天的逗留，记者和他交谈了很多问题。 从表面上看来，孙先生是健壮的。 “哲生先生”，记者问：“你在会议中可曾发言？这次会议有什么新的成就么？” “我们讨论的还是些例行性的问题，然后是选举及决定下次开会的地点。” “下次开会还在华府吗？” “不是的，下次开会将在台湾了，我们知道台湾今天的文化水准很高，不过听说学人的生活还是清苦的，比如说一位大学教授，每月的薪水听说是有50美元左右（记者按：约合台币2000多元），维持四五口之家就比较困难了，可是今天的政府财力有限，如何来改善，倒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这方面，孙先生有什么好的意见？” “这是一个全盘的经济问题，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解决的”。 “你对国内一般情形都了解么？” “我目前在美国乡下，离开祖国快十年了，当然谈不到了解太多，不过我每天能看到台湾报纸，也注意国内的一般情形，我知道在台湾，各方面都很安定进步，尤其在农工方面，有值得骄傲的成就。不过，我觉得在经济财政方面，似乎还得更进一步求发展，研究出一个好的方案出来。” “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么？” “当然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事情值得借鉴，比方说，战后的欧洲各国，在形体上等于已经破产，英、法、西、意诸国，在大战后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萧条，可是大家努力不过十年，一切都改善过来了，就连日本来说，这十五年可有多大变化？。。经济是立国之本，人家能够从残破中站起来，必有其因素所在。。“你觉得目前大局如何？” “在国际方面么，风云变幻，两个不同的阵营问题很多，在国内，我相信十年生聚教训，大家都明白了善恶是非，如不是蒋先生去支撑大局，那中国的前途何甚设想？我个人很遗憾，因为健康关系，没有能多为祖国做些事情。” “你目前的健康情形如何？” “现在的情形很好，十年隐居生活，在乡下深居简出，倒免了病痛折磨。。” “你住什么地方，气候可好？” “我住在距离洛杉矶六十里路一个叫dgunabeack的地方，那儿靠近海滩，气候好，适合养病。”“是和夫人住在一起？” “是的。” “听说你办了一个农场？” “是我的孩子办了一个小型农场。” “是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的，还记得么？” “我是1951年秋天，由香港到欧洲检查身体，56年冬天到美国住了几天医院，然后就定居下来了，时间真快，一晃已经十年多了。” “国外生活过久了，觉得惯吗？” “当然不如住在自己的国家好，常常有思乡之感。”“有机会时就到台湾去看看吗？” “当然，如果健康情形允许，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回台湾看看，比如说下次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台北召开，我希望能去！” 孙科在谈话中对蒋介石很是谦恭，且不时流露溢美之词，吹捧台湾所谓的建设成就，低毁共产党人民政权，再次暴露其政治投机心态。不过，孙科这次表示回台看看的意愿，很快引起台湾方面的反应。政治上失势、几乎被台湾遗弃的孙科再度成为各界议论的新闻人物。 台湾当局暗送秋波1962年10月，台湾“立法院”召开的会议上，一位广东籍立委刘崇龄说：上月中旬孙哲生先生在华盛顿答复记者的谈话中，充分的表示孙先生是极端的推崇我们的总统的。而且于言词之间也十分的怀念台湾的老朋友，同时表露出常有思乡之感，因此进一步的表示如有机会愿意回台湾看看。。。我们知道孙哲生先生是功在国家，过去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及行宪以后的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孙先生表示最近如有机会愿意回台湾来看看，当然不是要回来做官，。。最近二十多年来孙先生在国外埋头读书，对世界局势有深刻的认识，孙先生之愿意回来，不但是基于思乡怀友之念，相信他一定能够将他二十多年埋头研究的所得，以及复国建国的高见提供总统和副总统参考，这是对反攻大业一定有很大帮助的。因此希望政府当局能够正式的邀请孙先生回来看看，不知政府有无这个准备？ “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代表陈诚答复询问，王云五郑重声明，“政府”对于孙哲生回国表示欢迎。王云五补充说，在将来举行的第三次阳明山政治性会谈中，已将孙氏列为主要邀请的名单。 这一官方明朗的表示没过多久，外电又盛传陈立夫、张君励、孔祥熙、宋子文等均将于近期内返国观光。 孙科的政治行情一时看涨。香港一家报纸猜测说，台湾当局鉴于陈诚病重，又在有意拉拢、利用孙科，想让他回来任国民党副总裁一职。 孙科归心似箭，台湾方面又对他暗送秋波，一般人都认为，孙科这次去美返台已成定局。1962年10月19日，香港《时报》登出驻台记者采写的文章，冠以标题就是《孙科返国期近》。 外界舆论仍对孙科去美返台意愿作种种猜测。事实上，就在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愿回台湾看看之前，他的公子孙治平，就已在8月间携眷返台，悄悄地走了一圈了。 孙治平夫妇在台期间，百忙之中抽空前往石门水库参观，他对这一工程称赞不已，认为它正符合国父民生主义建设乡村的理想。他对陪同他参观的人说，71岁高龄的孙科很怀念祖国及祖国的朋友，对台湾建设的飞跃进步及繁荣，感到万分高兴。除此而外，孙治平在台北均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在他们返美时，还带上了台湾他的老伯的许多礼品，这些礼品都是为孙科准备的。1962年10月16日是孙科71岁生日，同时孙科的夫人陈淑英也正逢70大寿，而且，这年又是他们夫妇的金婚纪念日。各方面的礼品寿轴、寿颂及寿屏寿画等约三四十件，可谓不少，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送礼的人包括蒋介石、陈诚、于右任等。孙治平在台湾行色匆匆，只停留了7天，就乘机回到了美国。 第236章 孙治平夫妇神秘之行后第三个星期，香港、台湾的报界才披露出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孙治平竟成为各界瞩目的新闻人物。不过孙治平成为新闻人物，这已是14年来的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在1948年。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以“人才内阁”和“求和内阁”的姿态出现。当阁员名单公布之际，合众社即发表专电，说孙科已内定他的大公子孙治平为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副秘书长，代行秘书长职务，而二公子孙治强也已内定为行政参事，从此父子共事一堂，定能和衷共济。人们看了这一则专电，都不禁起了会心的微笑，因为孙哲生真要这样内举不避亲，那无疑对所谓“人才内阁”给以尖刻的讽刺。 合众社的报道被各家报纸纷纷转用，孙治平的大名见诸报端，轰动遐迩。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行政院新闻局连忙奉命更正。孙治平也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否认此事，并指出合众社专电纯属造谣中伤。 合众社这次与孙科过不去，让他曝光丢丑，正是合众社特派员张国基所为，张国基此举只不过是为了报上次被孙科在立法院记者招待会上当众训斥之仇罢了。他是有意开孙科的玩笑。但是，经这么一闹腾，孙科本来要起用大公子孙治平的意愿也就告吹了。 孙治平夫妇台湾之行究竟为何？新闻界有人认为，孙治平返台正是孙科返台的前兆，他是替父亲投石问路来的。也有人认为，孙治平返台纯为个人私事，受到的款待纯属礼节性的，孙科并未与台湾方面达成返台默契。 众说纷坛。但大家对孙科的动向都备加关切，拭目以待。 出任“考试院长” 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繁多，相互倾轧，蒋介石对此政治现实唯有认可，他的统治术就是利用派系势力，以派系力量牵制派系力量，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 蒋介石偏安台湾一隅，主要依靠蒋经国、陈诚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原控制党权的陈立夫、陈果夫的”系，在“国民党改造方案”实施后，基本瓦解。蒋介石指定16名改造委员成立改造委员会，使蒋经国接收了”系对党的控制权。改造委员名单公布后，陈立夫怅然离台，经香港、欧洲流亡到美国。陈立夫离台前曾往草山去看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祖燕，”我也没有办法，你还是到外国去走一趟吧，如果情形好转，你再回来，好在我已把你几个干部安置了进去。否则你也替我准备一条退路吧。” 此外，蒋经国、陈诚还千方百计压制多少年来一直占据国民党政权要津的政学系，政学系的张群、吴国桢、孙立人等都被削弱实权。这样，盘踞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大权在握。孙科能否返台自然也就要看蒋介石的态度怎样了。 历史上，孙科和蒋介石几度反目成仇，又几度携手言欢。 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孙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当时，他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搞军事独裁。但没隔几月，1927年7月，孙科又支持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反共，9月，国民党宁、汉、沪（即南京的蒋介石集团、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三方合流，孙科混迹其中，成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 1931年3月，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孙科和陈友仁等离开南京，经香港到广州，和汪精卫、唐绍仪等联名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孙科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团结御侮”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在蔡元培、孙继等奔走调停之下，宁粤双方终于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会议决定双方各自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中委，然后集中南京开会，产生统一性的中央政府。 广州方面“四全大会”举行以后，由胡汉民领衔发出通电，表示必须蒋介石宣告下野，解除兵权，然后才能和广州合作。蒋介石在此压力下，乃于1932年12月15日通电离职，遄返奉化原籍。临行前发表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而这两职过去均由蒋介石一人担任。 于是，宁粤双方中委于12月22日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以年高德劭者充当，不负实际军政责任，此目的在于预防蒋介石东山再起，运用国家元首的地位来进行独裁。设计不可说不周全，但后来蒋介石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也一样手握党政大权。12月28日，“一中全会” 第四次会议，选出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次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孙科内阁名单，计内政部长李文范、外交部长陈友仁、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教育部长朱家骅、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叶公绰、财政部长黄汉梁。 这次孙科内阁特点，为蒋家两个财神——孔祥熙、宋子文均不入阁，宋子文且将原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辞去，以示抵制。孙宋甥舅之亲，未必存心刁难，意者后面有人发表指示，宋于文不能自主，特示以此种不合作的态度。时人以孔宋一去，政府势难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孙阁前途，大抵凶多吉少。孙科上台之前，曾闻财部库存有四五百万元，以为可以挹注一时，渡过难关，因敢跳下火坑，不料财长黄汉梁接手之后，打开报告表册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部里不仅没有半文库存，而且前任财政部长朱子文还签过二千余万元的支票，发给部队，因而各部队主官已派人来部坐索，声势汹汹，这更使黄财长难上加难，一筹莫展。 1932年1月18日，蒋介石、汪精卫集议杭州，准备携手合作，卷土重来，而孙科独不知底蕴，于21日冒然亲赴杭州面见蒋介石，请其转告孔宋，在财经方面予以支援，蒋态度冷淡，不置可否。孙23日由杭返京，与陈友仁低斟密酌，决定辞职，让位汪上台。24日，孙科和陈友仁联袂赴沪。次日蒋汪携手双双入京，由汪任行政院长，蒋任军委会委员长。虽非往日声势，而政权本质依旧。推算孙科由就职到下台，为时仅24日，为国民政府在历史上最短命的内阁。 1932年1月28日，上海抗战爆发。上海爱国军民面对日寇毫不畏惧，拼死固守。但蒋介石仍对抗战信心不足，仍对日本抱有幻想。3月份，孙科、陈友仁等在上海致电蒋介石、汪精卫，谴责他们不接济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12月，孙科又联合李烈钩等中央执行委员，向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议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在这次会上，他提出反对“总裁终身制”的提案，主张民主，反对蒋介石搞独裁。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进攻中共陕甘宁边区淳化、耀县等地，制造内战，孙科了解到此事后，又一次违反蒋介石的意志，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联合政府。” 当然，孙科也曾几度拥戴蒋介石，蒋介石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孙科。1941年，蒋介石指使顾祝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亲者痛，仇者快，孙科却著文骂共产党，把“破坏统一”的不实之词诬加在新四军身上。 1947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被任命力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荣任不久，孙科就四处发表讲话，竭力呼吁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1948年3月，孙科和李宗仁进行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副总统”竞选，这是蒋介石和孙科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政治联手。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实力始终抱有戒心，李宗仁时为北平行辕主任，并不怎么唯命是听。蒋介石想让孙科当副总统，以打击桂系的势力。孙科对蒋介石把他内定为副总统很高兴，并认为能轻易击败竞选对手李宗仁，稳操胜券。但没料到几个回合下来，孙科虽有蒋介石、蒋经国的支持、粤系要员的拥护以及蓝妮的场外活动，还是以1295票败于李宗仁的1438票。这对孙科、对蒋介石都是件伤心的事。为补偿孙科的精神损失，恢复元气，蒋介石特地拨了一笔巨款，在南京中山陵附近替孙科修建了一所豪华异常的“院长官邸”。 多少年过去如弹指一挥间，孙科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恩恩怨怨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政的人向来注重的是现实，现实需要就是其选择、行为的最高准则。蒋介石盘踞台湾，需要拢络人心，壮大力量，孙科沦落天涯，虽儿孙绕膝，同享天伦，但经常是梦里家园，思乡心切，他需要的是回到祖国，回到他熟悉的生活氛围中去。因此，孙科返台，蒋介石称许，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65年9月29日，孙科偕夫人、孙治平夫妇乘日航班机飞抵台北，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于是，就有了文章最前面描写的那一幕。 孙科一行在蒋经国等陪同下到候机室二楼大厅与欢迎群众会面，欢迎群众久闻孙科大名，但大多不曾见过其人，都想一睹其风采，一时场面极为拥挤。 第237章 孙科在人群中行进，面带微笑，频频颔首。今天的热闹场面使他想起多年来的孤寂生涯，他不胜感慨，“大家这样热烈欢迎我，实不敢当。” 孙科步出机场候机室后，由蒋经国陪同前往阳明山第一宾馆。这是一座日本式的平房公舍，属台湾省政府的财产，与巍峨雄壮的中山楼为邻。后来，这里就一直成为孙科一家借居的住地。在宾馆略事休息，孙科一行又前往台北市心园饭店赴宴。孙科的老朋友马超俊、梁寒操、郑彦■和梅恕会在心园饭店设宴为他洗尘。 参加完宴会，孙科被安排接受台湾《中央日报》社记者采访。这时期，美越之战正酣；苏联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和中共发生重大分歧，矛盾公开化。孙科于是对记者大谈共产暴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盛赞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对美发动侵越战争并逐步扩大战争乐不可支，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上，认为，美国定能打赢越战，扼制并最后扑灭亚洲共产主义力量的日子为期不远。孙科这番讲话，一方面确是他对局势的见解，但另一方面，恐怕这也是他取宠蒋介石，向其略表寸心的见面礼吧。 当天晚上，孙科夫妇还应邀出席了蒋经国夫妇在圆山饭店金碧轩设立的欢宴。出席宴会的还有马超俊夫妇、张群夫妇、郑彦■夫妇及蒋纬国夫妇。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寿日，这天，孙科偕孙治乎由“国防部长”蒋经国、“司法部长”郑彦■”陪同，飞往台南，接受蒋介石的接见。这是他们分别15年后的首次见面，孙科来归，正合蒋介石心愿，蒋介石为此特设午宴款待孙科父子。与此同时，孙科夫人陈淑英在亲友的陪同下游览了台北市区。孙科吃罢午宴，又匆匆飞往台北，出席晚间国民党全体中央常务委员和各单位主管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的欢宴。中央秘书长谷凤翔致词，孙科请大家一同举杯为蒋介石祝寿。孙科的长子孙治平夫妇、侄儿孙满、孙乾以及侄孙孙必胜和孙必达，也参加了宴会。宴会后，孙科接受“参谋总长”黎玉玺上将的邀请，参加了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的三军为蒋介石暖寿晚会，观赏空军大鹏剧团演出的“麻姑献寿”和“木兰从军”等剧。 返台几天来，孙科象一位名星一样被人群簇拥着，到处都是欢迎他的盛宴，到处都是欢迎他的笑脸，30日晚，台湾电视公司应观众的请求，播放了孙科接受电视记者采访的录像。这是孙科返台后首次在电视屏幕上与观众见面。孙科在电视采访中说，他这次返台是为参加庆祝国父百年诞辰活动，他对国人热烈筹备这一庆祝活动极为兴奋与感谢。他再一次对美越战事表示乐观。他说，美国对越政策是坚定的，美国自今夏宣布协助越南抗共以后，到现在为止，在越兵力已达15万人，海空人员且不包括在内，美国在越兵员，到明年春夏间将增至30万人。孙科认为，友邦人士现已深深了解，帮助越南抗共，就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吞并东南亚的威胁。 孙科在电视上纵谈国事、天下事，滔滔不绝，俨然一位政治预言家。在以后的几次宴会和谈话中，孙科也不断阐述他对于时局的见解，11月3日中午两广籍“立监委员”在“立法院”为他举行的酒会上，他甚至预言，下一年他可能要在南京向大家敬酒，最长不过四五年间，最短一二年内，“政府”就可以反攻大陆。 11月4日下午，“国民大会”代表广东联谊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堡垒厅开茶会，欢迎孙科夫妇。孙夫人陈淑英原是“国大代表”，这次回来，也已办好报到手续，茶会由联谊会常务干事李悦义主持。 11月12日上午9时，孙科出席在“总统府”前广场上举行的“全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大会”，大会有50万人参加，规模宏大，庄严隆重。“国父纪念馆”奠基典礼完后，孙科发表讲话，歌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他说，在这一百多年间的世界上，国父的降生不仅是中国一件大事，也实在是人类一件大事。他把四千多年君主zhuanzhi的中国政局改变为民主共和，在亚洲首先创立了民主国。孙科把孙中山比作美国的开国总统林肯。自然，讲话中少不了重谈反共反攻老调，给蒋家王朝打气加油，涂脂抹扮。下午，孙科参加了故宫博物院的落成典礼，并在那里为国父铜像揭幕。 孙科这次返台，自称是为参加国父百年诞辰纪念，并未对外公开要长期定居，所以，11月25日“国大代表全国联谊会”上，张知本代表致同时，还“希望孙科博士和夫人，今后要长住在国内，并与大家一起打回大陆去。”直到“中央”社12月21日发出“‘总统’聘请孙科为‘总统’府资政”消息，内外人士才最终确认，孙科这次回台是要做长期打算了。 1966年6月，经蒋介石提名，孙科任“考试院院长”。这虽非有实权的职务，但比所谓“总统”府资政毕竟略高一筹。 孙科做官，在国民党官场上向来口碑不佳，当年在南京官场上最流行的一句话“谁叫你没有一个好爸爸”，只要听到这句话，准心里都明白指的是什么人。蒋介石让孙科做“考试院院长”，也只是想利用其特殊身分的价值，希望孙科能以其特殊身分为自己内外交困的现实政治服务。 1969年8月13日，孙科应南朝鲜总理丁一权邀请，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班机抵达汉城访问，随行的还有“考试院”秘书长钟天心，公子孙治平和孙儿孙必胜。孙科在南朝鲜期间，先后和南朝鲜总理丁一权、外交部长崔圭夏举行会谈。南朝鲜和台湾同为美国扶植的傀儡，有所谓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孙科自然颇受其欢迎。15日上午9时半，孙科及随员参加了南朝鲜“独立”24周年庆祝会，晚上又出席了“总统”朴正熙的“国庆日”酒会。 这一年的12月28日，孙科作为蒋介石指派的特使前往菲律宾，参加马科斯连任第六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菲律宾政府给了他最高礼遇，菲外长罗慕洛、总统府执行秘书麦西达等亲自到机场迎候。孙治平随孙科同行，孙科的一位孙女，稍晚些时候也从香港到了马尼拉。 为“反攻大陆”呐喊助威孙科在台湾岛内为蒋介石的所谓“反攻大陆”呐喊助威，在国际上四处奔走，为蒋介石联络力量，赢得支援，真可谓奔波忙碌，兢兢业业之至。然而，毕竟岁数不饶人，他的生命开始受到病魔的威胁了。 1973年8月26日清晨，孙科突感胸痛及呼吸困难，于当天上午住入“荣总”冠状动脉病室，经医师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脏衰竭，并遵医嘱，不见宾客。 经过医师们十多天悉心治疗，略见好转。至9月12日清晨3时20分，病情突转恶化，昏迷不醒，心电图显示心室颤动现象，呼吸心跳突然停止，经急救，虽心跳、血压、呼吸再度恢复，惟神智仍然昏迷，经施药物控制，至20日下午5时20分心室性颤动复发，急救无效，延至5时55分逝世。陈淑英及孙治平夫妇随侍在侧，亲友多人也都在病榻旁边。 孙科病情转剧后，“副总统”严家淦曾到医院探间，“行政院长”蒋经国早上和中午两次到医院探视。“总统府”秘书长郑彦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考试院”副院长杨亮功，秘书长钟天心、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等，整天都在医院照料。 孙科的遗体，于晚上8点30分，从病房移到荣民总医院灵堂时，蒋经国、郑彦英、张宝树、杨亮功、钟天心，端木恺、薛人仰、陈水逢、胡木兰、刘兆田及亲属等二十多人，均在场恭送。何应钦、钟皎光、马沈慧莲、罗衡、张邦珍等，也在稍后些时间赶到。 孙科病逝的消息传至美国，其次于治强、孙子国雄、女儿穗英、穗华，都急忙赶到台湾奔丧。 蒋介石于9月14日发布“总统令”，说：考试院院长孙科，乃国父哲嗣，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历膺重寄，忠实孔服，曾三任广州市长，两任行政院院长，两任立法院院长，其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嘉奖伟绩，宏济艰难，功在国家，声驰环宇。比年更受任考试院院长，时际中兴，人才为本，藉其名德，以重铨衡。方今匡复大计，正赖老成襄迪，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特派严家淦、蒋经国、郑彦■、倪文亚、张宝树敬谨治丧，以示优隆，而昭崇报。 孙科去世这一年，享寿83岁。 孙科病逝后，陈淑英仍住在阳明山新园街一号第一宾馆。除视力不佳，心脏较衰弱外，精神与身体都很好。说起来，当年她和孙科结为夫妻还是亲上加亲，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堂外甥女，孙科是她的堂表兄。她惯用两个“好”字，代表孙科有两男两女，即长男治平、长女穗英，次子治强、次女穗华。长男孙治平于1913年生于美加州伯克莱。孙中山以民初百废待举，其名寓有殷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之意。孙治强曾在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创办的海外预备学校就读。其时，孙中山去世不久，吴稚辉认为北京读书环境良好，深感党国志士子士均属革命幼苗，“应予培育”，就在北京城东干面胡同南小街92号创办学校，自己亲自负责。讲授课程包括文、理各科，师资优异，设备完善。1917年，宁汉分裂，吴稚辉对该校不得已而“愤而解散，诸生遗归”。 抗战前，孙治平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日后赴美深造，获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 第238章 孙治平于1943年，生一男，名国雄，曾就读美国怀特学院生化系。孙国雄与日裔夫人生二女，长女美玲（1966年生），次女美兰（1969年生），都在美国，她们已是孙中山的第五代嫡系后裔。 1983年孙治平70岁，他被聘为台湾蒋经国“总统府”顾问，其时，他还是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又是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次男孙治强生于1914年，当时，孙中山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取其名。孙治强与其兄长同获美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孙治强在大陆时曾力“中央”信托局秘书，并辅助孙科处理法制工作。 孙治强勇于冒险，1971年，他隐瞒家人，以生命为赌注，只身前往非洲打猎，竟能猎获五大凶猛野兽——狮、豹、犀牛、野牛、非洲象。1980年在台北市博物馆展示上述各兽之标本，竟打破了该馆历年来的门票纪录。孙治强奔父丧期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温劝他留在台湾，因其寡母年迈，亟需亲人陪侍。宋美龄并为他安排工作，担任“中央”信托局顾问。 孙治强在美育有二女，长女嘉琳（1946年生），次女嘉榆（1948年生），都已成家，各有子女。大约在1976年，孙治强在台北与林伦可结婚。林伦可为广东客家人，其祖父曾任上将，主持广西省政。她毕业于台北市女师专，曾任国校教师，幼稚园主任。不久，即有两男国元、国升。两男给阳明山上的孙府凭添了许多喜悦与生气。最高兴的自然是他们的祖母陈淑英了，过去她常向晚辈说：孙家的人口单薄了些，她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添孙儿，以期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跟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一样，陈淑英“重男”的观念一直未变。全家聚餐时，她经常夹好菜给孙子们吃，而自奉甚俭，惯用残茶剩饭。孙科地下有灵，当感叹他这原配夫人对孙家后代的一片深情了。 第九章人民海军二战蒋舰，“剑门”、“章江”葬身汪洋。崇武海役，两岸海军三次效量 第一节香港来客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一次次“反攻”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甘心，他为了重新鼓起蒋军官兵“反攻大陆”的勇气，又于1964年12月20日视察金门时，演出了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 何谓“毋忘在莒”呢？蒋介石称：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莒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本来在41年（1952年），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忧启，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莒”四字，题名于金门大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为了将此一运动推展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令公布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尽管蒋到处演讲、动员，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则无人真正响应，倒是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使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纷起响应。 失意之际，蒋介石想起了一个人——曾名噪海外的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 曹聚仁是何许人？为什么蒋在失意之时会想起他？事情还得从9年前说起。 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1956年7月1日，罗湖桥海关，从香港那边匆匆过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子，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后，他们上了一辆在那里等候的轿车。这位香港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曹聚仁。专门迎候他的是中联部派来的徐主任。 曹聚仁当时名噪海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因其言其行其与高层人物的特殊关系而被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被称为章太炎大师的高足。他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关系甚好。 他在广州稍事休息就直飞北京。不知道曹先生为什么选择7月1日这在中国很特殊的一天从香港过来。可是，连日来海外华人各界，无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为3天前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演讲激动、兴奋，并生发出很大的期望。 3天之前，也就是6月2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演讲中，传达出了新的信息——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正在港澳人士议论纷纷，新闻界视为热点时，曹聚仁又突然北上。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自然注意他的行踪。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一时间就充斥于港澳报纸。为此，行前他对友人解释道：“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密晤曹聚仁其实，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他这次回来，早在周恩来“6·28”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这个神秘人物神秘归来，导致了9年后的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叶落归根。这个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 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带神秘色彩。 7月16日下午，颐和园里。在一艘普通的游艇上，周恩来和陈毅陪着一位客人划船，游客们玩得太尽兴，竟然没有觉察领袖就在这儿。这位客人就是曹聚仁。他很高兴。 曹聚仁进入正题，谈起周恩来“6·28”演讲。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此后，曹聚仁风尘仆仆，每年都回大陆两三次。在北京，他除遍访各界人士外，接触最多的是邵力子与中央的高层人物周恩来、陈毅等，特别是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956年10月3日下午，住在北京新侨饭店的曹聚仁得到通知，毛泽东一会要在中南海怀仁堂里接见他。这天下午，国家好些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要会见曹聚仁。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 “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毛泽东说。 曹坦率他讲了自己的观感。 事后，他告诉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一年以后，在《北行小语》的一篇文章里曹聚仁谈到这次会见的谈话。 文章说：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泄露“炮轰全门”内幕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厦门前线，万炮齐发。小小的金门岛，短短一小时内，就落下3万颗炮弹。火力的猛烈和炮弹的密集程度使人咋舌。一位军事家说：“这和二战中盟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新加坡早晨出版的《南洋商报》，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 第239章 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选曝光呢？ 奇怪的还不只此，炮战延续了6周，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作出停火7大的决定。这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而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10月5日在《南洋商报》发表。 是准一而再地获得机密？ 这位“通天”人物就是曹聚仁。这一年，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曹聚仁。 那天，毛泽东还和他共进午餐，江青作陪。曹还是书生本色，说话无顾忌，当着江青的面，他大谈了30年代上海影坛的轶闻与掌故，那是江青最忌讳的。 就是这位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曹聚仁，他从最高层预先得到即将炮轰金门的消息，他本是《南洋商报》的记者，记者这职业总是喜欢独家新闻，于是他抢先把这消息捅了出去。就在读者疑信参半拿着当日《南洋商报》时，无数发炮弹正从大陆射向金门。 这就形成一起泄密事件，据说有关部门曾对曹聚仁进行批评。 不过，另外也有不同的说法。 曹聚仁虽是高层隆重接待的贵宾，但毕竟是来自海外的党外人士，他能得到这一机密，绝非平常。金门炮战“属于惩诫性质”，炮击不久，就进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先行示警，也在情理之中。 曹聚仁化名捅消息炮击进行了6周，金门守军已到了弹尽粮绝之境，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然而，出乎意外，在国庆节后的第5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即国防部文告），文告一再阐明炮轰的目的是惩诫性质，要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的建议。文告声明：“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 国防部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又是这张《南洋商报》在10月5日发表，发表时署“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3日专讯”。 《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从何得到这个特大消息。这郭宗羲又是何许人？这一连串谜一样的问题，引起许多人探玄索秘的兴趣。 1994年3月，《中华日报》的记者，几经寻觅找到了《南洋商报》已退休多年的老报人薛残白先生。 薛残白先生已83岁高龄，他是1929年进《南洋商报》的，从事报业已60年以上，对《南洋商报》的情况知之甚详。 50年代，薛残白是《南洋商报》（中外版）主编，据他说，1958年8月，《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曹聚仁正在北京采访，而且还获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薛先生肯定他说：“能得这样重大的消息，除了曹聚仁，当时的商报是不会有第二人的。” “那么，为什么这则消息发表时不署曹聚仁的名字，而是署郭宗羲呢？”有人问。 薛先生说：“我只记得那时商报驻香港办事处有个姓郭的办事人员，这位年轻人当时不是写新闻的。按我的推测郭宗羲是个假名，很可能是曹聚仁为了省麻烦而用的化名。” 几位造访者仍流露出不满足的神色，于是热情的老先生又建议：找香港的郭先生一问，他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相。 经过一番周折，《中华日报》的记者，终于找到了定居香港的郭旭先生，郭先生也有73岁的高龄。 郭先生说：“当年我是商报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记得当时确有一则大新闻，是曹聚仁从大陆把稿传到香港，再由我传到新加坡。” 郭旭说：“郭宗羲这个名字还是当年商报的总编辑李微尘起的（李微尘后任新加坡政府外交部长）。如果问商报是不是有个驻港记者叫郭宗羲，那当然是没有啦！” 在曹聚仁发了专讯的一周后，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谈起曹聚仁：“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并非是因为过早发了停止炮击的消息，而是给台湾另一边（蒋介石）看的。” 这同样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曾提到《南洋商报》：“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领导人了。7天为期，6日开始。你们看见10月5日的《南洋商报》吗？人都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这份《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原定10月13日发表的。毛泽东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发表。10月13日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从前述未发表的稿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并无责备曹聚仁之意。 拨开迷雾，水落石出，金门炮战的两次提早曝光，原来都与曹聚仁有关。此后，曹仁聚继续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第二节“八·六”海战两艘敌舰隐蔽出航就在曹聚仁忙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穿针引线期间，台峡两岸又接连发生了两起震惊世界的大海战。 1965年8月5日拂晓，我海军某部观通站的雷达兵们擦拭完雷达，正在启动机器搜索海面。突然，在萤光屏上发现东南海面上有两个目标，一前一后，鬼鬼祟祟地闯进了东山——南澳渔场。雷达兵们紧紧把它盯住，并立即报告了上级。 这二个目标，为什么一直往渔船里钻呢？这个问号，经过站长和雷达手们集体“会诊”，判明是美制蒋军舰，其型号分别是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 这两艘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旗舰，于1965年8月5日5时。从台湾左营隐蔽出航，驶向广东沿海。 “剑门”号（编号65）原系美国“海鸦”级舰队扫雷舰（大型，钢壳）、“巨嘴鸟”号（编号msf387），1965年4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890吨（标准），全载1250吨，航速每小时18节（一节等于一海里），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4门，雷达一部。 “章江”号（编号118）原系美国海军猎潜艇pci232号，1954年6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280吨（标准），全载45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20节，一般航速14节，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5门，火箭（组）76．2毫米一座，深水炸弹投射器4座，雷达一部。 这两艘猎潜舰是蒋窜扰我东南沿海的主要舰种之一。经常窜入我渔场，破坏我渔业生产，威胁我渔民安全。我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为了保护渔民生产，早就准备给予其惩罚。 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获悉“剑门”号编队出航后，立即制订作战方案，确定以护卫艇41大队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快艇11大队鱼雷艇6艘，组成海上突击编队，以161号炮舰和快艇11大队5艘鱼雷艇为支援兵力，并指定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乘598号护卫艇，负责海上指挥。 作战海区预定在南澳岛以东，东山岛以南，或南澳岛以南，南澎岛以西海域。指挥所决定：先打“剑门”，后打“章江”；隐蔽接敌，靠拢近战；高速护卫艇先开炮，穿插分割，掩护鱼雷艇突击。 “海上先锋艇”负责指挥担任指挥艇的598号护卫舰，是我15年前在万山海战中，首创以小艇打败大艇的“先锋号”。 不过，如今的“先锋”号护卫艇，已换成崭新的铁壳艇。这是由我国自己设计，大连造船厂制造的高速护卫艇。新艇装备后，官兵们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航行1000多海里，从汕头到大连，从大连至汕头，一路上边航行边训练，基本掌握、适应了新艇，人人能独立值更。 两个月前的5月24日，国防部授予“先锋”号以“海上先锋艇”称号。 护卫艇41大队3中队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自1950年参加万山海战，曾首创小艇打大舰，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成功战例之后，多年来在执行战备训练、护渔护航、巡逻警戒、抢险救生等各项任务中，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部队意志旺盛，不畏强敌，不怕困难，敢于斗争，英勇顽强，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为此，特授予先锋一号艇以“海上先锋艇”称号，希望全艇同志戒骄戒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努力，保持和发扬这一荣誉。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加紧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并屡对我国进行直接的军事挑衅，我海军部队应学习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的革命精神，百倍警惕，加强战备，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为加强我海军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争取更大的胜利。 5月27日，《人民海军》报发表了社论《向“海上先锋艇”学习》。 在纪念万山战役胜利15周年的日子里，海军在南海舰队的驻地湛江市，召开了“海上先锋艇”命名大会。会议于1965年6月11日召开，开得相当隆重。海军、中共中央中南局、南海舰队、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当地党政负责人，以及战斗英雄、模范人物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第240章 庄严的国歌奏过之后，海军领导人宣读了国防部命令，把国防部颁发的奖状授予“海上先锋艇”艇长石天定。霎时，场内掌声雷动。6月12日，海军南海舰队作出了《关于学习“海上先锋艇”革命先锋精神的决定》，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海上先锋艇”官兵的革命先锋精神。 当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革命精神所向无敌》。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革命先锋精神威风凛凛》。短评在扼要评述“海上先锋艇”英雄事迹后热烈欢呼：先锋艇革命的先锋精神光芒万丈！ 两个月后，海峡战火又将再起。指挥艇就非“先锋艇”莫属了。 编队抵达云澳湾在敌“剑门”、“章江”号隐蔽出航的当天下午，“海上先锋艇”正停泊在汕头5号码头上。 官兵们出海一个星期，今天放假。 晚饭加菜会餐，补的是4天前的“建军”酒。 大队长请来了水警区副司令孔照年。 大家频频碰碗，以解多日的海上劳顿。孔照年跟官兵们碰了酒碗，看着大家的吃相心里很高兴。 艇长石天定对大家说，“首长发话了，酒随便喝，但不能醉。”饭堂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当官兵们喝酒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个参谋进来，把孔照年叫走了。 石天定艇长感到挺纳闷。 酒足饭饱之后，石天定溜溜达达走在码头上，望着海湾里的战艇，见有成群的白色海鸥在海湾上空飞来飞去。大队部通信员跑来，喘吁吁向他报告：“作战值班室通知，海上发现可疑目标，让你们艇备航。” 石天定跑到艇上，拉响了警报。 很快，信号兵挂起了黄旗，机电兵启动了主机。全艇人员很快集合在前甲板上，清点人数。按规定，战艇出海，艇员被落在码头上是要挨处分的。石天定对本艇的官兵还是有数的，官兵们的素质是没说的。大家无不清楚自己是“先锋艇”上的人。 还真缺一名。 是外部来艇实习的往副艇长。 任副艇长酒喝多了点，听到警报就往码头跑，结果摔倒了。他见有几个水兵，也不知哪艇的，忙说：“把我抬。。抬到艇上去。” 那几个水兵送他到“先锋艇”时，艇员各就各位了。一辆吉普车开来，嘎然停在码头。 孔照年和4个参谋从车里出来，急忙忙登上了“先锋艇”。艇长石天定迎上前去。 “有两个目标。”孔照年说，“到南澳岛云澳湾待机。”他们一起登上了指挥台，战艇就起航了。 21时24分，“海上先锋艇”向浩浩淼淼的大海驶去。后面是护卫艇601、558、611。 石天定感到肩上的担子挺重。作为编队指挥艇，一举一动举足重轻，无不影响着编队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影响着后面3条艇的行动。 这次行动十分仓促，有些事没来得及准备，连战斗动员会都没开成。 石艇长跟指导员徐寿祺在指挥台上交换了下意见，简单分了下工。石艇长操艇不能离开指挥台，有些事只能徐指导员到各舱各战位跑了。 23时，编队抵达云澳湾。 孔照年对石天定和徐寿祺说：“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 石天定明白首长的意思。他们的官兵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体力的确没恢复过来，不休息好，仗打起来怕顶不住。“我们想抓紧时间动员一下。”徐寿祺说。 “简短点儿。”孔照年同意了。 一会儿，陈运和副艇长跑上指挥台。 “孔副司令，紧急电报。”陈运和喘息着说，“指挥所命令我们马上出击！” 孔照年看完电报，随命令编队起锚出击。 护卫艇编队在茫茫的夜海上疾驶。 “章江”号首先中弹“孔副司令，特急电报！”陈运和又跑上指挥台。孔照年接过电报。 电报是舰队发来的：总参谋部批准了舰队的打击方案，并作如下指示：1．放进来打，越近越好；2．集中优势兵力打；3．不要误打自己的渔船和外国商船：4。打过之后不要追击太远，以防上当：5．争取晚上打，拂晓前撤回。 这时“剑门”号编队由兄弟屿东南海面向西南航行。我军的4艘护卫艇和鱼雷舰编队分别由云澳湾、汕头出航，于6日0时40分护卫艇编队开到了与鱼雷艇编队会合的海域，却与鱼雷艇编队联络不上。 由于岸指引导的误差，鱼雷艇编队偏离了作战海区。孔照年只好率护卫艇编队，向敌舰编队接近。 敌“剑门”、“章江”两舰成单纵队由东北向西南驶来。我护卫艇组成战斗队形迂回接敌。 雷达兵在左舷90度，距离9海里处发现敌舰编队。石艇长想，这样迂回接敌，时间长，航程远，不利于抓住战机。 “孔副司令，我们高速直线追击行吗？” “可以。” 孔照年果断决定，放弃掩护协同作战计划，命令护卫艇高速追击。 不久，“剑门”号编队依仗火炮程远的优势，先行开炮。解放军护卫艇队冒着密集的炮火，高速接近目标。各艇指战员由于求战心切，将“准备射击”的口令听成“射击”，因而先后向“剑门”号编队的火光方向开炮射击。孔照年及时下令制止了这种无效射击。 敌人的炮火仍在吼响。 过了一会儿，后面的601艇前主炮又打起来，大概是不服敌舰的火力。 后面的三艘炮艇又是一阵乱打，而此时敌舰目标仍在射程之外。 孔照年火了。开始骂娘。 “没有命令不准开炮，这是战场纪律！”孔照年当即宣布了三条规定“没有命令不准打；看不清目标不准打；瞄不准不准打！ 护卫艇编队高速接近了敌舰，敌舰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敌舰的炮火越打越密，我护卫艇只好曲折航行，躲避着敌人的炮弹，往前冲。 敌舰离我越来越近了。 “各艇射击！”孔照年命令道。 “打！” 各艇主炮、辅助炮全吼响了，一串串炮弹披着烈火，扑向敌舰。 敌人的炮弹也在呼啸。 根据穿插分割的作战方案，必须把两敌舰冲散。“先锋艇”冒着敌人的炮火首先向两敌舰中间直插过去，一边猛烈向敌人开火。 后面的艇也高高地昂起艇首，插过来。 敌舰被冲散了，一艘向东，一艘向西。 按作战计划，先打“剑门”，可“剑门”一边打炮，一边东逃了。 孔照年命令咬住“章江”。 护卫艇紧紧咬住“章江”号不放。 临近3时，艇队抵近“章江”号，在距离500米处保持同向运动时实施集火突击，一直打到相距100米以内，使“章江”号连连中弹。10分钟后，“章江”号高速冲向解放军的艇群，企图寻隙逃跑。 611舰奇迹般返回我598、601号艇立即加速冲上前去堵击。611号艇一面猛打“章江”号舰，一面穿越其航线，正好处于己方艇队与目标之间。当战斗激烈的紧要关头，611艇左主机意外停车了。机电兵麦贤得立即跑过去启动机器。 突然，一发炮弹打进机舱爆炸，弹片击中了麦贤得的前额，直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 麦贤得脑脊液外流，失去知觉，跌到在地。 当副指导员给他包扎时，他突然苏醒过来，他的嘴里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他要站起来，腿也不听使唤。他急得乱推副指导员，左手指着机器。另一个机电兵领会了他的意思，启动了机器。 麦贤得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头上缠着绷带，在隆隆的4部上机旁走来走去，不停地检查着机器，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 敌“章江”号被打得起了火。 我护卫艇从500米打到100米距离，冲过了“章江”号，只好再拉开距离打第二个回合。 麦贤得所在的611艇却行动迟缓，同已经起火的“章江”舰绞在了一起。“章江”舰想借611作护靶，寻隙逃窜。 孔照年命令各艇打穿甲弹，向“章江”水线以下要害部位射击。 8月6日凌晨2点51分，敌“章江”接连两次爆炸，至3点33分，沉没于东山岛东南约24．7海里处。我611艇当时已17处中弹，有3个舱室进水，弹药库中弹起火，4部主机打坏了3部，60％的人员伤亡。611艇在如此重创的情况下，却奇迹般地自航驶回基地（战后被海军授予“海上英雄艇”称号）。 麦贤得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在机器旁（战后，他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错把小岛当敌舰护卫艇编队围攻“章江”的时候，偏离航向的6艘鱼雷艇。在夜色蒙胧的海面上发现了一艘军舰的黑影。 鱼雷艇抓住战机向敌舰发射鱼雷。 “预备——放！” “嗖——”一枚。 “预备——放！” “嗖——”又一枚。 10枚鱼雷发射完毕，敌舰既没起火，也没沉没消失，纹丝不动。 官兵们面面相觑，感到不可思议。 指挥员命令高速接敌。 临一瞅，原来是座小岛。 6艘鱼雷快艇奉命返航。 “章江”号被击沉后，“剑门”号仍在外围海域徘徊。南海舰队为扩大战果，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即令在云澳待机的鱼雷快艇第二梯队119、120、121、122、136号5艘艇投入战斗。 第241章 同时，南海舰队命令战场上的3艘高速护卫艇和161号炮舰，立即追歼“剑门”号。 5时，护卫艇队追至距“剑门”号6海里时，“剑门”号舰上的所有火炮一齐向艇队猛烈急射，曳光炮弹在解放军各艇周围乱窜。 艇队指战员无所畏惧，沉着机智地进行反炮火曲折机动。 围攻敌舰“剑门”号照明弹划过夜空，照得海面上通明，炮弹拖着长长的火焰，在夜空中穿行，炮弹落处，升起一两丈高的水柱。。“剑门”向我猛烈开火，“先锋艇”中弹3发，炮弹炸断了舷边栏杆。 我601艇紧随“海上先锋艇”，像箭一样径直向敌舰冲去。500米、400米、300米。。离敌舰越来越近，可是艇长吴广维还没有下射击命令。他想：要等待指挥舰的命令，要打就打它个稀巴烂。战艇一个劲地向前冲，吴广维也一个劲地给自己下命令：近一点，再近一点！到敌舰跟前打。可是，炮手们的手却痒得难熬了，他们不时地朝艇长那里看，他们是多么急切地盼望艇长下开炮命令啊！眼前这些蒋舰，就是经常闯入我渔区抢劫杀人的海盗，怎么能叫他们在战士们眼前多存在一分钟呢！ 水兵们胸中燃烧着怒火，恨不得飞上前去亲手掐死这些敌人为人民报仇雪恨。 战艇飞快奔驰，离敌舰只有60米了，孔照年下令还击。等待已久的601艇艇长吴广维把手从空中猛往下一劈，高声命令：“打！”“狠狠地打！”只听“咚咚咚”一阵连珠炮响，601艇上的前后炮和机关炮一起开火，一颗颗拖着一道道亮光的炮弹，径直向敌舰轰了过去，炸得敌舰上腾起团团浓烟烈火，敌舰前炮立即被打成哑巴了。 胜利的喜悦鼓舞了水兵，他们受到了首长的嘉奖。 水兵们正准备进行第6次攻击时，就听到从指挥艇上传来首长的声音：“601打得好，你们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第一个回合就打掉了敌炮，再加把劲，把敌舰打沉！” 把敌舰打沉！这是战斗命令。601战艇上的全体水兵更加集中精力，决心彻底干掉敌舰。当他们转过一个弯又向敌舰冲击时，吴广维头部受伤，但他仍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战斗。 突然一阵海天倾斜，吴广维摔倒在指挥台，嘴里还在下达命令：打！ 打。。这时，北海舰队来实习的代职副中队长王瑞昌冲上前来，主动站到艇长位置，指挥各炮向“章江”轰击。 王副中队长是一个多月以前来这里跟班见学的，临时在二中队代职副中队长。艇队接到惩罚蒋军的命令，王副中队长积极向领导请求参战，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调换战斗岗位的时候，没有停止战斗的时候，枪声就是命令，敌人来了，就要向前冲。” 领导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到601艇协助艇长指挥战斗。他一踏上甲板，就把自己看成是艇上的战斗成员，帮助艇长组织大家作好战斗准备。航行中，他和艇长并肩站在指挥台上，组织观察了望，积极提出指挥意见。发现敌舰了，指挥艇命令他们高速前进。王副中队长对艇长说：“战斗一打响，我包管通信联络和观察敌情，你集中精力指挥作战！”说完，就把敌舰的方位通知雷达兵，要求他紧紧咬住敌人！ 当艇队进入射击阵位，火炮顿时轰鸣起来，炮弹像雨点般地倾泻到敌舰上。敌人也拼命挣扎。在第三次冲击敌舰的时候，猛然间，跟王副中队长并肩站着的艇长突然昏倒了。原来是一块空爆的弹片打伤了艇长的头部。王副中队长把艇长安顿好，立即跨过一步，在弹片纷飞中昂首屹立在艇长的位置上，大声说：“现在我代理艇长，注意我的口令！”他果断地命令各炮向敌舰猛烈轰击。 王瑞昌虽然也担任过艇长，但是因为艇型不同，对这个战艇的性能并不熟悉。但是他坚信勇敢就是胜利，靠近了就能用快、准、猛、狠的火力消灭敌人，于是马上命令各战位：“没有命令不准开炮，靠近了狠打。” 前炮长黄兆良指挥着全体炮手们，对敌舰进行了重新瞄准，不断占据射击有力角度，等待射击命令。 我护卫艇曲折航行一炮不发，回避着敌人的炮火。至距敌舰5链时，所有护卫艇的炮弹齐向“剑门”倾泻。 “剑门”号再次中弹起火，主炮也没了回音。 这时，我鱼雷艇编队高速飞来，海面上泛起一片雪白。 护卫艇驶向“剑门”舰首，用小舷角攻击，掩护鱼雷艇占据有利阵位。 自接到出击命令后，副大队长张寿瀛立即率领鱼雷艇队，直奔战区，迎击敌人。 航行中，张副大队长想起自己在淮海战役中初上战场的情景。那时由于心情紧张，错漏了不少战斗动作。这次他是个“老兵”了，本着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原则，就提前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各艇都认真细致地再次作了检查，使战艇完全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他注视海面，没有发现敌舰的踪影。但是，张副大队长下定了决心，只要敌人敢来，就坚决消灭它。“前方有闪光！”张副大队长仔细观望，断定这是敌人打炮的火光。 张副大队长立即命令全速冲击！ 火光在前，越来越近，观察更清楚了。张副大队长通过报话兵向各艇喊道：“同志们，喷白光的是敌舰，瞅准目标，从弹道下面冲进去，狠打不留情！”说着，他的指挥艇一马当先，像离弦的箭一样射向敌舰。其余各艇寸步不落，保持着严整的战斗队形，奋勇冲杀。 敌舰还在拼命挣扎，慌乱地规避着。这时候，张副大队长根据毛主席关于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教导，集中力量攻击“剑门”号。说时迟，那时快，一声号令，强大的火力射向敌舰，“剑门”号想逃避也来不及了。敌舰弹舱爆炸了，油舱也爆炸了，火光映红了海面，浓烟遮盖了天空，汹涌的海水迅速吞没了成堆的废钢烂铁。 5点22分，“剑门”号沉没于东山岛东南381海里处。 天渐渐亮了。 鱼雷艇胜利返航，护卫艇打捞俘虏。 这次海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2艘军舰，击毙国民党军少将胡嘉恒以下170余人，俘“剑门”号中校舰长以下33人。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海战中阵亡4人，伤28人，损伤护卫艇和鱼雷快艇各2艘。 雄鹰展翅迎战友大约7时左右，歼灭美制蒋舰的战斗刚刚结束不久，战区上空，立即飞来一批又一批我人民空军的机群，迎接我人民海军的舰艇胜利返航。 飞行员们从高空往下看，只见碧蓝的海面上，一艘艘舰艇，排成雄伟的战斗队形，劈开重重巨浪，全速向着港口飞驶。飞行员们一面警惕注视着海空，严防敌机偷袭我舰艇；一面频频摆动机翼，向胜利归来的海军战友致意。水兵们在海面往空中看，只见一对对矫健的雄鹰，风驰电闪，在舰艇上空巡航，也激动地不住向空中挥手，向掩护自己安全返航的空军战友致谢。 当人民空军接到配合海军战友歼灭骚扰我渔场的美制蒋军舰的命令后，机场上就开始忙碌起来。地勤人员在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机件；飞行员们在待命起飞，他们说：“我们要像保护长机一样，保证舰艇安全。”“让海军同志集中力量狠揍海上敌人，空中的敌人我们包下了！” 天刚破晓，海军击沉敌舰的喜讯传来，空军机群也展翅来到了海战地区上空。他们知道，敌人突然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定会出动飞机偷袭我胜利返航的舰艇。因此，尽管乌云翻滚，细雨蒙蒙，雾气腾腾，天气十分恶劣，他们还是穿云破雾，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在我舰艇上空，组成了一道坚强的空中屏障。 在机群伴随舰艇返航途中，忽然听到耳机里传来地面领航员的声音：“注意，东南方向有敌机。”“好，来多少，打多少！”机群立即以昂扬斗志，加大速度，占领空中有利位置。随时准备痛击胆敢窜来的敌机，继海军海上歼灭战之后，再打一空中漂亮仗。 但是，空战没有发生。 台湾空军出动4批16架飞机，在我护卫艇编队上空盘旋数圈。但他们一看情势不妙，赶快钻进云雾，向外海逃去。 就这样，我英雄战鹰出色地保卫着海军战友，乘风破浪，胜利归来。 渔民海上捉蒋军6日凌晨，正处夏汛生产大忙季节的福建东山渔场，浪涛滚滚，渔火点点，厦门和东山地区的渔船正乘风破浪追捕鱼群。这时，海面上传来了隆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渔民很快就分辨出又是前来进行骚扰的蒋帮舰艇。 渔民们一面警惕地注视着海上的动静，一边坚持进行生产。一转眼，我英勇的“海上轻骑队”飞速追来。距离厦门地区捕渔船队五、六百米的海面上，突然升起一串串信号弹，紧接着响起一阵阵震撼海空的炮声，弹火把海面照得通明。 渔船上广大渔民们欢腾起来，大声喊道：“打得好！打得好！”厦门地区渔船上有一个年仅21岁青年渔民、基干民兵阮亚空，他的祖父和叔祖父、叔叔都被蒋军捉去。祖父被敌人害死在金门，叔祖父被打死在海上，叔叔至今下落不明。那天，他旧仇新恨一起涌上心头，万分愤怒地对同伴说：“同志们，报仇时候到了，赶紧抓俘虏去，一个也不让它逃掉！”船上的渔民们都齐声喊道：“对，敌人钻到海底，我们也要把它捞上来。” 第242章 说着，许多渔船上的渔民，拿起渔钩、三角刀、绳子，从四面八方向战区冲上去。 经过一阵激烈的海战之后，两艘敌舰被我海军击沉。这时候，渔民们一面向胜利返航的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招手、欢呼，一面勇猛地追歼跳海的逃敌。厦门地区的一条机帆渔船顶风劈浪，冲在最前头，一个久经对敌斗争锻炼的老渔民，挺立在船头上，用锐利的眼睛观察着海面。一会儿，他突然发现一个黑点在浮动，便断定是企图跳海逃窜的敌人，马上报告姓阮的船老■，立即机灵地掌稳着舵，并鼓励轮机手加大马力紧追上去，“抓活的！”船很快靠近了这个黑点，清楚地看到原来正是一群落水蒋军爬挤在一个小救生筏上，妄想逃命。 渔民看到了敌人就放声喊话：“你们逃不了啦，快投降吧！”“缴枪不杀，宽待俘虏！”这时姓阮的渔老■和渔民阮亚空马上一个箭步从船上跳到捕鱼用的小竹筏。他们驾驶这个小竹筏破浪前进，真是急如风，猛如虎，首先逼近敌人。龟缩在一起的5个敌人，有的负了伤，血迹满身；有的慌张跳海时跌伤了腿；有的光着半截身子狼狈不堪。。。这些蒋军一见渔民冲到前面，吓得浑身打颤，只是哀求说：“长官，饶了我们吧！”另一个一边臂膀负了重伤的蒋军高举着一只手战战兢兢地说：“渴坏了，给我一点水喝吧！”渔民们根据我军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把他们抓到渔船上送回大陆后，马上给他们吃饭，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负了伤的还送进医院治疗。 海军舰艇部队举行庆功大会“8·6”海战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发的嘉奖令，表扬当天凌晨在东南沿海前线连续击沉美制蒋舰两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 嘉奖令说，8月6日凌晨，海军连续击沉了美制蒋帮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是近几年来海上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你们的胜利，是对蒋帮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和有力的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挑衅和猖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行为的严重警告。嘉奖令说，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加强战备，发挥我军近战夜战优良战斗作风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嘉奖令说，近来，蒋帮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活动，加紧了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破坏，并且叫嚣要“反攻大陆”。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保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做好各项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护渔护航，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来犯之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的社论，摘要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6日凌晨在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附近地面，胜利地击沉了窜扰我东南沿海的美制蒋帮军舰两艘。我们热烈祝贺海军部队取得的这一巨大胜利，并向参加这次战斗的全体指战员表示衷心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这是一场漂亮的海上歼灭战。捍卫着我国东南海防的海军舰艇部队，说打就打、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打得利落，一个回合就把来犯的敌人连人带舰地打个片甲不留。这个胜利充分显示了我人民海军高度的作战水平和勇猛、果敢、迅速、顽强的战斗作风。这是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断提高全体指战员阶级觉悟的结果；也是我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的结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人民军队，就一定能够击败一切来犯的敌人，不管他们从空中来，从海上来，还是从陆上来。 我海军部队的这一胜利，是对蒋帮又一次严厉的惩罚。蒋帮不仅一直派遣美制军用飞机窜扰我大陆，而且不断出动美制舰艇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危害我渔民生产，威胁海上航运。这种海盗活动最近更是猖撅。我海军部队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和安全，给予蒋帮以狠狠的打击，这是完全应该的。 我海军部队的这一胜利，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次有力的警告。不用说，蒋帮近来加强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活动，是受美帝国主义唆使的。据美国报刊透露，约翰逊政府打算利用蒋帮窜扰我国大陆来配合它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计划。美国的高级军政官员最近一个时期频繁地到台湾活动。在华盛顿的怂恿下，蒋帮的头目纷纷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 在南越战场被打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政府显然想在蒋帮的身上打主意，用它来作为一枚过河卒子，为美国的扩大战争计划效劳。这表明美帝国主义已到了“病笃乱投医”的地步了。 人们知道，约翰逊政府最近正在侵越战争中加快升级，大量增兵南越，准备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美国的宣传机器公开鼓吹要同中国人民较量一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美国侵略者，我们是作好了准备的，如果美帝国主义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决心，硬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奉陪到底。美帝国主义不论是指派它的喽罗上门，还是它亲自出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一定把来犯之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 1965年8月12日，击沉“剑门”、“章江”号的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下午在东南沿海某地隆重举行庆功授奖大会，表扬在战斗中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勉励全军指战员再接再厉，在保卫祖国领海，加强护渔护航的斗争中，为人民创建更大的功勋。 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四周悬挂着“向参战有功的同志们致敬”等巨幅标语。墙上张贴着来自各地的贺信和慰问信，充满着胜利的气氛。 参加今天庆功授奖大会的，有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广州部队首长郭成柱、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南海舰队首长吴瑞林、方正平，以及驻地陆军、空军的领导干部和当地的党、政负责人等1600多人。在这次海战之后，迅速赶往战区勇敢捕捉逃敌的福建厦门地区的民兵代表，也来到海军驻地参加庆功授奖活动。 会上，李作鹏副司令员宣读了国防部长林彪的嘉奖令。郭成柱代表中共中央中南局致贺词，并代表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向参战部队授奖旗。 在立功受奖的人员中，有历次战斗中荣立战功的指挥员，有新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有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也有入伍半年多的新水兵，其中有艇长、指导员、炮长、航海兵、机电兵、译电员等各方面的指战员。他们在各个战斗岗位上，为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李作鹏副司令员首先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海军党委，海军首长和海军领导机关向参战的全体指战员，向荣立战功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致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祝贺。他说，这次胜利是近年来我海上作战的一次最大胜利。这次胜利再一次证明了，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牺牲，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所向无敌。李作鹏强烈谴责了美国在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同时，加紧对我国进行的军事挑衅。他要求参战的舰艇部队，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总结战斗经验，把战备工作做得好上加好，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争取更大的胜利。 广州部队首长郭成柱接着讲话，他向荣立战功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这次战斗的胜利证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仅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里指导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在有了现代化装备的今天，更是我们作战行动的指针，只要正确掌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管在陆地，在空中，还是在海上，都可以打胜仗。 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和来自海防前线各地的代表在会上讲话时，热烈赞扬英雄的海军部队在保卫海防、护渔护航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他们表示，今后一定同全国人民一道，做解放军的后盾，以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支援子弟兵，做到要什么支援什么，要多少支援多少。 同这支英雄海军部队并肩守卫在海防线上的陆军部队的代表王淳，空军部队的代表张磊，在讲话中热烈祝贺海军战友们取得的光辉胜利。他们一致表示，学习海军舰艇部队百倍警惕、常备不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消灭来犯的敌人。 在南海舰队首长吴瑞林讲话之后，立功受奖的单位和指战员的代表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讲话。荣立一等功的某艇艇长许水江在会上说：这次海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各级领导正确指挥，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兄弟部队密切配合的结果。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这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认真总结战斗经验，进一步发扬我军敢于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的革命精神，把各项战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更加扎实，用新的胜利回答党和人民的关怀。 港英当局把4名蒋军人员送往台湾1965年8月26日下午，我外交部西欧司副司胡叔度召见英国代办处临时代办卫孚，就香港英国当局把从被我击沉的蒋军舰“剑门”号、“章江”号逃跑的4名蒋军事人员送往台湾事，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 第243章 胡叔度副司长在谈话中首先指出，8月6日，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美制军舰两艘，向我广东省和福建省沿海一带窜扰，当即被我海军部队击沉；舰上部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人员从海上逃跑，其中有4名被挪威商船海顺号于8月8日载至香港，香港英国当局即于当晚把他们送往台湾。 胡叔度副司长接着严正指出：“最近蒋介石集团军舰对我东南沿海进行审扰，是在美国政府加紧向我国进行军事挑衅和猖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上述4名蒋介石集团军事人员，是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部队作战时逃跑的。香港英国当局有责任拘留这些被带至香港的蒋介石集团军事人员，并把他们交给中国政府处理。但是，香港英国当局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迫不及待地把他们送交台湾蒋介石集团。这是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明显支持。我们对此绝对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就此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 社报著文赞功臣海军舰艇部队举行完庆功大会后，新华社及解放军报等新闻单位，连续介绍了在战斗中立功的官兵们。现摘录其中数篇，以补充展现战斗的实况。钢铁水兵姜宜资战斗快打响了。姜宜资接到了开炮的命令，他立刻指挥着艇上的火炮和兄弟舰艇一起开火，霎时间无数的炮弹倾泻到敌艇上，敌舰“章江”号指挥台被打得冒起了团团烈火。这时敌舰还在垂死挣扎，疯狂向我射击，姜宜资勇敢沉着，在敌人的炮火下，不停地给瞄准手指示目标，指挥射击。并高声命令炮手：“快打呀，快叫这个家伙喂鲨鱼去！”当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左炮弹药不够用了，他一边命令装填手运炮弹，一边跑向左炮接替装填手的岗位。突然飞来块弹片，他的左退负了伤，感到一阵剧痛。二号炮手李向宏见他身子一歪，连忙问道：“班长，你挂花了吗？”姜宜资忙答道：“没有！”他咬紧牙关，不让战友知道他受了伤，并且一个箭步跳上了左炮的战位，双手一下托起了沉重的弹夹，咔嚓一声，把炮弹装进炮膛，拉大嗓门喊道：“打！”大炮不停地轰击敌舰。姜宜资忍着剧痛；一边装弹，一边观察着敌舰上的弹着点，及时准确地指挥射击。当他连续装了几百发炮弹以后，伤口痛得厉害，觉得左腿越来越吃不住劲。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挺住，一定要挺住！”他把右脚使劲蹬住护板，接着又将身体的重心挪过去，顿时便觉得身子轻了些，手也突然增大了劲，大炮更猛烈地吼叫起来，不一会，敌舰“章江”号便葬身海底。 打沉“章江”号敌舰后，姜宜资又不顾疲劳地作好新的战斗准备。他立即和全班战士一起擦炮，清理炮位上的弹壳，搬运炮弹。他想到敌人的“剑门”号还没有歼灭，一场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一切疼痛都被忍受下来，他一再提醒自己：“坚持！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接着，敌舰“剑门”号又被我军舰艇团团围住，一场更大的歼灭战开始了。在这最后的激战时刻，姜宜资的伤口痛得更加厉害，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住阵阵的剧疼，挺立在战位上，沉着准确地指挥着火炮，英勇顽强地消灭敌人。他愈打愈猛，一直坚持到击沉敌舰“剑门”号，这位无坚不摧的钢铁水兵，才离开战位。他怀着无限胜利的喜悦，和英雄的水兵一道凯旋。 炮班班长陈乐华带领新兵揍“章江” 战艇穿过夜雾，冲破海浪，向敌舰疾驶。炮班班长陈乐华严守在战位上，准备狠狠惩罚胆敢来犯的敌人。 陈乐华看了看身旁的3个伙伴：上艇不到一年的新同志单技存、单国友，6个月前才由距离手改成瞄准手的高长才。这3个小伙子非常机警，看样子准是个海上好猎手。陈乐华满怀信心地鼓励他们说：“我们前两天才学过《为人民服务》，现在正是为人民效力、为祖国立功的时候。只要沉着勇敢，就能消灭敌人，完成任务。”两个新战士在他的热情鼓舞下，向他保证：“我们穿军装时间虽短，勇气可不短，班长挺着胸膛打，我们决不缩着脖子供弹。”战斗打响，陈乐华打右炮，高长才打左炮。敌人的炮弹从头顶呼啸着掠过，新战士勇敢地完成着供弹任务。这时，高长才还击心切，一脚踩下击发装置，打了好几个连发。炮弹拖着亮尾巴，在敌舰左右前后猛烈的爆炸。陈乐华马上命令他：“打点射，注意节省弹药。”说话间，战艇绕到敌舰左舷，距离敌舰只有几百米。这是右炮发挥威力的好机会，陈乐华瞄准了一阵猛打，直打得敌舰后甲板起火。敌舰拼命顽抗，一发炮弹在战位上空炸开了花，弹片打得炮位的护板当当直响，陈乐华马上鼓励新同志：“不要怕，压住它，消灭敌人就能保存自己。” 随着话音，他们把更多的炮弹射向敌人。“章江”号中弹燃烧，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沉入海底。 战士们欢呼胜利，又驾驭着战艇猛追企图逃遁的“剑门”号。 航海班长余昭玉掌握航向追敌舰航海班长余昭玉，劈开两腿站在战艇的操纵台前，两眼紧盯着前方兄弟艇微弱的尾灯灯光，努力保持着编队队形。 余昭玉根据指挥员的口令，根据前面兄弟艇的尾灯，准确地修正着航向。一阵激浪，打得艇首猛然一歪，他赶紧把紧操纵杆，修正航向。当他要检验方向是否正确，想看看舵角指示器时，指针已经死死地停住不动了。小伙子心里有点紧张，想向指挥员报告，但马上又稳下来。心想：不，不能打扰他，可别影响了他的指挥决心。于是，余昭玉开始全凭手上的感觉来操纵。他对于自己的感觉充满了信心，平常夜间训练时，不是专门关掉舵角指示器的照明苦练摸黑操纵吗？现在正用上这手功夫了。 护卫艇很快和美制蒋帮猎潜舰“章江”号打上了。敌人企图逃跑，艇队猛追。不一会，兄弟艇冲到前面去了，他们掉在后面，已经看不到兄弟艇的尾灯。余昭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看准艇首上空云缝里露出来的两颗星星，对着它修正航向。护卫艇又很快赶上兄弟艇，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报务班班长陈子文联络畅通立战功战斗打响了，指挥艇和指挥所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报务班长陈子文戴着耳机，坐在工作台前一份一份地抄收着电报。 艇上实行了灯火管制，舷窗和门都关得严严的，舱室里热得闷人。陈子文的身上、脸上，不停地流着汗水，衣服湿得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但他根本没理会这些。 突然，响起了震耳的炮弹爆炸声。他知道战斗打响了，就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两个耳朵上，努力从炮弹声和机器轰鸣声中，捕捉那微弱的滴滴。。的声音，生怕漏掉一个信号，保证联得上。 战斗越来越激烈，收信机、扩音机和报话机都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时，陈子文又要捕捉信号、抄写电码、蹬马达，电压下降的时候，还要换电瓶和给电瓶充电。然而，不管怎样忙，他都不放过一个信号，把信号当作命令。陈子文就这样冒着高温，在报房里紧张地工作着。从出航护渔到胜利返航，陈子文一直在报房工作了13个多小时，收发报100多份，全无差错，荣立一等功。 舰艇的“眼睛” 在海军某部击沉蒋“剑门”号和“章江”号的庆功会上，有两位远道赶来的客人，水兵们谁也不认识他们。可是，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水兵们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念叨着他们。他们就是在此次战斗中，荣立集体二等功的某观通站的两位代表。 夜雾弥漫的渔场，情况真是瞬息万变。敌舰、我舰、商船、渔船。前前后后，多达几十批、近百艘。船艇穿来穿去，时离时合，时隐时现。只要稍一马虎，把目标弄混了，就会贻误战机，甚至发生意外。 突然，上级查问：xx距离、xx方位是敌舰还是我舰？这个目标和“章江”号在萤光屏上的回波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一双慧眼是很难分辨清楚的。五好战士、雷达兵王永明根据这个艇的活动规律，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我艇。xx方位的目标是“章江”号。在雷达兵的准确引导下，刹时间，我艇和敌舰的回波交织在一起，走马灯似地搏斗起来。在这种复杂情况下，王永明仍然胸有成竹地掌握着敌舰和我艇的情况、方位、距离，及时地向上级报告。 “xx方位，xx距离，目标消失。”——“章江”号被我打沉了。躲在一旁的“剑门”号，借着夜雾的掩护，拼命向东南方向逃跑。我艇和敌舰的距离开始拉远了。“加速，加速！追上去，追上去！”雷达兵们心里不断为我艇队加油。雷达兵们从萤光屏上看到，我艇队已追上了敌舰(奇*书*网*.*整*理*提*供)，大家格外地高兴：“近了，更近了！”一刹时，又见被我艇队紧紧咬住的那个亮点，突然跳动了几下，就在萤光屏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剑门”号的复没。“剑门号、章江号都被我们打沉啦！打沉啦！”这时，指导员徐锡友才发觉，从昨晚到凌晨，他们一连干了10多个小时，汗水淋淋的军装，竟拧得出水来了。 机电班长尤金山奋不顾身保水源机舱里响着震耳的马达声，护卫艇矫健地冲破夜雾，劈波破浪，向前疾驰。 机电班长尤金山一刻也没有忘记出航前指导员徐寿祺说的话：“为了替渔民兄弟报仇除害，决不能让敌人逃掉！”尤金山拿着手电筒，揭开一块又一块的地板，钻到一个个角落里，反复检查油量、水量和管路阀门。 第244章 突然，艇身剧烈地颤抖了几下，尤金山兴奋地喊叫起来：“开炮啦！” 他一边激动地数着发射的炮弹，一边及时地向炮位输送淡水，冷却炮管。忽然，一股热水射到他的腿上，他转身弯腰一看，水管的卡箍震裂了，淡水猛烈地喷出来。他心里一急，若是淡水漏光了，机器和炮管就无法冷却，战艇就要失去战斗力。他用手电筒光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向战友们发出信号，接着就毫不犹豫地扑到淡水管上。尽管水温高达80多度，也决不撒手。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命也得把淡水保住。 后机舱里的轮机兵看见信号立即起来，用胶布包住了裂口。尤金山擦了擦汗水，发现手上烫起了好几个大泡，但他仍然坚持检查和维护各个部件。马达在轰鸣，炮艇在前进。站在驾驶台上的石天定艇长，满意地夸奖轮机班干得十分出色！ 被俘蒋军受到宽大待遇被俘蒋军海军官兵揭露，美国正在加紧武装和控制蒋海军，唆使蒋加紧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 被俘蒋军海军官兵说，美国继1965年4月武装台湾大型猎潜舰“剑门” 号之后，又把一艘与“剑门”号同样型号的“居庸”号“送”给台湾当局。“剑门”号在开往台湾之前，美国专门改装了舰上的装备，增加了火炮和其它武器。被俘蒋军海军中校参谋黄致君说，美国武装大型军舰的同时，还把一批可以在浅海活动的小型舰艇“送”给台湾当局，加强对我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力量。黄致君说，蒋前海军“总司令”刘广凯曾透露，美还将用一批专门配合这些舰艇在海上活动的飞机武装蒋海军。 美国在武装蒋军舰的同时，加强了对蒋海军人员的训练。被俘蒋军海军官兵说，近年来，蒋海军人员在美国军事学校受训的连续不断，受训时间有的两个月、3个月，有的长达一年、两年。当时单在美国西雅图海军基地受训的就有数十名。不久又有一批蒋海军人员前往美国军事学校受训。据从美国受训回来不久的被俘蒋军“剑门”号下士陈考善说，他1965年第一季度和近百名蒋海军官兵在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受训时，从衣食住行到训练内容，都是由美国一手安排的。他们先分别在枪炮、鱼雷、反潜艇等专业军事学校进行陆上训练，然后出海进行海上训练，所有训练课目都是在美国军事人员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被俘蒋军海军人员还谈到美国步步加紧控制蒋海军情况。他们说，目前蒋军海军中美国军事“顾问”五花八门，名目众多，有反潜艇“顾问”、枪炮“顾问”、两栖作战“顾问”、水雷“顾问”、通讯“顾问”、电子“顾问”、轮机“顾问”、物质“顾问”等，多达十几种。蒋军海军的一切活动，从日常训练、海上演习直到对我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都是在美国“顾问”策划和批准下进行的，连舰艇上更换一个机器配件，也都要得到美国“顾问”的允许。有些美国中士、上士“顾问”，连蒋军海军将校级军官都不放在眼里。但是，蒋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大都不愿为美蒋卖命，对美国“顾问”的控制十分不满，当面叫“顾问先生”，转身就骂他们“美国佬”，“洋鬼子”。 被我沿海军民捞救俘获台“剑门”、“章江”号官兵，受到宽大待遇，其中负伤人员被立即送到医院抢救和治疗。 在这次海战中，由于敌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中弹沉没非常迅速，因此，被俘的蒋帮海军官兵弃舰逃生时都非常狼狈。许多蒋帮海军官兵被我沿海军民捞起俘获时，身上仅穿一条裤衩。对于这些身无衣物的被俘蒋军官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时发给他们衣服和日用品等。担任抢救和治疗蒋军伤病员的医院，根据他们的伤情，分别给他们进行输血、输液、取出弹片、注射抗菌素等各种手术和药物治疗。有一些被俘蒋军海军官兵患有肺结核、胃病、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病，在台湾时得不到治疗，被俘后也都受到照顾。一个年青的俘虏看到我军人员给他包扎伤口、发给他衣物时，感动地说：“你们真好。” 当他们谈起遭到我舰艇围攻的情景时，十分庆幸自己跳海逃得快、没有为美蒋白白送命。他们说，解放军舰艇实在来得太突然，太勇猛了，炮火太厉害了。还没有等他们弄清情况，炮弹就劈头盖脑地砸了过来。如果逃跑稍慢一点，早就随舰尸沉海底，葬身鱼腹了。 “章江”号被俘人员说，当他们发现被解放军舰艇包围的时候，指挥台上已弹如雨下，接着，油柜起火，弹舱爆炸，倾刻间舰体就沉没了。“剑门”号被俘海军中士梁可能谈到，在“剑门”号上指挥这次窜扰活动的蒋军海军 第二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胡嘉恒，没来得及下令还击，就被一顿炮弹打倒在指挥台上“哎呀哎呀”直嚎。这时，全舰乱了套，人人拼命抢救生器材，各自跳海逃命。梁可能说：“当时，只觉得一切都完啦，没想到还能逃出一条活命，真是万幸！” 当记者告诉他们，现在台湾正在“歌颂”你们在“弹药告罄”的情况下“下令自沉”，两舰官兵已“与舰共存亡”，并吹嘘什么在战斗中击沉了我军军舰5艘，击伤4艘，“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些被俘的蒋军人员听后都表现出哭笑不得的神色。有的说，活见鬼，活见鬼，谁“与舰共存亡”？要是“与舰共存亡”，我们还怎么能回到大陆受到宽大待遇呢？有的说，自己被人家消灭了，没有碰伤人家一条舰艇，还说打了胜仗，乱吹牛皮，真是丢人！ 一个月后，有关单位还安排他们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 参观中，人民公社社员、原蒋军19军45师士兵王克勤告诉被俘蒋军海军人员，他是1953年窜扰东山岛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人民政府宽待被俘人员，根据他的要求，让他回原籍参加生产。几年来，他用劳动所得盖了房子、买了家具，还结了婚，现在有一个孩子，全家生活过得很愉快。因为他劳动积极，还几次受到公社，大队的表扬和奖励。被俘蒋军人员听了都很感动，“剑门”号被俘蒋军士兵李明说，他本来对人民政府宽待俘虏政策还有些怀疑，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担扰，听了王克勤的介绍，顾虑打消了，认识到自己只要好好改造，努力生产，为人民服务，前途同样是光明的。 在工厂参观时，被俘蒋军海军人员看到厂里使用的机器都是国产的，产品远销国外十几个国家，都很高兴。他们说，在台湾，重要工业都操纵在美国手中，工厂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是外国制造的。解放以来新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被俘蒋海军“剑门”号舰长王韬山11月25日在广州与从南京家乡赶来的老母、妹妹团聚。 母子兄妹叙离情，话家常。71岁的老母告诉儿子，16年来祖国和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的生活一天好过一天，自己还当了居民委员会的调解委员；老人家再三训诫儿子，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妹妹瑞华告诉哥哥，王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而在新社会她念完大学，有了工作和两个孩子的美满小家庭。王韫山不胜感慨地说：“我在台湾时听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各色各样的谣言，担心在大陆的家属会遭到迫害，谁知事实恰恰相反，现在亲人们在祖国大陆生活都很好。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反蒙政府宽待，过去为美蒋反动派卖命是多么可耻！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娘的话，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广州的这些日子里，母子3人畅游羊城，王锡山的老母还跟被俘受到宽大待遇的蒋帮海军“剑门”号、“章江”号官兵会见。 第二舰队部中校作战官黄致君，在被俘3个月后给台湾蒋海军老同事写了这样一封信：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部的老同事们：我被俘已经3个月了，现在跟各位谈谈我这段时间的感受。 8月6日的海战中，“剑门”号和“章江”号被人民解放军击沉后，我在海上被俘了。当时我十分恐惧，我想也许要在“集中营”里度此残生了，这辈子完了。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错了。 记得我被俘的时候，我的手表因表带断了，落在甲板上，一位人民海军战士拣起来，交给了我。我说手表不要了，送给你吧。他摇摇头，说解放军宽待俘虏，私人财物是不没收的。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世界上居然还有不贪财物的人！ 我因负伤被送进医院，起初，我的疑惧也是很大的：会不会给我真治疗？是不是要拿我当试验品？事实作了有力的回答。经过医生hushi近一个月的医治护理，我完全复原了。在治伤期间，医护人员诚恳和负责的态度，使人感动万分！ 我们到了广州，参观了6个工厂，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流溪河水库、华南植物园、广州动物园、黄花岗72烈士陵园、水上居民新村等，还观看了光辉的国庆典礼。每一次参观，都使我感到非常新奇和惊讶。短短的16年，祖国居然进步这么大，发展这么快。许多事情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是绝对不相信的。通过参观访问使我对大陆、对祖国开始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同时又使我惊奇，是什么力量，使沉睡了长年的中华民族，又重新站立了起来。过去在台湾，我们都以为留在祖国大陆的家人都过着“悲惨”的生活。 可是，事实也完全不是那样。大陆籍的被俘人员已与家庭取得了联络，家属生活都很好，大家都有工作，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都在家乡安度晚年，我的母亲已经70多岁了，住在长沙，身体很健康。 第245章 我姐姐黄柔济，在湖南安化当小学教员；哥哥黄一君，在湖南武岗当技术员；弟弟黄又谊，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当助教；他们并没有因为我当了国民党海军军官受到任何歧视。 时间真快，转眼3个月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以前的顾虑和疑问，也逐渐消除了。现在，我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美好的未来。 最后，祝各位老同事健康快乐！ 你们的老同事黄致君1965年11月30日1966年春，被我击沉的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上的33名落水被俘的蒋海军人员，被全部释放。 被释放的33名原蒋帮海军人员中，有原“剑门”号中校舰长王韫山，原蒋海军巡防第二舰队中校作战官黄致君，原蒋海军通信研究室少校侦测长柯德辉，原“章江”号中尉轮机官李德纲，以及徐长庚、李荣村等29名“剑门”号和“章江”号的蒋帮海军士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根据我军一贯宽待俘虏的政策，决定将上述被俘蒋海军人员全部释放，资遗回家，给以生活出路。对于家在台湾省、本人又愿意回去的李德纲、李荣村等11名原蒋海军人员，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释放他们回台湾与家人团聚。 中央领导按见参战代表1965年8月1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等，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海战代表孔照年，徐寿祺等官兵，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同一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再次接见了“8·6”海战有功单位、有功人员代表孔照年、徐寿祺等同志。代表们汇报了击沉敌舰的战斗情况。 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他向参战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并赞扬他们说，打得好，打得坚决，发扬了英勇顽强精神，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陪同接见的有海军首长张爱萍、徐玄清、萧向荣、王宏坤、张学恩、张秀川等。 下面是谈话记录摘要：周总理，（问孔照年）你是哪里人？ 孔照年：山东平阴人。 周总理，什么时候到海军的？ 孔照年：1952年到海军的。 周总理：这次是哪些艇打的？ 孔照年：有587艇，598艇。。周总理：你说这些我也记不住，你告诉我什么型号的？ 孔照年：高速护卫艇4艘，快艇第一突击群6条，第二突击群是5条。 周总理：第一次虽然没有打上，但给第二次创造了条件，也要表扬。不要打好了仗就表扬，打不好就批评，主要是总结经验。海军获全胜是第一次。 第一次没打中，不是打在小岛上了吗？近战、夜战犯点错误是难免的，第二次不是就打好了吗？罗总长：高速炮艇是我们自己造的，吨位小速度快。近海作战，我们以小的、快的，整他的大的，行不行？ 孔照年：完全可以。 周总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嘛！我们总是以小的打大的，围住了消灭它。在海南岛打鬼怪式飞机不也是这样吗？ 张主任（海军政治部）：那一次如果准许打，能打下一两架。 周总理：它自己把自己的打下来是一样的。 （稍停） 周总理：空军、海军都是这样，开始总是以小的打大的，以弱的打强的。美国这么多兵力放在越南；运输、补给困难，像死的一样。今天《人民日报》登了，你们回去看一看。 罗总长：三军比起来，你们的战机最多，要抓住战机。 周总理：不是每一次来都打，要有理有利。打起来不要急，要近战、夜战、群战，把敌人分隔开，先歼灭弱的，先打小的，后打中的，孤立大的、强的。。。周总理：这次不是有一个轮机兵，头部负了重伤，看不见，还坚持把艇开回来。现在怎么样啊？ 孔照年：还昏迷不醒。 周总理：一定要抢救。你们回去，向伤病员、牺牲的同志的亲属，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问候。 庆祝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一举击沉美制蒋“剑门”、“章江”号军舰的活动，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制了纪录片。 影片以“欢呼海上歼灭战”为题，纪录了我海军舰艇部队在击沉了美制蒋帮猎潜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以后，全部安全返航，受到东南沿海某地军民热烈欢迎，共同庆祝这一重大胜利的各个场面。影片还纪录了我人民海军部队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派出舰艇巡逻在祖国的海疆，保卫渔业生产，准备随时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8·6”海战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提出了撤销刘广凯“海军总司令”职务的议案。虽有美国军事顾问为刘广凯出面说情，但会议仍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议案。 自从万山海战之后，台湾当局的官员们一直认为“海军总司令”是“倒霉的差使”，桂永清易位刘广凯，换来换去，没寻到一个能扭转乾坤之人，连美国军事顾问都不无感慨之词：台湾海军尚未走上鼎盛便开始衰落，目前已不能与大陆海军匹敌。当务之急不是发展舰艇，而是改变策略。 第三节崇武海战两艘“永”字号驶出马公岛1965年11月13日深夜，台湾海峡夜黑天寒，风大浪高。经常伙同蒋其他军舰袭扰我东南沿海渔场的美制蒋护航炮舰“永昌”号和大型猎潜舰“永泰”号，借着夜幕掩护，又偷偷摸摸窜入我福建省崇武以东渔场行凶作恶来了。 “永昌”号护航炮舰（舰号61）原系美国“可钦”级舰队扫雷舰，舰号am287，1944年下水，1948年由美国交给台湾，改为护航炮舰。舰的标准排水量为650吨，全载945吨，航速10至14．5节（每小时航行的速度单位——一节等于1海里，即1．852公里）。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 “永泰”号大型猎潜舰（舰号62）原系美国护航驱潜舰，舰号pce864，1942年下水，1946年由美国交给台湾，改为大型猎潜舰。舰的标准排水量为640吨，全载903吨，航速12至17节。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 这两艘“永”字号舰，属国民党海军南区巡逻支队，是当天下午13点20分从澎湖列岛的“马公”隐蔽起航的。 这次，“永”字号一启航，舰长就命令船上人员把舰上活动的东西固定好。一些有经验的老兵，便知道军舰又要开向大陆沿海了。 自8月6日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一举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后，在蒋舰艇部队中引起巨大震动，怕死厌战的情绪急剧上升，士气更加低落。每次被派出海袭扰渔场，他们都提心吊胆，唯恐遇到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打击，使他们落到同“剑门”号、“章江”号一样的下场。 “永”字号出海开向大陆沿海时，“剑门”号、“章江”号覆灭的情形又一次占据了蒋军的脑海。 他们中有的垂头丧气地一声不响：有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有的用喝酒来壮胆；还有许多人把救生衣放在方便的地方，准备跳海逃命时用起来快一些。一个年仅22岁的台湾省籍的年青蒋帮海军士兵，最近刚刚订婚，心情更是沉重，睡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小声地对睡在他旁边的人说，“这下可要小心啦，要是遇到解放军舰艇打起来，就完了，回不了家啦！”我舰艇编队星夜出海“班长，发现两个新目标。”雷达兵孙亦龙报告。 班长茅汉明来到荧光屏前皱眉盯着那亮点，凭他经验判断：是蒋帮的舰艇。通过回波显示分析，他断定是“永”字号舰。“狗日的又来了！这回绝不能放过它！” 大雾山观通站的敌情报告，很快传到海军东海舰队指挥所。 为打击敌人的袭扰活动，舰队首长经请示决定给予惩罚。 海军福建指挥所紧急会议召开了。 指挥官们对敌情作了分析。按“永泰”号编队的航速，预计23点左右可抵达乌丘。考虑到外海有美国两艘驱逐舰的游弋，而金门、马祖、东引等岛又停泊着国民党海军舰艇，于是将作战海区选在乌丘正南8海里处。决定以护卫艇（炮艇）6艘和鱼雷艇6艘组成突击编队，海坛水警区副司令槐垣武担任编队指挥员。 同时派护卫艇4艘进至崇武东南15海里处担任警戒和海上救援；再派3艘护卫艇至西洋岛以东海域佯动，以钳制东引的敌舰。 为了争取时间，指挥所一面向东海舰队和福州军区上报作战方案，一面果断地完将各参战部队向平潭娘宫集结。编队指挥员魂垣武艇靠艇的办法，召开作战会议，交代任务，进行战斗编组：指挥艇：573护卫艇。 第一突击群：573艇、574艇、576艇、579艇。 任务：攻击敌编队前导舰。 第二突击群：588艇、589艇。 任务：牵制敌编队殿后舰。 第三突击群：6艘鱼雷艇。 任务：在护卫艇攻击之后，实施鱼雷攻击，发展胜利。 战争中关键问题就是时间。时间就是胜利。魏垣武非常清楚这一点。 第246章 当总参谋部还没批准作战方案前，一切不能等待。指挥所的指示跟他想法一样，一边航渡，一边等待上级命令。魏垣武登上指挥艇573艇的指挥台，下达了起航的命令。霎时港湾里机器隆隆，海水翻滚。 573艇打头，继而各护卫艇、鱼雷艇——离港，驶向黑沉沉的夜海。编队向东沙屿开去。 周恩来作了五点指示茫茫的夜海上，两艘“永”字号军舰编队仍鬼鬼祟祟地向乌丘行进。 大雾山的雷达兵时刻盯着他门。每隔几分钟，他们就向指挥所报告海情。目标在我指挥所海图上蠕动。 魏垣武挺立在指挥台的挡风玻璃前，凝视着黑沉沉的海，两手不时下意识地摸摸胸前的望远镜。风呼呼刮着，头顶上的帆布天遮抖动有声，他那灰蓝色的确良军服也唿啦抖动。他的心既平静又不安，沉着又躁动。“要打好，决不放过敌人。要冷静，沉着。。” 他一面观察海面，一面思索青上级的指示和研究过的战斗方案。 他顺着指挥台的水密门而下，走到海图室，与副大队长李金华和业务长一起，对照海图上敌舰标图，进一步研究打法。报务兵不时传来电报。 指挥所命令：位于576艇的护卫艇大队长马干、政治委员龚定高为编队预备代理指挥员。 第三突击群由鱼雷艇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指挥。 这种边行动边组织战斗的快速反应，为这次战斗赢得了时间。 战艇开到了东沙屿。 指挥所来电：总参谋部批准作战方案，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5点指示：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不要误打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 周恩来的指示，无疑给全体参战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22点16分，编队由东沙屿出击。 海上猎手的“眼睛” 艇只像条蛟龙，冲破波浪向战区疾进。 雷达班长刘启明两眼闪着怒火，全神贯注地盯着萤光屏，警惕地搜索着目标。刘启明有一双被誉为海上猎手的“眼睛”。 但锐利的刀刃是磨出来的，刘启明的硬功夫是练出来的。雷达兵要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熟悉海区特点。为了这，他看呀，画呀，记呀！磨秃了多少支铅笔。海区里每块礁石都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他凭记忆就能迅速地画出一张详细的海区图。 每次出海，不管风浪多大，他都始终坚持苦练。一次炮艇出海训练，连续航行十多个小时，大伙都很疲劳，他一直坚持操作，眼睛盯着萤光屏，两手像个支架，平伸着扭住开关。他逐渐感到头晕脑胀，腰酸背麻，还不断地呕吐。可是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坚持。忽然，萤光屏上像撒了一把炒热的芝麻，黄色的光点闪闪烁烁。这种回波他过去从没发现过，后来弄清原来是一群浮在水面上的海鸥。他高兴极了，满身的疲劳都溜跑了。因为他又懂得了海鸥的回波在萤光屏上的形状。为了掌握回波的特点，训练中每当发现目标，他就跑到甲板上进行观察，在心里“登记”。几年来，这样一次一次的“登记”，使他具备了判别目标的过硬功夫。现在当萤光屏上出现一条回波，不管是小似芝麻，还是大如蚕豆，他不仅能判定是商船还是礁石，如果是船只，还能告诉你有多大吨位。 有的港口，航道狭窄，暗礁遍布，沙滩多，海底浅，雷达要在这里进行导航，真是一个难攀的险峰。有的人一提这事就摇头，刘启明呢，却不相信有翻不过的高山。他结合训练，反复研究，终于研究出狭窄航道雷达导航的方法。 突然，一个模糊的、淡黄色的光点一闪。他把扫瞄线往上一压，亮度一增强，看清了两个小毛虫似的光点，一前一后，有节奏地闪动。根据目标的方位和运动规律，他不仅判断出是敌舰，而且识别出了舰型。他迅速地报告：右舷三十度，xx海里，“永字号”两艘。 “好！咬住它！别丢掉。”魏垣武在指挥台上向他喊。 “是！” 魏垣武命令各艇缩短距离，准备战斗。 我指挥艇中弹受伤信号兵王树生头戴耳机，手持话筒，通过超短波报话机，倾听各艇的请示报告，又及时准确地把编队指挥员的命令传达下去。 舰艇在出击途中，突然遇到了礁石很多的航道。王树生根据指挥员的命令，引导舰艇绕过暗礁，胜利地冲向敌人。他的这手本领，完全是在平时一点一滴磨炼出来的。1964年春节，部队执行巡逻任务时，正赶上刮起八级大风，艇只摇摆达到25度。王树生把这种环境当作是锻炼本领的大好机会。艇只在浪峰上颠簸前进，他胃里的饭水都吐尽了。别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平时不在大风浪里锻炼，战时怎能过得硬。”就这样，他利用海上执勤机会，坚持训练了11天，大大提高了适应海上生活的能力。 为了熟练掌握通信技能，王树生不知流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他不是指挥员，却对战术原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是参谋人员，却能快速准确地绘制作战海图。他还把沿海岛屿、港湾、礁石的名称和特点，抄在本子上，刻在脑海里。他认为，这些对完成通信任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战前不久，在全大队考核中，他获得了通信比赛第一名；连续两年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 艇队距敌舰越来越近了。 “护卫艇成右梯队！准备用右舷攻击。”魏垣武果断地命令道。 王树生向各艇复诵着命令。 魏垣武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了两个黑乎乎的家伙。他知道，这时指战员们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一个“打”字上。各艇的每门火炮都压满了炮弹，昂扬的炮管指向了敌舰，无数双仇恨的眼睛盯着迎面而来的魔影。火炮瞄准手已把瞄准镜的十字线对准了魔影，灵活的大脚作好了踏击发器的准备。 只等他魏垣武喊一声“打”字。 现在，他还不想喊。 他想起周恩来总理关于要近战的指示，根据他以往的经验，目前还不到最有效发挥我火炮威力的最佳距离。 还不到完全压倒敌人的有利时机。 他有海战夜战的经验。他曾在惊涛骇浪的黑夜，率领艇队，冒着敌人炮火，一举击沉了美制蒋舰“沦江”号；在祖国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他又指挥艇队，歼灭了渔民们恨之入骨的蒋炮艇“63号”。他为人民立下了多次战功。 他在战斗中的最大特点，就是沉着勇敢，敢于与敌人近战夜战，敢于与敌人“拼刺刀”。 现在，他沉住气，让战艇继续高速接敌。 此时，风呼海哮，浪花飞溅，官兵的心都如上了膛的炮弹，都在急切地等待着那一个字。 魔影越来越近。 敌我的距离愈来愈小。 他看到了敌舰的舰首，指挥台，炮塔。。他终于喊出了那个字：“打！” 信号兵王树生响亮地复涌了他的命令。 霎时，“轰”“轰”巨响，各艇几乎同时射击，无数条火龙直喷敌舰。 敌旗舰“永泰”号一下子就被打懵了，开始打转转。他们不知共军的战艇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的。 炮声隆隆，火光闪闪，一组组炸弹在敌舰上开了红花，在黑黑的夜幕下绚丽灿烂。 敌旗舰“永泰”号掉头就跑，直向乌丘方面逃窜。“永昌”号边逃边向我射击，炮弹在我指挥艇附近爆炸，激起一股股高高的水柱。 魏垣武稳立指挥台，聚精会神地指挥，不时下达着命令。王树声复诵着他的命令。 23点30分，敌舰窜到我指挥艇573艇右舷60度，距离5链。 魏垣武察觉情况不妙，指挥艇陷入两敌舰之间，处于被挨打的位置。当即命令指挥艇调整位置，转而向敌殿后舰攻击。中队政委苏同锦处于兴奋状态。在与敌舰交战前的那时刻，他站在指挥台左侧的大器材柜上，半截身子露在挡风玻璃板外面，不时叫道：“同志们沉住气，靠近了再打。。”开火之后，他不时高兴得挥臂高呼：“打得好！就这样打！”还不忘提醒舵兵，“小顾把舵操稳，让火炮更好地发挥威力。。”正当他兴奋得大叫“打得好！狠狠地打”的时候，一发炮弹呼啸飞来，在指挥台后侧炸响。弹片崩在小伙房的铁烟囱上，发出了一声奇异的怪响。悬在指挥台的雾钟，也响起叮当之声。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苏同锦的头部。 他只是感到脑袋被什么撞了一下，一阵发木。。信号兵王树生发现政委从大器材柜上跌到指挥台地板上，赶忙抱起他，给他包扎。 他只说了声，“不要顾我，狠打。。”就闭上了眼睛。与此同时，副大队长李金华当即牺牲。 操艇的副艇长尹希龙负伤倒下了。。魏垣武突然感到一股气流猛冲过来，弹片飞进了他的胸部、腹部、右眼。。他双手抓住罗径上的磁铁球，才没有倒下去。看到指挥台上倒下好几个人，操艇的尹希龙也负伤了，魏垣武对参谋刘松涛大声命令道：“刘松涛，你来操艇！” 刘松涛没有立刻站到操艇位置。 “刘松涛。。”魏垣武又叫。 刘松涛此时也受伤了。随着那声炸响，他只觉得头一震，好像头上在流血，他想伸出右手摸一摸，右手臂却不听使唤，怎么也抬不起来。他的右臂骨头都打断了。他用左手往头上一摸，钢盔打坏了，这才知道自己负了重伤。听到魏垣武在叫他，他尽最大努力，顽强地站了起来。 第247章 他走到了艇长操艇的位置。“我保证完成任务！”他向魏垣武说。 鱼雷快艇编队出击海战仍在激烈进行，无数炮弹在两舷的水面上炸响，激起一个个水柱。 炮弹的曳光穿行在敌我之间的海空上，飞来飞去，照得夜幕下的大海一片火红。 刘松涛忘记了自己的伤痛，沉着地操纵着战艇前进，攻击敌舰。 一排巨浪扑上指挥台，刘松涛伸出左手去抓挡风玻璃板上的格台时，一下子没抓住，打了个趔趄，就在他身子一晃的功夫，他才察觉右手的食指也被打断了，只连着肉皮，操作不方便。 他忍着疼，拽下了那食指。 这时，身旁的人才发现他负了伤，忙给他包扎。在海图室里搞海图作业的业务长，通过传声筒说：“我上去换你吧？” “不！”刘松涛说，“我还行。” 这时，魏垣武胸部在流血，鲜血浸透了灰蓝的军装。战斗刚刚开始不久，自己就负了重伤，这是怎么说的。他心里烧着一团火。 “妈的，老子一定要击沉你们！”他心里骂道，“老子只要有一口气，就跟你们干到底！”战斗在紧张地进行。 信号兵报告：“快艇请示行动！” 魏垣武这时伤势已很重了，流血太多，头晕目眩，脚步虚浮。 他还是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命令。。快艇攻击！”指挥艇发出两发信号弹．召唤鱼雷快艇进行攻击。 魏垣武晕倒在指挥台上。 “魏副司令，魏副司令。。”信号兵王树生跑过来，扶起他，忙给他包扎。 大家才知道他受了伤，围拢过来。 魏恒武知道自己难以坚持了。 “快，告诉576艇马干、。。龚定高，接替指挥。。告诉他们，一定击沉敌舰！” “是。” 王树生立即拿起话筒，呼喊576艇，并通告整个编队各艇。576没回话，他只好连连呼喊。 魏垣武又昏了过去。 当人们将他抬起，准备把他抬下艇长室时，他又醒了。“别把我抬下去，我就在这儿躺着。。”他一手抓住了通往中舱的水密门。 人们只好把他放在指挥台上。他就躺在水密门旁。战艇一边吼着炮声，一边追击着敌舰。 鱼雷艇突击群指挥员、鱼雷艇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看到信号弹后，发出了立即命令各艇迅速展开，冲破“永昌”号舰火力网。实施鱼雷攻击。 第二组131、152号艇先后三次展开和进入战斗航向，并于第三次展开时发射鱼雷，由于“永昌”号转向规避而没有命中。张逸民当即改用集群多向的迂回围击战术，指挥4艇同时攻击。 14日0时30分，在第一组两艇佯攻的配合下，第三组145号艇进入战斗航向。 张逸民抓住战机下令：“单艇相继攻击！”。 145号艇冒着密集炮火，沉着地逼近“永昌”号至1．9链处，同时发射两枚鱼雷。“永昌”号尾部被击中一雷，当即失去机动能力，开始缓慢下沉。鱼雷命中“永昌”号573艇上的魏垣武从昏迷中醒来，直喊“快艇攻上去没有？指挥关系转移了没有？。。” 他发现信号兵王树生也倒在他身旁附近，他就用脚蹬王树生。 王树生立即站起来，继续呼喊576艇。 在刚才一阵纷飞的炮火声中，王树生突然感到身体一震，耳机和话筒被震掉了。用手一摸右腿粘糊糊的，接下来才感到了剧痛。 他想起指挥关系还没转移给576，战时的通讯联络一刻也不能中断，他很快摸到了耳机和送话器，立刻戴上耳机，抓着话筒呼叫。 “576，576——” 在炮火的闪光中，他看见自己右裤管上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手上的伤口血流不止，也把话筒染红了。 他忽地把右腿蜷曲起来，并用左腿紧紧压住右腿的伤口，防止流血过多。这时，一个大浪扑上了指挥台，冰冷的海水刺进他的伤口，他一声不吭，咬牙坚持着。 “576，576——”他继续喊叫。 576叫不通，他就叫别的艇，请他们转告576艇，联络总算沟通了。 在573艇和576艇没有转移指挥关系之前，由于指挥艇573艇的罗径损坏，战艇在黑暗中转向形成背敌舰航行。我军失去了连续攻击的机会。 负伤的“永泰”号旗舰一看有机可乘，便边打边逃，高速向乌丘屿而去。14日0时40分，573艇上的魏垣武再次从昏迷中醒来，仍问“指挥关系转移了没有？快艇出击了没有。”“打中了，我们的鱼雷打中了！”信号兵洪度才告诉他。“好。。”魏垣武脸上浮现出微笑，又昏了过去。中雷的敌舰并没有马上沉下去。敌人的炮火仍在轰鸣，做着垂死挣扎。 “猛虎艇”上的电影工作者这时候，大队参谋长王克奇率第二突击群588艇、589艇，赶到战区，以猛烈的炮火向“永昌”号射击。加速了“永昌”号的下沉。 被誉为“猛虎艇”的588艇在以往的海战中屡建战功，早在1958年的夏天就已初显神威，和兄弟艇一起击沉了美制蒋舰“沱江”号，创造了小艇打大艇的范例。艇上的水兵个个都是铁打的水兵，他们单艇敢打，单入敢冲，刀山火海也敢闯。在1964年4月9日深夜，他们单艇出击，直插两敌战岛屿之间。狡猾的敌人想利用他们紧靠老窝、有炮火支援的有利条件，妄图乘隙偷袭，588艇急速扑了上去，敌艇一看不妙，慌忙调头转舵，向巢穴逃窜。指挥员一声令下“追击！”战艇像一把飞刀一下子插进敌占岛海湾水道。官兵们沉着勇猛，在“狼窝”里厮杀。前炮瞄准手戴学明、成志仁始终把敌艇套在瞄准镜的十字线上。轰轰轰，一组组炮弹落在敌艇上，敌艇很快着了火，弹药库也爆炸了。敌艇在夜海中沉没。等敌占岛上的敌人打开探照灯，在海面上搜索时，588艇已押着俘虏胜利返航。 今天的588艇更是大显神威，犹如猛虎，一发发炮弹曳光带火冲向敌舰，打得指挥台炮塔上的敌人乱作一团，鬼哭狼嚎。 在588艇上，有两位特殊的人物在为炮手们搬运炮弹。 有两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宋崇和应福康。 宋崇和应福康是这年9月份来到福建前线部队深入生活和拍摄有关解放军生活的艺术性纪录片的。 11月13日晚，宋崇和应福康从外面工作回来，刚到码头，看见海军战士们在紧张地进行战斗和起航的准备。他们立刻拉住一位战士问：“有什么情况吗？” “有情况，马上起航！”一个战士回答。 他们二话没说，立即到码头驻地把摄影机、照明灯、电线等摄影工具搬到“猛虎艇”上。在航行中，他们迅速做好拍摄电影的准备。他们看到中队长走过来，就问道：“中队长，今天打仗的希望大不大？” “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中队长坚定地回答。 他们从中队长的语气和严峻的脸上，感到今天与往常不同，肯定要去打击敌人。他们立刻找到指导员秦卫邦，要求分配战斗任务。指导员说：“拍电影就是你们的任务。”应福康再三要求：“我们有两个人，力量有多的。”指导员说：“战斗打响以后，你们力量有多的话，宋崇同志就在前甲板搬运炮弹，应福康同志在后甲板搬运炮弹。”接受任务以后，两人立即在甲板上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拍摄战斗场面平时很难遇到，这次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战斗的真实情景记录下来，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责任，也正是考验共青团员的时刻。应福康严肃地对宋崇说：“如果我牺牲了，你来接替我的工作。”宋崇说：“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 24岁的宋崇，今天，他第一次想到了生与死的问题。他想到自己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自己是革命的后代，应该听党的话。现在，党要自己到部队来锻炼，在火线上锻炼，自己就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为革命而英勇战斗。这时，应福康问他：“如果你牺牲了，有什么话需要向组织上讲？”宋崇说：“我正在申请入党，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希望党委追认我是为一名共产党员。”应福康说：“对，争取入党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好好干吧！”两人紧紧地握了手，分别奔向自己的战位。 海上风浪很大，船摇摆得很厉害，海浪不时地冲上甲板，打得战士们浑身透湿。但是战士们个个坚守战位，一动也不动。瞄准手坐在炮位上，睁大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海面。宋崇却吐得很厉害。枪炮班副班长葛毅给他送来两个苹果：“你吃吧，吃了以后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宋崇拿到这两个苹果，感到一股深厚的友情。应福康也碰见了葛毅。葛毅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应，我是跳帮组的组员，船靠近敌人以后，我就要跳到敌人船上去。应福康说：“你跳到哪里，我就拍摄到哪里。”葛毅说：“好，我一定抓几个俘虏给你看看。”解放军战士的这种革命英雄气概，给了两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这时，广播器里传来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副指导员戴学明来到宋崇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现在，我们距敌舰只有x海里。在这次战斗中，让我们受到更好的锻炼。”宋崇激动他说：“在后方我是一个民兵，在前线我是一个战士。我一定要和战士们一起坚决消灭敌人。” 第248章 指导员秦卫邦又来到他们的炮位面前，向他们传达了上级首长对这次战斗的指示，并且说：“我们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我们‘猛虎艇’是真是假，就要在战场上看我们能不能杀出威风来。”接着他又问：“大家有没有消灭敌人的决心？”宋崇、应福康和战士们一起高喊：“有决心！” 炮艇接近敌人以后，敌人向我军开炮了，我方没有立即还击。直到逼近敌舰的时候，“猛虎艇”和其他兄弟艇才用猛烈的炮火向敌舰射击。这时，炮声震天，一片火海，宋崇和战士们一起紧张地在搬运炮弹。宋崇一边运弹，一边放大嗓子对炮手说：“你们狠狠打呀！要多少炮弹，我们就运多少。”这时，船摇晃得更厉害了，人站不住，大家就扑在甲板上传递炮弹。宋崇还不顾炮口喷出的烫人的火星，不顾震耳欲聋的炮声，站在炮身下把空炮弹夹抬起来，传到舱底下再进行装弹。 这时，应福康站在后甲板上，两手高举摄影机，拍摄我战士英勇杀敌、敌舰中弹起火下沉等情景。船摇晃得更凶了，海水把摄影机打湿，摄影机走了电，应福康的手麻得发痛，但他还是挺立在甲板上，坚持把这些海战场面拍了下来。 “永昌”号沉设于乌丘以南海域敌舰被我战艇团团包围了。 包围圈由大慢慢缩小。 至敌舰100米时，不少炮艇向敌舰水线部位射击穿甲弹。 敌舰下沉加速。 敌舰舰尾沉入水中，舰首跷起，像是庞大的怪兽绝望地张着大口仰望夜空。 敌海军官兵纷纷跳水，有的穿救生衣，有的往海里扔救生圈。 14日1时6分，敌舰“永昌”号沉没于乌丘以南15．5海里处。 我海军官兵停止炮击，开始抓捞俘虏。 这时，在588艇上的年轻摄影师应福康，站在后甲板，一面把摄影机抱在怀里，一面握着冲锋枪，搜索海面上的敌人。突然，他发现炮艇的前方，有一个黑忽忽的家伙，他立即用冲锋枪对着海上的俘虏，和大家一起高喊：“蒋军官兵，赶快投降，缴枪不杀！”宋崇也拿着一根长篙打捞俘虏。 战斗结束以后，他们都对记者说，通过这次战斗，在思想感情上和战士们更加接近了，对战士们也了解得更深了。在战斗中，战士们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手，虽然只简短地讲一两句互相激励的话，却好像讲了千言万语一般，觉得自己的心和战士们紧紧地联在一起了。宋崇在返航途中，遏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了200多行的长诗歌颂海军战士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他朗诵给大家听，大家都说很有感情。他很有体会地对记者说，“通过这次战斗，使我进一步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真正源泉，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歌，不参加战斗，就没有战斗的激情，就不会有好的创作。” 突击编队捕捞9名战俘后，于14日3时5分遵令返航。 民兵们投入了细致的搜索当海战的炮声响起之后，沿作战海域自北往南，长达百里的海岸线上，无数的渔村沸腾起来了！ 彻夜守卫海防的民兵们，看到火光，听到炮声，就像接到了战斗动员令。刹时间，我人民海军在海上歼敌的消息传遍了那些渔村，武装民兵和基干民兵们拿起武器，普通民兵拿起斧头，渔民们拿起驶船的“三宝”，似急风如骤雨，朝着集合地点飞跑。 民兵副营长谢吓珠，接到值勤民兵的报告，看到火光，就去集合民兵，还未跨出大门，民兵们已带着各式武器，把大门围住等待接受任务了。 民兵陈仁春近来生病卧床，听到海上炮声，跳下床，跑到集合地点，又随民兵们奔向海边，和大伙一块，不顾寒风袭人海水刺骨，把停在岸上修理的大船抬下海。干部们让他回家休息，他说：“打仗了！病，还能挡住我？”青年民兵周金龙和他的11个伙伴，半夜里刚把渔具抬到船上，准备趁着潮水出海捕鱼。看到海上火光，马上把渔具又抬回岸上，带着武器跳上船去，把船驶到港口，等命令。 渔民们没有忘记，那130多条载重渔船有的被日本鬼子烧掉，有的被蒋军抢去凿沉，1千多渔民求生无路，掩埋了200多个亲生骨肉，130户逃亡外乡。谁能忘记，蒋军的三次大袭扰，抢烧杀无所不为，炮击海上渔民。 面对东海富饶的渔场，谁不痛恨蒋军。 “快下命令，出海抓俘虏去！” 集合起来的民兵渔民们，纷纷通过电话向上级提出请求。43岁的老渔民高吓龙，永远忘不了解放前夕乌丘屿的蒋军对他施用过木棍碾腿、烧红的铁丝刺身等种种酷刑。他叫上当基干民兵的两个儿子；“走！一道出海去，给你老子报仇！”60多岁的老渔民黄各锥也挤在人群里求战。 临近拂晓，上级从电话里给各地集中待命的民兵送来好消息：窜扰破坏我渔场的美制蒋舰，被我英勇的人民海军打得落花流水，一沉一伤。 同时下达了命令：“扬帆出海，抓俘虏！” 早已急不可待的民兵们，听到胜利的消息和命令，立刻欢呼着跳上海边的渔船。 民兵船只，升起满帆，一只只像离弦之箭，朝着凌晨战斗火光升起的方向驶去。 刚刚略为平静的大海，这时又掀起了七级风浪。浪头一个接一个压向船头。一股股冰冷的海水泼进船舱。溅到人们身上。船只进入了作战海区，民兵们投入了细致的搜索。海面的每一块浮木，每一只时沉时浮的海猪都逃不过大家的眼。这时，曾被火光映红过的海上战场，已恢复了往常的宁静。“永泰”号已带伤逃之夭夭。 “永昌”号已被浪涛吞没。 落水逃命的蒋军官兵，有的已被我海军舰艇部队活捉，有的已葬身鱼腹。 看看空荡荡的大海，看看那逐波腾跃的大鲨鱼，民兵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参战艇队返航之后，编队指挥员魏垣武已处于休克状态。体温急剧下降，血压量不出来，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敌人的炮弹片严重地损伤了他的身体，上级决定用一切办法抢救他。 海军411医院的战地救护组程主任等赶到码头，给他注射了强心剂，进行了输血；同时，福州军区首长也派来了总医院的胸外科的胡主任，骨外科于主任赶到驻地组织抢救。“一定要救活魏垣武！”上级领导命令医生。当听说魏垣武要输血时，部队和地方的同志踊跃报名，争着为魏垣武输血。 枪炮长阮光明，一人就献了250毫升。 魏垣武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基地刘政委说：“我没完成好战斗任务！” “你打得勇敢，打得很好！”刘政委安慰他，“要好好养伤，大家都很关心你。” 入院以后，他的神志好一些，就让hushi给他读报，听收音机。 台湾当局正式承认战舰一沉一伤【美联社台北1965年11月14日电】台湾国民党“海军”扫雷舰一艘在海战中被中共的炮艇击沉，直至今天傍晚仍未见宣布有任何生存者被救起。 台湾当局早已经承认一艘扫雷舰被击沉。台湾国民党“海军部”发表的公报说，今天凌晨0时55分，“该扫雷舰被击中，受了重伤，即下今将该舰放弃。” 在被击沉的扫雷舰上的国民党官兵共约100以上。 【美联社台北1965年11月13日电】台北“国防部”承认损失一艘扫雷艇，据说它是从事交战的两艘国民党的军舰之一。“国防部”说，另一艘炮舰业已驶返基地。 台北“国防部”的公报说：“我们的炮舰已平安地驶回乌丘屿，但是，已经受到严重损坏的扫雷艇则已放弃了。”公报说：其他国民党军舰已驶往作战现场，展开对船员的搜寻，唯失踪人数多少未经陈明。 1965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题为《祝海军再获大捷》的文章，摘要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又一次痛惩窜入我福建崇武以东海域的美制蒋帮海盗舰只，一举击沉敌舰一艘，击伤另一艘。这是我英勇海军部队继8月6日海战大捷之后，再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这一新的胜利，是我海军部队保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切实做好各项备战工作，高度警惕地护渔护航所取得的显著战果。他们能够在蒋匪舰艇窜入我渔区之后，迅速地打，坚决地打，以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敌致胜，正是由于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苦练杀敌本领，充分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光荣战斗作风。 蒋帮海盗舰艇不顾我们警告，胆敢继续窜入我渔场进行破坏活动，显然是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进行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8月6日我海军大捷之时，我们曾发出明白的警告：美帝国主义不论是指派它的娄罗上门，还是它亲自出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一定要坚决消灭之。说到做到，充当美帝国主义走卒的蒋帮美制舰艇，又一次遭到了应得的惩罚。 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加紧对亚洲的军事部署，不断叫嚣要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狂妄的侵略计划，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着。我海军部队的新胜利，表明了中国人民这一坚强的战斗意志。 我们谨向参加这次海上歼敌战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祝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加强战备，戒骄戒躁，再接再厉，随时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第249章 祝你们为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不懈！同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布嘉奖令，表扬14日凌晨一举击沉击伤美制蒋帮军舰各一艘的我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 嘉奖令指出，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是继今年8月6日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以后，在海上作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是对蒋帮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不断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的沉重打击和有力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越战争和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挑衅的严重警告。 嘉奖令说，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握手中武器，常备不懈，虚心学习兄弟部队作战经验，大力发挥我军英勇顽强，机动灵活，善于近战夜战等优良战斗作风所取得的良好成果。 嘉奖令说，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希望你们务必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更加谦虚谨慎，更加兢兢业业，积极努力，认真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为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而奋斗。嘉奖令着重指出，在今后工作中应该特别强调的是：1．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2．更加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3．领导要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4．大胆地提拨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5．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11月17日下午，福建前线军民两万多人，在福州市隆重举行祝捷大会，热烈庆祝我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击沉击伤美制蒋舰各一艘的重大胜利。到会军民一致表示，要向英雄的人民海军学习，军民团结一致，百倍警惕，加强戒备，筑成钢铁般的坚强防线，叫一切胆敢来犯的敌人，有来无回。 盛大的祝捷大会在下午3时开始。当参加击沉击伤美制蒋舰战斗的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代表进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鞭炮齐鸣，向痛歼海盗、保护渔民的英雄水兵致敬。少先队员将一簇簇鲜花献给了英雄的海军。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首长韩先楚、叶飞、刘培善，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海军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等出席了大会。 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魏金水等和沿海地区的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和民兵代表，以及守卫在福建前线的一部分解放军陆海空军指战员，也参加了大会。 在大会上，魏金水和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代表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委员会以及全省人民，向这次为保护渔民而英勇作战的海军舰艇部队赠送了锦旗。 魏金水在会上讲话。他代表当地党、政府和人民，向取得这次海上大捷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号召全省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进一步向英雄海军部队学习，努力搞好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好民兵工作和支前工作，做到生产建设和战备两不误，保证前线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支援，哪里需要就支援到哪里。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负责人韩先楚在讲话中说，这一次海战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这是参战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四好，切实做好各项战备工作，因而一声令下，立时出动，在黑夜大海中顶风劈浪，猛扑敌舰，打得又狠又准。他们在夜战、近战中，发挥了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敢沉着，杀出了威风，压倒了敌人。 韩先楚严厉谴责美国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并且不断指使蒋帮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他说，伟大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不论美帝国主义指使它的走狗来，还是亲自出马；不论从天上来、海上来，还是从地上来，也不论从这个方向来，还是从那个方向来，我们都将给予坚决打击，彻底地消灭。 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在讲话中，勉励水兵们要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打一仗进一步。 福建前线海军部队代表张朝忠讲话后，战斗英雄张逸民代表参战部队讲话。我们向党保证，只要敌人敢来窜犯，我们保证一声令下，立时出动。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党叫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不论是什么敌人，我们都要压倒它，消灭它。 参加庆祝大会的渔民民兵代表陈仕瑞，也在会上表示，搞好生产，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紧握枪杆，提高警惕，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海防。 11月21日下午，海军护渔舰艇部队在福州隆重举行庆功授奖大会，表扬在这次战斗中荣立战功的单位和有功人员。 参加庆功授奖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先楚，福建前线部队负责人刘培善，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第二书记范式人，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省长魏金水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开始，韩先楚代表国防部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给参战部队的嘉奖令。 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在会上讲话。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讲话中，热烈赞扬护渔舰艇部队指战员，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严惩海盗，给福建全省人民带来了鼓舞。福建前线部队首长刘培善在讲话中号召前线陆海空军指战员，把福建前线所有部队都建设成为党和人民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革命尖刀。 福建前线空军首长李世安代表前线空军指战员在会上表示，和海军战友并肩作战，消灭一切来犯的空中强盗。 在热烈的掌声中，立功受奖单位和立功人员代表秦伟邦讲话。他说，这次海战的胜利，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上级的正确指挥，归功于当地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归功于兄弟部队的密切协同。 1965年11月26日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接见了14日凌晨击沉击伤美制蒋舰各一艘的我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的代表。 这些代表都是这次作战中的有功人员。接见时，他们向周总理和罗副总理汇报了这次海战的情况。 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赞扬他们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是继今年8月6日一举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周恩来、罗瑞卿还勉励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狠狠打击胆敢来犯的一切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勉励，使代表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表示：决心把国防部在嘉奖令中的5条指示，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海军东海舰队负责人段德彰、饶守坤、梅嘉生等。 崇武以东海战，历时1小时33分，击沉国民党“永昌”号，击伤“永泰”号，俘敌9名。我人民海军牺牲两人，伤17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两艘。 从海战中看出，我人民海军指战员打得顽强勇敢，打了胜仗，但也有一些失误，教训是深刻的，是林彪一伙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干扰了军事训练，和战术技术水平的提高。 崇武以东海海战以后，国民党军的海上窜扰活动逐步减少，到70年代就终止了。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解放军舰艇部队常备不懈，英勇作战，经过241次海上战斗，共击沉国民党海军舰艇18艘，击伤49艘；击沉海匪特务船和胶舟53艘，击伤海匪特务船21艘；缴获各种艇船207艘，击毙3491人，俘虏3236人。 第十章“秋风萧瑟天气凉”，一代大员，落叶思恨。但愿“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第一节吴稚晖魂落金门心灵深处的《思乡曲》1965年7月，李宗仁以“副总统”之尊，捐去前嫌，回归祖国。成行前，他曾向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的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讲了下面一番话：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个失败者。唯一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 语云：“败莫败于多私”。李宗仁承认“失败”，不“放在心上”，“不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家的“职业道德”，愿从政者共勉之。 自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尽管于由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直接从台湾返回大陆的要员还不曾有。然而，“秋风萧瑟天气凉”，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心灵深处都有一部《思乡曲》。 1953年10月30日，国民党评议委员、老同盟会员、89岁高龄的吴稚晖在台北病故。“死去原知万事空，”只希望与大陆尽可能贴近一些。遵其遗嘱，在金门附近海域举行了海葬。 吴稚晖，又名敬恒，字稚晖。1865年3月25日出身于江苏省南部阳湖县的雪堰桥。 第250章 这里滨临太湖，风景优美，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吴家世代居住于此地。吴稚晖6岁时母亲去世，随外祖母陈氏回无锡，直到成年。关于这些事，他有一篇自述：。。吾外祖母丧其二子一女，止吾母一人。。，吾母25岁生第三女，产后患痢而死，。。吾同外祖母同回无锡北门邹氏，邹固北门望族也，外祖母养我至27岁而彼死，其恩至驾。 吴稚晖举人出身，一反其传统的八股头脑，和蔡元培、章太炎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积极排满驱虏，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倡导新文学，反对复古派。他坚持“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他率领青年留法，提倡勤工俭学，目光向前。所有这一切，均其一生这荦荦大端。最后把他当作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倒转的反面人物，自有其应取之咎。但如果把他当作是蒋介石身边的“子房”一流，实又不尽然。纵一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可并不像刘邦说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那样的赞赏，因之上说未可成立；然则吴稚晖之居蒋幕究属如何角色？说也可怜，只用他那支嬉笑怒骂的笔调，来抨击某一时期的政敌而已。等于一只菜蓝上街挽之腕，菜一买回来，随手一扔，不到用时，不再拎它。他没有得到和陈布雷一样的重视。以其帮闲有余，帮忙不足也。这一点，吴稚晖也井非无自知之明。当他74岁时，自篆一枚“寿逾宣尼，贼讥老而不死”的闲章，铃于书件上，意思是孔子只活到73，他己超过，因此被贼诋以不死。他知道背后有人在这样骂他，故将贼字颠倒过来。人谓刀笔出自绍兴师爷，观此闲章，这位常州师爷也不赖。 信“金陵王气黯然收” 1949年春，距“钟山风雨起苍黄”之日渐近，国民党要人为别谋桃源计，凄凄惶惶，纷纷摒挡行装。 这一天，老报人黄萍荪再次到米家船楼上探望忘年之交的吴稚晖。未入室，见阳台上的煤球炉中非复有瓦罐肉香，而是纸灰烟焰，飘腾屋檐，吸引路人注视。吴见黄进屋，以苦笑相迎，身穿短袄，两手蒙尘，说：“对不起，我已将足下及其他友朋亲属的函札、照片和自己的手稿书件。。作了一次干净彻底的火葬！”然神态自若，丝毫未显紧张，似成竹在胸，别有准备。黄想了想说：“稚者，这又何必呢，难道不信‘长江天堑’吗？”他哈哈大笑后，反显得兴趣盎然地吟起诗来，有节奏地哼出几句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并不断摇首，说：“你说长江是否天堑，吴纵不肖，其后的宋、齐、梁、陈又何尝不蹈吴而灭。天堑也好，地堑也好，王气虽收，我以不变应万变，八秩之人，纵不容于王■，死也不算短寿了；再说我一身以外无长物，‘五子登科’（按：日本投降后，发接收财的大员一夜之间房子、条子、车子、女子、面子皆备，故曰‘五子登科’）无份，‘故垒萧萧’，一把老骨头与短榻共命运，你还年轻。。”黄领会他的意思：年轻，不妨别谋他途。黄回答他：“年轻更不怕，何况我又不是名流，这边不会迫我迁地；那边也不会杀我的头。” 吴听后莞尔：“好，心有数就好！来日如能屈驾，我们同坐阳台，边赏苏州河南北的硝烟爆竹，边炖肉骨头油面筋，另加(又鸟)鸭血豆腐汤一锅如何广黄说：“一定奉陪！”吴高兴地扶黄之背，又紧握黄之手，说：“臭味相投，臭味相投！”当黄走至米家船人行道时，他还站在阳台招手示意，再次曰：“臭味相投！” 上海解放后一星期，黄四往米家船。还未上楼，原先照顾老人的那个叫作阿兴的小童拦住了黄，哭丧着脸：“老先生十余天前深夜，被不知姓名的四个陌生人请上汽车，一直到今天没有回来。老板当夜到卢湾警察局报告三次，回答是三个‘不知道’！” 吴稚晖被绑匪架走了吗？于情不合。数月后据台湾《中央社》广播，谓“党国元老已自上海脱险抵台。。”云云。 1949年春节期间，吴稚晖到过溪口，据说“退隐”的蒋“总统”问计吴。吴说：“能屈，方能伸。譬之举鼎使劲上逆，过顶不难，此所谓一鼓足气也；放则艰于举，盖气往下沉，若丹田不济，易丧气也，伤气则坠于足。然能者无所不能，举放自如。此辩证之理，千古不易！”蒋介石笑而送之。然未能任其逍遥于短榻之上，迫其乘桴浮海，幽于草山。 魂落金门在台湾他起初住在台北，1950年夏游阿里山因劳累闹了一场大病。事后蒋介石将他从台北接到阳明山，养病避暑，安度了一个夏天。1951年夏，他再度上阳明山避暑，住在一栋日式平房里，房子居于浓林深处，傍溪构造，风景十分优美。吴稚晖每天一般在林中溪边或坐或遥，与来访者谈谈话，或者自己看点书。每天吃饭以馒头，青菜、豆腐、(又鸟)蛋、牛奶类为主，生硬油腻的食物早已多年不敢沾口了。 这年9月，吴稚晖发小便闭塞症。10日返台北，不久治好了。1952年4月，又因前列腺肿大，小便时有不通，到6月25日晚，小便猝然不通，尿毒微侵两肾，第二天转到台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10月小便才通。 1953年春留住医院，病势渐轻，5月吴稚晖妻子去世。9月吴稚晖尿毒侵两肾，心脏转趋衰弱，饮食锐减。10月19日，因肠出血输血，21日9个名医会诊，决定开刀，由膀胱中取出结石，大小16颗，用皮管导尿，经过良好。27日猝起寒热，时有升降，29日晨肠出血，急又输血，但热度过度，肠血不止。延到30日下午12时28分死去，享年89岁。 11月3日，以蒋经国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按吴稚晖遗嘱，将其遗体火化，12月1日在金门岛海葬。 赢得一座铜像陪祀台北市中心区有一圆形广场，花木扶疏中掩映着两尊铜像，一是蒋介石，一是吴稚晖（敬恒）。市政当局为疏导人流车辆的拥挤，取消广场后即将这两尊铜像迁往他处，台湾给蒋介石树像，自有其至理；以吴稚晖陪祀，颇费猜测。盖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东荡西杀，覆雨翻云，沥尽脑汁的“功臣”大有人在，何摒何应钦、张群、陈诚。。而选中这位被称为“刘姥姥”的人？仔细一想，选者的苦心孤诣也确是不凡。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蒋介石来说，吴稚晖应居“首功”，陪祀，当之无愧。 赢得一座铜像陪祀，算是对吴稚晖一生在政治活动上的唯一代价。但未可抹杀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书法上的造诣和贡献。台湾出版了《吴稚晖先生文集》，大陆对吴氏的思想体系也作二分法批判。经常晤谈，且不断有书信往来的曹聚仁先生对其作如评价：稚老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可是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并不是在清风明月之下，结起了茅屋，耕田凿井，做着羡皇上人之梦的。他认为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他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凡是劳动都归诸机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极少，每人每日只要工作二小时，便已各尽所能。 他和我在上海西门一家茶楼上见面以后，成为忘年的师友，书信往来，我有所问，他一定诚诚恳恳地回答，尤其关于语言文字学的问题。独有国共分家的当儿，我接连寄了三封信给他，问他为什么要反共？他就只字不回答我，我相信他的心里也是十分矛盾的。 有人替吴稚老作传记，有一段说到稚老的文体“有其独到的创见，超物的风格。。”《新世纪》里若干论著，嬉笑怒骂，雄健犀利，不同凡响。当时士大夫们看了《新世纪》的文章，并不顺眼，先生曾就此有所声明。他说，本报同人因文笔稚弱，庄言之易涉迂诲，不如诡言之稍醒眉目，故欲拉拉杂杂，自成为一种白话。马迁有言：文不雅驯，■绅先生难言之，本报同人极恶旧世界所谓■绅先生，故矫在不免过正。稚老原是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他说他的文体乃是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精神行之的。。他的笔法，乃是揉合俗语与经典，村言与辞赋为一炉的创格，其中有雌鬼与雄鬼睡在一枕，上一句是“肉面贴着肉面”，十分村俗，下一句是“风光摇曳，别有不同”，却又十分典雅。吴氏自己所谓“放屁文学”，就是敢于运用最村俗的粗话，而又“六经皆我注脚”的新文体。 第二节阎锡山万变不离其宗逃离山西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台北台大医院。这个在台北被人遗忘多年的“总统府资政”，报纸上终于又有了他的新闻。台湾报纸说：阎氏晚年“生活恬淡，而埋首于读书与著作”，在他病逝的前一天，医师前往阎氏居所为其诊治时，阎氏“床边尚留有若干书籍，最近且计划重读二十四史，且已向人洽借，但不幸尚未将书取来，而人已遽捐馆舍。” 一度有“山西土皇帝”之称的阎锡山晚景如此“恬淡”；一生争强好胜，前呼后拥，轰轰烈烈，到头来如此冷寂——逝世时，仅夫人徐友梅女士陪侍在侧。。1948年。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眼看要被解放军分而治之，战略据点运城被占，阎锡山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不过，阎锡山仍有他自己的算盘：运城据点虽然落入解放军手里，但总算达到了拖延徐向前兵团进攻晋中腹地的时间。使他获得加固临汾城防工事，增派守城部队的机会。徐向前指挥的“土八路”，有本事炸开10米厚的运城城墙，绝对炸不开临汾30米卧牛式的厚城墙。 第251章 再说，有临汾古城的几道防线和工事，加上强大的火力配备，徐向前的几万兵，攻不到城墙根，也都得倒在阵地上，让你损兵折将，象历史上的李自成一样自动撤走。 徐向前兵团打罢运城，接着便要打临汾，在这一点上，阎锡山的判断还是准确的。但他对徐向前打运城为的是锻炼部队，学会攻坚战进而打临汾；打临汾又是“战场练兵”为的是拿下山西省城太原这个深远的作战计划，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1948年3月7日，徐向前指挥人民解放军第8、13纵队及太岳吕梁军区部队，发动了对临汾的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于4月11日攻占东关。此后，用了27昼夜时间秘密完成两条各长110米的破城坑道。5月17日开始攻城，先对城墙进行坑道爆破，炸开缺口，接着，展开猛攻，于当天深夜攻克临汾。阎锡山往往错误地估计形势。临汾一战，双方激战72天，解放军消灭了守城敌军2．5万，而自己也伤亡1．7万。当然，阎锡山说的更离谱，说是“共军伤亡至少5万”。因此，他估计，徐向前兵团决不会打下临汾不休整而北上攻晋中。便安安稳稳地部署晋中的抢粮和抓丁，以扩军备战守太原。然而，徐向前部北上晋中的军事行动，打破了阎锡山的美梦。1948年6月11日，吕梁部队47个团6万余人围攻山西孝义的高阳镇，阎锡山调动驻平遥、介休等地的5个师兵力西援。18日，太岳部队乘虚向平遥、介休地区出击，占领灵石，徐向前部主力由东西突破，打进了介休、平遥、祁县间。阎锡山又调主力回返向南来了，在平、介以南地区遭我军伏击，被歼灭一个整师、一个炮兵团，还有一个师的大部。 这一棒把阎锡山打痛了，也打懵了，想收兵不战。可是，蒋介石发来了急电，给阎锡山打气，与损耗大而又疲惫不堪的共军决战，必胜无疑。阎锡山在犹豫中又征求日本军事顾问团的意见，顾问团拿出了决策性的作战方案：共军因已进入了反攻阶段，所以主动寻找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在山西活动的徐向前部队也不象过去那样只是捉迷藏似的等待时机，或者只是保护农民收获粮食，而是亲自寻找并歼灭作为山西防卫支柱的山西野战军的主力。其目标，我们只能认定是企图控制整个山西。我们认为祁县县城的前哨战，就是一个证据。 基于这样的判断，留守太原只能是坐以待毙。道路只有一条，即我们也只有寻找徐向前的主力，进行决战，并歼灭之。假如取胜，其他兵团到达，还需要相当长时间；如被打败，道路也只有一条，即太原被围。这是今村（阎军第十总队司令，改名晋树德）、原泉（阎野战军副总司令原泉福）等人在祁县讨论时得出的判断，我们以这一仗为赌注，命令所有留下的日军主力也都出动。同时，还命令在榆次附近佯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等五个团，以工兵、通信、司令部和第八、第九总队的全部兵力，急迷向祁县进军。这样，在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各自都开始在自己占优势的时候，打击对方，并且是真真假假的十几万人大军的运动战。其间，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迂回，时而正面进攻；一边观察对方的企图，一边等待时机，投入全军，发动大会战。 阎锡山依仗着积蓄下来的十几万军队，又听了日本军事顾问团的意见，觉得蒋介石讲的有道理，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决心一下，即命令以赵承绶为总司令，原泉福为副总司令的山西野战军，以祁县以北为战场，与徐向前进行一个大会战。又授意，打运动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叫做“一跑万有，一跑万胜”。 徐向前已经选定了太谷、榆次、徐沟间，这个离铁路较远、战场较宽广、敌人守备又空虚的犄角地区为歼灭阎锡山野战军的战场，等待着大决战的开始。 6月28日，阎锡山野战军总部率33军和平遥的34军南北对进会合了，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这时，徐向前命令太岳部队昼夜急行军，(禁止)太谷、榆次间，配合肖文玖集团，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炸毁了铁路桥，切断敌人北逃退路，在沿线各地、要点，连夜构筑工事，设置了阻击防线。命令8纵队攻下祁县，消灭守城敌军，消除围歼战的后顾之忧。 阎锡山的部将赵承绶发现了徐向前兵团堵歼战意图，见北逃退路断绝，后退祁县无着，只有集中兵力、火力轮番猛攻，杀开一条血路向太原回撤。天上有飞机轰炸助战，地面70余门重炮轰击，9个主力团的兵力轮番攻击，赵承绶和他的3．3军军长沈瑞亲自上阵督战，连战三天三夜，终未突破我军防线。连坐镇指挥的阎锡山也无不为之吃惊：想不到“土八路”竟如此顽强应战。阎锡山在报话机里大骂赵承绶：“你真是个老糊涂蛋，徐沟这边不是还有公路大道可走吗？” 赵承绶、原泉福指挥的出城来大会战的野战军主力，钻进了徐向前预设的战场。 徐兵团以13纵队加8纵一个旅，前堵后截，终将赵承绶、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精锐之师三万余众团团包围，来了个分割围歼战的“大会餐”。这便是阎锡山听了日本人的、听了蒋介石的，举行晋中大会战的结局。阎野战军的主力，包括几千日本兵在内的10总队，就这样被徐向前指挥的解放军所吞殁，这时候，晋中其它县城的守军，也都弃城纷纷逃命溃散。 晋中一战，阎锡山损兵折将，计有：一个集团军总部、5个军部、9个整师、两个总队，共计10万余人。徐向前部连克县城14座。将战线推进到太原城下。至此，晋中战役结束，除太原城外，晋中全被我军解放。 7月21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被围困在太原的阎锡山，如同乘坐一条漂摇在孤海里的船，是应东风，还是应西风？定不了航向。又是蒋介石出面为阎定计了。在阎锡山晋中会战大败的时候，蒋先派了国防部长白崇禧飞来，要求阎锡山守在太原。阎锡山有联共抗日之前嫌，为此，蒋介石只担心阎锡山脚踏两只船之际，投靠共产党。白崇禧回到南京只一周，徐向前指挥的晋中战役结束的第二天，7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来太原。为了拉住阎锡山不使他倒向共产党一边，且看蒋随身带的是些什么人吧！他带来的有，现任蒋政府的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徐永昌是早年投奔阎锡山的老将，曾经为阎锡山巩固山西军政权出生入死卖命，深得阎的信任。后来，徐并不支持阎锡山参与军阀混战，而又坚决反共，尔后，徐思想上与阎发生矛盾，担心落得个温寿泉、黄国梁的下场，便暗中托人向蒋说情。蒋甚喜，以政府任命形式，调徐到南京任事，脱离了阎锡山。抗战期间，徐永昌在国民政府担任军令部部长，阎利用徐的政府任职，从政府多报多领许多编制名额的亏空。蒋介石知道徐永昌反共坚决，又与阎没撕破过脸皮，所以，当阎锡山骑墙倒向哪一边的时候，便把徐永昌带来陪伴见阎，不也很有意味的吗？ 蒋介石的第二名随员贾景德，也曾是阎锡山的人，现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部长。贾最早是阎的机要处长，后一直任阎锡山的秘书长，军阀混战时期，阎另立“王朝”，北平国民党部扩大会议期间，贾出面替阎联络各方军阀势力，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这时候，蒋介石选定贾景德作陪伴随员前来太原见阎，其用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蒋介石飞来太原这天，下着雨；由于太原处于被解放军围困之中，城南的大机场已经在人民解放军火炮射程之内，蒋介石的专机只得在城北小飞机场降落。蒋介石走下飞机，前来迎接的阎锡山哭丧着脸向蒋介石说：“总统阁下，只好请多多包涵啦！” 阎显得非常激动，象有多大委屈憋在肚里要吐出来似的。他认为这时候蒋介石来访太原，等于从绞刑架上把他救了下来。有点感恩戴德的味道，所以他和他的高级将领，都冒雨来机场迎接。 尽管如此，机场再无以前那样的欢迎人群，仅有的军界将领中，还少一位老将赵承绶。如今他这个太原绥署中将副主任兼保安副司令、野战军总司令，成了徐向前的战俘。 这天，太原市实际处于戒严状态，从绥靖公署到城北飞机场，沿途街禁，连机关人员也限制不准出门，绥署院里的工作人员不准出房门。蒋介石、阎锡山同坐的一辆车，飞速开进绥署大院，下了车，直奔正楼二层会议室密谈。阎方参加会谈的除阎以外，只有孙楚、王靖国，这二人现已是阎锡山的左右手。两小时的密谈，好象暗地里达成什么协议。只见阎锡山走出会议室的时候，不再阴沉锁眉。大概阎锡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和蒋介石合流反共到底。 果然，阎锡山把蒋介石引进了高级将领暨省参议会负责人参加的大会议厅。在这里，蒋介石露了面，发表了演说：。。太原伪局势不要紧，我一定尽最大力量援救太原，希望大家拿出最大的奋斗精神，服从阎主任的统一领导，与共产党拼斗到底。 太原的局势比山东的济南和东北的沈阳、长春要好得多，保险得多，现在的东面还很有办法，太原一定更有办法了。 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装模作样地到城墙一角阵地上“视察”一番，给守城的阎军打气。 雨停了，蒋介石的专机起飞了。阎锡山独自坐在绥靖公署办公室里不出来，阎的堂五妹子特地为他准备了可口的五台山药蛋、白菜、粉条、豆腐、白肉片大碗熬菜和小米饭、蒸馍、面条，端上桌的饭菜快凉了，还不见他回来，阎慧卿急了，迈着快步来到阎锡山的办公处。 第252章 已有运城、临汾失守的失败，又有了晋中大会战听从了蒋介石、日本军事顾问拨弄的失策，阎锡山也知道太原城尽管修筑各种形状的洋灰碉，集团工事成千上万，也难以抵挡住徐向前兵团的围攻聚歼。于是当运城、临汾失守，晋中大会战失败，太原被围形成孤海、危在旦夕之时，阎锡山把其家眷和继母陈秀卿、大老婆徐竹青偕二媳及孙儿、孙女，还有四儿子阎志敏一家、五儿子阎志惠一家，都先迁移上海，后来又转移至台湾和美国，在太原也只留下五妹子鲜子（阎慧卿）照料他的生活。所以，阎锡山把蒋介石打发走以后，一直没有回到公馆住处，阎锡山身边唯一可亲可信的五鲜子，便找到阎的办公处来了！请看这对兄妹的一段对话：“我说哥呀，你这又何苦呢？蒋介石不是满口答应了吗？” “我正是为这个犯愁呢！蒋介石才不是东西哩，他的话一句也不能信，常常弃信忘义。冯玉祥上过他多少次的当，我阎百川也吃过他不少的亏。他说是从陕北调一个师的部队来守太原，又答应给晋绥军全部的供给，这些都是空话，即使调运一个师的部队来，究竟是用来守城，还是控制我阎百川？再说给的粮食、物资、弹药，从帐面看，数字不少，可如今太原是个孤海，火车路不通，光靠几架飞机又能运多少？” “哥呀，这些事，日后再说吧，先回屋里吃饭吧！” 蒋介石对阎锡山是有提防的，既防备张学良、杨虎诚“西安事变”的重演，也防备阎锡山的暗算。这次蒋介石一走进太原绥靖公署正楼二层会议室，他的随从便对绥署上校接待科长李寿山打招呼说：“委员长自带有厨师和水，不用准备吃喝。”蒋介石在太原逗留四五个小时，没喝山西的水，也没有吃阎为他准备的饭。 蒋介石认为来太原冒这一次险是值得的。他在回返的飞机上对徐永昌、贾景德说：“阎百川终于和我蒋介石又在一条战线上了！” 这次蒋介石没有撤谎，他为拉拢阎锡山，果然从陕北战场调来了蒋军第30师（后改为军）两个旅来太原参加防守，阎锡山又和美国人陈纳德民航队达成协议，帮助往太原运送蒋介石增援的物资、弹药和粮食，这样一来，阎锡山便部署和进行“太原保卫战”总动员，决心和蒋介石、傅作义一起为巩固华北地盘而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太原战役发起前，徐向前曾亲笔写信给阎锡山，希望他能以太原数十万人民的利益为重，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不再动用武力，而阎锡山执迷不悟，杀了送信的80岁老翁，还把徐向前给他的亲笔信件，转送南京蒋介石政府，以表示他“死守太原”的决心。 阎锡山要顽固到底，人民解放军只好用枪炮攻打坚固设防的太原了。 1948年10月，徐向前亲赴前线统一指挥发起了太原战役。一气攻占东山，又经过一番艰苦的阵地战，占领了城东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一线阵地，并将前沿阵地推进到城东外壕一线。驻这里的是原西北军旧部、现任蒋军30军军长黄樵松，他派人出城来接洽起义，徐向前派部属8纵参谋处长晋夫人城协助，哪知，由于30军27师师长戴炳南出卖，黄樵松等被阎锡山诱捕，送往南京，被蒋介石处决。阎锡山又一次表示了与蒋合流到底的决心。 从1948年6月13日开始，阎锡山就开始了艰难的“太原保卫战”。从那时起，阎锡山就抱定“牺牲在太原”的决心。1949年1月，博作义起义是对阎锡山心灵上一次很重的打击。傅作义将军是阎锡山从排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所以阎锡山的难过，更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时，阎锡山原来的同僚、在上海的田象奎、朱点，在北平的赵丞廉、温寿泉、郭宗汾等，都来函来电劝告阎锡山，希望太原仿照北平方式，和平解决。阎锡山不仅置之不理，还特别召集了一次军政各部门重要干部数百人参加的会议，在这次营长以上军官会议上，阎锡山坚定“死守太原”的决心，对军官们说：“大丈夫应当马革裹尸，岂可面颜事敌”，并大骂了一通傅作义。 1949年1月底，平津战役结束。华北地区基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阎锡山的太原据点彻底孤立。阎锡山看出了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太原的。于是，他把梁化之、孙楚（绥署副主任）、王靖国（建军会总负责人、太原守备总司令）、赵世铃（绥署参谋长）、吴绍之（秘书长）等五人，另外附加了五鲜子阎慧卿，留守太原，他自己耍了个花招，让他安排在南京政府里的贾景德等人，求代总统李宗仁发来个邀请电。阎锡山在临时召集的军事、行政、经济和组织等方面高级负责人会上，宣读了这封给阎的邀请电：“张治中、邵力子等组成的和平代表团日内要赴北平，进行和平谈判，请速来南京洋谈一切。” 这便是阎锡山施出的脱身保命计。他念完电报还假装正经地问：“你们大家对此有甚意见，随便说说，做我的参政。”临未，阎锡山站起来要走了，还假情假意地说了句：“你们大家都不要送我，飞机场里不断落炮弹！”1949年3月23日下午，几辆汽车急驶入太原西门外红沟机场，车尚未停稳，一军官轻轻搀下一位老人，他就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此刻，他正准备离开太原逃到南京。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 这天早晨，阎锡山在他上海的公馆，接到了陪伴奉侍他生活多年的五鲜子阎慧卿的绝命电。内称：。。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魂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 至此，阎锡山苦心经营了38年的山西换了天地，阎锡山军阀统治的山西政权就此完结。阎锡山离开了30年命运与共的山西，成了无巢的孤雁，政治斗争中再也没有可依靠的实力了。 出任行政院长阎锡山逃离山西后，住在南京宁海路一座小洋房里。一天，一位新闻记者在阎锡山的住所找到他，要求采访。阎锡山欣然接待。阎氏坐下来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了无倦意。倒是那位新闻记者因为还要到别处去采访，不得不告辞。当天晚上，这位记者回到报社，打算好好写一篇访问阎锡山的新闻稿。但他把白天听阎所讲的话细细回味一番，无论如何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香烟抽了大半盒，桌上还是一张白纸。于是他掷笔喟然长叹曰：“干了这些年的记者，今天总算遇到了一只老狐狸精！”这位记者对人谈起采访生活时说，在他多年的记者生涯中，遇到过不少狡猾的采访对象，但是，不论他们多么狡猾，多么会躲闪问题，只要找着了他们，有办法使他们坐下来谈，即使他们是吹牛也好，发牢骚也好，他们在有意无意间总会透露一点新闻。唯有这一次采访阎锡山这个老狐狸精，竟落得“身入宝山，空手而回。”这时正是蒋介石下野之时。 1948年底，蒋介石的“戡乱”政策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遭到彻底失败。美国和桂系的倒蒋活动也日益明显。国民党内一些上层军政要员亦纷纷发出呼吁，提出和谈主张，要求蒋介石下野。 1948年年底到1949年初，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国民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乘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际，以倡议和平为手段，发起逼蒋下野，以图取而代之的活动。1948年12月22日，坐镇汉口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扣留蒋介石运送军械南下的船只。并反对从汉口地区抽调兵力增援徐州。同时白崇禧还派邓汉翔赴南京，要蒋介石从速下野。12月24日和30日，白崇禧两度电蒋，表示军心、民心均不欲再战，要求国共军队就此停止军事行动，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谈和，同民意机关向国共双方呼吁和平，要蒋“速谋决定”，“趁早英断”。12月26日，李宗仁提出和谈五条要求：蒋介石下野；释放政治犯；言论集会自由；国共军队各自撤退三十里；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军队，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同时，在桂系的授意下，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先后发表通电，倡议和谈，要求蒋介石下野。 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表示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却提出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的谈判条件。1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希望四国政府促成国共和谈，但均遭拒绝。 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发表后，桂系亦更加紧其倒蒋活动。白崇禧上书蒋介石，要他利用第三方面人士和中共和谈。李宗仁、白崇禧之间信使往返，谋划逼蒋对策。白崇禧派黄绍■赴香港与中共联系。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在桂系的威逼之下，1月21日，蒋介石在作了一系列经济、人事和军事部署后，发表文告，宣称：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 当日下午，蒋介石悄然离南京往杭州飞回溪口。 第253章 阎锡山特地赶到奉化，探访蒋介石。蒋介石颇为感动，盛情邀劝阎锡山暂住奉化。 这时，李宗仁“和平”攻势濒临破产。南京形势吃紧。阎锡山小住奉化后，即赴上海公馆。不久，蒋介石去了台湾。徐永昌到上海见阎锡山，相告“大势去也”。阎锡山在徐永昌面前，老泪纵横。4月24日，当阎锡山在上海公馆接到其堂妹阎慧卿的绝命电时，知悉梁化之、孙楚诸老部下悉数成仁，集体自杀后，当即涕泪滂沱，悲痛不已。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内阁与代总统李宗仁不和，于1949年3月8日辞职。3月12日，组成了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的内阁。何应钦内阁也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覆亡的命运。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已“迁地办公”，到广州办公。徐永昌在上海见阎锡山后，即乘飞机抵广州，又飞往台湾，去见第三次下野后去了台湾的蒋介石。蒋介石要徐永昌转告阎锡山，希望他能出面组阁，以挽危局。 尽管李宗仁“代总统”另有组阁意图，不过，蒋介石要让阎锡山组阁，李宗仁不得不提请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6月3日，阎锡山经出席立法委员超过五分之四的投票同意，而出任“行政院长”，据当时国民党中央社广州6月7日电称：阎锡山获得的同意票数，开创南京国民政府行宪以来历次阁揆的新纪录。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阎锡山的厚望。6月12日，阎锡山组阁完毕，内阁阵容如下：“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阎锡山（兼）；“财政部长”关吉玉；“经济部长”刘航琛；“教育部长”杭立武；“交通部长”陈良；“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张群、吴铁城、陈立夫、徐永昌、黄少谷、万鸿图（青年党）、王师尊（民社党）为“不管部”政务委员，“秘书长”贾景德。 阎锡山组阁后，企图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独树一帜，主张“国防部部长”职权要等于作战最高统帅，以便自己成为政治与军事的实际领导者，并企图收揽被蒋介石所排斥的官僚政客，作为政治资本，遭到了蒋介石、李宗仁的反对。在蒋李斗争中，阎锡山两方不讨好，蒋系人骂阎是“无能的白日梦者”，李系人骂阎是蒋介石的“走狗”。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并兼“国防部长”，真可谓临危而出，他以“战斗内阁”自矢，但毕竟为时已晚，已无法挽回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命运了。虽然是蒋介石在幕后一手支持阎锡山的，但在战略思想方面，阎锡山却是批评蒋介石最激烈的一个。 1949年秋天，广州闷热得令人难耐。东山梅花村32号的会议厅里，国民党的要人们正在意兴阑珊地倾听着阎锡山关于“扭转时局案”的报告。阎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策、领导、人事、心理都有关系。但在军事方面沦于今日土崩瓦解的状况，则蒋介石的战略思想不能不负其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守势作战。如在国共作战中，蒋在东北华北固守若干孤立据点，正好被共军各个击破，逐点消灭。及国共沿江对峙，蒋又坚持死守上海，而置长江沿线于不顾。其后和谈破裂，中共大军渡江南下，蒋又将主力撤守沿海若干据点，而使浙赣沿线变成了真空地带。凡此均足以证明，蒋介石的作战指导原则实有其一贯的传统。 阎锡山进一步加以分析：当兹原子世纪，兵器空前进步，守势作战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已无可疑。至于吾人对方，纯重攻势作战。他们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我方有生力量为其作战的基本任务。比如延安之役，我方沾沾自喜，以为最后总算粉碎了他们发号施令的基地，孰知他们事先已作出有计划的撤退，使我们扑了一个空，迄无所获。等到他们全力反扑，我们深入敌后的主力便全被歼灭了。这就是攻守利弊的具体证明。 最后，阎锡山提出了改变战略思想的方针，他主张不守点，不守线，而采取全面攻势作战，以期扭转劣势，挽回危局。 当时，吴铁城质问说：当抗战胜利之时，我们有大军500万，对方只有50万人，现在对方有300万，我们只有几十万人，如此优劣之势已成，怎能进行全面攻势作战？！ 阎锡山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会议终于作出决定，由阎锡山就其发言内容，写成书面意见，另外附加建议，请蒋介石将撤到粤闽海岸线的部队，调来大瘐岭一线集中，使与华中南下的部队紧密联系，配合作战。这一建议由吴铁城路过台北时面交蒋介石。但蒋介石对其建议未表示采纳，阎锡山不禁感慨地说：“蒋先生的战略思想是落后的，不合时代的，但蒋先生也有长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江西直捣广东韶关。6日，韶关解放，广州告急。10月10日，解放军逼近新街。由南京迁到广州办公不到8个月的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再迁重庆。10月14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乘飞机往桂林抵重庆。即日，广州解放。广州的“政府”迁至重庆办公。“代总统”李宗仁借口治病，弃职逃到美国。阎锡山代理中枢政务。阎锡山连电蒋介石来重庆“共挽危局”。11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贵州，威逼重庆。29日，“行政院”再迁所在地至成都。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逃往成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对成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12月8日，蒋介石、阎锡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政府”撤离大陆，迁往台北，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随之，“行政院长”阎锡山飞赴台北。 1950年1月，阎锡山卸去“国防部长”兼职，交徐永昌担任。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阎锡山因与李宗仁的颇多合作，已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要他把“行政院”交出来，阎氏即交上了辞呈。这样，阎锡山把当了不到9个月的“行政院长”交给了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等职。至此，阎锡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转入退休养老之年。 出国不成阎锡山在台湾，开始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105巷16号，后移住丽水街8号，独处一楼。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移居台北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青山草庐隐居，平时人迹罕至。在台北，阎锡山成了被大家遗忘的人。国民党政权的任何场合固然看不到他的踪迹，连报纸上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阎锡山自己呢，倒也“自得其乐”，整天躲在私宅里埋首读书，勤奋写作。据说，阎锡山平日不常下山，只是遇以“国庆大典”及蒋介石生日则必亲往参加，对机关学校邀其演讲，莫不有求必应。与他同住的仅有贾景德、张锦富等数人。 阎锡山到台湾后不久，看到局势不妙，便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准许到日本“从事著作”。他知道，自己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几十年的交往，阎锡山对蒋的为人很是了解，不过，阎锡山也一向自大。他常说，自民国以来的大总统、总统、国民政府主席及大小军阀，他佩服和尊敬的是孙中山，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他第一次到北平谒见袁世凯，不觉汗流浃背，俯伏在地，行了跪拜大礼。至于后来接任袁世凯的黎元洪，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袁世凯死了以后，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电邀他进京。阎锡山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政策是，对我有利，我服从，但他时时怀恨蒋介石，暗存倒蒋之心。阎锡山在山西执政，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法令，始终于表面服从，实际上自行其是，另搞一套。抗战期间，阎锡山无时不防范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吞并，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对他可能发动的袭击、围攻。当时，他对重庆蒋政府也是持以蔑视。他自负地用旁观者的态度，多次说到蒋介石无能，很难应付这种复杂纷坛的局面，认为自己比蒋有办法。他曾说：重庆政局是个大杂烩，当权者东一头，西一把，缺少一个总主意，无法支配这种局面。 抗战胜利以后，阎锡山之所以投身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列，也是为的自身利益，痴心企图保住他统治了近40年的山西地盘，为实现孙中山要他“替国民革命保持着北方这个基地”的嘱咐。 阎锡山逃离山西后，在蒋介石支持下，出任“行政院长”，自然还想着打回山西去的，同时他又与“代总统”李宗仁有颇多合作，并批评蒋介石的战略思想，蒋介石的不满可想而知。 现在，到了台湾，阎锡山失去了山西这块基地，也没有了大陆战局的危急可以作个缓解阀，加上蒋介石的独裁日盛，心里烦闷日增，自然想到出国“从事著作”了。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那封信始终不加理睬。阎锡山实在忍耐不住，私下里托蒋介石的一个亲信打听究竟。 第254章 过了一些日子，这个人很坦白地对他说：如果阎先生一定要去东京小住，总统也没法强留。不过，目前政府的经济情形相当困难，总统认为，要是阎先生肯把在日本的存款调拔一半回来，那么日本之行绝对不成问题！ 阎锡山听了这话，当然拼命否认他在日本拥有大量存款的事实，同时也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的念头。 凡是稍微留心时事的人，都知道在解放之前，阎锡山的名字是和山西分不开的。“山西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山西”，这是阎锡山当时常说的话。其实，山西离不开阎锡山是假，而阎锡山离不开山西倒是真。阎锡山一离开山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恨之树。 从1913年起，他一直在山西闭关固守，过着“土皇帝”的痛。为了不让别人的势力侵入山西，他在修建同蒲铁路时，故意把路轨修得特别窄，使得其他铁路上的车辆，无法在这条线上行驶。这种小铁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火车头和车厢的轮子能调宽窄，它可以在宽轨铁路上跑，而宽轨铁路上的火车则不能在窄轨铁路上跑。这就不难看出阎锡山的真实用意了。修成窄轻轨铁路，遇有外来攻击战事，有利时可运兵出击，不利时则将火车头、机车全部拉回，而使敌方不能利用。大概受到从前山西人的传统影响，他对于黄金美钞都不怎么感到兴趣，却一贯地把他的财产变成了黑白二物——大量的烟土和银元。究竟阎锡山有多少财产，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山西的公有资产，在大陆解放前即已被阎锡山盗出甚多，移往台湾、香港、日本及美国等地。据1957年6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称：其山西贸易公司迁台后更名为玉华公司，专营对日贸易，登记资金为40万美元，在日本设有联号东亚株式会社，公司董事由其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慧（在日本）及其私人驻日本代表徐士珙（字宏玉，为阎锡山妻侄）三人担任，东亚株式会社社长为阎志慧。其另一专营国外贸易的公司为同纪公司，最初和德国人合作经营，资金甚大，获利亦多，将资金迁台后，传已大部转到美国，由在美的阎志敏全权负责。其山西实业公司运台的一部分工作母机已先后分批卖出。此外，在陈纳德的民航公司中尚有一部分股份。在台所设兴中百货行和台兴印刷等小企业，因经营不善亏蚀，有歇业讯。 部分在台山西人因不甘阎锡山独吞山西公有资产，1950年即酝酿清算，1951年5月，曾由乔义生领衔发起清算。阎锡山对其旧部要求经济上帮助者，大都加以拒绝。这次，蒋介石要他交出在日财产为条件，让他去日本，当然阎锡山不敢再有去日本的念头了。 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职后，迁居阳明山隐居之前，贾景德及青年党之刘东岩、曾琦等曾策划，要阎锡山出面搞“第三势力”，以争取美国垂青，但阎锡山犹豫不决。1952年10月列为退役将军。 这次，阎锡山去日不成，便想去美国，避开蒋。便要王怀明在美国向“世界重振道德委员会”活动，邀请阎锡山以中国代表身份去美国参加会议。蒋介石已吃过放冯玉祥去美国后“胡说八道”的苦头，则不准阎锡山出国，而改派何应钦去参加了会议。从此，阎锡山知道蒋介石这位盟弟对他的意向，便不再有任何非份之想，而潜心于草庐隐居、读书、写作了。 写作不得1958年初，香港一家报纸传出消息说，阎锡山在台北整天躲在私人住宅里写书。当时那本书的书名虽然还没有定好，不过据他本人告诉人家说，“是一本反共的哲学理论基础。等到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全体党员就不会象现在这样的毫无精神寄托了。” 其实，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倒真是替自己找个精神寄托。他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活着，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到台湾不久，阎锡山看局势不妙，曾借口出国，在老蒋那儿讨了没趣，只有转向“内省”了。写自传不得，写时政文章也不得，于是便只有写写阎、蒋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反共到底。 阎锡山逃台湾后1951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又重新上台，再度行使“总统”职权。蒋介石为其长子蒋经国当政继续开道，曾委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又升二级上将，直至“行政院长”。蒋介石“家天下”的意图昭然世间。 阎锡山针对蒋介石的“传子”大发议论，著书立说，宣扬“传贤不传子”：“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经济上的病根，在家天下政权私有，废井田土地私有。。自传贤的制度传子之后，将增进人类幸福的政治设施，变为人类悲惨的表演。”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他的主张。 蒋介石听了之后，极为不快，授意山西籍人士贾景德、徐永昌转告阎锡山：“少发些空泛议论。”阎锡山不仅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警告，还受到了暗中监视。日子自然过得更不舒心。 回想自己的经历，阎锡山便决计整理《自传》。他在晚年自述说：我的家是个农商家世。初是个佃雇农，继而成自耕农。自我曾祖变农为商。我祖父时，即成一个小的地位，但一半自种，一半雇工帮助，亦可谓一个半帮工的自耕农。我父亲经营商业。 阎锡山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阎书堂念过私塾，后来弃学经商，在五台县城开钱铺。名“吉庆昌”。娶本村——五台县河边村小堡曲成义（字在左）之女曲月清为妻。清光绪九年，农历9月8日（公历1883年10月8日）生了阎锡山。阎锡山长到6岁，生母去世。阎书堂继娶定襄县陈家营的陈秀卿。过门时，陈秀卿曾提出不养前妻遗子为前提条件。6岁的阎锡山由外祖父领走抚养到16岁。阎锡山的童年、少年是在他外祖父、外祖母家度过的。 阎锡山从小不爱读书，淘气得没有边际，但他的性情却喜欢经营商业。 16岁时，父亲阎书堂便把他从外祖母家接回，与比他大3岁的徐竹青（字友梅）完婚。之后，便跟父亲来五台县城经营起“吉庆昌”钱铺了。生意一时兴隆。然而，好景不长，阎氏父子野心勃勃，想发大财，一次在金融市场上“打虎”失败。由于押的赌注太大，又没摸准行情，一家伙来了个大跌，负债累累。父子俩一合计，便逃出了河边村，到太原做起事来。 别看阎锡山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但他从小没有母爱，成熟较早，而从商后走五台，闯忻州、窜太原，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学会了一套社交办法，能说会道。在太原做事几个月，便与旅居“四海店”的黄国梁、张瑜拜为换帖三兄弟，患难与共。不久，三人同考山西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八五八书房又同去日本留学。阎锡山在东京专修军事期间，常出入旅居日本的孙中山的横滨住处。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便和瑜等人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为该会第一批会员。 阎锡山最早树立民主、民族思想，以至参与推翻清王朝的义举，都来自孙中山。回顾青年时期日本就学时，与孙中山的相处，阎锡山晚年在台湾对人说：“当时我与孙中山先生谈过许多次话，即认为中国这个革命是需要的，遂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 “铁血丈夫团”是我提议发起的。因为同盟会中文人居多数，但同盟会中的一部分军人认为革命的实施须靠军人，于是成立一个“铁血丈夫团”。而这二十八名军人，即为宣统三年（辛亥年）中国革命的中坚人物，各省的起义都督，大部为“铁血丈夫团”的骨干。当时，曾向孙中山宣誓，不惜牺牲，回国从事策动军事起义。” 阎锡山在日本求学时期，曾奉孙中山先生的嘱咐，布置华北革命，于光绪33年（公历1907年）与盟友赵戴文不畏生命危险由东京携带炸弹回山西。因此，孙中山与阎锡山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清宣统元年（公历1909年）3月，阎锡山等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这年，他27岁。阎锡山回到山西任清军标统（相当于团长）。当时，军队腐败，视命令如同儿戏，已经习以为常。有次在操场出操，营长玩忽阎锡山的口令，阎随即拔刀砍他，治军之严，从此可见一斑了。阎一面练兵，一面策划山西的革命工作。当时山西巡抚陆钟琦的儿子，和阎氏是同校同学，一面劝他防止革命党的活动，一面对他严密监视，最后又向他表示说：你如果革命，我父亲可以和平让位。这是陆巡抚教他儿子刺探他的心里，种种复杂环境，阎氏都一一妥善地应付过去。这时，武昌起义，阎氏便积极布置山西的革命行动，密定辛亥年10月29日在太原起事。 正在布置当中，陆巡抚命令他领发子弹准备开往临汾，以施其调虎离山之计。10月28日夜间，山西巡抚衙门电话通知布政使等，说武昌大局转危为安。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恐怕革命同志精神动摇，便毅然决定于29日拂晓从太原南门攻入城内，包围巡抚衙门，打死陆巡抚，占据太原。有力地振奋了武昌起义者的精神，支援了革命。阎锡山在被推为山西都督大会上说：今虽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大家不可认为成功。。。今天才是革命工作的开始，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河南、陕西动后，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为之，与全局的好处固多，而我们的困难甚大，愿与诸同志以革命的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 回首往事，阎锡山很激动，他曾说：起义成功，我被公推为山西都督，此为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即1911年10月29日，亦是我29岁的时候，是日又是我的生辰。 第255章 1912年4月，孙中山卸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但阎锡山主动致电孙中山，敦请早日赴晋；又特派代表邢殿元赴京劝孙中山赴晋；旋即派温寿泉、召恩慎、南桂馨三人赴京迎接。在阎锡山如此盛情相迎情势下，孙中山于9月18日到了山西太原。 孙中山莅临太原，一再表彰阎锡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前在日本之时，当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 去岁武昌起义，不到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省亦当致谢。 孙氏还为阎锡山写了“博爱”手书，并一再叮嘱阎锡山说：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方设法，保住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在袁世凯时期，孙中山曾派人密告阎锡山说：你要善于应付环境，保存山西实力，等待革命时机到来，再行出力。 阎锡山接受了这个指示，从此以为借口，当他的“土皇帝”。直到逃离山西之前，阎锡山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以“不离开山西”为指导原则的。 在民国时期，阎锡山为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曾制定出一系列的建设计划并努力实施，使山西获得了国民政府“模范省”的称号。而响应北伐、抗御日寇等等，也为他日后所津津乐道。 阎锡山整理《自传》，当他写到“中原大战”时，谈到下野，曾在《答客问的自述》一文中说，“那是一段难堪的日子”。但在谁胜谁败的问题上，阎锡山并不认输，“中原大战”由阎锡山下野而结束，但蒋介石也因“中原大战”而下野。蒋、阎争论不休，蒋介石硬说他是胜利者。阎锡山在与蒋介石几次直接交锋、生死搏斗之后，充分认识到蒋介石的为人：阴谋比任何人都多、野心比任何人都大、手段比任何人都毒辣、作风比任何人都独裁。此后，阎锡山也就不再谈写《自传》了。 阎锡山在草庐隐居，深居简出，埋首读书，确有其难言的苦衷和不胜的烦闷。曾有外国出版商，愿以美金二万元请阎锡山写回忆录，阎锡山以“我不往后看，我只向前看”为托词，而予婉拒。他晚年所作，也只是做些乌托邦式的梦想了：《共产主义的批判》、《现社会病及其治法》、《反共为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未来三百年之中国》等。《未来三百年之中国》是阎锡山最后一部著作，就其理想，为未来中国绘下一美丽的蓝图。1959年，当他正从事此一著作时，即曾患病，痊愈后自谓体力日差，恐难完成，故有暇即日夜执笔，而于1960年初完成，大为快慰。阎锡山也只有靠这个为自己的晚年找精神寄托罢了。 在台湾，阎锡山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抱定反共必胜信念，妄图再回大陆做他昔日的“山西土皇帝”。他曾对香港《真报》记者谈重返大陆问题：“一旦反攻号响，看吧，我还要请求率领健儿们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可见这位反共老人万变不离其宗。 可是终于看不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了。 病逝台北1960年5月23日下午1时30分，国民党“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阎锡山病逝，享寿78岁。 据称：阎锡山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且因此影响血管而导。致心脏病，曾先后于1952年、1955年、1957年住台大医院治疗，痊愈后出院，雇有特别hushi，在私邸长期疗养，体力日渐康复，精神殊佳。1960年5月18日，阎氏忽感不适，初为轻微之感冒，至21日病况忽然转剧，全身发高烧，乃延请陆军总医院医师诊治，诊断系属感冒，处方服药后，至22日，体温即见降低，病况一度好转。到夜间10时，病情渐趋恶化，突发生气喘现象，深夜12时后哮喘甚剧，至23日上午，贾景德氏闻讯，立即赶到阳明山探病，决定延请经常为阎锡山诊治之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医师诊治。上午9时许派员赶赴台大医院，10点偕蔡医师上门，10点半抵寓诊治，认为阎氏病况已转为肺炎，而且相当严重，主张立即送医院急救并住院治疗，或尚有望。先注射强心剂两针后，即车送台北，在途中又为阎氏注射强心剂两针，于11时许抵达台大医院，住特二号病房，并立即注射强心剂及输送氧气急救，不料病情已入膏育，医药无效，延至下午1时30分，溘然长逝。下午5时成立了以何应钦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贾景德及阎氏家属为其选择墓地。5月29日，阎大殓。蒋介石亲往致祭，送了“怆怀耆勋”匾额。阎锡山遗体葬于阳明山之七星山。 阎锡山病逝后，家属遵照阎的遗嘱，将阎生前写的自挽联分贴其指示处。 第一副贴灵前：上联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下联是：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横联为：朽嗔化欲 第二副贴楹柱前：上联是：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下联是：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 这大概是阎锡山晚年读书静悟对其一生的终极体会吧。 第三节胡适不默而终溘然长逝1961年初，胡适大病一场。从此深居简出，不外出、不会客，过起接近隐匿的生活。他每天严格按“作息时间表”生活，早八时起床，在绿草如茵的庭院中作上点轻微运动，作深呼吸，早餐后开始看书；他开始听从医生的劝告，对秘书和hushi小姐的安排更是言听计从，晚上从不熬夜。他静养得精气神足，有人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去学校讲课了？”他笑笑说：“年纪大了，应该让年轻人了。” 12月17日，是胡适70岁生日，胡适在台大医院的待一号病房里度过了他的七十寿辰。胡太太江冬秀女士特地亲手做了一些寿桃、寿面送到病房，“副总统”陈诚派人送了一大篮鲜红的玫瑰花。胡适谢绝了任何祝寿仪式，但前往医院祝寿的人仍络绎不绝。亲友在门口挡驾，但进入病房的人并不少，门口所列的两大册签名簿，填满了政府首脑及学术界人士的名字。胡适披着一件紫红色睡衣，坐在床上捧着于右任老先生亲笔题赠的《右任诗存》细心欣赏。有记者请他发表一点“七十感言”什么的，他笑着说了两个字：“老了！”胡适看了签名簿上的寿序，其中书法家毛子水写道：“胡适之先生四十五年来对祖国文化和教育的努力，是没有前例的。”胡适又笑着说：“每篇寿序都使我看了脸红。”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第五次院士会，王大中、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骋等院士，由国外赶来参加，胡适感到格外高兴。会上选举了七位院士：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李景均、陈■、何廉。其中有五个是住在国外，在台湾的只有两人；而当天出席会议的只有陈■，梅贻琦因病未到。翌日下午举行酒会，共一百余人出席。胡适首先致词说，这次院士会议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海外四位院士回来参加更令人高兴。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又说：“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李济接着发言，大意是，科学不能在台湾生根，他对此感到忧虑。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发言。他的发言回答了李济提的问题，他说，不能生根的原因主要是缺乏适宜的环境。胡适表示赞成吴的发言，接着便发起了牢骚：“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指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的讲演），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讲这些话时，胡适显得非常激动。他说不生气，大概是不能自抑了。又说了几句，声音很大，突然把话煞住说，“好了，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人们开始散了。胡适站起来送客，一转身，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脑袋碰在桌边，再摔到磨石地上。经紧急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后将遗体抬上床时，可能是移动了身子的关系，只听得胡适叹了一口气，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潜心治学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蒋介石欲改组政府以收揽人心，于是在南京召开“国大”。美国人此时想借机将亲美的胡适扶上“总统”宝座，老奸巨猾的蒋介石为讨美国人欢心，亦假意装出让贤姿态，请胡适出任“总统”。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博士一度凡心旌动，欲就政坛高位，转而看出蒋介石不过口头说说，表表姿态而已，并无真心让位之意，乃婉言辞谢。 至11月，蒋介石派陶希圣赴京，与胡适多次会晤。 第256章 12月，陶希圣奉命再邀胡适到南京任行政院院长，全权组阁。一个风霜之夜，陶希圣到东厂胡同胡适的住宅，在胡的书房里作了一次长谈。胡适此时已觉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心再搅和进去，便推说有心脏病，不能胜任这种繁重的职务，却推荐傅斯年等人阁。陶说：“你何不选他为副院长，将日常的院务交给他做？”胡适正色道：“我不担任这一职务则已，担任了就要负责任，不能推。” 此时，杜鲁门压倒杜威再度连任美国总统，胡适所希冀的美国的强有力的支持已成梦想，遂觉大局已定，开始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南撤，书房里一片狼藉，一百多箱书根本不可能带走。胡适嗜书如命，却又无可奈何。他托陶希圣将其父的遗稿及自己的《水经注》稿带往南京，交傅斯年保存。他对陶说：“我不打算收拾书籍，就这样散在那里。我决意不先走。我一动学校就散了。” 此时北大已人心惶惶。常有人来问胡适对时局的看法及他本人是否有离北平及迁校的打算，他总是苦笑着说，他是支持傅作义的，如果这时候谈迁校，对北方的民心影响太大。 12月13日，胡适为北大5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回顾了北大发展的历史，结尾处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健，祝他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12月15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到北京接胡适等人。胡适临行前一宿不曾睡，只是看着他多年购置的一百多箱书发呆。最后决定只带一部二十六回本的《石头记》抄本走，他说“这是我的宝贝”。当天夜里10点钟抵达南京。 胡适此时心灰意冷，对国民党不再抱甚希望，决意潜心学问。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纪念会上讲《整理四百年来〈水经注〉成绩小史》，报告他研究《水经注》的心得。这是他准备终身从事的学问之一。之后移住上海霞飞路，继续潜心治学。2月作成《齐白石年谱序》，并联系出版了此书。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部书。 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里，胡适很是难堪。一个丢了地盘的空头大学校长，又值江河日下，不甘冷遇的他提出“和比战难，苦撑待变”的口号，遭到一片热骂冷讽，所谓一介文人书生，坐着说话不嫌腰疼。精神上痛苦、晦暗之时，私下里和一些好友商量，筹组《自由中国日报》在上海出版，还预备着呕心沥血“以言论救中国”。不料上海的局势也渐渐不稳起来，遂准备日后到台湾去出版。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4月上旬，胡适受国民党政府委托，以私人身份悄然去美，乞求美国政府援助。赴美途中，胡适在船上替《自由中国半月刊》拟定了四条宗旨，又为早年好友陈独秀死前遗留下来的论文及书信的一本小册子写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一文。 这时国内“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5月，胡适先后三次去华盛顿访问许多同情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都说是一筹莫展，有心无力。他看到这班老朋友如此灰心丧气的失败心理，“感到不是私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16日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其后，避居纽约，美国许多大学来聘请他，都拒绝了。据说美国有位曾经做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万余的讲座，并新建住房，供他终身使用，结果也被他拒绝了。表明他是不愿入美国籍的。1950年在他花甲之年，国民党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仍与其老妻江冬秀过着异乡生活。后来他回忆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哪有人来帮助我？”为了生计，这年他接受了普林斯登大学之聘，任该校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期满后仍任荣誉主持人。胡适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水经注》的考证上。关于《水经注》的真伪问题，他从1943年开始重审此案，前后用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夫，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此案一百多年来几乎已成定案。现在他用千百个证据，把这个诬告案子昭雪了。他认为戴并没有抄袭赵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戴的书；全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说他不老实，“英雄欺人”。又说：他自己开始审这个案子是打抱不平，要为同乡戴震申冤。这桩学术公案经过胡适的长期考证后，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有了一个公平的评价，这对后人的研究颇有帮助，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胡适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他与夫人住在纽约一家公寓，进门就是一小客厅。有客人来，由胡夫人亲自斟茶。 1951年12月17日，这天是胡适的生日，天气很冷，大雪纷飞。他在普林斯登大学讲学回家的车上，暗自思量：今年已是61岁了，所得的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他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所以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于是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下卷《中国思想史》；第二笔债完成下部分《中国白话文学史》；第三笔债《水经注》的考证也应该判决了；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由此可看出，胡适客居外域，晚景并不乐观，其中苦楚凄凉、思念故园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第二年他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讲学之聘，由美第一次回台湾。在台大他以“治学方法”为题，连续作了三次学术报告。讲的内容，多是过去的老话，他说：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做一个公式或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他说出来，但没有一个满意的表达方式。现在我想起二三十年前的那两句话，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胡适此时拿出了他早年留美时练就的看家本领——演讲。他口才极好，思路敏捷，表达准确，语调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加之潇洒有力的手势，很能鼓动人。这几年他对治学方法颇有心得，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妙语迭出，很受青年人的欢迎。这似给他并不年轻的身体打了强心针，重又活跃起来。 第二次讲治学时，他告诫青年人要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所谓勤，就是不偷懒，举他考证《水经注》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经验为例。谨，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孔子说的“执事敬”，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和，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人气。他说：“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缓，是不要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在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到找了更好的证据，再来审判这案子。他认为这点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最后他说，有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他说，做研究工作要得以好的成绩，需要有三个条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够随时地扩大材料；（三）能够扩充研究时所用的工具。他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说：因为所用方法比较严谨，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我们研究工作才能有点成绩。这点是他感到可以自慰的。 胡适早年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他一生对杜威的实证主义哲学推崇备至。他曾在台湾师范学院讲《杜威哲学》两次，又应社会各界之聘，作了多次演讲。有一次，在新闻界的欢迎会上谈他治学的经验，其中特别强调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他说，“我教书教了三十多年，都是拿极小的题目，各方面研究周到。否则便毫无用处”。“能够这样研究下去，一定有成。”并引佛语“功不唐捐”来加以说明，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此外，他在台东曾与中学生讲《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问题。关于修养，他说应该注意两点：（一）是工具的求得，不论就业或升学，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其次是基本的科学知识，在学校里读书，应该把它当作求知识、做学问、做人的工具。他说，拿工具的观念看功课，功课便是活的，这也可以说它是中学生治学的方法。（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说中学生是定型的阶段，与其注重治学的方法，倒不如提高良好的习惯的养成。有了良好习惯，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将来都会有成就的。至于择业，他主张应该根据个人的兴趣、性格、天才，看适于那一行、能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可赶时髦，求好的待遇。选择学业也如此，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情、天才来决定，不可勉强从事。 胡适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之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天资聪颖，兴趣广泛；兴之所致，均有所获。 第257章 在大陆时，他已奠定了在哲学、文学领域的泰斗地位。离开大陆之后，他亦广泛涉猎于文学、哲学、考证、历史、教育之间，虽不深入，然见解独到，笔锋犀利，有专致于某一领域者不及处。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文人，喜名喜利，喜夸夸其谈，亦常有哗众取宠之举，故亦处处招人嘲讽与非议。然胡氏不怕人骂，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自得其乐。 胡适不是个成功的政治家，却不失为一个成就卓然的文人。他以一腔书生气、满腹经论翩然穿行于美台之间和学术与政治之间，为传统型学者不耻，为职业政治家们所嫉。他正应了现代文人徐卓呆的名言：“为人之道，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他一生功名成千书卷气，却终为书卷气所累。观中国历史，觉中国文人不仅与中国老百姓隔了一层，与中国之政治亦终格格不入。其实对读书人之重视，中国举世无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那书读好了就可去当官，治国平天下。然文人当官者终难以为久，不是被杀了头，就是“归去来兮”，文人们非不能为之，即不屑为之，总觉得读书人之本份在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所谓“文章千古事”，官场如烟云。胡适幼即熟读经史，自然得“学而优则仕”其意，却终脱不掉文人清高的架子，故当不了合格的政治家，只能为一文人。有言毕加索之成功在于将艺术与金钱结合之成功，套之，则胡适为文人的成功在于将学问与政治的结合的成功。 人生哲学胡适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并不宽裕。但其母教子极严，虽未学孟母三迁，仍留下贿师训子的佳话。胡适幼时即熟读经史子集，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留美多年，接触了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回国后挥舞新文学运动的大旗，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左冲右突中逐渐形成了他具有独特色彩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 在人们的印象中，胡适是一个极具中国传统型文人学者风范的大学者。 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流布深广。他一生专治的学问，为《水经注》研究、《中国哲学史纲》等，考证色彩很浓。但他毕竟不是传统的书斋型文人，他博览古今，学贯中西，兼涉政治，爱出风头，以至身后多年仍被众说纷坛。 观胡氏一生，仍是被深深烙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学说的烙印。以此观胡适，便不难理解他周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并几度沉浮的一生。他把介入政事作“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遇挫折则回到书斋，专心治学以独善其身。他的一生都在这种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中观望徘徊。他的被人骂为“老油条”也不外因乎此。 1959年1月7日晚，胡适应台湾大学华侨同学会邀请，作了题为“一个人生观”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胡适以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为起点，谈到知识的快乐，谈宗教问题。从这篇演说中，可集中看出胡适的人生哲学。胡适认为，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态度，每个人都有个人自己的人生观。他说，他在年龄上多活了几年，他要将他生活和经验中得到的一些体会，给年轻人作为确立自己人生观时的参考。 其主要内容可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平凡的，也是不令人骇怕的。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个人主义是洪水猛兽，可怕万分，事实上并不这样，真正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并无一点可怕成分。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就有一个很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那就是大政治家王安石。王安石一生克己刻苦，在衣食住行方面从不讲究，并且一生为国，谋福谋利，看起来似乎不是个人主义，但在其诗文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是“为己，为我”。王安石有一篇文章叫《杨墨》，“杨”是杨朱，“墨”是墨翟。杨朱主张为己，墨翟主张为人。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非常赞赏杨朱，他说：“杨朱为己，学者之本；墨翟为人，学者之末。”象王安石这样一个不为己的人，却看中了杨朱的“为己”，为什么？胡适说，王安石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在有余的时刻，就该为别人，而且不可不为别人。 胡适还举了易卜生为例。易卜生晚年曾经给一年轻朋友写信说：“最期望于你的只有一句话，希望你能做到真实的、纯粹的为我主义；你要有时觉得天下事只有自己最重要，别人的不足想；你要想有益于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胡适说，易卜生这段话，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够的知识、能力与情感之后，才能再去为别人。 修己以安人胡适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有一次问孔子说，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将自己慎重地培养、训练好。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人。”意思是自己培养、训练好了，再去为别人。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修养好了自己，再去为百姓，就是圣人如尧舜也很不容易做到。孔子这一席话，也是以个人主义为起点的。由此可见，从19世纪到现在，从现在到孔子时代，差不多都是以修身为本。因此个人主义并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年轻人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更是需要慎重地把自己这块材料培养训练教育成器。 知识的快乐胡适说，他现在已经68岁，转眼即将70岁。他的人生中，认为最值得与年轻人谈的，就是知识的快乐。一个人怎样才能使生活快乐？人生就是为追求幸福与快乐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曾提及三种东西，那就是：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但是人类要追求的快乐范围很广，例如财富、婚姻、事业、工作等等。但一个人的快乐是有粗有细的。胡适说，他在幼年的时候不用说，从他有知以来，他就认为，人生的快乐就是知识的快乐，做研究的快乐，找真理的快乐，求证据的快乐。从求知的欲望与方法中深深地体会到人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人生，去探求无限知识，实在是非常快乐的。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胡适从这样一则故事讲起。有人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子路不答。后来孔子知道了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老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胡适认为，从孔子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知识的乐趣。还有一则故事，古希腊有一位数学家阿基米德，一天他被国王请去计算金制成的王冠有没有掺进银或铜。他没法计算，一天到晚苦苦思索。几天后，他到澡堂洗澡，当他跳下水中，水就溢了出来。他顿悟所以，高兴异常，赤身露体地从澡他跳了起来，沿街跑去，口里叫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说明了知识的快乐，一旦发现了证据或真理时的难以言喻的快乐。 追求新知识的精神胡适分析说，英国大诗人勃朗宁新著的一首诗《一个古文法学者的葬礼》；另一位诗人丁尼生写的一首关于古代希腊大英雄尤里希斯不愿做小岛的国王，而要继续冒险的诗，都体现着十九世纪冒险的、追求新的知识的精神。尤其是丁尼生诗中说的“过去的是过去了，现在我们还是我们；过去惊天动地的事是消逝了，但现在的我们还是我们。虽然时间与命运使我们渐趋衰老，然而我们的意志仍然坚强；我们要永远去发现，永远不停步。” 三“立”与三“w”胡适谈到宗教问题时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信灵魂与鬼神；但他认为一个人总是有一种制约的力量的。相信上帝的人，上帝是他的制约的力量；我们古代讲孝，于是孝便成了宗教，成为一种制约。现在台湾宗教很盛，有人信最高的神，有人信很多的神，尤其是现在处在这动乱的时期中，许多人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他所说的宗教，乃是一种说法。中国古代亦有此种观念。当孔子四五岁时，有位圣人即讲过人生有三种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讲人格与道德，“立功”就是建功，“立言”就是思想语言。在国外也有三个w之说，就是worth，work，words。这三个不朽，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却不十分民主。一个人要立德、立功、立言到什么程度，胡适认为范围必须扩大，因为人的行为无论为善为恶都是不朽的，我国古语云“留芳百世，遗臭万年”，便是这个意思。 言行对社会负责胡适把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的故事，孔子所解释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从社会影响的角度作了比较。他说，一个老乞丐的死，使释迦牟尼创造了佛教，希特勒的那本书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了数百万生命，这都是不朽的。他用痰和细菌来说明这不朽的道理。他说，一个人在社会上，他个人的为人，他个人所做的事，有渺小的也有伟大的，这渺小与伟大的事均会在某一时间，某一人、某一场合有其善的影响，亦或恶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均应对社会负责，这便是社会的宗教、社会的不朽。一个人为人的善恶好坏，以及他的人格、行动、思想、文章、说话真正对社会有影响。 第258章 我们千万不能让我们的言行在社会上发生坏的影响，因为即使有朝一日我们死了，我们的留下的影响仍永久存在。我们要一出言不敢忘社会的影响，一举步不敢忘社会的影响。即使我们不能使我们在社会上留一白点，也绝不能在社会上留一污点。社会即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制约者。 孝子婚恋胡适与夫人江冬秀从一而终的婚姻家庭生活，乃文坛佳话，往往成为青年人对婚姻爱情的楷模。胡适毕生挥舞思想解放、反封建的大旗，却对这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从一而终，看似不可思议，实与他的忠孝古训的熏陶及温良性格与主张关联密切。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在结婚后三年，丈夫就过世了。冯老太太年轻守寡，把胡适抚养成人，并使其受到系统的良好的教育。这些慈样节义艰苦卓绝的精神在胡适幼小稚弱的心灵里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饮水思源，崇恩报德，自幼就决定弹精竭虑来对母亲尽孝，即使牺牲其个人的某些幸福亦在所不辞。 1904年，胡适14岁时，冯老太太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与他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旌德县江村人，与他家相距40里，名江冬秀，比他大几个月。胡适为迁就母亲，不忍违其愿，与这位自幼缠足、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换了生庚八字。胡适后来考取清华庚款留学名额，将赴美前，冯老太太召胡适回乡订婚。胡适既誓言对母亲尽孝，当然不敢说个不字，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须等他学成归国后方能完婚，二是这位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必须读书。两家都乐于同意，于是江冬秀小姐开始受文化教育。 当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曾为“私塾女弟子”陈衡哲单恋有年。陈在上海号称“沙菲女士”，有殊色，美闻天下。胡适第一次见到她就心旌飘摇，不能自己；陈对胡适亦是情有独钟。但胡适格于母训，婚姻不能自主，所以对“沙菲女士”所表露的情意，采取了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态度，虚与委蛇，并无坦然接纳和单刀直入的勇气，就这样相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终于陈衡哲等得不耐烦了，就明确问他对婚姻的态度如何。胡适答以慈训森严，不能自由。陈斥曰：“时人有谓‘不自由，母宁死’，你为何竟甘受这不公平的约束？”胡适忸怩地回答：“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沙菲女士”不能明白胡适的这个“哲理”，当场为之气结。胡适辜负了一个摩登女子的一腔衷情，郁郁远涉重洋去了。 1914年，胡适花了一番功夫，策动旧情人陈衡哲也到美国留学。这时，四川任叔永和江西杨杏佛因参与辛亥革命有功，奖励赴美深造。他俩都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正好在赴美途中与陈衡哲凑巧同船。以此他们到美国后过从甚密，深谈款洽。胡适原对陈衡哲负有一担子的感情债，觉得有替她找一个合适对象的义务，因而趁势替陈与任叔永做媒，并促其早日成婚，使他得以早日解除包袱，了结一场鸳梦。陈任结婚之日，胡适特题“佳人难再，国士无双”以赠，对陈衡哲未了之情，跃然纸上。胡适去国十年，一回来就同江冬秀结了婚，因江后来已经等得不耐烦，她曾这样说：“嫁妆绣剪已生锈了。”胡感其用情之专，一度倒是非常恩爱的样子。但据知情人透露，胡适在上海时表面上道貌岸然，背着人却逛窑子，玩长衫姑娘。一次胡适同郭夏初夫人、李孤帆夫妇及郭太太的妹妹等在汉口“武鸣园”吃饭，忽然对面阳台上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胡适看得目不转睛，旋即奉杯相敬：“请！请！”这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以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总非所宜。据此，有人分析说，胡适不过假装正人君子，实以强力抑制他的潜意识而已。更有人作如下判断，认为胡适对婚姻和恋爱都不敢违背与反抗现实，实乃他后来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分子的主要因素。 文人议政胡适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俨然的“君子不党”古训真传，给人印象似乎他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其实不然。胡适对王安石的“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则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甚为推崇。自然，他是以治学为“为己”，以议政、参政为“为人”的。胡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极赞赏，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媲美，其书生气赫然。胡适早年留美的教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就是对政治极感兴趣的学者，他对当时美国各政党被企业财团控制的状况深为不满，曾企图组织一第三政党与之抗衡。胡适在他的《留美日记》中提到杜威处，讨论时局的时候远比讨论哲学为多。他在1917年5月30日归国前夕的日记上这样记载着：“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嘱适有关于远东局势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有这样的教师，自然会有关心政事之学生了。 胡适留美时，学习了演讲技巧。离开大陆后，他往来于美台之间，主要以演讲的形式宣扬他的政治观点。与林语堂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卖西方文化一样，胡适在台湾的多次演讲与谈话，均为“借美喻华”，在台湾的青年人中宣传美国的所谓科学、民主、自由；这在崇美倾向风行的台湾青年中，是很受欢迎的。 反共之心不改1952年11月30日，胡适第一次赴台，即应一些团体之邀，在三军球场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讲演，宣扬他的“自由世界”全球五点计划，强调“解放苏俄”，是一切战略的根本，如果不能解放苏俄，那么，保卫自由欧洲，保卫自由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和被征服的东欧、中欧的其余四点计划，必将至于落空。 胡适认为，鉴于世界范围赤色势力的泛滥与猖獗，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自由世界所犯的三大错误。 第一，“全面援助苏俄”，使苏俄变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第二，由于雅尔达密约，把苏俄请回了远东，使之获得无比的利益，让它又变成了亚洲第一强国；第三，由于美国军队的有声有色、乱哄哄的复员，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造成了 第三个错误，更进一步地使苏俄成为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但胡适还是乐观的，他把“反共复国”的希望押在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上。美国在各地的军事扩张，尤其是大举侵朝，更是使他兴奋不已。所以他在谈到“中国的前途”时说：“我们的前途，当然是联系在自由世界的前途上。自由世界有前途，我们也有前途；自由世界有力量，我们也有力量。以过去的三大错误证明，自由世界软弱时，我们就吃苦头。今后，我们命运的好转，也将系于自由世界的好转。不过，我并不是希望二次大战复活，我们便可回到大陆；而是说，在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战斗中，我们仍然应该有所努力。我们一定要回大陆去的，但这一天，我常说它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胡适说：“虽然我们的命运系于自由世界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得打最不如意的算盘。我们希望的是自己如何去解放大陆，而不是我们如何回到大陆。我们的努力是要使四亿五千万大陆同胞的庞大人力，不能为共产党所利用，而变成自由世界的重大威胁。” 胡适说自己并非战略专家，但经过慎密思考，提出下面五点全球性战略计划：一、保卫自由欧洲，这项已经在北大西洋公约下开始实施；第二，保卫自由亚洲，和自由的太平洋，日本、菲律宾、台湾、澳洲、新西兰等地，签订协议形成防守线：三，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包括北韩及中国大陆在内；四、解放被征服的欧洲，包括中欧、东欧在内；五，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苏俄；这也是做到前四项的保证。胡适认为，无论美国或英国统帅部来计划战略，也应该如此考虑。 胡适在结束时，振臂高呼，呼吁大家在自由世界全球性战略中，站在自己应有的地位上，尽其应有的努力，跟定自由世界，拼力向前，这样做去，前途是会光明的。 胡适这篇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演讲，本不足道，但对惶惶不可终日的刚逃离大陆、喘息未定的一些人，自有其鼓动力量。演讲不时为震耳欲聋的掌声淹没。随着演讲结束，大群听众冲过警卫，紧紧包围胡适，本来演讲已很感吃力的胡适不由得出了一身大汗；直到他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挤出重围，登上汽车时，仍然排满了以一瞻胡博士风采为快的人。 1958年4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此时的胡适仍反共之心未减，只是不再似1952年回台时那样锋芒毕露；既任“院长”，乃以一种“学者”的姿态和口吻，极尽贬嘲共产党之能事。6月13日，胡适在“国立”政治大学发表题为《从中国思想史上谈反共运动》的演讲。胡博士对当时有些许自命为“中国通”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大陆为共匪窃据”之说不以为然，他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这些人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一面主张“均田”，一方面又拥护君主zhuanzhi，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反对独裁与极权统治。胡适指责共产党是一种zhuanzhi独裁，而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 第259章 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顺乎人性的，而共产党是背逆人性的。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建立在乎平常常的人性和人情之上的；老子和孔子都不主张极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与人”，二者其义虽然相似，但比较起来，还是我们的老祖宗更近人情。 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很好笑，来源自一篇小说。他说，共产党是不是讲人性、重人情呢？他看过一篇小说，是一位名叫姜贵的青年作家写的，名《今■杌传》，内容述及共产党在山东时的一段历史，其中一个人对一位老共产党员说：“你老人家干共产党，是离开现实的，你所凭的只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象修仙的人，学着打坐、辟谷一样。。”。 胡适说，共产党用暴力来维持它的政权，用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来统治，这都是我国古代根本没有的，既不通人性，也不通人情；孔子曾说过：“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表示人性与人情。在文明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内，皆有自己的亲属不能作证人的规定，也就是顺乎人情；而在共产党的社会里，却叫人父控其子，子控其父，将人情完全抹煞。 胡适对私有制社会吹捧备至，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人自食其力的社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理想化社会，也就是私有财产的社会。以此攻击共产党的公有制不合人性。胡适说，中国不仅是农业国，也是个商业国家，我们的老祖宗并不反对做买卖；农工商人士人人平等，人人可享受自由，人人都应该有财产；可是共产党却不许人做买卖，想出“公私合营”的办法，来吞并人民的财产，拿别人的本钱来做了自己的生意。 胡适以老子及孔子的“无为政治”来说明古代的自由思想。他说：“再看看大陆上的共产党，不但处处干涉，并且干涉到别人的家庭，使每个家庭毫无隐蔽，象这种政治，是否符合中国的思想呢？。。共产党竟然不尊重人格，不尊重真理，而抹煞了人的自由。我们反共，也就是为了这些理由。”胡适说，他个人一直是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也反对他；共产党为了“清算胡适”刊行了一部分书籍，其中《胡适思想批判》就有八大章，共三百万字；这些书倒是印得好，布面精装；此外还有一套《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也有七八十万字。胡适说：“我从未批判过马克思主义，他们竟认为我是马克思的死对头，认为我的一生全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共产党的眼睛倒是很亮，居然看出来了。” 胡适最后说：“其实，揭穿开说，他们清算胡适，就因为胡适要求证；不管任何主义，都应该尊重个人启由。我在《胡适文存》里曾以红楼梦小说人物考证，并不是叫你们看小说，我是叫你们获得一种方法，叫你们不受欺骗，一切都要拿证据来。我曾说过，让孔夫子孟夫子牵着鼻子走，不算好汉，给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汉。” 胡适的这篇演讲，貌似学者姿态，书卷味十足，其实连外行也能看出来漏洞百出，完全立不住脚。胡博士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实证主义荡然无存。不说人生之价值、信仰并非“不被人牵着鼻子走”这类书生气十足的方法论的问题，即便如此，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是否就算作好汉？ 当年胡适逃离北平，有人问他的儿子（胡思杜）是否一同来了南京，胡博士似笑非笑地说：“他没有来。我也不勉强他和我一同南下；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得多。再说，谁也不能主观地断定共产党不会把中国弄得好好的。” 看来胡博士早年对共产党并无多大介蒂，而晚年的高喊反共，及殚精竭虑出谋划策，要么是为了讨蒋氏欢心，要么是为了显示自己信仰之不变，抑或文人之哗众取宠、出风头的劣根性使然。 科学救国1910年，胡适考取留美官费生，入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在选择专业时，他很犹豫了一阵。他二哥曾劝他学工矿，以便将来回国时好谋事，而他对这个实在是没有兴趣，考虑再三，来了个折中，选学农科；其中原因还有农科不收学费，他可将官费节约下来，寄回贴补家用。但农科亦终非兴趣所在，后终转文科。 1958年12月8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到台中一游，应“中国农学会联合会”之邀，对该会千余会员演讲，题目是《基本科学研究与农业》。 胡适首先自称是“农学的逃兵”。“不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准就要在科学、理论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胡适对农业，自然如他自己所称，是“门外汉”，不过这天他精神格外好，于是用讲故事的口吻，谈台湾农业进步的一些事实，举出台糖公司采用南非0310甘蔗种改良台湾品种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尝试”，所获得的惊人成果完全是“道地的基本科学研究的结果”。胡适凭直觉认为发展农业科学必须从充实农业基本科学开始，也就是从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做基本研究与实验，只是台湾现在尚无完备的基本研究所和实验室。他泛泛地强调了一番基本科学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勉励大家做基本研究的学人。 和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胡适对“科学救国”有一种直觉的敏感。他举例说新蔗种的故事就是“科学救国”的最好、最美的故事。“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胡适最后以他“昨夜所作的三个很甜、很美的梦”结束演讲。 第一个梦是“农复会”包办了台大农学院的“土壤、农业、化学、植物、病理与昆虫学”三个研究所，办成了三个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 第二个梦是台糖分公司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植物学基本研究机构。 第三个梦是烟酒公卖局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也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化学基本研究机构。 胡适说：“我相信这三个甜美的梦，都是不难实现的。”“无论如何，很甜美的梦总是值得做的。” 胡适对教育也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发展科学必须首先发展教育。胡适有一次对来访的记者谈他对台湾教育的看法。他称赞台湾的教育的普及，是大陆任何省份所没有的。他不讳言这些基础设施是日治时代就打下基础的。他象一位教育主管前来对付质询的议员似的，搬出一些比较数字，恳切地说明台湾大学数字的增加，其中侨生所占比率之大，可看出现在成绩比原有基础有了惊人的发展。他强调说，今天能把教育工作做好，也就是反攻复国有了重要的根本。 不过，胡适也提到一点尚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从科学人才的缺乏，谈到出国留学生不愿回国的问题。他说，一百个出国的留学生中，竟难得有十个学成归国。他认为，这不单纯是这些人回国后的安插和待遇的问题，还包含着台湾的学术空气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回国后，不但要工作，还得继续学习；他们必须在一种科学的与自由的学术空气中继续有所长进。 鼓吹“民主”“自由”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周旋于美台之间且深得台湾文化界欢迎的资本，就是他对美式“民主”、“自由”的鼓吹与宣扬，在各种场合与当局针锋相对而又颇具策略的斗争，当然只是在口头上。 1958年5月27日，胡适应《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的邀请，在台北南阳街“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大礼堂，与50多位《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作者、朋友及台北市若干位民营报社的社长们聚餐。席上，胡适发表演说，先指出台湾确已较以往有更多的言论，是一件很值得兴奋的事。他说，《自由中国》杂志社在这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以及各民营报业同仁所作的努力奋斗，都是使他敬仰钦佩的。新闻言论自由是靠人去争取来的，只要大家锲而不舍地去争取，力量是不会白费的。他推崇《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在争取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贡献极大，实在有资格让文化界人士塑造铜像来纪念他。 谈到因当局修正出版法所引起的风波，他认为实在不了解当局为什么要在此时有修正出版法之举。他说，也许当局以为争自由争民主的人太多了，风气太盛了，想以修正出版法来抵制。“其实，无论是旧的或新的出版法，都不可能达到限制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 这年12月22日，胡适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聚餐会上又发表演说，谈及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诚如胡秋原先生在《民主潮》所发表的一篇《论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传统》文章中引用严复所说的：“言论自由只是平实他说实话。求其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55年前严复的话，至今还是不变的真理，也是言论自由最好的注脚。胡适说，言论自由也是一种习惯，在社会上培养起容忍批评、接受辩论的习惯，言论自由的尺度自然就慢慢宽起来。怕讲民主自由的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养成习惯，所以总怀疑人家的批评不存善意。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发。国民党当局终于开刀，雷震等人以涉嫌叛乱条例而被捕，《自由中国》杂志被封停刊。 第260章 胡适此时正在纽约，得知消息后，即打电报给“副总统”陈诚说：“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恐将腾笑世界。”胡适建议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随后再电陈诚：“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在回答美国记者问题时，他说：“这个杂志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我诚挚希望雷震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而不付诸军事审判。” 胡适的谈话在台湾引起了极大反响，但雷震仍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10月22日，胡适自美返台，当晚即声称，他个人认为，对雷震所判10年徒刑“太严厉而且是不公正的”。值军事上诉法庭正在重审雷案，胡适表示，他愿意在军事上诉法庭作为雷震的一个证人。他说：“我仍然相信雷震是一个爱国反共人士。”他在接见“英文中国日报”记者时的另一次谈话中说，雷震案件“在自由国家的心目中大大损害了国民党的事业，因为它牵涉到出版自由这个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胡适的奔走呼吁仍无济于事。最后，他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 胡适以自我解嘲给自己下了台阶。 此次事件后，胡适只能是在南湾（台北与基隆之间）的“中央研究院” 坐冷衙门，往往通宵失眠，并患了便秘，久治不愈。一向乐观的胡适，这时见了熟人也不免唉声叹气不已。 这当口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不能不提。台中农学院院长王志鹄，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物，把所有主张自由民主的学者，都看成是共产党，乱抛帽子，在此之前因为省政府有将农学院改为大学之议，他为了争取校长的地位，向该院学生发表演说，主张派一架飞机将鼓吹自由民主的胡适等人空投到大陆去。此言一出，令人莫名其妙；舆论大哗，胡适自己也哭笑不得。幸而蒋介石毕竟心里有底，听到该农学院长的“妙论”，觉得此人拍马屁未免拍过了火，立即下令将此人撤了职。 非暴力、非对抗胡适的和平的改良主义主张倒是自始至终的。早年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即以反对文学革命，而只进行温和缓慢的改良而独树一帜。 1939年在南京和上海，胡适高唱“抗战必败”论；对内力主“和战”，主张向日本投降，对外则向日本人献计献策，言日本征服中国之唯一办法，是征服中华民族的心。其卖国贼嘴脸暴露无遗，遭全国人民唾弃。 胡适自有其书生气十足的理由，以后他亦多次阐述他的“温和缓慢”的观点。在台湾打了一场不大不小官司的《胡适与国运》事件，书之作者殷海光，这样理解和表述了胡适的思路：“如果中国几十年来居于创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没有患幼稚的躁进妄想狂，而是照着严复所说的原则去做，或顾到‘可运作的程序之先后陈列’，或考虑到任何大变革之‘技术的可能性’及其结果，那么中国人民近50年来白白遭受的冤枉痛苦和惨重牺牲不仅可以避免，而且以中国潜力之雄厚，经过几十年来的现代化建构工作，那么中国不仅不会乱出一个‘秧歌王朝’，而且人民会享有和美国相差无几的自由和康乐。”1958年12月22日，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晚餐会上的演说中，胡适谈到“中美联合公报”中的“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一点，他说，这是一个“新时代起点”；光复大陆要靠实行三民主义，靠自由中国政府维系人心，这是任何人不能不接受的结论。他说，他6年前第一次回国在三军球场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时，就从未提到过靠武力打回大陆的话。 胡适对台湾当局反共反赤的一些方式颇有微词。他认为，“以主义对主义”、“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党对党”如此种种，问题愈弄愈糟，纠结愈弄愈乱；以此难以吸引西方人士“隔海同唱”。他对蒋家王朝的独裁、zhuanzhi深为不满，但在他的非对抗主义的思路下，除了呼吁言论自由的几声呐喊外，别无良策。 1958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的聚餐会上，胡适提到“反对党”的问题，婉转地说：“‘反对党’三个字，让执政党人看起来，总不免感觉刺目不愉快，甚至惶惶不安，以为一切都要遭遇反对，怀疑对方善意的动机。所以似乎叫‘在野党’三个字比较妥当。在野党的成员及其领导人，则以文化学术界的人士以及有朝气、有热诚的青年知识分子为理想。因为，这种结构的在野党，将能以匡正时弊、改革政治为职志，而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 胡适博士不想造反。 当年已被赶下台的儿皇帝溥仪，一个玩笑电话把这位在文坛叱咤风云的胡博士召进了宫，据说博士还坚持行了跪拜礼，以示君臣之别。 这年6月30日，《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与夏涛声走访胡适，谈他们9月份要组织一个“在野党”，请胡适做他们的领袖。胡适当场拒绝：“如果你们将来组织一个象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地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并声称：“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 7月上旬，胡适赴美，遇台湾记者采访，问起政治问题，他一脸不高兴：“下半天我们没有半个字提到目前的政治情况，如今碰到你这位新闻记者，一开口便是一连串的政治性问题，真令人吃勿消。。”问及民主国家的两党政治，和台湾的在野党或反对党问题，胡适摇摇手不耐烦地说：“不谈了！不谈了！”“我告诉过你无数次，我不是一个搞党的人；我的书斋都整理不干净，如何能组党？” 9月初，雷震等人因组党被捕。10月23日胡适返台，一下子成了新闻采访的中心。晚上，胡适在他的住宅对记者们说，“我很希望有一个有力量的、象样子的反对党”，但他强调他个人“决不领导任何反对党”。他说：“10多年前，我曾劝过国民党的领袖，最好是从中国国民党自由地分化出来，根据各人的政见演变成两个大党。从蒋先生以下，我都和他们说过。”有记者问胡适博士是否有意领导一个反对党，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胡适之要领导一个反对党。我要干政治，决不到70岁时再干。”并一再说：“我决不领导反对党。” 胡适说希望别人组织个在野党：“你们组织个在野党给我看看，如果好，我可以公开表示赞成；如果不好，我可以保留我不说话的自由和不批评的自由。”他解释说：“我说在野党是因为有些人听了反对党这个词会感到有点害怕。” 记者问外传有人请他做反对党的赞助委员，胡适严正声明：“没有这个事。” 关于现在有人组织反对党一事，胡适不愿表示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谈。” 胡适博士技仅于此，他鼓励雷震与暴力对抗，雷震被暴力扔进了牢房；胡博士不耻于下三滥的“对抗”，所以仍逍遥自在。 天真的政治家大政治家自然应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条件是只能把到此为止的学问作一从政的基础，或当敲门砖，从此弃却书生气，满腹世故，方为老练。胡适不然，他总是在治学与从政之间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左顾右盼。所以他的政治言行总带有些学究气，显些天真。正应了中国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早在1947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胡适被延揽其中。 此时他意气风发，曾表示：“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意思是既然已经下海，就没有自拔的份儿了。 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胡适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到南京。蒋介石自然一心一意地想当“总统”，但为了表示一下“民主”和讨好美国人，曾一度示意胡适出任“总统”，胡适倒没有傻到不明白老蒋的真正意图，自然诚惶诚恐地辞谢了。蒋自任“总统”后，又有意让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想了想，还是不肯干。但事后与傅斯年谈起此事，胡适却懊悔起来，说是“行政院长”得处理实际政治，不是容易当的；早知如此，还不如接受蒋介石让他当“总统”的建议。胡适自然知道这“总统”不过是蒋介石的傀儡，他的理由是，不管有没有实权，“总统”毕竟是一国的元首，“行政院长”才不过等于一个首相或总理。傅斯年事后对人说：“据我看来，胡博士的凡心动了，他早晚是要卷入政治漩涡的。” 胡适1952年在台湾作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演讲，其提出的所谓全球性五点战略计划，亦是书生气十足，天真之态可鞠。“保卫自由欧洲，保卫自由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和被征服的东欧、中欧，解放苏俄”，这个战线，那个联盟，纸上谈兵，全不顾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变化与发展，并声称无论美英，都得沿着他的这个思路；如此只能供人一笑。 1958年12月胡适在《半月刊》杂志社的演讲中说，他对台各方喧嚷已久的“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原则上很赞同，但不希望召开一个人数在千人以上或几百人的大会议，因为那样是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的。他举1787年美国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为例，说这个奠定美国百余年来永恒的安定与繁荣基础、历时4个月的制宪会议，只有39人签字。 第261章 他决不相信一个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会议能替国家议出好的政策，或解决重大的问题。他并且主张救国会议应该采用商量的方式，而不是表决的方式。 胡适此说一出，得罪了不少人，许多人跳出来骂他，当局也不以为然，胡适却仍数次阐述他的这一想法，举行“小型的国是会议”，不让新闻记者参加，甚至不作记录，以使与会者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发表国是意见。他一再声称：人数多的会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胡适此说不假，但颇天真，当局要的不过是一场气氛与声势，具体解决什么问题呢？ 胡适谈治学的科学态度时曾说：“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又说：“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问题是胡适将这种“科学方法”及由此形成的思维模式不仅用来治学，而且用于认识社会，认识政治，并且用来议论政事。这种“科学方法”用来做考证还可以，用来对付现代复杂多变的政事，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有人甚至讥讽胡适治学其实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求证”，并一时传为笑谈。 由于胡适书生气地乱发议论，使当局及各派各别的人对他均心存介蒂。 对胡适的攻击一直未有中断，只是碍于他在学界的威望及他与蒋介石交情，未有大动干戈。终于，在1958年，台大教授徐子明等人匿名出版了《胡适与国运》一书，对胡适的方方面面兜了个老底，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闹出了一场风波。 书中一章是《胡适的领袖欲》，从胡适的著作《胡适论学近著》中，“总结”出了胡适的一个论断：一、元首一定要大学出身。 二、军人不足担任国家重任。 三、国内大学绝不能产生领袖人才。 四、驱逐教育界的“虎狼”，为产生领袖必经阶段。 五、全国会胡说的“领袖”，只好被一班“浑人”把国家带入地狱。 作者还在结论中，极尽调侃地列出了关于胡适的公式：理想的胡说领袖＝无知＋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书中还对胡适的“反孔”、“无为”、翻译水平及“卫道精神”举例分析，一一批判。 最后，“转载”了社会公论的给胡适的“寿联”，其中有：胡为乎来？赤地商风何太厉；适可而止，苍生元气已无多！ 胡说公行，国破庶民遭浩劫；适逢其会，时来竖子盗虚名。 胡昧于敌破臣亡？倒孔虽卖力十分；然非远引高飞，开路先锋终授首！ 适走到精疲力竭，结局却输棋一着；倘可例行前进，过河卒子必回头。 胡闹胡为，山河未复胡尘暗！ 骗愚骗稚，民族遭殃骗子骄！ 蒋氏诤友胡适与蒋介石的私交，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8年蒋示意胡当“总统”，后又力邀胡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尽管其中的互相利用、敷衍不言而喻，但仍显出交情非同寻常。个中原因，恐不只是因为蒋介石礼贤下士、重视人才。 蒋介石是何时开始赏识胡适的呢？ 1932年，若干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等人亦为该盟主要成员。当时胡适也曾参加，并任该同盟的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就露出了马脚。1933年的2月间，胡适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权的保障》的文章，反对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并提出了他的四个原则。那四个原则是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宣言和会章完全相背的。杨杏佛曾为此投函上海的英文报纸加以驳斥。宋庆龄、蔡元培等以胡适身为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竟屡次发表与同盟的宗旨和意见相反的文字和谈话，曾经电询真相，胡适竟置之不答。为了该同盟的纯正和前途，同盟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并随即执行决议。胡适此举，帮了蒋介石大忙，自然深得蒋介石欢心，从这时起，开始对胡适极为赏识。 1948年冬、1949年春，蒋介石南京政府摇摇欲坠，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潮流势不可挡。国民党内部此时已人心惶惶，许多人主张与中共讲和；这在蒋介石看来，讲和与投降无异。胡适这时“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和比战难，苦撑待变”，主张“与其向共产党屈膝，不如和共产党苦战到底”。此言一出，举国上下一片嘲骂声。胡适在此种情况下觉得去台湾也没多大意思，所以在上海解放前夕悄悄到美国去了。虽然胡适此举碰了一鼻子灰，落得里外不是人，但在蒋介石心目中，无疑是引之为知己的。在反共的旗帜下，蒋胡二人心照不宣地其实已结成了盟友。 胡适留美多年，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因为他对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及“民主”、“自由”推崇备至，回国后时时不忘宣传、处处贩卖，甚得美国一些人的欢迎。蒋介石对付共产党必须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展开宋美龄的“夫人外交”，另一招就是看中了胡适，他要借助胡适的文化影响及与美国人的联系。1938年，他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而胡适确也替他争得了不少“美援”。 胡适自然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看得真切，这“友情”也就打了不少折扣。胡适在政治手腕上无疑逊蒋一筹，自知难以取而代之，乐得利用与蒋的关系抬高抬高身价；如此彼此心照不宣。但胡适对蒋介石的独裁，zhuanzhi一直是不满的，因为这与他理想中的“民主”、“自由”的治国方针相去甚远，所以离开大陆后多年一直与台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他知道自己一介书生，是绝计斗不过蒋介石的，所以对所谓“反对党”、“在野党”的事讳莫如深，以致于别人提到“反对党”这个词，他浑身不自在，深恐当局不高兴，而一再让人以“在野党”词代之，更不敢出面领导一个什么反对党了。 在蒋介石面前，胡适给自己设计了一种角色，那就是“谏者形象”。胡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终，不默而生”的精神极为崇拜，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媲美。胡适一直是以“民主斗士”的形象著称的，美国人欣赏的是这点，在台湾受推崇也是因为这一点，胡适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必须维持自己的形象。但怎样在鼓吹民主、自由与同蒋合作两方面取得平衡，胡适煞费心机，几年中似走钢丝般战兢不己。 1952年、1954年胡两次赴台，四处演说，口口声声不离政治，言必称“反共救国”，虽然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但在声势上确造成了一种热闹气氛，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而且这时候蒋也正需要美国人的支持；故胡适在台湾受到极高的待遇。 1958年，蒋介石再三邀请胡适回台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是拒绝，后又推说生病，待进一步检查，搪塞了一气。后终于答应下来，却特地说明，只打算在台北住个把月，然后再回美国，进一步治病休养，还有，胡太太不同行，留在美国等他。 胡适面对蒋介石的如此“倚重”，却怀着一肚子鬼胎，他不敢肯定蒋介石是否会耍花招。如果不步步为营，等到掉进圈套，到时就晚了。因胡适在美国一直与李惟果、顾孟余、张君劢等“自由中国”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对台北雷震等人的《自由中国》杂志支持颇多，而这个杂志是专揭蒋介石疮疤的。如此内外夹攻，使台湾一帮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美国人的信任；当局有人认为，一段时间内“美援”的削减与此多少有关。胡适知道蒋介石对他心有不满，但躲在美国，又有美国人撑腰，蒋鞭长莫及。如今蒋以“院长”相诱，只等胡到了台湾，就可以不让他再去美国。在美的“自由中国派”少了这张招牌，就不会再闹得那样起劲了。蒋介石的釜底抽薪计，胡适心里完全有数。问题是他一向以“学者”自居，如果硬是回绝“振兴学术”的重任，面子上太说不过去。胡适只有“拖”。但蒋介石一点不肯放松，不断地打电报和派人催促他早日返台上任。同时，蒋又向美国人示意，希望能够劝胡适走一趟，因为这样既可替台湾打打气，也提高一下台湾的学术水准。 再说美国人支持“自由中国”运动本来不是公开的事情，不好意思做得过分露骨。况且，把蒋介石和胡适放在天平上称一称，毕竟蒋的份量重一截。既然美国人也觉得胡适该回台湾一趟，胡适就无法可想了，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胡适明白此去一如“过河卒子”，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老伴留在美国，好作为将来离开台湾的借口之一；同时一再言称自己的病需要休养，留下最后一条退路。 胡适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奉行的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原则。他的返台，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一些报纸刊文说，胡适博士至今仍拳拳国是，不忘社稷，回到祖国履行他的“安危共仗，甘苦备尝”的诺言来了。一下飞机，就有记者叩以时局感想，胡适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冒出一句：“这个时候多说话是不聪明的。” 舆论界对胡适的躲躲闪闪大为不满，认为胡适一向是蒋介石的诤友，过去，所有满朝文武，在蒋面前只知唯唯诺诺，足恭听训，无人敢作折槛之争，只有胡适先生一介书生，以超然姿态相机进言，而往往言必有中。 第262章 1957年逢蒋70寿辰，胡适先生写一短文，劝蒋试试古代哲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话说的相当婉转，蒋介石当时“婉辞祝庆，虚怀纳言”，并不以为忤。人们对胡适的归来寄予极大的希望，而他却如此扭扭怩怩，岂非“老油条”一个？ 其实胡适何尝不想保持自己“民主斗士”的形象，只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学者胡适对明哲保身的道理素来力行不懈，他只能挑些蒋介石爱听的话说，虚与委蛇。此后，台湾的民主运动兴起一个(禁止)，胡适一段时间较为活跃，四处演讲，批评政府不该修正出版法，对雷震等人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大加赞赏。及至蒋介石大开杀戒，雷震等人琅■入狱，胡适无可奈何，并无任何动作，苦笑了之。当反对党有意组党，请他出任领袖；在这群情激愤之际，他却大泼冷水，断然拒绝，温柔敦厚地考虑的是“反对党”三个字对当局会有刺激。 蒋介石的“胡适牌”打的恰是时候。 胡适的好友程天放后来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胡适：“他对国民党有不满意的地方，对政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可是他只是向党的负责人或政府负责人当面直言，而决不任意公开批评，尤其不肯在外国人面前讲本国政治上的缺点，来削弱政府的威信。这和有些自命民主人士比较，专门在美国人面前骂政府，企图以美国的力量来推翻政府，让他们掌握政权，人格的高低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近年来，凡是想利用他的声望，来做反政府反国民党的幌子的，都为他所拒绝。这说明他是国民党和政府的一个诤友，他的批评完全出于爱国家、爱民族的动机。他个人丝毫没有政治野心，也丝毫没有权位观念。”这段话，正是胡适要表现给公众评价的理想形象。说他完全没有政治野心也未必，但他不是个不顾一切的人。他时时给自己留有一条或几条退路。他的返台，不能说全无政治目的；虽然他曾预料过蒋介石的态度，但没想到蒋介石翻脸如此之快。胡适有郁郁不得志之感。1958年6月16日，胡适即以接老伴来台为由返美，在机场发表谈话，流露出对蒋介石当局的不满情绪。他说，“此次回国仍然看的时候少，说的时间多”，对“访问日程”安排有不便之感；还埋怨“中央研究院”的“经费及设备尚须从长计议”，弦外之音明显流露出蒋介石对他这位院长先生并没有“鼎力支持”。 7月，胡适在美国对台湾记者说，在台湾，他谒见了蒋总统好几次，但都没有长谈，更没有谈到建立“中华民国”的两党政治和民主体系，原因是“总统”太忙，到台湾不久，土耳其总理访台；土耳其总理走后，伊朗国王又接着访台。“总统”忙了一阵以后，到南部休息去了，以后就只能待10月携眷归去之时再说了。他重复表示，他本人对政治绝无兴趣，更不愿意领导组党。他的兴趣始终在学术文化界，以后更绝不离开这个岗位半步。 后来胡适果然再无兴趣于政事，专心于治学、疗养。但他对蒋介石的不满仍时有表露。1960年3月19日，选举“总统”的前一天，胡适突然称病住进了中央大学医院。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胡适在“总统”选举日前夕突然患病，理由是心脏衰弱，但显然是避免出席第二天的“总统”选举。胡适是“国大”代表，如不患病，是不能不出席的。 台湾当局隆重治丧胡适死后，“中央研究院”院士会继续进行，趁有关人士都在，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推定“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王世杰、朱家骅、蒋梦麟、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于右任、谢冠生、吴健雄等数十人。 陈诚闻悉胡适去世，即于晚八时半往“中央研究院”，向胡适遗体致吊，向胡适遗属致唁；并指示治丧事宜后，方始离去。 当晚，胡适生前的王秘书向治丧委员会报告，胡适曾交给他一个小箱子，说是里面有他很珍视的东西。在委员们监证下打开，里面是一些已完成的文稿，还有一封胡适1957年用英文书写的遗嘱。遗嘱是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一场重病之后写的，在上面签字的有胡适生前友好四人。经钱思亮翻译，并当委员和记者们宣读。遗嘱共有六条：一、身后愿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 二、离开北平时，有102箱书留在北京大学，希望光复大陆后，北大又恢复自由大学的生命时，把那些书全部捐给北大。 三、我的画像（一位美国人画的）送给中央研究院。 四、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尚未出版的文稿，请由毛子水先生和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杨联升整理，编辑或作出版上的安排。五、个人如有遗产，如果我过世时，江冬秀女士尚健在，则全部给江冬秀；如我过世时，冬秀已先我而去，则归祖望兄弟二人；如届时祖望兄弟中有人先我而亡，则给孙子们平分。 六、遗产处理由四位证人代为见证处理。 2月25日，治丧委员会开会决定，3月2日举行大殓公祭，3月1日民众瞻仰遗容。在会上，有人发言认为胡适遗嘱中并未坚决强调火葬，于是主张能用棺葬，以留下这一代伟人的骨骸，不要化为灰烬；但也有人主张尊重胡适遗嘱；相持不下，最后决定由江冬秀女士自己决定。江同意棺葬，会议还通过要在“中央研究院”觅地建墓的决议，并运金门的花岗石作材料。3月1日中午，蒋介石冒着■■细雨，来到台北极乐殡仪馆，与胡适遗体告别。这时馆里已聚集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蒋介石步入灵堂，对着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的胡适遗体和遗像三鞠躬。然后，他沿着红色丝绒带子围起来的走道，走到前面隔着的白色的纱罩前，瞻仰遗容，后安慰胡祖望不要过分悲痛，并让其转达让江冬秀女士节哀。 3月2日，胡适遗体举行大殓。各单位公祭自上午八时半起。首先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代表“总统”致祭；然后是事先登记的近百个单位，包括“总统府”、“国民大会”、“立法院”、“教育部”、“外交部”、“外交使节团”，各大专院校以及教育学术机关团体等。到下午二时结束时，致祭人数近两万人。上午九时半，“副总统”陈诚率胡适治丧委员会公祭胡适。陈诚亲自主祭。祭文如下：维中华民国51年3月2日，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胡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全体同仁，谨以鲜花清酌之仪，致祭于先生之灵曰：呜呼！何国运之先蹇，乃遽损我哲人，忆昔日之色笑，疑噩梦而非真。 溯先生之壮年，早蜚声于寰宇，既闳中肆外，爰掌教于上庠。导士林以先路，振文风之颓唐，著谠论以牖民，倡自由与民主，阐科学之真诠，作中流之砥柱。观先生之治学，维实证之是求。理虽赜而必探，事无微而不搜。当国步之艰难，历聘向乎欧美，宣正义于殊方，扬国威乎遐迩。迨日德之煽乱，烽火遍乎寰瀛，乃衔命而出使，国是赖以权衡。迨胜利之来临，爰归国而长大学，遇匪乱而赴美，作反共之先觉。及既返乎台员，为群彦之祭酒，多士荷其裁成，国人仰为泰斗。维先生之议政，言无隐而必诚，作政府之诤友，息反侧之纷争。维先生之持躬，允克忠而克恕，若霁月与光风，故不忧亦不惧。维先生之接物，咸蔼然而情亲，人无分乎中外，位无别乎尊卑。方幸国有老成，为万方之矜式。何期天不愍遗，意怛化于瞬息。呜呼！天惨惨而色暗，风萧萧而声悲。叹招魂之无处，对遗写而泪澌。呜呼哀哉，尚飨。 公祭结束后，即举行家祭。江冬秀女士几度痛苦昏厥。家祭后，二时半举行大殓，随即出发，自极乐殡仪馆，经南京东路，转敦化路，由中正路至南港“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济于院门口迎灵，并敬献花圈致祭后，将灵柩迎往会议室；孝子胡祖望捧胡适的灵位，安放在灵台上。灵堂布置得极其简单肃穆。门首高悬白布横联，上书“胡适之先生灵堂”，堂内布幔上悬“总统”所颁“智德兼隆”挽额，挽额下置胡适69岁生日时的放大照片，照片下一张长桌，桌上四色水果，一双白烛，一束白花。胡适的灵柩上面，覆盖上了一面北大校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出殡路上，至少有5万人送殡。沿途参加者云集，经过路上人山人海。 乘车的、骑车的、步行的，长达数里；孝子胡祖望曾出面谢客，但没有人离去。灵车经过处，许多机关团体及商店住户自动设有路祭。特别是在南港，几乎家家户户门首均设祭台，上置鲜花美肴，燃放鞭炮致哀，男女老幼都立正敬礼静静地目送胡适灵柩缓缓驶过。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代表美朝野唁电台湾“外交部”，对胡适逝世表示深切哀悼，电文中说：“胡博士之逝世，美国政府与人民深为哀悼。胡先生乃一学者与外交家，兼为良师益友，与美国人民关系特别亲密。彼具有勇气与智慧，领导世人为反抗压制人类精神者而奋斗，实为本世纪不朽伟人之一。” 大殓事后，“总统”蒋介石发表明令褒扬胡适，全文如下：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沉潜道义，浚沦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效甚宏。嗣讲学于寇急患深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犹懋著，诚信孔昭。 第263章 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长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生平，忠以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已，诚以治学，恺悌荣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抡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胡适大殓后，其南港住所奉“总统”令辟作纪念馆。内部布置由江冬秀女士全权决定。 1962年10月，胡适墓建成。10月15日，“副总统”陈诚、政界人士及学术界人士两千余人在冷雨中前往“中央研究院”胡适灵堂行礼，然后举行了安葬仪式。 胡适墓在“中央研究院”大门前的小山上，坐东朝西。墓周由水泥和亘石砌筑，从山脚往上共40级台阶。墓碑系于右任先生题：“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墓”。蒋介石所题：“适之先生，智德兼隆。蒋中正”用花岗石横镶在墓的正上方。棺木靠头一端的正后方，镶了一块60公分宽、80公分长的观音石，上刻毛子水先生用恭楷题写的墓志铭，其中写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的这位哲人所给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在办胡适的丧事中，各方送来的挽联，数以千计。兹录一些如下：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中正科学民主是复兴国家不二法门，愿后死得实现此一理想言论自由为促成进步必须手段，望大家莫忘记这句名言——文星杂志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红楼文学叹胡适涉外有名，惧内无据，申江韵事笑徐来——陈眉峰您活着，有些人张牙舞爪！ 您死了，有些人猫哭老鼠！ ——张健生张耕阳讲方法，求实证，开辟了学术界新境界捐己见，重公理，树立了民主的好规模——赵文艺一代仰宗师，自由、科学、民主千秋钦大哲，谦冲、渊博、仁慈——史次耕与先生见过几面，觉得您和易近人，平凡不失伟大教后辈遇事求证，不管他权位齐天，信赖要靠证据——邓道淮文言白话可能异曲同工，改革未完成，先生哪里去了古典红帮发动围攻清算，毫毛无所损，他们何苦来哉——夏鼎文存疑、假设、求证，教我们科学方法，只有先生自由、容忍、渐进，播种了民主思想，启发世人——于民、何光寰等八人学界失了所敬佩的导师政府少去肯直言的好友——台大理学院动物学系同仁 第四节于右任哀歌吐心曲临终写下三章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一）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多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三）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近代革命先驱、诗人、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于1964年11月10日临终前写下的这三章哀歌，声声悲切、字字沉痛，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陆和故乡亲人的眷恋之情。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关河道巷的一户农家。因生于农历申时，故乳名申生，入学塾后取名伯循，字诱人，取《论语·子罕》“夫人循循善诱人”之意。 青少年时期申生因才华超群，被陕西学政誉为“西北奇材”。受老师朱光照影响，他常倡谈新学，激扬文字，随写随录结集出版了《半哭半笑楼诗草》，自号“半哭半笑楼主”。因摄得一帧披发握刀照片，题联云：“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陕西巡抚升允获得密奏后上告北京清廷，以钦犯严令缉捕。当时于诱人正在开封参加清朝的最后一次会试。他父亲与学友闻讯后大惊，情急之下写了一封只有他能看懂得的12字密函：“哭笑楼，将上墙；虽未详，祸已藏”，派了一个叫做“飞毛腿”的信差日夜兼程送往开封，方才救了于诱人性命。 亡命于上海的于诱人，为防清朝官府的耳目，化名刘学裕，取“流（亡）学（生）于（伯循）”之谐音，免费就读于近代教育家马相伯自办的震旦学院，与同窗邵子力结为莫逆之交。 1905年，《新民丛报》第18号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地理大势论》的长篇文章，蓄意挑拨南北人民之间的感情，于诱人遂撰文旁征博引，予以驳斥，署名“于右任”，一方面取“诱人”之谐音，一方面暗喻“右衽”之意，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前襟多为“左向”称“左衽”，与中原汉族的右向正好相反。这一署名暗含不接受满清统治之意。此文受到《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的极力赞叹，函邀东渡扶桑一晤，成就于氏首次日本之行。从此以后，“右任”之名遂大噪文坛，其真名反掩而不彰了。 1906年11月13日，到日本筹集办报经费的于右任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接受了孙中山授予的“长江大都督”之职。旅日期间，于氏先后写了《马关》、《秋夜神户车中作》等一系列诗文，其所用笔名有“剥果”、“关西余子”和“神州旧主”等。 1907年至1910年，于氏在上海相继创办了《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称“竖三民”，成为名振神州的著名报人，他先后以“函三”、“蹈海子”、“海”、“骚心”、“骚”、“大风”等笔名撰写文章，为辛亥革命制造舆论，因此，被后人尊为国民党的“元老记者”。1911年2月，宋教仁以“桃源渔父”、“渔父”诸笔名为《民立报》撰写政治时评，深受读者喜爱。同年春，宋氏潜回南方，在广州发动起义。为了掩护宋教仁之行踪，于氏遂代笔宋教仁继续以“渔父”笔名在《民立报》发表文章。后来宋氏遇刺，临终前郑重“托孤”于于右任。 于右任青年时期即有蓄胡子的癖好，被朋友们称为“美髯公”，“髯翁”，老年更有“于大胡子”的绰号。他的诗文也以“髯翁诗”久传人间。 作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大家，其碑帖遗墨的落款闲章也保留了一些名、字、号。 童年丧失双亲于右任两岁半时，母亲赵太夫人便因病去世，继而又不幸丧父。当时，他的伯母房太夫人寡居无子，便将他收养在膝下，视同己出。 房太夫人常带于右任住在娘家（陕西省泾阳县杨府村），其兄房宗海对于右任亦爱护备至，稍长，即送往本村农神庙上学，及至12岁，又让他赴三原读书。其时房太夫人也一同前往三原，以便照料侄儿，费用仍由房宗海供给。后来，于曾多次作诗怀念房氏舅家。此处略举三首：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 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南寺感当年；颓垣荒草衣神庙，过我书堂一泫然。 于右任住在房氏舅家时，常在读书之余同表兄弟一起放羊、割草。一天，忽有野狼袭来。叼走了一只跛羊，他立即举棍追赶，终于在众乡亲围捕下夺回羊只。房太夫人闻知，惊慌若狂地爬到山上，一见侄儿即紧抱怀中，视其未伤才破涕为笑。于右任后来忆及这些往事，曾作诗云：桑拓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放学时。 袖中书本袋中糖，入学相携未敢忘；痛绝当年亡命日，弥留犹唤申还乡。 呼鹰结客于右任青少年时代，即喜交友结客，如陕西的李仪祉、井勿幕、茹欲立、李元鼎、张季鸾、胡景翼、杨虎城等。他们和于右任志同道合，紧密合作。如于到开封赴试，商州中学的校务，即请李仪祉和茹欲立代理。井勿幕是同盟会员，胡景翼、杨虎城则是靖国军时代同生死、共战斗的袍泽。 于右任吊井勿幕的诗篇不少，有“桴彭经年空涕泪，河山四战一徘徊。 东征大业凭谁共，唤得英灵去复来”；“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可见他们交谊之深。 于右任广结天下之客，则是流亡到上海之后。首先结识的，是后来享寿百岁以上、当时称之为“天下之大老”的马相伯先生（当时比于大30多岁）。由于马老之照顾，于右任得以在上海立足，并入震旦学校就读。后来，于右任与教育界发生了关系，如协助马老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参加创建上海大学（这是后话）。这都是先生初到上海结识马老所打下的基础。 为了革命活动，于右任相继结交了章太炎、宋教仁、马君武、邵力子、叶楚伦、李烈钧、李根源、康心孚、陈英士、胡汉民等。于右任与宋教仁友情甚笃，吊宋之诗文亦多，1914年《题宋幕前曰呜呼宋教仁先生之墓》及《宋教仁先生石像后题语》为其中两篇，前诗曰：当时诅楚祀巫咸，此日怀殷吊比干。 片石争传终古恨，大书留与后人看。 杀身翻道成名易，谋国救全世谅难。 如斗余杭渔父篆，坟前和泪为君刊。 后者云：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 第264章 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四次办报纸仗义执言20世纪初叶，上海除《申》、《新》两个大报外，还有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改良主义的）和邹容、章太炎主笔的《苏报》（革命的）。“苏报案”发生，邹、章入狱。于右任于1907年创办了《神州日报》，该报积极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它的出版发行，被世人称之为“炸弹”，然而，报纸出版未及一年，报馆就在一个夜晚突然失火，焚烧而光，只得停刊。这场火灾，使于右任失去了一块战斗阵地，有如失去爱子，心里非常痛苦。他曾取“神州旧主”的笔名以表永远纪念。时隔50年之后，于右任还作诗写道：一夜惊心眠不得，神州旧主哭神州。 神州旧主哭神州，君子东行何所求？ 但望于思能革命，再来作弹震寰球。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呼日报》。创刊之日，于右任给好友谈善吾先生（后曾主该报笔政）写了一首诗相示：大陆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墓田。 诗表达了他甘愿为民族众生而献身的坚强决心。《民呼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揭露和讽刺清朝反动统治的腐朽和黑暗。反动政府对该报疯狂地进行阻挠破坏，扬言要挖掉该报负责人于右任的双眼，以昭炯戒。结果，《民呼日报》只出版了93天，就被清政府关禁查封。于右任和谈善吾等人在这年10月创办了《民吁日报》取名“民吁”含有两种意思“一是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二是改“呼”为“吁”，少掉了两点，象征己去双眼，而表示即使挖掉了双眼，亦无所畏惧。其实，报纸也仅是换了名而已，其执笔人多系《民呼日报》的原有人员。该报曾刊有《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道及远东和平》等文章，激烈抨击清政府，同时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国东北的阴谋。《民吁日报》仗义执言，素为人称道。这年10月26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因反对日本强占朝鲜，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日本驻朝鲜的统监（总督）伊藤博文（亦即强我签订《马关条约》主谋者）。当时，国内报纸慑于日本的压力，不敢对此作任何的报道，而《民吁日报》则大肆宣传，并痛骂伊藤博文。因此，报馆被日本驻沪总领事函请上海苏松太道查封。《民吁日报》存在时间比《民呼日报》更短。出刊只有48天。 在第三次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于右任一度处于无可奈何、极端无聊之中。在沈漫云、王步瀛、王一亭、张静江等人的积极支援资助下，他在1910年10月创办了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的《民立报》，自任社长。创刊之日，正逢重阳佳节，发刊词很有特色。这是于右任的力作：秋高马肥；记者将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这几个段落，于右任都以屈原《离骚》中的警名为引语，结语用了“余因知謇謇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是一篇向反对派进攻的宣言书，充分表现了勇于抨击时政、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民立报》每日出三大张，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zhuanzhi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情况，尤加重视政论宣传。1911年1月以后，宋教仁先生被聘担任主笔，以“渔父”的笔名撰写了许多有关外交、边患及分析国际政治等时论、评论，深受读者喜爱。《民立报》是于右任创办的4种报纸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一种，它共出1036号，于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于右任先生被通缉，只得逃亡到日本。 积极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以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先后窃得其革命果实，使“民国”二字徒有虚名。军阀割据混战，政治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孙中山先生虽然坚持斗争，却屡遭失败。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产生了新的希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毅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于右任完全赞同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决策。他曾在1924年1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20周年纪念专号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今日之事，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同月20日，体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于右任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2年10月，在一批上海进步学生的恳请下，于右任出任新成立的上海大学的校长。开办之初，百废待兴。恰好次年年初李大钊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到沪，进行与国民党人建立关系的工作，于右任闻讯后立即邀李晤谈，共同商讨上海大学的教务问题。他热切地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李大钊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指出首先应该开设并办好社会学系，培养革命的人才，并当即推荐邓安石（中夏）任上海大学总务长。于右任接受了这些意见。这次商谈，遂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开始。 此后，瞿秋白也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入校，任了社会学系系主任。蔡和森、安体诚、恽代英、张大雷等著名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学者陆续进校任职任教。李大钊还应邀到该校作了《社会主义释疑》等讲演，宣扬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所弄堂大学当时被人誉为“东方红色大学”。 虽然于右任在该校任职时间并不长，但他和中国共产党员合作得很好。 由于上海大学创办于国共两党酝酿合作的初期，又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旗帜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她是首先实行国共合作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于右任对上海大学是很有感情的。1925年“五卅”运动中该校一度被租界当局查封，于右任闻讯后还特地从河南赶回上海，支持师生们的反帝斗争。他对该校师生发表讲话，说：“我将努力参加此项反抗运动，不但救援本校被捕学生，且将援助市民的斗争。”并且说：“反对帝国主义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口号，中国人人均当赞成。吾人当广为宣传，使一般民众咸能努力参加运动，达到解放全中国之目的。”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于右任回到上海，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并担任了该部的工人农民部部长。当时，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受党派遣，都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于右任主持的工人农民部，积极贯彻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调查工农状况，开展各种活动。如上海样经丝厂焚毙女工事件发生后，该部就曾向社会发出呼吁，并联合各团体援助工人，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利。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于右任也随之北上，参加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北京执行部在李大钊等人的主持下，工作异常活跃，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生气勃勃。于右任也投身于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中。如1925年1月，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讲演大会，“十七、十八两日，分别在师大，美专举行。在师大讲演者为李守常（大钊）先生，讲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在美专讲演者为于右任先生，讲题为真正国民会议之产生难。两先生讲演皆受听众欢迎”。在“五卅”反帝风暴中，北京地区人民大力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6月30日，由“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发起，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宋庆龄、于右任等分别担任五座主席台的主席。大会通过了要求严惩制造沙面惨案的凶手、收回香港与英法租界地等九项决议案，表达了我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反帝的决心。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右任非常痛心，并慨然捐款帮助安置死难及受伤的爱国学生。 当时，国共两党还对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领导的国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4月，李大钊应于右任的邀请亲赴河南，向国民军二军解释和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于右任也在开封对国民军二军官兵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中国现在的国民革命，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在现在的时候，要打倒一切反gemin派，只有联合一切革命派。凡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朋友；越是革命，越是我们的好朋友。” 国民军在北方失利后，于右任也因被奉军严令通缉而转入地下。1926年春，李大钊秘密会晤于右任，请他去苏联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于右任欣然同意。在李大钊的直接安排和资助下，他在6月间途经上海由海道赴苏。苏联之行，于右任写下许多热情的诗篇，讴歌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并和冯玉祥将军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冯将军完全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确定了“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战略方针。这时李大钊又从国内发来急电：察绥战局恶化，西安救援急如星火。 第265章 于、冯等立即分批起程归国。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于右任代表国民党授旗。大军经由宁夏、甘肃，直抵西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中共党员和乌斯曼诺夫等苏联顾问直接参加了冯部的工作。 西安解围后，于右任正式就任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之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行使着省政府的职权，实际上，它是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政权。于右任真心实意地和中共陕西党组织合作共事。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人士都参加了这个革命政权，并担任了各种重要的领导职务。陕西的工、农、兵、学、妇等群众运动如火如茶，迅速高涨。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蓬勃发展，使陕西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中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于右任还仿效莫斯科的红场，把西安城内的皇城改名为“红城”，表达了他当时联俄联共的政治倾向和积极的态度。 真心赞同国共二度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共同努力促成的。当时，身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真心赞同国共两党再度实行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于右任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侵华活动，深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忧虑。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于右任后来看到这份重要文件，内心很是激动。他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衷心赞同中共《八一宣言》里所提出的各项主张，深感中国有了出路。他也十分赞赏杨虎城将军的抗日救国思想。某次，杨将军到了上海，想深入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于先生就特意做出安排，使他秘密会晤了坚决主张抗日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反被扣押。由于一切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南京无人能得知西安的实情。杨虎城将军便派人到南京去见于先生，并秘密将一份铅印的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四项声明》转交给他。于先生见到这张传单后，十分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真的要抗日哩！”他彻夜未眠，终于想出了一个把这项消息传播开的巧妙办法。 第二天，他在南京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会上把传单交给了张继，假称是一名陕西商人在农村墙壁上揭下带到南京来的，由于在场的人们都争着要看，张继于是就在会上全文宣读了。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声明》通过于右任之手，在南京迅速传播开了，使国民党上层官员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深受鼓舞。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于右任曾对人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 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 在八年抗战期间，于右任一再大声疾呼：“祖国危急诚万万”，“民族生命争一线”！“中华民族齐心进”，“神圣战争当共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激昂的抗战诗文。他对外呼吁“全世界人士应为正义人道而动员”，对内主张国共坚持合作，团结抗日。他赞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曾多次和于先生恳切交谈，而且还通过王炳南、屈武等人经常与他保持联系。这些都对于先生的思想产生很好的影响。抗战初期，于右任曾为中共中央在汉口创刊、后迁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他曾发表《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等广播讲话和文章，义正辞严，申张了民族的正气。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第一的方针，相继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同年夏至次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分裂倒退的反共恶浪。于右任对此痛心疾首。后来当他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异常气愤，手拍桌子厉斥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他曾当面对周恩来表示，要反对内战，反对投降。他还对周围的人说：“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侵略中国，大敌当前，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共御外侮，方能取得胜利；绝不能存党派之见，制造分裂，导致亡国之恨，做民族的罪人！” 悲离大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曾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于右任。后来，于先生也设宴款待毛主席，并表示反对内战，赞成和平，支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平建国。可是，国共两党签订的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就再次挑起了内战。1947年2月，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南京等地撤退。于右任此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忧愤国事，往往夜不能寐，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虑。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急速发展。于右任和不少国民党人士都力主和谈。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于右任还当面敦请蒋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释放出来。后来，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拟派他到北平代表南京政府协助和平谈判，他当时连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去而不返，可惜因故未能如愿。后来屈武回到南京，给他捎来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话，说：“我们欢迎于先生来北平。如果将来决裂了，那就请他留在这里。既然他不能来平，那就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然而于右任在南京早就被人严密监视，已经身不由己了。 1949年4月21日早晨，一名身着国民党高级军官制服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于公馆：“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了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于右任面带不悦之色：“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人听了，立即用威胁的口吻嚷道：“院长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老人穿好衣服，就强迫上车直驰飞机场。仓促间，于右任提出要先到上海去。在上海仅停留了三四天，于氏便在有关方面的紧紧催逼下又匆匆飞往广州。5月间，残缺不全的监察院又在广州开了一次院会，于氏再次提出辞职。可是，仍有许多人反对，甚至有人追到于氏的住处以是哀求。这时，他既有意冲破自己周围的藩篱，又害怕遭到特务们的血腥暗杀。直到最后去了香港，也依然如此。10月9日，即广州解放（14日）的前夕，于又被人拉上了飞机，运载赴台。到了台湾后，他仍一再请求去趟重庆（当时未解放），亲自安排一下发妻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但是，得不到任何明确的答复。直到10月30日，方突然被通知有飞机去香港。他当机立断，抛下一切即仓促登机。11月26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乘专机经由香港去渝晤蒋。于氏借机同行，才得重返大陆。于右任飞抵风声鹤唳的山城，才获知高仲林母女刚刚在两天以前去了成都。友人问他，何不早来数日？沮丧的老人苦笑着说：“老实说，我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来重庆啊！”他与发妻爱女生前在大陆见面的最后机会，就这样一错而过。 于右任这次在重庆，仅仅停留了一天两夜。11月29日蒋派的专机，载着于氏等人径直向台湾飞去了。这位71岁的古稀老人，从此远离生他育他的大陆故土。 于右任晚年思乡心切长期以来，台湾大陆的亲友天各一方，互不来往，他们怎能不相思？1958年，于右任先生的长子在台北友人家中，发现有他父亲题句的“岁寒三友图”中堂一帧，乃将其携归，交于右任先生欣赏。这帧“岁寒三友图”是30年前，何香凝因对现实不满，寄情诗画，与经亨颐、陈树人合作而成，右任先生为之题句。于先生在欣赏之余，缅怀往事，思念旧友，感慨万端，他提笔在“岁寒三友图”画中，补上了当年题句时漏写的一个字，又增题诗两首。其中一首如下：二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 相逢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这首深切怀念大陆旧友的诗，《人民日报》曾加以转载。当时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尚健在人世，她见了于先生的诗，也深有同感，以“遥寄台湾”为题赋诗三首，答于右任先生，有“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之句。 于右任先生晚年，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时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对前途的悲观，曾几次想辞职，他因沦落天涯，困居孤岛，山河割裂，统一难期，欲返大陆故乡的夙愿难偿而内心抑郁，苦闷不堪。反映他这种心情的诗词不乏其例，如“忧愁风雨，迷离云树，流不尽艰难路”，“如何久滞天涯”等等，真是言为心声，情见乎词。 岁月催人老。当于右任先生身体日衰，自感于世无几时，思乡之心更切。他为自己的后事安排时，也念念不忘大陆故乡，他说：“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旁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 第266章 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于右任病逝87岁的于先生于1964年8月12日因感冒及眼部浮肿等症，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疗治，病情曾一度好转，后来又发现有肝硬化症，病势转趋恶化。11月10日晨呼吸突然急促，血压迅速下降，曾一度进入弥留状态。经过医师注射血压升高剂急救，心脏跳动始回复规则。但终因年事过高，延至晚间8时08分而溘然长逝。 国共两党能够再度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富强，一直是于右任先生晚年的心愿。台湾和大陆，台则国家兴，分则民族损。现在，中国共产党发出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倡议，犹如春风吹拂着海峡两岸，全球爱国的炎黄子孙无不竭诚拥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可以深信，在大陆和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促进下，于右任先生生前的宿愿——祖国的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第五节陈诚遗嘱未提“反攻大陆” 临终留下三点遗嘱1965年2月27日，台湾“中央社”公布一则陈诚病情，全文如下：陈诚副总统曾因十二指肠溃疡，而于民国37年于上海施行手术，在手术时发现肝脏有中等度硬化现象。54年8月，副总统食量突呈异常之增加，同年9月发生持续性病变，疲乏以及出汗诸症状，但尚无肝病之症状，惟在10月间肝脏发现肿大，此后数日连续之检查，发现肝脏增殖甚速，由于此项肝脏之增殖，癌症之诊断已明显，经施行肝脏穿刺术，获得小片肝组织作显微镜检查，其结果仍支持肝癌之诊断。 奉总统指示，组织医师诊疗小组为副总统诊治，并立即寻求海内外对此症有名望之专家对于治疗上之意见。数位专家曾延聘会诊，经会商结果，一致认为目前对肝癌一症，尚未实验上之治愈方法，因此，医师诊疗小组及各顾问医师决定治疗之准则及主要任务，均为安排如何使副总统获得安适，所有治疗之方法均循此原则。副总统于数月来历经克服几次濒危之病况，在忍受最少之痛苦下，度过近似常人之生活。 1965年3月3日上午，陈感重病不起，命29岁的长子陈履安取来纸张笔墨，想亲自写下遗嘱，无奈腕力不济，便口授由陈履安笔记：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3月5日下午7时零5分，陈诚在台北官邸病死。 由于他的遗嘱没有提到“反攻大陆”，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陈的夫人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 6日，台《中央日报》照登了陈的遗嘱，但未加论评。同一天，台湾的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刊出了对陈一生的评论及陈为蒋所做的各种各样功德。《中央日报》评道：陈副总裁的信条至为简明。守原则，没有例外。定政策，必求其贯彻。 为此曾得罪于人，而人亦无可怨怒。为此曾遭受挫折，而任何挫折皆不足以摇撼其决心。 《联合报》说：关于陈副总统毕生伟大的事迹与丰硕的功勋，自当宣付国史，彪炳史册，非本文所能及。而我们对于陈副总统最为感戴永志不忘者，乃以台湾作为三民主义模范者也罢，作为反攻复国根据地也罢，其能有如今日之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进步，军事的壮大。。固由于蒋总统的英明领导以及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然躬与其事，直接主持此一艰苦奋斗历程、转危为安、扶危定倾、励精图治、惨淡经营者，当推陈副总统为第一人。 《征信新闻报》则称：陈副总统服务党国40年期间，是现代中国由混乱而统一；再国外寇而由统一趋于分崩；最后复由分崩离析重归入坚强团结局面的时候。陈副总统在这个期间内，除了表现出他坚毅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政治两方面才能以外，还表现了他永久不渝的对国家对领袖的忠诚。现代中国政治圈内，陈副总统是一位特殊人物，他的不阿众苟同的性格，使他在早年革命时期便赢得了刚愎的批评。然而，这也正显出他的坚定勇敢性格的一面。而这种坚定勇敢才能够在众人指为不当，只要他问心应该如此，还是毅然独行其事。我们感觉，在今天这泄杳成风的环境中，他的坚强自是的性格与忠于自己良心的勇气，是一剂矫时良药，可惜我们已失去了他。 夺台沧桑新闻谋体的评价，自然是歌功颂德。但做为蒋介石的重臣，陈诚为建立台湾这个“小朝庭”，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是台湾历史的转折期。8月15日日本总督安藤利吉对台湾的日本军民宣布天皇“终战治勒”后，拥有10个师17万精锐部队的日军台湾司令部内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派主张接受诏令等待盟军接收；而以少壮军人为主的另一派则认为在台湾的日本军队丝毫未损，岂可不战而降？ 这些争议，迫使安藤总督不得不出面劝告少壮军人不得轻举妄动。但是一部分少壮军人仍不死心，遂有计划联合台湾士绅，在盟军未到前，宣告台湾独立。 这些少壮军人透过“嘱托”（顾问）许坤泉联络台湾全岛知名人物——林献堂、林熊征、许丙、简即山（四人1945年4月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及辜振甫，会集于草山（阳明山）的日本少壮军人指挥部，商议有关“台湾独立”的事项，除林献堂虚与委蛇不置可否外，其余人则紧密与这些少壮军人联系。 安藤总督坚持不可轻举妄动，迫使这些顽固的少壮军人计划流产。 9月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陈仪为长官，筹组长官公署的人事。 陈仪筹组的长官公署成员，以他福建省主席（1934——1942）任内所识拔的浙江、江苏、福建人士为主，再点缀几个他比较熟悉的台湾籍中下级行政、军事官僚。内地成员是秘书处处长夏涛声、民政处处长周一鹗、财政处处长张延哲、教育处处长赵乃传、农林处处长赵连芳；工矿处处长包可永、交通处处长严家涂、警务处处长胡福相、会计处处长王肇嘉。台湾籍人士则有财政部特派员游弥坚、外交部特派员黄朝琴、台北州接管主任连震东、高雄州接管主任谢东闵；两位台籍将领则是出任台湾警备司令部第一处处长苏绍文（上将）、副官处处长王民宁。。。 这些台籍人物便是所谓的“半山”，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离开台湾一二十年以上，有一个外省籍的夫人，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中级职位的行政、军事干部。 陈仪的接收部队进入台湾后，了解到这段演变后，立即以“叛乱”罪嫌将许丙、简即山、辜振甫、许坤泉逮捕入狱。他们的禁闭，提供了“半山”发展的机会。 国民党接收部队象蝗虫一样，啃光日本人所遗留的一切，首先是囤积在各码头、车站仓库，足供20万大军生活两年的大量粮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报销殆尽。接着的，是饥渴地填补任何一个日本人所留下的职位，甚至扩充编制。因此，日本人仅用18300人能运转的行政工作，陈仪长官公署最少估计也使用43000人以上，每个处长、局长、科长级人物，都有个人的部下和一大群亲戚朋友在支领薪水。 日本50年殖民统治所留下的数万幢的房屋，40万亩土地，及银行、工厂、戏院等账面价值156亿日元（20亿美元）以上的庞大公私资产，更是各方争夺的目标。由陈仪的九大处共同控制、指挥的“日产处理委员会”，便集体处理这庞大资产，来满足各方的需要。 当年的台湾，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实是东海中的金银岛，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几十亿（美元）可用来复原、重建的资金、资源消耗殆尽，台湾的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物价更是节节高涨。 衣锦还乡的“半山”人物在陈仪的任用下，黄朝琴出任台北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成为地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6年4月的省议员选举，当选的“半山”议员仅有黄朝琴、李万居、刘兼善、郑品聪四人。但是黄朝琴在陈仪的支持下，逼退了最有声望的林献堂而当选议长。李万居则同时当选副议长，加上连震东担任参议会秘书长，省参议会的议事可以说落入“半山”的掌握。 同年8月的国民党参政员选举，“半山”的林忠以最高票当选，林献堂则落为最后一名。11月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1名区域代表中，“半山”也取得黄国书、李万居、郑品聪、连震东四席。 接着台湾的三大民间银行彰化、商工、华南改组。中部资本的彰化银行由林献堂任筹备处主任，南部资本的商工（改名第一）银行则由黄朝琴任筹备主任，北部资本的华南银行最初由板桥林家的林熊征任筹备主任，后因林病故改由刘启光出任。 因此，借着长官公署的支持，“半山”的势力隐然开始掌握台湾的政治、经济资源，而成为台湾新兴的集团势力。 1947年5月魏道明上任后，陈仪的旧部大批返回大陆，只剩下财政处长严家涂出任省财政厅长。魏道明的16个省府委员中，引进了8名台湾籍人士，他们是：丘念台（兼民政厅长）、游弥坚（兼台北市长）、李连春（兼粮食局长）、林献堂（兼通志馆及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志信（山胞）、陈启清、杜聪明、刘兼善。 第267章 其中，丘念台、游弥坚、刘兼善是“半山”人物。魏道明上任的第二夭（1947年5月17日）立即宣布解除戒严，但是，警备司令彭孟缉仍以寻求安定为目的，经常以发布有关学生阴谋组织、地下组织、共产党组织等事件，继续执行有计划的搜捕行动，使得台湾的政治气氛还是属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半山”集团对国民党当局的忠贞受到一致肯定，于是便更积极参与政治权益的竞争。1947年12月的第一届“国大”，区域代表19席中，王民宁、林忠、谢挣强、李清波、苏绍文，连震东等“半山”便取得6席，加上工会的陈绍平、教育集团的游弥坚便有8席。1948年1月的监察委员选举，“半山”的陈岚峰、丘念台取得5个席位中的2个；立法委员区域8席中，黄国书、郭天乙、郑品聪则为“半山”。 就在“半山”在台逐渐发家的时候，海峡彼岸的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1948年10月，国民党原参谋总长陈诚，以“上海烦嚣多扰，医嘱易地静养”为名，携眷到了台湾，驻进了草山海峡空军招待所。12月29日，陈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他准备接任台湾省主席。当夜，魏道明访陈，两人进行了长久的密谈后，陈便在第二天电复蒋介石，以“时因病体未复，决难担此重任”为由，建议仍由魏道明担任主席，但未能得到蒋的许可。 蒋介石深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彻底崩溃已势所难免，台湾孤悬于东南海上，与大陆的距离，最近也约80海里，凭地理位置和海空军的优势，退守台湾，还能有喘息图存的机会。这最后一点本钱，当然要由忠实可靠的人来掌管。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高市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月4日生。高市距青田城西70华里，位于瓯江南岸，距石门洞5华里，与芝溪斗隔江相望。高市分里村和外村，陈诚的家在外村，坐南朝北，类似北方的四合院，前排5大间，后屋5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陈诚原住东厢房。 陈诚的父亲陈应麟，字希文，逊清秀才，又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初级班毕业。陈诚的五叔祖陈一鹏，是前清廪生，希文依靠一鹏的提携，曾任青田县城敬业高等小学校长10余年，服务教育事业，以终其身。 陈诚有兄弟三人，他居长。 次弟陈愿，字正修，留学法国，学化学。1932年回国，在国民政府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任少将研究委员。1936年在广州珠江南岸任四十二兵工厂厂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厂内迁广西柳州，改为防毒面具厂，1939年又迁到贵州遵义四面山，正修一直担任厂长。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三弟陈敏，字勉修，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留学英国，习经济。1941年回国，在重庆担任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抗战胜利后回南京，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南京分行经理。1948年与无锡秦汾（财政部司长）之女结婚。同年11月去台湾。 陈氏三兄弟的面貌都酷肖其母洪氏，身材都很矮小，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陈诚还有一姐姐，叫陈锦花，嫁在青田高市里村，不曾生育，领徐松如为养子（徐现为青田县政协委员）。 陈诚幼年争强好斗。他家里的房屋，窗棂都是纸糊的，同村的儿童常来吐口沫，把他家的纸窗戳穿，陈诚很恼火，在纸窗上写上“男盗女娼”。陈诚的父亲看到斥责说：“你骂的是谁？”陈诚为此挨打，就泄恨于村上儿童，经常殴斗不懈。 青田城里当时只有一所高等小学，陈诚的父亲便是这所小学的校长，教学极为严格。 1907年陈诚9岁时，入学读书，1912年小学毕业。他的两个弟弟以后也在这所小学读书。 1913年2月，陈诚到了丽水，考入省立十一中学。后来他的二弟正修也考入十一中。当时中学读书是自费的，兄弟两人都要缴学费，家庭不堪负担，陈诚中途改读处州省立十一师范，因为师范是公费。十一师范在丽水城内太保庙背后莲城书院旧址，学制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当时和陈诚同班同学有李■（青田人）、杜芳（缙云人）、邱学银（宣平人）、陶■（缙云人）、阙维熙（丽水碧湖人）等。校氏华国，字郁文，临海人；体育教员程孟渊（温州人）。陈诚对功课不甚用功，经常和校长的侄儿华文宽（任该校会计）一起打球，感情很好。他爱好体育，平台、铁杠、木马、跳远、跳高、样样参加，也爱好骑马。十一师范开第一次运动会，陈诚得了个人总分第一。 学校有个乐队，指挥曹竞，大鼓何鹏，小鼓潘焕钧、郭耀奎，马号杨达、陈诚，小号叶碧炎、阙仲瑶。每逢参加社会活动，或者远足旅行，乐队走在前列。陈诚身材矮小，他吹着马号，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陈诚在校读书时，一度染上赌博恶习，几次输了钱，还不起，同学叶光多次替他归还赌债，劝他不要再赌。学校当局发觉后，要开除学籍，唯校长华国不同意。陈诚怀着对校长的感激，从此戒赌。陈诚得势后，思念叶光的旧情，邀叶光担任经理处长。 1917年12月，陈诚在十一师范毕业，回青田高市，就和吴子漪的妹妹吴舜莲结婚。婚后跟他父亲到青田城内敬业小学，恰巧校内缺少一名体育教员，校内有老师建议，留陈诚担任体育教育。陈诚的父亲说：“现在青田一批土绅正在找我的缺点，我若用自己的儿子，正好授人以柄。”坚决不同意。后经陈诚的同学曾志超（宣平人）介绍去宣平农村任小学教员，薪给菲薄，仅能糊口。陈诚的父亲在高市开设一家中药铺，要陈诚辞退小教员，回家经营药铺，他不干。 1918年暑假，陈诚到杭州，考入南星桥一所体育专门学校。他的妻子吴舜莲拿出陪嫁钱供他的读书费用。 1919年冬，陈诚在杭州体专毕业后，准备回青田，恰巧杜志远来到了杭州。 杜志远，青田北山人，南京江南陆军学堂毕业，和陈诚的父亲陈希文是逊清同科秀才。杜志远在段祺瑞麾下当过营长、团长，升任师长。当时皖系实力只有三个师、一个旅，在段祺瑞执政时期，杜志远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杜志远的专车抵达杭州时，陈诚和当时在杭的青田同乡一道，前往车站迎接。杜志远离杭时，陈诚又跟着同乡到车站欢送。陈诚上了专车，和杜志远的卫队（都是青田人）攀谈得很起劲，火车开动也没有发觉，稀里糊涂地同车到了北京。杜志远问了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便留陈诚住在北京处州会馆，和缙云同乡王惟才住在一起。1920年，经杜志远向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与杜同属皖系）保送，陈诚投考该校八期炮科。由于陈诚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魏宗翰（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当时杜志远还保送青田九都人高文同时考入保定军校，高文以后曾任汤恩伯的参谋长。 陈诚在保定军校时，与罗卓英、邓鸣汉（都是广东人）是同学。他们三人身材都较矮，出操排队，都站在排尾。陈诚和邓鸣汉私交弥笃，结拜为兄弟，订生死交。当时邓演达任保定军校分队长。 陈诚进入保定军校，是他投身军界的起点。 陈诚于1922年在保定军校毕业，经杜志远写信给他的儿子杜伟（那时杜伟在绍兴浙军第二师第三旅当少校副官）、安排陈诚在浙军第二师（张载阳任师长） 第三旅（盛开第任旅长）六团三营当见习官（连长为樊崧甫）。 当时周至柔、周搏风、李进德同为见习官。1923年，陈诚升任少尉排长。这时，夏超（字定侯，浙江青田万阜乡九都人，前清武备学堂毕业）在杭州当浙江警务处长，正在积极扩充部队。陈诚的父亲陈希文与夏超有旧交，托人向夏超求情，要求夏超提携陈诚。夏超召见时，问陈诚在保定军校学什么？陈诚回答：“学炮科。”夏超出了几道题当面测验，陈诚尚能解答。但夏超认为陈诚初出校门，没有实际军事经验，便介绍他到宁波。当时杜伟已从绍兴调到宁波当警察所长，陈在杜手下工作，月薪几十块钱，也就暂时安顿下来。 这时，陈诚的保定军校同学邓鸣汉（广东客家人）已在广东粤军当连长，写信给陈诚，邀他去当排长。因陈诚与邓是拜把兄弟，便欣然到了广东，在邓鸣汉连当第一排排长（据《民国人物传·陈诚传记》载，1922年，陈到上海投靠粤军，随同邓演达南下。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三团团长，陈诚任三连连长）。 1923年5月，陈诚参与讨伐沈鸿英，在肇庆与冯葆初部作战，与连长邓鸣汉在同一战壕内指挥战斗，一颗子弹穿入邓鸣汉的胸膛，邓鸣汉当即阵亡。陈诚也受了轻伤，包扎医治后，不久痊愈，陈诚递升为连长。邓死后，邓母十分悲伤，陈诚安慰邓母，并由他赡养。当时连部有个排长，是广东人，他弟弟担任事务长，管理军需伙食。兄弟俩因赌博亏款，把领到的全排军饷拐带潜逃。出事后，陈诚急得直跺脚，计无所出。这时陈诚的妻舅吴子漪（又名蕴玉，浙江青田人），任连部军需，对陈诚说：“我去抓他们回来。”吴子漪由广州出发，到了韶关，刚下火车，不料就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问口碰见了他兄弟俩，把他们逮住，送往当地警察局，押解回部队，陈诚处分了这两兄弟。 第268章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这时邓演达任粤军第1师团长，兼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又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因邓的关系，进入黄埔军校，担任上尉教育副官。黄埔岛距广州市40华里，通小火轮。有一天，陈诚到了广州市区玩耍， 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到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铁杠。恰巧这天蒋介石也很早到校巡视。蒋走到陈诚面前，看到铁杠旁放着衣帽和书本，陈诚向蒋立正敬礼。蒋问：“看什么书？”陈诚把书奉上，一看是《三民主义》。蒋随手翻阅，见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蒋连连夸奖其阅读认真，渴求上进，留下了好印象。 1925年，陈炯明叛乱，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 黄埔军校教导一、二两个团，协同粤军为右翼。陈诚在右翼军任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2月15日攻打淡水之役，陈炯明部被围困在淡水城内，由于城墙坚固，一时攻不下。陈诚指挥的炮兵，因炮打久了，炮膛发热，不能继续发炮。蒋介石十分着急，一面命令教导1团团长何应钦坚持攻击，一面对陈诚说：“几门炮都打不响吗？”陈诚一急，亲自去点炮，由于已停放了一段时间，一炮打响，全连火炮也打响了，军威大震，把城墙东北角打陷了一个缺口，围城部队架起云梯，蜂涌入城，攻占了淡水城。陈炯明残部败退棉湖，陈诚指挥炮兵阻击敌军。在棉湖战役，陈诚指挥之炮兵发挥了威力，使战局转危为安，克敌制胜。蒋介石称此战役“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何应钦事后称赞陈诚：“不论步兵前进有多迅速，总使炮兵能够配合得上，每次都达到任务，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何应钦：《陈副总统的勋业与道德》1965年）。 6月，东征军回师广东，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部。这时，赵成梁师由韶关调驻广九铁路布防，滇军第三军旅长胡思舜率部赶来广州市白云山支援杨、刘，又把驻东江的曾万钟旅调回广州阻止东征军前进。 东征军进入石牌车站，占据石牌车站的敌军在构筑工事。陈诚的炮兵连，在苏联顾问指挥下，向石牌车站炮轰，正中赵成梁的指挥部。赵成梁正在床上吸大烟，恰巧一炮命中。敌师长被击毙，敌军纷纷向瘦狗岭逃窜，东征军刀不血刃，占领了石牌车站。东征军在白云山展开激战，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12日，在北校场会师。杨希闵部向观音山反扑，也被消灭。 不到两天，全部消灭杨、刘主力，广东趋于统一。 9月，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敌杨坤如军坚守惠州城。围攻两天，攻城军伤亡惨重，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阵亡。东征军组织敢死队，陈诚督炮兵连夜架炮，仰射惠州城墙上的敌军机炮阵地。在炮火压制下，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八团党代表张际春、九团党代表傅维钰、补充团党代表王逸常等，带头率领敢死队爬城，一拥而上，攻克了惠州城，拔了洪兆麟、林虎的老巢，杨坤如残部向闽赣边境逃窜。攻克惠州城后，蒋介石给广东国民政府告捷电称：“惠城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攻下，。。今为我革命军一鼓攻克。”（见民国14年10月《政府公报》12号）。在两次东征中，陈诚立了战功，受到蒋介石的嘉许，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4年5月，陈诚的父亲陈希文在青田城内敬业小学逝世。陈诚在广州，回家奔丧。陈诚抵达温州，寓西门西阁檐同兴客栈（青田人开的）、随即到了青田，随灵柩归葬，回到高市。父柩安葬在高市村后黄山岭。（注：“文化大革命”墓被毁，现经政府拨款修复。）墓碑为严立三题，碑文：“陈希文先生墓”。 陈诚回到家中，独自睡在楼上。陈诚的妻子吴舜莲感到夫妻分离多年，竟不同房，如此冷淡，一时想不开，便拿了一把剪刀，猛刺自己的喉管，鲜血直流。陈诚的母亲见此惊慌万状，急忙叫人杀了活(又鸟)，用(又鸟)毛包扎媳妇的喉管，幸而气管没有割断，经送往温州医院抢救治愈。村上把这件事当作新闻，不胫而走，到处传开了。陈诚感到很烦恼，在家中只逗留了三宿，匆匆办完丧事，就回青田城里，写了一封信给杜伟，信中说：“此番回家奔丧，不幸家中出了事故，万分烦恼，灰心丧志，不想再回广州。”杜伟到收信后，力加劝慰，并汇了一笔钱，劝陈诚返粤。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陈诚调总司令部任中校参谋，随军出发。不久，升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上校团长，周至柔任团参谋长。 11月，部队经韶关到赣州，预备第一师改编为二十一师，严重为师长，陈诚的第三团改为六十三团，仍任上校团长。 严重，湖北麻城人，保定军校五期工兵科毕业。他每天写日记，当时他日记中写道：“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严重对他的器重。严重死后，陈诚在湖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曾把严重这段日记向其部属公开，以示严重“慧眼识英雄”。 1927年1月15日，二十一师抵浙江衢州、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部卢香亭的部队遭遇，展开激烈战斗，2月1日攻占兰溪，歼敌2000，继续进军桐庐。2月11日，孙传芳纠集了三个师反攻桐庐，被刘峙的第二师击退。 但过了浮桥，刘峙师已不能支。陈诚率领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架桥过江，与敌三师背水激战终日，伤亡甚众，营长赵敬统阵亡，宋希濂、王敬久负伤。陈诚率部连夜袭击敌司令部，敌仓惶退却，二十一师乘胜追击。2月15日，攻克新登，19日占领杭州。陈诚擢升为二十一师副师长，仍兼六十三团团长（师长仍为严重）。 二十一师抵达杭州，何应钦的东路军亦由闽抵达杭州，浙江成立军政府。不久，二十一师开拔，进驻苏州。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邓演达愤而出国；严重辞职，隐居庐山犁头尖，筑平房三间，深居简出。 蒋介石召见陈诚，向其阐述国内形势。陈诚表示绝对服从总司令，蒋大为赞赏，遂委派陈诚接替严重，担任二十一师师长，以罗卓英为参谋长。5月，陈诚率领二十一师由苏州进军蚌埠。8月，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北集结重兵，反扑南京。 1927年8月，孙传芳军直扑南京，在龙潭展开激战。陈诚率领二十一师投入战斗，双方相争极为激烈。时值暑夏，陈诚胃病严重，坐轿指挥作战，晕倒在地，经卫士石心志（河南人）负走20余里，始脱险境。事后有人说：“陈诚在龙潭战役中不死，幸亏有‘吉利星’才化险为夷。”从此，陈诚用石志心为随身侍卫，不离左右。 龙潭战役，孙传芳10万大军，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夹击下，全军覆灭，孙传芳只身逃往扬州。 陈诚在龙潭战役中坐轿指挥，事后被何应钦知道，免除其师长职务。陈诚受处分后，愤愤不平满腹牢骚，认为自己抱病上阵，几乎丧命，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偏信，失之公允，从此产生不可解的嫌隙。 陈诚怀着委屈忧郁的心情，离开二十一师，赴沪养病。这时严重又出任军委会军政厅厅长，陈诚由严重保荐为该厅副厅长，兼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严重辞职后，陈诚代理厅长，并兼军委会教育处处长。 1927年11月，宁汉分裂，蒋介石受桂系李、白的胁迫，宣布下野，由南京回奉化溪口，出国日本，陈诚表示同进退，辞去职务，偕同秘书张琢卿（青田人），到了上海闸北青云路信达利汇兑庄，会见赵志尧（字淳如，浙江青田小阮村人，与陈诚系处州中学同学），商谈今后出处，赵劝他静观时局变化。 1928年1月，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通电“拥蒋”，蒋介石东山再起，由日本回国，恢复国民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任命陈诚为南京总司令部警卫司令。4月5日，蒋赴徐州，重新部署兵力，继续北伐，攻打张作霖，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留守南京，任命陈诚为前线炮兵指挥，南京警卫司令职由参谋长应三山代理。 1929年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十一师师长（十一师是蒋的一支主力部队）。 1930年，谭延阎患脑溢血病故，蒋为之营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东侧，称为谭墓。 谭延■，字组庵，湖南茶陵人。其父谭曙卿是逊清湖广总督。谭延■也是清末翰林，民国初年曾任湖南督军，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当过广东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北伐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国民党奠都南京后，谭延■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任行政院长。 谭延■的母亲是丫环纳妾，每餐侍立桌旁，为全家人添饭，不能同桌吃饭。死后灵柩不能出正门，只能从旁门抬出，谭延■以长子身份，伏在灵柩上，才从正门出葬。谭延■深恶封建门阀等级观念，誓不纳妾，生一子三女。长女才学并茂，精明强干，嫁与唐某（据杜伟遗稿是袁某），唐亦湘人，曾任青岛海关监督，其妻襄助，里里外外，井井有条；儿子谭伯羽，留学德国，曾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抗战时当过交通部长；次女嫁给华侨冯某，冯当过招商局广州经理；三女谭祥，字曼怡，上海爱国女子学校（一说上海务本女校）毕业，擅长书法，在南京陆军子弟学校当过教员，与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同学。 第269章 谭延■任行政院长时，与蒋介石为腻友，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怕同行。曼怡口极甜蜜，称蒋为爸爸，称宋美龄为妈妈。蒋氏夫妇极为钟爱，视为已出。 谭死后，曼怡经常在蒋氏跟前。蒋氏夫妇自然要为干女儿选择“成龙快婿”。决定在年轻将领中，以胡宗南，陈诚两人择一而配。最后商量决定嫁给陈诚（这是曼怡自己嫁后语人）。 尽管胡宗南的年龄比陈诚大，但没有结婚，又是黄埔军校的一期学生，是“天子门生”，对蒋忠诚不贰，可以放心。陈诚年较小，但已结过婚，蒋考虑到陈诚早期与邓演达关系极深，以后才投靠自己，为了笼络，因此决定许配给陈诚。 蒋氏夫妇商量内定后，征询曼怡本人意见。谭问“现居何职？”宋美龄回答：“军长。”其实当时陈诚只是11师师长。谭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在旁补充一句：“18军。”谭俯首无语。蒋事后擢升陈诚为十军军长，宣布陈诚因讨伐阎、冯有功晋级。 尽管一切都很顺利，陈诚与谭祥还是于1932年1月1日在上海举行婚礼，证婚人为蒋介石。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泽■主婚，婚礼极为简朴，不登报，不发贴，不请客，不收礼，不铺张，只是举行仪式。来宾以谭宅方面者为多。新婚之夜，乃兄谭伯羽与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酒后兴浓，要闹洞房，深夜不离，陈诚请杜伟打圆场，说好第二天再闹，才罢休。 曼怡性格温存，磊磊大方，生活简朴，婚后夫妻感情弥笃。 陈诚与谭祥结婚之前，与上海劳动大学一个女学生陈德懿感情极好，来往已经四年。为与谭祥结婚，陈诚给她一笔钱，送她到美国读书，从此分手。在婚前，谭祥知道陈诚已有原配，对陈诚说：“你和她总得有个手续吧，可否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手续，我们的婚期只好推迟，再等一等吧。”几句轻言细语，急得陈诚急忙打电报，叫吴子漪星夜赶回青田，陈诚的原配吴舜莲大哭一场，死也不同意，可急坏了乃兄吴子漪，请来杜伟的父亲杜志远，再三劝导，才取得同意，但提出一个条件：“生不能同衾，死必须同穴。”经陈诚同意接受。吴舜莲不识字，吴子漪代笔签名盖章，办了协议离婚手续。吴舜莲被离异后，陈诚汇给她一笔款，作为生活费用，仍住在高市陈家，还是以陈家媳妇身份侍奉婆婆，婆媳相处和睦。1948年岁未，陈诚将吴舜莲接到台湾，并负责其生活费用，陈病故后，谭祥也一如既往照顾“吴姐”，直到她于1978年离开人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陈诚夫妇总算没有失信于这个可怜的女人。 陈诚和谭祥结婚后，其同学、十八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赵志尧和他的妻子叶耐秋，也是青田高市人，与谭祥关系搞得很亲热。谭祥经常到叶耐秋家，爱吃青田家乡口味的菜。赵志尧夫妇也经常到谭祥家里作客。谭祥屡次问及陈诚高市老家的情况，显然对吴舜莲仍以陈家媳妇的名份在陈家，心里总有点不踏实。谭一再在陈诚面前提出要一道回家看看婆婆，陈诚无奈，乃于1934年秋，陪同爱妻谭祥，一道回青田高市探望母亲。 谭祥一进门，便见到吴舜莲，连唤“姐姐”，倒使吴舜莲倨促不安，相对无言。谭祥雍容华贵纡尊降贵，对吴舜莲宽慰有加。乡亲们都夸谭：“倒底是书香门第出身，通情达理。” 陈诚夫妇回南京后，陈诚又汇了一笔钱，在青田城里新寺巷盖了一座楼房，让吴舜莲迁居城内，不再住高市陈家。 蒋介石和陈诚建立“翁婿关系”后，对陈诚更为宠信。 1947年，国民党东北大将熊式辉在东北节节败退，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自告奋勇上前线，声称“九个月内肃清东北共军”。蒋介石便外放他当“东北九省军政长官。”但陈上任不到数月，进一步奠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他看到大势已去，就以“胃病大发”的借口，静悄悄地飞回南京，不管什么人看他，他一律来个闭门不纳。不久，就神秘地去了台湾。 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后，为了争取民心，稳定局势，他一方面打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的口号；另一方面重用“半山”官员。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援其在大陆发动内战，不但没有尽快医治殖民统治和战后的创伤，反而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掠夺，使当地民众对国民党人恨之入骨，省籍矛盾也相当尖锐。陈的聪明之处，是在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山”这座桥梁，一方面压制异己，一方面扩张自己的势力，以达到他有效控制台湾为蒋介石准备后路的根本目的。 主台一年一般认为，陈诚在台湾省主席任内，成功地控制了台湾。1956年台湾《中央日报》社长胡建中访问陈诚，要求他以“我与台湾”为题写一篇文章，陈在该文中回忆了他主台一年的情况，其中难免有失实和诬蔑之处，但个别地方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一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当时台湾的情况，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一是“乱”，一是“危”，这种乱与危的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扼要说明：＜一＞人心方面——当时由于大陆局势恶化，所以台湾人心也随着动摇悲观，大家终日惶惶不晓得共匪几时来攻，也不晓得台湾能守多久。稍有办法的人，不是近走香港、东京，便是远走美洲，而不走的人，则认为已如釜底之鱼，只有等待末日的来临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我们能够在台湾有所作为。 ＜二＞社会方面——因为人心动摇悲观，于是匪谍乘机活动，造谣惑众，聚众滋事；并以学校为中心，开始制造暴乱，煽动学生罢课游行。其目的显在打击政府威信，破坏社会秩序，使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使政府不能治理下去。 ＜三＞政治方面——政治方面的最后危机，就是匪谍勾结少数野心分子，运用政治的分化，企图颠覆政府。同时，匪谍更由香港与大陆源源而来，向政治军事与社会经济方面渗透。此外，当时中央在台湾的军政和经济的单位很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划分不明，系统也非常庞杂甚至形成了一种可怕的纷乱现象。 ＜四＞经济方面——台湾经济过去依赖日本，光复后则与大陆联系，因此，大陆局势恶化，台湾经济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尤其台市与大陆上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上金融的混乱，使台湾的金融也不能安定。当时我们每天要开会决定台币与金圆券的比率。同时，好商囤积居奇，买卖黑市金钞，致使物价波动不已，人民生活朝不保夕。 ＜五＞军事方面——当时在台湾的部队，只有两个不健全的师，根本不足以抵抗共匪来攻，同时，撤退来台的部队，既复杂而又残破，官兵虽报国有心，但作战乏力，尤是加深内部隐忧。 ＜六＞国际方面——当时美国对中国援助，实际上已经停止，美国白皮书的发表，等于宣告中华民国政府的死亡。同时，他们还运用各种方法来打击我们。很显然的，他们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赶快死亡；而后来事实证明，他们这种做法是受了共产分子的操纵和利用。至于好心肠的外国友人当时所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批反共人士免于共匪的屠杀，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之陷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那种危机的情况之下，我第一个想法，认为要确保台湾，并使台湾成为反攻的基地，必须将政权真正建立在民众之间，使政府与人民完全打成一片。决不可再蹈过去的覆辙，使政府离开人民，成为建筑在沙滩上的一座高楼。一次，我与梁寒操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便提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 的口号，我认为这与我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后来就拿这两句话作为施政的最高准则。 怎么做法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一方面不能不作应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作久远的打算，根据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又决定一个原则，即从进步中求安定。因为如果不实行改革，造成进步，决不可能求得安定。 民国38年1月5日，我接篆视事之后，对于省政府人事，可以说全部未动。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当时情况危急，行政不容停顿。 第二，我们要革除“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恶习，要求树立良好的风气与制度。 第三，当时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大部分都很健全，实际上没有变动的必要。 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几项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施政。 ＜一＞肃清内部匪谍，实施出入境限制——当时我们实行这一措施，是基于两种事实的需要。一是我们不能让匪谍自由进出，否则，便无法保障我们内部的安定。二是台湾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不对人口移入作合理而必要的限制，则一时人口增加太多，连吃饭都要发生问题。由此可知，当时限制出入境，实在是保卫台湾所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后来我们对于此一措施，不断修正放宽，当时全省人民全力支持此一措施，但各方仍多反对之声。所幸当时大家都能明辨大利大害，此一措施乃能顺利推行。 ＜二＞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当时台湾经济与大陆联系，大局恶化以后，我们要考虑如何使台湾经济能够独立自给、不因大陆丧失而使台湾经济发生不可解决的困难。本此认识，我们一方面决定以增加粮食生产为中心，先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当时粮食产量只有100万吨，而台湾人口则不断增加，如果不全力增加粮食生产，则军粮民食随时均将发生问题。 第270章 另一方面，则设立生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台湾区的国营事业，国省合营事业及省营事业，有计划的发展工矿生产，并确定以下四项原则：配合粮食增产计划，扩建化肥工业与水利建设。 扩充电力建设，以为发展工业之基础。 增加外销产品的生产，以争取外汇。 增加省内必需品的生产，以节省外汇。 不过，当时我们统一公营事业的管理与革除公营事业的积弊，曾遭遇不少困难。 ＜三＞实行三七五减租——土地问题本是中国民生问题的中心环节，当时台湾的情形与大陆各省大同小异，所以我们要社会进步与人民的生活改善，便不能不从解决土地问题做起。然而，解决土地问题，谈何容易，尤其在那种危急情况之下，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经过多方面的思考，我终于下了最大决心来做，采用和平渐进的原则，先实行三七五减租。当时我们做这件事，是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如果失败了，我们便要整个失败，彻底失败。结果，由于各方面的配合努力，这个政策得到空前未有的成功。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成功，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方面，增加了人民的向心力与社会的安定力。在政治方面，改变了人民对政府的观念，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信用。在经济方面，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增加了粮食及副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增加农村儿童青年就学与升学的比率，提高了农村社会的文化水准。在土地政策方面，替后来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四＞改革币制——当时因台币与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的币制愈恶化，台湾的金融愈混乱。同时，中央在台之军公费用与公营事业资金，多由省府垫借，台湾财政不堪负荷。面对这些危险的情况，要稳定台湾的金融，必须改革币制。然而，要想币制改革成功，必须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需平衡。贸易收支平衡。充足的准备。其他有关政策与币制改革相配合，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信用。民国38年1月至3月，两度飞京商洽，均未获解决办法。5月间再赴广州，始获得如下结果：关于军公垫款，允以中央存台物资折算归垫。 中央在台生产事业，全部交由余指挥监督。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亦由省统筹调度。 中央拔借黄金80万两作为改币基金。 至此，币制改革乃于民国38年6月15日付诸实行。同时并实行以下各项措施：修正黄金储蓄办法，加强管理黄金储蓄，缩短兑现金期限，扩大办理黄金储蓄地区。 切实增进各种赋税及公卖收入，并督促公营事业所得盈余依限解库。 交通等公用事业之费率，按照成本及杂持费调整提高，以期自给自足，免由公家贴补。 各级政府机关实行栽并骈枝机构，淘汰冗员，搏节开支。 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筹管理国营、省营、国省合营之各种生产事业，使其合理配合，以谋发展。 由金融机关对于生产事业，尤其输出品生产方面，充分贷款扶助，并减低贷款利息。 调整外汇价格，促进输出贸易。 提倡消费节约，对于奢侈品消费，赋课重税，以资限制。 取缔地下钱庄，抑制游资活动，停止商业银行发行本票，防止银根泛滥。 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人尽其才，学尽其用，乃是国父与总统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十年来，教育与社会脱节，所学与所用脱节，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社会政治的进步，要依靠人事上的新陈代谢。如果陈旧的血液不能排除，新鲜的血液又不能注入，那个社会与政治当然要落后，要发生问题。当时台湾的情形较大陆有过之无不及，青年受到匪谍的蛊惑，不愿安心求学。政治力量虽可制止学生昙课游行，但要造成良好的风气，使青年自觉自发的求上进，就必须实际替他们解决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学校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基于以上的理想和理由，所以当时我们决定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这个办法实行以后，对于鼓励青年上进，造成良好学风，以及安定社会人心，无形中收到很大效果，但因社会与政治各方面，人事新陈代谢的风气与制度，尚未能形成；同时，社会经济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彼此也尚未能达到理想的配合，所以这个办法的继续推行，便发生许多困难。今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仍要从发展社会经济的建设，加强教育与社会的配合，以及促进人事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继续努力。 ＜六＞准备实施地方自治——国父早就告诉我们，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好比造屋，地方自治是筑基的工作，基础筑得坚实，房子便不会倒塌了。当时台湾情势虽属岌岌可危，但我们想到国家的久远前途，所以决心准备实施县、市地方自治。 实施地方自治，我国尚乏先例，各种法规更付阙如。同时，地方自治之成败，则关系国家前途之命运，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件重大的工作，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为策划准备这件工作，民国38年8月15日正式成立“地方自治研究委员会”，研订了各种有关法规与调整行政区域方案，并确定实施的步骤。 对于这件大事，我只做了一点开路的工作。现在台湾实施县、市地方自治已有三年，在此三年中，我们发现不少缺点，亦改正不少缺点。今后只要大家有远见，有信心，我们必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成就，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 ＜七＞整编来台部队——当时台湾的最大隐忧之一，就是一部分撤退来台的部队，溃不成军，即余前面所说的报国有心，作战乏力，因此部队愈多，隐忧愈大。其时，我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有保卫地方安全的责任。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我只有采取非常手段，一方面加重整编训练，另一方面则安顿他们的生活。当时这件事所遭遇的困难与危险，非身临其境，不能想象。所幸各方面都能体念时限，推诚合作，使我们消除了一种非常严重的隐忧。民国38年初，我以带病之身，出主台政，原属见危授命。是年12月21日，得卸仔肩，自属心安理得。但一般认为，当时政府改组，未免事出突然，甚至至今还认为是一个没有揭开的迷。当然，现在知道这事内幕的人还不多，此时我只能告诉大家，那仍是苏俄在国际间与其在各国的同路人，利用我国一般人迫切冀望援助的心理，多方布置而成的一个政治陷阱。其目的就是要从我们内部打垮中华民国政府。 即使不能达到此目的，至少也可分化我们的团结，分散我们的力量，破坏我们的反攻准备。我虽不能说，当时吴国桢是布置那个政治陷阱的一分子，但后来吴的叛国行为，至少可以证明他是共产国际所选择利用的一个适当人物。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陈诚对自己主台一年所取得的成绩颇为自信，也为后来的免职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免职说成是共产国际的布置，这当然十分荒唐，实际上是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了在绝望中乞求美援才免去陈诚台湾省主席的兼职，而安插亲美派吴国桢。据说蒋的这项安排事先没有告诉陈，所以陈事后曾一度表示消极，向人抱怨过去蒋经国、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破坏他，并挑拨“半山”派倒吴。 据说陈诚是1950年美国向蒋介石提出不得任用的二十余人之一，不得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的喜欢。为此，陈曾对美国作了些谄媚。1951年曾由蒋梦麟等人从中奔走，并托胡适在美国活动，为此把台湾大学校长一职给予蒋梦麟、胡适的亲信钱思亮。此后陈与美国的关系有些好转，如美国报刊对陈倡导的“三七五减租”运动曾予捧场。蔡斯和陈也取得一些谅解。 同室操戈1949年12月21日，陈诚被免去台湾省主席后，并没有被蒋介石所冷落。次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他又受命担任“行政院长”。此后，蒋便大力扶植陈诚、蒋经国的势力，排除异己，以巩固其独裁统治的地位。其办法是：通过军事整编，改组政府机构，兼并非陈诚嫡系的部队，打击与排斥政学系系在政权上的势力，以加强陈诚在军政方面的控制；通过“改革”国民党，强化特工，以培植蒋经国在党特方面的势力。在大陆时，陈诚是蒋介石嫡系中“实力派”领袖，握有相当大的兵权，拥有部分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少壮军人的支持，与王东原、郭忏、周岩、霍揆彰、万耀煌、罗卓英、朱怀冰、何联奎、周致柔等自成一系，并与其亲信方天、刘云瀚、胡琏等共同组织过封建法西斯团体“干域社”。 大陆解放，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的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队大都在解放战争中被我歼灭，最后能逃到台湾的不是很多。但因蒋预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台湾保留了陈诚的部队，所以当蒋逃往台湾之后，便利用陈诚所拥有的残余兵力为资本，整编其他非嫡系的残余部队和孙立人原在台湾编训的“新军”，拼凑起约40万的兵力。据当时资料显示，蒋军整编前的陆军12个军、2个独立师中，属于孙立人系的部队只有第80军和第167军（原何应钦系） 2个军，而属于陈诚系的则有第5、6、18、19、54、75、87等7个军；此外，为其他蒋嫡系的有第50军及第52军（原关麟征）部队；派系关系不详的有 第45军、独立13师、独立32师。 第271章 在蒋军的整编过程中，非蒋嫡系的许多军事首脑人物首先被削去了兵权。如白崇禧、李品仙、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对军事再无插手或发言的余地，处在被软禁的境遇中，云南败将余程万被扣押。只有孙立人因为是美国所扶植并且是蒋军中最能取得美国信任的军人，蒋要利用他做力争取美援的工具，不得不给他一定的军事上的职位。但蒋对孙一向嫉视，又一面指使陈诚等极力地防备和排挤孙。这也是陈诚与孙立人一向就不相容的根本原因。 除了非蒋嫡系的军人遭到排挤外，其他非陈系的蒋介石嫡系军人逃台后亦都失势，何应钦到台湾后一直失意，仅保留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空衔，终日不得不以打牌、打猎、打球以自娱，甚至有传说何受到监视。qi書網-奇书何的嫡系人物如顾祝同、韩德勤等在台也均失意。据说，因何之佳、何绍国等在港搞“第三势力”，何曾受到蒋介石的痛斥。据1951年的材料，何之亲信刘汉珍、牟廷芳等在港人物，曾纵恿何接受前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等的“拥戴”排陈倒蒋。 原装甲兵司令徐庭瑶，与陈诚的矛盾甚深，也不得蒋介石的信任，到了台湾后，陈恐怕徐尾大不掉，将装甲兵司令部撤销，成立装甲旅，借口徐的资望高不能屈居旅长，免去徐职，而任蒋纬国为装甲旅司令。当时徐极不满，徐的部下前各装甲团团长曾鼓动徐实行反陈兵谏，徐未敢接受。据说徐当时曾愤恨地称：“如果不是因为我与中共有血债，我真要投向人民政府。”陈诚排挤其他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手段极为毒辣。如1950年蒋的嫡系刘安滇的50军在基隆上岸时曾受到陈的阻挠，引起该部士兵群情激愤，陈即借口该部两士兵与私娼通奸而予以枪杀，以镇压这种情绪，该部登陆后不但待遇很差，而且与另一黄埔系李延年部96军同被陈“整训”。李延年与另一黄埔系的李天霞逃台后被以“未奉命即擅自撤出阵地”的罪名判处徒刑12年。另一黄埔系32军军长李玉堂则以“匪谍”被处死刑。据美联社香港1950年4月1日消息，3月22日夜以“匪谍”罪名被枪毙的人之中仅中将就有6人，少将有13人。 1954年5月间，陈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将原关麟征亲信刘玉章调到金门去任金门防卫部司令，而将自己的亲信胡琏及其部队一并调回台湾。刘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调他和52军接替胡琏是有意消灭“杂牌军队”的手段，乃表现消极，在金门和香港间做走私生意，希望多搞些钱。 为了安插被排挤掉的军队中各派系将领，蒋介石“复职”后，乃将他们收容在所谓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被任为战略顾问的就有桂系的白崇禧（副主任）、李品仙，晋系的杨爱源，川系的杨森、孙震，粤系的余汉谋，西北军系的秦德纯、孙连仲、冯治安、熊斌，东北军系的邹作华；属蒋嫡系的是：何应钦（主任）、顾祝同（副主任）、汤恩伯、朱绍良、蒋鼎文、钱大钧、韩德勤、徐庭瑶，并包括薛岳、王懋功、刘茂恩等等。 1952年，蒋介石趁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提出“部分老将应该退伍” 的建议，将非陈系的老军人大部分列入退役名单中，而陈系只有极少数。如中将以上的退役名单中，包括晋系阎锡山、杨爱源，川系杨森，湘系何键，桂系李品仙、刘士毅，粤系黄质文、陈骥，东北军系的邹作华，西北军系秦德纯、熊斌，蒋嫡系的朱绍良、钱大钧、俞济时、徐永昌、谷正伦、徐庭瑶、陈继承、韩德勤、贺国光；而属陈诚系的只有罗卓英、万耀煌、林蔚、周岩等。凡担任“战略顾问”而这次列入退役的人，均被免去了“战略顾问”的职务。 1954年5月“政府”改组后，陈诚进一步把持了集中军政最高权力的“国防会议”，蒋介石与他分别担任该会议主席、副主席，周至柔任秘书长；掌握三军实权的“参谋总长”为蒋与陈诚极为亲近的桂永清。桂于8月间死后，由原属何应钦系后改投陈诚而成为陈手下“四狗之一”的彭孟缉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兼代。10月间，又将12个军整编为8个军，所设两个军团统辖之。两个军团司令胡琏与石党（原为汤恩伯系，后投陈）也都是陈的喽罗。向与陈诚矛盾根深的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这次也被排斥，除去为了敷衍美国而任命孙立人系的余伯泉为“副参谋总长”及“只能管管行政”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与陈诚亦有私谊）等几个亲美分子而外，所有军事指挥权几乎绝大部分是以陈诚为首的小圈子势力所掌握。 在政治上，陈诚过去就已经掌握了大批复兴社和三青团的干部。逃到台湾后，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同蒋经国一起在两三年之间就大大削弱了过去与他对峙的政学系系两派势力。 曾占据国民党政权要津20多年的政学系随着蒋介石军事力量的崩溃，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以吴鼎昌、张嘉■为代表的财政巨头，在大陆解放后，逃到香港、澳洲等地做了白华。熊式辉却在香港、曼谷等地经营投机生意（1954年7月赴台）。钱昌照等则投向人民，翁文灏到西欧转了一圈以后也返回大陆。附蒋逃台的有张群、吴铁城、王世杰、王宠惠、郑道儒、胡家凤（1950年冬由港去台）等人；以及被蒋押解到台湾的陈仪。 政学系随蒋到台湾以后，其一部分人物即和亲美派相互勾结起来，在蒋政内部结成一种混合势力。 王世杰、孙立人、吴国桢等是蒋为争取美援的工具；张群、吴铁城等则在蒋勾结日本当局等方面有其作用。他们都以美国的宠信为资本，和陈诚、蒋经国的势力对立，进行争权夺利的争吵。 远在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张群入主行政院，政学系的一些人物占据其他政府部门时，司徒雷登即在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势力的削弱和政学系的得势表示“令人兴奋”，誉张群、翁文灏、王宠惠、王世杰等为最能干的人物。吴国桢是美国前国务院顾问耶塞普的同学，吴在任武汉、重庆及上海等地市长时。就见重于宋子文、宋美龄，为蒋宋家族的幸臣，并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 1950年3月陈诚“组阁”后，便开始清除“行政院”中的政学分子，仅留政学系的郑道儒担任“经济部长”，但使其没有实际权力，而在1952年终被免职。叶公超是政学系分子，与陈还能相处，所以也被留任“外交部部长”。被押到台湾的陈仪于1950年6月被加上以策动“叛变”的罪名而处死。同年，吴铁城积极钻营谋任驻泰大使，陈诚则提出罗卓英来，造成吴、罗之间激烈的争夺，结果以双方均放弃该职而作罢。吴铁城到1953年11月死去为止一直失意。王宠惠任“司法院院长”，胡家凤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起不了多大作用。在国民党内除与政学系混在一起的吴国桢为中央委员外，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王宠惠都只挂一个中央评议委员的名誉。张群除挂“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及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等空衔外，也只处于为蒋从旁“献策”的地位，没有实权。美国所器重的胡适和蒋廷黻只是被利用，来破坏李宗仁等“第三势力”的工具，蒋对他们也存在疑忌。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反共死硬系，是蒋介石20多年来独裁zhuanzhi的一大支柱，长期把持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各级组织，进行党务、特工、教育、文化各方面的反动活动，残害人民。在抗战期间因其积年恶势力与美国对华的侵略措施有所抵触，一向不得美国主子的欢心。自1947年以后，美国就不断要求蒋介石实行所谓“改革”，以“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削弱反动集团（系）的势力”，司徒雷登曾当面向蒋介石说：“我建议第一步应先解派。” 自1949年底起，蒋介石父子与陈诚及其亲近人物张其昀、郑彦■、陶希圣、黄少谷、王世杰等经多次商讨，于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所谓“改革方案”。同月26日，蒋以总裁名义指定了16名改造委员，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以代替国民党旧的中央执、监委会行使职权。蒋又另指定了29人为所谓中央评议委员，以保留一部分旧中央执、监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改造委员会在蒋经国的把待下，以“肃清失败主义”、“扫除派系倾轧”、“大团结”等为口号，接收系对党的控制权。在改造委员会分子的比重很小，虽然还保留有系的谷正纲、张道藩、胡健中等人，但是，这几个人也都和陈诚、蒋经国有直接勾结。 第272章 陈果夫、陈立夫均被排除在外。改造委员会下设的7个组和5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多数属蒋经国和陈诚的人。陈果夫只在中央评议委员中有个名字系控制了20多年的党权，就此转入了陈诚和蒋经国之手。 在改造委员名单公布之前系与陈诚、蒋经国等争吵不休。当时系的意见是：国民党可以“改造”，但不能离开“法统”，因此“改造”工作应仍由六届中央执、监委员负责，不必另派改革委员；而陈诚、蒋经国则坚持：两年来“党的失败的惨痛，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不能不负责任，六届执、监委员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党的改造必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性的效能”。蒋介石曾对合众社记者说“改造工作及挽救国民党将较挽救死硬派的面子更为重要”以示其“改造”之“决心”。当改造委员名单宣布后，陈立夫便怅怅地离开台湾去香港、欧洲、流亡美国。据传：陈立夫在离台前曾往草山去看蒋，蒋对陈说：“祖燕，我也没有办法，你还是到外国去走一趟吧，如果情形好转，你再回来，好在我已把你几个干部安置了进去。再则你也替我准备一条退路。”而陈果夫那时却在台湾病倒奄奄一息。 1952年10月，改造委员会不顾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反对，召开了国民党第七届代表大会。在新中央委员会中，原系的只有张道藩、谷正纲、李永新、陈逸云、孔佳籍等人；10名中央常务委员中，几乎全部是陈诚和蒋经国的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下新设的6个组和5个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一个分子。 在政权方面系也逐步地受到陈诚与蒋经国的排挤。1950年蒋介石复位时，陈诚与陈立夫均积极活动任“行政院长”，结果是陈诚获蒋提名。陈立夫大为不满，指分子及立法委员谷正鼎等对蒋表示反对，提出质问：“为什么总统提名只提陈诚一个名字，为什么不提两个名字让我们选择？”但遭到蒋的痛斥。1950年3月陈诚组阁时系尚保有三个部长席位——“内政部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余井塘、“教育部长”程天放，“教育部常务次长”高信。其后余井塘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改由系有关系的田炯锦担任，1952年，余的“内政部部长”又被免职。至1954年俞鸿钧任“行政院长”后，在8名部长系一个部长职位也没得到。在两个委员会委员长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改由前接系的蒙古人刘廉克担任。香港《中声晚报》评这次改组为：分子一概摒诸阁外，此在20年来历届阁接中实属罕见之现象。” 在争夺“立法院院长”的权位上，陈诚曾系有过紧张的厮斗。“立法院”迁到台湾后，其委员人数已大为减少，但是分子仍控制着多数席位。原“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在大陆解放时逃往香港，一直由陈诚系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以副院长资格代理院长系的立法委员不与刘“合作”，并借其多数势力曾否决过陈诚要求授权“行政院”便宜行事的法案。1950年8月“立法院”开会之前，陈立夫离台时，表示“立法院院长”只有他本人分子程夭放或张道藩才有资格做，表现系要最后以“立法院”为地盘保留其残余的势力和地位。同年9月间，原有“立法院院长”任期届满开始筹备改选新的“立法院院长”时，“立法院”中分子与刘健群一派三青团分子互相争抢，各不相让。到9月18日蒋介石以“总裁”资格指定刘健群力院长侯选人，台湾“半山”派重要人物黄国书为副院长侯选人，12月正式选举后，刘健群仍为“立法院院长”系的不满使“立法院”的暗斗更加激烈。1951年，据说因陈果夫死去分子亟谋将刘健群赶走而使陈立夫回台任“立院院长”以继续领系的活动，对刘健群提出“浪费公款案”，攻击刘对“院务人事经费处理”“诸多失当”；并组织了所谓院务调查委员会，提出了长达4万言的“调查报告”，揭发刘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劣绩。刘被迫辞去了“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为了缓系与陈诚系的矛盾，就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使既分子又与陈诚、蒋经国有勾结的张道藩继任了刘健群的位置。 从高峰摔到谷底陈诚的一生可看成是喜剧与悲剧的综合体。在蒋介石“既联合又斗争” 的策略运用下，陈诚曾经享受到无比的崇隆待遇，但在他的晚年也经历了从高峰摔到谷底的惨淡岁月。 1954年3月，台湾“国民大会” 第二次会议在台北市举行，蒋介石继续被国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选举陈诚为竞选搭档。3月24日，陈诚以14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 当年的陈诚可谓是功高震主，红透半边天。国民党一直自吹自擂的“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政策就是在陈诚手下完成的。土改的成功，给陈诚带来了一批“农复会”为主的人马；随后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又建立了以伊仲容、李国鼎等人为主的财经官僚班底。在“立法院”中，最大的派系“座谈会派”则奉陈诚为宗主，在320余名“立委”中，“座谈会派”拥有140多名成员。陈诚的势力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容许陈诚如此嚣张，台湾《民进周刊》1988年第15期刊登一篇文章《蒋氏父子联手斗垮陈诚内幕》，曾提出以下四个现实的考虑：陈诚是最早来台湾的军政要员，“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军政大局不稳；陈诚入主后，大致让台籍半山与军方维持一定和谐，蒋介石要在台湾复出，势必要依靠陈诚。 美国自1949年8月5日，发表厚达1054页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例举军援及国民党在大陆的腐败颟顸，一度使美国杜鲁门和蒋介石的关系破灭。韩战军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又大变，并以军援、经援，顾问团等干预台湾内政、经济、国防，蒋介石面对此种态势，只得找陈诚作中间人，缓和美方干预压力。 为了扳倒美方对台湾军队的干预力量，第一个要斗倒的人便是孙立人，而为了斗倒孙立人，则须借重陈诚在军中的影响力。后来陈诚负责监察院孙主人案九人调查小组的调查工作，报告公布后，孙立人亦开始长年被软禁的生涯。 国民党迁台后十年，中共不断发动军事行动，蒋介石命陈诚组战斗内阁，动员全国资源进行备战，在当时的国民党文官武将中，唯有陈诚能达蒋氏的期望。 蒋介石对陈诚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陈诚对蒋没有“谋反”的记录。当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党政官员中，几乎个个都有和老蒋不合，甚至“打过架”的记录，比如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蒋介石认为国军三大战役后的失败，在于降共将领太多。因为这些谋反人物都未获重用，权力真空下的陈诚因此才得以大展所长。 不过，陈诚势力的膨胀，亦严重威胁到了蒋介石传子蒋经国的接班计划。陈诚当选为“副总统”，为外界公认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了。实际上，陈诚的成功希望非常渺茫。一为年龄的悬殊，陈诚57岁，蒋经国45岁，相差12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诚的健康，患有严重胃炎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经国精力过人，在生命的接力赛中，冠军操在小蒋的手里。应该说陈诚是最了解蒋介石的，知道如何迎合蒋介石，所以才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陈诚清楚地了解蒋介石最后剩下的这点儿江山，是一定要传给儿子的。但陈诚有野心，早在1927年，国民党刚在南京建都时，陈诚就曾对知心密友说：“我明明是一只老虎，也要装成狗的模样，等到有了权力以后，再恢复老虎的本性来办大事啊！” 在蒋经国看来，陈诚是自己的父执辈，对他并不轻易就范。依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如果蒋介石不连任“总统”，那么依照经历和名望，陈诚出任第三任“总统”将成定局。再者，如果蒋介石突然归天，陈也会依“宪法”规定递补。 以往，陈诚与蒋经国在排挤其他派系推行小圈子控制上虽然是一致的，但为了争做蒋介石的“继承人”彼此妒嫉，常有摩擦。 1949年春，蒋经国与陈诚同时被派到台湾，但上任不久的蒋就辞去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据说是因为两人的“情绪不一致”。陈任“东南军政长官”期间，两人因青年军人的人事关系也发生过摩擦。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后，陈诚对蒋经国的扩展权势暗中戒备，表面上则采取敷衍态度。1950年3月，陈任“行政院长”时、在“行政院秘书长”或“内政部部长”的入选上都提过蒋经国的名字，但蒋经国（一说蒋介石）不肯，乃于4月间将“国防部政工局”扩大为“总政治部”以安抚他。蒋经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通过政工特务控制了军队，常不通过陈诚自行派遣及撤换军官。 第273章 如1950年夏，蒋经国派出四个省“游击司令”，而身兼“国防部长”的陈诚竟毫无所悉，陈曾因此深表不满。在国民党军队中，蒋经国的政工人员与陈诚的军事指挥人员间的矛盾亦极尖锐。据吴国桢于1954年6月29日在美国发表文章称，某些中级军官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打仗的话，我们将不得不首先打死政治工作人员”。在1950年时，陈诚曾发牢骚称，在台湾第一是蒋经国， 第二是宋美龄，第三是吴国桢，他自己才算第四。并一度不到“行政院”办公，招致蒋介石的不满。在政府部门中两人也有矛盾，1951年初蒋经国曾欲以其手下“第一红人”郑彦■，打入“行政院”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但遭陈拒绝，到1953年2月郑才始出任该职。 蒋经国亦常借代蒋介石批阅公文的机会，对陈的公文予以批驳，使陈颇为不快。1952年8月陈曾因不甘接受蒋经国的威胁一度提出辞职。同年10月问国民党七全大会开会之前又因同样原因表示“辞职养病”，后又抱病参加。据1954年2月27日、28日香港《中声晚报》报道，第二任“副总统” 入选所以迟至2月16日“国大”召开前3天才作最后决定，是因为蒋经国不同意由陈诚出任。小蒋的理由是：“副总统”并非要职，主张以“元老”充数即可，而属意王宠惠。于是同拥陈方面的人员发生了争执，最后终于因陈握有军权而被蒋介石确定。但在国民党中常会表决时，蒋经国仍未投陈诚的票。其后蒋经国又积极反对陈企图以“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院长”，主张提拔“青年干部”主持台湾行政。当时接近蒋经国的台北英文《中国新闻》和《民主晚报》均发表评论认为“副总统”不应该兼任“行政院长”。1953年2月2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台北电称：“谁将接替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国的领袖，是国民党中两个最有力的分子中间极激烈的暗斗的问题。”在陈诚和蒋经国矛盾上，蒋介石常偏袒其子而抑制陈。这一点从蒋经国的势力发展上即可以看得出来，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排名上本来蒋经国一直追随陈诚，但到后来却一度超过陈诚。陈诚在行政系统中虽然有不少势力，但蒋却在军队、特工、党务、青年四大部门扎根结果。到了1961年左右，小蒋的势力已经超过了陈诚。虽然蒋介石在1957年10月23日的国民党八全会中提名陈诚担任副总裁，但这其实是宣告陈诚的提早“出局”罢了。 1959年，“行宪” 第二任“总统”蒋介石任期行将届满，为了连任，蒋介石父子动员了官邸派和有关亲信，在“国会”和报纸上制造“修宪”的舆论，此举引起了陈诚系统人马和清议知识分子的不满，导致了一场大辩论。当年反对“修宪”最卖力的，就属雷震为首的《自由中国》，在其杂志上著文反对“修宪”的，还包括以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 不过，这场大辩论在蒋氏父子“贿赂”“国民大会”以及雷震被宣判叛国罪而告落幕。蒋介石也在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宪”后，被赋予无限期连任的机会。 蒋介石连任“总统”后，陈诚心灰意冷，虽然被蒋介石再次授命组阁，随即于1963年因病请辞“行政院长”。台湾“中央社”1963年12月6日发表一则陈诚声称他对蒋介石“准他辞职的德意深表感谢”的消息。他说：“近半年来，本人健康不佳，时感疲乏，迭向总统请辞。这并非逃避责任，而是恐怕有疏职守。但屡次均蒙恳切慰留，给假休养。9月初，适逢葛乐礼风灾发生深感救灾善后责任重大，故提前销假。近两月来，健康尚未恢复，医嘱仍须休养，因又请求辞职，始蒙批准。本人感谢总统德意，实非吾语可以形容。希望在健康之后，能继续以有生之年，全力报效国家。” 陈诚为何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海外新闻界见解不同，香港的国民党报纸说他是因为“劳瘁”而坚辞；美联社的电讯则说他的下台实际上有政治原因。1964年4月22日，香港《联合评论》刊载一篇署名效微写的题为《陈诚被迫辞职的经过补述》的文章，分析比较全面，现摘要如下：如所周知，陈诚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可以说，也是蒋一手扶植的。可是，自蒋经国的势力逐渐扩张后，陈诚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尤其是三任总统非法连任以后蒋介石对陈诚也颇疑忌。 虽然陈诚被迫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与蒋经国的利害冲突；但导致了蒋介石断然准许他辞职，也有若干近因的。首先是，去年有一架飞机飞往大陆投向中共，美国人曾有责难。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席上提出此事，参谋总长彭孟缉认为是由于军队的待遇太过菲薄所致，蒋即指示应增加军人待遇。陈诚则说，一旦增加军人待遇，则文官的待遇势必随之增加，政府实无此财力。张其昀、谷正纲亦主张增加军人待遇，陈诚很不高兴，认为他们有意和他为难，反问他们从何处筹钱，并斥责他们说话“不负责任”。蒋即拂袖而退，陈也声言将辞职不干，这一次的中央常会也就不欢而散。稍后，蒋为了要任命蒋经国的人做国防后勤部长，准备将原任部长石党调任交通部长，陈诚认为观任交通部长沈怡的政声甚佳，不宜更动，表示坚拒。蒋乃将石改派为考试院铨叙部长，但对陈如此不服从指示，深致不满。 美国总统肯尼迪安葬，蒋廷黻曾来急电询问是否将派大员前往送葬。沈昌焕得电后，立即直接向蒋介石请示，结果决定只派蒋廷黻就近代表，陈诚始终未闻其事，后来美国舆情大表不满，留美华侨更为愤怒，蒋介石也觉得过意不去。陈诚曾在行政院会议席上对沈昌焕大加指责。接着行政院酝酿局部改组，陈诚拟以张厉生为副院长，陈雪屏为教育部长，并准备将沈昌焕及司法行政部长郑彦■、经济部长杨继增免职。蒋经国即欲以邓傅楷为教育部长，并维护郑彦■，蒋介石和宋美龄也维护沈昌焕，陈诚则认为沈非去不可，又在行政院会议席上，对沈大加指责，沈自恃能兼得蒋家父子主妇三人的宠信，竟亦反唇相讥，陈诚一怒而离席。行政院那次的会议几乎无法结束，还是政务委员余井塘以和事佬的姿态出来打圆场，才草草了事。 陈诚离开行政院后，余怒未息，即向蒋当面报告经过，并表示辞职不干。他也许以为可以迫使蒋同意将沈昌焕撤换，却不料蒋顺势说道“你太辛苦了，休息一下也好。”随即把此前陈诚因病请辞的一件旧呈文取出，在上面批了“准予辞职”四个字，用总统府的正式公文发回“行政院”，于是，陈诚不得不辞职了。 蒋介石迫陈诚辞职后，为了安抚后者，又嘱他推荐继任的人，陈乃推荐严家涂井建议以余井塘为“副院长”，蒋表示接受。但余井塘初不允就。陈认为如余不就，势必被蒋经国或属于他的人所夺去，乃亲往劝驾。为了防止蒋经国的人乘机渗入，其他各部会官员，陈也要求一律不动。 由于陈诚的个性倔强，平素不大买“立法委员”的账，他此次被迫辞职，许多原系的“立法委员”都引以为快。严家涂被提名为“行政院长”后，虽系的元老余井塘为“副院长”，系的若干立委仍表示决不听余井塘的话，迫得严分别登门造访，他们始允支持，结果严获得的同意票，还比陈诚当年所得的为多，人们最初以为这是严谦恭为怀的收获。但事后的事实，证明实别有原因。在严阁组成不久后，“立法委员”即每人获得向“国家银行”借款6万元，分10年偿还的优惠待遇，蛛丝马迹，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投同意票的交换条件。此事本属秘密进行，不料被“国大代表”得悉，即发动签署运动，要求“总统”召开“国大”临时会议，“蒋总统”深知代表们用心所在，一面宣布即将召开临时“国大”，一面指示“行政院”，应即依照“立委”先例给予“国大代表”以长期借款。但因人数太多，每人减为4万元。代表们凭空得了这笔巨款后，也就不再坚持召集临时“国大”了。不过因此一来“国库”即无端损失约一亿元之巨。 陈诚被迫辞职之初，尚随时向人表示，他并没有病，他的辞职，完全是被迫的。事闻于蒋经国立向乃父报告，于是“蒋总统”又频发一道命令，说陈诚的病虽因免去“行政院长”的烦劳而日渐康复，但仍不宜操持“副总统”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准其离开台北，择地静养，俾得早日复元。陈诚奉此一命令后，虽然仍在台北，但只得在家闭门静养，拒见外客了。 人情冷暖尽管陈诚与蒋经国之争喧腾已久，但陈诚病死之日，蒋经国立即表现出“沉痛哀感”，表情十分精彩，据当时台湾报纸报道，蒋经国大清早就到陈诚住所，“没有吃中饭，也没有吃晚饭，站了一天”，直到黄昏陈诚死去，还随车送到殡仪馆。并向记者发表讲话，说是痛失“追随了近30年的导师”，说他多次晋见陈诚时陈曾紧握其手，勉励有加。言外之意，自不可提“子承父业”，即继承此政敌“导师之业”，亦有“遗言”可按。《中央日报》还煞费苦心在登载“蒋经国悼念副总统”的新闻旁边，特意刊出“俞大维闭门嚎陶大哭”的消息来烘托，以示“蒋族亲家”亦对小蒋的“对头”同表哀悼。 第274章 陈诚死后，台湾当局为了掩饰内部倾轧大办丧事。例如宣布下半旗10天，设置有10个组的庞大治丧会，所有官报报头、文字、广告均不套红，60万蒋军一律缀佩丧章等，用民众财产来寄“哀思”。 尽管是大办丧事“哀恸逾常”，台湾《联合报》仍在字里行间作了暗示。这家报纸在报道陈诚断气时屋外两景，标题是“如泣如诉一窗雨”，“泣”字自为“酬世”之文，“诉”字则颇堪玩味，道出国民党明争暗斗的内幕。《联合报》还报道陈诚在死前一日向他的家人说：“别人要来看我，你们不必再阻止他们，让他们进来，见我一面。”这说明陈诚死到临头，还不甘心，还要看看蒋帮小朝廷内的人情冷暖。 陈诚之灵柩于8月30日安葬于台北县泰山乡荣村塞园。 1965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欢迎李宗仁回归大陆。在虹桥机场候机厅里，聚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叶剑英、陈丕显、曹获秋，陈东生等。还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共50余人。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可惜他的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发表。看来他的主张不受台湾当局欢迎。。。” 1988年4月5日，大陆《团结报》刊登了周祖羲、徐济德的署名文章《陈诚和他的遗嘱》，对如何评价陈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心怀救国之志，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班，投身军旅。后来，他仰慕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当军佐。陈诚参加了东征和北伐，屡立战功，从连长升到师长。北伐成功后，陈诚积极参加了蒋介石对李宗仁、唐生智的战争以及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蒋介石曾通令嘉奖他，赏奖金20万。 抗日战争爆发，陈诚受蒋介石之命，拟定长期抗战全国动员方案。他主张扩大湘沪战争，诱敌到上海，牵制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武汉。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使海陆空联合作战的日军付出伤亡10万人的代价，国民政府得时间撤退几百个工矿企业和几十所大专院校，还奠定了沿长江节节抵抗的长期抗战局面。其后，陈诚和李宗仁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武汉保卫战，日军伤10万。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威胁重庆，陈诚出长第六战区，保卫战争的陪都。1943年2月，陈诚任中国远征司令长官。5月，陈诚奉命回恩施，指挥打退自宜昌、石首、监利西犯的日军，保卫了重庆。1944年，日军集重兵40万，发动一号作战，陈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官兼冀察战区司令，指挥北线作战。 但是，陈诚反共也是不遗余力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围剿苏区红军，陈诚所部是主力。 第三次围剿时，他任第二路军总指挥，侵入黎川、广昌、于都等大片苏区。 第四次围剿，他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后为“赣闽边区剿共”中路军总指挥。辖三个纵队，12个师，猖狂向广昌进攻。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训练围剿红军的排以上军官3200多人。 第五次围剿陈诚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建筑碉堡，步步为营。这时的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下，导致了历史性的错误，被迫长征，陈诚遂得立下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当上了总参谋长的陈诚，高喊“三个月内消灭共军”。他调兵遣将，并到各地督战，眼看东北大势不妙的他兼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争。虽然增加了5个军和坦克、炮兵、汽车部队，但还是损兵折将，丢城失地。1948年12月29日，陈诚出长台湾省军政长官，后来，陈诚出任“副总统”、“副总裁”，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 第二号人物。美国乘朝鲜战争之机，要求取得台湾军队的指挥权，遭到蒋介石和陈诚的抵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个部分的原则。 与陈诚在黄埔军校同为特别军佐的季方在怀念黄埔的老同学、老同事时，不无感慨他说：“他们大多还是爱祖国、要统一的，不过所走的道路不同罢了，最后也许都要‘殊途同归’。可惜辞修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不同意把反攻大陆写进遗嘱，反对同胞自相残杀。” 第六节白崇禧暴死之谜原军统特务的惊人披露1966年12月1日，国民党四星上将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 第二天上午尸体被发现时，已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都被撕得稀烂，可见他死前十分痛苦。他的床头柜上还有半杯酒，有人说他的酒还没有喝完。这一年他74岁。 国民党当局称白崇禧是患冠状动脉梗塞症而死，而很多人对此有怀疑。 20多年后，台湾军统特务重要头目谷正文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撰文，对白氏的暴死，做了惊人的披露。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失利后，声望大跌，白要求蒋下野，自己带60万大军转入海南岛。蒋不愿见到台湾以外存在一个将来可能比自己强大的势力，于是派人以到台湾组阁为诱饵，诱骗白于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到台湾，从此白再也不能离开台湾一步了。 不久，又有人向蒋报告：“白意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联络地点是一客家人在台北市郑州路经营的一家渔猎用具店。”蒋立即电召保密局长毛人凤查办。毛把任务传达给谷正文，经暗访，从邻居口中得知，白常去一家渔具店，店老板叫李赖。于是谷正文派一部侦防车埋伏在李赖经常出入的街口守候。李否认店是政治活动基地。侦办结果通过毛人风向蒋呈报，蒋指责谷正文办事不力，向毛加压：“事情岂有这样简单，况且他是一个历史罪人。”蒋正式命令毛对白采取制裁行动。 谷正文积极筹划暗杀，收买了白身边的杨副官。杨报：“白先生将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勘查后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白己65岁，不会步行上山，而一上轨道车，就难逃一死。经过三次演练，终于掌握螺丝松脱法，将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行动当天，白一行人通过预定谋杀的桥面后，谷等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树丛静待白下山。午后，两辆台车从高山背面滑出，二车相距约20米。林意如父子乘前车，白与副官乘后车。“如前车坠落，后车刹住。。”话声未落，前车已坠入谷底，副官见状，急踩刹车无效，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用力将白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谷底。白从地上爬起，望着谷底的尸体，心里已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后来，谷正文调离另职，但从同事口中得知蒋仍不肯放过白。一次，同事给谷打电话：“白上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处买药。”谷正文认识赖，便打电话给他。赖听后心知不可瞒骗，只好托出实情：“白将军不是病，他须补。。”谷正文说：“不管是什么，你要发挥专长，蒋总统要你多多‘照顾’将军，重病得下猛药。”谷正文暗示赖在剂量上使手脚，使垂危老矣的白不胜药力，一补不起。赖连说：“明白，明白。”于是他重给白开了一帖很强的药方，电请白立即更换。白不疑有异，依方到中药店买了两大包回家泡酒。数月后，白似乎从药酒中得力，与热恋的hushi频繁往来。1966年12月1日，hushi再度去白宅夜宿。 第二天副官在白室外连唤数声不见动静，推开房门，发现hushi早已离去，白赤身趴在床上，伸手一摸，才知已经身亡。 至此，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恩怨总算告一段落。 白先勇的异议1993年12月8日下午，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接受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东方白的采访。 在那西式客厅，东方白发现：除了那套绒布沙发，一切都是中式摆设，四角是乌木桌几，上面有盆栽与瓷雕；四壁是中国字画，其中有一副左宗棠的行书对联，另有四卷岳飞的草书，抄的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白先勇，白先勇，你知不知道台南‘延平郡王祠’里的石柱上刻有你父亲的一副对联？这次回台湾，陈烨载我们游台南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的。”东方白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我知道，那对联最下面的对子是‘留取汗青垂宇宙；莫将成败论英雄’。”白先勇毫不费力地顺口背出，令东方白微微感到有点失望，不过他立即就恢复过来，把话题稍稍转了一个方向，说：“有一句话想问问你，你父亲到台湾之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听了东方白的话，白先勇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他说：“蒋介石这个人，只可共‘忧患’，不可共‘安乐’。他看我父亲有军事才能，需要他时，就命他做参谋长，用完之，就请他辞职，前后一共三次——第一次是北伐，第二次剿匪，第三抗是抗日。。记得抗战胜利后，有一天，我家突然被我父亲的部将包围，好在我父亲机敏，全家才终于安全逃脱，事后据说是蒋介石指示的。” “不知在那里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你父亲突然暴毙，死后全身发紫，便有人猜测是蒋介石派人毒死，这可是真的？” 第275章 “我想倒未必如此。因为他在台湾一直是在野身份，手里没有军权，蒋介石大可不必谋害他，他死后全身发紫，主要原因恐怕是心脏病暴发，血管淤血的关系。” “对了，我在陈烨家里看到一本程什么的《白崇禧传》，你知道吗？” 白先勇笑了起来，说。 “那是她来访问我时我送给她参考用的，作者是‘程思远’，他从前是我父亲的机要秘书，后来投共，所以全书都是用共产党的观点写的，只是与事实不大有出入。” 困居台北1952年的夏天，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所有年高有功的中委，均被派为中央评议员，唯白崇禧独付阙如，座中无席。于是元老们推请于右任见蒋介石求情，深望能有些补救。于右任说明来意，蒋介石截住他道：“白健生，我知道，这件事等我考虑考虑，我们改天再谈吧，”却始终没有下文。还是这一年，由蒋经国任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派人去查抄了白崇禧和薛岳的家，连地板都挖开搜查。白很生气，当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事后了解，只是对白、薛两家如此，一次，白的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检查人员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只好从皮包中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有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自从1949年底，白崇禧被蒋介石“劝”到台湾以后，他的处境一直十分悲凉，正如台湾报纸所说：“白氏目前的情况和张汉卿比较，也不过是五十步同百步而已”。 面对这一切，白崇禧也只好独对青灯，仰天长叹。内心阵阵酸楚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怎么能忘了老朋友的劝告呢？ 那是1949年6月的一天，在广州中华北路的李宗仁官邸。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国民党桂系巨头见面。过去，每逢此景他们总要寒暄一番，此次却是例外。握了握手，便开门见山地谈起来。 屋里的气氛紧张而凝重，他们三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天，又谈到深夜。 刘斐向李、白二人介绍了自己作为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并告诉他们：现在是胜败的大势已定，无可改移了！最后刘斐劝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这样尚可挽救多年来追随他们的部下。 白崇禧大声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 刘斐见状只得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 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这时，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作声。他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李宗仁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于1949年底飞到美国。而白崇禧却“在沉默中死亡”了，他置老朋友的劝告于不顾，被蒋介石“诱”到台湾。 1949年秋，蒋介石由重庆飞到广州，立即召白崇禧至黄埔军校。他深知白崇禧最喜欢奉承，因而态度颇为诚恳，且勉励有加地对他说：“自北伐以至抗战，我们两人有两度合作。两次合作都非常完满，因而奠定了北伐成功和抗战胜利的基础。今局势困难与日俱增，深望仍本过去合作精神，团结奋斗，深信必能完成吾党所负的历史任务。”白崇禧唯唯是诺。待他在广西战败，蒋介石派人接迎，并言将授予组阁新任，自就乖乖地飞到了台湾。白崇禧到台湾时，表面上尚受尊敬。蒋介石亲自在草山设宴欢迎，并在台北松山路为他置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寓所，实际上周围密布特务。蒋介石只任命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挂个空名，而其“组阁”及“委以重任”之说却变得无影无踪。 白崇禧除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还是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他到台后的主要工作内容大概就是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其在穆斯林界的声望颇高。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均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一年，约旦国王胡辛到台湾初访，指名要见白崇禧。但有关方面却告之，白宗禧正在患病，不能见客。胡辛为之怅然。其实白崇禧身体非常健康。马来西亚独立时，当地的回教团体曾邀请白崇禧前往参加独立典礼，但始终未能成行。1955年8月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大会曾向白崇禧发出请束。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白崇禧公务繁忙，谢绝出席会议。 也许为了略舒心中之闷气，白崇禧曾屡次向陈诚表示要出国一行，并要陈代为向蒋转达此意。蒋介石在阳明山与白崇禧面谈，却要他趁这个时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事《回忆革命军的战史》的撰写等等。白崇禧则以自己不是文人，平素也甚少执笔为文作理由推却了。 此情此景，白崇禧尤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在他多半生的戒马生涯中，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能与其明火执仗的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暗中勾心斗角而总想置其于死地的蒋介石。 白崇禧的一生给终是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而蒋介石对他亦是恨之入骨，俩人真象是生就的一对冤家。 1934年11月21日，白崇禧在广西桂北龙虎关视察。这次为了对付蒋介石和即将逼近的红军，白崇禧真是绞尽了脑汁。离开桂林之前，他以李宗仁的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略谓：“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这封电报，是白崇禧所施“金蝉脱壳”计，以达到将桂系两个军的主力全部集结于龙虎关与恭城一带，严防红军、蒋军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该电既向蒋介石打招呼要将军南撤，又将责任推诿给湘军何键。在发此电的同时，白崇禧已令在湘江至灌阳驻防的第15军做好南撤恭城的准备。 当晚，白崇禧视察龙虎关回到平乐。为保证两个军的人马在恭城一带驻防，白崇禧在联防会议上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当晚，他接到了第7军的侦察报告，“红军已经进攻道县。”他感到红军过境已经势在必行。在面临要和红军决战的重要关头，本着事前的既定方针，白崇禧认为：给朱毛红军让路时机已到。他在当晚深夜，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仅在全州留第72军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一个团，灌阳留一个团，灌阳全县完全开放， 第7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如果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老谋深算的话，这一回军事上却算不过白崇禧。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20日的电报后，不知是计，遂复电同意。桂军按白崇禧变更的部署，撤离了湘江防线。红军向西长驱直进，攻克道县，其前锋抵达湘桂边境的永安关时，从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桂军从湘江南撤的第二天，湘军刘建绪部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立即报告何键。何键极为恼火，即令刘建绪部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州，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企图拖住红军，以便刘建绪部赶到全州，抢占湘江沿线渡口，仍想实现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 蒋介石从何键“追剿总部”的报告中，才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报，对桂系的做法大为震怒，于是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红军已过河的先头部队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堵击，仍然妄图将红军主力歼灭于湘水之东。 坐镇在桂林指挥的白崇禧，对于蒋介石驰电严斥，并不在意，仍按桂系的既定方针：“打尾不打头”。白崇禧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训令，让主力前出兴安，沿江北上，夺回渡口，与刘建绪部衔接成堵截线；他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红军南下，而令已从恭城返回灌阳的15军，全力向红军后续部队发起攻击。15军在夏威指挥下，从湘、桂边界的灌阳新圩地区发起攻击，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可以向蒋介石交差，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追在红军后面的蒋军周浑元部入桂。夏威的部队，除了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及群众，还将追入广西境内的蒋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个连加以缴械。他们将红军的伤病号，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周、万两师的被缴械者，则一经说明不再进入广西境内的，就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红军突破了湘江的封锁线，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重围。 在南昌行营的一栋楼房内，蒋介石心神焦虑，他几乎将全副精力都投到这场已经打响的湘江战役里了。他期望着这几天能“吃掉”西进的红军，下个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就可以开成一个震惊中外的庆功祝捷大会，然后，他再回头收拾两广头目。他还对宋美龄说，12月1日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纪念，要是在这一天能够得到“全歼匪部于湘水之东”的捷报，那将是部将们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最好礼物。 第276章 但他从得到的战报分析，红军主力似乎已经渡过了湘江。姓白的这个狡猾的东西可憎的广西佬，没有堵截红军，给红军以迎头痛击，反而来电虚报战果，称“俘敌七千”。他和陈诚都判断顶多三千，估计大都是红军掉队的伤病员与那些扛辎重的民夫。事后他得到的情报表明，李、白、黄拍了一部纪录片《七千俘虏》，到处放映，到处吹嘘，而镜头中好些“被俘红军”是让广西民团扮演的。他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薛岳等曾向他表示对桂系的不满，他只好发电责问：“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这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第二天，接白崇禧复电驳斥说：“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象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永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比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社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20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白崇禧的电报言辞之间，讥讽挖苦，刻薄尖酸，气得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脑门上粗筋鼓突，连上海滩骂人的脏话也冲出来。 1935年1月，进入贵州省的红军主力击破黔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蒋介石在贵阳已陷入危境，坐卧不宁，十分恐慌。据当时担任贵阳警备司令的王天锡回忆，他动员了400个消防队员、宪兵和警察去城墙边赶修工事。蒋介石和宋美龄去看了，觉得不顶用。蒋介石急忙嘱咐王天锡准备飞机，这时又得到报告，机场附近发现红军便衣队。蒋介石急得来回徘徊，只好吩咐王天锡：“你给我找20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蒋介石和宋美龄准备随时逃走。蒋介石觉得廖磊的第7军在独山、都匀离贵阳不远，又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前进“救驾”。廖磊复电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介石又气又恨，骂道：“这简直是外国的军队了！” 幸得云南的龙云所部前来“救驾”，否则蒋介石性命危矣！ 1935年，广西曾成立过一个反蒋的秘密组织，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李宗仁担任会长，白崇禧亲任副会长。 为了反蒋、逼蒋下台，白崇禧从不放弃任何机会，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节节惨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歼，黄举枪自杀；黄维兵团也在双堆集被围。蒋介石急电“华中剿总”白崇禧部调兵驰援。白崇禧则对调兵援徐竭力反对，他认为逼蒋下台时机已到！ 在此之前的10月30日晚，白崇禧曾到李宗仁官邸与其密谈。李宗仁对他说：“健生，司徒雷登大使已经告诉我了，他已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要老蒋下台的建议，由我们跟共产党重开谈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不能把自己的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为他（指老蒋）卖命呀！” 白崇禧听了真是喜出望外。现在，面对蒋介石的急电，他颇感得意。勉强让第20军东调以后，就再也不让第2军等部队调走了。国防部的电报、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的顶了回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便亲自从南京打电话到汉口，找白崇禧讲话。开头双方的态度还好，以礼相称，“总统”“健生兄”称得颇热。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急剧变坏，声调越来越高，互不相让。蒋说：“我是总统，调2军是军令，你是军人，应该懂得服从命令。”白崇禧此时毫不示弱，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个电话打了半个多钟头。蒋介石气得把电话都甩了。白崇禧放下电话后也一不做二不休，下了紧急命令不准集结在沙市的第2军东调，还命令到了汉口的第9师开回沙市去。 当时的蒋介石真是内外交困，平津、淮海战场上，惨败的局面不可收拾，又干预美国大选，支持纽约州长社威竞选总统，与杜鲁门唱对台戏。11月间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去美国请求援助，遭到社鲁门拒绝。此时，蒋介石除了下野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12月17日，蒋介石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拜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李宗仁让程思远把这消息打电话到汉口通知白崇禧。白崇禧高兴的不得了。 岂不知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谁笑在最后谁最美”，白崇禧笑得的确早了点。他似乎忘记了蒋介石是自己的生死对头，是个城府极深的阴谋家，竞被几句一文不值的许诺冲昏了头，以致误入歧途。如今他在台湾仰老蒋之鼻息，无异于笼中鸟、网中鱼，任其摆布，过着幽禁般的生活，每当忆及往事，不知该作何感想？而李宗仁的“皇帝梦”却也很快地惊醒了。 良禽择木而栖？ 李宗仁到美国之后，于1955年提出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几点建议，在海内外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但却遭到了台湾当局激烈反对，他们严厉地遣责李宗仁是“为席卷大陆的共匪张目”、“年岁高而糊涂了”。 白崇禧到台湾后有着多重“身分”，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而被“打”的对象则是李宗仁，李宗仁一有风吹草动，白崇禧便会奉命出来讲话，或是发电报写信，对李发出一番责难。 1955年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作为代表在会议上作了精彩发言，并为中国人赢得了声誉。李宗仁看了甚为兴奋，他认为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途径，因而他很快就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主要内容如下：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的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 蒋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这无异于一枚重型炮弹在海峡两岸炸响，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却是白崇禧，在发表了一番攻击之词后，蒋对他的管束亦更加严厉。白崇禧的攻击虽言不由衷，但“身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由于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特殊关系，使蒋介石对白崇禧始终存有戒备之心。白崇禧是广西桂林人，与李宗仁是同乡。在统一广西与建设广西期间，人们皆以李、白、黄（黄绍■）并称。1923年，白崇禧任广西全权代表，前往广州士敏土工厂晋见孙中山大元帅，请求广西加入广东革命阵营。孙中山对此举极表欢迎，甚是欣喜。即秘密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第一军总指挥。 白崇禧为总参谋长，潜回梧州缴沈鸿英之械，然后进兵桂平至南宁。当时李宗仁任陆荣廷部下之旅长，驻守琼州。当陆、沈争夺桂林时，讨贼军乘机发难攻取南宁。白崇禧联络李宗仁共襄盛举。最初李宗仁未表赞成，但经白崇禧剖析时局，晓以利害，李终应允参加。但李宗仁不用讨贼军名义，改称为“定桂军”。攻占南宁后，改组成立了讨贼联军，公推李宗仁为联军总司令，黄绍■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人事安排就绪，遂开始统一事业。因有此故，白崇禧与李宗仁之关系显得特别密切。其后多年中，他们经常是“联袂”而出，密切配合，这一点亦为众人所知。蒋介石自然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蒋介石不会忘记，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欲与其一试高低的较量中，白崇禧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1948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实施宪政，选举总统、副总统。按一般政党的政治惯例，总统由政党内部推出参加竞选并由竞选总统提出副总统候选人，以收辅助之功。 4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蒋介石竞选第一届行宪总统，竟获一致通过。当时竞选副总统的提名者有四人：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按惯例，副总统之提名应由总统提出，交全会票选，倘超过半数即为副总统候选人。但当时参加提名竞选诸人竞争激烈，不得已改为自由竞赛选，各派间即展开了实力较量。 第277章 1947年冬季，李宗仁担任北平行辕主任，指挥冀、察、热等省军事，并负责支援东北军事，任务十分重大。当时李宗仁曾打电报给白崇禧，表示将出面竞选副总统，并要白崇禧将此转告蒋介石，以探其口气。听白崇禧转告后，蒋介石当面训示了两点，“一、北平行营剿共任务重要，不可脱离；二、我为军人，李某亦为军人，两位军人参加竞选不妥。”蒋要白崇禧据此转告。白崇禧照此电复李宗仁，要其中止竞选之念，不可南来。此电一去，即来再接李宗仁复电。 一日，李宗仁忽至南京，并前往看望白崇禧，他说：“北平有许多事情办不通，此行除述职外，并将晋见委座，说明竞选之决心。若竞选成功，即不回北平，若竞选失败，亦不返北平。”说毕，即动身前往见蒋。待回来时，他说：“委员长之意仍希望我回北平。” 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四位要员中，孙科的呼声较高，因他是孙中山之子，深获国民党政府及广东各界人士之支持；于右任为国民党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任武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高下难分。许多人认为孙科定可当选，但天下事却出人意料者多，李宗仁竟脱颖而出，登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大选之前，李宗仁、黄绍■、李品仙诸人暨广西国大代表、立监委等一致要白崇禧助李宗仁竞选。开始白崇禧并未答应为李助选，但他又以为这事于公于私实情面难却，终于答应。当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更加其在国民党中之广泛影响，乃助选之最有利条件。北伐期间，白崇禧所经省份较多，认识结交之人亦不少，再加上在中央服务多年，与各方面往来频繁，交往甚广。同时，他信奉伊斯兰教，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信徒甚多，尤以宁、青，新三省为基本选票所在。他是广西人，广西自成基本票。且于安徽抗战八年，亦有基本票。在白崇禧的运作之下，再加上东北、华北、西南、东南等为数不少的同情票，使李宗仁一跃而占压倒多数之优势，成为副总统。当时南京各报大作渲染，称李宗仁当选，白崇禧立功最大。而白崇禧未曾料到，他从此在政治纠纷的漩涡中却越陷越深。 当竞选之时，为争取选票，李宗仁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方关系受到影响。李宗仁的出现，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出现了许多隔阂，凡此种种，实为白崇禧始料不及。 最令白崇禧担忧的是，他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蒋的为人，老蒋岂肯放过他？一位从南京赶来祝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官员告诉白崇禧说：那天最后投票时，蒋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音员播出李的票数已经过半依法当选时，蒋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白如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一言不发。司机因为蒋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仍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宫邸。蒋才下车，又上车，再吩咐开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的车刚进陵园，他又吩咐掉转车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急惶惶有如丧家之犬。 白崇禧听了，更为忧虑。果然没出他之所料，多天后，5月20日，总统与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驻华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白崇禧发觉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一身军便服，仁立其后。在当时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象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象随侍总统的马并。会后问起，才知李宗仁本来就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穿军便眼。白崇禧听后顿生一股寒意，这是蒋介石开始报复的讯号，往后还有更好受的呐。 果然，5天以后，5月25日，蒋介石请白崇禧到黄埔路官邸谈话。蒋介石知道白崇禧喜欢戴高帽，就和颜悦色地给他讲了一番恭维话，还说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对今后局势举足轻重；又称赞他去年主持九江指挥所如何用兵得当，将中共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逐出”大别山，立了战功。然后，进入实质问题，蒋说，“健生兄，你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看如何？” 又过了5天，6月1日，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白崇禧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已经向他刺来。他气急败坏，坐卧不宁。夫人马佩璋也忿忿有气地说：“我本来就劝你不要帮助德公竞选，你硬是不听。这次自找苦吃，人家当了副总统，要你交出国防部长的乌纱帽作价。” 本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出任国防部长就没有给他实权，而让陈诚担任参谋总长，兵权在参谋总长手里，国防部只是个办事机关。白崇禧对蒋介石不重用自己，虽有怨气，却说不出口，只好出任这个空头国防部长。这次为了协助李宗仁竞选，连这个空头职务也丢了。当时，他正好在上海虹口刚买了一幢敌伪高级官员住的房子，一气之下，便与马佩璋跑到上海去住下，以示不能从命。 其实，蒋介石对白崇禧之怨恨井非始于“人之初”，他们二人曾经有过一次难得的“合壁”机缘，遗憾的是，这“机缘”稍纵即逝了。 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李宗仁约同李济深，推举蒋介石为总司令，并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蒋介石被任为总司令后，一日他就军队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钮惕生先生应当最适当了，按资历，钮老是革命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钮老在护国、护法各役中都任要职，以干练闻名。他在各界人士中德高望重，北伐军参谋长一职，非他莫属。” 蒋介石闻言后告诉李宗仁，钮惕生先生另有借重。李宗仁又问：“你心目中何人最合适呢？” 蒋介石道：“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李却认为白崇禧资历太浅，年纪太轻，恐不能担此重任。而蒋介石却十分坚决地表示：“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后来蒋介石正式邀请白崇禧担任参谋长之职。白崇禧即前往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我怕你干不了。”见李宗仁未表支持，白崇禧亦不能自决，遂对蒋介石的邀请婉谢不就。 谁也说不清，究竟是李宗仁不愿意放白崇禧，还是白崇禧出于情之故不愿意离开李宗仁。如果白崇禧对蒋介石的邀请一诺无辞，那么，日后他很可能成为蒋介石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和军师。 难道白崇禧不知道“良禽择木而栖？”当时的蒋介石表面上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已成为实际上的领袖人物，前途未可限量。难道白崇禧宁愿屈居于李宗仁甚至黄绍■之下？抑或这就是白崇禧之人生哲学——“士为知己者死？” 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却在蒋介石的心中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最起码他已明白，他不会拥有这位心腹了。但蒋介石当初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这位没能成为他心腹的“干将”却成了他的劲敌。 1949年，白崇禧与李宗仁趁蒋介石内外交困之际逼其下野。而作为立杆见影的“回报”，1950年蒋介石以肃清间谍为由实行大批逮捕，在被捕的200名主犯及4000名从犯中，广西籍的军人和官吏最多。而白崇禧因和李宗仁解不开的渊源所得到的“回报”则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虎”威犹存白崇禧虽困居台北，但这位有“小诸葛”美誉、能征善战而又机敏过人的国民党干将，还经常成为新闻焦点，每当国民党当局有重大的人事安排时，都使很多人想到了他。俞鸿钧出任“行政院长”组阁时，“国防部长”的三位人选，是俞大维、薛岳和白崇禧；在确立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人选时，香港及台北的舆论，都认为白崇禧最为恰当；及至俞内阁改组，一些人仍把白崇禧列进内阁范围。有关人士评论说，在桂系的主力人物中，白崇禧与李宗仁、黄旭初三人比较起来，无论在哪方面，自崇禧的确能干得多。过去人们提起桂系将领来，总是爱将他们三人比成“龙、虎、狗”。李宗仁是“龙”，因为他始终是桂系的首脑人物；黄旭初是“狗”，因为他经常是留在“家中”坐镇；而白崇禧则被人们公认为是“虎”。在许多事情中，白崇禧总是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因为他的眼光和手段以及其为人处事等等均使桂系名人心悦诚服。 当孙中山在广州担任临时大总统时，白崇禧曾与蒋介石、何应钦和李宗仁并被称为“黄埔四杰”，为国民政府立下汗马功劳。 北伐战争开始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委员长，白崇禧则在经过一番曲折后，被蒋介石从李宗仁处借至军事委员会任军委参谋长。虽身为参谋长，但白崇禧却常常被遣往前线，或冒着炮火硝烟视察战事，或被委任为临时战区指挥官，甚至代替蒋介石行使指挥权，颇受重用。这使“小诸葛”的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一次战役中，军事委员会决定由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命其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从而消灭浙江的孙传芳部队。 第278章 何应钦率第10军之第3师、14师以及福建张贞之部进攻福建周荫人部，由潮梅转战松口大埔，一时不能至浙江，使进入浙江的东路军刘峙等部被孟昭月指挥的孙传芳驻浙江部队击败。 蒋介石接此情报，非常焦急，考虑再三，即将白崇禧召至跟前说：“何将军在福建对周荫人部，以判断作战情况非半月后不能调入浙江，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受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大本营根据地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胁。东路军非兵力不足，乃系指挥官指挥不当，你我两人应前去一人。”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之用意，立即回答道：“总司令是全军之统帅，岂可往局部指挥，如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 蒋介石闻言异常高兴，命白崇禧3日之内成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并任其为总指挥，调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矫为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为政治部主任。因东路军已有总指挥，故新成立的指挥部只得以总指挥部下之前敌指挥部名义行使名指挥权。为此，蒋介石征求白崇禧的意见。白崇禧道：“为了革命，任何名义我在所不计”。蒋介石深以为是。 蒋介石亲自公布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即开赴前线。临行时，朱培德、唐生智、邓演达等主要将领聚集一起在南昌为白崇禧饯行。白崇禧向来不饮酒，一则为信奉伊斯兰教之故，二则因其8岁那年，在私塾读书时，因孔子圣诞，同学们饮酒庆祝，欢庆之间白崇禧喝得酩酊大醉，一夜毫无知觉。事后，母亲对他严厉告诫，从此他再不言酒。此次南昌饯行，众将官热烈招待，盛情难却，更因大丈夫将赴沙场，“壮怀激烈”，他首次破戒，开怀畅饮，竟将一瓶白兰地喝得干干净净，令在座众人大为惊奇。 不日，白崇禧接到消息，言其夫人马佩璋将由武汉动身前来南昌。然前线情势紧急，他不敢久等，即于第四日开赴前线。待夫人抵南昌时，他已在途中。为消减敌方锐气，白崇禧故意虚张声势，未至浙江常山时，他沿途不断拍电报至常山，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并暗示大军不日将到达。待他到达常山时，县长亲自出外封船未归，县府秘书千秋鉴出迎并殷勤招待。千秋鉴凑到白崇禧面前颇为神秘地对他说：“您此行一定打胜仗！”白崇禧问：“何以见得？” 千秋鉴答道：“前夜扶乩得诗一首云：‘百万雄兵胸中罗，大■东来喜气多，天意也知归党国，皇图一片白山河’”。 千秋鉴认为这是得了神谕，一定能打胜仗，并告诉白崇禧，浙江最近风传，说是杭州西湖镇压白蛇精之雷峰塔倒了，白蛇出现了，这是祥兆云云。闻此言，白崇禧不禁心中一动：时值隆冬季节，连日大雪，大地一片银装素裹，“白山河”可作此解，但我姓白，亦可以指我。白崇禧并不迷信，但他却巧借谣传，将此事在军中大肆宣扬，以此鼓舞士气。 在常山休息一晚，第二日攻衢州，白崇禧立即召集团级以上干部训话，勉励他们努力作战，待21师到来，他将21师及原先退下的部队由江的左岸调至右岸，故意在白天行军，让孟昭月的谍报人员知道，以为其重点在右岸。孟昭月的队伍果然向右岸移动。行至兰溪，白崇禧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将右岸队伍秘密调回左岸，右岸仅留少许部队，并命令他们若敌人来攻，务必死守，以牵制敌军。其余大军即向桐庐、浪石铺敌前渡河，用强行军的速度连夜经凤山庙进入新登。待孟昭月得知白崇禧重点转移，为时已晚，其总部在新登连夜撤至杭州。白崇禧在新登俘虏孟的一位副官，令其持自己的名片前往见孟。孟昭月知杭州断难再守，遂撤至上海。仅此一战，杭州即被白崇禧占领。 当白崇禧攻衢州时，何应钦曾电令其退守仙霞岭之常山、江山，待何部解决周荫人后，再会师进攻，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白崇禧接电后犹豫不定，因为南方部队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他立即请示蒋介石，蒋电告：“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白崇禧仔细分析战况，经慎重考虑后，决定不退不守，采取攻势。结果杭州顺利克复。占领杭州半月余，何应钦才由福建赶至杭州。从此，“小诸葛”的雅号便广为流传。白崇禧14岁考入由蔡锷任总办的陆军小学校。16岁考入广西初级师范。后人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3年。毕业半年后即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2年后毕业。在学校受业期间，亦因成绩优秀，聪颖仁德颇受同学爱戴和师长喜爱。当17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与许多进步的军校同学一道加入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讯纷纷反对，但他深晓民族革命大义，毅然随队北伐。家中即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强迫其回家。此事为白崇禧所知，他便私将武器袋具交与同学，自己穿便衣由西门出城，绕至北门外与队伍会合。学生时代的略施小计，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军旅生涯占去了白崇禧的大半生，其所兼之职亦多与“参谋”一称有关，这大概也是“小诸葛”雅号由来的原因之一。 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后，他即回广西从军。对于广西及两广的统一事业，白崇禧的功劳可谓首屈一指。广西统一时，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李宗仁当时曾表示如白崇禧不做参谋长，他也不做总指挥。此推举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承认。人事安排既定，李宗仁的部下俞作柏曾怂恿黄绍■以武力解决李宗仁部队，从而取而代之。白崇禧极力反对，并说：“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江，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幸得白崇禧晓以利害，而黄绍■也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否则广西统一事业将毁于一旦。 两广统一后，广西加入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两广统一为北伐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北伐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而辉煌的一页。这也是白崇禧一生中参加的主要战争之一。在北伐战争中，他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并参与了战争的始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中的关键一仗。当时的形势是，战役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只有北伐军胜利了，国民政府才可迁都南京，稳定国内政治局面，使一些徘徊观望者，如阎锡山等加入行列。否则，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之手，其它军阀势力势必再度膨胀，则全国之军阀割据局面必当继续。故龙潭战役对北伐战争的成败事关重大。 为此，北伐军成立了三路大军。 第一路军总指挥是何应钦，第二路军总指挥是蒋介石但由白崇禧代理，第三路军总指挥是李宗仁。战役即将开始时，蒋介石偏偏提出辞去总司令职务，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其后，军事上的调遣由军委会即是由三路大军的总指挥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3人组成，一切命令由他们部署发布。蒋介石下野后，除了指挥权要重新归属外，军饷便成了最重大问题。广东路途遥远，短时间接济不上，财政部只得向上海银行界借大洋一百万。当时上海的银行以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最大，但是这两家银行均不愿将钱借出。他们的位置又在租界内，财政部对其无可奈何。然粮草未动，大军岂可先行？何、白、李三人就此进行了紧急磋商。何、李二人一致推举白崇禧到上海代财政部与银行界交涉。他们之所以要白崇禧去，是因白崇禧曾当过上海警备区司令。过去凡上海警备司令，只要不认真查禁烟、赌，就会有好商按月送去相当贿赂分给驻沪的陆海军。但白崇禧负责上海警备时，不许陆军接受贿赂，不许军队坐霸王船，不许部队利用商船携带私货。故此上海商界人士对他很是感激。当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在衢州军饷一时不能拨到之际，他与衢州商会商量，用其官章发行50万大洋票。后来他接到军饷，立即不折不扣地将军票赎回。这使他在上海商界赢得了较好的声誉。此次他去上海，正值上海人心惶惶，民众对战局心中无数，多数人家准备了五色旗以欢迎孙传芳。但念及旧情，经白崇禧再三交涉，上海银行团居然借给他60万元，真可谓雪中送炭。 龙潭一战打得十分艰苦、惨烈，双方死伤均很重，尸横遍野。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北伐军大获全胜，其实说来没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全是打硬仗。几位指挥官以后每谈及龙潭之战，皆认为完全是精诚团结、共同作战之结果。而孙传芳之失败，一不为指挥有误，二不为战斗力不强，其原因除何、白、李三人协同作战的默契配合外，重要的在于孙传芳部渡江后，渡口被抄袭，后援中继，加以海军反孙态度明朗，孙部之补给可说完全断绝。在势均力敌的硬仗中，有无补给自然成为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 战斗结束后，行政院长谭祖庵在南京设宴慰劳作战将领，席问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对联是“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对白崇禧大加赞赏。 “西安事变”，蒋介石迫于各界压力，决心抗日。8月2日即召白崇禧至南京共商大计。其时，白崇禧于广西主政，他与李宗仁、黄绍■等人商量此事时，众人皆反对其进京。 第279章 而他则认为“抗日是两广索来主张，也是国民一致之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之情意，则往昔揭示抗日口号乃成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他抱定“军人守土有责”之意，毅然北上。由此，他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蒋介石亲派由法籍驾驶员驾驶的飞机抵桂林，接白崇禧至南京。白崇禧抵京第二日，日本报纸报道其入京消息，并冠以大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蒋介石即宣布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 抗战期间，白崇禧虽为副参谋总长，但在实际作战时，他却时常象救火队般地行使着万能作战指挥者的功能。 台湾朝野人士之所以希望“小诸葛”能东山再起，并不仅仅因其战绩，白崇禧在为政方面也是颇为出色的，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曾对白有过一段颇含趣味的评价。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白崇禧送蒋介石离开武汉机场后，自己也准备撤离此地，并到鄂北钟祥和李宗仁会晤。当时他乘的是德国造的吉普车。车至十里铺附近，机件突然发生故障，不能继续前行。他不得已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一会儿，周恩来乘车由后赶到。他一见白崇禧，立即下车当面告诉他：“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讲明情况后，坚决邀请白崇禧与他同车共行至长沙。情况十分紧急，白崇禧考虑再三，见周恩来十分诚恳，而汽车何时修好毫无把握，便上车与周恩来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白崇禧相谈颇多，十分融洽。周恩来从自己早年在南开念书，到法国留学经过，谈到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等诸多内容。他的丰富知识，及健硕谈吐，颇得白崇禧好感。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白崇禧就共产党的一些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周恩来回答说：“你们广西的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于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内涵丰富。但周恩来对广西的政绩持肯定是无疑的。 虽然他的政绩不凡且仍有许多人希望白崇禧能重现往日雄风，但人们竟不知，白崇禧从政的呼声愈高，则实现的希望就愈渺茫。他的“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就是在这种呼声中，在有关方面的竭力围攻下，于1958年2月23日被“罢免”了。 国民党当局对白崇禧所领导的“回教协会”一直采取分化战略，计出多端。白崇禧出于无奈，多次提出“辞呈”，要求辞掉理事长一职。但均为正直的协会理事们所不准。为了白崇禧的辞职事件，每半月一次的“回教协会”常务理事会，因多数常务理事不理上方的手段及压力，常以请假表示抗议。但白崇禧最终并未逃脱厄运。在第89次常务理事会议中，辞职书被通过了。 据一位常务理事透露说，参加会议的理事，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大家都很难过，有几位的眼睛都红了。一位女理事不停地用手帕擦眼睛。 白崇禧虽已辞职了，但其信仰难改。1961年，国民党“监察委员”唐玉书在“监察院”总检讨会上说：“我是回教徒，知道回教协会的情形，理事长白崇禧因内在外在的原因，一再请辞。他辞职之后，仍从旁替宗教出力，如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如果不是他幕后支持，到今天也建不起来”。 在白崇禧身无一职的落难之时，仍有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这在凄凉的残年岁月中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巧得“善缘” 1955到1965年间，人们常常能在瑞芳一带的高山峻岭中，发现白崇禧在持枪追逐野兽。打猎是他晚年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与他相伴的，是台湾早期煤业界巨子李建兴、李建和两兄弟。当年白崇禧奉命到台湾“宣慰”，镇压“二·二八事件”时，与李氏兄弟及其母亲相识。李母姓白，自崇禧认其作了“干妈”，从此李、白两家攀上了亲戚，彼此往来，俨如世交。李建兴特意为白崇禧开辟了一幢休闲别墅，经常来此打猎聚首，消磨时光。 到台湾后，虽然蒋介石将白崇禧视为阶下之囚，但国民党朝野上下，包括一些元老人士仍能善待其人。多年之中，白崇禧在政界、军界及至一般百姓特别是伊斯兰教徒中的威望始终不减，颇得“善缘”。其实他的“善缘”正是他一生善于为人处事的回报。 1938年徐州会战之前，蒋介石鉴于韩复渠之不听指挥，公然反抗政府命令，以致使军中命令不能下达贯彻，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欲在会议期间将其拿办。出席会议者为第一、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人员。 会议之前，蒋介石由武汉飞往开封，并命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与白崇禧一同前往。至武汉机场时，蒋介石对白崇禧说：“最好二人各乘一机。”白崇禧深知蒋介石恐遭敌机袭击之虑，便自愿乘机先行。于是，他乘坐c46运输机先行抵开封机场上空。当时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知蒋介石将至开封主持军事会议，特意坐镇开封指挥布置。他为蒋介石的安全起见，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警报纷纷躲避，道路自然清除，但刘峙却忘记了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高射炮部队闻警报不知是为戒严而发，他们整装待命，进入了紧急射击状态。恰在此时，白崇禧座机飞临机场上空。高射炮部队以为是敌机临空，立即发炮射击。白崇禧在机中犹惜然不知。待飞机徐徐降落时，高炮部队忽见机身上涂有国民党的国徽，连忙停止射击。白崇禧疑惑地走下飞机，不知出了何事。刘峙于慌忙之中趋前欢迎，惊恐万状，道歉不已，并请求白崇禧切勿报告蒋介石。白崇禧听了刘的诉说，十分谅解道：“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是命中，我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历经数年，白崇禧为遵守诺言，从未轻对人言，为此，刘峙十分感激。天晓得，若当时蒋介石得知此事，刘峙的下场将如何？ 其实，白崇禧之善待于人，是十分有原则的。他曾言道：一切均应以大局为重。 无独有偶，抗战第一期，当时中方空军使用的是俄式e—15、e—16驱逐机，性能较日本零式驱逐机大逊一筹。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下令采取避战之战略，以保存实力。一次，适遇敌机来袭，成都地区司令官张有谷即命驻成都空军大队长吕天龙率领飞机16架，前往西北天水方面避战。是时，吕天龙卧病在床，不能执行任务，乃由副大队长余平享率领，机群飞至天水上空。因所带油料有限，乃按照预定计划拟降落天水机场加油。而机场亦铺设白布板，表示可安全降落。就在机群下降时，敌机忽由云层中穿出，突行奇袭。他们毫无准备，遭此偷袭，几近全军覆没。 蒋介石据报，即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速解重庆枪决。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出面替他们三人讲情，但无效。后又以吴敬恒等国民党元老讲情，仍然未获批准。众军官便想到了“小诸葛”白崇禧。当时，白崇禧正在桂林行营指挥作战，一日，忽接何应钦打来电话，要他速来重庆，因有急事电话中不便细讲。白崇禧不知变故，急忙飞至重庆。何应钦讲述了事情原委后，让白崇禧出面讲情。白崇禧左右为难，说：“你已讲情在先，又有党国元老说情于后，两次都未准，我何能为力？” 何应钦说：“你是最后的希望，不妨试试。” 白崇禧思索片刻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们都是空军优秀人员。 等我考虑一晚，明早再复你。” 经一夜思索，白崇禧终于有了妙招。翌晨，他对何应钦说：“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须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何应钦照他所言向蒋介石建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白崇禧便拿了这张批条，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蒋介石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白崇禧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审判结果，张有谷按上级命令，作避战之处置，何罪可言？吕天龙卧病在床，当然无罪。余平享率队前往天水，机场发安全降落信号，其处理亦无过锗，至多仅负降落时疏于警戒之责。若凭此而判，张、吕二人可得无罪，余至多处以几年徒刑。当时的军法总监何成浚听了白崇禧的审判结果后，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救他们？”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如果审判结果与委座的原意相差太远，恐招致不美。倘第三次他仍坚持枪决，恐怕就无救了。” 白崇禧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每人给他几年徒刑，关若干时间后，再申请将功折罪，放他们出来。如此既可救他们一命，亦可与原批出入不大，岂不两全其美？” 白崇禧依其所言。审判结果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此案之判断，使空军官兵尽皆欢天喜地。张等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仍在空军服役。这对张等三人真乃是再造之恩。 白崇禧为坚持其做人之原则，亦曾与蒋介石发生过冲突。 北伐战争初期，一次，孙传芳部之三个军，因前去无路，后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往白崇禧处投降。白崇禧有如初生牛犊，无所惧怕，即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白突然而至，不胜惊诧。 第280章 他们要求白崇禧不缴枪械。白崇禧对他们讲清当时之形势后，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孙传芳处，其部队由自己指挥。三位军长依言而行。待三位军长行至九江时，白崇禧电话告蒋介石处理经过。蒋介石却极不赞成他的处理方式，并责备他之“行为无异资敌”，因为孙传芳仍是其劲敌。蒋介石令白崇禧将其三人捕捉送到汉口政治部。当时蒋介石谍报人员金佛庄被派至南京工作，被孙传芳的情报人员识破而枪毙。蒋介石闻知气愤不已。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让他在三个军长中间任挑选两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我已枪毙你两个军长，如你尚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白崇禧至九江，还不知蒋介石如此动怒。待得知蒋介石的决定后，立即前往谒见井申述自己的意见：“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杀孙之俘虏，难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但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说电报早已发出。白崇禧见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即不再言语。 邓演达接到电报，按指示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而李彦青则幸免于难。多年后，白崇禧在陈调元处偶遇李彦青。李彦青见自，突然下跪，并感谢其救命之恩。白崇禧则心中不免黯然。或许他忆及自己确曾为保其性命据理力争，竭尽全力，亦可稍得安慰。 白崇禧幼年教育始于私塾，受中国传统文化之仁爱、忠信等思想影响甚深，从军后，更加其救黎民于水火、光复河山之凌云志为精神力量，使他无论为常人或为官长均能得人信赖。 北伐军克复上海后，蒋介石曾任命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当时上海是全国商业和经济中心，世界列强于上海多有租界，更加其它一些复杂原因，上海治安就显得相当麻烦。白崇禧上任后，在军中发布了两项特别规定：一、严禁赌博，二、不准携带便衣。奇_-_書*-*网-qisuu.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了行军之困难，于战斗激烈时官兵又容易换便服逃跑。然而当时的租界当局也有特别的规定：凡携带枪支，着军服进入租界者，一律禁止，且遭扣留。部队刚至上海，对此规定并不熟悉，因而有不少人被租界当局逮捕。白崇禧作为司令长官前往交涉，但均告无效。气愤之下，白崇禧即下令驻守租界边界之中国士兵，凡外籍人士入中国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地当局没料到中方如此强硬，无可奈何之下与白崇德进行协调，最后定为，只要中方人员不携带枪支，无论着何种服装，一律准许进入租界。 白崇禧不许部下穿便服，自己当然也不穿便服。当时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各国驻上海领事知道白崇禧是新任警备司令，便纷纷前往拜会。当时的白崇禧只有32岁，穿的是灰色军服，曾被领事们误以为是下级军官。一次他对法国领事说：“我是中华民国之军人，必须穿中华民国之军装。我平日出入都有卫兵保护，入法租界亦当如此，如勉强我及我的卫兵遵守租界之规定，我绝不赴宴。” 当时上海是黑社会活动最为猖撅的地区，许多地方长官对黑社会不敢得罪，有的甚至暗中勾结，为虎作怅，鱼肉民众，从而使黑社会的势力更加强大。白崇禧深知黑社会势力可怕，但他绝不理会，并明令禁止，不许陆军接受黑钱。上海黑社会的首要人物之一杜月笙至龙华欲拜见白崇橹，白崇禧拒不接见。有人曾暗示白崇禧，杜月笙捐献大洋48000元，对革命军有功。言下之意是希望白崇禧能给予一官半职。但白崇禧毫不客气地回绝道：“杜月笙捐了48000元，革命军可以还他50000，但名气不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其实对于白崇禧一生的居官为人，国民党当局在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猝死之后，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为人公私分明，守正不阿，且秉性刚毅，精娴韬略。”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也算是为白崇禧辉煌而又凄凉的一生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不白而死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7月1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政治上井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正在海峡对岸聊度残生的白崇禧，可曾料到还有一位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他的旧相识正在为他的安危担心呢？白崇禧的悲剧正象周恩来总理所言，是政治上缺乏远见所致，他既与蒋介石对立，又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就是想不择手段地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建立起自己一统天下的独立王国。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蒋介石试图挽回颓势的计划即成泡影，被迫于28日宣布“引退”。这时，白崇禧即与李宗仁商量，觉得有与共产党划江分治的可能。到了3月，有一个和白崇禧相熟的民主人士，从香港悄悄北上到汉口，劝白崇禧趁此时机赶快起义，以了倒蒋之夙愿。并为此提出了可靠的保证，白崇禧把这个人留在汉口住了一个星期，同时暗地派人到南京征求李宗仁的意见。不知何故，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民主人士的建议，不过仍派人将其送至香港。 1949年4月，李宗仁代表南京政府派代表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代表刘仲容回到南京后单独去见李宗仁，将代表毛泽东意见的中共报纸转给他。 李宗仁接过扫了几眼，上面赫然写着的文字下面，有一段用红笔画了道道，文曰：。。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 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读罢，脸色骤然变得十分苍白，半天不作表示。不日，白崇禧专程从汉口飞到南京听报和谈消息，刘仲容对白崇禧说：“健公，你给毛先生和周先生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了多年，也深知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很希望能通过自己耐心做工作，使白的态度能有转变，而把白争取过来。他把毛主席所说的原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白崇禧，还特别强调说：“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白崇禧对这番话却听不进去，对他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第二天，白崇禧又对刘仲容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船军人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刘仲容觉得已经不好再谈下去了，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他联想起这两天曾听白崇禧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蒋介石已经指令财政部从上海拔给“华中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他觉得眼下再多说也没用了。 。。。和平谈判终于“流产”了。 1949年10月1日，在广州的李宗仁官邸的办公室里，一架收音机正播放着新中国成立的庆典实况，屋内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和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都坐着沉默不言。 广播结束后，他们讨论着自己的去向。广州已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他们将何去何从？留在此处，去当中共政府的子民？还是去蒋介石已经经营布置好的台湾岛呢？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十分清楚，失去了与中共讲和的宝贵时机，己是大错，再去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必成为“张汉卿第二”，这是错上加错，他毅然飞往海外。 而白崇禧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地被骗到台湾，而他的结局却也被周恩来总理而言中。 白先慧女士“冒险”之行时光到了1986年。 一直生活在台湾的白崇禧女儿白先慧女士，听说大陆正在拍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久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又涌了出来：“回家乡桂林看看。”她把这个想法向亲友们讲了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劝告：“阿慧，你大陆之行的念头万万使不得，只要你的脚一踏上大陆，共产党就会立即把你抓起来。 第281章 不要忘了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对头！”“你父亲是甲级战犯，共产党怎么会放过你？”但白先慧女士对故乡的怀念太强烈了，说什么也要回去看看。临行时她说：“这次回故乡看看，就是被抓起来，死了也值得！”白先慧女士“冒险”来到桂林，不敢住高级宾馆，悄悄地在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家里住了下来。李夫人从1949年开始，曾先后在香港、古巴和美国住了24年，1973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在家乡桂林定居。她住在40年代曾经住过的叠彩山旁景色宜人的那幢两层楼房里，政府已把房屋修缮一新。白先慧女士住下之后，再三叮嘱李夫人及她家人说：“我这次来桂林谁也不见，万万不可走露消息。”她的心一刻也不踏实，害怕有人会认出她来找麻烦。李夫人看出了她的心绪，劝她打消顾虑，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夜里，她终于走上了大街，像普通游客一样东看看西望望，观赏着美丽的夜景，并没有受到谁的干涉。于是，翌日她大着胆子在桂林的大街小巷串了起来，童年的旧居，读书的学校，亲友们的私邸，她都寻找到了，唤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白先慧女士在桂林各地转了几天，没发现有人盯梢，于是放心许多。她也像那些游客一样，脖子上挂着照相机，这里拍，那里照，她想把桂林统统装进相机带回去，让亲友饱赏一下家乡美丽的风光。 在桂林的最后几天，她索性搬到饭店住下来，看看又该怎么样？她在饭店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和服务。她该返程了，来到饭店服务台结帐，女服务员十分和蔼地对她说：“经理已经关照过了，不收您的费用，今后欢迎您和家人常回来旅游和长住。” 白女士的心在“咚咚”的跳着，试探道：“你和经理知道我是谁？” “知道，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女儿。白将军是抗日名将，又有‘小诸葛’之称，谁不知道呢？当然，他也打过内战，不过这一切都是历史了。可惜白将军没有回家乡来看看，就客死他乡了！”女服务员对白将军的死流露出这股的挽念之情，使得白女士心里发热，泪如泉涌，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把抓住服务员的双手。父亲于1966年在台湾病逝，白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祖国的亲人是这样理解他，又是这样宽待自己，暗笑自己回来时还有害怕被抓起来的念头，把一个堂堂正正的回乡探望搞成跟“冒险”行动一样。 白女士办完手续，急忙奔向飞机场，飞机快要起飞了，她急着从车上搬下来一袋沉重的行李，机场过磅员问：“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时她已没有半点来时的精神负担了，对过磅员深情地说：“是桂林的土，还有桂林山上的和漓江里的石头。”过磅员信任地微笑着对她说，“好吧，是纪念礼物，那就免费了。”白女士又是一阵激动，泪水扑籁蔽地掉了下来。 快到飞机舷梯了，白女士又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着候机大楼，又望着机场周围远远的山峦，她对机场人员说：“可以在这里照一张相吗？”“可以。”机场人员完全理解同胞的赤子之情，接过她手中的相机，让她自由选择好候机大楼为背景，还有那画一般多姿的远山，“咔嚓”一声，拍摄了她桂林“冒险”之行的最后一张彩照，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 白先慧女士依依不舍地走了。但是她的此次“冒险”之行，不但对于她自己，而且对于大陆亲友，都是难以忘记的。直到1987年2月17日，有人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首诗《有赠白先慧女士》：玉宇琼楼绝胜前，榕湖两岸绿笼烟异乡梦远八千里，故土情深三十年。 隔海不知云外路，到家真入日边天。 煌煌舜世春风面，泪串珍珠化作泉。 第七节何应钦凄凉凋谢天字第一号闲人1987年10月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他的一生，从外表上看轰轰烈，骨子里却是凄凄凉。他虽享年97岁，但仍未能看到祖国统一。 1958年1月1日，香港《新晚报》首次向读者披露了这则惊人内幕：在台北那些要员中，恐怕没有像何应钦那样郁郁不得志了。 该报进而说明，要是别人这样说还可以不相信，但是这话是出自一个一度当过国民党“特任官”的人士之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了。 当时何应钦的正式官衔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实际上什么工作也没有。这个“委员会”顾名思义，负责战略的策划和设计。可是，那几年台北官场一切都听命于美国人，“战略”当然也不是例外。在这种情形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一年到头，难得开一两次会，“主任委员”因而成了天字第一号的闲员。 有好几次，他很想上美国走走，始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其实，他离开台北的目的倒是很简单，只是打算到纽约当“寓公”而已，因为1947年他任联合国参谋长会议的“国民党政权首席代表”时，在纽约近郊买了一所相当华丽的房子，并且在美国银行存下了一笔巨款。 照道理说，他和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时期起，便一起共事，蒋对他似乎应该深信不疑才是，为什么一定不让他离开台北呢？熟悉国民党内幕的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一直对他怀着芥蒂之心。 何应钦系贵州兴义人，家祖是牛贩子，后发了家，何的父亲是县自卫团的成员。 1901年，何到贵阳，进黔军陆军小学。毕业后，赴武昌在第三军中学学习。1908年，到日本先后人神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由日本回国，加入上海陈其美部。1913年，任赣军第一师步兵营长。同年8月，他赴日完成学业。1916年回国，任黔军第四团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1919年，任黔军第二混合旅旅长。1920年，在贵州军警界任职。1921年，任黔军参谋长。 1924年1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参谋。6月在黄埔军校任少将衔战术总教官，教导第一团团长，10月13日，任黄埔军校军训部代理主任。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26年1月，继蒋介石任一军军长。4月中山舰事件后，任黄埔军校教务长。 1926年7月，开始北伐战争，何任粤东潮州——梅县战区警备司令。 1927年4月，蒋介石与武汉当局分裂，在南京另立反对派政府。决定分三路继续北进，分别由蒋、何、李宗仁指挥。8月蒋介石辞职前往日本。蒋隐退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编为军事委员会，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常务委员会。11月24日，国民党包括何在内的派系成员在蒋介石上海官邸聚会，讨论国民党的统一问题，12月何应钦率领一军北进以对付孙传芳的威胁，占领徐州后，何及其他国民党将领发表宣言，实际是拥护蒋介石的声明。1928年1月，蒋重新掌握军政大权后，何任浙江省主席。二月中，何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何任国务委员。11月，任军训部部长。1929年，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何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任“中政会”委员。同年被任命为海陆空三军参谋长。1929至1930年，历任开封、广州、郑州及武汉战区司令。1930年10月，任国防部长。 何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在农村消灭共产党势力。被任命力所谓国民党的“剿匪”军司令。1930年12月，第一次进攻失败，1931年2月，任南昌行辕主任，指挥赣、湘的部队与共产党作战。6月，何围剿战役失败，蒋亲自任指挥，何任“剿匪”野战军司令。他对江西的共产党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但又毫无结果的战斗。 1932年，为“中政会”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3月12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任。与黄郛合作企图通过政治协商阻止日军前进。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 许多老百姓抵制签订这个协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冯玉祥也动员组织了抗日联军来表现群众的愤慨。 1933年11月，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交给何及黄郛一项叫做振兴华北的临时计划。后来的谈判导致华北及满州傀儡国之间铁路交通、邮电的恢复。 1935年，日本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同年6月10日，何与日本驻华北警备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 在北平，何除了担任国防部长及“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外，还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在国民政府中，是制定对日政策的制订人，成为人们仇恨的主要目标。“何梅协定”虽是秘密协定，但不可避免地为人所知。1935年秋，学生、群众反对华北自治，游行、示威愈演愈烈。 从上述简历可知，何应钦在国民党位高望重，但蒋介石用人首重浙江老乡，其次是黄埔生，再次才是他旧日的密友如张群等人。陈诚在北伐时只是一名团长，胡宗南在北伐时才当上营长，这两人受蒋青睐，以后扶摇直上。胡宗南成了“西北王”。陈诚呢？始终未脱离过直接带兵的部队，抗战前期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任九、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职；蒋还把陈安置在何应钦的禁区——军政部兼政务次长，到抗战后期，索性就让陈兼任军政部长，一脚把何踢开，何虽然还有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头衔，实际上却被架空了。 第282章 为什么如此？其一，何应钦不是浙江人，虽有多年辅佐之劳，蒋在权衡利害时，仍不能不加以抑制。 其二，何应钦是国民党军队元老，他与元老军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国民党老一辈的带兵人如李宗仁、程潜、唐生智以及白崇禧、顾祝同、刘峙等人，对陈诚以后的飞扬跋扈、把持一切着实不满，他们处于兔死狐悲之境，常常互寄同情，互相默契，联合拥何（应钦）反陈（诚）。1949年李宗仁当代总统，便请何应钦当行政院长，并支持顾祝同当参谋总长，虽然内里有多种因素，也是李宗仁对付蒋介石的一着。蒋对此感到憎厌与不安。 其三，最使蒋难忘的，还是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后他陷在西安的经历。当时，黄埔系的激进派与国民党人中的保守派，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拥何当“讨逆”总司令，何也飘飘然，动员、指挥军队沿陇海路向西安挺进，井派飞机往西安一带轰炸。道路传闻，据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趁机把蒋炸死，以便何自己取而代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回南京后获悉此事，对何又不便率尔行事，只好把贺衷寒（军委会政训处长）、曾扩情（专管军队党务）大骂一顿，将他们撤职放逐出国。蒋、何关系上从此也蒙上一层阴影。由于这些原因，1949年何应钦到台湾后，便退居 第二线，落得个被冷落的可悲下场。 这段时间，“健康常乐”和“择善固执”成了他的座右铭。1971年10月4日，《亚中时报》曾有如下报道：栽植兰花，观赏兰艺，占据了何老将近三年来大部分的闲暇，三年的时间，他对“兰艺”由陌生到登堂入室，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去“钻研”，现在，只要他见到了“外行”总会亲切和蔼的拉到一旁，上一课速成的“兰花经”。何老将军爱上兰花是非常偶然的，三年前，一位日籍友人为了向这位老将的“八十大寿”祝福，老远送来一盆“芙蓉殿”，何老将并不在意这盆看似平常的花草，就搁置在门口，两三天后那位日本朋友登门道贺，惊异于他的“外行”和“不惜花”，原来这竟是一盆价值廿五万元日币的名贵品种，喜爱国艺的何老将，从此引发了兴趣，在庭院中加盖了三间兰屋，取名为“常乐轩”，从此，鱼池中的廿四条华贵“金鱼”，又增加了一位美丽的朋友。何应钦将军所栽培的兰花将近两百盆，每天清晨六时他就起床亲自照料这些娇脆的生命，他拥有的“名花”非常的多，象目前身价颇高的“鹤之华”、“太阳”、“瑞宝”、“墨兰”等，及台湾少见的中国春兰“汪字”、“大富贵”、“余蝴蝶”、“翠一品”、“宋梅”、“集圆”、“如意素”，他都有栽藏，其中，“汪字”和“宋梅”在台湾仅有两盆，另一盆是栽培在总统官邸。 用“白手成家“来形容何将军的“产业”——兰花，该是最恰当的，他虽然有各品种的兰，却绝大部份是朋友送的，他说：“养兰必须要投下大资本，我自己是买不起的”。 国兰原产于我国，与我国的历史、文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早在二千四百年前国人即知道兰花的欣赏栽培，由于兰的高尚雅洁，自古以来一直为骚人墨客所吟咏，入清以后，兰艺更是盛行一时，江浙一带书香人家几无一户没有兰花。 八十余高龄的何将军有一根细致的拐杖，但是他只有在赏兰时才用，每当他见到一株亲手培养的兰花发了新芽或是有演变成第二代的趋向时，他就会兴奋的举起拐杖频频指点说：“有希望！有希望！”。 也许是何将军认真、勤恳的精神感动了一盆“瑞玉”兰，在短短的三年内，竟由八英寸长长到二英尺大，这在兰艺界是很少见的，何老将在看到了他在兰花上可观的成绩，就如同他过去那些彪炳、煌耀的战绩般令他激动，他说“这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 何将军的恃从参谋魏中校说：“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就象我们的老师，没有距离，部属们都赞佩他的‘大公无私’。 何将军的个性平和，他能和各阶层各年龄的朋友愉快相处，尤其是他轻松、幽默的谈吐，更使年青人如沐春风，敬而不畏。 他从不象别人一样责备今日的年轻人狂妄、无知、享乐、好逸恶劳，他认为一个时代的青年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他总是以长者之风勉励青年人“勤能补拙”，做人做事要认真、负责，对于国家、民族要忠贞不二，在这些方面，他确实是元时无刻不在身体力行。 年轻时的何将军，虽然戎马倥偬，却也度过了一段今天年轻人所最向往的岁月，他精于骑、猎，在他的“摩登”时代，他还记得他的坐骑是一匹黄色的壮马，“我的骑术不错”，他的口气中透着些自豪。 打猎也是个热门的玩意，惊险、刺激，及足够的机智，何应钦将军的足迹遍及大陆各省，来台后，也曾带着猎狗在高雄、嘉义、宜兰等地射猎山猪、野兔，他说：“打猎是猎狗第一，猎枪第二，技术第三”，自从前年他到屏东打了最后一次猎后，将近两年之久，没有再玩过枪了。 何将军同时也是位桥牌高手，台湾的桥牌盛行也是他一手提倡的，曾经是桥社名誉社长的何将军，如今因为“年纪大了”，只偶而在家中自己玩玩。有人玩笑性的向何将军说：“您是很现代，很时髦的吧。。”，何将军也不置可否，他的高尔夫球技硬是不弱，走上两圈都不会气喘，这就是他的健康之道了，所有的运动都是他维护健康的方法。 将届八四高龄的何应钦将军，确实懂得“健康而后常乐”的道理，他从不轻易发怒，看看他聪敏的双眼、双耳，和数得出的儿丝皱纹，他真不像一位八十几的老人，更不像一位曾经百战、驰骋沙场的老将，倒像一位哲人令人景慕。 南京受降出尽风头纵观何应钦一生，最风光的时刻莫过于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了。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的含辛茹苦、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停战昭书”，正式接受波茨但公告，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根据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划分的受降分工，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北纬16度以北地区，包括中国大陆、越南北部、台湾、香港和海南岛等岛屿。后来因香港原为英国殖民地，临时又通知划归英军受降。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战区的受降主官。 因此，何应钦领导并主持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整个活动，尤其是亲自主持了南京的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投降过程，是按三个步骤进行的。一是芷江洽降；二是南京投降；三是全国按十六个受降区分别投降。芷江是湖南西部的一个军事重镇，是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距日本侵略军最近的前线指挥所之一。这里设有较好的机场和通讯设备，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基地，因此被选中作为与侵华日军洽降的地点。8月20日前，何应钦与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以及各地受降主官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等陆续抵达芷江，数十名中外记者亦云集这个湘西小山城。 8月21日，根据中国政府的指令，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受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乘日军用飞机一架，到芷江洽谈投降事宜。中国空军派出六架p—51战斗机，在指定日军飞机飞行路线上空，来回巡逻，负责监视和指导洽降日机的飞行。中午12时，机尾挂有我方指定红布标志的日机，在中国战斗机监护下抵达芷江机场上空，随即绕场飞行一周，以示向中国军民致礼。飞机降落后今井武夫等由中方联络官引导，乘坐两辆悬挂白旗的吉普车离开机场。在机场数千名中外军民欢呼胜利声中，今井武夫一伙脸色惨白，汗流如注。很多美军官兵激动得撕下日机机尾所挂标志布条，珍藏起来留作胜利纪念。 次日，中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及美军代表麦克鲁准将接受日军代表的洽降。日军洽降代表呈递了日军在华驻军有关资料，中方代表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备忘录。 蒋介石、何应钦等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在致冈村宁次的备忘录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除蒋、何指定的受降主官外，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他部队缴械投降。同时授权日军如遇八路军、新四军前来接受投降，可以加以拒绝，甚至进行抵抗。二是按照日本政府原来的规定，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只能指挥驻中国的陆军，而对驻东北、台湾、越南的日军及驻华的海军均无指挥权。何应钦决定统一上述日军的指挥，授权冈村宁次统一“联络”，负责指挥上述日军投降事宜。 8月27日，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奉何应钦之命，率部分人员至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具体指挥中国军队进驻南京和筹划受降大典。 9月8日中午12时，何应钦所乘专机，在数十架战斗机护卫下，由蓝江抵达南京，以盟军与中国政府受降主官的名义，参加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典礼。 受降大典特别选定了9月9日上午9时，即所谓“三九良辰”，地点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礼堂）。是日，军校门口高竖松柏扎的大牌坊，牌坊顶端有一英文“v”字，两边中美英苏四面国旗迎风飘扬，下面横幅写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12个大字。 第283章 进入礼堂，会场布置成一个正方形，四周墙上环以白绸，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大国的国旗，正中饰以英文“v”字和中文“和平”两字。座北朝南设受降代表席，置长形宽条桌案，后置皮垫靠椅5把；面对受降代表席置一窄小长案，木椅数把，为投降代表席。 8时56分，受降主官入座。带头的是中国受降最高长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他身着军礼服，肩挎武装带，左佩短剑，容光焕发，神彩奕奕地进入会场。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时刻。依次是受降官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空军代表张廷孟。其左侧为中国高级将领和记者席，右侧为盟国军官及外国记者席。 受降仪式由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主持。接近9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率正副参谋长等投降代表，乘坐汽车，由中国武装士兵押送，穿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标语的牌楼，来到受降会场。车到大门口，冈村宁次等依令下车，顺从地解下所佩军刀，以示解除了武装，一个个用手端着军帽，低垂着头走进会场。依次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日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日军驻印度支那第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吕雄大佐，以及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和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冈村宁次进入会场时虽然低垂着头，两眼却频频偷看何应钦，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 日军投降代表进入会场后，由中方联络官引导，一字排开站在投降席前，立正敬礼，然后在木椅上坐下。 仪式开始，冈村宁次起立，出示受权投降的证明书，降书内容九点，内称：“自此以后，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降书由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连同日军的编制、人数、武器装备、驻地分布等情册，一并双手捧给何的参谋长肖毅肃中将。肖用一只手接过，交何应钦审阅。审阅毕证明后，肖毅肃即取出投降书两册，小林浅三郎急趋前敬礼，领取后交由冈村宁次用毛笔签了字并盖了章，向前数步，两腿立正，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将降书捧送何应钦。何应钦微带笑容，起立用双手接过降书，随即命令冈村宁次按规定将日军集中，分别向盟国驻军办理投降手续。冈村宁次回答：“我完全接受这个命令。”受降仪式结束，又按入场时的顺序将冈村宁次等降将押走。根据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上给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命令，全国划分成15个受降区，加上越南北部，共16个受降区分别接受日军投降。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接收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越南北部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三十八军军长土桥勇逸。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雷州半岛、海南岛（广州海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接受曲江、潮州（潮汕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兼）。 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岳阳（长衡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军坂西一郎。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南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 第十一军笠原幸雄。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收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杭州厦门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三军松井太久郎。 第三方面军司令宫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京沪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六军十川次郎。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接收武汉、沙市，宜昌（武汉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六方面军冈部道三郎。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徐海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六军十川次郎（兼）。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收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平津地区）日军投降代表华北第一方面军根本博。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接收山西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一军澄田■四郎。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接收洛阳；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鹰森孝。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郾城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鹰森孝（兼）。 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接收青岛、济南、德州（青岛济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四十三军细川忠康。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接收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包绥地区）；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兼）。 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收台湾省；日军投降代表第十方面军安藤利吉。 侵华日军投降兵力共有方面军3个，军团10个，师团36个，独立旅团41个，独立警（守）备队及支队20个，特种兵队6个，海陆空军官兵共1，283，200人，加上日本当时在华的侨民共2，129，826人。因此，日本投降后的遣俘、遣侨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国民党政府分别将日俘和日侨集中在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南岛和越南北部，然后分批经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12个港日，海运遣送回国。直到1946年6月，才将日俘、日侨基本遣送完毕。 被解除军政要职1945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还迁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向全国发表广播消息；6月1日，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由白崇德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何应钦被解除参谋总长及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职务。7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特派何应钦为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及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出国在即，又受特令表彰。全文如下：军事委员会业经改组为国防部，原任该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已特派为出席联合国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该员历年内长军枢，外总师干，忠勤精一，卓著懋勋。其在军政部任内，对于建军大计，襄赞擘划，不遗余力。抗战军兴，兼任参谋总长，献替帷幄，制取疆场，长算远略，深资倚仗，旋以参谋总长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训军简士，策划反攻；泊乎敌寇崩溃，受降收土，安辑流亡，尤极辛勤。兹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之设立，旨在建立国际武力，保障世界和平，任务至为重要，该员以抗战元功，戎旅宿将，代表我国，前往出席，允为无上之选。当兹出国在即，合行特令表彰，用壮新命而纪前勋。此令。 假戏真演，紧锣密鼓。但明细的观众心里清楚，蒋介石在报西安事变时何应钦企图“借刀杀人”的一箭之仇。 7月4日何应钦由京飞沪，准备出国，曾向新闻记者称：“全世界人士，现在渴望实现永久和平，中国为爱好和平之国家，极愿与美、英、苏、法诸国，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人之心理既无战争准备，战争自无由发生，故余对国际局势，甚感乐观。”又说：“建设现代化之国家，必须有现代化之军队，现代化之军事教育，并需要与工业、交通各方面建设配合发展，所谓富国强兵而后始能国富兵强。” 从表面上看，被解除军政要职的何应钦心境还算愉快，但暗中的不得意则可想而知。 7月12日晨9时，在二百余人欢送之下，何告别了上海。当天下午2时半，飞抵东京厚木机场。在日本曾作短时间的逗留，和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会晤，又特往横滨视察停泊贺须港的中国舰队之后，才继续他的征程。17日抵旧金山，曾发表谈话称：“华北时断时续之战事并不严重，中国政府决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马歇尔特使在华斡旋和平，中国政府以国内和平与远东和平及世界和平息息相关，自当全力赞助马使。”复在招待记者席上，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人民在战时所予道义及物质上之援助，表示谢意。 20日飞抵华盛顿，曾受美国政府的隆重欢迎。何氏逗留华盛顿仅仅4日，分别向社鲁门总统及美国其他高级官员访晤，并传递蒋介石之函件后，即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一方面宣布国共和谈破裂，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其战略意图：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与解放军主力决战，并将解放军堵在黄河以北，然后调兵进攻华北。经过一年多的较量，战争形势巨变。初期，蒋军得地失人，我军失地得人；中期，蒋军夫人而不得地，我军得人又不失地；后期，蒋军人地尽失，我军人地两得。一年的作战，我军歼敌112万人，蒋军总兵力减为37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增至195万人。这个伟大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基础，引起了敌人营垒中极其浓厚的失败情绪。 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于1947年7月中旬派魏德迈使团来华，目的是要密谋挽救国民党危局的办法。魏德迈作了四十多天“考察”离华时发表讲话和声明，承认形势比他预料的还坏，国民党的军事地位已严重恶化，训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 第284章 他给杜鲁门的长达十余万字的报告中说：“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害的”。建议美国实行一个广泛的援华计划，但所有美援的运用都必须放在美国顾问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在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美国政府为实现上述计划，虽然把蒋介石扶上总统宝座，但却公开支持“反蒋”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便必要时取蒋而代之。 东山再起出任“行政院长” 1948年3月31日，在新大陆逍遥二年的何应钦终于返国，沪市各界同欢送他出国时一样，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而在这个欢迎会上，何氏虽然还是当年的何氏，但其心情环境，却与当初出国时大不相同了，一般人的看法，是何氏这番的回国是东山再起的先声。 为了推卸军事败绩的责任，蒋介石先是同意参谋总长陈诚的辞职，跟着就电召何氏返国，这足见何陈间正在表演走马换将，同时也表示了何系势力即将抬头。当年何氏在国内外情势下，不得不出国一行，何系人物，也多不得意。何系的大将卫立煌，也只得出国考察，直到1947年，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又渐起了变化，卫立煌返国东山再起，何系势力渐渐获抬头，至于今日何氏返国，陈诚辞职，可说是整个何系势力，已代替了陈系。至于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占有相当势力的桂系军政集团，对何氏也表示欢迎，因何氏与桂系的关系较为密切，国防部长白崇禧是桂系的人物，白何间的关系，过去曾合作得很好，抗战末期，何任参谋总长，白氏是副参谋总长兼军事训练部长，经常辅助何氏，故这回何氏返国，其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基础是相当稳固的。在何系的中阶干部方面，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坚集团黄埔系，何氏当年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黄埔系的领导权一向是握在何氏的手里。1946年何氏出国后，黄埔系曾为陈诚掌握过，但黄埔干部的关系还是与何氏为深，此番何东山再起后，则黄埔系的领导权，当然又会落到何氏手中。 果不出所料，6月1日，就任总统刚10天的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国防部长，有职无权，何应钦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并未完全收敛。 东山再起的何应钦当然无法挽救国民党军事上的败局。此时蒋军虽然还有365万人，但第一线主力只有170余万人，而且大部分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军心动摇，官兵厌战。已被我军分割、牵制的蒋军5个战略集团，被迫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猖集一团，困守战略点线，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然而，9月16日，我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军事主力基本上归于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初，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发动“和谈”，把何应钦拉出来当行政院长。李和何的私人交情不错，又明白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坚实，就同他商定了摆脱蒋的控制的计策。他们两人都认为，如果中共肯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那么他们就可以实现“划江分治”的美梦，把蒋介石甩到一边去。这件事情固然没有实现，可是蒋介石耳目众多，完全知道了他们两人对付他的计划。但，鉴于“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的事实，蒋并不会采取报复的手段。可是，前账未清，再加上一笔新欠，蒋介石心头上的疙瘩是永远解不开的。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何应钦本来打算直接跑到美国去。后来，据他的左右说，因为出国的手续来不及办，并且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就去了台北。他满心以为，到了台北之后，随时都可以离开那里。这种想法没有多久便让现实给粉碎了。 蒋经国发布崇褒“总统”令何应钦去世的当天，蒋经国发布“总统”令：总统府战略顾问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少慕戎轩，长娴兵略。鼎革檄传，及锋小试；讨袁护法，执殳前驱。遂以英特之材，上膺于城之选。自此股肱元首，羽翼中枢。出掌戎机，入参朝议。乃至长缨系敌，奏凯受降，实极殊荣，都无遗算。而于赤■日深之际，出任行政院院长，渊谟默运，靖献尤多。方期寿迈期颐，亲观复旦，以主义统一中国，以道德重振人心。忽闻殂谢，斡悼良深。特派李登辉、薛岳、谷正纲、俞国华、沈昌焕、李焕敬谨治丧。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示崇褒。 何应钦去世不久，台湾《传记文学》（51卷）刊登了一篇关国煊的署名文章，题为《何应钦上将文韬武略的一生》，对其去台后的情况，勾描如下：民国40年1月，陪夫人至东京割治癌症，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尝应邀出席“日本战友会”副会长冈村宁次主持之感谢会，又在“东京新闻”发表“寄语日本有识之士”，呼吁日本人士及早加强中日合作，致力国民外交；7月，偕夫人返抵台北。41年2月，在交通部交通人员讲习班讲述“总统行谊”，同月以副会长身份主持“中国童子军总会”银禧纪念大会并致词；7月，当选为新成立之“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理事（会长张群，9月，撰■汝卓中译本“昭和之动乱”（日本前外相重光葵著）序；10月，任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42年6月，奉总统命前往苗栗，主持“昭忠塔” 落成典礼，塔内安厝台湾革命先烈罗福星（东亚）等数十人之忠骸；9月，赴菲律宾治疗眼疾；10月，返回台北；11月19日，吴铁城病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群）。43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10月，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44年7月，陪夫人至日本复诊。45年3月，返回台北；7月，率领中国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代表团前往瑞士柯峰，出席者四十三国；8月，在大会上发表演说；10月，一行经菲律宾返台，此行遍历欧、亚18国；11月，连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12月，在“自由谈”杂志发表“欧游杂记”一文。46年1月，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刊“中国与日本”发刊词；3月，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菲，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亚洲区域会议，在会议上公开呼吁中菲加强合作，同月返台；7月，应聘为“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顾问，同月率团赴美，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卜克曼博士拟邀台湾派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团员一百人，组团赴美，以加强国际反共宣传；8月，救国团一百青年访问团由新闻局局长沈■（春丞）率领赴美，抵密歇根州麦金诺岛后，除接受道德重整训练、编演一表达“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思想之话剧外，计在麦岛演出国乐及舞蹈三次，其后复由何应钦领导至华府、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处先后公演九场；10月，率领代表团、青年团返抵台北。47年3月，率团至菲律宾碧瑶，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亚洲区域会议，同月返台；5月，率团前往美国麦金诺岛，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6月4日，值“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卜克曼博士八十寿辰，撰“我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文为寿（后收入“何应钦将军五年来道德重整言论选辑”）；7月，经日返台。48年5月，率团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之“世界道德重整运动” 第三届亚洲区域会议，同月返台。49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团主席；6月1日，俞鸿钧病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道藩）；9月，前往瑞士柯峰，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举行之全球性反共思想策略会议；10月，经法、日返台。 50年6月，率团前往瑞士柯峰，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同月返台；7月，偕董显光率中国青年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工作服务团”（团长胡轨）前往柯峰，抵步后建议编一反共话剧“答案”（上演后易名为“龙”），揭发共党暴行；8月7日，卜克曼博士在西德福禄登斯塔城病逝，8日，在柯峰大会上发表悼词，10日，作“卜克曼博士纪念歌”，11日，率团飞赴西德福禄登斯塔城瞻仰遗容，并参加追思礼拜；17日，至美国宾洲爱抡城，参加卜克曼博士彝礼，并在追思礼拜上致词，24日，飞返瑞士柯峰；9月，率“龙”剧团员至瑞士、西德、瑞典、挪威、丹麦各地演出，大获好评：11月，应邀前往英国伦敦一行，旋返回欧陆，51年2月，返抵台北；3月，偕夫人离台飞美，领导“龙”剧在美国各地演出；6月，“文星书店”出版吴相湘主编之《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二辑《对日抗战》收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一册，抗战期内军事方面官方资料，以斯为最备，附表近70页；7月，经日返台，夫人留纽约治病；8月，率领特使团前往汉城，参加南韩第十七届国庆纪念大典，向朴正熙大统领呈递国书，南韩政府授予文化勋章，同月返台；9月，“龙”剧在台北“中山堂”首演，致介绍词，同月启程赴美；10月，偕夫人经欧陆前往日本小田原，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同月返台；是年在美国接受基督教洗礼。 第285章 52年1月3日，朱家骅病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5月，当选为“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同月偕顾祝同等一行访问金门。53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台北，敬挽以联云：“八六龄革命元勋，柱石翊中兴，儒雅提倡真有进；五十年同舟报国，精诚相许，与山邱■绝怆平生。”54年3月5日，副总统陈诚去世，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群），并挽以联云：“革命励精诚，当年患难同舟，志略非常，夙深钦重；中兴膺大任，何意沉疴不起，邦国殄瘁，弥悼英灵。”；9月，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三期发表《对日受降签字二十周年感言》10月，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王云五）技术发明奖助审议委员会筹备人；11月12日，值国父百年诞辰，以“国父的军事思想”为题发表广播讲词，又在《中国与日本》杂志发表《国父与日本》一文；12月，前往东京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 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开幕礼，同月日皇裕仁授子一等旭日大绶勋章。日本大学赠子名誉博士学位。55年2月，出席 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任主席团主席。56年8月，建议中央改建台北圆山“忠烈祠”案，经奉总统核定施行，并奉派为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前往日本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 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58年，年80；3月，连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同月主持圆山“忠烈祠”竣工典礼，出版“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何应钦讲）；4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在十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整理简笔字提案（案：24年10月5日，国府令饬各机关公牍布告，得采用简体字）；10月，率团前往日本大阪，参加“徐福祠”落成典礼。59年7月，前往东京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 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月返台。 61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3月，出版《近十余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案汇辑》一书；4月，任“国父纪念馆”管理指导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孙科）；6月，应聘为台湾日资太阳诱电股份有限公司“交通事故救济奖学金董事会”董事长；7月，“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裁撤，改任“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0月，出版《日匪关系与中共阴谋》一书。62年4月，与顾祝同等访问金门、澎湖，同月发表《对加强国际宣传及促请政府实施反共精神教育之建议》；7月6日，于“卢沟桥事变”36周年纪念前夕发表谈话，力斥共党窜改抗战史实；9月9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为纪念抗战胜利28周年，特编印《何应钦上将对中日关系言论选集》一书，全书共十八篇，中、日文对照，分赠日本友人；12月，接受“亚洲中小企业联盟”日本分会献赠半身铜像。63年6月16日，至凤山参加陆军军官学校50周年校庆典礼，并发表校庆献词；10月31日，出版《中国与世界前途》一书，为“总统”蒋公八秩晋八华诞寿；11月，出席总理建党革命80周年纪念大会暨中国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12月，率领国家重要建设考察团前往各地，考察十项重要建设工程，同月任“中华民国各界表扬好人好事大会”主席。64年3月，为日本山田纯三郎撰书墓碑（山田纯三郎乃山田良政之弟，民国2年2月27日国父亲书“山田良政先生墓碑”）；4月5日，”总统”蒋公去世，奉派与张群、田炯锦（青云），薛岳（伯陵）等敬谨治丧，15日，发表“追思故‘总统’蒋公——永远不能忘怀的几件事”）为悼（后收入同年5月“中央日报”编印之《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10月，应聘为日本“亚东亲善协会”名誉顾问（会长千叶三郎）。65年4月，主持高雄澄清湖先“总统”蒋公铜像揭幕典礼；6月，为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雪冰）《黄埔精神》撰序；8月，为“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华民国联谊会”编印之《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一书作弁言；9月，率领国军一级上将省政建设考察团至台中等县市考察地方建设，并访问农村，团员有顾祝同、周至柔（百福）、黄杰（达云）、王叔铭、彭孟缉（明熙）、刘玉章（麟生）、刘安祺（寿如）等十余人；11月，任中国国民党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66年4月，任“国父纪念馆”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4月27日，与夫人结缡60载，举行“钻石婚”纪念茶会，“总统”严家淦（静波）、“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等亲往祝贺；10月31日，发表《“总统”蒋公九秩晋一诞辰献词》；12月，发表《河北事件中绝无所谓“何梅协定”，请史学家及出版界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一文（《传记文学》第31卷第二期予以转载：谣传24年6月4日何氏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举行秘密会谈，签订“何梅协定”，全部承认日本之无理要求），由“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印行。67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国主席；3月，任国大劳军团团长，率团分赴各地，代表全国同胞慰劳三军；4月3日，应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鹿内信隆之邀，前往箱根出席“中正堂”落成揭幕典礼，23日，夫人王文湘因癌病在台北去世，年82岁（1897——1978），29日，举行追思礼拜；9月9日，由参谋总长宋长志陪同，前往圆山“忠烈祠”致祭革命先烈，同日在台北市“国军文艺活动中心”讲《粉碎中共诬蔑抗战史实的阴谋》（同月香港“阿尔泰出版社”将讲词印行单行本，并易名为《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是谁打的？》），18日，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日本故首相吉田茂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同月返台；10月，“国父纪念馆”印行《中华伟人画像续辑》一书，由何应钦题端；11月，应“行政院”院长孙运璇之邀，率领国军一级上将国家十项建设参观团，参观桃园国际机场、核能厂等十项建设，团员有顾祝同、黄杰、刘安祺、高魁元（煜辰）等九人。68年3月11日（衣历2月13日），值90寿辰，蒋经国“总统”在总统府授予国光勋章，复在祝寿茶会赠子“松柏不调于岁寒”寿屏，《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为之编印《云龙契合集》分赠亲友，是书选辑将军珍藏之书信、文件、图片、书画串连而成（书名取自监察院院长子右任“蒋总裁38年3月10日与何应钦书”跋语：“观此一函，益信云龙契合，事非偶然！”）。何氏又以近年所发表之文字、讲词及建议等十数篇，辑印为《岁寒松柏集》（语出蒋经国“总统”寿屏），并赠亲友，18日，“中华战略学会”成立＜由陶希圣（汇曾）任理事长＞，应聘为名誉副会长（名誉会长前“总统”严家淦）；5月，与顾祝同、刘安祺等一行由陆军总司令郝柏村陪同，访问金门、澎湖；8月，以会长身份率领“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华民国联谊会”代表前往瑞士柯峰，参加1979年“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在大会上以“一个公正无私的世界——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为题，发表演说，会后访问日内瓦、洛桑、西柏林、汉堡、维也纳、巴黎、伦敦、哥本哈根等城市；9月，离欧返台，返台后鉴于在欧期间我留学生、华侨与中共留学生或代表间有往来，而苦无简本三民主义宣传资料，特将45年讲词《三民主义与育乐两篇补述浅说》印成单行本，分送欧洲华侨社团；12月，出版《整理简笔字提案的回顾与前瞻》一书；10月，奉委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69年1月15日，正式接任，主持“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会会议，会议通过救助中南半岛难民，列为今后主要工作，30日，葬夫人于台北县三芝乡北海墓地何氏墓园；10月，陪同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前往高雄参观；11月24日，由女丽珠、驻南非大使杨西昆（宿佛）等陪同，前往非洲南非共和国访问10日；12月6日，返回台北。 70年3月，任中国国民党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4月，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5月，与顾祝同、彭孟缉、王叔铭、黎玉玺等由参谋总长宋长志陪同访问金门、澎湖；6月，赴美访问考察；8月，离美返台；9月，日本井野株式会社董事长井野健在三重县上野市捐建“何应钦上将纪念馆”，举行落成及将军半身铜像揭幕典礼，由女丽珠代表参加，并致谢词；10月，印行《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第六版，并作自序，同月与李璜（幼椿）、萨孟武（本炎）等对中共五届“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沧白）重弹和平滥调（叶公开提出九项“具体政策”俗称“叶九条”），严加驳斥；11月，在台北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决定建议设立专案小组会同有关单位，策进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以加速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工作。71年6月，由刘安祺陪同，飞往澎湖参观防区军经建设；10月13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获“内政部”核准成立，22日主持成立大会，当选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常务委员；11月12日，主持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前广场举行之万民升旗典礼。 第286章 72年2月，向大陆同胞作春节广播，号召响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同月至台中主持癸亥春节联合祭祖大典；3月，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赠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同月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并在会中致词及说明盟歌歌词之意义（盟歌由何应钦作词，李中和作曲，歌词如下：“三民主义，平等自由，耕者有其田，政治民主，民生均富，制度最进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永享自由。”）；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一周年，主持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一年来大同盟发展将近60个海外组织，近400个大陆地区秘密组织及两个洲际组织；11月，前日本首相岸信介米寿，率祝寿庆贺团赴日参加庆贺，团员有谷正纲、（叔常）、辜振甫（公亮）、陈履安（陈诚长子）等人，同月返台。73年元旦，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大陆同胞发表广播祝词，号召：“我大陆十亿同胞，一致参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行列，就地反抗，就地起义，趁着中共整党斗争之际，掌握大好时机，就掀起全面反共革命推翻中共暴政，以三民主义统一我们的国家！”4月，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印《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列为《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之一），扉页题“谨以木书恭祝何上将敬公九十晋五华诞。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敬献”；10月，连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第二届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74年9月3日，主持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之“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对日抗战胜利40周年大会”，出席者有副总统李登辉暨各界人士2000余人。75年4月，突感不适，入院治疗，断为轻微中风，自此缠绵病榻，间有重要典礼，仍抱病出席，自言：“余生平行事，不矜不伐，无愧无怍，但知服膺领袖，忠党爱国，以尽我革命军人之天职，其他非余所计也！”其养生之道为：“食不求饱，起居有节，不过分运动，不过分疏懒，最重要的是心志澹泊，知足常乐，行事要无愧于心。” 第八节百岁老人的遗憾生命之钟停止摆动1990年12月14日，张群走了101年的生命之钟停止了。或许像张群先前自己说的，到了这个年纪，他把死已看得很淡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把这把老骨头埋在故乡的土地上。 1889年，张群出生在四川华阳县。而后出了三峡，在天南海北闯天下，有“军人政治家”之誉。 当年张群出蜀，先是在保定上了陆军速成学校。那时候还是清朝天下，新式军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军人，一反清廷办校的初衷，倒过来成了反清的枪手。张群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由该校考送到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在东京的日子，与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一样，张群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开始反清活动。 张群在日本的几年深造没有白费，动荡的局势很快为这位年轻的军校生提供了机会。 1910年，张群从日本学成归来，正是反清风潮涌动的时刻。张群随即参加了陈英士的沪军都督府暨23师，担任参谋，后任第89团团长等职，亲历了上海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年，中国政局反复无常，革命者命运也随之波动。辛亥革命转瞬之间便被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形存实亡，上海都督府也很快消失了。张群本已被送往英国留学，却终于半途而废，再度回国参加反袁革命。然而由革命党人发起的讨袁“二次革命”，终于未能恢复共和，袁世凯轻而易举便击败了共和军，大批革命党人被捕被杀，幸存势力被迫流亡国外。张群参加了江苏讨袁军起义，失败后再渡重洋，流亡日本。很快又转赴南洋，在爪哇岛国做教师谋生。 1915年，张群返回上海，参与浙江独立运动。逐渐在军界崭露头角。1917年，张群就任广东大元帅府参军，并任军政府副官长。随后几年，张群往来南北，活跃于军警界，先是担任四川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来又在河南任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那些个动乱的年代里，似乎特别钟情于军人出身而又有政治家风范的人。张群在这个背景下步步登高。 北伐军兴，张群做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暨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随军而行的张群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待到北伐成功，张群更是官位压身。蒋介石在南京立都后，张群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随后又任军政部第一任政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并兼同济大学校长。这一年，张群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又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在地方事务中开始发挥作用。仅从职位上看，张群已显出军人政治家的形象。 1933年，张群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此后，张群又出现在外交界。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在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蚕食华北，接连挑起事端，局势一触即发，异常危急。对日外交遂变得非常令人注目。张群在这一年调任外交部长，更加为国内外瞩目。张群在外交界的作为，尤其是与日本人的交往，为其一生埋下伏笔，此是后话，暂且不说。但直至抗战爆发，张群以外交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在对日决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地域说，四川这地方对张群来说有特殊的缘份。抗战爆发，可以说是一个契机。 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本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退，大片国土沦丧，蒋介石政府被迫迁往重庆。 张群先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行辕主任的身份入川，筹办西迁事宜。从这时直到抗战结束，国民党政治中心就在四川，张群则扮演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角色，地位日益重要。 在这里他曾先后担任、兼任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等职。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广泛参与蒋介石政府的战时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决策，抗战数年，四川局势的变化对全国影响甚深，其中张群算是可以载入史书的人物。对于他自己来说，四川这一段是在家乡的得意之处。 重庆这一处，对张群来说，是很难忘的，尤其是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经过。1945年，中国人民在经过八年苦战之后，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内局势的变化又成为焦点所在。国共两党面临着新的抉择，这也是全中国人的命运所系。这一年8月，重庆依旧是阴雨绵绵天气，恰如张群的心境。原先国民党政府以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天内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料毛泽东来了。作为国民党政府一方的谈判代表，张群坐在谈判桌前，颇觉尴尬。他望着对面的周恩来，只得说老实话：“我方在党内并未就谈判做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 重庆谈判，以“双十协定”签订结束，然而张群的谈判还在继续。原来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在各处对共产党解放区发动了进攻。1945年年底，中共提出停战协定，蒋介石请来了美国特使马歇尔参加谈判。这一回，与张群对面而坐的仍是周恩来。 双方争执激烈，张群强调以恢复铁路交通为先决条件，以便迅速往北方运送国民党军队；周恩来则主张在铁路线上任何一方不运兵，不驻兵。 步出谈判室，众记者蜂涌而上，中央社记者问张群：“先生与中共谈判，可比与日本谈判更难？” 张群丝毫不带刚刚还在进行争论的激烈情绪，平缓地说：“与日谈判，面对是敌人；如今与周先生，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都好说。” 此次谈判，重庆报界对双方代表反应强烈，认为是国共两方极具魅力的军人政治家的交手。有人对张群说他是军人政治家，张群说，“周恩来先生也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 双方的谈判到1946年初有了结果。1月5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5天后，张群和周恩来又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即《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宣布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领导军事调处工作，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的情况。然而这个虚幻的调解只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全面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不久，忽然报界传闻，张群病重，将赴美就医。 很快，张群被送往上海，几天内又由美国军用专机送往纽约就医。 口称身患癌症的张群，在纽约医院住下后，仍不停留地奔波于上层社会，谒见美国要员，活跃非常。以至后来有人竟猜测他赴美并不是真为了治病，而是另有重任。 张群自己始料不及的是，此一去，在老家的辉煌日子便跟着去了。 1946年年底，张群自感身体复原，原先传说的癌症被美国医生确认为误诊，如此便不用在美国耽误了。随即飞回上海。但此时要入川已是很难了，一方面四川要职已有人接任，蒋介石对张群也另有安排。 第287章 1947年，张群被委任行政院院长要职，达到仕途之顶。要说张群，数十年间在军政界担任的要职可谓一打接一打，就是没有当过行政院长，这一回可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张群自己也雄心勃勃，谋图振奋民国。但毕竟蒋家天下已近末日，张群之力岂能挽住历史巨轮？局势每况愈下，国民党内部纷争日益激烈，张群满脑子都是发愁的事。这一年夏天，张群到台湾呆了一段时光，为台湾光复二周年而四处巡视演讲。或许这时他便预感到后半生的归宿了。 行政院长实在难当，张群晋见蒋介石，想回四川去，重温旧日之梦。却被蒋介石斥责了一通。但很快蒋介石自己也保不稳了，随着战局的逆转，地方势力逐渐起来占据上风，发起倒蒋运动，蒋介石几经努力无法挽回败局，只得再次告退政界，回家“养老”。临走，又在各处埋下钉子，以确保地位不受冲击。 狼狈出西南张群被委派回川，做了大权在握的西南军政长官。 站在嘉陵江边，看着滚滚江水哗然而去，他竟找不回几年前吒咤风云时的感觉，此时的四川已由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把持了，就西南论，西康还有刘文辉，云南则是卢汉，都不是好惹的主。虽说贵州还由谷正纲兄弟掌握，但对西南政局无大影响，因此危局难握啊。 但事已至此，张群也只有勉力而为了。 很快，战场形势便完全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一方。1949年4月21日，解放大军突破长江天险，攻克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一种末日的感觉很快笼罩了蒋介石政府的上上下下。 22日，蒋介石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等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议，决计负隅抵抗。云、贵、川、康等地的国民党残部由西南行政公署长官张群和国防部西北指挥所主任胡宗南负责指挥，谋图再次将西南作为战略大后方，重演抗战时的一幕。 但时光不会流转了。 解放军从四面八方进逼四川，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 1949年的秋天，五星红旗已在天安门上飘扬了，蒋介石仍在西南一隅做最后的顽抗。也许西南对他在心理上是个寄托吧，毕竟在这里与日本人较量了8年呀。 12月8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部署逃往台湾事宜，同时命令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与解放军继续周旋。 在同一时刻，被指派坐镇云南的张群却已成为无用之人。蒋介石对云南省主席卢汉一直放心不下，此时局势危急，自然更得从严掌握，便让老将张群前往，试图对卢汉有所牵制。不料卢汉已决意起义，张群遂被扣留。 12月9日，西南联片起义，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彭县、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同时宣布滇、康和平解放。卢汉致电刘文辉，要其将蒋介石扣留。电文被蒋介石截获。 10日，蒋介石仓惶乘机逃离成都，往台湾去了。 之后不久，张群也被送往香港，张群在西南的最后惨然一幕，似可看做蒋家王朝的缩影。 蒋介石的影子说张群是蒋介石的影子，是相当贴切的。 这不，蒋介石刚到台湾落下脚，张群也跟着来了。此时的张群已年过花甲，但在蒋介石的心里，他依然是最有力的帮手。 张群跟着蒋介石在台湾孤岛上尽全力苦心经营着，并时时做反攻大陆、重现当年风光的梦。 1949年的冬天，张群从香港辗转来到台湾，蒋介石正期待他一起共事。 在最初的二、三年里，张群先后担任过“总统府资政”、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等职。 1953年，是张群重振雄风的日子。是年7月，张群调任由蒋介石兼院长、以训练“反攻”干部为任务的“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到年底，又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终日伴蒋左右，为之出谋划策。 这样的相随，对于蒋介石和张群来说，都已是习惯中的事了。从头说起，可以追溯到清宣统年间。 那还是在日本。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两人便结下了同窗之谊。只是蒋介石未能读完学业便离开了，张群则正经拿了毕业文凭。之后二人在数十年的交往中，张群与蒋介石结下性命之交。 当年武昌起义时，张群和蒋介石同时效力于上海都督陈英士部下。那个冬天，对于二人来说都是难忘的。 一天夜里，张群敲开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因一项重要机密与蒋商谈，二人久议不决，只是凝神沉恩。北风刺骨、寒湿异常，蒋、张竟浑然不觉，一直到东方发白，蒋介石一言不答，张群也不再问，竟是呆坐了一夜。 之后，凡是蒋介石遇有危难时，必有张群相伴左右。 1927年秋天，在各路力量压迫之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 10月，蒋介石满脸阴郁来到日本，同行的是张群。经由张群牵线，蒋介石在日本受到黑社会领袖头山满的热情款待，头山满还特地向工业巨头川野长成借了一幢大房子，以供蒋介石使用。 这以后，每当蒋家王朝处于危急时刻，张群总是被委以重任。 比方说1948年的“行宪国大”。当时国统区和国民党内部非常混乱，蒋介石在行宪大会上遭受了大的失败。由于先期召开的“制宪大会”规定，总统的权力要受到立法院的严格限制，这样总统便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之首。这样蒋介石声言决不竞选总统，而愿意担任正副总统之外的其他任何职责，也就是说要当实权在握的行政院院长。 张群对此一目了然，毕竟是数十年交情呀。张群首倡，拉来721人签名，向大会提出了《请制定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主张“总统在动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 这个提案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因此在此案通过之后，蒋介石也欣然食言，竞选总统，并以2430票对269票击败陪选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能有这个结果，张群之功是不可没的。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的位子又不稳了。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对蒋介石次次沉重打击，蒋军嫡系主力部队损失惨重，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势力联合其他反蒋力量，迫蒋引退。 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官邸集聚了众多的国民党要员，李宗仁、孙科等俱在。蒋介石阴沉着脸，向在坐40多位大员征询对自己下野的意见，或许他指望在年末的最后一瞬挽回局面，好有个吉利的来年，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众人多表示蒋介石应离职。不得已，在第二天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只好说“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话虽这么说，真要离去，终归有些不舍。 新年过后，蒋介石又招来主要谋士张群、孙科、张治中诸人，商议对策。完后张群再次出马，飞往汉口、长沙，与此次倒蒋的头面人物白崇禧、程潜会谈，传出蒋的口风“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也就是说，引退与否由自己做主，而不是白、程之人所能逼迫的。 张群后来做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和西南军政长官，也是为蒋介石引退而走的一步棋，直到后来在云南被卢汉扣留，在大陆的影子历史才算完结。到台湾的头几年，张群似较闲散。但蒋介石对张群一直用心颇重。张群以谋士身份出入左右，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 台对日交涉的主角1952年秋天，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此事对于身处孤岛的蒋介石来说，可谓头等大事了。8月2日，就在条约签订的当天，张群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飞赴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与日本战后杰出首相吉田茂作了3个小时的长谈，完成了两件事，一是为董显光出任驻日大使铺平了道路，二是将比本原定的首任驻台大使太田一郎改为芳泽芳吉，芳泽芳吉是张群的老朋友。 那时的日本舆论，对条约及张群访日的反应都很是冷淡，但张群作此次重要访问，对蒋介石和他本人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后来张群曾长期主持对日外交，俨然是“日本通”。如果上溯几十年，三十年代与日谈判时或者就已奠定了地位。 张群在日本呆了三个月之久，与日、美外交人士接触广泛，对日台贸易大加鼓动，一面又大力阻止日本与大陆的经济往来。这时在台湾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张群出任会长。10月份，日本外务省及通商产业省主持的“远东经济研究所”，在香港拉起了“日华经济协会”，张群起了幕后策划作用。 现在当了“总统府”的秘书长，于张群谋士的天性似更合适些。 到五十年代中期，又逢国民党台湾当局大选，以张群的资历与威望，当选“副总统”应在预料之中，一时朝野舆论皆看好张群，然而张群终究没有参加竞选，仍做他的秘书长。个中缘由，现在已难以断定了，但有两点传闻说得有些道理。一是蒋介石原是有心要提张群上来的，后来权衡再三，从提携后进和来日江山考虑，才决定由他人替代了张群。再有原因就涉及到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到台湾以后，张群与同样亲美的王世杰、吴国桢关系甚密，这样便在对美问题上与陈诚、蒋经国等人发生矛盾。后来王世杰被从“总统府秘书长”的位子上拉下来，张群很为他不平，曾在宋美龄面前为王世杰申辩，但未有结果。 第288章 当时的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也支持张群反对蒋经国。蒋介石面对这重重矛盾，思虑再三，指使原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对吴国桢大加攻击，以示对张群等人的警告。此举引起张群不满，因而退出了原定参加的“副总统”选举。 不管怎么说，这一阵躁动已足以说明张群在台湾的地位了。这以后。有一阵子传闻张群要做“行政院长”了，也未能成为事实。这时的张群已是古稀老人了，年龄因素影响了张群的仕途，但作为蒋介石最重要的谋士，张群一直发挥着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 他在外交界的影响尤其大，被舆论界称为“台湾对外政策的监护人”。 比较起来，张群对日态度一直影响着蒋介石的决策，与日交往的重大活动，大抵都由张群出马。1962年，“世界道德重整亚洲大会中心”揭幕典礼在日本举行，张群以“台湾道德重整分会”代表的身份率团参加，而他此时仍是“总统府秘书长”，规格之高是明见的，去日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劝导日本政府不要对中国大陆存有幻想，以继续全力支持台湾当局为是。但效果不大，日中往来已成为广泛的呼声，张群及台湾当局的影响已难以发挥作用。这以后，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愈益走向低潮。但由于蒋介石与张群的坚持，日台关系一直维系下来。 张群对台湾外交的决策延续了约30年，一直到1975年蒋介石死去，方告一段落。 这一年蒋家王朝实行换班制，由蒋介石的长公子蒋经国担当“总统”职位。到这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达30年之久的张群才解除了职务，这一年他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按理说，到了这把年纪，该是归家养老的时候了，张群却不大甘于寂寞。 在这一年之前，日本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张群一直揪心的日台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此时日台外交情形已非常黯淡，朝野分歧很大。蒋经国在这一年下决心走出父亲的阴影，断绝与日交往。张群象过去一样竭力对台湾当局“外交”施加影响，坚决反对中断日台交往。但这一次蒋经国去意已决，况且张群的话对蒋经国原本就没多大影响，日台交往最终结束了。 虽说蒋介石已去，但他在台湾政坛的余荫仍在发挥作用，张群或可视为蒋介石活着的影子。在辞去“总统府秘书长”之后，张群仍在台湾外交界举足轻重，他以最老资格的“资政”身份，对任“外交部长”的门徒沈昌焕施加影响，这种日子一直到沈昌焕1979年下台为止。 这以后，张群高寿已逾90了，一种恬淡的心境笼罩了他。 百年人生南国的3月，已遍染春色。 张群心境很好，他在院子里走走停停，触摸这些久违的花朵草木。这么多年，张群在院子里日行，3000步，健朗如故，近来却显然觉着有些疲倦了，去年（1986年）患白内障，动了两次手术，将息了差不多一年，终于可以下地走走了。走累了，他想在路边的小凳上歇歇脚，不料坐歪了，跌了下来，顿时宅子里一阵忙乱。急急忙忙送往医院，透视检查，折腾许久，医生说：坐骨受伤，幸未骨折，尚需留院治疗。这样许多人悬起的心才算落了下来，毕竟张群已是近百岁的人了。 依照旧历的算法，到1987年，他该是99岁的人了。这天是3月11日，距张群5月9日的生日不到两个月，平安的消息使许多预备祝寿的人高兴。这天精神稍好，已将到生日了，张群坐在“荣民总医院”病房宽大的靠椅上，面对台北《中央时报》记者，依然如当年一样从容，“我是主张不做寿、也不避寿的。今年，我还是不避寿，但是，却不能象往年那样坐在家里接待祝寿的客人，恐怕要‘避’在医院里过寿了，不过，我不是来医院避寿的，的确是在调养。” 寿典在紧锣密鼓筹备着。。张群却总有一种落寞。 他还记得30年前，夫妻同庆70寿诞的情景。那种温馨是永不再有了。 那时蒋介石还亲撰了“松柏同春”寿屏一幅相赠，“副总统”陈诚也题词祝贺。张群夫妇只接了这份礼，其他一概挡驾，他写了谢帖，“惠而好我，已详稠叠之云情，德以爱人，尚冀高明之曲谅，谨铭厚谊，秦壁嘉珍，肃罄谢忱。”这年的生日，过得有些清冷。张群的寓所和秘书长办公室都没有祝寿的人去，这点正合了张群夫妇的清雅。 张群夫妇是国民党政界要员中惹人敬慕的。 张群始终怀念共度大半生的夫人马育英。 那是在兵荒马乱的上海，张群刚从日本归来，便与同龄人马育英走到了一起。说起来，张夫人还年长四个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娴雅端庄。张群相貌英俊，是公认的美男子，风度潇洒，所看中夫人的便是她非凡的美德。许多年后，张群在追述夫人时说：“结婚以后，相励于艰苦之际，相慰于忧患之时，余从政数十年中，如随在任所，除操作家务，暨努力于宗教事之外，对用人行政，从不过问。然于操身处世、存心立命之本，则规诫时加，不徒为贤妻，实亦为诤友。” 伴随张群左右的许多人都记得张群夫妇的准则。张夫人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又留学美、日，知识渊博，在与张群相伴的60多年中，尽管张群长期居于要位，她却从不过问政治，朋友来了，也只闲话家常，一说到政事，必定回避。 台北新闻界甚至将张群的姻缘视作一种典范。张群是四川人，夫人是江苏人，一个说四川话，一个讲上海话，往日在家里，各人讲自己的方言，互相都听得懂，却几十年不肯改变乡音。还说张家的餐桌也有别于他人，比方四川人喜欢吃辣椒，张群也是，夫人却是沪上口味，与辣绝缘，这样他家的餐桌上常常出现一半辣、一半不辣的菜。 张群曾愉快地谈起过自己63年的婚姻生活，他说从初恋到结婚是恋爱；有了孩子，夫妻间除了爱，又增添了恩情，这时是恩爱；待孩子抚养成人，各自独立而去，老夫老妻彼此怜惜，可说是怜爱。 张群刚结婚时，长年存外征战，夫妻间自然是别离多于团聚，忧患多于安乐。待到晚年，张群格外珍惜这份恩爱。那时张夫人身体欠安，经常病卧在床。那些时间里，张群虽然公务缠身，却总是推脱掉晚间应酬，以腾出时间陪伴病卧的老伴。每天，张群必定详问夫人病情，闲时总见他陪夫人坐着，聊些家常或是相对祈祷。见到两位老人洋溢着祥和怜爱的笑脸，使人感到由衷的钦羡。 张群一生的婚恋应该说比较专一，寻花拈草之事并非很多。值得一提的是，张曾与当时中国银行的“行花”张肖梅有过暧昧关系。张肖梅与张嘉■之弟张嘉铸结婚后，双方搭成默契，谁也不干涉对方的婚外恋，各自可以勾搭朋友。据说，张肖梅与其夫之哥张嘉■也有过婚外恋，张群的下属也曾提及张群与张肖梅有所来往。抗战初期，张群住在重庆德安里，家里没有随同。而张肖梅则住在楼下，张肖梅的丈夫也长期不在家。张群与张肖梅也就经常在一块过起夫妻般的生活来。每当张群下楼去轻敲张肖梅的房门时，副官们都马上避开，深怕遭到张群的训斥。后来，张群的家属来到重庆。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为博取张群的欢心，为张肖梅弄了房子，住在张群住宅的对面，为他们提供方便。张肖梅与张群勾搭，仅仅是权贵结合而已。蒋介石对此事也有所闻，因对张群的器重，一直装作不知。 张群夫妇生有子女4人，两男两女。长女小咪（小名），天资聪明，十多岁时患伤寒病死于上海，次女张兰，从小就入教会学校就读。1932年以家庭无温暖为由，突然间离家出走。走时留下书信一封，信中提及不愿再住在奴隶式的家庭。一个人去了香港。几个月后，张群通过朋友关系才将女儿从香港劝说回来，张兰在香港时，结识了广东华侨刘毓棠，两人相恋进而结为夫妻。抗战结束后，刘以裙带关系，一度当过行政院参事。张兰曾经留学美国学习音乐。刘毓棠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博士，曾是首任台湾驻新西兰大使，现在美国麦金诺大学任政治系主任兼教授。 张群的长子张继正。抗战开始时，张群为其安全送他去欧洲留学，后来因欧战爆发，又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继正原打算留学学机械，因父亲认为50年内中国机械科学不可能发达，于是改学建筑，获美国工程学博士。归国后在四川大学当过教授；抗战后期，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毅然从军入伍。抗战后，汉口市府曾想通过张群秘书长关系，任命张继正为汉口市工务局长，目的是为讨好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张群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标明“清流”，没有同意此事。到了台湾后，张继正任过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处长，助理秘书长及秘书长，1965年任台湾“经济部次长”。次子张继忠，因家人反对其恋爱，被家入送往澳大利亚雪黎大学留学，攻读电机工程，获得学士学位，回台湾原任电力公司工程师，后改学神学，改任浸礼会牧师。 在1971年，张群夫妇刚度过钻石婚，有友人问及他夫妻相处的密决，张群稍加考虑，道出了四条：敬、爱、谅、助。 那些个离别的日子，对年迈的张群真是个难关。1974年的夏天，张群爱子张继忠因病住进医院，张夫人得知后急火攻心，病情陡然加重，立即被送往医院，却总挂念着刚做手术的儿子。7月7日，张继忠坐在轮椅里来看望母亲，张夫人见了儿子，情绪很好，对儿子叮嘱再三。 第289章 下午，两位老人在病榻上相对祈祷，平静得很。张夫人在夫婿陪伴下含笑而终。 张群从此凭添了许多的孤寂，那份美满、幸福的婚姻如今总使他倍感依恋。 时光又过了13个寒暑，张群已要走进百岁了。每年的生日，他总要被人问起长寿的事，这时张群也总有妙言相答。1990年他还写了四句话：“有容量乃大，无病健而康，报国当尽瘁，敬神日月长。” 说起来，张群的豁达常为人所称道。当年在上海任市长时，曾有小报说张群被人暗杀，立即有大报为其正名，说他一生“至公至诚，从不雇佣保镖”。相传张群刚到上海任职时，借居吕班路一小屋，友人郑某劝其乔迁，张群告以薪俸太低，无力置宅。郑某遂将自己在亚尔培路的房屋出让，议定给价二万元，不料时隔三月，张群仍是两袖清风，无力付款，后来只好改为分期偿清，才勉强了结了此事。刚到台湾时，张群公事较少，却依然平心静气做些自述，忆起戎马和官宦生涯，自乐其生。 有关长寿之道，张群自有主张。他曾写了《不老歌》，述其长寿之道：“起行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永不老。” 张群还提倡所谓“五养箴”的养生之道。“五养”是：保持规律生活，愉快心情和勤劳习惯的“养身”；培养虔诚信仰、淡泊胸怀、坚毅意志和永恒热忱的“养心”；冷静头脑、客观态度、求知精神和实践力行的“养慧”；谦抑应世、宽恕待人、忍耐自制、协和吝众的“养量”；忠诚负责、服务牺牲的“养望”。 张群有严格的生活习惯，每日按时起居，从不紊乱；一日两餐，以新鲜蔬菜、水果为主食；坚持每天在居所的院子里作3000步散步。 张群的百龄大寿在海峡两岸引起许多人的关心。 1987年5月9日这天，张群收到许多感人的贺电。早年张群曾在上海协办职业教育，这一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胡厥文，副理事长王艮仲经中国驻美使馆致电张群：“欣逢期颐大庆，缅怀昔年公与任老协力兴办职业教育，工商专校桃李满天下，弥增景仰，敬电祝贺。” 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副主席朱学范、斐昌会、钱昌照、郑洞国当年都是张群的老友，此日也隔海遥祝。电文有：“敬贺百岁大庆，更祈康泰长寿”等。 在台北，张群“百龄大庆”的寿堂设在三军军官俱乐部，由谢东闽主持。以“行政院长”俞国华为首的头面人物都送来了寿屏；国民党中央送来了一本祝寿画册，画册是由台湾12位大画家合作挥毫完成的。 过了百岁大寿，张群依然健康。他甚至想着要达到“双甲子”，但同时他的许多爱好都淡了。张群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平生所嗜好的便是书画，但现在他将多年来所收集的名画好书，都捐给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过了百岁的老人，可以说四处都会招来敬爱之情，数十年活跃于政坛的张群，到了这个岁数更是引人瞩目，况且直到最后时日，他仍然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这样，往后的生日，他便愈受到更多的庆贺。台湾和大陆的舆论每到这时，总会有张群的消息传来。 1988年5月9日，张群在台北过了99岁的生日，按照农历的算法是真正100岁了。台湾要员李登辉、倪文亚、孔德承等人到张群寓所专程庆贺。这一天，张群的老朋友，九旬老人张学良也前往祝贺，两位久经历史风云的老人聚首一处，其感慨怕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看上去张群已老态龙钟了，昔日美男子的风彩已难再寻，他已经无力像年前那样穿过花园小径，只是坐在轮椅上，在阳光下看看报纸或是散淡地注视着面前的绿色。 14日上午，正在高雄地区巡视的台湾“总统”李登辉闻讯张群去世，立即致电致哀，台湾上层头面人物大多参加了张群的葬礼。 台湾中央社电：今天上午逝世的总统府资政张群，在政治哲学方面，是国父信徒；在人生哲学方面，则为基督教信徒；政治理论，兼采中国儒、法两家宗旨，虽出身军事学校，然精勤学问，文武兼长，对于中国历代之治乱得失，了如指掌；并参证欧美现代政治理论及实绩，体察中国国情，融会贯通，而不囿于偏局之见；显示识见高远，襟怀恢宏，具有政治家风范。 在岛外，张群的死依然引起了人们的关心。或许出于他过去曾做的一切，或是他仍然存留的影响力，也许只因他是个百龄老人。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专门致电哀悼。法新社电：“台湾对外政策监护者去世。” 第十一章华盛顿、莫斯科暗中“调牌”，危疑孤岛出现“新机”。蒋介石拍板定案，台湾、苏联密谋“反攻大陆” 第一节孤岛“新机” 蒋介石再提“反攻大陆” 1967年，“文革”正值(禁止)，整个大陆陷于无政府状态。台湾当局又以为碰到了反攻机会。于是又提出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蒋介石认为自“8·23”炮战以来，敌我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中共党内“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对毛泽东思想“由失望而怀疑”，“更由分歧而反抗”。“在共产主义破产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首先堕入了幻灭的绝境”，毛政权也发生了“根本动摇”。因此，蒋介石发出叫嚣：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与信仰之下联合起来。 1967年3月29日，蒋介石向青年发出“训示”：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 蒋介石还要求大陆“反毛”力量组成“讨毛救国联军”，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并保持与台湾国民党的“密切联系”，“齐集于国父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天红国旗之下，同仇敌忾，消灭毛泽东”。 上述言论不过是蒋介石的梦呓而已，不仅大陆没有“反毛”力量的响应，就连台湾的青年人也无人问津此“反攻”机构。蒋介石不管这些，他认真地在大直战争学院召集了三次军事会议，听取各方报告。 来自各方的的情报，使蒋介石感到失望，他最后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军事行动不了了之。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台湾高级将领说，蒋介石打消军事反攻念头有三：一是大陆已于1964年10月试爆原子弹成功；二是“文革”虽导致全国大乱，但人民解放军并无素乱的迹象；三是约翰逊政府还是根本上不支持台湾的反攻计划。上述三点，蒋介石最为介意的是中共试爆原子弹成功。据悉，蒋介石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结束时，长长地叹一口声：“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东京“使馆”急电台北绝望中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机遇”。这种“机遇”如此唐突，就连日夜企望“反攻大陆”的蒋介石也左右为难。1968年10月11日，东京的夜空阴气沉沉。 随着暮色的加深，位于市区的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也渐渐地热闹了起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冕之王”，云集在这块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地放松、潇洒。 大约10时许，正在和路透社驻东京记者卡夫聊天的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发现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西方记者挽着一位金发女郎径直向他走来。 经来者自我介绍，卢为得知他是英国《伦敦晚报》记者，名叫维克托·路易斯，身旁的女士是他的夫人珍妮佛。几句闲话后，路易斯便开门见山地表示要访问台湾。 进一步深谈，卢为知道来者持的是苏联护照。他告诉路易斯，因为他的身份敏感，必需报告台北。 卢为常到外籍记者俱乐部，每次都有很多外国记考找他聊天，包括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记者在内。路易斯以记者身分出现找他，卢为并不意外，这很有可能就是苏联驻东京记者提供的消息。 卢为离开记者俱乐部后，立即通过有关途径打听路易斯的来路。获得的消息表明，他的背景和苏联克格勃（kgb）有关，并有直通苏联高层的关系。当时，台湾的外交处境已出现警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办事处在东京设有联络事务所，日本最具规模的报纸《朝日》和《读卖新闻》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并呼吁日中关系正常化。卢为认为，路易斯的出现，或许可以给困境中的台湾外交带来某种转机，于是向台驻日“大使”陈之迈积极进言，希望促成当局同意路易斯的要求。 12日，陈之迈通过台“外交部”拍电给台“新闻局长”魏景蒙说，伦敦晚报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即魏日后公开日记中代号为“王平”的人），目前正在东京进行访问，希望有机会访问台湾，就各项问题交换意见。 电报还称“外交部长”魏道明同意访问，并以便条向蒋经国的幕僚黄少谷提及此事。目前还无法与“国安局长”周中峰联络上。 与时台湾高层对路易斯了解的情况大概如下：路易斯，英籍妻子。 莫斯科语文学院法律系学生，曾任职巴西、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馆，因政治理由受劳改9年，1956年获释离开反斯大林监狱。担任nbc及纽约时报记者，以及伦敦晚报记者。 认识杰克·安德森，并由其介绍进入hhh。 与赫鲁晓夫不和，抢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新闻。 访问台北后他将前往柬埔寨，并赴缅甸、达兰沙拉、坦桑尼亚、肯尼亚及其他国家，然后返回莫斯科。 第290章 健谈、机警、常识丰富。 他曾说，莫斯科共党干部曾听他谈话，对他的看法表示同感，认为台湾应与莫斯科接触。 他希望知道台湾对另一边（大陆）的情势有何看法，尤其对打倒毛泽东的看法，并希望知道台湾对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何建议。 北京曾两度拒绝发给他签证，现在大陆欢迎美国人的程度甚于欢迎苏联人。希望能见到经国先生或总统，讨论这些政策。 9月号的新闻周刊《潜望镜》专栏中提到路易斯的名字，说他提早一天以上抢到苏联入侵捷克的新闻。可以猜测，路易斯想证明他在苏联官员面前很吃得开。 路易斯说，第三国际已经行不通，共产主义就像基督教一样，会分裂成很多流派。现在每个共产国家或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各自的想法。例如在英国，共产党就认为不必推翻女皇。 路易斯进行这次访问的目的，从表面上是想利用此行为《伦敦晚报》写稿和用机密方式向苏联党政官员提出某些看法。 但他真正的想法是要“探明台湾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情势有何看法，并探明是否可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 接到电报后，魏景蒙觉得当时有几个难题要解决，一是怎么和美国人说这件事。依当时国情又如何说得清楚？会不会引起猜疑？二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是俄国人，会不会因为有这层来往，转过来影响到蒋经国仕途和当局政策，于公于私都难办。 蒋氏父子重托魏景蒙魏景蒙与蒋经国几十年相处，关系与感情都很特殊。魏的女儿魏小蒙在日后披露其父记载路易斯访台全部经过的日记《王平档案》时，曾有如下说明：从家父的日记和过去多年来得诸家父的謦■，我看到家父和经国先生间有各式各样的来往，可以感觉到他们两人的感情非常深厚。有很多小故事我可以叙述一下。比方说，家父在中央社社长任年曾因公到印尼去，在那里得了副伤寒。回来后住进荣总治病，经国先生得知消息，立刻赶到医院看望家父，还殷殷探问病情。据我了解，经国先生虽然很关怀属下，但专程到医院探望部下的例子还不多。 有一次我陪家父到欧洲旅行。在罗马许愿池前，家父丢了一枚硬币许愿，当时家父没告诉我他许了什么愿。也是看到日记才知道当时经国先生眼疾开刀，家父不但心急，还为经国先生能够早日康复许愿。这才想起，家父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打长途电话回台北，探问经国先生的病情。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有好长一段日子，差不多每个周末，家父都陪着经国先生到各处视察。接着更有一段日子，前后大概有两三年，经国先生常常邀家父前去谈话，为此，家父得随身佩着一个呼叫器，随时待命。 经国先生晚年有失眠的毛病，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到找家父聊天，因此，两人也就无所不谈。从家父的日记里也可印证家父对经国先生了解很深，包括家事和国事，而家父对经国先生的关心更情见乎辞，很怜惜经国先生的治国之苦。父亲还常常说，经国先生做这个总统是没办法不干，苦得不得了。经国先生唯一的女公子蒋孝章住在旧金山，最得经国先生疼爱，但是孝章很少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家父出国，还特别到旧金山跑一趟，代经国先生传话给蒋孝章，要她抽空回去看看父亲。从这件事上，我觉得，经国先生满孤独的。 家父与经国先生几十年相处，关系与感情都很特殊。是君臣亦是密友。 以家父传统式读书人的风格，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为总统服务；更以诚恳爱护的态度对待密友。他两位的友谊情操，恐怕不是外人能体会的。 汪道渊先生当时和沈之岳先生与家父三人，是国策顾问中必须每周有一天在“总统府”上班的人。汪先生曾告诉我，家父过世后，有好一阵子没人敢在经国先生跟前提魏景蒙的名字，因为那就会见到经国先生满眼含泪，使人心痛。 有很多人认为魏景蒙性情开朗，是一位喜欢开玩笑甚至“大而化之”的人。但魏小蒙却认为“从他留下来长达20年日记可以看出，家父其实是一位做事相当严谨的人，他写字本来就很讲究，并以书法知名。日记里的字亦复如此，小而有体，记事则要言不繁。日记本有点像今天的小记事本，活页装钉，每个月订成一本，取其随手方便，且随时可记。” 至于魏景蒙对蒋家的忠诚，魏小蒙有如下披露：我觉得家父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化敌为友。在他的记者生涯当中，特别是抗战在重庆负责新闻检查工作期间，家父一度是外国记者最恨的人。整天叫他们不要登这个不要登那个。许多国际知名的记者包括白修德等，先是和家父争吵不休，到最后都受到家父与人为善的诚意和工作原则感动，都成为他的好朋友。他们发稿时，家父认为，那个不能登，就是不能登；改了能登的，也都依着家父的意思。应付这些大牌记者，很不容易，但家父做到了。不但改善了政府的公共关系，也维护了国家形象。 这批在重庆结识的记者几十年来还是念念不忘吉米·魏——家父的英文名字，只要到台湾采访一定先找到他叙旧。家父到台湾后和新闻工作一直有缘，外国记者来得更多，从帮忙安排采访“总统”到陪他们吃碗牛肉面，不一而足。有关家父的口碑，在国际新闻圈更是口耳相传，无形中又为国家做了不少工作。 韩战时，家父奉派到美方的共军战俘营采访，并伺机策应开导战俘。但那时在战俘营里情势混乱，许多战俘在恐惧中不敢表态，有的反过来会因此杀人，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但家父毫不畏惧，干得有声有色。 还有就是家父以一介记者开辟了我们和马来西亚的实际关系。早年马来西亚对我们很不友善，政府有心改善但找不到管道接触。后来想到家父，他就以记者身分申请采访总理东姑拉曼。记得当时家父先到新加坡等消息，大概拖了两三个月，终于见到了东姑拉曼，打开了我国和马亚西亚高层接触的管道。东姑拉曼从总理任上下来，还来过台湾访问。 这趟由于等得太久，家父为了节省开销，不得不省吃俭用，还在旅馆里自己洗内衣内裤，这是他平常在家里不会做的。 这些事情，一方面是家父的爱国的情操支持他，一方面也是老“总统” 和蒋经国信任他。 在魏景蒙从政生涯中，最得蒋氏父子信任的还是这次秘密接触路易斯，这是一件极敏感的工作，不是一般人的能耐所能济事，非但要能全面掌握情况，更要能恰如其分，准确地传达来往讯息。若非绝对信任，岂能托付？蒋介石要求专人接待路易斯来台之前，国际问对他就有很多传言。美国和英国当局都认为他是苏联间谍，可他娶的却是英国太太，他不但在英国有产业，而且和美国电视公司有生意来往。对于一个一时连身分都无法证实的苏联人，台湾如果准其访问，事后将如何向美国解说？又该由谁出面来说？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拿定主意，同意路易斯来访。于是蒋经国告知魏景蒙最高当局的决定，并要魏找一个可靠的人接待。他们两位讲话时“行政院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就在旁边，魏景蒙就向蒋经国推荐由罗启来负责。 蒋经国特别交代，有关事宜绝不能走漏风声。魏景蒙建议，既让对方以记者身分入境，就应该让人到处走走，参观、采访，在接待上要有相应的配合，不留痕迹。 10月21日，魏景蒙接到卢为来电，说路易斯将在第二天搭乘华航班机来台，11时45分抵达。卢还说，路易斯对“中苏”关系有“偏见”，他曾送他一本《苏俄在中国》让他仔细阅读，这次路易斯提出要看“故宫博物院、农经、匪情”。 魏立即将此事告知蒋经国、周中峰以及“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 当天下午，魏告诉卢，当局不会让路易斯参观军事，也不会让他观光。叶翔之在必要时会派“专家”在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他会谈。在这次通话中，卢为说他晚上将在东京与路易斯晤谈，并建议第二天与路易斯一起回台，魏对后者给予回绝。 第二天上午，卢为再次来电报告：路易斯认为台湾应派代表到莫斯科，此事他可以帮忙。看了《苏俄在中国》后，路易斯认为书中对苏联不公平，他称自己绝对未在苏联受迫害，他希望澄清。 路易斯在台大发名片10月22日，罗启准时到机场迎接路易斯。初次见面，这位“密使”给罗的印象很好。路易斯高约5■10时，45岁以下，长得不错，戴眼镜，从外形看来有点像大学教授，很斯文。以苏联人而言，英语流利。他说，他的英国太太目前在东京，将比他先回到莫斯科。他将前往东亚旅行。 路易斯来台前，卢为从东京传话曾说，路易斯希望在台湾不要太曝光。 但没有想到他一到旅馆逢人就大发名片，自我介绍说他是莫斯科来的。 尽管台湾做了若干安排，但他们不急着把日程表拿出来，想看看路易斯会提出什么要求，到底是什么路数，有什么能耐。 用毕午饭，罗启用征询的口气说：“下午就可以安排和魏局长见面。” 路易斯问：“卢为告诉我，魏局长很资深，和高层关系很深？” 罗启答：“魏局长可以参加内阁会谈。他也是从事新闻工作出身的。” 第291章 问：“魏局长每天都能见到蒋介石？” 答：“我不能确定，你有什么事吗？” 魏景蒙首会路易斯22日下午3点半，魏景蒙和路易斯首次会晤。 路易斯性子有很急，初坐定木就急着想见人。两人寒暄不到一分钟，路易斯又开始沉不住气了，说要见蒋介石和蒋经国，并且声明要谈的话题很严肃。魏景蒙不立即作出结论，只说一定会为他转报、代他联系。 魏在会晤中说：“我们过去与苏联合作有过惨痛经验。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也不想其他国家把他们的意以形态强加于我们。”路易斯说：“那是过去的老政权。苏联现在是个新而年轻的国家，台湾应该忘掉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在莫斯科，仍然有人认为，毛泽东可以救得起来，但其他人不作此想。” 路易斯还说，虽然他不是苏联政府派来的，但至少他可以传话，以发展成大使对大使级的会谈，例如说在南美。或者台湾可以开始在莫斯科派驻贸易代表或新闻记者，台湾甚或可以开始运送许多珍宝到莫斯科展览。 接着，路易斯再次强调能与蒋经国晤谈几分钟，并希望能与蒋合拍几张照片，以在返回莫斯科时证明自己的权威。 路易斯还问：“两个中国政策能否使台湾高兴。” 魏答：“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 魏的感觉是，苏联有个计划，“希望在毛泽东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另一个中国由国民政府统治。” 路易斯认为美国和苏联有能力占领中国大陆，也许还有日本？但最合理的是以前与苏联有过关系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当此苏联明确改变对北京的政策时，苏联与“中华民国”良好相处是合理的。他以捷克事件为例说，此事显示苏联真正的本质。他说，这都是苏联大使之过，因为他对捷克情势做了不完整的报告。他企图让魏景蒙相信，“苏联对盟邦非常宽大，这就是毛泽东和捷克能够不听命于莫斯科之故。” 路易斯还透露，他与苏联高层很熟，当他不在国内时，他的话当局更听得进。 魏问：“北京与莫斯科决裂的原因是什么？” 路攻击说：“赫鲁晓夫在北京一处海滩和毛会晤时，毛泽东问赫，苏联是否敢与美国开战（他猜毛泽东所指的是联合国），而这就是双方决裂的开始，因为对莫斯科而言，这种想法太牵强了，毕竟苏联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仍属于欧洲，而毛泽东的则太过于自我色彩或太具中国色彩。 “苏联不会开战，对赫鲁晓夫来说，战争是个无法想象的困难字眼。 “中华民国没有理由担心与苏联合作，毕竟这样对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伤害。” 魏景蒙把“自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感觉告诉了路易斯，并说，双方有加强了解的必要。魏表达了台湾“解救同胞”的决心，并告诉他，国民党在大陆内部有自己的人。他似乎表示，台湾不是非信任他和苏联不可，但双方之间若有较佳关系，对世界有关各方面都有益。路易斯谈到两个中国时，魏想起了ott■neuden，认为苏联将在西伯利亚附近制造一个傀儡中国，“自由中国”则由南方回到大陆。 会晤至5点半结束。从讲话内容研判，魏景蒙感到，路易斯应有管道直通苏联高层，而且有意拉拢台湾和莫斯科接触。 晚上，罗启再和路易斯吃饭，他问罗是不是国民党员，吃饭谁付帐，是不是蒋介石？后来，路易斯没事就拿这种问题开个玩笑。接着，他又提了两个让罗启难答和问题：一是国民党当初为什么要放弃长江以南，二是为什么放弃海南岛？这是战略上的大败笔。罗启打定主意不做政治回应。他以海军出身的理解回答说，当时放弃海南岛主要是基于海上补给困难的考虑。路易斯接着间，你们是不是非常相信美国，相信美国永远不会变？“今天在台湾相信美国的人要比相信俄国的人多”，罗启这么回答，“美国人会不会变是一回事，但是从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来，中国人多不相信俄国人是事实。”听了这些话，路易斯只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蒋介石说，先让他忙几天10月23日上午，台“新闻局”安排路易斯去故宫博物院。借此机会，魏景蒙用电话把昨天与路易斯会晤的情况向蒋经国报告，并把路易斯的希望告诉了他：1．在其他国家建立大使级接触。 2。派新闻、商务或其他民间代表到莫斯科。 3．提出两个中国的想法。 4．让他在机场拍照。 蒋经国听完后，说了以下意见：1．须先向“总统”报告。 2．无论如何安排叶翔之见他。 同一天，罗启也向上反映了路易斯的要求：1．要求见蒋经国。 2．希望向南非及英国、菲律宾领事馆申请签证，因为他的签证是在东京申请的。 3．希望南下高雄加工区等。 在魏景蒙汇报后的不久，蒋经国给他打来电话，内容如下：1。申请签证已获准。 2．我们会接待他，并让他到南部等地。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只说路易斯是代表英国报纸的记者。 3．已向总统报告，他裁定，在决定是否与他会面之前，我们应让他忙几天。 这一天，路易斯除参观故宫博物院外，下午6点在台“经济部长”陶声洋的办公室拜会了陶。事先，陶不知道路易斯的具体情况，在他的要求下，魏景蒙在“新闻局”向他做简报。 会谈中，路易斯要求立即与莫斯科展开贸易。陶声洋说，台湾的经济与苏联的制度不同，能否立刻达成协议，要由上层决定。路易斯回答：“我会立刻打电报回莫斯科。” 晚上，在与魏景蒙晚餐后，路易斯谈到了中苏边界事件，他进一步攻击称：可能不是真的，但毛泽东驱使妇女、儿童进入与新疆及东北接壤的苏联领土，如贝加尔湖、海参威等等，间谍也混杂其中。利用库伦妇女和儿童收集苏联情报。这些事件多数都是这类渗透所造成。 莫斯科有游行活动：莫斯科警方抓了几个人并无意义，但当学生前往北京时，他却被五花大绑。 利用外国报纸指控苏联犯下暴行，并使苏联政府难堪。我认为他们是（流氓）。意识形态：我们不同意毛泽东、斯大林及列宁的“仇恨主义”。 这些人天生具有罪犯性格，一旦掌握权力，便传统任意滥用，并且紧抱不放。 路易斯把蒋介石比作沙皇，魏表示反对说：“我们是革命政党，推翻了满清政府。我们之所以失去大陆，基本上是因为两个理由：1．战争使人民疲惫不堪；2．忽略了共产党。”与魏分手后，路易斯与罗启在街上闲逛。路说，台湾“对以色列的成功过于着迷。”他所以会有这种印象是由于与魏的谈话的结果。魏曾告诉他，由历史看来，世界犹太人对我们并不太好。路易斯还说：“斯大林以担任美国间谍的罪名把他判刑25年，服刑9年后获释。”他“毕业于莫斯科语文学院，第一份工作是‘look’（展望）杂志，后又任职于bbc、新闻周刊、纽约邮报，现为自由撰稿作家及伦敦晚报代表，其妻任职bbc、时代杂志。” 路易斯的签证只有10天，台湾方面根据蒋介石“先让他忙几天”指令，安排他先到中南部参观加工出口区和土地改革。 蒋经国获准接见路易斯10月24日，魏景蒙从长途电话里得知，为了见路易斯，蒋经国在南部会很快赶回。 蒋经国对魏说，为让路易斯有处在一个“自由、开放国家”的感受，上午罗启不必陪他。 当魏景蒙再次向蒋经国完整报告路易斯是怎样的人以及与他交谈的内容时。蒋经国让魏告诉路易斯，指定魏景蒙与他打交道。 关于自己是否与他会面，蒋经国说，同意打交道，但应向当时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严家淦简略报告。关于会晤地点，蒋经国说，他可能在南部见他，并设法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不在办公室谈）。如此，魏将陪路易斯到南部。同一天，魏景蒙在参加“行政院”院会时，蒋经国又打电话给他。说他已向蒋介石报告，并决定：1．在10月29日下午5时以会见伦敦晚报记者的名义接见路易斯。 2．“总统”警告说，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应加以考虑。他说，美国一直都与台湾正常接触，不管谁担任美国下任总统，都会继续与中共交往，因为美国不想打仗，必须维持此地和平，而办法就是与共党谈判。 为了减少影响，蒋经国那几天多会见新闻界人物。当天下午会见两位美联社记者，第二天上午10点半还在部里接见russeiihouseofforeignworldfeatures人员。 路易斯与叶翔之会晤“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于10月25日上午10时到“新闻局”，在魏景蒙陪同下和路易斯会晤。 会谈前，魏景蒙明白表示，这次会谈内容不会见诸文字。 双方坐定后，叶翔之间路易斯：“对中国大陆有何看法？” 答：“独裁的时代已经过去，斯大林死了，毛泽东会接班，接着他也会疯狂。” 问：“对台湾有何观感？”答：“仍在发展中，但胜过日本。他在这里比在日本更自在。你们这里的中国人较好，你们聪明、有礼、机灵。” 这次会晤，路易斯提出以下问题：1．我们能展开大使级之类的接触吗？ 第292章 2．你们反攻大陆后，能容忍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政党身分存在吗？ 3．如果你们反攻大陆，苏联保持中立有所帮助吗？ 4．苏联不会喜欢具有敌意的国民党作邻居。 5．希望知道台湾愿意以那个大使馆与莫斯科接触。 6．离开台湾后，应与谁谈？ 7．莫斯科愿与台湾交换纯属中苏问题的情报，例如妇女及儿童渗透到与中国接壤的西伯利亚边界等。 叶翔之答复的重点如下：1．如果苏联保持中立，我们会很高兴，但真正的中立是不存在的，只是宣传词令而已。 2．能以前那样与苏联合作。 3．我们能容忍共产党（条件是他们不能有军队）。 4．我们希望苏联真心展开工作。 5．我们在中共军队、党内及其他地方都有自己人。 6．我们也保持党的中立。 7．如果苏联保持中立，没有美国帮助我们也能回去。 8．在展开大使级接触后，我们可以考虑运送文物等到莫斯科展出。 9．如果苏联承认国民政府，我们能否会接受，这点可以考虑，但我们双方必须对诸如目的等事宜要有更充分的了解。 叶翔之离去后，魏景蒙对路易斯说：“中共使我们以身为中国人为耻。”路易斯则表示，当苏联人被指为野蛮、落后时，他也有同感。 根据罗启的报告，这一天上午，路易斯曾寄信到莫斯科。当他前往英国领事馆时，领事馆人员劝他尽快离开。菲律宾领事也大为震惊。 蒋经国为会晤定调10月26日，蒋经国召叶翔之、魏景蒙研究会晤路易斯之事。 蒋经国说：“中苏关系历史悠久，交恶是错在斯大林。二次大战使我们再度携手合作。但后来苏联支持毛，我们处于不利地位。《中苏条约》是我们想与苏俄维持长久和平的证明。双方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过于信任《中苏条约》，加以苏俄在东北扶助毛泽东，违背了条约。” 叶翔之说：“据路易斯的口气，当毛泽东的威胁解除时，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也不再存在，因为毛泽东统治的大陆太接近苏联，而历史上只有亚洲人（蒙古人）征服过苏联，所以苏联的威胁是毛泽东，并非欧洲和美国。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做360度的转变对我们而言是很困难的，所以得悄悄进行。” 蒋经国说：“我们现在退守海岛，来自中共的威胁十分严重，此事悠关我们的生死。因为我们都想看到毛泽东的覆亡，所以我们能够谈判。” 叶说：“无论如何，美国这些年来一直与中共接触。美国不希望我们反攻大陆，而希望我们与中共谈判。” 蒋经国：“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回到大陆，边境问题不会成为苏俄的问题。过去我们曾从以下几点显示了诚意：1．蒙古自治；2．雅尔达会谈；3．东北（旅顺、大连）的权利。但因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以致造成今天的问题。我们主张三民主义，不侵略他国。越战，美国希望我们参战，但我们拒绝了，我们不想加入国际战争。中共是我们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关切。总统的三民主义即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总理订下的政策是中苏关系有如美加关系。” 蒋经国让魏景蒙向路易斯约定，会晤时，两人不得使用俄语，要通过翻译交谈，避开密谈的印象。其次，路易斯不能拍照。而这都是对美国人预留地步，免得将来解释不清。届时，由蒋经国告诉路易斯：1．在未先获苏联谅解前，台湾不会反攻大陆。 2．台湾会像以往那样与苏联合作。 3．乐见直接接触，但在何地接触？ 蒋经国交待，跟路易斯谈过后，要马上技巧的告知美国人。魏景蒙说：“对这项交易我们必须慎重，不然台湾会面临与当年印度及巴基斯坦一样的情势。” 当天晚上，路易斯打电话找到罗启，告诉他：1．务必在星期一上午11时前返回；2。希望和叶翔之与魏景蒙午餐。 罗启在汇报路易斯的要求时还说，路易斯在高雄有一个女人。 叶翔之二晤路易斯10月28日，路易斯偕罗启返回台北。途中，他告诉罗启：苏联和中国大陆是没有希望复和的，不论是政党或人民皆然。改变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日本有能力采取行动，但日本不干。。。 第二，美国又不敢采取行动。 第三，中共内部的新势力，但他们的机会不大！因此，从上述推断或可能性来看，唯一能够采取行动的，就是“中华民国”。 上次路易斯跟魏景蒙谈时，说过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很理想，换言之，苏联会希望“中华民国”比照印度的路线走。他相信，在今后3年之内，“中华民国”回大陆的机会是这20年来中最高的，不过，最好也有用的因素，就是苏联保持中立。但是，台湾必须让克里姆林宫相信，在光复大陆后，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魏景蒙曾向上反映，台湾需要向苏联证明，他们未来会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路易斯还认为，苏联必须在中国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之中做一选择，而他个人认为国民党要好得多。中午12时，路易斯、叶翔之在叶处会面。路易斯说：“何不在海外华人地区建立一个反毛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和苏联驻日本大使（他认为是位又好又有影响力的苏联外交官）一谈，要求莫斯科协助和合作，并且让这个反毛共产党公开表明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 叶翔之问：“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而要去建立一支亲莫斯科的共产党？” 路易斯说：“这很难改变，因为我们曾经合作过。。。”叶说：“当我们收复三分之二的中国时，莫斯科曾乐意合作并且承认我们，但是后来我们失败了，莫斯科又和我们作对，跑去帮毛泽东，因为担心美国会在中国建立基地。”路易斯表示，他深信在中苏过去的合作史上，国民党并没有“黑记录”。台湾收复大陆的最佳时机是在未来3年。魏景蒙说：“这主要得看苏联的态度。”同时，他提出几点请路易斯向莫斯科报告：1．我们愿在实际行动之前先和莫斯科磋商（光复）大陆的行动。 2．请严守中立，或者索性帮助我们。 3．联络的管道（东京大使馆不错）。 4．废除中苏条约（有助鼓舞我国民心）。 8．没有必要建立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 9．两个中国绝对不可能，而且行不通。 10。美国、苏联、日本都不能有效的解决中国大陆，唯一合理的政权就是台湾。 路易斯表示，他相信台湾有能力而且可以有效采取行动，这个信念是他在苏联即有——不是到台湾之后才产生的。当叶翔之间路易斯对下列安排认为那一种较符合苏联的安全利益：美国——国民党美国——毛泽东他的答案是前者。他认为，在毛泽东之下，中共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担任亲苏共产党的领导人。所以国民党介入是合理的，但是也不能相信国民党，因为它与老美关系密切。 会谈中，路易斯还说，如果台湾同意的话，愿意在英国报纸写点文章。 英国领事馆反正已经知道他这次来访了。 下午16时，会议结束。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路易斯和叶翔之的谈话内容。并认为：1．毛泽东是共同敌人，所以（中苏）应该合作。 2．把会谈管道延到后天（10月30日）实施，好让他知道这是经过最高当局批准的。 3．可以拍照片，可找新闻局的摄影师来拍。 4．要求路易斯不要报道。 5．他只是个“传话人”，因此需要照片证明。 6．我们在土耳其大使馆酒会时告诉老美，只说我们和伦敦晚报的苏联人路易斯有过有趣的谈话，（话题是赫鲁晓夫在海滨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7．由魏景蒙对外说，路易斯来撰写有趣的东西，已经见过了蒋经国。 8．英国、南非和菲律宾都没给他签证。这可能意味，他们都在看他这次来访的结果。他在南台湾有好几个女人，都是在短短时间就搭上的。 蒋经国会晤路易斯10月29日，蒋经国会晤了路易斯为了妥当考量，蒋经国上下午都约见了来台湾采访的外籍记者，路易斯只是其中之一，给人以只是接见记者而已的感觉。 双方先以英语短暂会谈，但仍对路易斯提供口头传译。 路易斯首先谈了他见蒋经国的主题：“希望和台湾建立直接联系，并把联系位阶提高到‘大使级’的层次。建议台北和莫斯科互设新闻处。希望看到台湾在短期内能对大陆采取行动，苏联会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态势，不会帮中共。” 此外，路易斯还谈到：国民党必须说明将如何对待苏联和部分中国共产党，因为苏联人在道义上较同情他们，而且关切他们的福祉。 交换情报对双方都有价值（例如沿中苏边界的平民活动和人海战术——尤其是海参威和贝加尔湖等中共宣称属于中国领土的那一带地区）。 莫斯科现在或许会容许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并透过他们提供协助，但是莫斯科绝不会重蹈扶植毛泽东的事。（魏说，您要怎么样让人相信你说的话）。 或者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成立，来和苏联接触。 莫斯科的党性极强，所以要让那些人改变想法，国民党必须提出许多保证。 第293章 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就“立刻消灭老美”打交道的经验，毛拒绝对莫斯科。。这就是双方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我以莫斯科来人的身分讲话，而不是以国民党的苏联顾问身分。我不希望台湾引述我的话。对台湾强调这里的一切谈话都是“不列入记录”的，我同意！ 蒋经国说：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毛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胆敢不反苏。毛泽东垮台后唯一能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 现在，重点是，苏联当局要我们容忍一支在中国的亲莫斯科共产党，而且不去整肃苏联在中国的朋友。果如此，当我们在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时，莫斯科就会保守中立。 我们的看法是，既然国民党是社会主义党，毛泽东下台后，苏联干嘛不和我们合作。 路易斯说：“莫斯科宁愿透过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来和中华民国共事，那个党也会和国民党合作。莫斯科宁愿和国民党直接打交道，而不要透过第三国。国民党是一群讲理的人，是苏联可以共事的，这次来访证实了这点。” 蒋经国：“外交上的考虑是个大问题。” 最后，路易斯提到了今后连络接触的问题，蒋经国说：“这个问题明天答复。” 会晤结束后，路易斯要罗启告诉魏景蒙，在他来访后，可能会有其他苏联记者申请来访。他建议“如果我是魏景蒙，我不会给他们签证，因为他们不怀好心。” 这一天，路易斯打过电话给伦敦他的岳母，请她转告他的妻子他在台湾平安。他也接到家中报平安的复电。 10月30日上午，蒋经国告诉路易斯，他已向“总统”报告，关于联络问题意见如下：1．魏景蒙会安排建立联络系统的计划。 2．卢为将担任“信差”，希望莫斯科能任命一名东京的联络人和卢接头，必要时，卢可以回台报告。 3．希望莫斯科稍后派一人前来台北。 4．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和魏景蒙知道这件事，其他人都不知。（叶翔之现在已在局外）。当时双方约定，“收到维克托的问候”为识别身分的用语。 这一天，蒋经国参加一个酒会，当大家的面，很轻松地告诉美国中情局驻台代表，“昨天接见了一位俄国籍记者的访问。” 老美知道蒋经国见了路易斯之后，反应很大。美国大使马康卫、美国在台湾情报单位夜以继日打听，穷追不放。美国国务院则透过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打听。一直过了好久，美国才没再追问。 这一天，蒋经国还要魏景蒙告诉路易斯，有人问到他这个人。并告诉路易斯，他已安排“r”（代号）见蒋经国。为了避免让毛泽东的情报人员探听，“r”不愿在台湾谈话，“r”很怕大陆，认为在一个敌对“国家”工作不安全，尤其是高级官员。 蒋经国问：“如果苏联要我们的人在其他有苏联大使馆的地方会谈，能同意吗？” 魏说：“这是可以考虑的。” 蒋经国说：“会派你去。” 接着，他又让魏问路易斯，苏联卖武器给台湾的佣金问题。魏不知蒋经国为何了解这事。路易斯于10月31日离台，乘坐的是直飞金边的航班，因为香港、菲律宾、南非没有给签证。临行前，路易斯希望再见蒋经国一次，蒋经国基于各种考虑没有答应。 蒋介石“关心特使” 11月1日，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他和路易斯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 蒋经国对路易斯提出的“佣金”要求甚感困惑。 魏又说：”有人会在东京和我们联络。” 蒋经国又把叶翔之叫来，强调此事保密的重要。魏指出，“在路易斯来访之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太坏，尽管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并不坏，但这些年，美国都在华沙和毛泽东会谈，即使尼克松获胜，他也会加倍努力去和北京谈，不会帮助我们回老家，如果打仗了，也不会提供我们援助。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谈打倒共同敌人的事！” 蒋经国：“这个行动会有很大的后果。” 当天晚上，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要卢为回来一趟。 在路易斯来台期间，蒋介石始终没有考虑接见他。但对他在台一言一行的关切，可用“矩细靡遗”来形容。除了书面报告，要仔仔细细看，蒋介石还特别召见罗启两次，任何小处都不放过。 路易斯见蒋经国，不是蒋经国自己决定的，而是蒋介石考虑两三天之后才点头。这也是先让路易斯到中南部参观的原因。 路易斯主动“泄密” 11月2日，魏景蒙打电话给卢为。命他返国述职。并透过蒋经国办公室主任于振宇向蒋经国报告此事。11月4日，周中峰告诉魏景蒙，美国当局有人和他接触，询问有关路易斯来访的事，他希望多知道一点。 魏告诉他，自己会处理罗启和他助手之间的事。 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在“瀛海珍闻”栏中报道：俄记者出现台北10月底，苏联记者路易斯曾去台湾4天。 路易斯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所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任何苏联记者。 邮报这条消息，未注明来源。据猜测，一系来自东京，一系美国国务院所授意，但美国务院对此拒绝评论。11月5日，美国有关方面向台“新闻局副局长”叶梅生打听有关路易斯的事，并说他们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vtauyyevgbnyevichloui（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说他曾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安排赫上nbc电视接受访问。 魏景蒙告诉他，这个人从日本来，台湾是以他的伦敦晚报记者身分给他签证，到最后一刻才发现他是苏联人。他曾和魏景蒙谈过莫斯科——北京的关系，认为双方纷争的根源，是核子冲突，以及利用人海战术夺取西伯利亚，还有赫鲁晓夫在海滨与毛泽东的谈话等等。 11月6日，蒋经国要知道华盛顿邮报对路易斯的访台做了那些报道。 谈到有人了解路易斯来访之事，蒋经国说照这样答复：路易斯是从东京来，代表伦敦晚报来采访，要求看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活动。我们让他看了土地改革计划、加工出口区和博物馆之后，他就走了。蒋介石听取会晤经过11月7日，蒋经国告诉魏景蒙，“总统”可能召他去报告路易斯的事。 这一天，捷克及南斯拉夫籍的“美国世界新闻班”人员与“国际研究所”的15人访问团一起来台，台老特工徐开远也与该团体同行。魏景蒙叫罗启亲自向“国防部长”蒋经国报告此事。 接着，魏景蒙去向蒋介石报告路易斯来访经过，以及来访期间的谈话内容，还有路易斯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 关于路易斯来访前的联系经过，魏景蒙告诉蒋介石，他打的电报是答复驻美大使周书楷，他没有打电报给日本使馆，因为有关此事的电报打得愈少愈好。他还提到，卢为很快就要回去。 魏景蒙报告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听后表示支持蒋经国和魏在与路易斯会谈时所说的一切。 在魏景蒙的报告里，特别注意到过去有关双方合作之事，“我们在华南掩护他们的人员，他们在华北掩护我方人员”。 蒋介石问魏景蒙，是否曾向蒋经国报告此事。魏说有。魏景蒙离开后与蒋经国联络，他承认自己忘了向蒋介石报告这点。 魏还报告：1．需要派人到非共产党国家以色列。 2，明年派新闻代表到以色列。 3．根据徐开远的建议，同意明年让捷克及南斯拉夫人员与美国的15人代表团一起访问台湾。 对第二条，蒋经国要他按兵不动，也不要答复。 11月18日，魏景蒙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翻译9月号时代杂志那篇杰佛利·波卡所写的文章，题为“你会买一把这个人用过的旧剑吗？”他本人来台访问时，已把文章内容的多数重点告诉台湾当局。文章说路易斯是苏联特务机构克格勃（kgb）的特务，在莫斯科郊区过着豪华生活。 11月20日，台驻美“大使”周书楷来电，报告一则有关路易斯来访的新闻报道，之前还有一则消息说，美国与苏联将在东南亚合作对抗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后，力量可能更强大，所以美国和苏联会更害怕中共的侵略性。 蒋经国希望魏景蒙在数日内写好一份有关魏景蒙、叶翔之以及他本人与路易斯会谈情形的报告，以供新闻界发稿。魏景蒙要写的3份报告是：1．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 2．叶翔之和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 3．蒋经国与路易斯的会谈。 外电暗示中苏将有接触11月29日，台“外交部”报告：史丹利·卡诺在11月18日发表了一篇有关路易斯来访的报道，其中有很多推测之词，暗示台湾与苏联将在最近数月于外交、政治圈展开接触。 魏景蒙做了简单报告：11月30日上午10时见华盛顿邮报记者史丹利·卡诺，如谈话中问及路易斯时，应作下列答复：路易斯在东京台湾“使馆”以伦敦晚报记者之证明书请求来台采访经济、土地、故宫消息，“使馆”转新闻局，本局照准。及签证时始知其为苏联籍，彼云并非共产党党员而在斯大林政权下被放逐西伯利亚10年之久，领馆如此报告本局后，魏景蒙即决定准其来台。 第294章 理由：此人可能来台要求政府庇护，但一面通知治安当局注意其行动，好在台湾并无不可见人告人之事。路易斯于10月22日抵台，31日离台，在台寓第一饭店，曾见魏景蒙，23日见陶声洋，观光及逛博物馆，24日赴乌来，下晚看电影。 25日：孔庙、“匪”情。 26日：中非农事会、赴高雄加工区、澄清湖。 27日：日月潭。 28日晚：回北市。 29日：蒋经国谈话魏景蒙在场；在阳明山及附近郊游。 30日：魏景蒙见他。 本地无记者知之故无报道。 对于22日谈话内容，魏景蒙向“外交部”透露：“新闻局”告其核准来访是为其英国记者身分，如有意要求庇护，台湾欢迎。蒋“总统”宽大为怀，故有甚多“匪”党来归。蒋“总统”召示云“不是敌人就是友人”，而此地为自由之上，有言论自由，有探访自由。当我们提到自由中国人不信任苏联时，他回答：斯大林下台了，新一代在苏联掌权。因苏联共产党不守条约之信用。对其来台的活动我告诉他，“你要看的经、农、古物方面，本局已有接洽准备，你为苏联公民，我有两问题请问，如不方便可以不必答复，此地有言论自由，亦有不言之自由。 问一：莫斯科、北京两政权都是一类，为何火并以至如此？ 问二：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报道究竟正确如何？ 曾告路易斯一切谈话皆为“不列入记录”，我们不便说话太多。 答一：毛泽东要共党国家之霸权。 答二：一部分西伯利亚之土地中共欲“收回移民”，并无大冲突。 魏景蒙答美国记者问11月30日，魏景蒙告诉史丹利·卡诺，路易斯访台是为了看土地改革、经济和博物馆。 以记者身分见蒋经国。魏景蒙担任译员。 蒋经国希望知道英国对毛泽东的态度。但他知道的不多。 路易斯想知道大陆及毛泽东的最新状况，以及台湾对中国大陆及毛泽东的看法。 路易斯对台湾印象深刻。 魏说，据他看来，“路易斯并不怎么危险。” 卡诺：“那只是外表。” 魏景蒙告诉卡诺，自由中国人民并不信任苏联，魏也告诉路易斯这点。 卡诺认为，路易斯绝对是个危险人物。他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旅馆见过路易斯，所以知道他曾来台北。他对自己是19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苏联人十分自豪。路易斯希望卡诺不要利用他透露的东西写新闻。 卡诺说，路易斯来台是为苏联探路，因为苏联目前正在亚洲加强公关工作。有资料显示：苏联正在向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示好，以对抗中共。他们甚至帮印尼训练部队以对付印尼境内亲中共的共产党势力。奇qisuu.书中共驻河内大使馆人员对苏联人表现出公开的敌意，在馆内殴打苏联人。 苏联也在争取美国，因为苏联认为中共正在讨好美国。卡诺建议台“新闻局”把苏联驻金边大使馆人员拉希德·卡马丹放在台湾的公开资料中，并看看会有何反应。有关卡马丹的资料可能从香港寄出。 此外，卡诺仍希望见蒋经国，如能获安排，他愿停留到星期一。 12月1日魏景蒙把与卡诺会谈的情形告诉蒋经国。 新华社揭露苏蒋勾结对于苏蒋之间的罪恶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视而不见。1969年3月5日，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揭露。电文如下：苏修叛徒集团同七亿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正在加紧进行反gemin勾结。不久以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席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一个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人（他的真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授意下，于去年10月下旬以记者的身份去台湾省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台北活动期间，同蒋匪帮“国防部长”蒋经国“举行了会见”，并就阴谋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勾当“交换了意见”。路易斯还代表苏修叛徒集团“非正式地邀请”蒋匪帮派遣“记者”去苏联“访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透露，路易斯在回到莫斯科后并发表谈话，无耻吹捧什么蒋匪帮的“积极的方面”竭力美化蒋匪帮对台湾省的罪恶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匪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已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匪帮也在“鼓励”它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在一起”。这些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勾结蒋匪帮恶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已经达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苏修叛徒集团同蒋匪帮进行的新的反gemin勾结，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它们就同蒋匪帮勾勾搭搭，积极为美帝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1963年，它们公然让蒋匪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臭名昭著的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把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称作“国家”，把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称为“总统”。它们多次在刊物上刊印蒋匪帮的旗子。它们还无数次同蒋匪帮的“代表”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各种国际会议。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竟然派人到台湾省同蒋匪帮勾结，这是它们反华阴谋活动的一个新的罪证。 苏修叛徒集团加紧勾结蒋匪帮猖狂反华，充分暴露了它们虚弱本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苏修叛徒集团勾结美帝、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大障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强盗行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苏修叛徒集团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像一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苏联人民反对苏修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也日益加强。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勾结美帝和各国反动派反华，甚至饥不择食地把蒋匪帮这具早已腐烂发臭的政治僵尸也当作宝贝来利用。这是它们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妄图进行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 但是，不管苏修、美帝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gemin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加速自己的灭亡。 第二节西方对华态度的转变法国率先打开缺口60年代正是美苏两大阵营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时期，而在这两大阵营中，都有主张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那就是在西方阵营里的法国和在东方阵营里的中国。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毛泽东握手，但两位从未谋面的伟人却“所见略同”：国家利益应该超出意识形态之上。中法两国建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 法国在60年代初面临着与美国发生一系列摩擦的外交局面：法美在北约问题上话不投机，在核武器问题上各执己见，在对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和方针上也是貌合神离。因此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的过程中，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发现了中国。中国与法国一样，并不甘于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点，如两国都拒绝在美苏一统之下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上签字。于是共同的外交原则和相互吻合的国家利益，使两国开始走到了一起。 1963年，戴高乐认为建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已经成熟，遂派老牌政治家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他虽反共，但对中国尚称友好。为了申请到中国访问，1963年8月和9月，富尔两次到瑞士，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会晤。富尔说，他奉戴高乐之命并携有戴高乐给他的亲笔信，到北京去和中国领导人就目前国际局势及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为了避免外界注意和猜测，对外只称是私人旅行。法国前总理富尔向我国提出访华的要求，经周总理同意后，李清泉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向富尔发出了邀请，并商谈了富尔访华的一些具体细节。1963年10月22日，富尔偕夫人到达北京。这是富尔1957年第一次访华6年之后的重访。 为避免外界注意，富尔公开宣称他此次访华纯系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但实际上他是奉戴高乐之命，专门来我国面谈法，中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的。 富尔于1957年首次访华之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曾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富尔曾将他的看法向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60年戴高乐曾赋予富尔探听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未来的外交承认兴趣如何的任务。 第295章 1963年当戴高乐决定进一步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行动时，戴高乐很自然地决定选派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富尔抵华后，立即向我国政府提交了法方拟订的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三个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有积极的和正视现实的方面，如富尔一再表示，戴高乐总统希望法国和中国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做法，并对英国的不智之举加以嘲讽。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如提出法国和中国建交后，法国政府希望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职别的人员等。在这个问题上，富尔也自知理亏，虽一再企图辩解，但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会儿说这是戴高乐的希望，一会儿说这是法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传统，一会儿说这是纯技术问题，绝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会儿说这是人之常情，法国政府没有理由赶走己在法国的蒋帮人员。但是富尔不管怎样罗织理由，也无法自圆其说。 戴高乐的对华建交三方案的具体内容是：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近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解释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至于对第三个方案，法国政府只是把它当作备用方案，根本无意采取。从富尔的解释中不难看出，一方面法国政府对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要求是急迫的，但另一方面它又设法避开正式公开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法国政府这样做的意图是，既可取得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实际结果；又可对法国统治集团内的反华势力和亲蒋分子作点妥协，并给台湾一些安抚；此外在对美、英关系方面也留下一点适当的回旋余地。富尔一再以戴高乐的口气强调实现 第一方案的重要性，反复声称法国政府绝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而是法国政府认为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时又说，戴高乐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绝无任何顾虑，法国是自主的，不需要顾及与别国的关系，也没有必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富尔的这些解释恰恰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法国政府的内心所想。但富尔也知道我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 从表面看，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在形式上是平和的，气氛也是比较轻松的，最后达成协议的时间也是迅速的。但是，在谈判桌上我国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同时根据法国的特定情况，我们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灵活措施，以利于收到最大限度的良好效果。 中共中央一直重视戴高乐采取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政策，和这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策在今后国际政治力量组合变化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分裂的趋势正在深化，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别对待。我们认为，戴高乐要求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主动行动，对于我们利用法、美矛盾，打开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枢钮，对于我国反对美国封锁和苏联控制是有利的，因而表示欢迎和鼓励。但对法国政府和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玩弄“两个中国”阴谋必须采取措施。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这样做可以引导中、法两国的关系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并为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打下比较良好的基础。 本此精神，在富尔访华期间，我们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单独或共同和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在谈论国际局势问题时，周总理指出，戴高乐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当谈到戴高乐对莫斯科三国核协定采取的态度时，周总理说，我们两国对这个问题表现的行动是一致的。在谈及对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关系时，周总理对法国政府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予以肯定。这些会谈表明中，法两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比较接近，双方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 对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问题，针对法国政府提出的三个方案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周总理在详细地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三点：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我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所以使用了内部默契部分，主要是照顾戴高乐和法国政府处境的一些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方面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开启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门铺平了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觉得提不出任何异议，只是说，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他将携此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后，立即答复我方。中、法两国两国政府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但又是实质性的重要谈判至此告一段落。 富尔返法后，将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事宜交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办理。经过双方协商，法国政府外交部指派官员和我国指定的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继续进行接触。经过几番磋商后，中、法两国政府于1964年1月18日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但在继续磋商的过程中，富尔却于1月11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法国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重弹“两个中国”滥调的文章。文章说什么法国不承担澈消对蒋帮承认的义务，法国在台湾设立领事官已纯属法国之事，甚至还说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针对这些谬论，我国政府决定于两国建交公报发表的次日，即1月28日以我外交部发言人声明的形式表明我严正立场。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义正辞严，实际是法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双方达成的默契内容用另一种形式的再现。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就是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在迎接1964年新春之际，按照我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胜利实现。它是在国际形势更加有利于我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打击了美国，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反对我国的阴谋，在我国对外关系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举世瞩目的一页。 美国的视线在移动中法正式建交，台湾曾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反攻大陆，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同年2月，台湾宣布与法国“断交”。5月12日，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说：“法承认伪政权极不智，对中国前途无影响”。但这声音很微弱。 缺口既开，一发不可收拾了。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的望远镜也在悄悄地挪动了。国与国之间虽长期敌视，彼此都是害多利少。半年后，宋美龄告美国新闻界，主张借用美国力量“摧毁匪核子设备”。美国当权者怎敢引火烧身。 1965牢7月，约翰逊政府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当记者问道：“美国仍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是全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吗？” 答：“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唯一”一词悄悄地消失了。对于这样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台湾当局立即给予抨击。陶希圣称腊斯克外交政策“是美国绥靖风潮给约翰逊政府巨大压力而产生的一个幻想”。尼克松的新理念1968年8月初，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谈到，不管谁是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8月9日，尼克松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发给我签证的话。 第296章 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而著称。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他支持杜鲁门一系列重大的反苏反共措施。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曾积极参加所谓“揭露共产党人渗透和颠覆阴谋”活动。他和其他人一道谴责杜鲁门政府1949年“丢掉了中国”。50年代他任参议员期间，曾积极支持麦卡锡，大力推行迫害运动。1953年到1961年，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积极推行者。对于中国表示很大敌视。他曾对《纽约每日新闻》发表谈话说：“我愿非常明确地表明，我反对给共产党中国以外交承认，我同样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从1967年起，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兴趣。1967年，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了解到许多外国领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0月23日，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一文，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根本经不起把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这个现实，”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表现出清醒的态度。 中美复交的秘密引线人这是在“文革”时的一桩很秘密的事情。邓山理那时还作为一个“五七战士”下放在四川农村放猪，忽然有一天，他被召问到北京，并且还没等回到那个离开了7个多月的家，就把他接上了一辆小汽车，送进了中南海。他非常吃惊地看见向他走来的周恩来总理。 总理笑眯眯地对他说，“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因为你是跟美国方面有着比较多的联系的。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对美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想请你起草一份对美国的分析文章。不过这件事，你绝对不要跟任何人说。” 邓山理虽然心里还在嘀咕这个工作任务的突然性，但他对周总理分配的任务从来是不打一点折扣的。 他回家后，收拾自己离家后7个多月积下的那一大堆信。其中的一封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汤姆森博士是邓山理年轻时候的天津读书时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给邓山理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邓山理：我有一个儿子，名叫马修，最近刚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在纽约的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里找了个饭碗。这所的老板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先生。 据说，尼克松先生有可能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在早期的民意测验中占了约翰逊上风，我记得尼克松是个颇为内向、害羞的学生，但他好胜心很强，头脑也挺灵，很难想像这个孩子将会成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为马修找工作帮了很大的忙，我真希望尼克松别把他拉入政治。 我十分关心中国，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我都要读。我希望你平安地度过这些动乱的岁月。愿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你。 你的忠实的埃兹拉1966年圣诞节邓山理这时才有些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 过了些日子，他把周总理交办的事做好了。文章送上后不久，周总理又把他接去了。 这次他又见到了宋庆龄。她还记得他们很久以前在日本相处在一起的事，都很高兴地谈了起来。周恩来说：“今天请老邓来，主要是想让他谈谈对尼克松的看法的。他的对美国情况的文章写得很有趣，我都读过了，现在还想听他说说。” 邓山理就把自己对尼克松其人的情况说了一些，然后说：“我认为他很可能一心一意献身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活动家。”“假如尼克松赢了这次选举，我们必须影响他的思想，使他变得对我们有利。他真的会放弃他的老朋友，转而对我国友好吗？很难说吧？” “是的，不过我有个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年轻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是谁？” “他叫马修·汤姆森，在纽约的尼克松办公室工作。我和他父亲关系很密切，从小就是好朋友。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不久，一个名叫洪伟良的先生约马修·汤姆森这个年轻有为的律师到香港去办一件事务，但是他很快就发觉，他真正的见面人却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来的邓山理先生。 邓先生对他说：“你父亲在圣诞节前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你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是的，我在处理国际问题的部门工作。这正是我的专业特长。” 邓山理说了一句有意味的话：“很好，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中美两国之间如此疏远，实在是没有道理。” 马修点点头，“是的，这很不正常。” 邓山理接着说：“你们的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了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照常理说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再向他们伸手了，除非看到美国领导人先伸出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修说明白，这是一种常理：“那么怎么才会有这个开端呢？” “那就需要有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才行。” 马修看出父亲的这个老朋友跟他谈话的真正用意了，“那你认为尼克松先生是这样的领导人吗？可是说不定他赢不了明年11月的选举呢。” 邓山理笑着说：“在这些候选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选。” “看来你是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了？” “你认为他对中国会感兴趣吗？” “肯定感兴趣。” “你估计他会听你谈谈中国问题吗？” “他说要我回去汇报对香港的印象。我相信，对我回去要讲的话，他还是要听的。” 邓山理诚恳地对年轻的美国律师说：“我不能肯定我们会成功，但我觉得这是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的事，值得试一试。请你帮助我。” 马修说：“只要你不让我干谍报工作，我愿意尽力而为。”邓山理笑呵呵地点点头：“当然不会让你当间谍的。我们只是想找个能在尼克松身边传传话的人。” 几天后，回到美国纽约的马修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尼克松。他先从香港的事慢慢地引到了他想要说的事上。 “我有幸遇上了家父昔日的好朋友。他们曾经在天津一起读书，是同窗好友。是个共产党人，是外交部的官员。他对我谈了中国对外界要建立联系的想法。” “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他的看法吗？”尼克松沉思着。 “是的，我特别问了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这是美中两国在和平解决问题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可邓先生说只要化时间谈判，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 尼克松两眼凝视着马修，“我真怀疑他的那些领导人会同意这种观点。 不过我们也确实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大陆中国的关系了。” 马修点点头。他想这是个很重要的讯息，足以写信告诉邓山理了。尼克松是开明的政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 “这是我们当前外交事务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中国是一只潜在的巨大奖杯，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人应该赢得它。”尼克松慢慢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个文件夹。“这里有一篇有关亚洲的文章，你想读一读吗？” “好的，先生。我一定好好拜读。” 马修接过文件，认真地对尼克松说，“你如果觉得我对你有用的话，我愿意在你的竞选活动中效劳。” 两天后，马修在写给邓山理的信中说：“我已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助理。” 不久，马修接到香港方面的电话，是洪先生的。但是马修听出意思来了，是邓山理的事。他很快脱身去了香港。不过这次他没把此行告诉尼克松。他想在事情未有眉目前，不能说得太早。 马修才走下飞机，就看见邓山理站在舷梯下等着了。 “欢迎你到北京去做两天客人。我们就上飞机吧。” 于是才下飞机，就又上了天。飞机到了马修从未去过的那个神秘的大陆。当天晚上，马修被一辆小车送进了一个安静的小庭院。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站在门口迎候着他。 “欢迎你，汤姆森先生。我叫王莉芳，担任今天的翻译。请进。” 起居室尽头较暗的灯光下面，坐着一男一女。那个看去有点面熟的男人站起来，笑着向他迎过来。那姑娘对他说：“这是周总理。” 周恩来对另一年老的女士说：“孙夫人，我可以向你介绍美国来的汤姆森先生吗？” 宋庆龄从那椅子里伸出手，“你好，汤姆森先生，你来我家作客，我很高兴。” “谢谢您，孙夫人。”马修这才知道这原来是孙中山夫人的私人住处。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把马修单独留下谈话。两人谈了美国选举的情况。 马修认为尼克松选上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天早上，马修被邓山理从被窝里叫醒，告诉他一个大新闻：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了。马修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尼克松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更大了。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了马修，听他谈了尼克松与其他两个党内的竞选对手里根和汉弗莱的优劣对比。 第297章 马修认为他们两人都不如尼克松取胜的把握大。事实证明，马修的分析判断是对的，尼克松果然连连战胜对手，当上了美国总统。 美国新政权“第一项政策声明” 1968年11月5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汉费莱，竞选获胜，担任美国第37届总统，1969年1月上台。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职后12天，便向基辛格表示：“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之后，3月7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谈到美对华政策时说：“中国人口众多，有着极大的潜在力量和不断发展的核能力”，“我们继续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进行有益的对话方面取得进展，以缓和紧张关系，解决我们的分歧，并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将欢迎恢复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会谈。”罗杰斯的谈话，被称为尼克松政府“第一项政策声明”。看来，尼克松政府将把探索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它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历史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尼克松所以热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有诸多因素。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全球扩张和称霸的一贯战略已经维持不下去。从国内看，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到了70年代，美国经济已出现衰退的端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巨额的战争费用开支，大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使美国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大减弱，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美国在经济上的“喜马拉雅山”正在倾倒，这不能不使美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忧虑万分。从国际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到处碰壁，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由于它的遏制政策和霸权政策，使它的脚陷在了亚洲。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战争失败，使其国际地位明显削弱。在越南战争中，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在越南和印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军费开支浩大，士兵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因为反战浪潮席卷，使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迅速增长。美国在日本的情况也每况愈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强劲对手。西欧对美国越来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美苏之间的核竞赛愈演愈烈；中东国家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失去了控制能力，争霸全球战略的方针越来越不灵了。这种内外情况，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对它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尼克松在调整外交关系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是他重点之一。 在尼克松的战略考虑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必要性在于：首先，尼克松认识到，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继续把它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和遏制，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美国奉行的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甚至西欧国家也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愚蠢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仍然无视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一意孤行，继续孤立和不承认中国，到头来只有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尼克松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不得不认识到：美国是改变对中国敌视政策的时候了。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其次，美国需要在与苏联的抗衡中，减轻压力和负担。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愈演愈烈，双方不仅进行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且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角逐。这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都保持着敌对状态。苏联把和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关系上的分歧，并且用霸权主义威胁中国。在中国北部边疆阵兵百万，造成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在美苏争霸中，中国成为一个制衡力量，中国和任何一方和解，都会使这个世界性的三角发生倾斜。尼克松认为，中国北部边境的紧张状态，是中国人可能倾向于和美国和解的重要动因，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和解将有利于美国和苏联的抗衡。尼克松说：“我相信历史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的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似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尼克松认为，实现三角外交具有可能性也具有重要性。他感到向中国打开大门不会危及反而会促进美苏关系。尼克松还意识到，对中国采取主动会给他政治上带来好处；选择最佳时机访问北京将使美国的自由派感到震惊，打乱他们的阵脚，从而保证他再度当选。如果他能闯入这个拥有地球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大门，那么他的形象就会骤然“高大”起来，压倒所有那些呆在国内无所作为的民主党的反对派。基辛格也指出，我们受到警告说，打开中国的口子会使美苏关系倒退，事实上，打开这个口子在几个对苏关系的问题上反而会打破僵局。 最后，尼克松政府认为，在美国经济衰退，竞争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广大而潜在的市场将会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和好处。在未来的亚洲竞争中，美苏日中四国将成为互相竞争，制约的力量，从而造成亚洲的均势，保持亚洲力量的平衡和稳定。 尼克松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出发，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纳入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之中，承认中国将是他任期内期望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他向其阁僚们解释：“我们与中国的疏远，尽管从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再也承担不起意识形态这个奢侈品了。” 第三节台苏“特使”再会维也纳路易斯再次提约1969年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去台的签证，并说由于签证的关系，他在罗马不能住得太久。魏景蒙告诉他，台北和东京一样糟，到处都是新闻记者。要他到曼谷或新加坡去。 他说，他没法去新加坡，去曼谷也只能停留24小时。在罗马没人注意他，因此最好是从罗马直接来台北。 魏要他在罗马等，5小时后给他答复。 路易斯给魏景蒙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伊登旅馆215房；旅馆总机：480551。 上午8时5分，魏在台“国防部”打电话给路易斯：“我准备于一周或10天后启程经香港赴曼谷，途中还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停留，预计要在5月18日或19日抵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意外，可望在5月20日在曼谷和你见面。至于为何要迟延那么久，等见面时再告诉你。这段时间，请你和台湾驻曼谷新闻参事屠益箴联系，屠的办公室电话：58053；住宅：91449。魏说，我会随时让屠益箴知道自己的行程。 路易斯说：“签证有问题，我只能拿到曼谷的过境签证。请选一周以内的任何时间见面。” 魏说：“可我不能在5月20日以前到曼谷。请你作些调整，并让我知道。” 路：“确实有困难，请你重新考虑提前在一周内动身，并打电话给我。”魏：“等请示后回答。” 当魏去向在“立法院”的蒋经国报告时，蒋说：“不可以。如果路易斯今晚没打电话来，就去电告诉他，不能在5月20日以前见面。” 后来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不必给他打电话，请立即到我处来。” 当魏来到他长安东路的官邸时，蒋经国告诉魏：“最好不要在20日去曼谷见他。如果他再打电话来，并坚持要在一周或10天内见面，就告诉在罗马或维也纳见他。如果没电话，还是在20日以前去曼谷，等几天。” 5月4日10时30分，路易斯打电话到魏家，魏不在。下午2时5分，魏打电话给路易斯，4时才接通（经过美国）。此时，他已改住维也纳的劳顿旅馆（hotelschlosudon）电话：842430。他希望6月和魏见面，或者马上在维也纳见。魏回答：“可以在5月12日至14日在维也纳见。” 通话后，魏马上联系蒋经国。因他去庆生旅行，至下午6时，才接通电话，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通话之事，蒋说：“考虑后再答复。”魏说：“我必须打电话把决定告诉路易斯。”5月5日，蒋经国再次来电，首先向魏景蒙通报了西德人克拉索夫斯基获自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3月26日的报告：谢里宾、贝里舍等主张与台接近。近日会议中有5项基本问题之建议，并获得上级有条件支持：a。毛政权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可能与台合作且极有希望。 b。中苏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 c。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之进步条件。故在相当期间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第298章 d。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质，苏联对于联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故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e。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蒋说，“研究后以为，贝里舍不致与谢里宾同流，前者为元老派，而谢则为少壮派。” 5月6日上午10时30分，蒋经国约见魂景蒙，将魏的行程改为：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维也纳——罗马——曼谷——香港。蒋要魏轻松的进行这次旅行，届时向岛内媒体发布魏出国的新闻，但魏在国外与台联络时勿用“路易斯”的名字。 下午3时15分，魏再见蒋经国。讨论将来以何种方法联络。在这次会晤中，蒋经国说：“最好把比利时列入行程，而且国家愈多愈好。已告诉“总统”，你会在香港停留一天。” 魏说：“取得欧洲签证，需要在香港待两天。” 蒋介石审定会谈原则下午4时，魏陪同蒋经国赴土林官邸见蒋介石。蒋介石对魏景蒙之行有关细节作出安排，魏记录如下：一、行程增列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丹麦。 二、将向路易斯宣读由蒋经国和魏所写，并由蒋介石亲自改正及批准的要点。向他读过文件后即予销毁。魏不携带中文原件。 三、若路易斯问起以下问题时，魏应以口头回答。 1。问魏从台北带来什么条件或文字？ 答：因为是他要求魏来的，便没有什么好说。 2．台湾需要何种武器和装备？ 答：你对我们台湾的装备情形很清楚，你应该可以提出一份清单。 四、下次会谈应在台北进行，因为必须由蒋介石或蒋经国来做决定，而他们几乎无法悄悄不为人知地离开台湾。 五、如果下一次会谈是不须请示的事务性协商，则在维也纳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 （魏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 对蒋介石批示的5点原则，魏记：一、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 二、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三、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的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 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 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如今日对甲乙双方共同之祸患。 四、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联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 五、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7日，蒋经国再次指示魏景蒙：1．出国之事不发布新闻。 2．可能不会谈到5点原则。 3．在出国期间完全不和他直接联络。 莫斯科对台保证1969年7日下午，魏景蒙抵港。安计划，一路顺利：9日晚抵新加坡、10日抵吉隆坡、12日夜飞罗马、13日抵西德、14日晚抵维也纳。 在约定地点进晚餐时，魏景蒙见到了路易斯，但有一人与他同桌，其身后还有一人。魏没有和他招呼。11时半，路来电话约魏在宾馆外散步。魏安时来到了约定地，在马路上，路易斯说：“返国后，当局还有对中共姑息者，至珍宝岛事发生后始有行动，此事曾一再搁置。4月去电话时，莫斯科已有大使阶之人在东京等候。在罗马再去电话，东京之人已回莫斯科。当初急欲去台之意是让东京之人速与台湾搭线。” 魏告其：“将来重要之接谈必须在台湾。” 路回答：“主持政策者无法更名改姓，而又绝对不愿外间知道赴台之事。故今后联络问题，大家再想想。”接着，他转换了话题：“在罗马时曾到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申请入境不成，又到驻意大使馆又不成。曾打电话到台北魏家中及罗启，方知魏已离台。由欧赴台经马尼拉仍可守密。”（路易斯行动不能改姓名） 对上次在台北会晤时的重点之一，路易斯说这次有了正式之答复。莫斯科认为中国大陆有背弃条约之信义，故有以下对台之保证，其英译汉如次：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以上文字请勿予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苏联。 路易斯问台方有无话要说，以便其上呈，魏告之有几点意见要苏联考虑之，遂约其次晨9时来室一谈，并将蒋介石所批5点原则中的重点略述之，如政策问题：不能以另立共产党来号召大陆人民；各党派可纳入国民党领导下之反毛联盟组织。路说将加密发莫斯科。 关于上次所谈军火问题，路易斯还是要由台方提出并开列清单及交货地点。 交换情报，路易斯说：“希望即刻开始，开始时可重量不重质，譬如关于大陆军队之布置（对苏联有关之资料）、九全分析等。但每页须以打字抄件送交，视合作交换情形如何再加质量。”路强调：“此点是本人意见，算中间人对台着想者。因莫斯科有人亦重量者。如今后往来方便，重要问题可赴莫斯科交换意见。” 在这次见面中，路易斯急于下次之会谈，使魏感到严重之事可随时发生。 魏说：“如有必要，下次再谈可在维也纳，而该旅馆极静。罗马不可。”路易斯说，他仍须去台，魏复以回台后研究之。 路易斯说：“最好台方商务人员持新加坡或其他中立国之护照者，时常赴莫斯科做生意。保证其有利之营业并资联系。”（路易斯的夫人为美国某大厂之驻苏代理） 魏问：“如合作成功后亲莫（斯科）华人（在莫、在外国者）是否嘱其来归？” 彼答：“此类事当不成问题。” 对这次会晤，魏记录如下：1．中国内乱于苏联无关。 2。高级人员曾到日等候（大使级的）。 3。密码附加通知（tanalin）（魏景蒙）不可由莫拍发，地址柏林。 4．明晨先到我室来写带来之5点。 5．情报关于共军布置、九全秘件即可交换，军火需要我们开单“地点、交货”，如有大事发生于大陆，如何支援我们？如何利用俄基地等军事行动。6．他们高级人来，现在不可能几小时内可以接济等。不能用伪护照。 故地点最好设在公海或中立地如code（密码）。 7．将5点加密电莫斯科听其回音，有文字的更改。 8．在wien（维也纳）一谈，然后希望在莫一谈后方能彼来台之议，柏林（已告其非来台不可理由）。 9．如何可使其来台？以后之sas可停台？ 10．亲莫华人可使其来归，我们的建议。 11．星华人持星护照者前赴莫做生意，即可开始（其夫人为美国某厂代理）。 魏景蒙传达“蒋五点” 15日晨9时半，路易斯来到了魏的房间。魏估计他是将头天所商谈的各点与其同伴商议后再来的。 魏景蒙照文慢读，路易斯认真抄录，将5点读记完后，双方进行复读校对。 确认无误，路易斯收起记录说：“5点似嫌空洞，台湾最好先提出如何解决毛为第一。” 魏告以：“不谈政策，走到那里算那里是不妥的。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台登陆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情报交换等等。5点有回音后，下次会谈各点可望加入程序。 接着，双方协商“高级会议”之地点。路易斯说：“莫斯科希望在公海。”魏说：“高级谈话必须在台举行。”并强调了台方的的理由。 路认为，如有必要仍愿来台，希望魏回台后考虑之。接着，又提出以下问题：1．在欧洲，台湾有何人可代转函电，可准其接头（不谈事务）？ 2．台方之大陆资料如经其他路线送苏者，可减少或停止，专用此线交换之。 3．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 4．商务人赴莫斯科前，须有可贸易之货单，以便即可开始通商，望两个月内可成行。 15日下午4时半，路易斯又来到魏室。谓台5点中有的文字译成俄文后辞句太凶，故须略润饰之，其各处改动点如下：开头语改为“如果苏联过去之领袖们能对国民政府关系有弹性之处理，如1945年之中苏友好条约，而协助蒋委员长领导之政策。。” （第三点）“定不可再用过去已失败之政策如国共合作者”，改为“不论任何政策，类如过去之国共合作者，皆不能期有成功。” 第299章 （第五点）“至于两国间之基本问题如望不致有何解决之困难，类如边疆、经济及外交等。”。。（可留在以后作商讨之课题）改为“吾人希望不致有何解决之困难，类如：边疆、经济及外交等。” 这次会晤双方约定，如下次仍在维也纳会谈，路易斯将由苏联以外之欧洲国家电魏如下：chinanewstaipei（台北英文中国日报） informtanalin（通知魏景蒙） malldickarticle（维也纳报社）（日期） confirmdeadline（确定限期） 如电魏景蒙家中者则有商业语气：约瑟夫——台北贝蒂——金厦沙约翰——曼谷南西——吉隆坡克利斯——东京贝丝——新加坡珍——罗马彼得——马尼拉安——塞浦路斯狄克——wien。s。l（维也纳） 玛丽——哥本哈根景蒙——cmwwl——王平（路易斯代号）joesmith双方协商派“贸易商” 15日夜10时30分，路约魏散步。期间，魏询路易斯对下次会谈之课题有无增减或修改。 答：“没有。如有，可以后联络。但广泛交换情报即可开始，以满足如何对付毛泽东和双方军事之需要。最好有专人写稿，开始重量不必重质，如人事资料可长可短。希望派一位贸易人才来莫时带来。此人不心常时驻莫。但可常来。有若干事可告彼转达你方。此人定可赚钱，再希有若干地点如领事等可传递信件或言语。” 问：“同来几人？系何种人？” 答：“二人，一是不公开之同僚，一是保镖者。同僚应是可商量问题之人。” 问：“何时对我方5点有答复。” 答：“恐稍须时日，看来可同意。” 问：“新疆骚动是怎么回事？” 答：“两星期前中共在边境派大批牛群入苏境之卡吉克。不料牛群中隐藏军队，现已挖好壕阵。苏联已决心将其撵出。可能有一场战争。牛群为常有之事。” 问：“下次会谈之程序？” 答：“下次可广泛交换情报，以如何对付双方之需要。” 问：“下面的日程？” 答：“拟两日后即去奥赴莫再往加拿大。” 16日晨，魏景蒙通过台驻柏林联络人宋风恩，将与路易斯会晤情况报蒋经国。除上述情况，魏还汇报：莫斯科将召开国际共产国家会议。不参加者，到现在有毛泽东、阿尔巴尼亚、北朝鲜、北越、（捷克）南斯拉夫、古巴。苏联驻维也纳之外交官近以间谍罪被奥政府驱逐出境。但非严重。故将来再来维也纳会谈不妨也。加拿大靠拢美国不能在加会谈。比利时一时不会承认中共，因又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大本营。 中苏边境苏有重兵，如海参威发生成协，俄会全面作战。 何人在欧洲如柏林他们可以接头？或转电或转言者在欧洲。 上午9时，路易斯再来。称：11时离schlosutton旅馆。下午1时15分飞往罗马。两天后回莫斯科，然后再赴加拿大打某报纸之毁谤官司（或可得美金5万元）。路还说：“商务人员最好由柏林进入”。 晚上，魏对此次会谈经过做如下记录：1．路易斯带来之苏方正式答复；2．彼抄5点但不太准确；3．关于下次地点；4．下次谈话程序；5．在台举行高阶层会议之铺路；6．军事合作之基础；7．情报交换；8．高级会晤之地点：原地或塞浦路斯岛（我有大使馆）；9．情报即可交换。商务代表应于两个月间派往，经东柏林进入莫斯科（或由罗马尼亚、捷克等地进入亦可）；10．情报交换开始时重量，渐而重质为妥。中文即可。最新消息重写过再送苏。亦可经常由商务代表转。（其夫人为美国某大厂之代理）；11．再要求在欧洲之我方可靠人士为转达电信名单地址以便传递；12．再谈军事合作，基地，同时响应边境事件，中共亲俄党人之归顺（不成问题）（实在可怕，彼辈太现实也）；13．总统号召几小时内军援之，会同后当更好点；14．如能先在莫斯科一谈，则再来台谈可能性或大一点，表示非来台不可；15．莫斯科内中国人多，反苏者已无有已，故来一商务代表不妨也。 外界试探会谈消息5月24日下午3时30分，魏景蒙离开香港，4时30分抵台北。即直接赴蒋经国办公室，报告维也纳之行。 5月25日（周日）上午8时30分赴长安东路官邸，再向蒋经国报告。 蒋重复确认路易斯从卡布里和罗马对魏说的话，似乎很重视那个没能在东京见到台方人员的人，认为那人可能有许多路易斯不知道的事要告诉台湾当局。 接着蒋问：“你对此行的印象如何？” 魏答：“彼方似乎比我方要急。” 蒋经国也对军事合作很感兴趣，关于“贸易商”的角色，蒋问：“朱新民担任好不好？” 魏未置可否。 蒋经国交待，如果蒋介石要见他，可如此报告“接触经过”，魏对此记录如下：路易斯在卡布里时，来电表示想于4月底以前在欧洲或者在东京和我见面，当时他只在卡布里停留一天，然后就到罗马，他要我们答复，但我们未回答。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又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我们准他来台湾，被拒。由于东京媒体警觉性高，他没去成东京。后来，路易斯提到可在曼谷或新加坡见面，我同意在曼谷见，但要延到5月20日之后。经过商量后，蒋经国决定改在维也纳见。 5月4日，他打电话来，我回电打到维也纳劳顿旅馆，我们约定于5月12日至14日之间在劳顿旅馆见面。 蒋经国认为，下一次见面地点在塞普路斯较好。届时也许还是派我去，叫我写信给路易斯约下次见面之事，但他要先请示。 告诉魏部长，路易斯没到维也纳（可见当时的外交部长魏道明被蒙在鼓里）。 5月27日上午10时，蒋经国召见魏景蒙，告之“下午4时总统茶宴狮子山总理后，于5时在中山楼召见你。”魏根据蒋经国指示，对蒋介石说了以下几点：1．他们急于举行高层会谈。 2．认为我们的5点内容空洞。 3．下次见面的重点，要谈情报交换、高层会谈方式、5点回音。至于见面地点，将等其来电时约定。 4．军火之事，他们提出的方式、地点、种类。 5．商务代表、两个月派联络员。 6。苏之回音。 蒋介石决定等路易斯来电之后，再决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会考虑派人到莫斯科。 魏又向蒋汇报：“日前曾遇日本新闻专员山本，当其说有谣传我见过路易斯了，我大笑以对。” 蒋说：“曾想向魏道明提你和路易斯见面的事，但怕他感到尴尬所以没告之。下次见他时会告诉他，以为补偿。” 魏又向蒋提到：“澳洲大使26日在酒会中问我，‘你的莫斯科之行满意吗？’cia的塞佛斯想跟我一谈，还有山本告诉我王惕吾和韦永成立委说我见过路易斯。” 蒋介石听完笑了笑说：“大家对你此行猜测，是想当然尔。” 对魏景蒙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蒋介石十分满意。 5月29日，有消息传来，路易斯已取得南韩签证。路易斯这次并未在东京出现，故有人怀疑路可能到南韩了，并认为南韩可能想知道路上次到台北时，谈了些什么。 第四节毒剑与橄揽枝毛泽东强调“西北可能出问题”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6月10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 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为认真地多看了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进入6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按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 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7000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 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 新疆的6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于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 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至刚才的思路上去。 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实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 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 第300章 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地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林彪的弦外之音，龙书金自然心领神会。 4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未对下传达。 进入6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戈壁滩上的38具中国官兵的尸体1969年8月10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呜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对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 王新光政委仁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透迄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分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他细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地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 “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6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又鸟)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 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 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杨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踅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地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 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仅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血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庞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 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烈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官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止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儿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联欲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联合国总部大厦。 “苏中再度发生流血冲突，苏军歼敌30多人。”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的办公桌上，放着这样一份简报。 马利克像一条抢到了一条骨头的狗，兴奋异常，在办公室里从这头走向那头，又从那头走向这头。 “这些可恶的中国人，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想和伟大的苏联开战，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他举起双拳咆哮着：“这些黄种的混蛋，统统都得干掉！”他拿起电话，向苏联驻美大使馆询问苏联领导人有什么反应。 第301章 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正在商议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 葛罗米柯气呼呼地首先发言：“我刚刚听说，昨天格列奇科同志命令军方擅自动手，在新疆消灭了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在达曼斯基岛我们吃了亏就在新疆反咬一口吗？这种做法，未免太短视，太小家子气了！这与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相符吗？”柯西金马上帮腔说：“如果是为了教训中国，这种隔靴搔痒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去年我们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让我们国家的形象蒙受了重大损害。要知道，我们正在推进的亚洲安全体系很可能因格列奇科同志的这一顿枪炮而破产！这划得来吗？” 勃列日涅夫轻声说了句：“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葛罗米柯从公事包里抽出几张纸来，往勃列日涅夫面前一扔：“请你看看吧！这是20多个使馆今天打来的电报。如果说达曼斯基岛发生冲突时，世界还弄不清是哪一个首先挑起战火的话，那这次可就昭然若揭了。不会有一个国家不认为我们是战争的挑起者。” 勃列日涅夫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看，现在还是让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吧！” 在旁边一直闷头吸烟的格列奇科终于坐不住了：“我坚持我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些！如果想惩治他们而又避免我们的损失过重，那么就应该让我们的原子弹显显威风。要根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嘟囔了一句：“那不引起世界大战才怪呢！” 柯西金站了起来：“格列奇科同志，你想过吗？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动用几颗原子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国人手中也有核按钮，一旦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计后果进行反击的，到那时候，恐怕不仅仅是爆发第三次大战的问题了，我看世界的末日也该到了！” 葛罗米柯紧接着柯西金的话说：“中国什么资源最丰富？人！请你试想一下，中国军队越过国境冲进苏联，完全可以是几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蜂拥而入，我们的武装再精良，也难保一定打得过他们呀！”奥加尔科夫补充说：“谁都知道，中国人是最擅长打游击战的！他们可以一直打下去，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像美国在越南一样陷进战争的泥淖里。” 反格列奇科派似乎占了上风。 勃列日涅夫总结说：“刚才大家各抒己见，我相信大家都是在严肃地对待我们国家和中国的冲突。既然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建议大家回去后再认真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出决定。” 其实，勃列日涅夫还是倾向于格列奇科的意见的。会后，他召集格列奇科等人在苏军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接着，苏军大本营的首脑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庐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队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 8月28日深夜，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放下热线电话后，多勃雷宁立即摸起另一部电话，打通了基辛格的号码。 基辛格最后的答复是：“请耐心等待，我们需要慎重研究。” 尼克松技巧“泄密” 尼克松听说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苏联，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没有过扩张的野心和行为。一个强大中国存在是附合西方的战略利益的。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取得了这样几点共识：首先，如果美国坚决反对，苏联一般不会敢于轻易动用核武器，因为这既不符合国际宪章，也违反美苏间的协定。 其次，美国反对的理由，最好只强调美国的利益，而不涉及中国。因为过多的涉及，一方面会把美苏关系搞僵，使缓和的局面彻底毁掉；另一方面，也会伤害中国的尊严。 第三，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快通知中国，使他们有所准备，制定必要的应变措施。 前两点还好办，这最后一条可把基辛格给难住了。美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双方积怨很深，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也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在耍什么花招。 尼克松出了一个主意：把消息透露给某家报纸的记者，让他们捅出去。 这样即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他也只能干瞪眼。美国无秘密嘛！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顿时整个世界凝固了，窒息了，人们那惊恐的目光，聚焦在中苏边界两端的导弹发射架上。 正在克里姆林宫焦急等待回音的勃列日涅夫，等来的是他那份阴谋的公开曝光。 他被美国人出卖了，愚弄了。 除了暴跳和怒骂，勃列日涅夫还能有别的办法撒气吗？ 10月15日，基辛格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阐明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不能坐视不管。战争一旦爆发，美国会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 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核战争所产生的污染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亚洲驻扎的数十万军人的安危，并会使全球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与几个老帅开会分析这则消息的可靠性并商议对策。 几位老帅都认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他们的常规武器用于和中国打进攻战，力量还远远不够。 聂荣臻分析说，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无非是指对我国部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或摘除性的打击，而这些目标很可能是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和北京及东北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 因此，聂帅建议，城市应该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辐射、核污染的应急练习。 第十二章林彪坠机黄沙，黄埔校长悲怆泪涌。“山姆大叔”不忘“老朋友”，蒋介石不敢贸然“与魔鬼握手” 第一节“密使”失约罗马毛泽东对战争的预料中南海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 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了一下。。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式，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 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 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浆才能将8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中苏边境，苏军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00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 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500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8亿人民8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哼！没有400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320万。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 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暴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第302章 。。”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珀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萦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无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朱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偌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毛泽东的“小花招”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毛泽东今天是语声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抻量警报后的五分钟。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地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柯西金大失所望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周恩来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想避开与苏联领导人见面。参加正式吊唁活动，这样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中苏领导人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和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作为胡志明的莫逆之交，周恩来为不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感到万分遗憾。 9月4日晚上，周恩来在吊唁并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匆匆乘机回国。9月9日上午，越南在河内巴旁广场为胡志明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各国代表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柯西金见吊唁的外国代表中没有周恩来，不免有些失望。他找到前去吊唁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表示希望在参加完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停一下，同中国领导人见见面。 中国迟迟没有答复。 柯西金几乎失望了。在专机临起飞前，他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大使，将他回国飞行停留的路线详细地告诉了中国大使。 柯西金始终认为，格列奇科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一想法是丧失理智的疯狂的意念。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高空气流四处飘散，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也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与中国接境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何况要消灭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几颗原子弹无疑是做不到的。假如中国实施报复，将所有的核弹都一古脑地扔到苏联头上的话，那么这种灾难也是苏联所无法承受的。 柯西金的种种和平建议虽然在政治局多次会议上均未引起足够重视，但他却甘愿再冒一次风险，向中国领导人晃动起橄榄树枝，准备做一次和平的使者。也许是他的和平意愿感动了上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机出现了：9月10日，当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忽然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 机场贵宾室的一场舌战上午10时30分，当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人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到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190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双方一落座，柯西金就说：“周恩来总理，我们大约有将近5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吧？记得上次会见，毛泽东主席表示要与我们争论一万年，我那一次可是被你们责骂够了！”说完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周恩来神色严峻地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 第303章 但是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一百万年以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还会有的。有矛盾，有斗争，即使吵架，也应该是争吵，‘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可是你们在边界上驻扎着200多万军队，还让400万青年到边界紧张地区定居，并连续不断地进行核实验，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想与苏联打核战争吗？要知道：我们只消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将你们打回石器时代！”柯西金有些恼怒地说。 周恩来神色越来越冷峻：“部长阁下，你这可是赤裸裸的威胁！边界紧张局势是怎么造成的？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在欧洲驻军，我们没有派坦克师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尽管如此，如果你们胆敢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曾多次领教过周恩来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厉害劲，自思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于是把脸色和口气放缓和了些：“我这次来，知道不可能通过一次会晤，就改变我们的分歧，但避免战争，是我的目的。我想总理阁下也是欢迎的。” 周恩来声音很平静：“我们的立场早已挑明，我想再重复一遍，中苏两国边界有些地段没有划定，有争论的地方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谈判解决。在未达成协议前，双方应努力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中国绝不会首先挑起战争，但我们并不害怕战争，不管是小打还是大打，甚至打核大战，只要有人敢欺负我们，我们就奉陪到底。” 柯西金想一想说：“不再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不首先挑起战争，我想我们可以做到。” 最后，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摆脱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通过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这些毕竟仅仅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通过谈判落实正式协议并付诸实施。双方就谈判的地点、代表团成员和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一次重要会晤的流产1969年9月20日，蒋经国来电告诉魏景蒙：“明天下午2时30分赴中山楼听副总统演讲。然后一起见总统。最近，尤特（c。yuterj．s．d。）正在推动全球禁止核子试爆，他已与俄国官员谈过，尤其是支持此构想的基德洛夫。他也告诉美国大使李奥纳德等人。在今年8月20日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国和苏联联手摧毁中共的核子武力，以惩处不受管制之国家。这封信中，他也暗示我们愿执行此项处理。但他仍然在联合国安理会倡议给予中共联合国会员资格。建议向总统报告上次会谈时，提出以下的重点：1．我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时机已成熟。（包括大陆内外的亲苏共党分子）、（派代表驻莫斯科等）。所有这些关系的改善应可在高阶层抵台湾时达成。（交换匪情） 2．应提供我方海空军的攻击配备，俾便同步配合苏联的倒毛行动。 3．罗布泊（中共在新疆的核弹基地）对我们双方都是威胁。（建议使用苏联飞机和我们的飞行员） 4．透过安排，我们愿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将来与西藏的关系） 下午3时30分，蒋经国和魏景蒙赴“荣民总医院”探视蒋介石，蒋的脸颊上仍有一点伤痕。三人谈了很多也谈了很久。蒋介石令魏景蒙不要去象牙海岸，应在赴罗马后立即回台，以下的文字可视为最后的定稿：见到路易斯时，先听他如何说法，如果其态度依然友好，或有积极之建议，我方不妨做以下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一、在目前情形之下，中苏两国已经到了应作进一步增进双边友好关系。乙方如派员来台面商进行步骤及提出具体的建议，则双方就可切实合作，积极进行。 二、毛泽东拥有原子武器，甲乙双方皆受其严重的威胁，甲方可与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彻底消灭之方法。 三、如不用武力，毛政权是不会自己崩溃的。甲方有足够训练的人力担负其事，惟其海空军的力量还不够，故需要乙方供应适当海空军之攻击武器。（类如米格—23、远程轰炸机、飞弹潜水艇等）、（第三项最好要待对方提出时我方再提，否则始终不提）、（此时可察其反应如何，方清淡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干空军人员驾驶新式米格轰炸机突击其原子设备，未尝不是一个方法） 四、为了造成毛泽东极不利的形势，以及变更今后世界的局势，甲方与乙方应共同磋商在适当的条件下，甲方可以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 9月20日中正亲笔于荣民总医院接着，蒋介石又讲了下次见面的9点提示：1．问他对我方所提5点，你们有否意见（答复）。 2．我们始终遵循孙总理遗嘱，原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总理教导我们，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他主张亲苏（容共）政策来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国害民之徒毛共。 3．反毛之中共党员如其有愿皆可容纳于国民党之内，但其不能另有共党的组织，亦不能跨党。 4．中共在国内如另有组织，则与国内各政党的组织同在国民党领导之下。 5．如果问起要什么武器，则可答应此事迹待他们对我方所提5点有了确实答复再行详商，如无对我方5点有了确答，则待双方正式代表会商时详谈。但我所欠缺者只是海空军新式武器。至于陆军武器现可自给之语。（略答）问其是否已准备派正式代表来台，或要由我国驻双方友好国家大使先议，但最后仍须在台北举行最后的会谈。 6．外蒙问题可以略提我承认其独立的可能性，但新疆与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必须完整。 7．对毛具体计划应由双方组织参谋团共同实施。 8．讨毛行动必须由中华民国政府单独负责实施，不须外国参加。 9．对毛共核子武器，由他们供给武器，由我方负责实施摧毁。 魏把蒋介石以上9点提示译成英文之后，蒋经国交待他另加3点：1．甲方不愿为了中国讨毛战争而引起世界之纷争，故不需要外国参与其事，只要乙方声明此为中国内政问题，不予干涉。 2．乙方应当体念到过去支持毛共夺取政权之政策是斯大林的绝对错误。 经过毛共20年残暴统治，中国大陆人民对其恨之入骨。今后乙方只有支持国民党推翻毛共政权，方能使中国人民对乙方发生好感。即中共党员与军队亦将因此而亲苏，并将与乙方重归旧好，如果乙方仍想扶持中共其一部分人起来讨毛，则无异于以暴易暴，必然是大陆人民不能忍受的。 3．在甲乙双方合作之下，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讨毛战争，在政治上可以容纳一切反毛政治团体（包括反毛共党分子）。 在与蒋氏父子会谈后，魏景蒙感触颇多，当天晚上，写下了如下杂记：1．美国与中共勾搭并非新鲜事，20年来他们一直扬言放弃我们，美国与中共棘手的是台湾问题，美国想把台湾作为基地。 2．台湾政府和人民此时特别感到不悦，但美国不能占领台湾，台湾也不能自行成为独立国家。 3．如果废除苏联与中共的友好条约，会对大陆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冲击，对我们有利。 4．不交换情报和代表，如此零星会引起猜疑，对苏联不好。 5．1949年以后，加上斯大林支持毛泽东。“是大陆人民所不能容忍的”。6．使美国与中共关系不顺畅的，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金门和马祖问题，我们被要求自这两外岛撤退，但我们断然拒绝。 7．（大使级）会谈，我们同意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进行大使级的会谈。 8．我应问他苏联倡议亚洲共同安全联盟意图何在。东南亚的情势非常复杂，受美国影响很大，日本、南韩不会接受此构想。因此，关键问题是毛泽东仍然存在。他对承认外蒙古的行动有何看法。 9月22日，魏景蒙前往阳明山向蒋经国辞行。魏问：“如果反攻大陆，美国的态度如何？” 蒋答：“第一，美国自顾不暇顾我事；第二，反攻大陆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第三，美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把握反攻成功，美国不反对，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以武器支援，美国不反对。” 9月22日，魏景蒙在孟买投邮，信是写给路易斯的，约定10月罗马见。内容如下：亲爱的路易斯：我于10月2日至6日一定会在罗马，我没能在伊登旅馆订到房间，改住罗马的parcodirprincipi旅馆，我的电话号码大概是861089、841071，我会在那里等你的电话。 祝好tanalin（景蒙） 10月2日，魏景蒙抵罗马。 打电话至伊登旅馆，路易斯不在那儿，也没有预订2日和4日的房间。 在打电话之间，魏景蒙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间谍在跟踪他，而他又找不到路易斯。晚餐后，魏于10时许走到伊登宾馆，服务人员说，路易斯来电，他可能于4日到，停留一星期，要来访者尽量不打电报或长途电话。 第304章 据旅馆工作人员说，路易斯自称是美国人。于是魏景蒙在伊登的柜台留言给路易斯，“请回电principi旅馆227号房”。 中午12时30分。魏景蒙从飞机中收到莫斯科电台再度指控中共是盲目的排他主义和国家主义。 这一天的广播对有关中苏关系问题做如下报道：1．边疆撤兵36公里；2．恢复谈判与贸易；3．苏联将援助河内；10月4日，正午时分魏景蒙向伊登查证，路易斯仍未住进。下午3时、6时、9时、11时再查，仍未住进。 10月5日8时30分，魏景蒙再次向伊登旅馆查证，询问台人员说，路易斯已取消预订房间。魏赶紧到电信局打电话给他，路的太太接电话。魏告诉她自己的旅馆地址，并说会在罗马等至110月7日。 魏再向伊登宾馆查证，询问台说，“他昨晚打电话给经理，取消预订。”10时45分再打电话至莫斯科。转告他在principi等路到10月6日晚为止。10月6日前再打电话告诉他新地址。并商定10月7日回家，不再呆在罗马。 魏景蒙等着看路易斯是不是会打给他。但他知道，事情至为明了，不必等候矣，归去来兮。客气的打电话给他太太，只是告诉她，自己记挂他，但必须回家处理事情，如果路要找他，可以打电话至他家。杰姆斯（魏景蒙）10月6日10时，魏景蒙再次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她说：“从未收到自孟买寄来的信。有很多要寄给他的东西都没收到。” 魏说：“请他打电话到我家和我连络。我明早返台。” 10月9日下午4时30分魏景蒙返家。 下午6时30分向蒋经国报告任务失败。蒋经国称许魏的行事并作出如下的反应：“中共和苏联不会联手，幸好你没见到他告诉我们的态度，不必去见总统，好戏就要上场，等着瞧吧！” 10月10日，蒋介石要在“国庆”典礼之后见魏景蒙，但他已离开（张群）办公室前往泰顺街。 取得电话联系后，魏获指示在下午3时偕蒋经国到士林官邸见蒋介石。 魏景蒙向老蒋报告和路易斯连络的所有经过。 蒋介石也认为这次会晤的任务失败是因苏联政策所致的看法。 以下是蒋介石的反应：1．我们现在按兵不动（不便采取任何行动）。 2．他们不会有进展。 3．应该看看中共第7和第8号广播稿，其中对解决边界冲突方面并无进展。 魏景蒙作了半小时的报告后告退。蒋经国与蒋介石继续谈。 回家后，魏景蒙将《中国邮报》刊出的关于合众国际社9月17日发自英国的一篇报道剪下，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上面引述苏联“新闻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撰写的新闻报道，说苏联“很可能”采取像进犯捷克一样的模式，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全文如下：合众国际社伦敦17日电一名经常在国外为苏联传送消息的苏联“记者”周二暗示，苏联可能干预中共，显然会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 曾预测赫鲁晓夫于1964年垮台的莫斯科记者维克托·路易斯，仍如前次在销路广大的伦敦晚报上提出上述极为不祥的暗示。路易斯指出，苏联可能会发动入侵捷克式的干预行动，他说，中国大陆的反毛力量“非常可能”推出一位领袖，由他来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手足支援”。 路易斯在文稿中指出：“从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事情观察，证实苏联采取下述政策，即社会主义国家有权依据自身或那些遭到威胁国家的利益，干预彼此的事务。” “中国大陆比捷克大好几倍，而且会积极抵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会施行此种政策。” 谈到苏联攻击中共核子设施的问题，路易斯神秘的又说：“苏联敢不敢攻击中共在罗布泊的核子设施，是个战略上的问题，因此全世界只能在事后才见分晓。” 路易斯说：“莫斯科的消息灵通人士对于西方会因苏联计划空袭罗布泊而兴奋感到意外，此间都很清楚苏联的核子设施目标就是对准中共的核子设施。” 他说，苏联倾向以火箭取代部队的攻击，苏联有“各种火箭可供选择，端视地形和其他情况而定。” “例如，中共想占领一个岛屿，它会放火烧光地面和很多已经派在该地的军队和装备。” 此话显然是指中苏在珍宝岛的边境冲突，有关该岛曾为焦土一事，以往未曾透露过。 他并提出警告说，“毫无疑问，中共在每次遭到小股势力攻击时，一定会采用焦土政策。。在莫斯科看不出准备与中共开战的迹象。。全苏联人最近已有毛泽东可能发动攻击的准备。” 路易斯说，以往抨击中共的冗长演说仅在苏共集会时向党员宣读，但现在已被视为人人皆应知晓。 他说：“当然，此间还有许多事是不为外人知的，但这些事都会引起军事上相当严重的关切。” 路易斯在报导中还说，从越南获得的消息，中共已从北越撤回许多顾问，他们汲取了和美国人作战的长足经验，而这些人都被调派至中苏边界。 第二节“第一号令”出笼背景神州大地全面备战1969年秋。北京西郊玉泉山。 毛泽东的案头放置着一份文件：曾经到过台湾、会晤过蒋经国、经常代表苏联官方透露重大决策的“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赤裸裸地写道：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阅过之后，毛泽东久久地陷入了沉思。 如果说美国人主动“泄密”别有用意，那么这位苏联“密使”的公开叫嚷又说明了什么。既然在新疆敢扔，那么在北京也有可能。 毛泽东立即向中央发出警告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毛泽东给他们具体决定了疏散的时间是10月20日，即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日以前，并为一些老同志指定了地点，大致都在京广铁路线附近。说完，他便率先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部疏散，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 林彪跑到苏州以后，次日便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战备“第一号令”。于是，引起了全国一片动荡不安：满载军队的列车彻夜不停地在铁路线上隆隆行驶，边防的士兵们在野外帐蓬里枕戈待旦。。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 “第一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 由于“第一号令”是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的，所以又称“林彪一号令”。 接着，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县；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聂荣臻到邯郸；刘少奇鼻子上插着鼻饲管躺在担架上被押送到开封；邓小平、陈云、王震被“疏散”到江西；陶铸被押送去合肥。这些被打倒、被夺权的对象，反而要重点“保护”起来了。似乎他们对这些“黑帮”们的人身安全，关心得无微不至。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意。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的核攻击保持高度的警惕，也主张中央领导同志不要集中在北京。但是，也对林彪一伙借战备为名，以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十分反感。所以毛泽东听了以后，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封锁。 “一号令”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汪东兴飞京怠传指令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首要议程是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人大，先要修改宪法，使之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改天换地”相适应。 1970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收到了周恩来从北京送来的文件，他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人们今天早已熟知庐山会议上那一场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斗争，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是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不是林彪。 周恩来的考虑是合理的。自从1966年8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造反狂潮中停止工作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定为“叛徒、内奸、工贼”，1969年11月惨死在开封。国家失去了国家元首，可以代行职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也被诬蔑为“军阀”，此刻正疏散在广东。外国元首来访，只能由总理周恩来出面，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非长久之计。 毛泽东的考虑也是合情的。 第305章 早在1959年，他便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 他厌烦那些接受国书、接见大使的繁琐礼仪事务，宁愿在书房中，恬静地翻阅古籍，思索深层次的大计方针。但是，自1962年以后与接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某些意见分歧，使他错误地得出了“大权旁落”的判断，终于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现在再设国家主席，由谁来当？显然，只有第二号人物林彪。这也是他不愿意的。他总感到，在林彪狂热的个人崇拜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些令人难以琢磨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之时，有过几次不同凡响的表示。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表示了对林彪大讲政变的不安。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中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并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立即引起了刚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满腹狐疑。 因此，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考虑是长久的，选择是唯一的。 3月7日，毛泽东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他明确地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要他第二天立即回北京传达。 汪东兴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后，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点了一下头，毫不犹豫地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3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林彪未来以外，到会的成员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指定叶群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会议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林彪。 事情本来到此可以划上一个句号。虽然不设国家主席并非一个圆满的处理，但也别无良策。谁知，一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 3月17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到是否设国家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康生、张春桥主张不设，吴法宪、李作鹏主张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分歧还反映在宪法中是否写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此言是林彪发明的，写进了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等人一直视此为一大功绩，是“高举”、“紧跟”的“专利”。而康生、张春桥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时，就知道了毛泽东讨厌这句话、严令删去的内情，所以主张在宪法中不写。但他们故意不说是毛泽东的意见，只一味坚持不要写，却暗中窃喜吴法宪等人越来越陷进圈套。不明就里的吴法宪则拼命抓住康生、张春桥的反对态度，以为既抓住了笔杆子们的一条罪状，又可以维护林彪的地位。 自中共“九大”以后即开始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展开了各怀鬼胎的争斗。周恩来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一切。他拿起了红色电话机，拨通武汉东湖，向汪东兴说明了怀仁堂的唇枪舌战，同时又送去了一封信。汪东兴把信呈交毛泽东时，转述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听说，毛泽东脸上立即显露出不快的神色，再次对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缓缓的话语中蕴含着坚决的态度。 然而，林彪竟不为所动。 4月11日晚，林彪在终日不出的密室中踱来踱去，突然叫来秘书，口授了一个电话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考虑缓和中美关系叶群亲自打电话将这个意见告诉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后笑了。他不无调侃地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董必武）当吧！”收敛笑容后，毛泽东又提笔在中央政治局转来的林彪意见上斩钉截铁地批了一句话：“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态度不容置疑，林彪也并不退让。于是，此后，演出了一场人所共知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风云。但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外方针上，这一点则不曾为人们和后来的研究者注目。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即《五·二○声明》。这个声明是乔冠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其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孟子》名言的引用，使之增色不少。但毛泽东内心并不以为这个声明特别重要。他脑海深处，正在考虑做一篇缓和中美关系的大文章。 按照中央的安排，5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上午9点，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室，这是毛泽东接见外宾的主要场所，又称湖南厅。他们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宾努首相。 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一见面就赶上几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倾诉着感谢的话语。此刻，这个落难的王公感受到真正朋友的情谊。 3月19日，西哈努克一行从莫斯科抵达北京，这次国事访问却成了苏联卑劣的出卖。在西哈努克访问苏联期间，柬埔寨发生了政变，朗诺上台。苏联却严密封锁消息，不让亲王一行知道，又若无其事地照常接待他。礼送他出国的那天，才在飞机上告诉柬埔寨国内政变的消息，然后撒手而去。目瞪口呆的亲王倾刻无家可归。这时，中国政府伸出了援救之手，决定照常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他到达北京机场后，周恩来立即对他说：“我们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热泪盈眶的西哈努克于3月2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柬埔寨爱国统一战线。 见到毛泽东，西哈努克激动是自然的，而林彪那天的表现则有些反常。 早晨5点多钟，林彪就把秘书叫来。他坐在沙发上，慢吞吞地说：“今天我要参加天安门大会去。你们给我点点话题，我听听。”所谓话题，就是有关的国际形势，因为这是发布《五·二○声明》的大会。秘书从柬埔寨起头，又讲到越南、老挝人民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同以色列的斗争，苏联、美国的动向等等。忽然，秘书发现林彪头仰在沙发上，两眼紧闭，嘴巴微张地睡着了。秘书只好悄悄地退出来。 为了应付上午的大会，叶群立即布置给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引起了林彪的亢进和反常。 林彪对着西哈努克，语无伦次地说着：“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地球是一个大火球。有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全世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瞥了林彪一眼，对西哈努克笑着说：“他是讲打的。”林彪一反谦恭不语的常态，急急地争辩似的抢着说：“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 也许觉察到自己的抢白失态，林彪又赶紧唱起了高调：“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世界。毛主席将活得很长，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听到这里，毛泽东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好了，就吹到这里，开会去。” 林彪反对中美关系缓和大家一起驱车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红旗似海，万头攒动，汇集着几十万人，将举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要在会上宣读《五·二○声明》。西哈努克情绪激动地在城楼上用中国话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报以“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西哈努克双手合拢，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说：“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毛泽东却笑着回答：“没有中国，你们也行。”他掰开手指历数说：“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300万人口，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他们都胜利了嘛！” 表现失常的还是林彪。 对着麦克风，他用湖北腔大声说道：“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显然，他离开了讲话稿，正在百万人大会上胡言乱语。好一阵子，林彪才开始宣读《声明》。 人们都为林彪的讲话表现吃惊，却没有注意到在谈话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他是讲打的”及林彪辩白态度的份量。西哈努克更没有弄清这反映了中国头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的什么不同。何谓“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分歧要从1969年冬季讲起。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协，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他考虑采取战国时代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作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使斯托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 第306章 中国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恢复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他的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一个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那么，剩下的南越政权便远不是越南北方的对手。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他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10、20年地拖下去。发展了游击战理论的毛泽东，深知游击战并不是解决战争的手段，只是促使敌我力量发生转变的过渡。“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林彪为什么主张“熬”？因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林彪集团在不胜不和的持续战争状态中，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林彪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又说到林彪：“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庐山会议上的错误，放过了毛泽东给他的一次又一次机会。 毛泽东和齐奥塞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慢慢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瞟了林彪一眼。林彪仍是一言不发，毫无反应。 毛泽东提高了声调：“赫鲁晓夫叫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人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语言。毛泽东这时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林彪面色苍白，呆坐在那里。 未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118室。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莫名其妙地愣愣望着林彪。他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脸上无一丝血色，仿佛一尊蜡人。118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泰然处之，依然谈笑风生。 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118室，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永远是一个谜。 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开始了他震惊世界的南巡。 秋风再起的时节，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也生了一场大病。 第三节“密使”再晤维也纳尼克松对中美关系的探索1969年初，尼克松以总统身份所进行的第一次国外旅行，便开始试探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他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时，戴高乐告诉他：“对你们来说，与其在中国强大起来后而不得不承认它，还不如早点承认。”他认为戴高乐的话是对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7亿人口的巨大潜力无疑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和军事巨人。他请求戴高乐通过法国驻华大使把一个口信转达给中国人，说他将结束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状态。1969年4月新任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把尼克松的口信带到了北京。 接着，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关系的行动。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从7月23日起放宽对美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7月23日，尼克松在白宫的草坪对一批学生说：我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那里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及全世界的所有人民都能走在一起，一起谈话。 在中苏核大战危机期间，由于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和充分的战争准备，也因为美国的强大压力，苏联终于放弃了进行核战争的愚蠢想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不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胆略，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而且也使美国总统尼克松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坚定了他打开中美交往关系大门的决心。 11月初，尼克松命令美国海军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12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邀请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使馆会谈了一小时，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这使美国人感到欢欣鼓舞。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从12月23日起，允许美国拥有的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的物资。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中国大使馆内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了会谈，这使自1968年1月8日第134次会谈以来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会谈宣告恢复。在2月20日举行的第135次会谈中。斯托塞尔向中国建议，由美国政府派出一位高级代表到北京进行更深入的会谈。他遵照指示告诉雷阳：“美国在台湾有限的军事力量对贵国政府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我们希望，随着亚洲日益走向和平和稳定，我们将能够减少我们目前在台湾的军事设施。”雷阳在宣读的声明中，则建议双方继续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或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渠道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中国政府将乐于接受美国总统派出特使深入研究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4月7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公报中根据国外资产管制条例，规定国外子公司和外国公司同中国的贸易中，允许装有美国制造的非战略物资的部件输往中国。 布拉萨大酒店前的枪声1970年4月24日中午，蒋经国从纽约的皮耶饭店前往布拉萨大酒店，参加远东美国协会为他举行的午宴。这里的气氛很煞风景，有几十个台独联盟分子，手持要求台湾独立的标语向蒋经国示威。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的护送下到来。当他下车走近酒店的正门时，突然从正门两侧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个迅速冲过警卫，在蒋经国身后掏出手枪就要射击，此时的蒋经国随着扇形转动门进入门内，正处在有效射程内。就在刺客将勾动扳机的一刹那，美方一名警卫抓住了刺客手腕向上一举，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同时，两名台方警卫挺身相挡，推了蒋经国一把，子弹从蒋经国身边上方飞过，射入墙壁。开枪的刺客挣扎着要冲进去打第二枪，被警卫关在转动门里就擒。 另一名刺客也被制服。 经美国警方审讯，刺客叫黄文雄和郑自才，都是台湾青年，系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 布拉萨大酒店门前一声枪响，令美国朝野震惊。当夜零时30分，消息传到台北，84岁的蒋介石闻讯惊喜交集。蒋经国遇刺无恙，却留下种种谜团。这次从4月20日至24日的访问，是蒋经国第五次访美，是在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后的第一次访美。美国在接待礼仪上有过度不寻常的表现，以接待国家元首礼仪，包括动用三军仪仗、十九响礼炮，接待了一位“副首相”。蒋经国此次访美目的之一，是急于想知道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举行的华沙双边会谈，打算做何种让步。但是尼克松、基辛格和蒋经国会晤，除了惯常的外交辞令，没有透露一点信息。对蒋经国的其它要求，如更新军事装备等，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承诺。给予那么高规格的接待，但却不给任何实惠，这对于台湾来说，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未来关系的谜团。”但令人费解的却是安全的“漏洞”。蒋经国此次访美安全措施，那是非常严密的。在公众场合都是内、中、外三围警卫。 第307章 以蒋经国为中心的10米半径内为内围，除美国的礼宾人员外，全是台方贴身警卫；10米到20米内为中围，由美方便衣和穿警服警卫混合编组负责；20米到50米外，由美方警局武装人员负责。就是这样的三层警卫，竟使二个刺客混进外围，突进中围，接近内围，在距蒋经国10米多的地方开枪射击。这确实叫台湾警方对赫赫有名的美国警方迷惑不解，不能不说是一个“安全谜团。” 另外还有一个“马康卫谜团”。马康卫当时是美国驻台湾大使，他对蒋经国访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卖劲。在蒋经国访美动身前，他先行返美去做“妥善安排”，结果却是蒋经国险些殒命。如果与马康卫的过去联系起来，那就更令人深思。马康卫在担任美国驻南朝鲜大使任内，发生了军事政变，90岁高龄的总统李承晚被赶下台，在马康卫“道义”的“保护下脱险”，被秘密送往美国夏威夷，老死在那里。以后马康卫继任驻越南大使，又发生了军事政变，总统吴庭艳在马康卫“道义”的“通知”下，乘座车逃亡，在离开总统府的半途被叛军乱枪射杀。总之，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马康卫到哪里哪里就有灾星出现？马康卫为蒋经国访美的“妥善安排”与遇刺有没有什么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马康卫谜团”。 以上种种谜团，随着时光的流逝，有的已经解开。“未来关系的谜团”，以尼克松1972年2月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说明，尼克松此次邀请台湾政权核心人物之一的蒋经国访美，是向台湾“道别的一种方式”。“安全谜团”也已理出了头绪，擒凶的美方警卫与行刺阴谋无关，那名及时抓住刺客手腕而使蒋经国无恙的美方警卫，确是尽职尽责，为此蒋经国将自己当时所戴贵重手表相赠，以谢救命之恩。当然台方有功警卫也更亏待不了，在关键时刻挺身救驾的钟湖滨、温哈熊由于一挡一推，表现了特有的“忠诚”，分别被拔攫为中视公司总经理和联勤总司令。至于两个刺客的行刺目的，则是为制造台湾独立服务，行刺是台独政治运动的一项行动。关于“马康卫谜团”至今乃是不解之谜，也许谜底在美联邦调查局的绝密档案里。 当天蒋经国遇刺无恙，照样按原计划进入布拉萨大酒店赴宴。宴会未终，美国捷足记者追踪而至，请他发表“遇刺感想”。美国记者之如此突发新闻采访，令贵宾大为折服。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美国果然成就蒋经国的仁爱之心，释放了刺客，理由是未伤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在闻讯后，都当面向他们请来的贵宾表达了“美国式的歉意”。不过还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完全民主开放的国家”，诸如此类事情的发生，绝非特例，譬如肯尼迪总统也一样遇刺啊，而且被刺殒命哩！因此希望勿因“意外事件”而介意，更希望不影响双方长久深厚的感情。蒋经国则答：“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路易斯为失约道歉1970年3月，路易斯给魏景蒙寄来了复活节卡片。8月22日自哥本哈根来电，称会停留至下周中，9月15日至9月底会在大阪，希望在博览会上与魏晤面，或可过境台北或马来西亚时，在机场晤面。路称，可随时以他住家为联络点。口气非常认真。 8月27日，魏景蒙自日月潭回台北后，即电路易斯。次日，魏在家中接到路8月6日自缅甸寄来的信函，希望见面，大约8月20日在哥本哈根，抵达后即电魏，最好致电其家说明行程。夜间，魏打电话至哥本哈根，路易斯已离丹麦。9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召见魏景蒙，嘱复函路易斯。其内容大意如此：8月6日来信收到，昨日电话才知“你已走了”。如有此需要，10月底11月初可在罗马见面。 9月12日，罗启持函飞罗马，魏交待：9月17日寄第一封信，18日寄 第二封信。 9月15日，“大使馆”来电：“路易斯赴塞普路斯，希望来台被拒绝。”9月25日下午5时30分，路易斯自塞普路斯来电话：“9月29日在曼谷过境，希望来台过境。” 魏答：“不必来台，速电家中读我罗马函。” 路易斯：“何时可见面？” 答：“如有必要，10月底11月初。”10月1日，上午9时45分，路易斯从瑞士苏黎世来电话，称：“信已收到，10月底可能在德黑兰。” 魏：“不能在德黑兰见面。” 路：“能早见否？” 答：“不能。” 路：“最早何时何地。” 答：“11月1日在罗马伊登旅馆，已订房。” 10月17日，蒋经国告诉魏景蒙：“如果谈到他的家务事，要断然拒绝。外蒙古和边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你可问之‘你们何时及如何帮我们的忙？告诉罗启，把会面地点改到维也纳，仍在同一天、同一家旅馆。” 魏景蒙通知欧洲的罗启，赶紧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通知改地点。如果路易斯10月31日不在维也纳，就从维也纳打电话至罗马，并发电报。 10月28日12时30分，路易斯从南斯拉夫来电，称他同意改地点，并会在10月30日住进劳顿旅馆ndonhotel）大约待到11月1日。并说他有点犹豫，因为须获维也纳签证，他建议在南斯拉夫见面，魏以同样理由回绝。 10月29日上午9时5分，罗启来电。魏告诉他：“已和路易斯接触，在维也纳乡村旅馆见面，时间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之间。” 1970年10月30日，路易斯住进了亚士都旅馆309号房。 下午2时，路易斯来劳顿，在离旅馆5公里的马路与魏会面。他先为去年10月失约，未在罗马晤面道歉，因为莫斯科的鸽派觉得，如果晤面，会破坏北京会谈，将是很困窘的事，鸽派的代表为柯西金。 鹰派需要“弹药” 在这次谈话中，路易斯一再抱怨电话太难接通，导致多次未能和魏联络上。路问：“有无可靠的中间人在维也纳或新加坡，或吉隆坡。能否给我台北的过境签证，以便急需时用。”魏略加思考反问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qisuu.：“此次要求见面的理由安在？” 路答：“明年3月（已延开二次）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会充分讨论权力问题，这是‘鹰派’表明他们观点的重要时刻。在台北时，蒋经国曾告诉我，毛死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可能更恶化，我在多个场合转达了此一观点，效果甚佳。但如今‘鸽派’认为，柯西金已与周恩来晤面，并建立了会谈管道，且双方并无战事，情况已经很好了。‘鹰派’说，‘你不能保证将来没有战争，而且只会给毛泽东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战争。’如果台湾可以提供情报，证明毛泽东在积极准备发动更大的战争（对抗莫斯科），我就可以充分利用。 “除了提供匪情外，台湾应再有一份假设的声明，告诉莫斯科台湾希望他们做什么以便消灭毛泽东。” 魏问：“苏联愿意做到什么程度，以及莫斯科能做些什么？” 路说：“上回在维也纳，苏联已经很确定的承诺，如果国共交战，苏联不会帮中共。这一次，更进一步的说，苏联愿和中华民国合作来消灭毛。”他们约谈了30分钟，因来往的人愈来愈多，便决定离开，到美丽的乡间去转一圈，并且继续会谈。 路易斯在匈牙利租了一辆车，和太太一道开到维也纳来。两人上车后，路问魏：“你们有什么‘弹药’可以给鹰派，好让他们在大会里能提出可信的证据。” 魏说：“这件事一定要在高层会谈中讨论。” 路不同意，说：“认为高层之间要先有桥，我们就是桥。德国与苏联谈判即像我们这样谈成的。” 魏说：“若干至关紧要的事，只能在高阶层说，例如官方承认或者共同发展西北或东北。”路说：“这些事不应在现阶段列入谈判，因为它们还太遥远了。目前我方的兴趣是双方应如何在政治上及军事上进行合作，以消灭毛泽东。因为苏联已开始意识到，和毛泽东已毫无希望复合，而且毛之后也不会有亲苏派，因此毛帮非消灭不可。” 魏问：“双方如果合作，莫斯科能做些什么事。” 答：“莫斯科当然不会派遣大批军队到大陆和毛作战，不过，苏联可以配合台湾的行动，在你们发动反攻时，先以飞弹摧毁中共的海防基地。很明显的，美国不会帮你们打反攻之战，苏联是唯一‘有兴趣’的强权。美国已与和北京会谈，台湾日益丧失外交承认，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也不会站在你们这一边，如果你们不能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反攻，就可能再也没机会消灭毛。” 为了说服“鸽派” 魏回答：“国不在大小，兵不在多寡之论，我们有领袖、有主义，我们有信心，我们不怕，我们会成功。我在和美国人接触中了解，如果中共和苏联发生战争，美国一定是帮助中共的。” 第308章 路：“克里姆林宫正在积极准备3月的大会，我希望有材料（不需书面），口头即可，愈快愈好，最好在11月15日至20日之间。此外，中共的和平攻势日益加强，苏联很不高兴，但又不好公开说。” 魏说：“我们要消灭毛泽东，目的在解除人民的苦难；防止核子战争爆发，以免上亿无辜中国人丧生，我们反对在中国或任何地方进行核子战争，因此，必须阻止老毛使用核子武器。毛曾说，如果核战导致3亿中国人死亡，中国还有4亿人活着，他一点也不在乎。我们也知道，苏联之所以对我们的反攻有兴趣，是为了它自己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政策和原则，即使初始成功，日后必有无穷麻烦。如一旦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起冲突，苏联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在‘鸽派”、‘鹰派’来看，答案是一致的——就是置身事外。” 路说：“克里姆林宫的领袖知道，国民党和蒋介石要比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好，因此，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们，毛的接班人不可能对苏联友好，那么鸽派就不会再对他们抱希望。。关于中华民国和苏联在军事或政治上合作的事，并不一定要进入细节，它可以是很简单的——理论上的，或者是假设性的。” 由于台湾没法提供一个在路易斯活动范围内的联络地点，路易斯只好把他岳母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魏，叫魏把他们下次会面的地点告诉她。 路说：“我会在欧洲游历一阵子，大约到11月下旬，等你的电话。北京会谈很快就会在莫斯科召开，为什么？为了面子。莫斯科新任驻北京大使是个畜牲，所以莫斯科派他赴任。” 路给魏看一份哥本哈根的剪报——“陶普斯号”船员事件（苏联油船船员，在台湾海域被捕）。路说：或许这是他来台北的一个好借口，他要魏替他想办法。他给魏几封信和照片，好让他交给“陶普斯号”船员。 他们谈完后，魏看手表，正好下午6点。 分手时，路约定魏在他的亚士都旅馆309房见面，和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席上路说：“克里姆林宫知道苏联的粮食问题很大，最简易的解决之道，是给人民工作，但这不行，因为如果克里姆林宫，这样做，共产主义的根基就没了。” 10月30日，魏景蒙在日记上写了关于“鸽派”和“鹰派”：“柯西金代表鸽派，布里兹涅夫代表鹰派，后者会胜。柯西金那一帮有长期和老毛打交道的经验，但布和国民党并没有很多经历。”10月31日，亚士都旅馆309房。 这是栋老旧的英国旅馆，魏到那去见路易斯，他太太珍妮佛是个很英国化的精明女子，有3个孩子，都是男的，她还想生个女儿。 他们给魏景蒙看小孩的照片，他们的大房子，还有一间加盖的，充作书房或书室。 他们到餐厅午餐，决定餐后开车到乡下兜风以便谈话。 最后一次谈话大约两点半吃完，他们沿着17号公路驶往维也纳森林。下午6点时许返回维也纳，第二天，路易斯离此前往苏黎世和罗马。 这段兜风是要做最后一次谈话，看看还有那颗石头没被翻开。 魏先打开话题，这是他昨晚在旅馆就想好的。魏说：“我们昨天谈的两点，由于时间不够，可能很难做到。不过第一点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北京利用和谈暗中积极准备攻打苏联的策略，是众所周知之事。他们‘赤化亚洲’的计划已定，正积极推动。苏联希望我们提供一些情报——不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都欢迎。毛打算动用核子武器，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们如果加以宣扬，对他和对目标都有帮助。 “第二点，关于莫斯科合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这一点台北很难准备，这需要召开高层幕僚会议。做这种计划，非我智慧所及。” 路易斯进一步建议，“台湾可说出需要那些装备，要多少，以及需要何种政治支援。（若有必要可分阶段。”他拟了一个草案，“比方说，台湾可提出，希望在展开登陆前，苏联先以飞弹摧毁台海对岸的海防武器。 “又譬如，台湾可以要求苏联提供轰炸机去摧毁罗布泊等等。让台飞行员使用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 他解释，“老美不会帮你们反攻大陆，只想要台湾和老毛保持和平，而苏联却会帮你们光复大陆。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你们可以以概略的方式说。”魏说：“我们原则同意你们的军事行动。” 路说：“你们能做的，以及你们希望苏联做什么，何时希望苏联协同你们的行动。一旦这些构想被认为可行，我们会‘立刻’与贵方军事将领展开数次会谈。这样做对台湾毫无所失，因为，台湾早已誓言要反攻大陆，而苏联可以帮助。简言之，我们要利用第一点来说服克里姆林宫领袖，和毛泽东是不可能和平的，中国大陆不会有人对苏联友好。如果这一点获认可，下一步就是要消灭毛泽东。 “这里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草案，上面列出苏联可以如何合作以共襄盛举。一旦同意了，军事和政治领袖会共同磋商如何采取行动。” 魏说：“容我坦白讲，假使我们成功登陆了，而‘鸽派’却扯后腿，危及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路说：“第一步只是试探动作，这个问题可日后再谈。在社会主义世界，是容不下两个领导人的，一旦两人有冲突，其中之一必不择手段干掉另一个。在这种时候，宁可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也不能容许内部存在一个背叛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台北和莫斯科之间太难联系，随时都可能发生紧急状况，但像现在却要花上一星期或10天才能联络上，实在荒谬。有些国家根本就和台北没有电话联系，有些国家的电话则遭窃听，台湾应该给我方几个人名，好让苏方能安全传递信息。希望在维也纳、罗马、吉隆坡、新加坡或斐济、蒲隆地都能有一个人。” 魏问：“柏林如何？” 路摇头说：“那个间谍窝一点也不好。” 魏给他朱新民的电话，告诉他：“这只是作为紧急联络管道之用，我会在10月31日晚上告诉了朱。” 第四节台湾当局酝酿对策驻苏“贸易商”来电1970年11月6日，魏景蒙一回到台北，就收到台湾派往苏联的“贸易商”朱新民的电报：partyconcernedasksyourcablestatingremmit－ancedatesincenecessary．journeyforestablishmentsregistrationbeforenov12晚11时30分向蒋经国报告会晤经过。当谈到苏联“陶普斯”号船员之事时，蒋说：“这或许是个好主意。这批船员是1954年7月23日为我海军截获的，共42名。其中大部分已于1955、1957和1958年分三批释放，下次释放“陶普斯号”船员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释放的时间和将去的地点，再通知美国记者。中共释放了美国犯人，我们何不也放人。” 同时，罗启在机场也转来朱新民的电报，内容同上。 11月7日上午8时，魏景蒙陪同蒋经国赴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报告，约45分钟。报告内容：此次在维也纳与路易斯见面，前后两次共8个小时。察其态度堪称积极，惟有时表示作双方之掮客口吻。此次约谈重点为了苏联将于明年3月间召开全代会，对将来共匪之政策有所决定，故要求我方及早（勿迟于11月20日）将两项资料口头上告路易斯，以便运用。 1．毛匪之生前与死后，大陆情形决无任何希望与苏联友好。相反的，毛匪正利用北平和谈，暗中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苏联。（匪美谈判应为此举）。2．根据以上事实判断，苏联只有倒毛一条路可走。因此，与我合同，可期成功。况美国之态度是不支持台湾反攻，但选择我政府与毛匪间，美国当愿我政府回主中国。苏联之态度是如果决定倒毛，最合理的途径是与台湾合作，国民党回大陆一定比毛匪好。因此必须要了解台湾是否确实有意合作。如有诚意，则需要苏联何种军事援助，及何种配合军事的行动以期成功。路易斯以为上次接触已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若我与匪有军事行动时，苏联认为是中国国内问题，不予参与。 此次会谈是进一步谈苏联参加合同倒毛行动上问题。谨将两次谈话内容记录谨陈察看。 魏景蒙记录如下：10月24日飞德国京城（英国签证未得到）。26——27日在波昂召英、比、德三处负责人谈话，指示今后国际形势动荡中之中心工作。 10月27日——11月2日在维也纳。 10月28日，电莫斯科，请路易斯改在维也纳同时在旧饭店见面。罗马空气不好，路易斯复电话，10月30日见面。 10月30日晨，路来电约下午两时在旅社外马路上见面，路易斯开车，并在郊外小吃店边吃边谈。然后在郊外驰车谈话。前后共4小时。 10月31日，又在路之旅馆中与其英国妻子3人共进午餐，然后再驰车郊外，又有4个小时之久，前后共8个小时。（并非皆在谈此事）。 所谈内容略之如下：1．道歉去年爽约之事，实北京谈判问题。 2．过去接触得到了一个具体结果：苏不干涉国共内乱。现在是进一步而为合作倒毛了。 第309章 3．明年3月间莫斯科召开人代会，为重要政策之决定，一切政策问题在积极筹备之中。要求我们给他两点参考资料：a、毛共与苏联不共戴天，非打不能倒毛。无亲苏派。。中共准备大举攻苏。b、因此之故，台苏之间应可合作倒毛工作。在此点上强调我愿合作倒毛；希望苏方之合作如下：（譬如，d日登陆，苏方先以火箭摧毁海防武器。利用苏联基地消灭罗布泊及其他重要设施等等。并说明合作及配合的好，大约若干时间可消灭之。不必细数，可分几个时期。 蒋介石关心苏方诚意蒋介石看完记录后问：“对方的态度，是否诚恳？” 魏答：“是。但有时候摆出做掮客的样子。” 蒋介石又转问蒋经国有关“陶普斯”与船员的事。 蒋经国回答：“美国曾提到此事，并说是受红十字会之请，他们不愿碰这件事，希望我们直接与红十字会打交道。 蒋介石又问：“我们有没有和朱新民通密码？” 魏：“是经过外交部。” 蒋介石：“要早一点做好决定。今晚完成书面报告。” 魏于当晚做好报告，8日上午9时到七海山庄呈交蒋经国。 11月9日，蒋经国指示：1．如果朋友要钱，告诉他没问题。10日发电朱新民，请他转告路易斯，汇款不久就到。 2．13日由罗启从曼谷寄电报给伦敦路易斯的岳母，请她转告路易斯，电文为：1970年11月13日亲爱的史泰敦夫人：请在您方便时，将下列讯息转达令郎路易斯，本人将不胜感激：“公司已原则同意。 一俟我方研究细节后，即会做决定。” tanalin敬启由于路易斯要在欧洲停留到11月中旬以等待台方的回音，所以给了魏景蒙他岳母之外另一个在布鲁塞尔的紧急联络人地址和电话：mr．eugenestanoglov20，souaudessoldoschbruselles电话：493473在这个联络点，魏与路取得了联系，路告诉魏：“我的妻子珍妮佛将马上回莫斯科。“陶普斯号”船员的事，让老美介入使他们获释，是很愚蠢的，何不让我来做这件事的宣传工作，至于我该怎么做，悉听台湾的指示，这样做，可使我在苏联人眼中有面子，也可给我借口能够“公开”到台北去。另外，我受够了台湾大使馆不友好的方式，每当有急事想联络大使馆时，总是受到刁难。有关过境签证，希望能在11月10日到20日之间交给我。问候蒋经国和其他人好。” 11月16日，蒋经国告诉魏：“总统明天要见你。”17日，蒋介石再次召见魏景蒙，至于台湾究应透过打电话给路易斯的岳母，答复他“我们对两点都同意”，还是应由魏亲自再跑一趟，当面告诉路台湾对两点的答复，蒋介石也难以作决。 第五节周恩来的一步好棋一段优美的小插曲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这正是春雨绵绵、樱花怒放的时节，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在紧张的比赛中，美国19岁的运动员格伦·科恩和我国著名选手庄则栋合奏出了一段优美的小插曲，这段乐曲将伴随着中美人民的友好不断流传下去。 格伦·科恩，这位美国洛杉矶圣莫尼卡学院19岁的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是一个“业余乒乓球和完全的嬉皮士”，一头长发，一条紫色的印花喇叭裤，当他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情准备乘车去比赛馆时，竟找不着自己乘坐的汽车了。 正在这时，一辆带有乒乓球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科恩一着急，连连招手。轿车在他身边停住，科恩扶了扶帽子，一步跳上车。 科恩长吁一口气，放下心来。抬头一看，他不禁暗暗吃惊，车上的全是中国人。中国青年们都不约而同地朝站在车门口的科恩礼貌的笑了笑，但是，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车里静静的。 科恩一个人站在车门口，由于没有人同他搭话，科恩感到有点窘迫。 这时，在大轿车最后一排座位上，庄则栋站了起来。 庄则栋跨前几步，来到科恩身边，科恩认出了他，惊喜地叫道：“你是庄先生！” 庄则栋点点头，一边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 说着，庄则栋伸手到包里取礼物。 就是这时，他身后响起一迭声的轻轻呼唤：“小庄，小庄，别，别。。” 还有人在庄则栋衣服后摆拉了一把。 来名古屋之前，按事先约定，中国人是不宜于主动向美国人打招呼的，更不用说赠送礼物。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处于一种公开的对立状态，这都是人们不得不考虑的。 庄则栋还是从包里取出了东西。那是一面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织锦上是一幅黄山风景图，奇峰奇树，烟云缭绕。庄则栋把它递给科恩，说：“这个送给你。” 科恩满心欢喜地接过来。他从迷上兵乓球的时候就知道中国的庄则栋了，庄则栋曾蝉联三届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科恩忙着称谢，一边有些慌乱地在自己的挎包里搜寻起来。 “天啊！”科恩大叫：“我什么也没带，连把梳子也没有。可是，我一定要送你一件什么。。” 轿车在比赛馆前停住了，庄则栋首先跳下去，接着是科恩。没想到迎面而来的竟是一群手举照像机的记者。“科恩上了中国人的车。”消息闪电般传开，记者们以惊人的速度蜂涌而至。 科恩的双眼被闪光灯照得睁不开了，他索性把那幅漂亮的织锦用双手高高举起，任人拍摄。在众多记者的要求下，科恩拉住了庄则栋，两人靠在一起摆姿势，让记者们拍照，然后握手道别。 科恩回到饭店，认真琢磨开了，应该给庄先生回赠一件什么礼物呢？科恩在名古屋令人眼花燎乱的商店前寻觅着，最后他看中了一件红白蓝三色的运动衣，运动衣上印着英文字样：“听其自然”，科恩立刻买了两件，一件留给自己，一件当作礼物。 第二天，科恩刚出现在赛场，电视台的摄像机立刻盯上了他，大群的记者跑过来，问他：“你和中国的庄先生交上朋友了？” 这个提问却使科恩不知怎样回答才得体，他一扭头，巧的是庄则栋正出现在场的另一头，科恩急忙大叫起来。庄则栋和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同走来。科恩上前把他拉到电视摄像机前，事情的发生再一次快得不可思议，在短短十余秒里，体育馆内的记者持着照像机都迅速地跑来，把两位新闻人物团团围住。 “你好！”科恩热情地打着招呼。 庄则栋也友好地冲他笑了笑。 记者越来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科恩费了好大劲儿才从挎包里取出准备当作礼物的运动衣。 科恩大声说：“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庄先生。”他把运动衣递过去，庄则栋点点头，微笑着收下来。然后，科恩双手展开织锦高高举过头顶，庄则栋也以同样的姿势高高举起了运动衣。两个人站在一起，四周响起一片“嚓嚓”的照像机快门启动声。 接着，紧紧地，四只手握在了一起。 日本记者还是围住科恩不放，其中一个紧紧追问：“科恩先生，你对中国人如何评价？” “哦，中国人非常友好，我还和他们练过球。”科恩答道。“那么，你愿意去中国访问吗？” “当然啦，我特别想去。”科恩的回答十分坦率、干脆。 毛泽东临时改变决定1971年4月6日深夜。也可以说是4月7日凌晨了。中南海“游泳池” 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毛泽东神色专注地看着今天下午，不，应该说是昨天下午送来的“大参考”，上面登载着数则我国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嬉皮士科恩交朋友的消息。 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大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毛泽东认真地思考着，目光不知不觉地移到了大写字台桌面上。柔和的台灯光下，那台已经用得光滑发亮的镇纸下压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阴谋活动。” 报告是4月3日打的。当时，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进行着。 一天前，毛泽东已经在看完后的报告上圈批了意见。秘书就此对外交部与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棉标赛已经接近了尾声，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4月6日下午4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第310章 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和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划句号了。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起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待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 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主席也说过，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周恩来说，打那个报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这是指外交部，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应该掌握好这个大局。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了。周恩来告辞了。 毛泽东的目光又回到了“大参考”上，他的思绪在活跃着。20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恩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 他批示了，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赛快要结束了。看来，尽管有日本右翼反动势力进行捣乱，死人的事并没有发生。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跟斯诺说过，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今天已经是4月7日了。这是31届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在今天决出来，发奖，闭幕。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已经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候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4月的北京天已经亮得早了。屋外有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基辛格感到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4月7日，上午10点，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那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待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那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作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孽。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8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后来基辛格不但改变观点，而且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顶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周恩来赢得一束深红色的玫瑰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4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2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恩来的手直摇。周恩来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第311章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 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到的当然是那特别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恩来。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像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被称“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被誉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第六节钓鱼台神秘来客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9日下午1时许，一队轿车由木挥地向北转驰三里河路，再向西缓缓驶进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园门，车队在一座楼前陆续停下，年轻的服务员，笑容可掬地接待了一位神秘客人。数天之后，当这位客人离开了北京，在世界舆论的一片喧哗声中，他们才知道这位客人叫基辛格。 基辛格，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在他受尼克松聘用以前，与尼克松素无瓜葛，甚至反对过尼克松。到白宫以后，他以自己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才华，纵横捭阖，横议朝政，很快成了美国第二号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这次秘密来华，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正式访问作准备的。 周恩来派出按应人员按照事先计划，基辛格这次试探性的访问，要绕道巴基斯坦，乘坐巴航的飞机悄悄进入北京。 1971年7月7日晚，充满伊斯兰风格的巴基斯坦总统府宴会厅金碧辉煌。 叶海亚总统正在这里设宴招待中国客人，执行接待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的我国外交部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和执行领航任务的领队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应邀出席宴会。巴基斯坦出席作陪的有陆军参谋长哈莱德将军、外交秘书舒尔坦，以及国务秘书、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员。 宴会上，叶海亚总统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美关系所表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气魄。叶海亚总统是中国人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朋友，他为自己能得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信任，为发展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而传递信息、安排会晤感到荣耀。 这段时间，在叶海亚的亲自安排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被特别允许自由出入总统府。张彤将中国领导人的信件直接转给叶海亚总统。叶海亚亲自记下要点，然后放进总统专用信封，经双层密封后由信使携往美国，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希拉里无权启封，必须亲自当面交给尼克松或基辛格。 当不久前确定了基辛格将由伊斯兰堡秘密飞往北京后，叶海亚又亲自安排、亲自过问具体计划，指定由外交国务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汗具体负责。计划之中的每一个细节，叶海亚都要过问与推敲。叶海亚不但提供了巴航的波音707专机供秘密飞行使用，还委派他所信任的专用的飞机驾驶员来驾驶。 7月3日，周恩来派出中国的伊尔18型专机将徐柏龄、刘志义和王令亮三人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为了不引起外界猜疑，那架专机立即飞回北京。徐柏龄等三人在戒备森严的军用停机坪下了飞机。巴方已经做好准备，未经任何检查手续，便在恰克拉拉基地司令陪同下，乘坐中国驻巴大使的汽车直接驶往中国大使馆。7月4日，中国领航小组同巴方飞行员在中国大使馆晤面，周密地研究了试航计划。中方人员详细地向巴航飞行员介绍了飞行航线，导航设备和机场情况。7月6日，巴航派出一架波音707专机，由巴航飞行员驾驶试航北京，在中方人员领航下安全地在北京南苑军用飞机场降落。 这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4人已经在南苑机场等候。飞机加油后，立即飞回拉瓦尔品第，顺利地完成了试航任务。 宴会间，当叶海亚总统得知徐柏龄曾经多次为周恩来总理驾过专机时，风趣地说：“倘若周总理访问欧洲途经巴基斯坦，我们一定热情邀请他来巴基斯坦访问。他要是不来，我就命令所有歼击机起飞拦截，将周总理座机迫降在伊斯兰堡。你可以报告周总理，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巴基斯坦人民想念他。” 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与倾慕。 当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正式公布以后，不少西方报刊说叶海亚总统通过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得到了多少好处，这纯属揣测与编造。叶海亚亲自安排了这次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遁身术，为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却并没有对中国或美国要求任何报答。 博士“病”倒伊斯兰堡一架波音707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 机舱里挤满了各种电子设备。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客机，是一架军用战术指挥飞机。座椅并不舒服。基辛格带的随行人员有助手温斯顿·洛德，年纪轻，笔头快，博学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职业外交官，会讲中国话，曾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工作过；亚洲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泽，公认是国务院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还有特工人员约翰·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 长得块头很大的霍尔德里奇挤在机舱里很不舒服，不满地抱怨：“窝囊！怎么坐这样的一架破飞机。哪像代表美国去执行使命，倒像是去丛林里空投间谍。” 斯迈泽都哝：“就是这架飞机，还是好不容易从战术空军司令部调来的。”“国务院的家伙对我们就是看不顺眼，”洛德也在慨叹，“总统要了两架飞机去圣克利门蒂，这无可非议。 第312章 阿格纽要一架飞机去非洲闲逛。莱尔德不早不晚也在这时要飞机去视察防务基辛格幽默地插话：“这是上帝考验我们，让我们坐很不重要的飞机，去作很重要的旅行。” 在整个行程中，基辛格都与华盛顿保持着机密的电讯往来。为了迷惑人，基辛格化名“首长”，把中国人叫“主人”。 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停留与转飞北京的安排，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密电讯由美驻巴大使法兰跟叶海亚总统精心策划的。 为了使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摆脱到处会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将由叶海亚表面上邀请基辛格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可是这样做，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时间就不得不定为72小时。而按照公布的行程表，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只停留48小时，大致相当于他在印度的停留时间。当时，东巴基斯坦正发生战乱，大批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按国际惯例，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逗留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引起美国官方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国会的反应。那样做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 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上述的种种麻烦，基辛格只好自己想办法，准备到达伊斯兰堡后装病称肚痛；还需要装得越痛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在晚宴上出面邀请他到位于穆里北边群山中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基辛格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使他有两天时间，可以实现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这样做，也还有难题要解决。那就是，基辛格“病”了，怎么能够阻止大使馆的医生尽责赶来给他治病？又怎能限制那些经过多年外交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去看望基辛格而听候指示呢？ 精明强于的法兰大使还是想出了办法。法兰准备在基辛格到达之前，将他的几个要员设法打发离开。法兰把自己的计划用密电汇报说：准备让医生出差，不在伊斯兰堡。hushi就不难对付了；让副大使去欧洲休假，让美国开发署长回国探亲。让那些敏感的人士尽可能都不在。事后，基辛格回忆道，“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的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为自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可是有趣的是，还没有到要装病的时候，基辛格却真的病了，7月7日晚间，在新德里宾馆，洛德拿着几份材料，兴冲冲走进基辛格的卧房，喊着：“博士，博士。” 洛德没见着基辛格的身影。从盥洗室里传出基辛格懊丧的声音：“温斯顿，我在这儿。明天要装拉肚子，今天就来真格的啦！真糟糕！”传出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 基辛格走出盥洗室，自我解嘲地说：“我这个凡人，如此放肆地讲话，上帝要惩罚我了。” 洛德也急了：“天报应，弄假成真了。明日你到伊斯兰堡还拉肚子，波罗计划岂不吹了？” 基辛格苦苦一笑：“只好咬咬牙，强顶过去。” 7月8日，星期四，基辛格飞到了巴基斯坦新建的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和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在机场迎接。水泥的停机坪被炎热的太阳晒得热气缕缕烤人，机场上只有几个记者在转悠。巴基斯坦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使巴基斯坦和外国记者无法找基辛格谈话。记者们隔着保安人员眼看基辛格朝他们打着无话可说的手势，也就无精打彩地缩进机场大厅躲太阳去了。 基辛格揩着汗，钻进了舒尔坦的“皇冠”轿车。一溜小车驶出拉瓦尔品 第机场，开向伊斯兰堡城区。 车内，舒尔坦低声而郑重告诉基辛格：“请放心，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好了。” 基辛格微微抬起右手挥了挥表示感谢，说：“我既兴奋，又感到茫然，愿伊斯兰的真主保佑我成功。” 舒尔坦真诚地说：“你放心。中国人是讲信用的，讲话算数。我在北京当大使住了好几年，打过不少交道，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 基辛格的车队招人眼目地穿行在伊斯兰堡街头。基辛格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他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员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叶海亚总统很高兴。他俩并坐在大沙发上，叶海亚得意地低声说：“我今天亲自检查了一遍准备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嘿嘿，博士先生，我本人就最喜欢冒险，想不到你这个哈佛教授也有这个嗜好。” “我也不喜欢平淡无奇。”基辛格笑着说，“巨大的成功往往是给承担巨大风险的奋斗者的报酬。” “我真羡慕你这次秘密之行。要是我俩现在能换一下位置就好了。”叶海亚说。 “我不换。我可不愿接管东巴那些麻烦事。”基辛格又说。 黄昏时分，叶海亚总统在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举行宴会，并在宴会中开始执行计划。先由舒尔坦十分遗憾地告诉大家，尊贵的客人“偶染不适，肚子疼了”。接着，叶海亚总统便煞有其事地站起来高声宣布：“我原定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举行盛大国宴，为我们尊敬的客人基辛格博士洗尘。因为博士先生偶感不适，身体欠佳，只好抱歉改期。” 宴席上的宾客及主人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他准是得了“德里痢疾”，有的说来去匆匆的旅行者常常是会得病的。也有的人暗暗揣测基辛格是不是要潜往东巴，去帮助叶海亚排解战乱危机。谁都没有想到他要去中国。 叶海亚表情严肃认真继续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客人复原，我安排他到北边群山里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希望他尽快康复。”基辛格也按计划演戏，装着神态迟疑地表示不同意：“感谢总统好意。 这事太麻烦了。” 叶海亚又马上非常恳切地说：“博士先生，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的。” 基辛格随行的特工人员并不知道这是在演戏，信以为真。他们按照白宫的规定，派了一个同事连夜赶往纳蒂亚加利，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12点左右，这位先行的特工人员打电话回来，报告他已勘察过纳蒂亚加利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基辛格获知后，毫无办法，只好要求巴基斯坦方面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纳蒂亚加利，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 基辛格参加叶海亚的宴会以后回到宾馆的住房，已经是夜里11点钟。离 第二天规定起床的时间还有4个半小时。可是，基辛格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个自信心特别强的人，第一次感到前途凶吉难卜。他想像不到明天在北京会遇到什么情况，他跟总统两个人花了多少心血准备的几乎有十个方案明天顶不顶用？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首都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他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他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下午的时候，叶海亚告诉过他。中国不仅派了3个人来领航，将共同操作飞机，还派了一个4个人的高级代表团作陪。这些人都住在中国大使馆。叶海亚还告诉他，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回想起叶海亚说的这些话，他心里更是空洞洞的没有底。他对中国人尽管作了诸多研究，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他对他们还是不知深浅、莫测高深。 遭错失的世界头号新闻7月9日凌晨3点半，舒尔坦和法兰都按计划来到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一夜没睡好的基辛格也起床了。吃罢早餐，4点钟，基辛格一行在舒尔坦的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前往查克拉拉军用机场。出门前，为了防止偶然过路的行人将基辛格认出来，法兰大使对基辛格说：“不行。你这副模样，大家太熟悉了，得变一下。” 基辛格只好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舒尔坦打量了一下经过化装的基辛格，笑着说：“确实不容易认出你是基辛格了。”基辛格走得太匆忙，连换洗的衬衣都忘了收拾带走。但他没有忘记给总统发电报。 基辛格一行乘坐的车子悄悄地驶出了伊斯兰堡。这正是人们睡意正甜的时候，一路上行人不多。 基辛格和舒尔坦坐在一辆车子里，舒尔坦想对基辛格说几句祝福的话，望见基辛格陷入沉思，默不作声，也就作罢。他们的车子驶到机场，被特许驶入停机坪。基辛格乘来的那架飞机停在机场的民航区。在它的后面，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那架经过试航的飞机停在军用区等候。 这时，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贝格正好在机场，贝格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多年前已脱离外交界。基辛格一行人从小车里出来，走向舷梯登上飞机时，贝格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经过化装的基辛格。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开动，发出了平稳的嗡嗡响声。贝格大吃一惊。确实是基辛格胖胖的身影。贝格凑近在场的机场负责人，问：“那不是基辛格么？” “是他。”机场负责人随口而答，无意中泄露了天机。“他去哪儿？” 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答。 贝格大为惊诧，问：“他去那儿干吗？”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喜出望外，扭头就走。据说，贝格当即赶去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据说，这件事后来在伦敦舰队街传为新闻界的美谈。 第313章 《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拿起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他吃惊得不敢置信。他念罢稿子，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骂道：“妈的，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哪能到中国去，他不要命了？荒唐！” 这个糊涂编辑竟将这篇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插在废稿签上。 基辛格下榻6号楼7月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12点15分，巴航的波音707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以及读过哈佛大学化学专业的翻译冀朝铸等前来迎接。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 这里屏风古色古香，瓷瓶典雅古朴。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流水潺潺，是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园林布局基本为乾隆皇帝时的原貌。 基辛格一行下榻住定后，开始盥洗换衣。当他发现将洗换衬衣忘在伊斯兰堡时，不免大为着急。洛德英俊苗条，衬衣不合基辛格穿；他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衣。不过这些衣服既长又宽，还标着“台湾制造”的商标。 “哟，台湾产的。”基辛格只好笑着打趣，“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要使会谈卡壳。” 洛德在一旁说：“头儿，你大紧张了。” 基辛格穿上霍尔德里奇的宽大衬衣，照着镜子，显得好像没有脖子。他只好折短袖子，结上领带。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繁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来到美国，中学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会计了，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花了好几天的准备的重要国宴，与现在这个宴席相比也显得逊色。白宫的有名的器皿陈列室里，收藏着历任总统用过的名贵的瓷器，有一个盘子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小(又鸟)盯着西红柿上的虫子，想要啄而食之；这是海斯总统夫人给客人准备的盘子，这个图案使人看了吃不下东西。据说海斯夫人就是不希望客人吃得很多。可是中国主人频频给美国客人挟菜，客人吃得越多，越高兴，主人才觉得满意。看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吃的哲学也根深蒂固。主人要表现自己的富有与大方，使客人也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尊贵。 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大力感慨地开玩笑说：“大约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饿了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复辙。” 饭后，基辛格一行借着酒劲，步出6号楼，意欲一览这座皇家行宫的风貌。 从服务员的介绍中，基辛格得知，做为北京著名为园林古迹之一的钓鱼台，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沿着曲径小道，美国客人来到庭园的西南隅，这里是清代行宫的遗址。 从保存的古建筑和园林布局，可以看出它大体反映了乾隆行宫的原貌。挂有乾隆所书诗、匾的“澄漪亭”、“潇碧轩”、“养源斋”和“钓鱼台”等，即是行宫的主体建筑，以它们各自为中心的4个风景区，依然保留当时的风格。 顺着从玉渊潭引来的曲折回环的清流，他们想返回下榻的院落。但在一座小桥边，被哨兵礼貌地挡住了，基辛格哪里知道，他们一行闯入了江青的“禁地”。“文革”期间，本来就开得不大的国门几乎封闭，国宾馆一片萧条。部分别墅楼变成“四人帮”长住的地方。10号楼被江青占住。当年江青曾在此毁花种麦、种茶、种向日葵，草坪成了江青遛马种菜的地方。 相隔二十九年的握手获悉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4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小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的：“他的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在楼门口迎接他，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地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是啊，这是一次相隔29年的不平常的握手！这是一次划界线的握手！有了这次握手，中美关系才由隔绝到联络，由对峙到缓和，进而实现正常化。 第七节震惊世界的公告公报草案的争议在详尽地回顾了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后，我们再把镜头对向钓鱼台五号楼。当周恩来和基辛格完成了历史性的握手后，基辛格便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于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的？”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不管，也不愿意装盛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守着大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房去。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对他们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 果然是名不虚传！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基辛格神经再度绷紧。周恩来继而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于是基辛格就呆板地念起了稿子。当念完开场白后，他放开稿子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他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提到：（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他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接着他还谈到日本、苏美关系、南亚次大陆等问题。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己到晚餐时间。这时气氛变得较为缓和，周恩来说：“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 基辛格则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 第314章 晚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世界观点和立场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 然后，周恩来着重谈了我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并阐明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谈到印支问题时，周恩来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下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当晚谈到11点20分才结束。周恩来随即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汇报过程中在以下问题上作如下表示： 第一、当周恩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己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第二、听了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时，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第三、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爪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第二天上午，基辛格一行由黄华、熊向晖等陪同，参观了故宫三大殿和出土文物，随后到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继续会谈。基辛格认为这次改在人民大会堂会谈是周恩来对他的礼貌安排，甚感满意。会谈时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不说远的，现在东方——中国、朝鲜、印度支那都在打。。更不用说中东了。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议。基辛格说：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联手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双方还交谈了其他问题。最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 基辛格说，还是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 周恩来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然后商定晚上商谈尼克松访华公告。 基辛格圆满完成了秘密使命当晚，周恩来因要宴请金钟麟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让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去给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谈了两点意见： 第一、当汇报到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第二、当汇报到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泽东说：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汇报最后正谈到公报问题时周恩来赶来了。原来基辛格在来北京途中，以后又在会谈中提出，他此次访问势难长期保密，公告须及时公布。为此，需要商议一个共同措词的公告，并商定同时发表尼克松访华之事。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定黄华、章文晋参加讨论和拟定公告草案。对公告内容，毛泽东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汇报完后，周恩来还想留一会儿。毛泽东说：“你不是约好10点去吗？ 还是去吧，不然基辛格会感到奇怪的。于是周恩来同叶剑英、熊向晖等去见基辛格。黄华、章文晋把拟定的公告稿交王海容、唐闻生送毛泽东审阅。大约晚上10点15分，周恩来见到基辛格说，因为时间太晚，本来不来了，后来听说你们还等着，所以还是来了。这次只谈了三件事：一是黄华、章文晋将同美方商谈公告稿；二是确定明天走的时间；三是通知美方不搞录音。 周恩来谈了约半小时就回到4号楼。王海容说毛泽东已经睡了，公告稿没有审阅。黄华只好拿原稿同基辛格谈，但未获结果。 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惟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 原稿中对第一点是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他要来访，我们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 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关于来访时间改为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翌日，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公告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访华日期，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公告稿经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于9时40分让黄华继续同基辛格商谈。 基辛格看后认为，这一稿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异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但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公告的原文是：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公告虽不过200字，但从起草到达成协议实在很不容易，花了很大力气。双方商定于7月15日同时公布。7月11日吃完午饭后，基辛格一行愉快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他对此次密访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7月15日当公告一发表，确实震惊了整个世界。 第八节巴黎：三个人知道的秘密使馆来“客” 1971年7月19日上午8时20分，一辆车牌照号码为cd6的轿车在乔治五号路附近一个拐弯处悄然停下，车门开处，钻出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军官。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徒步向中国使馆方向走来。 快到目的地时，他自然地放缓了脚步，仔细地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官邸：它坐落在花园中央，离街面有一段距离。它的围墙很高，临街铁栏杆高竖，门上还钉了金属板。这大概是以防行人的窥视吧。。见四周没有行人，他机警地向大门靠近。大门虚掩着，一位穿中山装戴一副深度眼镜的中国青年出现在来者的眼前。 他以缓慢的法语说道：“我叫沃尔特斯，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敝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一封信。” 中国青年向他伸出手来，用法语说道：“我叫韦东，是大使的助手，请您跟我来。” 韦东领着沃尔特斯穿过花园，来到官邸大楼的正门口。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秘曹桂生将沃尔特斯引进会客室。 这是一间中国气味十足的大房间，墙上装饰着红绸。韦东和曹桂生在沃尔特斯面前放上食品和饮料。 不一会儿，黄镇大使从楼上下来，走进客厅，和沃尔特斯握手。 大使也是身材高大，脸上略呈红颜，已有些发白的头发直立向上。相映成趣的是，沃尔特斯面部凹陷的地方如眼窝、嘴巴，黄镇的却稍稍突出。头发自然弯曲的沃尔特斯比黄镇小八九岁，但资历却浅得多。于是，他在黄镇面前反而显得拘谨。 黄镇拉他并肩坐在矮沙发上，右边坐着韦东，左边坐着曹桂生。黄镇请沃尔特斯喝茶，说道：“你是军人，我也曾是军人，军人对军人，我们一定很谈得来。” 沃尔特斯耸耸肩膀，双手一摊：“你是长征出来的老将军，我在你的面前只是个小兵。” 黄镇摇摇头，笑了：“我自己也只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 他们开始交谈那些早已准备的话题，或即兴想起的事情，在黄镇的真诚和热情感染下，沃尔特斯也开始放松了。 第315章 他向黄镇他们介绍，他精通八国语言。 黄镇接过他的话茬儿说：“希望你不久也精通中文。” 两人哈哈大笑。 沃尔特斯侧过脸，神色庄严了些：“我的行动十分注意保密，连美国驻法大使也不知情，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马莱特小姐知道此事。” 他说，由于法国情报机构和记者是无孔不入，惯于捕凤捉影的，他便处处提防着。渠道来往的口信都将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直通白宫。 黄镇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点点头说：“我们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使馆里除了我们三人和极个别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外，无人知情。” 沃尔特斯也理解地点点头，把一封信交给黄镇，说道：“我对中国人的保密本领深信不疑。” 黄镇答应把信件转交北京。 沃尔特斯说：“我来是为了执行白宫的命令，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 黄镇：“我赞赏你的坦率，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双方找到共同点。” “只要有事，我将随叫随到。”沃尔特斯向黄镇告辞时说道，“如果我不在，也要千方百计通过南希小姐找到我。”他写下了南希小姐的电话号码。并商定，今后见面前先电话联系，他的代号为“约翰”，每次由他来黄镇官邸。 “此事关系重大，预祝我们合作成功。”黄镇匆匆说了一句，他懂得，会晤应该到此结束。 信件很快发往北京。此时已是凌晨。黄镇回宿舍时又交待值班员，只要国内有指示来，不论何时，都要立即通知他。走到半路，他又折回，对韦东、曹桂生说：“不管什么情况，决不得拖延与沃尔特斯的联系。” 基辛格扮成了大侦探黄镇大使在半夜里被告知：基辛格博士要来拜会他。 他把两个睡眼惺松的助手叫到自己屋里，商量接待的具体工作。他的意见是：不卑不亢，热情大方，礼宾规格要高于沃尔特斯。 几天的忙碌，大使在他的两名助手眼看到一层黑雾，他觉得他们连话音也比从前小多了。“趁天还没亮，你们先去睡一会儿。” “你呢？” “年纪大的人觉少。你们养足精神，到时候别打嗝，翻译一定要准确，有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问，不厌其烦地问明白。” 他俩默不作声地走了。他蹑手蹑脚在他们门上贴个“昨晚加班，请勿打扰”的纸条。自己回到屋里，冲杯茶提提神，开了台灯，一字一句推敲国内电报，准备与基辛格交谈的要点。 与此同时，美国使馆的沃尔特斯武官也在运思凝想：要将基辛格悄悄带进巴黎，这是一个不小难题。老谋深算的法国情报机构控制着每一个关卡。只要发现基辛格到了巴黎，新闻界就会骚动，秘密渠道也将失败。他只好枣助于法国总统蓬皮杜。蓬皮杜帮了忙，只让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层知道这件事。 7月25日，沃尔特斯安排基辛格在华盛顿露面，然后乘坐打着飞行训练幌子的“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从法国临国进入了巴黎，当晚在纳伊区沃尔特斯居住的公寓下榻，沃尔特斯瞒着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卧室让给基辛格，自己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过夜。 第二天早晨，基辛格和两名助手在公寓吃了早餐，就兴冲冲地会见中国大使。因为怕人发现，沃尔特斯特地从车行租了一辆旧私车，由沃尔特斯亲自驾驶。基辛格则戴上一副黑色墨镜，一顶普通的法国帽，把帽檐拉得低低的，遮住了半个脸，颇有点大侦探的味道。 黄镇站在客厅门口迎候基辛格，然后一道进入充满幽香和中国音乐的客厅。当沃尔特斯把上述情景一描述，黄镇哈哈大笑，连连点头：“你想得周到，保密工作做得好。” 沃尔特斯喜形于色。 黄镇请他俩喝中国茉莉花茶，吃荔枝干和杏脯。 黄镇的目光扫过基辛格的高鼻子和大眼镜，顿了一下说：“我们好像在戴高乐将军葬礼上见过面？” 基辛格剥了一颗荔枝，嚼着：“是的，当时就想和中国大使说几句话，但这会引起轩然大波。” “是的，那时时机还不成熟。” “但现在不同了，美国决定将中美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黄镇对基辛格的表示感到满足，在与基辛格进行一席微妙的谈话之前，中国大使对于有可能谈谈自己设想的话题和把谈话引上预定的目标，已经获得信心。他表示：“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宾主笑谈周恩来大使斟满了茅台酒，提议为中美关系发展干杯。基辛格拿起一杯酒，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嘴唇挨着酒杯边儿，脑袋一扬，酒杯就现底了。他眼镜后面的眼睛放着迷迷离离的光，咂嘴道：“又喝到茅台酒了，我酷爱茅台酒和中国烹调。” 他说起秘密访华时同周恩来共进晚餐的情景，变得异常激动。他简言之，在他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在他眼里，周恩来敏锐、聪慧而含蓄，是一个目光远大，不斤斤计较于细节的政治家。他欣赏周恩来的风度，特别记得他讲的这句话：“现在天下大乱，我们有机会来结束这种局面。”真怪，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和黄镇大使交流感情，但是后来却突然忘掉了一切，激动起来了。他甚至瞅着透明的玻璃杯自言自语道：“不过我不知道周总理用来同我干杯的杯子里，装的是茅台酒还是白水。” 沃尔特斯笑得咧开嘴，黄镇笑时却把嘴嘬圆了。 黄镇谈到正题时说：“周总理已同意这么办：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博士在10月下旬先到中国访问。如果基辛格博士要访华，我们建议你先到阿拉斯加，再从那里飞往上海。” 基辛格愉快地颔首，连他那双铬鞣革的新皮鞋也发出一种悦耳的嘎吱声：“我准备先访华，并建议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陪我一起去。” 黄镇留神倾听着基辛格所说的意思，感到很不自在。尽管他对同自己谈话的人十分尊重，他还是有反驳他的念头。 “请原谅，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难以接受。” 黄镇说着，很气派地把身子缩回，缩回到沙发深处。 基辛格没有马上回话，可还是一个劲儿用眼睛盯着，犹如是那黯夜森林里的狐眼，在荧荧闪光。他还是固执地争取着：“布鲁斯大使得到总统充分信任，” 黄镇点点头，算是回答。 基辛格接着说：“如果我们万一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会谈，美国将随时通知你们，请你们将这一点转告周恩来。” 黄镇谛听着，不知是这些话，还是茅台酒的作用，红晕一下泛上脸颊，他的内心，感到满意。 送别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充满喜悦。虽然他们在第三国邂逅相遇，可觉得，就在一闪之间，他们都互相选中了。正如一位西方记者所说，当时美国与中国仿佛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在互相吸引、相互追求中享受着种种甜蜜和忧虑，对未来既怀着希望又怀着恐惧。。基辛格的满意与敏感星期日的巴黎要睡到11点钟。路上寂静无声，行人寥寥，街道洁净而空旷，在那紧闭着的百叶窗后面，在阁楼的浅红色窗帘后面，人们还在睡觉，停在人行道旁、梧桐树下的汽车，好像也在睡觉。坐在私家出租车里的基辛格和沃尔特斯兴奋地交谈着。 沃尔特斯说：“比起以前我与他们会晤，这次多少要拘谨一些。” 基辛格没有否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开始阶段，驻巴黎的中国官员无非是传递信息，不参与决策。” 基幸格有一种强烈的占上风的念头，他与沃尔特斯的开场白并没有满足。凭着他的直觉和机警，他终于将话题引到得意之处：“你平时受到的款待是否和我一模一样？” 沃尔特斯本来就窝陷的嘴巴使劲瘪瘪，棕黄的眉毛摇了摇：“不同，有很大的区别。没有两个人在大门口迎接我，我要在挂着红色帏慢的房间坐定后，大使才进来。此外，我既闻不到香味，也听不到音乐。” 沃尔特斯说完，从反光镜里发现基辛格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微笑。 基辛格是很得意。他把压在眼眉上的法国帽朝后推了推，两手(禁止)衣袋里，垂下他下巴的肉高兴得一抖一抖的：“看来，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照样承认我们在地位上的等级差别。” 沃尔特斯也很得意。他能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直接听命于总统，与中国老资格的黄镇大使首开巴黎秘密渠道，这是一个少将军人莫大的荣耀。他把车子开得飞快，并且说道：“我们吃的东西是一样的，杏脯、荔枝干、中国点心、茉莉花茶，有时也喝茅台酒、红葡萄酒，可惜我对它不感兴趣！”8月16日，基辛格又来到巴黎。这一次，他先到法国的一个邻国，然后由沃尔特斯带着绕过入境稽查员，进入法国。再由沃尔特斯驾驶一辆临时租用的挂有私人牌照的小汽车，开进中国大使官邸，车停在院子里。 他们现在正坐在一张铺着白台布的桌子边。扁平陶瓷盘子里的糕饼，正冒着热气。 “基辛格博士，我们又一次见面，这很好。这在目前非常迫切。”黄镇说道，一边挪动着盘子，却一点也没有吃。“关于您要求访华的口信我已转回国内。”他碰了一下餐叉和刀子，不过还是没有吃。 第316章 “请说下去，大使先生。。”基辛格停止了咀嚼，眼巴巴地望着黄镇，他急切地想听到下文。 黄镇拿起餐巾，准备把它塞进上装的衣襟。他做这一切时。是那么从容不迫，那么认真，这就使人特别注意这个精细的人的每一个动作，并且必然会对他准备说出的话极为关注。 “我荣幸地转告博士，我国政府己同意您于1971年10月下半月来华进行公开的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并进行政治会谈。” 基辛格原已准备把餐巾塞进衣襟，现在重又把它放回到桌上。 “我能会见。。周恩来先生吗？” 黄镇用叉尖碰了一下糕点。显而易见，他是避开基辛格尖锐的目光，因为基辛洛那双眼睛，并没有被厚厚的镜片过滤得温和些。 “周总理将就有关问题亲自同博士先生会谈。”黄镇一板一眼地回答。 基辛格的眼镜片闪了一下，眼角露出笑纹。“我感到十分荣幸。” 黄镇大使笑了笑。 “那么，请您把这种情绪一直带到北京去吧。”黄镇还有一些话想说，但他严格按国内指示：要对基辛格多听多问少说，一般不作具体承诺，涉及台湾、远东等重要问题也只在必要时作原则表态。所以，他常常兴致勃勃聊一些与双方传递信息完全无关的话。 “好的，好的。。”基辛格附和着说。现在他的情绪确实很好。 预报日期出现波折早餐，大使只喝了一碗稀饭。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从二楼的窗户守望着使馆的铁门。沃尔特斯晚到了一刻，他迸门和韦东握手时，明显地使了使劲，显得精力充沛和坚定不移。黄镇又在思索，他从沃尔特斯放慢的步履所看出的不安该怎样解释。看来美国人改变了以往的精确作风——沃尔特斯的钟表是分秒不差的。是的，8月的这一天的任务对黄大使来说，也不是轻松的。前一次，沃尔特斯提出基辛格访华的新闻预报问题。美提日期为9月22日、23日或者10月5日，并明确提出倾向前者。国内考虑，美将在联合国大会开幕时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所以我方坚决不能同意在9月22日或23日公布基辛格访华的预报消息，而同意美提的另一时间，即10月5日。 黄镇顺着走廊来到客厅，皮鞋无情地吱吱响着。美国武官无声无息地迈着步子，不是迈步，而是轻飘飘地走着。 “大使先生，您精神很好，瞧您红光满面！” “您的脸色也一样，武官先生。。”黄镇笑了笑说。“可能是窗帘映的吧。”他对红色帏幔扫了一眼。 沃尔特斯环顾了一下房间，把目光集中在窗帘上。在客厅里见到的东西中，这紫红的窗帘最吸引武官的注意。看到这窗帘，美国武官的眼睛甚至流露出某种好奇的神情。“我象征着什么呢？”他好像在问自己。 黄镇从桌边站起来。他穿着一件淡黄的、榨蚕丝的夏衣，与客人身上穿的深色上装相比，就显得很随便了。 “按我国习惯作法，一般是在基辛格到达中国发布消息，不另发预报。”黄镇开始说正题。“为照顾美方需要，中方同意在10月5日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预报。” “大使先生，既然中方同意发预报，早一些时候更能产生持久效应，为何不提前至9月23日呢？”沃尔特斯抬起眼睛，看着黄镇——谈判一开始显然就没有什么好兆头。这使沃尔特斯感到有点困惑不解。 “清你注意9月23日这个日子。”黄镇对沃尔特斯说。他稍稍欠起身子，以便向对方表示一定的尊敬。”“9月23日前后，美国将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我国政府坚决反对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在这个时候发表基辛格访华的消息意味着什么？” “也许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沃尔特斯故意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 黄镇听了韦东流利的法语翻译，又让曹桂生叫沃尔特斯再用英语说一遍。通过两种语言的翻译，黄镇抓住沃尔特斯讲话的确切意思，摇摇头：“中方不能同意在这个时候发布中期访华的预报。关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 黄镇递给沃尔特斯一份书面材料。 沃尔特斯也回交黄镇一份材料。黄镇提起纸页，透过阳光一看，现出法国水印。纸上写着基辛格拟同周恩来会谈的几个问题：第一、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间、路线、会谈形式等问题；第二、除台湾问题外，还要谈远东和国际问题；第三、双方高级人员互访，包括文化、科技交流等问题。 “很遗憾，我不知贵国为何把第三方面的问题提出来？”黄镇凝视着沃尔特斯回答说。因为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发表的中美公告中提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什么又扯出个第三个问题呢？这着实令他不安。 “依我之见，在两国关系没有正式建立之前，这是一条扩大联系的途径。”沃尔特斯把眼溜向黄镇，仿佛想在他脸上捉摸出，这个问题成立的可能性有几分。 黄镇以锐利的，简直是森严的目光，唰了武官一眼，说道：“基辛格博士访华不应为枝节问题分散力量，台湾问题不解决，高级人员互访以及种种交流等其它问题都无从谈起。” 坐在两边的翻译曹桂生和韦东，跟着大使，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们以精细的技巧翻译，不但译得十分准确，而且译出语气，使大使滔滔不断的说话，变得像直接在讲英语一样。 “事情总是有主有次。”黄镇压低了声音说，低得差点听不出。他能够从大声疾呼一下子转入到低声细语是能吓唬人的。 于是桌子周围的人都静下来。 “我可以向基辛格博士转达你们的意思，”沃尔特斯没有争吵，但带点警觉的口气说，“并不需要我们在此决定什么，重要的是传递。” “是这样，”黄镇指了指房间里准备的茅台酒和小吃，微微一笑，“到我们解决次要问题并可以自我作主的时候了。” 黄镇给沃尔特斯斟了茅台，但沃尔特斯摆摆手：“我还得开车回去，不愿意因醉酒开车而被拘留。” 黄镇让沃尔特斯吃蜜枣，但沃尔特斯拿起一块杏脯。黄镇问道：“你是否陪同基辛格博士一起访华？” 沃尔特斯摇摇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我已向中国政府谈过你的情况，你为打开这关闭了25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出过力。” “我很希望博士带我一起去中国访问，可是他决定不这样做。” “我喜欢同基辛格博士交谈，博士谈话很坦率，开门见山，而且很幽默，他是否曾在军队服役？” “是的。” “是什么军衔？” 沃尔特斯思索了一下，把基辛格在二次大战时最后的军衔告诉黄镇：“他是上尉。” “哦，”黄镇说道：“这么说他得向我们两人敬礼■，我们都是将军呀。”“是啊，”沃尔特斯故作遗憾，耸了耸肩膀，“大使先生，或许他仍然会向您敬礼。可惜他不会再向我敬礼了。”“为什么？”黄镇询问着。 “在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能竞选公职，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最近十几年内曾在军界供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 黄镇又问：“美国陆军军官在什么年龄退休？” 沃尔特斯答道：“作为少将，我将在58岁退休，如果我被提升为中将，就能服役到59岁。” 黄镇摸了一下斑白的头发，仰靠在沙发上，感叹道：“我在你们国家就该退休了。”又问道，“你退休后是否还给配备汽车和司机？” “不配备了。不过我能领取一笔数额不小的退休金，这样我就能过十分舒适的生活，但不会给我配汽车和司机了。” 黄镇笑了：“可是我们国家就会给我配备。” 沃尔特斯也笑了：“对呀，大使先生，我认为正是贵国绝对平等主义社会的一大好处啊。” 黄镇大笑起来，用手拍拍沃尔特斯的背，“你们美国人真幽默！” 9月22日，沃尔特斯接到一秘曹桂生的电话，说有事商量。他把汽车停在五六个街区以外的地方，然后再向大使官邸走去。他不时用小镜子照照，或回转身来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他会见了黄镇大使，进一步交换了有关基辛格的飞机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进行通讯联络所用频率的问题。不知怎么谈起有关语言问题，沃尔特斯为不会讲汉语感到遗憾，黄镇也为不会讲英语而懊丧。彼此探询了各自会讲的语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彼此都懂的语言，那就是俄语。于是他们试着用俄语交谈了几句，可不一会儿，两人就对着眨眼，彼此都听不懂各带自己乡音的俄语。 那一晚，黄镇兴致极高，举起茅台酒，硬和沃尔特斯干了一杯。他脸上放光，连说带比划，终于使沃尔特斯听懂了这句俄语。 “永远也不会有人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黎的大使和美国驻法国武官会在一起用俄语交谈！” 沃尔特斯告别时，已是深夜。黄镇亲热地把手臂搭在沃尔特斯肩上，一直送到门口。沃尔特斯则提心吊胆，四处张望，他怕他的访问会被苏联人、甚至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嗅出味道，幸好，外界一无所知。 第317章 第九节蒋介石再叹“反攻”无望蒋介石后悔不敢建立内线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年65岁。蛰居台湾而梦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此时已年届84岁。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泪纵横。蒋介石之所以悲枪泪涌，并非留恋自己与林彪的师生情，而是另有隐衷——正当林彪在文革中出尽风头，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委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陶系黄冈人，与林彪是小同乡）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泽东主席与蒋的谈判打前站。林彪见了蒋，显得毕恭毕敬，一口一声地称“校长”。蒋说：“你们共产党还让这样称呼吗？”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当着蒋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长谈，他表示有一些“意见”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然后转达给蒋。蒋即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郑也是黄埔生），当着郑的面说：“林彪同学有些事情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郑介民即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作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随后，郑介民向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60年代陶希圣查阅过的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该书屋专门保藏蒋生前的档案文献资料）。 60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而且蒋手里头也确实掌握了一份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几次对秘书陶希圣提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国际上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蒋介石再次感到“反攻”大陆实在是遥不可及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1971年10月25日晚，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罗马尼亚驻加拿大使馆官邸灯火通明，觥筹交错。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正在这里作客。 晚餐过后，好客的主人留下中国客人边喝咖啡边聊天。此刻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大会自然成为宾主讨论的中心话题，他们就大会能否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提案各叙己见。 突然，主人16岁的女儿从二楼匆匆而下，大声喊着：“通过啦！中国的席位得了三分之二还多的票数！” 主人急忙请黄华一行到二楼收看电视。大家迫不及待地来到电视机前，只见荧屏上正播放联大大会厅的场景：大厅里灯火辉煌，会场情绪沸腾，大多数代表激动地站了起来，对刚被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26）号决议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喊：“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他们互相祝贺、握手、拥抱，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代表甚至高兴地舞蹈起来。。随着镜头的转动，荧屏上出现了另一种场面：蒋台代表垂头丧气，结结巴巴用英语争辩了几句后，狼狈而去。。看到这里，黄华大使内心激动不已。中国多年来奋斗的外交目标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客人们在接受了主人的祝贺后连忙赶回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大家又围在一起收看电视台重播的这一震动全世界的新闻。在距离伟大祖国万里之遥的使馆，这一夜成了大家难忘的时光。 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天极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中国首都北京。 新华社的编辑们认真地收看着一条条外电，跟踪着联大会议的情况。大家在紧张、期待中度过了分分秒秒。奇迹出现了，北京时间上午时分，世界各大通讯社几乎在同一时候发出快讯：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夜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23国提案，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视作真正代表人民的新生力量正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了。。编辑部沸腾了：人们忘了一夜的劳顿，迅速地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泽成中文，通过电波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事隔多年，当笔者向一位当时的值班编辑谈起此事时，他无不幸福地说：“读着那些消息，我心情不知有多么激动，多么兴奋。” 是啊，做为一个中国人，做为一名知识分子，做为一名首先获悉这一令炎黄子孙自豪的消息，他怎么能不为之兴奋和欢呼呢！ 众所周知，中国原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后，新生的、真正代表亿万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要取代蒋介石集团窃取的联合国席位，但是，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从中阻挠，使蒋台政权代表仍然霸占联大的席位。人民共和国为了赢得国际的支持，为了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世界大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了外交上的积极努力。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71年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整整22个寒来春往，新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崎岖的外交历程，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风景线。 周恩来和基辛格开了一个玩笑“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周恩来的脸上充盈着笑，当他把第二次访华的基辛格一行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用英语向他告别。 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也十分钦佩。他曾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其中包括苏联人、越南人，但没有碰到过眼前这样的对手。周恩来在确定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观点后，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问题实质，显出了谈判者的真诚。基辛格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透露：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这一天4点多钟，天还没全亮，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里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两方在基辛格上机之前又对文本进行讨论。将近9点钟的时候，秘书将刚刚得到的联大通过接纳中国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周恩来。 如果说周恩来用英语向基辛格告别是一种喜悦的流露，那么乔冠华与基辛格的这段对话就可具玩味了。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内，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洛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就在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机场上，我方人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给基辛格送行，他们从眉宇、神态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自信的客人还以为中国人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构架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大概中国人因为公报基本上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方案才显得特别高兴吧！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很快驶向跑道。望着腾空而起的飞机，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果不其然，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他送来了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电讯稿上打着：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第318章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已经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即将公布 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未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致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组团去纽约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他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所以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0月24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送走了基辛格，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里，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织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5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是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分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乔冠华离京前夕，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祝贺。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的热烈祝贺和由衷的高兴。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文化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深。 开始“文革”动乱的时候，造反派高喊“打倒陈、姬、乔”。到1971年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已经恢复了工作。陈毅受到林彪的迫害，处境还十分艰难。但是陈老总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外交工作。林彪曾经一席剥夺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及新华社《参考资料》（即“大内参”）的权利，也阻挡不住陈老总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1969年在老帅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上，陈老总顶着“左”的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毛泽东听有人还不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指示要让陈老总看文件。当时，外交部大楼里盛传陈老总即将重新恢复外交部长的工作，这反映大家的心情：盼望陈老总能在我们外交有新起步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患肠癌的陈毅与患肺结核的乔冠华都住在301医院治疗。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9月初，乔冠华病愈出院。“九·一三”那天，周恩来将乔冠华与《人民日报》社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声明。乔冠华首先想到了为林彪迫害得最苦的陈毅，他特地到301医院，面露喜色地悄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么？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盯着乔冠华。从乔冠华脸上流露出的从来未有过的喜悦神态，陈老总猜出了五、六成，惊喜地问：“真的么？” 乔冠华只是笑说：“我只能让你高兴，我还不能回答。” 陈毅受到乔冠华情绪的感染，也笑得很开心。 过了几天，中央将“九·一三”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改唐人诗的新“塞上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循逃。。”吟给陈老总听。陈老总听罢，连声叹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以致使不知内幕的值班hushi感到惑然。 在陈毅的家宴上，张茜为即将飞赴纽约的乔冠华开了茅台，当时已遭癌细胞深深地侵蚀肌体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两大胜利，陈毅还是和乔冠华频频干杯。 中国代表团走进沸腾的联合国会场11月11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一行50多人在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的率领下，乘飞机到达纽约。这是众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美国友人、爱国华侨翘盼已久的一天。机场上早就等待着欢迎的人群，其中有23个提案国和所有友好国家的代表，有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和纽约市长的代表，有华侨、华人代表，还有400多名驻纽约的各国记者，他们聚集在专门架设的台架上，摄影机不停地在响着，照着。 第319章 下飞机后，代表团正、副团长向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 团长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谈到：我国代表团将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他也向美国人民表示了良好的祝愿，“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他的讲话虽简短，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极好的反响。人们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态度”、“温和调子”，认为中国人“和蔼可亲”。 在代表团从机场到旅馆的途中，有大批记者和群众尾随，也有人驾车跑在前面向代表团欢迎招手。在旅馆，华侨各界送来的大批花篮已摆满走廊。代表团将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交给旅馆经理，请他挂在旅馆大门口。马路对面马上挤满了观看五星红旗升起的人群。 代表团听说，在更早些时候，也就是当天清晨，就有几百名爱国华侨、华人举着毛泽东主席的像和五星红旗，打着写有“热烈欢迎我们祖国的代表”的横幅标语，聚集到机场欢迎代表团。他们不光来自纽约，有的是特地从其他城市赶来的；其中有老人，也有儿童，也有一些美国友好人士的代表。美方出动100多名警察，借口“安全问题”不让他们同代表团接近。先遣小组知道这情况后，即刻来到机场警察指挥处，强烈反对他们的这种措施。经过交涉，才做出了妥当的安排：中国代表团离开机场时在华侨的队伍面前经过。这样，既适当满足了华侨渴望想见祖国亲人的心情，也让代表团有机会向侨胞们招手致谢。 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正、副团长拜会了正在医院养病的秘书长吴丹，向他递交了出席联大的代表证书；拜会了本届联大主席、印尼代表马利克，以及23个提案国的许多代表。乔冠华对马利克坦率地表示：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还不十分熟悉，因此还不能立即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这种审慎立场和谦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1年11月15日，是联合国历史上又一个大有意义的日子。 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形成本届大会的又一(禁止)。许多代表拥上前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代表握手，并且纷纷报名要求在会上致欢迎词。由于发言者十分踊跃，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原定半天就结束的大会，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下去，一直开到傍晚6时40分，先后历时6小时，破当年联合国大会的纪录。 当天，致欢迎词的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有的代表由于时间不允许，还做了书面发言。他们的发言都热情洋溢，气势宏大，深为感人。他们用美好的语言盛赞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指出多年来把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和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最不公正的行为。他们说，现在联合国终于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正义的立场终于胜利。一、两个国家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国的霸道行为，终究是行不通的。他们强调，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使联合国遵循的普遍性原则得到体现，使联合国宪章得以维护，使这个组织“恢复了活力”，“恢复了威信”，增加了它“缔造和平的力量”，也使大家增强了信心。 会上，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还就美国报刊指责他们10月25日在会场内外快乐欢笑和舞蹈进行了理直气壮的反驳。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指出：这些都是非洲国家以“恰当的方法自发地表示出他们的满意心情”，谁也无权限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绝不会为我们的快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一个早就该取得的胜利，这是联合国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他们的发言向世界宣告，中小国家也在联合国讲坛上敢于扬眉吐气了。乔冠华团长登上讲台。他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他再次宣布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他讲话后，会场上掌声经久不息。许多国家的代表再次来到中国代表团座席前，亲切握手祝贺。这篇讲话，被共同社记者认为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其反响波及全世界。 布什代表美国欢迎中国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且是大势所趋，加上中美关系此时开始解冻，尼克松也即将访华，于是，美国人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必须和中国代表接触。 但是，这第一次接触怎样开头呢？ 在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前一天晚上，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科尔莱向中国代表团透露，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上届美国总统）很愿同乔冠华团长在会前先见一面。科尔莱同时具体安排了中国代表团第二天早晨进入大会会议厅的路线。中国代表团很快发觉了其中有文章。当11月15日上午中国代表在科尔莱陪同下按既定路线走向大会会议厅时，布什果然也在会议厅门外的走廊上与人“随意聊天”。科尔莱随即将布什介绍给乔冠华。两国代表握了手。这件经过巧妙安排的会见立即在会场内外传为趣闻。就在这次大会上，布什以东道国身份发表了简短讲话，欢迎中国代表。他说，中国代表来到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说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一星期后的11月23日，当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会议时，又出现了同联合国大会上一样的极为热烈的欢迎场面。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致欢迎词，热切期望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加发挥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经过22年崎岖的外交历程，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终于被恢复和承认，新中国从北京走向纽约，走向世界，以其固有的丰采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第十节“老朋友”的保证周书楷发出“警讯” 在微妙的中美外交“小步舞”刚起步的时候，台湾就十分敏感地察觉到此事对自己的不妙。但真正准确判断出美国在旋转中要与自己拉开距离，是尼克松下令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他的借口是美国经济困难。这对台湾当局来说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1970年7月15日，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得悉这条消息后，震惊得几分钟内说不出话来。后来他说：“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他受台湾当局命令，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强烈抗议”。翌日上午，台湾“外交次长”杨西昆匆忙约见美国“大使”马康卫，指责尼克松的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但尼克松并不为之所动摇。 基辛格访华，使台湾当局倍感自己已面临冒险或毁灭情势，唯有以冒险以求生存，决不可坐待毁灭。当务之急，是阻止尼克松访华。于是，“外交部长”周书楷公开叫嚷：“如果魔鬼能救我的国家，我也会与魔鬼握手。”联苏举措，呼之欲出。 对台湾当局发出的这种警讯，华盛顿当权者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台湾毕竟是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政府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台湾进行安抚。1971年8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赴台北，转告尼克松关于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的保证。10月，尼克松又派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作为私人代表再赴台北，向蒋介石转交美国总统信件，重申美国“完全烙守”同台湾缔结的条约。特别是1972年1月，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美、台“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无限有效”。这是给台湾当局吃了定心丸。 1972年2月16日，基辛格在尼克松启程访华前约见沈剑虹谈话，基辛格说：“希望台湾不要对尼克松访问发表任何官方评论，华盛顿和台北不要恶言相向，台、美之间关系不会因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而有所改变。” 尼克松率先与周恩来握手2月21日，北京的气候同美国一样阴冷。当尼克松乘坐的“76精神号”专机飞越太平洋出现在人民共和国首都上空时，正巧太阳冲出了厚积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他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上午11时10分，尼克松总统的副机到京，美国人做事相当认真，元月3日，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黑格就带了一个庞大的先遣技术小组到北京。他们在首都机场建立起一个电视转播台，并进行其它准备工作。先遣组为总统座机确定将要滑行的路线、停放的位置。机门朝哪个方向打开？总统从哪个点下飞机？舷梯放在哪个角度？这一切，都用皮尺量好，然后划上标志，固定下来。就连飞机的前轮将停在哪块地板上，主轮压在哪个点上，都测量后做上记号。 间隔20分钟以后，总统专机平稳地停定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 第320章 出乎这位美国总统的意料，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只能以附合这种情况的礼遇接待这位第一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紧随他身后的是李先念、叶剑英等领导人和包括各界代表的百余人，没有外国驻华使节。 当尼克松下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当尼克松走完梯级，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尼克松日后回忆：“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讯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这时，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涌出机舱，走下舷梯。 原来，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中国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尼克松特意安排他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1日上午11点30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为了突出美国总统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镜头，尼克松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摄像机拍摄尼克松走下舷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与握手时，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单独一个人。他要纠正传闻中1954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知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于是，当尼克松走下舷梯时，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像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76精神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俩人。尼克松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恩来的左边，这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并踏着节奏鲜明的步伐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大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一一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窗外。他是觉得有点冷淡；但是，外表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住入18号楼汽车很快驰入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尼克松与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下榻的18号楼等候。 18号楼被人戏称为“元首楼”。它是一座二层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楼身洁白，飞檐绿瓦，门前悬挂着盏盏大红纱灯，有一种非凡的气派。 元首楼一楼有一处328平方米、布置精美的室内花园，厅内铺着绒毯般的塑料草坪。花园的东南、西北角分布着造型优美又形态各异的山石和水池，水池中喷泉飞花，金鱼攒动。池边围种着四季花木有山茶、棕竹、散尾葵、兰草、杜鹃、梅花、玉兰、芭蕉等。由于这里无论是那个季节都显得妩媚可爱，生气勃勃，所以被称为“四季厅”。 步入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坐，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在寒暄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盥洗。 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6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里住过。 从住处的安排上能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的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 刚一会儿，周恩来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尽管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他也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基辛格知道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里，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侥有兴趣地欣赏着卫生间。他听说当年赫鲁晓夫做为第一名客人住进了总统套间时，曾抱怨卫生间的浴池太小了。难以容下他自由的想象。细心的周恩来知道之后，马上请人重新设计，着实改造了一番，才成今天这种样式。 毛泽东驾驭整个会晤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他对尼克松的来访很重视。 尼克松刚吃完午饭，毛泽东就决定会见尼克松。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游泳池”。 14时40分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 基辛格后来对毛泽东的书房作了如下的描述：。。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两人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hushi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的作用的见证。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 第321章 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当尼克松在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尼克松表示，他这次来访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作出这次决定实属不易，他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然后握手告别。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时，他发现毛泽东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周恩来的即席表演2月21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宾主云集。尼克松及夫人、基辛格等由周恩来陪同坐在可以容纳20人的主宾席的大圆桌旁。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无休止的祝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招待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贵宾用的茅台酒据说已贮存30年以上。当服务员将那古雅的小口白陶瓷酒罐打开，一股特殊的芳香悠悠溢出，沁向四周。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举起面前的一个小酒杯向尼克松介绍。当时的国宴，每个客人面前至少摆上大、中、小三个酒杯，每个酒杯都斟得满满的，其中必有国酒“茅台”，其余的是各种名牌葡萄酒，另外还要上桔子水、矿泉水。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到这里，不等翻译译出，自己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尽。周恩来的目光也出现了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在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晴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了尼克松一眼，含义无穷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的表演将尼克松总统迷住了，尼克松回到华盛顿以后，曾得意地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表演茅台酒的利害，当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蓝色的火焰跳跃着，竟不熄灭，他大力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酒流满了桌面。基辛格曾经幽默地提到此事，“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做完茅台酒的表演后，周恩来端起了服务员新换上的酒杯，茅台酒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己扬名四海了，但是，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的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电视摄像机拍下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满脸喜悦地用茅台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更使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尼克松对于这种干杯的动作不是十分熟练，在举着酒杯与周恩来碰杯的一刹那，举杯的那只胳膊还要往上一耸。 宴会中，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尼克松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周恩来对尼克松夫人帕特称赞：“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 帕特笑着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呐。” 据说，早在半年前，尼克松就把他餐桌上的刀子、叉子换成了中国的筷子。 双方祝酒后，周恩来举着杯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人员逐一敬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咚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只要有人稍一留意便会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的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了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了笑，带着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了一惊，继而疑惑地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长征途中攻占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露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治的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尼克松举杯。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席间，指着摆放在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么？” 周恩来笑了，向帕特解释说：“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哦！” 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特，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天，在美国的街头，家庭里，办公楼内，企业里，人们都在议论着周恩来送熊猫。《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后来，尼克松也决定送两只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麝香牛给中国。 第十一节艰难的“基乔会谈” 台湾问题最为棘手基辛格这次随尼克松访华，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古迹面前作一些什么反应。这些时间，他主要是同乔冠华一块，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 尼克松访华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 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两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俩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辩辞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德国口音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观点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井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第322章 基辛格拒绝了这个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相持不下，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谙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世界各国代表的注目中，敞怀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人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会谈取得突破 第四天，2月25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谏言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两人还是不着急，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不必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词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务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 公报文本最终落实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10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以来，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第五天，2月26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七○七”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美国方面节外生枝原来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专家，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在草拟公报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对此难免会有看法。此外，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自己的心中设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15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叫来商量。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说话：“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公报。”基辛格忿忿地说。 “看我不回去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真难启齿呵！”基辛格脸有难色，还是应允了。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晚上10点20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的话说了出来：“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乔冠华用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都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么？”乔冠华爽脆地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 第323章 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24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恩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闪烁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周恩来的含义，微笑说：“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件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他们根据毛泽东所定的原则，对美国国务院专家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反复的推敲。直至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然而，天亮之后公报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基、乔两人很是担心。 第十二节蒋介石举棋不定尼克松乘坐中国专机尼克松在北京度过5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 第五天，2月26日，按预定日程，到西子湖畔的杭州参观游览。 这次尼克松乘坐的是中国“伊尔——18”型涡轮螺旋桨飞机。 这是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访华所做的特殊安排。就在尼克松为了这次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没有等闲视之。早在1972年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听完各小组汇报准备工作后，专门讲了尼克松访问杭州、上海时要让他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因为以前尼克松在国外访问，从不乘坐东道国飞机。“尼克松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听我们的安排喽。”周恩来的表情和语气都饱含着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他给民航下了死命令：“马仁辉同志、张瑞霜同志，这次专机任务可不同往常，你们一定要保证搞好吁！”周恩来十分清楚，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依靠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保障的。“你们从现在起，就要组织执行专机任务的机组试航。另外，除尼克松去杭州、上海的当天要试飞外，头天下午还要先试飞一次要确保万无一失！” 此外，周恩来又对机务和警卫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对机务人员讲清楚，专机必须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待试飞后进行铅封。对警卫部队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严加看守飞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以后的几次开会，周恩来对接待工作的细节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指示，会上，有人提出：接待方针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不好掌握分寸，周恩来扑哧笑了：“这有什么难呢？人家伸手，你就伸手过去，不要傲慢，也不要嘻嘻哈哈的嘛。” 运载美国总统的中国专机就要起飞了。机场上好不热闹：民航和空军出动了伊尔——18型、子爵号和云雀直升飞机3个机种、12架飞机。组织这样一个多机种、大机群的参观访问团，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伊尔——18总理专机临时定为总统专机。为了保密起见，机号由216改为218。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坐中客舱。 总统自己的“76精神号”专机也跟着起飞。 周恩来巧喻“13” 由周恩来专机机长张端霭驾驶的伊尔——18型飞机，26日从北京到杭州。27日从杭州到上海。 当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时，尼克松翘着的拇指对周恩来说：“飞得很好。”周恩来面带自信地微笑，不卑不亢地回答：“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总统还是第一次乘外国飞机。因为中国最安全。” 基辛格说话的神色，无不自豪，因为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中方当初做出这项安排时，美方曾有异议，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上海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里。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13层。 2月27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装出笑，极不自然。 周恩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我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在参观各种工业设备，他还伸手去按电钮，新式机床运转起来。 他对周恩来说：“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 周恩来哈哈大笑。 第324章 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1959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此后，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台对《联合公报》表示不安尼克松访华，全球为之注目。在所有的关注者中，蒋介石最为尴尬。尽管与美国有约在先台湾不对访华恶言相加，但“中华民国”的面子总不能不顾。在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的当天台湾当局“国大”会议立即发表声明，称“戡乱”反共国策绝不改变，不承认中、美间任何协议，大陆中共是“叛乱集团”，无权代表中国。 由于《联合公报》中的措词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语，尽管是中国方面的立场，但这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对台湾“正统”地位的否定，台湾当局非常焦急。3月6日，台湾当局指示沈剑虹会见尼克松，要求当面澄清，以消除因《联合公报》引起的不安。尼克松要沈剑虹转告蒋介石：“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其中当然也包括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有效。 第二天，沈剑虹飞回台北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要的就是美国总统的保证，但这种保证与以前却是大不相同了。台湾这位“蒋总统”听完汇报后，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 蒋介石不敢贸然行事蒋介石决定“与俄帝往来”。而苏联，对于台湾的基地，久已垂涎欲滴，也正趁美国调整其亚洲战略部署的机会，大肆扩张，以取美国的地位而代之。因此，蒋苏交易，本来可以一拍就成。但是蒋苏双方当时均有顾虑。特别是台北方面，顾虑尤多。 顾虑之一：当时美国并不是真的要退出亚洲，苏美从东南亚到东北亚的争夺正烈，即使美国中断美蒋关系，美国也不愿看到台湾成为苏联的战略基地。 顾虑之二：中国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过去一直要美国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假若中美一旦建交，美国宣布美蒋条约废弃而蒋介石公开投苏，中华人民共和国岂能放过他？ 顾虑之三：大陆人民、台湾百姓、海外侨胞、以至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对苏联都无好感，蒋介石如一意孤行，势将引起群情汹涌，火山爆发。 因此，蒋介石左顾右想，还是不敢公然行事。为了替将来公开联苏铺路，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同苏联秘密往来，暗中发展关系；另方面，为了不激怒美国和平息岛内舆论，蒋介石撤换了曾公开鼓吹联苏的“外交部长”周书楷。 第十三章南海风云激荡，中国舰艇穿越台控区。草山老人闭目轻叹：“西沙战事急哪！”一代枭雄，灵柩暂厝“慈湖” 第一节台日断交尼克松把日本撇一边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终于在北京机场停稳。片刻，尼克松从舷梯上走下来，这时周总理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两位要人的握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和解。尼克松访华实况，通过电视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了转播。日本首相佐藤荣坐在自己的官邸观看电视，他要看一看尼克松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和迎接他的周恩来握手，说：“iamveryhappy。（我非常高兴）” 接下来就是检阅仪仗队。。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的狠狠地关掉了电视。他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7个月前那件令人扫兴的事情又呈现在眼前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书递给首相一份美国送来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以前访华”，发表时间为日本时间11时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针已指在11时27分。佐藤首相认为尼克松把日本撇在一边，显然是一种不考虑友好国家立场出卖朋友的行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唤“上当了”。 佐藤的态度自然是恼怒的。 谁知一群记者却紧迫不舍，非要他谈谈对尼克松访华的看法。 佐藤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他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他”，自然是指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全国上下为之哗然。在收到《上海公报》后，外务省开始秘密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准备。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田中角荣竞选自民党总裁的。中日关系就成了自民党总裁能否当选的一个问题。 田中角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当选了，并很快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东风着意，先上小桃枝”。日本人接受新事物最灵敏。1972年7月24日，田中角荣宣称，他理解周恩来的“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三、废止原《日中和约》。 台湾反映极为强烈：先是“行政院长”蒋经国、“外长”沈昌焕对日本提出警告；接着是驻日“大使”彭孟缉对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作专门拜访。还有，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在访问南朝鲜归途中，也特意绕道日本，想做些劝说工作。最后是蒋经国正式摊牌：兹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这类事先打招呼的话，外交上常见。有时也有效果，但多属大对小、强对弱，通常毫无效果。 台日关系由热到冷台湾同日本的交往，也有一段由热到冷的过程，蒋介石对此用心尤多。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等人会谈，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再加上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间两大阵营壁垒分明。严峻的局势，逼迫双方各自寻找各自的朋友。 1951年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对日和约草案》，台湾未被列为签字国；12日台“外交部长”叶公超对美提出抗议；19日，陈诚引咎辞“院长”职，蒋慰留之；20日，叶引咎辞“部长”职，陈慰留之。 9月4日，对日和约会议开幕，台湾无代表参加，叶公超抗议；苏外长提议邀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美代表拒绝。杜勒斯在国会答称：中日和约由台湾或大陆签订，应由联合国决定。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日本与同盟国中的49个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和约》（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3国拒签）；同日，美日两国也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日本也钻入了美国保护伞。19日，周恩来指责《旧金山和约》为非法。 几经周折，（一则，日本吉田茂内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顾虑；再则英国首相邱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表示反对），1952年2月20日，日本政府终于派出曾任大藏大臣的河田烈为代表与台湾叶公超在台北会谈“中日和约”。这次双方会谈最大的争论点，是“和约”“适用范围”的问题，大陆已不在蒋的“治下”，又怎样去“贯彻执行和约呢？吉田茂首相很聪明，他的意见是：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台湾当局不同意，要求将“或”改为“及”。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作让步：在交换照会中，双方同意在记录中明记——“或”具有“及”字之意。 中国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叫“哄鬼”。 蒋介石原来的政治哲学是“攘外必先安内”。来台湾之后，“安”字用不得了，改称“反共复国”。但在国际间，“曲高和寡”，所以竭力在日本人身上做“合纵”的工作。他说：本人于日本投降未几，则一再声称：中国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而应采取合理的宽大政策，并谋对日和约的及早完成。 蒋这种“饥不择食”的态度，当然同美国在战后积极扶持日本的政策有血缘关系。前面提到的《旧金山和约》在它的第14条中还规定了战后日本应以“服务补偿”的方式赔偿中国损失。可是在这一次的双方会谈中，连“服务补偿”也“自动放弃”了。 1952年7月9日，河田烈在台北“中日文化协会”演说，赞扬“中日和约充分显示蒋总统宽大精神”。8月2日，蒋介石签署了《中日和平条约》。” 第325章 旋派张群赴日作友好访问；9月18日，蒋的代表张群晋谒天皇；日皇对缔结和约极表快慰，尤感蒋“总统”之宽宏大度，誉为“亚洲伟大领袖”。蒋旋派董显光为驻日“大使。 如此慷慨！如此大方！连日本的评论家都感到惊讶。《蒋总统秘录》的执笔人、日本《产经新闻》的编辑古屋奎二，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中日和约中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乃是未见前例的条约。 抗战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是14年），战火烧遍20多个省市，中国死伤人员以千万计，财产损失无法算出来；而战后，中国不要一文钱的赔偿，这也是实行“民权主义”吗？ 在历史上，中国曾三次被日本勒索战争赔款： 第一次是1874年。时日本派兵企图占领台湾，清政府派兵抵御，日本自知无法取胜，转而谈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偿付日本50万两白银赔款。 第二次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付给日本的白银总数相当于日本国财政4年半的收入。 第三次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仅日本掠去中国的赔偿，就达3400多万两白银。 在第二次偿付日本战争赔款时，清政府财政经济已非常困难，不得不五次大量举借外债。最终偿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达6．9亿多两白银，而且还为“举借外债”丧失了大量主权。 日本在20多年内就勒索了中国三次大赔款，用这些钱大办教育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1931年凭借其军事实力又打进了中国的国门。向这个侵略成性、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害的战败国索取赔款有什么不应该！ 东南亚受害国朝野并不同意蒋介石这位“亚洲伟大领袖”的搞法：台日谈判期间，1952年3月25日，菲律宾参院反对批准对日和约，坚持索赔；随后，香港也向日本掀起了索债运动；1966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要求半年内解决与日本所结的“血债”；1991年，南朝鲜为日本征用韩国“慰安妇”，要求日本予以战争赔偿。 蒋介石为了反共，所以就联日；为了联日，所以就牺牲民族利益，买来一个“宽宏大度”的“亚洲伟大领袖”。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不是“似曾相识”吗！ 由于日本是一个在原材料供应和成品销售两方面都离不开国外市场、“以贸易立国”的经济大国，同时美国也害怕过多的日本商品流入美国市场，因此日美两国政府都希望日本能与中国大陆做生意。 从日本当局来说，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最理想的境界是“不谈政治、只管经济”的“政经分离”。可是：“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195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去日本，同以材田省藏为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以池田正之助为首领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签订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有如下条文：一、互相间举办商品展览会，并各取得本国政府同意——对于事务之执行与人员之往来，给予各种方便及安全保障。 二、互相在东京与北京设置通商代表部，对于各该代表部及工作人员给予外交官待遇的权利。 中日双方朝野上下心里都明白，这种往来已大大超出了民间协定的范围；“政经分离”是不好“分”的。 “春色满园关不住”。事物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只可诱导，不可抑制。人为的：或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或咒它死亡，那都是缘木求鱼。传说，鲧治水，用的办法是封堵、围截，治的结果依然是“洪水滔天”；禹治水，用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予以疏导，引江河入海，于是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是这样解释“致知在格物”的，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格得，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阳明先生把人们的主观意识、主观努力的作用夸大了。夸大了就要办“鲧治水”那样的事，请看：1956年4月14日，张道藩率“赶日亲善访问团”将赴日，蒋介石“属转告日本朝野，勿存与匪共存幻想。”蒋介石一“告”便可消灭那个“幻想”吗？何其自作多情！ 1956年9月，蒋介石《答法国记者问》：日本若干方面曾一再主张开放对大陆贸易，但余不信渠等能代表大多数日本人民或日本政府之态度。日本私人贸易商曾与匪帮签订若干贸易协定，但无堪称有何成效。日本经济之未来发展，实在于与自由亚洲国家及我忠实华侨合作，扩充其与东南工地区的贸易。 蒋介石挖空心思阻拦中日贸易的发展。在蒋的心目中，他害怕中共军事力量强大，也害怕大陆中国人民富裕。所以我们说，蒋“怀念大陆灾胞”是假的，提倡“仁爱为接物之本”，也是口是而心非。 如果说，在战后最垂青于蒋介石的，在美国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那么，在日本则是岸信介首相了。1956年6月，岸信介亲到台北与蒋会晤，张群以“总统府秘书长”身份亲任翻译。首相此行，意在向蒋表明，他仍在推行“政经分离”政策，“希望予以谅解”。“有朋自远方来”，抚今追昔，蒋当是怀有无限感伤的。面对这位邻国首相，他可以充分为自己说项。蒋介石对岸信介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搬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固不容许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堪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观点而论，余甚感慨然。以上是“感伤”。“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不过，我们须得知道：现在苏俄对亚洲，有两个最紧要的目标，一为消灭台湾，一为赤化日本。此二目标如能达到，则其统治亚洲即无问题。所以中、日两国，断无一个灭亡而另一个尚能存在的道理。故此两个国家必须衷心合作，日本得到安全，中国又能反攻大陆。两国合作，方有真正力量。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认定： 第一、苏俄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敌人。 第二、日本与中国一定要共同反共。 以上是“说项”。只差一点没有说出“沙陀帮兵”了。20年前，蒋也曾“联共抗日”；“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变成“联日反共”了。但这个“遣将不如激将”，不大讲究逻辑：何以见得苏俄只定了这两大“目标”？何以见得这两个“目标”能代表亚洲？何以见得台、日必须“共存共荣”？事物发展有它自己的轨迹。日本朝野没有被“赤化日本”的话吓住。1957年7月16日，日政府宣布放宽对大陆禁运；16日，台“外交部”认定此决定“非仅助匪侵略，且冒政治风险”。1958年2月，日本钢铁代表团到北京签订了贸易合同；继之，日中又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协定》。 面对黄海海域出现的这股“暖流”，蒋又是“抗议”，又是“正告”，又经过多次“会谈”，虽争得了一点虚荣，但实质无改变。 1959年3月4日，浅沼稻次郎率日本社会党访华，周恩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这已经是“纯政治”了。 1960年，池田勇人又继岸信介组阁，表示将“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对方（大陆——引者）打交道”。翌年1月，池田向国会演说，宣布调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是今年日本重大问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是一个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杰出外交家。丰富的政治阅历，使得他善于同各方面人物打交道。他及时地向日本提出了“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和“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这些，都先后为池田内阁接受了。 老实说，这时候大陆正是人祸天灾、经济困难之时，中日间的贸易还不可能大发展。1961年后，大陆情况开始好转。 1962年11月，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的贸易备忘录签订了。 太平洋西部的柔风，轻轻地在中日上空吹拂！ 池田内阁为什么“向左转”？首相9月18日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或可看出端倪：中共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变化，（这位日本政治家，真是“不幸而言中”，“三五年”之后，大陆便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引者）；台湾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 池田捅了马蜂窝了！ 政治家们常有一两点藏得极深的用心：或不动声色，始终秘不示人；或故设疑冢，引人误入歧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彼此“心照”是可以的；但千万不可“宣”、不可“揭”。池田勇人，冒里冒失，“一语中的”，公开的指明“反攻大陆”根本不可能，这是蒋20多年来始终最为忌讳的心事。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碰到这带电的铁丝网上。 9月20日，陈诚在“立法院”报告，对池田言论深感“意外与遗憾”。 蒋介石最恼火，9月21日，他反唇相讥：在“九·一八”的时候，池田只是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池田的上司——日本军阀曾经预言：只需2个师的军队，用3个星期的时间，便可使中国屈服。 第326章 结果如何！今天池田的预言能比他当年的上司高明吗？不要忘记，我蒋某是曾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使你们预言不能实现的蒋介石。“好汉不谈当年勇”。典型的摆老资格；世界上，哪有“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民”的本事！ 如果说，蒋的反驳，意在指出那些实行侵略战争的战犯，理当对中国负疚，这种指责完全应该，这不是“报复主义”。但蒋的本意却是，“九·一八”时的低级官员，今天怎能看出我蒋某“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就有些荒唐了。 1963年10月4日，北京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任会长。 1964年底佐藤荣作内阁替代了池田勇人内阁，因佐藤的政治倾向，台日间的关系又变得亲昵一些：一时间，又是蒋亲笔致函佐藤，又是日本向台湾贷款，又是在高雄设日本领事馆，沈昌焕、严家淦、蒋经国先后访日，佐藤也回访了台湾。但是：“渔舟唱晚”，红日却已西沉！ 1966年10月12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黑田寿男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发表共同声明，承认周恩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及“政经不可分”等主张。 1970年2月14日，日首相佐藤荣作称：日本今后一方面与台湾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一方面促进日本与大陆关系。同月17日，佐藤又表示赞成在日本与大陆间举行大使级会谈。 田中竟说添了“麻烦”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经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后，终于实现了访华。 田中首相于9月25日启程前往北京。他乘坐的专机直飞北京，上午11时30分（日本时间下午零时30分）抵达北京机场。 田中和周恩来的第一轮首脑会谈，从9月25日下午1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开始。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对田中说：“总之，要求大同，存小异。”“那当然。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田中回答。 由此可见，谈判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天下午7时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共600多人，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人数。 宴会进行一半，在田中致答词时，他提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说：“两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丰富多采的交往的历史。”接着他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讲到这里，刚才还在鼓掌的中方人员听到了“添了麻烦”这句话，一下子静了下来。会场上热烈的欢迎气氛突然变了样。 周恩来口气突变 第二天，周恩来见了田中，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中国方面觉得日本为了侵略大陆，发动了满洲事变、日华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用这样一句话表示道歉太轻描淡写。不过田中致词结束的时候，中国方面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圆了场。 下午2时。田中和周恩来举行第二轮会谈。周恩来与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看到周恩来如此气势逼人，田中也豁出去了：“不。这不是高岛个人的意见，是日本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未加理睬，话锋一转谈到头天晚宴上田中的致词，对“添了麻烦”的说法进行批评。田中不买帐，说：“日本可不是这样。你说没关系，我给你深深鞠个躬，说声‘实在给您添了麻烦，以后我注意’，就完了。”接着，双方展开舌战，你来我往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对日方说来还有一件事很棘手。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田中首相一行无论如何要在这之前离开北京。就是说，谈判不能拖。从自民党党内的情况讲，田中访华，说什么也不能让谈判告吹，空着两只手回国；如果谈判破裂，很可能在党内受到追究，导致内阁总辞职。从中方态度严厉的情况看，要想完全按日方的主张办似乎很难。 第一轮首脑会谈结束后，日本代表团回到迎宾馆，人人显得心情沉重。 这时，田中开了口：“怎么啦？总得吃饭嘛。”大平、二阶堂、桥本中国课长等人紧跟田中身后，走进与首相卧室只隔着一间房的食堂。由于谈判触了礁，所以谁也不说话。为了给大家打气，田中又开了腔：“你们用不着担心。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到时候我负责。党内，你们不必担心，我有办法。这行了吧？” 不论是大平还是高岛，都没有心思拿筷子。只有田中一人往嘴里夹菜，咂巴咂巴吃得挺香。还不时呷上一口茅台。 田中为了活跃气氛，又开口了：“咳，这好吃。”但还是谁都不下筷。 田中有点火了：“我就说你们这帮大学生不行嘛。用得着这样愁眉苦脸吗？”“那，你说怎么办？”大平问。 “这些事让那帮大学毕业的家伙去考虑。”田中回答。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的外交官们，都不由得笑了起来。田中一会儿说“大学生不行”一会又说“让大学生去考虑”。田中这套安抚人心的办法真灵，笼罩在大家心头的愁云消失了。怎么办？等吃完了饭再考虑也不迟。 吃完饭，大家把田中送回卧室。随后又到大平卧室开会研究，逐条对联合声明的初稿进行仔细推敲。起草妥协方案的工作，直到当天深夜才完成。高岛把妥协方案的基本内容整理成若干条，于次日上午交给了大平。 9月27日。从清早起天空就布满了厚厚的云层，而且刮着阵阵狂风，似乎预示着谈判的前途严峻。但是田中首相一行还是按照中方安排的日程，于上午8时许离开宾馆，由姬鹏飞陪同前往万里长城游览。 下午4时10分，田中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始第三轮会谈。事先，日本的妥协方案已通过姬鹏飞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对妥协方案点不点头，将是田中访华成败的关键。田中也好，大平也好，都想从周恩来的表情猜测会谈的命运，但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出谈判的前途是凶是吉。田中又一次感到“周恩来实在高明”。 在田中到达中国当天的晚上，周恩来一再给田中的盘里夹菜，脸上总是笑嘻嘻的。 第二天举行第二轮会谈时，却和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语气批驳了高岛条约局长的说明，浑身充满了中国寸步不让的气概。今天，周恩来笑容可掬，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眼睛没有笑。从他的眼神可以看见他像在思考着什么，使人感到几分畏惧。周恩来一句不提日本的妥协方案。会谈结束后，日方参加会谈的人员终于恍然大悟：“周恩来是在等什么人最后拍板。”周恩来请示的不是别人，肯定是毛泽东。毛泽东会作出什么反应，大家非常担心。 毛泽东大度表示：“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周恩来第三轮会谈结束，日方代表在迎宾馆用餐，礼宾司长韩叙前来通知中国课长桥本：“下午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田中等人正准备前往，周恩来未经预告突然来到迎宾馆，亲自陪同田中他们前往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8点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日本客人，乍看起来，毛泽东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些，歇顶，后脑勺上白发很密。 见面时，毛泽东幽默地说：“上帝快要我去报到罗。”但是田中丝毫没有看出毛泽东身体不好。 接着毛泽东又说：“打架打完啦？不打不行啊。” “不，我和周总理谈得很好。”田中解释。 “不打不成交嘛！” “是的。” （田中回国后，9月30日在自民党参众两院大会上介绍北京谈判的经过时说，“我在欢迎宴会上讲，‘添了麻烦深表反省’。这句话在第二轮会谈中成了话题。”） 毛泽东十分健谈，一会儿话题又转到书斋里的藏书。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套《楚辞集注》六卷，作为礼物送给田中。他说：“我喜欢读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 会见用了一个小时，谈了不少题外话。田中回国后，10月1日在东京小平市的高尔夫球场（小金井国家俱乐部）打高尔夫球，中间吃午饭的时候对记者们披露了当时的一段插曲。 会见结束时，田中站起身来，田中一再谦让，毛泽东还是把田中等人送到门口。会见时毛泽东开头讲“不打不成交”，不时浮现在田中等人的脑海里。 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毛泽东对田中的友好态度，清楚说明毛泽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3人回到迎宾馆后，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了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况，一个个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他们认为，此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也因为把日本拉了过去而在举杯祝贺吧。9月29日，日中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已经结束，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随即，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1952年4月28日在台北签订的那个《日中和约》自动失效。 第327章 台湾当局也连夜发表对日本断交的声明：。。田中政府的错误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国民对蒋总统深恩厚德的感谢与怀念；我政府对所有日本反共民主人士仍将继续保持友谊。 用不要赔款的“深恩厚德”，买来一个临时的反共伙伴；最后仍然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政治离不开权谋，但不要过于施展权谋。君不见，“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礼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那些喜欢搞个人恩怨的政客，骨子里都是伪君子。 第二节蒋介石南海之情大陆军舰穿越海峡1974年5月18日，台北。 88岁的蒋介石由一位年轻hushi搀扶着，在草山别墅的花园里散步。他刚睡过午觉，但是仍然显得很疲倦。 两年前的3月，蒋介石做过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也有说是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颓势，如当头一棒，将这个86岁的老人一下子打倒了。这也不全是牵强附会，谁能说没有这个因素。 同年5月的第五届“国大”，蒋介石又“当选”为“总统”，随即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院长严家涂，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蒋经国组阁，“总统”是自己的父亲，“副总统”严家淦可视为可有可无。一个蒋经国统治台湾的时代开始了。蒋经国当政后，台湾的经济出现了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蒋介石非常满意，他可以放心地在这里静心休养了。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快车是从1970年开始的，后来被誉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经济奇迹”。 蒋介石在花园里走了十几步，感到气力有些不足。他在hushi的搀扶下坐到安乐椅上闭目养神。 秘书过来了，他掏出几份有关西沙海战的简报。。蒋介石本来已不大关心政事，他很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蒋经国办。但是，西沙海战爆发后，他每天都要在这个时候，让秘书念几份关于南海战况的简报。 秘书今天念的不是平常的简报，而是国防部送来的一份急电：中共海军导弹护卫舰4艘，今天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 秘书望着蒋介石微睁的双眼，轻声道：“国防部请您谕示，是否拦截。” 70年代前，因为有美军第七舰队撑腰，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一直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大陆军舰从东海到南海的调防，或者从南海驶往东海，都要绕道台湾岛东南的公海上，穿越巴士底海峡，尽可能避免在台湾海峡内与国民党海军发生冲突。或许是军情急迫，或许是美军已退出台湾海峡，这次大陆军舰要在台湾海峡通过。 “西沙战事紧哪。” 蒋介石闭上眼睛吐出这句话，然后轻晃着安乐椅养神去了。当天，我海军“昆明”、“成都”、“衡阳”、“贵阳”等4艘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加入南海舰队建制。不久，南海舰队又配备了051型导弹驱逐舰。这可能就是南越军方发言人所说的配有冥河式导向飞弹的驱逐舰。不过，此时西沙海战已过去半年了。 从此，西沙群岛，便牢牢控制在我军手里。虽然，南越和不久后统一的越南多次觊觎这片极为重要的海域，但是，他们的企图一次又一次落空了。西沙，国人完全可以放心！ 只剩南沙了！ 中国发现南海诸岛史蒋介石晚年在处理南沙和西沙的问题上，是非常明智的，基本上能以民族利益为重。 南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在岛上的捕鱼和采集鱼贝活动始于何时，无法确知。据三国时代万震所写《南州异物志》记载，汉代从马来半岛到中国大陆的舰行路线为：“。。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康泰在《扶南传》中也写道：“涨海中，倒珊瑚，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 宋朝《太平御览》也有“涨海”的记载：“又曰扶南之东，涨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树，得春雨时，皮正黑，得火燃，树皮正白，纺织以作手巾或作灯火注用，不知尽。”文中所说的“涨海”，即今南海。至于之所以有“磁石”之称，大概是指未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因船只碰到这些暗礁就搁浅遇难，无法脱身，犹如磁石之吸附一般。 从第三世纪到第八世纪末，史籍很少记载中国船只在南海活动的情形，主因是南洋诸国通中国者不多。 直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中国史籍才又陆续出现有关南海诸岛的记录。北宋仁宗皇帝在《武经总要》亲作御序说：北宋朝廷“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于广南（即今广东），治■鱼入海战舰，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所提到的“九乳螺洲”，已把西沙群岛置于海军巡逻范围。 1178年，周去非撰《岭外代答》，书中提到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问答所泄沦入九幽。这里所说的“长砂石塘”，就是西沙群岛。其所描述的地理及海洋特性，跟康泰《扶南传》所说的“涨海”的地理特性相似。 提及西沙及中沙的古籍很多，如：宋人赵汝适于宝庆元年（1225年）撰《诸蕃志》，书中记载的“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床”，其地点可能为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1274年，南宋吴自牧撰的《梦梁录》中所提及的七洲洋，指的是海南岛以东的海域，特别是指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之海域。 1292年2月，元世祖因爪哇黥诏使孟琪，于是派兵征爪哇，远证军经七洲洋、万里石塘，至占城。以后元朝汪大渊于1349年所著的《岛夷志略》亦提及万里石塘。而1563年明朝黄衷撰《海语》，也曾对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加以注释。根据其注释，万里石塘的位置在今之西沙群岛，而千里长沙在今之中沙群岛。1618年，明朝张燮的《东西洋考》，则考证过七洋形成之源由。我国渔民在西沙群岛的活动，除了捕鱼之外，也在岛上盖房舍，甚至有农业活动，明朝王佐撰的《琼台外纪》有清楚的记载：“万洲东常沙石塘，环海之地，每遇铁飓挟潮，漫屋瀹田。” 以上史籍所提到的七洲洋、千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可能只限于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因为古代中国的航海路线大抵是沿大陆沿海至越南外海，经西沙群岛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水域，前往越南中部的占城，再转往印尼的苏门答腊或前往泰国。在这一条航线上，船只都避开或绕经南沙群岛之外，以免遭到危险。因此，直至十六世纪为止，我国史籍都未有南沙群岛之记载。1730年，陈伦炯撰《海国闻见录》，首度提及南沙群岛。他在＜南洋记＞卷中说：“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洲头，过七洲洋，取广南外之咕哗罗山，而至广南；计水程七十二更。交址洲洋七洲洋西绕北而进。。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独于七州大洋、大洲头而外，浩浩荡荡，无山形标识；风极顺利，对针亦必六、七日如能渡过而见广南咕哗罗外洋之外罗山，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恐溜入广南湾，无西风不能外出。” 在《南澳气》卷中并绘有地理位置图更明白地指出南沙的位置，书中说：“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土浮沈皆沙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雨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对峙。隔洋阔西更、洋名沙马崎头门。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海万州，曰万里。少之南又生喽咕石至七州洋，名曰知里石塘。” 这里所称的千里石塘，就是南沙群岛。在《海国闻见录》中所绘的图，显示出千里石塘的位置在南沙群岛。 1820年，杨炳南撰《海录》，明确指出千里石塘为南沙群岛，他说：“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为安南外屏，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船误入其中，必为沙所涌，不能复行。。。七洲洋正南则为千里石塘，万石林立。洪涛怒激，船若误经，立见破碎。” 以后的著作中都清楚的分别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如1838年严如煜的《洋防辑要》、1844年魏源的《海图志》、1866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他们都以万长沙指西沙群岛，以千里石塘指南沙群岛。 在杨炳南的著作中，亦首度提及东沙岛，他指出东沙岛上有一个小港口，可避暴风雨。他说：“船由吕宋。。西北行五、六日，经东沙，又日余，见担干山，又数十里，即入万山到广州矣。东沙者，海中浮沙也，在万山东，故呼为东沙。往吕宋苏禄者所必经。其沙有二：一东一西，中有小港，可以通行，西沙稍高，然浮于水面者，亦仅有丈许，故海舶至此，遇风雨往往迷离至于破坏也。凡往潮闽江浙天津各船，亦往往被风至此，泊入港内，可以避风，掘井西沙亦可得水，沙之正南，是为石塘，避风于此者，慎不可妄动也。”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绘制的《皇清各直省分图》中，首先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及中南半岛缅甸以东的地区（包括马来半岛、新加坡、泰国、越南、察国和柬埔寨）划入我国的疆域。 以后，嘉庆十五年（1810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嘉二十二年（1817年）绘制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亦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入我国版图。 第328章 1838年严如■所撰的《洋防辑要》记载了清朝海军在海南岛的海口驻军，海军曾到西沙和昆仑洋巡逻，防番贼海寇。 1876年，清朝第一位驻其公使郭嵩焘赴任，所乘之船经过西沙群岛时，他表示这是中国属海也，这是根据上述清朝的领土主张而做的表示。 虽然清廷早在1755年将南沙划入中国疆界，但还是因为“外力”——德、日、法等国的介入，清廷这才注意南沙的重要性。 1883年，有一队德国探险队到南沙群岛进行探险，清廷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主张南沙群岛于中国领土。1899年，法国向清廷建议在西沙群岛建一灯塔，始引起清廷之注意。 1907年5月，日本商从西泽吉次占领东沙群岛，并将岛名改为“西泽岛”。清廷向日驻粤领事提出交涉，日本自知理屈，乃承认东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唯由中国政府偿还日本商西泽13万元。1907年，日本提倡“水产南进”，日人又乘机占据南沙群岛的若干岛礁，在南海进行捕鱼及采磷矿（鸟粪肥）。1909年4月，两广水师提督李准和吴敬荣率三军舰至西沙群岛，进行一个月的勘查工作，归来后疑具开办计书八项。相对于清廷的慢动作，日本方面则十分积极。1917年，日人平由未治前往太平岛和双子礁调查矿产。1918年日人小仓卯之助至南沙的南子岛、北子岛、西月岛、太平岛活动。1919年，日人在太平岛修筑码头、轻便铁道及房舍设施。 1925年7月，设在安南芽庄的法国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到西沙群岛的林岛，进行勘测。1926年7月，法军舰又到西沙群岛测量海域和岛屿。1928年5月，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决议派沈鹏飞率队至西沙群岛进行调查，共16天，归来后写成“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1930年4月，法军占领南威岛。1933年4月，法军又占领南沙几个小岛，而引起我国的抗议。双方的外交战一直未获解决，直至1939年3月才因日军入侵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而暂时终止争议。 1933年6月，我国政府设立由内政部、外交部、参谋本部、海军部、教育部蒙藏委员会等机关官员组成全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分别于1934年12月21日和1935年3月22日召开两次会议，审定南海诸岛的中英文名称。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完成绘制“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成为日后我国绘制南海诸岛地图的范本。 1945年8月10日，日军战败投降，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日军向我国海南岛榆林港驻军投降。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及国防部官员率四艘军舰至南海诸岛，重建国碑，测绘详图。194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将南海诸岛划归广东省政府管辖，同时正式公布南海诸岛的历史名称和地图。 国民党军队重驻太平岛1950年5月，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后，国民党驻南沙太平岛和西沙群岛守备队，在未遭到解放军进攻的情况下，也随海南岛退下来的军队一起撤回了台湾。这样，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12月派军队进驻的太平岛，就成了无人岛。 菲律宾乘中国内战之机，开始窥伺我南沙。1956年3月，菲律宾海军学校校长古洛马宣称“发现与占领”南沙群岛，提出无理主权要求。越南、法国、英属婆罗洲等相继用各种方式表示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为此，台湾“外交部”于5月22日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抗议菲律宾无理提出对该群岛的主权要求。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声明。5月30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菲律宾驻台湾“大使”，再次声明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同时，国民党当局决定派出军队，对南沙群岛实施广泛侦察，武装进驻。国民党海军组建“立威”舰队，于6月2日上午从台湾出发，5日下午到达南沙太平岛锚泊。次日早晨，小分队分乘两只橡皮舟同时顺利登上太平岛。太平岛面积0．443平方公里，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经过全面搜索，发现岛上并无人迹，也未发现牲畜家禽等。国民党军队原南沙群岛管理处、警卫排及电台钢筋水泥房屋尚在，屋顶一面用油漆涂画的青天白日旗仍清晰可见。7日中午，国民党军队在太平岛庄严举行升旗立碑典礼，表明对南沙群岛及本岛拥有主权。“立威”舰队于8日中午从太平岛泊地起航，对南威岛、西月岛进行了侦察，14日返达台湾。 国民党当局遂决定派南沙守备队重驻太平岛。于1956年6月29日组成“威远”特遣支队进行护送。该队配有4艘兵舰，两栖侦察班、水中爆破队、两栖战车队和陆战通信队，实力很强。 7月6日上午，“威远”特遣支队从台湾起航，11日抵达太平岛。全部物资装备于18日卸完，南沙守备队人员驻下，兵舰返回台湾，完成了重驻任务。 以后，每当有外来势力企图染指南沙群岛，国民党当局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样，严正声明：南沙自古属中华。 第三节一代袅雄灵柩浮厝避暑途中发生车祸1969年7月间，蒋介石夫妇与往年一样，从士林官邸搬到草山官邸避暑。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当蒋介石的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向下行驶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前面的站牌边，并有乘客上下，因为是刚转弯，前导车没有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快速直冲下来，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立即刹车，但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猛力撞上来，与前面的前导车狠狠地接上了“吻”，紧跟在后面的“随一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后果更会不堪想象。 在两车撞击的一刹那，强大的冲击力，将手握拐杖的蒋介石的身体猛然向前带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胸部当场受到重伤，连阴囊都撞肿了，假牙也在撞击时，从口中冒了出来。。宋美龄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受到同样程度的撞击，双腿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她当场厉声叫喊。。现场一片慌乱。。侍卫人员忙着把蒋介石夫妇护送医院。副侍卫长孔令晟一面紧张地向蒋经国报告所发生的一切，一面急忙派人找寻那辆闯祸后逃之夭夭的吉普车。。草山乃至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蒋经国给情治当局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肇事车辆，查明真相。 联指部、宪兵司令部调查组和警方等单位，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上面的决心是务必要抓到导致车祸的军车司机，不然不会罢休。整整追查了好几个月，最后才发现肇祸的车辆，原来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吉普车。 据查证，这位肇事的师长当天刚巧出席了一次军事会议，散会后，急急忙忙叫司机开车下山，没想到阴错阳差，发生了这么一件不幸的车祸。在事情发生后，这位师长和吉普车司机因为畏惧追查，曾经刻意躲了一阵子，可是没有想到还是给查出来。后来，这位少将师长就因为知情不报，被当局以伤害“最高领袖”的罪名，撤职查办，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当天开车的吉普车司机也按军法判刑。 不论这两个肇事者被当局判了多严重的刑罚，毕竟蒋介石夫妇的伤害已经造成。事后，蒋介石在接见一位老将领时承认：“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宋美龄的腿部也受到相当的创伤，一直到她晚年，每逢冬天，双腿都会不适，就是草山车祸的后遗症。 原来，蒋介石的身体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几次感冒，然而，在这次车祸不幸之后，蒋介石的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其中，心脏扩大，是他尔后身体健康的致命伤害。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车祸事件还只是一个开端。 副官失误肛门受伤1971年11月间，蒋介石来到高雄澄清湖，有天中午，他突然想要入厕出恭，于是，他依照惯例，叫当天值班的正班贴身副官，随侍一旁，那天的随侍副官是钱如标。 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机能已经不像往常那样健朗，大解时经常有便秘情形，有时必须藉助甘油球来软化大便，蒋介石解手解了半天，大概觉得肛门不适，就命令钱如标拿甘油球为他润一润肛门，这天钱不知是没睡好觉，还是做事心不在焉，一连挤了两个甘油球进入蒋介石的肛门，蒋介石还是解不出大便，心里直犯嘀咕，立即通知侍卫叫另一随侍副官翁元上楼。翁跑到蒋介石的洗手间，趋前一看，被吓了一大跳，整个马桶全是鲜血，蒋介石也不知所措，他有点焦急地对翁说：“你快点帮我看看，怎么回事？钱副官给我塞了二个甘油球到肛门里面，可是大便依旧没有解出来，你快看看！”翁低下(禁止)去，仔细打量他的肛门，发现钱副官刚刚为蒋介石塞的那两个甘油球，根本没有塞到肛门，而是塞到肛门旁边肌肉里去了，把肛门的肌肉都插破了。他当机立断，立刻通知医官，赶快来作急救，医官发现蒋介石肛门的肌肉已经被甘油侵蚀，有开始溃烂的现象。翌日，“荣总”直肠外科主任杜圣楷为蒋介石诊治，总算止住流血，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工作，可以说是旷日持久，整整治疗了一个多月，肛门伤口才算慢慢痊愈。 第329章 钱如标因此坐了5年牢狱。宋美龄一再当面责骂他：“就是你这个钱如标，老先生的身体就是给你拖垮的！你是罪魁祸首！” 宋美龄安排露脸辟谣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关于他病情的传闻风风雨雨，为了辟谣，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蒋介石尚健在。于是，病中的蒋介石一共对外露了四次面，而这四次公开露面，都是由未美龄一手决策设计。 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蒋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蒋介石还在“荣总”调养，由于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蒋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蒋介石奉茶。当天上午，给蒋介石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接受新婚夫妇的奉茶仪式。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蒋介石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说蒋介石的病情正在康复中。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的11届3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总裁。 那次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蒋介石，然而，当时蒋介石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右手即使坐着的时候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翁元突然灵机一动：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蒋介石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于是，他们把蒋介石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蒋介石在沙发上坐定，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蒋介石右手手腕上方粘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第三次的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蒋介石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蒋介石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蒋介石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的放在蒋介石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二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外交部”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蒋介石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蒋介石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蒋介石的踪影，可见，蒋介石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蒋介石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蒋介石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命脉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政务大局，就算蒋介石去世，已经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面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是不争事实。 康复大夫揠苗助长“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作如此想。蒋介石在苏醒来不久，曾经一度想叫侍卫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根本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 为要蒋介石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蒋介石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侍卫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谁知车队不过行了一段路程，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使蒋介石的情绪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宋美龄非常了解蒋介石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蒋介石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国家实际权力，因而，宋美龄用尽脑筋，要让蒋介石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蒋介石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来美龄却听从孔老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蒋介石作各种复健运动，并行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1974年11月23日，心急和烦躁的宋美龄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她对着医疗小组的警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我搬回去！” 可见她对蒋介石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蒋介石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蒋介石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蒋介石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拆回士林官邸，所以，当时人人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至士林。 在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介石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洋医误诊泌尿出血1975年3月间，宋美龄听从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医师来为蒋介石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建议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但“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年高89岁，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作任何大型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作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作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美国医生为蒋介石施行的背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蒋介石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当天晚上，蒋介石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摄氏37度多，上升到摄氏41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3年前蒋介石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 手术完成后的第2天，一个更令人震慑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蒋介石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的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这种泌尿出血的情形，十分可怕，医疗小组的医官整整为蒋介石输了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高烧不退，加上小便大出血，另外让医疗小组更加紧张的，就是蒋介石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作完背穿刺手术以后，蒋介石的心脏警讯频频，一日数惊。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飘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3月29日，蒋介石在台北市郊的草山别墅官邸口授了遗嘱。遗嘱的开头一句是：“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接下的三百余字，仍是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的一套陈词滥调。 回光返照梦断草山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蒋介石。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作短时间的交谈。 下午，轮到翁元当班随侍蒋介石，他感到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十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那时，蒋介石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 第330章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宫邸，他照往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二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蒋介石似乎有些倦容，便告退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hushi立刻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作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对这次紧急情况，他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翁元日后回忆说：由于我已交班，当我被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的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辍泣，老夫人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请他速来士林官邸见老先生最后遗容。 台湾党政军要员听到蒋介石死了，当夜皆赶到草山别墅，并在别墅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当局“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殂”，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又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移灵时雷雨大作要员们瞻仰了遗容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工作人员刚要把蒋介石的遗体移上救护车，天空突然响起隆隆雷声，接着就是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瞻吊完毕，蒋介石的灵柩被暂厝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死者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茔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庵。蒋介石在这里建筑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 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非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场面十分冷落。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到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郊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柩的“慈湖行馆”，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廓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能屈能伸”。 设计这个情节，想要告诉参观者什么呢？ 蒋介石死在台湾，灵柩浮厝，可谓“屈尊”。但中共有言在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安葬在蒋介石生前希望的紫金山麓亦可。 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蒋介石死了，盖棺定论了。 第四节解开蒋介石身世之谜谜样人物走下神坛蒋介石死后，随着海峡两岸政治气候的大转变，学者们对他的研究和知情者对相关史料的披露也日趋实事求是。 在改革开放的鼓舞下，大陆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和回忆大量涌现，其数量远多于台湾，对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和一些民国史事，大有裨益，诸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居亦侨的《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他关于中统、军统、励志社、侍从室、抗战、国共内战和孔宋家族史料的问世，形成出版界的一大奇观。从电影《西安事变》到《开国大典》，蒋介石在大陆银幕上“出现”的次数亦有增无减。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蒋介石史料》专辑（列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就人们所不甚了解的或有某些误解的问题提供比较可信的资料。”浙江政协和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又将《蒋介石史料》加以重编增订出版，易名为《蒋介石家世》。而何国涛发表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即纠正《金陵春梦》中所称蒋介石原籍河南、原名为“郑三发子”之说。 周恩来重视核实工作50年代末60年代初，著名小说家唐人所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金陵春梦》传入大陆。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这部小说很快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这不仅因为作者用娴熟的笔法、生动的情节详尽描述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从建立到崩溃的全过程，更由于作者以“惊人之笔”在第一集《郑三发子》中揭开了蒋介石的身世：蒋介石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带到浙江奉化溪口的，原名为“郑三发子”。唐人宣称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起初的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这就由不得读者置疑了。关于蒋介石的“身世”，唐人另著《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详述其得到线索、查证线索的过程，令人对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确信不疑。 且不说唐人所言是真是假，单就《金陵春梦》一书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响确是十分巨大。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不胫而走，风靡大江南北，也成为有待史界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的“历史公案”。 蒋介石究竟是哪里人？是浙江人仰或是河南人？仅凭小说家言而盖棺论定，未免失之武断。倡导和匡定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要以“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为原则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当时兼全国政协主席，得悉这一传闻后十分重视，全国政协就将这件事情交由宁波市政协核实。 宁波市政协接此任务后，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由当时担任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毛翼虎先生进行调查。毛老是奉化岩头人，是蒋经国先生的亲娘舅毛■的族侄，对乡情相当谙熟，又对蒋氏家史多有所闻，所以由毛老负责调查，确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毛老回忆当年接过任务的情形时非常激动，他说：“在这之前曾读过《金陵春梦》，作为奉化人，对小说所叙述的蒋氏身世觉得破绽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也有为难的地方，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连纠正他的历史事实，也怕有为蒋介石翻案成为反gemin的危险，但这是一项任务，我首先找我■伯商量”。 ■伯就是毛■卿，他是蒋介石的妻舅，蒋经国的亲娘舅。他的妹妹毛馥梅（后都误写为毛福梅，而把毛■卿误写为毛懋卿）是蒋介石的妻子，比蒋介石大两岁。他是真正知道蒋介石身世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左”的思潮影响，他也很害怕被扣上“为蒋介石翻案”的帽子。二人研究结果，决定交张明镐去搞调查研究，组织这篇稿子。张明镐是市民革成员、市政协委员，其老家就在溪口附近东山地方，又与蒋家有些亲戚关系，张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回国后，蒋介石就叫他筹建武岭学校，武岭学校第一任校长就是张明镐，后来才由蒋介石自己担任校长，一直到解放。于是，张明镐在毛老的直接支持下，开始了第一次调查活动。 《蒋介石在溪口》一稿的组成蒋介石身世之谜，在毛■卿、张明镐的心中，实际上是一清二楚，不成问题的。但知情人士不敢凭空来翻此案，因文史工作的要求是去伪存真，要有根据、有事实。书面的资料蒋氏宗谱是重要的依据，但解放以后蒋氏宗谱已无存。张明镐便以专访和座谈会来了解、证明蒋介石的身世。在大量接触的有关人士中，有毛■卿，孙表卿（奉化唯一的老举人，蒋介石在奉化风麓学堂读书时的老师），蒋周澜（蒋介石的族兄），蒋介石发妻毛馥梅和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的结义姊妹，蒋介石的家庭教师陈志坚，丰稿房老帐房唐瑞福，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与宋美龄有同事关系、国民党时期宁波市第一任市长罗惠侨等。 第331章 另外，还走访了袁静之、杨孝维等人，袁静之是市民革成员、政协联系人士，蒋孝先之遗孀。蒋孝先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侄孙，毕业于黄埔一期，后任宪兵团团长，西安事变时，蒋孝先在蒋介石身旁被击毙。杨孝维，市政协委员，其母是毛馥梅、蒋瑞莲结拜姐妹，其父与蒋介石同年、同村、同学、少年好友，又同时留学日本。 第一次调查自1962年始，至1965年止，前后持续4年，分两个阶段进行。重点是调查核实奉化溪口蒋氏世系的变迁以及蒋介石一生与溪口的关联。调查方式为邀请熟谙蒋氏世系并与蒋家包括蒋介石本人过从甚密的宁波、奉化两地耆旧举行座谈笔录和实地走访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与后来得之不易的蒋氏宗谱参核，力求史料丰富、真实，以澄清有关蒋介石身世含糊不清的说法，消除唐人所著《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讹传。 经过张明镐一年多的反复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有些材料鲜为人知，十分珍贵。为了使这些资料尽快组成文章上报，张明镐不顾年老体弱，立即执笔整理，写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共6000余字。按照惯例，毛老将此稿寄送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文史委收到稿子后，即发来笔墨费，但不见刊用，其实也不敢刊用。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在这篇文章里解决了。后来善写文史资料的何国涛看到了此底稿，认为这样重要的题材还可以深入细写。毛老才叫何国涛帮张明稿重组此文。 何国涛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解放前当过编辑、报社社长，著作甚多，汪伪时期任上海《中华日报》的某版主编。解放后，因其历史问题，闲居在家，生活无着，常常为宁波市政协撰写文史资料，挣些稿费。 何国涛参与此事，标志着本次调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是调查的广度还是调查的深度均有所加强。一方面，何国涛配合张明稿在溪口举办多次座谈会，邀请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原帐房总管唐瑞福和其他了解蒋家内情的孙义朵、徐汲清等老人参加并提供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宁波邀请名律师朱赞卿、老教育家杨菊庭、藏书家冯孟颛等老人举行座谈，请他们详细提供在1947年受蒋介石委托纂修蒋氏宗谱的情况。在查证、纂修过程中，杨菊庭先生于1947年曾作《莲桂坊蒋氏考》一文，考证宁波白水巷蒋氏祖先宗祠和牌位。由于他们早在15年前，还是蒋介石权倾朝野的时候，已经系统接触和查核了蒋氏世系的变迁、传承问题，所以，在座谈中，他们的谈话自信合乎逻辑，对唐人《金陵春梦》所提出的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均不屑一顾。此外，他们又访问了了郁辅祥、张葆灵、罗惠侨等几位老人，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也认为唐人《金陵春梦》关于蒋介石身世的叙述纯属无稽之谈。何国涛还利用座谈访问的间隙查阅了蒋氏家世的较为系统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张明镐、何国涛对《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原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扩充和修改。 至1965年4月，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全文长达4万余字的《蒋介石在溪口》第二稿完成了。修改后的稿子较原稿更翔实、更富有说服力。 全稿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蒋氏先系及其家族”，依次分析了“蒋氏先系之谜”、“蒋介石父兄的身世”、“关于蒋母王采玉”、“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协议离婚的一幕趣剧”、“‘太子’蒋经国、蒋纬国”、“一群‘皇亲国戚’”等问题；第二部分为“蒋介石的早期生活”，着重阐述了“童年时代的蒋介石”、“从师考略”、“早期跟蒋介石交往的一些人物”等情况；第三部分为“蒋介石在溪口的所作所为”，列举了“溪口镇上的新老家宅及坟庄”、“第一次下野见闻”、“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西安事变后回籍活动种种”、“一手扶植起来的所谓溪口四小家庭”、“逃亡前夕的狼狈处境”等事实。文章从蒋氏世系起笔，上至蒋家先祖，下迄蒋介石父子，娓娓述来，谱牒资料与口碑资料俱备，可证蒋介石身世之谜。文章又以蒋介石在溪口的种种活动收尾，特别是记述蒋介石三次下野回故里的情况尤实，可供民国史的深入研究。此稿分送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文史办，1965年9月22日全国政协文史委收到稿件后，十分重视，经研究，于同年12月25日给宁波市政协汇来20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按质量高的稿件付的稿酬，稿费分配由毛老作主，张明镐、何国涛两人各取一半），并附言“在适当时候刊用”。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迟至1981年才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3辑上正式发表。但当年全国文史委的及时汇款与准备刊用的简短附言，对毛老及其他调查人员、执笔整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支持和肯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激发了毛老抢救民国史料，教育后人的工作热情，他动员原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奉化人汪日章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西安事变亲历记》，后经1979年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辑刊出后，受到民国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他还动员辛亥老人、民国老人和其他各界人士撰写富有史料价值和借鉴作用的“三亲”资料，绝大部分已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全国、省、市各级文史资料上发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然而，当第一次调查刚刚有了初步结果并准备进入系统研究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各项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也不能幸免，对蒋氏世系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被迫停止。真实身世轰动海内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被迫停止工作12年之久的全国各级政协随之相继恢复工作，毛老亦在此时被重新安排到宁波市政协任职，继续主管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求各级政协文史委遵循“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周恩来语）的方针，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者包括撰稿积极分子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号召各级政协文史委要树立“抢救史料”的紧迫感。毛老深知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十分有意义的事业，自觉响应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号召，埋头耕耘，加倍工作，以挽回“文革”十年给文史资料工作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短短几年，经过毛老耐心细致的工作，又积累了一批数量可观、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连同“文革”前征集到的一大批史料，陆续送往全国和省级《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共计有百余篇。同时考虑到“文革”前关于蒋氏世系的调查客观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调查过程往往言有所隐；二是调查面过于宽泛，没有直指“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一主题，而影响了调查的深入和调查材料的力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时张明镐已老成凋谢，于是毛老只得和何国涛商量进行第二次调查。如果说第一次调查主要以谱牒、宁波奉化两地有名望的耆旧为主要对象，以搞清蒋氏家世全貌为重点的话，那么，此次调查则侧重于以蒋介石身世为主线，以蒋介石父母来历为依托。因为搞清楚蒋介石本人身世，归结为一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蒋介石父母的身世、行踪，惟其如此，才可从根本上否决唐人《金陵春梦》所张扬的说法。 有了课题的主攻点，调查的目标与对象也就十分明确。自1979年始至1981年止，历时一年多的调查中，何国涛正是循着已确定的课题主攻点，在溪口重点调查了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职业与行踪，在葛竹调查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来历与行踪，收集到了较“文革”前更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证据确凿，可信度极高，足以澄清关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的种种传闻，这些材料后来都完整地反映在何国涛撰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中。 本次调查的最初想法只是弥补前次调查的某些不足，抢救和保存日趋枯竭的“三亲”史料，至于整理成文则是放在第二位，待适当时候再做。但是，随后发生的情况说明“蒋介石身世”仍是文史资料领域乃至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且舛误甚多，有必要立即将最新材料公诸于世，告晓天下。所以毛老和何国涛商量，要他继续撰文，系统地揭开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当访者问及这一年发生了哪些情况，毛老回忆道：“首先，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 第73辑》发表了我们1965年寄去的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我们感到很高兴。但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可能跟我们在这之前估计的该文涉及面过杂，反而冲淡了‘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个主题有关，因而起不到澄清史实的作用。接着，当年（指1981年）4月出版的《河南文史资料总第五辑》刊发了一组力主‘蒋介石是河南人’的文章，进一步说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澄清非易。这组文章由三篇组成：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张仲鲁作于1962年5月；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李延朗作，从他文未所记分析，大概亦作于60年代初，证实唐人的《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真实性；再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系《河南文史资料》编者综合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等回忆材料而成，这些回忆材料与前面两篇一样，并没有新的‘补充’。 第332章 这三篇文章都是以抗战期间有一河南人郑发千里寻弟至重庆，蒋介石如何‘礼’待郑发为依据，断定蒋介石便是郑发的胞弟，证明他是河南人，从而证实唐人说法的正确性。本来唐人所述为小说家言，文学书籍，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对一些史实，经不起推敲，有我们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就可证其讹误。但现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文史资料连篇累牍，一再引证，且言之凿凿，可见问题已超出了一般的‘传闻’范畴，虽然这些文章的依据大都是传闻而已。问题既然再次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不妄断，不途闻，用事实来说话。而关于蒋介石身世涉及到了浙江、河南两个地方，就应开展周密的调查，提供确凿的证据，切莫以传闻作信史，以讹传讹，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好在我们有备而作，所以，很快就请何国涛写成了一篇《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经毛老一说，访者恍然大悟：后来轰动学术界、波及海内外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原来是在如此情况下写出来的。具体完成时间是1982年初。文章写作动机是严肃、认真的，笔法也是公正朴质的。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相比，它更能抓住要害、说明问题。奉化县政协文史委亦多次组织班子，利用当地优势，遍访乡间耆宿，终于查出了蒋介石出生时的接生婆婆昭仁与蒋介石婴幼时的奶妈胜坤娘（即后来任丰镐房帐房总管唐瑞福的祖母），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系蒋肇聪与王采玉的嫡子。蒋介石父母的来历清楚，并无启人疑窦之处，蒋介石自身来历亦已了然，因此可以断定传说中“郑三发子”必另有其人，但绝不会是奉化溪口出生、长大的蒋介石。 文章杀青后，何国涛交给毛老审阅。毛老阅后，认为资料翔实，一气呵成，已达到了调查的目标，即送交中共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审核，拟在《宁波日报》发表，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能如愿。毛老将文稿送省政协文史委。当时负责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曹湘渠阅后，认为史料珍贵，结构严密，证据充分，但能否立即予以发表，尚不敢定夺。后经时任省政协副主席、原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审阅，认为是一篇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作到了“去伪存真”和实事求是，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战工作。并赞扬了宁彼市政协的文史工作与何国涛。 1982年12月，《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连同宓熙（原蒋介石侍卫队大队长）写的《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唐瑞福与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等文，一并刊载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上。 该辑的“前言”评论说：“《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就是一篇释误解的文章。所谓‘谜’，即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所流传的‘蒋介石是蒋母从河南带来的拖油瓶郑三发子’的种种传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何国涛通过在溪口和蒋母家乡葛竹的详细调查，查《宗谱》，访族人，以所得的大量材料，解了此谜，证明这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这一澄清，大大有利于辨真伪，正视听，也是史料工作的一种拨乱反正。”至此，宁波市政协两度组织的关于蒋介石身世的调查活动，告了一个段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用毛者的话说，这样持续经年的调查活动所以能开展，圆满的结果所以能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归功于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喜的是，文章一经发表，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和学术界。首先，香港《大公报》等四家报纸，在同一天刊登了中新社发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 第23辑）出版消息，香港《大公报》连续15天转载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第三篇有关蒋介石身世的文章。《百姓》杂志也要求转载。有的报纸专门写了题为《蒋介石并非郑三发子》的评论文章。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台湾的《传记文学》等报刊争相转载，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经《传记文学》（第52卷第4期）全文转载后，又与《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等文，一同被收入《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的“附录”中。著名旅美作家江南（刘宜良）写作《蒋经国传》时，就采用了该文提供的大量史料。其次，在大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1982年12月第一版发行后，立即告罄，翌年4月第二次印刷。1985年6月第二版出版，仍供不应求。1986年10月 第四次印刷，4年间共计印数18．5万册。连同1989年10月发行的（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在原有稿件的基础上，扩大征集范围，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专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8辑） 第一版，6年共计印刷5次，发行28．88万册。1994年5月，沿袭原书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放在首篇醒目的位置，出版了《蒋介石家世》第二版。12年来，以《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为主要文章的蒋介石家世史料一版再版，数次印刷，销售共计47．4万余册，堪称文史资料出版物之最。再次，这篇文章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契机之一。读者纷纷来信，赞誉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是做了最大的统战工作”。原台湾高雄“警察局长”、“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看到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孙中山、蒋介石两辑史料后，来信说，这两本书“很吸引读者，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贵在真实，你们的史料，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信实可靠，很珍贵。”大陆解放时，在香港通电起义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某人士，看到蒋介石的史料后，来信说：“读之令人折服，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谬种流传，硬说蒋介石是‘拖油瓶’，流传极广，这篇史料，有力地予以澄清，读之爽口，十分得体。”又据毛老介绍，台湾当局特别是蒋氏后裔看到这篇文章，反响甚为强烈，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能讲真话的。从此蒋纬国先生等改变了对共产党原有的看法，响应并积极宣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 第五节“黑匣子”曝光偶然发现学界传开三四十年来，关心民国史的人都知道与蒋介石同居生活过的陈洁如曾留下一部回忆录；亦曾风闻蒋家花了一笔巨款以阻止这部书的问世，因此，《陈洁如回忆录》一直成为大家想看而又看不到的“秘笈”。 《陈洁如回忆录》英文打字原稿静静地躺在加州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30多年，约在1990年台湾一位青年史学工作者到了美国，他在加州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进行研究时，在民国人物张欲海的档案里，偶然发现了蒋介石的弃妇陈洁如回忆录稿本。 发现此书的年轻史学家，兴奋之余，立即告诉了伊利诺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易劳逸。易劳逸是当今美国的“国民党学”权威学者，听到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奔赴胡佛研究所阅看新材料。据易劳逸说，《陈洁如回忆录》颇具价值，但对史事的回忆与叙述，谬误不少，所以他又专程跑到台北搜集资料，然而在旅台期间，易教授却突患脑病不得不中途停止工作而返美就医。学界并无“秘密”可言，胡佛研究所准许学者复印“陈传”（一次以复印一百页为限），于是，《陈洁如回忆录》珍藏于胡佛研究所的消息在学界传开。 《陈洁如回忆录》的“出土”，当然是史学界的“爆炸新闻”。台北《新新闻》周刊和《传记文学》杂志分别以快速行动翻译连载和出书。 出版前后离奇诡谲陈洁如的《回忆录》怎么会存放在张歆海的档案里的呢？学界的看法是：美国出版社当年准备出版该书时，可能曾请张氏过目审阅。另一种说法是：胡佛研究所工作人员误放在张氏的档案里。张歆海为哈佛大学博士历任国民党政府驻波兰捷克公使和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亦曾执教于美国学府，抗战期间在好莱坞工作，1972年12月去世。 亦有人怀疑张歆海是陈洁如回忆录的撰稿人。但在张氏的档案中并无任何材料证明此说。而以张氏的史学造诣，亦不可能写出这样文字平平、史事错谬不少的陈洁如回忆录。 总之，自写作、交涉出版到封杀出局，《陈洁如回忆录》的命运充满了神秘、离奇与诡谲，其中又包含了金钱、威胁和血腥。这一段曲折的经过，几经探求，才在美国东部一所著名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的一份档案中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30多年前，所有参与《陈洁如回忆录》出版与封杀工作的人，如今几乎都已作古，只有陈立夫仍然健在，而陈立夫又是一个关键人物。 三人合力写回忆录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在1983年6月1日出版的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写了一篇《纪念外婆——陈洁如》，他说：“我承应有些长辈的嘱咐，在我外婆的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整理出版前夕，先从中抽出二、三件事来，写成这篇短文，算做对外婆的纪念，藉以一抒12年来的哀思。”陈忠人所提到的“在我外婆的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整理出版前夕”，事实上，并未出版，也许又遭到了封杀。但陈洁如确实留下了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 第333章 陈洁如在1927年8月19日搭“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到美国。许多记载说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又说她在美国住了40多年，葬在旧金山，这些都属讹传。陈洁如在美国只住了5年，先读哥大，后肄业宾州州立大学，1932年回上海，1961年自沪抵港，1971年2月21日去世。据美国东部某大学特藏室的档案资料证明，《陈洁如回忆录》是由3个人合作完成的，这3个人就是传主陈洁如和李氏兄弟李萌生、李明敏。他们3个人合作撰写的时间，是1961年陈洁如移居香港以后，约在1963年。陈洁如提供口述、日记和中文自传手稿，主要的撰定人则是李荫生；李明敏负责编制人名与地名的注释表。 但从整部回忆录的内容、写作方式、结构、行文、叙事来看，“真正的作者”应是李荫生。此传虽采取以第一人称（陈洁如），其实却是李荫生为陈洁如作传。 关于李荫生是回忆录的真正作者的另一证据是，本书许多人名之英文拼法系以广东话拼成（李是广东人）。 最令人遗憾的是，李荫生不是专业史家，亦非训练有素的业余史家，所以整部回忆录出现颇多史实上的错误。 李氏兄弟全程参与回忆录的写作、出版交涉与谈判，且是“怂恿”（陈立夫语）陈洁如发表的主要人物。李氏兄弟为什么要鼓励陈洁如写回忆录？他们的身世与背景又如何？ 原来李氏兄弟是蒋介石的老朋友，20年代初期，蒋介石偕陈洁如到香港游玩时，即由李氏兄弟作招待。李氏兄弟世居香港，其父为一爱国华侨，曾大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受孙、蒋敬重。李荫生是个医生，曾在上海经商，喜从事慈善事业，晚年移民纽约；李明敏曾在香港一家银行任职，据称曾教过蒋介石和陈洁如的英文。 李氏兄弟虽与蒋介石颇友好，但后来却逐渐疏远。李氏兄弟沦落香江，纽约后境遇颇差，今非昔比，满腔怨气，都怪蒋介石治国无方。1965年1月3日，李荫生在写给李明敏的信上就说，如非蒋介石的无能，我们今天仍可在上海过好日子。 因此，陈洁如到香港之后，李氏兄弟就想到一个既有意义、又能发财的点子，那就是促请他们心目中的蒋夫人陈洁如发表回忆录，他们可以和她合作。 从李荫生出面交涉出版到国民党花钱收买，历经了17个月密集而又激烈的争执，涉及到人物，除了一些美国人之外，当包括蒋经国、陈立夫、驻纽约“总领事”俞国斌（俞国华之弟）、律师江一平及一些来路不明的打手与小偷。 1963年11月，李荫生走进纽约市一家名叫proofin－corporated的公司，找该公司老板希尔做经纪人，寻求出版公司出版《陈洁如回忆录》，希尔一口答应。 美国书商兴趣浓厚陈洁如与希尔签订的5年合约上，言明回忆录出版后如被改编为电影、舞台剧，希尔可获得10％佣金。 1964年1月10日，希尔取得了《陈洁如回忆录》稿件和陈洁如的委托书，获授权负责交涉回忆录的出版。陈洁如希望回忆录出版时，在书中附印50张珍贵照片，并言明在4个月内出版，否则将在欧洲另找出版公司。希尔一面向美国新闻媒体宣传回忆录的价值，一面竟不忘为自己提高知名度。关于回忆录的书名，曾拟了两个方案：（一）“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二）“蒋介石的秘密岁月”。后来决定采用《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 希尔受到陈洁如的委托之后，开始进行“推荐”工作。他采取了几项策略，一方面向美国媒体发布新闻，宣称蒋介石的另一位夫人已撰写回忆录，并物色出版商，一方面向台湾当局放出试探气球，他写信给当时在纽约的宋蔼龄、在新泽西州的陈立夫，声称要“核对”一些史实。 美国的一些报章杂志有了反应，1964年4月11日出版的《北美新闻联盟》杂志即报道了《陈洁如回忆录》的消息，并刊出了部分内容。纽约的大出版公司戴布迭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由该公司的马考密克与希尔联络。此外，亦有杂志希望连载回忆录，足见回忆录确受重视。 那时，李荫生在纽约配合希尔推动“促销”工作，李明敏则在香港为陈洁如策划。陈洁如要出版回忆录的事情，终于传遍全球，惊动了蒋家和宋家在美国的亲友，也震动了台北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于是，由蒋经国做“总提调”，展开全面阻止和封杀回忆录的出版作业。 一生住在纽约，从未被打、被偷的希尔，突然在一个深夜，在纽约市曼哈顿四十五街遭一群恶汉一顿毒打，公寓亦遭小偷光顾，翻箱倒柜。这些意外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是不是蒋家手下出此下策，雇佣纽约流氓施毒手以吓阻希尔？当年“上海滩”上白相人的做法又在60年代的纽约重现了吗？ 不知是否被打、被偷的缘故，或是受到蒋家的压力，希尔后来变得很“讨厌”、很厌烦，亦未再大力推销回忆录。李荫生甚至建议陈洁如控告希尔，指他未做好经纪人，李明敏亦准备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终止希尔的代理权。 1964年初，台湾当局驻纽约“总领事”俞国斌打电话给希尔，请希尔到新泽西州湖林城陈立夫公馆谈一谈，希尔拒绝，要陈、俞到曼哈顿见面。同年2月13日陈立夫、俞国斌及当时在联合国做事的赖景瑚（■）一起拜访希尔，希望他停止出版《陈洁如回忆录》及所有宣传活动。希尔虽然婉拒，但谈判大门已经敞开。 陈立夫奉命去劝导随着事态的发展，遭到最大压力的当然是主角陈洁如本人。陈洁如所受的压力是多方面的；第一，蒋家准备中断对她的接济。陈洁如到香港后，景况不佳。完全靠蒋家透过戴安国（陈洁如称安国与蒋纬国同为戴传贤之子）之手，所提供的每3个月500美元生活费过活，陈洁如颇忧虑这笔接济中断； 第二，蒋仆石当年与陈洁如关系不错时，常要陈洁如听从陈果夫的话，果夫已逝，其弟立夫即应蒋经国之请，负起“劝导”陈洁如的任务，而立夫与洁如亦颇为熟稔。陈立夫虽遭蒋家放逐在美养(又鸟)、包湖州粽子、做辣椒酱卖给唐人街商铺，但逢此机会，正可“戴罪”立功，再度好好为蒋家主子效命。陈立夫写了几封信给陈洁如，第一封信称赞她在女儿陈瑶光（1924年自广州平民医院）于大陆生病时，未向何香凝、宋庆龄哭诉请求帮助，是对的；但也警告她勿向蒋介石要钱，称“如你伤害蒋公，则你女儿的病亦不会好转”，并反对她在香港购屋置产。 1964年11月4日，陈立夫又写了一封信给陈洁如，信函全文如下：洁如女士：知闻君复受人怂恿，拟出版某种书物，立夫为君着想，实为不智。不但外人将认为此乃共党之恶意宣传，而绝不会发生真影响，对君本身而言，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前面已详陈之。 希望君一如往昔，保持个人伟大人格，重友谊而轻物资，不为歹人所利用，此乃立夫所期望于君者也。 今后计划如何？望示知一二为盼。 敬请福安陈立夫敬启两方人马竞相鼓励陈洁如在香港无依无靠，又病又穷，只有李时敏为她想办法，而她在巨大的压力下，出版回忆录的意志似乎有点动摇，她陷入两难的困境：既想出书以出名获利，又想顾及蒋介石的颜面。李荫生获悉陈洁如“意志不坚定”之后，曾去信鼓励她要坚定、要挺住。其时陈洁如住在香港北角。 蒋介石曾在1960年经由戴安国转交给陈洁如一封信，信上称她“为人一向温良敦厚”，又说：“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然而，蒋与陈离异后，从未承认她曾经是蒋夫人，亦否认他们曾正式结过婚，1927年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时，当天即在《申报》刊登启事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对蒋的“赖帐”，陈洁如颇为光火，每念及此，她就会兴起出书的冲动。倒是陈立夫在书信上向陈洁如表示，承认她过去是名副其实的蒋夫人。 李荫生、李时敏兄弟的情况亦欠佳，都没什么钱，又皆为六、七十岁的老人，尤其是李荫生，显然是最热衷出版回忆录的人，他不但鼓励陈洁如，亦为李时敏打气，叫他千万不要气馁，他说：“我们两兄弟，年纪已大，又非多金，不应轻易放弃此机会。”陈洁如早已答应事成后给他们酬劳。他们不满意希尔的表现，一度想告他，以便引起媒体注意。 证婚律师竟来谈判蒋家的阻止作业愈来愈紧迫了，陈洁如亦越来越拿不定主意，戴布迭出版公司准备和她签约，并预付10万元的头期款，却遭她拒绝了，陈立夫亦曾跑到戴布迭公司谈判，但遭逐出，快快而退。 蒋家为了“擒贼先擒王”，乃就地在香港请名律师江一平，直接找陈洁如谈判。江一平不是别人，而是20年代初期为蒋介石和陈洁如办结婚手续的上海律师，江一平拿一份文件给陈洁如和李时敏看，这份1937年的文件载明：蒋介石曾拨出一大笔钱（一说10万美元）给陈洁如，“规定”陈今后不得讲述或撰写任何有关她和蒋的私事。 蒋家的谈判代表，在香港和纽约两地进行。俞国斌和陈立夫分别与李荫生夫妇、希尔在纽约谈判。 第334章 希尔后来虽不再担任陈洁如的经纪人，但他在1964年1月10日所获得的回忆录稿件，仍在他手上，俞国斌和陈立夫还得同他交锋。 颇为无奈的李荫生写信告诉在香港的陈洁如，表示不论谈判是否成功，她必须要保持三种文件，绝不可交出；（一）她和蒋的结婚证书；（二）宋美龄以前寄给蒋的信（信中宋称陈洁如为蒋夫人）；（三）陈立夫的信。谈判终于出现转机1965年1月15日，李荫生告诉李时敏说，蒋家已自称在谈判中占了上风，而李氏兄弟对陈洁如未向他们透露每3个月拿蒋家500美元津贴一事，犹余恨未消（陈是在1964年4月1日始告诉他们）。 在纽约，俞国斌向李荫生开价10万美元收购回忆录，在一旁的李妻muriel插嘴说，那批50张原版照片都不止10万美元。纽约和香港两地的谈判都不大顺利。陈立夫拍电报给蒋经国，报告最新“军情”，过去曾一直喊陈洁如为“上海姆妈”的经国，对“姆妈”颇不谅解，并认为她没有诚意，50o美元的生活费准备停掉。 但在1965年1月30日左右，两地谈判突现转机，蒋家决定尽快结束僵持局面。 据李荫生说，他相信陈立夫付了6万5千美元给希尔把回忆录搞件和有关资料交出，并保证不再插手此事。 2月中旬，李荫生致函李时敏，声称停止参与此事。此时，陈洁如写一封信给李荫生，答应留一份回忆录的影印本给他。 1965年3月底，江一平律师和陈洁如、李时敏达成了最后协议：蒋家付25万美元给陈洁如，陈则交出3份回忆录的原稿和影印本，以及50张珍贵照片，并以文字保证今后绝对“噤若寒蝉”。陈洁如从25万元里抽了1万7千元给李荫生。 从此，《陈洁如回忆录》即“云深不知处”，直到1991年始重现人间，也是直到蒋家花巨款收买后的27年，才有中译本出现，31万5千美元和庞大的律师费、交涉费都白花了，历史总不会永远隐藏的；金钱与威胁只能得逞于一时，而无法扬威于久远。陈洁如、希尔交出了稿件，他们难道不会私下保存一些“样本”吗？蒋介石、蒋经国、俞国斌、陈立夫等人都白费心机了，他们唯一的“收获”是：世人晚了27年才看到回忆录。 陈洁如于1971年2月临终前，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当年的“老伴”蒋介石，她说：30多年来，我的委屈君难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死后4年，蒋介石也死了。蒋介石生前在“总统府”，死后在慈湖享受着生荣死哀，而“弃妇”陈洁如除了“独留青冢向黄昏”之外，只留下生前未及出版的回忆录，聊供后人展卷沉思！ 第六节陈洁如披露“秘笈” 听从母命决定嫁蒋蒋介石的第三夫人陈洁如，多少年来一直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对于她的身世，有的说她是上海长三堂子的姐妹，是个“高级艺妓”。对于她和蒋介石缔婚的经过，也是各有说法：有的说是张静江玩长三堂子所识，介绍给蒋的；有的说是蒋涉足青楼亲自看中的。所有这些众多说法，与陈洁如自传所云，均有程度不同的出入。现将陈洁如自传有关内容介绍出来，以飨读者。据陈洁如自己说，她是江苏苏州人，1906年出生于上海，原名陈阿凤。 还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她有个邻居好友朱逸民，年轻貌美，被张静江续弦为妻，陈洁如也因此常去张家了。她就是在张静江家认识蒋介石的。 那时候，蒋介石滞居上海，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合伙从事投机买卖，充当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因而常来张家。他在张家见了陈洁如后，就被她婷婷玉立的高挑身材的风韵绰约的稚嫩姿色所倾倒，常常寻找机会与她搭话。蒋介石还向张静江夫妇表示了要娶陈洁如的心意，要求他们从中说合，但陈洁如始终不允。 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死了，蒋介石十分殷勤地帮助料理陈父的丧事，博得陈母的好感。陈母向张静江夫妇了解蒋的身世与为人，听到的都是夸赞之词，乃同意了蒋的娶陈要求。 虽然陈洁如嫌蒋的年岁比自己大一倍多（时蒋已34岁，陈还不到16周岁），一再抗婚，但母命高于一切，她的好友朱逸民又一再劝慰，并说蒋介石如何聪明能干。陈洁如在连哄带骗之下，终于听从了母亲的决定。 介绍毛、姚两夫人获悉陈洁如同意婚事后，蒋介石非常高兴。他立即将陈洁如约带到法租界的法国公园去，在公园的长凳上，蒋一个劲儿地谈自己。 突然，他停顿了。接着，用较为低调的语气说：“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关于我前妻和前妾的什么事，但我很希望向你解释，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毛氏是配婚的——完全由我母亲作主。在不愉快的婚姻里，她只为我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就虔诚信佛了。1916年，我的挚友和良师陈其美遇刺身亡，刺客继续追杀我，我在好友冯介文的协助下，匿居在他苏州的老巢——‘苏州乐园’里，他在那儿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歌女姚氏。姚氏是个娇小的美人，十分可爱，我们很快便成为密友。我把姚氏接出‘苏州乐园’，作我的姨太太。现在毛氏和姚氏都同意接受赡养费，跟我脱离夫妻关系，彼此同意以兄妹相待。令堂对这些都调查过了，知道我说的都是实情。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心里的话，请你仔细听着：如果你答应嫁给我，依照民国的法律，你就是我唯一的合法妻子。”陈虽然很想答应她，但怎么也说不出口。这时，蒋介石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亮出闪闪的刀刃，说道：“如果你不相信我真心爱你，让我用这把刀切下我的一根手指，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怎么样，你说！”他把手掌张开伸向陈，继续说：“我用血来发誓，此情不渝！”陈被这个举动吓呆了，连忙抓住他的手。“求求你、求求你把刀收起来——我相信你——把刀收起来吧！”她结结巴巴地说，既害怕又感动。 订婚以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和陈洁如依照西方习惯，整天逛街购物和拜访亲友。到了下午，他们坐在南京路的巧克力店里喝冷饮，蒋说：“‘阿凤’是乳名，只有你母亲才能叫。我替你取了一个新名字，我想它和你的个性很相配；这个名字是‘洁如’，意思是‘纯洁脱俗’，在我眼中你正是纯洁脱俗。你喜欢吗？这个给你！”他取出一张自己的相片，左边写着“陈洁如”三个字，也签了自己的名字。 婚后吐露三个愿望蒋、陈的婚礼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饭店”的大厅里悄悄举行。蒋介石送陈洁如的结婚礼物是一架小型的“柯达”相机，陈则送他一块配有金链的金挂表。3点正，婚礼开始，证婚人张静江坐在礼桌的中央，他的左边是男方主婚人戴季陶，右边是女方主婚人陈的母亲陈吴氏。大约有50位亲友分坐在大厅两侧，兴奋地参观这场愉快的婚礼。 婚后第二天，蒋介石向新婚夫人吐露心事：“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因为我自己那时一事无成，不能报答慈恩。在悲痛中我检讨平生，自问到底志向何在，有好几天我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最后终于定下了三项绝对希望达到的目标。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祈求这三项目标能实现。” “哪三项目标？”陈问。 蒋说：“第一，娶你作我的妻子；第二，赢得我们领袖孙中山的信任，使我最终能作他的继承人；第三，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军事领袖，把中国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 就在新婚之后的第五天，蒋介石携新夫人抵达他那风光如画的家乡——溪口。高大的屋门前，站着一位矮小的妇人。蒋介石为陈介绍，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陈恭敬地向她鞠躬，她也回礼，一面和气地说：“欢迎你！今天你回家来，真是我们的福气，希望你为这个家带来兴旺。”说着她拉住陈的左手，引她进屋。 有一天，毛福梅和陈洁如坐在客厅里叠银纸，她着急地问陈：“你在上海看见我的儿子经国没有？他才11岁，和他的父亲一样有冒险精神。他讨厌待在家里，一心想出门。他是个好孩子，”她若有所思地说：“而且很懂事，但就是怕他父亲。我实在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又离家这么远。” “你不必担心他。”陈安慰道：“我保证回上海以后会尽我之力帮他的忙。” 新婚一月冒出两个儿子从溪口回上海后的第四天早上，旅馆的侍应生敲开房门，送进来一个小男孩，看起来像是个土里土气的学生。 “爸爸！”他对着蒋蒋介石叫道，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蒋介石望了他一眼，指着陈洁如粗暴地说：“这是你的新母亲！去向她行礼！”小男孩走过来，紧张地看着陈说，“姆妈！”一边叫一边作45度鞠躬。 “他是我的儿子经国。”蒋介石说。 “原来你就是经国。”陈洁如用友善的口气招呼他，心里马上想起毛福梅，和自己对她承诺：“坐下来和我谈谈。”她指着附近一张椅子，可是令她吃惊的是，他不肯坐。蒋介石很不耐烦，只随便地瞄了他一眼。幸好旅馆的侍应生进来说有人打电话找蒋介石，这才结束了尴尬的场面。蒋介石走出房间后，陈走到蒋经国身边，牵他的手去坐椅子。 “你千万不要这么客气，”她和蔼地说：“坐下来随便一些。 第335章 我希望你无论什么时候来见我，都感到自在。来，谈谈你自己，我对你的一切都有兴趣知道，我向你的母亲保证会照顾你的。”可是这孩子更颤抖得厉害，一句话也不说。 “我见到了你母亲，她对你很牵挂。你最近有没有写信给她？” 他摇摇头。 “你一定得给你母亲写信，至少一周一次，告诉她你很好。要养成习惯经常写家信，你晓得你母亲有多不放心，她叫我照顾你，我也向她保证会这么做。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不管是什么事，请务必告诉我，好不好？” 他终于点点头，面上仍无表情。 为了缓和气氛，陈到她的梳妆台上拿了40块钱，把其中20块用红纸包好。另外20块放在桌上。 “这是给你的红包。”她把红纸包的钱递给他。 “谢谢。”他一边说着，一边又鞠躬，然后坐下。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她问，“法租界陈果夫叔叔的家里。” “别忘了我的话，”陈提醒他道：“如果有任何我帮得上忙的事，就告诉我。好不好？” “好，我会的。” “你的衣服鞋子够穿吗？” “够穿，谢谢。” 这孩子终于不再害怕了，陈洁如觉得很欣慰。又把桌上20块钱拿给他。 他们开始正常地谈话，他甚至活泼地形容着他的学校和朋友。可是，蒋介石回房间了，蒋经国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恭敬地立正。陈洁如看出他又恢复了紧张，闭口不言。 那天晚上蒋经国告辞以前，陈洁如叫他跟他父亲握手，父子俩总算友善一些了。等陈和蒋介石单独在一起时，她对他说：“经国是个好孩子，也很懂事。他心里很喜欢你，你以后对他说话不要太严厉，你也许不知道，你的大嗓门让他很害怕。” “我不想惯他！”蒋介石马上回答说：“男孩子一定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进退分寸”“一个小孩子一定得学会孝顺、负责和恭敬，一定得守规矩。最糟的就是被父母溺爱。” “我求求你，别对他太凶了。说话的时候语气和缓一些，要不尖声大叫。”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吧，我试试看。” 如果有人告诉陈洁如，结婚以后一个月不到，就会有两个儿子，她作梦也不会相信。这天，他们结婚的“正式”介绍人冯介文突然从苏州来看他们，还带来一个6岁的小男孩，陈洁如真是大吃一惊。这个小男孩长得很可爱，脸型瘦长、身材纤弱，有一双细黑的眼睛和漂亮的面孔，可是太瘦弱、太瘦弱了。 蒋介石抱起这个小男孩，充满怜爱地逗着他，然后对他说：“这是你的新妈妈，对她说：‘好妈妈！’” “好妈妈！”这孩子害羞而听话地小声叫。 “真是个可爱的孩子！他是谁？叫什么名字？”陈惊奇地问。“他是你的第二个儿子，叫纬国。我以后会把他的事情告诉你。” 蒋介石悄悄地向陈诉说蒋纬国的身世：几个月前，我正在我们环龙路44号的总机关里，门铃响了好几回，我开门一看，老天爷——一位日本妇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那儿。我们立刻认出了彼此，因为她是我在东京时的老朋友。我立刻请她走进客厅。 “美智女士，你好吧？”我问她：“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快请进来，我去叫戴季陶下来见你，他住在二楼。你等着。”这位妇人对我行日本式的深鞠躬，然后说：“这个小男孩是戴季陶的骨肉，你觉得他像不像他父亲？”她兴奋地坐下来。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楼，大声叫着：“季陶！季陶！你猜谁来了，是美智子来找你，她还带来了你的儿子！哈哈！儿子找爸爸呢！”我高兴的喊声传遍了整栋房子。 但我一看到戴季陶惨白的脸，不禁吓了一跳。他悄悄地把我拉进他的房间，关上门，然后压低了嗓门说：“我在日本的那段荒唐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曾经一度风流，但现在不愿再想起过去，如今我有自己的妻子和小孩，不能和美智子恢复以往的关系；我既不想见她，也不想见那个男孩，请你替我找个藉口，赶快把她弄走，就说我不在——怎么说都行——只要弄走她就成。” 我垂头丧气地走下楼，不知如何编出一个理由来应付美智子。我知道她是个善良的人，因为当年她总是温柔优雅而和善。我试着不想伤她的心，所以走进客斤后就对她说：“美智子女士，真是抱歉！季陶不在，我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回来，你要不要留个话给他？”我看出美智子沮丧得几乎要哭了。“我来上海是错了。我相信了那个男人的甜言蜜语，以为他真的爱我，所以才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把他的儿子带来给他看。我以为我们可以恢复当年的关系——这是他离开日本时向我作的保证。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团圆的美梦只是痴想，我只怪自己是个痴心的傻子。”她终于哭了起来。 她抬头望着窗外，然后拿定主意说：“蒋先生，请你告诉他，如果他不想要自己的亲骨肉，我也不要！”说着她匆匆地吻了一下小男孩，便夺门而出。 这就是这个小男孩的来历，无父无母的，我只好把他收作自己的儿子，替他取名纬国。我安排福梅和姚氏轮流照顾他，每人照顾三个月，所以他明天一早就要到溪口去。 陈洁如望着蒋介石说：“可是这孩子这么瘦弱，你一定叫福梅让他多吃点牛奶(又鸟)蛋。” “我会的。现在你有两个儿子了”，蒋介石开玩笑地说：“感觉如何？”“新婚才一个月就冒出两个儿子来，的确有点奇怪。”依照风俗，陈洁如也包了一个20元钱的红包给蒋纬国作“见面礼”。这孩子十分高兴，渐渐地不再害羞了。他很有好感地望着陈，开始问她各式各样的问题。陈给他一些糖果饼干吃，他也会微笑着说：“谢谢！”后来他在房里跑出跑进，对这个房间感到既新鲜又有趣。 当蒋介石叫他做一些事，譬如关门、按铃、拿报纸等等，蒋纬国都听话地照办。他绝顶聪明，也非常好奇。看到桌上的东西，他会问那是什么，有什么用，不问个清楚不会罢休。陈洁如觉得这样很好，所以尽量回答他所有的问题，但蒋介石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快要惯坏他了！” 陈炯明叛变1922年春夏之交时期，陈洁如经常想到一句话，“不满他人往往是由于不满自己”。这句话对蒋介石很适用，因为她知道他心中对自己的前途十分不满，认为自己好比龙困浅滩，无法施展身手。这种不满使他怀疑陈炯明和他在孙中山面前争庞。 蒋介石自视甚高，因为他是当时孙中山左右唯一的留日军事专家。他又是曾追随孙中山的重要助手陈其美为缔造民国出过力；如今他决心协助孙中山献身革命，很希望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陈炯明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他从很早就参加缔造民国的革命，后来作到粤军总司令，驱逐陆荣廷，把孙中山迎回广州。毫无疑问，他是当时华南最重要的军事领袖。他很聪明地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赢得广州民众的支持。广西军阀陆荣廷就因为不是广东人，才被赶走。陈炯明的想法只用广东人作自己的部下，所以当孙中山推荐蒋介石——一个浙江人——到他军中去时，陈炯明接受得很勉强。 蒋介石很清楚这一点，两个人之间开始发生争风吃醋、彼此敌视的暗潮。为了保护孙中山不受陈炯明的暗算，蒋介石屡次向孙中山先生指出陈炯明的阴险，力劝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削弱陈炯明的权力，甚至将他免职，以防变乱。 消息——尤其是坏消息，传得很快，陈炯明自然有耳闻。他深怕孙中山迟早会采纳蒋介石的建议，心中极为不安。 1922年6月18日，孙中山给在上海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我已安抵港外‘永丰’舰上，准备反攻。 孙文“你看这封电报”，蒋介石说，陈被这个消息吓呆了。“我早就料到了！我早就料到了！”他高声大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气得发抖。陈从来没有见他这么生气过。突然间他转头对她下令道：“收拾行李，我们搭第一班船到广州去！” 6月20日，蒋介石和陈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赴广州。29日抵达珠江，但没有上岸。在船上买办的好心协助下，他们租了一艘汽艇。直驶珠江另一端的黄埔，在那里他们看到七艘蓝灰色的兵舰，烟囱里都冒着烟。他们登上“永丰”舰去见孙中山，他几天前才从“楚囱”舰迁移到这儿来。 当蒋介石和陈洁如登上“永丰”舰时，孙中山见到他们，眼眶中满是泪水，有好一会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等他恢复平静能出声以后，又有太多的事要告诉他们，一直讲个不停。 不久接到报告，留在岸上效忠孙中山的军队，不是被歼灭就是作了陈炯明的俘虏。苦守长洲要塞的士兵也只有投降了。 蒋介石立刻开始指挥孙所掌握的七艘兵舰。他认为沿江再往上游行驶一段，比较安全。他们先驶过在两座主要塞火力之内的危险区，然后再经过第三座要塞：车尾。为了谨慎起见，蒋介石坚持请孙中山和陈躲在底舱，他自己则和舰长留在舰桥上发号施令。 兵舰沿着珠江蛇行，一面猛烈地向岸上要塞开炮；要塞的炮也没有闲着，一炮对一炮地还击，其主要的目标正是“永丰”舰。那天下午非常闷热，陈看孙中山坐在桌前写演讲稿，汗珠从他宽阔的前额溢出，顺着眉毛流下来，她把湿毛巾递给他擦脸，然后站在他身后用荷叶扇左右扇着，让他凉快些。 第336章 就在这时候，一颗炮弹击中了舰首，整艘兵舰剧烈地震动着，使陈跌倒在地。孙中山站起来扶住桌子，但他的椅子翻了，压在陈身上。等陈站起来时，发现自己的衬裤粘在大腿上，才知道不自觉地吓出尿来。 这真是一次恐怖的经验，尤其是炮击还继续不停，共有六发之多。幸亏兵舰没有受到严重损失，不过花了半个多小时才驶过危险区。 股票经纪人回到上海，冷清的日子并未使蒋介石的心情平静。他这一生从来没有觉得这样泄气过。一想到陈炯明正在遥远的广州享受着胜利的荣耀，就像一把利刃插在他滴血的心上。在绝望消沉中，他写信给国民党的诸位领袖，以大骂陈炯明为排遣，只有这样才能发泄他的心头之恨。他也给胡汉民和汪精卫写信，向他们下最后通牒，要他们在10天内反攻广州，赶走他的仇人，否则他就和他们绝交。 每天他都极为暴躁，这是自与陈洁如结婚后，他第一次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陈想，非得想个方法纤解他心中的强烈仇恨不可，否则他很可能精神失常。她知道仇恨决不能用仇恨来抑止，只有用关爱来化消。因此她开始让他轻松一些，尽量和他开开玩笑，但实在不易做到。 她向好友朱逸民问计。朱说：“让他跟我先生炒股票吧！我先生正在组织一家股票交易所，介石可以加入。” “需要很多钱吗？”陈问。 “不需要太多”，她答道：“去问问我先生，他会详细地告诉你。”张静江仍像往常一样地非常和气，他告诉陈说：“我们计划中的交易所名叫‘盛泰号’，专门买卖股票，赚佣金，有时候利润很大，目前已经有16个合伙人，如果蒋介石加入，他就是第17个。 我们的资金是5万元，每个合伙人至少出一股，每股1000元。交易所在上海股市会占4个位子，我只是顾问，张秉三先生是我们的大股东兼经理。但我会叫他让蒋介石入伙，我相信他会同意的。” 于是经由张静江的介绍，蒋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的四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些股票好，哪些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 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有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此蒋介石工作得既努力又积极。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此维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蒋介石就像一头老鹰似地盯住市场的走势，买卖高低，如同者手。最热闹的股票是纺织、谷类、土地和公用事业等。但情况也不稳定，发生波动的时候，买卖极近疯狂，人们为了自保还会大打出手。每周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0点和下午4点之间，股票大楼人潮汹涌。而从1922年9月到1923年2月，蒋介石正是干着这一行。 蒋介石的性格作为一个军事领袖人，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指挥官。例如，不知有多少次，当他和陈洁如走过阅兵场到码头乘坐他们的机动游艇到广州去时，他会突然停步，叫住一名士兵，问他为何不扣风纪扣，为何不系好皮鞋的鞋带。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会叫班长来训斥一顿，命令他惩戒这名士兵，或将他关禁闭。他常向部下大叫：“和长官谈话时要立正！” 蒋介石的性格中最强烈的一点是自大。他对批评很敏感，并容易发怒，他很少称赞军中的同胞和他们的意见，即使是公认的天才他也不看在眼里。因凡事都想争第一，他常做视济辈，并只交对他有用或可助其达成目的朋友。 但在一旦已无利用价值时，不管是多亲近的朋友，他都会弃如敝履。由于此种脾气，他常在一夜之间树敌。他的好友屈指可数，除孙逸仙外，他的四个好友是他的亲信顾问和财务支援者张静江、他的长官许崇智、财政部长廖仲悄和学者戴季陶。 蒋介石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但在实施新计划或进行任何新的改变之前，仍必须先获得国民党中的大者们同意。当时有三个部，广东军总司令兼作战部长是由蒋介石的上司许崇智担任，财政部长是廖仲恺，外交部长是元老伍廷芳之子伍朝枢。 但在上述三部之外，还有许多由共产党担任主管的部或局，在革命议会中代表共产党的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毛泽东，劳工、农民、青年和妇女等其他四部的部长也都是共产党员。整体说来，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势力是一比六。 为了亲近各部长及急于改革政府，蒋介石每周至少要见这些人三次。议会的议员们耐心地听他的意见，而且总是批准他的大部分请求。另方面，他鼓励黄埔军校的学员，亲自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佩带臂章，并向他们作精神训话。此外，他也在许多公开场合出现，并告诉他的军官们：“我们是个大家庭，必须服从三民主义！” 当时的国民党上层，自孙中山以下，依次为：江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刘震寰、吴稚晖和蒋介石。 所有这些人都各有不同的特色。孙中山依据他们的年资和重要性在政府中任职。蒋介石以军校校长的身份位居第七，也就是最末的一位。 蒋介石认为对党务工作了如指掌是他的职责，不久他就树立了决策方面的权威性。当然，以其只是一个新进小老弟的身份，因此招致了不少妒嫉，蒋介石也深知这一点，但他自认为是超越党派或阶级之上的孙中山唯一真正的继承人。他也朝此一目标努力。 蒋介石的个性固执、敏感、刚愎、急躁而富于企图心，每受一点小小的挫折就大发雷霆而且不管有谁在场。陈洁如常劝他改掉此一弱点。 因为他一直剃光头，因此得了一个“蒋光头”的绰号。在北方军队中，剃光头是常事，但在广东军队中却不常见。 经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的介绍，蒋介石在高官群居的东山何香凝住宅的隔壁租了一间现代化的两房小宅，由于蒋介石在广州身兼数职，必须常驻广州，故所赁住宅对他们十分方便。 中山舰事件1926年的3月18日，宅中的电话铃声大作，打电话的是汪精卫夫人。 她问“蒋介石在吗？” “不在，”陈洁如说，“他开会去了。” “你知道他今夜何时去黄埔？我们有要事见他。” “很难说，”陈回答说，“但我知道他今晚在军校有一个会要开，很可能在6时前离开广州。” “从哪一个码头走？”陈璧君问。 “你为什么要问？”“因为精卫与你丈夫有约，希望和他同去黄埔。因为码头有两个，所以我想知道蒋介石用哪个码头。” “因为蒋介石不在，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可否等他回来时我立刻打电话给你？” 陈璧君说：“好！”挂断了电话。 在以后的两小时中，陈璧君不断地打电话来，一共打了5次，都急着问我同一个问题。 “这就怪了，”陈自忖说，“她为何如此着急？她在捣什么鬼？” 大家都知道，高傲的陈璧君从来做事都有目的，所以陈就愈想愈觉得可疑。 那天下午蒋介石回来时，我就问他：“汪精卫和你约好今晚同去黄埔吗？” “没有呀。”他随口回答说。 “但陈璧君说，精卫和你约好了的。” “我不知道。”蒋介石回答说。 “这就有点可疑，”陈说，“你今夜最好在家，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觉得事有蹊跷。” “但我在晚上7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他大声说。“那就延期吧！” 陈坚持说，并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军校。接通后，蒋介石接过听筒。军校的教育长告诉他，“中山”舰已从广州南下黄埔加煤，他吃了一惊。 “是谁下命令开航的？”他激动地问。 “汪精卫下的命令！” “那他就要负责！”蒋介石愤怒地大叫：“他无权不通知我就下命令！”翌日，蒋介石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人正在阴谋绑架他，要把他送往莫斯科。 居然策划此种绑架行动，似乎十分可恶。蒋介石所打听到的整个情况是：共产党籍的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在1926年3月18日接到一道神秘的命令，要“中山”舰从广州驶往黄埔。他通知军校的教育长，说他有司令官（蒋介石）的命令，差该舰至黄埔加足燃煤作长途航行，加煤后返回广州。蒋介石在广州对此毫不知情。该舰的引擎从黄昏到夜晚一直没有停火，灯火也一直通明，舰上实施最严格的警戒，但当时以为阴谋者拟发动政变，对共党的计划毫无所悉。直到事情过后，才知道此项阴谋是准备在蒋介石当晚乘坐该舰自广州往黄埔军校时将其扣押，经海参威送往俄国，藉以除去共党阴谋利用广州和国民革命作中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障碍。 当晚，蒋介石作了决定，并在翌晨实行。以其广州防卫司令的地位，他宣布戒严，并逮捕汪精卫，将他羁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参与此一阴谋者，则全部下狱。由共产党控制的省（广东）港（香港）罢工委员会全体成员全部解除武装，所有攻击行动完全取消。同时蒋介石派军登船，重新控制该舰。 这是一次令人吃惊的行动。 1926年3月22日，广州苏联领馆的一名代表到东山来见蒋介石，他问：“此一突击行动是为了对付汪精卫？ 第337章 还是对付苏联？” 蒋介石告诉他是对付汪精卫。 “但我们不赞成你的独裁方式，”他反击说：“第一，你完全不把鲍罗廷放在眼里。他是苏联驻你们政府的代表，应先与他商议。 第二，汪精卫是你的长官，你怎可未获党的准许擅自将他逮捕？我要求你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 当天蒋介石就召开会议，汪精卫也被带到会场。他在8位国民党的委员面前否认他曾发布移动“中山”舰的命令。他对着蒋介石咆哮说：“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一个暴发户，你既不是名列25位国民党的创始人，亦非5位特别委员之一，你只是一个新人，一个初级委员，你却以厚颜无耻的军阀伎俩恫吓你的前辈。如果你想篡夺我的位置，你就夺好了，让我们亲爱的领袖在天之灵看着你！让整个国家都看着你——让历史记下你的罪行！但勿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我！” 他然后转向党主席，要求准许他转往医院治病。他同时请求中央常务委员之一张静江他的保证人。汪精卫藉此至医院休养，整个4月他都留在医院。在1926年5月11日，他秘密离开广东前往法国，表面上是为了健康关系。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就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厂州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已登上广州政治的顶峰。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华北的情势时好时坏，互相残杀的战争在一个省蔓延开来，在迅速结束后接着又爆发另一个战争。但无论北方的战事如何激烈，广东广西两省却仍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想。 蒋介石渐渐成为政坛要人后，便开始怀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谋杀他。 但在另一方面，陈洁如的母亲从上海寄给她一份1926年5月20日《申报》的一段新闻摘要，内容是：“目前广州最热门的一种游戏，似乎是把政府高级要员逐出政府，他们差不多都是广东人，例如许崇智将军、刘震宇和胡汉民等，最后一位被赶走的是汪精卫。一般认为这些人都是被迫离开广州的，因为他们阻碍了新领导人蒋介石的野心阴谋，他希望控制军政大权，无论如何，他是今日国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 宋家姊妹这是一个周六晚上，蒋介石下班突然告诉陈洁如说：“孔夫人（孔祥熙之妻宋蔼龄）明晚请我们吃饭。她告诉我说，她将为你我特别准备一顿鸽子餐，她希望我们在3点钟到她那儿，但你可从这里先去，因为我要在下午5点下班后才能从军校脱身。” 他一边说，一边十分兴奋地在室内走来走去。他的喉咙似乎因紧张而收缩。“邀请！”他反复地自言自语：“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现在你和我终于有机会接近这位大人物，这真是太好了。” 他像一只孔雀似地在室内昂首阔步，不愿坐下。他很少如此坐立不安。 “怎么那么兴奋？”陈故意问，“只不过吃顿饭而已。天气那么热，我真的哪里也不愿去，你为什么不独自去呢？你可以为我找个推辞的藉口。”陈从热水瓶中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他，他把它放在桌上不喝。 “你还是不明白，”他立刻大声责斥我，“你必须知道，接近宋家对我是多么重要的事。你自己知道，这些年我一直不能如愿以偿地接近我们的领袖，因此这是一个可以接近他的亲戚的好机会，你懂吗？” 当然，陈无法否认他的这段话。 “你和我一样地清楚，”他继续耐心地说，“广州有的是军事专家，我纯粹是碰运气才当上军校的校长，我有地位，但无特权。因此我的策略是培养与他最亲近的亲戚的友情，我要把孙、宋、蒋三个姓氏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陈看着他，知道他所谓运气是什么意思。因为当初孙中山先生选择黄埔军校校长时是以湖南的谭延■为中心，但极力反共的谭氏拒绝了此一职位。蒋介石伸手紧紧拉住陈洁如的手，柔声哄着她说：“我们就将有很大的成就，你一定要和我并肩争取革命和培养友情的胜利。你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你一定不能拒赴这次晚宴。” “我答应，”陈洁如告诉他说，“我将尽力帮助你达成愿望，我将到任何你要我去的地方，你现在满意了吧？” 蒋介石高兴地大笑，把陈拥入他的怀抱。 “你太好了，”他高兴地称赞，“我知道你对每件事都会和我意见一致，这正是我那么喜欢你的地方，但是你喜欢我吗？”不等陈回答，他又继续说：“我要你每一分钟都爱我，永远不要停止爱我，你愿答应我吗？” “我答应。”陈含情脉脉地说。 第二天下午，陈穿上最好的广东绉纱丝衫，白色的小羊皮鞋，拿一个白色穿珠皮包，一把檀香扇，并尽量显得清新整洁，使蒋介石觉得以她为荣。因为他要到5点钟才能去，陈就在下午3点独自前往宋霭龄所住的标准石油公司经理的家里。 这是一栋不太高的、白色的两层楼房，四周有许多杉树，广东人称此种住宅为“洋楼”。 到达时，陈洁如发现其他贵宾都已到齐。满身法国香水味的孔夫人热情欢迎她，并焦急地问：“介石呢？他答应我一定要来的！” “他将晚一点来。”陈回答说。 然后宋带陈到客厅。陈认识那些客人，他们是孔夫人的妹妹宋美龄、知名的外交官陈友仁和廖仲恺夫人。陈和他们一一握手聚谈甚欢。 客厅与餐厅是相连的，仅以一座漂亮的乌木嵌花大屏风相隔。整个装饰和这栋住宅本身一样的典雅，有优美的家俱、波斯地毯、古老的瓷器和半截式的厚纱窗帘。 女主人和她的妹妹穿着颜色鲜艳的上海最新式样丝质旗袍。他们的一头乌发梳成潇洒的贵族发式，在后颈处挽了一个髻，看起来真像是上海时装画册中的人物。 “那么大热天跑来，真难为你了，蒋夫人。宋霭龄大声他说：“今天又是个大热天，热得难受。但是你却看来若无其事，你是怎么学会这种功夫的？”她用她的绢帕轻拭额头的汗珠，她和她的妹妹站在放在侧几上的三台电风扇前面，像两位戏中的女主角似地注视着陈洁如。宋美龄一直在摇着一把雕花象牙骨的大型绢面扇，显然她是在惺惺作态。 “广州的八月就是这样。”穿着一套白色麻质西装的尤金·陈咧嘴笑着说：“上海也一样的热，每年夏天都是如此，不再更热就算是运气了。”“今年夏天已比去年凉快了。”廖仲恺夫人说。 “但上海不像这里的湿热难受。”宋美龄用清脆的音调说。 “那是因为这里的湿度太高，”陈洁如轻松地应和说，“我也觉得闷热难受。” 不久两名女佣用托盘端来加有冰块、用高玻璃杯装的冷饮和几盘小点心，分别送到客人的面前。冷饮给她们带来一点清凉。 “别管这炎热的天气，蔼龄，”宋美龄想奉承一下她的姊姊，“反正我们在下星期就要乘日本皇后号回上海。” “很好！我喜欢那艘船，那是最好的客轮。你觉得呢？”宋霭龄问陈洁如。 “我通常都坐‘罗勒尔’客轮，但有一天我会坐一次‘日本皇后’试一试。” “一定要，”她叮嘱说，“那船的客舱很大，食物和服务都是上乘。你一定会觉得很值得。” 显然因为陈洁如在场，陈友仁开始谈政治，但陈只是一个好听众。话题不久就转到金元的汇率、股票、投机、最近的银行市价、利润、房地产和几千几万美元的股息等等。由于陈洁如对金融市场一窃不通，并且毫不关心，所以对他们所讲的，她一点也不懂。他们见她对金钱和投机毫无兴趣，觉得她很可怜。 “带蒋夫人看看这座房子，”宋霭龄对陈友仁说。他彬彬有礼地站起来，与陈洁如离开客厅。陈以赞美的眼光看着陈友仁，并称赞他的讲演才能。他虽有点过激，但是一个知名的外交家。盛传他和宋美龄可能相好，但揆诸他们在客厅中的相互应对，这项谣言似乎并无根据。陈觉得原因之一是他们两个都太自豪，但陈也认为，她喜欢陈友仁的睿智和爱国心，至于宋美龄，很明显的可从她那虚饰的外表，看出她是一个势利而自大的人。 “这栋房子是标准石油公司经理的，他现在纽约休假。”在参观房子时陈友仁说。从三房卧室，他们走向一间小巧的厨房。厨房中整齐地排着数行发亮的铝锅，厨架上是发光的陶器和玻璃器皿。 “当然，这是一栋实用的房子，不像中国房子之宽大有气派。”他解释说。 “我从未见过如此小巧的东西，”在四处观赏时，陈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在东山的那栋小房子没有那么好的设备，我现在知道该怎样布置了。”“你喜欢住在东山吗？”他问。 “是的，那里很好，很安静。” “你常招待朋友吗？” “我在广州的朋友很少，”陈说，“同时我们太忙，无法交际。而且，我往返在东山和黄埔之间。我在黄埔的时候比较多，因此军校才是我真正的家。” “黄埔离城太远了，来回旅行太浪费时间。” “那是真的，”陈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但介石和我已经习惯。蒋介石是在何香凝的劝说下才向她租下东山的房子，自从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很寂寞。房租很低，地区很好。我们现在总是在东山度周末。” 陈友仁和陈洁如接下到花园漫步。等他们回到屋内时，陈洁如的注意力立刻被客厅里愉快的笑声所吸引。她听到宋蔼龄的高嗓门在说：“她只是一个中等阶级的家庭主妇，她怎么配做一个少壮领导的妻子，我们必须得想点办法。” 第338章 “对，”宋美龄应和说，“她象征我国生活中的一道巨大的社会鸿沟。”然后她用讽刺的口吻说，“但我必须说，她有她的优点。她可以做一个农家的好妻子。” 陈感觉到这些话是在对她进行的侮辱。 “你想叫她怎么样？”廖仲恺夫人解释说。“她只是一个尚未开窍的孩子，给她一个自我发现的机会吧，她会学习的。不过我必须说，她是一真正的好女人，她那个坏脾气的丈夫不配有这么一个好女人。” “开窍？”这话让陈想起她曾经听到过这种说法。对了，逸民（朱逸民，张静江之妻）在数年前曾对她说过同样的话。发现他们回到客厅时，三个女人就立刻闭上了嘴。 因为蒋介石还没有来，陈洁如就微笑着坐下，陈友仁则走去和何香凝聊天。宋蔼龄和宋美龄显得坐立不安，她们不知道陈是否已听到她们的谈话。她们像在品评一名女学生似的从头到脚地打量陈。最后宋霭龄问：“你买过很多首饰吗，蒋夫人？你知道，你是买得起的。” “人家一直问我，国家统一后我将买什么样的首饰和什么样的衣服，” 陈回答说，“这很难说，这将等到有此需要时再说，事未成熟时，不能过早乐观。” “孩子，你很聪明。”何香凝对她说。 “只有钻石和白金才能配一个伟大领袖的妻子，”宋霭龄以一种公爵夫人的口气说，“我不会要其他的东西！” 宋美龄睁大了眼睛，故作陶醉之状说：“我喜欢白金和单粒的大钻石，它们太迷人了！”然后她转向陈洁如问道：“你喜欢白金吗，蒋夫人？我觉得黄金太俗气，看起来太没有价值。” “我根本不在乎首饰，”陈冷冷地回答。“黄金、白金、钻石对我都没有特别的吸引力。” 接着她们向陈探听有关她丈夫的事情。当然，这两姊妹当她是个傻子，陈也乐得装傻，以静观她们究竟要怎样对付自己。 “你的婚姻生活如何，蒋夫人？你曾和你的丈夫吵架吗？”宋蔼龄问。 “没有，”陈严肃地回答。“迄今并无可让我们吵架的事，介石尊重我的愿望，我也尊重他的，我们过互相尊重的日子。” “但介石的坏脾气是出名的，他从来不骂你吗？”宋霭龄带着一丝狡笑问。“没有？那你一定是忍耐的化身，才会不曾和他吵过架。” “据孙先生说，介石稍不称心就暴跳如雷，是真的吗？”宋美龄问。她看着陈继续说：“当然我并不相信。但一个坏脾气的男人总比一个没有脾气的男人好，你觉得对吗？” 陈点点头假装同意她的说法。她又问：“告诉我，他的太太毛夫人反对你吗？她为难你吗？她对你很坏吗？” “毛夫人是我所知道的最贤淑的妻子，”陈照实回答，“她是虔诚的佛教徒，不理俗事。当然，介石在和我结婚前曾经得到她的同意和她分居。”“那么，他的二太太姚夫人呢？你曾经见过她吗？”宋美龄又问。“她是个怎么样的人？” “姚夫人住在苏州，我不曾见过她。她是个比较保守的人，喜欢打麻将。在我们结婚之前，她同意接受5000元以放弃蒋介石以及对她的赡养。不过，蒋介石每个月仍给她少数的津贴，现在我们把她当作一个亲戚，蒋介石谈到她时称她为阿姨。” 当陈把眼光转向宋霭龄时，看到她和美龄不断互使眼色。她们继续向陈探听诸如此类的消息。 蒋介石在5时到达，不停的为迟到道歉。宋霭龄假装很生气地瞪他一眼，但他仍走向她，喃喃地说了些讨好她的话。 然后他们都走向餐厅，入座时的位置是：蒋介石被安排在宋霭龄和宋美龄之间，陈洁如则坐在尤金、陈和何香凝的中间。 这是一顿西式的晚餐。 第一道是浓汤，然后是炸鱼，接着是一道鸽子，每只鸽子都以钻石形的烤面包垫底。周围饰以西洋菜和炸薯片，分别装盘，每人一只，这些金黄色的鸽子看来十分美味而令人馋涎欲滴。 开始进食之前，宋美龄发表了一篇谈话，大家都注视着她。 “吃鸽子就像吃芒果，适合在浴室中单独用手撕着吃，”她告诉大家说，“但因本宅的浴室太小，只好请各位在餐桌上默默地吃。不过，我要敬告你们，在吃完鸽子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说话或看别人！有没有意见？让我们开始享用吧！别忘记只能看你们的盘子，不可四顾张望，不然情况会很窘。”大家遵照她的敬告，默默地埋头吃鸽子。鸽子很嫩，甚至连骨头也是酥的。 饭后他们闲谈甚久，而从蒋介石的举止中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成为宋霭龄的座上客，使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宋霭龄则把她的妹妹捧上天，说无人能比得上宋美龄的聪慧。 临别时客人们向女主人握手道谢。宋蔼龄对陈洁如说：“别回去，蒋夫人，今晚留下来和我们作伴好吗？我们有许多话可谈。” “对呀，为什么不在这里过夜？我们好象总是在开始说得起兴时就要说再见。”宋美龄感叹地说。 陈想，这对姊妹问话都是有用意的，目的在套取更多有关蒋介石的消息。她自然不愿被一下盘问，于是谢绝说：“天那么热，我既没有替换衣服，也未带睡衣。不过，我还是十分感激你们的盛情。今晚我过得很开心。” “你们那么相爱吗，蒋夫人？和丈夫分开一个晚上都不行？”宋霭龄微嗔地说。 “留下来嘛，”宋美龄在一旁加油。“我真的希望和你长谈一次。我们准备留你过夜的，你却让我们失望。” 她们越是怂恿，陈就愈坚定。她不喜欢人家打听丈夫的事，女人不应该在丈夫的背后谈论她的丈夫。于是她摇摇头坚决他说：“改天好吗？下次你们愿意留我多久就留多久，但今晚不行。” 可以感觉得到她们多么失望，一副快快不乐的样子。但陈洁如意已决，以最温雅的态度和她们说了再见。 这一次小小的宴会只是一次普通的聚会，陈洁如永远想不到，也无法相信，这居然是一项长期阴谋的开端，她们想抢走自己的丈夫蒋介石。 翌日下午，陈洁如和何香凝约好共进午餐。何的父亲是在革命初期曾资助孙中山先生的富翁何炳桓；所以她和她已故的丈夫都被认为是国民党核心的老革命党人。自从陈洁如来到广州后，她们便成为好友，陈对她的丈夫不幸遇刺殒命深感悲痛。但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勇敢地承受这不幸的伤痛。她一见到陈就谈起前一晚在宋霭龄家赴鸽宴的事，她十分生气。 “我非常担心你的安全。”她十分气恼地说。陈大吃一惊。 “为什么？”陈问，“有什么大麻烦吗？” “孩子，你是那么天真，你对潜伏在你四周的危险太迟钝了！你必须小心。生活是一场到处都埋伏着敌人的可怕梦。你必须十分谨慎，不可轻信他人。” 陈知道，她说这些完全是为她好。 “最好远离那个女人，”她认真地警告，“同时别让蒋介石落入她的圈套。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喜欢你，因为我不希望你遭遇到悲惨的命运，所以一定要小心。” “但她能伤害我什么呢？”陈不解地问。“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认识她至少已有4年，但我知道她曾经把蒋介石当作一名普通军人，不把他放在眼里。她从不尊敬他，事实上我记得很清楚，当孙先生介绍我们与她认识时，她曾不礼貌地把头转开，这使孙先生困窘万分。” “她会这样做的。”何不屑地说。“今日的情况，已经不同，蒋介石已是广州最重要的人物，是一条值得钓的大鱼，你必须记得，她还有一个未婚的妹妹。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危险之所在。” “但介石已和我结婚，她一定不会拆散人家的夫妻。而且，她是一个基督徒。” “孩子，你多天真！”何香凝摇着头回答。“那女人能抓到手的，她就敢当着你的面抓！她和她的丈夫狼狈为奸——我不是信口雌黄。基督徒和这没有关系。” 见何那么认真，陈洁如不得不认真起来。但她心中却暗自笑她多疑和杞人忧天。当然，她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但她对蒋介石十分放心，他曾誓言矢志不二，他曾欲以断指来证明他对婚约的忠诚。当然，她没有把这些告诉廖夫人。 “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关怀，”她十分感激地说：“我会听从你的忠告。我不会再接受那个女人的邀请。” “那才聪明，”她说。然后拥抱她，亲吻她，并拍拍她的手背。“毕竟你是那么年轻，那么容易相信别人，因此很容易受骗。” 陈紧紧地拥抱她，表示感谢。真的，她对她就像是一个母亲，而在她们的拥抱之中，有一股她能认知的怜惜之情。” “当然，事情真的十分奇妙”，她终于用疲倦而感伤的双眼看着陈说：“蒋介石虽为军校校长，但在惠州大捷之前，实际上在广州以外的人都还不认识他。可是，今日的他已不可同日而语。他己是华南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你，我的孩子，你可以做许多社会福利工作来帮助广州的穷人，你愿意做这一类的事吗？” “我当然愿意，”陈说，“告诉我，哪些是我能做和应该尽力去做的事？”“你有这种精神就好。”何香凝拍拍陈洁如的脸颊说。 午餐已经齐备，她们就坐下来享用一顿丰盛的餐食。 接济蒋经国回到黄埔军校的寓所后，陈洁如开始处理一大堆蒋介石的信件。 第339章 她一封一封地拆，忽然看到一个贴有苏联邮票的信封。那是蒋经国的来信。有一段内容是：去年我的衣箱失窃，失却了我的大部分衣服。今年冬天我急需一些厚衣御寒，莫斯科刺骨的寒冷非我所能忍受。现在我只有身上所穿的一套衣服。请尽速汇一点钱给我买衣服。我迫切需要。。那天下午陈洁如把信拿给蒋介石看，但他看了一眼之后，就一言不发地把信交还给陈。 那晚陈问他：“是不是要寄点钱给经国买衣服？那边很冷，他急需衣服。”他回说：“年轻人必须受点教训，让他知道该小心保管自己的东西，他怎可如此粗心大意，让别人偷了他的衣服？他必须为自己的损失负责。我不能寄钱给他。” 三天过去了，蒋介石不再提这件事。因此陈洁如又问：“你可曾决定寄多少钱给经国买冬衣？他在等你的回音。” “不，”他冷冷地回答说：“我不会寄一个钱给他。” 大家都称呼为蒋介石之“侄”的陈果夫当时应蒋介石之邀来军校任职，他暂时担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每天上午到会议室帮陈处理蒋介石的大堆信件。 因为很担心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困境，陈就问陈果夫该怎么办。他说：“由于蒋介石拒绝帮助经国，再提这个问题也没有用。你知道他的脾气很坏，再提只会激怒他而有伤和气。可否先借一笔钱应急，然后我们再设法请蒋介石偿还？” “但我到哪里去借这笔钱？”陈问。“以前我们曾向国民革命军筹备委员会拿过钱，但这个单位现已结束。你能否再想点别的办法？” “我试试看。”他说。整整一个星期陈都在操心这件事。到第八天，当他们一起在会议室处理信件时，陈洁如焦急地问陈果夫：“你借到钱了吗？”“没有，”他回答说：“到处钱都很紧，每个地方都借不到钱。” 陈洁如到卧室里的那个小首饰箱中，取出一叠广州银行的银票。那是她在过去两年中唯一的一点积蓄。为了存这笔钱，她必须为自己少买许多东西。为了福梅（毛福梅，经国生母），她把这笔钱交给陈果夫说：“这是我仅有的现钱，一共二千元。这孩子老远在外国，又没冬衣过冬，你最好立刻把钱汇给他，并且写信告诉他，钱是他爸爸给他的。请你赶快寄出。我曾经答应福梅照顾她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失信于她。” “是，”陈果夫回答说，“我将立刻电汇给他。不出三天，经国应可接到这笔钱。” 蒋介石遇刺为了抗议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有些人出于义愤而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敌对人物。但蒋介石兵权在握，一切由他作主，因此他们只好顺从他的意愿。当他需要他们做什么的时候，均可毫无疑问地做到。但在暗地里，蒋介石的作风引起无限的不满，而凝结成各种各样的怨恨。 为了提高效率，蒋介石坚持作更进一步的激烈改革，为了讨论此一问题，他定在那天下午召开一次立法会议，他并且坚持要陈洁如陪他出席。 午饭后，议员们已都齐集在财政部大楼的国民党总部，等候蒋介石提出最新要求的详情。当陈洁如和蒋介石并肩抵达议会的二楼，在一群官员、议员和卫兵的伴随下走过大厅时，忽然碰到一名穿制服的青年，两手在胸前握着一叠报纸。他走向蒋介石说：“你窃占了我堂哥的军队，枪杀了他最好的二位将领，所以看枪！” 然后他从报纸下面伸出握着一柄左轮手枪的右手。 蒋介石的卫兵看到后立刻扑过去夺枪，但在他尚未夺到前，枪已发射，但打偏了国标。蒋介石和陈洁如大吃一惊，急忙冲过走廊。蒋的卫士则在和刺客缠斗。另一名卫士缴下他的枪，制服了他，还有一名卫士就用他的左轮手枪向这名行刺未遂的刺客连发六枪，将其击毙。这位刺客不是别人，正是许崇智的堂弟许济。 当报章登载了此一消息时，广州的情势就变得混乱而不稳，因为任何一个领导人的死亡就表示一次政府的变动。但幸亏蒋介石虽饱受虚惊，总算安然无恙。 自从发生“中山”炮舰事件以来，再加上这次的行刺，蒋介石变得十分紧张，对他所做的一切已不再自鸣得意。他无法忘记那些反对他的人，而他人几乎可以轻取他生命的这两次事件，更说明了他的四周充满了危险。 以后他不仅怀疑生人，而且几乎怀疑每一个人，甚至来访的朋友。 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他几经深思之后，对陈洁如说：“我要组织一个‘蓝衣社’！” “为什么必须是蓝衣？”陈不解地问。 “蓝衣社将完全是一个秘密的私人调查组织。我知道日本的青龙会和黑龙会，以及上海的三合会，但我比较欣赏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队。组织一个我自己的团体并称其为蓝衣社是个很好的主意。” “你是说，他们将都穿蓝衣？” “啊，不。他们将是一些便衣侦探，但蓝衣社是个比较好听的名称。你喜欢吗？” “因为中国常被称为蓝袍之国，这很恰当，”陈回答说。“就像你所说的一样，什么事都会在你面前发生，蓝衣队是我们的卫士。他们将让我们知道正在策划中的阴谋或罪行。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部署，但他们必须受高度的专业训练。” “是的，我会这样做的。”蒋介石回答说。 “他们的工作将包括搜集重要的敌情，防止阴谋，秘密逮捕和镇压所有的反政府行动。”他于是在一大张纸上写下他的计划。“看，”他说，“此一组织将包括两个部门，一个是调查部，一个是统计部。我将以此一组织消灭所有反对势力，加强我们的政府和克服所有的阴谋。” 他设法以最少的钱来完成此一保护他自身的大计，主要得助他的两个亲信世侄——陈其美的两个儿子。其中之一即为陈果夫，另一个是他的弟弟陈立夫。他们两个奉命筹组蓝衣社的两个部门。陈洁如认为陈果夫比较聪明。他是一个智慧很高的人。 蒋介石急于想把此事办妥，他花了很多时间帮助陈氏兄弟。当然，此事是在极端秘密中进行的，从未向外界公开透露。陈氏兄弟被称为c·c集团。陈洁如当时负责记录，并做许多文书工作。该计划是要组织一个秘密的探员，不仅侦查老百姓，也侦察政府官员，由于这是蒋介石总部的一个私人组织，其重要性在警察之上。 陈氏兄弟负责招募人员，他们证明是一对忠诚可靠的助手。随着工作的进展，他们被委派为此一组织的全权负责人，由他们的得力助手相辅。 蓝衣队是与间谍相同的探员，暗中负责搜集重要情报。他们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窃听侦查网，使阴谋分子无所遁形。有了蓝衣社，蒋介石每天都获得有关敌人之计划和作为的报告。这些都是可靠的情报，使他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为了使这些人尽忠，他们必须受效忠的教诲，只把领袖的命令当作最高法律。他们除效忠他们的主子，必须忘记其他的一切责任，并随时准备逮捕、杀害、刑具或凌迟任何落入他们手中的嫌犯或主谋。 一切都极端保密，因此外交对他们只有一个精神的概念。听他们的名称，一般以为他们一定穿着蓝色制服作为标志，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穿制服，人们因此被蒙在鼓里，也因此无法得知谁是蓝衣队员。 陈氏兄弟深知他们的机构在蒋介石的政府中成为权倾一时的实体。此一组织将随着蒋介石权力的增长而愈益强大。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而大部分的蓝衣队员均为中下阶级的广东人。一部分则来自宁波。从宁波招募蓝衣队只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为人们相信，同族的人不易背叛，以情感上来说比较可靠。但不管是广东人也好，宁波人也好，他们都必须发誓以生命保护他们的领袖。为了鼓励他们，他们每年都有奖金，服务十年后即可有养老金。 多年来，蓝衣队员在保护他们的主人方面，“克尽职责”。 元老政治家唐绍仪在上海兰滇路、北四川路自宅（译按：唐宅位于法租界福开森路）被人用斧头砍死的惨案，震惊了整个上海。 这位75岁的政坛老人在袁世凯手下显赫一时之后，在上海过退休生活。 其遭杀身之祸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公开批评国民政府。 此一谋杀案经过周密的计划。刺客知道唐绍仪是中国艺术品的鉴赏家和瓷器收藏家，便假装是一名古董商人，以电话与唐氏相约，说要给他看一个有人愿以极低价出售的宋代青瓷花瓶。唐氏与他约定在翌晨10时见面。刺客准时携花瓶抵达，在唐宅客厅出示花瓶。 当该男子将花瓶递给唐氏时，偷偷地从瓶中抽出一把用纸包裹的斧头，高高举起后迅速砍下，砍中唐氏头部，唐氏当即毙命，刺客事后逃逸，将花瓶与斧头留在现场。 二小时后，此一惨案即被一名仆人发现。这名女佣用托盘端了两杯茶给主人和宾客时，惊见主人已死。 警方的调查人员发现了花瓶和那把染着血块并沾有几绺头发的斧头。 上海市警察局后来抓到一名男子，经数日严刑拷打之后，这男子签了一份自白书，说他是国民党蓝衣队的队员。（按：刺杀唐氏之凶手为军统特务李阿大、赵理君、谢志磐、王兴同。） 宋家开条件常言道“乐极生悲”，此时对蒋介石来说绝非虚言。他们从牯岭回来时， 第一件交到他手中的东西，是一封来自汉口的急电。电文大意是：“国务委员和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八十三位国民党员已自行投票决定为汉口政府的最高当局。 第340章 请等候命令。” 这消息的确是晴天霹雳。蒋介石有意在攻克南京后成立南京政府，但现在他人率先采取行动了。蒋介石生性有仇必报，但他是个杰出的战略家，他可以静候时机。 为保万无一失，蒋介石想到另一个计谋。即：如欲动摇敌人的根基，必先夺其力量，而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是财力。目前他尚无财力，因此决定以拉拢汉口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来达成此一目的。而最妙的方法就是利用宋氏的姐姐孔夫人（宋蔼龄），她也有此想法而急于见蒋介石。谋定之后，他就写信给她，请其来九江密商此事。 宋霭龄接信后火急前来九江，抵达时她并不下船，派人请蒋介石至船上议事；蒋介石在船上逗留了24小时，与宋讨论政治情势，并向她表明心中的打算。孔夫人不下船的原因是因为她有避免与陈见面的理由。 在船上举行了会谈之后，蒋介石回家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陈。他说：“我不曾对你有半点秘密，也不想从现在起开始对你保密，尤其是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孔夫人对我说：‘你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你愿意让你这颗新星下沉得和上升一样的快吗？我愿意老实告诉你，你拥有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的精神，但无独力完成此一大业的魄力。单凭精神无济于事，要完成解救中国，重建中华和制订宪法的大业，需要巨大的势力、金钱、魄力和特权。对于这些，你现在一无所有。你的周围尽是些自私的懦夫和女子。他们只求一己的目标而并不为你着想，你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不过，情势并非无望，我愿与你谈一笔交易，那就是我不但将影响我的弟弟子文，令其如你所愿的脱离汉口政府，并将更进一步尽量联合上海的大银行家以金钱作你北伐的后盾，供应你必需的经费和购买军火，我们有一切关系。你自己明白，汉口政府再不会以金钱支援你，至于你这方面要做的是，你须同意和我的妹妹美龄结婚，并答应在南京政府成立时任我的丈夫孔样熙力行政院长，我的弟弟子文作财政部长。’” 蒋介石看着陈洁如说：“我现在已无路可走，她这笔交易的价码很高，但她说的都是实情。我不能再指望汉口政府会给我金钱、军火和军需供应，因此，如果我要实行我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条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现在我想请你帮助我，求你务必答应。而且，真正的爱情是要以一个人愿意牺牲的程度来衡量的！” “你要我怎么做？”陈问。 “退让5年，让我和宋美龄结婚。俾能获得必须的协助以继续北伐，脱离汉口而独立！这只是一场政治婚姻！” 陈洁如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她一切以他为重，现在他却要求她退让，好像她们的婚姻只是一场儿戏。 陈洁如的第一个反应是像所有有自尊心的妻子一样想臭骂他一顿，但因沉浸在国家的政治中太久，对她来说，统一中国已成为高于其他一切的目标，因此她能清楚地了解他的困境，这是他唯一可以反抗汉口独立行事的机会。如无她的同意，他无法与宋美龄结婚，而下与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将得不到上海银行家半分钱的支持，她知道宋霭龄的个性，任何事情在她看来都是商业行为。 蒋介石以探索的眼光看着陈洁如，等待着她的回答，但她无话可说。实际上她是不声不响地转过身去，但蒋介石拉着她的手臂柔声地说：“我不曾对宋蔼龄作任何承诺，我要先和你商量。” 女人的本能让陈洁如忽然觉得，他说的不是真话，她知道事情早已决定。他勉强对她做出一个笑容。 陈洁如面无表情地听他说，不出一声。“他于是继续说：“我知道美国的大学有最好的管理和国际关系的政治学之类的课程，这些都将非常有用。但要学习这些，必须出国留学。”陈仍然不言不语地听他滔滔不绝地在说。“你愿意去美国留学5年吗？我将请张家的两个女儿陪伴你，你不会感到寂寞的，那将只是短短的5年。你回来时南京政府将已成立，我们可以再开始共同生活，我们的情爱将始终不渝。我们将可实现我们一直想往的，并肩工作的生活。你同意这样的约定吗？” “5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陈洁如轻笑着说，“不要再许诺言，或再发誓，我已听够了！我仍然记得你在上海法国公园对我所发的此情不渝的誓言，当时你甚至愿砍下一只手指以表示诚意；我也曾记得你在溪口龙脉上向我起的誓！到现在为止，你所有说过的誓言和承诺都是空话，所以不要再作你无法遵守的诺言。” 蒋介石闪着他乌黑的双眼改变战术，他不再堆笑容，变得十分严肃地断断续续地说：“你是知道的，我的处境很危险，我必须在你的帮助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北伐是解求中国的重大使命，如果我能贯彻此一任务，中国就有救，我本人也可活下去；不然我将因失败或失望而死，你不愿看到我的此种下场吧？” “这是我的一个转机，”他解释说，“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有雄心，我希望攀登最高峰而永远巍巍在上。” 陈洁如看着他，记住他的每一句话，她忽然十分痛恨那个抢丈夫的人，默默地摇头。他继续说：“务请帮助我，你只须在外国逗留5年，我将答应你的任何要求，只是务请你在紧要关头助我一臂之力。” “如果我同意退让，那将只是为了中华民国的统一。那不是为了你，或为了宋蔼龄。”陈愤怒地说。 1927年3月19日，蒋介石对陈洁如说：“我要到安庆去视察前线，那边我们有很大的进展，这里是我写的两封信，阅后交给阿香投邮。信中所言全为工作务实，未涉爱情，我不希望瞒着你行事，希望你知道所有的新发展，务请不要生气。” 这两封信的内容是：（致孔祥熙夫人函） 亲爱的姊姊：请伴令堂宋夫人、三妹（美龄）、令郎大卫（孔令侃）和令媛（孔今仪）等来牯岭小住，切勿留在汉口，我今晚离开九江，明日将抵安庆。我知道以前美龄为何不来牯岭的原因（因避见我妻）。 返汉口后请探听三妹（美龄）之意。若有信件，希望以专差送来安庆。 为防遗失，每周可由专差送信，不知尊意如何？ （签名）中正（致美龄女士函） 亲爱的美龄：令姊谅已转达我的专函。今晚我将离九江出发，将在安庆小留数日等候你的复信，俟接信后便赴前线。 你意如何？请详细告我。能否寄我近照一张？俾能日夜看到你。我意以为令堂宋夫人、孔夫人暨孩子及你，均应立即离汉口迁居牯岭为佳，我在江西时，你觉得不便（因我妻在）前来看我。现我已离赣，不必再顾虑受窘。1927年3月19日这两封信促成陈洁如决心离开南昌，事情对她来说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数日来，她曾一直在思量应采取何种步骤，现在已完全无望，于是收拾行装，坐火车至九江，然后乘船回上海。在离开前，她把蒋介石的一些箱子的一串钥匙交给佣人，并留了一封短信给他的主人。 回到上海，陈洁如一直无法恢复平静，并无颜进娘家的门，天下的母亲都爱她们的女儿，并希望她们幸福。一旦女儿的遭遇不佳时，她们就会担心。而回娘家久住，就等于招认一切都不顺利。 当陈洁如告诉母亲已离开蒋介石时，她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她竭力劝说：“啊，我的好女儿，回去，回到你所爱的丈夫的身边去，留在他的身边是你应尽的天职。” 可怜的母亲完全不知道事情的发展，陈洁如也无心告诉她详细的经过，她也不愿谈介入他们夫妇之间的那个坏女人，更不愿谈那个布下这项大阴谋夺自己丈夫的那个坏女人的姐姐。这些披着宗教外衣以遂其目的并从宗教获益的“好人”，真是对基督精神的讽刺。 蒋介石的诺言1927年8月1日是个炎热的晴天，蒋介石一早来到上海陈洁如母亲家，他独自进屋，将卫士和蓝衣社便衣留在庭中。有贵宾到访，本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陈洁如甚至不愿向这位不速之客说声请坐，她看着他语带讽刺他说：“大驾光临，愧不敢当。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今日来此，想心有事求我！” “你说得对，洁如，”他以一副施恩的样子说，“我来告诉你有关你去美国的事！我已安排张家姐妹与你作伴，照顾你。你只需去美国5年！这是你的船票！” 陈未伸手接票。回答说：“我已退让以成全你的野心！你还要再要求什么？你常常说我可任人摆布，你是否要逼我出国？” “别这样说！”他走近陈的身边说。“出国是为你好，我要你留学增加你的知识，来日你返国后可替政府工作，你曾答应过我要和我并肩工作，记得吗？” “过去的已经过去，”陈洁如无精打彩地说，“我在此与母亲同住已经很满意。”她望着他心中暗笑。伟大的蒋介石，居然来此求我出国！我知道原因何在，因为我在政治圈中颇为知名，我以蒋介石夫人的名义留在上海，宋美龄心里不舒服，她希望在与蒋介石结婚前打发我走。但我的自尊不让我轻易答应此事。她冷冷他说：“我不想听你那一套一切为我好的说法。因为你说爱情是要用一个人愿意牺牲的程度来衡量的，所以我已默默地让开，我这样做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不为别的，换成别的女人，将会把宋蔼龄的眼睛挖出来。” 第341章 “你，你并不了解，”蒋介石紧张兮兮地解释，“你去美国是宋蔼龄的要求之一，我知道这对你要求得太多了，洁如，但这完全是为了中国的统一，我才敢要求你用你的爱国心来帮助国家。你如留在上海，这事就吹了，你了解我的问题吗？”这时陈母和陈弟从外面购物回来，惊见蒋介石在家。陈母请他坐下，陈弟递给他一杯茶，并拿了一壶茶和几个茶杯到庭中请他的卫士和蓝衣社的便衣喝茶。 蒋介石礼貌地和陈母谈了几分钟，并谈到复杂的国情，然后他鼓足勇气，向母亲解释，说他希望陈洁如出国5年学习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俾使回国后为南京政府效劳。 陈母看着女儿问道：“你想去外国吗？我的女儿。” “我不想去，”陈洁如不耐烦地说，“我为什么要远离？这好像把我充军！” “只有5年！”蒋介石急躁地解释说。 “你的所有诺言都毫无价值！”陈洁如大声说。“你还记得你要砍下一个指头表明你对我的爱吗？而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怎能指望我再相信你的话呢！” 此时，陈母直率地向蒋介石问：“你说5年，说的是真话呢，抑或只是骗我的女儿入■？” “当然是真话！”他诚恳地说。 “不要言不由衷，”陈洁如郑重地说，“我们不习惯你那种模棱两可的政治谎言。” “我发誓！”他急切地争辩说。“我说5年，是真的5年！” “你知道发誓是请神明作证，保证你你所说的话？你要小心，说谎是会得到报应的！”陈母引用民间的老话说。 “当然，我说的句句是真话！我可以发誓，你不信吗？”他不平地问。 “那很好，让我们听你在神前发誓！”陈母边说边走向神龛。她点起三支香和一对蜡烛。然后将香插在香炉中，烛光闪耀着。蒋介石毫不迟疑地走向神龛，在神像前立正起誓说：“我答应自今年起的5年之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如我违背誓言，任凭佛祖罚我和我的南京政府，如我在10年或20年内不履行我对她的义务，任凭佛祖毁灭我的政府，并将我永远放逐国外。”他望着陈母问：“现在该相信我了吧？” “是，”陈母叹了一口气说，“我相信你。” 蒋介石拿起桌上的三张船票交给陈母说：“洁如不会孤单，所有她的费用都由我的政府负担，她有两个照顾她的同伴，你必须记得，她是去国外受教育，去补充自己，而非像她所说的是充军，所以不要为此难过。” 蒋介石离去后，陈洁如心里一直很难平静，觉得心中一阵绞痛，终于哭了出来：“啊，妈妈，我不会再相信他。我知道我的婚姻已经完了！”她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陈母用双臂拥抱女儿，安慰说：“他已发了重誓，如果他违背誓言，一生都会受到报应！” 陈紧紧地抱住母亲，两人静坐凝视香支燃尽的灰烬和在佛像面前跳动的烛光。 张静江幼女话当年1927年8月19日，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张蕊英、五女儿张倩英，陪伴着陈洁如一起乘坐杰克逊总统号豪华客轮来到美国的纽约。张蕊英比张倩英大10岁，因此当时张蕊英是27岁，比陈洁如大了6岁。张蕊英自始待陈洁如像妹。张倩英回忆说，陈洁如和大姊比较亲密，有什么话都和大姊说，和大姊商量，所了解的陈洁如情况也是从大姊那里陆陆续续获知的。到纽约后，她们就开始念书。张倩英是念服装设计系，张蕊英则进了哥伦比亚大学。陈洁如在纽约时，没有正式上学，因心情很坏，又怕碰到熟人，所以都是请私人老师在家中为她补习英文。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陈洁如深受打击，过去的海誓山盟、恩爱岁月全变成了泡影，张倩英说，相信只要是“人”，心情一定都会坏到谷底的，何况陈洁如的身分更有所不同，由众星拱月的蒋介石夫人，忽然变为乏人理睬的异乡弃妇。 陈洁如每日都在家中，很少出门，张家姊妹出门时邀约她散散心，她也常常拒绝。张倩英说，陈很少和姊姊出门，心情恶劣到极点，但却无可奈何，对一位仅有21岁的中国少妇而言，相信对她的感情刺激是终生难以弥补的。有关回忆录中说到，陈洁如曾一度想到纽约市郊的赫德逊河自杀，张倩英因非亲眼目睹，并不愿意证实。 与张家两姊妹在纽约住了3年，心情一直不愉快的陈洁如，却感激张蕊英及张倩英对她生活上种种的照顾，及英文上的指导，1930年，决定独自到宾州念书。张倩英说，陈洁如是到宾州的学校念园艺学，她走后，大家就不太联络了，陈洁如学得如何，以及有没有毕业，张倩英都不记得了。因为她本人于1931年就回上海了。 张倩英回到上海后，大约一年多就听说陈洁如也回上海了。当时是1932年，她回国后很少与张家往来。张倩英说，1932年以后，陈洁如和外界很少联络，她开始不愿意见人了，但与张倩英的继母，也就是张静江夫人朱逸民倒还保持联络，张倩英偶尔从继母那儿听到一点陈洁如的消息。 张倩英是在法国出生，1917年随父亲与全家自法国迁往纽约，在纽约时母亲因车祸意外去世，张静江于1918年认识在上海的朱逸民女士，朱逸民当时17岁，而张静江则42岁，两人乃于1919年结婚。由于陈洁如和朱逸民是好朋友，因此当朱逸民嫁给张静江后，自然就常常到张家作客说起张倩英的父亲张静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张静江是1901年随清廷驻法公使赴法，任商务随员，1902年在巴黎独资经营通运公司，专销古玩、古瓷。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捐助巨款给孙中山先生。1906年，又与吴敬恒（稚晖）等成立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周刊宣传革命。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张静江也是捐款最多的几位之一。说起张静江对孙中山革命的捐献，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赴欧船上邂逅，两人谈得很投契，张对孙的革命表示愿意无条件予以经济支持，如需款随时电示即汇，并以暗号a代表1万元，b代表2万元。。e代表5万元。后孙中山在河内需款很急，命胡汉民电a字并附孙长信，不数日1万元汇款即至，并叮嘱为了避免泄露军机，不必附信，不必报销，不必偿还。后孙又电e字，五万元汇款即至。令孙及国民党人无不感佩。1911年10月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当时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即提名他为财政总长，但被张静江谢绝。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又邀张静江任财政部长，毅然应允，但因不良于行，不克前往，即由次长廖仲凯代行其职权。一直到1928年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之后改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达9年之久，1937年赴瑞士养病。 从张静江的背景，不难想像朱逸民的飞上枝头，而在张静江家中往来的人物，均是具有军政或财政影响力的人士，陈洁如经常在张家作客，难免会认识些达官显要。而遇见蒋介石先生也并不足奇。 张倩英表示，因父亲在政界与商界的关系，家中往来的客人均是可叫出名字的人物，不过在当时她只有十几岁，又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对父亲的朋友只是点头，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像后来宋子文一直追求三姊张兰英，三姊因有自己的朋友就拒绝了宋子文，陈洁如在张家认识蒋介石又经由张静江及朱逸民作媒，所以陈洁如与张家就较亲近。 1923年，张家5个女儿全回到了上海，大女儿张蕊英是23岁，二女儿张芷英是21岁，三女儿张兰英是19岁，四女儿张荔英是17岁，五女儿张倩英是13岁。这5个女儿都是陈洁如在张家串门子时认识的。陈洁如虽然跟她们姊妹及继母都年龄相若，但还是跟继母朱逸民来往较多。只有1927年到1930年的3年在纽约共同的生活，才使张倩英对陈洁如的个性稍有了解。她回忆当时，觉得陈洁如人很好，性格又温顺，话很少。每天总是独自一人在家中，期待着上海的家书，盼望着整个事件有个转机，能够立刻回到中国大陆。每日等着、等着，得到的均是不利于她的坏消息。可以想象那个时期陈洁如翻腾的心情，激动的情绪，都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但她忍了，忍受了一辈子，直到盖棺论定。 目前陈洁如的历史见证人多已作古。张家五姊妹中，张倩英的三姊张兰英尚活在北京，今年已90岁，但与陈洁如没有多少接触。现能够说出一些陈洁如当时情况者，除84岁的张倩英外，就是95岁在台北的陈立夫先生。张倩英已着手准备出版自己的回忆录，所以谈论陈洁如部分不多，但她说：“立夫比较熟悉情况。” 因张倩英的成长背景及所学的服装专业，使80多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她身上穿戴的服装全部由她自己设计。如果给张倩英一块布料及一个胶带，她可以变成各式各样的服装；再给她一卷缎带及一个胶带，服装上的配饰就产生了。照片中她脖子上所戴的白色环形首饰就是由她自己设计的。环形首饰中，她用美国去年发行的(又鸟)年邮票贴在中间，立即凸显出“中国味”来。张倩英的奇想，因她自己属(又鸟)，挂在身上，可以常常告诉朋友她的喜好与年龄。 张倩英设计的服装曾带给大家许多的惊奇，经过多年在纽约及上海的设计生涯，使她建立了自己的服装设计风格。 第342章 虽然张倩英已80多岁，但记忆力相当惊人，且至今尚无须戴老花眼镜。 她述诉往事，历历如昨。她说，当1933年回到上海后，就开始自己设计服装。1936年抗战前她到了瑞士，又于1937年赴美，再度进入纽约的服装设计专业学校攻读，于1938年结业，之后就在纽约自己经营了一家服装设计店。另外，在上海也经营了一家服装店，店名tsingi就是“织锦缎的彩虹”意思，这是她的商标，也是她名字的缩写。 张倩英的服装设计观念是来自中国生活时的感觉。她说，在中国什么衣服都是定做的，因此自小就在一直寻找可能的东西来搭配衣服的想法。有了这种哲学的观念，使只有4尺多高的她，从不去想自己是那么矮，什么东西都太高，只是直觉地想，自己要如何去配合。而服装设计的工作，已使她习惯和高人打交道，甚至许多的纽约模特儿。 事实上，1938年，在纽约，张倩英的名气要比她人高，这个小女人完全显示不出自己实际年龄，只有在她诉说自己的故事时，才知道她经历过比许多人都更丰富的岁月。 1939年10月，纽约《太阳》杂志发表有关张倩英服装设计的报道。报道上指出，她有时会设计一款服装配合一个中国古老的刺绣，有时她会用中国古老的箱锁作为大衣的扣子，处处表现出她的中国风格。 1943年报纸上又形容张倩英是“第一个中国专业服装设计师在纽约自己开业”。1945年3月8日在纽约时装发表会上，她又是第一位华裔的设计师设计结婚礼服，而且是使用中国古老服装的观念。 在开业期间，她有两位有名的好莱坞名星客户，之后也一直是她的好朋友，一位是演员annamaywong，一位是有名的服装杂志vogue摄影师tonifrissell。 1944年她在纽约时，受了父亲张静江的影响，对抗战中的祖国非常关切，经常参加募款活动，就在一个募款晚会中认识了她的先生林可胜博士（robertlin），两人的爱国情绪让他们结为夫妇。林可胜曾于1942年至1944年在美国受训，担任军医总视察，两度获美总统授勋。 说起林可胜先生，许多人应该知道，他曾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是军医界的前辈，国防医学院于1949年5月在台湾复校，也是林可胜全权负责，至今国防医学院尚挂有林可胜的纪念照片及史迹。 张倩英谈起林可胜就展开笑容，虽然林可胜己于25年前（1969年）去世，但她就像谈论一位刚离开家出去旅行的亲人，那么的关心、体贴，及真诚。 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父亲林文庆，曾任私立厦门大学校长。1919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内科、外科学士，1920年获该校哲学博士，旋入芝加哥大学研究1年，并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1924年又获爱丁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应北平协和医院之聘回到中国，1927年创立中国生理学会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28年任中国医学会会长。 1932年日军侵上海，林可胜组队南下救死扶伤，组织12支医疗队救治伤患，1937年又组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旋成立救护总队，先后派遣百余分队于各战区。 1944年12月林可胜自纽约口到中国，即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主任，1945年夏天，又任联勤总部军医署署长。1946年时，与张倩英已交往两年，张毅然放弃了自己正处于颠峰的服装设什事业而回上海，和林可胜结婚。当时是林可胜的第二次婚姻，林有一个儿子现在牙买加，但张倩英与林可胜并没有子女。结婚时，张倩英36岁，林可胜50岁。 自张倩英结婚后，就信守中国传统嫁(又鸟)随(又鸟)的观念，不再东奔西跑，而跟随着林可胜。1948年当林可胜将国防医学院迁往台湾复校时，张倩英也到了台湾，这是她第一次到台湾，1949年，林可胜辞职赴美讲学，张倩英回忆说，当时住在台湾大约一年的时间。 1949年林可胜到伊利诺大学担任客座生理研究教授，1950年又到内布拉斯加州的克雷顿大学医学院担任生理药理学教授兼主任。自1952年受聘于印 第安那州艾尔卡特镇的迈尔斯药厂，此后，张倩英就定居在这个小镇。 1969年夏天，林可胜因食道癌逝世，所有张倩英的亲朋好友都劝她搬回纽约，因那里还有她许多当年做设计师时所交的好友。但张倩英固执地说：“我喜欢用自己的步调、方法，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她是不愿离开与林可胜共同建立的家。 婚姻生活几乎终止了张倩英的设计生涯，所居住的小镇也无法让她发挥设计才能，但至今张倩英仍然在自我设计，她的穿着，她的家仍然反映着她个人独特的设计风格，美术拼贴装饰着墙，描述着她的历史与哲学，塑胶的四个框子拼成了一个小方桌，客厅用木板订做的沙发，配上选用亮丽的色彩棉布做的椅垫，是那么的实用与简单，小方桌上摆满了她自己设计的首饰与皮包。 1984年间，张倩英替wtrc电视台制作了设计服装、首饰的录影带，教观众如何自己动手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她携带的东西常很有趣，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中做出一个迷你型的时装表演，让人不得不佩服她拥有的丰富设计知识与才能。 目前独居的张倩英，自己开车出门购物或访友，不过平时在家中时间较长，印第安那州有半年是寒冷的天气，已养成不轻易出门的习惯。她说，在家中很忙呀！每天都有做不完的设计及剪贴要做，况且作自己喜欢的事往往时间过的好快。 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张倩英，在纽约及上海的设计生涯也出尽风头，经过半个世纪之久，她归于平淡，且忠于自己的喜好，实是一般人难以相信的事实。 女儿女婿之迷陈洁如晚年，客居他乡。她思念大陆，更牵挂留在上海的女儿。也许读者会奇怪地问：“蒋介石从那里来的女儿？” 事情还要从蒋陈新婚说起。 陈洁如和蒋介石结婚不久，发现自己身上起了疹子。她试用了一种种皮肤油膏均不见效，只好去问医。诊断结果得的是一种性病。这种病是蒋介石与陈结婚前染于上海烟花巷。后虽经治疗得愈，但两人均留下终生不育症。为了表示自己的悔悟，蒋介石发誓放弃所有烈酒、普通酒，甚至茶和咖啡。从此后，他只喝白开水。 一次，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去参观广州平民医院，得知一位华侨家属接连生了多胎女儿后，想生个儿子，结果生下来的还是女孩，她要求医院将这个女孩送给人家抚养。何香凝看到婴孩的眼睛很有神，圆团团的脸蛋特别惹人喜爱，就答应抱回去。到了家里，正巧陈洁如来玩，她见到这个女婴也挺喜爱，抱在怀里左亲右吻舍不得放下。何香凝知道陈洁如很想有个子女，就忍痛割爱将女孩送给她。蒋介石得讯后也很高兴，将女孩取名为“蓓蓓”，学名叫蒋瑶光。 1927年，蒋介石结识了宋美龄，用“调虎离山”之计，将恩爱了6年多的夫人陈洁如送往美国。待她乘上驶美的“杰克逊”号邮船后，就登报宣布与陈洁如脱离关系。1928年，蒋介石再派代表到美国同陈洁如商谈离婚条件。陈洁如看到蒋宋之间木已成舟，无奈只好与蒋介石分手。 1933年，陈洁如离美返国，寓居当时上海法租界的“巴黎新村”（今复兴公园附近的重庆南路169弄）。她把寄养在外婆家的女儿蒋瑶光领回身边，把她改为母姓。从此，母女相依为命，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只有很少人知道当年“蒋总司令夫人”带着爱女住在上海“巴黎新村”。 长得亭亭玉立的蒋瑶光，于1946年经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主任秘书胡静如夫人周安滇介绍，与陆久之结识相恋。 陆久之出身于官僚大家庭，父亲陆翰曾是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幕僚，后来又任孙传芳的5省联军军法处处长，是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显赫人物。陆久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又受到《新青年》等书刊的激励，青少年时代就怀有开创人生新道路的理想。他不依仗豪门富第过纨绔子弟的生活，18岁那年考入上海宝成纱厂当学徒，后来又到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这时，轰轰烈烈的北伐洪流鼓舞他回到上海，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蔡叔厚等共产党人，从此，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直追随着共产党。 陆久之曾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驻日本的谍报人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陆久之从日本撤回武汉，进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被委派到上海搞情报。当时任中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对陆久之到上海工作进行了秘密布置，叫他与夏衍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他到上海后，打入日本海军部，用日本人的经费，出任《华美晨报》社社长。他以此身分为掩护，秘密刺探日方和汪伪情报，及时发到重庆和传给中共地下组织。后来，他又同日本海军部几名高级官员合伙开办海安信托公司，利用日本海军给的“派司”，将抗日前线和后方急需的物质派船运出吴淞口封锁线，冒险送往苏北。此事被日本宪兵司令部察觉后，他被捕入狱，受尽折磨。 第343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汤恩伯委任陆久之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少将参议”，请他做幕僚。陆久之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方面继续经营海安信托公司，一方面开设“璇宫”、“云裳”舞厅，供共产党地下组织作联络之地。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陆久之不参加共产党，起的作用将更大。”他一直是党外的民主人士。 当时陈洁如只知道陆久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又是上海商界一个有声望的人，特别是她与陆久之见面后，看到他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就答应将爱女瑶光许配给他。 陆久之与蒋瑶光的结合，并不因为她是蒋介石的女儿，而是她温柔而又坚强的性格，秀丽且又端庄的形象，真挚并又重情的为人。1946年，他与蒋瑶光在上海结婚。不久，陈洁如又将自己与蒋介石这段姻缘向女婿详尽的诉述。陆久之深深同情岳母的这一幕悲剧。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的那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时，曾多次到巴黎新村去看望他惦记的“上海姆妈”（蒋经国对陈洁如称“上海姆妈”对姚怡琴称“苏州姆妈”），因此国民党军政界的一些高层人士，也知道了“委员长的第三夫人”隐居在上海。于是，陆久之与蒋瑶光结婚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也就将陆久之视作为“蒋委员长的驸马爷”而恭而敬之。 照说，陆久之可以仗此姻缘去认一认当委员长、大总统的“老丈人”，靠显赫权势来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在国民党尚统治着中华大半河山之时，他也没有夸耀自己是“蒋介石的女婿”。1949年5月，汤恩伯撤出上海前夕，出于个人私交，多次叫陆久之离开大陆，与他同飞台湾，也被陆久之婉言谢绝了。 1955年，原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打成“反gemin集团”被捕了，陆久之在“潘、杨事件”中遭受株连，以反gemin罪也锒铛入狱。 陈洁如认为女婿是无罪的，不应该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女婿”就借故把他抓起来坐牢。为了营救陆久之，她亲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陆久之在1960年获释出狱，但“反gemin”的帽子一直没有摘掉。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后，淮海路某号门口曾贴出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有一张上面还画了一条狗，大标题是“打倒蒋介石的狗驸马陆久之！” 从此，一位中等身材，头发略显花白的老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狗特务”的牌子在街坊里一次次批斗。随后，他被“扫地出门”，全家被迫搬到淡水路一所房子里。每天，造反派勒令他到街道开办的窑场里去扫拉权、搬砖头、做苦工。居民们指指点点地说：“喏，他就是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有的人不解地问：“他怎么不到台湾当大官，而甘心留在大陆呢？”有的人则惊讶地说：“我们从未听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女婿，他这特务工作倒做得真到家呀！”有的人附和道：“此人隐蔽很深，值得怀疑。” 陈洁如1971年在香港病逝，蒋瑶光到香港料理母亲丧事后就留港定居，子女也都先后去港。蒋介石和蒋经国送给陈洁如那套坐落在九龙窝打老道的房子是宽敞的。1983年陆久之来港探亲时，妻子儿女们都劝他定居香港共享天伦之乐，但陆久之不想在香港当“寓公”，又回到了上海。 陆久之很少谈及自己的身世。1989年初，上海有位新闻记者得到了线索登门采访，请他谈谈与蒋介石女儿蒋瑶光联姻一事，他还是认为自己不是蒋介石的“驸马”，而是陈洁如的女婿，他说：“如果叫我谈蒋介石女婿，我无可奉告。”然而记者还是把这一传奇故事采访清楚了。 他在初任上海市第6届政协特邀委员时，还是一位戴帽“反gemin”，直到1985年初，有关部门才正式宣布为陆久之彻底平反。 陆久之的显赫头衔，一直鲜为人知。随着台湾当局实施赴大陆探亲的政策后，有人对他说：“你现在可以亮亮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了。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客观上就是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闻言后依然淡淡一笑说：“我过去不想沾蒋介石的光，今天也无需趁海峡两岸始见祥和气氛而重新去攀龙附凤。” 晚年，陆久之孤身独居在淡水路一座清静住宅里，上海文史馆按期发给他的退休金，上海市杨浦区三浦实业公司聘他为首席顾问，蓝天商务公司请他出任名誉董事长。他说：“夕阳无限好，明朝看晓霞！”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海峡两岸进一步架起“金桥”的美景。 第七节官邸人士的回忆走进蒋中正世界家居生活中的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如何相处？他们的日常生活及言谈举止又是如何？当年曾与蒋介石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官邸人士，日后如是回忆了他们的“先生”。1953年春天，“总统府”三局局长施觉民打电话到官邸给侍卫长，表示“总统府”缺一名内勤工作人员，希望官邸能够甄派适当人选递补。在没有人愿意前去的情形下，几位长官商量以后，翁元被通知立刻到“总统府”办理到职手续。就这样，他开始真正到蒋介石身边服务，正式走入领袖的世界。 翁日后回忆说：从我正式成为贴身副官的一分子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在官邸这样一个重视派系和关系的大内深宫，以我一个这样被总统府“空降”而来的人而言，要能够生存下去，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早在我担任便衣卫士和总统府内勤工作时，我就多多少少听过一些关于官邸内务科人员派系的传说，但是，那时毕竟没有实际的接触，只知道在官邸内部，内务科他们那群人，分为夫人派和先生派，两个人有各自的贴身副官和服侍的人马，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这二个系统里面的人，要想在官邸内务科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谈何容易。 对我做的陌生工作，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事该怎么做。我开始认真地私下观察老副官们的一举一动，那怕是任何一个细微的小动作，我都毫不遗漏地看个仔细。譬如说，蒋介石吃饭时，哪些东西是必备的？碗、筷、杯、盘和各式餐具是怎么摆的？他最喜欢吃哪些东西？他的生活习惯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都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看在眼里，然后以当时还年轻的记忆力，强迫自己一项一项地记下来，一点也不马虎。我心想，只要我这样好好学上一阵子，看还会有谁来排挤我。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一个更大的考验，很快降临到我的面前。 在翁去官邸报到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蒋介石要去花莲度假。“总统”和所有的侍卫人员，一起搭乘“总统”专用座机飞到花莲，住进他最喜欢去的“文山招待所”。到了花莲的第二天，和翁元一起的正班副官钱如标突然患感冒，医生听他说伤风了，怕他把感冒传染给蒋介石，所以就叫钱如标远离蒋介石，等感冒好了再上班。 突然有人生病，侍卫人手马上就明显不足，可是，服侍蒋介石的事不是说没有人就可以停顿片刻的，于是，尚在“见习”阶段的翁元在到任不满一个星期的情况下，被派去接替工作空缺。从此，他慢慢开始融入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当中，逐渐从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摸索，并且成为最熟练的一位贴身副官。 为蒋介石洗澡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有一句话：“在佣人的眼里，即使是伟人也是没有秘密的。”在翁元成为蒋介石贴身副官之后，开始了解这句话的道理。他说：“一个伟人的妻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丈夫的佣人那样了解她丈夫的身体吧？” 在花莲文山招待所，翁提前结束见习，直接为蒋介石服务，为了服侍所有蒋介石的日常生活细节，他必须在那段时间内，学会如何服侍的窍门，当然包括为蒋介石洗澡在内。过去从来没有帮人洗过澡，更遑论替“一国”领袖做洗澡的服务，开始时，真教他精神紧张、如临深渊。 蒋介石习惯洗泡澡，他洗澡从来不用肥皂，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洗一次澡，自己洗完之后，由正班副官为他擦拭后背，然后再由正班副官为他披上大毛巾，擦净身上的水渍。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副班副官，把蒋介石从浴室扶到他的书房，让他坐在卧榻旁的沙发上，副官则搬张矮凳子坐在蒋介石面前，用干毛巾为他擦拭双脚和脚趾间的水渍。 擦脚时，如果他觉得脚趾甲长了，就要叫专门为他修剪趾甲的吴先生来，为他作修剪服务。 手指甲，蒋介石则一向是自己修剪，后来他身体愈来愈差了，才由翁元替他修剪，至于脚指甲因为需要特殊的工具，所以一直是吴先生负责。 蒋介石稀疏的短发，也是定期就要修剪一次的，最早是从大陆上带出来的老师傅理，后来老师傅退休了就由副官钱如标接替，蒋介石觉得他理得很好，之后就一直由他剪发，官邸里头的同仁就戏称他是“天下第一把刀”。 接手的钱如标，和后来替蒋介石剪指甲的翁元一样，都有了副官以外的“兼职”。 翁说：“这项‘副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休假在家，电话来了，这一听是官邸打来的，心知又有事情找上我了，果然，就是蒋介石的指甲又长了，他指定要我下午回去帮他剪指甲，于是，我便匆匆吃了中饭，连忙赶赴官邸应召，一个假日就这样牺牲了。” 第344章 贴身副官扮演的是佣人角色虽然在名义上叫贴身副官，实质上却扮演着佣人的角色，做的工作有时也像古时皇帝内侍作的事。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蒋介石更有直接而深入的认识。 东方大地还是一片昏暗，蒋介石已经起床，黑暗中，蒋介石拿着一支钢笔手电筒，蹑手蹑足，摸索走进盥洗室洗脸。他所以如此，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想吵醒还在睡梦中的宋美龄，宋美龄是个当年台北官场知名的夜猫子，当蒋介石起床的时刻，宋美龄其实才入睡不到二三个钟头。常年以来，他们在形式上是夫妻，可是实质上，他们之间的生活作息是有着天渊之别的，然而，他们彼此间从来不相互影响干预，在保持彼此的生活形态上，他们的确是相敬如宾的。 当蒋介石轻轻带动门把，轻声走出房门的一那刻，警觉的侍卫人员已经揿下一声电铃，告诉当班的贴身副官，该到先生的身边服侍他了。在官邸，一般的情况下，揿一声电铃代表是蒋介石那里找人服务，如果是揿二声电铃，那是夫人传唤随从人员的讯号。假如，蒋介石自己召唤副官，通常是叫一声“喂！”据说，这已经是十分“礼貌”性的一种叫法，在大陆时期，他是以“卫兵！”召来随从的。其实，这也无所谓礼貌不礼貌的，即使是侍卫长在蒋介石以往的意识里，也不过是“卫兵头”而已，叫“喂”，已经是相当客气了。 为了配合蒋介石的作息以及任务的需要，副官基本上分为正班、副班、空班等三个班次。副官人员必须在每天清晨5点以前就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差事就是烧开水，烧好开水就倒好二杯，一杯是温的，大概五六十度，另外一杯是滚烫的，将近100度，以备蒋介石早上起床饮用。 结束盥洗，喝完开水，蒋介石就开始在阳台上作柔软体操、唱圣诗。蒋介石唱圣诗时，特别有意思，只要唱到“天父”或是“圣哉、圣哉”的时候，就会朝东方脱帽行礼。作体操、唱圣诗约莫20分钟，他再回书房静坐祈祷。每日静坐三回“其实，先生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这么沉重。”追随蒋介石40载的蒋尧祥侍卫官笑着对访者说：“我常睡在先生夫人的房门外，你知道先生夫人是怎么就寝的吗？——两张床，同一个帐子。” 问：“在大陆上吧。” “对的，到了台湾不久就分房了，不过两间房还是相通的。”吕德彰侍卫官补充：“先生早睡早起，夫人晚睡晚起，他们夫妻恩爱，调适得很好。”“先生都是5时起床。”蒋尧祥说：“晚上9时就睡了，从来不用闹钟，也不用人叫，衣服都是自己穿，每天静坐三次。” 问：“静坐？” “先生静坐养身，早、中、晚，各坐30分钟。”曾任蒋介石座车侍卫的钱漱石说明：“先生有恒心，更有毅力，有次在重庆黄山官邸，先生晚上在卧室静坐，突然风雨交加，我从他身旁走过去，替他关好窗子，他都不知道。先生静坐完毕，还问我谁关的？” “1958年”，先后担任两位蒋“总统”侍卫工作逾30年的应舜仁另举一例：“中共在8月23日以炮火猛烈轰炸金门，两小时内落弹4万余发，侍卫长报告先生，先生是8月22日才从金门回台北的。。‘八二三’清晨，先生听到值班武官报告金门炮战的消息，仍然静坐40分钟早课。” 问：“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环境如此恶劣，蒋公吃不吃安眠药？” “不吃，先生从不服药。”蒋尧祥说话：“除了牙齿之外没有病过，西安事变摔伤了腰，由一位范医生做气功按摩，也不吃药的。” 问：“蒋公喝咖啡什么的吗”” “只喝开水，到台湾后喝点可口可乐。”服务官邸内务达48载的朱霞庭副官说：“我是32年到先生身边的。先生的开水都是我亲手递送的。早晨开水里加点盐，不喝酒。” 日记圣经不离身“先生生活很有规律。”蒋介石身旁年资最长，现年80岁的副官李大伟证实：“抗战时也一样，早上5点起床，喝开水、做运动、念圣经，后来吃早餐的时候，有于振宇先生念报纸给先生听。” 问：“先生每天写日记？” “先生早上除了看公事之外，也写日记。”李大伟说：“用毛笔写，从民国六年就写了，日记真多，现在放在角板山上存着。”“所以先生出门，常像搬家一样！”李大伟说：“日记呀，圣经呀！是随时都在先生身边的。”“先生有个大柜子，里面全是日记手稿，珍贵得不得了，比什么金银珠宝都重要。”吕德彰侍卫官说：“先生也很喜欢读书的。” 规定侍卫读书“先生规定侍卫要读书。”蒋尧祥说，曾国藩家书、大学、中庸、党员守则。。这几本不但念过、还要背得，还有一本是军人读训。 “我见先生时在重庆上清寺，问我平时看不看书，就教我背了段曾国藩家训，书到了他面前，内容呀，词句呀，引申含义呀，就都不一样了，我们也许只是会背，在先生的理解就不一样！”张毓中侍卫官虽年已85，记性奇佳。 “先生最推崇的是王阳明哲学。”张毓中又说。 “召见我的时间，叫我多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钱漱石侍卫官也说。 问：“传闻有云，蒋公看的报纸是特别印的，意思是报喜不报忧——” “哪一年的事？”被访者齐声反驳：“从来没有的事！先生早年都是自己看报，后来因为年纪大了，眼力较差，才有人读报给他老人家听，怎么会有这种事？” 读报官全年无休“从1959年到1961年，我作先生的读报侍卫。”前后追随两位蒋“总统”的于振宇将话题拉回阅报之事：“我负责读报，并不轻松，跟先生这段时间，一天假也没有，年初一、结婚都没请假，先生天天要读报！而且读全文，我5点钟就到士林官邸，先把报纸看一遍，社论是一定要读，国内消息、国际消息。。” 问：“读哪份报呀？” “中央日报和香港工商时报。”于振宇说：“8点等在侍卫室，先生吃早饭时，我读报——” “先生有时把大标题看了，”于振宇说：“会提醒我读，先生常说：‘最机密的事就是最公开的事，最公开也是最机密的事！’有天报上有段小新闻，苏联想租印尼一个小岛被拒，教我去查，原来小岛是海空军基地，是第二次大战日本南侵进攻澳洲的跳板，战略价值非常高，如被租去，西南太平洋会被截断！这一查引起军方大家的注意，先生战略之精、地理之熟！我读报也战战兢兢。。” “我多半等在武官侍卫室。”于振宇继续说：“有天晚上读美国顾问的一篇报告，估计我国空军攻打大陆的战力只能维持3天！先生心情不佳，不言不语的下了楼，我就跟着，楼下大客厅里在放电影，夫人和女副官、一些侍卫们在看，先生从银幕前走过去，一眼也没看，给我的感觉，先生孤独而寂寞。” 重视吃食在蒋家家族当中，蒋介石是最重视吃食的一位，他吃的食品非常精致但简单。拿早餐来说，通常是吃一些点心类的食品，诸如汤包、包子、馒头，有上海式的餐点及西式餐点，也有北方式的口味。为了让蒋介石吃得舒服称心，大师傅几乎天天得变换花样，可是菜色再怎么改变，蒋介石有几样家乡菜是每天都要吃的，那就是腌盐笋和芝麻酱，他的吃法是拿盐笋沾着芝麻酱吃，就因为腌笋是蒋介石每天都要吃的家乡味，官邸内务科几乎每年都要腌制个几十斤，供蒋介石每天食用。 蒋介石遍尝南北餐饮，仍情有独钟家乡味。官邸的菜色几乎每样都会用点(又鸟)汤作调味。蒋介石一口假牙，所以习惯吃烧得比较烂的菜，不管是中餐、晚餐，桌上大概是五道菜左右，菜色是二荤三素或三荤二素，每道菜虽然称不上是宫廷美食，但是也兼顾了风味和营养。 蒋介石虽然和宋美龄一起吃中饭和晚饭，可是两个吃的东西简直是南辕北辙，一点都没有餐食上的共同嗜好，大体上，蒋介石吃的方面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而宋美龄则是全盘西式口味。 官邸还有一样传统的美味，就是所谓的“黄埔蛋”，黄埔蛋其实是用大火炒出来的蛋，里头还摆些葱花，起锅时间特别快，所以吃起来很嫩，蒋介石吃黄埔蛋可说百吃不厌，通常他牙疼的时候，这道菜是他必备的菜肴。蒋介石习惯上在饭后吃点水果，他比较喜爱吃木瓜、香蕉、西瓜、美国大梨等新鲜水果，不喜欢吃苹果。 中国人很喜欢说，为人臣子的人，要深体上位苦心，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可是等到要自己做的时候，就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尤其是服侍上位的人吃饭用餐，更不是单单一句什么空泛的“深体领袖苦心”就可以游刃有余的。这是翁元追随蒋介石和蒋经国二位“总统”生活，最简单的一点心得。毕竟，他们不是他们的肚里蛔虫，不可能每件事做得尽善尽美，用膳的时候冒着被指责的风险，在士林官邸，有诉说不完的餐桌故事。(又鸟)汤事件，是副官之间最引以为戒的一个案例。 蒋介石吃完早餐后依例会喝碗(又鸟)汤，(又鸟)汤的温度要适中。有一次副官张欣超当班，可能是张欣超端汤上桌的时候，厨房没有留意汤的温度，汤面漂的油层让人忽略了高温，蒋介石没有注意，端起来呼噜噜就是一大口，接着，他马上脸色大变，随之“卡噗！” 第345章 一声，嘴里的汤液全部吐了出来，搞得一桌子汤渍。 他勃然大怒，朝张欣超吼道：“你这个混帐！你想害死我啊！”张欣超被热汤事件吓破了胆，隔不了多久，他就托病请假，后来还是提前退休，离开官邸。 洪门秘密卫队猜疑之心奇重的蒋介石，到台湾后愈加不安，他甚至不完全信任那些视他为至高无上领袖的“蒋家军”、“蒋家特务”，于是在1954年间，成立了一支完全由洪门人士组成，不隶属于任何军、政编制的秘密护卫队。 洪门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规模最庞大、组织最健全的一个秘密会社组织。从成立之初一直到民国初年，它一直都是一个“革命组织”，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继承者。但是，随之国民党政府1949年来到台湾的所谓“洪门主流”，却变成了国民党统治台湾人民的助手，并逐步蜕变为“反共爱国阵线”等极右团体。 据一名了解内情的官邸人士指出，蒋介石这支秘密护卫队成立得相当隐秘，不但一般的军政首长不晓得，就连情治单位高层人员，乃至以正式编制负责蒋介石个人安全的“梅庄警卫室”，对此都不太了解。一般只知道在士林官邸后面的山头上，竟然不可思议地住了50名没有军阶但孔武有力的中年男子。 透露消息的权威人士说，“在蒋总统去世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也不能出名，现在时代不同了，可以说了。”他表示，常年驻守在士林官邸后山头的这支秘密护卫队，乃由蒋介石亲命前国防部长黄杰之弟、在洪门具有双龙头身份的黄震负责，从洪门各山头一共挑取了200名没有家庭包袱、忠于“领袖”、敢于牺牲的壮年汉子组成。负责训练的，则为一名退役的傅姓将军。 据了解，这支秘密护卫队除了一般的体能训练外，另一特色乃是：每人均具有一项过人的江湖异术，包括气功、诈赌、下毒等等。这群人平日分散民间，就以这些秘术在特权保护下招摇撞骗。据悉，迄今在台北一带仍有由30名洪门师父组成的麻将老千集团，其中有部分人即为当时秘密卫队的成员。这些秘密护卫的训练，虽因个别异术而有所不同，但是据说都经过一番长期的辛苦锻炼，以诈赌的人而言，为了锻炼牌桌上偷牌的高明指法，每天都得花上一小时将手指头浸在调醋的米酒中，以便指头松软灵活。 除了这些特别技能的训练外，这些秘密护卫唯一的政治学习，就只是法西斯式的个人效忠，对蒋介石彻彻底底毫不保留的效忠。 在经过了一年多的训练之后，这支200人的洪门秘密卫队被分为四组，分别驻守在蒋介石的草山、华夏、士林及蒋经国的七海官邸。他们平日分散民间，各授一把六发左轮手枪，在任务区域内负责巡逻。这群人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编制，平日亦闲散的自由自在，但在实际上，每一组50人内，亦建立了相当建制，即在文武护卫长下，其余48人每3人分为一小组执行任务。以士林官邸部分而言，负责文事的护卫长叫黄正时，此人精于五行风水密术，尤精阴阳采补之道，深受老蒋宠爱；负责武功的则为一名谢姓人士，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的手指头迄今仍因关节肿大不能伸直，就是因年轻时练北派鹰爪功练得过火的“历史残余”，在他年轻之时，他的指力据说可以拗断一棵手臂粗的小树。 按照正式编制，蒋介石的安全保镖系统成员已为数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一位官邸人士指出，在蒋介石时代，设在士林官邸附近铭传商专旁的梅庄警卫室，一共有两个营的兵力，由宪兵、海、陆、空各军种组成，统一由当时情报局长郑介民调度，因此蒋氏安危早可说是万无一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蒋仍暗中设置了这支洪门秘密护卫队，原因究竟何在呢？ 根据一位对官邸颇有研究的人士说，从40年代国民党将领纷纷投诚，乃至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坠机死亡以来，蒋氏对三军乃至“国特”，一直都不怎么放心，尤其在他刚到台湾不久，台湾民间的反蒋，反国民党运动又相当激烈。 1953年1月，国民党军方在台北县汐止鹿窟山区，发现了一个“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基地——“台湾人民解放军武装保卫队”。当时仓惶逃来台湾的蒋介石获悉后，大为震怒，时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的周至柔挨了一顿痛叱：“你们难道要台湾也搞出一个延安吗？” 稍后国民党动员了四个师的兵力，始镇压了这支为数110人的“游击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却也因而几乎全面调动。就在次年（1954年）6月，蒋介石连任“总统”，陈诚大幅改组内阁后，除了空军“总司令”王叔铭连任外，其余的“参谋总长”，陆、海军“总司令”及其他各部主管，全部撤换，由蒋介石黄埔一期的子弟兵桂永清出任“参谋总长”，旋佳因心脏病死亡，蒋介石破格提升特务头子彭孟缉执掌“总长”兵符。 据一名曾在蒋介石身边当恃卫的段姓人士表示，在这一段军权转移的过程中，加上40年代“国军”将领的纷纷投共，“心有余悸”的蒋介石对台湾的局势，乃至于“国军”军心，都相当的不放心，甚至对随恃在侧的“子弟兵”也颇有怀疑。另一名侍卫官举例说：蒋介石经常是独自在一个房间里睡，房门口有个侍卫官横着打地铺，可是恃卫人员和蒋氏之间又有一条大狼狗，这条狗只认识蒋和专司管理狗的另一个人，蒋介石在自己枕下放了一枝手枪，只要侍卫人员在睡梦中一个翻身，蒋介石就会抓着手枪厉声喊道：“什么事？” 晚年的蒋介石，就是生活在“自己吓自己”的“惶惶终日”之中的，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支特殊的洪门秘密护卫队了。 自早年在上海炒股票，搞期货开始，蒋介石的一生，就和黑道脱不了干系，甚至有不少可靠资料显示，他与上海著名青帮头子杜月笙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另一方面，就中国大陆的近代秘密会社传统而言，确如洪门人士所说：“洪门是国父革命的一分子”，因此洪门与国民党的渊源一向相当深厚。在蒋介石与黑道互相需要状况下，建立这样的一支秘密护卫，对蒋而言固然可以达到保护他自己，又牵制其他部门的目的，再加上洪门“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帮派伦理，蒋介石的安全自然万无一失，而就洪门人士而言，却也可以收到“上达天庭”，“狗仗人势”的目的。蒋介石搭上洪门成立秘密卫队，说穿了只不过是蒋介石利用“非法暴力”制衡“合法暴力”，与黑道挂钩的另一例子罢了！ 据了解，在蒋介石死后不久，这支由他本人直接指挥的秘密护卫队，于是“树倒猢狲散”，有部分人老死，部分人不知所终。但另一说法则截然不同，它指出，其实在蒋介石死后，这群洪门秘卫并未云消烟散，以士林官邸后山的50人而言，迄今仍有约二三十人住在该处安家落户，甚至娶妻生子。一名调到士林官邸当差不久的宪兵队长，对此就曾大惑不解，而报告上级要求“拆除违建”。而当时住在士林官邸的宋美龄对此并未接纳，反而一笑置之，或许这支洪门秘密护卫队的存在，显然已因成员大多年逾七十而没有什么作用，但对“近年心绪欠佳”的蒋夫人而言，这也许可以作为她怀念往昔蒋家王朝的凭藉。 第十四章宋楚瑜寒夜报信，蒋经国苦撑孤舟。真诚钦佩邓小平，“二太子”赞成祖国统一。再度出洋，宋美龄晚景凄凉 第一节严家淦戏演加官继任“总统” 1975年4月5日11时50分，影响中国命运达半个世纪的蒋介石终于“崩殂”。4月6日起，台湾当局进行了历时一月的哀悼。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继任蒋遗缺。 其二，蒋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份，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主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衿念此孤臣薛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从事。” 国民党中常委这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需中常会多此一举。蒋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香港《明报月刊》事后刊登署名阮大仁的文章《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作者就法理观点，提出疑问：况且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委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份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 阮进一步指出：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 第346章 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出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 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4月28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他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档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严家淦继任“总统”，刚好和越南统一巧合，台湾当局分外悲恸。他们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也在此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更使国民党当局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 一个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前途将会如何？新“总统”能否支撑得起这个残破的局面？ 官运亨通严家淦，字静波，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05年生，比蒋经国大5岁。1963年11月1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政部长”严家淦继陈诚组阁。下面是台湾《联合报》在其即将出任“行政院长”时写的经历简介：民国27年（1938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28年（1939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5年之久，至民国34年（1945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34年（1945年〕12月24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35年（1946年）调往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36年（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39年（195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同年3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44年（1955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下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 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而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台湾《征信报》也发表本报记者孟庄含文章《严静波先生二、三事》，对严家淦做了下述补充报道：即将就任的行政院长严家淦先生，具有许多迷人的特点与嗜好，这不仅反映在他做人处事的态度上，而且也反映在他日常生活之中。记者因为采访财政部新闻多年，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愿在举国目光都集中在这位新阁揆的大政方针之际，凭记忆所及，报道一下他在治事上与生活上的若干“琐事”；从这些“琐事”中，也许就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能成为行政院长的原因。 严先生富有深厚的民主思想，因其富有民主思想，故能重视舆论。因为他重视舆论，故能重视新闻记者。但是他重视新闻记者，并不是从“请吃饭”着手，而是在采访上，尽量给予方便与合作。 他非常了解作为新闻记者的职责，只要他有时间，从来没有拒绝哪一位新闻同业的访问；只要他能提供的资料，从来没有保留过。要问他什么问题，他总是不厌其详给予答复；为了要使记者对问题的认识能够深入，他会自动地替你找资料，找参考书，而且还要祥加解说。 严先生很少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的话，有时遇到不可以发表的东西，只要他说一声，大家都能遵守“君子协定”。由于彼此尊重，日子久了，互信的观念建立了，双方界限打破，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严先生自己对新闻写作是很内行的，偶而也客串一两次记者的工作。记得有一次他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年会返国。因为飞机抵达较晚，他知道记者在机场已经等候太久，在飞机上将稿子先亲自写好。下来向大家读一遍。文体很合新闻稿格式，而且轻重分明。当时大家都佩服严部长这一手。 严揆律己甚严，生平无大嗜好，惟以摄影读书自娱。他对摄影技术之研究已够到家。而所拍的佳作与纪录短片极多。他常说他的薪给，花在这方面的为数不少。因为对这方面的爱好，有关这方面的书报杂志看得也多，比谁都内行。 有一次大概是中央银行副总裁李斡新由国外买回一架照相机向他请教。 严氏马上告诉他这架照相机的构造、性能、缺点等，历历如数家珍。李副总裁以为他有同样的一架。一问之下，才知道严氏完全是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除了摄影以外，在休假日总是陪家人看看电影，或者短途旅行。严氏公私分得很清。工作时认真工作，在休息时，也不希望别人侵占他的时间。这是他与家人欢聚的时间，有时候全家人周末外出，严揆一时兴起，也会哼唱一曲绍兴戏或家乡小调，轻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他对西洋的音乐也非常爱好，尤其是古典音乐，贝多芬的几首著名的交响曲，他已经听得烂熟了，遇到比较高级一点的音乐会，他一定要陪同严夫人一起去欣赏一下，而且每次都是从头听到尾，很少中途退场。 严氏对于头发油很有研究，他很喜欢收集，据说世界上凡是出产一种比较好一点的头油，他都要设法去买一瓶来，研究一下。这一点或者与他的秃头有关。 这位新阁揆记忆力特强，不论什么人，只要见过一面，他就能叫出他的名字。一件很细小的事，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提起来，他还能说得很清楚。记得一次报社为了双十节增刊请他写一篇文章，他答应了，但是因为出席货币基金会行期在即，实在无法动笔。走之前，记者机场送行，见了面他想起这件事，特别告诉记者说已请谢次长代笔。准时交卷。由此可想见他记事之清晰。 严氏精力的充沛是过于常人的，我们会看到他有时整天在办公室里处理繁琐的公务，也见过他在许多的场合中滔滔不绝发表宏论，常在讲坛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而毫无倦容。他的这种充沛的精力，也许就得力于他在生活上适当的调剂呢？ 严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这个家，在严夫人主持下，给他安排了温暖，也给他事业上增添了燃料。 现年56岁的严夫人刘期绳女士，与严先生结婚已经30多年，他（她） 们是远房表兄妹，但少年时并不认识，直到严氏进大学，严夫人进中学的时候，才在亲友的安排下见了面，这一面，也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严夫人虽然一向是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但她却反对奢侈享乐的生活，她常常对人说：“我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给孩子们做做衣服，或者打打毛线衣，这个工作虽然做了几十年，但至今乐此不倦。” 严夫人的个性带有中国旧式女子的色彩，她不喜欢交际应酬，一年360天都是呆在家里，虽然她家里有佣人，但她仍是喜欢东摸摸西摸摸，找出一些事来做。 第347章 闲，对这位院长夫人来说，好像是一件苦事。 严先生是财经专家，掌管国家财政大权多年，可是在家中，他却没有财政权，因为还有一位严夫人，据她说：“严先生脑中只有公事，家中什么都不管，每月薪水领到以后分文不少全部交给我支配。” 严先生伉俪一向是紧守着中国式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家去做，她也从不拿家庭琐事去烦扰他。也许就是这样，他（她）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 细读上述报道：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爱好广泛，道德优良”，达到完人的标准。当时岛内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我们体谅台湾新闻人员的苦衷，为环境所逼。 陈去严来，新任“行政院长”被新闻界喻为“黑马”。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介石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但“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介石慧眼独钟一个唯唯诺诺的严家淦，不可否认，有私心在作怪。 进入60年代，台湾承继前10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但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介石与艾森豪威尔在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无疑使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脸上添光。 但也有挫折，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处此尴尬境遇，为了巩固“王朝”，蒋介石加紧了传子计划。 登门作揖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华、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这样提到“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香港《新晚报》曾这样报道：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家淦本月（1958年1月），从欧洲取道曼谷到了香港，仅仅停留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就匆匆飞回台北去了。 他这趟上美国还是去年9月间的事。当时他以台湾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首席代表”的身份，带着满腹密圈的“争取美援计划”，跑到了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会议闭幕后，他又以私人名义去旧金山参加美国《时代》、《生活》杂志和史丹福大学合同举办的国际工业发展会议，然后再折回华盛顿，向美国政府“申请”更多的美援。 在华盛顿的期间，他的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他果然曾经和美国国会支持台湾派的评论员诺兰、周以德这几个人打打交道，和美国主持援外计划的官员们却并没有谈出所以然来。 他所受到的最大打击是：当他还在华盛顿穷打主意的时候，美国国会决定把援助台湾的款项减少了2000万美元。他虽然就这件事情，向美国记者们发了一顿牢骚，但于事无补，也只是说说而已。 看到在美国找不到油水，他便发了一封密电到台北，向俞鸿钧“请示”，并且建议让他去西德试探一下货款的可能性。俞鸿钧本人当然不敢作主，就把他的建议报告蒋介石。 对于美援的削减，蒋介石已经急得手忙足乱，他不管严家淦向西德贷款的办法是否会有结果，还是批准了。为了不要太露痕迹，严家淦用的是“考察欧洲工业”的名义。 他到了西德后，曾经几度要求和阿登纳见面，但后者总是用“工作太忙”的理由拒绝了。他在波恩耗了一些时候，最终见到了西德的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还有副总理欧赫德。 在和这几个人的谈话中，严家淦拐弯抹角地探询了货款的可能。他们来得更妙，说明西德对于发展贸易是有很大兴趣的，至于货款，似乎不是一个“战败国”应该考虑的事情。接着，他们又向严家淦打听台湾到底有什么可资出口的货品。这么一来，这位以“运用美援”为专荣的“主任委员”可就被难住了。他心里完全明白，台湾除掉伸手张口向美国要钱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对外贸易”？ 钱借不到，还是得回去报账，于是他只能装出一副笑脸跑回了台北。他在向“中兴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故意强调“美援”的削减是普遍性的，并不是对台湾的特别处理。关于他的西德之行，他也只说到曾和西德负责官员交换发展“中德贸易”的意见；更重要的货款试探，不须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靠“运用美援”起家的严家淦，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中，算是个深得美国人“赏识和支持”的角色，他是苏州人，出身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台湾“行政院长”俞鸿钧有同学之谊。他刚刚爬上国民党的政治舞台时是靠着陈仪的援引。当初陈仪在福建担任省府主席时，他在陈的手下当财政厅长，抗战胜利后，陈仪到了台湾，他先后干了一个时期交通处长后来又调任财政厅长。 陈仪从台湾调到浙江省当政府主席，他则内调南京，担任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和美国人的关系拉得非常好。司徒雷登和“美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的负责人赖晋翰对他都有极好的印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他是和吴国祯、俞大维、孙立人列在一起的。 “国民党政权”搬到了台湾，由于美国人的支持，他当上了“财政部长”。等到美国祯的“台湾省政府主席”下台时，又让他顶上吴国祯的空缺。又过些时候，美国人对于台湾使用“美援”的方式表示不满，于是，一向深得美国人信任的他又调任了“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直干到现在。 和一般国民党官员比较起来，他确实稍微像样些。据他一个老部下说：他的最大癖好是读书和旅行，当他主持“台湾省政府”时，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他都走遍了。而在家里闲着的时候，他一定要看书。 不过他既然喜欢读书和旅行，照理应该有点见识才是。在目前的情势下，他如果想继续靠着“运用美援”，失望的日子很快地就要来临了。 严家淦在台湾省“主席”任内，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去年（1955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耶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台）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拟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 这个故事的含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介石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严家淦在国民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选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 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则正式组阁难于顺利进行。1949年，居正组阁时就开过这样受阻的先例。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又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才轻舟强渡，顺利抵岸。蒋介石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严的缺点，也许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便是“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国民党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蒋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中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圈子，目的为蒋经国的上升，找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 新闻界报道，说蒋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息。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往，“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益见假戏真做之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部”，这位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1）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2）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派蒋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分之下。 第348章 其次蒋经国本身是“政务委员”，“政务委员”为不管“部长”，和俞在“内阁”中的分量，完全等同，派甲”委员”担任“乙委员”的副手，体制不合，除非先免蒋经国“政务委员”的兼职。 蒋介石是不肯尊重法制精神的。唯我独尊，为所欲为。 蒋经国呢？一踏进台湾“五角大楼”的门槛，先把政见诉说一番，似乎，也没有把他的上司放在眼里。 走完过场，蒋经同扶正，那是第二年1月的事。1月13日“总统”明令：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政务委员、经济部长杨继曾请辞职，均应予照准。此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长政务委员。此令。 特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部长，阎振兴为教育部部长，李国鼎为经济部部长，均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内阁改组的曲折，参阅《联合报》的一篇特写，字里行间，趣味横生：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十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洱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恳切的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十年，也该换一位比他年轻一些的人，来接替一下，他告诉严静波说：他的亲家蒋经国将军（按：俞大维的公子为蒋经国的女婿）比他能干得多，他并且说：他推荐蒋经国将军，并不是由于他们是儿女亲家，而是因为国防部需要蒋经国这样能干的人。最后严家淦乃接受了俞大维的辞呈，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俞继续留在内阁中，担任政务委员。 俞大维这次请辞，并推荐他的副手继任他的职务的消息，经晚报发表后，外间的反应，至为良好，人们相信，能干而且负责的蒋经国将军，由于十几年来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包括他先后在国防部总政治部、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以及国防部副部长任内的辉煌成就，现在主持国防部，实是最理想的人选。 俞大维告诉记者的一段话，有真有假，似真似假，如果纯为了健康，他挂冠的“决心”，早该下了，这位知名的弹道专家，放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且一放“十年”。糟蹋人才，莫过于斯，除非，蒋介石早有打算，作为蒋经国上升的过渡。 俞大维是个聪明人，蒋介石的心意，怎瞒得了他，乐得顺水推舟，严家淦虚伪地“恳切慰留”，慰留功败，以“政务委员”作附带条件。只能说，是戏！戏！西方人永远也弄不懂的东方政治哲学。 事实上，内举不避亲。美国的约翰·肯尼迪，任命乃弟为司法部长，他就没有什么顾忌。阿根延的庇隆，任命庇隆夫人为副总统，菲律宾的马科斯，派太太做大马尼拉市长，从未躲躲藏藏。蒋介石奉行渐进主义，兼受封建传统的束缚，才这样瞻前顾后，进退失据。 刘协再生1966年3月，台北进入每六年一次的政治季节，第四任“总统”选举，因陈诚去世，需要产生新的形式的继承人。 这幕戏，比严家淦“组阁”热闹得多。 向例，国民党中常会先行开锣，确定人事政策。下一步“国大”启幕，选举正副“总统”。 为了确保领导中心，“总统：’候选人是谁，不问可知。至于谁是副手，稍具头脑的人，押严家淦的注，十拿九稳。但既是演戏，必须演得情节逼真。3月6日，蒋介石告诉出席三中全会的党员：党尽一切可能提拨新进，中兴以人才为第一，然后又恳切期望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务和军事。 投票前夕，蒋又在招待全体“国代”的餐会中称：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80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钮，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免不是一种缺憾。 提拨“新进”，自然要排除元老级的张群、孙科、何应钦等人，专心“党务和军事”，根本是违心之论。 蒋私下曾向张群表示：希望张做“副总统”候选人，张群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选70岁以下的人为宜。 台湾“中央社”扮演道具的角色，发张、孙、何、严等四张照片备用，煞有介事。 蒋介石的锦囊，其实早被人识透了。只是报纸的报道，故弄玄虚，抄在下面，供读者共赏此今世奇观。 由蒋总裁提名在三中全会投票通过的国民党籍第四任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昨天下午6时在复兴岗举行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记者询问：他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将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说：在蒋总裁正式宣布提名之前，他本人毫无所悉。以崇法务实，处事周详著称的严家淦所说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在昨天下午3时以前，三中全会连选票都还没有准备。当大会开会前，蒋总裁临时邀约张秘书长岳军及中央常务委员，征询提名意见后才决定提名严家淦先生。 严家淦提名以后，蒋主席曾说了两句意义深长的话，他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短处。”这是颇富有哲学意义的话。 投票开始后，严家淦自己投了一张空白票，因为他自己未进入圈选处，即直接向票箱中投入。另外有一张是废票，因此他的得票率应是七十三分之七十二。 中央委员以72票多数票选出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显示了党的真正团结，和党的力量，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另外党内的元老所显示的风度，也是令人欣慰的，特别是张岳军先生，在开票后他很尊重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在晚间聚餐时，他已经把第二个位子让给严家淦。这种尊重制度和职位的风度，固然是岳军先生的泱泱大度，也是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风度。 严家淦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国人颇有清新之感。人们更敬佩蒋总统之“大公无私，用人唯才”和“提拔新人”。因为人们知道严家淦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系。他初到台湾时，仅是省府的交通处长，十多年来，由于他的卓越表现，乃由处长、厅长、部长、主席、而行政院长，这种情形，在过去政坛上，是很少见的。 《联合报》的社论，把提名结果说成“反攻复国最后胜利的奠基”，下面是段更有趣的妙文：由上述舆论，这次蒋总统提名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候选人，我们更可以深深体会到其用心的深长，谋国的忠荩。因为这充分显示了唯才唯德、不次擢拔的廓然大公精神，打破传统，栽培下一代的为国择人态度。我们深信，由于这次蒋总统之俯顺舆情，候选连任总统，睿智抉择，提名严家淦先生候选副总统，以及国民党三中全会一致拥戴总统连任，热烈通过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则本月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为总统、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之日，也将是未来历史家写下此乃中华民国获致反攻复国最后胜利奠基之时。 提名枯燥乏味，“国大”投票选举，小有(禁止)。 “国大代表”来势汹汹，一派主张积极争取“四大”民权中的创制、复决两权，与“立法院”分庭抗礼；一派希望改设“常设机构”，供“代表”们经常活动，变无给职为“有给职”。总而言之，是为了争权和争钱。 选举“主席团”，已闹得不可开交，趣闻处处。一位民社党的代表，暗发起签署，要代表们推举蒋经国竞选“副总统”，被“有关方面劝止”。严家淦列席“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却又缺席质询与建议，“立委”魏惜言在“立院”提出质询，问他根据“宪法”何章何条？列席“国大”备询。 不少代表，狮子大开口，要严答应福利条件，否则传出空气，将出现“难产”。 投票日，共发出选票1417张，收回1416张。过半数当选。严得782票，可疑票占634票，引起废票标准的争辩。致“国代”翟宗涛和“政治和尚”于斌，大吵一场。 于斌：废票认定标准第四项规定，不圈在候选人姓氏上端，致不能确定被选举人者，及第五项记入其他文字或符号者，才算是废票。因此，画两个圈或三个圈的，不算“其他符号”，而且候选人只有一个，并不致于无法确定被选举人。所以，多打圈的，应该算有效票。 翟宗涛：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依常规就是画一个圈，其他的都是废票，你这种认定法算哪一国的？ 子斌：怎么不能说？这好象打作文成绩，画一个圈可以，画两个圈三个圈更好嘛？多画圈表示更支持。而且我参加过各种会议，有的国家投票赞成就是打x，为什么不行？ 翟宗涛：讲话要于法有据，一定要让严家淦光荣的当选，该投第二次票就投第二次票！ 于斌反驳：什么于法无据？要依法的话，只有监察委员可以决定，我不过和别人私下研究，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我不跟你吵！ 严得票数，不如“国大”连署的人数，且一党提名，别无对手，出现险胜镜头，无以名之，国民党内有反对派。 第349章 名义上，反对严家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箭头其实是对着蒋介石的。 严家淦“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换汤不换药，蒋介石当年80岁，蒋经国继承的布局，全部就绪。 蒋经国虽然是“内阁阁员”之一，他的时代，悄悄来临，“院长先生”，不过庙堂里的神像，历史的齿轮，向后转到二世纪，严家淦原来是刘协（汉献帝本名）再生。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象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你说不是吗？ 戏演加官60年代末，一股来自美洲大陆寒流，在台湾上空凝聚不散。 “中华民国”最忠诚的朋友——美国，在外交动向上，有了异动的趋势。尼克松总统于就职演说（1969年1月20日）中暗示，美国将与北京修好。同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尼克松说美国希望恢复华沙会谈。 另一个使台北感到不安的事实是，第135次与136次会谈时间，相隔仅一个月，国务卿罗杰斯说，将来会谈的地点，可能改在美国境内或北京举行。跟着，尼克松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向中国示好。计有：国务院于1969年7月21日宣布，六类美国人可以观光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大陆制品。 国务院于1969年12月19日宣布，美国公司可以与中国大陆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交易，早先所规定的限制美国公民携回中国大陆商品的规定加以废止。 国务院子1969年12月25日承认，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已由定期改为不定期。 白宫于同一天宣布，美国反对提供一中队f——4d型飞机给“中华民国”。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1970年1月26日与28日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前述一中队f4d飞机用的5450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 这些不平凡的迹象，台北当局愈来愈感到疑惑和不安，甚至忧虑。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 1971年9月，美国以“双重代表权”的新战略，既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11月，僵持了23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台北的困窘、惶恐、彷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国民党高层从梦幻中醒过来。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2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盛顿政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文书用语。 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据点，再度失落。 “外文”上的颓势和1948至1949年大陆解放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的，一是大会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政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依宪法第55条第1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6天后，“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200人左右），这天到了408，“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4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国民党当局对蒋经国期望之殷由，可从“立法委员”陶百川的一段话中略窥端倪：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当局普遍的觉醒，寄望于蒋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平均年龄61.8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 5月3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复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掘发，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擢人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 蒋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介石只是半退休状态。现就任“行政院长”，便可名正言顺地放手大干了。 鞠躬下台1978年，台湾又迎来了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蒋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拼，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竟，走个过场罢了。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象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蒋经国做了“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蒋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海内外通电拥护，自不在话下。党内提名那天，蒋经国故意回避，避到金门。妙的是，向全体中央委员竭力推荐蒋经国出任“总统”候选人的，正是严家涂“总统”。 蒋经国接受提名后，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当时出任台湾省“主席”，过去做过省议会副议长，议长，虽然是台籍，在大陆的时间甚久，且是位好好先生。由谢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分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交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 “国民大会”代表，过去一直担心，蒋经国接棒，可能会顺从“民意”，废除这些已老化的“中央民意”代表，作戏剧性的政治革新。但蒋经国声称尊从“四项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制定的国体绝不改变”为其一），一切如前，他们自乐意投挑报李，在毫无留难的情况下，投蒋经国一票，使他获高票当选。 环顾现状，蒋经国接班，为大势所趋，全岛上下，几乎无人具备和他较量权力的条件，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非台湾一地为然。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终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 距离1938年，他初次从政，整整40年。 卸去“总统”头衔的严家涂，虽先后挂名国民党中常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但他终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自然要从台湾政坛上逐渐隐退。 第350章 1990年11月12日，台湾“中央社”这样报道了这位久违了的旧“总统”：昨天农历9月25日，是严总统家淦86岁华诞，上午9时起，多位党国大老及各界人士分别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及他的寓所祝寿，李总统登辉及夫人也于上午到荣总病房拜寿，并祝他是日康复。 严前总统目前仍在荣总疗养，进行复健。李总统及夫人上午到荣总，向严前总统拜寿，他们在病房停留约20分钟后离去。 昨天到荣总祝寿的有：总统府资政谢东闽、孙运璇、俞国华及夫人，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宋楚瑜，《中央日报》董事长楚崧秋，前美援会秘书长王蓬以及前中央银行总裁张继正等多人。 此外，李副总统元簇等政府有关首长以及陈雪屏、王叔铭、瞿韶华、杨继曾等各界人士则到严前总统寓所签名祝寿。 严前总统是于民国75（1986）年9月16日因中风而住院，迄今每天仍作复健治疗。 1992年9月，严家淦再度中风，病情持续恶化。1993年12月24日因心脏衰竭死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89岁。 第二节蒋经国登峰造极继位大典盛况不再1978年5月，蒋经国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乔装打扮，在一片鼓噪声中，登上了“总统”宝座。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盛况不再。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20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凄凉，由此可见一斑。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总统”打打气，因为美国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支柱。但白宫装糊涂，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断基，竟于台北盛典当天，飞往北京。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看来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已经日暮途穷，就算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蒋经国接获来自华盛顿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沈剑虹，也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道，他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美国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7月25日参院以94对0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1）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2）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1954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24年的联盟关系。 （3）鉴于中华民国在这24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4）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作用，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不没有拘束力。 正当华盛顿与中共领导人频频接触之际，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带着太太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1）当时美国国去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2）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3）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1979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4）当时美国国会国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体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 （5）卡特不是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吗？他对这段接近圣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毕竟应该给予若干尊重吧！ 如同1971年台湾“退”出联大，沈剑虹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旅馆高枕无忧。这次的大局突转，作为驻在国的大使，照样耳目昏花。 最感到难堪的，自推蒋经国，事先一无消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晴天霹雳。 一声晴天霹雳12月15日，台北时间已近午夜，美国驻台大使，奉命有紧急事宜，会见蒋经国。时钟指向2时30分，蒋正在梦乡，但事非得已，秘书宋楚瑜，焉敢怠慢，前往官邸，把蒋经国请起来，蒋穿着睡衣，两眼惺忪，听完安克志的报告，当场表示强烈抗议蒋闻讯后的表情．我们可用常识推断，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来临，他感到惊措．愤怒不已，可能再未就寝。5个小时后，召开“中常会”的紧急会议，下令三军戒备，准备人心的安抚。10点正，发表声明一纸，兹摘其部分。抄录如下：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现美国对借恐怖镇压以维持其存在之共匪伪政权异以外交承认，实有悖于其宣称维护人权加强民主力量以抵抗极蚊zhuanzhi之宗旨。此举无异剥夺中国大陆上亿了被共匪奴役之民众早日重获自由之希望。无论自任何角度而言。美国此一行动不啻为人类自由及民主制度之一大挫折，且必深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所谴责。 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发展，中华民国以一主权国家，当秉承光荣之传统。 团结海内外军民同胞，继续致力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之改进，忠于国家目标，及所负之国际责任，吾人对国家前途具有充分之信心。 先总统蒋公子遗训中谆谆召示我全国同胞庄敬自强，以完成复国建国之大业。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有决心亦有信心，尽其在我，与其它各民主国家之人民共同努力，以对抗共党暴政及其侵略政策，今后自当更加沉着镇定，积极努力，并呼吁全国同胞与政府通力合作，一心一德，团结奋斗，共渡此一难关。中华民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项立场绝不变更。“官方”此一声明，一石二鸟。一面指责美国背信，一面重申过去的“三不”立场。台北把美国此举，形容为“最沉重的打击”。1949至1950年，杜鲁门政府曾设想把台湾当局一笔勾销，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发生，“中华民国”早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将近30年，台湾一直在华盛顿的扶植下，保住联大代表团，和世界一些国家维持外交关系，现在美国抽腿，50年代的彷徨迷惘，再度降临。 台湾当局一直认为美国是忠实的盟友，如今一百八十度的突变，观念上、情绪上，一时自无法适应。仇美反美的气氛，因而达到顶点。 绝交使台北产生危险意识。尽管协防条约还有一年的效力，但国民党当局忧虑未来的地位。美国断交，其它小国跟进，台北将陷于孤立地位。 缠绵病榻的强人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更替。但，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质疑的。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在透支了本身40年的精力后，终于缠绵于病榻。自1973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所以蒋经国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他的家居生活，相当单调。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在七海官邸，最常看到他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是换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娱乐节目。 但是，不管公务再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在七海官邸照顾蒋经国的日常生活的侍卫们，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或谈公务。在礼拜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家安全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曾于礼拜天来过一次官邸。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及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蒋经国是不会让他们来。 第351章 糖尿病病史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土林官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hushi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施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土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他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蒋经国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2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控制在正常的120个血糖单位之间。 8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的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在外视察的时候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 80年代中期，医生为了压制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施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施打2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病况前景感到优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仍旧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好几次，他因自己吃的点心是用代糖制作而无法入口，要侍卫们拿冰淇淋给他吃，侍卫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谁知道医生也是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道吃冰淇淋肯定是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呢？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樱其锋？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拚命施打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抽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没处可抽了。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流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作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hushi小姐，每天按时来七海官邸为他作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hushi作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hushi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hushi来给他作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作的好，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作按摩。以“元首”之奠，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这有损他的形象。他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介绍，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中医师很权威，立即将他请到“总统府”，大夫开了不少中药。可是吃后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末几，又有人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一些人就去各处张罗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各种的鹿筋买回官邸，再根据偏方，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粘呼呼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蒋经国只好还是继续相信正统医生的处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 截肢之说蒋经国晚年，由于台湾的各种地下地上刊物，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这样发达的媒体传播，关于蒋经国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多，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讹传讹、扩大渲染的不实报导。 说蒋经国的某只脚已经“锯掉”的消息，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讯息。 当然，这个传闻。主要和他坐轮椅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关，而且，一直到他死后，因为他的遗体躺在棺木内，还有一床棉被覆盖在他的下半身，所以更引人疑惑，到底蒋经国晚年有没有因为脚部组织坏死，而被迫锯断一只或是二只脚？或者另有文章？ 究竟蒋经国晚年有没有锯脚，始终跟在他身边的侍卫，自然是最清楚了。侍卫翁元日后说：“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没有。” 既然如此，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要乘坐轮椅呢？ 这也和他的身体神经病变有关，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造成了他的脚部神经组织麻痹，所以，蒋经国晚年始终抱怨为什么觉得脚一点力气都没有。尽管医生曾经规劝他作各种复健工作，例如按摩，可是，蒋经国并没有恒心做下去，加上他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一回家就往床上躺，没有机会让腿部多活动，所以，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萎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的上身相当肥胖，大约有70公斤的体重，走起路来他总是喊累，医生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让他坐轮椅。 最严重的问题，是他的皮肤，尤其是脚部皮肤，可说是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的程度。 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年冬天，侍卫副官怕他着凉，在他晚上睡觉时，不但注意他的棉被有没有盖好，还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只热水暖袋，放在他最怕冷的脚下。 没想到，有一次，大概是某位副官加的热水比较热，就一直这样“烫” 到天亮？ 第二天一看，不得了！蒋经国的左脚脚后跟硬是烫出了一个大水泡，面积相当大，医生接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因为有糖尿病的人，身上即使是一点小伤口，复元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更遑论是这么一大块水泡，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块已经快被烫熟的皮肤，正是他的脚跟部位，不但对他穿鞋走路是有绝对的影响，要复元可能更需一段长时间。 为了让他可以穿鞋走路，蒋孝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特地把他的皮鞋的后跟剪破了一个口子，缝上一条宽松紧带，让皮鞋和脚后跟不会直接碰触到他受烫伤的部位。 那次的烫伤事件，整整作了一二个月的治疗，终于痊愈，这大概是蒋经国卧病期间，一次最明显的“意外”事件。 洗澡不再用肥皂蒋经国从1982年以后，因为开刀的关系，自己洗澡很不方便，便由贴身副官协助他洗澡，通常是由两个人把他抱进浴室，再由一个副官进去浴室服侍，另一个人为他擦背，最早他还不接受这样的服务，后来因为自己体力实在不行，只有假手他们完成洗澡动作，随着他的体力日渐衰弱，他的洗澡动作也全部委由副官全程处理。 由于晚年蒋经国的皮肤相当脆弱，比一般人来得干燥，而且经常会像蛇蜕变一样，皮一片一片脱落，所以，医生特别交代，要他尽量少洗澡，以免刺激皮肤，医生给他的洗澡间隔是每三四天洗一次澡，而且还怕他皮肤的油脂消失，会对身体不利，所以，医生再三告诫，洗澡和洗脸的时候，都不要再用肥皂。 然而，因为不用肥皂洗澡，怕没有消毒功能，医生建议在洗澡水里，不妨放些“沙威隆”，可以取代肥皂，又有人从外面打听到一个秘方，在洗澡水里加些johnson牌子的婴儿油，搅和在一起，稀释于一满浴缸的温水，再以泡浴的方式洗澡。 这一天，副官们先把浴缸的温水放满，再按指示，把沙威隆和婴儿油徐徐加在浴缸里，然后把蒋经国从床上抱到浴缸。在帮蒋洗澡的时候副官们还不觉得有什么危险，直到洗完要将蒋从浴缸里抱起来的时候，才晓得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工作。依惯常的洗澡过程，在浴缸里洗了一会儿后，副官帮他抹擦全身，要等他说“好”，也就是他感到舒服时候，副官再帮他抹擦背部，他很喜欢副官为他擦背，所以要等到他说满意了，才可以停止。 在这个抹背、擦背过程中，正是副官最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紧张万分的时刻，因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体完全靠他们两人一前一后的撑持，婴儿油是一种油腻的东西，而他身上又是沾满了婴儿油，如果他们稍一失手，蒋经国很有可能就滑倒在浴缸内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 第352章 中常会并发症所谓中常会并发症，其实就是蒋经国内脏和心理因素综合发生的一种全身敏感症状。它和蒋经国长年服用类固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类固醇最初服用的目的，是针对他的眼睛的问题，后来，他经常发生食道过敏的情况，经常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就是吃类固醇的原因。 说也奇怪，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是在礼拜三。原来，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会原本就非常介意，认为这是他掌握党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媒介。每逢中常会，他总要藉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的政策性宣示，所以，对会前准备工作，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工作看待。 大概是他太重视礼拜三的这个会议，身体反应也相应强烈，所以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一面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有时，他实在难过极了，以为肠胃有什么问题，请肠胃科的医生来检视，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可是等医生来作听诊，又一切正常。身体恶劣到实在不允许出门时，他只好请轮值的中常委，代理他主持会议；有时候，他觉得已经有几次没去主持会议的纪录，再不去的话，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连续缺席，这会不会导致外界有政局不稳的忧虑呢？他真是考虑再三，最后咬着牙，硬是撑着病体，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开着开着，他的体力有时会撑不下去。 有位在中央党部工作的人员，有一次问蒋经国身边的侍卫：“你看主席是怎么回事？头歪一边，而且眼睛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开会的发言？” 然而，蒋经国还是忍着锥心之痛，继续出席中常会，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病床上背演讲稿如果听过蒋经国演讲的人，一定对他长江大河似的口才大加赞许。可是，他们那里晓得，他是完全靠背诵讲稿才会如此滔滔不绝的。 蒋经国演讲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等到临场时，再很灵活地使用背诵在脑海里的稿子，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说话似的，行云流水，很流利他讲出来，再配合他演讲时的丰富表情和演讲时的抑扬顿挫，就成为一篇十分生动的演讲稿。 口若悬河的讲演、略带沙哑的语音，曾经风靡多少男女老少，这便是蒋经国独特的演讲风格。 晚年，他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就在背演讲稿，一次不熟再背诵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第三次，这样反复背诵，到真正称得上滚瓜烂熟为止。 1987年“行宪”纪念日前夕，他为了准备到中山堂向所有“国民大会” 代表演讲，在十分沉重的病痛中，背诵翌日要去分开发表的演讲内文。当时，他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为此，他的秘书王家骅特地要人写一份特制的演讲稿，专供蒋经国阅读之用，这个特制的讲稿，上面的每一个字体都极大，因为，只有如此，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那次，副官翁元和王家晔各自拉住那张讲稿的一端，蒋经国就躺在床上，看着那份由他们举着的讲稿，吃力地背诵着。毕竟，当时他的记忆力已明显衰退，不过短短的一份讲稿，那次花去他好久的时间，他才背诵完毕，然后疲累地躺下去，闭目沉思。 蒋孝勇担心他没办法和过去那佯，把讲稿很流利地在大会现场琅琅上口，所以，特地在那年的“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作了一些特殊的布置，例如，把蒋经国要上去讲话那张讲台上面，制作了一个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主要是为了可以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用的。(奇*书*网*.*整*理*提*供)“蒋孝勇”是为了防止蒋经国一旦忘了稿子内文时，还可以看看稿子内文，一边提醒他。 蒋孝勇的巧思的确发挥了功用，那次的“行宪”纪念日发生民进党籍国大代表举抗议布条闹场事件，民进党人在台下高声呼喊口号，可是，在会场上方的主席会上，蒋经国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么，至于台下民进党人举的布条，因为蒋经国极为衰退的视力，他也看不见台下的详情，加上他是忍着身体的巨痛去的，在他发表完简短的致词，侍卫人员担心他体力无法负荷，便匆匆推着他的轮椅扬长而去。随从人员都认为，蒋经国那次并没有发觉台下有任何异样。 有人说，二个星期后，蒋经国突然过世，他可说被民进党气死的，这个说法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死于七海官邸1987年八九月间，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不禁吓了一大跳，乖乖，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这还了得，得马上处理，他立刻向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他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进入“荣总”五号总统病房，医生作了初步检查，决定立刻为他作紧急输血处理，紧急输血输了，才把情况稳住。 这次的住院，经过院方的详细检查，发现蒋经国大部份的内脏功能都已经明显衰退，而且有严重坏死的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的病患来说，无异是一个最不好的警讯，等于宣布离死期不远，当时，这个讯息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然而，蒋经国的车队还是“早出晚归”，就是早上开出官邸，晚上再开回官邸，其实车里根本是空的，蒋经国人还在医院里面。 1988年的元旦前后，“荣总”检验人员大概每隔二三天就来为蒋经国抽一次血检验，而且更严重的是，检验师居然找不到蒋经国的血管。 服侍蒋经国多年，侍卫们对他的心理起伏周期，可说了若指掌。通常他在每个礼拜二晚上开始，就有心情烦躁，举止不安的情况。照往例，他的秘书王家骅每个礼拜三早上，会比平日稍稍早一点抵达官邸，向他请示一些事情，这时，蒋经国也会告诉他，今天到底会不会去主持中常会，除非是身体实在支撑不过，否则，蒋经国即使是硬撑也要去党部主持中常会的。 所以，从礼拜二晚上开始，蒋经国就开始显得十分焦躁不安，没有人知道他在烦躁些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帮得上忙。照料他吃饭，也是没有什么胃口，喂他吃的话，他总是兴趣缺缺，有时候火气上来了，或者身上的病痛难忍，他就用力拍床，但是，大概他怕惊扰到蒋方良，闹了一会儿，就平静下来了。 元月12日那晚，和平常任何一个礼拜二的晚上一样，蒋经国仍旧是烦躁不安，从他的表情可以断定，这个夜晚对蒋经国来说，又是一个漫漫长夜，可是，工作人员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蒋经国最后的一夜，七海官邸的窗外一片凄寒，在他黝暗的房间里，工作人员看着这位“元首”，在和他的生命作最后的挣扎，除了隔壁房间和他一样是有病之躯的老伴，他的四周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儿女除了一个蒋孝勇在台湾经常来官邸，其他的不是生病就是外放国外，或是远嫁异域，在他这样年纪的国人当中，大部份都已经在享受天伦之乐，为什么他却过得那样孤独？ 王家骅一大早就来了，蒋经国这天的精神很不好但并无异常状况，但从神情来看便知道没睡好的样子，他和王家骅讲了几句话，就叫王家骅先走，去中央党部叫今天的轮值中常委再代表他主持中常会，王家骅走了以后，蒋经国说他感觉胃不舒服，通常，如果不是他的身体不适到极点，是会尽量参加中常会的。 这天早上他粒米未进，不停地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浮躁，侍卫副官只有不停地抱他上床下床，整个上午似乎都在忙着同样的动作。 他说过感觉胃不舒服之后，侍卫很快就向医官反映，那天，官哪里面恰巧只有姜必宁医师，姜必宁是来官邸看蒋方良的心脏病，蒋方良心脏病还在休养当中，听完反映，姜必宁问蒋经国哪里不舒服，蒋经国就说肠胃，可是，医生就是讲求专业，不是自己专业的科别，只能作初步的诊治，所以他在作完初步诊查之后，就去联络负责蒋经国肠胃科的罗光瑞医师，谁知道偏偏不凑巧，那天一大早罗光瑞去外地洽公去了，要下午才能赶回来，姜必宁听了十分紧张，后来好不容易联络上了，罗光瑞表示立刻赶回台北。 这时，蒋经国已经忍不住身体的痛苦，告诉一旁当班的翁元：“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这时已经是9点多钟的事情，他的表情有些扭曲，翁知道，如果不是很难过的话，他是不会这样说的。 翁无奈何地一旁安慰：“报告教育长，姜医官已经去联络罗光瑞罗大夫，他马上就会回来为你治疗，你请保重，一定要好好保重。” 除了这样安慰他以外，翁元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他还是不安地在床铺上翻来覆去，十分痛苦的样子。 到了11点多的样子，蒋孝勇到父亲房间探望他。之后，他告诉侍卫们说，要到士林官邸和老夫人吃饭，便离开蒋经国的房间，出门去了。 蒋孝勇走了不久，蒋经国身体还是不舒服。但是还算平静，他突然问翁元：“咦？孝文呢？”翁答道：“报告教育长，他在外面餐厅进餐”他又问：“那孝武呢？”翁说：“孝武先生现在在新加坡工作。” 第353章 蒋经国只轻轻哦了一声，就又半躺卧在床铺上。翁直觉到，他好像有什么事情想讲，可是又像是欲言又止，他的头半垂着，好像陷入一种深思之中，久久不能自拔。翁元突然觉得这位曾经在台湾叱咤风云一世的人物，此刻是多么的寂寞苍凉。 大约11点40余分，蒋经国原本作势欲呕的动作，这次竟然真的吐了，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翁元定睛一看，他居然吐的全是血，只见一口接一口的血——一种完全是暗红色、甚至等于是猪肝色的那种血，汩汩地从他口鼻中不断喷发出来。他立即向医官报告，医生也见事态严重，立即去联络医院麻醉科李主任来七海官邸紧急支援，所有的医生、原先服侍蒋方良的hushi。。都开始过来帮忙处理，可是只有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那就是蒋方良，大家刻意不让她知道，怕她经不起刺激，可是，就算大部份的人都动员了，那又能奈何？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天命抗衡。他已经虚弱到没有一点力气讲一句话，有人和蒋孝勇联络上，请他立即赶回七海，蒋经国虽然是一息尚存，但可以感受到，死神正在他的身旁仁立，而且是近在咫尺的距离，甚至是可以听见心跳的距离。 翁元刚刚将他脸上和棉被的血渍处理干净，医生忙着急救用药，hushi小姐也过来帮忙，大家都以为情况大概已经稍稍稳定下来，可是准晓得，大概12点05分左右，蒋经国又开始第二次吐血，这次的血和刚刚吐的血一样，也是暗红色的。又是一阵惊骇和忙乱，可是，他吐完之后，头一歪，眼一闭，就倒在床上，再也没有一丝动静，大家安静地望着他安详的面容，病床边那只心电图还在显示他的心搏，医生说道，“那是他心律调整器的声音。”当然，他们还是要尽人事听天命地做一些抢救工作，可是，医生们心里有数，要从上帝手上截下蒋经国这条人命，机率是近乎零。 蒋经国便这样没留下一句遗言，憾然离开人间。 蒋孝勇回到七海官邸，他的父亲已经气绝多时，他立刻通知其他的亲属，而侍卫人员则透过行政系统，向上面报告，并且报告李登辉“副总统”及其他官员。直到下午3点多，其他政要陆续赶到七海，待李登辉来到官邸，医生才放弃抢救。 这时，蒋方良的房间传来阵阵的辍泣声。 内舆论莫衷一是1988年1月13日晚，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宣布蒋经国于当日下午3时50分病逝。终年77岁。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蒋经国病逝的经过：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医师检查，血压为110／7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次，体温36摄氏度。由于未进早餐，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于下午1时55分，突发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随经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术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崩逝。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在会上说，蒋经国在1月5日已写好了遗嘱，表示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继续实行民主宪政，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会上全体委员一致通过根据“宪法”程序由李登辉接任“代总统”。“中常委”紧急会议在晚上8：45分散会之后，“中常委”到“总统府”，李登辉宣誓就任“代理总统”。接着是“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30天，军方同时命令：“全军从1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取消假日和休假以加强戒备”。 1月30日，台北举行蒋经国丧礼，“总统”李登辉主持仪式，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鹤凌，在大殓时宣读祭文，全文如下：维中华民国77年1月30日，总统李登辉敬率治丧大员，谨以至诚，恭祭于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之灵前曰：呜呼！自古名士之诞生也，以大任之将降其身，天必厄之以横逆，增益其所不能。然后历百艰而不惧，处极因而终亨。维公之少也，夙受教于严父；旋远学于俄京。羁栖北国越十有二载，吞旃啮雪，曾不鼻乎子卿。壮岁遄归，牧民南赣，犹复布衣践■，粝食而藜羹。清慎勤能，郡以大治，而民仰之若神明，洎夫大盗移国，枢府播越台澎。随侍领袖，再造成平。建立中兴基地，以振复国先声。于时生民困瘁，实惨淡以经营。初裕农以足食；并饬旅以精兵。战则躬冒矢石，鼓舞先登；暇则教之树艺，娴习工程。俾进可以战，而宁可以生。旋复号召青年，树之以信仰、结之以精诚。揭救国之大■、招才俊以弓旌。集思殚力，道与魔争。且复以其暇豫，穷峻岭、济沧溟、宿僻壤、履危坑、访渔牧，劝衣耕、恤孤寒、友编氓。其求民之隐，急民之急，每旦发而宵征。及其总庶政，秉国钧，乃力克万难，从事10项建设，毕大功于一举，使百堵而皆兴。于是家饶户给，府充库盈。崇楼蔽野，肩车接衡。稽之前史，我国家之富强康乐如今日者，实千古所未曾。此非可以幸致，盖出于毕生之淬殇，及所得于过庭。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40载，其所树立，实来哲之典型。今国基丕固，民智日升。遂乃去闲驰禁，顺应舆情。朝野日隆其诓诵；国际亦誉其开明。其公忠体国之苦心，终已大信于天下，■然有若日星。方将奋其智虑，涤瑕荡秽，揽辔澄清。讵复国之在望，竟弃众而遐升。呜呼！公之一生，忧患备更。泽流斯土，明德惟馨；崇功伟烈，永垂丹青；而前瞻远略，则后死者所宜服膺。敢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精诚团结，推进民主宪政，以促统一大业之完成。用副全民之望，报慰在天之灵。哀哉！尚飨！ 当局评价，恭维有余，岛内舆论莫衷一是。台湾《民众日报》2月2日刊登署名邱垂亮评价文章，摘要如下：无疑地，蒋经国先生一定是一位有褒有贬极端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现在要为他盖棺论定，当然言之过早。不过，若要勉为其难，先下一个大而化之的评断，很多人大概去同意，他最大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二：一是70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普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成长率近20年来，每年平均都在10％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60年代的五六百美金，到80年代的五六千元美金。 第二，更重要是70年代初，他主掌台湾政局之后，开始一步一步进行政治改革，推展民主政治，在权力分配本上化、领导阶层年轻化、现代科技官僚化、政党政治民主正常化、人民政治参与多元普及化等各方面，都有基础性的建树和弥足珍贵的发展。 可惜，1977年爆发了暴力的“中坜事件”，蒋经国先生的民主政治革新运动开始受到保守势力的压抑和抵制。蒋先生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1979年爆发了更为血腥暴乱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美丽岛”大审，判决了大批党外菁英长期的牢狱之罪，其间又发生了个人发指痛绝的“林义雄母女暴杀事件”。1981年陈文成教授惨死台湾大学校园。两个惨杀案件至今未破。更不幸地，1984年国府情报局长派竹联邦黑社会人物去美国加州谋害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此案震惊海内外。次年，台湾爆发了30年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弊案”的经济大地震，差一点严重摧毁了蒋经国先生苦心创建的台湾经济奇迹。 毋须讳言，上列不幸事件，是蒋先生统治台湾近20年的最大政治缺憾。 它们沉痛损伤挫害了蒋先生政治革新民主现代化的雄心大志和宏伟大计。这些失误，蒋先生要负相当的政治责任的。 简言之，虽然仍有甚多的不足之处，蒋经国先生近20年来，是在台湾相当困难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建立了一个甚为稳健厚实的民主政治发展基础。另外，必须一提的是，虽然大陆探亲已经开放，但在和中共政权斗争的历史性中国统一问题上，蒋先生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基本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突破性的发展。 第三节蒋经国与苏联妻子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归国蒋经国溘然长逝后，蒋家儿孙走的走死的死，不少人担心，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在连失依爱的情况下，将无法自处。 有人劝她出国散心，也有人建议她返乡探亲。不过，她的家属认为，让蒋方良回苏的提议毫无意义，甚至是一种刺伤，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妇女了”。 蒋方良自从20岁离开前苏联西伯利亚乌拉山麓故乡，历经时代巨变，与多灾多难的中国共渡了半个世纪的岁月。 1933年，芬娜（蒋方良的俄文名字）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婷婷玉立，具有俄罗斯妇女独特的典雅气质，她是一位孤儿，举目无亲，毕业后，即由当地政府分配到工厂工作。 这时，芬娜结识了一位东方青年，他是一个中国人，俄国名字叫尼可拉（蒋经国），身材不高，但他眼神中独特的光芒，深深吸引着芬娜。 相识后，芬娜才知道尼可拉，这位中国青年本名是蒋经国，而且是蒋介石的长子。 芬娜怎么也看不出尼可拉有丝毫名门公子习气，而且她对尼可拉的境遇非常同情，这种情惊更逐渐衍化为相互倾慕。 那时，中国留苏学生一度多达千人，但大部分都集中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 第354章 蒋经国在当时留苏华籍学生圈中相当活跃，交游广阔。有一次，几位莫斯科中山大学浙江籍同学写了一封信给他，开玩笑地说，他们预备成立一个浙江同乡会，想选蒋经国当会长，希望“会长”经常接济一些钱。 前苏联是一个秘密警察遍处皆是的国家，克格勃秘密警察尤其不会放过军政学院这种敏感地点，那封浙江同学给蒋经国的信，不久就落入克格勃手中，并且辗转传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又名陈绍禹）那里。 这封信也成为蒋经国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口实，因为，前苏联严格禁止共产党以外的团体组织存在，连同乡会也在禁止之例，任何人如企图成立小团体就要背上“搞小组织”的罪名。 蒋经国于1933年被派遣至乌拉山西斯夫鲁克的乌拉重型机械厂担任技师，不久，他又擢升为工人航空学校学生募集委员会的主席和厂长。 芬娜就在这年和蒋经国相逢，并且在1935年3月于斯伐拉斯地方结婚，并生下蒋孝文（艾伦）。 新婚生活原本是甘美的，但艰难的流放岁月，却象漫漫长夜一样难熬。 1936年，蒋经国当上“工厂新闻报”总编辑不久，苏联开始新一轮的整肃异己运动，许多人遭杀戳和监禁，受这一运动波及，蒋经国也在这年12月被工厂解雇。 家庭经济重担从此落到芬娜的肩头，生活顿时拮据起来。 1936年秋，蒋介石突然把军委顾问处处长、负责接待联络苏联的军事顾问张冲叫来，要到苏联做一件事，但要他先同俄罗斯太太娜达分手，把她送回去。蒋给了他5万块钱，张冲把这笔钱给了娜达，把她送走。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把蒋经国从苏联弄回来。张冲到了苏联，找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斯大林说：“好，答应你。但是，你们把牛兰夫妻放了。”（这等于是变相的人质交换。牛兰夫妇是第三国际秘密派到中国的。”张冲提出要先见蒋经国。斯大林同意。张冲立即密电请示重庆，蒋介石同意放牛兰夫妇。过了两天，苏联方面把蒋经国带来，张冲告诉他，他爸爸要他回去。张冲再次找到斯大林，他知道斯大林是个权谋善变的人，请他马上下命令放人。斯大林这时表现出大度，用俗话说就是人情做到底，同意蒋经国把他的苏联太太和他们在苏联所生的儿子孝文一起带走。张冲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蒋介石对张冲信任有加。 获悉自己一家马上就要回国，蒋经国兴奋不已。12年，整整12年酸甜苦辣的异国生涯，总算要结束了。 他欢天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芬娜，并将深埋心中的整个憧憬都想向她倾吐。但是，芬娜听到返回中国的消息后，情绪立即复杂起来。尽管她无父无母，毕竟冰天雪地的苏联是她的根。她爱尼可拉和两个孩子，但也舍不得远离家乡。 命运是不容违拗的。1937年3月25日，蒋氏夫妇搭火车离开莫斯科。 西伯利亚大铁路沿途，对蒋经国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一旁的芬娜则是相当惶恐的，火车一里一里的往东方移动，针叶树林伴着冰封大地迅速倒退，对她而言，未来是一片茫然的不可知。 从“芬娜”到“方良” 1937年4月，一艘来自海参威的苏联远洋轮船，将蒋经国夫妇载送到上海港口，夫妇俩尚未登岸，就搭上一艘有关方面安排的汽艇，直驶杭州。从登上中国的土地后不久，芬娜就不再叫做芬娜，而改用方良。 由芬娜变方良，是公公蒋中正的意思。这当中，也有一则传诵多年的轶事。 溪口的说法，是蒋中正听儿子蒋经国介绍媳妇的洋名唤做faina，听和讲起来都拗口，就作主替她取了个与洋名字发音接近的中文名字“方娘”，并且也将只有洋名爱伦的长孙命名为孝文。 方娘叫起来，中国味道十足，再加上蒋字，就是蒋家人了。蒋经国夫妇及公婆和乡里人士，显然都非常满意这个决定。 不过，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却使得芬娜二度更名。这一段经过有两种说法。大陆上，蒋经国的旧识部属传闻，蒋经国快快乐乐叫着太太“方娘”之名好一阵之后，被他留学苏俄的同学徐君虎取笑，说称呼太太“娘”不伦不类，就接受徐君虎的建言，把娘字左边的女拿掉，芬娜再变成了“方良”。台湾的蒋家亲近友人则怀疑这样的说法，其中一人表示，记忆中听蒋经国生前说起，是蒋经国父执辈的党内大老戴季陶先生，让蒋家把“娘”字换成“良”字的。 蒋方良接纳了这磨灭她与俄罗斯关系的名姓上的安排后，还未能成就她为公公眼中理想的媳妇。公公严格要求方良谨守中国礼教，只是方良全盘吸纳中国文化的开始。后来，她将一切与婆家民间礼俗相关的事务，奉为自己坚守的信念，碰上所有中国农历传统节日，都要依例祭拜。中年以后，蒋方良遵从礼俗的习惯，到了与中国守旧女性相一致的地步。在台湾与她相处过的蒋经国生前部属中，有人目睹蒋方良听了人讲不吉利话，立刻敲桌三下去霉气的做法。 蒋方良中国传统习惯深厚的言行，多少也受到她婆婆毛夫人的影响。毛夫人大半生吃斋念佛，也相信所有人命中注定的说法。据赣南时期为蒋经国开车做司机的毛宁邵回忆说，有一回，蒋经国夫妇计划过河到外地游玩，毛夫人不表赞成，说是过一道河对儿子不利，他命里那时过河将有凶事。 蒋经国听从母亲的话，就放弃外出的计划，由蒋方良一人散心去了。 初到溪口适应中国生活日子中，蒋经国闭门读书，蒋方良朝夕陪伴婆婆，照顾儿子爱伦，学讲宁波话之外，也恢复了往日处理家务，洗衣、购物的生活。 蒋方良生性勤劳，在溪口经常有人看到她跟佣人一起做家事，以及每隔一段时日就骑着自行车到镇外县城添购日用品的身影。但，蒋方良骑单车的日子并未维持太久。1937年冬天，溪口人看到的蒋方良，已经是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了。次年春天产下了长女蒋孝章。 西子湖畔的冷暖湖水宁静无波，湖边杨柳垂岸，半山上一栋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典雅屋字，映照在高耸的樟脑树影下，散发着平和不与世争的安详气息。从这里看杭州，看西湖，人们都说，是百年不移的清幽与逸美。 1937年4月中旬乘船抵达上海后，怀抱儿子的芬娜，就与先生蒋经国，在公公蒋中正派遣的人员陪同下，来到距离上海只有200公里远的浙江省省会杭州市，置身在如画如诗般的人间天堂。这个时节，美名满天下的西湖，正是春色盎然。 1993年5月，当地人说，那个古早的1930年代，与现在时隔将近60年，人情世事虽已沧海变幻，但是西湖，与西湖西北方向山坡上那曾经叫西伶饭店的建宅，始终是绿意青葱，雅致怡人。 西泠饭店，是1937年4月18日，芬娜首次会见公公蒋中正的地方。 这座建筑，目前是国际性香格里拉旅馆集团的连锁饭店，中文名字叫“杭州饭店”。饭店的年轻工作人员大都听闻过，早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首脑领导蒋中正与宋美龄，经常住宿在这里，观赏西湖的绝妙美景。 西泠饭店以西子湖畔著名的西泠印社得名。西泠印社的金石刻印字画，是杭州人文荟萃的骄傲。饭店正门口就是西泠桥，通过西泠桥，映入眼帘的，是西湖十景中最具诗情画意的“平湖秋月”，观赏“平湖秋月”极景的西泠印社，十分难得的至今仍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历史建筑。 曾是西泠饭店的现今香格里拉杭州饭店所在之处，具有蒋中正一向喜爱的依山傍水、明媚幽静的自然风光。今日的饭店建筑，有一部分维持着早期的风貌。中国南方建筑的传统房顶，宽敞的阳台，加上绛红与暗灰色系搭配的外墙，在绿树参天和西湖湖面曼妙银波的相互辉映下，很能表现杭州夺人之美。 芬娜第一次到达杭州时，怀中一岁零四个月的长子孝文才刚牙牙学语，哪能料到20多年后，蒋孝文的美丽妻子徐乃锦的祖父，就是出身于浙江、殉难后埋骨在杭州的革命先烈徐锡麟。 徐锡麟的墓园位于出产龙井茶的狮峰山龙井路上。他的墓地，与另一位女性革命先烈秋瑾、以及遭秦桧害命的岳飞等人的安息之地，都是杭州人耳熟能详、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 蒋经国并未公开记载说明他1937年春天，去国离乡12年后，来到距家乡溪口只有200公里的杭州时的心情。那时，跟在他父亲身边的国民党要员中，不少人却以见证人的身份，用文字描述了当时蒋氏父子相见的景象。综合多方面较可靠的说法，滞留俄国10多年的蒋经国返乡，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党政要员，大都得到消息。不过，谁都难以预料，蒋委员长如何对待亲骨肉的归乡之旅。 蒋经国前去莫斯科时，父亲领导的国民党正进行联共、容共政策。2年后的1927年4月12日，蒋中正发动清党行动。那时人在莫斯科、且是共青团团员的蒋经国，大力响应孙逸仙大学学生声讨蒋中正的行动，并因而声名大噪。 目前仍留存在历史资料中的记录，详细记载着蒋经国公开发表的致父亲蒋中正的公开声明。声明中，这位“孙大”的尼古拉同学，愤怒之下，斩断与蒋介石的父子之情，深切表达他不能认同父亲与共党为敌的坚定立场。 第355章 蒋经国说：“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当年与尼古拉同学、并分发在同一个小组的徐君虎，在湖南他目前的宅邸，曾经指出，在完成文情并茂，讨伐谴责父亲的声明后，尼古拉还情绪激动的写了几封信给他父亲。信函中，蒋经国直呼父亲为蒋介石先生，还让徐君虎阅读函件内容。 那一刻，蒋经国显然对自己为党国民族大义而消除亲情的羁绊，感到十分自豪。 研究蒋经国留苏生涯的俄国学者中，有人认为，蒋经国气愤父亲“反gemin”的行动之余，在发表了声明后，还舍去蒋姓，以使用俄国人的姓氏“耶利札若夫”进一步表明他与父亲绝非同路人的坚定心志。以后在苏联填写表格或公文，蒋经国的亲笔署名都是与“蒋”无关的“尼古拉·耶利札若夫”。17岁的蒋经国发表不恋私情的公开声明后，苏联共产党掌控的塔斯社，大肆向国际报导。蒋经国本人在孙逸仙大学校园里，配合发表慷慨激昂、反对国民党清党的演讲，一夜之间使得他名满莫斯科。“孙大”的同学记得，那一阵子，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人问及凛然大义灭亲的尼古拉。 蒋经国公然和父亲作对，在中国的蒋中正一度极为难堪。这一公开声明信事件，与后来1935年1月，陈绍禹所炮制的蒋经国致母亲家信，严辞批判父亲不仁不义一事大不相同。 那封信，是陈绍禹的杰作，蒋经国曾表明不能接受，并且在信件公诸外界后，得到平反，证明自己的清白。1927年批判父亲的公开声明，则是蒋经国自民自主的行动，除了所谓年幼无知、被甜言蜜语蛊感的说词外，蒋经国不能否认声明的存在。这种情况下，就在西子湖畔，父子即将重逢，做父亲的蒋中正，是否忘怀了儿子公然反目的无情？ 这一段经过，各方说法纷纭。据留在中国大陆的前国民政府官员回忆，那时候（1937年），蒋经国从上海到达杭州后，虽然儿子近在咫尺，心绪复杂的蒋中正，并未急于与他重叙天伦。最后还是心腹之一陈布雷婉言相劝，他才在蒋经国守候西湖之滨14天后，在西泠饭店与儿子以及从未谋面的媳妇、孙儿会面。 但是依照蒋经国夫妇3月25日自莫斯科上火车，一路奔波到海参崴，又登船开往上海的时间计算，蒋经国和太太抵达杭州时，应该就是4月中旬了。他们既然在4月18日就和蒋中正见面，14天等待之说，与事实显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长年与蒋经国夫妇交往的国民党前组工会主任宋时选则表示，父子情深，千古人伦，蒋中正先生不愿和儿子见面的说法，据他了解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留在中国大陆的资料指出，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团聚，重叙天伦后，父亲为了替喝了12年共党奶水的儿子“洗净思想毒素”，当即指示蒋经国即日打道回溪口，拜见母亲毛夫人后，就留在溪口好好修习荒废多年的国学，特别是小时候念过的曾文正公家书与王阳明全集，最要加倍学习。 蒋中正还敦请了颇具名声的徐道邻，做儿子的家庭教师。 巧合的是，发动西安事变、间接促成蒋经国返乡的张学良，那段时间也居住在溪口。张学良是被迫遭幽禁在溪口雪窦寺旁的中国旅行社的。大陆的记载中指出，蒋经国与被父亲蒋中正软禁的张学良，曾在溪口晤面谈话；但张学良在1993年追忆往事时，并没有当年与蒋经国会面的鲜明记忆。 曾有自称与蒋家熟悉的人士透露，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感人相见后，父亲蒋中正立即要求儿子与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会面，并且希望儿子以“母亲”称呼宋美龄。 蒋中正与宋美龄1927年结婚时，蒋经国在俄国。由于父亲以“休妻”的方式，主动在报端刊登与母亲离异启事，完成和宋美龄结为夫妻的心愿，蒋经国曾长期不以为然。他当时如何面对父亲的请求，外界不得而知，不过亲近部属们相信，蒋经国那时的心情，难免极端苦恼。 年少时留学日本的蒋中正，一向对女性持较开明的态度。他和元配毛夫人仳离，与在美国成长受教育的宋美龄结为夫妻前，曾和姚怡琴、陈洁如两位女性谱下恋曲，也是那时候中国政坛公开的秘密。不过，对于儿子比自己更为前卫的娶进异国、尤其是俄国女子为妻，依常理推断，做父亲的他，仍然需要相当程度的心理调适。 对于俄国人，蒋中正并不陌生。1923年9月，他曾奉国民党孙中山总理之命，前去苏联考察居住3个月，如今长媳正是俄籍女子，做公公的蒋中正先前对俄国的成见不说，语言又不能沟通，两人间的生疏隔阂不难想象。他们的简短的谈话，由蒋经国从中翻译；公媳之谊的建立，也完全依赖蒋经国做桥梁。 初抵中国的蒋方良，投身在丈夫的国度里，就这样从西湖这个地方，接纳了一切新的挑战。之后有一段时间，她听不懂人们的谈话，看不明白眼前的事物，离开家乡斯弗朵夫斯基前那6个月，她一手操持家计的日子，已如云烟般飞逝。在这里，柴米油盐不再困扰着芬娜，她这时所面对的，是一场毫无把握、崭新世界的考验。 溪口婆家1937年7月，芬娜亲眼目睹了中国全民对日抗战的热诚。这时开始，整个中国与日本作战，芬娜也进行着她转化而为中国女性的战役。 风光明媚的西湖开始，芬娜跨出她适应新生活的每一个脚步，她改名换姓叫做蒋方良；她举行了一次凤冠霞帔的传统中国式婚礼；她学讲丈夫的家乡话；她吃中国菜、穿中国人的服装；她还在夫家所在的溪口，生下了一心喜爱盼望的女儿孝章。 杭州到溪口，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俄国籍的芬娜却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来到这个小镇之后，芬娜·伊巴提瓦·瓦哈瑞娃不再存在。从此，她的过去一笔勾销；她只是中国名人家庭的长媳：是蒋委员长长子蒋经国的太太；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陌生、但又不能不接受的儿媳妇。 蒋经国回家，是溪口近代史上的大事。至今，溪口镇上老代的镇民中，还有人记忆着大约是1937年4月19日这一天的往事。 关于毛福梅和蒋经国母子相见的情景，溪口传说着一个浪漫又充满戏剧色彩的故事。 蒋经国返乡，在溪口掀起人人欢喜的风潮后，据说，有老乡亲建议乡里人士仍尊视为蒋中正元配的毛夫人，尝试一个较特殊的母子相认场景。他们安排毛夫人与其他数位同年纪的近亲及闺中好友，坐在溪口蒋家祖屋，叫做丰镐房的厅堂中央，等待那位已从青涩少年，成长为风霜男子的儿子。 乡亲们这样做，主要在测试蒋经国的母子情。依照他们的逻辑，12载相隔，多年未能见面，要看蒋经国能否在一眼之间，认出自己的母亲。 毛福梅一开始也接受了这个考验儿子的建议。只不过，当儿子真真切切的来到眼前时。思子心切的毛夫人按捺不住，激动又泪流满面地抢先呼唤乳名“建丰”的宝贝儿子。 蒋经国更是涕泪交加。他在众人前与母亲相见的感人镜头，真让溪口乡人为10年前就遭蒋中正离弃的毛夫人高兴；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开心地将这幅母子会的画面传颂宣扬着。 重新举行婚礼这一切虽然意外又惊喜，笃信传统的毛夫人要求已成亲两年一个月的儿子和媳妇——蒋经国和方良在自己的眼前，重新举行一场隆重体面的婚礼。一向孝顺的蒋经国，遵从母命，他太太蒋方良重新披上了新婚的服饰。 这一次婚礼的准备与张罗，都不需要尼古拉及芬娜劳心费神。他们的任务，就是让母亲享受一场喜庆的欢乐和满足。 婚礼是依照中国传统礼节进行的：蒋方良穿上了特别订制的大红色织锦缎、长及脚背的旗袍，头上还戴上凤冠，完全是中国新娘的装扮。 蒋方良与新郎蒋经国在溪口第二度举行婚礼的留影，也是海峡两地关心蒋家变迁者所熟悉的一幅资料照片。相片中的新娘从头到脚，都是中国女子于归为人新妇时的服饰；身边的蒋经国则穿着西服。溪口人提供的回忆却说，当时蒋经国身上穿的是长袍马褂。 溪口还有老人记得，蒋经国与生母哭泣声中喜相逢的时刻，第一次拜见婆婆毛夫人的蒋方良，也感动得真情流露，掉下串串泪水。 这些动人的故事，实情如何，蒋经国并未评论，太太蒋方良那时一片真心接纳夫家亲人的真情，蒋经国在时隔38年、1975年4月5日父亲病故后，守丧期间的日记中，曾有所描述。 在这篇题为《守父灵一月记》的文字中，蒋经国眼看太太因父亲过世而伤痛心碎，感念万分。他回忆1937年3月，带着太太一起从苏联启程返乡，与家人团圆时，那时还叫芬娜的妻子，就曾诚恳地向他表示，自己幼年即丧失父母，由姐姐一手带大，如今随丈夫来到婆家，“丈夫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 蒋经国未曾在日记中多加颂扬妻子的一切，但很显然，日后的芬娜，果然以行动表明了她作为蒋家妇、中国人的决心。她与丈夫定居在溪口镇离母亲住屋不远处的一栋两屋楼洋房里，一天接一天，耳濡目染的，转化成为中国这一大家族的媳妇。 刚到溪口，芬娜就发现婆婆毛夫人在小镇如神似佛、备受乡亲尊崇的地位。这固然与公公蒋中正的政治权威地位有关；但另一方面仁心慈面的毛夫人，长期念佛茹素、济助贫苦乡民、关怀修整庙宇道路的善行，更为她自己博得了大好人的称号。 第356章 就算是今天回顾半世纪前的这位蒋家毛夫人，溪口人也都不否认老太太生前所享的清誉。 毛夫人19岁时，凭媒妁之言成为蒋中正的结发夫人时，丈夫还只是一位留学日本、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一生与丈夫聚少离多，可以说；根本未能体会夫妻闺房齐眉之乐，就死守着婆家养婆婆、照养独子。毛夫人生蒋经国时，蒋中正还在日本，父子首度见面，小婴儿已1岁多了。 母亲的遭遇，是蒋经国少年时期与父亲关系不睦的原因之一，也使他一心一意要让母亲晚年享受天伦聚首的快乐生活。1939年底毛夫人不幸在躲避日军空袭警报时丧生，蒋经国痛心疾首、恨不欲生的悲痛不难理解。 由于天不假年，毛夫人与蒋方良的婆媳的情缘也不长久。除了1937年春天到1938年初，将近8个月，蒋经国奉父亲之命留在家乡，温习苦读国学的这段期间，曾与毛夫人连续朝暮生活在一起外，之后到1939年12月毛夫人去世以前，做媳妇的蒋方良跟着丈夫的工作，穿梭来往于江西的赣州、四川重庆及家乡溪口之间，未能像刚来到中国大陆初期那般，与婆婆晨夕相守。生活娱乐蒋方良是一个非常质朴而和善的女人，她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性格，所以，蒋介石曾经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则贺词，上书：“贤良慈孝”四字，可见对她的疼爱。 但是，蒋方良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她也有一般外国人在中国遭逢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她嫁到中国这样特殊的一个政治家庭，自然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苦衷。 和蒋介石夫妇相比，蒋经国夫妇间的感情，是另一种典型。在外界的传说中，有人认为因为蒋方良生活太过苦闷，所以染上了酗酒的习惯。其实，俄国人原本就欢喜喝酒，外人对蒋方良嗜酒如命，甚至借酒浇愁的说法，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渲染过头了。 刚到台湾，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蒋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一些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论酒量，蒋方良绝对不会输给她的夫君，当然，蒋经国因为公务的关系，必须经常和同僚或是部属喝酒应酬，久而久之，也练就了一身好酒量。50年代，国民党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作公开表扬。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蒋经国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部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百来人，蒋经国会逐桌敬酒，他要喝酒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惊人。 这一时期，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十分友好，蒋经国和美国一些官员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但是蒋经国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为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单位的官员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不但自己在语言方面痛下苦功，也为蒋方良请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来辅导她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教他们夫妇英文，二人可以说在英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程度都不错，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蒋方良喜欢喝酒的传闻此起彼落，但是，她这个俄国女子竟会喜爱上中国的京戏，恐怕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去台之初，台北不像当年上海那样的十里洋场，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消遣，何况在官宦家庭，蒋经国经常不在家，蒋方良当然必须有懂得自我排遣的方法，否则难免生活单调难耐。 蒋方良年轻时代对运动是很热中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深宫怨在名义上，蒋方良是三军托儿所的挂名董事长，可是她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军方幼儿机构的任何活动，她甚至连这个托儿所的大门都没进去过几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以及蒋方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寄望蒋方良能够为她们的老公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蒋方良最早也没有摸清楚丈夫的习性，还答应为人说项，可是等她向蒋经国提起，蒋经国的反应相当直率，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从此再也不代人说项，对丈夫经手的政务也再不作任何的干预和插嘴。 蒋经国对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着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大大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援助，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她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场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一方面蒋经国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慢慢的，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夫妻至情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侍卫们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那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贴身副官翁元照例在蒋经国房间旁边值班。在偶然的情况下，他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的房间，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这样的情况，翁元日后又陆续见过几次，后来才知道是夫妻互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1984年，是蒋经国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二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藉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瘁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翁元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时间。 享受简单与平静“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1993年的春天，蒋方良在大直家中，同一位蒋家老友闲谈时，这样形容她已迈入的72岁日子。 蒋方良还说，多年来她享受着简单与平静，从来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更不认为“第一夫人”的地位有任何特殊的尊荣。 蒋经国、蒋孝文和蒋孝武相继去世后，蒋方良的际遇甚受注目。亲生女儿蒋孝章长期旅居美国，唯一的儿子蒋孝勇一家，也以加拿大和美国为家。蒋方良独守在大直官邸，有许多近亲、朋友或不相识的民众，经常对她表示关怀。 一位蒋方良的老友说，她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是这位老夫人发自内心真情的流露。事实上，满足于现状，无所欲求，这正是蒋方良谨守坚持的人生哲学。丈夫在世时，她信奉着这一准则；丈夫过世后，她仍一如既往，默默地接受着命运的考验，以坦然的心境面对着不幸和哀伤。 第357章 蒋方良平素的行为，很注意替他人着想，不太固执己见，必要时却极有定见，不受外间杂音吵闹的影响。其中，她视台北为第三故乡、台北就是家的执著，最能表现蒋方良的真我。 蒋方良有一次向一位甚为亲近的友人表示，要写下遗嘱，将手上的存款分为10份，分给儿子媳妇与孙儿女。 蒋方良亲情趋势单纯，她计算中，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女儿友梅；孝武的太太蔡惠媚、子女友松、友兰；以及三子孝勇、孝勇的妻子与3个儿子，蒋家直系两代共10人，是承袭她积蓄的亲人。令这位亲友感慨万千。他说，在蒋方良节俭不奢华的生活中，每一笔金钱的支出，都斤斤计算，她好不容易积存的一笔不算庞大的存款，还惦记着要留给子孙，听来真是让人于心难忍。 蒋方良习惯于不为自己着想。目前在大直，大部分的时间，她都一人独处，毫不怨尤，每天上午，蒋方良在房间里绕着圈子漫步；下午傍晚时分，天气晴朗，就到院子里走动散心，以不打扰外人为主。 过去一、两年内，蒋方良俄罗斯籍的背景，在岛内引起不少议论，社会上许多人士并公开建议当局，必要时，应当允许这位蒋经国夫人返回娘家安度余年；还有朋友善意地认为，台湾有着过多不愉快的往事，如果可能，蒋方良不妨选择移居美国等地，以便与正在海外的儿女共享天伦。 蒋方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这些毫无恶意的说法后，未曾多加解释，只在与近亲友人谈话时，轻描淡写地表示，俄国虽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毕竟己是人事全非，不能算是家园了。她在台湾连续居住40多年，如今台北已是她的故乡，她要住在台北，台北才是她的家。 蒋方良另一个充满感情的地点，是丈夫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蒋方良那次表明，她以台北为家的心志不变，还意味深长他说，如果将来回归大陆有望，她愿意返回溪口长住。 蒋方良将自己的一切，与台湾、台北和大直连结在一起的情怀，充分展现在她1992年9月的美国之行中。 那次前去美国，是蒋方良自1960年只身赴美国，为儿子主持婚礼后，首次离开台北到外国。她搭机启程时，若干与蒋家相熟的人士，私下曾慨叹啼嘘的推测，这趟美国之旅，蒋方良很可能选择留居海外，避免在台北眼看社会政治上的各项变异，触景生情，难以接受。 一个月后，蒋方良象她临走时那样，踏着健朗开怀的脚步，又踏上了台北的土地。 蒋方良回来了；她回到的，是一个美好回忆多干悲哀伤怀的地方。 悲剧一生蒋孝文男人对长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蒋经国自不例外。 蒋孝文，1935年生于苏联，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对蒋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他，就等于重现在少年时代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很有限。 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蒋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所以，蒋孝文最怕他的父亲。在长安东路时，侍卫时常在晚上被蒋孝文叫去为他“推”吉普车，吉普车所以要推，倒不是说吉普车出了什么毛病、而是蒋孝文总是喜欢趁着晚上和三五好友一起聚会，那时大概他的玩伴当中只有他家里有车，但蒋经国对他管束甚严，只要蒋经国在，蒋孝文根本不敢乱跑，可是到了深夜，他还是会趁他父亲熟睡以后，偷偷摸摸地溜出官邸，然后要守在门口的侍卫为他开门，而且，为了怕吉普车在院子里发动会吵醒蒋经国，就叫几个侍卫一起，为他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东路上，大概推到距离官邸大门有好几十米远，才敢发动引擎，然后加速而去。 蒋介石对长孙蒋孝文是非常疼爱的，他毕竟是军人出身，孙儿们若是喜欢抡刀弄枪的，那是他高兴的事。而蒋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即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因为蒋孝文这项“嗜好”是老蒋鼓励的，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他。蒋介石不但鼓励他多认识武器性能，还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因而蒋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揣把左轮枪。某日下午，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一进门，就见到蒋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他的左轮枪，蒋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蒋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蒋孝文大概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他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后来送医救治痊愈。还有一次，副官们随侍蒋介石去高雄西子湾，蒋孝文喜欢打猎，也一同去高雄。这一天，他在侍卫的陪同下，来到寿山要塞的山林里打猎。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孩，去打猎没有什么猎物回家，似乎很不甘心，于是侍卫特地到山里捉了一只山羊绑在地上，让孝文在数步之遥的地方，用猎枪瞄准射击，然后，他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猎物”状似得意的回到住处，向蒋介石炫耀一番。 读中学的时候，因为蒋孝文不爱念书，成绩考得一塌糊涂，有好几门红字。那时成功中学的成绩单都是用邮寄直接寄给家长，蒋经国在蒋孝文上成功中学之前，曾经亲自交代那时的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要好好管教蒋孝文。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部属，自然不敢违拗蒋经国的亲自交代，即使蒋孝文有不好的地方，也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每次蒋孝文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寄发成绩单回家，就通知副官，要他们先收下来，但是，潘振球的确对蒋孝文的在校成绩十分注意，在他连续注意了几个月后，发现孝文成绩每下愈况，这样迟早会出问题，于是，他就写了一封措词和缓的信给蒋经国，向他报告最近蒋孝文在校的情况，以及最近几次月考的成绩，并且，顺便问蒋经国有没有收到学校寄发的成绩通知革，可是，这封信寄出去了好几个月，蒋经国还是一点回音也没有，这时，潘振球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直接去找蒋经国，亲自向他报告这一连串的事情。 蒋经国听到此事之后，非常生气，回到家里就找蒋孝文追问。蒋孝文知道纸包不住火，只好实话实说，蒋经国真是痛心极了，拿起棍子就朝蒋孝文身上猛打，打得蒋孝文满屋子跑。蒋方良听到丈夫在打儿子，心疼不已，立刻出来制止，蒋经国还是拼命打，急得蒋方良眼泪汪汪，一旁拚命拉住蒋经国。蒋经国无奈，只好放下棍子，可是他余气未消，命令蒋孝文跪在地上不准起来，跪了一阵子，蒋方良心疼，又是一阵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让他站起来。 后来，蒋孝文从美国返台而且已经结婚，可是他的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会出些事情。有次，他出去喝酒解闷，喝醉以后心中一时情绪不能发泄，就开着官邸的一部美制汽车，沿着中山北路一路急速奔驰。最后，因为他那晚实在已经烂醉如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出了一场车祸，把那辆车撞得面目全非，连方向盘都给撞歪了，蒋孝文自己也受了轻伤，门牙全部撞断，满口鲜血，后来只好装假牙。 蒋孝文以盛年就因为酗酒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他的一生就这样毁在酒上。在蒋家的嫡子当中，蒋孝文可说相貌堂堂。如果在一个平实的环境中成长，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成就不凡，无奈造化弄人。 蒋孝文昏迷后有一天，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看着昏迷的儿子，蒋经国不禁悲从中来，不断轻声重复：“allen！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的愧疚主要是因为蒋孝文继承了蒋经国从毛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此岂天命哉？ 掌上明珠蒋孝章蒋氏夫妇的几个小孩当中，最得蒋经国喜爱的首推蒋孝章。 蒋孝章这个生来就眉清目秀的女孩，侍卫人员对她的平民作风非常敬重，这一点，她的特质和蒋经国很像。记得是在她就读北一女中的时候，蒋经国曾经要侍卫和司机接送她上下课，可是，孝章硬是不愿意有人接送，她喜欢一个人骑着脚踏车，从长安东路骑到重庆南路的一女中上学。 蒋经国不放心让蒋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机老邹开着小型座车，中午为她送饭盒去，蒋孝章站在校门口，对他怒目相视，待他走过去把饭盒交给她，她说：“你们走远一点好不好？”，司机可以理解她的用意，是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所以，以后给她送饭盒只将饭盒放在学校门房的地方，然后就在一个角落等看她拿到饭盒，就算完成任务，打道回府。 对待侍卫，蒋孝章从来不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蒋孝章念中学的时代，卫士翁元曾经有一次陪她去西门町的大世界电影院看电影，从那几次的接触，翁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人，和侍卫相处十分有礼貌。她一向坚持不要让自己有太特殊的感觉，更不愿被人视为利用权势。如果她愿意的话，蒋经国当然会给她先生安插职务，可是她从来没有提过这类的要求，可见，她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官邸奇女子。 第358章 蒋孝章的个性和脾气是相当倔强的，所以，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发脾气，只要是蒋孝章什么事情不愉快，官邸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真是食不甘味，非要把女儿逗到笑了才算完事。通常，只要蒋孝章发起脾气来，蒋经国偶尔会约好友王叔铭上将到家里来，一起把她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蒋孝章心情缓和下来。 就因为王叔铭将军经常扮演为蒋经国父女解围的角色，所以，曾经一度有人传蒋经国有意接受王叔铭的儿子作为蒋孝章的乘龙快婿，可是奈何两人没有缘分，尽管是父母有意，却无法为这两个青年撮合。后来，蒋孝章去美国进修深造，爱上俞大维将军的长公子俞扬和。 蒋孝章和俞扬和谈恋爱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在蒋经国官邸引起极大的震撼，等蒋经国亲自向她查证，确实有此事之后，而且蒋孝章还提出坚持要嫁给俞扬和的时候，蒋经国气得眼泪直流，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孝文三兄弟更是气愤填膺，直说要去美国找俞扬和“算帐”。后来，为了息事宁人，宋美龄亲自出面为此事打圆场，最后总算在两家各自节制的情况下，让这件事慢慢平息下来。蒋经国后来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俞扬和也不再心存痛恨，接纳了这位女婿。 和俞扬和结婚后，蒋孝章马上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在结婚之初，蒋孝章忍受各种来自家庭成员的反对声浪，也始终没有任何的反弹和溢于言表的不满。 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年，有一次，蒋孝章抽空回了一次台湾，记得那次蒋经国曾经在慈湖摆了一桌酒席，请蒋孝章夫妇一起吃了顿饭，后来，她就很少再回来；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职“总统”，曾经寄了机票给蒋孝章夫妇，可是他们并没有回台湾。 争议不断蒋孝武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蒋经国死前一个月，蒋孝武结束台湾假期向蒋经国拜别，当时的种种迹象显示蒋经国病情越来越恶化，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必须逼迫蒋经国作出决定，让二儿子蒋孝武远离台湾，而蒋孝武似乎也从医生那儿隐约知道蒋经国的病情，所以，那天中午，他在七海官邸吃过中饭之后，到蒋经国房间拜别，然后红着眼眶走出房间，遇到了卫士翁元，蒋孝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有些哽咽他说：“以后父亲要你们多费心照顾了！”说完，就容情憔悴地步出官邸。果然一个月后，蒋经国就病逝。 在蒋孝武很小的时候，蒋介石就讲过，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一个“计谋多多”、“鬼灵精”的一个小孩。蒋孝勇小时候手上的零用钱动不动就给蒋孝武给拿去用了。 蒋介石习惯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一个红包给孝字辈的晚辈作鼓励，有一次，他又发红包了，蒋孝武就跑去蒋孝勇那儿，说：“阿弟啊！你有钱要多用。”他劝蒋孝勇尽量用钱，而自己却非常吝惜手上自己的金钱，有一次，蒋孝武中了一次爱国奖券，有人起哄要他请客，可是他就是不愿拿出一部分钱与大家同乐。 蒋孝武的婚姻也是蒋家公子当中，非常不顺利的一个。他的太太汪长诗，父亲曾是国民党驻欧外交人员，和蒋孝武是在留学德国期间认识的，后来二人相爱就步入结婚礼堂，可是，却因为蒋孝武的个性，而和汪长诗走上仳离道路。除了二人的倔强以外，他们年纪太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人的情缘，就是这样奇妙，蒋孝武和汪长诗离婚之后，二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会固定的在寒暑假回到台湾，看看她的儿女友松、友兰。江南案，给蒋孝武政治生命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这也导致他出国避风头的主因；但也有人认为，蒋孝武出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国外比较能够避免外来的一些干扰。让他过一个比较平静的新的婚姻生活。自从和汪长诗离异以后，他展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他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而这位台籍小姐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蔡惠媚本是蒋孝武尚未离婚时女儿友兰的英文老师，她生长在台中的旺族，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可是，上天有意让她和蒋孝武藉着当家庭老师的机会结合。 蒋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蒋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藉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二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札决定在蒋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蒋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蒋经国不可能出国，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蒋孝武的婚礼。 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如果说蒋孝武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消声匿迹的，他的个性让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结束“出使”国外生涯的时候，却突然在一次健康检查中无故暴卒。 蒋孝武死后，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这个家族真是多灾多难。 权威代言蒋孝勇长安东路时代，上面给侍卫们的任务分配是一个人负责带蒋孝武，一个人负责带蒋孝勇，通常，带蒋孝勇的那个同仁是比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龄比较小，不好带之外，蒋孝勇的调皮捣蛋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孝勇小时候，像是一只猴子，不但玩刀玩枪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别喜欢爬树，早上给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经玩得全身是泥，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更绝的是，蒋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总是到处是伤。 在读军校时，蒋孝勇最怕的人是教育班长，如果蒋孝勇在学校偷抽烟，被教育班长当场抓到的话，教育班长是不会理会他是老“总统”的孙子，照样给他严厉的处罚，硬是叫他连烟带灰一起吞到肚里去，可是，他对军校的校长和高层首长却较不理会，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父祖辈的部下，比较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太严苛的举动。后来，蒋孝勇在一次训练中跌伤了脚踝，只好办理退学手续，从军校退学后，蒋孝勇又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在表面上，他也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他不像蒋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蒋孝文那样冲动，所以也比较得蒋经国的信任。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国政”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份权力，尤其是私人的工作，放一部份给儿子去分忧解劳。病中，蒋经国指定蒋孝勇当他的代言人。 很多侍卫人员和官邸工作人员，都清楚蒋孝勇的脾气和个性，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笑面虎，人前人后的表现完全不同。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候，大伙给他取的绰号。 那时，蒋孝勇每星期二和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藉着各种机会接近蒋孝勇。 目前蒋孝勇在旧金山附近的红木市负责中兴公司在美业务，主要销售电脑，公司不大，约20多人，营业情况不错。询问他会不会到中国大陆发展？蒋孝勇说，就企业的眼光看，中国大陆是很有潜力的市场，但目前他无此考虑。他明白指出，由于身份特殊，“一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原来单纯的事，会被视为不单纯。”因此他要特别顾虑原则性问题。 身为蒋家的后代，在近年家族经历重大更变后，他觉得担子更重。他说，“我不是政治人物，但被人视为政治人物；有时我也觉得自己不像生意人，你问我20年后想成为什么？我可保证，那时我一定退休了。” “我是基督徒，虽不重形式，但心里很虔诚，”蒋孝勇说，“回顾过去，我现在满足的，上苍对我很好。” 在孙儿辈，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蒋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蒋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18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蒋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的让蒋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时期，蒋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阿！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 第359章 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蒋经国和蒋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聊难耐，需要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第四节章亚若的哀艳情史美人江山一段情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七海邸里。病痛缠身的蒋经国因高烧而陷入昏迷沉睡中，床边陪侍着的家人与亲信都紧蹙双眉、满面忧愁。尽管这位“中华民国”元首一连串开放措施所表现出来的魄力与睿智广受岛内外的肯定，病魔却毫不留情地侵蚀着他。 昏睡中的蒋经国突然发出一连串模糊的语音，身旁陪侍的人屏气仔细聆听，他似乎在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是的，是章亚若！时隔将近50年，外表刚强理智的蒋经国，掩不住心中深刻的怀念，在病中昏睡、不自知的情况下，泄露了心中的秘密。 评剧有“游龙戏凤”，电影有“江山美人”，表演的都是同一剧情，是明朝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一段风流韵事，李凤姐虽然只是“一夜皇后”，却是非常凑巧，有了“龙种”在身。后来在产子之后，携着“皇儿”前往北京，可惜红颜薄命，李凤姐在路上染有疾病，竟死于居庸关，小皇儿为正德皇帝收养。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一段情，有似“江山美人”，所不同的，正德皇帝是先有江山，后有平民开酒店的女子，而蒋经国则是先有章亚若的婚外情。因身为蒋委员长的长公子，统领江山在望，为不影响锦绣前程，只有牺牲了薄命红颜，留下一对双胞胎。 章亚若原籍浙江，太平天国起义时，她尚在襁褓之中的祖父章伯昌，随着黄姓父母加入太平军，后转战至江西南昌时，因父母病故，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贡涛，就是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于城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讨债时遭人杀害，尸体被丢入湖中，始终无法寻获。 章伯昌膝下除章贡涛外，还有两个儿女。老么贡涛自幼好学，长大后步上科举功名之途，连连高中，赶在清末废止科举之前，三元及第，当上地方父母官后，携妻子儿女迁出吴城镇，定居南昌市内，因此，章家自章亚著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吴城镇只是章氏祠堂与祖坟所在地。 章贡涛本名章甫，后以“贡涛”为号。江西简称“赣”，正是“章”加上“贡”；而著名的赣江，也是章江与贡江汇流而成，“章贡涛”意即“赣江之水涛涛”。 章贡涛和妻子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有5名早夭，只有两儿五女长大成人，章亚若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章亚若生于1913年，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家庭，仍然存着“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尤其在她之前，章家已连生两位女儿，在奶奶不悦，母亲失望中，章亚若呱呱落地。原来，那时周锦华已连生了三位女儿。最大的意外夭折；正式排行老大的懋兰是长孙女，奶奶尚能接受，老二懋桃又是女儿，老人家十分失望，小婴儿就被送往外婆家，在舅舅家成长。 第四胎怀孕，周锦华战战兢兢，指望是个男孩。等着，等着，接生婆出了房门，一句“恭喜得了个千金”，粉碎了奶奶满心的希望，怒火中烧之余，禁不住在门外大声责骂生不出孙子的周锦华。 父亲为她取名懋李；“懋”是排行，“李”是比喻桃李争艳的春天，纪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懋李3岁时，后改名“浩若”的大弟懋萱来到人世；盼孙心切的奶奶宿愿得尝，周锦华也松了一口气，不必再为章家香烟无人接续而忧心忡忡。尽管不受欢迎，小懋李倒很争气；她有一张秀气的圆脸，皮肤白嫩，伶俐乖巧，活泼可爱，赢得了父母的疼爱。从三四岁起，就跟在爸爸身边学习诗词、练书法。奶妈段会香回忆说，7个姊妹兄弟里，就属懋李与大弟懋萱特别受父母喜爱，姊妹两人排行相近，感情也最深厚。 懋李下面，共有大弟懋萱、四妹懋梅、二弟懋宿、五妹幽兰。抗战前后，懋李决定改名亚若，弟弟妹妹跟着学，引用了她名字中的“若”字。懋萱改为“浩若”；懋宿换成“瀚若”；懋梅原想叫威若，父亲说她出生时，正巧大雪纷飞，第二天梅花开得又挺又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于是懋梅沿用三姊亚若名字中的亚字，改名亚梅。 章亚若懂事后成为家中子女的灵魂人物，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两位姊姊出嫁后纷纷远离南昌，她最年长，又一直留在南昌，大弟浩若负笈山东读大学。家中大小事都由章亚若照料，父亲也极为器重她。1939年左右，已改行当律师的父亲停业，家中收入中断，章亚若与母亲、弟妹的开销，都靠她在赣州专员公署的薪水补贴。 在中学里，章亚若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是那时南昌女中的风云人物。 此外，章亚若自学而成的京剧，唱做俱佳。同侪莫不赞叹惊奇。她还爱教人唱戏，亲朋闺友只要喜欢京剧，大都被她说服，做了她的短期京剧学生。章亚若的两位姑妈视亚若这一代章家儿女如己出，疼爱有加，二姑妈章金秀更是与弟弟贡涛一家情谊深厚。她和先生陶百川所生的5位子女，自幼与亚若姊妹兄弟们一同嘻戏玩乐，情感十分融洽。尤其在章亚若的二姊懋桃与二姑妈家的二表哥陶端柏结成连理，亲上加亲后，章、陶两家更是走动频繁。 章亚若结识了不少陶家的远亲近戚。其中，一位名叫唐英刚的年轻人，是二姑妈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端庆夫家的堂兄，章亚若跟着表姐唤他“大表哥”。 “大表哥”身材颀长、体型瘦削，又不多言语，外表看来温文儒雅，颇有彬彬书生的气质。他家中有兄弟两人，父亲早逝，一向与母亲和弟弟唐英武相依为命。但据章家亲属推论，以当年章家的名望与地位，若非唐家家道不错，唐英刚又一表人材，章贡涛不会将家中最宝贝的三小姐亚若许配给他做妻子的。 唐英刚平日好读古书，服饰装扮，与言行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儒士的风范。1926年间，正值新旧社会交替变换之时，唐英刚算是一位保守的年轻男子，他18岁那年，三表妹章亚若15岁，刚念完初中。她明丽活泼的外表与善解人意的性情，吸引了不少身边经常接触的异性。在母亲与姊姊都早婚的影响下，天真年少的章亚若与唐英刚从表兄妹结为夫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嫁做唐家长媳后，章亚若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在接受了教会中学新思想教育的启迪后，如何仍能遵照旧礼教的约束，无怨无悔、逆来顺受地扮演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传统中国女性角色。 外在大局面的变化，也随时冲击世道人心，1926年起，北伐国民革命军讨伐军阀的战事进展顺利，江西省也幸运地挣脱了孙传芳数十年的统治。在这新旧时代的交替下，赣江流域两旁的江西民众，逐渐自我觉醒，唤起普遍反权威的意识。北京、上海等大都会中，知识分子要求扬弃老旧价值观念的呼声，慢慢传人了江西省城南昌市。 就这样，一股庞大的社会变迁力量，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向章亚若的内心世界。这时的她已由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她先后生了小名“大衍”与“细衍”的远波、远辉兄弟，20岁前后，章亚若外表的妆扮与内在智虑思绪，都随着两位儿子的成长，不时在自我追寻的迷惘与希望中来回摆荡。 经历几番挣扎，章亚若决定迎向新时代的挑战。她足登高跟鞋、烫卷短发，换上剪裁合身的新款流行服装，勇敢地尝试着新社会的各种新事物。章亚若也试图为她的角色重新定位。她出外做事，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交游广阔，拓展社交圈；闲暇时携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上馆子，开辟出一个与上一代妇女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 然而，丈夫唐英刚依旧固守着诗书砚墨，满足于长袍马褂、道貌岸然的自持之中。 个性上的歧异，加深了章亚若与丈夫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上加亲的婚姻，终于不幸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 这年章亚若23岁，表哥丈夫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对她无疑是最大的惩罚。 现实生活中，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7岁、4岁的幼子。一家4口的生活是一大重担；精神上，亲戚朋友间的流言与内心的自责，对章亚若而言更是无尽的折磨。直到今天，关于唐英刚自尽的前因后果，章亚若娘家的亲属，还有很多不甚友善的议论。 唐英刚自尽之后，办完丧事，章亚若便正式迁回娘家长期居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章亚若负责筹措。后来抗战开始，婆婆也带着孙子跟章亚若同赴赣州。唐、章两家始终维持着亲密深厚的关系。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章亚若偕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章瀚若和侄儿们，拜别父亲，随逃亡潮南下避难。 这时，大弟章浩若已投笔从戎，随军队南征北走。大姊章懋兰与二姊章懋桃都跟着夫家远赴异乡。妹妹章亚梅与二姊一起，也不在身边，小妹章幽兰则是从小就送给昌邑农村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了，留在南昌家中的兄弟姊妹，章亚若最年长，因此章家大小事务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父母年事渐高，重要决定也得倚赖她，章亚若成了实际上的一家之主。 第360章 章亚若和母亲、弟弟、侄儿们逃难到赣州，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出外找工作。而且唐家婆婆与儿子在南昌安危可虑。章亚若计算着，一旦有固定收入，便将他们三人接来赣州团圆。 正在她苦苦思索该如何迈出脚步、突破困境时，新任的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入主专员公署，准备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民风，消息传遍了赣州市，本地和因逃难而来的外地青年，纷纷拥向位于米汁巷的专员公署，表达投效门下的意愿。章亚若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公署工作。 她脱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换上男性化的工作服，过着朴素但充实的战时生活。 另一方面，她的过去也更隐密地保留起来。赣州结识的新朋友中，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特地把他们叫到一旁，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莫要再喊以前依南昌习俗而称的“好妈妈”。 儿子年纪小，似懂非懂的答应了。长大后，大衍唐远波推想，母亲可能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轻女性，在外工作难免有许多不便。以未婚姿态出现，应该较能减少社会上的是非议论。 唐远波还说，母亲外型出色，二十六七岁的年纪，看起来欲与二十上下的年轻女孩不相上下。说她未婚，没有人会怀疑，若指她已育有上小学的孩子，或许反而让人不能置信。 因此，许多在专员公署与章亚若共事，或一起在赤珠岭三民主义青年团受过训的朋友，都不知道她早婚的过去。后来有人传说，章亚若在南昌嫁过军长、或早年曾与什么人闹恋爱等等，据推测，可能就是从有关她与唐英刚那段不为外人详知的婚姻中，捕风捉影编造而成的。 章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1939年初春至年尾，主掌文书；1940年前6个月，她加入三青团受训，结训后返回公署，正式担任专员秘书。 蒋经国最有名的每周一次听取民怨，公开接见民众的细节安排，就是由章亚若负责。每星期有一天，她都陪在会客室，指导民众向他们心目中的“蒋青天”诉苦，并且在一旁做纪录整理、解释说明的工作，是专员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蒋、章两人间的恋情；有人推断是在这段期间攀至颠峰的。不过，两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亚若进公署上班不久，就慢慢开始了。章亚若的初中同学、后来又在三青团受训期间与她邻床的桂辉表示，那一年看章亚若插班入干训班，并由大队长及专员公署办公室人员陪同前来报到，就隐约感觉到“不一样”。 后来，在赤珠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章亚若失魂落魄、泪汪汪地向桂辉诉说，她担心她记载自己爱慕蒋经国这件秘密的日记与信件遭同学偷阅，可能传扬开来，惹上麻烦。桂辉至此方才确定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的感情。不论蒋经国与章亚若私下如何相处，在公事上，从章亚若自赤珠岭于训班结训后，至第二年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却是公认的。这一年多，章亚若平素除了在米汁巷专员公署蒋经国身边，做秘书之外，偶尔在蒋方良赴重庆探望公婆时，也奉派至花园塘专员官邸帮忙照顾蒋孝文与蒋孝章。她在那里过夜留宿，一般认为是极有可能的事。 那一阵子，蒋经国经常在赣南地带出差探求民隐，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日夜相处，也是名正言顺。据说，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还时常向章亚若请教唱戏之道。喜好教戏的章亚若，一度还认真地做过专员夫人的京剧家教。 章亚若唱戏与评戏的才艺，也深深吸引蒋经国。如今坐落、在赣州公园正门对面的章贡剧院，当时就是蒋经国夫妇听戏度周末的地方。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由于缺乏出自蒋经国的第一手资料，旁人无法确切得知。不过，可以确定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她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撤除了蒋经国的心防，他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这种种都代表了他的一片真心。 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还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 除了这件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双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不易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 或许也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曾公开承认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当两人情感发展至高峰时，他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公然以行动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喜得双胞胎乐坏小蒋1941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市区中正公园右侧文清路九曲巷内，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一张八九人座的圆桌前，蒋经国以他一贯略带沙哑的低沉嗓音，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殷勤地以女主人的姿态款待身边的朋友八五八书房。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 来宾们知道，章亚若怀了蒋经国的孩子已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 那天的晚宴，由蒋经国特地出面为章亚若饯行。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看，这个举动，是对章亚若极大的礼遇，也意味着他在知道章亚若有孕后，对她地位的某种肯定。 然而，正开始在政界初试啼声的蒋经国，毕竟禁不起流言的破坏与打击，对于他与章亚若之间这段情结的处置，必须分外谨慎小心。 作过蒋经国主任秘书的漆高儒就说，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做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 在桂林，章亚若一改她在赣州陪专员四下出巡、探访民情的活跃风格，变得隐名埋姓、深居简出起来。平日交往的人士，除了受蒋经国之托，帮忙照料章亚若生活的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夫妇，和邱的同道知交外，就只有丽狮路住宅的房东、一对陈姓的教授夫妇了。 1942年初春（正月27日），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 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小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顺利产下双生子，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7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三人回家。 章亚梅还记得，她陪着姊姊乘坐一辆黑色轿车，自医院返回家门，正要抱侄儿下车时，个性活泼的三姊拉住她说，要跟“阿哥”开个玩笑，先不要告诉他婴儿哪个大、哪个小，“要他猜！” “阿哥”蒋经国也不负众望，他笑着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后，当即毫无错误地指出谁大、谁小。 目睹这般的父子天伦，章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珍惜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也感染到这愉快的气氛，跟着顽皮起来，她撇撇嘴，指着婴儿巴掌大的小脑袋说：“看你的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 “猫咪？”蒋经国呵呵笑了起来，他低下头对一左一右、拥在怀中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喊道：“大猫！小猫！” 就这样，双胞胎得了大毛、小毛的乳名，此后，不但父母、亲友这样唤他们，自懂事起，兄弟俩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双胞胎兄弟俩满月时，他们的父亲蒋经国来探望章亚若与两个孩子，这次，他还带来了两兄弟的学名：大毛叫蒋孝严，小毛叫蒋孝慈。 蒋经国不仅依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分为双生子命名，而且告诉章亚若虽然没有正式的婚姻，儿子仍应该姓蒋。章亚若死后，孝严、孝慈交由外婆周锦华照管，为了安全起见，才在他们3岁多，进托儿所前，由章亚若大弟章浩若以父亲的名义为他们报户口，从蒋姓改为章姓。报章姓户口前，周锦华曾设法知会蒋经国，获得蒋经国的同意后，才采行这一无奈的权宜之计。双胞胎出生后蒋经国频频来访桂林，表现出他对章亚若母子的一片真心。每次“阿哥”来，总是把车子停在老远，再步府走入丽狮路，还没进家门，面庞上就堆满了笑容，直嚷着要抱儿子。章亚若十分珍惜与蒋经国相会的时光。通常在蒋经国神情愉快地逗弄完大、小毛后，讲究情调的她会设法安排一段与蒋经国独处的时光，两人在房间里谈笑，话题无所不包，天南地北，似乎永远也说不完。兴致高的时候，两人还会交换字条，以文字交谈。日后，章亚梅幽默地说：“大概是写一些怕我听到的情话吧！” 随着儿子的成长与蒋经国的定期探望，章亚若过着幸福的家居生活。 第361章 她在蒋家的身分虽然仍就阴晴未定，但大部分时间，章亚若都把心思放在双胞胎身上，指望儿子能为自己带来应有的名分和幸福。 章亚若坚持争取名分，主要也是为了儿子着想。她不只一次地告诉妹妹，说她不能让大小毛的身世不明不白。 事实上，这个时候蒋经国的从政之路分外坎坷，正面临着许多障碍。 有不满意蒋经国在赣南强悍作风者，向他的父亲告状，指称这位“太子”在奉行苏联学来的社会主义领导方式。为了平息各方非议，并进一步锻炼儿子的能力，蒋介石打算把蒋经国调离赣南，蒋经国也开始将工作重心放在战时的陪都重庆。这一切，再加上对章亚若母子的牵挂，蒋经国所承受的，无疑是极大的压力。他未尝没有在为章亚若母子合法的身分努力，但是时机显然并不恰当，就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1942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在赣州为公务繁忙的蒋经国，如晴天霹雳般接到桂林打来章亚若突然病故的电报。是病死还是被谋害？ 章亚若的亲朋一致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是遭人谋害死的。他们记得，她去世的前一天，还生气盎然、充满了活力。傍晚，她应邀赴一场晚宴，午夜返家后，感觉腹痛不适，第二天早上进医院治疗，却就此一去不返，死在医院里。关于章亚若的死因，章家亲友自然不免各有猜测，他们惊疑是蒋专员身边的情治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 曾在公署任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市府任职的徐君虎就表示，章亚若去世前数周，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前来桂林，询问徐君虎何处可以借到车子，他们计划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害死”。徐君虎听后大吃一惊，斥责他们不该有如此自作聪明的害人想法。 两人激动地答辩，指称蒋经国在赣州实行新政，不准人民“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却与章亚若有了非婚生的双胞胎儿子，对外如何自圆其说？他们还担心，此事若张扬出去，被人当作把柄，可能会误了蒋专员灿烂的政治前程。 尽管这两位部属“爱主”心切，自以为是地设计着。但徐君虎认为他们不能太嚣张，于是把他们骂了回去，不准他们在桂林做伤天害理之事，没想到章亚若后来还是遇害了。 另一位曾在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他同意徐君虎的推测，可能是蒋经国的手下私自行动，谋害了章亚若。 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之死，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和所有独裁统治者一样，蒋经国的私生活长期被罩着神秘的面纱，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官筛形象，日后自然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章亚若去世后，据说是蒋经国透过亲信，与“伯母”周锦华商量，请她由赣州迁居至万安，在那里和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 万安是江西中南部较贫穷的县份之一，全县中央地带就只有两条交叉的十字街，街上的建筑以两层高的木板屋为主，街头尽处便是赣江码头。这里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贫乏，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蒋经国选择此地安顿周锦华和章亚梅，以便抚养孝严、孝慈兄弟，一方面是此地较能避人耳目，距赣州又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地不致遭日机轰炸之故。 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余，要负起抚育两个双胞胎外孙的重担，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专员有任何安排，她都言听计从了。 双胞胎兄弟虽然不幸丧母，父亲近在眼前又不能相认，两个小娃娃却日益健康茁壮，在万安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长牙、学坐、学爬，到迈开小脚走路，成长过程极为顺利，没有任何病痛，使得外婆与姨妈在忙碌中颇感安慰。1943年冬，周锦华接到儿子章浩若转来的家信，他要母亲准备行李，到贵州的铜仁团聚，因为章浩若即将登上铜仁县长的宝座。 在贵州铜仁的县长官邪里，周锦华的生活也获得改善。一向孝顺的长子章浩若不仅请来当地一位苗族少女做丫鬟，专门侍奉母亲的起居，还拨出一位名叫王连玉的传令兵到家中工作，命他协助看顾大毛和小毛。 事实上，孝严、孝慈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浩若，蒋经国十分清楚。 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保持着固定的联系，只要是牵涉到大毛小毛的一切事情，都由蒋经国做决定。当然，兄弟俩入学时暂时改姓章，也经过蒋经国的首肯。 1945年抗战胜利，章家返回南昌。这段时期，原任铜仁县长的章浩若奉调转任辽宁省法库县县长。母亲周锦华不愿与父亲章贡涛自庐山带回的二大太曹上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于是由章浩若自东北汇款回家，在距章家住宅两条街外的井头巷，购置了一幢宽敞、设有阁楼的平房给母亲居住。 井头巷因巷口有大井而得名，孝严、孝慈兄弟至今仍记得房子入口处的高门坎和巷口深不见底的大水井。周锦华带着儿孙迁人时，自铜仁时便在章家帮忙的风妹和传令兵王连玉也跟了过去，依旧分别负责伺候周锦华及看顾双胞胎小兄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蒋经国出使苏联回国后，周锦华曾带大毛小毛赴南京与蒋经国会面。曾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表示，他记得有这么回事，但是不清楚蒋经国以什么方式安排与双胞胎儿子见面。 孝严、孝慈名义上的“母亲”纪探和她的姊姊纪珍，对蒋经国父子会面，却另有一番描述。当时与夫婿住在南京的纪珍说，妹妹纪琛曾奉婆婆周锦华之命，带双胞胎兄弟来南京与蒋经国见面。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前去相聚。 每次纪琛带双胞胎赴南京，都惜住在纪珍家中，再由纪珍陪同前往蒋经国下榻的励志社附近等候蒋经国的来临。纪珍记得，每当蒋经国的黑色轿车驶近时，纪深就会催促两兄弟赶快迎上前去，并告诉他们，“那位下车的，就是爸爸。” 双胞胎兄弟获悉身世1947年6月，国民党政府展开撤退台湾的行动。早在5月上旬，周锦华就接获来自蒋经国方面的讯息，意识到再一次离开故乡南昌，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章家抵台后，选择在新竹安顿下来，据纪琛和章修纯表示，是因为纪琛的姊姊纪珍的关系。当时纪珍和夫婿跟随服务的空军单位来台定居新竹附近。为了亲人能够就近照应，便说服了周锦华前往居住。 周锦华取出自家乡随身带出来的钱财，在如今已成为新竹闹区的城隍庙附近中央路上，购置一幢两层楼的简单砖房，供全家居住，展开迁台后的新生活。孝严、孝慈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又名风城的新环境，与当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一直到今天，据说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的章孝严，无论因为公务或私人赴新竹，都会到旧居探访，寻觅童年足迹。章孝慈也常前往新竹名胜表草湖，在外婆骨灰安放之处静恩默想，藉以排除心中的烦优。 迁台时，身为一家之主的章浩若，在报户口时，苦心刻意地安排了一番。他向户政机关申报时，将双胞胎报为章浩若和纪琛的儿子，并且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生子故意报为相差一岁的兄弟。为了更进一步混淆外间的传言，章浩若将自己两个孩子报为双胞胎。 年幼时，孝严孝慈不明白这里面隐藏着的曲折故事，也没有想到要探其究竟。不过，他俩都还记得，外婆告诉过他们，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并不确实，他们俩真正的生日是农历的正月17日。 章家这种设计安排，除了为双胞胎安全着想外，有人猜想，也是在维护蒋经国的名誉。不过，由于章浩若始终不肯与外甥谈论此事，孝严与孝慈至今仍不明白舅舅的用意与心思。 直到1960年底的某一天，外婆突然告诉孝慈，她有重要的事，必须告诉两兄弟。章孝慈至今仍清楚记得，那一天，就读新竹中学的哥哥章孝严因为参加学校活动，外宿不在家。 身体屠弱，饱受肾脏病折磨的外婆，将章孝慈喊到身旁，叫着他的小名“小毛”说，过几天，哥哥大毛回家，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两兄弟。 敏感的章孝慈立即感受到外婆话语中的不寻常，他没有追问，点点头表示遵从。 过了几天，哥哥回家了，章孝慈转告哥哥，两人私下等着等着，却久久不见外婆提及那桩重要的事情。他们按捺着内心的好奇，以为向来思虑谨慎的外婆必有盘算，所谓“要事”，内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谁知道，病魔却失去了耐心，不到两个月后，也就是1961年2月，外婆因病重逝世家中。她阖上双眼远离人世的前一天夜里，两位外孙还向外婆道晚安，第二天清晨醒来，却发现他们相依为命的至亲已安然走完这辛苦的人生之途。 这年年初，他们失去了外婆；年中，两人同时考上私立东吴大学；年底，从王升的口中，确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蒋经国。 对于身世，两兄弟都能以坦然的态度面对现实。不过，个性比哥哥内向的章孝慈提及父母和身世时，经常表现得颇为感伤。一位接近他的友人就表示，外界以蒋家第三代称呼孝严、孝慈，孝慈却认为身为庶出之子，实在说不上是蒋家后代。 1989年夏天接受访问时，章孝慈极为坦白地描述在18岁时约略明白母亲章亚著与父亲蒋经国的一段情，以及母亲悲惨的遭遇后，“满心无奈与痛苦”。 第362章 那时候，家境仍然清苦，双胞胎注册就读东吴大学，还要靠学校宽容的分期付款政策，才能缴足学费。 双生子推断，他们当年的艰苦，很可能是在政治道途上奋力迈进的父亲所不知情的。章孝严记得18岁以前，曾见过王升伯伯至新竹家中仿晤。他每次来访，都将乘的吉普车远远停在巷口，很可能是避免惹人注意。 曾有传言说王升与宋时选受蒋经国之托，代为养育照顾孝严、孝慈。但事实与此差距极大。双胞胎表示，他们直到18岁读大学一年级，从王升口中证实父亲的身份后，才结识宋时选。而王升担任双胞胎与蒋经国间的沟通桥梁，也是两兄弟成年后才开始的事。 为了减轻舅舅的负担，自新竹迁来台北住宿念大学的孝严、孝慈，各自以工读与家教等兼差方式，自谋生计。他们也逐渐自王升伯伯的叙述中，了解母亲活泼、外向的性情与出色的工作能力。对外，两兄弟依然不对自己的身世露出任何口风。章孝严的妻子黄美伦就表示，婚前她根本不知道孝严——蒋经国的父子关系。 章孝严在“外交部”的同事，也都是与他认识好几年后，才间接探知他身为蒋经国亲生子的事实。 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章孝严，是通过外交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的。学法律的孝慈，则在历经一番曲折后，取得了东吴法学士的学位。 当哥哥孝严立志在外交界寻求发展时，孝慈发下35岁以前全心念书的宏愿。他在美国取得两个硕士与一个博士学位后，返回母校东吴大学教书，那一年，孝慈正好是35岁。 从完成大学学业到就业、成家，双胞胎兄弟的各项经历和发展，据推测，都一一由王升转告他们的父亲蒋经国。但是这期间，政坛仍视双生子与蒋经国的关系为绝对不可公开谈论的禁忌。 蒋经国对孝严、孝慈兄弟的奋力上进感到十分欣慰。孝慈赴美深造的旅费，据说就是父亲补助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与女儿章友菊，均由祖父蒋经国命名。劲松，是与孝武的儿子友松相呼应；友菊，则与孝文的独生女友梅、孝武的女儿友兰，构成一幅“梅兰菊”和谐融洽的美丽图画。 章孝严的三位子女中，长女蕙兰与次女蕙筠也是依蒋家的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子取名。至于独子、也是老么的章万安，则是祖父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双胞胎成长之地而取的。 透过这般微妙的命名哲学，蒋经国用心深刻但又含蓄技巧地表达了他对孙儿的祖父爱；也等于非正式的将孝严、孝慈纳入了蒋家第三代的行列中。 章孝严进入“外交部”服务，首度正式外放时，还与父亲有过一段以笔墨沟通的经验。 那时已结婚的章孝严，结束在比利时的法语语文训练，返回“外交部” 秘书处服务，完全不明白他特殊身世背景的“外交部”主管，决意派遣他赴旧金山领事馆，正式展开外交官的生涯。 王升传达了做父亲的蒋经国为儿子优异的表现感到的骄傲与安慰，但是蒋经国担心孝严进入华人众多的旧金山区服务，可能会引起侨界对他身世的深入探究。 根据王升的描述，蒋经国希望孝严暂时不要外放，继续留在“外交部”，等待日后其他的机会。 一心一意要接受外交官实务工作磨练的章孝严却不这样想。他谅解父亲的顾虑，但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职志。 左思右想后，章孝严写了一封字句恳切的信给近在“行政院”的父亲，央求父亲协助他完成外放美国，迎接外交官生涯挑战的心愿。 蒋经国读信后又惊又喜地满足儿子的愿望。几天之后，“外交部”发布新的外放命令，转派章孝严至华人较少的华盛顿“大使馆”服务。 从旧金山改为华府，很可能是蒋经国的折衷之计。有人判断，章孝严的书面抗争，非但未曾激恼蒋经国，甚至可能因而赢得了一向具主见、坚持信念到底的父亲更多的疼爱。 在这段插曲之前，“外交部”的官员仍然无人知晓章孝严的身世，外放命令的转变，据说出自当时的“部长”沈昌焕首度确定章孝严与蒋家的渊源。十分巧合，数年后，弟弟章孝慈也与父亲有过一段书面沟通。 这次，儿子谈的是“高雄事件”受刑人林义雄提前假释的法理问题。据了解内情的人士指出，学法律的章孝慈有勇气就如此敏感之事向蒋经国建言，很可能多少也使得父亲刮目相看。事实上，蒋经国对双胞胎成年后各自在事业上的坚持与努力，感到极为欣慰。接近他的人士透露，蒋经国在世时，曾经表示两位双生子中，哥哥章孝严适合做外交官，日后宜朝政途发展；弟弟章孝慈则以继续留在学术圈闯天下为适当。 前往华盛顿赴任的章孝严确实未负父亲期望，他不仅利用工作之余，夜间进修取得了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硕士学位，更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他在“外交部”逐步上升、平步青云所凭仗的资产之一。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章孝严向长官驻美“大使”沈剑虹请假回国，由王升安排，在祖父灵前行礼致词。他的匆匆返台，引起驻美“使馆”同僚注意，大家这才惊奇地发觉，他就是蒋经国与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中的哥哥。 之后没多久，弟弟章孝慈就返台回母校东吴大学任教，逐渐在教育界崭露头角；哥哥章孝严也从“外交部”北美司科长、副司长一路做到司长。80年代初期，他俩事业上的成就已被大众肯定，但他们与蒋经国的关系仍是禁忌。甚至章孝慈以法律学者身份应邀在电视公司发表短评，也被无故中止。台湾一家具规模的广播电台主管表示，他们曾奉命不可在节目中播出章孝严与章孝慈的声音。那时有名的党外杂志，经常因为刊登孝严、孝慈的母亲，以及他们与蒋经国关系的文章而遭查禁。 一位资深的报社政治记者进一步透露，他曾被“有关单位”叮嘱，千万不能在报端刊载有蒋经国与孝严、孝慈关系的报道。 外界的传言与好奇探间继续不断地围绕这对双生子。父亲与他们也随着时光的逝去，更为父子情深。“中间人”王升奉派“出使”巴拉圭后，孝严、孝慈儿女的成长和家庭都由另一位父亲信赖的亲信代为传达。每年过年、中秋与端午节，双胞胎也都会得到蒋经国的红包赏赐，温情与父爱补偿了他们不能随侍父亲身侧的遗憾。 蒋经国去世前几年，对双生子的思念与关心日益浓厚。 蒋家一位亲信则指出，孝严、孝慈与孝武、孝勇的祖母宋美龄为了融合蒋家第三代的手足亲情，曾刻意扮演协调人的角色。 然而，不论传言如何，蒋经国生前如何处理均已成年的孝严、孝慈与孝武、孝勇间的关系，恐怕也都是外人难以猜测揣摩的。 事实上，自从1942年章亚若去世后，蒋经国似乎就下定决心将这段感情深埋心底。 徐君虎表示，章亚若病逝桂林年余后，蒋经国有一次前来公办。他陪同蒋经国四处走动，抵达漓江，曾提醒蒋经国章亚若的墓地就在附近，并且问蒋经国是否有意前往祭拜。 “莫要再提此事了！”徐君虎记忆中蒋经国略带慨叹地说完这句话后，即不再言语。徐君虎明白，蒋经国创痛仍在，于是识趣地未再提起章亚若。另一位曾任蒋经国赣州专员公署干部的人士透露，为了淡化与章亚若育有一对双生子的事实，蒋经国自章亚若逝世后，养成了认养孤儿的习惯。他的众多义子中，有人如今仍在政府单位服务，也有人因行为不检，而被蒋经国断绝了养父、义子的关系。 蒋经国认养这些外人并不知情的义子，据推想，也有转移外界对他章姓双生子注意力的用意。 对于孝严与孝慈，蒋经国始终保持着谨慎的父爱与关系，他从未在公开场合与他俩同时露面，也不轻易与亲友谈起两位儿子。 据章孝严回忆，他预官受训那年，父亲蒋经国首次破例未曾在结训时前去致词并探视受训青年。后来他出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也刻意回避了陪同外宾晋见蒋经国的尴尬场面。 有趣的是，在外交职务上表现优异的章孝严，不止一次获颁由蒋经国署名的褒扬奖状。这些珍贵的文件，如今都悬挂在他的书房中。 眼看这一对双生子成家立业、各自有了不错的成就，上了年纪的蒋经国在敏感的政治考虑下，忍受着近在咫尺，却无法与他们共叙天伦的痛苦。这种父子不能公开相认相亲的精神折磨，恐怕也是一般人无法理解和思议的。尽管如此，双胞胎与父亲确曾私下相会。据亲近人士透露，蒋经国生前，孝严、孝慈曾有经人安排，赴“总统府”探视父亲的经过。不过，关于这一段，当事人孝严、孝慈兄弟坚持列为个人隐私，他们除了公开表示深爱父亲之外，对于如何与父亲相见、相见时的情形，以及曾否以“爸爸”称呼蒋经国等问题，都不容外人探究。 父子相认失去机会1988年1月13日下午，章孝严与章孝慈则永远丧失了有生之年与父亲相认的希望。 那天傍晚，章孝严正以“外交部”常务次长身份，在“外交部”主持晚宴，接待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助理。大约6点半左右，他接到妻子黄美伦的电话，说有朋友告知，蒋经国已在当天下午过世。 章孝严强忍心中哀伤，匆匆结束宴会后，立即设法与弟弟孝慈联系，但始终不能如愿。 第363章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晚将近9点时，台湾的三家电视台先后以新闻插播方式报道了这则消息。事先毫不知情的章孝慈，突然从电视上获知父亲已经与世长辞后，一度木然。接下来很久一段时间，他与孝严都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中无法平静。尽管如此，蒋经国的丧礼以及后来当局举办的逝世周年纪念会等公开场合，都未出现孝严、孝慈兄弟的身影。面对现实的无奈，孝严、孝慈不禁感到哀痛。孝慈偕家人返家途中，就忍不住悲从中来而黯然落泪；蒋经国去世周年，政府要员齐集“总统府”举行纪念大会那天，章孝严取消了公务上的邀宴，闭门家中静思，心情十分沉重。 在1988年7月的国民党十三全大会中，孝严、孝慈与孝勇均以高票获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般认为是国民党员将他们对俞党主席蒋经国的敬爱，转移到他的子嗣身上。至此，蒋经国与孝严、孝慈的的父子关系也等于首度得到了公开的认可。十三全大会期间，包括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在内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以蒋家第三代形容孝严、孝慈两人的新闻报道。 数十年来，双胞胎兄弟敏感、神秘而不能公开的身世，终于拨云见日，不再被悬为禁忌了。 孝严与孝慈悲剧性的家世背景正式公开，兄弟俩固然获得了普遍的同情与肯定，紧接着也面临了社会上近乎苛刻的批评与要求。其中，更有人将他们归类干“权贵”世家，认为这对双胞胎今日各自在事业上的成就多少得利于父亲的余荫。 1988年底自“外交部”常务次长任内转调国民党海工会主任的章孝严，自从1967年进入外交界后，就平步青云，节节上升，有人认为是得力于蒋经国与他的父子关系，章孝严却认为他本身的努力才是关键。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不但章家亲友获悉了双胞胎兄弟在台湾的名声，浙江奉化溪口镇的蒋氏家族也注意到这对兄弟。根据蒋经国远房侄儿蒋中伟，以及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一位远亲表示，溪口蒋家认为双胞胎的蒋姓宗嗣地位不容置疑，只要孝严、孝慈愿意，他们愿意协助兄弟俩恢复蒋姓。蒋中伟表示，近两年来，他曾在溪口接待十几位自台湾返回溪口探亲的蒋姓宗亲，他们曾多次提及台湾蒋家后代的现况。而台湾宗亲里，有人认为蒋经国生前未能让孝严、孝慈归宗，是他一生里唯一的遗憾。 蒋中伟并且表示，1949年前后所修订的蒋氏家谱中并未列入孝严、孝慈的名字，将来再修订时，必定建议宗亲将他俩纳入家谱当中。蒋中伟相信，这个做法不仅完成蒋经国的遗愿，“毛夫人的在天之灵，想必也是非常赞成的”。 对于溪口蒋家的接纳和认同，孝严兄弟十分感动，经过多番考虑，为了纪念母亲，两兄弟决定不恢复蒋姓。 蒋家重返大陆第一人1993年8月23日至25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台湾东吴大学法研所协办，台湾访问团成员约80人，根据暂订的协议，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担任该次会议主席。 早在1989年4月间，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就曾委托大陆亲友修缮母亲坟墓，墓地型式还是章孝慈亲自挑选的，对此次“寻根之旅”，章孝慈充满盼望。 为了与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及了却祭奠母墓的心愿，在台湾当局僵化的大陆政策下，不得已辞去了“国代”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之职，并于1992年2月接任台湾东吴大学校长。 返回大陆前，章孝慈在台湾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了自己沉重的身世与感受。 记者问：你将是蒋家第一位重返大陆者，又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这趟大陆行，有否向李登辉“报告”过？ 章孝慈回答说，我已于今年3月30日向李登辉报告这件事，同时请示8月底将赴大陆参加两岸法学会议以及到广西扫墓的预定行程。李登辉同意其参加这个活动，包括到桂林去扫墓。李登辉还说：“孝严担任公务员有官员身份，没有办法去大陆，你到桂林去，要代孝严烧一枝香。” 记者问：外界对章女士的死因传说很多，你是否探询真正的原因？ 章孝慈答：没有，我所了解就是当时她得了急病，可能是痢疾，当时的环境有很多条件都不是很好，很可能就是如此。 章孝慈充满感情地接着说：虽然我母亲去世时，我们才几个月大，对母亲已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在我的感觉里，我的母亲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一直觉得她好像在我的身旁。记者又问：据了解，蒋“故总统”在逝世前不久，有一次病中曾喊出“亚若”，后来在场的蒋家亲人曾转告你们兄弟，是否有此事？你是由谁告知此事？ 章孝慈答：有，我只能说是蒋家“很亲的亲人”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很感慨，但是我知道我父亲和母亲之间感情是“很真的感情”，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心中感觉非常温暖，那就是天生的父子之情。 记者问：你们兄弟是在何时才确知自己的身世？是否如外传在18岁时由王升告知？ 章孝慈答：那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当时王升先生也不是讲得那么清楚，应该说是“暗示性”的；其实我和孝严已陆陆续续从长辈、亲友、甚至是同学的家长已多少得知一些。 接着章孝慈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在“没有母亲、没有父亲”的环境成长的过程，他说：外婆实在是很爱护我们两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舅舅也取代了“父亲”的角色；但是长大后，总是感觉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母亲，从来就没有叫过“爸爸”、“妈妈”？这是很大的遗憾！ 所以，懂事的时候，我就问外婆、舅舅，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母亲？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掩饰，或是要我们别问这件事。 如果我在外听说人家讲我的父亲是谁，回去告诉外婆，她就会说：“没这回事，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当然我现在可以理解外婆是“用心良苦”。章孝慈透露，在外婆去世之前，有一次章孝严去参加暑期活动还没有回家，外婆告诉他等孝严回来她要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但是等孝严回来，她又不说了，而在高三暑假，外婆就去世了。章孝慈说：后来我才明白在外婆生前，她曾经很慎重地考虑过，要将我们兄弟的身世说出来，长大我们才懂，她不愿我们在内心产生“不满或不平”的情绪，甚至产生虚矫二气，不好好念书。她的用心就是让我们认定“自己是平凡的人。”章孝慈还透露他们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实际出生年月日是1942年农历正月17日，但章孝严身份证是报的1941年5月21日生，章孝慈则是报1942年1月24日，而“父母栏”的名字则填的大舅章浩若和舅母纪琛的名字。为了怕别人知道双胞胎在这一家，还特地把舅舅的一对女儿报成“双胞胎”，来引开别人的注意力。 章孝慈认为，这是当时外婆和舅舅商量过的做法，所以章孝严曾对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除了性别是对的，其它全部是错的。 记者最后提问：你是否好奇去想了解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章孝慈激动的回答：对！对！我问过外婆，她说我母亲非常聪明、非常漂亮、很会演讲，很有人缘，而且文章写得很好，字也写得很好。 章孝慈桂林祭妇母墓9月5日，桂林下着大雨，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大雨滂沱中，涕泪纵横地完成他为亡母一尽孝思的心愿，而章亚若50年的荒家也终于由其子亲自敬上一柱香。 连续干旱近两个月的桂林，在章孝慈抵达时开始下了大雨，上午10点20分，章孝慈抵达七星区凤凰岭他母亲章亚若的墓地。 章孝慈的亲友们，包括曾在桂林照顾章亚若的大姊章懋兰的子女刘守元、刘守升、刘守邦、刘守桂、刘守昆等人，章亚若二姊章懋桃的儿子陶天锡（由四妹章亚梅抚养成长），以及章亚若的兄长章浩若的么女李忠洁（毛毛，此一小名是为纪念大毛、小毛即孝严、孝慈两位表哥而取），都齐聚墓前。 刘守元表示，这次他们齐聚桂林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他母亲章懋兰生前一直记挂着三姨（章亚若）的墓和早已失散的一对双生子，这次终于能够晤面，现在章家人就只有小舅子章浣若（现居台北）始终没能联络上，因此这次也要向章孝慈问问舅舅的情况，并带点东西给他；第二、为三姨扫墓，这次“小毛”（章孝慈）能前来，意义特别不同；第三、利用这次机会尽可能让章家亲友再聚一聚，海峡相隔，此后再相聚不知何时。 刘守桂也说，章懋兰生前一直记挂章亚若的墓地，早在1966年“大串连”时，母亲就要守元、守昆、守桂三个人藉串连到桂林的机会找寻墓地，当时已找到了凤凰岭一带，却没寻获墓地，碍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也没敢间当地人。1985年确定章亚若墓地后，守桂等兄弟年年都来墓地祭拜。 10时30分，墓前一切祭拜的牲果都已布置妥当，孝严、孝慈两家的全家福照片也被安置墓前。10时40分，章孝慈步出座车，还没走到墓前，即难遏止激动的情绪，以白手绢掩面悲泣，步履艰难。由于雨势相当大，虽有当地政府派人为他撑伞，但不多时，章孝慈仍浑身湿透，脸上尽是雨水泪水。 第364章 10时45分，家祭仪式开始，章孝慈在墓前跪立，上香、献果、晋爵，随后自西装口袋拿出亲笔书写的祭母文诵读，数度泣不成声，围拢在旁的亲友们也个个痛哭失声。11时25分，整个仪式结束，章孝慈在墓前焚烧自台湾带来的金元宝、金箔、银箔，但因雨势太大，两个香炉中章孝慈烧的那盆虽勉强可以燃火，但也一再被雨浇熄。 家祭仪式过后，章孝慈已基本稳定情绪，在大雨中环视一周，观察地形，也看看修墓工程的情况，他特别向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致谢，对章亚若墓地能在急迫情况下修缮完成，深感安慰。赵平说明，当地农民都知道过去这里曾葬有“蒋委员长的媳妇”，所以找寻起来不算困难。 陶天锡也在大家情绪平复后，带着妻子及8岁的孙子和章孝慈正式面对面致意，他慨然表示：“40多年了，终于能见到你。”而章孝慈也与他的孙子合影留念。 11时40分，章孝慈与章家亲友在大雨中驱车离去。 章孝严这次没有来。9月5日上午，在章孝慈桂林祭母的同时，远在台北的章孝严同其太太和子女也坐在章亚若的照片前，一直静坐了一个多小时，焚香祭拜。这是他们兄弟有一份来自心中的自然亲情，这次不能和弟弟结伴到桂林祭扫母墓，感到很遗憾。 当日晚间，章孝严在台北从电视上看到了弟弟泪洒母亲墓前时的情景，他心里很激动。期望自己有一天也到桂林祭扫母墓。据台湾《中国时报》说，这次章孝慈是以一位学者的单纯身份到大陆扫墓，也有人建议章孝严可以考虑向当局申请到桂林扫墓，但是章孝严认为目前因有政务官身份在身，不能突破当局的现行政策的规定，以免落人口实。 章孝慈此次大陆行，将可能再度使章氏兄弟的身世乃至母亲章亚若的死因成为热门话题。章孝严说，他们是抱平常心境来看待的。 章孝严说，母亲的死因至今仍有很多的传说，在他和弟弟年轻时，曾听外婆提起，但是也不是很清楚。外婆在他们问起母亲时，曾说过母亲是病故，然而他们感到母亲的死因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外婆也有过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表现令他们印象深刻。他说，不过当然也不能排除是病故。 章孝慈这趟“寻根之旅”，从酝酿到成行，费了将近10年。 1942年，章亚若在桂林谜一般地猝逝，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年仅半岁。 半个世纪之后，才在1984年由章家亲友寻获当年仓猝安葬之处，并间接透过管道，将资料、图片转送给章孝严、章孝慈兄弟，探询修墓的可能。1988年蒋经国过世。两岸情势变缓，章孝严、章孝慈遂在1989年透过朋友为母亲修墓，并带回墓地前一撮土，安置在章孝慈的书房。 此次行前，章孝慈在台北每与媒体记者谈及此事，都难掩其刻意压抑但仍不时流露的神伤。对其亲生父母蒋经国与章亚若这段半世纪以来神秘的，甚至混杂着政治敏感的恋情，虽然谅解，却也饱含辛酸。 台湾媒体曾作报道，有一次，章孝慈曾与友人私下感慨：“庶出之子，算什么‘蒋家第三代’！”然而世事灰飞烟灭，当“蒋家”已走入历史，“章家”也才有可能逐渐“淡入”，章孝严以超乎想像地健康态度面对个人身世，他总是说：“这个时代，还讲究什么家族，只需个人努力，姓氏并不重要。”而章孝慈也说：“中国人说，父是天、母是地。没有人会怨恨天地的。”这份释怀，也只能在他们年过半百之后才能表白。对章孝严兄弟而言，生父经国先生诚如天般，虽日日可见却是无法触及；生母章亚若却是根本的一片空白。他们对生母的印象，只能从祖母含混暧昧的叙说、外界的报道来建筑轮廓。 为了章孝慈扫墓，“章家”人在四散分离半个世纪之后首度有代表性地团聚。章家亲友陆续抵达桂林的有30余人。遗憾的是对章亚若及章孝严、章孝慈照顾出力最多的章亚若之妹章亚梅已于两年前过世，未能一偿她生前再见孝严、孝慈两兄弟的心愿。只有由章亚梅的继子陶天锡（其生母为章亚梅的二姊章懋桃）前来团聚，而陶天锡也出席了桂林各界招待章孝慈的晚宴。至于其他亲友方面，章亚若大姊章懋兰一家，包括其长子刘守元、刘守升、刘守桂等人均来到了桂林；章亚若长兄章浩著一家则由么女（毛毛）李忠洁代表前来。 在众多亲友中，与章孝慈兄弟关系密切的莫过于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而唐远波已过世的弟弟唐远辉，则有子女前来。 为了准备这次扫墓，章孝慈行前在台北还特地走访了葬仪社，询问祭拜的相关事宜。在台北章孝慈亲手书写了一篇祭母文，追溯过去50年的生活，自陈“人等视我，身份殊奇；我俩自视，常人无疑”，然而“人逢佳季，团圆可期；唯我兄弟，益感伤悲。我有手足，犹堪扶支；黄泉我母，存问凭谁”，此中悲怀不言可喻。 就在章孝慈祭拜过生母章亚若墓地后，章亚若生前的婚生子唐远波带着自己以及弟弟的子女，也在下午3时抵达章亚若墓地。唐远波情绪相当激动地卧倒墓前，手抚墓碑叫喊：“阿姆，好阿姆！” 这个“阿姆”的称谓，在唐远波十几岁即章亚若生前在赣州工作时，曾被要求改称为“三姨”，抚碑痛哭高喊的唐远波，却再也唤不回自己的母亲。唐远波一再跪倒墓前，顿足叩首，头撞墓碑，几个章家后辈相当紧张，担心身体不太健康的唐远波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心绪起伏，劝慰他：“能看到坟墓修好，这是一件好事哦！”唐远波悲泣地说：“好什么，活着才好。”作为章亚若亲生子女，不能为自己的母亲立碑，诚是悲痛；而章亚若追求独立女性生活的选择，仍不能为自己争得世俗中一个适当的名份，也是一种悲哀。 据了解，本来章孝慈的行程想安排与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见面的，但因章孝慈的犹豫、唐远波的激动、记者的包围，使得会面的机会渐微，已与到达桂林的亲友见面的章孝慈不讳言对与这位“兄长”见面的事“仍在考虑”，他说：“避免尴尬吧。” 章孝慈在上午扫墓后，下午即前往丽狮路当年章亚若的住所，由于这一带已改为军营，章孝慈仅下车约略观望一会，即转往他与兄长章孝严的出生地，现今第二人民医院。他一路走一路告诉身旁的人员，这是他的出生地，也是母亲过世的地方。稍后，又前往桂林橡胶工技院培训中心招待所与桂昌宗见面。桂是当年章亚若死时唯一守候在她身旁的友人。谈到丽狮路旧居，桂昌宗表示，当年他为章亚若立碑，下款即是用“儿丽狮立”；孝慈兄弟俩出生时，他拍电报到赣州给蒋经国，亦以简单的暗语“丽狮到”来表达。9月5日晚间，章孝慈在桂山酒店设宴热情招待“章家”诸亲友。从大陆各地赶来相会的章家人除了带来各种礼品，也将他们收藏多年的章亚若的用品：一只奥国制皮夹（蒋经国赠送给章亚若的），一面粉盒小圆镜及一帧章亚若旧照片转交给章孝慈。 章孝慈表示，这一天完成了多年潜藏在心底的心愿，实在深具意义，而且也有一种非常落实的感受，过去对母亲的怀念是抽象的，现在则是具体的，特别是上午走到墓前，真像是走回到母亲的身边。他感慨地说：他回台湾见到哥哥章孝严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尽早有一天我能陪你再回桂林扫墓。”章家人也回忆过去长辈口中的“大毛”、“小毛”，异口同声说：“小毛从小就比大毛更顽皮。”大家对章亚若之墓在荒废多年后能修缮完成，均表安慰。 章孝慈同其母亲的友人桂昌宗相谈时，问到母亲的死因。桂昌宗对于这个谜直截了当地说：“确定章亚苦是被谋害的”。 桂昌宗当年跟在蒋经国身边，因为其妹桂辉与章亚若是好友的关系，他也与章亚若建立相当深厚的友谊。并一直受蒋经国之托照顾章亚若母子。由于章亚若死时只有他在身边，因此他一度被传为是杀害章亚若的凶手。章亚若大姊章懋兰就作过如是想，而章懋兰的子女因此也对桂昌宗有些意见，章亚梅后来也一直不与桂昌宗联系。桂昌宗说：“我杀害亚若干嘛？” 对过去这一段往事，桂昌宗并不讳言：“亚若的死一直是我心中沉重的负担与束缚，真是一个谜，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最近几年陆续公开的资料与文章有正确的，也有谬误和歪曲的，确定章亚若是被谋害的，把谜解开，让他多年心灵的束缚为之解脱。至于涉案人的层次，他则讲了一段话：“章亚若死时情况都报告给蒋先生（经国），他既未有过问，也没有追究。当时了解情形，或在周围的人都被调开，由蒋先生介绍到别的地方。也是蒋先生的安排，由王制刚接手，尽速安排章亚若的母亲与两个双生子到万安。”他叹口气说：“唉！故事长得很，讲也讲不完。 桂昌宗过去曾经写信给章孝严、孝慈兄弟，叙述章亚若死时的经过，由于外界曾有以“桂辉”（桂昌宗妹妹）名义发表的文章，说章亚若还留有遗嘱，章孝严曾以电话和桂辉联系，希望知道章亚若的遗言，而桂辉电话都不敢接；章要约她到香港面谈也被拒绝。章孝慈当面询及此事，桂昌宗表示：“那文章根本是假的，亚若死前连话都来不及说，哪可能有遗嘱。” 章孝慈单刀直入问他：“我母亲过世时你在吗？” 第365章 桂昌宗表示：“我在，就是我一个。”他并叙述当时情况是，他在接到电话说章亚若不太舒服，即赶往医院，当时他坐在病床边的沙发上，和章亚若谈了半小时之久，章亚若神色很正常，看不出生病的样子。一会儿，hushi推着药车进来，医生也要为章亚若注射针剂，当时章亚若伸出右手找血管，还因为血管太细，连戳了好几次都没成，痛得章亚若直叫，改打左手，大费周章地把床拉出墙边，以便注射，这一次注射成功，未料10分钟不到，章亚若就只叫了两句：“不好了，我眼睛发黑！”就不再讲话。 坐在一旁的章孝慈听到此处整个脸色涨红。桂昌宗又说，医生叫去买冰块急救。20分钟不到，他买完冰块回来，病房已挤满了人，他连挤都挤不进去，只能搬张凳子在门口探头张望。没多久，医生拿着病危通知单给他，病危原因是“血中毒”，桂昌宗问他怎么回事，医生只说了一句话：“不知道，还没化验”，就走了。 以后，桂昌宗就受命为章亚若安排后事，他说在挖墓地时非常奇怪地一路挖到大石板，他心急如焚，不多时，竟挖出一个洞穴，而且恰好四方方地可以安置棺木，洞穴中还发现一个鹅蛋般大小的“土蛋”，他当时也默祷好友有幸能躺在这个天然的石窟之中。虽然亲手埋了章亚若，他也不讳言，现在他也找不到墓地了，甚至新修好的墓也还没去过。章孝慈问他：“你也找不到地点？”桂昌宗摇摇头。章孝慈又说，在凤凰岭那儿。桂昌宗凝神后表示，那是对了，当时他们是叫“凤凰山”。 桂昌宗并以“女男人”、“女强人”来形容章亚若。他说章亚若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非常坚毅地追求新的生活，她和蒋经国的感情也经过相当考验，很不简单。对一手抚养孝严、孝慈长大的外婆周锦华，他也表示：“你外婆是最善良的女性。”抗战时期，流亡学生进出章家，都被周锦华视为自己孩子般的招呼。 他也谈了两桩有趣的小事。他说章孝严、孝慈兄弟出生后，家里为他们请了无数个保姆，每个奶妈都很好，可是兄弟俩一吃，不到三两天就没奶了，不得已只有遍寻美援的“克宁奶粉”来喂。听了桂昌宗回忆这段往事时，章孝慈略显尴尬表示：“那表示咱们食量大。”桂昌宗又说：“桂林的奶粉都被你们吃完了，我买奶粉买到赣州啦！” 桂昌宗又说两兄弟脚掌上有特殊的“龟纹”。这时章孝慈又是一阵脸红说：“我们的脚纹是密了一点。” 桂昌宗与章孝慈的会面，是第一次让章孝慈从长辈口中亲耳听到有关母亲的一切。 章亚若墓地的寻获及重建，也有一段故事。受托整建墓园的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说，寻墓行动，是偶然听到农民谈起凤凰岭下有一个“蒋委员长媳妇”的墓而起。他听说，章亚若墓原是有墓碑的，只不过1950年被附近几个工作队搬去盖水沟了。 赵平说，章亚若墓原来的碑文，说词不一。曾于1942年协助埋葬章亚若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教育长苏乐民的记忆是，原立的青石碑文为“章亚若女士之墓”；但章亚若生前密友桂辉则说，原立碑文应系“先母章太夫人亚若之墓”，并署名“儿丽狮立”。（按丽儿、狮儿也是孝严、孝慈的乳名）。关于寻墓的过程，赵平回忆说，1984年，文物工作队奉命将寻访章亚若墓作为文物普查的重点，他们找到当年参与安葬章亚若的李克工老先生。李克工是墓地附近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第二期学员，在每周例行“搞卫生” 时，常被派去打扫“蒋太太”的墓，所以对地形印象深刻。后来还是桂辉依地形认出荒草中的坟墓，地点与李克工所指相同。 9月7日一早，章孝慈再度到凤凰岭下，祭拜母墓，徘徊良久，依依难舍。他表示将再斥资整修墓园；而为了纪念母亲，他和孝严都不会恢复蒋姓。他们兄弟对父母的追恩和怀念，是永远下会改变的。当晚章孝慈一行转道香港返回台北。 章孝慈在北京病倒之后1994年11月14日10时30分，平平静静的北京友谊宾馆院内骤然响起一阵警笛声，一辆标有“中日友好医院”字样的救护车急速冲出宾馆大门，向东驶去。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国台办、海协会和卫生部等单位，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突发脑干出血，生命危急！ 章孝慈是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大陆作学术访问的，按预定行程，他将在北大作一次学术报告并出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大会。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 与上次相比，由于不受记者围追堵截之苦，蒋孝慈显得轻松愉快。13日凌晨，章孝慈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夫妇抵达北京；13日下午，章孝慈前往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衣冠军；晚上，北京大学吴树青校长、罗豪才副校长在五洲大酒店宴请章孝慈和程教授夫妇。章孝慈一派儒雅的学者气质，平素烟酒不沾，晚宴上虽然以饮料代酒，但宾主交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 晚上8时30分左右，章、程回到下榻的友谊宾馆。去年他们二人来京时就住在这家宾馆。据程家瑞后来推测，章孝慈回房间不久就上床安歇，时间大约在晚上9时。 14日7时30分，程家瑞按事先约定打电话给章孝慈，电话无人应接；到门外按电铃，仍然没人回答。程深感蹊跷，叫来宾馆人员撬开反锁着的房门，房间里的情形令他们大吃一惊：章孝慈仰卧床上，已经完全昏迷，全身抽搐，嘴角还有呕吐物。 北京市急救中心和海淀医院的医护人员立即应召赶往宾馆。经检查，章血压高达100到150毫米汞柱，意识不清，观测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应消失，救护人员为章孝慈注射甘露醇降压。 9时20分，得悉章孝慈病讯的北大校长办公室打电话要求中日友好医院抢救章孝慈。有着多次抢救特殊患者经验的中日友好医院立即启动紧急抢救程序，成立了治疗抢救小组和指挥中心。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教授正在韩国访问，两位副院长分别担任这两个临时机构的负责人。 由于脑出血患者不宜移动，在就地治疗近两小时后，章孝慈11时左右才被护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以ct检查，章脑干部位出血约10毫升，生命非常危急！11时30分，章孝慈住进医院重证监护室，这里有先进的医护设备，病人很快就插上了呼吸机帮助呼吸。 12时左右，北京、天坛、协和等医院的知名脑外科、神经内科和心血管科大夫齐聚中日友好医院为章孝慈会诊。会诊的结论是明确的：患者因高血压引起脑干出血，由于脑干是生命中枢所在部位，病人生存的希望微乎其微。经专家的会商确定，当前的治疗方向应当是：1、防止继续出血；2、尽可能减少脑水肿；3、保护重要脏器功能。 章孝慈的病情引起大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台办主任王兆国、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分别在14日下午和15日早上来医院探视。他们作出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章孝慈，必要时可以通过卫生部召集全国一流医生协助治疗。 台湾多家报纸第二天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北京因脑溢血病危的消息。报道说，北京群医正在极力抢救之中，关爱他的人咸祝盼他能早日康复。 章孝慈的妻子赵申德及儿子章劲松已于14日当晚搭机赴港并于第二天早上转机赴北京探望章孝慈。 惊悉章孝慈在北京病危，正在美国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悲痛万分，在接受记者电话访问时，章孝严几度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今晚仍将依原定计划参加在凤凰城举行的侨胞餐会，然后尽快赶回台北”。但是他担心，自己的身分“很麻烦”，希望能够以“特殊情况”赶赴北京。 对于章孝慈的突然病倒，章孝严说，他知道孝慈的血压比较高，但从来没听说孝慈平日有服用高血压药的习惯。章孝严慨叹地说：“他是太劳累了！”因哭泣而数度难以继续的谈话中，章孝严表示，章孝慈希望与大陆多方面交流，并办好这次两岸的法学研讨会，为避免身份上的困扰，特别辞卸了“国代”及国民党中央委员职务；去年孝慈到桂林去扫幕时，便这么做了。希望台湾有关部门能在这“特殊情况”下，准他去北京看孝慈。而现在，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孝慈的情况能够好转，虽然大家都说情况已经非常危急。针对章孝严的请求，台湾“陆委会”主委黄昆辉表示，章孝慈是章孝严的孪生兄弟，是至亲中的至亲，尤其现在是生命交关的时候，情况相当特殊，“陆委会”愿意主动表示，如果章孝严提出前往大陆探病的要求，将同意他的申请。 台湾海基会高层则表示，不论是送章孝慈返台就医或其他需要，海基会方面可以随时派人予以协助，但要尊重家属的意思。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多位朝野“立委”呼吁当局应本着情理及人道精神，尽速准许章孝慈的兄长章孝严前往北京探视其弟。台湾“教育部政务次长”杨朝祥表示，“教育部”对此事严重关切，正透过管道了解中。东吴大学教务长蔡仲平表示，校长是昨天接到该校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由北京打来的电话，才知道章校长住院的消息。蔡仲平说，东吴大学校方定于今天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全校师生都希望校长病情能够好转。 第366章 与章孝慈交情深厚的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心情异常复杂。 他表示，听到这件事，既震惊又难过。焦仁和表示，1971年，他和章孝慈留学美国，同在南美以美大学读书，住宿就在隔壁。他不但和章孝慈熟，和章的太太赵申德也很熟，两家感情很好。他说，章孝慈的身体很好，经常运动，前一段时间还因运动过度而太瘦，最近稍微胖了一点。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教授15日中午由韩国返回医院主持救治工作。 医院的救护人员14日晚彻夜不眠，全力救治，采用先进设备24小时监控章孝慈的血压、心电图、呼吸、体温等情况。据介绍，章孝慈的血压14日须用药物控制，15日已趋平稳，不用药物已能自控。 在中日友好医院经过北京多位高级专家的多次会诊抢救，病情趋于稳定，但仍处于危重状态。专家称，章孝慈能否脱离危险，需视今后两夭的病情发展，方可作出预测。 据悉，章孝慈住进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后，医院立即成立了以脑神经外科专家、副院长左焕琮为组长的抢救小组，全力救治章孝慈。 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与其子章劲松，在香港搭乘15日早上8点多飞往北京的飞机，约在中午12点多抵达医院。当章劲松出现时，立即受到等待在医院门口的大批记者包围，年轻的章劲松面对记者们各式各样的问题，未发一言，显得不太适应这种记者包围的场面。陪同人士只对记者们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他说什么。” 就在大批记者包围章劲松的同时，赵申德却从另外一个门进入医院内，避开新闻界的打扰。 在赵申德和章劲松进入医院探视期间，医院严格看守门户，不准记者们入内采访。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台办主任王兆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同时派人送来了慰问花篮。 15日下午2点10分左右，医院举行章孝慈病情的新闻发布会之时，赵申德和章劲松悄悄地离开了医院。赵申德由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夫人陪同坐上了同一部车，面对当时在场的少数记者，赵申德同样一言未发。赵申德当日身着米黄色的大衣，头上包着头巾，盖住面部表情。 来自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师吴进安15日与北京中日医院章孝慈抢救小组经过一下午会商，决定目前不做开刀手术，但将尽一切努力挽救章孝慈的生命。 章孝慈抢救小组负责人、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左焕琮说，目前章孝慈病情还处于危重状态，但和前日相比，暂时趋于稳定。他沉重地表示，“像这样脑干部位的出血，生存的机会不大”，但进一步发展，要看40到50小时的发展，才能预测有否生存的机会。 左焕琮说，由于是脑干部位出血，不适宜动手术，目前的医疗重点有三，一是防止病人继续出血，二是防止出血引起的脑水肿，三是监护并保护其他重要脏器功能。 刚自韩国匆忙赶回来的中日医院院长陈绍武表示，医院和国家卫生部都十分重视章孝慈的病情，院方将尝试各种有利于患者的措施，包括请老中医会诊。 吴进安是“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会，15日专程携带章孝慈的病史赶到北京，与北京的抢救专家会商案情，他对大陆医师的救治过程持肯定态度。 第一位发现章孝慈脑溢血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表示，章孝慈求生意志极强，在抢救过程中，展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同样状况的大出血，一般患者可能很快死亡，像章孝慈这样的严重患者，目前他的血压却不必依赖药物维持。 章孝严的悲情之旅11月16日，刚从美国赶回台北的章孝严终于赶到了北京。赶到中日友好医院，见到昏迷中的弟弟章孝慈。“孝慈，我来了，希望你能听得见！”章孝严是在11月16日下午3点20分抵达北京机场的，前往接机的有海协会副秘书长刘刚奇、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以及与章孝慈一同来北京的程家瑞；与章孝严同行的则有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秘书处副处长徐建等人。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与儿子章劲松在机场通道外迎接，章劲松见到伯父后，当场扑向章孝严身上痛哭流涕，赵申德也与刚下机的女儿章友菊在旁悲泣。 下机后，章孝严即被记者包围，刚开始每逢一问他就回答“谢谢”，连续低声说了三次“谢谢”：“谢谢每一位关心孝慈的人！谢谢帮助他的人！谢谢各方面的协助！”此次来北京前，章孝严在美国波士顿接获消息后，立即飞往台北，只在机场过境室稍事停留，又搭机去香港转飞北京，他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吃不喝。章孝严说，此次到北京探视弟弟，不管孝慈能否知道，他只想对他说：“孝慈我来了，希望你能听见！”章氏兄弟自离别大陆家乡，40多年没回来，没想到第一次回来，初履斯土，竟是这种状况下的这种心情。——他哀戚，心情激动、复杂。 近半世纪前，章氏兄弟匆匆远离大陆故居，被送往一个无法公开身世的岛屿。11月16日，这对曾经历过悲苦童年的孪生兄弟，虽然首度在北京会合，但两人却是默默无语，只有孝严望着生命现象渐趋微弱的孝慈。 章孝严曾对友人说起多年前的一段有趣往事。在两人读大学时，有一晚孝慈到他宿舍聊天，两人彻夜畅谈。由于他们孪生兄弟声音极像，第二天上午，隔壁同学一副莫明所以，不可置信地问道：“孝严，你昨晚怎么搞的？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一个晚上！而且还有说有笑的！”现在章孝严是多么希望这段彻夜长谈的画面，将不会成为“往事”。 下午4时35分，章孝严抵达中日友好医院，在12名保安人员和医院人员的护送下，避开新闻媒体的采访，直接到四楼的加护病房探视孝慈。当看到罩着呼吸器、插着肺气管的弟弟时，多日的思念和忧心，使章孝严泪水夺眶而出。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女儿章友菊、儿子章劲松更相拥而泣。 章孝严向院方表示已充分了解弟弟病情，十分感谢有关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医疗。 当天下午1点30分，中日友好医院举行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院长陈绍武指出，章孝慈目前已度过48个小时昏迷阶段，目前出现双侧瞳孔不等大，对光的反射消失，但“生命体征”暂保稳定，未来48小时脑水肿发展将达(禁止)期，届时可能直接威胁生命，即使存活也是植物人。 说明会由院长陈绍武主持并负责解说，副院长左焕琮、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北大副校长罗豪才、台湾“荣总”神经科主任吴进安也出席说明会。 陈绍武说，目前章孝慈仍处“危重状态”，惟脑出血已控制住：章的病发过程会有3个关卡，一是过去48小时的脑部出血，接着是目前的脑水肿阶段，未来第三关卡就是感染阶段，即使度过4到5天的危险期，仍得看水肿的影响。 院方公布的章孝慈病例，体温37．5摄氏度，血压162与93，心跳每分钟67次，呼吸由呼吸机辅助，处危重状态，生命体征暂保稳定，入院时间为11月14日上午10点45分。 接着由副院长左焕琮说明，瞳孔不等大是脑干受损的表现，出血部位有部分脑细胞已坏死，难关仍未度过，如果有可能生存下来，也可能是残疾或植物人，但目前预测结果还为时过早。 另外，他说，出血后不可避免的脑水肿，会对周围的组织发生严重影响，直接威胁到生命，脑水肿在发病后3到4小时会达到(禁止)，亦即未来48小时内，届时譬如影响到循环、呼吸系统，就威胁到生命。台湾“荣总”吴迸安医师接着说，他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把章孝慈在“荣总”8年的病史带来，给北京参考，他本人也参加了救治小组。抢救与诊断过程可说完美无缺。10年前章发现高血压，当时章个人认为不太重要，8年前在“荣总”治疗白内障时，血压纪录高压为178、低压为100，在“荣总”治疗一周，此后未回院治疗。他说，高血压病有家族性趋势，但不见得有遗传，不知章孝严是否也有这种病。 台湾东吴大学程家瑞副院长说，中日友好医院院方及时并不断向家属通报病情发展，章夫人对院方目前处置满意，并希望院方采取一切努力治疗。程家瑞还说，章夫人赵申德刚来时心情比较激动，医院给她做了心电图，结果显示良好，由于一时激动悲伤，眼睛出现于涩，院方已采取措施，另外就是给她保持安静环境，尽量少接触外界干扰。 16日上午国务院司法部长萧扬已探望过赵申德，对章孝慈的病情表示关切，并表示如有需要，司法部将尽量提供援助。 章孝慈流出泪水在亲人的呼唤下，一直陷于昏迷状态的章孝慈，16日右眼流出了眼泪。 一直陪伴在章孝慈夫人赵申德身旁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氏程家瑞的夫人表示，中日友好医院的医师从医学角度观察，章孝慈昏迷后虽然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太太赵申德在身边呼唤：“你一定要努力，孩子还这么小”，儿子章劲松也在一旁声声唤着：“爸爸！爸爸！”章孝慈16日缓缓地流下眼泪。 11月16日，北京异常寒冷，经过一个晚上雪雨，迷雾中白霭霭的北京城，增添了几分凄冷和沉重。章孝慈的家人及“荣民总医院”医师吴进安等，上午9点多就抵达医院探视。 第367章 程家瑞的夫人探视过章孝慈后语重心长地表示，章孝慈已安然度过危险的48小时。 在章孝慈的病情暂告稳定后，其夫人赵申德女士坦率地谈了她之所以这么坚强，完全是章孝慈经常告诉家人，不论将来遇到什么变故，大家一定要坚强面对。 谈到连日来的感受赵申德难抑悲痛之情而数度落泪，她表示，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在家庭遭受此种重大意外打击时，她陪着重病的夫婿，领着子女们准备度过横逆困境。 赵申德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陪伴章孝慈的这几天时间中，一开始是她整日和两名子女以泪洗面，尤其是每次进入加护病房看视躺在病床上毫无知觉的先生时，更是泪如雨下，伫立在病床傍久久不愿离去，夫妻间深情流露，实令在旁照料的医护人员为之感动。 多日来在病房焦虑守候的赵申德说，章孝慈以前在家中常常向他们表示，以后可能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变故，大家一定要坚强。不要惊慌。她表示，令人感到安慰的是，遇到这次的突发事情，两个孩子章劲松和章友菊都表现得非常懂事。她说，这是因为孝慈非常爱孩子，所以孩子也懂得应为父亲撑下去。 赵申德表示，章孝慈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人，深爱妻子和子女，由于自幼生活在困苦的环境中，他对子女的教育也特别注重于能够独立自主，因应各种挑战及磨练。此次家中面临此种意想不到的重大变故，才发觉幸有平日的观念灌输，家人才能以更坚强的态度来面对困境。 赵申德说，她在台湾刚接到章孝慈脑中风消息时，完全无法接受，甚至在搭机赶抵北京时还希望情形不是像医护人员说的那般严重。但一走进加护病房，才发觉情形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喊他千遍万遍，仍无法叫醒他，想走近病床轻轻摇醒他，但想起医生的再三叮嘱而忍住了，摸着他的脸颊、他的手掌、看着他在呼吸机辅助下呼吸不停，内心知道他也因挂念着家人，正和病魔缠斗着，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一定会醒过来，再和亲爱的家人说话。 赵申德说着说着，语音哽塞，泪水不断从眼眶流出；一旁的儿子劲松和女儿友菊两人，立即搂抱着亲爱的妈妈低声安慰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申德减少和子女相拥痛哭的次数了，她希望她和子女们能像孝慈一样坚强，在未来漫长岁月中，他们将陪伴身旁照料，他们再没有哭的时间了。 目前还在念高中的章友菊，在妈妈的告示下，也将和哥哥劲松一样以选读法律系为目标，日后兄妹两人将循着父亲的步伐，试图完成父亲未尽全功的志业。 在访问过程中，赵申德女士的神情是悲痛、焦虑、难过的，医生说章孝慈要有奇迹才能醒来，这个奇迹，赵申德和两位子女要期盼多久才会到来呢？没有人知道，但大家都希望奇迹能早日出现。 桂林祭母佑弟弟也许“冥冥中的心灵感应”，章孝严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要见母亲一面，祈求妈妈保佑弟弟度过危险时期，希望母亲能给弟弟力量和支持。11月17日上午，章孝严和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在北京友谊宾馆一见面，便表达了希望到桂林扫墓的强烈意愿，以便让弟弟得到母亲的庇佑。 章孝严此一愿望，立即得到大陆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当天晚7时便从北京搭机飞往广州，第二夭一早转机飞往桂林，于上午8时30分到达，抵达后，在广西有关方面的接待下，看了他幼时的故居、出生所在的现桂林的第二工人医院。行程中，他多次感慨的表示，这些风景，都是当年他母亲见过并亲身生活的所在，虽然他这次的桂林之行心情十分沉重，但能见到桂林的山山水水，觉得有一分特殊的感情。 11月18日下午3时，身着深色西装的章孝严在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的陪同下来到桂林市郊马鞍山麓凤凰山脚下母亲章亚若的坟地，心情复杂的章孝严步上坟前，在深深的三鞠躬后，即跪地声音硬咽地细语着：“母亲，孩子孝严来看你了。” 他流着泪低喊着母亲说：“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孝慈弟弟平安度过难关；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思念！”章孝严在墓前连连磕头，长跪不起，几度痛哭失声。 伴着章孝严沉痛的哀伤，墓地默默地起风了，焚化的纸钱被风吹得旋向山间，群山静默，仿佛冥冥中的亡灵已经知道孝子的心意。 祭拜仪式后，章孝严在离去前表示，此次祭拜母亲墓除了却了心中一项夙愿外，最希望的是，祈求母亲保佑弟弟早日脱离危险。他并向在场记者表示，待孝慈病好之后，两兄弟一定一起前来桂林为母亲扫墓。 由于章孝慈近几年来积极地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他的病危也惊动了两岸，台湾报刊每天均以显著位置报道他的病情，台湾的一些亲朋好友甚至准备发起募捐活动，以便应付日后庞大的医疗费用。蒋孝武的遗孀蔡惠媚也不断打电话给孝严的夫人黄美伦探询病况。她说，大家是一家人，如果需要帮忙，一定义不容辞，在章孝严准备飞往桂林的同时，在台湾东吴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感人的一幕——近千名师生为他们的校长祈福。 11月17日中午时分，台湾东吴大学校园里一群学生和老师面色凝重地步入校区的安素堂。借大的安素堂里，挤满了近千名关注章校长病情的教职员和学生，会场外的桌上摆着数十对纸鹤，他们吟诵圣诗，默读圣经，盼望校长能够度过难关，平安地回到学校，他们希望校长能够勇敢地对抗病魔。在安素堂摆着一架录音机，台湾东吴大学校方要把全校师生对校长的关心，用录音带传送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校区的公布栏和部分大楼的墙上也都贴满祈求校长早日康复的海报：“亲爱的校长，祝您快快康复，我们大家等您回家。”也许是章孝严哭泣感动上天，让章亚若的魂灵来保佑章孝慈，11月19日下午当章孝严一飞回北京，就得到了孝慈度过三天危险期，完全可以自主呼吸的消息。虽然章孝慈还未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却足让亲友们那紧张的心松驰一下，原本只愿守在弟弟身边、无心与外界接触的章孝严现在终于可以见见从昆明、广州来探视孝慈病情的4位表姐妹们。章氏兄弟的表姐刘守桂表示，去年章孝慈返乡扫墓时曾与亲友们恳谈，席间章孝慈一直很开心，并说那天是他笑的最多的一天，没想到现在竟会发生中风意外。 经过与医院协商，章孝严和赵申德决定将孝慈接回台北继续治疗。 11月21日章孝严打道回台北，在中日友好医院他哭着对弟弟辞行：“孝慈，我们会在台北等你，要把你带回去，请你放心。”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上午到医院为章孝严送行，表示会继续尽一切力量协助。章孝严对此行的观感，认为大陆给予相当大的照料协助，非常感谢，这趟首度大陆之行，各方面感觉也非常正面。 临行前，章孝严在百忙中抽空到北京市郊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拜谒，海协会受海基会委托制作了一座花圈放在孙中山先生石像馆内。章孝严向国父石像行礼致敬后，并前往孙中山衣冠家鞠躬，随即返回医院探视弟弟。 他在孙中山先生石像馆内很少说话，只问国父手上拿的是什么，稿纸吗？海协会副秘书长刘刚齐在一旁不断解释，接着章孝严在石像旁国父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石墙前伫立良久，细细端详国父逝世前一天口述的遗书内容，之后再鞠躬。 章孝严回医院时，海协会唐树备副会长稍早已抵达医院会晤家属，再度探询章孝慈的病情，两人又联袂前往四楼加护病房探视孝慈。 据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转述，当时章孝严见到弟弟就泪流满面，显得非常伤心，他对弟弟说，“孝慈，我们会在台北等待你，请你放心，我们会把你带回去。”在病房待了将近半小时。 唐树备先行告辞离去，他是来看孝慈的，刚巧孝严也在，聊了一下。他说，孝慈卧病是不幸的事，目前病情稳定了，希望他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孝严先生对大陆抢救孝慈的努力表示感谢，也感到这次事件对双方的合作、理解有正面帮助。 章孝严约在12点离开中日友好医院踏上回台归途，临行前他说，这次我弟弟发生此事，大陆给予相当大的照料协助，我们家属都感到很满意，对各位的关心我表示感谢。至于这趟首度大陆之行，我的观感包括环境，都是非常正面的。 同行返回的有章孝慈子女章劲松、章友菊、程家瑞及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 章孝慈平安飞离北京由于北京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中日友好医院和国际sos援助公司11月23日整夜都在医院和机场做准备工作，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医院甚至准备了一张“行程表”，完全“按表操作”。 24日早上7时10分，50多名保安人员先在医院大楼门口分配任务，并划好警戒线，严密保护运送行程。 7时30分，“六人医疗小组”进入四楼加护病房，开始做准备工作，8时02分病人抬上担架，准备运送仪器，8时16分上电梯，8时20分下病患专用电梯，抬病人上救护车，共费时28分钟。 8时26分，10名医护人员推着章孝慈的担架床出现在门口，立刻引起现场记者骚动，由于室外气温约在摄氏0度左右，院方将章孝慈全身用白布紧裹着，只留呼吸和抽痰的管子。 第368章 8时28分，气垫式担架床固定在车上后，加护病房的李刚医师为章孝慈打开盖脸的白布，开始更换车上用呼吸器和管线。可清楚地看到章孝慈的脸色红润，双目紧闭，切开的气管中插着几支管线，hushi们正忙着在点滴管中注射新的药水。 8时30分，救护车准时离开医院大门，往机场的高速公路驶去。一路上警察在各个路口做了疏导工作。 9时整，救护车到达北京机场旧机场停机坪，一架国泰三星式客机早已停在南楼附近。2位国际救援组织人员导引车队停在飞机旁。9时17分，国泰机组人员，同机回去的家属赵申德、张丽等人开始将行李搬上飞机，家属们并向到机场前去送行的有关人士握手道别，赵申德再三向中日友好医院院长陈绍武和北大副校长罗豪才道谢，感谢他们多日来的照顾。 9时30分，随行家属和台湾东吴大学的3位教授、“荣总”吴进安医师等8位台湾护随人员登上飞机，不断向送行的人挥手。9时40分，章孝慈被推下救护车，以升降机上了飞机。经过近1小时的准备，这架专机于10时20分开始在跑道上滑动，10时30分起飞离开北京。 据悉，24日上午负责治安的有北京市交通局、国家安全局、公安局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则有国台办、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等官员及北大等人士，海协会也派人自医院一直送到机场。 下午1时25分，专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停留24分钟，飞向桃园机场，于2时41分安全降落5号跑道后，随即滑往航空货运站1号机坪，全程飞行4小时又11分钟。 专机停妥后，章孝严夫妇、“陆委会副主委”高孔廉、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及章孝慈的儿女章劲松、章友菊均至机坪接机。 3时10分机门启开后，章孝严首先代表家属登上飞机向全程照顾的6位大陆医护人员致谢，并口头正式邀请下机休息。 接着大陆医护人员开始为孝慈检量血压、脉搏，一切正常。值勤餐车随即升高至机门，将孝慈活动担架移往车内，缓缓下降至地面转移到“荣总”救护车上，并在大陆及“荣总”两位主治医师及护理人员伴护下，由一辆警车开道护送台北“荣总”医院。其余大陆医护人员及家属则由另一辆救护车和小型巴士送至台北。一位随机医护人员表示，国泰专机由北京经香港至桃园机场虽经两次起降震动，但机身都十分平稳，对病人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随机伴护照顾的大陆6位医护人员，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左焕琮、主治医师赵晓光、李刚、吴丽娟，护理长王兰茹、hushi王岚及病人章孝慈与伴护返台的家属等乘车奔往驻地。 下午3时58分，载送章孝慈的加护型救护车急速驶进台北“荣民总医院”急诊部前，从车上下来的医护人员快速而小心地搬运下章孝慈。 24日下午，警笛声由远而近，在“荣民总医院”静静等待最敬爱的“东吴爸爸”章孝慈的东吴大学师生，这时候忍不住高声大喊：“校长，您一定要醒过来，听我们和您说话！”有些师生轻声吟唱圣歌，传达对校长的祝福。更多的师生手中拿着红布条、海报，都写着“东吴爸爸，您一定要赶快好起来！” 在23日下午2点钟“荣总”的急诊室路口两旁，就有东吴大学的师生手持“感谢上苍，章校长平安返台”、“感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及北京大学之协助”的红布条，以及对校长寄以无限祝福的海报，等待章孝慈回来。 24日早上“东吴”学生又在校园发动捐款，短短一小时，募得3．9万元台币，这项校园募款会持续到12月3日。陈瀚权说，希望学生的这份心意对校长有帮助。 3时，游览车载来东吴大学120名教职员，他们也加入等待行列。当知道章校长已经在往“荣总院”的路上时，这才放下心来，他们说，章校长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学生的好校长，他们希望上苍保佑章校长赶快起来。 从新竹赶来的章氏兄弟的老邻居戴先生说，他帮章孝慈卜了个卦，卦上说章孝慈一定会好起来，在10天内就会醒过来的，他衷心希望上天能保佑他的邻居。 3时55分，载着章孝慈的救护车终于驶进了“荣总”。 在章孝慈被送进加护病房后，学生们表示，他们会每天派人来看一看校长的病况。学生会也准备将师生的祝祷、问候录制成录音带，请人送给在病榻上的校长听。 随后，焦仁和、高孔廉、李庆平都到医院向章孝慈的家属表达慰问之意。4点15分曾将章氏兄弟自大陆带往台湾的“国策顾问”王升将军赶到医院探视章孝慈的病情。 5时35分，蒋孝武的太太蔡惠媚来到加护中心，和赵申德、章孝严等相互轻拥表示慰问之意后，在章孝严夫人黄美伦陪同下，进入加护病房探视病人。 到病房探视过章孝慈的东吴大学董事长王绍育表示，有关章校长的医药费问题，学校会全力配合到康复为止。 与章孝慈受到热烈欢迎的气氛成对照的是，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女士心情仍较沉重，她下午4点进入加护中心，直到6点30分才在章孝严及其夫人，一双儿女陪同下，缓缓的步出加护中心大门。她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说，回到熟悉的环境，心里虽踏实了点，但对章孝慈的病况，她的心情只有用“焦虑”两个字形容。现在的心思都放在先生身上，下一步要怎么走，还没有想到。赵申德说，从大陆到台北，这10多天的日子，她的身心已快受不了。回来后要好好的静下来想一想，谢谢外界对章孝慈的关心，是否需要外界的帮忙，她要想一想再说。 赵申德也代仍在昏迷中的章孝慈向迎接他的“东吴”师生说谢谢。当24日下午运送章孝慈的救护车抵达“荣总”时，现场众人焦点都集中在章孝慈，赵申德静悄悄的走下车，向排列在走道两旁的教职员表达谢意。 到了台北“荣总”，赵申德与家人一路紧随进入中心，等待大夫会诊病情。下午5点钟赵申德和儿子章劲松、女儿章友菊，章孝严夫妇，以及当年将两兄弟由大陆带到新竹的王升将军进入加护病房探望章孝慈，5点10分走出病房。 11月24日下午4点，在各种医疗器械围绕和医护人员的小心呵护下，章孝慈历经了大陆、香港到台湾的震荡旅程，来到设在二楼的加护病房。下午4时15分，监视器上的血压值显示收缩压掉到只剩70毫升汞柱，距离刚下机时的170整整差了100单位，显示章孝慈此时的血压极低，他的脑部有缺氧危机，生命征象将受到影响：而鼻胃管又抽出咖啡色液体，显示可能有胃出血情形。医护人员不敢丝毫懈怠，开始全力急救。 以章孝慈这样生命随时系于一线间的极度危急状态，竟能够平稳地撑过漫长的旅途，这是相当难得的；事实上，从章孝慈11月14日在北京发生严重脑干中风开始，这趟回家的旅程究竟能否成行就处处充满变数，只要回家途中有任何突发情形无法处理，都可能是致命的危机。 现在章孝慈竟能一路尽量维待着生命迹象回到台湾，实是个奇迹。有许多医护人员私下表示，这除了医护人员全力的抢救、章孝慈的身体情形不错外，也许有些事不是科学能完全解释的吧。 此次章孝慈脑子出血，而出血点又有大，单就中风的位置和出血点大小看来，存活机率已是极小。 “大约100人中只有7个人可以在这样严重中风后的一星期内存活下来。”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吴进安表示，“能存活下来相当不容易”。 与章孝慈经常接触的朋友和学生都认为他毅力惊人，这样的毅力，除了表现在行事上，也与生理状况相应合，这也使得此次照顾章孝慈病情的医护人员印象极深。 8年前，他在“荣总”进行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时，收缩压就已高达23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达130，对一般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但这些年来，由于并没有症状。他可能也已习惯高血压的情形，每天还固定跑5000米，做各项运动。医师评估若非毅力惊人，危险的情形可能早已发生。 在章孝慈进入台北“荣总”加护病房发生危急状况后，现场气氛一片紧绷，医护人员赶紧给予补充水分和紧急使用升压药物多巴胺。负责照顾的一位医师表示，“总不能给外界印象一回到台湾病情就变坏了，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抢救。” 一路照顾章孝慈的吴进安表示，章孝慈的血压调节中枢功能早已受到严重影响，在大陆时也曾发生过3次急速降压、生命危急的情形，在从大陆出发前，也随时有应付各种状况的心理准备。 之所以到台湾后会发生血压急降的情形，吴进安评估是因为长途飞行中一直给予升压药物，药物的利尿效果使得缺水情形严重，再加上本身营养状况不好，水分维持更不理想，才使得血压急速下降。幸好这样的危急状况并未发生在已到加护病房一切都定位后，否则危及生命的程度将更加剧。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章孝慈的血压回升，虽然还是有波动，但情形已较稳定。收缩压维待在140到160毫米汞柱间。医护人员表示总算度过难关。 12月5日，章孝慈撑过了医师预测中风后3周的危险期，确定可以较稳定地存活下来。但其意识仍然维持在最初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的重度昏迷状态，医师希望藉由营养补充，帮助他恢复较好的生理状况。 第369章 医生预测，感染问题是这样的病人迟早会碰到的情形。由于章孝慈最近的痰较浓稠，口腔气管内管的抽痰效果不佳，医师将为他再做一次颈部的气管切开术，安装颈部气管插管，等情形稳定，再转往一般病房。据“荣总”吴进安指出，章孝慈已度过一周的危险期，但“植物人状态”并未改善，甚至较一般植物人的情况还差。 不论章孝慈是否知道外在的一切纷扰震荡，但关心他的学生、朋友和亲人，抱持着对他的了解，对他以往一贯坚毅的强烈信心，一心期待着奇迹会出现。 第五节蒋纬国难撑家门身世之谜流传政圈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上层进入了一场隐密而细致的权力角逐。在这场争夺战中，身份微妙且尴尬的莫过于“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了。蒋家近60年来，都是国民党政权的一股主导力量，在蒋经国这位“政治强人”过世后，如果蒋家立即一蹶不振，无异是对蒋经国父子两人近60年统治的一次劣评。所以，蒋氏家族及拥蒋人士，不管是从面子上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都势必推出一个自己的代表人物。 在蒋氏家族的成员中，宋美龄虽然还是所谓的“大家长”，但她已年过九旬，连走路都有困难，更不堪身膺重任。况且，当时岛内外不少传播媒体大做文章，将箭头指向宋美龄，使她的形象大跌；即使身体健康还能承受繁重的工作，恐怕也不能被朝野所接受。 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卧病已久，形同废人，在政治上早已宣告“死刑”；次子蒋孝武，一向神秘兮兮，外界有许多传闻，不堪入耳，江南命案后又外放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职位不高，纵使国民党“十三大”后能奉调返台，也不可能挤入权力核心；三子蒋孝勇，当时被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抨击得体无完肤，不但在政治上毫无资本可言，恐怕在经济上都不易有立足之地。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两人，在“法律”上还不能算是蒋家的人。况且，以章孝严的才华，在仕途上几乎已登峰造极，难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章孝慈虽然很想从政，但尚未踏出第一步，或许将终老于学术界。 所以，在蒋家成员中，蒋纬国是唯一可以“栽培”与“拥戴”的人物了。如果蒋纬国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后能够成为新的权力重镇之一，则蒋家第三代尚有可为，否则蒋家在台湾政坛上将谱上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由于“任重道远”，蒋纬国的动向倍受注目，就连他往昔仅流传于政论圈的身世之谜，也一夕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 有关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亲生骨肉的说法，早在海内外流传，但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是穿凿附会。 蒋纬国自解身世谜打从蒋纬国少年时代，就有不少关于他身世之谜的传言。多年来，这些传言不断困扰着蒋纬国本人，也同时困惑着对蒋家家族内幕有兴趣的人们。在蒋介石前妻陈洁如的《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中，就影射蒋纬国是日本女子美智子带来的小男孩，并且认为蒋纬国的身世，和戴季陶脱不了关系，而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子，蒋介石只是代为抚养。 台《时报周刊》记者就此向蒋纬国求证，他答复时举出该书内文一处明显错误说：“当时（6岁时）我住在溪口老家；我在苏州念东吴大学附中与理学院时，已是1927年以后的事！此证明这本书纯属他人刻意虚构，陈（洁如）决不会弄错的！” 其次，谈及陈洁如回忆录中有关的称呼问题，蒋纬国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女子绝对不会对一位年长许多的男子直呼其名，陈称我父亲为‘介兄’，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早年时代教育的女子，她怎会如此不礼貌。我很熟识她，她决不会如此粗鲁。” 许多流言指出，蒋纬国真正的生父是戴季陶，由于流言甚嚣尘上，当年蒋纬国自己都怀疑，蒋介石到底是不是他的生父，可是，慑于蒋介石的威严，蒋纬国又不敢问，只好向待他一向亲切的戴季陶救证。于是，发生了一幕有趣但是极为严肃的画面：“那是1940年底，我刚自德、美留学回重庆，在偶然间见到《亚洲内幕》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生父是‘中国一位姓戴的部长’，于是，我就去问我的义父戴伯伯。” “戴伯伯就拿了一张挂在墙上的父亲的照片，又拿了一面镜子，他把镜子摆在中间，一边是父亲的照片，一边是戴伯伯的头像，‘你看看自己是像那边还是像这边？’他当时就用这样的方式答复我。” 记者就此继续追问：“你觉得你是像谁呢？外界始终认为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哲嗣，你的了解是如何？” 蒋纬国又不急不徐地说：“要说像的话，我像父亲（指蒋介石）。。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没有澄清必要，因为这两位都是我最尊敬的。哪一位是我父亲都是我的光荣，所以我并没有什么认祖归宗的问题。”社会上还有一些“内幕”消息，指当年戴季陶和蒋介石两人因情同手足，所以曾经有过约定，彼此易子而教。也就是说，戴安国是蒋介石的亲骨肉，而蒋纬国则是戴季陶的儿子。 谈及这个传言，蒋纬国笑说：“这简直是荒谬的说法！我是戴季陶先生的义子，他是我义父。安国哥并没有拜我父亲为义父。他在我们家就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弟兄一般，他比我哥哥（指蒋经国）小三岁，比我大三岁。戴安国这个人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我有生以来一直是在蒋家长大，我要继承蒋家的香火，戴伯伯是我的义父，他唯一的儿子安国哥已经过世了，我当然要替戴安国哥完成作后代的责任。”蒋纬国有这种尽“义子”孝道的孝心，可以从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这篇名为“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按戴传贤即戴季陶）的文章中写道：浙江湖州称呼“义父”为“亲伯”。戴传贤先生与先君（指蒋介石）有金兰之宜，且属通家之好。因此，我从小就秉先君之命，拜传贤先生为“义父”，并常常依偎在传贤先生的膝下，翘首昵亲尊称他老人家“亲伯”。在名义上，戴季陶是蒋纬国的“义父”，可是，戴对他的情分却是有异于其他义子女，这可以从蒋纬国的一份自述中看出一些真情：“戴老先生曾经收了100多个义子女，包括欧美、亚非、日本和中国，但我知道我是他老人家最疼爱的一个，因为我有最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近他，所以，他传教给我的学技最多。” 至于有关戴季陶和日本的因缘，也可以从蒋纬国的这篇文章中看出一些梗概。 戴季陶在日本读书三年，经常靠同学接济度日，故不得不提前回国。戴回国之后，多亏上海闻人张静江的接济，才得以生活无虞，而张静江亦是蒋介石的恩人，为此，蒋戴两人便得以结识，并且成为莫逆之交。 不论外间的传言怎样，也不论蒋纬国到底是不是戴季陶的亲骨肉，蒋纬国和戴季陶之间的情感深厚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戴季陶不知是不愿和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还是另有隐情，竟然在广州等候蒋纬国为他安排的船只到达之前，被发现死在某一旅馆里，死因扑朔迷离。 据蒋纬国的描述，“亲伯的死因，引起许多猜测和议论，有人说他老人家是自杀身亡的，因为桌上和床上都发现了安眠药。当时我并不在现场，不过事后听别人描述现场情况，我肯定地认为亲伯不是一般传说的自杀，而是心脏病突发过世的。” 在行事和为人性格方面，蒋纬国受到戴季陶相当程度的影响。例如，戴季陶在佛学方面的研究、在战略以及为人方面，或多或少给蒋纬国正面的影响，而蒋纬国这十几年来的种种作为，都和当年的戴季陶有若干相近之处。他向笔者表示：“我很多的佛教理论，都是戴家亲伯教我的，这些就是中国的人生哲学！” 前几年，蒋纬国托了朋友，到大陆找寻戴传贤的遗骸。戴传贤死了几十年，要找寻遗骸，这是谈何容易啊！ 皇天不负苦心人，戴季陶的遗骸居然被找到了，“我在去年就找到了亲伯的遗骸，已经被人家抛弃在荒郊野外了，能够找到这是天意。” 找到戴季陶遗骨之后，蒋纬国将他安葬于成都昭觉寺。 适巧，昭觉寺的住持老法师，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的老大哥，他说：“戴居士是我们最钦佩的老居士，我们将他的骨灰留在庙里。”为此，昭觉寺特地在庙后建了一座灵骨塔，以供奉戴的骨骸，这样总算是了却了蒋纬国长年以来的一桩心愿。 继1993年找到戴季陶的遗骨之后，蒋纬国还在1994年年初，请一位友人到大陆去扫墓祭祖。 他说：“这次有一位友人去成都和奉化，我就请他代为扫墓。扫墓不过是一件形式上的事情，但主要是去感谢我的祖先。” 尽管蒋纬国身世成谜，但目前的大部分研究资料还是认为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 深受蒋介石关爱8岁那年，蒋纬国随蒋经国入上海万竹小学，跟蒋氏的妻妾陈洁如生活一起。因此，陈洁如成了蒋纬国的“庶母”。9岁，他又随陈洁如远赴广州黄埔军校，住在蒋介石的官邸。据前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孙元良等人说：“每到傍晚，军校课务告一段落后，蒋校长常与陈洁如携手在校园中散步，有时也会牵着天真活泼的纬国一道出游。”10岁，蒋介石誓师北伐，将陈洁如与蒋纬国留在身边，可知蒋介石对蒋纬国的钟爱非比寻常。 第370章 11岁，国民革命军底定江南后，蒋介石与陈洁如宣告仳离，将蒋纬国托养给吴忠信，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与“干娘”。此后，蒋纬国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并由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女士带养到蒋纬国束装赴德国留学为止。 在这段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蒋纬国在生活上，又多了个“继母”。 蒋纬国于苏州求学期间，结束了他幼年时不停的迁居颠沛，也不时与戴传贤相互往来，使他体验了另一种生活的情趣。此后，他中学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选修学分，及至文学院政治、社会、经济学系旁听有关课程，生活都十分安定。 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并至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1940年底，他回国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2营少尉徘长，开始往返重庆与潼关之间，此时，与西北豪富石凤翔之女石静宜小姐，结为连理。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抗战结束前夕，调任青年军616团步2营营长。抗战胜利后，他在蒋介石、何应钦、邱清泉等将领提携下，以33岁不到的年龄，出任少将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直到大陆解放。由于蒋经国曾和其父失和，赴俄留学，蒋介石对少年纬国的关爱，远超过蒋经国，蒋介石对纬国的“视如己出”，赢得了纬国非常浓郁的“崇敬感受”，历久不衰。日后据蒋纬国提起这段相处时光说：“我最记得，每当‘父亲’在前方打仗打得最危急、最激烈时，或当‘父亲’遭受国内外各方大压力时，他总喜欢把我叫到身边，以纤解他所承受的压力。”可见，蒋介石对他钟爱的程度，后来蒋介石虽冷落了蒋纬国，并囿限了他在军系的发展。但在父子亲情上，蒋介石仍然给了蒋纬国许多关爱。 在蒋纬国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件牵涉到“宫廷政治”的事值得稍作说明：一、宋美龄很不喜欢蒋经国，但钟爱蒋纬国，蒋介石为什么不让宋美龄抚养蒋纬国呢？ 二、1975年蒋介石过世时，蒋纬国还是一个“万年中将”呢，蒋纬国的上将还是在蒋经国手上升起来的。蒋介石在世时，为何一直压抑蒋纬国呢？根据蒋纬国的说法，将他交给姚氏抚养并限制他的发展，是避免造成兄弟阋墙。蒋纬国表示，宋美龄财多势众，如果将他交给宋美龄抚养，可能将来会造成很严重的阋墙之争。如果宋美龄要拥立蒋纬国接班，大势就不容易收拾。姚夫人无财无势，比较适合抚养他顺利长大。 毕竟，蒋介石是一位中国传统的武将，蒋经国好歹是元配所生，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蒋纬国毕竟只是挚友之子。 “湖口兵变”影响宦途蒋介石生前一直压抑蒋纬国升迁、掌兵权，除了是害怕蒋经国和蒋纬国争权内哄外，也是因为“湖口兵变”的缘故。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1年。当时“装甲兵司令部”设在台北以南的湖口地区。曾经追随蒋纬国并受到信任的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因为看到官场中一些腐败的情形，加之不满人事安排而发难。据说蒋纬国对其兄蒋经国的所作所为不尽赞同，在有关装甲兵的人事和训练方面，常持不同意见。蒋经国为了控制装甲兵，向老蒋谏言，将蒋纬国调任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学校校长。并委派一名与该兵团素无关系而资历远不及副司令赵志华的人接任。不久，此人调走。照例自应由赵代理司令，但蒋介石却又委派蒋经国保荐的另一人前来代理，以致引起该兵团许多干部愤愤不平，尤以赵志华的态度最为激烈。于是召集部下训话，借向参谋总长彭孟辑“算帐”，发泄不满。可是，蒋经国早有戒备，暗中对赵志华等人已进行严密监视。所以当赵志华举事时，突遭逮捕，并株连军官三十多人。赵志华何以敢于公开号召该兵团官兵向台北进军，是否与蒋纬国有关，局外人自是不得而知。事件发生后，由于蒋纬国“自请处分”才使蒋介石的处置没有扩大。从此，也注定了蒋纬国命运的安排。不过，在与蒋介石的父子感情上，老蒋也给予蒋纬国以谅解和许多的关爱。宋美龄也一直把蒋纬国“视如己出”，如果没有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庇护，“湖口兵变”的主事者赵志华也不会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被株连的三十多名军官，也因宋美龄力保，个个都在“原职待退”，作了从轻处理。对于这点，蒋纬国始终感激宋美龄。 1975年4月7日，蒋介石过世后，蒋经国下的第一道人事命令：“陆军副总司令”郑为元调升“警备总司令”、“空军副总司令”司徒福调升“空军总司令”、“总政战部”主任罗友伦调“联勤总司令”、“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调“总政战部主任”。这些例行性的调任，虽无政治意义可言，可是，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却备受冷落，依旧是“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毫无升迁的希望。后来，很多元老看不过去，迭向宋美龄进言，并向蒋经国暗示蒋纬国的“出处”，应有合理的安排。讵料，却遭蒋经国婉拒。当时，政坛即有传言，最后还是宋美龄在临去美国前，当面向蒋经国提了这件事，蒋纬国才得以解冻晋升。但是，据悉，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亦出了不少力。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并主动提前办理“退役”，力荐蒋纬国接替他出任“三军大学”校长；由于余伯泉的坚持，并让位给蒋纬国，蒋纬国方得晋升上将，否则，蒋纬国的宦途也将至此而终，从蒋纬国晋升上将的曲折过程来看，简直是一桩令人费解之事。难怪蒋纬国一生对余伯泉将军感怀不已。毕竟，没有余伯泉的让位、力保，蒋纬国也无法位列上将之尊。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后，经常发表一些使蒋经国不满的言论，例如：蒋纬国在校上课或讲话，不是推崇蒋介石，就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称赞他的兄长，也不常引伸蒋经国关于军事或国防的言论，大有“目无兄长”之嫌，此外，蒋纬国又喜欢到校外参加一些活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的讲演或谈话，他的言论有时涉及到全局问题。有一次他答复一个外来记者的访问，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见香港《明报月刊》161期《蒋纬国报到》）蒋经国知道后很生气，指示一个亲信转告蒋纬国，说蒋纬国作为“三军大学”校长，竟然散播“反攻无望论”，会涣散军心士气。 还有一点是，台湾几乎人所周知，就是蒋纬国不满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太快太高。王升升到上将，蒋纬国还屈居中将，所以，蒋纬国曾经讽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有打过仗的上将。”之后，过了两年蒋纬国才勉强被晋升上将。 蒋纬国抨击王升的近因，是由于高雄事件。王升自1979年冬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之后，成了高层决策的特殊中心人物之一，党、政、军、特，几乎一把抓。台湾“警总”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一案，就是由王升决策指挥的。当然，蒋纬国不得干预这种工作，实际情况他也是隔膜的。等到高雄事件爆发之后，蒋纬国听到，立即表示非常震怒。他一方面谴责“美丽岛”一批人；另一方面则批评官方处置失当。蒋纬国特别指责“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防范事故于未然。 蒋纬国在一次对“三军大学”学员的讲话中说：现在台湾出现了一种口号和策略，叫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作为一个军人，绝对不能听从这一套歪论。这是违反军人立身、用兵、作战之道的。骂则受辱，打则受伤，宁愿受辱受伤，这能算是一个有骨气的军人吗？这样，结果必然是挫折士气损伤兵力，而且还不反击，这岂不是束手待毙。这是违反兵法起码的通则的，用兵或进攻，或退守，决投有等着挨打的。据说蒋纬国由此发挥，讲了一大套兵法战略和战术，批评“两不”。他说要是“贯彻两不到底”，“我们岂不要被推翻了吗？”这是不足为范的。蒋纬国又批评“警总”下令宪警“挨打”，这是失职，应受处分。 蒋纬国私下和人谈论，批评这种做法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或“苦肉计”，也是很拙劣的，所以闹到不可收拾，使台湾多年来树立起来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失。可谓“得不偿失”。蒋纬国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蒋纬国的这派言论，很得台湾军政界一部分人的同情。传到蒋经国耳里，加上王升又在“经师”面前撒娇抱屈，加油加醋。蒋经国一怒之下，就写了一张“手谕”：免去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后来找到宋长志交代此事，并考虑派人接掌“三军大学”。经宋长志婉转进言，才给蒋纬国一个转旋的余地，和王多年对调，任“联勤总司令”。蒋经国并指示宋长志转告蒋纬国，今后要安守本份干三军后勤，不关他的业务，决不容许他随便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1980年5月3日，香港一份报纸在一版头条刊登《台湾国军将领上书蒋总统祝寿》（蒋经国70岁生日）末尾，开列了将领的名单：国防部长高魁元上将（笔者注：第一） 参谋总长宋长志上将（第二） 国防部副部长郑为元上将（第三） 副参谋总长马安澜上将（第四） 副参谋总长姚兆元上将（第五） 联训部主任张国英上将（第六） 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上将（第七） 三军大学校长王多年上将（第八） 陆军总司令郝柏村上将（第九） 海军总司令邹坚上将（第十） 空军总司令乌铖上将（第十一） 联勤总司令蒋纬国上将（第十二） 台湾警务总司令汪敬熙上将（第十三） 宪兵司令刘罄敌中将（第十四） 从职位序列看出：蒋纬国从原来的第八降到第十二，而且是“国军”中任职上将的最后一名。 第371章 香港《动向》杂志5月期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评论说：这不是给蒋纬国好看吗？这样降职，蒋纬国会愿意吗？况且，联勤总司令，不过是三军的副官长；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现在却落得给三军办后勤打杂，听人使唤。蒋经国对他这位‘问题老弟’未免太。。可见蒋纬国和他的老兄之间存在着芥蒂。而5月3日的职位序列，使蒋纬国的“军职”降了一大截。 1986年6月，已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的蒋纬国，悄然地向“国防部”提出“退役”申请。该申请经“国防部”人事主管单位完成审核手续后，很快签呈送交当局“裁示”。一般预料，由于蒋纬国军职任期于当年5月即将届满，且“除役年限”已至，若无特殊的变化，“退役”已成定局，他的军旅生涯可望在军队军事会议结束后告一段落。 如果蒋纬国退役，他未来的出路如何？依常理推断有以下四种可能：（一）改聘“总统府”的战略顾问；（二）担任公营事业董事或顾问等职务；（三）出任中华战略协会理事长，取代年迈体衰的陶希圣；（四）出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正当岛内蒋纬国去处猜测纷坛之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6月18日通过了蒋纬国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要职的决议。 “国家安全会议”是蒋介石于1967年设立的“由总统、副总统、军队首领、特务、公安及警察首脑和政府部长组成，在国家非常时期，掌管全权。在和平时期，国家重要决策也通过该会议决定。”1986年5月，台湾中华航空公司飞机飞到大陆后，台湾方面为交涉归还飞机和机组人员，在香港首次与大陆方面接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作出进行接触决定的就是“国家安全会议”。 在“国家安全会议”里，秘书长是仅次于主席（由蒋经国兼任）的重要职位，在非常时期，可以行使全权。因此，这个职务非有相当实权的人物或深得“总统”信任的人物莫属。 关于蒋纬国的这一人事安排，在岛内人们感到出乎意料，其理由有二： 第一、蒋经国1985年秋天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提到了接班人问题。他说：“我国是民主立宪的国家。总统和副总统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选举产生，今后当然也要这样做。因此关于总统职务交接一事不存在任何问题。迄今为止，我从未考虑过将来让蒋家的人继承国家元首的职务。”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1986年2月，蒋经国把据认为将来最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蒋孝武（41岁）派出国，担任了台湾驻新加坡贸易办事处副代表。因此，人们曾认为，今后由蒋家人接班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因为蒋纬国迄今为止一直远离政治和权力中心，而且和蒋经国的性格大不相同，还风传二人“不和”。因此被排出了接班人名单。日本《选择》月刊1986年8月号刊登一篇题为《蒋经国的胞弟蒋纬国突然上升的背景》，摘要如下：蒋经国总统的长期计划是：（一）慢慢缓和国民党一党统治体制；（二）逐渐让国民党元老退位，让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出身的官员执掌国政；（三）把军队首脑对权力的影响限制在最小限度；（四）逐渐让台湾省人走上第一线；（五）总统职务的继承问题根据宪法规定处理。 但是如果急于推进上述计划，就会遭到国民党元老和军队首脑的强烈反对。因此要花时间慢慢来。同时蒋经国总统打算通过让蒋纬国登场，缓和他们的不满。蒋纬国就是为了起到控制军队首脑，缓和他们的不满情绪，同时圆满地向知识分子官僚及台湾省人移交权力的重要作用而登场的。 蒋纬国将在李登辉总统体制下掌握实权。或有可能在蒋经国之后实现蒋纬国总统体制。虽然形式上是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蒋家连续三代执政，但实质大不相同。这一切都是为对付国民党元老和军队首脑的策略，蒋经国总统的长期计划没有改变。 7月1日上午，蒋纬国宣誓就职之后，立即赶到位于“总统府”后面的“国家安全会议”办公室中处理公务，并约见该会的有关主管，以便了解该会的全盘业务。可是，蒋纬国在办公室坐定未久，对面“总统府”机要科来了电话，说蒋经国要召见他。因此，不到一个小时前才离开“总统府”的蒋纬国，便又穿好上衣，服装整齐地赶到“总统府”。 蒋经国跟蒋纬国虽系手足，私下里也常有晤面的机会，但是专门召见他到办公室中公私兼及地作一番恳谈的前例，确实很少见，如果屈指一算的话，过去只有把蒋纬国由“三军大学”调任“联勤总司令”之前，曾经召见过蒋纬国，告诉他自己所作的决定，而且勉励他好好的做。以后蒋纬国卸除“联勤总司令”职务，改任“参谋本部联训部主任”时，只间接传达了他的旨意，蒋经国并没有因调动自己兄弟的职务，而向他作任何说明。蒋经国以最高统帅调动军方系统下的人事，身为军人的蒋纬国自然别无选择的余地。 这次，蒋纬国调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让蒋纬国在国家安全的大政方针上，负起了更重的责任，由于其所处地位与所具有的身份，已跟过去迥不相同，而且处身在这么一个重要的职位上，自然不能再象过去那种悠游世间的情况，因此，不论是在“公义”或“私谊”的立场上，兄弟两人都有加以恳谈的必要，于是，乃有了1日上午就职宣誓之后的召见举措。 据蒋纬国事后跟极亲近人员在说明他对“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必须全力以赴的原因时透露：阿哥召见我，要我尽力做好“国安会议”秘书长的这个职务，语意恳挚，极为感人，可以说这是我们兄弟近年来极少见的坦率谈话，如果我不全力以赴，这将愧对“总统”，也愧对自己。因为阿哥告诉我：他托付我这个职务，要我一步也不能走错。他的话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蒋经国那天召见蒋纬国时，谈了不少的话，兄弟两个人坐在总统私人会客室内，无拘无束地聊。蒋经国语意诚挚，一再提到“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职务的重要，务必要全力以赴，要蒋纬国以其余年，作竭诚的奉献，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他们父亲的在天之灵。他说在私人生活及行为中固然可以轻松一点，但在公的范围内，一定要郑重、庄重，君子不重则不威，身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必须在工作上戒慎戒惧。蒋经国好象也了解蒋纬国只做了一任“联勤总司令”便被拉下来的委曲，因此特别告诉他，当时这样做，目的在便于安置温哈熊。蒋经国很委婉地说：温哈熊在军事采购上对“国家”有功，由于外交事权的关系调温回台，出任“联勤总司令”是最理想的安置，既然如此不把你拉下来又能拉谁下来？！几句出自“最高当局”的肺腑之言，据说曾使得蒋纬国深受感动，难怪蒋纬国回来跟最亲近的人聊起来时说：阿哥这次恐怕是多少年来对我说话最诚挚的一次了！ 蒋纬国就任新职以后，据说除了去过“荣民”总医院以外，任何公私场合已见不到他的踪迹，应该说跟蒋经国的训示有关！ 女佣猝死被告藏枪进入90年代，台湾政坛愈加动荡不安。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岛内政潮迭起，社会治安恶化，资金外移。新确立的执政当局调整了大陆政策的策略，但仍顽固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台湾的政治革新与前途出路仍陷在重重困境之中。 90伊始，国民党高层围绕“第八任正、副总统”选举、“行政院”改组，激化了自蒋经国死后就开始了的权力之争，公开进行了一场“迁台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内斗”。从2月份国民党临时中全会始至5月底，国民党内部的所谓“主流派”、“非主流派”，推出两组代表不同势力的“正、副总统”候选人，针锋相对，公开唇枪舌剑，私下合纵连横，甚至动用特务监控对手。危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学生大规模抗议，反对党派在“国民大会”大打出于，民意惊恐不安。李登辉不得不请国民党元老出面“整合”，劝退对手。李登辉、李元簇当选“正、副总统”，前“国防部长”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内阁”重要部门官员“局部调整”，从而结束了蒋经国死后的权力过渡期，确立了新的权力集团。但危机虽暂化解，党内派系仍存，各派政治势力加速分化组合，互相猜忌依深，明争暗斗不止。 1991年7月，在内争中失势的蒋纬国，再次成为新闻焦点。7月6日，台中市调查站公开声称，“蒋纬国将军遭人检举持有60支靶枪，已于6月30日托人自动向我站报缴，由于前后说词不一，且对全案来龙去脉无法作合理圆满的解释，致引起社会大众的猜疑。” 11日下午，台中市调查站悄悄将该案资料送至台中地检署，不过函送卷宗资料上未列有罪名及犯罪嫌疑人姓名，地检署将它列为他案，由原承办的刘家芳检察官负责侦办。 主任检察官王添盛于12日召开一个简单的记者会，称各界关心的蒋纬国持有枪支案，已由调查站函送该署侦办，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调查站所函送的证物，包括枪支及相关人士的笔录。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对很多问题都加以回避。当被问到私藏60支枪是否涉及叛乱时，他表示，这是个不能回答的问题。 第372章 面对舆论界的喧腾，蒋纬国并没有沉默。7月7日下午，他在“中华战略学会”接受了台湾“中央社”记者的访问，他表示，在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一批枪械，在他记忆中，是0．22英寸，次口径、室内休闲、练习用的长型靶枪，有效距离是25米。目前台湾并没有生产制造这种枪的子弹。 他指出，这批枪械，20多年前，是他委托美军购买，后来美军搜集了军中用过的60把旧靶枪给他。本来他想用这些枪，在“三军大学”或“联勤总部”，附设休闲靶场，提供军官娱乐之用。由于当时没有地方存放，也就暂放在台中宿舍里，而且这些枪是旧枪，他还特别请“联勤”单位查验、鉴定，并上了凡士林，贴有“联勤总部”检验的封条。在职务的忙碌下，事隔多年后，他也就真的忘了此事。 蒋纬国强调，外传他拥有“轻、重武器、大批军火”，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扰乱社会视听，是不应该的。何况，他本来就是军火的收藏家，过去他收集的各类枪支，早已捐献给“联勤总部”，并且设置了特别陈列室，作为样品参考。 第二天，台湾《中国时报》刊登记者尹乃青的文章，题为《蒋纬国怀疑：女佣死因与被告发藏枪有关》，摘要如下：“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昨日表示，他怀疑他的女佣李洪美死因和向调查局告发他拥有枪支的这位“告发者”有关。他说他猜想：“李嫂”是在受到此人威胁后自杀的。他说，这个人的手段太卑鄙、太狠，“当局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 蒋纬国说，60支0．22英寸口径的枪放在他位于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小阁楼里20多年，他早就忘记了，而是“有人”去告发。蒋纬国说，有人向有关单位告发他有60支枪这件事他并不知道，而是他的女佣李嫂知道了，在6月29日向宜宁中学董事长蒋信丞报告，蒋信丞就找了魏校长和总务主任处理。蒋纬国说，蒋信丞打电话给他，问他到底是什么枪，他这时才想起有60支枪放在阁楼里，他对蒋信丞说：“糟糕，我根本忘记这件事了。”于是向蒋信丞解释这批枪的由来，并要蒋信丞尽速去报缴，一切依正规程序处理。蒋纬国强调，这批枪不是李嫂在清理时发现，但是“告发者”自称是李嫂告诉他的。 蒋纬国提高声调，语气激动地说，他到台中去那么久，李嫂从没有和他提过枪支的事，“告发者”却说是李嫂告诉他的，这合乎情理吗？蒋纬国说：“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女佣去告诉外人，让外人去向调查站告发，但事前却没有先跟我讲！” 至于这位“告发者”怎么会知道蒋纬国有这批枪支，蒋纬国说：“这个事件的谜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蒋纬国说，他怀疑有人知道他有这批枪支，就去威胁李嫂，李嫂受了威胁没办法，最后才向蒋信丞报告。蒋纬国说，李嫂是一个非常老实、没什么知识、对他很忠心的人，自从她的先生在5年前过世后，李嫂就神经衰弱、感情也很脆弱，但是一直很护着他。 蒋纬国扬起眉毛，又提高声调说，他猜想这个“告发者”就是利用李嫂身体心理的弱点，威胁她，把她套进去，吓她，李嫂没办法了，最后才自杀！蒋纬国说：“使用这种卑鄙手段的人太狠了，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如果知道就好办了，但是当局应该知道。”他认为，“告发者”一定是个“阴谋分子”。 蒋纬国表示，他在6月30日晚上知道李嫂死亡的消息后，不到10分钟，就立刻告知调查局这件事，当时他就怀疑李嫂的死因和他被告发拥有枪支这件事有关联。 蒋纬国说，李嫂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一定要追究。 身为“国安会”秘书长，权当统管台湾的情治机构，但蒋纬国一不知“私藏军火”案的告发者；二不明女佣之死因。可见此时他的势力已江河日下，只能做更深的隐退了。 政坛要人仓皇下台1993年2月，曾被喻为“后蒋经国时代”三脚凳之一的蒋纬国在台湾高层人士变动中被免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职务，出任“总统府”资政，其遗缺由原“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补替。台湾传媒认为，李登辉这一安排，暗示着蒋家的正统已正式自政坛退下。 在1988年蒋经国死后的一段时期，由于身份特殊和身居要职，蒋纬国对台湾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蒋家及官邸旧臣有赖他保存既得利益，李登辉也仰仗他安抚蒋朝遗老及军方势力。 据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指出，宋美龄早有离台赴美的打算，曾计划在4月初成行，但后来改变了这项计划，准备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后再成行，其主要原因在于协助蒋纬国成为台湾一个新权力重心。宋美龄自认对元老派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希望以其残余的威望，为蒋家希望之所寄的蒋纬国，尽一点心力。据了解内情的人士表示宋美龄如此厚爱蒋纬国，除基于将希望寄托于蒋纬国的身上外，她多年来特别疼爱蒋纬国，也是主要的原因。 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纬国被通知赶往大直官邸，其后几天，蒋纬国甚少公开露面。据报道，“在那两个星期关键性的权力互动过程中，蒋纬国的政治态度始终超然而坚定，支持李登辉总统出任‘党政一元化’的主导角色。他在与关系亲近的人士谈话中，极为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对于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所浮现的若干‘逆流’感到忧心忡忡，并尝试采取防杜措施。”蒋纬国的政治意向虽然坚定，但由于身份特殊，也备感尴尬。1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全体中常委一致起立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显然与士林官邸的态度有所抵触。会后，李焕、俞国华、沈昌焕3人会商，决意商请蒋纬国前往士林官邸面报“常会”结果并致意。由宋美龄事后对“常会”决议指为“不合法”的态度观察，蒋纬国此行必不好受。同一天，蒋纬国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指出：“目前民众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安定，谁要破坏团结，就是我们的敌人。”翌日上午，他与蒋孝勇陪同李登辉前往慈湖、头寮等地巡视奉厝工程进度。在维护党内团结和谐的形象上，他又因身为蒋总统家族的一员，扮演特定的角色。 接着蒋纬国又接下一个“烫手山芋”——协调“中央民意代表”退职及如何进行增额选举的问题。这原本应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或“行政院”进行作业的事情，竟然公开由“国安会”出面为之，可以说是“国安会”成立20多年来破天荒的创举，很多人都想不透其缘由何在，因而议论纷纷。其实，蒋纬国之所以乐意为之，也有其政治目的。 据一位权威人士分析如下：（一）蒋纬国明知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但他却认为接下之后“利多于弊”。即使未能尽如人意，由于大家都知道此事极不易为，应该对他寄于同情与谅解；如果稍有成效，适足以显示其卓越的才华与不同凡响的政治智慧。 （二）蒋纬国体认到这是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只要拿捏得准，仍可创造出相当可观的成绩。由于蒋纬国自信他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因而毅然决然地接下了此一“烫手山芋”。 其实，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关键，则在于蒋纬国“胸怀大志”，期能藉此机会扬名，进而使其在岛内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在十三全大会之前，蒋纬国一马当先，声势凌驾各路人马，甚至在十三全大会开幕后，他还公开对新闻界大谈“国安会”的功能应该是什么。蒋纬国这一连串动作当然引起某些当道人士的忌讳，唯恐蒋纬国异军突起，直上青云，而削弱了本身的地位，更令这些人士感到威胁的是，由资深“国大代表”滕杰发动的拥立蒋纬国为副主席一事，当时蒋纬国始终未曾明确表示过“不要”，而促使不同的政治势力暂时结合在一起，先联手起来抵制蒋纬国，在这种妙不可言的情况下，蒋纬国再表态反对设立副主席一事，却是大势已去，他真正想“要”的中常委当然只有泡汤了。 十三全大会后，拥蒋风波仍然是余波荡漾。滕杰并不死心，依然锲而不舍地在资深“国大代表”中鼓动拥立蒋纬国的声势，甚至已经摆明了准备支持蒋纬国出马竞选下任“副总统”，姑不论这到底会不会成为气候，不过已埋下日后“总统”大选呈现出山雨欲来之势的伏笔。 “总统”大选后，李登辉刻意疏远蒋纬国，最终把他正式从“国安会” 秘书长的位置上换下。难怪台湾舆论指出，蒋纬国只能是在这“世代交替”的夹缝中，上下不逢源的一个蒋家人而已！ 大声呼吁祖国统一蒋纬国常说：“我不想将来被子女们‘提’回大陆，乘身体尚好，我要自己走回去。。”当在台湾被禁演几十年的大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北市演奏，蒋纬国特意去聆听。听后他对传媒界大发赞叹之词，认为《梁祝》实在太妙了，太动听了！ 1992年立春时节，台湾岛内梅花盛开。岛内早就有爱梅之人组成“梅花总会”，蒋纬国任副会长。他是逢梅友聚会必到，广结梅缘。他对梅花独钟，可能与早年生活在江南姑苏有关。苏城光福邓尉赏梅，自汉唐以来已负盛名。“香雪梅”十里花海，有绿梅、墨梅等名种。赏梅胜境，也是他熟悉的地方。蒋纬国不是苏州人，但他视姑苏为第二故乡，因为少年时代他就与义母姚怡琴生活在那里，后来就读东吴大学。 第373章 近几年，他常对友人表露怀念姑苏之情。1992年1月，他致函苏州昔日东吴同窗程金冠：“一峡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岁月悠悠，而吾侪于母校同窗之旧时往事与校园情景，仍然依稀记得，恍如在目。。。但愿苍天佑我中华，早日统一，来年将能与诸友齐集母校同庆往后之校庆，并倾积愫。。”怀旧思乡之情跃于纸上。 他迫切希望中国统一，大声呼唤中国统一。。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2月22日，蒋纬国派人专程到安徽省合肥市拜望他异性弟弟金定国，并为其兄弟二人的会晤做了充分的准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8年11月11日，在台北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22周年纪念会上，蒋纬国颇带怀旧感地披露了一则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孙中山当年在黄埔军校时，身边有3个重要助手，除蒋介石、戴季陶外，还有一位叫金诵盘。这3名助手的4个儿子，中山先生分别取名为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和金定国，取其“经纬安定”之意。如今，4人之中，经国和安国都已去世，而定国却杳无音讯。童年时的伙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只剩下我一人。。说到这里，蒋纬国禁不住潸然泪下。这则消息在大陆报纸上发表后，经过大陆记者的多方查询，才知道原来金定国并未去世，他正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工厂退休养老。蒋纬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很快给金定国寄来书信和彩照，盼望兄弟早日会晤。他在彩照背面写道：“定国如握：初次得获通讯，纪念万里寻亲。”他还表示，希望3年之内能够回大陆，以不负海内外中国人的期望。 应该说，蒋纬国回大陆探亲是指日可待的事。因为几年来已有不少蒋家成员相继赴大陆探亲扫墓了。 第一位从台湾返乡探亲扫墓的蒋氏后裔，是蒋介石的侄孙女蒋品雨。1989年清明节前夕，她回到浙江奉化祭扫了蒋介石的母亲以及她外婆和阿姨的墓地。她还在表兄弟陪同下，游览了蒋介石的故居和她祖父昔日开设的“玉泰盐铺”旧址。据了解，蒋女士的祖父蒋介卿就是蒋介石的哥哥。一年之后，蒋经国的堂妹蒋华秀也回到浙江奉化扫墓，她是经过4年多反复考虑之后才踏上归程的。蒋华秀是蒋介卿之女，也是蒋家第二代唯一的女性。 大陆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与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阔别半个世纪后，1992年6月11日在台北喜重逢，师生二人紧握双手，用宁波话叙旧话新，感慨良多。 1993年2月，76岁的蒋纬国在美国探访他的继母宋美龄时，接受了美国一家报纸的采访。蒋纬国在谈话中赞扬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及他倡导的经济改革。 蒋纬国说：“我对（邓）的各种做法极为钦佩。”他还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很好的事。。他举双手赞成。”蒋纬国敦促台湾“政府”放弃它的“三不”政策并为两岸统一而努力。 对两岸关系乐观1995年7月28日台湾“总统府”资政蒋纬国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赴台记者的采访时，以“乐观”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对台峡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了5000年，怎么可能由于极少数人逆潮流而动，而致令国土分裂。” 谈及李登辉近期的言行，蒋纬国说，“我不愿意指名道姓，但目前的情况就像某个人已掉在大海里，欲以2100万台湾人作自己的人质或救生圈，而台湾同胞中又的确有不少受其苦难。”“不过，由于大陆方面已将抨击的重点由笼统的‘台湾’，集中到‘台独’，如今又再进一步集中锁定某一个人，这就必然会令广大台湾人民逐渐与其划清界限。” 这位年近八旬高龄的老人向记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但中国却是一脉相承。如果有人要搞独立，不做中国人，那就不应再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其他地方另立新国好了。 离开大陆已46载的蒋纬国先生表示，自己的确很想回故乡看看，尤其想念曾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生涯的苏州，“但目前台湾的情势不允许我回去，只好再待将来了。” 第六节宋美龄晚景凄凉九十高龄再度出洋1991年9月21日上午，台北松山军用机场戒备森严。9时54分，台湾“永远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之座车在前导车的开道下抵达机场。行动不便的她在蒋纬国夫妇的扶持下缓步登上“华航”为她改装的“专机”。在关闭机门前，孔二小姐又扶着宋步至舱门，向送行者挥手告别。此时，及目机场廖廖数人，43年前离开大陆的情景再次在脑海中浮现，一股难言的苦楚再度涌向她的心头。。1948年初，四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太平洋彼岸刮起。蒋介石及其幕僚们估计，曾任纽约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肯定会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取胜，那样，美国国会将会放弃杜鲁门的吝啬和敌对的态度，再给蒋以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不附带任何条件。于是，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代理人四下活动，不惜破费巨资帮助共和党赢得选举的胜利。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亲蒋分子”传来了令蒋鼓舞的消息：在“院外援华集团”和许多共和党人全力支持下，美国国会于4月间强行通过了一个款额为10亿美元的援蒋计划。 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杜鲁门在选举中以微弱多数票获胜。白宫再也不会有什么施舍了。蒋开始感到焦灼不安，他多年服用的药力很强的安眠药片再也不灵了。每天晚上只有喝上一玻璃杯的威上忌，才能昏昏沉沉。 不管怎么样，蒋还是匆匆忙忙派宋美龄去华盛顿，企图再次让她在美国掀起一阵“宋美龄旋风”，她的座机于1948年11月底起飞，那是她足踩中国大陆乡土的最后一次了。 但蒋的算盘又打错了。宋美龄1942年11月访美所以能引起的轰动，是因为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近一年，美国朝野因日本空袭珍珠港遭受的创痛还未完全恢复，故对中国对日抗战艰苦而英勇的表现，有了由衷的尊敬。而把这种尊敬的感情集中表达于对宋的欢迎上。加之宋有年轻时在美国受教育的背景，以及她高贵的风仪，从容的言谈，在美国人想来这是美国培养的人才，是美国的骄傲，因此，赞誉交加，口碑载道。传播媒介大量地报道她的行踪，新闻性的杂志以她作封面，她所到之地，处处是鼓掌与欢呼。罗斯福总统先后邀请她在白宫和海德公园私邸小住，并陪她出席国会演说，出席记者会，这在美国接待外宾史上是破例的事。特别是宋正式应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并出席两院外交委员会盛宴，以及在洛杉矶圆形广场对美国公众发表演说，是绝大多数外国元首所不曾享受过的殊荣。 可是，随着形势的演变，宋美龄此次访美，正值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宋的身份虽与六年前相同，但华盛顿的红地毯却没有了。她乞求美国加紧援蒋，社鲁门不为所动。美国舆论还以“秦廷之哭”加以讽刺，而美国各界人士也似乎把美国培养的这颗“政治明星”忘却了。 她没有接到请她去白宫停一晚或去国会演讲的请柬。因为国会刚刚给了蒋10亿美元，杜鲁门总统刚刚赢得一次竞争激烈的大选，他没有心思迎合卢斯（美国出版界大亨，蒋宋家族的吹鼓手）派的外交政策，也不想迎合“院外援华集团”的意图。 “她来美国想多讨些施舍”。杜鲁门回首往事时刻薄地说：“我不会象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不会很高兴的。但她高兴不高兴，我并不在乎。”杜鲁门还对报界发表了一项不无失礼的声明，披露了美国给蒋的援助总额已超过38亿美元。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对她乞求“在目前的斗争中”给予援助的要求，表示出少许同情。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当时的情景，不要说宋美龄本人，就是旁观者，如果想起她当年在美国掀起的阵阵“宋美龄旋风”，也难免有一些世态和人情的感慨。但如果想通了，国际上只有利害、没有道义可言，也就会一笑置之。 宋美龄无力再施展故技，为此深感烦恼。于是离开华盛顿，来到里弗达尔的孔家宅邸，隐居起来。 几次离台大权旁落1950年1月，宋美龄返回台湾，立即卷入权力继承和保全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斗争。她间歇外出期间，蒋经国已担任蒋介石的私人助手，后又升为台湾“国防部”政治局局长，成为主管治安工作的人。此后20年间，每当宋美龄离台访美一次，蒋经国似乎就在政治阶梯上又上一级，在取代宋作为他父亲的继承人方面又向前迈出一步。 宋美龄的心情太紧张了，她不甘闲坐日月潭边描绘简单花草图画，她将画赠送给每个人，包括蒋经国。（送给蒋经国的画是竹子，宋美龄亲笔提了“赠吾子”字样）为树立个人形象，她参加当局的社会工作，特别是孤儿院工作——这些孤儿几乎毫无例外均为她丈夫的下属军官过早去世后遗下的特殊孤儿。（就连戴笠也办孤儿院。在中国，要想使特务为你效力，你就必须保证他的子女的福利。所以，在国民党统治下，孤儿院不断增加。） 台湾的气氛终使宋美龄感到受压抑。她又匆匆离台赴美，以便争取“院外援华集团”亲临声援。此次访美，从1952年8月一直呆到1953年3月。 第374章 返台时她获悉，蒋经国已经接到去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作客的邀请。华盛顿对这位太子日益瞩目，蒋经国应邀去与艾森豪威尔会晤。自1943年以来，宋美龄从未得到过这种待遇。 虽然宋美龄在台湾不担任任何职务，但她仍然与蒋介石保持着尽可能密切的接触。在他变得老迈昏聩的时候，这种接触就更加紧密。蒋会晤美国官员时，她替他讲话。他总是含混不清地咕嘟几句，然后她就讲上5分钟；他再含混不清地咕嘟几句，她又侃侃而谈一大通。使人感到，他好象一具橱窗里的模型，装束得象蒋介石的样子，坐在他的宝座上，由宋美龄操持大权。蒋的将领和官吏中很少有人敢得罪她，就连她的前房儿子对她也要小心几分，毕恭毕敬。她的火气上得快，而且肯定要加报复。下面是卢斯的朋友讲的关于卢斯夫人和宋美龄在台北乘车外出购物的故事。当她们各自买到了要买的物品后，回到了轿车旁，彼此推让，都请对方先上车。在说过三次“您先请”之后，卢斯夫人没有再让，先钻进车里。然后蒋夫人上车在卢斯夫人身旁坐下。在回台北北郊的官邸途中，她一路上都不高兴，一言未发。宋美龄高视阔步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卢斯夫人问一位秘书，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说：“我让了她三次啊。” “你应该让她四次。”秘书答道。 1954年4月，宋美龄又去华盛顿住了六个月，鼓动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提案。而后她返台参加蒋介石的67岁寿辰庆祝活动。当抵达松山机场时，她看到了大权旁落的迹象，使她此次归台大煞风景。老迈的、白发苍苍的蒋介石在候机室里没出来。到机旁迎接她的是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这种对她不尊敬的态度是空前的。蒋经国陪她去见一些重要人物和“中国妇女反侵略联合会”的一群女士，宋美龄的态度冷若冰霜。她匆匆地从这些人面前走过，大踏步跨入了候机室，对着蒋介石低声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径自走向等候在那里的轿车，嘴抿得紧紧的，一声没吭。也许她骂他王八蛋。 1958年，蒋经国再次晋升。宋美龄显然不胜厌烦又跑到美国去了。一下呆了14个月。她已经六十有一，却声称58岁。出于礼貌，蒋经国进入“总统内阁”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是在她离开台湾两个月后宣布的。宋美龄终于下定决心回到台北，硬是一气住了6年。 1965年，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中，宋美龄回到华盛顿时，红地毯终于再次为她铺开。“中华民国”大使馆为1500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了招待会，宋美龄是主宾。她乘专列从纽约来到华盛顿受到国务卿腊斯克夫人的欢迎。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为她租用的漂亮大厦。这座大楼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与j·埃德加·胡佛、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接触频繁，在白宫与伯德夫人一起喝茶，与林顿·b·约翰逊促膝交谈。一切与昔日无异。 报界很少注意到一个细节：即宋美龄这次是由蒋经国陪同访美的。他现任台湾“国防部长”，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客人。他与宋美龄的随行人员一起来美，悄悄地办理他的公务，然后悄悄地离开。 这些不寻常的渲染，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年来，蒋介石一直力图使华盛顿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但是，华盛顿早已断定，在交战中蒋没有战胜中共的希望。他仅希望把美国拖入对中国的一场战争，以便他借此东山再起。蒋不止一次要求美国给他提供核武器，以“保卫台湾”，“院外援华集团”则倾巢出动，全力为他争取核武器。现在，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无暇及此。约翰逊政府迫切需要蒋派国民党部队去印度支那作战。蒋经国此次华盛顿之行的使命，就是谈判这个问题，谈判以僵局告终。美国不会讨好他那老迈的父亲，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国民党也不愿派遣部队帮助美国打越南。对宋美龄的款待，只不过是林顿·b·约翰逊政府为了争取她，利用她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但她对蒋经国无能为力。 结果，约翰逊政府对台湾这个盟友大感失望。这种失望没有立刻产生明显变化。但是到了尼克松政府上台时，对台湾的失望情绪已经遍及美国。亨利·基辛格才有可能着手推行实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 不管美国款待她是否做给人家看，对宋美龄来说，这次访美是她政治生涯的回光返照。在访美期间，她应邀到威尔斯利，向学生们发表关于纪念珍珠港事件的演说。听她讲话，你会感到她和当年一样侃侃而谈。她说：“。。一年四季，时节交替，大自然万紫千红，浓淡各异。。在花丛深院里。。阿吉艾尔阴谋的追随者们。。口是心非，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永久沉沦于毁灭之中。。” 还是那个宋美龄，吸引从好莱坞圆形剧场到美国国会的听众的还是那套辞令和情调。然而，现在时代变了。这次，《时代》的记者大卫·格林威听腻了，走出了大厅，草草地写了一个概述。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东方幻想已经成为一场梦魇。 如昙花一现，宋美龄最后一次出风头的时间稍瞬即逝。于是她放弃了卡洛拉马大街的房子，1966年4月，在曼哈顿格拉西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定居下来，这套公寓是她的外甥孔令杰给她买的。她患胆结石多年，动过取石手术。现在她已69岁，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从那以后，她的所有美国之行，不是参加葬礼，就是治疗疾病。几十年来，她一直被西方新闻界列为在妇女界世界十大名人之一。但1967年，亨利·卢斯在浴室里死于冠心病后，她的名流地位也就告终。翌年，宋美龄确知她患了癌症。1970年，她飞往纽约，做乳腺切除手术。其后不久，她再次匆匆赶到纽约，做了第二次乳腺切除手术。 美国报纸上，关于她的报道已从头版转到社会新闻版。后来又转到食物版。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了。美国报纸最后又渲染一番。三周后，已经当了“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成了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已无事可干，只好开始她永久性的流亡生活。 老蒋咽气赴美就医宋美龄除了本身无子息之外，一生享尽荣华富贵，也算是“好命人”了。她称自己一生最伤痛的事，是蒋介石的死。然而，在此前数年内，她的母家“家人丧故”迭乘，也使她相当伤感。从她1975年9月17日赴美就医行前发表书面谈话的开头一段，可以窥见一斑，她说：“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姐丈庸之兄（孔祥熙）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前年蔼龄大姐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致迟迟未行，迨赶往则姐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二年前，余亦积渐染疾，但不遑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 宋美龄是在1975年9月18日由台北飞抵纽约的，据合众社和路透社消息报道，她来美是为了医治乳癌。飞抵纽约机场那一天，欢迎场面十分冷落，除了几个警察维持秩序之外，没有一个“中央级”和“地方级”的官员及侨领在场，可见一个腐败政权在外国政客心目中，简直一钱不值了。 宋美龄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中没有地位，更无发言权。蒋经国当老子一死，即演出“迫宫丑剧”，派兵包围“总统府”，由国民党中常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拥护他当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失去一切职权，郁郁不得志，平时只用“蒋夫人”身份接见外宾奇_-_書*-*网-qisuu.。但国际形势突变，世界各国纷纷断交，既无宾可接，又不受人尊敬，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即使没病，也想远走高飞。 宋美龄在美国一住就是11年。此段时间，她一面迈向暮年，一面故旧日稀，其日常生活无法不日趋平静，深居简出，平常除了读报、看电视外，空闲的时间多半选择自己喜好的书籍看。据了解：美国经常有畅销书出现，宋对一般的畅销书根本看不上眼，她喜欢读历史、传记之类的作品，而阅读的速度很快，几天就可以读毕一厚册。此外，多半是练习书法或绘画，她擅长的是兰花和山水。 岛内与宋美龄保持通信的人，计有中文及外文两要员。中文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英文则是沈昌焕这位被称为外交上的大档头人士。秦孝仪跟宋美龄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自1953年间因在阳明山受训时的一篇古朴简练的自传（当时秦孝仪只是国民党中央四组的专门委员，四组即今之“文化工作会”）获蒋介石赏识，于阳明山结业后奉令调官邸服务，迄蒋去世，他一直随侍在蒋身边前后逾20余年。由于常年随侍的关系，获得宋的赏识，宋的一些对外中文文稿，均出自秦孝仪的手笔。由于宋美龄信任秦孝仪，所以宋离台11年，中文方面的文件仍由美国电告秦孝仪代笔。1983年，宋美龄先后发表的《致廖承志贤侄》、《致邓颖超女士》的公开信，据悉也系经由宋揭示要点后，由秦孝仪执笔。 由于有了秦孝仪、沈昌焕这两位重要人士作耳目，所以她人虽在美，但跟台湾的通讯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台湾当局在处理外交及某些涉及宋的人事上问题而必须征求她意见以示尊重时，台湾当局均会很迅速的经由上述渠道获知，并立即经由上述渠道表达其意见，宋本人对岛内政情的发展，以及有关政经方面事情，一点也不陌生。 第375章 她有时也过问台湾的人事。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王锡爵投奔大陆的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都被罢官），据悉即出自宋美龄的插手。因乌钺曾经为她驾驶飞机获赏识，宋美龄干预说：如果没有绝对的过失，不必要他去职。还问了句：乌钺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责任要由他承担！凛于宋的锋芒，乌钺得以照坐“华航”的“宝座”。 1986年6月，蒋纬国出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讯息，从台湾传到纽约宋美龄的耳朵中，宋对这位一向在嘴巴上最甜的二公子，曾特电致贺，勉励他坚守岗位，做好政府及国家所交付给的一切任务。台湾，官府长官变动获得宋美龄致电称贺的，蒋纬国似乎还是第一个。 同年10月，蒋纬国因病住进“荣民总医院”时，据说宋美龄还曾打电报询问他的病况。电报由台北转到“‘荣民总医院”蒋纬国手中时，据闻蒋纬国至为感动，立即电复其病情。 台湾岛内政界与妇女界人士赴美访问时，也多半抽空到纽约郊区宋寓邸一晤。但就这方面而言，岛内妇女界能够会晤宋的已经不多，唯有钱剑秋、王亚权及西湖商职校长赵筱梅等数人而已。但这位由宋直接提拔起来的台湾“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年岁较高，很少访美。访美必获接见。王亚权因为近年来执掌“妇联会”业务，而“妇联会”系宋当年的手创，所以也是宋愿意接见的人士之一。而赵筱梅则是昔日为宋主持过育幼院的人。其他一般的及近年来崛起的政要已经无法获得青睐了！ 在蒋氏家族中，最得宋宠爱的是老三蒋孝勇。这位昔年深为蒋介石宠爱的孙儿，目前在宋心目中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得宠。蒋氏家族中如果有什么讯息需要转达时，蒋孝勇是唯一的最佳传讯使者。而蒋孝勇几乎每年都要前往纽约，拜见宋一次。四十多岁的蒋孝勇，据说在宋心目中仍然被视为当年可以坐在蒋介石总统办公桌上撒尿的小孙子。由于宋对蒋孝勇的宠爱，致使外界传言震惊中外的江南案，可能是她用来斗垮蒋经国、蒋孝武父子的一招狠棋。江南案的杀机之一是有关《蒋经国传》的续篇将揭露蒋经国传子计划，宋美龄设计让蒋孝武指令暗杀江南，一则除掉江南，二则以江南案使蒋经国、蒋孝武父子陷入泥淖，以便她和蒋孝勇坐收渔利。 宋虽然在美国长大，并在美国受教育，可是，一待11年，而周围又尽皆是陌生之人，二次大战中依然健在跟她有过多面之缘的美国友人，目前几乎已寥若晨星，他们即使尚在人间也多半风烛残年，行动不便，所以跟她之间几乎没有来往。目前在美国政坛上的要角，对宋美龄来说，多半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了，跟他们之间自然不可能有所来往。因此，宋深居简出在国外待久了，自难免有思乡之念。不过，促使宋美龄结束客居生活的，恐怕还是《宋家王朝》引起的风波。 秘密大曝光《宋家王朝》是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著。此书从宋家之父宋嘉树写起，笔锋触及他的夫人倪桂春，他的三位小姐和他的三个公子，并且引伸到他的令媛们所嫁的夫婿，一门皆簪缨，全书形成了宋氏家族姻亲大结合。 宋家是基督教家庭，但是宋家在海外之成名，则不是由于宋嘉树之“传扬福音”，而是受惠于他的两位千金所嫁的夫君，在中国政坛上整整闻名了65年，因此，宋氏家族成员的历史，在美国成了脍炙人口的“谈天”好材料。《宋家王朝》出版时，正是台湾为了江南命案，在美国弄得焦头烂额之时。因此该书一上市，台湾当局立即发动七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联名提出反驳，并且在《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报纸）上登载全版英文广告，对作者西格雷夫提出指控，如此一来，该书在美国书籍市场上立时身价十倍，抢销一空。台湾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又动员闻名世界的历史学专家黎东，单独写了一本小册子，中、英文并排由纽约《世界日报》刊印，免费赠送读者传阅，内容则批评西格雷夫是“一位喝醉酒的水手”，全册8000余字，但均属空泛式议论，未曾抓住西格雷夫之事实证据进行反驳，导致黎东本人也被人讽为“忘记了自己是被官方利用的表态小丑”，而《宋家王朝》的销售量则更上一层楼，成为1985年度美国畅销的出版品之一。 居住在纽约长岛，做为《宋家王朝》唯一活在人世的主人公宋美龄，处境十分尴尬。这本书的出版，不但揭了宋家的短，而且使这位曾风云世界的宋氏三小姐的许多秘密公开于世。 在蒋介石死前，宋美龄的年龄，一直被列为“最高机密”。到台以后，“妇联总会”虽然每年都有为“会长华诞”而举行祝寿的活动，但都没有触及她的禁忌——公开她的年龄。简单的说，她本身不提自己的年纪，也不愿意别人知道她年龄的秘密。因此，包括蒋家在内的人，多相信“她比老先生小一轮年（12岁）之说，《宋家王朝》的出版，使人们知道她的正确出生年月日：1897年3月5日（阴历2月12日）。那么，她只比蒋介石小10岁，不是12岁。 因为这一资料的出现，就引伸出另一颇饶有趣味的问题，就是她在1927年，成为“蒋夫人”时是30岁又10个多月的新娘了！这在60多年前的时代，“二八佳人”（16岁）仍被视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之时，30岁的新娘，是绝对的被视为“超龄”的标准。毕竟，“女人四十一枝花”的新观念，不过是最近10年，才透过一部外国影片而舶来的。60年前，中国人普遍的观念是：“女人三十老人家”。 虽然，他们结婚时，新郎蒋介石也已40岁了，可是，那时是全世界瞩目“雄姿英发”的名人。因此，有人以理推想宋美龄的讳言年龄，刻意修饰和化妆，似乎与此不无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只蒋夫人的年龄被列为“最高机密”，甚至连她的一切活动资料，也是除了官方发布的以外，其余都被视为“不得公开”者。人们对她的认识，仅限于：她是宋氏三姐妹的”三小姐”，她的大姐名霭龄，是孔祥熙的夫人；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是1928年以后，1948年以前，权倾一时的“外戚”；此外，还有两弟弟，宋子安和宋子良，。。如此而已。其他的，甚至连他们的父亲宋嘉树的名字，在以往也很少有人能说得出来的，他们的妈妈倪桂春，名字的不传，就更不用说了。 1922年宋美龄25岁时，与蒋介石初遇于上海“国父宅中”，那时宋美龄美丽如盛开的玫瑰，使蒋介石“一见倾心”。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说：蒋总统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后5车间，蒋总统致全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总统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牍往还”，只有一则（情书）见于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这是他们结婚前一个月又十一天，被该报发掘来（或故意发布于该报）的稀少资料，文曰：“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按：这一年8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即时离开南京，经上海、宁波，回到溪口故乡，住入雪窦寺‘隐居’，以后即偕张群出国而去日本‘有意出国作五年考察与研究’。所谓‘余今无意政治活动’应系指此时‘下野’一事而言），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1927年9月29日，蒋介石乘日轮“上海丸”抵达日本长崎，再转云仙，探视宋母，登堂求婚。有关求婚的经过，根据上海《晨报》的报道，是这样的：“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允可者，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太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一办妥，毫无其他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其实，这一段“赴日登堂拜母”的过程只是求婚的最后手续而已。10月19日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情书，也等于电影上映前的一则“预告”。 1927年10月14日《交通日报》对宋美龄的一则专访，有四句问答，可为参考：问：“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女士为真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 答：（女士微笑）“此乃5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及之。” 问：“结婚问题，起于何时？” 答：“半年前，然最近始有成议。” 这里所说的，“半年前”，正是蒋介石控制东南，京、沪、苏、浙、赣、闽，尽入其势力范围，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之时。美国《时代》周刊也以他为封面人物，全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建立“蒋介石档案”。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的威名，自必使三小姐也为之如雷贯耳，倾动芳心了。 第376章 1927年的四月底、五月初之间，蒋介石和“三小姐”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相遇了。蒋向宋“再申前请”，似是就在此时。 当时上海《时报》的采访主任金雄白对蒋、宋婚礼有如下追记：蒋宋结婚的日子我是记不起了，礼堂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一家西式大饭店。当米价还是每担3元的时候，大华饭店一碟牛排，就取价4元了。 因为蒋夫人是虔信的基督教徒，因此先在西摩路宋宅，由西藏路慕尔堂的牧师余日章为他们先主持了宗教式的婚礼，观礼者限于近亲寥寥数人，连新闻记者也被拒绝参加。宗教婚礼完成后，才同车至大华饭店再补行另一次的公开仪式。 那天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次婚礼的另一特点，是证婚人却有五位之多。。记得那天蒋氏穿的是一套长礼服，蒋夫人则为白缎旗袍，他们沿袭西方的礼俗，交换婚戒，在那时是还不很多见的。 蒋宋结婚之后，宋美龄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样，凡奔走夫人门下的人，也能获得夫人逾恒的庇荫，而青云有路，长保禄位。如曾任台湾情报局局长的汪希苓，原出身于海军军官，与军统可说毫无渊源，虽然曾担任过驻意大利、驻美等大使馆海军武官之职，但那仅属于静态情报工作，与情报局的“特务”工作有着很大的差距。按常规，不论从什么角度去考量，都不应该由他出任斯职的。然而，却因为汪希苓曾为官邸的海军侍从武官，又是宋美龄“赴美就医”的侍从官，把宋侍候得非常满意。宋为免他的军职年资中断，仍将他挂名在驻美“使馆”沈剑虹大使之下武官处为海军武官；台美断交之后，仍安置在北美事务协调会代表处担任一年多顾问。汪回台后，宋笃念他侍侯一场的心意，多次电话回台，终将他安排为情报局副局长，继而晋升为局长。 宋美龄的随身女佣蔡妈，是来自娘家带到蒋家的梳头娘，由1927年侍侯到1971年，在官邸中，除了“先生”夫人之外，蔡妈的权威几乎超过了侍卫长；因为只有她一人敢于和“先生”夫人顶嘴，一旦她发了脾气，宋美龄是什么辙也没有，甚至还要向蔡妈说好话哄她回心转意。同时，宋美龄出外，不论是随蒋介石出巡，还是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蔡妈也都是列为第一随行人员。西安事变时，蔡妈也随宋美龄入陕，黄仁霖在回忆中有如下的描写：到上午10时左右（按：指1936年12月25日）。。隔了片刘蒋夫人自己走出来，并且告诉我，委员长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最后命令说：“不要忘记把蔡妈带出来，这是我忠诚的女佣。有一架飞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明天可以出来。”那天蒋自西安飞往洛阳，由于飞机上座位已满，宋为了蔡妈和黄仁霖，还特别准备另一架专机，于第二天起飞。 当时，国民党留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尚有：蒋百里、朱绍良、陈诚、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陈调元等一、二十人，他们不仅都未及与蒋宋同时离陕，甚至也未能与蔡妈同行。经过这一比较之后，若干有“政治眼光”的人，走夫人路线也兼走“蔡妈路线”，甚至专走蔡妈路线，也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国民党逃台以后，陈诚到官邸请谒之时，总是先打电话给侍卫长，问明了蒋介石召见的时间，又请侍卫长安排向宋美龄请安的节目，待见过蒋之后，侍卫长将他导入宋美龄的会客室，当宋尚未出见，蔡妈出现时，这位省主席都会向蔡妈起身肃立说：“向蔡大姑请安！蔡大姑好！”演出现代《官场现形记》的活剧。甚至“孔二小姐”经营“圆山大饭店”也与蔡妈相结纳，奉蔡妈为常务董事，经常报效，以求内宫之中布一棋子，获取更大效益。“孔二小姐”为椒房懿亲，尚且如此，况乎他人？宋美龄出门，除了蔡妈为必携从者之外，她所带的行李也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的波音747宽体专机对于载运她的随员及行李，自是绰绰有余；但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赴美之行，“美龄号”专机（四引擎的dc3型，当时称“空中霸王”机）尚不够她和她的随员、行李使用；美国陆军还另派一架dc4型运输机，运送她的衣物箱笼、化妆品以及部分随行下级人员。据白宫所留下来的纪录，宋美龄在白宫做罗斯福总统的贵宾时，连使用的丝质被单，都由中国带去。她的被单至少每天要更换一次，有时一天更换四、五次之多。 在美国白宫作客时的宋美龄，也展现了“她鞋子上带的珍珠”。这鞋子上的大珍珠，是从清朝皇太后的凤冠上取下来的。据说，1928年原军阀张宗昌的部属孙殿英，在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清朝的“东陵”发掘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盗取殉葬的宝物，而后，孙殿英“给蒋介石新婚夫人宋美龄送去了一批宝物。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 重返台湾牵动政坛1986年秋，尘封11年的“士林官邸”再现新貌。由于十多年未曾使用，许多用品已腐朽损坏。整修后既要符合宋美龄的生活原则，又要保持过去的情调，台湾有关部门颇费匠心。1986年10月25日，85岁的宋美龄，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珍宝专机，从她美国纽约长岛别墅的隐居地，返抵台北。10月31日，台北举行了历时40分钟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宋美龄成为纪念会瞩目的主角。她大部时间坐在轮椅上。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已属高龄的宋美龄，健康看来还算不错，虽然经过长途旅程，但她还是“容光焕发，很高兴见到亲人及老朋友。” 据台湾分析家观察，宋美龄返台，是蒋经国要表现台湾各方面的团结，及调和与元老派、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商讨晚年接班大计，以应付1987年国民党“十三大”的新局面。 宋美龄虽然长久不在台湾，但她仍保留着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天主教辅仁大学信托基金会主席和多个妇女及慈善团体的头衔，更重要的是，她是蒋介石的夫人，她在台湾依然有一个根基雄厚的班底。 1986年11月30日《纽约时报》将已经移到社交版的宋美龄报道复原，在头版登出了宋美龄的照片。照片的小标题和说明文字是：“仍具影响力：蒋介石夫人在美国待了11年后，已返回台湾。”在第28版上，时报刊出了一则美联社发自台北的长篇电讯，标题说，蒋介石的遗孀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 《纽约时报》说对了。宋美龄在岛内政坛可能发生的作用确实不能忽视，回台后，她曾多次接见台湾党政军要员，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也几次前去“官邸”向宋请示汇报。由于她对蒋家和岛内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的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轨迹。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工会主任钱剑秋，虽已80多岁，但仍然不为潮流所动的屹立在“妇工会”，“除非有蒋夫人一句话”否则准也不能动她。1987年，“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执行长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原“法务部长”施启杨的夫人）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就是钱剑秋屹立不摇的证明，李钟桂原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了，而终于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如果不是出于宋的认可，钱剑秋的情形根本不可能会存在。 有的报道认为，与官邸具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宋美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这种说法，只有一半正确。“励志社”确系宋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致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唯侍卫一则由军警系统甄选可靠人员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手下大将，她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张学良西安事变前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安排，而他要见宋美龄时，则不通过张而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面前份量之重。不过，后来黄仁霖出“使”外国，而“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又于60年代中期死去，“励志社”如今几乎已告名存实亡了。 在当今台湾不易化解的权力内斗中，宋虽已难于一一干预，但对某一极重大的人事安排却想积极影响。 蒋经国死后，国民党在1988年1月27日的“中常会”中，依原定剧本，推出李登辉担任代理党主席，但是本戏上场的前一天，“夫人派”仍然展开最后反扑，于26日晚在士林“官邸”集会研商对策。出席的“夫人派”及“官邸派”要角，包括俞国华、沈昌焕、秦孝仪、曹圣芬、宋楚瑜等人，李焕也在座。宋美龄力主由李焕取代李登辉，担任代理党主席，以免出现台湾人总统兼台湾人党主席，但遭到李焕婉拒。会议一直迟延未决，直至深夜，还未能获得结论。其间，与会人士也曾以电话向部分中常委征询意见。 在此项会议彻夜未决之际，李登辉也获得风声，知道剧本可能有变，急得一夜未睡。眼看连日来的运作，即将水到渠成，却在最后关头面临全盘皆输的局面，难怪他焦灼不安。 而参与此项高层会议的中常委，也彼此互通讯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有人希望维持原议，支持李登辉，有人则盼望推翻原议，从中牟利。于是在27日“中常会”前夕，台北政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谁也不敢确定第二天的“中常会”上，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第377章 在李焕的力拒之下，原定的推举李登辉计划，仍然按剧本进行，但为了作最后的确定，怕“夫人派”及“官邸派”在最后一秒钟又有动作，李焕事前即已完成30位中常委连署支持李登辉的文件，在“中常会”举行前几分钟，李焕、俞国华及当天主持余纪忠，开了一个临时三角会议，确定照原计划进行。于是由俞国华在“中常会”上正式提议由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余纪忠为了更进一步确定全体中常委的意向，请所有中常委一致以起立鼓掌的方式表态，于是出席的27位中常委一致起立鼓掌，主席之争乃告落幕。在“中常会”举行的同时，李登辉在“圆山忠烈祠”向蒋经国遗体行礼致哀。由于临时状况不明，李登辉神情凝重，心情不佳，拒绝摄影记者进入灵堂摄影。侍卫人员表示，李登辉今天心情不好，希望记者不要接近，制造困扰。此一状况，与26日上午李登辉兴高采烈，让记者进入灵堂拍照，不可同日而语。 李登辉的心情不佳，除了对情势变化失去绝对的掌握，不知能否顺利接任主席的因素外，另一个原因，是感到有失面子，因为即使“中常会”全体通过由李担任代理主席，但前一夭党内高阶层彻夜讨论是否由李焕取而代之，对李登辉而言，颜面全失，而且预告了未来的领导权威将无法充分发挥。李登辉在获知“中常会”通过他的职位之后，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心境复杂，立刻与心腹亲信研究今后的情势，以及应有的动作。在“十三大会”之前，李登辉的假想敌除了俞国华之外，又多了一个重量级的李焕，加上“官邸派”及部分台籍政客的掣肘，李登辉感到今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必须步步为营，厚植实力，才能将既有的局面稳稳抓住。 残梦难圆寻求解脱宋美龄返回台湾后，士林官邸的编制，从秘书到侍卫班，一切照旧。蒋经国死后，官邸有关运作自然格外忙碌。她说过“我将再起”但毕竟年事已高，行动已不能与昔日同言。据说，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星期中在官邸小型教堂祈祷或阅读圣经占了2小时，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每周三和周日，蒋纬国以及“孝”字辈的家人们，都会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而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也是宋最开心的时刻。 除了在教堂外，透过电讯传真机立即传送的几份美国当天报纸，亦属宋每天必读课程。英国维氏新闻社通过人造卫星传送给台湾三家电视台播出的国外重大新闻，她也每日必看，此外，精简过的台湾电视新闻则利用晚餐过后的时间观看，至于岛内报纸，她则看剪报而已。另外，还有英文《新闻周刊》和《时代论坛周刊》，皆为她心爱读物。 自1988年在国民党十三大上以微弱的声音问“各位同志，你们好吗？” 并且由李焕代读一篇“老干新枝”的讲话稿之后，宋美龄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指出，宋美龄虽然外表看似坚强，但内心却无比落寞。其实她的这种感觉，也不怎么令人感到意外。 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近年来大幅度地波动，对她越来越加不利，批评性的翻旧帐的指责与攻击，陆陆续续的向她身上发射。“官邸派”人士认为这种情况对她身心方面的影响，相当巨大。1989年4月间为了蒋介石的去世14周年忌辰而专程回台一行的孔家兄妹，以其对宋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曾向她进言，回到纽约去住，以避掉身心上可能受到的困扰。可是，据了解，孔令侃、孔令伟兄妹的建言，并未发生他们应有的效力，宋及其扈从仍然留在士林官邸，丝毫不为所动，而且并没有在适当时间内离台的计划。 宋美龄不愿意再兴师动众离台远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她身体上的原因，实在不便于远行，坐在轮椅上远走异国，总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另一个是事务上的原因。所谓事务上的原因是指飞往美国去的专机及待从人员的跟进，以及其在官邸内费用的拨付等等。蒋家人已不当权，李登辉恐怕无法为她拨专机，拨专款，以支付其费用等等。如果有一天要回来的话，松山机场（宋前此回时系在松山机场降落的）更不可能冠盖云集，甚至可能会发生“归不得”的情况，因此，“官邸派”的智囊考虑的结果，仍以不走为宜，而据了解，宋也确实不想走，“这是我的国家，我为什么不能长住。”这两句话据说仍常挂在她的口边，所以宋一时是不可能远赴美国了。 1989年6月举行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时，有人预测她可能再以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露个面，给李登辉一点面子，可是，结果并未如报纸上的所料露面，反而二中全会在5日闭幕当天下午，还通过了一封向宋致敬电文，让始终未出席二中全会的她，来个风风光光的下场，政治措施的玄妙，往往令人有意想不到之处。 可是宋虽然未曾出席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但是却在这之后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两次公开露面。虽然因不便于行而必须坐在轮椅上出现，但是就其外表上及其讲话的声音等方面看来，她除了步行稍稍困难以外，健康情况够得上“尚称良好”四个字的评语，因此，她为什么对国民党二中全会这么重要的集会不参加，而坚持要参加两个完全属于私人事项的集会呢？也许这是为了报复。据可靠消息透露，2月22日是宋美龄的生日，1989年2月中旬才从“荣总”出院的她，曾指示侍从电邀党政大员到士林官邸视寿，宋美龄还曾乐观的估计说；“士林官邸很久没有热闹过了，这也好，人多一点总是有面子。”据说，宋的侍从为了不浇“老夫人”的冷水，亲自打电话给党政大员，请务必参加，否则“蒋夫人”会不高兴。 侍从的电话也打了，据悉上至李登辉以及军方将领都是他们函邀的对象。可是宋美龄的估计乐观了，22日前来官邸祝寿的人士，除了沈昌焕、黄少谷等极少数“夫人派”之外，现任党政军的要员几乎不见踪影，顶多只送来了花篮或喜幛。这种情形一度使得她震怒不已，把侍从人员教训得体无完肤。一位官邸人士曾经将此情形告诉某报记者，并感叹地表示：“老夫人现在是寂寞的老人，3年前她甫回国定居时，谁不把她捧得高高在上，如今蒋经国一死，当年对她马首是瞻的人却一个个退避三舍，这真是政治的现实与无情。” 宋不出席国民党十三大二中全会多半是有意让国民党当局难堪。据说“夫人派”的国民党元老最近常在一起，对现况有了不满之情。他们针对目前岛内掀起的“批蒋”风潮及污蔑“蒋公”铜象的作法最为气愤填膺，一个个的慷慨陈词。这些“国之大老”认为，要是几年前，这些“中共的同路人”早应该一网打尽，以免败坏社会风气。提及此时，有人就顺势喋喋不休地批评李登辉没有魄力，让异议人事予取予求，置当局的威信不顾，实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甚至也有人以为，李登辉一上台后，不只是外交违反基本“国策”，许多政治走向也都在打蒋家的耳光，教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有人拍胸脯保证，凭其在“国民大会”的影响力，必定要使90年3月的“总统”大选，让李登辉栽个大筋斗不可，即使拉不下李登辉，也要叫李登辉在得票数上极为难堪。于是一项“反李拥蒋”的运动在国民党内部悄悄连署运作。 以军系“国代”滕杰为首的“国代”及“立委”于1989年10月15日成立了“中华民国各界支援贤能人士竟选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贤会”），正式揭开了1990年台湾第八届“总统”选战的序幕。据台湾《民进周刊》透露，“中贤会”的幕后策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一直想重建“蒋家王朝”的宋美龄。她为了取信于办事者及显示“复辟”决心，还特地从美国汇回20亿美金，作为“中贤会”的活动经费和“总统”选举时贿选之用。 虽然滕杰在接受访问时，一再否定这个组织是为“总统”选举而设，它只是一个助选运动，目的是要集合“国会”中资深“国代”的力量用行动来援助具有同样理想的外省籍第二代、第三代参与选举。但明眼人一看即知，“中贤会”成立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是针对90年“总统”大选而设的，目的有二：一，展现实力，逼李登辉接纳他们的主张。 二，如果李登辉不顺他们的意，他们也不惜推出人选，和李登辉决一死战。 “中贤会”的盘算一共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仍然支持李登辉当“总统”，而“副总统”则由外省籍出任，理想人选就是蒋纬国；第二个层次则是根本推翻李登辉，而另行推出“总统”与“副总统”。后者又分两个方案，或由外省人（蒋纬国）搭配本省人（林洋港）；或顺应本土化潮流，由林洋港搭配蒋纬国，与李登辉针锋相对。 就第一个层次的构想而言，李登辉如果屈服于资深“国代”势力，表明提名蒋纬国为“副总统”之意，一场政治风暴可以化解，但以李登辉的个性而言，不太可能接受，而且李、蒋之间也有心结存在。 再就第二个层次的构想而言，林洋港搭配蒋纬国，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 因为林洋港的资历、地方基础、民间声望及政治手腕，都不下于李登辉，而且同为台湾人，正好可与李登辉抗衡。 第378章 而蒋纬国有蒋家背景，对保守派而言，蒋家标记仍然颇有魅力，而且蒋纬国在台湾的军政界及民间也有一定的声望，用于搭配林洋港，正可平衡省籍与年龄上的差异。 面对这种情势，李登辉的回应方法，除了透过国民党的系统极力疏通“国民大会”之外，并拉拢“行政院长”李焕，有意以李焕作为“副总统”人选，借重李焕在“国民大会”中的力量，而李焕对此也有正面回应，在“立法院”公开表示服从李登辉领导。“二李结盟”对抗“林蒋阵线”，双方的过招对垒十分精采。 然而，时不我与，随着蒋纬国竞选“总统”的失势，蒋介石的铜像到处被涂黑、砸毁，甚至竟有人要以“台湾共和国”或“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而李登辉在明里、暗里支持“台独”或“独台”，使宋的心境极其难受，于是决定改变以往的主意，到美国“长期休养”。 宋美龄这次飞往美国，并非象以前那样由“总统府”安排，而是由孔二小姐孔令伟负责一切事宜。尽管“华航”为送宋，将头等舱改装卧铺，并精选7名优秀空服人员随时提供服务。并由董事长乌钺亲自护送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但终究缺少官方味道，气氛不足也。台湾报刊比喻说，宋美龄带走的将是蒋家王朝的最后一片云！ 回台探望孔二小姐1994年11月18日晚上，躺在振兴医院八楼vip病房半年、已经昏迷多日的孔令伟（孔二小姐），终于走完她神秘的一生。 19日，振兴医院为孔二小姐设置一个简单的灵堂，但一天几乎没有党政要员来祭拜。孔令伟之死，早在振兴医院医师的预料之中；虽然在9月中旬，因为宋美龄返台探望她，病情一度略有起色，但因其病情已是癌症末期，癌细胞也已转移到许多地方，各种器官的功能逐渐丧失，最后终因心肺功能衰竭而病逝。 在孔令伟过世的前一天，病情已经很糟，不仅呼吸、血压都靠药物在维护，而且人已完全昏迷，随时都可能去世，医院甚至已经把太平间都准备好了。振兴医院向宋美龄报告，孔令伟的病情相当危急，并询问她是否准备回台看孔令伟的最后一面？ 由于宋美龄到美国还不到两个月，而且她95的高龄并不适合这么密集的长途飞行，因此，她不打算再回国，而是请孔令伟的姊姊孔令仪回台料理后事，孔令仪回台时除了携带一具铜棺之外，并有一位替孔令伟遗体化妆的化妆师同行。孔令仪在接到振兴医院的越洋电话后没多久，就立刻搭华航的飞机返台；可惜个性强悍的孔令伟尽管一生对许多人颐指气使，却等不及再见姊姊的最后一面了。 振兴医院的内部人士指出，在宋美龄回台的那段时间，孔令伟曾奇迹似的清醒，当时原本抱着送终心情返台的宋美龄相当高兴，才会在振兴医院8楼、孔令伟的病房隔壁住了好几天，同时口头批准振兴医院员工的加薪案，使得振兴医院员工的薪水水准得以和“荣总”并驾齐驱。 据透露，在宋美龄回台之前，孔令伟已经昏迷两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医师几乎已经要宣告放弃；所以，宋美龄回台前是计划住在官邸，同时把这趟台湾之行，当成是为她视如己出的孔令伟送终。因此，9月10日回台当天的行程本来是先到慈湖谒陵，再到医院探视孔令伟，随后就回官邸。没想到当宋美龄踏进孔令伟的病房、一讲话之后，不醒人事许久的孔令伟居然睁开了眼睛，这个奇迹似的现象，不仅令医护人员傻了眼，宋美龄更是惊喜万分，稍后她便决定暂时不回官邸，先留在振兴医院陪孔令伟。 往后的几天，孔令伟的状况持续好转，为方便抽痰，医疗人员也为她施行气管切开术，据指出，在那几天，只要宋美龄跟孔令伟说话，孔令伟似乎都能听到，而且也有一些反应。这点让医疗人员十分诧异，因为在此之前，孔令伟的状况相当不稳定，意识时而清楚、时而模糊，高烧不退，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泌尿系统。。。这件事也让医疗人员对孔令伟与蒋夫人之间的情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宋美龄在台湾的10天里，并没有接见什么特别的人，她的耳朵有些重听，不过身体状况仍然相当好，她除了关心孔令伟的病情之外，也相当关心振兴医院员工的待遇和福利。 本来，宋美龄没有回台的打算，最后决定回台是在相当突然的状况下决定的。据指出，在宋美龄回台前的两三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副院长宋钚锟曾到美国向她报告孔令伟的病情；宋告诉宋美龄，孔令伟的情况很不好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qisuu.，她听完心情相当不好，不过当时并未表示要回来探视，也没有准备。一直到宋怀锟回国一星期之后，美国方面才突然来电话说，宋美龄要回台探视孔二小姐。听说宋美龄要返台。“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立刻到振兴医院探望孔令伟，在此之前，蒋彦士几乎从未去看过孔令伟，因此，医院内部的人认为，蒋彦士到振兴医院的主要目的，应是了解宋美龄要返国的状况，孔令伟的病情他倒不是很关心。据指出，孔令伟对李登辉“总统”本来就没什么好感，前一阵子更把李从振兴医院的董事名单中除名；同样，李登辉对孔令伟也很“感冒”。不过，在孔令伟卧病的这段时间，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蒋纬国倒是曾多次前往探视。 振兴医院一般的员工对孔令伟都没什么好感，她身边的hushi对她更是又怕又恨。不过，孔令伟生前把三总的换心权威魏铮医师，延揽到振兴医院，并且花了两亿元采购和心脏手术有关的器材，这一点倒是得到医院内部许多人的肯定。 一位振兴医院的医师回忆孔令伟从生病到病故的过程时感叹地说，孔令伟个性孤僻、自以为是，又喜欢自己当医生，是她自己把自己医死了。这位医师说，前年孔令伟因为肚子痛在美国就医，结果美国的医师告诉她是肠阻塞，必须开刀，自认对自己健康很有把握的孔令伟很不以为然，没多久就搭乘华航的飞机返台。 回台后，孔令伟随即住进振兴医院，振兴医院的医师认为造成肠阻塞的因素很多，因此，先替她验血，结果发现直肠癌的指数很高，医师们便推测可能是直肠癌造成了肠阻塞。但孔令伟却坚称她的肠阻塞是以前动盲肠手术的后遗症，因此自己找来中兴诊所心脏科的俞瑞璋帮她开刀——要医师当成因盲肠手术造成的肠阻塞来开。 结果，刀一开就发现直肠附近有一垛东西，医师们判断可能是直肠癌就立即缝合，拖了几天才由三总的周良骐医师二度开刀，把癌细胞切除。由于孔令伟当时的癌症还属早期，再加上手术相当成功，因此，医师们判断大约有80％的5年存活率。 手术后，医师建议孔令伟接受化学治疗，但孔令伟认为没必要，随后又飞往美国替宋美龄过寿，没多久，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孔令伟的身体捱不住，再度飞回振兴医院。回台后，医师建议使用化学治疗，但孔令伟坚持要照钴60，奇怪的是，她的癌细胞己蔓延到左右两边的肺，孔令伟却只愿意一边的肺照钴60，最后，一边肺的状况好转，另一边的肺则日渐恶化，癌细胞从肺再转移到肾脏、泌尿系统、淋巴腺。。，终于导致不治。 比较令人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在孔令伟过世、蒋孔宋家族正式从台湾淡出之后，振兴医院、华兴中学、圆山饭店这些蒋家过去的产业，会产生何种变化？谁又会是蒋家在台湾的下一个代理人？半年前，宋美龄曾正式下过条子，要孔令仪接棒管理这些产业；而李登辉表示圆山饭店的经营，尊重蒋夫人的意见，但是这一切会如何演变，还有不少变数。可以确定的是，蒋孔宋家在台湾，已经划上了句点。 为孔二小姐送葬在纽约市曼哈顿上东城著名的堪贝尔殡仪馆，“孔二小姐”孔令伟安详地躺在沉重硕大的铜棺里。 银白色的铜棺，下半部缀满了花朵，上半部棺门打开，躺着一位中年贵妇，深蓝色的长袍，头发松松地向后梳，面部表情平静而安详，方形的脸显得很有福气，脸上完全没有皱纹，一点也不像70多岁。这和传说中达官贵人都怕三分、喜作男子打扮的“孔二小姐”，不像是同一个人，倒像是中国古时的女豪杰花木兰，在尘世征战之时作男子打扮，回老家之后便“还我女儿身”了。 孔令伟的灵堂设于这家曾为很多著名人士办理后事的殡仪馆四楼，这一层楼有三间灵堂，孔二小姐所占的是梅迪森北厢房。乘电梯到四楼之后，经过宽敞的走廊，走到尽头便是灵堂，这一中型大小的灵堂四周摆满了花牌，而这些花牌上90％的下款都是英文，中文的花牌只有熊丸、王晶、警卫室等少数几面，而这些中文花牌上款都尊称孔令伟为“总经理”。 据说，这位在蒋公官邸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官邸上上下下都尊称她为“总经理”。而这位女总经理，经常都是西装革履，作男士打扮；而且不只是在官邸，她在外也是着男装，即使是在美国白宫作客，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即直呼她为：“boy”。 据资深记者陆铿表示，1943年当他在“中央电台”任传音科总干事时，曾在孔祥熙公馆“范庄”录音，在客厅中便见到了孔令伟。那时她穿蓝色绸子长袍，长袍袖子翻起来露出里面的中国式对襟白衫，完全是一副翩翩佳公子的打扮。 在20世纪末的今天，个人的隐私权较获尊重，男女界线也变得较为模糊，女扮男装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但是在三四十年前，这种行为使本来身分已很特殊的孔二小姐显得更特立独行；也因此产生不少的传言。 第379章 陈诚出任湖北省主席时，就曾传言其属下的一位建设厅长，竟然被孔令伟绑架失踪，后来经过陈诚报告蒋介石后，人才被放出来。像这类的传言，当时流传很广。由于孔令伟平日住在“深宫”之中，很少外出，所以难得有人见到她的真面目，但资深记者龚选舞却曾有同时见到孔家大小姐与二小姐的经验。这位曾任《中央日报》驻巴黎特派员的记者，与故船王董浩云私交颇深，1970年龚在纽约《美洲日报》任总编辑时，有一天突然接到董浩云的电话，约他去“广州楼”餐馆。龚用餐到了一半时，董浩云突然对他说：“选舞，你今天真的很荣幸，坐在孔家大小姐和二小姐中间。 龚到那时才注意到左右两位中年妇人。但他对她俩的印象却是：“斯斯文文，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像外传的那种飞扬跋扈的样子；孔二小姐穿的也是女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孔令伟的丧礼为1994年11月14日和15日两天，在这座内部陈设古色古香的殡仪馆里，接受亲友吊祭；而殡仪馆职员们表示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丧事”，严禁记者们进入殡仪馆。但因为记者们风闻宋美龄要前来吊唁，所以苦苦守候，由上午一直等候到下午6时，却没有看到这位90多岁的前第一夫人。 到了16日上午9时许，孔令伟的灵柩移灵到附近的方砖教堂，安置在讲坛上，四周满布香烛花牌。10时10分左右，30多位亲友先后抵达教堂，包括孔令杰、蒋纬国夫人、蒋孝勇及协调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子丹等。宋美龄则于11时前，在随侍挽扶之下，步入教堂。 根据教堂的说法，这一次追思礼拜也是“私人性质”，所有的记者都不准进入，只有少数的一两位记者获准进入，参加了这次历时20多分钟的追思礼拜。据转述追思礼拜开始时，宋美龄尚能自持；但到了牧师祈祷时，对孔令伟“视同己出”的宋美龄，曾一度失去控制，掩面哭泣。 宋美龄对孔令伟的宠爱，官邸人人皆知。而宠爱之深，更使外界有很多传言，指孔二根本就是宋美龄所生，甚至连男主角的名字都说出，即曾任南京市长、广州市长的刘纪文。陆铿也听过此一传言。1949年10月，陆铿住在中国驻日代表团宾馆时，曾和刘纪文住在一起。陆铿身为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在和刘闲谈时，问起了他和宋美龄之间的关系。当时刘纪文只承认他的太太是宋美龄所介绍的，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时，刘纪文则是男傧相。他只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另外，也有人计算时间，指刘纪文赴美留学是1920年，而孔令伟出生于1919年，所以这一传说并不成立。 孔二小姐的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发引灵柩，送葬车队在寒风飒飒的初冬，向北方的上州疾驶。大约50分钟之后，抵达了威斯彻斯特县哈斯岱市附近的芬崖公墓。孔家墓园是一个室内墓园，位于一座专门安置灵柩及骨灰的大厦三楼。 记者们先行抵达，在大厦门口守候，宋美龄乘轮椅进门时，大家纷纷抢起镜头。但这时哀痛非常的宋美龄表示她不想拍照，记者们也很尊重地停止动作。 在三楼的孔氏家族室内墓园，典葬牧师行礼祈祷之后，银白色的铜棺嵌入第四层，下面依次是其兄孔令侃、父亲孔祥熙、母亲宋霭龄。 葬礼后，宋美龄要求众人暂离，让她单独在墓前哀悼。众人离去时，看见这一位90多岁的老夫人，单独站在墓前，大家都感到她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一次历史性的华盛顿之旅盛夏的华盛顿，燠热不逊台北，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驻美国外交人员还因此可获“艰苦地区”加给。然而，19世纪末出生的宋美龄，却于1995年7月26日下午，不畏骄阳，进行了她人生旅程上的另一次“历史性华府之旅”。她是应美国国会之邀，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出席为庆祝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而为她举行的敬酒会。 52年前，1943年2月，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14个月后，宋美龄曾到华府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国会，呼吁美国朝野支持对日苦战了5年多的中国，一尽盟友之义。 当时，她于2月18日分别应邀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是继荷兰女王之后第二位到美国演说的女性，更是第一位获此特殊待遇的“平民”。 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当时为示支持国民党政府，特斥资出版了图册，记录她那段期间在全美奔走争取奥援的经过，这本图册的书名，正是：“中国第一夫人历史性战时之旅”。 宋美龄后来也曾数度访问过华盛顿，但除了1965年3月18日应邀到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演说，公开的活动并不多。那个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美国虽然在外交政策只承认“中华民国”，但美国朝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呼中国。 96岁的宋美龄，重临旧地，风光程度虽不比1943年2月18日应邀分别向美国国会两院演说的“中国第一夫人”，但人们从布置在国会参院罗素大楼致敬会场及双橡园的历史镜头里，仍可一睹她当年的丰采。 她从步出专机的那一刻起，就展现了过人的体力，在平地上她不坐轮椅，坐着接受中外人士致意时，也频频起身答谢。步出户外，她在孙子蒋孝勇及姨侄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高声向美国各地侨界及台湾起来的群众问安，并不时含笑挥舞手帕并以飞吻致意。 下午两点左右宋美龄进入双橡园休憩，并进午餐。刚接受700多侨界人士夹道欢迎的她心情好，胃口亦佳，吃完一份牛排。据驻美代表人鲁魏照华表示，蒋夫人喜爱西式及江浙口味餐食，口味清淡。 下午5点，宋美龄在扶持下步入会场，她身穿枣红黑底条纹旗袍，外罩黑白相间披肩，胸前别着蝴蝶形翠玉，搭配翡翠耳环与手镯，神情愉快。美国参、众议员及来宾们列队向其致意，她坐定后，先由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尔趋前向她致敬。 致敬会主人赛门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很荣幸能在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时，有机会向二次大战硕果仅存的重要人物致敬。他说，宋美龄的光临让大家得以重温历史旧梦。距离上次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已经52年，漫长的岁月过去，宋美龄在国会致敬会上的致词“返璞归真”，没再使用当年令美国新闻记者都得去翻字典的艰深用语。她说：杜尔参议员、赛门参议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首先我要表达我的欣喜心情，因为诸位还能记得战时盟友中国的一位老朋友。 1943年2月18日，我应美国国去之邀，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当时我曾说，我年少即负笈美国，在美国成长，并在美国完成了大学学业，因此，我一直把美国视为我的第二故乡，今天能够回家，自是非常欣喜。 容我提请诸位回想1937年至1945年那段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而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前4年半里，中国孤立无援的独立抗战。一直到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珍珠港事变，美国第77届国会对日本宣战后，中美两国才结为盟邦，两国的同心协力，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在1945年获得最后胜利的坚实基础。 在我与诸位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此一伟大历史性时刻，我无法不想到那次战争的悲剧以及那些血泪交织的岁月，更无法忘怀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道德勇气。我也要藉此机会，对美国人民以精神及物质援助我的国家——中华民国，表达衷心感谢。 最后，我祝福各位健康、快乐及成功。愿上帝保佑诸位。 致敬会现场的一位美联社的资深记者说：“我觉得她的腔调及咬字比撒切尔夫人的演说还要吸引人、有力。”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女翠西亚在夫婿陪同下，也参加了致敬会。 翠西亚回忆大约40年前，尼克松出任美国副总统时，宋美龄曾至他们家中拜访，当时她大概只有9岁，她请宋美龄在宾客签名簿上签字，宋特别在上面写“给我的小朋友翠西亚”。翠西亚一直都觉得很荣耀，也非常珍惜这个经验。7名热爱中国的飞虎队成员，26日也出席了国会向宋美龄的致敬会。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而且看到华人就喜欢用中文说“你好”、“我会说中国话”等等，在会场相当引人注目。 曾任14航空队协会会长的当年美国空军上尉副官黎满伦，在会场拿着他当年的中文名片献宝。他还带来飞虎队成员给宋美龄的纪念牌。 她代表的那个时代以及她的家族在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一直是台湾内部政治反对运动的攻击题材，此间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甚至还发表过声明，指责美国国会参议员赛门、杜尔不该发起此一致敬活动。但或许是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宋美龄在华盛顿的这一天，并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场面。不论在国会大楼外或是双橡园内，围绕在她身边的都是敬爱她的黄埔、妇联会、官邸旧属及支持台北执政当局侨社人士及他们的下一代，台新党也发动了上百位群众加入欢迎阵营。 傍晚，宋美龄出席国会山庄的致敬会后，再回双橡园，一向被认为很神秘、老是避开群众的宋美龄有一段“走入群众”的表现。 台北驻美代表处在双橡园楼邸入口处铺设了一长条红地毯，以便宋美龄能在前往欢迎的侨胞及新闻界视线所及处，由礼车右后门下车，接受献花。 第380章 但宋美龄人却选择从礼车左后门下车，在孙子蒋孝勇及内侄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走向妇联会华府分会的代表。 来自美国的侨界代表和台湾来的故旧们来到了双橡园。妇联会秘书长辜严倬云、中国国民党妇工会主任林澄枝和黄埔同心会代表，分赠礼物、纪念品给宋美龄，她接过这些礼物，非常开心，直说不敢当。 国会山庄和双橡园的热烈气氛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似乎也相当节制，没有对历史上明确记载并扬名于国际的“二次大战中华民国第一夫人”作任何负面评论。中国大使馆重申其外交部发言人日前的谈话，只着重于提醒美国国会议员，不要借此活动制造“两个中国”。 美国国务院曾表示，行政部门将不会有任何官员参加这项致敬活动，实际上，若干在战前出生的华裔美国政府人士，曾以个人身分出现在国会致敬现场。克林顿政府也已决定，不反对来自台湾的民间人士，以战时盟友的身分应邀参加9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 宋美龄返回纽约寓所后，特别交代孙子蒋孝勇代她向国人及旅居美国的侨胞诚恳致谢，感谢大家这次在美国国会、双橡园两处致敬会中对她表现的爱戴与关怀。蒋孝勇说，宋美龄很感动，内心非常欣慰，并由衷祝福大家。蒋孝勇说，这次在华府的活动，有许多人想在致敬会中与宋美龄见面、拍照留念等等，但因为他们这些身边的人怕宋美龄太累，没能全部答应。对于不周延的地方，宋美龄心中很过意不去，因此也特别要他向大家致歉。至于宋美龄可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回大陆看看？蒋孝勇沉思一下说，“大概不可能”。倒是他的岳父母和妻子方智怡前不久到过北京观光旅游，这是方智怡首次赴大陆，蒋孝勇并未同行。 对于台湾近年政局发展、近日两岸关系紧绷，蒋孝勇很关切。“我一直坚信民主、统一的必然性”，他说，台独是绝不可行的，而当局政策的最大依归，就是如何谋求台湾2100万人民的福祉，但如今很多现象，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前提。 第十五章老夫爱奏“黄昏曲”，“寄我相思千点泪”。越老越浪漫，少帅潇洒夏威夷 第一节陈立夫“提案”风波省探父病首次返台1961年春节前后，台北每天阴雨。2月24日的下午也未例外，细雨蒙蒙。由市区通往松山机场的道上汽车不断。自下午二时起，新式轿车、吉普车、旅行车陆续不断地驶向松山的机场汽车道上，不到三时，从松山机场通往大道的沿路上，已经停满了各式不等的汽车。 各式各样的男女从汽车上下来，挤往机场会客室。三时正，天色灰暗，雨下得较为猛烈。一位身体矮胖穿藏青色中山服的人从通道机场转弯处下车，他的两手插裤袋，沉思地穿入行道，冒雨踱步踏入机场接待室。有人认识他，他是蒋经国，他也是欢迎人群中的一个。大家都知道他是来接谁的。机场内黑漆的只见一片人头，男的女的都有，但只有一个例外：欢迎的人群中，除了较为年轻的新闻记者外，大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至少也是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可是他们的脸容也都象活跃在机场上的新闻记者一样。他们之间大多数都彼此相识。这些人，如果要明显地指出一个共同点，可以说多数是在台湾党政界工作，而且都是顶而尖的人物。其中“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较多。 互相招呼过后，才知道有些人是特意从外县市而来的。欢迎的人中十有九成是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本省的闻人只有数得着的几个。 一位有经验的记者说“这是正宗的政治新闻。” 原来，这群人迎接的是十年前离台赴美的陈立夫。陈这次返台，据说目的在于省视他的父亲陈其业的病况，别无政治意义。但一般揣测，都认为并不简单。原因是美蒋矛盾渐呈尖锐，蒋为了巩固小朝廷，不惜打击亲美派，瓦解台湾“反对党”，以暂渡难关。然而美国会罢手吗？“反对派”会消沉下去吗？蒋隐忧颇大。于是大事整顿特务组织，企图进一步控制台湾残局。但是，自郑介民、毛人凤相继身死以后，台湾特工的老一辈头子凋谢殆尽；美钞的魔力大，新人靠不住，蒋早为此所费脑。台特组织改组刚三个月，即有陈立夫归台的消息，其中蛛丝马迹实是耐人寻味。以“积三十年特工经验”的陈立夫，老蒋对他有所侍界，也是不无可能的。更何况陈蒋两家交往颇深。陈立夫跑到美国后，表面上与“政治生活”绝缘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新泽西州的莱克坞镇的家中度过。这所房子相当大，附近有一个很阔的空园子。为了“怡情养性”和“贴补开销”，他利用这个环境养了6500多只来克亨(又鸟)。素来研究“唯生哲学”的他，每天早上都有吃个新鲜(又鸟)蛋的机会。陈的太太孙禄卿，本来会画几笔国画，这些来克亨(又鸟)成了她的写生对象。对于太太画国画，陈立夫十分赞成，原因是：他看到好些美国人很喜欢中国艺术，于是抓住有利时机，举办一些画展，捞它一笔美金。 陈立夫的居美生活，1959年《香港时报》曾做如下报道：“这个(又鸟)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氏夫妇二人。陈夫人负责拣(又鸟)蛋；陈先生的工作是加饲料，清粪和其它。 ‘现在总算不错了，已经买了部新车子’。陈立夫描述当年的苦况说：‘以前到镇上去买(又鸟)饲料，都是自己扛来扛去的。’倒是陈夫人的一句话颇使人动心：‘别看我们现在这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呀！那哪里是人应有的生活呢？’” 同以前在国民党内攻击孔祥熙和宋子文豪富一样，陈立夫在美国的清苦生活，意在掩盖陈家作为旧中国四大豪门之一的事实。旧中国的财权本来只操握在孔宋两家之手，孔宋自己发财，同时也作了蒋介石掠夺老百姓财富的代理人。二陈原是上海投机商人出身，对投机取巧一套，当是老马识途。当他俩发迹后，便开始向官僚资本渗透。当时中国有中、中、交、农四大银行，陈家占了一个农业银行，陈果夫生前便是农业银行的董事长。除了四大银行外四大家族也各有自己的私营银行。陈家的便是陈立夫所主持的“中国工矿银行”，经过数十年不断掠夺积累，陈家的钱也就越来越多了。在美期间，陈立夫也不失时机地往华盛顿跑跑，和那些“台湾参议员”和众议员碰碰头。在这些人中，和他最有交情的，当然还是诺兰和周以德。另外，在纽约负责主持“中国委员会”的《生活》杂志和《时代》周刊的老板鲁斯和他也有相当密切的来往。至于和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老对头，他虽然不如从前在大陆那样排挤倾轧，可也不相过从。 1959年4月28日，香港《天文台》杂志社刊载署名怡园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陈立夫暂不返国之秘闻，”透露蒋介石集团曾先后三次写信邀陈立夫返台，其文如下：甚嚣尘上之陈立夫自美返台消息，因返自新大陆之中国人士，谈及陈氏返国消息，皆持怀疑与保留态度，其原因有二：〈1〉陈氏已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书，前往讲学半年；〈2〉陈氏养(又鸟)事业，经历数年之艰苦经营，已经脱离险境入于康庄道上。且因能自造皮蛋与咸蛋，获利颇不鲜，故不必急求脱手。 有此二因，消息灵通者，认为陈氏回国可能性并不大。尤其在最近半年中，因已接受哥伦比亚讲学聘书，更难食言而赋归来去兮矣。 关于台湾方面对陈氏回国所持之态度，言人人殊。据接近陈氏留美人士称：陈氏出国，殆将十年，对于政治，或已忘情，惟对于蒋总统个人忠爱眷恋之忱，因追随积三十年之久，固未尝旦夕去怀。而蒋公复任总统以还，主持中华民国复兴事业，闻鼓鼙而思股肱，更忽然忙忙陈氏昆仲对国民党与国家及自己之忠诚。十年以来，俞济时、张厉生，蒋经国表述此笃念忠荩者先后凡三次，写来颇饶兴趣，兹分述于次：距今数十年以前，陈立夫之封翁勤士先生，一度病甚沉重，老人思子情殷，深望陈氏能回台一见。而立夫持远适异国昔人所悲之感，亦渴求回国亲侍汤药。封翁未几即脱险境，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便致函侨居美国之陈氏，告以尊翁康复有期，君堪告慰。朝野人士深冀阁下能借此回国一行，以叙契阔，并慰老人间望，未审你愿意这样做否？陈氏是次回信，颇有弦外之音。大意谓：你看我应该怎样做？才适合我的回国的环境。目前有无必要回来？还祈筹等语。措词十分委婉。因其尊翁之疾逐渐康复，而陈氏回国与否，便无形搁起，此为第一次也。 张厉生受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以北方同志，骤膺重任，颇有临事不惧、好谋而成之慨。致函立夫，谦称任重材轻，非一本所独支。同时推崇立夫为组织与办党惟一能手，朝野企望甚殷，仲尼去鲁，犹望龟山，况与党国共存之如我立夫者乎！措词恳切，一如北方之强。而立夫复函婉谢，措词极坦白直率，对蒋公益致忠爱眷恋之忱，函内有出国动机与回国障碍，似仍未消除，诚非毅然归国之适当时机，谨谢故人厚意，并勋为国为党多努力之语。此为第二次也。 当去年（1958年）八、九月间，中共向金门、马祖及外岛炮轰，旨在消灭美国第七舰队，及夺取台湾澎湖本岛，事态严重，蔑以复加。为求集中人才，共赴国是。 第381章 今之不管部阁员蒋经国，继俞济时、张厉生之后，致函立夫，坚邀回国，共筹国是。借重之殷，措词之挚，闻者感动！事在去年九、十月间，直至张厉生出任中华民国驻日大使之明令发表，而所遗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迄今虚悬以待，因而有人揣测为立夫预留一席地者，于是立夫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之消息，不胫而走，中央既不否认，亦未证实，立夫对经国此函回信，备极慎重。或云以回国机会尚未成熟为辞者，或云已有接受之意者，未知孰是？迄今立夫回台与否？似有五十对五十之程度。惟因立夫已慨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聘书，纵使应召回国，亦当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事毕之后也。世之关心陈氏回国消息者，遍于海内外，用志其十年经过如右（上）以为左（下）卷。 陈立夫这次突然归台，他的父亲病重固然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还是老蒋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再度需要他回来策划。十年来国民党的改造，改出什么来呢？内部愈改愈不见得进步，也愈不见得比以前团结。一个“行政院”和一个“立法院”，遇事便争吵起来；“监察院”和“司法行政部”之间，“国大代表”和“监察院”为了职权也不断闹意见；立法院被三青团人物把持了，使国民党元老派到处挨闷气；一个小小的反对党酝酿成立，成千上万的国民党老干部，却不能在政治上比过雷震、高玉树等非党人士，被他们弄到手的却是台北市的市长宝座。这一连串的党内笑话，使国民党的人感慨，更使蒋介石忧虑。陈立夫在国民党的历史甚久，当时除了元老人物不计外，在“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国大代表”中，不少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因此，当他们聆悉陈立夫返台之日没有一个不涌到松山机场去欢迎他，造成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热烈的场面。 泰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快要驶上跑道了，能够获得机场入场证的人都进了机场。十分之八左右的人仍然在机场会客室迎候。3时15分，机门打开，第一个下机的人是陈立夫夫人，随着便是白发银丝的陈立夫，在欢迎人群面前他挥着帽子向大家招呼。下机后五分钟，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两位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只要一分钟便可到达，这天陈立夫被人挤了十分钟才到达。 陈立夫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副总统”陈诚正在贵宾室候陈立夫夫妇。多少记者在门外焦急，力图进到贵宾室去，但门口却给警察挡住。二分钟后，陈诚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了上来。3时35分陈立夫夫妇踏进“副总统”的专车，在陈诚的伴陪下离开了机场。 陈立夫回到台北寓所后，曾向记者发表如下书面谈话：立夫出国已逾十载，退思补过，蛰居美国乡间，绝不耳闻政治。在此期间，对于留在国内之家父，未克稍尽侍奉之责，愧作殊深，幸承总统暨诸亲友同志多方照拂，各位主治医师悉心诊疗，深情厚谊，永铭肺腑。家父身体素健，兴趣甚佳，年逾九十，尚能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此番病起仓卒，曾一度十分危险，消息传来，为之寝馈难安，正拟设法赶归侍疾，乃蒙总统先赐电召，当即遵命兼程返国，下机后欣悉家父病况尚未恶化，但仍在危险时期。惟望此番归来，能有助于家父病体之康复，则余愿已是。内子禄卿除偕归侍疾外，以其继母今年已七十七岁，亦思归省，故亦同返。如家父病体幸得告痊，仍拟与内即行返美，因离美时匆遽成行，各事均暂托友人代为照料，日久则困难殊多。今日下机时，承陈副总统与诸亲友远道冒雨来接，不胜感激。因急于探视老父病况，未及一一面致谢悃，尤深歉疚，惟祈特予原宥！ 陈的书面谈话，确是他抵达台北后所写成，虽然谈话稿并非他本人手笔，但其内容却为陈氏所亲自口述。此一书面谈话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为陈对自己去留问题的答复。 曾有人认为这段话虽为陈本人口述，但未必就表示陈氏果真决意返美，因为，陈纵使有意在台居留，仍有待台湾最高当局及有关方面的挽留及安排，自己总不能不表示其返美之意。 然而，据接近陈的一位人士透露：陈氏在书面谈话中特别提出“即行返美”的意思，的确是因为陈氏并不打算在台久居。因为，如果陈氏并无返美的决意，他尽可在谈话中不提及此一问题，目前的客观环境并未迫使陈氏对此点有所明确表示，除非陈氏本人的确是有意返美。 陈立夫返台后，使台湾党政间浮起了一个新漩涡：各方人士由于蒋的不断召见他，认为他快要再上政治舞台，今后国民党的党派斗争上，又有派的支持，国民党内部的再改组派的复活，短期内便会出现。 陈立夫抵台后三度和蒋介石密谈的结果，他只应允了一个暂且留台观察的原则，对出处还是按下不提。“立法院院长”张道藩辞职，蒋有意把“立法院长”让给陈立夫，但当陈返台表达了这个意见后，“院长”新职便另选了黄国书继位了。 陈立夫不马上复出，是他一生的聪明处，他明白蒋对他是侍畀正殷，对他也不错，但幕后还有一股势力在反对他，如果冒然出山，将会铸成第二次的大错。 樱花丛下说感慨陈立夫的去留之争终于有了定论。1961年4月19日台《联合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陈立夫悄然赴美”的文章，全文如下：总统府资政陈立夫夫妇于昨（18）日下午四时悄然离台，乘招商局“海欧”轮赴日，再由东京换乘飞机赴美。 这位六旬高龄的政治人物和他的画家夫人孙禄卿女士，系于今年二月下旬奉总统电召返国，侍奉当时处于弥留状态中的他们的父亲陈其业者先生的病，其后陈其业老先生于3月15日逝世，陈氏克尽人子孝道，遵礼成服，守过三七之期。 陈立夫夫妇离台时，因知者甚少，前住基隆送行的仅蒋经国、黄仁霖、程天放夫妇，黄朝琴、胡健中夫妇等。海欧轮预定本月12日抵日，陈立夫夫妇预定本月15日以前返抵纽约居所。 陈立夫夫妇乘坐海欧轮官舱第一号特等套房，费用300美元。船上的官舱布置雅洁，全部中西合壁式。海欧轮排水量8000多吨，系一客货轮，招商局使用才不久。 陈立夫夫妇于昨日下午1时50分由蒋经国陪同乘车抵达基隆后，即于2时10分上船，在套房起居间中与程天放夫妇、黄朝琴等话别。 陈立夫夫妇未对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说他没有话要说。有记者问夫人孙禄卿女士何以匆匆返美？陈立夫夫人答称：“呵！那边的事情多的很。”据悉，陈立夫夫妇原定在过了陈其业者先生“七七”之期再走的，临时决定提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经营的农场有一批货快要到交货期了，同时陈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假期也快届满，均须返美处理。 据一位接近陈立夫的人士说，陈氏不可能在短期内再回来。但他相信陈氏终将再回来一次，惟时间无法预料。 陈立夫返国期间，除以大部分时间侍候父疾及料理父亲丧葬之事外，曾数度晋谒总统，昨日行前中午曾赴副总统陈诚官邸辞行。 陈立夫于二月间由美国回到台湾时，人们都以为台湾当局将不许他离台了！但他竟能飘然远行，这几类乎奇迹，其实陈氏是用计脱身的。请看香港《正午》报1961年6月报道：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重申前议，盼其于考试院长及驻日大使两职，择一担任。后来当局又告以“九全大会”即将于双十节前后召开，届时中枢人事，将有新的安排，甚欲有所倚重。然陈立夫返台以后，发现台湾虽不断以“团结”号召海外，其实国民党自身并未做到真正的团结，如党政之间，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立法部及行政部之间，处处均存有互相敌视的对峙态度。以陈氏在立监两院和文化教育界的深远影响，将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仍决心置身事外。 有一次，陈立夫终于向蒋先生表明他的心事了，他说：他近年替福特基金会写一部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国民党”的回忆录，定于今年年底完成。如果中途搁笔，势必违约背信；并且，现在已送出去的部分资料，其中对党对总裁诸多批评，深恐将来引起不良的政治影响，似应拿回来重新改写，此亦效忠总裁之一法也。蒋先生只说容考虑后再议。不久一位大将，立法委员吴某在台北某晚报发表一文，大意喻两陈（即指陈立夫和陈诚）均为国勤劳到了白发之年。今日局势危殆，尤望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以期达致“白头偕老”的愿望。此虽游戏文章，但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微妙的反应。 如所周知，台湾一些“反对党”的人们，十年来曾对陈诚寄以厚望。及去年（1960）国大召集期间，陈辞修（陈诚）召集“政策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到国防研究院谈话，一力矢志贞到底，才使他们觉得“孺子不可教也！”国大闭幕，立法院即爆起倒阁之声，先有徐源泉等130人指责案的提出，继后又有追加4亿6000万元以提高军公人员待遇案的通过。陈氏在此沉重压力下曾赴金门劳军以示消极。今事过境迁又有人鼓吹两陈合作，岂为情势所许，于是陈立夫行矣。 关于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报纸这样报道：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 第382章 四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性急的早樱和垂樱，大都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阳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旖旎。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似锦的轻松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这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一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做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吃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闻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不用说，现在（1961）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生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的。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4月28日在该报进而说：我21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访问了陈立夫先生。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关系，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好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己，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于这种研究工作，所以，把他的片言只语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出一二，似乎也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的从阳明山会谈把话题提起，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正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的注视着我，微笑着不发一言。 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无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说：“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总是好的！”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若以陈先生在美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他抱着臂走在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他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可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一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生活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的财政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要抛弃这个政权的。财政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要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维持他们军政统治政权的一个必要手法。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值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击了我们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安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币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可是不幸的是，在胜利复员时，我们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市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这说明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赤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可言？犹有甚者，诸如我们战时美金储蓄券的大打折扣，黄金换实的不守信用；处处表现的都是违背人民利益，处处与人民脱节，这种情况，又焉得人民不抛弃这个政府？” 陈先生犹且追述说：“最可笑的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尽是一些漠视生产循环的浪费投资，这也自然是与人民利益脱节的。” 他严肃地说：“说来惭愧，一切由于我们当时的无知！我们无知！” 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听觉。这是一句出自一个曾是党的组织部长的良知的话语。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正自省的声音，这句话，深深的描写了过去，但，也深深的点画出将来。 暮年寄情笔墨1969年4月，台北天母山坡一栋西式平房里，搬进一对白发老人。他们是离台长达20年之久的陈立夫夫妇。这次返台定居，他们一反往常养(又鸟)孵蛋之道，高谈绘画、写作与讲演艺术。台湾《中央日报》9月1日刊登一篇“陈立夫先生的生活情趣”披露如下：陈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身体不太好，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他已开始有限度的社交活动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立夫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曾经着手在写一本小册子，书名叫《一而十》。最近，由于天气太热，应酬也多，而暂时搁笔，估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正主持一项翻译工作，计划将英国学者丹尼约瑟（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全书有八百多万字，原书分为七卷，目前已经出版一、二、三卷，第四卷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已印刷好了，其它部分尚在排印中。 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薯，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水彩画，是立夫先生在民国37年画的，那一年是已故张道藩先生的50大寿，这幅水彩画，就是陈立夫送的寿礼；画中有一位老寿翁，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少妇，题词是：“原兄与嫂如画中人，一则长命百岁，一则美丽到老。”道藩先生非常珍视这幅画，一直珍藏着。当立夫先生民国48年第一次回台湾时，道藩先生特地找出这幅画来，拍成彩色照片，送给立夫先生留念。陈立夫先生为怀念故友，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玻璃底下。 陈先生引导记者参观他的书房时，还看到他的另外一幅水彩画，那是一株(又鸟)冠花，作于民国24年陈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当时陈夫人正在从师习画，有一天陈先生兴致来了，就用彩笔写了一株庭院里的(又鸟)冠花。 据陈先生说：他一生只画三幅水彩画，另外一幅是一朵喇叭花，现留存在美国女儿家里。 立夫先生很健谈，他谈任何问题时，都很能吸引人。他说：今后要多在室内做工作，少在外边活动；对那些邀请他剪彩和证婚的事，都一概谢绝了。他表示这个例子不能开，希望亲友们都能原谅。 立夫先生虽然表示，今后要多做著述工作，但他仍然不能忘怀讲演的乐趣。他认为讲演是一种艺术，而且可以给人一种满足。 他说：一场成功的讲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讲的，也正是听众们所要讲的，你只是把大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已。 第二，一篇讲演稿里要有特点，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样，听众才会觉得有味道。 立夫先生说：他的讲演，曾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每逢讲演之前，先准备了很多材料，到了台上时，却讲了很少；第二个阶段，准备了多少资料，上了讲台，全部都用上了；第三个阶段，任何讲演，从来没有底稿。 第383章 不上讲台，没有材料；登台讲演，材料也随之而来了。立夫先生认为讲演远比发表文章的效果大，尤其一场成功的讲演，会吸引千万个听众，全神一意的听讲，越是这种情形，讲的人越兴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劳累，这时候讲的人与听的人感情合而为一，令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他自己就常常有这种感受。 1979年9月18日，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共同迎接了80岁寿辰。他们送给亲朋的礼物是一本由陈立夫题款、孙禄卿绘画的百幅山水画集。 “我的太太的画实在不错，而我的字只是陪陪她。”陈立夫对来客谦称自己是配角，太太是主角。另外，他还赞美孙说：“我最最得意的事，是我有位贤能的妻子孙禄卿女士。” 在父母的作主下，陈立夫与孙禄卿于1926年结为夫妇。陈说：“到现在，已经53年了，我们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从来没有吵过架。” 说到陈夫人的好，立夫先生是赞不绝口，他说：“他的父亲孙蓉江先生是地方公正士绅，家教甚严，她过门后，对长上有礼，教子女有方，治家勤俭，幸得有她内助，使我可以终日忙于公务。” 他们的三子一女，在陈夫人的教育下，都卓然有成。立夫先生说：“孩子们都怕妈妈，管理子女和家务上，她都很成功。” 53年间，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立夫先生说：“就这样，我们从来没有口角过。” 为了纪念丰盈、美满的过去，不喜欢言寿的立夫先生，告诉他们的四位孝顺子女，不必铺张地为父母做寿，不如印行一本书画集致赠亲友。 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夫人，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立夫先生说：“她的画，的确不错，画风中有着她的豪爽、开朗的性格。”为了陪同夫人，立夫先生也拿出了自己的字和两幅画，一幅(又鸟)冠花，一幅喇叭花，全是他30年前的作品。 这本珍贵的伉俪书画集，将致赠亲友。此外，他们夫妇还携手在国家画廊举办书画及著作展。立夫先生说，到了寿展时，他与夫人将出外避寿，“绝不收礼，也不要拜寿。” 最最令他高兴的是，在寿辰前夕，他要接受中央颁赠的中山奖章，对这难得而珍贵的荣誉，立夫先生是很珍视的。 这些年来，立夫先生在努力地开掘“文化矿”，在他的努力下，可真做了不少的事，也著作和出版了很多书，他说：“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他很傲然地说：“我是一个奋斗的人。” 过了80岁的寿辰，立夫先生又将展开另一番人生。他说：“过一年、两年，我要辞掉所有的事。”那时，他要全力整理五经。 他说：“我要将五经做系统的整理，使人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伟大。” 对开“文化矿”，他的兴趣更炽，一直在奋斗中的陈立夫说：“我觉得，这些年做的还不够，如果天假我数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度过了年实的大半生，立夫先生更坚定地期望：他要坚强而努力地缔造一个更扎实的晚年。 再次成为新闻人物1988年，已是垂暮之年的陈立夫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台湾《中国时报》8月22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则报道，题为《陈立夫谈构想，希望看到统一》，副题为《“三不”或“四坚持”莫如中国文化有力》，全文如下：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表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案是个人的一个天真构想。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 陈立夫是在前天下午三时，会见“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作上述表示。 “统联”派代表往访陈立夫先生，希望他就“中国文化统一案”举行演讲说明会，陈立夫以他所提此案政府不赞同为由，婉拒了“统联”的邀请。 陈立夫及多位国民党中评委，月前曾于国民党十三全会时，提出如果中国大陆当局能郑重宣言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四维八德，以替代“四个坚持”，放弃武力犯台，则政府可以考虑，以外汇资金50至100亿美元贷款支援大陆经济建议。 今年89岁的陈立夫先生最近接受《联合报道》杂志的访问，访谈中还曾坦率地表示，假如中共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他相信他有一套方法去说服邓小平。此举据悉曾引起陈立夫的秘书和家人的郑重否认。 陈立夫在接见“统联”代表时，特别致送来访者一本《联合报道》，对他曾表示可以与邓小平谈淡的话，由他特别仔细校对文中一两个错别字，以及赠予别人参考的动作看，似乎他不仅不否认愿和邓小平见面，也承认里面所有已表达的他的观点。 不过，在问到陈先生如何愿意为中国统一问题，到大陆与邓小平会谈时，他客气地说：“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曾经在上一届国民党全会中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此案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但中共却不同意，认为“不合时宜”；此即构成他思考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新方案，因为他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不料，新案变成海峡两岸都认为“不够实际”。 陈立夫最后特别向“统联”的代表感慨指出，他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真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陈的“提案”，在海内外引起相当的反响，不少杂志刊出专文或者读者投书表明对这一方案的看法。其中，台湾的《新新闻》周刊8月28日刊签署名陈杰夫，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现摘录如下：最近真是陈立夫风光的时候，自从他在国民党十二全大会提出经援大陆的和平统一方案之后，国内报纸纷加反映，甚至国民大会，监察院里也有人以“立夫案”为指标而大使统一新策；这位公众形象是长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国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直让国民党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从民国56年返台讲演，著述以致于定居台北天母，这位在中国大陆显赫政坛20多年的权要，处处表露他自民国41年被贬离台，赴美养(又鸟)孵蛋，“忘其显要，忘其贵盛”的平淡操持。过去报章偶在高层人事变动之时提及他将再度出任公职，他则始坚称“不再过问现实政治”，因此，除了在中医、中药，一贯道，中国文化的范围内可以听见他演讲，看见他的著作之外，几乎难以侧闻这位隐居天母半山腰上的老人有何动静。 直到民国75年底中央公职人员选举，国民党倍受民进党竞争压力后，他才在主持国民党76年新年团拜与联合总理纪念周中打破政治沉默公开指出国民党应当检讨知识分子为何对国民党的作法颇多误解，“不管人家说的对或不对，党员同志都应当想一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想到他这新春开讲之后，现实政治的是是非非也就如影随形地紧附在他身上：首先是今年1月，经国先生过世之后，一些以官邸为核心的昔日重臣里，竟然传出准备拥护蒋宋氏美龄继位主席，由他这隐居状态的老人，重掌他58年前出任过的中央党部秘书长职位，后来复辟之风虽是因势作罢，他那天母家中却是突然夜夜高朋满座，黑色公务轿车频频进出他家大门。最近，国会的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对于国民党制定中央民代退职条例的政策纷纷采取杯葛、反扑的行动，也有人绘声绘色地传述，这些老代表，老立委准备抬出陈立夫来维护‘法统’的延续；而他在十三全会提出的经援大陆方案更被认为老法统、老政要们作势反扑的象征。 到底陈立夫在他这垂暮之年还想做什么呢？接近他的一派立委都说他年纪大大，脑筋也不灵光了，怎么可能再度出马？大搞国民大会召开临时会的滕杰等人，从早年的“力行社”以来，似乎也是和他不对头的，怎么可能拥戴他；但是，陈立夫再度风光的意愿又是那般狂热：他的儿侄辈赵耀东只是有个构想，准备拿台湾钱去借给大陆，他就兴致勃勃地自撰3000字左右的经援大陆的方案，从四维八德讲到海峡两岸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而且在开会前亲自一一找人联署，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散发，直到这两天，赵耀东已经觉得这件经援大陆提案，必须静下来检讨检讨的时候，陈立夫似乎仍然兴致勃勃。 从他早年撰写的反共文章似乎很难理解这位和共产党缠斗数十年的老人，怎么如今竟会百般“容共”。他对记者说，他的“经援”提案是完全基于“爱和同情”而提出的，巨额贷款不是收买大陆民心，而是希望以台湾的有余济大陆不足，发挥同胞爱，协助大陆人民脱离贫穷困窘。他认为现在的大陆政策不能再采守势。 以前的陈立夫强调“中华文化是共匪的第一号敌人”，现在的陈立夫虽然也强调，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国共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但是，过去的陈立夫说中共是暴政，暴政必亡，中华文化复兴一定成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是第一个提出这口号的）一定胜利。现在的陈立夫也说这些口号，但是胸怀是爱和同情的，尤其，手段不是反共抗俄，而是拿着台湾纳税人的钱去贷款给他过去所控诉的敌人。 第384章 过去他真是反共反得铿锵有力，现在他似更“联共”联得理直气壮！ 这位以捍卫中华文化自居的老人，正以他特殊的影响力及特殊的方式来完成一些夙愿。因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惜推翻以前的反共文章，为要维持大中国的法统，他连包容大陆代表的陶百川案都反对，因为他担心中央民意构成地方议会。 对于陈立夫而言，过去他在报端披露的言论可真是乏人能懂，现在一记“经援大陆”，总算海峡两岸都有反应了，他也一下子风光起来了，这种转变几乎使他从二三十年的长梦里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来，对于他应该是会较不寂寞的，但愿如此的长梦一觉，不只是为了寂寞而已。 第二节张学良的“还巢梦” 少帅亲属谈少帅张学良，这位中国现代史的一位活证人，自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就已从历史舞台的幕前消失了。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依然是受人爱戴的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身体怎么样？”“张将军何时回大陆看看？”诸如此类的问题依然在街谈巷议中流传。由于张将军半个多世纪一直被迫过着软禁式幽闭生活，所以，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他依然是个谜。 1994年3月10日晚，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记者采访了前来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张将军的侄女、香港吴仓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闾蘅女士。 刚刚落座，性情爽直的张女士就说：“我大爷现在不在台湾，他在夏威夷。” 张闾蘅也已年过半百。稍加留意，便不难看出与张学良将军的血缘关系。她是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的大女儿，此刻，她的父母也在夏威夷陪伴张将军。张闾蘅从小跟张学良夫妇一起生活，深得张学良喜爱。在张家诸多亲属中，qi書網-奇书张学良宠信她们姊妹。在漫长的软禁生涯中，是五弟一家陪伴在张学良的左右，相濡以沫，以亲情的温暖驱散他索居的落寞。张闾蘅虽然定居香港，但常往来于香港、台湾、美国之间，不时前往探望张学良；实在难以分身时，每个星期至少要通一两次电话问候问候。 “我大爷、大妈是去年12月14日离开台北的，先到旧金山看了看儿孙，24日离开旧金山，往夏威夷度圣诞，一住3个来月，直到今天。今年1月，我专程到夏威夷看他，帮他租了间公寓，安顿安顿生活，在那儿陪他玩了十来天，快过春节才回香港。” 张学良这次夏威夷之行，是他解禁以来的第二次出岛。1991年3月，他经台湾当局批准，到美国探望子女，散散心、换换空气，在那儿住了3个多月。平日与30年代的一些老友一起打打麻将，下下小馆，偶尔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星期天则去教堂做礼拜。其间赶上他91岁大寿，在美国的东北同乡还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大陆的亲朋故友也派人前往拜望，气氛极为欢洽。 “这次出岛，纯为散心。大妈身体状况很差，患有肺气肿，我大爷听说夏威夷的气候对大妈恢复健康很有好处，便想陪她去疗养疗养。夏威夷确实是个好地方，住了3个来月，我大妈感到舒服多了。他们几次跟我说，现在还不打算走，还想在那儿多住些日子。” “我大爷是本世纪的同龄人，今年93岁”。张闾蘅介绍，就90高龄的老人而言，他身体还算康健，反应依然敏捷，依然那么健谈。只是视力、听力不十分好，看书看报要借助特大放大镜，所以很少看东西、写东西，连电视也很少看，怕强光刺激。张学良最不愿见记者，怕照相太多，闪光灯刺激眼睛不舒服。 张闾蘅说，非常奇怪，平常跟他说话，非得大声嚷嚷不行，他不爱听的话，你嚷也没用，而他想听的话，你声音小些，他也能听得见；看东西也是如此，平常凑到眼底，还模糊不清，有时变换一个角度，不用放大镜也能看得清。不过，和他90生日那时候相比，身体明显不如从前。 1993年夏天有一天，张学良忽然站不起来了。家人以为他腰间骨刺又压迫到神经了，送到台北荣总一检查，脑子里有瘀血，有根小血管漏了，医生在脑两边各打一个洞，把瘀血冲洗出来。这么大的手术，这样的高龄，他居然在两周内完全康复了，医生说是个奇迹，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好得这么快。他腿上长有骨刺，有时疼得伸不直腿。出院后，他就迷上了轮椅，不愿走路散步了，在家人的劝说下不得已下地走走，走不多远，便说累了，又坐上轮椅。张闾蘅笑了笑说：“我大爷是个老顽童，他坐轮椅也不全是走不了道。像婴儿一样，坐着小车，让人推着到处走，他觉得好玩。” 张学良如此长寿，也许跟他能吃能睡有关。他曾对人自夸：“如果明天早上要枪毙我，今天晚上我照样能无牵无挂地睡个好觉。”在夏威夷，他每天睡十多个钟头，早上10点钟起来，若是没事还睡会儿午觉，晚上要不打麻将，八九点又上床了。 “我大爷的食欲很好，足可以和小伙子媲美，他满嘴的牙齿，一颗假的也没有，从来不说什么东西不好吃，再不好吃的东西他也要吃完，只是说明天换点别的吃”。张闾蘅说，张学良特别喜欢喝汤，最喜欢喝乌鱼蛋汤，可惜夏威夷没有。那么，蔬菜汤也行，反正顿顿要有汤。他菜吃得很多，什么风味都行，只要好吃，主食则吃得较少，西餐也很感兴趣，饭后用水果的量更是惊人。” “喜欢吃咱东北的酸菜馅饺子吗？”访者问。“喜欢吃饺子，但在台湾不吃酸菜馅的，说不如东北的味正。这几年我常来大陆，带了些道地的东北酸菜给他，又爱吃了，就是不爱吃酸菜火锅。” 半个多世纪与世隔绝，更增添了张学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青春的渴望。他害怕孤独，喜欢热闹，爱小孩子，爱小动物，特别爱看小鸟，这大概也是他能在夏威夷长住的原因之一。夏威夷没有工业污染，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四季鸥鸟翔集，游人如织，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儿童在沙滩上尽情嬉戏，透过公寓临海的窗口，或是漫步海滩，看到追打嬉闹的孩子，他感到一股生命的热流从心底涌起，极其开心。 “他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那次我们姊妹几个要上卡拉ok厅去玩，他也要去，让我们用轮椅推着他去看看，被大妈拦住了。人越老，好奇心越强。在荣总住院的时候，他让hushi推着他满医院乱窜，最后没地方可去了，让人推他上厕所转转。我说：‘你干嘛不行，非得上那个地方去？’他说：‘我看厕所干净不干净，看他们管理得怎么样。’他对什么都有兴趣，可惜，我们都有工作，没人能常给他讲讲，陪他玩玩。”童心未泯，这是耄耋老人生命之火熊熊燃烧、恒久不熄的可贵的心态。张闾蘅向记者透露：他不仅牙齿一颗未掉，最近头上还长出了黑发。 张学良住在一幢临海的公寓里，公寓大概有20来层，他们夫妇住在15层。刚到夏威夷时，当地的华文报纸曾作过报道，华人团体也曾邀他作过一次讲演。还有一次做礼拜，牧师透露了张学良夫妇即将出席作见证（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恩惠等）的消息，一下子，教堂被挤得满满的，前来祈祷（莫过于说来看张学良）的教友大都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大家争先恐后地挤过来，看看这位传奇英雄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张学良的生活已恢复平静，当地没几个人认识他，新闻界也不再追踪打扰他了。他会说点英文，赵四小姐的英文极为流利；他们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看海、看鸟、看日出日落，潮来汐去。 谈起张学良晚年的消遣，张闾蘅介绍：“我大爷说，他这一生有三爱，一爱打麻将，二爱说笑话，三爱唱老歌，就是京戏。只要有得玩，他就不累。”张学良眼睛不好，牌上的字，他凑上去能看得见，稍远一点，别人面前则完全看不见，全靠手感摸牌。跟他打牌，每打一张，一定要报牌给他听。他的记忆力很好，打过的牌他看不见，只能靠脑子记，他不仅要记自己的，还要记别人的，实际上他一个人要记四家的牌，很难。于是，他发明了一种新打法，每人去掉一套，打11张，其它规则不变，这样记起来容易些。张学良的牌艺很高，张闾蘅说，每次打牌，十有八九是他赢，也不是大家要让他老人家高兴而故意输给他。大爷说，“现在站不住，走不动，打麻将既是娱乐，也能锻炼身体，锻炼脑子。” 张学良年轻时就是北京城有名的票友，近些年大陆的京剧名角应邀访台，他几乎场场必看。1月5日，夏威夷名票■玉洁及汪文娟两位在他们座落在半山的华宅欢宴正在度假的张学良将军，还特别邀集了来自南京、北京的几位名演员及当地的若干爱好者助兴。当天傍晚，“少帅”张学良由他的五弟张学森伉俪陪同，乘车驾到，主人仝玉洁恭迎于庭院中。93岁高龄的张学良跨出车门，不要他人搀扶，走入客厅，大家拍手欢迎。张学良与大家略事寒暄，便静静地坐在沙发一端，一面喝茶，一面听大家唱戏。江苏省京剧院演员陆根章自告奋勇地唱了开锣戏，唱的是“杨延辉坐宫院”那一段，科班出身，自然不同。接着，由旧金山名旦宋祖莲、女主人汪文娟及郑杰西，江苏京剧院的沈班梅伉俪、北京京剧院的齐啸云，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等以及当地若干位京剧爱好者先后演唱，均极精采。 第385章 另由沈福庆、郭石斋拉京胡，张天心拉二胡，山下理美弹月琴，倒也“珠联壁合”满好听的。 就在大家大拉大唱之时，张学良突然起身离座，大家以为他要上厕所方便方便，谁知他却走到琴师沈福庆面前，说他也要唱两段过过瘾。来宾大乐，纷纷围拢在张学良周围，听他老人家唱戏。他一口气连唱好几段——“战太平”、“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声音虽然较小，但是韵味甚佳，尤其是戏词记得十分清楚，对一位93岁的老先生来说，能够记清这样长的戏词与这样繁杂的腔调，真是太难了。这表明张学良对京剧曾下过不少功夫。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张学良越唱越起劲，兴趣越浓厚，大有“不罢不休”之意。他唱完全部“失空斩”之后，还要沈福庆为他拉一段《斩黄袍》。沈福庆年纪较轻，自出生以来，从未听过这出数百年前的者戏，自然无从拉起，张未免有点扫兴，恰好在座有位张天心十分熟悉，他接过京胡照拉不误，张学良大乐，过足了戏瘾。 张学良唱毕，主人宣布开饭，菜由一家著名餐馆送来，十分丰盛；外加烹饪名家谭莺伟及万雯所包的“(又鸟)肉韭菜”水饺，正合少帅口味，吃了不少。张学良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常令四座捧腹大笑，过足了戏瘾的张学良兴头不减，饭桌上仍然大讲笑话。他先给讲“一个字”的笑话——说有人请求一个笑话专家讲一个“一个字”的笑话，笑话专家就找来了一位盲人，让他站立游泳池边沿，发一口令——“跪”，那盲人应声跪下，便“噗通”一声跌入池中，那狼狈的样子令人笑破肚皮。张学良还讲了故事，猜谜语、写字作诗，慈祥亲切，极有风趣。 张学良兴致勃勃，谈了他与“大帅”张作霖之间的一些往事。他说，他22岁当旅长，还兼任了“航空处”等机关什么重要差事；他每天早晨必到“大帅”处请安，张作霖便与他谈论公务。由于“少帅”对人对事都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对答如流，意见也特别高明，受到“大帅”及同僚的赞赏。 张学良写的字是一幅对联：惟大英雄种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字迹古朴苍劲，另成一体，具见功力。 “少帅”的诗也有趣，诗云：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张学良的坦坦心怀，隐约在字里行间。 张学良还说了不少有趣而富于哲理的话：＊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使人长寿。 ＊小时，我身体较弱，被送到和尚庙中做“跳墙和尚”以求康健，跳出墙后，恰巧听到有人呼叫“小六子”，所以，家人也叫我“小六子”，其实我排行不是第六，而是第一。 ＊我已93岁了！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93岁！ 那天晚上，张学良唱了几大段京剧，与大家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张学森看天色不早，向张学良建议回家。 张学良却说：“我不回家！” 弟说：“你不回家，我要报告大嫂！” 张学良说：“那我就告诉大嫂，你不带我回家！” 哥儿俩逗来逗去，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张学森似乎逗不过张学良，沉寂了一会，又说：“我带您在这里玩得这么开心，又为您唱了两段戏，您应当发一点奖金给我！” 张学良闻言，果然从内衣里掏出钱包，慢慢吞吞地翻弄着，大家以为张学良真会发奖金，不料他却取出一根牙签，一面微笑，一面对其弟说：“发你一根牙签如何？”张学森啼笑皆非，又引来一阵哈哈大笑。 张学森说：“大哥！咱们回家吧！” 张学良想了一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家在哪呀？”张学良的这一句话使与会者突然想起一句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禁感慨万千。 然而，物换星移，几度春秋，张学良的“还巢梦”依然尚未变成现实。 有人估计，张学良毕竟年事已高，可能身体欠佳，行动不便，不堪旅途劳累；有人猜测，张学良有过不参与政治的表示，海峡两岸的敌对情绪不消除不便回大陆，一再推迟赴大陆的行程，许是避政治之嫌；最近有消息称，最主要的原因是，伴他60多年的夫人赵一荻女士有病在身，不可能在夫人患病的时候抛下她不管，自己回大陆。对此，张闾蘅不便擅言，或者都不是，或者兼而有之。“想回大陆是肯定的，究竟何日才能成行，只有我大爷自己知道。”一次没有记载的秘密飞行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赐九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站）上空盘旋时，无线电传来了上司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任务。” 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车接到了场站站部。体态偏胖、身材矮小的九龙坡机场场站站长，王赐九还从未见过。他将王赐九从上到下打量许久，从这异乎寻常的眼神中王赐九揣摸出此次任务非同一般。 “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上司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上八时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站长接着又说，“给你重新配备的机组其他成员，我已经安排妥当，你不必操心。”站长非常严肃地给他规定了“三不”：“从现在起不准走漏消息；不准与任何人见面；不准打电话。” 第二天，王赐九登上机时已是早上8时10分，这架飞机远离机群，停靠在机场的东北角。远眺机场外，四周隐隐约约可见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机场入口处，几名军官和便衣盘查着过往的人们。寂静的机场藏着一股杀气。 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下车的是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他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王赐九接过放飞通知单，不由产生疑问：为什么机场不按常规签发专机运送主要人物的姓名、乘机人数、载物重量？为什么外面警戒森严却又无人前来送行？为什么机组人员非要临时配备？为什么机场工作人员一反常规，寥寥无几。为什么动用专机只是为了送一对年轻的夫妇？ 猛地，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不是少帅张学良吗？西安事变后，他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难怪有似曾相识之感。显然那位女士就是和他患难与共的赵四小姐了。 这天，张学良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可以明显看出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修边幅了。 赵四小组一手紧紧地挽着张学良。她着一身浅蓝色阴丹士林旗袍，左手提一只藤条箱，看上去朴素无华却掩不住大家闺秀的端庄凝重。她气色尚好，只是较十年前略显胖一些。 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两眼炯炯有神，打量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 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飞机在起飞时，雾很浓，又夹着细雨，能见度极差。王赐九将飞机上升到2200米的高空云中，以每小时230公里的速度朝南飞去。飞到江西遂川，云雾才逐渐散去。进入福建上空时，已是碧空无云，过了福州就可遥见台湾，阿里山已尽收眼底。 张学良拥着赵四小姐扶靠在机窗前。飞机终于飞临桃园机场上空了。透过防弹玻璃鸟瞰大地，机场上未显示降落标志，只见一条测风袋在空中拚命摇摆。王赐九迅速打开测风仪，仪表显示左侧风超过每秒12米，在这种无地面指挥、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降落，很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怎么办？想到九龙坡机场站长的“记住是桃园机场”的命令，王赐九为难了。。但他转念又想，专机上的客人是爱国将领张学良，他为促成国共合作，敢冒杀头之险，现在我做一名正直的飞行员该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随即，王赐九与副驾驶商定调转机头向台北飞去，很快，无线电与台北机场取得了联系。 13时35分，飞机徐徐降落在台北机场。一辆黑色小轿车急驶而来，嘎然停在飞机舱门下，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子跳下汽车，打开车门。张学良一行走下飞机，上车前，少帅和赵四小姐回首向机组人员招手致意。“这是我与张将军的最后一面，因临行前上司有令，不许与乘机者交谈，我们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将军恐怕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内心充满了惆怅。”75岁的王老如今谈起这段经历时，还在后悔不已。次日，王赐九机组返回南京覆命，刚下飞机，他就被车接到了航空委员会作战处处长的办公室。一见面，处长就劈头盖脸地责问：“为什么不听命令改变降落地点？”不容分辩，接着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民族的罪人，这件事只当没发生过，不许走漏半点消息，否则杀头。”说完，他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走吧。”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老一直将这次秘密飞行藏在心底。当最近有记者问起王老，“四十多年你都守口如瓶，如今为何能和盘托出？” 王老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如今，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日子越来越近。 第386章 将这一不寻常的飞行经历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 向蒋介石提出二点要求1947年10月间，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台湾作休假旅行。张学良那时关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张治中的学生，张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学良。彭很犹豫，不敢答应。张当时对彭说：“一切责任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温泉距新竹有两小时的汽车路程，入山后有一宪兵分驻所，张治中一行经盘问后放行，不久到了井上温泉大木牌下，石级上便是张学良的住宅，孤零零的一座平房，屋旁有一温泉，林木幽静。张学良已得到通知，早在院内迎候。张治中见他瘦了许多，也苍老些，眼睛小了，据他说眼睛有病，看书吃力。当时张学良已做了祖父，他高兴地要赵四小姐拿出孙子照片给他们看。赵四小姐与看守副队长陪张夫人和女儿们去浏览风景。那里有一座铁索吊桥，长150米，距水面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赵四小姐瘦弱，有心脏病，由人扶着走了一截，头晕眼花，缩了回去。张夫人虽是小脚老太太，却走过去了。赵四小姐一见，便鼓起勇气，叫人扶着也走了过去，并对她们说，来温泉都一年了，还没有看过这吊桥，今天竟走过去了，很兴奋，足以自慰。 张学良和张治中留在屋内畅谈。张学良问张治中：“我何时能恢复自由？”张治中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你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张治中这话合乎情理。西安事变的发动是要求联共抗日，如国共和解，他当然能获得自由。张治中是力主和谈的，他这番话使张学良感到还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获得自由。 张学良托张治中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两点请求，第一点是他希望能恢复自由，并说，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在哪里，他就住哪里。他除了恢复自由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可以考察他一个时期以后再说。 第二点请求是那个副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副官对他名为照料生活，实际上干涉他的地方很多，孩子又吵闹，使他感到既不方便，又不安静。他希望能让刘副官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临别之际，张学良以七绝一首赠予张治中，诗曰：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溅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张学良一直将张治中送到汽车旁，紧紧握着张治中的手不放，深情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再能见面。”两人相对黯然，泪眼凝噎。 张治中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见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请求。蒋很不高兴，啊啊了几声，即把话岔开。随后即下令非经他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这是张治中始料所不及的。 张治中只好再去找宋美龄。宋美龄听后第一句话就叹息着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 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宋美龄把张学良要求的第二点，确实给做到了。那位把张学良“管束” 了10多年、官升少将的刘乙光，不久就被调走。张学良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总算解除。 与蒋经国同看溜冰表演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因戴笠已经去世，当时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管束”张学良的工作由蒋经国接替。 蒋经国接下“管束”工作后，不仅使张在物质生活上有所改善，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突出的做法。 也许是他们都有一位做元首的父亲，经历和背景也很相似。也许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为人很欣赏，而且西安事变的结果是促成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他主管看管张学良的工作后，便和张学良交上了朋友。蒋经国任“行政院长”以前，不论工作多么忙，总是经常抽空去看望张学良或是约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到他的官邸小聚，并且要求他们的共同朋友作陪，尤其是陪伴张学良多年的“立法委员”王新衡。 1961年，张学良搬到了台北郊区北投路70号，蒋经国还特意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 1962年，美国白雪溜冰团第二次来台公演。有一天，蒋经国派人去买票，在座位表上选了连号四张，又在这四个座号的前后左右买了“插花式”不相连的门票七、八张。晚上，蒋经国同三位贵宾同来观看表演，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和蒋经国一起来的是什么人。但泄露秘密的，竟是负责保密的安全人员。其中一个头目把场内负责人找去说，今天是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看表演，要求场地负责人要留意一些，第一不能随意告诉人；第二更不可让新闻记者知道；第三如果背闪光灯照相的记者走进这一区域，应立即告知安全人员。因此，在场的场务主任、票务主任才知道和蒋经国一起来的，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而且同时也因此知道今天所买四张连号票以外，又买了“插花式”不相连号门票的，是供安全人员坐的。 过了两三天后，原来的安全人员又来买票，并和前一次一样。由于他们已和场地人员相熟，便坦率地说张学良还想再看一次，蒋经国只好再陪一次。蒋经国当时的“公务”十分繁忙，在短短两三天内，能够抽空连续陪张学良两次去观赏白雪溜冰团表演，可看出蒋经国对张学良的感情非同一般。当代冰霜爱情到台湾后，张学良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与于凤至办了离婚手续，而与赵四小姐正式结婚。 1964年7月21日，台湾《联合报》在第三版的头题位置，以《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已白首缔盟》的警醒标题，报道了张学良与赵四正式结婚的消息。 张学良13岁由其父张作霖做主与于凤至订亲。于凤至个儿高，人也俊俏。张学良结婚那年虚岁15，于凤至18。婚后，夫妻、婆媳关系相处甚好。 第二年张学良喜得千金，做了父亲。女儿取名小铁，学名吕英。以后于凤至又生了3个儿子，大的叫小福，二的叫小禄，小三早亡。 于凤至聪慧、贤淑、雍容大度且知书达礼，张学良尊她为大姐。夫妻相处甚睦。 1927年，张学良在天津认识了赵四小姐。 赵四，浙江兰溪人，1912年生，原名笙香，是津宁铁路局长赵庆华的第四个女儿，因排行第四，故称赵四小姐。 赵四幼年在天津法租界浙江小学读书，后入天津中西女子中学就读，经姐夫冯启缪的牵引，与张学良认识。那时，冯启缪担任张学良的法文秘书，张委派冯在天津出版一本《北洋画报》，在张学良巡视画报社的时候，冯介绍赵四与张认识，那时，赵四小姐不过15岁，张学良已26岁了，但赵四对张学良的翩翩风度、英俊有为，极为爱慕，张学良每到天津，赵四必找他游玩，过从甚密。 此后的一个暑假，两人在北戴河海滨，偶然相遇，从此感情日益亲密起来。一日，张学良找赵四，直入卧室，赵四不在。张翻阅她的日记，其中有一页写到很爱慕张少帅，可惜他已结了婚，还怨自己命苦。张学良看之，心中有点飘飘然。 在一次宴会上，赵与张并坐一起，赵四胸前垂着一颗(又鸟)心饰物，张学良想仔细看一看，赵四不同意，张却抢了过来，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张学良几乎坐不稳，原来(又鸟)心里面嵌着的却是张的小照，而且还写着“真爱我者是他”的字样。这使张少帅对赵四小姐的爱更深入肺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23年秋，张学良同赵四小姐相约，秘密去沈阳北陵同居，并让她就地入大学深造。赵四求学心切，更由于对张学良的爱慕，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张、赵虽已同居，但还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因为张学良早已与于凤至结婚，身为东北军将领，当然不应该带头纳妾，而且元配夫人于凤至也不会同意，所以在张偕赵回东北时，不得已在帅府邻居借一所房屋，开一道边门出入。 为家庭的和睦，张学良向赵四提出：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可谓侍从小姐。于是，赵四便有了秘书、赵四小姐的称谓。 赵庆华得知女儿与张学良去沈阳同居的消息，震怒异常，随即在报端发表声明，与赵四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作官。他辞官后隐居于北京西山八大处，自号紫庐老人，在那里开一饭店度日。 在父亲的强烈反对和舆论压力下，赵四毫不动摇。她精心侍候张学良，并且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沈阳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岁月。1929年，赵四生下一个男孩。 1930年，赵四随张学良到北京，住进顺承王府（即现在的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偶而来探望的，只有她的生母和哥哥赵燕生等。她一直没有机会回到赵家或见到她的父亲赵庆华，直至赵庆华年老故去。 赵四自住进了顺承王府，便和于凤至朝夕相处，她识大体、顾大局，以贤慧品德维系着整个家庭的融洽和睦。她对于凤至非常尊重和亲热，生活上亦殷勤照料。张学良外出买回衣物，即送给于风至。 第387章 于凤至对赵四的贤良很是赞赏，故深相接纳，如亲姊妹相侍。她们亲密合作，精心照料张学良，这对张学良专心处理军务、政务是很大的支持。在家里，他们三人一起愉快地生活。接待朋友和客人时，张学良总是带上于风至、赵四一起出见。当时凡是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都羡慕他有个和美的家庭，称赞他有两位贤内助。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在他失意的时候，赵四给了他很大安慰。 张学良由于凤至和赵四陪同，去了英国、意大利。这期间，赵四为使张学良保持愉快的心情，每当他想从事某种西方娱乐活动（如打高尔夫球）时，她便很快学会，陪伴他一起娱乐。 张学良对赵四不但喜爱，且十分信任，按张学良的个性，不许眷属参与自己的军政大事，决定事情不受妻室的影响。但是，在“双十二”这个关系中国现代历史转折的非常时刻，张学良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人之间的来往电报均由赵四起草和掌管。有些张学良认为重要的客人，赵四也参与接待。赵四成了张学良的得力助手。1937年1月11日，赵四随王化一、吴瀚涛去南京照应已被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及于学忠、王以哲等人均有信给张学良，为了避免戴笠的检查，她把信看了二、三遍即背熟了，然后毁了信件。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起来。赵四在万般忧虑、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携着儿子去香港居住。1937年初，于凤至从英国回到北京，遂赴溪口照顾张学良，直至1940年。住在贵州息烽时，于凤至因患癌症在宋子文与刘瑞恒的建议下，到美国洛杉矶医院医疗割治。20年后，她又患了风湿。世事真难预料，想不到于凤至与少帅一别却再未相见！张学良于1940年向戴笠提出，让赵四接替于凤至照顾他的生活。 赵四获悉张学良需要她去照顾的消息，毅然决定前往张的囚地。以赵四当时的情况：在香港拥有相当数量的钱财，有自己的住所，生活是很安定舒适的，加上儿子年幼也需照顾，她不去张学良的囚地是可以的。但是，她考虑到危难中的张学良，此时此刻更需要她去陪伴，她毅然抛却一切优裕条件，同张学良一起过囚禁生活，其中包括舍离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她决定将儿子委托一个张学良的忠实朋友，张学良曾将一笔财产交给他保管。于是，赵四带着闾琳来到美国，将孩子交给这位朋友照看，请他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设法让他念书，但不许孩子接触外界任何人，也不能向他人谈及孩子的有关情况，以防止有人加害于孩子，或因环境复杂发生其他意外。临别时，不满10岁的闾琳哭闹得十分厉害，他哭喊着要跟妈妈回去，紧紧地抱着她的腿。妈妈泪满双腮，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孩子被拉开了，赵四呜咽着，步履蹒跚地朝着既定的方向走去——那里是湖南沉陵凤凰山张学良的囚所，从此与张学良一起，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 在与世隔绝的寂寞中，张学良和赵四的凄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两人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寄托在赵四身上，赵四则尽全力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张学良是个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并且好动的人。凡是张学良需要作的，赵四就陪着做，跟着学，做到样样都会，都能跟着来。张学良在囚禁中不时用英语会话，赵四就学习英语，随时和张对话；张学良要打网球、排球等，赵四就陪他对打；张学良研究明史，写文章，赵四就给他购买书籍，查找材料，帮助做一些文字工作；到了张学良厌倦读书，喜欢文物古玩的时候，又是赵四去帮他采买、鉴定和收藏。许多生活琐事都得赵自己动手，而赵四在这种情况下，显得什么都会干，并且做得很好。比如仿照新的式样缝制衣服，烹调可口的菜肴等等。张学良使用假牙，保养假牙要用一种细线绳，这些线绳都是赵四一根一根地用手捻成，然后打上蜡料备用。 赵四陪伴张学良以后，内心自然时时挂念寄养在外的爱子。后来，他们的“监护”情况稍有松动，赵四就每隔两三年去美国一次，看看闾琳、儿媳和孙子。然而，她深知单独留在囚地的张学良，一定会在她离开时倍感孤独和不便，为着不扰乱张学良的心绪，她每次到美国都只停留三天左右。单从这点，也可看出她对张学良的一往深情。 张学良在研读《圣经》之后，对基督教发生了极大兴趣，并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正当他准备受洗的时候，宋美龄对他说：“依你现在的情形，是不够格受洗的，因为你和于凤至还有正式的婚姻关系，又和赵四小姐同居了几十年，等于同时有两个太太，是不可以的。”张学良听了宋美龄的话之后，立即派人赴美和于凤至商量办理离婚手续的事情。据说，于凤至对于过去30年来，一直陪伴在“少帅”身边与之共患难的赵四小姐，颇为敬佩，且为其坚贞的爱情所感动。她曾表示：“只要能帮助他精神快乐，只要能使他高兴，任何事情我都肯为他代做。”因此，当张学良提出上述要求时，她慨然应允。 张学良与赵四按照宗教仪式在台北杭州南路一位美籍人士家中举行了婚礼。仪式简单而隆重，除了证婚的美籍牧师外，还有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等12位友人观礼。当牧师为这对老年夫妇祝福时，他和她的嘴角都露出了自然的笑容。。台湾新闻媒介对婚礼作了大肆喧染，报道中所描绘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处境与心绪，读来令人心酸。且看文章的小标题：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信奉基督教以后，张学良似乎对许多事情减少了兴趣。他每个礼拜天到教堂作礼拜，每星期五在家中听牧师说教，偶尔也出外看场电影，但俱是俩人携手出入。一个老太婆伴着一个自发老翁，像一对平常百姓的老夫老妻一样，谁也认不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人俱老矣，面目已非，但他们始终相爱相随。在有生之年，他们还企盼什么呢？香港《新晚报》在一篇报道里曾有这佯的内容：张学良问赵四小姐：“你是不是也想趁有生之年，能回次大陆，看看奉天，看看那西安？” 赵四小姐眼里盈满泪花，叹了口气说：“汉卿，咱们还会有那么一天吗？”“三张一王转转会” 到70年代末期，张学良的生活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被后人传为美谈的“三张一王转转会”。“三张”依年龄为张群、张大千和张学良，“一王”即王新衡。他们四人采用“轮流作庄制”，定期聚会。这曾为张学良的囚禁生活带来不少慰藉。“三张一王”情投意笃，相聚甚融，其中张学良与张大千的关系说来颇具传奇色彩。 “将军爱好书画，收藏甚富，尤精鉴赏，赝品极少。”这是他的盟弟周大文所记。 但是，被画坛宗师徐悲鸿先生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无意之中却骗过了张学良，二人由此相交，并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张学良入主北平，成为江北半壁河山的最高主宰者。一天，他逛琉璃厂时，购得几幅大画家“石涛山水”，兴意极浓地返回官邸，并请好友前来欣赏。其中一友告之：近来出了一位张大千，临摹石涛山水可以乱真，连大画家黄宾虹都曾上当受骗，惊呼张大千是当今画坛奇才，这几幅“石涛山水”，会不会是出自张大干之手的赝品呢？对此，张学良十分扫兴。后经名人鉴定：果真是张大千临摹的赝品。 张学良久知张大千的为人，他历经深思，决定利用一次大型宴会之机，给张大千发去一张特制的请柬：务请莅临赏光。 张大千从不惧怕登临权贵之门，但他今天却捧着这张特制的请柬犯了难。几经权衡，才决定硬着头皮赴宴，会一会这位大上自己赝品之当的少帅！宴会开始了，令张大千惊诧的是，这位少帅并无怒色。相反，宴会进行到中间的时候，他指着张大千向宾朋友好介绍道：“这位就是仿石涛画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先生。”从此，张学良和张大千始有交往。这次宴会不久，张大千怀着“探宝”的心情又一次光顾琉璃厂。一位古玩商取出一幅藏画，请张大千鉴赏。他仔细研究了这幅古画的风格、用笔、着色之后，暗自惊喜地说：“这是新罗山人华岩精品！” 华岩为清朝初叶著名画家，深受石涛大师绘画作品的影响，并对清朝中期的画派曾产生过影响。而张大千尤喜华岩的画风。张大千双手紧紧捧住这幅华岩的精品，生怕被其他行家里手抢去似的。问道：“请问开价多少？”“银洋5百元。” “我看，3百银洋即可成交。” “好！货卖行家，3百银洋就卖给你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喜不自禁，放下这幅华岩的精品，一掏口袋，方知未带这样多的钱，他急忙又说：“请把这幅画收好，我三日以后必带钱来取画。” 张大千唯恐有变，再三叮嘱之后，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琉璃厂。 三天过后，张大千兴致勃勃地来到琉璃厂，将凑足的3百银洋往案几上一放，大声说：“掌柜的！一手交钱，一手交画。”掌柜的闻听面带难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对不起！那幅华岩的古画已经出手了。” 张大千视名画为国宝，不惜倾万贯家财而购之。因此，他听后勃然大怒，高声责道：“诚招回头客，信取八方人，这两句经商的至理名言你懂不懂？” 第388章 “懂！懂。。” “那你为什么失信于我？” “请大千先生息怒，我有难言之苦啊！”接着，这位古玩商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就在张大千离去不久，张学良赶到了琉璃厂这家古玩字画门市部，问及有何名贵的书画珍品。这位古玩商人又将华岩的那幅珍品取出，开价要了5百银元。没有想到张学良连价都没还，当即命随侍取出5百银洋往案几上一放，干脆地说：“请数钱吧！” 到这时，古玩商人复又想起张大千来，但是当他看到白花花的5百银元的时候，又喜不自禁地暗自说：“多赚了2百银元！” 可是今天，这位古玩商又换做另一副模样，话中有音地对张大千说，“他是当今北平的皇上，把5百银元往我桌上一甩，我敢不卖给他？” 直到1935年，张学良到西安调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才得以与张大千劫后重逢。这年重阳节，张大千西游华山，张学良闻讯急忙前去探望，他紧紧抓住张大千的双手玩笑着说：“大驾光临西安，不到我的公馆住住，休想离去。” 当夜张大千乘兴泼墨挥毫，为张学良画就了一幅《华山山水图》，使张学良大喜过望，旋即和赵四小姐盛宴款待张大千。回到北平后，张大千念念不忘张学良的深情厚意，又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学良。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画中精品，张学良视若珍宝。 之后多年，他们均未相见，至50年代末期，已移居巴西的张大千冒然向他的入室女弟子宋美龄提出要见张学良。在蒋介石“准予相见，但不得向外透露此事”的批语下，张大千来到了台湾。 相见那天，张学良在赵四小姐的陪同下，早早恭候北投复兴岗寓所的门口，老友相见，一时涕零难语。 不久，张大千离台它去，在他候机时，一位中年人匆匆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捧着一个硬壳长形的圆筒，恭敬地说道：“大千先生！这是张将军赠送给您的礼品，请收下。” 张大千双手接过礼品，紧紧抱在胸前。 “张将军再三让我转告，”来者格外郑重地说道：“请大千先生回到巴西再打开看此礼品。”在日本东京机杨，可能是看此礼品的心切吧，他竟然违约开启圆形的长筒，取出一幅画轴，双手展开一看，原来是30年前在北平琉璃厂那幅华岩的精品。他的双手颤抖了，老泪纵横双眼也模糊了。。1978年，张大千举家返台定居，从此与张学良便经常见面，及至形成“三张一王的转转会”。 1983年1月2日，张大千溘然病逝。他长张学良二岁，终年85岁。张学良闻噩耗万分悲痛，又失去了一位挚友！真是“忆旧半为鬼”。这对张学良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西安事变”后第一次接待记者囚居中的张学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队“随行人员”对他形影不离地进行保护，不允许他随便与外界接触，更不许记者采访。几十年来，各新闻单位都想尽办法，找尽关系，要访问这位传奇人物，但大都不得其门而入。1981年8月18日，台湾《联合报》却抛出了一篇爆炸性的新闻——《和中国近代史相关联的——张学良访问记》，在台湾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喧然大波。这是自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接待的第一位“职业新闻记者”，也是数十年来对张学良情况最详细的一篇报道。 该报记者于衡在文中说，张学良是“很不心甘情愿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因为当时张学良正因病住在“荣民总医院”，且有四名“随从人员”日夜轮流值班看守，而于衡也因病恰住在张学良的隔壁。以下是于衡介绍的住院期间八访张学良的经过。 张学良这次是因患重感冒高烧不退而住院，他住的是传染病科，用的名字是“张毅庵”。张学良入院的第一天曾拉大嗓门对护理员说：“今天上午我的体温是三十八度九。。”。这特殊口音引起了隔壁于衡的注意。新闻记者的敏感使于衡忍不住想打听这位老人的来历，于是他溜进了老人的病房。当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少帅时，他又惊又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能放弃这机会呢？ 第一次采访，“随从人员”没有发现，使于衡得以同张学良攀谈了50多分钟。当于衡第二次去访问张学良时，“随从人员”就向于发出警告：“以后不要再来麻烦张先生”，要于“自我节制”。但是，以后于衡仍作了6次短时间的访问。访问记这样写了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他已满头灰发，头顶中间的头发脱落，成了罗汉秃。有人说他“声若洪钟”，其实是由于他两耳重听，讲话时怕对方听不到，所以嗓门拉得特别高。除了患视网膜炎和老年性重听病以外，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望着他那疏落而灰白的头发，面部的老斑，再加上医院病人所穿的宽大睡衣，还有他那一脸纯朴的表情，看去真似乡间的老农，那会想到他就是五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 张学良目前住在台北北投复兴岗附近半山上的一栋房子里，平时以读《圣经》、养兰花和听京戏打发日子。他和夫人赵一荻现在信奉基督教，熟读《圣经》，可以背出《圣经》的某一章某一节。张学良现在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经》的学院的“函授生”，拜周联华牧师为老师。他常在星期日去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做礼拜。。。于衡的访问记引起了许多人士的质疑与气愤，因为早在60年代初，蒋介石曾亲自宣布给张学良以自由，为何至今仍公然处于“保护”之中？ 蒋介石确实讲过使张学良“全复自由”，那是1960年6月的一天，莫德惠忽接蒋介石电话，叫他到某地去见一个人。莫德惠满腹疑云，及到了台北士林一住家内，才知张学良在此作60初度之庆，亦无旁人。张学良自谓居此已久，并且常到士林礼拜堂做礼拜。从表面上看，已没有卫队在，但仍有特务暗中监视，所以张学良讲话也不多。 不久，台湾警备司令部亲称：“张学良经24年扣押后，已被释放。”据说蒋介石亲对他说：“老弟，到外边逛逛，找朋友玩玩呀！” 秘密探幽蒋介石为什么不给张学良自由呢？ 1988年8月，原国民党南京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的机要秘书徐世江在《纵横》杂志上撰文《张学良遭终身软禁之谜》，披露：1931年8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张当即密电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而蒋却回电说：日寇正到处寻衅，找个借口好出兵侵占东北三省，希你顾全大局，忍让一时，并严饬东北军官兵，如遇日寇挑衅时，不要抵抗，以免事态扩大，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9月18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竟悍然出兵，侵犯沈阳，炮轰北大营。张学良在北平得到电报，马上再次急电请示蒋。张首先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复电：“令张学良严饬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 旋又收到由专机送到北平的蒋给张称兄道弟的亲笔信，其主要内容：（一）现国际形势对我不利，英日有盟约在先，美法等强国又利用日本防范赤俄，均不愿援华抗日。（二）国内局势不稳，西南滇（龙云）佳（李、白）粤（陈济棠）等要联合反对中央，而“共匪”受赤俄援助，到处流窜，同时今年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造成国困民贫，财政奇绌，武器不足，怎能抗击凶狠顽强的日寇侵略军！？我们要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内求稳定，外谋友国，积极筹购武器，充实战备力量，以待国际局势演变。当前只有退让，诉诸国际联盟，争取美法英苏等列强同情和援助，以“九国非战公约”来遏制日寇的侵略等，云云。 张学良误信蒋的欺骗宣传，且笃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遂转令王以哲、荣臻等将整装待命反击的陆空两军继续后撤；致将东北大好河山，束手让给日本侵略军占领！王以哲日后告称：“从这以后，每当日侵略军前进，张即电请示，蒋都复电令张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到张学良被舆论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迫于舆论和民愤压迫，不得不辞职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张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这样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共10余份之多。张学良的智囊团人士建议张将这些电令原件妥为保存起来，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将这些函电让张去西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不料这些文件竟救了张的性命。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中央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及与张有宿怨的国民党党政大员，如陈果夫、陈立夫、唐生智、张继等人，均主张将张学良交军法审判，处以极刑！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得悉此噩耗，立即分电蒋介石及西安谈判保证人宋子文，电文首先说明：“九·一八”东北军不抵抗，乃遵照委员长电令行事，汉卿并无罪责；“西安事变”系汉卿为维护“领袖”名垂青史，激于抗战之热诚，才进行诤谏的。进而说明，张唯恐蒋拟12月12日亲莅西安召集两军官兵及各界人士训话时，遭偏激分子暗算，才于12日凌晨发动名曰兵谏，实为保护委座安全之策；最后为维护“领袖”之威信，故又亲自护送钩座安返首都云云。电文最后着重说明：假如中央为某些当权者所操纵，致使汉卿有不测之时，凤至即将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的有关“九·一八”以来，中央及钧座给汉卿和东北军的指令、函电，全部公诸于世，诉诸国联，对日不抵抗之罪责，究应谁负？ 第389章 敬乞钧座明察而制之。 翌晨张夫人即收到宋美龄的复电：“。。汉卿兄事，请仁姊放心，委员长绝对履行诺言，保证汉卿兄之安全”云云，事后推测：这两个电报起了先判刑后特赦的作用。张学良一直没有遭暗害，不能不说是与伦敦保存的函电有关。即在1946至1948年间，当我任参谋总长陈诚的机要科长时，我就亲眼看见过两次蒋介石给陈诚和毛人凤的手令，指示确保张学良人身安全之重要。蒋介石害怕他手下的一些妒贤嫉仇的军待人员将张暗杀，而导致他们见不得人的密电手令一旦公诸于世，使蒋失信于天下，动摇他在中国之统治地位。但蒋又不敢放张，一怕放虎归山，终成后患；二怕张投奔中共而竟成劲敌；三怕张获得自由后，其夫人于凤至公布其密电，让世人知晓蒋不抵抗日军之内幕。为此，蒋以“张”作“人质”，而迫使于不敢泄密：个中内情，至今尚为世人所不知。 徐世江亲闻亲见的史实证明：一封密电救了张将军的一条命！但它也造成张被终身软禁的悲剧。 打破半世纪沉默1990年6月，中国台北。 在幽禁了54个春秋之后，张学良首次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抛头露面。来自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蜂涌而上，争先恐后地欲对其进行采访，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张学良将军从“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这一强烈的愿望出发，单独接受了nhk（日本广播协会）的要求。 8日，台北市凯悦饭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在台湾作家高阳先生的协助下，于3天内对张学良进行了长达十个小时的采访。 张学良以惊人的记忆力和未改的口音激昂地谈到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重要转折点的真相，nhk电视台以《张学良现在开口讲话——通往中日战争的道路》为题，于12月9、10两日连续播放了采访实况。张学良的清晰描述，使人犹如目睹，真可谓往事历历又重现！播放时还穿插了许多历史镜头和旁白。 张学良此举在国际范围引起了极大震动。通过权威媒介的报道和述评，使中华大地再度掀起了“张学良热”。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分别刊登了自己东京特派员的专电，报道了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谈话内容，《联合报》称之为“打破半世纪沉默，为历史证言。” 对此举反映最强烈的是张学良的老家——东北沈阳。 中新社记者报道说，在张学良的出生地张家窝堡，当年他出生的那处草房早被砖房所代替。县政府拔款，拆了红砖房，按当年草房原貌，重建了这处草房。建成后将作为“张学良出生地纪念馆”供人参观。 现在这里的主人是张学良60岁开外的堂表孙赵绪海。他告诉记者，他奶奶在世时说，张学良小时很淘气，那时家里有一个大算盘，张学良每天早晨起来，总要坐在算盘上，让人在炕上推几圈玩，不然就又哭又闹。现在，那个老算盘还保存着。 赵绪海还领着记者看了当年张学良睡觉用的小摇篮、吃饭用的小八仙桌，还有当时的一口破箱子和半扇门板。 据说，这些旧物都将放到“张学良出生地纪念馆”，可以让人稍稍看到那个岁月的一点痕迹。 在草房后面的菜园里，有一株合围粗的老枣树，依然枝繁叶茂。赵绪海说，这个老枣树已经有二百多年了，现在还能结果子。当年，这株枣树一定给年幼的张学良凭添了不少情趣。。屯子里许多人都问：“听说张学良要回来了么？”眼里满是期望。 在此以前，张学良曾与大陆有关人员有过书函来往。1990年2月，《辽宁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张学良给辽宁大学历史系两位素昧平生的学者的亲笔信，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信是这样写的：德良、毅二乡弟鉴：来书和寄来的《东北军史》、《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已收到了，谢谢。余老矣，恕目力不佳，不能多写，写字相当困难。请原谅。愿上帝祝福！张学良顿二月七日。 这两位学者是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德良、副教授周毅，同时他们还分别是张学良及东北军史研究会和张学良研究基金会的会长、副会长。1989年末，他们把研究会的概况和46万字著作《东北军史》寄给台湾张学良将军，不久意外的收到了张将军的亲笔复信，更增添了他们对东北军研究的热忱。目前，随着张学良回来探亲的沸扬之声，该研究会和两位学者备受中外关注，不时有来自台湾、日本、香港等地的学者或记者前往探访。 其实，与张学良有了联系的不只这两位教授。4月，浙江省青田阜山中学接到了辗转捎来的张学良为该校的题词。题字笔力遒劲，内容为“青田阜山中学六十五周年纪念，培育英才，九一老人张学良书”。4月8日，根据少帅题词制作的校牌，挂在了阜山中学校门口。 早山中学创办人陈瑛，65年前是张学良的德语教师。陈后因患肺病告别张学良回故里青田定居养病。张学良为感谢老师教育之恩，送四万块银元给陈瑛养病并颐养天年。陈瑛从中拿一万元，创办了阜山村师范学校，此后该校易其名。 马年腊月24，阜山中学通过张学良的友人寄信张，请他给学校题词。羊年正月初五，张学良为该校题了词，题词辗转友人之手捎到青田。 1990年4月2日新华社电：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主席台，记者见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常委喜形于色。一追问才知道日前他接到一帧台湾来的“飞鸿”——少帅张学良先生给他捎来的亲笔题词。 “能给我们看看吗？” “当然可以。”说着，他打开了公文包，取出一张复印件。只见精美的信笺上凸印着一个圆形的篆书“张”字。杨拯民说，这是张府的专用标志。题词很短：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杨拯民告诉我们，这帧题词是1990年12月31日张学良先生在台北的寓所内亲笔写就的，最近才托人带到他手中。去年张学良先生九十大寿时，杨拯民曾去电祝寿，后来又写信去台，再次表示祝福之意，并请少帅给题个字。张学良的题词就是对此的回复。 杨拯民解释说：“‘爱人如己’四字虽然是少帅皈依宗教后的心境流露，但也是他高风亮节、善良为人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企望泯灭仇怨、天下大同的古道热肠。” 西安事变前，杨拯民由陕西去到北平。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当即被幽禁起来。从此杨拯民就失去了与这位世叔的联系。杨拯民随身的笔记本上，曾工工整整地抄录了张学良新近的一首祷：“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他表示理解这位前辈曾经沧海之后淡泊人生、超然世外的心境。他说：“我是多么希望早日重逢与我父亲有过患难情谊的世叔啊！” 1991年初，张学良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一时间，“张学良要取道美国回大陆”的议论充斥了整个大陆，这念头在人们心中急剧地膨胀起来。 3月24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姚广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张学良本人愿意回大陆看看，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在美国逗留期间，张学良在纽约与吕正操见了面。吕正操曾作过张学良的部属。吕向少帅表示大陆人特别是东北家乡的人都热切地欢迎少帅早日回去看看。张学良豪迈地说：“要回去我自己会回去，不需要你们特别安排，也怕别人代我安排。” “大陆当然会欢迎我，可正是这样的欢迎越发令我难以成行。” 难道张学良不想回老家看看吗？ 早在1980年的10月10日，国民党当局曾安排张学良参加了庆祝活动。 10月20日，张学良由当时的“副参谋总长”马安澜和“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陪同，乘专机前往金门“参观”，张学良在金门古宁头以高倍望远镜眺望大陆。这一活动由官方的“中央社”和军方的“军闻社”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张学良眯起眼睛，把脸贴在高倍望远镜上，贪婪地观看海峡对岸的大陆家园。从那次回来后，他激动得连着几天睡不着觉，夜夜都在念叨大陆、家园和留在大陆的故旧亲朋们。 那么，张少帅到底何时才能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乡以了夙愿？现摘录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节目记者对张学良的访谈，以飨读者：问：少帅，自从发生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飘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家人，您觉得现在您的家究竟在哪啊？答：我年轻时当然是家在东北，我飘荡不定，随遇而安，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土，我还是怀念故土，自从“九·一八”后我就没回到东北老家去。 问：您既如此想家，这次您有没有打算就便的回东北去看看您的故土，看看老乡亲？ 答：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大陆方面也表示，我回去绝对给我一切的自由等等，但因政治时机尚未成熟，到了我是很愿去的，政府对我也没有限制，但对政治上仍有影响的事我不愿意，我是闲云野鹤，不愿再影响政治。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什么政治变化下您会回去？目前时机成熟了吗？会在这月、下月、今年，或在您在美度假的期间？ 第390章 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 问：也就是说这次度假完了您不会回中国大陆去了？ 答：我想不会，我还是不去的好。 问：那您度完假就回台湾了？ 答：到现在我仍要回台湾。 问：台湾经济进步，政治上也开明了许多，台湾称他们为自由中国；中国大陆行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您对海峡两岸的看法怎样？两岸都说要和平统一，你对此有何希望？ 答：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第十六章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泽民提出八项主张，李登辉抛出六条。大势所趋，不信东风唤不回 第一节第一次“汪辜会谈”圆满成功良好的开端1993年4月29日。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深受现场气氛感染的大陆记者李大宏、薛建华，曾用生动的文字，如实地记录下这感人的一幕。 上午10时40分，新加坡海皇大厦四楼签字厅里灯火通明。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郑重地在《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份文件上签字，然后，缓缓地站起身，互换文本，握手致意。 两位古稀老人睿智而深邃的目光，相互凝视着。他们知道，两岸关系的历史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汪辜会谈”是因应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实现的。 4月25日，汪道涵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即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两岸同胞应更具前瞻性地去面对未来，把握住国际发展的趋势所予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机遇，以宽阔的胸怀向前看，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共同振兴中华。” 第二天下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抵达新加坡。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谈话中，记者们发现，汪辜二人不仅赞美新加坡的话语不谋而合，而且讲话的主旨内容也何其相似乃尔。他说：“纵观世界潮流，‘对抗’已经为‘和解’所替代，而‘和解’也逐渐迈进‘互利互惠’的阶段。今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扬弃‘零和’的逻辑，秉持‘双赢’的理念，相互扶持。”汪辜二人的看法，正是对当今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发展必然趋势的反映。假如时间倒流回十年以前，有谁会料到紧张对峙的海峡两岸，会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平等协商呢？ 在长达40多年的隔绝之后，海峡两岸能打破僵局，授权两个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首次会谈，本身就是一大历史的进步，是两岸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历史性的一步两岸具有实际意义的直接接触、协商和谈判，或可说始于1985年5月的“两航（中国民航与台湾华航）谈判”。此后，随着两岸各种交流的日益扩大及由此衍生问题的不断增多，两岸间围绕具体、个别的事件或问题进行的接触、商谈也愈益频繁。特别是1991年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相继成立以来，两机构之间为处理两岸的有关问题积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就一时一地一事的随机性处理方式，很难适应两岸关系现实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两岸许多事务性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有鉴于此，海协倡议举行“汪辜会谈”，得到了海基会的积极响应。“汪辜会谈”的顺利实现，则为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会谈过程中，双方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和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项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此基础上签署了四项协议。其中《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两岸的文书使用和重要函件的寄达问题；而《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对于有效地保障两岸民间的各种往来与交流顺畅地发展，维护两岸人民的正当权益，则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两会制度化的联系与会谈方式。协议规定：“海协会会长与海基会董事长，视实际需要，经双方同意后，就两会会务进行会谈，地点及相关问题另行商定。海协常务副会长与海基会副董事长或两会秘书长，原则上每半年一次，在两岸轮流和商定之 第三地，就两会会务进行会谈。两会副秘书长、处长、主任级人员，就主管之业务，每三个月在两岸择地会商。”双方并“指定副秘书长作为紧急事件之联络人，相互联系并采取适当措施”。此外，“双方同意因本协议所指定之事由，相互给予经商定之两会会务人员适当之人出境往来与查验通关之便利”。此间人士认为，两会不同层级人员这种定期的沟通、交流与合作，近期来说，有利于有效地解决两岸的现实问题；长远来说，则是两会与两岸之间的联系在未来走向制度化的里程碑。 正因为如此，汪、辜二人在签字仪式结束后分别举行的记者会上，不约而同地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汪道涵指出，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重要阶段；而辜振甫则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步”。 有益的启示“谈则两利”。有人从“汪辜会谈”的成果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汪辜会谈”的成果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成果之外，从《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可以看出，双方通过两个阶段预备性磋商和两天半的正式会谈，还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多年来都在设法寻求解决的问题：双方确定1993年年内将就“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的遣返及相关问题”等五项议题进行事务性协商；双方同意就加强能源、资源的开发与交流进行磋商；双方还同意积极促进青少年互访交流、两岸新闻界交流以及科技交流。引人注目的是，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这是40多年来两岸之间第一次写进双方协议之中的内容。汪道涵和辜振甫分别以“互利”和“双赢”来评介这次会谈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它向世人表明，两岸之间完全可以在政治原则、立场和目标取向差距甚大的情况下，通过坦诚、务实的接触与协商，找到双方利益的共同点。 不能否认，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层次商谈所取得的效果有时是不一样的。譬如，在起草共同协议时，双方会就名称问题一度争执不下，但汪、辜二人一见面，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看来层次越高，解决问题就越顺利；授权越大，解决的问题就越多。此言一点也不过分。 同时还要看到，两岸隔绝了这么多年，双方的情况有许多差别。因此，对于一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能期望一两次商谈就能解决两岸所有的问题。正是有了这样认知，当双方在海基会提出的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保护问题和海协提出的开放大陆工商界人士访台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双方本着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精神，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双方“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的共识写入共同协议，而对分歧的部分，双方决定以后再“择时择地继续进行商谈”。可以相信，通过这次充分地交换意见，双方加深了了解，是有利于将来解决这一分歧的。这种做法，无疑为今后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各种形式的商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这次会谈的重大成果之一。 共同的心愿“汪辜会谈”顺应了时代潮流，也反映了两岸同胞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愿望。海内外媒体的200多位记者云集新加坡采访，“汪辜会谈”一时成为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热门话题。美华协助社社长王■更指出，如果两岸继续会谈下去，不断消除歧见，中国的统一就很有希望，这是我们海外华人期望已久的结果。 与此相反，台湾民进党反对会谈的所谓“宣达团”在新加坡受到冷遇，他们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台下的记者还没有台上的民进党人多，处于无人理会的尴尬境地。这从反面说明，分裂企图不得人心。唯有加强两岸交流与交往，才符合擎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才会得到两岸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欢迎。“汪辜会谈”期间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趣闻：为祝贺会谈成功，汪道涵会长夫妇在新加坡董宫酒楼宴请辜振甫夫妇及台湾海基会一行。这家酒楼中餐部经理为宴会设计的菜单，每一道菜都有别具心裁的“菜名”：情同手足、琵琶琴瑟、喜庆团圆、万寿无疆、三元齐集、兄弟之谊、夜语华常、龙族一派、前程似锦这是真诚的期待。其所期待的，是两岸关系更上一层楼。这是美好的祝愿。其所祝愿的，是中华民族拥有一个辉煌灿烂的明天。 第二节“江八条”受到广泛欢迎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重要宣示1995年，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进一步阐释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精髓，在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新建议。讲话全文如下：同志们，朋友们：全国各族人民刚刚欢度了1995年元旦，又迎来了乙亥年春节。 第391章 在这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来临之际，在京的台湾同胞和有关人士欢聚一堂，共话两岸关系前景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2100万台湾同胞祝贺新年，祝愿台湾同胞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百年前，1895年4月1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战争的手段逼迫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了台湾与澎湖列岛，使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屈辱的一页。50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10月25日，台湾与澎湖列岛重归中国版图，台湾同胞从此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以后，台湾又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仍然是所有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和崇高目标。 1979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我们制定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对台政策。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创造者。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论断和思想，确立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同时我们不能承诺根本不便用武力，如果承诺了这一点，只能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统一以后实行“一国两制”，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掸我”。统一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同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民间交往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包括终审权），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在中央政府里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十几年来，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指引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科技、文化、学术、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补互利的局面正初步形成。早日实现两岸直接“三通”，不仅是广大台胞、特别是台湾工商业者的强烈呼声，而且成为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两岸事务性商谈已取得进展，“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但是，值得所有中国人警惕的是，近年来台湾岛内分离倾向有所发展，“台独”活动趋于猖獗。某些外国势力进一步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些活动不仅阻碍着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而且威胁着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复杂多变，但总的趋势是走向缓和。世界各国都在制定面向未来的经济战略，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任务，以求在下一世纪到来时能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海峡两岸的经济都在向前发展。1997年、1999年，我国将相继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这将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一件大喜事。中华民族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现在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全国振兴的时候了。这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中华民族也是个机会。在这里，我愿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如下看法和主张。 （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应坚决反对。 （二）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并依据有关国际组织的章程，台湾已经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等经济性国际组织。但是，我们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一切爱国的台湾同胞和有识之士都会认识到，进行这类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台独”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统一的进程。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 （三）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我在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的方式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我们所说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当然也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我们曾经多次建议双方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此，我再次郑重建议举行这项谈判，并且提议，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至于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可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我们完全相信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理解我们的这一原则立场。 （五）面向二十一世纪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我们将继续长期执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切实维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要促进两岸事务性商谈。我们赞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 （六）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七）2100万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我们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们希望台湾岛内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也希望台湾各党派以理性、前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我们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凡是为中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各方面人士，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八）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海峡咫尺，殷殷相望，总要有来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来”。 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为促进两岸关系、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作出了许多努力，功不可没。我们希望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进一步为发展两岸关系、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早日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无限期地拖延统一，是所有爱国同胞不愿意看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我们呼吁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全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华民族现代发展进程中这光辉灿烂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香港各界反响热烈香港社会各界10多位人士，元月31日接受记者采访就江泽民关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重要讲话发表看法，认为“八项主张”切实可行，台湾当局应该把握时机，接受务实灵活的倡议，为祖国统一迈出积极的一步。 第392章 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样表示，江泽民主席的讲话全面、具体地阐述了对台政策，其中许多建议对探讨统一问题都有实质帮助。祖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岸民间交往日渐频繁，出现了许多有利统一的因素，加速发展两岸关系已到了适当时机。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表示，江泽民主席在甲戌年除夕就促进祖国统一发表的重要讲话，对两岸人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江泽民的讲话内容实在具体，其主张符合两岸实际，是可行的。 港事顾问蔡伟石、王绍尔，区事顾问萧炎坤、高继标等认为，江泽民主席的讲话以务实诚恳的态度提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主张，具有很大意义。蔡伟石还表示，希望台湾方面权衡利害，在加强与祖国大陆经济、文化合作上能更开放一些。 港岛东区议员王国兴说，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台湾当局宜把握时机，为祖国统一迈出积极一步。 另外，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陆达权、立法局议员倪少杰以及新界社团联会理事长梁煜林等认为，江泽民提出的祖国统一八点主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们认为，尽管海峡两岸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但以“一国两制”的模式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可行的，台湾当局应认真考虑江泽民所提务实、灵活的建议，并做出积极的回应。 另据中新社报道，香港舆论对江泽民日前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谈看法体会，认为江泽民这篇讲话是积极而务实的，体现了前瞻的观点和充分的诚意，并呼吁台湾当局应以同样前瞻和务实的态度，把握机会，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积极的回应，共同开创两岸关系的新局面。 《文汇报》发表题为《江泽民提出促进两岸关系重要主张》的社论。社论说，江泽民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向2100万台湾同胞拜年，并提出八项看法与主张，再次阐述了对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原则与具体措施有助于台湾当局与民众了解中国大陆方面的政策，消除某些疑虑，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大事，对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大业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江泽民在讲话中谈到“现在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全面振兴的时候了。这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中华民族也是个机会。”江泽民所提出纲领性的八点看法和主张，作为全国努力推动和平统一进程的政策性指针，也是对台湾当局和台湾各界同胞的恳切呼吁。社论强调，台湾面对着机会，江泽民的讲话就提供了机会，两岸领导人如能彼此接触，就国是问题谈一谈，不可能有什么坏处。台湾当局如果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将可以突破本身的种种困局，这不但有利于加强两岸的祥和气氛，而且将可以首先为台湾展开一个新的局面。 社论称赞这篇讲话的发表是十分及时的，而且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香港《快报》要闻版在报道江泽民重要讲话主要内容的同时，发表了评论。评论指出“八项主张”是祖国大陆继《告台湾同胞书》、叶剑英提出的《九点和平统一方案》、邓小平构恩的“一国两制”之后的重要姿态。八项主张中，第三项有关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谈判、第八项有关高层会晤的主张极具新意。 《天天日报》、《东方日报》也分别在重要新闻版或中华两岸版中详细报道了江泽民的重要讲话。 《香港联合报》刊登的署名文章说，江泽民的讲话体现出对两岸统一的急迫感，也清楚表明大陆对台政策的弹性。文章认为，江泽民讲话中提及“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这项主张有深意，有助于促成两岸领导人互访。文章批评台湾当局在两岸统一问题上立场僵硬，采取“拖”的办法，其做法不利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突破。 澳报称江泽民“八项主张”大有新意春节假期后出版的首期《澳门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江泽民“八项主张”公忠为国》的署名文章。文章说，江泽民的八项主张，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精神，全篇充满一个“诚”字，可以说披肝沥胆，公忠为国，情见乎词，跃然纸上。 文章认为“八项主张”大有新意，主要有：一、两岸能否和解，关键在于能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共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完全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的部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动武同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江泽民表示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前来，他愿意接受台湾当局的邀请赴台。希望彼此都向前看，捐弃前嫌，不算旧帐。失去的是国共之间的“意气”，得到的是共同振兴中华。 三、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同胞。中共欢迎台湾务党派、各界人士前来共商国是，一起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文章最后说，台湾的前途在于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在于回归祖国，舍此别无选择。“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盼台湾国民党当局、李登辉先生三思。 《华侨报》4日也在一篇题为《北京等待台湾善意的回应》的文章中说，江泽民提出的八条，无论对台湾还是大陆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北京在新形势下就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的主张，希望台湾有一个善意和良性的回应。联手统一和复兴祖国大业，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兴旺富强的明天。 文章认为，对台湾来说，“江八条”，也是个历史的机遇。尽管一个中国的原则，双方想法不尽相同，但其它七点当中有不少是台湾方面喜闻乐见的。如重申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等。至于明确表示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立场以及“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的建议，也应说是有建设性的。东南亚报纸纷表称赞东南亚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或评论，称赞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发表的促进国家统一的讲话，为海峡两岸关系出现新的突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北京对台政策出现重大突破》的社论中说，江泽民提出的两岸统一大业八项看法和主张，虽然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坚持和继续，但其新意和突破却极其明显。这八项看法和主张确实为化解海峡两岸关系僵局，使双方关系出现新的突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社论认为，台湾当局若能予以高度重视，并做出正面的、积极的回应，则海峡两岸恢复良性互动关系，甚至正式开始和平统一谈判，是可以期待之事。 菲律宾《世界日报》评论称，江泽民在这篇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不仅向台湾同胞拜年，而且讲话以台湾问题为核心，即谈到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就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出八项重要看法与主张。评论指出，综观江泽民的整篇讲话，有的放矢，合情合理，可以说是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建议书。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又一次具体建议，台湾当局如何对此作出反应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论认为，江泽民提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的八点主张，建议两岸领导人互访而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这将有助于两岸关系朝积极方向发展。 《欧洲时报》高度评价巴黎出版的华文报纸《欧洲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江泽民主席在关于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的八点建议。文章指出，这些建议既表现了极大的诚意，又切合实际，“如能实现，当是中国人民之福。”这篇题为《两岸高层互访是诚恳实际的建议》的文章说，江泽民主席表示愿意访问台湾，“共商国是，亲自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加强交流和合作，作为国家领导人，这是大胆的也是诚恳的作为。悠悠万事，统一为大，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依归，此议高屋建瓴，又切合实际，果能实现，当是中国人民之福。” 《欧洲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统一是中国人的事，与任何别的国家无涉，如果坚持要在国际场合才能见面，于情于理都过于牵强。” 文章说，江泽民主席的讲话，对打破目前两岸政治僵局，对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对开拓两岸的经济及各领域的关系将发挥积极而有力的作用。近年来台湾的台独势力日益猖獗，台湾当局的态度又十分暧昧，曾使两岸关系一度冷却。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八项主张给关心中国统一的人们燃起了新的希望。 文章最后强调，早日实现中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文章希望台湾当局、各党派和各团体的热心人士作出回应，付诸行动，首先实现第一步，即摒弃两岸敌对意识，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为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节李登辉抛出“六条” 在“国统会”发表讲话1995年4月8日，李登辉以“总统”兼“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主持“国统会”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并在会议讨论议程后发表谈话。 李登辉讲话摘要如下：不容讳言，两岸分离对峙40余年，累积的敌意与误解自难立即消弭。 第393章 然而，面对新的情势，两岸都必须以新的体认，采取务实的作为，促成真正的和谐，才能塑造中国再统一的有利气候与形势。因此，针对现阶段的情势，为建立两岸正常关系，我们提出以下的主张：一、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民国38年以来，台湾与大陆分别由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治理，形成了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也才有国家统一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统一问题，就不能不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探寻国家统一的可行方式。只有客观对待这个现实，两岸才能对于“一个中国”的意涵，尽快获得较多共识。 二、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我们历来以维护及发扬固有文化为职志，也主张以文化作为两岸交流的基础，提升共存共荣的民族情感，培养相互珍惜的兄弟情怀。在浩瀚的文化领域里，两岸应加强各项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并进一步推动资讯、学术、科技、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三、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互利互补关系面对全球致力发展经济的潮流，中国人必须互补互利，分享经验。台湾的经济发展要把大陆列为腹地，而大陆的经济发展则应以台湾作为借鉴。我们愿意提供技术与经验，协助改善大陆农业，造福广大农民；同时也要以既有的投资与贸易为基础，继续协助大陆繁荣经济，提升生活水准。至于两岸商务与航运往来，由于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有关部门必须多方探讨，预作规划。在时机与条件成熟时，两岸人士并可就此进行沟通，以便透彻了解问题和交换意见。 四、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双方领导人借此自然见面本人曾经多次表示，两岸领导人在国际场合自然见面，可以缓和两岸的政治对立，营造和谐的交往气氛。目前，两岸共同参与若干重要的国际经济及体育组织，双方领导人若能借出席会议之便自然见面，必然有助于化解两岸的敌意，培养彼此的互信，为未来的共商合作奠定基础。我们相信，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的情形愈多，愈有利于双方关系发展及和平统一进程，并且可以向世人展现两岸中国人不受政治分歧影响，仍能携手共为国际社会奉献的气度，创造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新时代。 五、两岸均应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炎黄子孙须先互示真诚，不再骨肉相残。我们不愿看到中国人再受内战之苦，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因此，于民国80年宣布终止动员戡乱，确认两岸分治的事实，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遗憾的是，四年来，中共当局一直未能宣布放弃对台潮金马使用武力，致使敌对状态持续至今。我们认为，大陆当局应表现善意，声明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不再做出任何引人疑虑的军事行动，从而为两岸正式谈判结束敌对状态奠定基础。本人必须强调，以所谓“台独势力”或“外国干预”作为拒不承诺放弃对台用武的理由，是对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与政策的漠视和歪曲，只会加深两岸猜忌，阻挠互信。两岸正式谈判结束敌对状态的成熟度，需要双方共同用真心诚意来培养酝酿。目前，我们将由政府有关部门，针对结束敌对状态的相关议题进行研究规划，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后，即在最适当的时机，就双方如何举行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进行预备性协商。 六、两岸共同维护港澳繁荣，促进港澳民主香港和澳门是中国固有领土，港澳居民是我们的骨肉兄弟，1997年后的香港和1999年后的澳门情势，是我们密切关心的问题。中华民国政府一再声明，将继续维持与港澳的正常连系，进一步参与港澳事务，积极服务港澳同胞。维持经济的繁荣与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港澳居民的愿望，也受到海外华人和世界各国的关注，更是海峡两岸无可旁贷的责任。我们希望大陆当局积极响应港澳居民的要求，集合两岸之力，与港澳人士共同规划维护港澳繁荣与安定。 台湾舆论褒贬不一李登辉发表有关两岸关系的六项“政策宣示”后，台湾舆论及各党各界迅速作出反应。4月9日，台湾各主要报纸都全文刊登了李登辉的讲话并发表了社论。社会各界人士也都透过各种新闻媒体表达了看法、意见、解读和评论。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台报对李登辉六项主张加以吹捧，认为是对江泽民主席八项主张的“善意回应”，对发展两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也有部分舆论指出，李登辉讲话“了无新意”、“未有突破性宣示”，有些提法和做法“不务实”或“不切实际”。 《中央日报》在社论《面对现实，才能促进两岸关系正常化》中说：“李总统这篇讲话是继政府公布国家统一纲领及台湾两岸关系说明书后，又一篇指导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文件，也是一篇促进台海两岸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自必受到台海两岸中国人适度的重视。”社论在逐条阐明李讲话的六个要点之后说：“总括地说，李总统的这项谈话，明白地表达了我们严正而坚定的立场，也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兼顾了现实，而为两岸关系的促进，创造了比以往更明显而良好的气氛。” 《中国时报》在社论中说：“李总统就当前大陆政策发表重要讲话，重申基本立场并提出六点具体作法，一方面既在提供未来大陆工作的原则根据，一方面也在回应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对台政策提出的八点看法和主张。李总统这篇讲话，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应有重要意义。”“李总统在讲话中，为维护台湾2100万人的安全、福祉与权益，表达了明确的立场，并且在态度及作法上，也显示了务实的思考与善意的回应。”“李总统对中华民国国家主权的坚持，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表现。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决无以牺牲主权原则来换取妥协之理。”“李总统对大陆政策的宣示，反映了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的基本共识，也掌握了开展两岸关系的重要环节，对维护两岸和平共荣与开拓民族之光明前途用心深长。”社论在最后说：“我们在表示认同与支持的同时，也期待在政策决定之后能早日策定具体可行的方法与步骤，加以落实，使两岸关系由此迈向新境，达成预期的绩效。”《台湾新生报》在解析李登辉讲话的社论中认为，李登辉讲话“是继江泽民除夕谈话之后，两岸领导人首度隔海对话”，“不但极受海内外重视，同时也将会对今后两岸的互动具有实质的影响”。社论说：“综观李总统讲话，在全文3000字之中，完全是以民族大义、国家统一、全体中国人的福祉为重，所提主张，充满了务实、期待、善意和诚意”。 与其他各报调子不同而又具有一定深度的评论，是《联合报》一篇题为《将两岸对话直接诉诸全体中国人的支持！》的社论，社论首先认为：“国统会已停开两年四个月，这次开会，也是形式胜于实质；国统纲领更已与现实脱节，形同其文，现在却决定‘文字和内容也无修改必要’，可见近几年推动的大陆政策已经搁浅触礁。”社论尖锐地提出：当前大陆政策面临的境况正是：形势逼人！何去何从？评论认为，李登辉讲话“措辞相当友善，却似未有突破性的宣示”，而其“关键仍在中共未能承认我方的‘主权与治权’的事实”。文章就“如何破解此一僵局”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降低议题层次”，认为台湾当局“一直以争取对等地位为主要目标”，但把“对等地位争议”提升到两岸”互相承认国号”和所谓的“元首外交”层次，“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必然制造僵局”。“我们怎能冀望中共能在这个层次有所退让？”应当“暂时从这类最高层次的尖锐问题上转移开来”，而不应把“国号及元首层次的对等问题视为一切大陆政策的‘前提’，这才是‘务实’的大陆政策！”二是“改变折冲战场”，认为“应当将两岸折冲的主战场回归于两岸之间，而不宜迷信在国际上公开交火的效用”。评论说：“大张旗鼓地参与联合国与元首外交，恐怕均是声势上的效果大于实质意义，甚至是利在一时，祸在未来。”文章批评台湾当局近几年“不惜在国际外交战线进行激烈的政治交火，而在两岸协商会面的场合，均亟力避免谈论所谓政治性议题，只顾在技术问题上打转”，“这是舍本逐末，舍近求远，舍易图难，甚至是舍民族而求国际的作法”。社论最后说：“当然，以台湾形势的凶险，我们有必要寻求外国友人的援手，但更应勇敢地将两岸的对话直接拆诸全体中国人的公评与支持！具体作法即是将两岸对话向政治议题发展。”综观《联合报》社论的主调，似与李登辉讲话主旨相悖。 朝野各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李登辉讲话评价不一。共同点是都强调了两个重点，一是承认“分裂分治的事实”，二是呼吁我承诺对台不使用武力。国民党人士多赞扬李讲话，而民进党则认为“并无新意”，质疑李讲话能否为两岸关系带来新出路。从“台独”立场出发，民进党秘书长苏贞昌还攻击李登辉“在全体人民对国家定位尚未形成一致共识前，一再以统一为前提提出两岸政策主张”。新党领导人王建煊则认为李登辉谈话与“江八点”是“各说各话”，而“李六点”又“了无新意”，“乍看之下似乎对解决两岸问题有关系，实质上并无助益”。 港报认为未能为两岸关系开创新局香港《天天日报》4月9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李江论点，泾渭分明》，全文如下：李登辉昨天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阐释台湾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期望，并作为对江泽民春节前的讲话作出正式回应。 第394章 江泽民在讲话中曾说：海峡咫尺，殷殷相望，总要有来有拄，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季登辉回应曰：提升民族情感，珍惜兄弟情怀。两人对两岸的不可分割之骨肉情，充分肯定，这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对于抗拒“台湾独立”，感情上是共通的。 李登辉的“李六点”，第一、三、五点涉及当前的政治情势和两岸的政治观点；第二、三点是文化、经贸问题；第六点则有点特别，是台湾首次正式期望介入港澳主权的回归，“集合两岸力量，与港澳人士共同规划如何维护港澳繁荣与安定。” 港澳问题，回归有期，过渡期内百般事情是否顺利，端赖英国、葡国是否有善意的合作，但无论如何，大陆的工作早已顺利展开，保持“繁荣稳定”是主权回归后的终极目标。台湾对港澳问题，作为一种期望，当然很好，但台湾能够承担什么“无可旁贷的责任”，就很难设想了！ 衡量“李六点”和“江八条”，我们认为，可从两方面看：第一，关于 第二、三，点的两岸交往，包括文化体育、学术科技、经济贸易方面，两岸的共识性高，具有共同意愿加强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但在交流的进程中如何推向最高境界的“三通”，李登辉仍然抱持谨慎的态度，诿之涉及问题相当复杂，主张宜缓勿急，这也就是台湾先前一再担心的“安全问题”。不过，由于共识存在，也由于两岸在客观上有加强文体科技交流和推动经贸的需要，两岸直接“三通”也不是可以长此拖下去的！ 第二，在政治领域内，“李六点”的态度相当鲜明，也可说是综合了前此表达过的论点，首先是要求大陆承认分裂分治，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其次是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台湾要超越目前只参加国际经济和体育组织的范畴；再其次是要求大陆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方可筹划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上述三方面的回应，是台湾寻求政治定位和对大陆关系的政策性取向，基本上与“江八条”是泾渭分明的。 总之，台湾认为直接“三通”时机未成熟；两岸负责人见面只宜在国际性场合；至于政治性谈判也被认为为时尚早，需有前提。准此以观，大门虽开着，条件未配合，“李六条”未能为两岸关系开创新局！ 香港《联合报》4月9日刊登一篇特稿，题为《李六点江八点各弹其调》，全文如下：两岸意图绕开事务性协商与民间交流，直攻高层政治谈判，搏取对方让步。经过双方领导人表态后，“李六点”与“江八点”虽然丰富了民间交流的变奏，但显然未能响起共舞的主旋律。 双方这番高来高去的对话，政治上各自坚持，无异互向对方就两岸关系的核心主张提出否决。台湾坚持的“分裂分治”、“中共先宣布放弃武力犯台”、“两岸领导人在国际场合自然见面”，大陆方面一概拒绝；台湾也不接受大陆方面所提高层领导人非对等政府的互访邀请，及缺乏放弃武力犯台前提的结束敌对谈判。仅余“一个中国”及“炎黄子孙不再骨肉相残”涵意不清、限制重重的模糊交集。 一轮的互相否决，发挥创造力解决两岸交往政治困局的空间，遭大面积锁死，以两岸最高领导人之尊表态后，再期待任何一方短期间改变立场妥协让步，冒朝令夕改，不见容于两岸政治现实的风险，自不可能。也导致两岸之间，除非出现极为戏剧性转机，两岸政治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易有重要突破，仍将局限于事务性协商，及朝野政治人物游走两岸传话的层次。 大陆方面对这次交手的内部评估，如何透过两岸千丝万缕关系呈现下一步意向，和缓或强硬派主张之间的消长，值得注意。而双方幕僚的言论也有惹人玩味之处，包括大陆传话的所谓“一个中国意涵可暂时不提”；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正式直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附加“”号，再度建议两岸以经济体领导人名义晤面，国统纲领可弹性解释等，勉强在层峰之下留存一点进退空间。 跳脱离开政治局面，两岸表态后，民间往来的交集则广阔得多。台面上现存的议题就有：双方共同肯定中华文化传统，李登辉总统明确主张加强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江泽民建议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不以政治分歧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李登辉提议协助改善大陆农业，预作规划两岸商务与航运往来并在时机与条件成熟时和大陆商谈等。以目前两岸事务往来之繁复，两会就劫机犯遣返等几项议题拉锯不休。要消化两岸领导人这次提出的民间事务性建议，恐怕要好一些日子。 两岸民间往来不断，政治寸步难行，有它现实的基础，两岸之间，任何缺乏基础的冒进，急于一时，未必有利于未来。 日通讯社说缺乏新意时事社4月8日播发该社当天发自台北的一条消息，题为《李登辉讲话缺乏新意可能影响总统竞选》，摘要如下：台湾的李登辉总统8日就中台两岸关系正常化问题发表的讲话，尽管事前大造舆论，内容上却缺乏新意。 李登辉谈话虽然就结束敌对状态问题同意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建议，为形成信赖关系海峡两岸进行磋商的可能性已进一步增加，但是讲话却说这是以宣布“不使用一切武力”为前提条件的。然而，中国对台湾独立的动向想要保留军事选择权，因而李登辉讲话提出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所难以接受的前提条件。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其建议中曾说，两岸领导人可以互访，但不同意在国际舞台上举行去谈。对此，李总统的讲话同台湾的一贯主张没有任何变化，仍坚持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举行自然而然的会谈。 据台湾人士说，台湾方面原本已经研究了更深入的建议，但是由于中国方面在不久前李总统的出访活动中阻挠其访问以色列，国此台湾方面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结果只停留在原来的立场上。 李总统讲话所以从整体上看缺乏新意，是因为台湾认为当前要认清中国领导机构权力的发展趋势。还有，李登辉总统本身在明年春暖花开时节也将面对总统竞选，所以他认为不要背上在大陆问题上被反对派安上钉子这样一个大包袱。 同日该社还播发了从台北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台湾总统对中国主席的建议作出回答，要求中国宣布放弃一切军事行动》，摘要如下：在1月底的春节前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呼吁两岸结束敌对状态，领导人进行互访的八项建议。台湾的李登辉总统8日举行咨询机关“国家统一委员会”会议，发表了相当于正式回答的具有六项内容的讲话。 李总统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方面还没有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接着要求中国宣布放弃一切军事行动。李总统还重申，两岸领导人的会谈应在双方以平等地位参加的国际会议期间以“自然的形式”进行。 关于两岸领导人会谈的问题，李总统说：“应在国际会议场合自然会晤，这也将会消除两岸的敌意。”这番话对中国方面出面阻挠李总统等台湾首脑参加国际会议表示了不快。然而另一方面，李总统的讲话强调要积极响应两岸的经济交流，从而对中国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作出贡献。 共同社于4月8日播发该社驻京记者■越当天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就台湾总统演说表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很小》，摘要如下：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演说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不久前提出的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建议，附加了一个新的条件，即首先宣布对台湾不诉诸武力。中国过去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因此轻而易举地接受李建议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就中国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理由而言，在江泽民主席的建议中解释说：“是为了对付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台湾独立的阴谋。”中国方面的主张是说，只要这种危险性没有排除，中国方面就不能同意台湾方面的要求。 在中台领导人举行直接会谈问题上，李登辉演说强调要“利用国际会议的场合”，与江主席提出的中台领导人互访显而易见是大不相同的。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7日意识到李登辉总统的演说刊登一篇评论，强调说“两岸应尽早开始举行政治谈判”。中国方面所期望的是要将台湾方面纳入中台政治会谈的轨道。 中国方面试图通过江主席的建议把台湾方面推上政治谈判的舞台，以便打开业已陷入僵局的祖国统一问题。但只要读一读李的演说便可以了解，事态似乎不可能迅速地发展。 第四节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推迟“海协会”致函“海基会” 1995年6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致函台湾海基会指出，“鉴于台湾方面近期采取的一系列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动，使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及其预备性磋商气氛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予以推迟。”此事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 众所周知，海协与海基会在5月底举行了第二次汪辜会谈第一次预备性磋商，就会谈议题等有关事宜进行了讨论，并计划于6月27日至7月1日进行第二次预备性磋商，7月20日左右在北京举行汪辜正式会谈。现在，第二次汪辜会谈及其第二次预备性磋商被迫推迟，完全是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 台湾方面没有诚意1993年4月举行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实现了海峡两岸40多年来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进行的首次公开接触，并建立了海协与海基会两个授权民间团体联系与协商的制度，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二步。 第395章 为加强两会联系与合作，海协会长汪道涵于1994年2月和6月两次致函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表达了愿再度会晤的真诚期望。一年多来，海协多次提出尽早举行第二次汪事会谈，并主张这项会谈“可以设特定议题深入讨论，也可以不设议题，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以期达到“加深了解、培养互信”、“推动两岸经济等各项交流与合作”、“缓和、稳定并不断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目的。应该说，海协从加强两岸沟通、扩大两岸沟通、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出发，倡议和推动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其真诚愿望和善意是始终如一的。 然而，尽管大陆方面一再表示出诚意，两岸广大同胞也对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以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怀有热切期待，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台湾方面对海协的倡议一直迟迟未予同意。究其原因，正如台湾舆论和各界有识之士指出的，台湾当局并不愿意举行汪辜会谈以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于是玩弄所谓的“连环套”策略，即企图以逼迫大陆方面在“两岸海上渔事纠纷之处理”等三项事务性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作为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前提。为此，其总是以“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为由对举行 第二次汪辜会谈加以推托。这一并不高明的“策略”，真实地反映了台湾当局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用心，不仅为各界洞悉，而且一直遭到舆论的谴责。在两岸同胞的强烈要求和推动下，台湾方面虽然在表面上不得不放弃“连环套策略”，同意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但实际上却仍然无此诚心。从情理上说，举行两岸授权民间团体领导人会谈，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双方理应就此配合，并各自做好认真准备，包括为顺利举行正式会谈创造好的气氛与条件，以期达到推进两会联系与合作、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目的，这才是应有的合乎常理的态度，也是两岸同胞共同期待的。然而，就在大陆方面本着真挚诚意，积极着手为举行这次会谈进行各项准备的时候，台湾方面却异乎寻常地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毒化会谈气氛、恶化两岸关系的行动。一方面，李登辉刻意挑起两岸政治冲突，以赴美进行所谓“私人访问”的形式，与美国反华势力相互利用，公然从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并在近期的讲话中恶毒攻击、谩骂大陆是“儿子”；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并在5月底至6月初不到10天的时间里，连续举行了4次针对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上述作为，显然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经过精心策划安排的横逆，其目的，旨在蓄意制造两岸关系紧张，破坏第二次汪辜会谈顺利进行。正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所指出，这次会谈不能按原计划举行，完全是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说到底，台湾当局原本就没有举行这项会谈的诚意。 是谁干扰两会联系与合作？ 台湾方面有一种说法，称第二次汪事会谈被迫推迟，是大陆方面将两会联系与合作“政治化”的结果，云云。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台湾当局的不光彩作为推御责任。 大陆方面一贯主张，政治分歧不应影响海协与海基会的联系与合作，不应影响两岸的各项交流。这一主张是在充分考虑到了两岸关系现状、两会动作的特殊背景与环境后提出的，其出发点，就是为了使两会作为授权民间团体的运作能够尽量地单纯化，避免使其受到两岸政治分歧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利通过真正务实的协商合作，切实地解决涉及两岸同胞实际利益的具体问题，推动两岸交流顺畅进行，促进两岸关系不断发展。这一态度，是冷静务实、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在实践中取得了好的效果，得到了两岸广大同胞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海协与海基会过去几年的协商过程中，台湾方面总是一再提出通过两会的事务性议题协议确立其“独立的管辖权”等不当要求，极欲达到其体现“两岸对等政治实体”的目的，致使两会协商复杂化，一再出现波折。海协方面多次指出，将政治性敏感问题引入两会联系与协商，使其复杂化、政治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有害的做法，不仅对商谈本身、对解决事务性问题、维护两岸同胞权益构成障碍，而且严重破坏两岸关系气氛，极大损害两会合作与双方互信，是两岸同胞坚决反对的。令人失望的是，台湾当局对这一忠告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其政治企图，为两会商谈制造新的障碍，直至发展到现在变本加厉地不借以极端恶劣的政治手段毒化两岸关系气氛，达到破坏两会高层会谈、阻挠两岸关系发展的目的。究竟是谁在利用两岸政治分歧干扰两会联系与合作，结论显然是很清楚的。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方面主张两岸的政治分歧不应影响作为民间团体的海协与海基会的联系与合作，与此同时，也积极主张通过其他适当方式与台湾方面就解决两岸的政治分歧进行接触和商谈。大陆方面早已提出并一再重申，两岸间的政治分歧问题，应当也完全可以通过两岸的政治谈判予以讨论以求得解决，两岸可以适当方式就此商谈。但是，台湾当局一方面奉行“鸵鸟政策”，拒绝大陆方面的多次诚恳呼吁，拒绝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两岸间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联系与协商中放弃其政治意图，其结果，必然是将政治因素强加于两会的关系之中，直至以政治手段干扰和破坏两会联系与合作。台湾当局这种作为，正是导致两会联系与合作屡屡遭遇障碍、呈现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推迟举行，就是其蓄意采取政治敌对行动破坏两会协商与合作的典型恶例。两会协商与合作正面临考验海协与海基会的联系与合作，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推迟举行，使两岸同胞清楚地看到了台湾当局挟外人以自重、破坏两岸关系发展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看到了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带来的恶果。同时，这一事件也清楚地显示，两会的联系与合作正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过去几年里两会商谈及其他合作积累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只有真正秉持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切实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两会的协商与合作才能取得有效成果，对扩大两岸各项交流交往、增进了解与沟通、解决两岸同胞交往中产生的具体问题、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当前形势下，两会的协商与合作能否恢复其应有的单纯性井取得顺利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方面是否能真正停止其政治手段的介入与干预，第二次汪辜会谈能否早日恢复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方面是否真正具有诚意。两岸关系不断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与必然趋势。台湾当局是顺应民心还是逆流而动，两岸同胞将拭目以待。 第五节人民日报、新华社四评李登辉一评李登辉1995年7月23日至26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连续4天发表评论员文章，抨击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一评”题为《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一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全文如下：李登辉今年6月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鼓吹分裂祖国。对此，海内外有识之士多有评说，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言论。我们认为，对李登辉的这篇自供，有进一步加以剖析的必要。 近几年来，李登辉散布了许多分裂祖国的言论，其真实面目日益显现。 而利用外国人提供的讲坛，如此露骨、如此公开地鼓吹分裂，还是第一次。 其挟洋人以自重之气氛，也是前所未有的。李登辉返回台北时或许以为他已经满载而归了。但是，任何背叛民族利益、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大业的倒行逆施都不能不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李登辉也不能例外！ 李登辉在其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中，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却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说法，众所周知，自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以来，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为了重新挤入联合国，李登辉近年来撕去“主张一个中国”的伪装，露出分裂祖国的真面目。他始而提出“一国两府”、“一国两区”，随后又标榜“务实外交”，制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论调，这些实质上都是“台独”的变种，理所当然地遭到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反对。李登辉曾私下对“台独”分子交底：“统一只是说说的，其实我心里想的跟你们一样”。近两年他又提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虽然有时他也说过“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统一”，但那只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而已。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是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制造舆论。 李登辉在其演讲中，对于他这一套“台独”主张在国际社会遭到冷遇很不满意，急切要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抱怨至今“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承认”，“不满意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地位”。 第396章 他对国际法和联合国也表示不满。他说，“现今的国际关系不能只限于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正式运作”，希求国际组织也按他的意旨办事，这就把他急于实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意图表达得十分充分。 李登辉谋求他的“台独”主张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竭力想在中美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甘当美国手中的一张牌。他在演讲中回顾了台湾与美国之间“紧密的传统情谊”。他说，“中华民国迁台初期，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多方援助，极具贡献。我们不会忘记这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暖，也因此对美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他还表示要“强化”同美国的所谓“两国关系”，并且“殷切期盼”他的访问为同美国的合作“开创新机”。在美国，也确有那么一些人，一贯奉行反华和分裂中国的政策，他们不顾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或公开或隐蔽地支持李登辉及形形色色“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想把台湾当成对付中国的一条“不沉的航空母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民之所欲，天地从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近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特别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1月30日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受到海内外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和拥护。尽管李登辉多方阻挠海峡两岸实现三通，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大业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此种情势下，李登辉本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推进祖国统一事业尽力，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加速推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他在台湾岛上大搞“台独”活动犹嫌不足，还到外国去搞“度假外交”、“典礼外交”、“过境外交”。这一次又在美国政府怂恿下，演了一出“校友外交”的闹剧，更加公开地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使其“假统真独”的面目暴露无遗。 李登辉早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背叛了。他曾多年追随主张不搞“台独”的蒋经国，如今他背叛了。李登辉现在已走上“台独”之路，背叛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而12亿中国人民也早已下定决心，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台独”图谋得逞。如果李登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沿着这条危险的路走下去，那么，他必将身败名裂，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二评李登辉“二评”的标题是《国际社会绝无“台独”生存空间——二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全文如下：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演讲时，用不少篇幅谈了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他称，台湾因为“未获国际社会应有的外交承认”而要“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即打破“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正式运作”。也就是说，他决心要在国际上为“台独”争空间。台湾究竟有没有国际生存空间，应当有怎样的国际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不能不分析清楚。如果说，台湾今天没有国际生存空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李登辉自己在一次讲话中就表示，台湾今天与许多国家维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关系，并列举了一些数字。李登辉的话尽管有些夸大，但反过来也证明，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并非没有“国际生存空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春节前夕发表的讲话更明确地指出，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江泽民主席在同一讲话中，还要求我驻外机构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表明，台湾同胞不但有着充分的国际生存空间，而且在世界各地可以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得到自己祖国的关怀和照顾。 但是，李登辉要的并不是这种国际生存空间。他要的是到国际上去“凸显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即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台独”寻求国际承认。近几年台湾当局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为名，加紧推行“务实外交”，花样翻新，不一而足。从1993年起，还把“参与联合国”作为它“外交工作”的最高目标，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李登辉为此亲自到一些国家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两岸是分裂国家”，谋求台湾“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此次李登辉访美，就是企图把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推向国际社会。日前台湾当局居然公开宣称，要以10亿美元购买“联合国会员资格”。总之，只要能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能为“台独”鸣锣开道，就不借代价，不择手段地去运作。李登辉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显然与一个中国的原则背道而驰，与海峡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目标背道而驰，与人们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愿望背道而驰。这样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当然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李登辉称，为“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他将“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于是，他就向遏止他搞“两个中国”的国际法挑战，向全世界所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挑战，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挑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也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世界上任何挑战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李登辉的挑战，到头来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李登辉，你所要的分裂祖国的“生存空间”，制造“两个中国”的“生存空间”，走向“台湾独立”的“生存空间”，都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样的“国际生存空间”，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即违反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也违反了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不仅中国人民不允许，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也不会允许。 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年初在有关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今天，在国际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誉，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没有的。祖国的繁荣和强大，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一切中国人的光荣和靠山。我们热烈盼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使台湾同胞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真正充分地享受到应有的尊严和荣誉。李登辉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只会把台湾带入绝境。 三评李登辉“三评”的标题是《推行“台独”的政治(被禁止)——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内容如下：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的自白，不乏染着悦目色彩的政治(被禁止)，其中之一便是“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这四个字，过去也被李登辉当作口号讲过，但他在过去阐明这个口号的内涵时，总是前后颠倒，含混不清。这次，他避开过去声称的“主权是个危险的单词”一类话，把“主权在民”落实到岛内“走向民主体制的政治改革”上，并且还要“帮助”海峡这边“实现政治民主化”，使“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人所共知，李登辉在岛内施行的并不是什么民主制度，想把他那一套搬到海峡这边来，也只能是一场空想。他在岛内一步步“落实”的，不过是如何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以及为实现“台独”铺平道路。 与李登辉在美国为自己涂抹的“民主”色彩截然相反，他在岛内的个人色彩却是精于谋权、反复无常和独裁。他当上岛内头号人物六年，就为抓权而在国民党高层发动激烈内斗五年。他玩弄权术，调动特务，借助“台独”，挑起“省籍矛盾”，分裂岛内人民，迫使一部分新老国民党人不得不以这种那种方式“出走”，从而逐步建立、巩固他的独裁体制。今天，他似乎已控制了台湾的政、经、法、军、警、特和新闻舆论。这个过程，风云变幻，充满了阴谋暗算。他甚至逼迫国民党员不得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而只能用当着他的面起立的方式，来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五年多来台湾政坛的一连串事件，不但与什么“主权在民”、“民主政治”毫不相干，而且使岛内政治舞台成了谋权政治、金权政治和黑道政治的混合体，上演了一幕幕大打出手的政治丑剧，实为世上所罕见。 李登辉在“民主”的名义下，大肆纵容、扶植“台独”势力，放任海外的一些“台独”骨干分子回到台湾，让“台独”“土、洋”合流。他让“台独”分子在岛内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可以说，近年来他采取的各种政治措施，无一不有利于“台独”势力的发展，以至台湾舆论不止一次地指出，岛内的“台独”是李登辉“用奶水养大”的。不仅如此，他还在内外政治上不断吸收“台独”主张。今天，国民党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正在合流，这在岛内己不是什么秘密。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国民党和民进党正密切配合，共同进行着对内建造“2100万人的生命共同体”和“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外争取获得国际社会“外交承认”的活动，双方的分歧仅仅在于这个“独立国”的国名是叫“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是叫“台湾国”，这不能不使人们格外警惕。 第397章 李登辉的“主权在民”之所以是推行“台独”的政治(被禁止)，还在于他故意混淆主权概念，曲解政治学中的“人民主权”学说，宣称要重新理解国际法中被世界各国广为接受的国家主权概念，为“台独”制造理论根据，众所周知，在国际法上，国家的主权不能分割，不能转让，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对外行使主权，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并无主权可言；台湾同胞作为有十二亿人民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不能单独分割出去谈主权。李登辉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是要让台湾决定关系到十二亿中国人的大事。他在这里玩弄了一个把戏，即把他自己搞“台独”的愿望推给台湾民意，把台湾同胞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一同推向海峡两岸激烈对抗的战场。 看来李登辉很难从他的“台独”泥坑里解脱出来了。他搞“台独”，就是向要求祖国统一的全中国人民挑战，向要求维护和平、密切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民众挑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就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今年1月30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殷切期望。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李登辉，处境将是十分危险的。 四评李登辉“四评”题为《李登辉是破坏两岸关系的罪人——四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文章说：近年来，由于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双方的经济、文化、体育交流日渐增多，势头良好。但是，不久前李登辉跑到美国从事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使日趋缓和的两岸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给祖国统一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大量事实表明，李登辉是阻挠、破坏两岸关系的罪人。 众所周知，实现祖国统一、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今年1月30日讲话中指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这是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任何偏离和背弃这一原则的言行，都将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甚至导致两岸的冲突与对抗。 李登辉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恰恰与一个中国的原则背道而驰。李登辉主政初期，人们对改善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曾经有所期待。曾几何时，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变化及他个人权力的膨胀，李登辉即步步后退，先后提出“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等等主张，进而鼓吹两岸“分裂分治”，在国际上公开打出“阶段性两个中国”的旗号，说什么“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欲分裂国土和主权的面目暴露无遗，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害。 李登辉破坏两岸关系并非自今日始，去年3月，他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就说：“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主权这二个字是危险的单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是“奇怪的梦”，还说什么他要带领台湾人建立“台湾人的国家”。他不止一次地宣称：“现在的两岸，一个是水，一个是油，水和油是合不起来的”，“我们应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这是在向国家主权挑战，是要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2亿中国人民为敌。 近年来，李登辉置两岸人民要求尽快结束敌对状态、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强烈愿望于不顾，蓄意制造敌对意识，恶化两岸的和平气氛。在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岸可先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的建议后，李登辉竟公开予以拒绝，台湾军方还屡屡制造打死、打伤沿海渔民的事件，使两岸敌对气氛不断升高，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在两岸关系上，李登辉还为双方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他要中央政府承认海峡两岸“分裂分治”、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放弃使用武力、给予国际生存空间等，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对海协和海基会之间的事务性商谈也不抱诚意，总是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缓和与发展两岸关系的态度一向是真诚的、积极的，讲原则的。对任何阻挠、破坏中国统一大业的分裂行径，我们决不会坐视不管。 两岸关系现已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事实表明，指望李登辉这样一个“不知道中国为何物”的人来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全体中国人对李登辉切不可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isuu.